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建筑环境保护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为加强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步推进，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展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现状，昭示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有助于澄清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误解，增进对的了解。
一、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自治区面积12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的气候自东南向西北由暖热湿润向寒冷干旱呈递次过渡，自然生态由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到荒漠呈带状更迭。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特殊的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样性营造了天然乐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旧，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基本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根本谈不上对生态环境客观规律的认识，也谈不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一些外国探险家和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过各种考察和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也在青藏高原进行过考察和调查，但总体上说，他们对青藏高原特殊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还不全面、不系统。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起步于和平解放以后，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和平解放开启了科学认识、主动保护和积极建设生态环境的进程。1951年和平解放之初，为了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促进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就组织“政务院工作队”（195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对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利和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和评价，提出了科学开发利用的意见，从而开启了科学认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进程。
与此同时，改善高原生存条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开展起来。国家派遣林业技术人员对雅鲁藏布江流域部分地区进行考察，并在拉萨市西郊七一农场开展育苗造林试验，为在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奠定基础。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以乡土树种为主，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植树造林工作的开展，使人民实现了由千百年来被动适应自然，进入主动改造自然的质的飞跃。
1965年9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伴随着人民民主政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纳入议事日程，得到组织上的保证。1975年自治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1983年正式成立自治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此后，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有关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活动全面铺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入，生态建设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科学院制定了《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于1972年在兰州首次召开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研讨会”，其后，有关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类综合性、专题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问世，仅一套《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就达31部42册，约1700万字。这些科研成果，为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1977年，国家农林部组织了对全区的第一次全面森林资源清查。1978年起，为适应造林绿化的需要，各地先后建立苗圃近50个，引进、驯化、培养了数十种适宜生长的造林绿化树种。
━━改革开放使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得到发展。1982年到1994年的十三年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地方性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共计30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从内容上看，既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如《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也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各个领域的，如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森林保护、草原保护与管理、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专项法规，基本上涵盖了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做到了有法可依。
国家直接投资建设了以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项目，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政府专门制定了在荒山、荒坡、荒滩地区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鼓励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和种草，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改善生态方面应有的权益。相继开展并完成了对土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植物资源和昆虫资源、湿地资源等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监测和跟踪，开展了如“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遥感动态监测、粮食中有机氯残毒污染普查、工业污染源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措施。
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深入人心。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宣传媒体都把造林绿化、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作为重要栏目，加大宣传报道力度。世界湿地日、植树节、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纪念日受到各界的关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知识进入课堂，“绿色学校”创建活动全面开展。
中央政府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持，使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的阶段。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组织全国环保系统支援环保能力建设，帮助建设了自治区、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地区环境监测站，帮助培训了大批环保技术、管理人员，帮助编制了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规划。国务院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提出明确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原则。据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对的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央政府于2001年召开第四次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建设投资力度，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把发展旅游、绿色农业等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国家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强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监督。统计表明，1996年以来，中央政府仅在生态建设项目方面的投资就达3.68亿元。与此同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拉萨市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一大批生态工程项目相继实施，有效地改善了的生态环境。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科学的质的飞跃。据国家有关部门2000年公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的环境质量保持在良好状态，大部分地区基本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天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二、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半个多世纪以来，自治区为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
━━天然草地得到合理利用，草原生态保护积极有效。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有天然草地8207万公顷，约占全国天然草地面积的21％，占土地总面积的68.11％。根据全国首次统一草地资源调查，拥有草地种类居全国各省、自治区之首，在全国18个草地类中，就占有17个草地类。保护好草原生态，是保持青藏高原生态链完整有序的重要一环。
的草地面积虽大，但载畜能力较低。在旧，由于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自然灾害频繁，每逢雪灾等天灾来临，往往造成大量人畜死亡，草场超载现象并不突出。和平解放后，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草畜矛盾开始出现，保持草原生态平衡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为解决好人畜和草畜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一是重点对天然草地开展围栏和水利建设，全面提高草地的产出水平和单位面积的载畜能力；二是实施草场责任制，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则，划定轮牧期、轮牧区和禁牧区，加大牲畜出栏，严禁草场的超载过牧，使天然草地得到有效保护；三是建设人工草地，减轻牲畜数量增加对自然草地的压力；四是运用科学手段，采取人工和生物等技术，加大对鼠害、虫害、毒草的预防和治理，维护草地的自然生态平衡；五是为加强牧区草原建设，转变游牧民生产方式，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从2001年起开始在实施牧区草原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以及天然草原恢复和建设项目。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又确保了草原生态的良性发展。
━━保护天然林资源，开展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森林面积717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达20.91亿立方米，保存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保护的生态环境，政府实行限额采伐，以严格控制森林的采伐规模，每年的商品性采伐量一直控制在15万立方米以内。同时，对采伐基地进行及时更新，恢复森林植被。在影响长江下游生态的江达、贡觉、芒康三个县实施长江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总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28个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规划退耕地造林5.2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5.3万公顷，2002年已实施退耕地造林0.67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0.67万公顷。政府还大力推行能源替代建设，营造薪炭林，推广太阳能以保护天然灌木植被。
植树造林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自治区先后制定了《自治区造林绿化规划》和《关于加快造林绿化步伐的意见》，全区人民共同努力，从改善人们的周边生活环境做起，从绿化庭院、街道、城市环境，到建设人类活动集中的河谷地带及各主要公路沿线绿色走廊，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据统计，五十多年来，人工造林7万多公顷，“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9000多万株，种植经济林木150多万株。
工程造林和生态工程项目不断实施。拉萨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雅鲁藏布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芒康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程、日喀则林业治沙示范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所在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从1996年开始，国家开始在实施长江上中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截至2000年，共投入资金370多万元，积极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累计造林面积达1.3万多公顷，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隶属“一江两河”农业开发重点项目的雅鲁藏布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实施后，形成了从上游的日喀则到泽当几百公里的人工林带，成为一道新的亮丽景观，对雅鲁藏布江的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天然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植树造林，的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不足1％，上升到目前的5.93％，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有关部门监测，由于人工植被增加，的风沙天气明显减少，如：目前拉萨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2天；日喀则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4天；泽当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2天。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高原属高寒草甸和草原区，水土保持能力差，水土流失问题较为严重。近五十年来，通过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等综合措施，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加大了治理水土流失的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2001年底，国家在已投入3680多万元，种植水土保持林5.3万公顷，种草6.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66平方公里，并启动了拉萨市曲水县热堆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开展了江孜、尼木等县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自治区制定了《水土保持规划》等多部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颁布了《自治区水土保持项目管理办法》，把预防、监督、保护放到水土保持工作的首位，防止因人为活动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为了使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更加科学，2001年，自治区启动了投资6000多万元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对全区的水土流失进行全面监测。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积极效果。的风沙活动历史悠久，特别是受全球气温变暖、造成臭氧空洞扩大的影响，近几年出现雪线上升、湖泊干涸、草场退化的问题，局部地区出现草地退化、石质化、低质化等自然退化现象。为了有效遏制和治理草场退化、土地沙化，以江河整治为基础，以小流域治理和退化草场荒漠化治理为重点，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和草场生态体系为目标，采取乔、灌、草以及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相结合的措施，在江河周围以及草场退化、沙化严重的地区，大规模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在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保护工程。2002年共安排退耕还林任务1.3万多公顷，当年中央补助种苗林费1000万元，给退耕还林农牧户补助粮食1500万公斤，生活费200万元。在拉萨周边地区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在重要农业区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这些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大进展。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是保障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目前，有野生植物9600多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珍稀、濒危植物39种。现有各类脊椎动物798种，昆虫类近4000种，已有125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三分之一以上。约有600余种高等植物、200余种陆栖脊椎动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
五十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对生物资源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清了情况，制定了科学的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规划和方案，并采取多种措施，有效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治区建立了森林公安执法机构，成立了武警森林总队，在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处组织开展了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和盗猎行为。同时，国家每年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森林公安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2002年还从国债投资中投入366万元专门用于打击盗猎藏羚羊重点整治工程建设，并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如今，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一度十分猖獗的盗猎藏羚羊活动已基本得到控制。
五十多年来，没有任何物种遭到灭绝，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物种类不断丰富。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二十世纪就已经绝种的马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重新发现，并且种群不断扩大。随着不断扩大开放，一些过去没有的物种，如鲤鱼、鲫鱼、鳝鱼、泥鳅等水生动物，一些高产、优质的牛、羊、猪、鸡、鸭等家禽家畜，玉米、西瓜及各种蔬菜等高效农作物，都已从内地引进并在蓬勃生长。
