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学学术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概况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进入了发展旺盛期，基于国家政策方针，体育人文社会学在21世纪制定了符合国家发展大环境的重要举措，如明确体育事业发展方向、规范体育行为、传承与弘扬体育精神文化、构建成熟体育规章制度以及动员全民参与健身等，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在体育人文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具体方向，这对于全民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社会全民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后，国家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体育研究学者等将目光放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上，这些研究学者针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方向、体育制度改革发展以及西方先进体育教育理念引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化的深入性研究，逐渐形成了跨文化、跨区域、多层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全面研究发展框架，这些研究成果在体育专业相关期刊等领域进行了发表。当前，如何进一步开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全面增强研究队伍的综合能力素质，打破传统垄断状况，确保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长久稳定性发展方向，成为了现阶段体育事业发展的时代性问题。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过于模糊

虽然我国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领域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尚处于研究发展初级阶段，区域的体育教育、体育文化理念等发展并不平衡，这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区域以及相关体育学科研究人员，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基本属性、发展目标方向以及实践研究内容等并不清楚，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水平，国家要及时动员相关体育研究部门、学者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内涵等进行广泛性研究，为真正实现全面参与体育做出努力[1]。

2.2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社会矛盾

体育发展与社会变迁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就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于我国缓解我国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双方建立互助互利良好关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实现对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多角度理解与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转变与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在逐渐弱化，甚至仅能对部分社会矛盾的表层进行十分浅显的解读与探究。综合来看，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变迁发展速度过快，而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相关研究并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而体育的滞后性发展与社会矛盾敏感性日渐加深，导致两者逐渐走向极端性发展趋势。为了确保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持续性、高质量发展，国家必要时可以适当要求资深专家、学者等进行指导，保证科研的准确科学性与长久稳定性。

2.3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应用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与导向，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也是为了在体育事业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与应用发展支撑，这是理论研究的本质内涵，如果不能确保理论在实践中的最终应用，那么所有理论研究就显得毫无价值可言。但现阶段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应用研究，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失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使我国体育教育质量受到影响，如何化解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不协调性，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值得相关部门与教育机构的高度关注与思考[2]。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完善对策

3.1强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自觉意识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自觉意识是相关研究学者多形成的对学科研究的虔诚热爱与尊重氛围，这种不受纷繁诱惑社会影响的精神信仰，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要注重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相关研究学者的综合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确保其树立超越自我、创造奇迹的能力，不断引导并创造出未来体育发展蓝图，使体育人才社会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个体满足与创造的良性互动状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相关研究学者的反思意识。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项复杂性、多领域学科，在实践研究中必须要实现对多观点、学科的同时性兼顾，加上体育人文社会学本身具有内在性与双向性，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要不断进行优化调整，这就需要注重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相关研究学者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的提升。

3.2创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环境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项科学、严谨的学科，在研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具备和谐良好的研究氛围，才能确保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不断的争论、批判与重建中健康的发展。首先，要构建综合能力过硬的科研研究队伍，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引领、后续科研跟进的合理高效化的科研梯队，形成学术创新团队等，促进体育人文社会学高水平发展。其次，贯彻执行全社会参与的科研发展理念，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难点以及关注热点进行学术交流，引导并鼓励相关社会学者等进行沟通互动，开放思想。最后，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奖励机制，对在研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团队等进行适当性鼓励，充分调动研究学者的研究积极性与主动性[3]。

3.3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实践一体化发展体系

体育人文理论为实践应用提供基础性指导，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只在实践中“蛮干”,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地在理论研究中解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必须要从体育发展实践出发，关注体育实践中出现的困难点并提出解决对策建议，时刻关注体育实践发展的进程，并于体育一线教育人员等实践主体进行全面深入性探讨，急体育实践所急。同时，要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体系，确保理论实践研究成果能应用到实践中，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效率，构建高标准研究成果转化目标与动力发展体系，真正实现体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向共赢。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理论;社会学;进展回顾;趋势瞻望

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管理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人与集体的重要职能机构。在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的现如今，如何正确的引导社会的价值走向一直都是国家关注与探讨的主要课题。理论社会学对于国家来说拥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发展，才能为社会群体中的人类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推进国家的富国强民之路。

一、何为理论社会学

理论社会学是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角度，与应用社会学成对比。侧重于社会局部与整体，以及二者之间联系、个体和社会之间联系的研究，从而得出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历史发展、作用地位、方法手段做出相应的理论概括。理论社会学可以根据当今社会的形式，从“逻辑”角度出发，对整个社会做出横向的研究，也可以从“历史”角度出发，做出纵向社会比较。前者侧重于社会学原则与概论的研究，后者则侧重于对于社会学史的探讨。不同的社会会衍生出不同的理论社会学，这是根据当时社会形态与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中国理论社会学相较于西方社会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社会学的基础观点上本来就存在着分歧。

二、中国理论社会学目前取得的发展

中国理论社会学有着有别于他国的发展方向，根据本国国情的不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社会学体系。随着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发展，根据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目前我国的理论社会学理念在导向上已经趋于成熟。在根据对先人“文化自觉”思想的深入研究后，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酝酿出两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精神体系，其中包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这样的理论得出给社会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也极大的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的独立性，自主性与主体性。

