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论文范文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一）对“主题选择”的解析

这里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专题”，即它与传统的根据教材体例来进行课堂教学不同，其是选择学生身边熟悉的事物或者是能引起学生共鸣的事情，且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进行讨论和思想升华。因此，关键问题之一便是如何进行主题选择。笔者认为，主题选择应有的放矢，即初中思想品德教学应在遵循主流的同时，让专题教学作为有益的补充。

（二）对“探究行为”的解析

探究行为是学生学习的高级行为层次，其中包含着两个环节：（1）问题意识导向；（2）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对于前者而言，我们需要在主题教学中前置性的设计出适当的问题，进而来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对后者来说，则要求变“教师主导”为“教师引导”，从而主要依靠学生自主完成对事件思想性的提炼和升华。

二、主题探究模式对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作用分析

通过上述认识，该模式对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作用可分析如下。

（一）对实施课堂教学的作用

这是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其对实施课堂教学的作用可以借助现阶段教学现状来反映出来。现阶段的初中思想品德教学往往依赖于教师的“讲”来完成教学任务，而忽略了对学生情感诉求的关注。通过引入主题探究模式后，在收敛性的主题和问题导向下，便能使学生真正参与到与自身有关的思想品德问题学习中来。这种参与感将有助于减轻教师搜集案例的负担，且能使教师在与学生的平等交流中获得彼此情感的增进。

（二）对学生思想提升的作用

不难发现，这是站在学生学习角度来进行分析。初中生的学习规律包括，缺乏对抽象事物的理解能力，以及课堂学习集中度不高等。另外，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普遍喜欢热闹和争辩。因此，通过引入主题探究模式来充实思想品德教学，就能在规避他们学习上的软肋和迎合他们学习中喜好的基础上，切实提升他们的思想意识水平。

三、分析基础上的实施对策

构建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分析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施对策构建。

（一）明确主题探究模式实施的目的

以“扬起自信的风帆”这一课为例，该课程教学应引导学生相信自己、不畏困难的意识和情怀。紧紧抓住这两点，将使课堂教学更为紧凑和实效。那么，主题探究模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很明显，通过该模式来使学生能身临其境的参与到“不自信产生原因”的问题讨论中来，从而借助事物参照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可见，这就明确了主题探究模式实施的目的，即增强学生的现实感。

（二）确立主题探究模式实施的边界

前面已经阐述了笔者的观点，即主题探究模式应成为思想品德教学有益的补充。因此，这里就需要确立主题探究模式的实施边界。作为有益的补充一定是起到为常规教学添彩的作用，另外若要较好地激发起学生的主体性和探究意识，首先，需要完成前期的课程内容学习。因此，建议将该模式放在每课教学的最后，以课堂讨论的形式呈现。如通过对“扬起自信的风帆”这一课的教材内容进行梳理后来实施。

（三）建立主题探究模式实施的评价

建立主题探究模式实施的评价实则在于构建起教学控制措施，这里的控制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但重点应放在事中控制上来。评价对象不仅涉及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应涉及教师在主题选择和课堂组织教学的绩效。因此，在引入这种模式的初期，应组织教研组的同行相互听课、评教，最终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学应用模式来。

四、实证讨论

以“扬起自信的风帆”这一课为例：随着前期教材内容的讲授，紧接着可以利用一堂课的时间来实施主体探究模式。为了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将具有正能量的明星筛选出来，将他们的成长故事设计成一个专题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选择刘德华的演艺历程（他被演艺界称作劳动模范），首先给学生播放刘德华演唱的“十七岁”，歌词涵盖了他从艺以来的心路历程，而这种形式是学生所喜欢的。然后，分组来组织学生来结合自身的体会来提炼出“一个人健康成长所要具备的素养”。最终，教师给予总结指出自信的意义，以及如何向刘德华一样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五、小结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纵观思想品德课教学轨迹，仍是通过课题与课题的教学，渐趋推进和教学累积而运行的。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六年制全套思想品德课教材，总共有140多个课题。从总体看，这些课题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品德规范性

思想品德课着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文明礼貌教育和个性心理品质教育。这就决定了思想品德课题的提炼不仅讲求语言简洁明快，而且要画龙点睛，将相应的品德规范凸现出来。认真研读思想品德课题群，就不难发现它集中展示了小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应恪守的品德规范，表明哪些是可取的，应当具有的，哪些是不应当具有的，或要避免的。这种用品德规范“定格”的课题，大致有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课题中有“要”字。诸如《要按时上学》、《要听别人的劝告》、《要诚实》、《要尊重他人》、《要学好各门功课》、《做事要有始有终》等等，“要”字后面的词语，是强调学生应当具有的某种认识、态度以及应养成的行为习惯。例如《要按时上学》，“要”是一种强调，“按时上学”是学生必须遵守的纪律。该课题是想从认识和情感方面引发和调动学生“按时上学”的内驱力。第二类用“不”字限定。诸如《不打扰别人》、《不说谎话》、《不娇气》、《不挑吃穿》、《不上当受骗》等等。“不”字后面的词语，表明是要改变、纠正的行为，同时还有劝告性情感因素。例如《不说谎话》，用否定词“不”加以限定，既是从道德观点上对说谎的否定，而且携带有对说谎不满意的情感因素。第一类的“要”与第二类的“不”，是分别从正负方向对学生的呼唤，以牵引他们“入范”。第三类课题语词中嵌有“爱”字，诸如《爱清洁、讲卫生》、《我爱爸爸妈妈》、《爱惜学习用品》、《爱惜粮食》、《热爱家乡》、《爱护公共财物》、《爱护幼小》等等。俗话说，爱由情生，情是爱的基础，爱是情的升华。这类课题强调要培养学生对祖国、祖国的象征物、中国共产党、集体、劳动、家乡、他人、公共财物，劳动成果要热爱的思想感情。第四类是用道德名言、警语、俗语、格言作课题。诸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珍惜集体荣誉》、《劳动光荣》、《我要读书》、《集体力量大》、《身在福中要知福》、《珍惜时间》、《讲信用》等等。这些名言、警语、俗语、格言是道德智慧的精髓。它把相应课文的教育主旨点明，有利于学生体认、品尝，作为最佳道德营养吸纳，有终生受益之效。

（二）展示层次性

思想品德课题是一个网络结构。九大教学内容，犹如九条教育主线，伸展在小学各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中，而课题则是缀在这些“线”上的“明珠”。它们在所属教育主线上有确定的位置，分别展示同一教学内容的不同教育层次和坡度。例如《我爱爸爸妈妈》、《关心父母》、《孝敬父母》三个课题，均属热爱人民的教学内容，然而教育的层次、坡度则各不相同。低年级的《我爱爸爸妈妈》完全是口语化句子，表现了孩子对父母的亲昵，洋溢着依恋之情，这一课题主要是让学生知道父母养育儿女很辛苦，要爱父母，尊敬父母，对父母亲有礼貌，要听从父母教导。中年级的《关心父母》，按照关键词“关心”的提示，情感培养内容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它要求学生不仅从父母那里受爱，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这一课题主要是让学生懂得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教导，平时要关心父母，主动当好“小帮手”。当父母遇到伤病时，应尽力照顾。高年级的《孝敬父母》，情意因素更浓。这一课题主要是借助元帅纯真的情怀，以激发和陶冶学生孝敬父母的情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他们做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上述三个课题，犹如三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热爱人民的教育主线上。我们只有以“线”驭“珠”，才能吃准每一课的教学目标。