━━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相继建立了70多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其中部级自然保护区3处（还将新建部级自然保护区4处），自治区级（省级）自然保护区15处。这18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40.1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3.4％，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30.8％。此外，各地（市）还建立了50余个地市级自然保护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类型比较齐全，分布比较合理的自然保护网络。根据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实施《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1996━2010）》，预计在2010年前在建立28个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届时，除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外的自然保护区在均有分布。
在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内，严格限制经济开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多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趋于稳定，并逐渐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使珍稀濒危物种的繁殖地、栖息地以及重要的生态系统，候鸟迁移的重要湿地以及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自然景观、地质遗迹和生物遗迹等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拥有的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典型的地质遗迹，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自治区有湿地面积600多万公顷，约占全区土地面积的4.9％，名列中国首位，其高山湿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根据有关部门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和植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野生动物资源储量增长30％以上。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又开始重返家园。在羌塘自然保护区，根据近几年的监测，野驴、盘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数量都有了不同程度增加，尼玛核心保护区藏羚羊就达4━5万头。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到此越冬的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加，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80％左右。
三、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抗干扰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一旦遭到破坏，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五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使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据最新监测结果，目前的水环境、大气环境仍基本没有受到污染，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均值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93━268之间。全区没有发生过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江河湖泊大多仍处于原生状态。
━━农业生产和开发注重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步进行。农业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粮食产出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为此，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把改善农业的生态水平作为农业生产和开发积极追求的目标，注重通过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来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千百年来传统的撂荒式的“白色休耕”等不利于保持水土的耕种习惯，实行粮草轮作等生物手段，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水分涵养能力。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经过不懈努力，中部农业主产区的土地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侵蚀程度明显下降，支撑农作物生长的水热等自然条件得到改善。2000年，专家测定，这一地区农业综合生态环境评价指数比十年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农业发展水平的稳定提高，到2001年，农业已经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98.25万吨，基本实现了自给。
国家投入巨资在先后建设了一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始终注意土地开发与改善生态相结合，做到土地面积的扩大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12亿元建设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都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项目建设的重点。有关部门对“一江两河”地区农业综合开发十年来的生态环境跟踪监测结果显示，由于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使开发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利用率和人工植被面积显著提高，土地沙化、土壤侵蚀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普遍提高1－3个等级。农业综合开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择优选择工业项目，加强污染防治。的工业是和平解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今工业企业仍然很少，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自治区政府对工业发展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绝不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填补空白而盲目上马工业项目。为了有效防治污染，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确保不因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技术改造进行工业污染治理，如拉萨皮革厂在从德国引进先进工艺设备的同时，配套引进了环保设施；拉萨重点水污染企业拉萨啤酒厂在技术改造中投入400多万元用于污水治理，现已实现达标排放。二是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格整顿。按照“上大关小”的产业结构调整原则，关闭了拉萨市区的六条污染严重的机立窑水泥生产线，并严格禁止污染严重的企业开工生产，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落后工艺设备。
━━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80％以上。的罗布莎、香卡山铬铁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都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作为资源开采的重点工作加以落实。举世瞩目的羊卓雍湖水电站，从项目的确定、设计到施工建设，均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保护。该电站自运行以来，没有因发电而造成湖水水位的下降，影响羊卓雍湖的自然生态环境。
━━重视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改善人口密集区域人类生存环境。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历来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大气环境质量，在城镇中积极推广使用无污染能源，逐步淘汰柴草、牛粪、燃煤、燃油等居民生活燃料，大力提高民用燃料气化率。到2001年，拉萨市、日喀则市石油液化气用户已发展至4.46万户，用气普及率达83％。同时，还积极利用水能、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初步形成了以水能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建设利用格局，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全区对太阳能的推广使用，目前年折合标准煤13万吨。在城市公共绿地建设方面，拉萨市、日喀则市的绿化覆盖面积已达1693.6公顷，公共绿地面积有47.48公顷，建成区绿化率为23.5％。加强城镇上下水管网道建设和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建成供水管道679.46千米、排水管道392.77千米；投资5127.94万元建设拉萨市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其他各城镇的垃圾处理设施也正在积极规划建设中。
━━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特色产业，一直是加快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把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2001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旅游者68.6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5亿元人民币，创汇4638万美元；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6506人，间接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提高。与此同时，对旅游业这类污染小的行业，也十分重视其发展中带来的破坏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旅游景区（点）产生的垃圾，旅游和环保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收集、分类、处理，防止污染生态环境。就连条件极其恶劣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都专门修建了垃圾箱，收集登山者和旅游者带来的生活垃圾，定期由专人清运和处理。
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青藏铁路
和平解放以前没有一条公路，区内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全靠骡马驿道、人背畜驮。如今，已建成了包括2.4万公里公路网、10多条空中航线、1000多公里运输管道的立体交通网。但是，仍是目前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区，交通一直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修建青藏铁路是各族人民的夙愿，不仅是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1年6月29日，经中央政府批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动工修建。该铁路全长1142公里，预计总投资262.1亿元，工期六年。“建成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是青藏铁路在建设论证之初就已确定的目标。
━━在前期研究工作阶段，切实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在铁路建设前期，针对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部门确定了多项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按照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要求，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对青藏铁路建设的生态与环境影响进行了科学、严密的论证，分别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方案，并进行了认真的环境影响评价。根据评价要求，确定了项目建设“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以生态环境评价的结果指导设计、施工、环境管理。为了保护好沿线的生态环境，青藏铁路全线用于环保工程的投资将达12亿元，创下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
━━铁路建设的设计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工程方案的决定因素。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青藏铁路设计的基本理念，在铁路的线路选择上，尽量避开野生动物栖息、活动的重点区域。如原设计路线要通过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了避免对野生动物的干扰，经过多方论证，决定选择经过羊八井的线路方案，绕避了黑颈鹤保护区。对于无法避让，必须经过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路段，如穿过可可西里、楚玛尔河、索加等自然保护区的线路区段，在设计中进行了多方案比选，研究提出工程保护对策，尽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干扰。在调查研究沿线野生动物的习性、迁徙规律的基础上，在不同地段布设了25处不同类型的野生动物通道，在桥涵和隧道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野生动物穿越铁路的需要，在许多地段还专门架设了旱桥，作为野生动物迁徙过往的通道，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的正常活动。分布在可可西里的国家濒危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每年6━7月都集结成群，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青藏铁路有关参建单位为此停止施工四天，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撤离工地，拔掉让藏羚羊警觉和恐惧的彩旗，确保了藏羚羊顺利通过工地，前去繁衍生息。为了不破坏草地、湿地等自然环境，设计中大量采用了以桥代路的方法，仅在自治区境内就为此专门设置了累计13公里的桥梁。
建成后的青藏铁路各车站，取暖使用以电能、太阳能、风能为主的环保型能源。车站的废弃物收集后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要经处理达标排放，尽量用于绿化；客车采用封闭式车体，车上垃圾装袋，运至高原下交车站集中处理。管理上适应高原特点，采取中心站的管理模式，全线设置七个中心站。每个中心站管理控制半径在80公里左右，对行车和维修全面负责。尽量采用远程自动化控制，机械化维修，减少高原上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最大限度地保护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施工中，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了把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要求各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章，设立环保管理部门并配置专、兼职管理人员。必须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科学，施工作业方案必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由国土、环保、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设计、监理、施工各有关部门，联合确定取、弃土和砂石料场，并根据日照、冰溶情况，确定取、弃土场与铁路路基的合理间距，划定施工人员和车辆的行走路线，严格按指定范围施工及活动，以保持冻土层稳定。保护江河源头水源和沿线湿地，避免因施工引起水源区沙化、湿地萎缩、草场退化和水质污染。做好地表植被的保护与恢复，植被难以生长的地段、路基和施工车辆所经之处的草皮要保留下来，逐段移植，易地保存，待后覆盖到已完成的路基边坡或施工场地表面，使地表植被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对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精选适合高原生长的草种，辅以适合的播种繁育技术，尽最大努力恢复地表植被。对自然条件稍好的地段进行人工培植草皮试验，辅以喷播、覆膜等技术，在沱沱河长江源区，高原路基植草专项试验已取得了初步成功。建设者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措施，力争建成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铁路。
青藏铁路建设的关键是保护好铁路周边的生态环境，各参建单位在施工中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例如中铁十四局在进行科技攻关的13个施工工艺难题中，涉及环保施工的就占了一半。他们设置了六名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员，负责施工现场沿线的生态保护工作。要求在营地设置、人员设备进场、施工道路开设、采石、取土场、路堑开挖等施工活动中，尽量缩小工作面，对生活区范围进行划线监控，力求保护好高原的脆弱植被。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施工作业对高原生态环境的污染。为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建设单位尽量选用高性能、低噪音、污染小的设备，采用机械化程度高的施工方式，尽量减少现场的管理和施工人员，对混凝土结构尽量采用预制构件，运至现场拼装。桥梁施工中为减少泥浆对桥位处的环境污染，尽量采用旋转钻机干法成孔。为防止施工作业造成水的污染，建设指挥部要求所有施工污水和营地生活污水均经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排放；施工固体废物和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成分尽量回收，不可降解成分运至环保条件允许的地点集中处理。
━━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确保环保目标的实现。青藏铁路首次实行了全线环保监理制度，由总指挥部委托第三方对全线环境保护进行全过程监控。为加强全线全过程施工期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国家环保总局和铁道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青藏铁路建设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施工期内的环境保护和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国家环保总局、铁道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派出检查组检查施工中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一旦发现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即予以严厉处罚。
有理由相信，经过努力，青藏铁路将作为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高原铁路，真正造福于各族人民。
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五十多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不仅使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的，不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山川秀美、河流清澈，动物多样、植物繁茂，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
尽快摆脱落后面貌，迅速走向现代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保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良好的调节能力，确保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既不能用停止发展来维系，又不能用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只能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举，在发展中重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必须是积极、主动、动态的，而不能是被动、保守、封闭的，不能以保持脆弱的原始自然状态为由，拒绝一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互动，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发展经验昭示，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遵循自然规律，兼顾长远利益与全局利益，避免急功近利，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该开发利用的绝不开发，需要开发的必须目标明确、方式科学，坚决防止对生态功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各族人民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参与者，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主要受益者。发展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及子孙。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出发，以对子孙后代和全世界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促进和发展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2篇