与此同时，根据当代的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闭关独立的小群体，而是更加具备兼容性与开放性的大主体，依据时代的发展，对于理论社会学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新颖的研究创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诸多理论，在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开拓创新出属于中国，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社会学新成果。

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将其应用在当今社会中则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将理论有序且符合实际的应用在相应需要的社会形态中促进了应用研究的兴起。根据收集信息与实地调查，将理论社会学的成果推行到各大城镇乡村，使其拥有存在价值，正是这种应用研究的目的所在。

三、中国理论社会学发展成果

正是有了以上的诸多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的调研考察与推广，才使中国理论社会学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认知，从而进一步促成了相应的理论成果的产生。

（一）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社会是人群的载体，同时也是人群的表现形式，社会本身与人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学所要探讨的精神也是一种人文思想。理论社会学中“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正是这种人文思想的体现，其中“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通过对于事物本身进行一种思考，从而得到肯定与否定其正确与错误的辩证统一思想，不一概否定其颠覆性或者可能性，也不完全肯定它的发展性与创新性，这是一种拒绝盲目与主观拟测的辩证思想。而相对的“顶天立地精神”顾名思义，首先要顶天，可以眼看四野，其次要立地，要扎根基层。只有能顶天，愿立地，才能从发展额眼观深层次的审视社会，也能从基层贴近社会，使相应的研究与开发结果不脱离实际，又有相应的发展性。

（二）主流题材推进社会学理论

由于理论社会学理论在不同的研究系统与范式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离和相应的张力，虽然给相应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烦恼，却也是科学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社会的发展，我国理论社会学在相应的课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其中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联系受到了相当的重视。通过对于多方面的调查与参考研究，最终得出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与应用研究，在一时间可能取得相应的良好效果，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相应的弊端与疏漏就会尽显无疑，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说经验研究是整论社会学的知识储备，而应用研究是社会学的动手能力，那么理论研究则是整个社会学的思维与判断，只有三者的有效结合，才能在大方向上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

其次是关于制度的研究。虽然制度研究原本是引进自西方，然而随着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融合，逐渐衍生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了法社会学制度、经济社会学制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制度。其中法社会学制度的研究融合历史学、司法学、纠纷调解学、以及人类学的融合，在对相应对象进行外部因素，自身因素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整个法社会进行深度剖析，从而稳步改革与调整安排相应制度。而经济社会学则是深入单位各组织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制度总体的大发展，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并且也符合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方向。最后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则是对于我国乡土文化、人文文化的探究。随着深入的了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深刻的意识到我国自我调节适应力的强度，从而可以更进一步的适应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使乡镇农村可以在人文文化制度上得到创新与改革。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理论研究

首先是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究，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改善民生，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其次是社会公正化的探究，通过构建公正公平的系统模型，从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基准下约束社会，使相应的制度安排符合民心，符合公平原则，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与和谐化社会的构建。其三是构建社会建设研究。合理的运用调配相应的资源，通过构建社会体系，从而合理的安排社会资源，解决社会矛盾，使百姓安居乐业，从最近本的解决社会风气，并且倡导正确的社会风气，稳固和谐社。最后是积攒“中国经验”。这种经验的研究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考量的，通过理智的总结与概括，从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使理论更贴合中国国情，从而使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也适合作为推动中国理论社会学今后发展的理论经验。

四、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虽让我国在理论社会学中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成果，其有效的推动了我国更加适应当前世界的大环境，更加稳步且可行的发展下去。然而以发展的眼观去看待问题，仅仅是如此的成果还不能满足蒸蒸日上的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以下将根据目前我国的理论社会学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论其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其一、中国理论社会学自觉精神的持续发展。理论社会学中对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的提出是整个中国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成果，也是推进动力和指导方向。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的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符合中国现有国情并且适用于中国发展形势的理论，它本身是整个理论社会学的成果，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构成的基本。只有持续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推进我国整体的发展。其三是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引进的反思与学习。西方古典与当代社会学理论是基于其国国情的理论，本身虽然并不具备与我国国情完全一致的理论与研讨成果，然而却有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部分。参考西方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相应的反思与数理，从而得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性意见，丰盈我国理论社会学，从而推进其进一步发展。其四是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创新。社会本来是因人而生服务于人的表现形式，其自身带有相应的群体的人文文化色彩，只有基于当地的文化传统，融合当地的文化资源，从而开拓创新出全新的文化经济艺术理念，才是符合当地理论社会学的主旨的。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文化历史大国的背景，总结前人留下的财富，融合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的学科知识，从而得出全新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推动社会发展。最后是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的发展。这是将思想行为相结合的发展形势，不但动手能力要强，动脑能力也要强，才能确实的保障社会形态，生态环境，单一个体与整个群体的利益。也可以进一步的推进民族融合，社会发展。

五、结语

理论社会学是国家重要的武器，也是国家必须关注的课题，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认真认识到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性，在积极的方向正确引导理论社会学的价值导向，从而使整个社会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董小林，严鹏程.建立中国环境社会学体系的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2] 张宛丽.十年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回顾和反思[J].社会学研究，1989（04）.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全纳教育 社会文化 本土化

