教育经费论文范文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经费思考

国家教育部2002年3月公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15岁以上人群中竟然还有8500多万人基本上不认识字。“义务教育实施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文盲？”政协委员问道。

经济要发展，教育必须适度超前，首先要重视基础教育，解决九年义务教育问题。8500万文盲，这个沉甸甸的数字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发展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都要先行，而当务之急是“俯下身来”，目光朝下，盯住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一、农村教育的现状

农村教育现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巨大的城乡教育差异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速度。据调查：2001年对江西省农村住户调查，作为核心素质的国民教育状况令人担忧：江西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低，受国民基础教育平均年限不足九年，绝大多数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干脆就是文盲或半文盲，现代意义上的文盲率几乎达到100%；虽然他们中有较少部分完成了高中学习，参加过高考，但未能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基本上属于受国民基础教育中质量较差的部分；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2%，比上年同期下降1.12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87%，增加1.89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52%，下降0.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九成的农村劳动力仅受过初等以下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且低素质的劳动力比重比上年同期上升0.78个百分点。

农村职业教育几乎是空白，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形同虚设，加上由于学费高和应用方向不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前，参加职业教育的人数极少，少许职业教育大多是打工期间的在岗教育。

江西是全国教育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村教育状况也就如此，可想象全国的农村教育的水平之低。

二、教育投入不足是根本原因

农村的儿童应该与城市的儿童一样，至少享有通过学习普通教育的课程和知识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宽厚的知识与能力基础。重视教育的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问题被喊了几十年，却屡屡不得要领，无外乎就是是否增加教育投入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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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湖北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李昌平）？按照一般人头费用来算，这样一个能基本运行的乡级财政肯定要有700万元的预算才行。安排到农民头上人均约为500元，一个家庭约为2000元，农民负担在30%左右，这是我国各阶层中负担最重的。这还不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作用。农民收入本身就低，只有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0.4%。所以，农民收入之低与农民负担之高，是明摆着的极端尖锐的矛盾。农村教育收费也就成为一块香饽饽，成为乡财政眼中的一块“肥肉”。

低水平的教育所营造的低素质的文化氛围，让那些低水平的官员也宁愿相信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推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就是实现利润的投入产出活动，而教育是只投入不产出，所以要让教育远离中心。无形的“愚民”政策为“父母官”们心神领会。况且中国的官僚升迁体制强调1＋1＞2的数字游戏和能从小车窗户里看到的宽广马路和街道两边繁荣景象所代表的“眼前”业绩，至于教育这种“赔钱的买卖”被定性为0＋1＝0的产业，只能沦为政府工作序列中的“臭老九”，仅仅在需要沽名钓誉的时候赚一声吆呵而已。

中国只有18%的人口上到高中）19996

各级当政者每每谈及对教育的重视，完全不是基于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根基这样一个认识，而演变成为一个道德范畴的认知。“我们财政再困难也没有拖欠教师的工资”也成了良心记者们屡屡宣扬的“主旋律”。三、农村教育的异化

年之前，农村教育承受了中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照。教育结构改革后，在承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同时，农村又开始又承受与城市的“教育剪刀差”：教育系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为学生上大学作准备，而农村教育资金筹集及其管理全面下放到基层，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农村教育开始背负上沉重的资金压力，以致于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资金和人才自然因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而流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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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承担的教育成本会自然从市场反哺机制中获得收益。但是市场只会跟着资金和人才走。集中人才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纵容了城市在这个制度化过程中对农村的掠夺。“烛光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之类象征性的施舍，对于庞大的农村教育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受教育者平等接受教育的功能发生异化的现象。

四、对策建议

世界银行的专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平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少数人占用了过多的教育资源，培育了少数尖子，但损失了全民素质。因此，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1、必须转变观念，认识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义务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国家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必须予以保障。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义务教育发展却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仍存在不公平现象。义务教育的不公平，破坏了社会公正，不但危及农村可持续发展，也可能危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的确，穷国办大教育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导致许多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但关键不是抱怨穷，而是应该转变观念，从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出发，利用有限的资源把手中的事做好。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府智囊胡鞍钢估计：近年来，中国因为腐败的损失，每年达到了1万亿人民币。朱镕基前总理在任时，了解到农村孩子因为需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而上不起学时，非常着急，算了一笔帐：我国初中以下中小学生将近2个亿，以人均每年学杂费500元计，一年1000亿就够了，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10万亿的1%；而我们的教育经费总额从未达到过3%，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5%。……”按照朱总理的算法，义务教育一年拨1000亿，也就是腐败额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关键是腐败归腐败，农村义务教育仍然是重视在口头上。因此，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2、农村的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全额负担

78%9%11%2%87%乡镇财政已不堪教育经费的重负，多数乡镇赤字和负债严重，而税费改革将导致乡镇财政收入锐减，这个“包袱”到底扔给谁呢？教育支出就占到县级财政的50%左右，乡镇一级占到了75%左右，这样的县乡如何能够支撑起发展经济的重任？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而乡镇吃饭的人又过多。我国的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是2．6%，在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位于第96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如果增加1%，就能解决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

GDP中央政府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这条宏观杠杆，调节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农村与城市、穷县与富县之间的差距，通过中央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公正地分配教育投入。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00美元,从农村、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要彻底解决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的经费，必须由国家统筹。中央政府应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当然，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能只是一个原则，要有能可以计算、可以监督的标准，最好是搞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加强监控，不能让农村教育经费在转移支付中“跑、冒、滴、漏”掉。

3、强化农村教育的“三定”

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在乡镇行政机构人满为患时，就退而求其次，不论合格与否，把一些人安排进农村教育体系中来，形成农村教育管理机构层次增加，农村学校内非教学岗位充斥，低水平的教职员工滥竽充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非常讲究质量的。人浮于事，滥竽充数，其结果只是，挤占了宝贵的农村教育经费，据估计，有超过20%的教育经费被滥用，使原本教育质量不高的农村教育更加雪上加霜。

总理在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一时降下来的农民负担迟早会反弹上去。”因此，必须从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走出“黄宗羲定律”，强化农村教育的“三定”管理，坚决按精简的原则，按需设置农村教育机构，从严从紧配备合格的教师，坚决杜绝挤占农村教育经费的现象，有效提高农村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4、尊师重教，关注和支持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的异化，使得原本推崇学习，尊重“斯文”的中华传统在农村的市场越来越窄。从中外发展史考察，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贡献极大，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途径，教育的落后会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索罗残数”定则也指出：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解释的，可由知识因数来解释；通过知识，而更明智地利用其他因素。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全社会来关注和支持农村教育。即使是中央政府实施专项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了主要农村教育的投入，县乡政府也不能“洗脚上田”，袖手傍观，而是应该更加努力地为农村教育提供支持，应当也可以把改善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为已任，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校园建设、教学条件专项改造等方面的投入。而社会各界应当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真正对农村教育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支持。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将会有较大的改观，富裕起来的农民是有条件对教育加大投入的。我们的农村学校应当以质量为本，认真教学，提高社会信誉，以吸引“眼球”，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教育的良性投入。当然，在这种投资活动中，投资人应当获得应有的、“足额”的回报。

5、运用规律，鼓励社会办学

考察各国的基础教育，几乎全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由政府提供在一个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义务教育平台，真正落实义务教育。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通过市场调节，允许社会力量在一个更高的运行平台上举办优质的、有特色的学校。但拒绝在低水平平台上的，以经济目标为主的“掠夺”式办学。我们的农村教育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尊重教育规律，让优质、有特色的农村教育为领头羊，建立有层次的农村教育平台，让那部分家有经济实力、有特殊兴趣的孩子享受相应的教育，以减轻农村教育面临的因投入不足，而带来的较大的经济压力。6、健全农村教育法律体系

从我国的基础教育法律体系来看，整个法律体系是较为完整、统一的。但是这却忽视了一个现实，在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教育。二元教育的存在，导致农村教育法律体系中出现了一些空白，给农村教育带来较为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分析二元教育和地区性差异后，不论是采用国家立法，还是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或者是政府系统法规，来弥补因城乡二元教育带来的农村教育的法律空白。只有堵住了法律空白，形成严密、完整的农村教育法律体系，才有可能给弱势的农村教育撑起一片蓝天，才能有效地保证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应用。否则，种种籍口将抽走本来就贫血的农村教育的血。主要参考文献：

1.李斌/吕诺沉甸甸的8500万[L]《中国教育报》2002/03/04

2.曹林农村教育：漏斗经济下的“剪刀差”[L]人民网2003/02/22

3．《中国教育报》记者“号脉”义务教育[L]《中国教育报》2003/03/13

4．张忠宝警惕义务教育功能的异化[L]《中国教育报》2002/04/06

5．淮生关于国民教育——中国与朝鲜、伊拉克、古巴之比较农友网2003/04/13

6．中国教育报农村教育状况与教育收费改革[L]教育教学2002/01/27

7．谢力军等江西农村富余劳动力调查[L]课题研究报告2002/12/20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江苏省；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免费师范教育

Abstract:Whileteachers''''educationalinvestmenthasbeenincreasedduringrecentyearsinJiangsuProvince,theproportionittakesintheoveralleducationalinvestmentisstilllow,especiallyininserviceteachers''''education.Oneofthemainreasonsistheshortageoftotalamount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ndtheotheristhelongtermlackofimportanceattachedtoteachers''''education.SinceJiangsuisimplementingthestrategyof“InvigoratingProvinceThroughScienceandEducation”,itshouldenhancethequalityofteacherssoastopromotethefullscaledevelopmentofeducation.Thereshouldbeasubstantialincreaseinthefundingoffreenormaleducationsystem,thusfurtherintensifyinserviceteachers''''training,andperfectthesystemofeducationinvestment.

Keywords:jiangsuprovince;teachers''''education;educationalinvestment;freenormaleducational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事业的主力军，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育质量，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教育是一项为教育发展培养师资的事业，在“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来保障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教育大省，在全面实施“十一五”战略规划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教强省”的战略，教育事业有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将重点从关注规模转移到关注质量上来，并将提升师资水平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根本，强调以优质的师资带动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1]教师教育发展涉及经费投入、教育结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等多个方面，本研究仅从江苏省教师教育的经费状况切入，重点考察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其发展策略。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投入，充足的经费是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江苏省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是在教育经费投入，尤其是教师教育投入方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2005年，全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41%、3.28%、2.79%、2.82%，而江苏省则为1.98%、1.88%、1.98%、1.84%；1999—2006年，全国与江苏省的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率平均为22.69%、16.72%，而同期全国、江苏省的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率平均为16.37%、21.71%。①这组数据表明江苏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实现教育事业相应的快速发展。在全省整个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教师教育投入更是不容乐观。

（一）教师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逐年减少

2003—2007年江苏省的教育经费投入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增长较快，年增长率分别为18.94％、20.71％、14.54％、24.37％（表1）。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年平均只有十二三个亿，且在教育经费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逐年下降。2005年、2006年的教师教育投入与上一年相比较均呈负增长，分别为-15.55％、-7.23％。尽管2007年的比上一年增长了4.41％，但在教育经费总投入中所占比例只有1.56％，与2003年的占3.34％的水平相差甚远。

（二）教师培训经费占人员经费比例过小

在江苏省教育经费投入中，除2005年占52.9％外，每年都超过了56％，人员经费所占比例始终较高，其次是公用经费，基本占30％左右，然后是基建费，占12％左右（表2)。

虽然在教育投入中人员费所占比例几乎每年都超过56％，但其中的教师培训经费却少之又少，2003和2004年占人员费的0.04％，2005年虽有所上升，但也只占0.1％（表3），由此可以反映江苏省对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之不足。

（三）教师教育经费分配不够合理

2003—2007年的教师教育经费中，用于师范生培养的比例高达93%以上，相应地，用于教师培训的经费最高不到7%（表4），两者比例差距悬殊，这说明江苏省有限的教师教育经费分配使用不够合理，对教师的在职培训支持不够。从绝对量来看，教师培训经费严重不足。根据江苏省2007年统计年鉴的数据，2006年江苏省共有专任教师565.46万人，当年的教师培训经费只有6000万元，每一位教师人均只有10.6元。可喜的是，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变：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师范生培养经费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同期的教师培训经费所占比例逐年明显增大，2007年达到6.78%。

二、原因分析

（一）教育经费总量短缺

在我国，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被充分认识到，多年来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实际投入不够。无论从全国还是各省来看，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距离4%的目标甚远。从微观层面来看，在社会对各级教育的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学校或地方政府为了满足社会需求，通常将重点放在教育规模的扩张上，将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学校的基建、保障教师工资等方面。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育经费总量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在经费分配方面暂时无法兼顾教师的发展，教师教育能分到的“羹”自然就很少。

（二）教师教育重视不够

在我国，师范教育经历了兴衰，收费与免费政策几经更迭，其间，由于没有有力的法制保障，师范教育经费常年短缺。经费投入对师范教育质量和规模造成了直接影响，通过师资的供给又对整个社会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教师被当作“教书育人”的工具，包括政府、学校、教师等在内的各界都将焦点放在学生身上，教师教育尤其是职后教育被忽视了。从教师个人的角度来看，职后教育固然重要，但是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在相关激励和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教师很多时候无暇顾及自身的学习与发展。教师教育是随着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的发展而出现的。[1]随着社会的进步，教师专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教师的在职培训和职业发展成为教育机构新的关注领域，“教师教育”取代了“师范教育”。另外，未来社会是学习型社会，需要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教师不可能通过在学校期间获得的知识技能终身受用，而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发展。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教学不仅是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教师实现职业理想、展现职业道德、提升职业情感的过程。教师教育的重要性从未被认识到备受重视，再到充分发展，是社会进步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解决问题的策略

教师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江苏省大力发展教师教育，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更需要学校、教师等的积极参与。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增加经费投入和加强政策引导，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吸引力，确定合理的教师教育成本分担和投入制度，加强对教师职后培训的监管，从政策、法律、经济等层面为教师教育提供保障。

（一）大幅增加教师教育的经费投入

江苏省的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快速增长，为各项教师教育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政府历来是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现阶段，由政府承担全部的教师教育费用还不太现实，因此，应该拓宽筹资渠道。教师教育经费，特别是教师的职后培训可以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学校和教师个人为辅的多渠道机制。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州、学区和教师个人共同分担培训费用，每年提供给每位教师选修一门课程所需费用的一半，每几年给教师一次用于业务整体提高的休假年。

（二）实行免费师范教育制度

教育部部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已重新推行师范生免费制度。这一举措虽然可以吸引成绩优秀的学生、尤其是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就读师范，但仅凭这六所学校的学生并不能完全满足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对教师的庞大需求。况且，重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从事中小学教育的比例并不大。相比之下，由于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生活习惯、选择机会相对较少等因素的影响，省属的、非重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扎根农村中小学的人数较部属师范院校的更多。这对于补充农村贫困地区教师数量不足，提高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师资水平更具实际意义。因此，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地方师范院校实行免费教育应摆在优先地位。

江苏作为一个教育大省、经济强省，有足够的财力确保免费师范教育的实施。2006年全省GDP为21548亿元，2007年达到25560亿元，增长率为14.8％。2007年，全省高等师范院校约有学生82006人，地方师范院校的学费一般为4600元，住宿费约为1000元/年，生活费约为400元/月，全省共计需要约30亿元，仅占全省GDP的0.12％。

江苏省实行免费师范教育制度，主要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免费师范教育法制化建设先行。不仅要有相应的师范教育规程，而且还应该加强免费师范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法制化建设。根据江苏省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在法律制度层面确立师范教育的地位，给予师范教育充足的经费保障。