一、民族风俗习惯
分住在从江县城南6公里处月亮山麓天然林的5个寨子里，土地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长期居住着村民400余户、2000余人。走进岜沙，随处可见茂密的森林。他们以稻作为主，狩猎为伴，尽管已经“无猎可捕”，但是，这里的男人仍然保留着标准的“背枪配饰”。这里箐黑林密，鸟道蚕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千百年来极少有外人进入。“岜沙苗寨”面积不大，建于山梁坳口及面向都柳江一侧的半坡上。整个“岜沙苗寨”木楼古朴、简单，四周则为密林环绕、环境幽雅。“岜沙苗寨”全系苗族，衣着极为传统，发饰极为奇特。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人对树木特别崇拜，把树木当神祭拜。岜沙人普遍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看待生死十分坦然，他们非常朴素的认为，人从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让四季常青的树木延续人类的生命。在岜沙每出生一个孩子，家人都要为降临人间的小生命种上一棵树，并对这棵树进行料理保护，祈望这个孩子像这棵树一样健康成长。岜沙人的丧葬习俗是神奇的，岜沙人没有在生前就准备棺木的习惯，一个棺木，择地埋葬后，即在墓穴上同样种上一棵树，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让生命在自然中继续延续。岜沙人把生命融于自然，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大树，形成了岜沙独特的树葬风俗习惯，因此，在岜沙，只见古树参天，森林密布。禁止滥伐树木，很早就成为村规民约:只要发现有人盗伐树木，就要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猪肉供全寨人吃，以示警告。村民们因生活所需，上山拾柴都自觉保护幼苗和树干。占里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城东北25公里，全村不足800人。是一个长时间保持人口低增长的侗族聚居村，这里古木参天，流水潺潺，景色迷人，民风淳朴。应该说，占里侗寨是一个深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村寨。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而占里人自觉格守着古老的盟誓，维护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独特的生育观，数百年来人口几乎零增长。任凭外界如何变化，这里依旧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对树木的崇拜也是占里人世代不变的信仰。神秘的树葬，更是一道独特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村寨、乡镇所组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自然要受到各种习俗及规则的制约和影响。“岜沙苗寨”与“占里侗寨”人们的生活方式，充分说明了从家庭—家族(家支)—村寨(族群)的演变及放大的过程。也就是为了维护从个人到家庭、家族、村寨直至一个民族的利益。个人的生存就像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风俗习惯确实又把个人利益同家庭、家族、村寨以及民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民族风俗习惯对于个人的制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习惯彰显智慧的体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的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律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制定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1］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指的就是风俗与习惯法，通常讲，风俗是“自动运行”的，而习惯法是强制实行的，具备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类共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实际又始终贯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是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观察自然。他们认为，他们天然就存在于世界与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总是以人为尺度去观察、体会世界和自然，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相当盛行，时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其中以树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就是对树木无限崇拜最为鲜活的例证。岜沙人对树木的崇拜，听说起来让人难以自信，从古到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尽管321国道已于60年代修通过境，可就是没有汽车到岜沙拉走过一根木材。岜沙人绝无仅有的砍树“行动”的例外，是发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踊跃投工献料。岜沙人怀着对无限敬重的心情，毅然决定将全寨一棵视为林中大神、直径1.2米的千年香樟树敬献给，用于修建纪念堂。尽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的标准。但是他们从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树木。而占里人则流传有种种植树造林的传统，其中“嫁妆树”的习俗最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一百株衫树苗，作为儿女成家的嫁娶费用，甚至有的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树”，预备嫁娶费用。作为经济欠开发、欠发达、欠开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是相对发展滞后的，但是，大家共识的贵州，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素有公园省之称。同时贵州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42.53%的省份。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根据贵州省林业厅2012年的统计，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地处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东南州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达68.24%，同样也高于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贵州有70多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目录，绝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东南州都有生长分布。当然，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高的原因可能因历史、环境、地理、地貌、气候、经纬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渊源一般可分为法的正式渊源和法的非正式渊源。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法的特征看，习惯显然不完全具备规范性、国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但是，习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强制性，其规范作用、社会作用是明显的，通常讲，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是规范作用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手段主要就是习惯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自觉地创建新的社会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适当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习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规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他们对树木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的村规民约。若有违反者，将受到处罚。2．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迹。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其表现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现为政策、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灵世界里习惯时刻调整和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调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强于国家法。习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社会秩序自然地维系与调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村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设定，对树木的栽种和对擅自滥伐树木的惩罚，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证习惯得以完整的实现。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可持速发展的目的。不容讳言，尽管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当地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和继承，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尽管从效力上而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没有神话传说和现行法律那样高效力，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远远不及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包括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什么使得一种风俗习惯能成为习惯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强制性以及长时间的规律行使，而是相关规定的社会伦理内容，是针对共同福祉的。”［3］但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毕竟不是习惯法，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将习惯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因子视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当然，我们对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也存在不断认识、挖掘、整理的过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守护
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强制性规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贵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对水土的保持及气候的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速发展。他们通过习惯有效的解决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正因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特别是禁止滥伐树木，普遍融入县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及新型农村建设规划等等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当地绝大多数村规民约的制定，尽管侧重面不一样，都将禁止砍伐树木作为村规民约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自然生活习惯以及天然的立体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各类有识之士的目光。当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旅游名片，占里侗寨还入选“2013年中国最美田园”的美誉，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保护民族村寨，特别是岜沙苗寨，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态博物馆”，已经成为贵州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人们到“多彩贵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处。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岜沙人、占里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打理着以家庭为主要特色的“农家乐”，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展原生态旅游，成为他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径之一。可以预见，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已经成为日益兴旺的原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提升，必然会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超常规的为当地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是多彩贵州、神秘贵州的一朵奇葩，表现为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奖励补偿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的法理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今岜沙人、占里人生活的贵州省从江县经济建设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小，按照国家的政策标准核算，贵州省从江县仍属于部级贫困县。我们说，部级贫困县没有歧视的含义。尽管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大都属于国家政策限制开发和限制利用的范围。从一定程度上讲，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对自然、植被、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诸多方面，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的。谁都不会否认，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们经济建设发展的成就，经济实力有了大副度的提升，国力大为增强，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我们国家的西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换取东部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西部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换取东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二者相互依存，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离不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从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后，无疑应该返哺西部地区。在我国“封山育林，禁止砍伐”，当下已经成为国家的政策所导向的基本内容。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已经全面实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的奖励和补贴政策措施，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可以说“功不可没”。作为长期栖息在西部贵州的少数民族村民，他们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风俗习惯，理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经济的、法理的层面讲，也应该享有适当的奖励和补贴，以解决他们温饱之忧，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增添“助推器”。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经济 生态 对策
海南省的生态环境全国一流，世界闻名。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具价值的物质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越来越成为海南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建省以来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形成、深化。从建省之初提出工、农、贸、旅并举的发展举措，到上世纪末相继出台的“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和建设生态省的重大决策，再到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海南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热带海岛生态这一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首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然而，由于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的愿望在不断蚀食和淡化着人们的生态意识，甚至冲昏人们的头脑，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海南仍然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尽管近年来海南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法规措施，但海南的生态保护形势并不乐观，严重威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长期存在，保护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海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状况
海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现代工业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显著。不过，农业（农村、农垦）生产、旅游开发和房地产扩张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其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破坏范围广，危害大，不容忽视。就破坏范围而言，农村散布全岛各个角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及，既包括农村周边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态保持区，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破坏程度而言，目前海南和全国一样，所面临的一共性问题，如生态林地损毁、生活垃圾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一个都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环境呈缓慢退化之势。对于诸多咄咄逼人的危害生态安全因素，遏制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对于已遭受摧毁的生态环境，促进其恢复的力度不够。
（一）农作物违规和无序种植对生态的损毁极其严重
只要深入海南各地调研，亲眼所见，就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生态区都已被或正被农业种植所蚕食、分割、截断孤立，完好无损、绵延完整的生态在海南已极为罕见。几乎所有农村周边小山丘上的原生态植被都已被剔光，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经济林、农作物。高大一点的山岭，也多数逃不过被围剔的命运，只剩下顶峰、沟壑里一小块所谓的生态林，如琼海市官塘区的白石岭、万宁市礼纪镇的西岭等，在这些地方，山上山下，处处是槟榔，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在有名的呀喏哒热带雨林景区，实际上除山壑里还保留着原生态植物外，整个景区的山坡都已被荔枝园、龙眼园等果园团团包围。即使是七仙岭、五指山、吊罗山、黎母山等自然保护区，也被农业种植片片蚕食，层层分割，面积委缩、功能退化，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一些以往常见野生动植物濒临绝种。