分类号G760

1 前言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并引导特殊教育实践的方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会议上各国达成的《萨拉曼卡宣言》中确定了全纳教育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全纳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全纳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这些全纳教育的论断充满了绝对主义的语言，用“每一个”、“必须”、“都有”等完美主义的陈述表达极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不仅彻底改变了特殊教育的观念与发展模式，而且赋予普通教育以崭新的内容，对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纳教育不仅仅是特殊教育的事情，它要求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应对所有学生多元的学习特征与需求，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全纳教育与全民教育的思想相合，公平与多元是其核心价值，参与和合作是其基本原则，它反对传统的牺牲大多数能力一般或较差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注重极少数优秀学生发展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

全纳教育也远远超出残疾的范围。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全纳教育建构一个全纳的社会。全纳教育因此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社会上所有的公民相关的事情，是挑战不公正与歧视的利器，与各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人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它需要全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机构与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教育机构与体制；社会中现存的与隔绝、歧视相关的价值观、政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2 全纳教育理论的社会文化特性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一方面，全纳的理念与目标成为一个全球讨论的热门议题，它以追求社会公平与平等等普世性价值观为基础，为各个国家制定全纳的教育目标、政策提供了依据与动力。即使在最为贫穷、资源缺乏的国家，全纳教育也至少成为使更多处境不利儿童享有学校教育机会的政治宣示或者现实举措。另一方面，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对全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特的影响，使全纳教育在各个国家的本土化成为可能。社会文化特性是指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特征_2’；回顾全纳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社会文化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2.1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社会公正、权利平等的理想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从人类追求公正、平等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天赋人权”，倒不如说是社会各阶层、相关群体自己抗争与争取的过程。例如，尽管美国自开国之初便在其宪法里确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与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等基本权利，这些理想与实践却总存在着矛盾，平等的理想与隔离的现实不断挑起社会矛盾与冲突。平等只局限于白人，黑奴与其他族裔移民备受歧视，以至于在公众场所、交通工具及学校内都是黑人白人分开；而华人也不得在路上挑担子或拥有物业；加利弗里亚州更一度立法不准华人子女人读普通学校等。这些不平等的做法通过民权运动、其他相关团体的游说、法律诉讼、公众舆论等社会运动方才逐步得到克服与改善。全纳教育直接起源于美国195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更远则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对个人平等、自由、多元选择等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孕育了西方所谓以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使传统的对残疾人进行隔离式的教育与服务受到公开的怀疑与挑战，并导致全纳教育的诞生。

2.2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纳教育

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全纳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全纳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的特殊教育实践经历了隔离式特殊教育体制（特殊学校与特殊班）、回归主流、全纳教育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变迁紧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主义、实证与建构（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的脉搏。建构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且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相互交织；共同为特殊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全纳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平等、个别差异、多元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崇尚的基本价值观。带有浓重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顺利地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

西方全纳教育的发展也是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是特殊教育发展共同规律。西方在如何对待残疾人士的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发展到逐渐接纳，到尽最大程度地促使残疾人全纳进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特殊儿童首先从完全被拒绝的环境进入到寄宿制学校，然后到特殊学校和特殊班，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普遍到资源教室接受教育并逐步实现回归主流，进而发展到更为彻底的全纳教育。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着渐进式的原则，从拒绝到接受与安置、从隔离到回归主流、从普通与特殊教育双轨制到整合的教育安置体系，并逐渐走向全纳，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运动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

可见，西方全纳教育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里结出特殊教育理论的果实，也是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性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同时，这一过程与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变迁一脉相承，也是特殊教育发展规律的自然表现。显然，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并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教育理念，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我们应该结合国际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全纳教育模式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特殊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3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3.1西方全纳教育研究缺乏历史文化的视野

近年来，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争鸣对于推动全纳教育在各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各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开展全纳教育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为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基础。但是，学术界从来就缺乏对于全纳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于全纳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总的来看，围绕着全纳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殊教育最主要的焦点。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研究与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于全纳教育理论的系统介绍与总结。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体系、发展沿革、专门术语及其定义、不同的思想观点与争论、以及政策层面的鼓吹与游说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与概活。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中充斥着热情的语言与华丽的修辞，以人权与社会公平等理念为出发点，旨在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深化。第二是操作与技术层面，关注的是通过全纳教育的理论指导教育各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改进其学习的效率与生活的质量；强调通过学校重组、变革以及课堂的教学调整，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习与学校参与的质量与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及社会支持系统。

在诸多全纳教育的论著中，对于哲学基础的论述仅仅简单停留在人权、多元、平等、个性自由等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基础的描述与鼓吹的层面，极少有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的，因此，特殊教育理论的匮乏几乎是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下的全纳教育充满修辞的夸张，占领了伦理与美好道德的制高点。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教育学术语，倒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与完美的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论或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追求。

全纳教育的理论仅停留在表层，无论是系统化还是深入的程度都不够，全纳教育的本质及历史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对全纳教育进行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论生成与发展。特殊教育的实践长期以来有着注重心理学、行为技术、以及科学实证研究法应用的传统，新的范式的接受与应用总是慢半拍；建构主义以及其它相关的理论与范式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只是近来才成为特殊教育领域讨论的话题。这些都可能导致具有强烈西方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与话语体系在全球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违背了全纳教育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的理想，也不符合各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3.2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需要本土化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纳教育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文化对于全纳教育的定义、目标、实施途径、及其结果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全纳教育，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高质量的、有效的全纳教育，即使在首先倡导全纳教育的美国，全纳教育的效果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并不能提供满意的或适当的效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做法能够为其它国家发展全纳教育提供一个标准的蓝本或范例，各个国家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全纳教育模式。