（2）建立免费师范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免费师范教育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政府要做好政策执行所需资金的预算与安排工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及时足额落实资金，是政策执行成功的关键。江苏省政府应对全省资金投入做好部署，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切实落实地方应投入的资金。除此之外，还要建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

（3）逐步扩大免费的内容范围。江苏省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可以先从本、专科层次开始，然后再延伸到研究生层次。江苏省目前尚存在的中等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实行免费，将有助于吸引优秀生源报考这类学校、到基层任教。根据教育部规划，到2010年，全国小学和中学教师要分别达到大专和本科学历，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层次达到10％，而目前仅1％左右。可见，培养高学历教师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将免费教育延伸至研究生层次是必然的。江苏省应支持重点师范大学开展研究生层次的免费教师教育。

（4）健全免费师范生约束机制。实行免费师范教育，最大的担忧就是怕学生毕业后不履行义务。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合理的约束机制。应该在入学前让学生签订到基层和农村从教的就业协议，明确今后的权利和义务；任教服务年限的确定应该兼顾师范生个人的前途和服务任教地区教育的长远发展。基本宗旨是鼓励免费师范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免费师范毕业生未按协议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相关职能部门应负责履约管理，建立免费师范生的诚信档案，负责组织用人学校与毕业生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切实为每一位毕业生安排落实任教学校。各地应先用自然减员编制指标或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安排免费师范毕业生，必要时接收地政府可设立专项周转编制。免费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免费师范毕业生经考核符合要求的，可录取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职学习专业课程，任教考核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的，颁发教育硕士学位证书。

（三）进一步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

通过师范教育的系统学习，教师获得了基本的学历和教育理论，而进入工作岗位后，教师更需要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技能等。江苏省近年来也在逐渐增加在职教师培训投入，但是相对于庞大的教师队伍而言，这些投入亟待增加。目前江苏省的教师培训费用分担，以政府为主，学校、教师个人为辅。虽然教师个人承担较少的比例，这对一部分收入水平有限的教师，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教师来说无疑是笔巨大的开销。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坚持不懈地增加投入是江苏省政府支持教师教育的工作重点。加大在职培训力度，满足广大教师对学历提升、增强教学科研业务能力的需求，可以从这些方面改进：采取多样化的形式[3]，如脱产与半脱产的中长期、研修班、培训班、网络教育等形式；由省级政府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制定一体化、系列化的培训内容，使之与教师的终身发展和职业规划相结合；逐步降低在职教育中对教师收取的费用直至免费。

（四）完善经费投入法规体系

在民主与法制社会，要做到“依法办事”、“有法可依”。发达国家之所以有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国现有的《教师资格考试法》、《教师职务条例及实施意见》、《中小学教师进修规定》、《教师资格条例》、《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中小学教师培训教育工程方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虽然规定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教师接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等，但是在经费等方面并没有具体可行的规定。[4]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要完善法律法规，保证应有的经费投入，将在职培训法制化；将进修与加薪、晋职相挂钩；完善教师准入制度、教师资格认定制度、教师终身教育制度等。

参考文献：

[1]李星云.“教育强省”背景下的江苏普通高校教师队伍建设[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3）：112-115.

[2]靳娟.教师教育的历史与发展[J].当代教育论坛，2008（5）：79.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高校人才培养成本是多少，教育成本应该如何分担，收费标准是高或是低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围绕教育经费的不足与困难以及学费收取问题，近些年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表了许多看法和建议。本文拟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及其分担方面参与大家的讨论。

关键词：教育成本、成本核算、成本分担、教育投入、高校收费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十年来，作为科教兴国重要战线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深化教育改革，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和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办学经费紧张以及办学成本越来越高的困境，促使我们必须对教育成本核算与成本补偿进行研究。

一、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及其必要性

高校教育成本是指高等学校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所消耗的能以货币计量的教育资源价值的总和。它是综合反映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一项重要指标。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是指运用一定的方法，对人才培养过程发生的各项耗费进行记录、计量，并根据成本对象加以归集和分配，计算出教育总成本和生均教育成本的会计行为。教育成本核算的过程，既是对教育耗费进行归集、分配及其对象化的过程，又是对教育活动中各种耗费进行信息反馈和控制的过程。它是高校会计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高校财务管理的基础。

（一）、高校自身特点及运行规律要求进行成本核算。

现阶段各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公益事业，不能实行产业化管理。但是，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否定，并不能否认教育是产业。产业是指在社会公共条件下的国民生产部门的总称，其性质主要体现在生产性和价值性。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即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无论是体力方面还是智力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教育和训练。教育活动中，教师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教学艺术等劳动手段，向受教育者传播知识和技能，体现了教育的生产性。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就业，便能创造财富，同时，教育资产和教师的知识、教学艺术等都是有价的，体现了教育的有价性。因此，教育是一种产业，高校也应该同其它物质生产部门一样，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重视成本管理，力争以最少的教育资源耗费，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大学生，获得最佳办学效益。这里所指办学效益，是指培养的合格人才数量与教育资源耗费量的最佳比。

（二）、高校教育资源耗费需要有准确的价值补偿尺度。

马克思在论述成本价格时指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这一部分价值能否不断得到补偿，将影响到再生产能否继续进行。因此，在教育生产中耗费的经济资源必须得到补偿，才能维持教育再生产。教育成本是教育生产耗费的补偿尺度，高校只有实施科学的成本核算，正确记录、计量教育耗费，有效控制教育生产耗费，才能保证教育资源耗费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指出：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学费标准根据生均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实行学生培养成本核算,可以为制定高校收费标准,确定国家、社会补偿教育成本的额度提供科学依据。它对克服国家教育投入的随意性、增加高校收费透明度、规范高校收费行为起着积极作用。

（三）、是创建节约型校园、确保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温家保总理指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国一项重大战略。教育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节约型社会呼唤节约型校园。建设节约型校园的关键是构建节约型校园长效机制，而成本控制体系建设又是建立长效机制的基础。节约办事，科学、合理调配资源，反对大手大脚，反对铺张浪费，严禁国有资产流失，加强成本核算，是创建节约型校园、确保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及其分担的现状

（一）、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现状及原因分析

1、高校的事业单位性质制约其进行成本核算。我国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是非经营性组织，其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会计核算只要求对预算经费收支进行记账和报账，而不需要考核成本。具体体现为高校现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执行的是预算会计模式，尚未建立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2、对高校进行考核的各种评价指标不含经济效益成本指标，使高校不计成本成为必然。国家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考核，强调的是教育投入总量指标和教学质量指标，没有考虑在同等教学质量下，教学资源投入量的比较，即经济效益的考核。考核指标的导向作用，促使高校为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往往是努力开避财源，但却很少“节流”，成本意识淡薄，成本管理弱化，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开支和浪费现象，缺乏向管理要效益的内部管理机制。

（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现状及分析。

当前高校教育成本补偿面临的问题是：生均培养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各方又该承担多少。受高校成本核算制度不健全，补偿机制不完善的影响，高校教育成本如何分担至今没有科学合理的依据。国家财政拨款不到位，随意性大，社会上关于高校乱收费、高收费的意见也很大。与此同时，多数高校又因收费的局限性及财政拨款不足、社会筹资困难，而导致教育成本补偿严重不足。

1、教育投入总量分析。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是国际公认考核各国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标，它体现了国家考虑对教育支出的优先程度，反映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国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在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百分比达4%。然而，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1995年GDP为58478.1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1409.32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41%；2004年GDP为136875.9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3365.94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46%，远未达到4%目标。同时可以看出，十年间，GDP增长了134.06%，而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仅增长2.07%。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的水平距离欠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

我国1995年与2004年财政总支出分别为4642.30亿元、28486.89亿元，这两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0.36%、11.82%。说明财政总支出增加，而教育支出却相对减少。

我国1995年与2004年的财政收入分别为6350.72亿元、26396.47亿元，可以看出，2004年与1995年相比，财政收入增长了315.64%，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则只增长138.83%。

2、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及生均投入基本情况及分析。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教育总投入为17543468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8405779万元、学生学杂费收入5057307万元、其它教育投入4080382万元，分别占总投入47.91%、28.83%、23.26%。当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为1108.6万人，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为15824.89元（即生均培养成本），其中：生均财政性教育投入为7582.34元，生均交纳学杂费4561.89元，其它生均投入3680.66元。

不难看出，高校在保证学费和财政投入到位的条件下，还需通过其它途径生均融资3680.66元。而事实上是，国家教育投入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和学校差异，一些地区高校得到的财政投入远远不及全国平均数。如：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6522.48元,湖南省为2910.08元,四川省为2215.68元。

3、学费收取基本情况及分析。学费的收取为缓解财政压力，弥补高校办学经费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社会反映高校收费标准高，认为已大大超过了居民家庭的支付能力。二是欠费率高，据一项调查资料显示，许多高校的欠费生率都超过了30%，欠费总额在上千万元以上。欠费生中确实有部分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缴纳学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诚信意识，有钱不交费，恶意欠费在高校已越来越严重，高额的欠费严重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三是社会对少数高校的违规收费意见大。

4、学校自筹经费基本情况。学校自筹经费包括社会捐资款、科研收入、校办产业收入等，是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除少部分高校外，多数高校由于学校社会声望低、科研劣势、校办产业运作不佳等原因，自筹经费困难。

三、合理制定成本分担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制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1、确定科学的成本计算方法。随着高校办学向多元化发展，许多学校出现了全日制教育、夜大、函大、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办学形式共存以及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多层次教育共存的格局。从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来看，教育活动具有批次性特征。在选择成本计算方法时，可根据分批法核算成本的原理，分批计算培养人才的总成本和生均培养成本。同时，适当调整高校目前执行的预算会计制度，改现收现付制为权责发生制，以应收应付标准确定当期的成本费用，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增设成本类会计科目，增加成本会计报表。

2、正确界定高校教育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确定成本开支范围的总体原则是：凡是教育活动中直接或辅助用于教学及其管理活动的人、财、物的耗费，均应计入教育成本。包括：人员经费、教学业务费、行政管理费、学生活动费、奖学金、贫困生补助、设备及教学教辅行政办公用房折旧费、图书资料摊销费等。在确定开支范围的基础上，确定每一项费用的开支标准，防止冗员越来越多、校园越建越奢侈、奖金越发越高的现象挤占成本。

3、建立内部成本报告制度。按各届、各层次、各类专业分别编制内部成本报表，并定期上报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成本报表的编制，有助于决策者把握财务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制定招生计划、编制财务预算、制定各种消耗定额、进行财务决策提供依据。也为上级主管部门评价教育经费投入效率提供重要依据。

4、建立成本管理评价体系，实行按院系、部门考核成本制度。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评价体系，可以从总体上起到正确的政策导向作用，对高校成本管理起到激励作用。通过设计生均教学经费支出、生均教学仪器占用率、生均图书资料占用率、就业率、师生比、教学投入效率（合格学生人数/教学投入总量）等指标，定期对相关单位进行考核，总结成绩，发现问题，找出薄弱环节，使成本管理不断完善，以达到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目的。

（二）、建立健全高校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

教育成本的补偿特性，决定了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耗费应该得到等值回收。从经济学范畴看，高等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其公共产品性质主要表现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又体现出私人产品消费上的竞争性，与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相比，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预期的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公平原则，国家、社会和受教育者都应承担教育投入的责任，这符合经济学原理。学校是国家资助开办的，也应该负担一部分责任。因此，应建立财政拨款、收取学费、发展校办产业、支持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确定成本分担比例，并用法律加以约束和规范。

根据我国国情，学费标准如果过高，居民家庭承受不起，会造成国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公，从而影响国民素质提高。学费标准如果过低，又会造成教育成本补偿不足，教学经费欠缺，最终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我们认为，应在准确测定各种学历层次、各类专业社会平均生均培养成本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及地方财政状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学校办学水平和条件、专业类别等因素，确定国家和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以明确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数额和学生交纳学费的标准。社会各方捐资助学已成为弥补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一条重要渠道，政府应鼓励社会民间组织和企业集团向高校捐资办学，对捐资者在其经营活动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校办产业对学校自筹资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政府继续实行对校办产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校办产业的发展。

（三）、加强高校内部财务管理，提高办学效益。

1、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成本管理知识的学习，全校上下要树立成本管理的意识，转变观念，深化财务管理改革。要一方面抓“开源”，一方面抓“节流”，投入和效益一起抓，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金钱。

2、设计合理的组织机构，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对各部门定编、定员、定岗，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克服人浮于事的现象。进一步提高师生比，降低人员经费。

3、加强财产物资管理，合理配置资源，实行校有资产有偿使用。对水、电、耗材的消耗实行定额管理，严格控制使用。

4、防止盲目上专业，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要根据学校资源优势设置专业和确定招生计划，不能不切合实际的追求大而全。

5、规范、理顺和强化收费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提高收费服务质量，改善收费条件。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建立有效的缴费约束制度。做好勤工助学、助学贷款等工作，努力降低学费欠费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2.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

4.张保庆.关于中国教育经费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4篇

义务财政体制面临着重大挑战，特别是区域之间生均经费差异明显。本以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费以及生均公用费占事业费的比重为指标，考察了北京市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公平性。

研究发现，在生均公用费的差异上，初中阶段小于小学阶段；而生均事业费的差异则是初中阶段较大。三个指标的差异性在总体上均呈扩大趋势，并且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大于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

通过对经费使用结构的分解，发现在初中阶段，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生均公用费的差异造成的；在小学阶段，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费的差异引起的。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小学和小学，生均公用费正越来越显著的成为造成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造成生均经费差异的、教育因素，发现当地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等对于差异性有显著的正向，而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对于差异性有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探讨了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发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三级公共教育经费分配比例不当以及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划分不合理是造成当前这种区域差异性的体制原因。据此，本研究提出了解决经费分配差异性的对策，并重点讨论了政府间转移支付方案。通过对北京市数据的模拟，发现转移支付方案效果明显，操作简便易行。

关键词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地区差异公平性转移支付

OntheEquityoftheDistribution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

——ACaseStudyoftheCountiesinBeijing

Abstract

InChina,thecompulsoryeducationalfinancingsystemsarefacingsignificantchallenges,including,inparticular,thewideningdisparitiesinper-studentspendingacrossareas.Employingthreeindexes,includingbudgetaryper-studentrecurrentexpenditure(BPSRE),budgetaryper-studentpublicexpenditure(BPSPUBE)aswellastheratioofBPSPUBEtoBPSRE(ROPR),thispaperanalyzestheequityofallocationanduse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mongthecountiesinBeijing.

ItisfoundthattheregionaldisparityofBPSPUBEinprimarylevelsislargerthanthatinjuniorsecondarylevels,whilethedisparityofBPSREislargerinthelatter.disparitiesofallthethreeindexesarewideninginrecenttenyearsandtherelativedisparityofBPSPUBEislargerthanthatofBPSRE.

BydecomposingtheusestructureofBPSRE,it’sfoundthatinjuniorsecondarylevelsthedisparityofBPSPUBEcontributesmoretothedisparityofBPSRE.,intheprimarylevels,thedisparityofbudgetaryper-studentpersonnelexpenditure(BPSPERE)hasmoreweightinthetotaldisparity.Whileinrecentyears,thedisparityofBPSPUBEhasincreasinglybecomethemajorcontributorinbothlevels.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varianceoflocalpercapitafinancialexpenditure,percapitaGDPandpercapitaeducationalexpenditurehav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onthedisparitywhiletheeffort-makingdegreeoflocalgovernmenteducationalexpenditurehavenegativeimpactonit.