（三）语词的情境性

对于思想品德课题，不能简单停留在弄清它的字面意义，关键是要把握课题语词的思想道德意义。常常有这种情况，许多课题用了相同的中心词，然而同样的词，思想道德意义却不完全相同。原因何在呢？因为同样的词，出现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例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2册）、《今日事、今日毕》（3册）、《做事不能马虎》（4册）、《做事要有始有终》（5册）、《多为集体做好事》（6册）、《做事要负责任》（8册）和《有事大家商量》（9册），这些课题中的七个“事”，依托于不同的道德情境，其思想道德意义也不完全相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中的“事”，是指学生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如穿衣、洗脸、洗脚、洗手绢、洗袜子、铺床、叠被等。《今日事今日毕》中的“事”，是指学生的功课，主要是作业。《多为集体做好事》中的“事”，前面用“好”这个形容词加以限定，是指能给集体带来好处的事。《有事大家商量》中的“事”，是指集体的事，不是个人的私事。这个课题强调集体的事，应该大家商量着办，要多听集体成员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一人说了算。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只有结合课题勾勒的具体道德情境，审度课题语词的意义，才能把握课题的内含和涵盖范围。

（四）表现主体性

学生是受教主体，学习的主人。思品课新教材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将这一教育思想渗透到了课题中。当我们用“主体性”观点研读教材，就能发现不少课题犹如学生心灵的自我倾述，情感的自我表达，从课题的字句之间，仿佛能看到学生亲自投入的身影和心态。例如《我爱帮助同学》，课题中的“我”，既是指学生所要认识的客体（教材中的“我”），也是指教室内的每一位同学，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当发现集体其他成员有困难时都要热情帮助。显而易见，作为道德主体的“我”，已活灵活现地进入到了课题中，不是课本上写的要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情感以及怎么做，而是“我”自己要有这种认识，要投入这种情感，要这样做。又如课题《腾飞吧，祖国》，无疑是洋溢中国人民自信心、自豪感的强音符，如果从主体性视点看，又像是学生道德情感的抒发，是道德主体“我”的衷心祝福。思想品德课题的这种主体性特点，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点拨、揭示和激发，在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情感共鸣后，课堂上才会出现学生主动学习的局面。

（五）生动活泼性

这是指组构课题的语言形式而言。思想品德课题的字数不多，如《谦让》仅两个字，句式很短，词语浅显易懂，生动活泼。例如《和好书交朋友》，采用拟人修辞手法，将好书人格化了。《谁勇敢》采用设问句式，把教育主旨凸现出来，辨析性强，能引发学生思考。又如《做妈妈的小帮手》，“帮手”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显得平淡，然而在“帮手”前加一个“小”字，表明是做妈妈的“小帮手”，课题就显得生动活泼了。它不仅呈现了“是什么”、“要什么”，而且有意识地要从情感和态度方面对学生施以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思想品德课题的备课与教学

认识思想品德课题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课题，充分发挥它在统领教学全程的作用。为此，需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教师在备课这一环要认真进行课题分析。课题分析一般分初识课题和终审课题这两步。初识课题是指首次触及课题时，推断这篇教材会写什么，以求对全课有一个直觉的、整体性感受。终审课题在初识课题基础上进行，一般作法是先精细地分析课文、插图、练习的价值以及编者的意图，然后再立足整体，终审课题。具体内容有：1.课题语词的结构与特点；2.课题的思想道德意义与本课的教学目标；3.课题的关键词与本课的教学重点。教师只有对课题进行一番钻研，弄清其内含的思想道德意义，把握其特点，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并发挥其为教学导航的作用。

其次，教师在揭题这一环要重视把课题中关键词的思想道德意义凸现出来。笔者以为，课题的这些功能能否发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教师是否正确理解和准确揭示关键词的含义。如果对关键词的理解和揭示不准，教学就可能失之于“浅”或失之于“偏”。相反，对关键词的理解和揭示很精当，就能引发教学思路正确运行，并为全课教学目标的达成奠定很好的基础。例如《做事要有始有终》，“终”是关键词，如果对于“终”的理解仅仅是指做一件事要做完，教学显然达不到应有的深度。相反，教师如果能将“终”字的思想道德意义揭示得更全面，更准确，它不仅指做一件事要做完，而且要按照规格和要求把这件事做好。学生基于这种理解，就会围绕这个“终”，进行道德努力，每做一件事都不分心，有耐心把它做完做好，这样不仅有助于教学实现既定的目标，而且能让课题真正潜入学生的心中，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学习导向。

最后，教师要提高教学艺术，善于借助课题出示，增强教学魅力。既然思想品德课题具有品德规范性、展示层次性、语词的情境性、体现主体性和生动活泼性的特点，我们就要利用课题的这些优势，在课题出示方式上，因课而异，灵活多样。

（一）课首揭题目的是启动学生的直觉思维，让学生从整体上感受这课要讲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为执教《国旗国旗我爱您》，开课先打出一幅投影：全校学生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教师示意学生全体起立，奏起国歌，师生一齐向国旗致敬。通过这一情境的引渡，点燃了学生道德情感的火花。教师接着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课是：《国旗国旗我爱您》”（板示课题）。像这样课首揭题，学生参与其中，既能满足他们乐于表现的需要，同时又为课堂构建了庄重而和谐的氛围。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这一课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内涵”，一个是“精神实质”。请你们首先谈一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有哪些新的认识。

顾海良（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力求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有所深化。

所谓“两个放在”，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等方面的内在统一性，更加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巨大的理论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因此，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除了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切入，还需要将其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在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中，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形成发展机制及其回应实践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方式、成果，进而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与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实践的新发展，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回答新的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这“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那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研究方面，你们又是如何把握的？

王炳林（课题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指这一理论的主旨、精髓和要义，是其各种观点和论断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精髓和灵魂，就是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是核心，这是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根据；三是本质，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它决定着理论的性质和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仍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先进性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宗旨和执政目的的高度，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的重点放在“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爱民、为民、利民的政治本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只有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要求：“既从总体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在总的题目下，你们是如何开展分工合作的？

张雷生（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中，我们将总课题分解为15个子课题，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研究的重点。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问题，我们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研究和揭示二者关系的角度，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而理解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主要内容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一研究表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贫富差距问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理解这一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剖析造成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原因，探讨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路径。