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需要中国的特殊教育理论，需要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努力与实践去探索，去发展。朴永馨（1998）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可以为解决中国几百万残疾儿童教育准备好现成的药方，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本质上来看，全纳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从西方嫁接到我国的一个文化概念。我国并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全纳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全纳教育背后的平等、个性自由、多元等西方哲学观念在我国没有或很少得到强调。目前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因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缺失其生成的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全纳的理解存在着各种争论的重要原因。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这种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对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在特定的时代与地域中以“自发的”、“内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纳教育理论。

4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需要研究什么

从本质上讲，特殊教育不仅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多学科，更是一门理论缺乏，且需要理论建设的学科。特殊教育理论的缺乏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本质特征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分析有助于厘清全纳教育的本质，确定全纳的历史文化特性，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特殊教育服务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与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纳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至少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4.1从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角度对全纳教育进行哲学思考，奠定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

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隐含在这些理论背后最基本的信念与假设。社会科学理论是指对社会现象各方面进行解释、预测并影响社会生活与实践的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例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理论就是对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系统解释的不同层次的命题与假设体系。社会科学范式是对于知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能力和理由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或基点，它奠定或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决定研究的问题、方法。因此，“范式”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法论体系的问题，协调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转换导致特殊教育从“心理一医学”向社会、教育模式的变迁，并为全纳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全纳教育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社会学习、社会批判、文化复制、文化演化、生态理论等不同的社会理论与不同学科的理论则直接为全纳教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论视野或研究主题。

因此，全纳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恩与探索。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与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7]。

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着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全纳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的学科与方法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纳教育发展与西方社会思潮与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

4.2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分析全纳教育的本质特征

全纳教育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特性。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要素不仅通过相关人员的态度与信念对全纳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要素还直接对全纳教育各个层面的执行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尽管如此，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对全纳教育进行分析与思考的研究却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数从教育或者心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纳教育环境下特殊儿童的心理一行为变化或者课堂管理与教学技术，重视干预技术的发展与训练效果的提高，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全纳教育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因此，我们需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全纳教育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从中归纳出生动具体的而非枯燥、抽象的全纳教育理论；同时，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全纳理论的发展。通过反思与意义的重构探索鲜明的个性化理论；通过人文价值的介入形成人性化的理论；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理论的发展；形成扎根于中国特定文化情景与过程之中的、具有独特性的全纳教育的解读与本土化特征的理论。

4.3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探索全纳教育的理论

如前所述，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舶来的回归主流、全纳教育被巧妙地“嫁接”在中国文化之上，通过“扎根”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随班就读模式。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下，嫁接到中国文化上重新生长的一个元素，嫁接的过程与效果同样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刻影响。我国随班就读模式既受国际特殊教育理论如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性；又考虑了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实际的条件，即具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国际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立足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教育特征，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精华采取吸纳与扬弃的态度；进行比较与归纳，辨明随班就读与西方全纳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全纳教育理论，并对我国特殊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4.4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着手形成本土化的全纳教育模式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性功能。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主题；思想路向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现有成果来看，其研究视域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来源人手，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出发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由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凝练和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见解与表述方式。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科学整体方法、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科学人文学派、科学的整体发展观

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方法引领之下，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学派，即科学人文学派诞生了。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全新学派，又是一个涵盖人类进步文化的、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价值指标的学派。它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事实的研究上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以揭示人类生存与发展原理并构成科学发展理论为主旨的一个独特的学派。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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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在当代中国，深刻认识和认真梳理艺术学理论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深入阐释艺术学理论在当下需要迫切发挥其引领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文化建设的大的现实背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现实实践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必须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当前，艺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及对人的精神培育和品德陶养中作用凸显，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覆盖面也变得越来越广。在21世纪，人类不仅需要以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还不可或缺地需要以艺术即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使自己得以坚守人类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艺术学理论的责任，就是培养充盈而丰富的艺术精神和社会理想，并责无旁贷地竖起伦理的标杆以及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与历史的担当。同时也有利于通过深入广泛的高等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和国民艺术素质。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不但有利于提高创作者的文化修养，而且有利于提高艺术作品创作的文化品位。钱伟长先生曾说，大学“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⑩显然，钱伟长先生所强调的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与爱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起，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和要求。傅雷在勉励傅聪的家书中同样深刻地写到：“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唯此，每一个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的人才能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不仅把握艺术规律，而且通晓社会现实，深知生活的真谛，自觉弘扬真善美的、达到文化自觉状态的全面的人。叶朗先生在《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体验人生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当下直接的感兴中生成一个意向世界，这个意向世界照亮存在的本来面貌，使人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从而回到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需要艺术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人生的来路，以塑造精神上终极的关怀。而在艺术创作照亮来路之后，由极富逻辑与思辩的艺术学理论引领我们明确判断方向，朝向塑造出的“应该是什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才是更富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使社会文化达到了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层面和终极目的，实现了艺术对人生的浸润和陶养，建造了人类社会的艺术的审美精神家园，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则善莫大焉。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意义，以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所在。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艺术学理论就是要“引领”每一个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进入人类艺术审美的精神家园，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意义，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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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成果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成果的理论渊源