Basedonsuchresearch,thispaperalsoanalyzesthechallengestothecompulsoryeducationalfinancingsystem.It’sshowedthattheinadequacy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s,thenon-proportionateallocation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mongthreelevelsofeducationsandtheirrationalarrangementsofeffort-making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acrossdifferentlevelsofgovernmentsarethreemajorinstitutionalfactorsresultinsuchdisparityofper-studentspending.Thispapersuggestssomecountermeasuresandanalyzesthemethodofintergovernmentalgrantsindetail.UsingthedataofthecountiesinBeijing,thesimulationoftheintergovernmentalgrantsmethodshowsthatthedisparityissignificantlynarrowed.

KeyWords:financingofcompulsoryeducation,educationalexpenditure,regionaldisparity,equity,intergovernmentalgrants

第一部分：研究目的以及说明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首先要考察清楚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异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因为只有对北京市下属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投资的差异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下一步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确定补助资金的流向和数额。

其次，本研究试图找出造成北京市郊县之间义务教育投资差异的原因，以及各个原因对这种差异影响的强弱关系。仅仅认识到差异性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隐藏在这些差异性之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才是更重要的。由于影响教育发展状况的因素很多，有的，有经济的，有人口的，有的，出于数据选取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采取经济、教育发展状况的数据来讨论，因为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当地经济、教育发展状况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方面。

第三，在了影响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的原因之后，本研究将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包含郊县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人均教育经费投入、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等影响因素在内的计量模型，以此来估计这些因素的变动会对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带来何种影响。

第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政策的制订提出意见，也即如何从经济和教育两方面着手解决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公平性状况，本文选取的衡量指标包括普通小学、普通初中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以及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占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比重等指标。绝对量的指标反映了教育经费分配上的公平性，而相对量（比重）指标则反映了经费的使用结构，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教育经费的质量因素。

事业性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大块，而人员经费属于“刚性经费”，主要用于教职员工的工资开支等，在同一个市内部，各个郊县的教师工资应该差别不是很大，这可能由于有国家政策规定所致，因此各个郊县的生均人员经费差异应该比较小。而公用经费则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以及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的经费支出，主要是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但是，公用经费经常会被人员经费挤占。

一般说来，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会影响教育质量。如果人员经费比重过高，公用经费比重过低，将使教育投资只能用于支付教师工资，正常的教学都难以维持。其次，使用结构还反映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在教育支出中，只有教学支出才直接用于培养学生，其他支出或者间接作用于学生，或者是为教学服务，比如说管理支出，这些一般属于人员经费（王善迈，1999）。正因为如此，公用经费的多少及其在教育事业费中的比重反映了教育事业费的分配是否合理，也反映了教育经费的充裕程度。换句话说，在教育事业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公用经费的比重如果比较大的话，则意味着“人头费”比较少，这往往是冗员较少的表现，也即经费的质量比较高。

本研究所说的北京市属郊县是指昌平县、顺义县、通县、大兴县、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延庆县、房山县等九个远郊区县（现在大部分县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区”），数据来源为《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时间跨度为1994年到2003年。

（二）评价公平性的指标

现在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的方法基本上都来自于发展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差异分析方法（杜育红，2000）。这些方法既有对绝对差异的测量，也有对相对差异的测量。所谓的绝对差异，是指某些变量偏离参照值的绝对额，所谓相对差异则是指某些变量偏离参照值的相对额。一般说来，常见的差异分析指标有标准差、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由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需要在样本的容量比较大的时候方有意义，受样本大小所限，本研究用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变异系数在数值上等于某项测量指标的标准差除以其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即为变异系数，分子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标准差，分母则为均值。

第二部分：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统计描述

一、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差异分析

（一）、经费绝对数量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在有代表性的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246、1.383和1.117，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98、0.731和0.474。如下图所示：

图1：北京市郊县普通初中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变异系数比较

从上面两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北京市郊县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对差异始终大于生均事业经费的相对差异。如果排除1999年急剧上升这一特例的话，那么总体上看，相对差异在扩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波动性。尽管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是一直大于生均事业费相对差异的，但是这并不能判断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否是由公用经费造成的，精确的计算将在下一部分进行。如果考察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充足性的话，那么二者的均值都是呈增长趋势的，对此可以详见附表。

（二）、经费相对比重差异的分析

这里所谓的经费相对比重，指的是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随着经济、教育水平的发展，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一般都是逐步增加的，但是其中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增长比例是不一样的。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教育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从而使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校舍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为此的支出比重也在上升。因此，虽然人员支出的绝对量也不断增加，但是其相对比重则是下降的。此外，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投入教育的资本相对充足，即使人员支出绝对量增加，但其相对量会下降，共用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会上升并占有较大份额（王善迈，1999）。所以，不能只看生均公用经费的绝对数量，还要考察它所占的比例。如果某个郊县的生均事业费很多，并且这一比重指标也很高，而另一个生均事业费少的郊县比重指标也较小，那么这就会导致生均公用费的差异过大。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比重的均值在10年期间波动较大，总体上略微有所提高，从1994年的25.12%上升到2003年的28.63%，这是符合前面所说的教育经费发展的。代表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在总体扩大的趋势上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80、0.476和0.439。

由于生均公用费等于生均事业费乘以该比重，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比重差异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有时生均公用费比重差异较大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该比重的差异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也即生均事业费多的比重小，生均事业费少的比重大——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则有可能比较平均。但是，遗憾的是，经过相关系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存在：如果在整个10年期间计算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比重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的话，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为0.62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果单独计算每一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那么该系数在10年期间均很大甚至达到0.905，并且在1997年和1999－2003年期间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就充分说明，在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如果某县普通初中生均事业费比较大的话，则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也比较大，那么二者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很大；而如果某县生均事业费较少，则该比重也较小，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少。通俗的说，也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当然这里的第一个“富”是指生均事业费充足，第二个“富”则是指生均公用费也充足。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前面说过，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生均公用费比重会有所上升，但是那里指的是对于某个确定的区域来说，从时间序列考察，存在着生均公用费比重随着教育、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趋势。而这里经过相关分析得到的“某县生均事业费多则生均公用费比重就大”的结论，则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上从横截面上考察若干个区域，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二、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差异分析

（一）、经费绝对数量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在1994年、1999年和2003年，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36、1.132和1.063，而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88、0.353和0.231。为了直观的比较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的差异大小，下面分别把二者的相对差异在一张图中表示出来。

从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北京市郊县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对差异始终大于生均事业经费的相对差异。两个指标的相对差异变动趋势有较大的差别：在1994－1997年期间，二者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在1997年之后，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急剧扩大，而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则在波动之中略有下降，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隐含的情况：在生均公用经费相对差异急剧上升的前提下，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却稳中有降，这说明生均人员经费的分配也是极度不均等的，只不过这种不均等性和生均公用费的分配应该相反，也即生均事业费少的郊县生均人员经费相对较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让相对差异不断扩大的生均公用费在加上了生均人员经费之后，使得总的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相对平稳。然而，这就意味着在生均事业费比较少的郊县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情况。如果考察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充足性的话，那么二者的均值都是呈增长趋势的。

图2：北京市郊县普通小学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变异系数比较

（二）、经费相对比重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比重的均值在10年期间波动较大，总体上略微有所提高，从1994年的14.96%上升到2003年的18.41%，这小于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这和教育级别提高该比重应该有所增加这一假设是吻合的。代表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在总体扩大的趋势上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243、0.673和0.717。普通小学阶段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大于普通初中阶段，说明在小学阶段，事业性经费的使用结构差异性比初中阶段要严重。由于前面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检验该比重和生均事业费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为0.3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相关系数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单独计算每一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那么该系数在1998年以后都是显著正相关的，最大的相关系数达到0.836，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和前面分析普通初中时的情况时一样的——二者都是在样本后面的年份里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样本初期这种相关关系不明显。这说明，至少在最近几年里，如果某县的普通小学生均事业费比较大的话，则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也比较大，那么二者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很大；而如果某县生均事业费较少，则该比重也较小，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少。

第三部分：北京市郊县义务经费分配使用差异的因素

按使用结构对生均事业费分配差异的分解

由于我国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分为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两个部分，人员经费是“刚性经费”，会经常挤占公用经费。一般认为，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生师比、地区工资等因素的制约，主要用作教职工工资支出的生均人员经费在一个市下辖的各个郊县之间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更大的差异应该体现在生均公用经费上。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推论，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经费引起的还是由生均公用经费引起的，这个还需要进行严格的。

我们知道，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等于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二者的代数和，但是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差异并不等于这二者差异的代数和，并且，不能简单的根据二者的差异大小就得出谁对总的差异贡献大小的结论。因此，本节的目的就是按照使用结构对总的生均事业费的差异进行分解。

Shorrocks(1982)曾经提出用下列公式来分解总体经费不平等的：

其中，yk为第k项经费，并且Σyk＝y，COV(yk,y)是yk和y的协方差，VAR(y)是y的方差，而πk是第k项经费对总体经费差异的贡献份额。通过数学换算，可以得到：

其中，rk是第k项经费和总经费的相关系数，σk是第k项经费的标准差，σ是总经费的标准差。根据本节的需要，这里的y1为生均人员经费，y2为生均公用经费。

下面，首先对每一年的普通初中、普通小学、小学总体生均事业费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然后对整个样本期间的总体差异进行因素分解。

表1：1994－2003年北京市郊县总体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因素分解

年份经费

项目普通初中普通小学

rkσkπkrkσkπk

年y10.79661.3448.25%0.97381.5280.87%

y20.81664.1551.75%0.70726.4919.13%

年y10.96295.5160.19%0.980110.0768.10%

y20.91966.1439.81%0.91855.0431.90%

年y10.978205.2442.30%0.993226.7577.70%

y20.988277.0857.70%0.92769.6122.30%

年y10.946185.7735.62%0.989185.5778.89%

y20.983323.2364.38%0.87156.4421.11%

年y10.951453.2752.33%0.902163.8750.03%

y20.941417.2647.67%0.902163.6049.97%

年y10.987950.0644.48%0.901292.7853.96%

y20.9911180.6355.52%0.871258.6646.04%

年y10.903360.4539.18%0.754310.5243.78%

y20.956528.1360.82%0.828363.4656.22%

年y10.950361.7136.06%0.537313.5726.26%

y20.983620.0163.94%0.873541.7873.74%

年y10.687519.3526.27%NANANA

y20.9361069.9773.73%NANANA

年y10.739610.8425.12%0.347379.8716.41%

y20.9561407.6674.88%0.883760.4383.59%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普通初中来说，生均公用费的差异是造成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在10年当中，仅有1995年和1998年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大于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对于普通小学来说，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费的差异引起的，在10年当中，1994－1999年期间均是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大于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0－2003年），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小学，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均超过了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而公用经费对于教育的进一步至关重要，那么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就更会制约各个郊县教育水平的均衡发展。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小学阶段则是由于生均人员费的原因，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因为在初中阶段，教学活动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比小学阶段要多的多，公用经费支出就多，相应占有的比重也较大，这样就会对总的事业经费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比重远远大于小学阶段这点看出来。

上表还显示了为何是生均公用费或者生均人员费是造成总体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原因。拿普通初中阶段来说，生均公用费差异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有三：1，在普通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比重较小学阶段有所上升；2，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系数要高于生均人员费和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系数；3，生均公用费的标准差要高于生均人员费的标准差。

义务教育经费分配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知道，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投入，而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是和当地状况密切相关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有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等，如果各个郊县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支出差异越大，则教育经费的差异也应该越大。

此外，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也会影响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性。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是政府投入，如果政府教育投入力度过小，那就需要从其他渠道来筹集教育经费，而从其他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能力是和各个郊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过多的依赖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会导致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差异过大。要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可以选用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一指标。

库兹涅茨曾经提出一个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倒U型假说，也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上升，然后到达一个顶点再趋于下降。有表明，在我国，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是有所增加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要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么，对于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推广，有可能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也存在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也即在当前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又快速增长的阶段，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有可能是趋于增加的，直到教育和经济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之后，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才趋于下降。

综上所述，本节将选用各个郊县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记做LNSESAT和LNSEPAT；选用各个郊县人均GDP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LNSEAGDP）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LNSEAFE）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AGDP）作为衡量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LNBJAE）作为衡量全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LNBJEI）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解释变量。

下面，首先将对各个郊县生均事业费和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推理上所说的那种相关关系。然后，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种因素具体的影响大小。

（一）相关分析

表2：生均事业费与各种教育、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LNSEAGDPLNSEAFELNAGDPLNBJAELNBJEI

LNSESAT0.848**0.873**0.868**0.846**-0.765*

LNSEPAT0.941**0.979**0.968**0.962**-0.899*

注：表中相关系数为皮尔迅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Index)

*表示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从上面这个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两种类型教育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当地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是显著正相关的，这和前面的理论推导是一致的。比较LNSEAGDP和LNSEAFE的相关系数，可见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自然对数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就选用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作为解释变量。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自然对数和人均GDP以及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意味着在现阶段，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会扩大义务教育分配的不公平性，至于是否表现出倒U型趋势还需进行回归分析。此外，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是显著负相关的，这就说明，如果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就会减少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这与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来源主体应该是政府投入这一道理是吻合的。

（二）回归分析

由于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对于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影响最为强烈，当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其他解释变量同时进入模型之后，其他解释变量立刻失去了统计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解释变量就真的没有统计意义。因此，下面的部分将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一元回归分析。为了描述方便，分别将关于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回归方程称作模型1、模型2。

1、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性对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相关系数矩阵，我们知道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最为紧密，下面就对其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在模型中包含截距项，其次进行不带截距项的拟合，拟合回归结果如下：

表3：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含截距项）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1.2291.663-0.7390.488

LNSEAFE1.1730.2684.3830.005

模型截距-0.5050.532-0.9490.379

LNSEAFE0.9980.08611.6630.000

表4：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不含截距项）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1LNSEAFE0.9760.02439.9450.0000.9960.995

模型2LNSEAFE0.9180.008114.3400.0000.9990.999

可以看出，在包含截距项的拟合模型中，截距项的系数都不显著，LNSEAFE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在不含截距项的拟合模型中，LNSEAFE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拟合优度要优于包含截距项的模型，因此选用不含截距项的模型进行拟合。从上述一元线形回归模型来看，各个郊县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生均事业费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从两个模型来看，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每增加1%，会导致相应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增加0.9%以上，这种影响关系是很显著的。

2、经济发展水平对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用北京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经济发展会加剧不平等性。为了检验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否也呈现倒U型趋势，下面将进行线性和非线性两种曲线拟合。

表5：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18.0785.629-3.2120.018

LNAGDP2.4740.5774.2840.005

模型截距-14.7482.146-6.8720.000

LNAGDP2.0960.2209.5190.000

表6：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LNAGDP-1.2410.594-2.0890.082

LNAGDP20.1910.0613.1350.020

模型LNAGDP-0.9460.226-4.1960.006

LNAGDP20.1570.0236.7850.001

从上面线性和非线性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说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因此决定采用线性模型。之所以非线性模型没有截距项，是因为加上截距项之后关键的自变量就失去了统计显著性。从线性模型的结果来看，人均GDP对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表现出很强的正向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则生均事业费差异性会增加2.10%～2.47%。两个模型的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优度良好。之所以非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稍微差于线性模型，有可能是因为样本数据较少所致。但是，在当前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呈加速扩大的情况却是与实际相吻合的。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逐渐从公平为主转向效率优先，以前对于教育的投入强调“一碗水端平”，现在则要强调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是所谓的世界级水平的重点大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则是示范性学校。所以，现在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在迅速提高，但是经济总量仍然很有限，那么在效率优先的目标约束下，教育资源的分配自然就会出现差异性扩大的现象。