记者：看来，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确实有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哪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侯惠勤（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这个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进行界定，这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潮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深入进行社会调研，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从中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三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很多。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观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的观点；等等。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九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当前，世界局势继续处于深刻变动之中，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才能在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应对中，在对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科学引导中，在对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整合中，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指明了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着重从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记者：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加强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赵存生（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是这样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这里，介绍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先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各国、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兴盛与国家、民族兴盛，文化衰落与国家、民族衰落，文化持久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脉绵长的互动现象中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文化建设任务，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底蕴、和谐社会的文化诉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文化支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因素等；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层面，深入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前景，以及世界范围内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强势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等。

二是关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主要是深入分析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较量的态势，有力、有效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疏离化”、“边缘化”等错误观点和倾向，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深入研究先进文化建设规律，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表现多样化的关系，以及建设与批判、吸收与剔除、和谐与矛盾、内生与外引、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关系；深入研究涉及文化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切实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制定国家文化网络安全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际影响。

三是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他们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记者：谢谢各位专家。这次采访和座谈，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祝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课题介绍（链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委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接到任务后，中心成立了以部领导和中心领导为总课题负责人，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任子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政治理论课

［作者简介］李广艳（1969-），女，黑龙江绥化人，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吉林长春130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M01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8-0187-02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努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高校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素养和能力素质，培养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已成为大学生当务之急。由此可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载体，突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各项工作的重点；帮助大学生澄清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模糊认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意义重大。

一、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的逐渐融合，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使我们的青年一代面临着大量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的冲击，这些非社会主义的文化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多元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了强烈冲击，从而也就影响了思想不成熟、立场不坚定的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使得大学生很难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觉悟素养和能力素质。

从国内来看，虽然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几十年来经济政治改革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显，比如贫富分化差距过大、社会集体安全意识不足、新型增多、大学生就业困难、领导群众关系紧张等。加之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严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看重金钱，诚信严重缺失；一些人过分渴求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满足；这些问题使大学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困惑，也带来了他们生活上的各种心理压力，使大学生对我们的党和政府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影响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确立。

另外，传统的理论教学很难适应现代大学生的需要。教师的讲授往往理论性过强，缺乏实践性，也就是教师的讲授解释不了现实社会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教师在讲空话，说大话，甚至有故意回避现实之嫌，与学生所需要解决的思想困惑问题相差太远。加之现今的大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很强，只看眼前，不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了走出校门后更好地运用和推广马克思主义，而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和获得学位，这样，大学生无法从感情和行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

总之，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一方面要使大学生适应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和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为大学生未来的人生发展打下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社会生活起到一个良好的铺垫作用，最终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分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文化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与文明发展水平。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文化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反映着国际竞争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立足高校已成为当今高校在文化领域中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衡量标准之一。在高校大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助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带给人民群众，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同时，增进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还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能动作用主要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理论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所以，要想实现理论就必须付诸实践。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青年学生是最有朝气的群体，如何让青年学生掌握理论，这是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

同时，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未被完全突破，新的模式尚未完全建立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可以借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为契机，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如今，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由于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冲击，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尽管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进行着改革，但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大学生里真学、真信、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数还是很少。目前，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存在实效性不高、吸引力不强等问题，课程学习在大学生中有被淡化和形式化的倾向。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索一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使我国大学生不仅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觉悟素养和能力素质。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探索

我国大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在思想政治课上，通过系统地学习来了解思想政治理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一）重新整合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本着这一原则，我们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由理论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思想观点的原则性所带来的教学内容的陈旧感和教学内容的重复性问题。教学内容的陈旧感，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所致的问题，主要就是理论脱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脱离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等；教学内容的重复性，是指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每门课程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专题教学内容，每一门课程在授课前先拟定将要讲授的几个专题，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结合近几年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调整制定专题教学讲稿。只有这样，教师授课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实现以运用能力为核心的教学转变，即以培养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知与行的能力为核心、促进大学思想品德全面发展的教学。

（二）尝试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为了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思想观念，合理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先进的、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学校首先应该坚持“启发式”和“讲授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以往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改为教师讲授基本理论前，以图片或问题作为引子，启发学生思考回答，之后教师再介绍基本概念，讲授基本理论，以引起学生思考，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这种方式既能有效地实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很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真正实现“教”与“学”的双向良性互动。其次，教师讲授与学生课前演讲相结合。每次教师讲课前，可要求学生进行有关本次讲课内容的课前演讲，每人5分钟，每次1～2人，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有助于学生提前预习讲课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第三，教师讲授与影像资料相结合。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在理论课讲授过程中播放几分钟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录像和电影片段，通过展示动态的影像资料，不仅可以变换教学形式，而且还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还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增加了课程传授的信息量。第四，教师讲授和学生课后自学相结合。教师每次课后，给学生列出一些相关的马列经典原著，布置若干思考题，为下次启发式教学做准备，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教师要积极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借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形式，增强理论宣传效果。同时，借用课上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引起学生思考，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气息。

（三）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等。经过近几年的实践，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我们认为以下两种实践教学方式有一定效果：一是社会调查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形式。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与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前给学生布置讨论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教学，再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如以“改革开放三十年”“辛亥百年”“建党九十年”等为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和课堂讨论。二是带领学生深入历史名胜古迹、深入农村或部队，组织学生在社会现场学习，这种形式与单纯的课堂讲授相比，更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这种教学方式还能帮助学生顺利建立起课堂与社会、书本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关注现实、关爱大众的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维品质，使学生不但能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能自觉应用传播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渠道，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因为不仅其内部是一个系统结构，外部也是与社会互动关联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时空的广度与深度，因此，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上需要改革创新，学生管理部门也应重视与大学生生活实践等相关的利益因素，在其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卓有成效地在当代大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高长玲.高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策研究综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7）.

［3］操国胜.着力在“五化”上下功夫——关于高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J］.池州学院学报，2009（5）.

［4］刘松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意蕴［J］.思想研究，2005（6）.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31-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搞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点，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地位、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论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作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文明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很多国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时，民族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恩格斯较早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应用的民族化和形成自己民族性特点的问题。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对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时，也首先强调列宁主义的俄国性问题。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俄国性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首要特点。所谓俄国性就是民族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出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课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不单是指民族性问题，但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民族性问题。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再次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其中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化就是民族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特点形成问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不同时期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组成部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民族化特点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它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成。

国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论述观点很多，但是，共识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中国的。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又提升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结晶。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应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而从微观上究竟如何创新和继承，一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民族性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的内涵特点，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单纯从过程和内容上高度抽象概括，直观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在谈到民族化问题时，大多是几句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把这个问题阐述了，而对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以及文明地位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的观点时，大都把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很多著名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深入。尤其是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在这里，同志从理论、实践、中华文明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全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和构成要素。这其中肯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所以，在提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问题，定论性的理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就是其民族性特点形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基本的认识和论述。这些论述从宏观上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方向。但是，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具体勾画这些民族化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的理解，就是采用中国的民族