（一）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间接理论来源

列宁对文化建设特别重视，他关于文化建设内容的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发展国民教育等。他把文化建设放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首位，认为落后的文化建设是能否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文化落后制约着政治建设，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就很难谈得上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列宁还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构想。他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国家机构的改革，以及克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都离不开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只有实现文化革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二）的文化建设理论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的文化理论非常丰富，他的文化思想主要有：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要建立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吸收外国有用文化，但不“全盘西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步成为他们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此，还强调了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阐明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是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外国文化；确立了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正确方针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以及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直接来源于思想中的文化理论，同时又在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发展了的文化建设思想。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主要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系统阐述了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实质和特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核心、基础、重要环节、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基本方针，以及经验教训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基础和重要环节

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是核心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2]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要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始终不渝的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辱的基本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富有时代精神，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体现，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树立了明确的目标，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核心价值观和道德支撑，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2.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

“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3]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他于1977年和1988年分别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强调了发展教育和科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对此，的文化建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观点，他强调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顺利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更大的发展。”[4]还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5]

3.积极繁荣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项文化事业是重要环节

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项文化事业是一种意识形态，生动的反映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在新时期重视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项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6]大力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项文化事业，将承载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理念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对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扩大和谐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具有根本性意义，从而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直接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和基本方针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多元文化并存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使人们在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中，明辨是非，始终把握和保持正确的价值选择方向，有效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和思潮，从而确保和谐文化的建设，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恶意渗透。只有坚持这一指导思想，才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从整个社会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着手，培养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从而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要求在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坚持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自由发展，坚持不同科学学派的自由争论，体现了文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促进和实现文化繁荣的重要保证。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实质和特点

（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实质

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实质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7]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和特点，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是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新文化。

（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特点

第一，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继承与发展永远都是文化传承的一个主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思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双百”、“二为”的基本方针等，这是其相承性的体现。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品质和特征，其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必然是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因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必然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的文化理论体系，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文化理论体系。

第二，阶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是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辩证发展的理论阶段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是有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的，其对客观历史阶段的适应性是与其在价值引导上的前瞻性相统一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就彰显出了要注重人的建设和发展的理念，他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人的建设，就是提高人的素质。而今天，总书记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前瞻性。文化理论在价值引导上具有前瞻性是由文化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如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把思想道德的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以共产主义的道德来培养人，也是其前瞻性的表现之一。

第三，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理想是现实的翅膀，现实是理想的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必然要求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现阶段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水平，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遥远，但这却不影响我们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思想去培养我们的思想道德，激励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相反，这种思想道德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励我们改进现实，为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四，民族性与大众性相统一。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要求和发展方向的思想文化，同时也深深的根植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而是具有民族性的。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文化思想，也必然要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理论要是民族性与大众性相统一的文化。无论是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还是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的科学发展观都是面向大众的、服务于人民、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其最深厚的根源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的。（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

[3][6]，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

[4]，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1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1篇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快速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使得以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建设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中国社会学也面临重要的挑战与发展机遇。2010年，中国社会学者在积极应对这种挑战与机遇中，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与观点。

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学术格局中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之际，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教授在《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等论文及相关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做了深入反思与总结，并明确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认识到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要实现“理论自觉”，一是要注重研究和解答大问题，即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二是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理论自觉”概念与命题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共鸣与认同，一些学者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不同领域的研究加以反思、总结和展望。

在2010年的相关会议（如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中国社会学2010年学术年会等）发言和相关论文中，郑杭生教授对“理论自觉”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指出，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处在中心地位，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作为“西学东渐”结果的中国社会学，更是处于边陲地位，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缺乏理论自觉，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以正确的立场和方法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精华为我服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召开，与会学者对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广泛的共识，理论自觉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郑杭生教授强调“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学术历程看，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都是运用世界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理论自觉”概念与理论视角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必将对中国社会学由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15年――社会建设重在调整社会结构

2010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会召开，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第三个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内需难以扩大等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快社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这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必然选择。在当前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其他许多矛盾也可得到较好的解决。

陆学艺教授还建议，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应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利于调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应该在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社会结构调整，尤其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无疑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途径。

民族政策的“政治化”与民族“二元结构”

2008年拉萨“3-1”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民族问题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中国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应吸取中国历史中的宝贵经验，并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族群关系的策略与经验教训，以民族问题“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教授还呼吁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这些观点引发了民族研究领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其展开了深入的争论。

在2010年的系列演讲与文章中，马戎教授继续深入探讨“政治化”、“民族化”政策的影响及其后果，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倍受关注，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却为人们忽视，这种二元区隔表现在行政区划的民族区隔、教育体系（学科设置、学校制度）中的民族区隔、民族研究的学科区隔、政府工作业务的民族区隔，以及媒体和文化娱乐中的民族区隔等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对和谐社会建设非常不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但是从苏联的演变态势来看，中国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分裂。民族区隔的“二元结构”使得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丧失了在这一问题上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对相关信息的敏感神经，应积极设法及早改变这一状态。

马戎教授呼吁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界学者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关注对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改进；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框架里来思考，大家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打破现存的民族“二元结构”，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团结和自信。

在当今世界，民族或族群仍是政治动员和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转型的阶段，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各种二元结构区隔，促进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整合，强化国家认同，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理性化与感性化相结合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少杰教授在其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借鉴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要有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注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往往仅仅专注于组织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建设，而忽视支配基层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的感性制度。应当兼顾制度建设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只有把那些针对不同目标、追求不同利益、坚持不同准则的理性化制度，同那些在指向目标、追求利益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具有模糊性的感性制度联系起来，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意识中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使理性化制度由逻辑条文变成现实的能够真实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