海南农作物违规、无序种植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有些地方因此而把生态推向灭绝的边缘。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橡胶、槟榔、橙桔、菠萝等，当时尤以槟榔种植最为疯狂。由于农民认为槟榔的经济前景较好，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户户种槟榔，到处垦荒种槟榔的景象。本世纪初，违规、无序种植的势头受到初步遏制。2005年，海南林业局提出“25°坡度以上种黄金都不行”的口号，下决心保护日趋脆弱的生态。但整体破坏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或暗的持续破坏行为仍然发生，恢复措施乏力。
（二）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
农业养殖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海南，近海水产养殖、陆地养殖、山区养殖等各种农业养殖并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水产品，禽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养殖的量和面也呈逐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农村养殖几乎均无排污设备，每个养殖场都是一个排污户，生产的污水污物直接向外排放，注入小沟溪流，流进江河湖海。小户小排，大户大排，污染日积月累。农业养殖不仅是重要的污染源，而且也是导致毁林损地的一大要素。养殖所到之处，红树林、海防林、湿地等生态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甚至完全被毁。万宁市神州半岛风豪港湾原有的一大片葱翠美丽的红树林，就因水产养殖扩增而渐被砍光。
农药化肥是生态环境的另一污染源。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几乎是无作物不施化肥，无瓜菜不撒农药。由于农药化肥用量极大，残留物多，时间持续，加之用法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其污染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非常惊人。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在海南各地乡村的田间地头，土质变差，水变浊变臭。昔日田沟小溪清澈见底、鱼儿穿梭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三）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在全省范围内，不论城乡，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个大难题。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应付。城市有专门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理设施，而绝大多数农村却没有，且农村范围广，地区分散，垃圾不易收集和处置。虽然目前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过万，约占全省农村总数的一半，乡村公路、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在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排污系统建设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在农村，生活污水横溢现象依然普遍，日用废旧物品、塑料袋、建筑废料等垃圾往往是被随意抛扔，随处可见，阻塞河沟，污染田地，妨碍观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四）多数乡镇企业高耗低效治污无力直接危害环境
海南是工业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与其它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乡镇企业污染环境的现象不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2010年，海南乡镇企业经济单位已愈5万多户，其生产活动无疑与生态安全戚戚相关。海南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单薄，科技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高耗低效，对治污往往有心无力。其生产过程所产生废气废烟、污水毒物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成为生态杀手。在调查中容易发现，乡镇企业多的地方，环境污染总是相对较为严重。
二、促进海南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步伐，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热带现代农业发展，无疑需要更多的耕种土地供给，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扶助设施，从而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构成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热带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优质高效的农业，讲求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能环保，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的改善。海南应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战胜挑战，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研究，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
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摸清海南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透彻分析生态环境现状，准确评估生态环境安全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目标，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行和保障措施。
特别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缓冲区范围，划分不可开发区、可开发区。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坚决禁止农业、工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尽可能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危害。要注意不同生态功能区的整合，避免人割断森林、海洋、渔业、生物、河流、湿地等自然要素的整体生态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规，实施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确立“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根据形势需要，在现有《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等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环保标准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区管理、农村水源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法规。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控，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惩处力度
建立海陆空立体监控体系，采用卫星传感、水质测验等科技监测与人工实地察看相结合，职能部门专业监督与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临近地区和敏感地区的监控，也不疏漏边远偏僻地区的监控，实现环境监控全省实时覆盖。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实行生态环境监控问责制。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监管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查处。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处理，对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科学果断措施尽快恢复被毁自然生态。对保护区内种植的农作物，采取政府补偿、奖励和农村自愿的办法，坚决予以推毁。恢复生态，切不可用人工种植公益林的方法，人为干预生态区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的多样性。海南雨水阳光充足，空气滋润，只要不人为破坏，生态恢复相对较快。
（四）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制，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切实将绿色发展成绩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体制机制上激励领导干部不断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节能增效，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急于出政绩，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力，甚至放纵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其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农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引导农民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爱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培养讲究卫生、分类处置垃圾、减少排污、节约能源资源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培养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培养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
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河道水渠，修建排水道排污沟、污水处理厂、净化沼气池、垃圾处理场等。有条件的修建乡村公园，绿化美化乡村内外环境。
（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农业科技为支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通过绿色生产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施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约资源能源，增强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金项目：本文为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海南省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研究》的成果。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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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若新疆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但新闻媒体是否及时准确的报道了新疆生态环境状况及问题，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分析新疆日报近几年有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报道的议程设置，提出相关的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11-02
一、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2010年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做出了推进新疆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新疆进入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总理在中共中央第二次新疆座谈会中指出，做好新疆工作，要更加重视保护环境，而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确保到2020年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对新疆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安排360项，预期投资3750亿元[1]，为新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是新疆经济发展不可动摇的底线。那么，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新疆生态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
新疆深居欧亚大陆腹地，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干旱区，干旱的气候条件是新疆水资源总量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根本原因，也是影响新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首先表现在人口快速增长对水资源的压力。从1990年至2013年，新疆人口年均增长23.4%[1]，大大高于全国年均增长0.57%的水平[2]。为满足新增人口生存需求和经济活动，不断新辟或扩展绿洲面积的同时，也改变着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加剧了下游绿洲区域和局部的生态环境恶化。其次，新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近几年煤炭和石油是新疆主要的能源消耗，消耗量达总能源消耗量的80%，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污染环境。最后，城镇化产生的大量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等，严重影响了绿洲生态，加之绿洲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难恢复性等特点，使以盐渍荒漠化和沙质荒漠化为主导的土地荒漠化成为长期以来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次生环境因素。这些年国家与自治区政府也加大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生态环境虽有局部改善，但绿洲恶化未得到遏制和扭转。上述因素导致新疆环境支持系统以及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比较低[3]。
媒介时代，人们依赖大众传媒了解社会发展及环境变化，《新疆日报》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是新疆最具权威的报纸，其对生态环境报道具有舆论方向标的作用，系统分析这方面报道是否准确、全面反映了新疆生态环境状况与问题，以强化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论文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分析《新疆日报》要闻版有关生态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功能”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4]。本文以对《新疆日报》要闻版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对报道体裁、报道形式、报道倾向性、版面位置等类目的定量分析，并对比经济新闻，归纳该报在生态环境保护新闻方面议程设置特点。
对2012-1-1至2013-12-30《新疆日报》要闻版采用间隔抽样的1073个样本。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第一次新疆座谈会与中央政府及兄弟省全方位援助，突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新疆日报》要闻版每日一期，每期有1～3个版面。要闻版是对新疆每日重要事件的报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其议程中是如何设置的，是否基本反映了现实，会直接影响受众对环境问题的议程设置。
三、样本分析
1.要闻版议题类型与数量分布
经过抽样的1073个样本，其中X代表样本数量，具体单位为篇，F（%）为其所占的半分比，具体分析如下。
要闻版新闻议题有8类：政治、经济、环境、文化、民生、社会、科技以及其他。按数量排序依次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民生、其他、科技、环境。在1073个样本中，环境新闻36篇，F（%）为3%。而经济、政治、社会新闻分别是环境新闻的近2、7、13倍。
经济与环境是新疆快速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那么，在经济报道中是否兼顾到环境问题了呢？数据显示，经济议题报道中57%是纯经济新闻;以经济为主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新闻仅占9%。而环境新闻中21%是纯生态环境新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涉及到经济的新闻占13%。两项数据对比说明经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先于环境保护。即使自治区政府提出了“生态立区”的概念，经济发展仍然排在生态环境保护之前。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新闻是《新疆日报》要闻版的第一议题，其次是政治新闻，最后是环境新闻。“议程设置功能”认为大众传播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显而易见，《新疆日报》要闻版新闻的议程设置，把受众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
2.《新疆日报》要闻版新闻议题显著性分析
媒体议程设置“显著性模式”指“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5]”报纸主要通过报道体裁与形式突出强调某个议题。
报道体裁是指信息呈现的外在形式。在整个要闻版新闻当中，报道体裁数量排序为：消息、通讯、其他、评论。X为713、225、90、45篇，F（%）为67%、21%、8%、4%。消息依然是《新疆日报》发挥环境监测即告知功能的主要新闻样式。
在各类议题中，使用消息与评论最多的是社会议题，其次是政治议题。消息也是《新疆日报》环境新闻体裁的主角，虽然评论使用较少，仅2篇，但在评论排序上在民生新闻之前。消息形式简单，通俗易懂，更能够让受众了解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引起受众的忧患意识。但是，评论过少，不能代表媒体发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
报道形式是指新闻呈现的方式，《新疆日报》要闻版报道形式顺序为纯文字、文字加图片、图片加文字、纯图片。X为735、122、110、106篇，F（%）为69%、11%、11%、10%。数据显示，这符合报纸特点，但同时新闻的视觉吸引力就比较弱。图片加文字或文字加图片形式会使整篇文章报道更形象、具体，增加版面活力，从而吸引读者对该议题的注意力。
与其它议题相比，环境新闻报道形式使用最多的是纯文字形式，是其他三种形式总和的2倍多。
要闻版环境新闻报道倾向分析，目的在于研究《新疆日报》生态环境保护新闻报道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要闻版环境新闻样本36篇，正面报道23篇，F（%）为63.89%，中立报道13篇，F（%）为36.11%，负面报道0篇。由此可见，《新疆日报》环境新闻以成就报道为主。
综合报道体裁与形式分析，《新疆日报》要闻版议题的显著性排序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民生、环境。
单独对环境新闻倾向性的分析说明，环境议题正面报道高于负面与中立的倾向性，既模糊了现实中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受众对环境的认知视野。
3.《新疆日报》要闻版新闻议题优先顺序分析
“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出的判断。[5]”报纸版面位置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左上>中间>右上>右下>左下。归纳要闻版各类议题在不同版面位置出现的频度，基本可以判断议题的重要顺序。因为每篇新闻的长短不一，以其主要部分所在位置归位。
版面位置顺序为中间、左上、左下、右下置、右上，X为438、235、159、153、88篇，F（%）为41%、22%、15%、14%、8%。左上：政治、社会、经济、民生、文化、环境，科技并列;左下：政治、社会、科技、新闻、民生、文化、环境;中间：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民生、环境、科技;右上：社会、政治、经济、民生与文化并列、环境、科技;右下：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经济与民生并列，科技。
环境新闻在左上位置有4篇，左下位置4篇，中间位置10篇，右上位置3篇，右下位置15篇。
综合之，《新疆日报》要闻版议题优先报道的还是政治、其次为社会，第三是经济，其余议题顺序略有变化，而环境议题基本在最后，不过在右下位置略靠前，排在第四。
4.结论
《新疆日报》的“议程设置”更多的着重点放在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作为另外一个在广度与复杂性上可以跟经济议题同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在议题的显著性与优先顺序方面均大大逊色于前者。并且更多选择有成就及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内容报道，很少触及更深层次的环境问题。
四、建 议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6篇
深刻认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人类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