3、教育发展水平对于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用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LNBJAE）作为衡量全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下面就分别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

表7：教育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1LNBJAE1.0630.03233.0740.0000.9940.993

模型2LNBJAE1.0000.01662.8630.0000.9980.998

表8：教育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LNBJAE0.4770.4511.0590.331

LNBJAE20.1020.0781.3000.241

模型LNBJAE0.5530.1753.1670.019

LNBJAE20.0780.0302.5650.043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要好于非线性模型，并且，在非线性模型中，除了模型2以外，系数的估计值基本上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的系数相当小。因此，我们选定用线性模型进行拟合。从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随着人均教育经费的增加，各个郊县之间的生均事业费分配的差异性也逐步增加，人均教育经费每增加1%，生均事业费的差异性会增加1%～1.06%。这说明在当前教育还不是很发达但是正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加剧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这可以从北京市总体教育高速发展与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办学条件差异中体现出来：北京市到2000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200亿元，占当年GDP的8%。小学入学率为99.95%，初中入学率为98.53%，但是，城区的生均经费支出却是农村地区的3－4倍，即使是在郊县之间，有的县的生均公用费只相当于别的县一个零头。

4、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对于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影响

这里选用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LNBJEI）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指标，下面就对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

表9：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3.1683.165-1.0010.356

LNBJEI-4.6401.594-2.9110.027

模型截距-2.5321.634-1.5500.172

LNBJEI-4.1410.823-5.0330.002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2个模型的LNBJEI系数都是负的，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生均事业费差异性会减少4.14%～4.64%左右。常数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常数项关系不大。此外，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系数之所以为负，是因为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较小的话，那么各个郊县就得从其他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比如说农村地区的教育费附加。根据统计，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1999年通过该渠道获得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6.1亿元。而其他渠道的经费来源是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此该比重低的话就会导致经费来源更大的依赖于社会，这就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将有效的减小地区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

第四部分：解决郊县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非公平性的方法

根据前面的分析，造成北京市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各地之间经济发展程度有差异。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当地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人均GDP的绝对数量和相对差异都对这种地区间的教育经费差异性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因此，要想解决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均衡的发展各地经济。为了解决全国范围内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已经采取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搞活中部”等一系列措施。

由于经济体制决定了教育财政体制，因此，要想缓解区域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最为根本的方法是进行农村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解决的更为直接切实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案使得同样的经济资源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在推行农村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或者说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减少财政体制变革对于农村教育的冲击（都阳，王美艳，2002）。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不够。对于对基础教育的拨款数量，政府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其次，表现在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了高等教育，对于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从1993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政府预算内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高等:中等:初等）基本稳定在1:2.0:1.5，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则是1:2.5:9.2。由此可见，中国的三级教育经费分配中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太小，而高等教育的支出比重则过高，三级教育经分的分配结构很不合理。

第三，在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过小。对于各级政府究竟应该负担多大比例的义务教育经费，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下列数据仍然可以看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过小：以1997年为例，在中国的五级财政中，乡级财政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重最高，几乎占了本级财政支出的一半；其次是县级，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近20％；市级和省级的比重则在15％左右；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仅有2.4%，远远低于其他四级财政的教育支出比例（孙国英，许正中，王铮，2002）。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具体的说，就是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广大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主要靠乡、村两级政府来办，而村一级没有财政，乡一级的财政又是各级财政中最为薄弱的，这就使得义务教育在基层地区的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并且，随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力得到加强，分权化的基础教育改革又要求基层政府承担主要的义务教育发展责任，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1998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改变为52：48，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渐困难，而教育成本由于教师工资和教材等材料价格的上升而提高，许多地区单靠县乡财政已经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贫困地区有的县乡全部财政收入还不够发放教师工资；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乡级政府后，由于乡财政中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容易被挪用，这样就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2000年曾达到180亿元，有的地区拖欠达半年以上，农村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谈松华，2003）。

基于以上的分析，为了解决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应当从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开始。首先，政府应当明确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目前，我国政府只规定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种目标应该说不是很明确的。因为普及义务教育只是从入学率、升学率、辍学率等指标进行考察，是一个层次比较浅的目标。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责任不仅仅是保证其“免费实施”，还应当保证义务教育机会的公平。因此，政府应当努力让每个适龄儿童接受达到某一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这样一来，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公平性这个标准，才可能在具体的教育财政拨款体制中做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其次，应当确立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优先地位，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拨款力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政府的教育拨款主要用于保证普及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承担普通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

第三，在分税制改革背景下，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和各级政府的责任分工，各级政府合理分担义务教育经费。对于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首先应该正确划分教育领域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将财政资源集中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特别是对于公共物品属性最为明显的义务教育来说，政府财政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切实保证每个适龄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应该划分各自的教育职责。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比如说为义务教育提供转移支付资金；而省级政府有责任为平衡本省或本市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义务教育发展差异提供资金支持。根据研究，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更多的表现为省内不平衡而非省际不平衡，因此，省级政府对于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至关重要；县级政府作为我国目前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投入主体，应当为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岳昌君，2003）。对此，可以日本、美国的教育财政体制。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全国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我国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并且在许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连教师工资都无法足额支付，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问题严重，因此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福利支出的1/2、学校基建支出的1/3到1/2，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困难学生进行补助；都道府县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级政府）负责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和福利支出的1/2；市町村政府负责所辖义务教育学校的运营费（相当于我国的公用经费）以及基建支出的1/3到1/2。美国规定，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小学主要由学区负责，高等教育主要由州政府负责。同时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各级政府法定的支出责任应与法定的财力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相一致。

第四，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是当前缓解当前“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下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经费不充足的切实有效的手段。根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1999年通过该渠道获得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6.1亿元。由于教育费附加的专用性，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取消这项收费无疑会给农村教育融资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政府间转移支付尤其重要。对于这一方法，下面将详细讨论。

政府间转移支付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和同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其目的在于解决财政纵横向的不平衡问题。其中，纵向不平衡是指上下级政府之间同时出现一个有财政赤字一个有财政盈余的情况；而横向不平衡则是指在同一级政府之间，有的出现财政赤字有的则是财政盈余的情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前者也叫做不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也没有附加条件；后者则有附加条件，用于特定的项目，对资金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我国，一般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两部分。前者由于保持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对缩小地区差距作用甚微。而后者虽然可以平衡地区差异，但是由于所占比重较小，因此作用也不大。而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校舍修复、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等经费，这些资金一般用于一次性或者临时性的项目，对于缓解经常性经费的地区差异作用也不大（杜育红，2000）。

有鉴于此，我们在涉及平衡地区间教育发展差异的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当考虑如下几点：（1）转移支付的主体应该是谁？也即应当如何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出资责任；（2）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接受转移支付的对象；（3）如何确定转移支付的额度；（4）对转移支付的效果如何考察，也即采取什么激励措施来评判绩效。

根据杜育红（2000）提出的方法，这里用相对法对北京市2001年的数据进行模拟，以此来比较转移支付前后各个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状况。

第一步，先计算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最低标准。这里各个郊县的最低标准用所有郊县平均值的一个百分比来确定，这样比较简便易行。但是百分比的确定难免带有主观性，主要靠经验估计。在这里我们采用80%和70%两个百分比分别来计算最低标准，然后从中选择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案。2001年北京市各个郊县的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为2767.28元，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为2313.47元。根据80％和70％确定的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低标准2213.82元和1937.10元；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低标准为1850.78元和1619.43元。

第二步，根据各个郊县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来调整上面计算的最低标准。根据2001年的数据，各个郊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值为21.95%，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用于预算内教育拨款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预算内教育拨款就会增加4.6个百分点。因此，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计算最低标准的调整系数T：

用最低标准乘以调整系数就得到各个郊县调整后的最低标准。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5篇

1．1分析对象

2012－2013学年浙江省共有45所高职院校，其中，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因办学特殊性不列入分析范围。列入分析的44所高职院校中，公办院校35所，民办院校9所；省级及以上示范校22所，非示范校22所。

1．2数据来源

2012－2013学年浙江省高职院校状态数据平台。其中经费收入为2012年度发生数。

1．3分析内容

从2012－2013学年浙江省高职院校状态数据平台中提取“学校总收入（万元）”和与政府投入相关的“财政经常性补助（万元）”、“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万元）”等3个字段数据，并以“折合在校生数（人）”计算生均经费后进行收入公平性比较分析。同时，从经费支出中提取“日常教学经费（万元）”、“设备采购经费（万元）”、“教学改革及研究经费（万元）”、和“师资建设经费（万元）”等4个字段数据，同样以“折合在校生数（人）”计算生均值，分析经费收入差异对院校日常教学运行、办学条件改善和内涵建设等方面投入的影响。

1．4分析指标

国际上用来度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有多种，最常用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C．Gini提出的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它是以洛伦兹曲线（LorenzCurve）为基础的一种统计指标。现已广泛用于评价收入、资源、人口、教育等社会状况的集中程度。我国已有多名学者将其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公平性分析。本文选择基尼系数作为评价浙江省高职教育生均经费公平性的指标。

1．5计算方法与评价标准

基尼系数的具体算法有很多，根据44所高职院校折合在校生数的分布情况，本文采用非等份分组的计算公式：G＝1－1PW∑ni＝1（Wi－1＋Wli）×Pi式中，G为某分析项目（如“财政经常性补助”）的基尼系数，P为44所高职院校折合在校生总数，W为44所高职院校该分析项目的合计数，Wi为该分析项目上44所高职院校按照生均数由低到高排序后累计到第i所院校的合计数，Pi为第i所院校的折合在校生数。应用基尼系数评价收入差距时，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采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衡量标准，即：G≤0．2，为高度平均；0．2＜G≤0．3，为比较平均；0．3＜G≤0．4，为比较合理；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以上则属高度不公平的危险状态。本文以此对2012财政年度内浙江省44所高职院校生均经费的公平性进行评价。

2结果

44所高职院校在2012财政年度内生均经费的基尼系数及有关统计指标的计算结果。浙江省44所高职院校的生均总收入、生均财政经常性补助和生均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等3个办学经费投入项目，其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高度不公平的危险状态。其中，财政经常性补助主要是政府按照在校生规模和专业性质确定基数后对公办院校的一项经常性补助，因公办与民办院校间学费收费标准不同，民办院校收费标准明显高于公办院校，一般没有此项补助，因此“生均财政经常性补助”在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间没有可比性。但在生均总收入和生均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等2个办学经费投入量上，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间存在明显差异，公办院校显著高于民办院校。尤其是在“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上，民办院校的生均数仅为公办院校的14．41％（742．19／5149．94），其中有一所民办院校的财政专项投入为零。44所高职院校在2012年财政年度内生均支出经费的统计结果。

3分析与建议

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有多种来源，而且也应该是一种多渠道的投入机制。但在当前高职院校的自身造血功能还不强的情况下，其办学经费的主渠道仍是学费收入、举办方的投入和政府专项投入。可从表1数据的直观分析，无论是总收入（当年度可用于办学的总经费），还是财政专项投入（用于办学的专项建设），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间相差悬殊，就基尼系数而言，44所院校在经费总收入和财政专项投入上的集中度均已超过0．4的警戒线，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上述办学经费上的差异，最终将落实到受教育者学生的身上，接受同一类型和层次教育的受教育者在教育上的公平性也将打上问号。2012－2013学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折合在校生共计328006．30名，其中，公办院校272873．50名，占83．19％，民办院校55132．80名，占16．81％。但院校总收入，公办院校为623254．935万元，占90．46％，民办院校为65715．854万元，占9．54％。在财政专项投入上的分布差异则显得更为明显，公办院校折合在校生占全省的83．19％，却占了全省财政专项投入的97．17％（140528．204万元），民办院校折合在校生占全省的16．81％，却只占全省财政专项投入的2．83％（4091．927万元）。可明显看出，由于经费收入上的差异，民办院校在日常教学运行、办学条件改善和内涵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均低于公办院校，尤其是在设备采购上的投入更为明显。而这都将对民办院校的长远发展产生影响。造成上述公办与民办院校间办学经费上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浙江省现有省级示范校、部级骨干校和部级示范校共计22所，但都集中在公办院校，9所民办院校由于种种原因均没有争取到这一重要的建设项目，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财政专项投入。加之前几年扶强不扶弱的财政资助倾向，使得民办院校在专业建设、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重要财政专项投入上也较公办院校少。另外，不可否认，民办院校举办方在院校建设上的投入也显得不足。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最终造成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间办学经费上出现两极分化趋势。公办与民办高职教育都理应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这一历史机遇中获得共同发展，而办学经费则直接关系到院校相关建设和办学水平的提升，是支撑院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教育工程的实施，教学质量的提高，我省高校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最近几年的学生就业率也大大提高.2013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了29.4万人，比去年增长了1.5万人，而截至到2013年的8月31号，全省高校毕业生初次签约就业率为88.71%，本科生就业率创历年新高，部分高校的本科生就业率甚至达到了95%，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安徽建筑工业学院、蚌埠医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就业率低于60%的省内高校只有6所.

2安徽省级高校质量工程存在的问题

2.1经费套用现象严重中央和省级对我省高校经费投入的力度增大，投入的经费数额也稳步增加，能够促进我省教育工程的质量提升，但是也有不少经费被错误的使用.很多项目被立项通过后，项目的负责人和学校、院级领导将经费挪作他用，他们虚设项目申请的内容、虚开项目发票，胡乱报销，严重地干扰到了教育经费的正常使用，扰乱了教育经费的合理化配置.安徽省省级高校质量工程于2008年正式实施，截止到目前，获得省教育厅及省财政厅批准的项目共计4431个，涉及经费21000万元，经过统计得出这4431个项目中有如下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大约10%的项目都存在着违规现象，这不仅造成项目经费的损失，同时也违背了国家和地方对质量工程项目支持的初衷.

2.2轻视项目经费的审计与管理省内很多院校对申请的项目经费缺乏审计和管理，在项目申请的前期，缺乏对项目经费使用的领域和相关的金额进行考核和管理，例如部分老师申请的项目写上硬件设施采购10万元、软件采购5万元等条目，却没有提供项目的采购计划，缺乏审核有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采购计划等等；其次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也轻视了经费的使用和成本控制，很多项目经费的使用根本没有按照申请时的要求，项目管理者虚开发票、随意支配；项目完工时也未能对整个项目的投入、产出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估，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

2.3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省内很多高校在预算方案得到批准后，就会根据预算方案进行拨款，并且安排项目的支出预算管理，虽然部分高校做出了严格的审核与审批控制，但是预算下达后，对预算执行过程却缺乏了预算监管.部分省内高校还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预算指标控制体系，没有对各个项目设置明细的账目核算，造成了不同的项目经费出现了交叉，无法理清各个项目经费使用情况，造成很多项目资金被随意更改使用类型.