以战略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郑功成教授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基于战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做了深入探索。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人民引入一个安全、平等、自由、尊严的福利社会。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时期，特别需要战略思维，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之后才是各项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2008~2012）：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2013~2020）：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三阶段（2021~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在《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一文中，对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深入的总结与反思，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农村研究中主要问题一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二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乏。“问题取向”的研究有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之倾向，其研究和表述有可能会建构和夸大乡村社会的“问题”，而且，过多的“问题”（problems）研究，而非“问题”（questions）探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社会学的视野，仅仅关注问题与对策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系统的研究，反而给农村发展制造新的麻烦。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研究过于依赖直觉经验，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只是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调查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2篇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1926，1986）及其同事就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尽管该理论以“社会文化”命名，但是它不是探讨关于人类生存中社会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把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起作用［1］。经过很长时间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并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样，在二语习得研究中，JamesLantolf与同事StevenThorne（2006）合写了第一部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二语习得的学术著作《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与语用学领域的跨面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较晚，在语用学领域被称为语际语用学，又译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它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是怎样获得语用能力的，即，怎样用目标语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语用能力习得（acquisi－tionofpragmaticcompetence），简称语用习得。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语言能力（见Kasper＆Roever，2005：317）［2］。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见下表所示：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4篇

杨豫从现代化理论建设的角度把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分成两期：以80年代中期为分界。他认为前期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时期。现代化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家建设理论体系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的重点是运用这些理论去进行地区的个案研究，并且在检验和修正有关的理论和模式。因此，有关现代化的纯理论性的著作近年来不再出现。但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地出版问世，现代化理论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15]

我认为，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期，具体如下：

第一期：20世纪50——6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独盛时期。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首先从美国迅速兴起，而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美国与苏联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仿的两种主要范式。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普遍兴起，与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重建和复兴，以及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严峻的巩固独立的发展任务有关。但现代化理论呈现惊人的“一元”现象，“现代化”虽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实质上，现代化理论还是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还刚刚起步，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只有西方发达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经济在此时呈现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从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理路来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界以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在形成之中。这一研究的深入推动了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另外，此时正处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虽不能说现代化理论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美国非常注意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60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全盛时期。盛极而衰，60年代末期，批评浪潮席卷而来。依附理论率先举起批判大旗。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异音。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进展。是现代化研究的高潮阶段[16]。现代化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发起，然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跟进。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历史学相继出现。代表人物与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会系统》；1955年刘易斯发表《经济增长理论》；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1960年W.W.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现代化的五阶段图式（1975年扩充至六阶段图式）；③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阿普特著《现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西里尔·布莱克发表《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列维著《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1968年亨廷顿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还出版了韦伯特•摩尔(WibertE.Moore)和斯梅尔塞(Neil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共12种）《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家希施曼将他的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他学科》，指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在6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研究对象上说来，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脱离了“东西争论”的政策轨道，转向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换言之，即现代化理论开始从一种政策科学向理论的历史观发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构。[17]

1955年弗兰克·萨顿在《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一文中提出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型。亨廷顿认为他概括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18]亨廷顿本人根据他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主要区别也进行了概括。[19]亨廷顿同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且举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20]薮野佑三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偏向“连续模式”，而7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则转向“隔断模式”。所谓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是指，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它们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第三世界要向获得发展，就应当沿袭发达国家的做法，搞旧式的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是自己不作为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没有关系。“连续模式”受自然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系列，保持着同一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历史上落后的社会可以追赶上先进的社会。反过来说，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较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21]

第二期：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反思和修正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和滞涨，东亚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发展。从学理上说，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其“传统性”、“现代化”、“现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笼统而含糊，其理论架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理论走向多元。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理论等纷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在7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渐出现分流发展的形势。一种扬弃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现代化理论”出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从认为传统与现代对抗走向认为传统与现代整合；就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而言，从认定现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认为现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后，现代化学者一改从前的笔调，开始大量使用“变迁”、“危机”之类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变迁的理论》、阿尔蒙德《危机、选择和变迁》、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和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发展研究系列：《政治发展的危机及其结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政治发展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从50——6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不安的意识”和现实主义。[22]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23]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24]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25]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26]

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在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沃氏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有时称为“价值法则”。它原来的分工范围包括大部分欧洲和一些美洲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陆续纳入其分工范围。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节律业已表现在体系的演进之中，周期性的节律起到了抑制这些矛盾的作用。两个最重要的周期性的节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权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内，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生产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阶段）和金融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阶段）之间交替更迭。在霸权周期内，全球秩序由某个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权形态加以控制，但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霸权兴衰不定。周期性节律造成积累与权力中心点的正常而缓慢、但是重要的地理变迁，然而不改变体系内部基本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周期从来不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构成体系的长期趋势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个新的周期都会带来小而重要的结构性演变。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27]