文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通俗地描述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用民族语言描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主要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熟悉的语言，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思想。如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它表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环境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第三个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旨上。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与中国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还不仅仅在于用中国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民族性的最高境界和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进入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核心思想和精神财富呢?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思想财富：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核心思想和思想财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这两个精神财富民族化。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中提炼和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而且也以它独特的文化境界，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价值启迪，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支点。例如，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这一条中国成语，最终被同志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范畴，集中表达唯物辩证史观的精髓。因此，、邓小平、等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普遍原则转译为，一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表述思想内涵的方式上更具有了中国民族性特点，特别是把中国文化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高度统一起来。

这种一致也表现在内在思想精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矛盾斗争和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哪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把矛盾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峰时期，而矛盾斗争从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方法论，马克思终生奋斗的宗旨是解放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在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真正回归，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理论宗旨和终极价值的一致。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例如，儒家哲学代表孟子讲“以民为本”，墨家讲“民为贵”等)的核心思想。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结合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合法性和文化地位。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的结合，这是民族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是其特色所在，是其区别其他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的延续。因此，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体现

初读《******文选》，留下最深刻的体会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和突出贡献，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文选》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做出了新的概括，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概括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不断要求人们作出正确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片面性的回答，不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就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歪曲和干扰。当一个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指导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在实践中的权威还没有得到公认的时候，人们往往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它，否定它的指导意义；当它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权威已经得到公认的时候，人们又往往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把它当作僵化的教条。针对这两种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化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具体结论的运用要以变化了的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将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出生命力，才能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些论断，对于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认识，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正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坚持和运用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着眼于革命实践的发展变化，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制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坚持解放思想，纠正了新教条主义，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各种论断主要是在批判和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和各种误解中提出来的，这些论断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发展性、科学性、革命性、指导性等方面的本质特征。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挑战。首先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政权的丧失，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次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后，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挑战着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在新挑战面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继承前人的认识成果，面对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经过长期思索，以新的语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概括。这一概括新就新在把“与时俱进”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高度，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新在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新在论证了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明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前承古人，源远流长；后启来者，永无止境．外通天下，广纳百川；内联实践，相生相长。它是包容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它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最富有生命力并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文选》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表现在对这一理论品质直接的科学概括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根据这一理论品质的要求，总结新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得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上。《******文选》是******在党的集体智慧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想成果。它所包含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体现。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变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

——在思想路线上，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充实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提出了着重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这一重要思想，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特征、任务和历史地位，深化了对当今中国国情的认识，进一步为正确认识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强调党的先进性要体现在对中国发展的作用上，要把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落实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确定了2l世纪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了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要求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基本方针，用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方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目标，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把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统一起来，把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把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

——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问题上，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创新了党在和平时期的建军思想。

——在国际战略问题上，在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的党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重要论断，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建设目标和两个历史性课题。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解决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创新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这些重大思想之所以是新的理论成果，首先，它反映了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它是在新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再次，它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直接产物。《******文选》所有的文章无不打上明显的时代烙印，反映着时代特征，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但这种理论品质的实现总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努力实现的。党的杰出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科学态度、历史责任、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的勇气，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主观条件。******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文选》中。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一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包含以什么样的立场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随、忠诚，坚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立场，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发展，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在《******文选》中，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与科学态度的统一。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在会上强调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说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两句话既是对全党的表态，也体现了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正是有了这样坚定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才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才能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革命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

二是以庄严的历史责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科学态度必然表现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文选》从首篇到终篇都体现着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责任感推动下的产物。******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表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从受命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任期届满，他始终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强调，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来看。“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三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有科学的态度和崇高的使命感，还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中心。******说：“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他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积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问题．共同努力把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我们党一贯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了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同时，其它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积累了值得重视的正反经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的实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求，认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为当前和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哲学；中国论述；哲学基源问题

作者简介：樊志辉，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11-05　收稿日期：2011－12－02

晚近中国哲学界关于打通中、西、马，以及中国道路的论述，一再表明中国当代哲学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但是，打通中、西、马并非某种博学的要求，也非单纯的开放心态，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以文化复兴为诉求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哲学论述，以普世真理为包装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哲学论述，以及以国情、历史为理由的各种特殊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论述，正处在现实的博弈之中。探寻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建构，并不是要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复制某种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主义话语来自什么样的思想传统，而是要以对我们时代问题的解答来回答人类整体的精神追求。

一、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中国现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

现代中国哲学界有着为数众多的“从业人员”，每年生产大量的哲学产品。但这些大量的哲学产品有许多是外国哲学或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制、包装、重组。我们拥有“自主品牌”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作品则少之又少。拥有自主品牌且有竞争力的则几乎没有。如此的现象，并不是哲学界独有的现象，乃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文化产品的数量在急速增加，但具有原创性的则微乎其微。

中国现代哲学“生产”的基本方式，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下，以启蒙话语为范式复制西方现代性思想乃至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以及“包装”重组中国传统思想。其“产品”无外乎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倾销”，或者是经过所的现代包装之后“兜售”中国古典思想。于是我们所的哲学的繁荣，仅仅是所哲学产品数量的繁荣，在现代世界哲学舞台，我们并没有具有自己“品牌”的哲学“产品”和独立的话语权力。

如果中国哲学界要想在世界哲学舞台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以哲学思想对人类的文明有所影响，就必须使自己的哲学研究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从事哲学的复制与重组、拼装。但何真实的哲学问题呢?

真实的哲学问题，并不是抽象地平铺在哪里，如同一个纯然的物理对象一样。真实的哲学问题，是经过哲学家们的反思而被哲学家认识、并具体地表达着的。真实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处境中会获得不同的表达。因此对哲学问题的把握，就应当透过不同的思想脉络来把握。中国现代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思想不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古典思想的自然延伸。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性断裂的情形下的新的哲学创造。如此的哲学创造包含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和现实方面的研究。

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则应当对不同思想谱系的奠基性的哲学问题加以批判性整合。哲学依据其本性是对“智慧”的追求。所的“智慧”，在不同思想传统中，有不同的表达。但其共同点则是对基础性问题的探讨，也即对常识问题的超越。现代汉语思想不仅应当是对汉语传统思想智慧的继承，也应当是对不同智慧系统的批判性整合。批判性的整合大致说来体现为对“有”(存在)(希腊传统)、“生”(儒家传统)、“无”(道家传统)、“空”(佛教传统)等不同的哲学基源性问题给予整合性研究。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是人类哲学的永恒性问题。哲学的创造性贡献都与哲学的基础性研究的突破密切相关。而基础性的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自我理解的巨大飞跃。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对不同的智慧传统的研究，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以一种传统去容纳其他传统的所包容，而应当是形成一种新的智慧样态，使不同传统的智慧在其中各安其位。