特别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凸显了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面对中国今天环境的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科学概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有以“两山论”为代表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有体现着深切人文关怀的关于民生福祉的新概括，还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视野。这些论述中充分体现了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力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将这一思想简称为“两山论”）“两山论”思想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难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2005年8月24日，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论述了实践中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生态经济优势，变成一种完全浑然一体的关系，和谐统一的关系。”三个阶段论，蕴含着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诠释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展望，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论上看，“两山论”在分析“发展与环境”这对矛盾中看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之法，在解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中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化的应用和发展；“两山论”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实践上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他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他θ死辔拿鞣⒄沟缆飞羁谭此寂判的思想结晶。
“两山论”思想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中包含辩证思维，在超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两难”困境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之道，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旧发展模式的窠臼，找到了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途径。是我国当今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实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观点。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许多地方考察时都一再叮嘱，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广东考察时他谆谆告诫：“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南考察时他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 ‘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他鲜明地指出，“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如果仅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对国家全局会产生影响。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人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就是”的阐释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生产力概念涵义的理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成为当代民众的重要民生诉求。以人为本就应让人民共享发展的生态成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多更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所以“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思想中包含着深切的人民情怀，2014年12月13日，他在江苏镇江市调研时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彰显出执政党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意识。
“五位一体”与全球生态治理。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它的有效推进需要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与其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文明系统。
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他认为，“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可以独自完成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同志呼吁推动国际合作，呼吁全球治理。他认为保护地球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战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需要改革阻碍生产力绿色化发展的w制机制。十之后，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严守生态红线。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他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时指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教育；教学改革；生态素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8-0149-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目标，并在十中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必须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1]，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进而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是文明的宣传者、创造者和推动者。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和观念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生态文明社会，能否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在此笔者以我校本科生全校公选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例，结合其他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2，3]，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对该课程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探讨，以期为生态文明背景下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的合理设置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高校环境教育的主要目标应以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为主，通过普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同时激发学生的环境责任感，使学生能够自觉自愿接受并执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价值观。因此，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进行相应调整。
1.强化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生态学是环境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同学们在中学阶段已经接触过生态学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所以对这部分教学内容往往心存轻视。但是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生态平衡失调所导致的，而生态平衡失调主要是由于人类在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时，忽视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而造成的。从多年的授课经验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以及我国环境政策的制订的理解都是非常表面的，缺乏对其背后原因的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剖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及生态平衡理论认识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在讲授生态学的内容时，同学们所熟悉的概念、词汇等略讲即可，重点在于帮助其理解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具体可通过一些案例来启发同学们进行思考，如温室效应是由于能源的消耗引起了全球气候的变化，由此又引起了一系列物种多样性的改变；又如污染物处理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等。通过引导学生们对环境问题的多角度思考，使其能够从系统性和生态平衡的观点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重视环境伦理学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环境伦理观念的支撑[4，5]。环境伦理观念是发展生态文明的依托和动力来源，而目前高校的环境教育大都偏向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环境保护知识、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对环境态度、环境责任以及环境伦理的培养，从而无法成功激起广大学生有效的环境行动。因此，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讲授上，应重视环境伦理学的教育，确保大学生接受系统的环境伦理知识，使其了解自然、了解环境、了解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树立正确的态度，逐渐养成爱惜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道德观念和良好习惯[6]。环境伦理学的教育可以在环境保护知识教育过程中穿行，如分析某一具体环境问题成因时可从道德层面深入剖析；或者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教学时，向学生讲授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等。除此之外，还应辟出专门的章节进行系统的环境伦理教学，使学生充分了解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使学生们在充分了解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自觉遵守环境伦理道德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3.注重案例分析的实时性拓展。环境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目前大多高校选择清华大学钱易院士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该教材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内容。但是教材的更新毕竟具有一定滞后性，难以与当前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同步，如当前社会的热点PM2.5和雾霾问题，教材上几乎没有提及，但是学生对这些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单单依据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考虑到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可采用教材章节设置的思路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以当下公众关心的环境热点问题及环境保护形式和政策作为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够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当下发生的环境热点事件进行深入理解，这样不仅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更能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与参与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7]。
三、教学方式的多模式创新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门公选课，面对的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如何深入浅出地将一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内容阐述清楚，并为学生所接受，是一个颇大的挑战。因此，授课过程中，可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采用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专题化讲座。由于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他们更多关注且熟悉的是当下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政策，如雾霾、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物种多样性锐减、土地沙漠化、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化讲座可以就某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影响危害、解决方案等进行完整系统的讲授。同时在专题化讲座过程中，更便于开展小组讨论以及课堂互动，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提高教学效果。专题化教学目前已经尝试了两年，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对一些热点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有了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教学效果良好。
2.利用优秀视频资料辅助教学。目前，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关的影像资料日益增多。如果在传统的教师授课模式之外，采用适宜的影像资料进行辅助教学，将会给学生留下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如讲述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让学生意识到温室效应的缘由及危害，以及措施、希望和行动；《子熊故事》展现给学生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等。这些影像资料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引发了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思考，结合课后的小组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增加主题讨论和辩论。人们对于很多环境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或者说，当把一些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时，往往容易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可以在讲课过程中选取一些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设计小组讨论或辩论，使学生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素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解决雾霾问题和工业化问题等。学生可以分成两组，互相辩论，在阐明各自理由的同时，了解对方的观点。通过辩论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的能力，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四、结语
为了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目标，必须加强环境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在于：第一，知识比较容易理解，没有繁杂的公式推导，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由老师在台上喋喋不休，学生在下面难以集中精力。因此可以尝试采用多模式的教学方法，并注意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强化学生的参与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善教学效果。第二，环境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让学生掌握环境保护的相关技能和知识，而是也让学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引导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思考和伦理思考，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真正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潘慧云.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高校环境教育研究[J].山东化工，2013，42（12）：168-170.
[2]朱秀芳.浅谈普通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教学改革[J].广东化工，2014，41（2）：139.
[3]罗国芝.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29）：222-223.
[4]黄巧玲.加强大学生环境伦理教育的思考[J].丽水学院学报，2012，34（4）：94-98.
[5]余谋昌.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J].环境教育，2010，（1）：5-9.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历史街区保护、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 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 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 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 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 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 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 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 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 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2009( 10) :85．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
【 abstract 】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to realize the city livable level, and achieve our country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important work. In the past the urban plann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cause of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ulted in the city around th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n make urban ecological function affected. With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odern city construction must wi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s the center, realizes the science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s such a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riefly discussed.