后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亨廷顿认为，后现代化理论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不关注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2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29]后工业化可追溯至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或欧洲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认为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革命，生产结构方面的第三产业主导（以服务业为主体），社会生活方面的消费革命。后现代社会的名称，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的《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1992年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3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年美国学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现代转向》、199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9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等，可视为这一时期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对后工业社会有系统认识的莫过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职业与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新的专业化或技术职业性阶层的出现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对技术的控制与鉴定；决策方面，创造新型的“智能技术”；整个社会的中轴原则是理论知识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30]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这个支点之上的。富永健一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应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一种延续，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尽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存在意义重大的变化，有充足的理由获得“后工业”的新称谓。但他也自承后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将完全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而只是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延续。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看来，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以前那些阶段甚至“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RonaldInglehart）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1997）一书中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在现代化阶段，宗教地域价值逐渐减退，生存价值、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最大化压倒一切，成就动机成为核心价值，传统权威让位于理性合法权威，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的异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国家权威弱化，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后物质主义成为核心价值，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生活价值和主观幸福最大化成为优先课题。现代化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后现代化兴起的基本原因，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它的社会限度。现代化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相关性，民主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却成为不可避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作为变量存在的，因此，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呈现非线性发展。[31]

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思潮。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病”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开阔了人们视野，启迪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灵感。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32]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罗斯把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onist），双重编码的（doublecodedordual—coded），理想主义的（ideal），当然还有乐观主义的（optimism）、悲观主义的（pessimism）、虚无主义的（nihilism）等。解构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行质疑、批判、反思，然后回归有选择的现代性原则或理想中的现代性原则，如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乃至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让·鲍德利亚（JeanBaudrillard）等。双重编码式的后现代主义是用传统或本土等符码对现代性符码进行再编成或重写，实际上是把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用民族性去重释现代性，用现代性去更新民族性。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理想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仅要求回返前现代的价值，在自然中重现发现审美和精神的意义，但也并非是完全向后看的，它立足于“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电子革命”的社会基础上，实际上是过于强调本土化，倒有点近似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是彼得·福勒（Peterfuller）。[33]这三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美学意义上的，但其实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它们最终都没有逃出现代性的手掌，而回归到了现代性的立场中来。美学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不充分受制于社会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未展开。观念的东西终究离不开现实的距离。

生态现代化理论由德国学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演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迄今，生态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34]

再现代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贝克把“反思性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称为“现代化的现代化”[35]、“现代性的激进化”[36]或“理性化的理性化”[37]）主要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提出，他著有《风险社会》（RiskSociety：TowardaNewModernity）（1986）和《再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1994）（中译为《自反性现代化》）。贝克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38]贝克的进一步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危险开始占主导地位。”[39]“再现代化”或者说“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如果说“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或者说“抽离”）、接者进行重新整合（或者说“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贝克所谓“创造性毁灭”），接着进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话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40]吉登斯对“反思性现代性”的简要解释是“对进行中的社会生活的监控性”[41]。

“新现代化理论”，又称为“现代化修正理论”。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对经典现代化的修正理论，是各种修正理论的理论集合，不是一种系统而完形的理论。谢立中认为“新现代化理论”家“一方面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即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探索，试图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形成一种新的更富解释力的现代化理论。”他们又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42]代表性如历史学家C.E.布莱克（有《俄罗斯和日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动力》、《比较现代化》等）、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古斯菲尔德、W.查普夫（有《社会变迁理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政治学家S.P.亨廷顿等。新现代化理论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基本框架、核心范畴、理论预设方面有继承的一面，如它们仍然共享“传统”与“现代”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分析；仍然将“现代化”视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仍然认为这种转变是“有益”的；仍然认为“现代化”本质是内在的过程等。然而，新现代化理论毕竟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因此，与传统现代化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性质始终如一的静态统一体；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不再把传统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绝对障碍；不再把现代化过程视为对传统的毁灭过程；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不再满足于对现代化的抽象分析和理论分析；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和数量分析。

作为新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对早期的（或者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并着手建构新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度地强调了西方影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应该重视的，但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4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和传统发生互动。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44]

新现代化理论虽然在研究重点/关注焦点、分析层面/分析单位、主要变量、主要概念/术语、理论假设/政策含义方面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继承性的一面，但也在传统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发展路径方面、外部因素与内部冲突的作用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新现代化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相对粗疏的分析，并摈弃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一些不可靠的理论预设，如传统的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前进的、漫长的美国式过程。新现代化理论开辟了家庭、宗教、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等新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更细致、更详实的理论分析。[45]苏耀昌在比较了传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与新现代化理论/研究后，认为，新现代化理论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有更大的威力，主要表现在：第一，还传统以本来面目。新现代化理论对传统的性质、结构、与西方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作了有意义的探索。第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传统现代化理论在类型研究的基础上高度抽象，使用案例仅仅为了图解理论，几乎没有时空概念，简单、粗疏而且霸道。新现代化理论特别重视历史研究和案例的特殊性。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现代化理论也在从政策研究走向历史研究。70年代以来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猛烈批判，导致传统现代化理论跌入低潮和反思阶段。70年代末以来，在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新现代化理论逐步取代传统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取向获得了承认和强化。第三，趋向于更详实的分析。新现代化研究力戒简单地下结论，或仅仅提供单变量分析，而注重多元综合分析和复杂性分析。[46]

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从60年代“连续模式”转向了“隔断模式”。“隔断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彼此离异隔断的关系。发达国家搞资本积累，完全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为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源于发达国家的盘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摆脱发达国家的束缚。“隔断模式”受历史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无论什么社会，不管它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具有其作为历史的个体而存在的理由。经典现代化理论属于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主要分析方法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隔断模式”。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既而社会危机。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受到严厉质疑和深刻反思。一方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病理和现代性重新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分析。现代化理论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转变。“隔断模式”认为，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差异，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本身就有问题，其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应运而生。[47]