哲学的现实方面的研究于今则突出地体现在现代语境与处境下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科学理性、经验理蚀了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导致人们很难达成某种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共识。在此情形下，如何建立可以保障我们共在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人的心灵秩序的问题。人类的心灵秩序，在前现代社会是由宗教及其各类道德形而上学所建构的。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式微，奠基于市场原则的自由、功利、个性统领了一切。价值的多元化逐步蔓延为不具实质价值的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心灵秩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多元的价值体系共存的时代如何建立起信仰的层级及其价值的共融的问题。

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最为真实的哲学问题。中国现当代哲学能否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有所贡献，端看其是否能对此问题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回应。在中国现当代哲学发展历程上，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对上述基源问题有自己创造性的回答。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也正在于此。而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尚没有世界级的哲学家，并非是我们的哲学家不够博学、不够睿智，而在于我们的哲学家的思考和回答，通常都隐含着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致使其思想论述具有较为浓厚的特殊主义的论述姿态，而非普遍主义的论述。而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哲学思想的竞合过程中只能处于守势。

二、超越中西：解决问题的资源与方法

对中国现当代哲学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给予关注的就是研究路径与研究资源。现代中国哲学界，有关中、西、马对话的讨论，渐次表现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自觉。汉语哲学界中西马的分野，源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内在关系。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乃至政治界对现代性问题的选择，奠定了西方现代性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优位性。来自西方的各种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纷纷粉墨登场，上演了充满戏剧性的思想“大戏”。活跃于西方思想中的不同流派都在中国的现当代留下或轻或重的历史痕迹。历经半个世纪的思想博弈、政治博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获得了优于自由主义及其他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传统中，又出现了正统与修正之分。在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正统与修正的二元对立，几乎主导了全部的思想论述。在如此的叙事系统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被视为正

统，第二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正是由于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如此思想格局的形成，所马、中、西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种作为价值真理和发展理论的主义学说和作为其思想传统的主义学说以及其应用场域中的思想与学说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过往关于马、中、西思想关系的论述格局中，中与西不过是作为被批判、被吸收的思想资源而已。但一种思想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一经确立就已经完成，而是在不断地批判、分析、检验以及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才逐步确立的。当我们所不曾面对的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的主流思想无法提出现成的思想方案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时，一种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今日主导思想的绝对有效性在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前需要重新论证。现实的处境的严峻性要求现代中国知识人为解决时代问题贡献自己的精神智慧。于是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再绝对有效，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思想格局也被打乱。今天重提中、西、马的问题，乃是思想重组的先兆和思想再创造的先声。

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来说，学术思想资源从地缘上看可分为中西，从时代上看可分为传统与现代。具体地说就表现为中西古典思想、中西现代思想。

中西古典思想，是中西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自形成的，并由此奠定了中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构成，主要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中国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思想。如此的现代性思想格局，主要是防守性地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如此的判断主要是表明，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基本上是立足于本土的现代性问题而建构起来的论述。总体上说，我们的现代性思想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西方资本的冲击所作的回应。如此的回应，不论思想具体内容如何，这种现代性思想的建构都内在地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底蕴。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论述所走的是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的路径。

这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使得中国在现代性资源的获取上，一方面从西方获得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境遇的特殊性，以便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如此的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总体上依然无法阻止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普适性，只不过延缓了现代中国人对此普适性认同的速度。

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使得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建构，还是以所的“中西体用”的思想格局来完成。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文化与哲学，固然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面对中西思想的冲突与对话所表现的一种机智与智慧，但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所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以“体用”方式所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思想语境与处境下的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方式。以为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就是中国现代思想，不仅表现为思想的简单与幼稚，也体现为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事实上，中西思想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来说，仅仅是资源，而不是中国现代思想本身。将西方思想，或者经过改装的中国传统思想，直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乃是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对思想所采取的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所致。当然这种态度的背后，乃是文化自信心的缺乏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

基于如上思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之路，就不应当是以体用架构来裁剪、拼接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应当是走一条超越中西之路。这并不是说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哲学可以脱离中西思想传统，而是说中西的思想传统并不可先在地作为某种价值的尺度来决定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维度。无论是从启蒙优先性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化优位性的角度；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来从事中国现代思想的言说，除了表达言说者个人的言说情绪外，并不表达任何真实的思想。对于真实的思想来说，无论是启蒙诉求还是民族文化传统诉求都只能是思想的结果而不应当是思想的前提。中西思想资源在个体的哲学建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分量，完全取决于哲学家的个体偏好和心性所向。

中西思想，是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共同资源。哲学家们以何种研究路径来统合中西思想、判定中西思想，依赖于哲学家对真实哲学问题的自觉，这与“体用”架构、民族情感毫无关联。我们的哲学探索，如果不能从如此的纠结中走出，将永无出路。

三、超越民族国家：作为文明论述的中国哲学论述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以为通过对中西思想传统加以某种剪裁，就可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是简单幼稚的。同时将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等同于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过于狭窄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走出对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模仿、复制、移植、剪裁与拼接。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固然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的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就必须走一条特殊主义的理论论述。特殊主义的哲学建构。如同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一样，无法避免思想言述的地方主义。如此的思想建构与理论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格局中，是处于守势的自保的文化策略。它虽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合理性，却不具备纯粹思想的合理性。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尽管对普遍性思想的自觉，奠基于特定的思想传统与机缘，但这不意味思想自身乃是特殊的存在。特殊只是思想的环节与处境，是思想有待于消化的质料。如果不建立起普遍主义的思想论述，就无法真正地面对自诩为普遍真理的特殊论述，并且在思想的博弈乃至现实的博弈中，永远处于防御的地位。

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如此的中国论述不仅仅是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张目和奠基，更在于形成一个具有充分奠基的文明论述。正如“中国”，不可仅仅简单地理解为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民主国家一样，“中国论述”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论述，中国现代哲学也不应该沦为仅仅作为中国论述的哲学基础。如同“中国”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内涵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涵一样，“中国论述”也应当成为一种文明论述。故此，中国现代哲学作为这种文明论述的核心，不可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不应当是某种西语文明的中国复制。

作为一种文明论述的奠基，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思想论述应当处理好三个思想逻辑：1.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2.资本-市场-自由民主的逻辑；3，劳动-创造-社会平等的逻辑。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乃是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传统儒家文明的文化逻辑。资本一市场一自由民主的逻辑，乃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的现实演进强行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

文化逻辑。劳动一创造一社会平等的逻辑，乃是由马克思所发现，并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三种文化逻辑，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渐次展开的，也是相互纠缠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否定与批判，又相互依赖与关联。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化逻辑替代另一种文化逻辑，是将人类文化的历史关联视为是一个纯然线性的关系，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文化的逻辑，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是启蒙思想对传统价值的否定，还是“劳动一平等”的理念对“资本一自由”的拒绝，都是和一定的历史困境结合在一起的。

处理好上述三重文化逻辑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逻辑、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以及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思想张力和现实张力。