3基于不同层次提升安徽省级高校质量工程的策略

3.1最高层次加强项目经费使用绩效评估、审查和监督优化首先，作为高校质量工程项目经费管理的最高层次———政府相关部门需要严格执行各项目经费的审查和监督，发送每一笔项目经费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相关流程，避免发生经费浪费，落实中央和省级有关部门对经费管理的初中，落实好每一笔项目经费的使用，发挥最大的效用.其次，为了更好的实现监督与审核功能，最高层次的单位可以委托中间层次———地方高校同时实现项目经费的管理和监督，严格做好每一笔费用的报销和发放工作.最后，最高层次的相关部门还要做好项目经费使用的绩效分析，每一个项目在得到经费的支持后，都应该进行项目完成情况的科学、客观和合理的评估，对于完成绩效非常优秀的项目可以在后期给予更多的支持，而对于那些完成绩效非常差，或者出现违规的项目，以后不再给予支持，并且追究相关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3.2中间层次做好项目经费的初期审核和监督最为质量工程项目管理的中间层次———地方高校也肩负着重要的职责，首先，高校在对项目进行申报的过程中，应该严格审核项目的内容和预算的资金额度，并且要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对项目进行合理的排序，优先考虑一些项目的预算申请，并且帮助这些项目向最高层次申报，一旦项目成功立项就安排财务、职能和项目申报单位及时划拨专项自己给予项目充分的支持.高校在项目审核的过程中要严格筛选不合理的项目，并且客观、合理地评估各种支出预算，严禁虚开、虚报，夸大项目投入.

3.3最低层次建立完善的项目经费使用体系对于成功立项的各种项目来说，要对项目经费的预算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指标体系，对于项目中的每一项支持和开支都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避免虚开发票、胡乱报销、经费另作他用等现象的发生.并且每个项目以及项目的每个支持都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超出预算支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紧急的支出和必要的支出，避免铺张浪费、避免项目后期经费不足.项目完成后要及时向学校和高级层次的相关机构如实汇报项目完成情况，以及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并且提供项目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总结，对于能够实现产业化的项目可以进一步申请资金支持.

3.4不同层次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我省质量工程项目经费的使用跨越多个层次，从最上层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到具体的高校及相关院系单位，以及最终分配到具体的个人使用，为了能够促进我省高校质量工程经费的合理使用，有必要基于不同层次采取必要措施提升安徽省质量工程的绩效，促进经费使用效益、提升预算与审计管理水平、提高高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每个层次都有自己具体的职责.质量工程项目牵涉到三个具体的层次，而其中最高层次和中间层次的主要职责是对最低层次实施客观的监管，而最低层次需要向上述两个层次汇报项目的成果和经费使用情况，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4总结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

1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制定

1.1政策制定的主体

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这次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制定的主体，正因为有了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财政部、教育部等各机构的相互协调与合作，才有了农村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的具体行动可以追溯到2005年，2005年11月10日，教育部《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报告中的措词虽与现在出台的政策内容稍有不同，但也体现了政府对农村教育问题所作的努力；2005年11月16日，全球CEO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期间，财政部部长金人庆透露，中央财政将全面支持农村明年真正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2005年1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了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这项政策，以及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决定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随之，此项政策才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起来。

1.2政策制定的内容

国务院在2005年底就决定：“一是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二是根据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的合理需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三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校舍维修改造所需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承担，中央适当给予奖励性支持。四是对中西部及东部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经费给予支持，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照国家标准及时足额发放。”

1.3政策制定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义务教育梦可以追溯到1901年，时任大清头等专使大臣张百熙出使英国归来，被派为管学大臣。此后的百年中，一直努力贯彻义务教育“免费”的观念，只是到真正落实下去的时候，各种名目的收费源源不断，使得百姓仍旧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带给他们的优惠，更多的是需要忍受严重的剥削和贫苦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现状仍未改变，中间虽有过基本“免费”的时期，但这种好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的口子固定下来，从那时到现在，杂费以各种名目在学生们的缴费单上出现，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之一。所以，此项政策的出台，是一个历史的突破和创新，是新中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和政府真正实现为民服务的思想的体现。

同时，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制定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党和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实事求是办的一件惠及广大农民的好事。坚持了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农民的现状和农民子女的受教育状况的现实出发，使农民真正“减负”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子女也有了一个公平接受教育的平台。



2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执行

2.1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实现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关键环节。现要改变过去教育经费由乡镇县承担大部分的现状，到现在的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改革基本原则，使得中央和省市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使政策有力地落实下去。

其次，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社会教育公平的体现。由于国情的原因，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了城乡之间、沿海和边远地区的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贫富差距和全民素质水平参差不齐，这不利于中国整体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十分的不公平的。再次，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家出台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重大决策，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旨在使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接着，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已经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另外，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推进公共财政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农村义务教育是最大的公共事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体现，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方向。

最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为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新机制建立后，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将有较大提高，一些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广大校长和教师可以集中精力抓好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将向更高水平迈进。

2.2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措施

（1）明确政府责任是关键。在教育经费的数额和用途上，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使中央地方共同负担，并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实行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的分担办法，明晰了中央和地方的经费分担责任，确保由各级政府完全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

（2）经费到位。继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五年各级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中央财政的预算资金到达地方后，将进入专门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而设置的专户，实行“专款专用”，地方在使用预算资金时，应先将方案上报国务院，再按照国务院的命令执行。对于地方财政需提供的新增928亿元经费预算能否如数到位，如果地方财力紧张，中央财政会通过资金调拨、转移支付等手段来保证这部分经费到位。

（3）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尤以师资队伍素质和水平的提高为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快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抓住建立新机制的有利时机，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素质。

（4）坚持制止乱收费现象，强化学校的管理。新机制的建立从制度上和源头上为规范农村中小学收费行为，坚决治理乱收费提供了根本保证，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力度。

（5）严格管理，使内部制度的程序合法化。要认真做好规划，精心制定工作方案。加强监督检查，对改革资金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6）强化外部监督力度。除了有国务院的管理、人大对预算的审核批准以及政协的监督，还应呼吁全社会都参与到对这部分预算资金的使用监督当中。

2.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和不巩固的。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不明确、总体保障水平偏低、农民教育负担较重等突出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对中央部委的相关规定置之不理，连取消教育附加费都在暗中抵制，并且，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已占涉农乱收费的一半，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3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评估和监控

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固然十分重要，但不可避免的会要对它进行评估和监控，特别是对关系9亿多中国农民及其子女的一项政策，它的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如果政策好，执行也十分到位，那么，受惠的将不仅仅是千千万万农村劳苦大众，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社会的安定与团结，这是一个关系人心向背的问题。况且，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制定和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也有近两年的时间了，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免除也由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扩大到了全国的农村地区，因此，政策的实施也该有一定的成果了。现在的任务是不仅要继续贯彻落实此项政策，同时，要加强对它的评估和监控。4结语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认知神经科学；神经教育学；脑

一、教育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

教育科学中最新的“突破”就是教育学和生物科学的相互结合，这个结合直接导致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神经教育学，或者称为学习科学的诞生。神经教育学将生物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认知神经科学、情感神经科学、基因科学和生物分子学应用于教育和学习过程，给学习、教育以及政策制订提供科学的指导，以迎接教育的重大变革。它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认知神经科学近30年的飞速发展，因为在此之前大脑对人们而言还是一个双重的黑箱，人们不能随便将其打开直接观察和监测它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即使有机会面对完全暴露的大脑，也完全无法窥视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令人高兴的是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上都拥有了探测脑的工具。例如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fMRI（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出现不仅可以使人们在无损的情况下更深入地了解行为的脑机制，还避开了“生物决定论”的尴尬境地。

到目前为止，神经教育学仍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领域，它试图通过多层次和多途径来研究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建立心智、脑和教育的桥梁。神经教育学的出现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教育理念的改变。正如人们是在了解手的结构和规律之后才去编织手套、去制造适合手的工具一样，对教育的探讨从来就不能与脑分开。脑是学习的器官，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多地了解脑的结构、理解脑的工作规律，才有可能制订合理的教育政策，营造合适的教育环境。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结合的终极目标就是使教育成为“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是一门脑的科学和艺术，教师通过教学改变学生的脑。认知神经科学恰好为教育提供了一个窥视脑的好工具，并为寻找一种适于脑的教育和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启示。

二、神经教育学中的关键问题

1.脑的可塑性与教育

人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在生命全程中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外部环境刺激改变时，或是在脑内部本身产生某些缺失时，神经系统就会产生某种调整。不同的认知功能和神经基础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可塑性的强弱、可塑性敏感时间的长短以及对外在环境的依赖性很不相同。穿颅磁刺激研究发现在生命早期失明的盲人，其视觉皮层转向了对躯体感觉信息的加工，这种跨通道的皮层可塑性可以解释盲人为何具备出众的触觉能力。不仅如此，Coull和Friston等研究25～36岁成人在视觉物体和方位之间联想学习，发现加工物体和方位的皮层之间的有效连接在学习后得到加强。运动技能、人工语言的学习中也发现了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之后仍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就目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来看，对人脑可塑性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对脑发育的“关键期”和“敏感期”之争就充分说明了在教育实践中要更加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脑的可塑性现象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脑的可塑性，重视早期教育。尽管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在个体发展的生命全程，大脑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然而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脑的可塑性也不相同，而且脑区之间的发展也不是同步的。在敏感期脑的可塑性较强，进行早期教育或及时干预的效果更好。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必须根据具体的认知功能综合考虑才可能制订有利、有效的教育方案或干预措施，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其他时段的教育不重要，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提示在生命全程中大脑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应避免过度施压可能导致的更严重问题。目前更需要关注的是将脑的可塑性研究与残障和疾患的治疗联系起来，避免对正常成长不适当的忽略和虐待行为，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社会情绪的培育，为他们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2.脑功能定位理论与教育

脑的功能定位和半脑功能偏侧性的观点最初来源于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大脑半侧交叉支配对侧的运动和感觉系统，并且左半球侧重于抽象思维，如语言、逻辑、数学、分析、判断等；右半球侧重形象思维，如空间关系、艺术、情感等。由于人类语言的发展，以言语思维为主的左脑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因而出现了“左脑优势说”。很多人认为这种左脑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人们习惯用右手操作、用言语交际。而传统的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是有利于左脑的，因此有人提出开发“右脑”的观点。然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功能定位和半脑功能偏侧的现象并不是绝对的，左右半脑虽有分工，但它们又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补偿的一个整体。脑功能系统不是简单地按左右分工原则，更多是皮层和皮层下、后脑和前脑、背侧和腹侧的分工。特别是，半脑功能偏侧化的结论是以神经心理学病人的研究为基础，将该观点引入正常人，特别是引入教育实践应更为慎重。认为过去的教育只利于左脑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盲目提出开发单侧半脑的主张也是不妥的。强迫儿童用左侧肢体不仅打乱了正常发育的进程，而且可能会造成某些儿童的口吃，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儿童精神分裂症。对大脑潜能的开发研究应是全脑的开发，是以大脑为核心的整个身心潜能的全面开发，而不是片面强调开发脑的单侧功能。

三、神经教育学对教育的启示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经费；重要性；对策

一、义务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长期的政策是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实施12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义务教育在当代社会中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以及强制性等特点，我国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近几年义务教育阶段投入的经费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家给予的费用在不断增加，但学校的管理和使用不当，出现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在一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由于学杂费全免，增加了学校公用的经费，这势必对学校造成巨大的损失。这需要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管理。

二、现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主要存在哪些问题状况

(一)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使用经费没有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

国家近几年大力投入义务教育经费，是为了更好的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然而学校面对这笔经费没有很好的利用，具体的规划、目标都是模糊的。此外，国家对学校的建设方面主要看重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学校教师职工的考核，而对所拨款的经费未督查和审核。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经费使用相对混乱，对于经费的支出管理比较笼统，没有详细的记录。而且，学校经费主要是由内部审计负责，但我国学校内部审计工作普遍薄弱，强制性低、深入浅，无法发挥内部审计的约束力。

(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负责管理人员自律能力低，直接影响义务教育经费的管理

据调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管理经费方面经常出现问题，就此表明管理人员的能力不足，主要有领导者的错误指导，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没有正确的认识，更无经费的使用规划，出现浪费、违规现象。还有负责学校收入、开支的财务部门人员，该部门人员平时工作相对怠慢，自律性不强，会有私自动用公款，报销个人账单等违纪现象，监管工作相当薄弱。

三、如何正确管理和使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经费

(一)给予科学的、细化的学校经费管理指导

学校在教育学生严禁铺张浪费时，应自身做好榜样，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允许出现违法收费和浪费情况。定期对账户收入、支出严格核算监督。教育部门必须把每项学校收费标准向社会公开，让社会共同监督学校建设的收费情况。面对一些违规工作人员，应给予相应的处罚和清退，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并向社会公开点名批评。学校经费应根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要求使用，不允许超出经费范围，定期向学校管理者报告近期收支情况和发展方向，实施合理理财，接受大家的意见和监督。

(二)不断完善、优化义务教育经费管理政策，是经费管理的有效保障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办学质量，并得到大家广泛的满意度。跟以前比进步很大，但与世界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比还是低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农民都进城务工，将孩子带在身边，导致城乡学生人数差距增大，城市供不应求，农村设备齐全而生源不足，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浪费教育资源现象。因此，教育部门应根据不同地域，制定不同的教学资金规划，调查统计各地方适龄儿童的人数和常住人口的变化规律，合理分配各学校的规模和经费，防止出现分配不均等情况。另外，教育部门与财政部门应面对面交流，正确理解教育部门的指示，将各类经费投入到学校中。

(三)选拔专业财务人员，对人员的素质、阅历严格要求

具有自律性、高素质的人管理经费是最基本的，最可靠的。然而目前学校的财务人员大多是教职工兼职，对财务这方面的知识浅薄，处理方式过于刻板，传统。学校在选拔财务人员应严格要求对《会计法》的学习熟练程度，应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证，以及思想政治知识扎实的人才能胜任，并且所聘人员应具有长期合同。另外，学校在培训教职工的同时，加强对财务人员工作上的培训，而且学校财务人员培训与企业培训不同，教育部门应编制一套符合学校会计人员的培训教材，定期对学校财务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和学习，学习新的管理思路，结合现阶段学校的发展，提高财务管理能力。最后是教育部门不能一直施加任务，应适当的进入到各岗位，给予财务部门人员鼓励和慰问。

(四)建立完善的学校财务内部管理部门

学校财务内部工作是学校各项活动的重要环节，如何完善财务内部，了解自身的不足点是关键，抓住关键“对症下药”。找到解决的办法，对经费给予规定额度支出管理，另外，各学校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再结合学校自身情况优化经费管理方式。学校在使用经费时，应提前做好预算，结合以往经费账单分析未来收支变化趋势，有效的预测可以减少浪费或不足的情况，提高经费使用率，也使学校各项计划正常实施。最后学校将要进行的发展目标、规划应与教育部门多沟通，获得科学的建议，以及可以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和保障，加快实现学校教育发展目标。

(五)关于会计核算方面，管理经费严格按照会计核算要求

学校加强对会计知识的应用和指导，面对各学校财务人员入职的模糊标准，出现的不规范、不合法行为应及时制止，严格按照《政府收支科目分类》的要求管理。另外，对学校的经济业务进行监督指导，认真核实经费的使用去向，并向群众公开学校账户收支信息。在近几年的义务教育提供的免费教科书没有纳入会计核算中，虽然学生是直接受益者，但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的经济业务。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笔经费是省级财政部门与新华书店合作的款项。但学校没有这笔经费的记录，将不能准确体现学校的收支情况，学校应主动找到新华书店，开出免费教科书的结算凭证，一并归为学校收支记录中去。