第三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重新得到振兴和发展，而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危机或停滞状态，更有不少国家落入了“第四世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突然崩溃，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空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此为基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并发展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虽然强劲地压倒了其他现代化理论，但已经不可能复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支配权。“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左派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判和抵制。多元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现代性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后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没有解构掉现代化，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哈贝马斯）、应该“继续现代化”（查普夫）或进入“第二波现代化”（吉登斯、贝克等）的呼声不断高涨。

从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强势地位。[48]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对待正义、权利、秩序等大问题上，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下，都是出于对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与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放任与约束的互动关系。[4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50]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历史地看，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竞争性扩张，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内部扩张（“结构扩张”）和外部扩张（“空间扩张”）的余地，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它的能量，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就可能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地回归”。从20世纪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历经30多年的冷落和边缘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辉煌”的19世纪的地位，并有所突破。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效率”为它的三个主题词的，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开拓道路，因此，必然导致对“社会”、“民主”、“公平”的难以兼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在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从古典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回到新自由主义，“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但是，新自由主义毕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使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和“国家”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它创造了比较精致和比较可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因此一切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挑战性理论在这方面也要能够超越新自由主义。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同样必然会被创造性回应它的各种形式的兼顾“个人”、“自由”、“效率”与“社会”、“民主”、“公平”的理论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性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个人——社会视野，而倾心“以资本为本”的个体视野。从短期来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确实大大提高了发展的效率。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明显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警觉地保持自然生态、社会形态、个人心态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新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上，往往不知不觉滑入“强权”或“霸权”的深渊，这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倡导人权而在国际却履行霸权的矛盾行为中看得很明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往往结盟，这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当代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尖锐地指出：“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缺乏任何义务的概念。而这些义务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振兴有活力的共同体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是绝对必要的。”[51]

（三）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谢立中分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为三期：第一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发展问题的研究。第二期是60——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明显停滞，以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其发展呈现出相对停滞状态。第三期为70年代末尤其80年代以来，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论”等理论自身也具有种种局限，部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自家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已经复兴，并正在重新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52]

苏耀昌也分为三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新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理论危机”以前的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的降温，现代化研究再度兴起”[53]，“现代化理论已经摆脱60年代的理论危机，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满活力，硕果累累的发展势头。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斯特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将会作为克服所谓（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排它性外部关注的一帖良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54]

亨廷顿基本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现代化理论”时期（60年代后期开始）。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过分乐观，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沉湎于西方过去的辉煌之中无以自拔，认为西方已经先进到了“终极”状态，西方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对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没有深入的认识，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的、固有的缺陷。从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学者开始部分地修正现代化理论。最有意义的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学者集中精力去研究最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55]

结论

无论是广义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还是最狭义现代化理论，它的演进都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广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三波现代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携手并进，狭义现代化理论和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则与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现代化模式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连系在一起。二是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从西方向全球扩展，促进了民族独立和国家意识的不断发展，从而推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的现代化战略的启动。现代化理论逐渐越出西方的范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普世理论的面貌，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也越来越复杂化和精微化，并且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三是人的发展。现代化既存在对人的新的束缚，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不断加速解放，这是现代社会以前难以企及的。现代化理论也从把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转向关注人文理性或生活理性（意义理性或价值理性），倡导两种理性的协调平衡。“新”现代化理论倡导“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发展，发展伦理学主张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对“合宜”现代化的功能，就是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深度反思。

[1]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也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

[3]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5]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6][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7]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9、50页。

[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9]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

[11]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2]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本表为作者根据富永健一的论述而制，但根据作者的理解有改动。

[13]参考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5页。

[1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15]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6]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都得到“异乎寻常的承认”？亨廷顿认为，一部分来自下述事实，即它满足了西方社会的自得心理，同时又给予非西方社会以希望。现代化理论把国外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现状合理化了。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

③罗斯托把现代社会的形成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五阶段，1975年增加“追求生活质量”，形成六阶段图式。

[17]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18]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19]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页。

[20]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7、56——58页。

[21]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1页。

[22]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

[23][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页。

[24]参考[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5]弗兰克关于依附论的主要论著有：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7；OnCapitalistUnderdevelopment.Bombay：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DependentAccumulationandUnderdevelopment.NewYorkandLondon：MonthlyReviewPressandMacmillanPress.1978.等

[26]弗兰克否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主要论著是：A.G.FrankandB.K.Gills.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Reorient：the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等。

[27]参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东亚之兴起，或21世纪的世界体系》（1997），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1999），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28]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注。

[29]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0]参考[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31]参考宋培军：《“后现代化”与福利国家——殷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述评》，见《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2]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3]参考[英]玛格丽特·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评论性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参考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页。

[3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36][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37][德]乌尔里希·贝克：《生态启蒙：风险社会的政治文集》，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N.J.：人文科学出版社，第134页。

[38][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39][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

[40][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有三联书店1998年中译本），剑桥：政体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2]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3][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44]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5]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283页。

[46]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3——304页。

[47]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7页。

[48]程恩富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参考程恩富：《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尽快消除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49]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5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51][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52]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53]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页。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