【 key words 】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关键。通过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奠定基础，为提高城市宜居水平、促进城市发展奠定基础。针对以往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应以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为中心开展，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根据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导理论与文件，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基础，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
1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作为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中考虑的重要内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关联。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应将生态与环境保护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首位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城市所处地域的气候条件以及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效果，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通过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结合应用避免传统城市规划建设方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城市宜居水平。通过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缓解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
2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实施
2.1 强化生态环境基础调研―――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为了实现科学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首先应对城市生态环境基础进行调研。通过对城市气候环境、原有生物植被情况的掌握等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引方向。同时通过基础调研也能够了解城市生态环境的基础情况、为后期植被引入等奠定基础。利用基础调研信息与数据能够有效避免外来生物对原有生态结构的影响，实现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应针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特点进行调研与分析，科学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2.2 注重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联系―――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重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我国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使得城市扩建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例如：为了城市扩建或开发区的建设将原有的湿地填平，这样的后果是城市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城市蓄水储水能力降低，极易引发城市内涝或防洪抗旱工作的开展。随着现代城市规划工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城市规划工作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中心开展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与保护的目的。通过将湿地、城市周边河流湖泊的规划与利用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为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通过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建设过程中能够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创造适宜居住的、和谐优美的都市环境。因此，现代城市规划工作中应优先考虑环境影响、以环境影响为基础进行发展规划的编制。在新建项目审批过程中强化环保评估工作的开展。以新思维、新思路、新技术的运用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从环保优先、严厉治污入手开展城市环境保护共组，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2.3 完善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是现代城市生态环境构建的重要基础。随着现代城市建设脚步的不断加快，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成为了影响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通过城市景观与绿化系统的科学利用能够极大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水平。针对这样的情况，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中应注重景观与绿化系统的完善。以多年生植物作为基础、运用景观设计与绿化规划打造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奠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加强与城市道路单位的联系。利用道路两侧、道路中心隔离带等完善城市绿化系统。通过道路绿化工作的开展提高城市宜居水平、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为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城市道路周边空气质量奠定基础。
3 加快城市污染治理脚步，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在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中，城市污染治理是影响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中，应将城市污染治理放在环保工作的首位，通过对工业园区、工业企业排放监测与管理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对于分散于城市周边村镇的企业也应积极规划其建设。将城市周边零散企业搬迁至集中规划的工业园区内，以此便于企业排放的检测与监测。另外，城市工业园区的规划与设计中还应考虑城市所在地区季节风向、水流方向等问题。通过污染治理以及综合考虑工业园区位置为减少工业园区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奠定基础。同时，也通过污染治理实现环境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影响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影响城市宜居水平的关键。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作为中心开展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以城市景观、绿化以及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等工作为城市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绿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中，应注重植物引进的科学分析，避免外来植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多方面工作的开展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周云龙.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分析[J].城建资讯,
2010,5.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区,左江
生态保护区一般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具有保护水源、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确保人类物质支持系统的可持续性等特殊功能。 [1] 但是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日趋增长的人口数量，给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如何能使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够相互协调发展。文章以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实例加以分析，提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这为实现保护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
1、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1.1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按传统开发模式，只注重经济产值增长，而忽视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资源代价。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如国际流行的发展指标GNP就没有资源环境代价的体现，导致对发展衡量严重失真。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历程都是走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之路。采取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随之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开始显现。发达国家上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调、温室效应等等。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所而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己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就无法长久发展。因此经济要想取得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加强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资源是其经济发展首要前提条件。
1.2 经济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必要保证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环境保护的必要保证条件。如果停止发展经济，单方面保护环境资源，即所谓的“经济零增长论”，那将因噎废食。 [2] 改善和优化环境需要物质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资源保护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增强解决环境保护的能力。当然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用环保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
推行清洁生产，解决结构性污染，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
1.3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加强环境保护能够淘汰落后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则会更有力促进环境保护，因为良好的环境质量只有在适宜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条件下才能达到。要坚决杜绝不顾环境承载能力，只顾眼前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错误做法。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弱，而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又存在着资本驱动型、资源消耗型的特点，经济增长与资源保障、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只有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2、生态保护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的原因
2.1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生态保护区资源丰富多样，质量优良，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但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受到外界干扰时，恢复能力较弱。一旦无序开发破坏，即发生退化和逆向演替现象，难以自然恢复。我国长期采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排放出了过多的污染物质，也加重了对环境的负担。
2.2人口不断增长和环保意识薄弱
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又是发展生产的物质来源。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人口不断增长后，所必需的生存物质也将激增。当发展难以满足需求时，势将无计划、无序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经济在以环境被破坏为代价中求发展。加之生态保护区所在地一般处于偏僻位置，经济相对落后，人们普遍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发展经济往往成为首要选择，这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
2.3经济落后的约束造成地方保护主义
我国很多生态保护区所在地经济不发达，部分地区居民还处于贫困之中。在这种状况下，人们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而不可能投入更多资金来加强环境保护。同时经济落后的约束容易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提高GDP产值，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大量招商引资，引进一大批技术水平低、污染大的企业。这样往往导致有限资源大量耗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4 环境保护制度缺少创新和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的一种导向就是：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消费者和企业则是制度的被动的遵守者，缺乏自觉遵守制度的创新和补偿。一旦制度出现了漏洞或监管不力，就会出现钻政策的空子情况。这说明现行部分环境保护制度确实需要完善与创新，如有严格的约束制度，一旦企业或个人的违约成本超过收益，在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上，企业或个人必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可见，增加主体的违约成本是制度创新的根本点。同时，环境破坏对企业而言只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性，短期内常常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企业缺乏对环保技术需求和对环保改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3.实现环保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位于广西南部，地理位置位于21°51′N～22°58′N．106°38′E～ 107°36′E之间。保护区区域包括宁明县的驮龙乡、城中镇和明江镇，总面积为35677.65公顷。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是以宁明县的花山岩画为中心，包括珠山、龙峡山、达佞山、高山五个岩画点及其周围的区域，核心保护区面积为210公顷。保护 区地区生产总值现行价2004年53469.9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904元，其中： 第一产业产值22283万元，占生产总值的41.67%，第二产业产值16952.5万元，占生产总值的31.7%，第三产业产值14234.4万元，占生产总值的26.62%。该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随着当代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发展，它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加，但仍然屈居二、三位。 [3] 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目前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保护区内的花山岩画为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目前正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多是土壤稀少、乱石散布的石灰岩生态脆弱区，石材丰富、植被稀少是该区的一大特色，过度开发会引起整个区域的生态破坏。为了实现环保与经济和谐共生发展，长期以来，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花山岩画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文化厅委托编制的“花山岩画文物保护规划”； 广西环境保护局正在调查、研究编制“花山岩画风景名胜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建设厅主持编制的“广西花山风景名胜区花山岩画核心景区保护规划”。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将有效促进保护区区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经济会可持续发展。
3.1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要严格控制人口总量，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念，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长，同时相应要提高人口素质。目前保护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提高人口素质，可以增加他们工作的机会，有利于促进保护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可以缓解人口对环境的压力，通过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增强农民的产业技能、务工技能和创业技能，能很好地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压力。再次提高人口素质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盲目和破坏性利用，扩大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
3.2发展相宜的产业，进行保护性开发
进行保护性开发，是实现保护区环保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单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管理或单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谈发展，最终都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环境与产业发展有着极高的相关度，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会间接影响环境系统。在对保护区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利用生态环境和文化独特优势，发展相宜的产业。对那些低效率、易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应该低投入或者退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自觉发展生态产业，打造出一批有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不仅有助于恢复生态循环和减轻环境压力，同时还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打造“花山岩画”为品牌开展壮文化生态旅游、以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四棵摇钱树”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新技术澎润土采矿等，这些主导产业的选择和进一步发展是变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3.3创新环保制度，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调整