参考文献：

[1]王慧玲,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年度教育经费收支预算细化管理[J].财会通讯:综合版(中),2014(1).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实质是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分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是由各级政府提供，所以实现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有效途径是政府教育经费的均等化分配。通过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极值比的计算来衡量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均等化分配现状，得出城乡间教育资源分配最不均衡的结论，继而提出解决教育经费非均衡化分配的政策建议。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要求是政府确保每一位公民不论他居住在哪个地方，都能享有质量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教育作为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理应受到政府的重视。联合国关于教育效果的研究表明：基础教育的外溢效果最为明显，因此更需政府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保障每一个适龄学生不论在哪个地区都能得到大值相等质量的教育服务，这里的大致相等质量是指相似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

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实质上是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我国的基础教育由政府负责提供。因此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目前我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分为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经费两大部分。教育事业费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活动的基本保障，由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科学研究费等组成。基本建设经费一般是年度一次性拨付，主要形成学校建筑物和教学设备等固定资产。考虑到基础教育阶段的基建经费的不规律性，下文重点从教育事业经费支出角度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的均等化状况。

一、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从全国范围而言，2000年至2009年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最大值的增速达20.67％；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最小值的增速为25.51％。从极值角度考虑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差距有变小的趋势，2000年至2005年极差比保持在10以上，均值为10.22，增速仅为0.30％，2005年至2009年极差比均值为8.87，增速为-8.01％，总体而言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非均衡分配有缩小的趋势。当然这种判断仅是从绝对值的角度而言。变异系数的平均值为1.26，平均增长率2.56％。虽然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不明显，有时增长有时减少，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变异系数一直保持在1以上，可见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非均衡分配现象明显。

二、地区间基础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2000年至2009年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均值达0.0389，表明东部地区教育经费不均衡分配的现象一直没有改善。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均值0.0158，十年里持续保持增长的趋势，平均增长速度为4.40％，增速不大但这种变化趋势值得我们警惕。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一直是三个地区里最低的，平均增长率为3.63％，表明西部地区省市的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全国三个地区里最均衡的，但也不能忽略西部地区教育经费绝对值是全国最低的现象。

2000年至2009年区内贡献率一直超过60％，2000年至2007年区内贡献率平均增速1.751％，2007年达最高值0.75057，表明东中西三个地区间的差异相对于各地区区内差异而言并不明显。因此区内教育资源的非均等分配状况更需加以关注。

三、城乡间基础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2000年至2007年城乡间预算内生均事业内经费的比值分别为18.90、19.05、15.41、15.48、13.97、12.49、11.65、9.64。两者之间的比值一度将近20倍，可见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现象十分严重。考虑到2008年以后的城市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数据无法获得进而不能了解2008年后的城乡经费差异，现有数据显示城乡之间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之比的呈现出了比较稳定的下降趋势，但近10倍的差距依旧明显。

总体而言不论是从宏观的全国范围而言还是过渡到东、中和西部地区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基础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象均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象有所缓解，区域内的不公平现象更加严重，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象最严重。

四、政策建议

为推进我国基础小学教育服务均等化建设，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从教育经费来源角度，变教育附加费为教育税或是发行教育可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缓解教育经费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从教育经费的承担者角度，可以考虑人员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拨付，建设经费由省县(市)两级政府共同承担；从教育经费的使用角度，各级政府要严格实行教育经费零预算制度，建立一套科学的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评价系统，督促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教育经费，实现教育经费的效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美]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王莹，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基于度量的实证考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1)：112—118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1篇

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很多教育研究者过分热衷于国外尤其是西方教育理论，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而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教育思想却视而不见，或者至少是重视不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教育学话语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的叙述逻辑：直接用西方的教育概念、命题或理论阐释中国的教育问题，或者先陈述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再附上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启迪’或‘借鉴价值’。在这些研究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一种霸道的论证方式：因为西方如此，所以我们如此；西方都已如此，我们更应如此。这使中国教育学处在一种‘殖民化’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本土教育问题的关照，从而也失去了原创性的冲动和活力。”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非常有害，这不仅是失去原创力的问题，而且对中国教育学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纵观百余年中国教育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那就是“教育学在百年中出现多次的‘整体式转向’或‘推倒重来式’的‘发展’。并且几乎每一次的‘推倒重来’都循着基本相同的路线：中断历史――重新启动――简单模仿(或演绎)――初级综合――建立体系”。哒种现象表明教育学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发展，从而也造成教育学成熟度不高，在学科大家庭中处于尴尬地位。

理论研究者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片面追求也“感染”了教育实践者，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各种时髦的教育理念趋之若鹜。今年来个“成功教育”，明年可能来个“挫折教育”；这段时间流行“合作学习”，过段时间可能又流行“分层教学”。这让很多教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只能疲于应付，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事实证明这些“花”只是“昙花”，这些所谓的先进教育理念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的生命力。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个原因就是，很多教育研究者忽视了文化背景对教育研究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其实任何教育思想和理论都是源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并且只有与社会文化相协调才能有针对性地地指导实践，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国外著名的教育理论来证明这一点。

泰勒的课程与教学原理是课程中的经典理论。我们都知道泰勒的课程与教学原理是在他“八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八年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改进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帮助学校教育走出困境，以缓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发起的。咽此泰勒关于课程和教学的理论是美国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观我们当前的课程改革遇到重重阻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课改专家没有深入地把握当前我国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再比如德育模式。在《当代教育学》一书中，对科尔伯格的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有这样一段评价：“一些研究表明．有些文化背景下的人根本没有出现阶段5和阶段6的道德发展特征。科尔伯格对这两个阶段的定义很可能带有西方的文化偏见。”这段话首先向我们表明了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是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不一定适合其他文化背景。但其中两个词的用法有待商榷。一个是“可能”．其实任何理论都有文化背景，这点是肯定的，而不是可能。另―个是“偏见”，他们自己设计的德育模式适合自己的文化背景那是无可厚非的，何来“偏见”一说呢?这只能怪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只是对国外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不会批判改造。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教育理念和理论都源于一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只有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相适应，才能有的放矢地指导教育实践，反过来也能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以下笔者试着从中西文化背景与教育的关系这个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对于文化背景，由于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说明。有的学者主张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说明。文化心理结构，是民族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民族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中的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哄中主要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来说明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1．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看，西方民族注重由现实走向未来的实际运动。特别注重实效。

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民族具有一与多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总的来说，西方偏重于多，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上，强调个体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所以西方具有个人主义传统。西方民族又是注重理性思辩的民族，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把理性的逻辑思维作为主要的致思途径。

从民族精神上看，西方民族富有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西方民族注重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改造自然，使之与人类的生活相适应，而不是通过改变自身使之被动地适应自然。西方人在探索“真理”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执着，并且不断努力，推陈出新，标新立异，从不满足。也绝不会止步或暂停。

西方民族注重现实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流传久远。西方重视个体的传统鼓励个性的发展，再与探索精神结合起来。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本主义的教育源远流长。西方价值取向是注重由现实向未来的运动，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一”与“多”对立统一的传统，再加上民族精神鼓励探索，就必然导致西方教育观念变化层出不穷。而其重理性思辨的致思途径反映在教育上就是理性精神一以贯之。

2.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华民族非常注重传统，具体表现在：在实现价值的行为准则方面，道德伦理价值压倒了一切，渗透了一切；在价值理想方面。最高的价值理想是圣人的人格样板，即所谓理想人格。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华民族具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注重整体与过程。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性。而且中华民族又有注重直觉思维的传统，以把握整体为目标，往往以箴言的形式直取事物的本质，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体系的形式构造。

从民族精神上看，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基本精神是“参与”，可以“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即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但是这里的“参与”不是作为主体的参与，而是作为客体的参与。中华民族对待社会与人的基本精神是“和”。“和”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华民族及其重视道德伦理，道德伦理是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维系社会秩序

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注重传统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唯古是法，以老为宝”。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于深深埋藏于师生内心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崇古的印记。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方式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教育观念比较稳定，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人才的培养标准高度统一――以“圣人”“贤者”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注重直觉的致思途径使得人们重经验，忽略抽象的思维理论的创造。再加上中华民族的精神主要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不是去征服自然，信奉“天人感应”，主要是以善行感动上天，因此使得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界探索的兴趣。忽视理性，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以上在谈到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时既提到了优点也提到了弊端。而对西方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则没有提到它的弊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心理结构和教育传统没有弊端，事实上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比如西方教育观念变化层出不穷，一方面是他们教育不断发展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首先。“变化”是变得比原来好呢还是差呢?如果是变得差了那还不如不变。其次如果变化过于频繁，学校、教师和学生能否适应是值得怀疑的。再比如，理性精神自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天我们社会的发展也绝对离不开理性精神。但理性精神并不是万能的，它对有关人类和人的研究几乎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人除了要有理性精神之外还离不开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往往是我们了解人类及每个人自身的有利手段。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中西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传统，两者各有优缺点，关键是要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使两者更好地融合。

对教育研究的建议

在对教育与文化背景相融共生的关系作了论证后，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教育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思想

这是当前教育研究者所普遍忽视的。我国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里面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善于挖掘。并把它们发扬光大。

2.积极吸收并内化国外先进教育思想

前面我们说过当前我们许多教育研究者过分热衷于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这里又说要积极吸收国外教育思想，这是否矛盾呢?其实不然，虽然我们的研究者非常热衷于引进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但总体质量并不高。首先，很大一部分研究者接触到的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都是二手资料，也就是经其他人翻译过来的。真正直接接触原汁原味的国外资料的人少之又少。由于翻译者自身水平和能力的局限，难免对原来理论的理解造成偏差。其次，退一步说，即使翻译者翻译得足够好，也并不代表他翻译过来的东西都是适宜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引进的所谓西方新理念新理论其实只是西方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早已被西方的教育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或者是有明显缺陷的。而我们却如获至宝，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研究和推广，结果还是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一种巨大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反思

冯　丹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现在正在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如何解决我国公立高校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成为一道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1989年开始向学生收取部分费用，以后，逐步加大了学生交费的数额和覆盖面，1996年个人投资(指学费和杂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为11.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80.39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全面收费制度。1999年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学费数额，扩招生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基本上按培养成本收费，其他学生的交费一般也达到了培养成本的20％至30％。函授、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以及民办高等教育这几种教育形式所需经费基本上全部是或大部分是由学生自己承担，而这几种教育形式的学生已占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一半以上。如果综合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中学生个人所承担的比例将达到40％至50％。这一比例与国际水平比较已属于一般水平。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免费，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而且可以预言在―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比重不可能达到已承诺的占GNP4％的水平，所以，对非义务教育还应加大个人支付的比例。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收入分配又很悬殊，因此在实行高等教育收费的同时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对于收费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所带来的贫困学生问题以及对收费制度的考验

1.免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行的

中国从1989年起对公立高校部分学生开始实行收费，当时只是象征性地收取200元，高教学费制全面实施于1997年，但收费标准几年内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收费标准猛增在2000年。这一年高校学费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了4000元。(见附表一)之后，2001年和2002年执行了有关规定，学费、住宿费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

此间关于1997年起我国实行全部大学生缴费上学的理由，通常认为有两个。即增加高等教育实际需要的经费，以及对教育成本分担原则的确认。就增加高教实际需要的经费而言，它是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基本的两难问题”。产生于公共预算日益紧缩而社会和个人对接受教育的要求持续增长。现在几乎已没有国家能够单靠国库来支付整个高教系统，而必须寻找资金来源。何况这里是“穷国办大教育”和“大国办穷教育”，教育经费不足更突出。面对急剧膨胀的教育需求和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继续推行免费入学政策显然已不可能。

而且，教育分担原则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教育成本分担原则的依据是：从受益方面论，高教投资可以产生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收益各方负担成本才合理；从产品的属性论，高等教育产生的不是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所以政府和受教育者应当共同承担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是：(1)谁受益谁投资；(2)受益者为个人、雇主和社会大众三方，教育成本应由这三者分担；(3)各方支付的教育成本份额，由其受益的多少决定；(4)各方支付的教育成本份额，还应按支付能力来决定。来自各国的数据都表明，中学后教育能确保其毕业生获得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中国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并非

纳税人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据统计，随着高教大众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毛录取率已接近70％，但他们只占同龄人口的10％左右，也就是说，只有适龄人口的7％能够上大学。由此可见，作为极小部分纳税人的子女和高教受益者，大学生缴纳学费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仅仅把增加高等教育实际需要的经费和确认教育成本分担原则作为收取学费的理由，那是不够的。然而，免费的公立高等教育真的总是公平而民主的吗?国内近期有的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免费的高等教育等于是用公共资金补贴高收入阶层。新近一项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也显示：与出生于较贫困阶层的同龄人比较，出生于较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进入高等学校，高教补贴有可能主要是为富人造福。国外有论者还指出，免费的高等教育是让穷人来支付富人上大学的费用。入学机会更多的富人子弟免费入学。而在日后可获得收入更高和使事业更成功的机会。不取消高校免费入学制度，实际上就是坚持把穷人的收入作有利于富人的两次再分配。

结论性的表述是“免费高等教育既不能保证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这―论断，对免费高等教育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开阔思路。另外，大学生承担学费后，他们可以施加压力对学校不合理的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可以较自由地使用由学费构成的那部分经费，或用来进行改革，或用来弥补公共补助之不足，并通过增加能够自由支配的经费加强自身的自主性。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贫困学生所占比例较大。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在全国普通高校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20％，人数在280万左右，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5％至10％，人数在60万至120万之间％先不论各高校的贫困学生，据一份调查显示，由于惧怕交不起大学学费而在高中就辍学的学生不在少数。有可能很多人成绩很好，但因负担不起大学学费而过早地放弃了进大学的念头。该调查还对高三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率为100％，也从侧面反映了高中生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见附表二)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研究，有可能低估了学费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我国高校大规模的扩张是在当时我国经济紧缩，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前提下仓促、急剧进行的。因此，我国除了各大学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学费减免之外，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来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学费短缺。我身边就有因生活困难而荒废学业去打工来维持生计的同学。所以，建立怎样的体制以便所有的大学生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是一个重大课题。

2002年高考前夕对我国两省市4区县的不同类型的7所高中的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共发放问卷529份。回收率为100％。

根据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下层人民的子女享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没有增加。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这份调查更进一步证实了部分学生的经济困难不容忽视。

2.建立针对所有大学生的贷款助学制度

上面讲到免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公平的，而我国又有一部分学生无力上缴学费。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建立起以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这的确解决了一些大学生的问题，但同时使得某些贫困学生有自卑心理的产生。因此，在实行上大学收费的同时，为防止或者避免由大学生家庭收入水平决定其学费支付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差异现象，可以借鉴很多国外经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实施大学收费制度的同时，制定了许多既不加重大学生家庭负担、又不影响大学生心理和人格、反而对大学生健康人格形成颇有帮助和促进作用的大学生上学贷款和助学制度。