如此的“中国论述”及其核心的“中国现代哲学论述”，应当立足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之目的，并以自己的建构实践解构民族国家自身合法性，而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哲学建构，在其现实上和话语形式上固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但在其真实意义上却应当是逾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即逾越民族国家的。

而逾越民族国家的思想论述，就理论层面而言又包含两个维度：实践的维度和后实践的维度。

所实践的维度，就是构建我们的现实的政教文化体制和心灵秩序。但有关这种现实制度建构的思想论述，是现实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思想论述。这种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博弈的的前提与规则。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就是实践哲学的重心所在。所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所后实践的维度，乃是强调哲学的思考不仅包含关于实在知识的言说和关于实践的言说，还包括对这种言说的奠基，也即所的“后物理学”和“后实践学”，也即“形上学”和“行上学”。“形上学”已经由西方传统充分奠基，并形成了西方的文明乃至所今天的现代性文明。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形上学”是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原因。如同“形上学”谋求对“物理学”的先验和超验的奠基，作为“行上学”的“后实践哲学”则是谋求对一切所实践的哲学的先验或超验的奠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与“形”的差异。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1篇

内容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开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新局面的一条重要经验。从、邓小平、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实践及经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在中国日趋成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理论态度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理论态度是人们对理论的认知、评价和行为的倾向，理论态度关系着人们能否正确看待、准确学习、完整认知、科学运用理论，关系着理论的命运和实践的成败。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是坚持正确看待、准确学习、完整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实践、用时代的眼光、宽广的视野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开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新局面的一条重要经验。从、邓小平、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开创者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态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采取真马克思主义态度

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其的恰恰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但是，有的人“‘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可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其客观标准就是，是理论联系实际、富有创造性，还是理论脱离实际、充满教条味。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发生实际作用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式的、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善于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人。

（二）善于区别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善于借鉴其合理成分、兼容并包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多次谈到要善于借鉴的问题，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态度，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可见，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宽广的视野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拓展者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恢复了思想的本来面目，把坚持与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邓小平科学对待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一）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

早在1960年邓小平就提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思想用得庸俗了，……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思想”。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再次提出反对把思想庸俗化的倾向，他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思想。……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做指导，1977年5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反对不顾问题、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搞只言片语，提出要善于学习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恢复了思想的本来面目。

（二）提倡真正高举思想旗帜，不教条不僵化且既继承又发展

邓小平认为，怎样高举思想的旗帜是大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叫高举，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首先，要坚持思想，邓小平“在谈到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指出：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和生前确定的”。“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思想”。其次，要发展思想。邓小平强调不要把马列主义、思想当作教条，否则就是僵化，邓小平指出：“我们高举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问题，勇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传承者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正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高举旗帜、推进事业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统一，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始终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胜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特别是1997年邓小平逝世以后，国际国内有些人担心中国现行的路线会变，中国可能要搞“非邓化”，针对这种疑虑和担心，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做了明确的回答：“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注重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比如：明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等，特别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事实充分说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推进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发展者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

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印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了《文选》，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另一方面，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尤其是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整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的称谓，具有创新性、兼容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从到，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在中国日趋成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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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集：第6卷[M].人民出版社，1999

4.刘少奇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81

5.文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6

6.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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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人民出版社，1991

1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人民出版社，1996

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人民出版社，2000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2篇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概括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不断要求人们作出正确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片面性的回答，不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就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歪曲和干扰。当一个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指导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在实践中的权威还没有得到公认的时候，人们往往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它，否定它的指导意义；当它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权威已经得到公认的时候，人们又往往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把它当作僵化的教条。针对这两种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化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具体结论的运用要以变化了的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将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出生命力，才能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些论断，对于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认识，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正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坚持和运用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着眼于革命实践的发展变化，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制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坚持解放思想，纠正了新教条主义，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各种论断主要是在批判和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和各种误解中提出来的，这些论断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发展性、科学性、革命性、指导性等方面的本质特征。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挑战。首先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政权的丧失，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次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后，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挑战着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在新挑战面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继承前人的认识成果，面对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江泽民经过长期思索，以新的语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概括。这一概括新就新在把“与时俱进”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高度，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新在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新在论证了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明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前承古人，源远流长；后启来者，永无止境．外通天下，广纳百川；内联实践，相生相长。它是包容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它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最富有生命力并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江泽民文选》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表现在对这一理论品质直接的科学概括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根据这一理论品质的要求，总结新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得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上。《江泽民文选》是江泽民在党的集体智慧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想成果。它所包含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体现。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变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

——在思想路线上，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充实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提出了着重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这一重要思想，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特征、任务和历史地位，深化了对当今中国国情的认识，进一步为正确认识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强调党的先进性要体现在对中国发展的作用上，要把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落实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确定了2l世纪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了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要求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基本方针，用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方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目标，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把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统一起来，把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把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

——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问题上，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创新了党在和平时期的建军思想。

——在国际战略问题上，在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的党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重要论断，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建设目标和两个历史性课题。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解决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创新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这些重大思想之所以是新的理论成果，首先，它反映了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它是在新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再次，它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直接产物。《江泽民文选》所有的文章无不打上明显的时代烙印，反映着时代特征，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但这种理论品质的实现总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努力实现的。党的杰出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科学态度、历史责任、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的勇气，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主观条件。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江泽民文选》中。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一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包含以什么样的立场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随、忠诚，坚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立场，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发展，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在《江泽民文选》中，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与科学态度的统一。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在会上强调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说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两句话既是对全党的表态，也体现了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正是有了这样坚定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才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才能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革命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

二是以庄严的历史责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科学态度必然表现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江泽民文选》从首篇到终篇都体现着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责任感推动下的产物。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表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从受命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任期届满，他始终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强调，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来看。“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三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有科学的态度和崇高的使命感，还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中心。江泽民说：“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他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积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问题．共同努力把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体现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怎样才能够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的工作?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在当前切实做好的工作，这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首先必须认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前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建面临的新问题。WwW.lw881.com新的历史条件，就是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并且形成了多种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国家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新的历史任务，就是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重任，这就必然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还有，我们党所处的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对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党的建设的新问题，诸如如何依法执政，如何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如何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如何有效遏止腐败现象，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等等。在面临的诸多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把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j陛，就能够教育大学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思想，学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既然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就一定要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才能有针对性、实效性。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要改造世界，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本学科必须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实际，注重开展创新性理论研究，对那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同时，还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方法和途径的研究，使理论研究成果真正有效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他们自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理论武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事实上，也只有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旨，才能够透彻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这个理论的要旨和理论的真谛，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强调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就掌握要旨来说，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并贯穿于他们全部的理论创造之中。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的实践，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又产生了“三个代表”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又指导着新的实践的发展。同时，实践还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科学性。我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中心展开“系列问题学”和“问题解扣学”。