将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制度，运用价格与利益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实现生产、消费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一致。论文参考网。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转移实行调整，淘汰落后生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绿色消费，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必须坚决摒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求得的粗放型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左江壮文化保护区内的主要工厂布局在驮龙和县城，工业污水基本上直排至明江。特别是在冬季和春季，糖厂正值榨季生产高峰期，工厂每天排入明江的污水有1~2万吨，使明江水质下降，COD、BOD、PH值(6.6~7) 、氨氮等都明显超标。因此，政府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严禁工厂企业超标排放。取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对重点资源开发区要施行强制性保护、对生态环境良好区要施行积极性战略，加速区域生态质量的恢复和生态环境重建。论文参考网。重点发展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生产力。
3.4提高环保的技术水平，加强环保意识
加大环保科技投入的力度，不断提高环保的技术水平。要依靠科技，大力开发、推广和应用先进适用的生态“友好型”实用技术。论文参考网。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一批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技术水平和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使用新型能源。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开展清洁生产为重点的工业污染综合防治模式，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洁生产发展道路。
要以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生态教育示范基地，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树立全民环保意识，使群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参加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环保部门要通过综合协调和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环保监督管理体系。实施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树立环保整体观念，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 周国富.草海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调整之生态经济对策 .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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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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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在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存在以牺牲旅游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旅游大发展的众多问题。本文对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与对策。
旅游，从个人活动、群体行为发展到当今的现代旅游业，已经成为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活动等的社会生活方式。旅游资源是指能够吸引旅游者并能为旅游业利用而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自然事物。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处于基础地位，既是旅游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旅游实践中吸引旅游者的直接条件和因素，更是旅游消费的客体对象。不论是文化旅游资源还是自然旅游资源，都是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
一、旅游资源开发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1.旅游开发对非生物类旅游资源的影响
非生物类旅游资源包括水体、大气与气候、土壤与岩石等，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又是构成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最基本要素。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车辆、物资等大量涌入旅游地，旅游区出现了水质恶化、大气污染、土地板结、岩石(山体)坍塌等现象，这些对旅游资源构成了严重威胁。旅游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尤其表现在水体资源与环境方面。
2.旅游活动对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地球上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不但可以单独成为人类的旅游产业开发和利用对象，而且还与非生物类旅游资源组合，构成了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依托或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的总体系。
二、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旅游地生态系统是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同一体。与其他生态系统构成因子一样，一方面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演变同样也必须遵循生态学的基本规律。根据美国生态学家哈定和小米勒提出的生态学三定律，可得出三个结论：
1.旅游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旅游资源及其各个构成因子)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孤立的。
2.旅游活动不能对旅游地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化学循环有任何干扰。
3.旅游活动影响旅游资源与环境后会产生无数效应，其中许多效应是不可逆的。这三个基本结论给我们提出了对旅游活动进行管理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根据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在旅游地这个生态系统中，由于旅游区划而对旅游资源进行的分割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单元(即斑块)，这些景观单元的空间格局随着生态过程的作用而不断改变。
三、建立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
通过立法建立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实现对旅游活动的规范管理，是当前旅游资源保护和旅游业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与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必须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遵循资源与环境演变的自然科学基本规律，这样才能保证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达到制定这些制度的根本目的。
1.旅游规划制度
旅游规划是指运用适当的经济、技术手段，对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人力资源、资金与物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确定区域旅游资源的经济开发目标，实现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2.旅游资源与环境影响的评价
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为美国所创设。《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对环境质量具有重大作用影响的联邦建议、立法方案和重大联邦行动都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包括该建议或行动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拟议中的行动选择方案。实施这一制度是对传统决策机制的变革，是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新途径和新方法，并已成为国际环境管理一种惯例。
3.旅游容量控制制度
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将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之内，是实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和首要条件。旅游容量控制制度，是指从这一制度出发，根据旅游承载能力确定旅游区的游客容量，对进入旅游区(点)人数进行控制的一项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在保护旅游资源、实现可持续旅游目标方面十分重要。
4.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
旅游资源与环境共同构成了旅游地的生态系统，保护资源与保护环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普通地区相比，旅游区的环境要求更高。因此，要建立环境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加强对旅游区旅游资源与环境消长情况的监测，并按照更加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做好旅游区的环境治理工作，保证旅游地的优良环境，给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参考文献：
[1]杨贵华.旅游资源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生态法益；刑法；法益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环境保护的效果、生态建设的成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刑法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即在对于生态法益保护的过程中存在执法严格却没有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前段时间，一则“大学生掏鸟”而被判十年重刑的新闻使得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事情的缘由是河南的一名大学生在暑期，因与他人共同猎捕16只鹰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判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而被一审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①该案是因为本案是否刑罚过于太重而引起热议，认为就是因为捕猎了16只鹰隼就判处10年徒刑，但是该案却引发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刑法对生态法益的有效保护，如何有效的利用刑法保护生态法益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二、生态法益概述
法益（Legal Interest，德文Rechtsgut），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刑法法益，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和价值。②法益需要从三个方面去界定，一是现有法律条文有哪些？ 二是这些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什么？ 三是保护的利益是什么？③只有从这三方面去解释，才能得出法益的科学内涵。因此对于生态法益的界定我们需要从上诉三个方面对生态法益进行限定。对于保护法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资源环境为例，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涉及保护环境资源。所以在保护资源环境中我国法律是有对该法益的保护的。对于保护的对象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首先要明确法律法规保护的对象，对于上述法律来说保护的对象就是环境资源，如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最后法益利益的内涵。在使用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时，首先要分析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是什么。以环境资源为例，我们保护的利益就是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通过上述分析，生态环境法益是受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的利益，保护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大气、水和土壤等生态本身，保护的利益是维护生态环境在“时间、空间和承载”三维尺度上的自然规律免遭破坏。
三、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及其效果
（一）生态法益刑事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迈出了生态法益保护的重要一步，但与日益严重的生态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相比，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诸多侵害与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还没有受到刑法的规制。生态遭受破坏与责任主体的责任还没有形成一个平衡，并且随着生态法益主体多元、内容丰富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除“污染环境”外，其它类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将凸显出来，比如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严重虐待或侵害动物的行为、严重破坏气候的行为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建立起来的以“污染环境”行为规制为主、其它侵害生态法益行为的规制相配合的立体化生态法益刑事立法体系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对于生态法益受侵害后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二）生态法益刑事立法的效果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法益也处于变动之中，新的法益不断生成。对于良好生态环境需求的正当性越来越得到法律的认可，公民在生态环境领域享有的利益应被法律所保护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公民个人的法益中不仅包括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传统法益，也还应包括生态法益。而刑法作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之一。其在保护生态法益中有着独特的效果。
刑法的目的是在于保护法益其本质就是法益保护法，并且刑法保护生态法益主要是对人的正当利益的保护。对人类而言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种属性，能满足其多种需要。但不同的利益或需求在实现时往往针对同一种环境要素或环境要素的同一种功能，致使环境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之间、生态功能相互之间发生冲突。而刑法以保护人之权益为首要出发，在法益保护上也以保护人的法益为主要目的，通过刑法手段保护生态法益是对人在生态领域的正当利益的保护，这既是刑法在法益保护上的正常逻辑，也是生态文明先进国家刑法已经或正在承担的使命。充分体现了刑法对生态法益保护的成效。④
四、完善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
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实现生态文明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国家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加强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促进刑事立法的生态化是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起点，也是生态法益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支点。
（一）完善生态保护的刑事立法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迈出了生态法益保护的重要一步，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诸多侵害与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还有待刑法规制。
（二）优化保护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规制
生态法益与其它类型法益既存在紧密联系也存在重大差别。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与传统的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具有紧密联系。⑤以上述“大学生掏鸟”案为例，刑法对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罚设置过重。刑法忽视了破坏动物资源的犯罪侵犯的动物法益具有可修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对于此类犯罪，不能一味注重严厉的人身罚，而要注重添加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罚，并把这些财产用于动物法益的修复。”因此，在生态法益保护的法律资源配置上，我国刑法还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
（三）加强生态法益的刑法司法保护
我们知道刑法目的的实现不仅包括刑事立法对相关利益保护的法律设定，还包括通过有效的刑事司法使法益保护得以实现，因此有效的刑事司法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生态法益的刑法司法保护也是生态法益刑事保护的重要一环。（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解：
①参见（2014）辉刑初字第409号刑事判决书
②参见杨春洗 苗生明：《论刑罚法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12页。
③参见陈珊利子平：《生态环境法益探微》，载《求索》2015年第5期，第82页。
④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91页。
⑤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94页。
参考文献：
[1]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J]，法学评论，2013（3）.
[2]杨春洗 苗生明：论刑罚法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本土化；道德实践；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和热点议题。关于什么是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以及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移植与释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生态阐释、中国现实伦理政策的理论提升是常见的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路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服务于实践，环境伦理学理论亦应如此。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就是要能够从中国的环保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能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和解决，为本土的环保实践提供学理支持。因此，本土化不是从理论源流而是从理论解决本土问题的效能来看待的，只有能够推动本土道德实践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本土化理论。
一、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与环境伦理学理支持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要以问题为出发点，要面向中国环保实践中的问题来提出伦理理论，并且用理论推动和指导环保实践。也就是说，本土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是环境伦理要务是要激发公众自觉践行环保的道德动力。“所谓个体的内在道德动力，是指道德个体建立在一定道德认识基础上的自觉接受和践行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力量。由于内在道德动力是以个体一定的道德理性认识为前提，以个体一定的道德自觉性为特征，所以它一旦形成，就是个体的一种主体力量，对个体的道德追求会有较深刻的驱动。”道德动力是促使道德行为的重要源泉，但道德动力又不是一般的心理活动，它是基于一定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才能产生的强大力量。因此，环境伦理学理论能否给道德主体提供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激发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主体的道德意志，是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关键。基于公众环保实践的践行度低这一本土问题的分析，在多种原因别强调环境伦理学理论的不成熟不到位不给力，不能主观臆断而需要有详细的学理分析，也期望通过对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对于中国本土道德实践的效能来寻求构建中国本土环境伦理学的思路。