为此，我国高校收费和贷款政策就应该有相应的修正和调整，亦即政府的贷款上学制度，不能只是针对目前所谓的贫困大学生等少数学生的制度，而应该是针对所有学生的普遍性的大学生上。学贷款制度。从而使所有的大学生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以同样的资格和条件来申请国家的助学贷款，以同样的人格和心态在大学中进行学习和深造。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国化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内涵及理论依据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涵义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教育成本这一概念被引入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在完全货币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成本通常是以货币支出的形式出现的。这时成本指为了获取商品和服务而发生的支出，也称直接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指进行高等教育活动所需要消耗的资源的货币表现形式。而广义的高等教育成本还应当包括为实施或接受高等教育所投入的所有成分的机会成本，也称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即社会资源因投入高等教育而牺牲的其他原本可能的收益中的最大者。这种意义上的成本除了要包括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即货币支出之外，还必须包括政府、学校和个人的机会成本。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则是指高等教育成本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转向至少部分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他们交学费补偿部分教学成本，或支付使用费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费和膳食费。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世界著名高等教育财政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于1986年提出来的，它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高等教育的成本可以看成来自四大块：1）政府、纳税人；2）家长；3）学生；4）个人或机构捐助者，他们构成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在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该理论为建立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提供了依据，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俄罗斯、拉丁美洲及亚洲大多数国家都在接受成本分担的理念开始征收学费、使用费，并鼓励发展依靠学费运行的私立高等教育。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依据

1.教育投资个人收益论。该理论的核心是“谁受益，谁付款；多受益，多付款”的原则。个人或家庭通过投资高等教育，旨在增加凝聚在个人身上的人力资本，提高自身劳动力的价值，以获得相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较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货币及非货币收益，那么个人或家庭就理应分担与之收益相对应的部分教育成本。

2.公共产品理论。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创立了这一理论。该理论依据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全部社会产品和服务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社会（集体）共同使用的物品或服务，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两个典型特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消费上，人人都可以获得相同的利益而不相互干扰，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效率定价原则，收费也应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一旦该产品被提供，则无法从技术上将不付费的消费者排除

在消费行列之外，或者能排除但代价高昂。私人产品则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

收稿日期：

而高等教育产品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因此是一种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上，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不应该是其成本的唯一承担者，加上高等教育的外部正效应的存在，都使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3.高等教育的市场效率论。成本分担符合新自由经济倾向，因而能得到这样一个假设的支持：成本分担更有效率，更关心市场，至少在既有竞争又有由消费者承担成本的国家是如此。大学和学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必须为生源而竞争，并为无效和不关心社会需求而承担后果。这样，高校就更有可能提供优质的教育，更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而不是仅仅为政府利益和教师的便利而开办。

另外，有学者认为实行成本分担制度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将一部分成本转移给有支付能力的家长或学生个人，并在经济状况调查基础上给无力承担学费的人以各种形式的资助，这朝公平迈进了一大步。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在中国的实践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实施免费制转变为实施公费与自费并行的“双轨制”。1950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实施免费制度，直到1985年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的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1989年，国家教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从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1992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较大范围地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自费生比例进一步得到提高，学费水平也逐年提高。第二次转变是由“双轨制”到实行全面收费制度的转变。199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作为收费并轨试点院校，当年这些学校的新生统一交纳学费。此后几年并轨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施收费制度。

（二）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现状

1.政府作为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者，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支出虽持续增加，但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仍然较低，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

由于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都是本国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公共教育经费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教育的基本条件。国际上衡量教育投入水平，通常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考察。2002年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平均比重为4.4%，其中高收入国家达到5.5%，中等收入国家达到4.3%，低收入国家为3.2%。具体来说，美国和法国达到5.7%，新西兰高达6.7%，中国香港达到4.1%，而中国内地仅为2.1%。近些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3%，2000年达到4%的目标没有实现，2008年虽达到16年来的最高点3.48%，但对于能否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社会各界均有所质疑，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坦言，财政部对实现上述4%的目标“信心很大”，但“难度不小”。此外，从近些年中央与地方教育财政支出的分担比例来看，地方财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中央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有所削减。而这种地方财政投入占主导的格局会因为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稀缺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生源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加速流动，而经济落后地区对教育的投入很有限，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马太效应”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会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

2.个人及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迅速提高，学费作为一种替代性财政来源持续上涨。

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的“学费-成本比”已达到政策规定的25%的上限，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费占高校经常性费用支出的比例在20%以下。从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看，近几年我国公立大学本科生平均学费在4000-5000元左右，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7%，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50.5%，加上800-1200元左右的住宿费，这一比重会更高，而同期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公立大学学费的这一比例要比我国低得多，并且学费的增加与人均GDP的增长呈正相关。另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贫富差距大，导致从人均收入最高到最低之间的梯度过大，因而这种平均值的代表性并不是很强，它会高估广大中、下阶层的人们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导致在制定学费标准时，实际上是向中高收入的人群倾斜，而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没钱、没权、没关系，因而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超过任何中产及资产阶级人群，而这唯一的机会被无情地剥夺了，至少在学生贷款和贫困生资助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是这样。

3.企业、社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虽略有增加，但比例仍然很低。

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主要表现为各个企业、社会机构及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助，或投资兴办私立高等学校。现阶段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助比例仅为1.4%，捐赠的形式也以实物为主，并且社会捐助主要集中于名牌大学，加上名牌大学通常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及学费收入原本就高于普通高等学校，如此一来更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原因是我国各高校之间在争取教育和科研经费时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从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经验来看，正是私人捐助（包括个人、基金会和公司）给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以2004年美国对研究性大学科研经费的投入为例，当年总投入为2884亿美元，其中企业投入1839亿美元，联邦政府投入863亿美元，大学投入103亿美元，分别占总经费的63.8%、30%和3.6%，企业投入所占比例最大。相比之下，我国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显然只是杯水车薪。

4.高等学校自身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很小。

近年来，随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不断加强，不少高校（主要是一些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及人才优势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高科技成果转化、科研成果转让、引资创办高新技术公司及提供社会咨询服务等形式为大学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这对于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阶段，具备经济创收能力的大学数量较少，即使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部分收入占学校经费开支的比重也很小，普通高校，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这部分收入就更少了。

（三）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中国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增加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严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生均成本上升，而政府负担高等教育的能力相对下降。成本分担制度的建立将一部分财政压力转嫁给个人、家庭及社会，然而由于制度改革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因而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引发了其它一些社会矛盾。

2.市场竞争机制缺乏，高校缺乏成本控制意识与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导致高校成本不断膨胀（cost-push）。

由于高校之间与高校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加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吃皇粮”的传统，导致高校本身缺乏成本控制的意识与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我国所采取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教育财政拨款方式与高校的办学成本并无直接关联。学校的支出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收支同步增长”的模式编制，财政部门的教育支出预算决定了大学的收入及支出规模，进而决定了教育成本的数额及其增长水平。大学通过外部经济资源内化为教育费用的方式，在成本最大化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大多数高校同时存在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的现象，高等教育成本不断膨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3.缺乏制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不同主体各自分担比例的科学依据及保证其有效实施的法律及制度措施。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实施，学费收入成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部分，政府财政性投入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分担比例却有所下降。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过高，加上学费的快速上涨又和房改、医疗改革几乎同步，这必然导致部分家庭在购房等高消费的同时还要负担子女的高额教育费用，从而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及心理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安定。究其原因，是我国缺乏制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不同主体各自分担比例的科学依据，因此在确定各主体具体分担比例时不够科学规范，随意性较强。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配关系中，高等教育的财权与事权是分离的，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只根据财力状况来进行教育预算而不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经费需求。又因为法律及政策监管的不严格，无法确保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量及对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倘若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过度转移给学生，将会在政策制定上造成误导，在对稀缺的公共资金的激烈竞争中，将使高等教育处于比基础教育、医疗、福利、国防等更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学校对学费的收纳，都以政策允许的最高限作为受教育者分担成本的比例标准，这在学生资助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大削减了贫困生入学的机会。

综合分析产生上述主要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缺乏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生长所需的合宜土壤，导致“缺位移植”后产生“排异反应”。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土壤，20世纪90年代初该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经济政策实践。由于该理论对于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被各国政府及许多学者所接受认可。然而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的，在具体实践中，如果缺少假设条件的存在或者现实距离假设条件很远（这么说是因为实践中假设条件不可能达到理论上需要的完美），那么该理论便等于被抽去了其合理性的内核，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根据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依据和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即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基础，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该理论的成立必须至少建立在以下基础上，1）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2）工业化、现代化的高度发达；3）民主的政治体制；4）完备的立法及行政监督体系；5）科学可行的税收制度；6）政策及社会舆论的价值中立；7）受教育者个人（家庭）具备经济人的投资理性；8）严格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9）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文化传统。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并不具备或并不完全具备以上各项基础条件。同时，该理论还隐含了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各个主体确实能够通过投资高等教育而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我国的现实是，在不具备以上基础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扩招，加上教育资源的匮乏、学科的过分专业化（专而不深），导致培养出的大学生，质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数量出现结构性供过于求，劳动力价格下降。大量大学生一毕业即失业，脑体倒挂的现象广泛存在。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明显降低，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靠贷款上学的大学生而言，一旦失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心理负担会更重。另一方面，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匮乏，导致高科技产业发展受到阻碍。这些都削弱了在中国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存在天壤之别，这点我们必须牢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两大基石，它们共同决定了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基本格局与走向；社会历史文化（这里指社会主流文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力，它决定了该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决心、对于外来事物的分辨能力和吸纳能力。不考虑这些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简单引进理论的外壳，这种“缺位移植”必然会产生“排异反应”。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中国化与其说是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供需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为政府推卸责任找到了一个精美的托辞，因为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一个深层的问题，即政府很可能会因为财政压力的暂时缓解而放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努力，进而在理论的具体实践中，衍生出诸多问题。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从理论角度及长远意义来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分担的前提是满足上文提到的9项基本条件和1个基本前提假设。因此，摆在现阶段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在现有格局下实施高等教育免费制度；另一条路是打破现有格局，实施科学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现就第二种选择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市场竞争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建立，加大办学自主权，鼓励兴办私立高等教育，完善产权激励机制。

1.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促使高校产生危机意识，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通过市场调节，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从根本上转变财政拨款方式，建立在竞争机制和严格的成本核算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方式，彻底转变“吃皇粮”的传统，促使高校树立成本控制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成本核算制度。

3.加大办学自主权，加强高校内部科学管理，提高办学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鼓励兴办私立高等教育，完善产权激励机制。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会在原本缺乏活力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产生“鲶鱼效应”，有利于打破固有格局，激发系统活力；加大办学自主权，明晰产权责任关系，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高校形成主体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从而放弃“不是自己的不操心，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的想法。

（二）科学地制定并从立法及制度上保障各主体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适宜比例。

1.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保证政府财政性高等教育支出所占比例。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际水平，合理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层次结构，要在资源的供给能够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发展规模。我国目前的问题是缺乏高素质杰出人才，而不是一大批高不成、低不就的中级人才，这对于国家和受教育者来说都是一种投资浪费，如不改变现有扩招政策，只能陷入一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恶性循环，其结果是资源浪费了一堆，效果还让人失望。

2.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大，单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及学费收入难以满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企业作为高等教育产品的主要使用者及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逐渐形成一股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力量。因此，应制定各项鼓励政策、创设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适宜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激发社会力量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

3.合理确定个人及家庭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比例。学费的制定要考虑到实际生均成本、人均收入水平、教育投资收益率等因素。目前许多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住房养老制度已经很完善）学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以及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均低于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费占这两部分的比例理应更低才对，并且在这两种比例关系中，应该首先保证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4.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立法程序，健全立法及政策监管机制，保证各主体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适当比例及各项经费的使用效率。健全和完善公平机制，建立在经济状况调查基础上的“奖优不奖贫、助贫不助优，免费经常有，贷款不发愁”的全套学生资助制度。既激励所有学生努力学习、力争优秀；又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享受助学金或低息、免息贷款，对特困生（目前我国经济落后地区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实施免费，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 Bowen Howard E. & Lewis Darrell R.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

2 D.布鲁斯·约翰斯通著,李桃红、沈红译.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财政与政治[J]. 比较教育研究,2002,(1).

3 李梅英. 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学思考[J]. 江苏高教,2006,(4).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3篇

早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4%的指标，是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一个基础线。因此，经费投入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此课题研究现状，田民政（2013）采用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影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实证因素。胡瑞文、王红（2014）进行细致研究，揭示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投入保障条件和经费投入的关系。徐瑾辉（2009）认为，国家教育发展的好与否在很大长度上取决于我国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是否充足。本文采用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分析影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更进一步分析各相关因素对教育经费的作用。

三、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的描述性分析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因素包括，教育经费、GDP、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总计、人口、居民消费价格以及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等。研究问题覆盖面全面，能够清晰的反映出影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实证影响因素，并得出结论及可行性建议。

（一）近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趋势

自2004年开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增长速度加快。由2004年的72425989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303647200万元，增幅为31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逐年上升。

（二）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情况

将我国每年的教育经费投入除以GDP，观察其所占GDP的比重是否到达4%。对于教育经费投入是否达到GDP的4%，还需作进一步考量。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4-2013年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量也随之增加。由2004年最初始的2.79%增长到2011年的3.93%，直到2012年才达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截止2013年达到4.3%。结合现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占该国GDP的比重都高于4%。例如2013年，美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7.3%，而我国只有4.30%。这表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存在不足。

（三）研究方法

本论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计量经济学中修正Frisch法进行分析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加以修正。以及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作回归估计，得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经费的影响程度并得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四、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选择

本文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进行计量分析，共选取以下变量。被解释变量Y是教育经费投入， X[1]为GDP， X[2]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总计， X[3]为人口， X[4]为居民消费价格， X[5]为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

（二）模型选择

在一元选择模型中，当X[i]发生变化时，按照一定规律影响另一变量Y[i]，而Y[i]的变化并不影响X[i]。亦即X[i]的变化是Y[i]变化的原因，X[i]与Y[i]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又因为模型中只有一个解释变量，变量间的关系又是线性关系，正符合此论文研究的问题。所以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i=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μi]进行分析。用[Yi]代表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β]为待定系数，[μi]为随机误差项。

（三）回归结果分析

1、数据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对于[X1；X；2X3；X4；X5]是否对[Yi]存在相关关系，需做进一步的验证。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用相关系数[r]来描述。我们借助EViews8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1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Y]和[X1；X2；X3]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9，接近于1，由此可以确定变量之间存在正向高度相关关系。[Y]和[X4]的相关系数为0.33，有理由认为[Y]和[X4]之间存在低度相关的关系。[Y]和[X5]的相关系数为-0.04，[r

2、修正Frisch法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参数估计量的标准差较大，从而使参数的显著性[t]检验增加了接受零假设的可能性，而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借助逐步回归法进行修正，增加分析问题的准确性。我们借助EViews8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由表2可知：

[Y∧=-216.2928+0.007199X1+0.002382X2+0.075918X3+0.009974X4+0.010634X5]

（-1.43） （2.14） （0.47） （4.93） （2.38） （1.77）

[R2=0.958]，[R2=0.949] ，[DW=1.741]，[F=113.493]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是[t]值。给定显著水平[α=0.05]，回归系数估计值都没有显著性。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为[F0.05（5，25）=2.60]，故[F=113.493>2.60]，回归方程显著。分别计算[X1；X2；X3；X4；X5]的两两相关系数，得[r12=0.943]， [r13=0.852]， [r14=0.422]， [r15=-0.174]，[r23=0.804]，[r24=0.517]，[r25=-0.188]，[r34=0.0329]，[r35=0.099]， [r45=-0.609]可见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为了检验和处理多重共线性，采用修正Fisch法。首先，对[Y]分别关于[X1；X2；X3；X4；X5]作最小二乘回归， 根据经济理论分析和回归结果，易知GDP[X1]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所以选取第一个回归方程为基本回归方程。同理，依次加入[X2]，[X4]，[X5]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经分析可知，拟合优度[R2]和[R2]均有所增加，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在模型中[X1；X2；X3；X4；X5]都要保留。该模型中系数均显著且符号正确，所以该模型是较好的回归方程。