在这个总问题之下，又有一系列的子问题，诸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它涉及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在这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十六个方面主要内容，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能够使教学双方都对《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有透彻的了解，以达到“人心、人脑、人肺腑”的功效。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就需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的重点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人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所强调的关键之点，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从而不断增强这门课程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为了贯彻落实好这个指导思想，并把它贯穿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全过程，当前需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1要明确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这个总体要求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始终保持教育教学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力争在几年内，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编写出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教材，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实践教学规范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和激励机制，确立党的宣传部门与教育部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形成关心和支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2．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教学。理论工作“三贴近”，就要坚持江泽民对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要求，深人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做到“三贴近”，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不断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种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事实上，也只有“三贴近”的教学，才能真正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4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着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2.核心问题的浮现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终聚焦于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个核心层面,深刻表明学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3.“民族形式”理论的成型与拓展

1938年提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为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论争给出了理论依据。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既实践着他的政治革命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使“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得到进一步拓展,如周扬对民族化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阐述,光未然对民族形式表现的剖析,郭沫若对文艺民族新形式与大众关系的论述,以及潘梓年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是“民族形式”理论在各具体层面的展开与补充。

(四)文艺思想的形成

作为“中国形态”建构之典范的文艺思想,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分析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有在时代革命和新文化构想的实践中进行文艺批评的时代创新意识,有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民大众意识,也有大力提倡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批 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在译介方面的巨大贡献与文艺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鲁迅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文艺社会作用及文艺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的剖析,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新高度,这在的“鲁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树、“鲁迅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观力”与“人民力”的创新性以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都足以说明他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和文艺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成就。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的文艺源泉论的补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文化四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的新文化构想的启发等,都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史上值得书写一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周扬,其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及其与《讲话》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学界进行新的开掘。而胡风的实践性文艺观及其创造性转换并不因其后来的个人悲剧而掩盖其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主客观化合论”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体现了对异化问题的本土探索,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体现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关注,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则是对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疏漏的弥补。所有这些,都说明文艺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形态”进一步发展以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秩序。这一时段受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多次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其主流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态”的建构也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十年,由于“左”倾理论的盛行,“中国形态”的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产生了多种理论误区和现实灾难,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科学性、现代性理论改造与“中国形态”的巩固

“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艺批评以及以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科学化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形态”。这种科学性、现代性改造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以及为摆脱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进行的调整。比如: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仅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从民主性的理论高度提升了“中国形态”的理论品格,他带有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艺问题中的创造性运用,也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指明了民族化的努力方向。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取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作家的个人素质建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诸多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辩证的阐述,不仅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而且在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当时主流文艺方针与代表人物在对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的积极作用。比如,周扬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清算教条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对文艺艺术性、创作规律作了集中体认和阐发。他对形象化的强调,对艺术特殊性的重视,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方面的努力,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何其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文学史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厚今薄古”观念进行了反驳,他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的看法,他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的主张以及着名的“共名”说等,都使得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探索。三是那些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而又执着于真理的文艺理论家们在理论探讨的“破”与“立”中接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就“破”而言,有胡风在其体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以“主观战斗精神”对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文艺宗派主义”的批判;有秦兆阳在其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有黄药眠“生活实践论”对苏联教条主义文论的批驳;也有学界“干预生活”命题对苏俄“无冲突论”的突破。就“立”而言,在文学内部规律探讨中,有巴人的“人情”论、王叔明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张光年的“题材多样化”论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方面,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经验论对中国鉴赏家和艺术家美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新艺术创作论》对艺术辩证法的阐扬,以及《美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普及方面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变异

“”是形势认识和理论追求出现严重错位的产物。“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给文艺界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发生了断裂与变异。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推广与宣传者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念,反而在极“左”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完全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原则,将文艺的政治性、功利性推到实用主义的极端。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讨陷入了多重误区,出现了文艺性质认识中的所谓“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创作方法认识中所谓的“三突出”、“两结合”、“题材决定论”,以及文艺与生活关系认识中的所谓“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

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新时期开始至今(指“”结束至今)是“中国形态”建构的多元综合创新期。其中,“”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文艺理论界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期,文艺学的各种论争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指导地位、重启“中国形态”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的创新性、典范性成果。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形态”的建构在学界的理论自主性追求中稳步前行。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则具有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注重对话、注重理论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从“”结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问题的各种论争,“中国形态”的建构在论辩中发展,其间伴随着各种对立因子的碰撞与冲突,如文艺观念的旧与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浅与深以及政治气候的阴与晴等,将“”结束伊始理论界霜冻初解的历史场 景一并敞现了出来。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反复论辩,最终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次拨乱反正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对党的文艺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打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及其相伴而生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问题的论争,强调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突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区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清理了“写真实”与“写本质”的关系,开掘了艺术典型的多种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原貌。其中贡献尤大者是理论家陈涌,他以“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阶级性”、“美学”与“历史”等核心范畴构筑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注重培育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三感”的结合,始终坚持把握经典文论应回到经典作家的原着和回到对象(作品)本身。“两结合”问题论争中,王元化用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感性—理性二分法,廓清了学界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经典命题的惯性认知[1],对文艺界的“抓要害”、“抓本质”、“写本质”、“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观进行了认识结构上的纠偏。不少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应用,比如:在“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共同美”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取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上打破了言“人民性”必取消“党性”原则的理论,从“民主性精华”的理论高度上承认了“人民性”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一些论争则凸显出“中国形态”建构的自觉意识。如: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论争直接同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与文艺建设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过程中,周扬、黄药眠、王蒙、钱谷融等学者或从理论的自我批判、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或从创作经验的实际、或从人性共同形态与典型的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本土探索。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形态”建构的影响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文艺学界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深入进行“中国形态”的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通过纠正传统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深入探讨了文学主体性及艺术反映能动性问题。(2)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吸收传统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的有益成分,整合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自由象征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新说,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对文艺本质的认识。(3)在文艺理论哲学基础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映论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入拓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实践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4)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5)重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理论,初步建立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艺理论研究格局。

(三)实践论美学的拓展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美学大讨论,到了80年代演化为实践论美学的独树一帜,促其蓬勃发展者当推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突出了“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这对于推动美学摆脱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对于文艺学界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有着深远的意义。李泽厚的“积淀”说,虽然只是对“实践”范畴之于僵硬的心物、主客以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的超越等问题的理论猜想,但其对康德先验认知模式、荣格原型理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等西方思想资源都进行有效吸纳,并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等思想相互参证,不失为一种当时高出国内同侪的本土理论创构。朱光潜之于“中国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呼应李泽厚引用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做法,将其“美是主客观统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实践论融为一体,借以形成新的实践论美学观;更在于他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和对真理永不停息的寻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与不断发现。相比某个概念范畴或理论形态的建立,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中国形态”探索中更弥足珍贵。“美在创造中”是蒋孔阳自选集的书名,是其美学思想新体系的凝练,也是其学术品格与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他的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论,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诸如“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多个命题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研究和逻辑性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更显示出历史总结和再创造的品格。