二、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伦理论证
环境伦理学理论如何给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道德动力，早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最初探求的思路是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认为一旦论证了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就必须发生变化，就应从占有、控制、压榨和破坏自然的态度转向敬畏、尊重、感恩自然的态度，通过公众对自然道德态度的改变来形成保护环境的道德动力。早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基础，对“自然具有道德地位”这个命题展开了论证。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以功利主义伦理学理论为基础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按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一个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看其是否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因为功利主义理论认为凡是带来快乐的事物就是善的、道德的，凡是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不道德的。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一切存在物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身份的前提条件。辛格说：“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所能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能感受苦乐，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能力是关系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的唯一可靠界限的原因。”按照辛格的这个看法，动物显然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因而也显而易见地具有道德身份和道德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和人一样是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从理论促进实践的角度，辛格的动物保护理论在西方掀起了动物保护运动，对西方公众改变对动物的道德态度、采取素食主义、不穿动物皮草等道德实践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西方社会文化和背景下，动物解放理论具有其西方本土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效能。
汤姆・雷根（Tom Regen）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从动物权利论开始。动物权利的伦理学理论基础是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是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只要论证了自然界事物具有天赋权利，人类就必须像尊重他人的权利一样尊重自然事物的权利，而不得对动物及自然界进行任意挞伐。循此思路，汤姆・雷根以权利主体的不断拓展为线索，指出在美国的权利斗争运动史中，先是黑人通过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获得了基本权利；接着通过反对性别歧视的社会运动，女性获得了基本权利。按照自由主义的权利拓展路径，下一个要进行的就是反对物种歧视的运动，通过反对物种歧视，动物和自然界将获得基本权利。动物和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岩石河流、飞禽走兽获得基本权利，也就意味着在道德上获得了被尊重的地位。对于动物保护的道德实践而言，动物权利论援用西方的权利概念作为道德理论的基础，对西方的公众具有非常强的激发力和号召力。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一道，促进了20世纪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动物保护运动，对西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和精神动力。
除了趋乐避苦的善恶感受能力和天赋权利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也是该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存在物具有一种自身内在的、不以它自身之外的事物为目的的内在价值，人们就应该道德对待该事物。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依据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理论，把它运用到自然事物方面，肯定自然事物具有不以人类的偏好和利益为转移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一种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人们应该尊重并善待自然的道德理由。具体说来，自然事物具有先在性、自在性、自为性的特点。所谓先在性，是指许多自然事物是先于人类数万年就存在的，在自然事物存在之后才进化出人类，自然事物先于人类存在。自在性是指自然事物的成长几乎与人类无涉，在人类不曾干涉过的自然界，花草鱼虫自在地生存繁衍，生生不息，并不以人类的喜好为喜好。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自然事物进行了利用，但并不能改变自然事物本身的自在性。自为性是指自然本身就是自身的目的，自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才存在的，而是为了自身的自我实现而生存变化的，自然自身即目的。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就具有内在价值的意思，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内在价值一直是比较有力的道德说辞，论证了自然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公众在自然中活动的时候就必须尊重小草、小花、斑马、野鹿自身的内在价值，也为西方公众参与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动力。
不仅是传统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被用来证明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为公众参与环保实践提供道德动力，现代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也被伦理化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生态学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有机、相互联系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自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息息相关、共生共荣。同时，每个自然事物都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丽作出了自己的生态贡献，因而具有生态系统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并不比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事物高贵，人类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而且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丽方面的能力与自然事物相当甚至不及。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事物与人类在生态系统上是平等的，并且衡量事物的价值和地位不应以人类的偏好和利益为中心，而应该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为中心，是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美国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论述道：“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存在物有助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平衡时，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负价值的。生态价值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自然存在物因其生态价值具有内在价值而具有道德地位。近代以来，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科学上正确的在道德上也具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作为现代科学的生态学为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生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倾向被赋予伦理学意义后，就对公众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也促进了用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从事保护环境的道德实践。
通过对自然进行“道德赋值”，提升自然的道德地位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的伦理论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运动的初期对于公众转变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有一定的激发作用。但是，这样的伦理论证本身存在着许多理论困境。在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理论构建中也提到人，但是其谈及人的语境通常都是以普遍的全称代词“人类”出现，对于国家、民族、地域、个体的人未有细致的研究。而且，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中，人作为德性主体所具有的内在道德品质、道德修养、个体美德等通通失语。相反，人通常是无知、自大、狂妄、贪婪、短视、急功近利等不道德的形象，有意无意地抬升自然的道德地位和贬损人的道德形象成为早期环境伦理学理论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这样，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就形成了一个“道德的自然和不道德的人”的论证逻辑。尽管对自然的重视和人类以往行为的反思和批评是必要的，但如果以“道德的自然和不道德的人”的逻辑建构的环境伦理学不但是不客观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伦理学。以这样的伦理学思路也许可以对盗猎者、伐木者等人类群体中贪婪无厌、漠视自然的人提出批评，但无法对像徐秀娟、索南达杰、梭罗、卡逊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的人作出解释，也无法激发和号召更大范围的公众自发内在地积极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三、人类具有保护环境的道德能动性论证
意识到通过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来实现激发公众从事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些伦理学家把视野转向对人的关注，并且提出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家对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论证逻辑是“人未到场”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应该从以“自然”为起点的逻辑论证转向以“人”为起点的逻辑论证，也提出了环境伦理学应该是建立于新型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是以激发人关爱自然的内在道德自觉为主的环境伦理学。一些环境伦理学则对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论证逻辑的规范伦理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关照自然，认为人道德地对待自然的理由在于人自身对自我的认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即便自然存在物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也尚未发现重大的工具价值，有德性的人仍然会基于自身内在的德性而道德地对待自然，其行为的最终依据是其自身的德性使然，而非假以自然本身的价值变化或权利获得。“人为自然存在物承担道德义务的依据，并不必然是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是不是道德主体，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有没有人之为人的本性，人能不能为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做出承诺，能不能成为生态道德的主体。人的自我品格、生态德性较之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更具有优先性。”罗纳德赛德勒说：“拥有环境美德的人比没有它的人生活得好，因为他们能从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中找到奖赏、满足和舒适；他们的品格――他们能够欣赏、尊重和热爱自然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得到这些益处。”对于环境美德的拥有者来说，拥有这种品德不只是为了保护自然，而是能够培养出可以从多方面的好中悦纳和欣赏自然的品格特征。环境美德的伦理论证就是努力说服人们，作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其稳定的道德品格包含着随时行动的意向（disposition）；相对于人们对规范的认可与遵守而言，德性在道德行动上已经是规范内化的结果，是能够促进道德实践的恒定动力源泉。环境美德要进一步论证的是，人具有敬畏自然、关爱自然的道德品质，这种德性可以直接、持久、恒定地促进公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的道德动力。
深层生态学理论从人类需要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来论证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来源。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际自我实现，而是在体悟到人属于自然生态共同体意义上的生态自我实现，是大写S的自我（Self）。深层生态学认为，在以往自我的概念中，自然被遗忘了，我们最亲密的环境、我们的家园（我们作为孩童归属于那里）都被忽略了。因此，奈斯提出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的概念。生态自我要认识到我们是与自然事物一起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中，在这种认同中我们能够达到大写的自我实现。而且，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不仅要加强对自然事物的认同，还要努力提升自然事物的自我实现，按照“活着和让他物活着”的原则来帮助其他事物的自我实现。在拓宽和加深我们的自我时，每种事物都可以达到利他主义――忠诚、道德地为他者考虑。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的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也是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需要；与生存的需要相比，自我实现的需要被赋予了更多积极向上的意义，正当、积极的自我实现也被视为是好的、善的，能够激发人的超越外物干扰而具有恒久力量的一种心理机制。用人们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力量作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遵循了从人自身出发来寻求道德动力的思路，并且将从深层寻找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心理能量作为道德动力。在道德实践中，西方有许多深层生态学者（包括诗人、登山者、文学家等）有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道德体验，更容易成为保护环境道德动力的实践者。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特别是环境保护的运动还存在着一个道德动力，即对环境正义的诉求。环境正义理论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特别是抵制非正义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运用了正义理论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动能。环境正义理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分配的正义，二是承认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是指环境资源的分配和环境负担的承担的正义。在环境资源的占有和环境负担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公众会积极参与环境权利的维护以及相关的环保社会运动，“邻避运动”就是典型的环境正义激发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运动的形式。但是，“邻避运动”与“公有地悲剧”一样都存在着环境的公共性和外部性最终谁来承担的问题。仅仅用分配的正义所激发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环境问题在社会层面上的公正，但是从公共环境的改善方面还有待完善。分配的正义是指对环境利益的分配，带有一定的物质利益色彩。承认的正义是指环境利益的分配不公必然隐含着那些承担环境恶物的群体从道德上不被尊重和认可。与一般的环境利益受损对公众产生的反对环境恶物的力量而言，承认正义更能激发出公众作为人希望得到尊重、承认的内在尊严，激发公众反对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积极保护环境的道德实践。这种力量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利益，也具有深层的人格尊严的力量，其强大的道德动能已经在“邻避运动”等环境运动中得到了证明。
四、面向道德实践与援用本土资源的本土化理论构建
之所以不惜笔墨梳理和分析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理论逻辑、伦理学基础及其与公众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想为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本土化提供两个视点：一是将为本土的道德实践提供学理支持作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理论旨归，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理论不能仅仅满足于理论的标新立异、流派纷呈，最重要的是能够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在此意义上，上述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以及公众的环境道德宣传教育中已经或多或少体现或者渗透出来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公众的环保道德实践。譬如68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合反对在鸟巢举行斗牛比赛，其反对观点的伦理基础主要是斗牛的血腥、残忍以及斗牛所忍受的痛苦；爱鸟人士呼吁保护候鸟迁徙则从鸟类与生态平衡关系的伦理向度进行论证等。以此说明，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生命力和理论贡献在于其不断地转化为环境保护道德实践的理由和动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应该紧紧围绕公众环保实践的道德动力这个关键点。更确切地说，紧紧围绕在《全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调查》中所揭示的践行力度低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做文章。另一方面，公众的环保践行度低也说明目前的环境伦理学理论还有着不足之处，最起码的不足是没有切实把握住中国公众的道德心理和行动逻辑，没有实现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二是充分援用本土思想资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源泉。纵观前述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所援用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理论、内在价值论、天赋权利论、生态学、美德伦理学、自我实现理论、正义理论等，都是具有浓郁的西方哲学伦理学基础和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心理基础上，才能推动西方社会的环保运动，并深刻嵌入到公众的日常行为实践中。
生态环境与保护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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