五、结论及提高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对策

（一）结论

从拟合好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得出，当GDP每增加1个单位时，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将增加0.07个单位；当人口数每增加1个单位时，对教育经费投入将增加0.08个单位；当平均在校生总数每增加1个单位时，教育经费的投入将增加0.01个单位。上述结论充分表明，在伴随着我国GDP增长的同时，为提高我国教育质量，促进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决不能忽视教育经费投入。

（二）提高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对策

1、强化教育经费投入法制建设

我国《教育法》明确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并且，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所以 “健全教育经费投入立法机制，规范立法程序，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法规的权威性”。

2、加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创新

继续保持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教育拨款的持续增加，同时改革现行财政对教育拨款办法。鼓励各级各类学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筹办经费，依法保证学校对财政拨款、基建经费、学校贷款、社会投资统一管理，统一使用。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补偿;教育不公平;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257-02

一、什么是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

1.教育成本的含义。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成本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而提出来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学校可以视为专门‘生产’学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学校在内)可以视为一种工业部门”,“把学校教育视为一种投资进行研究,这便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知识的来源。”[1] 他试图把教育成本视为“生产教育所投入的资源的价值”。而成本这一定义就意味着教育成本不仅包括公共支出的人员经费、学校设施经费、供给和仪器经费,而且还包括父母和学生在教育上的花费支出(直接的私人成本,诸如学费以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杂费、课本费、校服费、交通费等等)和学生放弃的机会成本(间接的私人成本,诸如放弃的收入和其他生产性活动),还包括私人对教育的贡献(个人、父母或者私人组织对教育的现金或者实物贡献)[2]。

2.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含义。所谓研究生(本文主要指硕士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是随着教育观念的改进,人们投资教育的意愿增强,教育财政日益紧张而出现的。它指的是研究生教育成本由谁支付、如何支付、支付多少的问题,即研究生教育成本如何在国家、高校(本文主要指普通高校,当然严格地讲还包括科研院所等)、导师、个人等方面之间合理分担并最终实现的问题。

二、为什么要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

(一)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理论依据

1.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舒尔茨创立的。该理论认为,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物力投资的收益率,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另外,舒尔茨认为,在教育的收益中,有一种分配给受教育者的收益,由受教育者对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各种机会之反应能力来确定。由于受教育最少的人对新机会的反应最迟缓,所以这种特定的收益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长[3]。

2.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这一理论是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应当由在教育中获得益处的各个方面分担,凡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包括学生家长、学生本人、纳税人或政府、慈善机构(社会捐赠)以及企业应共同承担高等教育的成本。即谁获利,谁支付费用。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客观必然性

1.经济发展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在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的形势下,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要求教育发展的多样化。而教育的多样化又要求教育投资的多样化做保证。

2.研究生招生规模与研究生教育财政投入的矛盾。1995年,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为5.1万人,2004年增长为33万人,在近十年的实践内,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增长了6.4倍[4]。由此可见,中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急剧扩大。而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拨款又不足,于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经费短缺问题越来越突出。但这种状态不能维持下去,因为研究生教育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经费不足势必会影响研究生培养的数量与质量。

(三)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的现实可能性

第一,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研究生应按国家规定缴纳学费以负担部分教育成本。第二,研究生个人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大大增强,这为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提供了前提条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与日俱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大大不同,更愿意投入教育。据对1985―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分析,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文体娱乐服务支出的比重由1985年的8.17%上升到2002年的14.96%,农村居民用于教育文体娱乐服务支出的比重由1985年的3.89%上升到2002年的11.47%[5]。第三,家长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值不断升高。中国居民中存在着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较高的个人需求,这是不争的事实。“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长的普遍心理。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通过接受高层次教育获得较高的文化素养,提高社会地位,得到较大的个人利益。也使得他们认识到,接受研究生教育不花钱是不可能的了。

三、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要隐忧

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及补偿后的最大的隐忧是减少“弱势群体”学习的机会,导致教育不公平。那么何谓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但本文主要是从受教育者自身状态来定位弱势群体的,指那些由于经济或其他原因而使其在享有和行使受教育权时处于不利境地、需要给予特别保护的群体。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由于先天因素而具有身体缺陷的人。他们主要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教育公平的主要标志是教育机会均等,即学生不因财富、种族等的影响,都能享有平等地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公平则反之。

因财富而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是很普遍的。实行成本分担后,原有的依据入学成绩作为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唯一标准,将变为入学成绩和经济实力的双重标准。这就是有可能诱发教育不公平的源头。来自“弱势群体”的一些人本来想接受研究生教育,但考虑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研究生教育或是只能到相对较差的高校接受教育,这是一种社会不公,而且会造成部分人才潜能不能发挥而导致国家人才资源的浪费。但是,有这个经济承受能力的人却可能继续深造。教育不公平问题在此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四、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具体建议

(一)国家应做好各项宏观政策

1.加大对导师科研经费的投入。实行成本分担后,导师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大,需要从导师的科研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培养研究生,只有增大科研预算,从经费里拿出的资金多,才能招收更多的研究生或是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招收更多的学生,使得一部分学生有可能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而实现教育机会公平;资助更多学生是为了能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另外,研究生教育的产出是知识创新(即“学科受益”),学科发展带动科学进步,科学进步带动国家进步。从这一角度出发,国家应加大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研经费预算中必须合理地将研究生从事科研的人力资源耗费列入科研经费预算中。而且导师科研经费的额度与比例也应当有明确的指标加以规范。过于随意化的科研补助根本不可能为研究生从实质上解决学费问题。否则,将导致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2.建立科学、合理、公正的收费标准。若在对研究生教育收费时,实行全国“一刀切”,忽略中国东西部的差异及各地区民众的承受能力,那么,势必会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学费问题而不得不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

3.建立健全的研究生资助体系。健全的研究生资助体系是有效实行研究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重要保证,也是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的物质保障。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奖学金制度。在国外高校内,奖学金额都很高,全奖一般包括了学费和生活费,半奖也足以支付学费。与之相比,中国研究生奖学金额和奖励面都明显偏小。虽然现在国家正在试行奖学金制(分一、二、三等),一等可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二等可支付学费,三等为零。但是,这仅限于部属高等院校,在中国还未普及。因此,国家应考虑提高奖学金的额度,扩大奖学金的获奖面。其次,要建立合理的贷学金制度。与奖学金制度相比,奖励合理的贷学金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后,多数学生要靠贷款来完成学业。这就要求国家建立起合理的贷款机制以及还贷机制。还贷机制也是必需的,若还贷机制不完善,银行向研究生贷款的积极性就不高。进而导致一部分学生就失去入学机会,即教育不公平。

(二)高校应做好各项工作

1.进行学制改革,实行弹性学制。目前,中国的研究生(尤指硕士研究生)学制由教育部统一安排,学生少有自主性,提前和推迟毕业都不允许。实行教育成本分担及补偿后,高校应允许研究生灵活地选择学习年限。研究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论文进展和经济情况向学校提出提前毕业的申请。只要修满学分、通过论文答辩就行。

2.全面加强“三助”工作。“三助”是指TA(助教),RA(助研),MA(助管)。TA一般由学校、系分配固定的岗位数;RA(1)由基金会、企业设定的岗位数;RA(2)申请的课题经费可能提供的研究生数;另外,还有少数管理助理岗位,即MA(助管)。 “三助”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负责精神,同时对减少学校固定人员开支、促进学校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可以分级设岗,公开招聘,采取经济困难研究生优先的办法。

(三)导师应加强科研能力

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后,导师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拿出一部分来培养研究生。如果导师的科研能力不强,课题数量少,层次不高,那么他就不能给研究生提供充足的助学金;相反,若导师学术水平高,承受科研项目的能力强,就会为研究生提供较充足的助学金。可以看出,导师的科研水平与对研究生的资助有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1.

[2][美]Martin Carnoy.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2版[M].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99.

[3]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90:110.

教育经费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高校；收费机制；教育成本

[中图分类号] G467.2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3-0176-03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高等教育经历了全部免费到全面收费的发展过程。当前，面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高校收费标准，为权衡国家、高校、学生三者间主体责任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一、理论基础

1.教育成本。教育成本[1]是指进行教育活动所需要消耗的资源的货币形式。这里所指的教育成本属于直接成本，不含选择所生产的机会成本，即狭义教育成本。那么，高等教育成本是指高等学校进行学生培养所需要消耗资源的货币表现。高等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其对象是指高等学校开展业务过程中各类教育资源耗费的载体。

2.学费。W费[2]是指主办教育者根据非转移教育经常费向教育者收取以供教学用途的一部分经费，以弥补教育主办者提出的教育经费总额中的部分成本或全部成本。本文所研究的学费是指普通高校的学费。

3.人力资本理论。西方经济学界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20年纪经济理论的重大发现，被视为经济史上的革命。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经费有重大意义。

4.公共产品理论。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首次提出了“公共产品”概念，他认为产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介于私人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之间的为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消费过程，一般认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按照Samuelson的定义，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为高校学费定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5.成本分担理论。1986年，美国学者约翰斯通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有投资、有收益的活动，满足了多个主体的需要，受益人包括国家、受教育者、纳税人、企业、家庭、教育机构，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谁受益谁付款”，高等教育的成本应该由这些主体分担。因此，成本分担理论为高校学费定价奠定理论基础。

二、高校收费历史沿革

高校收费机制历史变迁实质上是“收费”对“免费”的替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历史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首次象征性地征收一两百元学费至今，高校学费的每次上调都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有关，尤其是1996-2000年，我国高校开始实施并轨招生至并轨招生完成，个别地区高校学费也从2000元上涨至4000元。从2000年以来，我国高校学费收费标准基本没有变化。2010年7月，国家允许视情况调整学费标准。高校收费机制发展历史如图1所示。

1.1949年至1984年，高等教育实行免费制，伴随着奖学金和助学金并存。

2.1985年至1996年12月，国家开始探索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成本回收制度，全国部分高校实行招生并轨，学生缴费上学。

3.1997年至1999年末，国家取消了双轨制，即将国家指令性计划与调节性计划的录取分数合一。[3]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制度，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收费标准。

4.2000年至2010年，国家一直没有对高等学校调整学费标准。2004年6月，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多数高校都根据办法开展了中外联合办学项目，招收大量合作办学的学生，学费标准较高，一般在15000元/生・学年。但是联合生人数占在校生比例太少，对于教育经费的补充仍然杯水车薪。

5.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则纲要（2010-2020）中指出：“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

6.2014年以来，部分省份高等教育开始调整学费标准。截止目前，全国至少有天津、江苏、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宁夏、浙江、江西、广东等地调整了普通高校收费标准。2015年5月，江西省调整后平均学费水平为4000元/生・学年，比现行3910元/生・学年的学费水平仅提高2.3%。[4]同年6月，广东省按照“以生均培养成本为基础，以优质优价为遵循，以成本合理分担为依据，以保障困难家庭学生读得起书为底线”的原则，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

三、高校收费定价原则

为了合理合规制定高校收费标准，借鉴企业成本核算相关原则和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有关规定，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凡是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均应计入本期成本；凡是不属于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即使款项已经支付，也不能计入本期成本。

2.相关性原则。凡与高校教育无关的收支活动，一律不能计入教育成本。本文中的教育，主要包括教学、教辅、学生事务，以及其他教育活动中发生的事项。

3.分类核算原则。高校教育培养成本按学校性质分类核算，并逐步过渡到按专业分类进行核算。

4.合法性原则。在对经济事项原始单据甄别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对不合法和不合规的经济事项不计入高校教育成本。[5]

四、高校学费定价影响因素

高校实行全面收费以来，收费标准问题一直倍受社会各方关注。截止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同的影响高校学费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承受能力、高等教育成本、经济发展状况、高等教育供需、高等学校声誉。其中前三个因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则纲要（2010-2020）》中也曾提出，但要调整学费标准必须完善培养成本分担机制。

1.居民承受能力。在考虑教育成本的同时，有必要对居民家庭承受能力进行考虑。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生活越好，恩格系数越低，一般认为60%以上为贫困，40%以下为富裕。截止2012年末，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2%、39.3%，已达到富裕水平；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别为24564.7元、7916.6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直接影响农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2.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为准公共产品，为公益性事业，因此，高校学费的最高标准为其教育成本。由于高等教育主办者的地区、学科和专业差异，决定学费高低的成本不应为个别成本，而应高等教育社会平均成本或者区域平均成本。

3.高等教育供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市场价格由商品供需对比关系决定，在一个维持较长时期内的均衡价格。高校的学费标准与高等教育供给成正比。随着学费的提高，高等教育需求会下降，从而导致高等教育供给相对增加；学费不但调节高等教育供给，它本身还会增加高等教育的供给[2]。

4.经济发展状况。教育财政投入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不可能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不顾，因为高校学费收入与教育财政投入比值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或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因此，在研究学费标准问题时应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5.高等学校声誉。高校声誉与学费成正相关性，声誉好的高校，学费标准较高。苏良军等（2006）和张小萍（2008）对高校学费价格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部属高校的学费标准高于地方院校；重点大学的学费标准高于一般大学；理工类院校的学费标准高于其它类院校；艺术院校的学费标准高于普通院校。

五、优化高校收费机制的建议

为了体现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原则，采用有效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原理。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其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因此高等教育成本的大部分必须由政府承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比例一般应在80-85%，在成本分担的各主体中充当最主要的角色[6]。因此，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丝毫不应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按照“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受益者均需要分担成本，受益者间需要合理配置占比，进一步优化高校收费机制。

1.学费标准不应该一刀切。结合高校性质和隶属关系，以及重点建设等情况，将高校重分类，确保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学费标准等级化和差异化。根据回报率情况，用学费标准调整同等教育内部资源合理配置，平衡社会需求和国家需要。另外，对于一些外部性较强的冷门专业，如人文学、社会学和师范教育等，可以少收或不收，甚至财政补贴。不同层次的高校学费存在合理的差价，不仅可以体现各类高校在质量和声誉上的差别，同时也做到按质论价，有利于各类高校提高教学质量，争创一流名校[2]，也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2.建立健全学生资助制度。目前，国家宏观层面尚未出台具体学生资助制度，实施学生资助方式有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助学贷款。高校发放奖学金时，主要考虑品学兼优；发放助学金时主要考虑家庭条件。需要建立学生资助体系，完善学生资助制度，统一方法确认资助等级，指导高校发放资助资金。

3.合理确定分担主体责任。约翰斯通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在社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坚持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由于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社会性和公益性，所以高等教育成本应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合理分担。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合理确定分担主体责任，具体分担机制应是以政府分担为主、以受教育者分担为辅、以社会分担为补充的模式。

4.严格控制成本过度增长。高校教育成本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成本核算是教育成本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教育成本的分析、预测、控制提供了准确和有利的决策信息依据[3]。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教育成本核算办法，制订具体实施细则，从而控制教育成本过度增长，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益，杜绝教育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5.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考虑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现实状况。科学设置财政转移支付测算因素和权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县级以下政府的转移支付需出台相对应的实施细则，填补该地区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对该地区人才流失予以补贴。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采取适当奖惩方式，引导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教育和民生等重点领域。

[参 考 文 献]

[1]孙平生.教育经费管理改革的探索与创新[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1-12

[2]张小萍.公共财政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优化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9-01

[3]朱沙.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07

[4]多省份调整公办高校学费标准强调“涨幅可承受”[N].中国新闻网，2016-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