(四)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在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特点。主要体现在:(1)对文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追求。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方法被纷纷引进本土文艺批评实践,并大致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它们对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作为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原有命题的深化努力,因其“主体”的先验给定性而陷入理论盲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理论也有所偏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主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冲突。它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发了学界对庸俗社会学之弊端的思考和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反思与批判。(3)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同时,整合本土理论创造(如王国维的超功利艺术本质观、鲁迅的“不用之用”文艺本质观、朱光潜的艺术审美本质理论、蔡仪的形象反映说、李泽厚的情感表现说、王朝闻的艺术审美反映说等),又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深入批判和对文学特殊性的深度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而形成的。可以说,它们既是中国当代学者的集体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延伸。(4)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五)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文学批评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追求中走向“众声喧哗”。“中国形态”的建构呈现出面向当代、注重比较与对话的特征。其建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现代性”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展开“现代性”的论争,由于“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多义指向,使得这一视阈下的文学批评实践陷入了某种困顿,但它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剖析、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学思潮发生之间内在联 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深度思考。它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则是借鉴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的本土拓展。

  2.“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这场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含义却甚为模糊的讨论作为“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2],主要是在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中去质疑交换原则和消费逻辑对精神文化的压迫。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是文艺学界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之失落的回应。这其中,“新理性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导下构建人文精神的新尝试。“文化诗学”主张在市场化、产业化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新回应。

3.“文化转向”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进入国内文学批评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归马克思。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批评建设的关系、为当代文化批评寻找坚实的理论支持,一直是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于“中国形态”建构具有启发意义的是:(1)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2)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文艺新业态的产生而兴盛的本土“文化产业”论。

4.“理论创新”时代的“中国形态”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激励下,文艺理论界掀起理论创新的热潮,“中国形态”的建构真正步入了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些理论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路向:(1)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其中的“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对中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展开了深入的探究。(2)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进程进行历史分期描述或研究,形成了“三期”说(经典着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和当代形态建构期)和“五期”说(启蒙、奠基、“十七年”、“”、新时期)①。(3)开始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等)[3]。(4)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4]。(5)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如提出“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相统一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6)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环节和重要理论成果。(7)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演变。(8)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作了解析、评估和展望。(9)初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10)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存在的问题,对“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或融合西方理论以标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各种“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5]。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铢积寸累、在曲折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是一个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真清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主题思想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课；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206-02

目前国内关于课程建设的行动策略诸如具体教学的组织、教学案例的设计等问题研究整体较少。笔者拟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实践，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做一些思考，为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改革与发展积累经验。

一

研究生阶段从基本和直接的知识基础来看，主要承接本科阶段，这就有一个内容衔接的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本科阶段所开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密切相关。本科阶段《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侧重于从“论”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及其理论成果，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则更偏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史”的背景讲解。研究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本科阶段两门课程为主要史论基础，在统编教材的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课程设计的意义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提高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本领”。[1]13-14根据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本科和硕士阶段课程衔接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宏观的层面看，研究生阶段在教学内容方面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展和实践发展内容；在教学目的方面更侧重培养研究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获得性”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强调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的能力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教学的目的是以研究作为载体，以研究促学习，以应用促进认识进一步深化，着力培育学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识和能力。

从教材的设计来看，研究生课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总体的概括，对本科阶段知识的概括可能存在重复，但这种重复更多地体现了对基本理论的温故知新，同时这种概括并非简单重复，不仅突出了一些重点，而且理论的阐释更富有系统性。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大纲的第二讲至第七讲，每讲第一节都有一个“概述”，对于概述不能简单理解为如本科教材一样是对本讲内容的概述，而是要对以往学习过的与此相关理论问题的概述。这样一种陈述方式，起到了对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连接作用。同时，结合教材，在教学设计中要充分地体现专题教学的理念，每个专题与本科教学内容相比，不是完全面面俱到地介绍，而是列出一些重要的和主要的问题进行讲解。具体以第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为例，研究生教材中介绍的内容基本在本科教材中都有涉及，但不同点在于：第一，本科的教材是将政治建设的理论、政治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实践联系在一起讲的，而研究生教材则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等问题分列而论；第二，研究生阶段除了对基本概念如政治、政治观等进行介绍外，还将政治理论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关于国家政权性质的思想、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人民民主的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系统地对政治理论进行讲述。除此以外，研究生教材将本科教材中与政治建设相关但均单独设章的内容，诸如一国两制、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等内容列出，更容易在本科阶段学习基础上，获得系统性的认知。如果说本科阶段的教学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国化成果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陈述，引导学生体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理论成果的逻辑起点与这一理论所面对的历史起点的一致性，那么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则在温故知新的基础础上，更以专题探讨的整体性向研究生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同它所涉及问题之间的关系，训练学生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以及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更提升了研究生阶段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教学目标。

二

研究生阶段突出专业教育的特点，这就需要结合专业特点，实现针对性教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导论”一讲中指出，研究生的学习与本科阶段的学习相比更需要注重学习的理论性、研究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中要结合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的新思想、新知识，以此提高专业素养，增强创新能力[1]13-14。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方面为体现理论性和研究性，同时也为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提高专业素养，需根据专业不同，在内容方面各有详略，在不同课堂对教学重点难点各有侧重设计，不能平铺直叙。

在课堂教学中，应考虑文理科研究生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专业兴趣等方面的不同，对教材进行的详略处理，同时考虑文理科德育目标的差异，在教学要求方面有所不同。2000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社政【2000】3号）中就已经讲到研究生德育工作务必要分层次，有重点，突出针对性。在加强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指出，要特别注意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引导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专业学习和研究；在研究生德育培养目标方面又特别强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还要注意从中培养出一批政治坚定、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些指导性意见，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对文科研究生必须提高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文科的研究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分析各种国际和国内矛盾、社会热点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这些逻辑联系和矛盾关系背后的实质等。具体到各个专业而言，对外语专业研究生更多地要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何会引起世界热议，掌握中国对外开放的变化等理论与实际问题。而对理工科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教师更多地不是要求研究生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是应引导研究生结合各自研究课题对于能源、环境、气候等问题给予更多研究性解读，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渗透科技伦理观教育。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则要重点讲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思路和方式问题，以此纵深展开其他理论与实践问题，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三

专题式教学设计是在教学大纲基础上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再创造，需要教师根据课程整体教学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具体教育目标、相对独立的理论主题，因此，每个主题的确定要有慎重和严谨的科学论证，以避免主观随意性。

首先，要回应时代的实践问题，但避免陷入有些社会热点的无谓争议。一些社会热点虽然也会引起研究生热议，但仅仅是由于具体工作的差错或者政策等造成，并不必然包含重大的理论问题。思想政治课虽然需要抓住热点，也要避免“包打天下”，陷入无谓的争议，脱离主题。如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一讲时，对于很多地方的政绩GDP所折射的社会全面建设的问题，要避免陷入案例的堆积，而重点是对“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主张”两节的讲授，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提出对策性建议。讲授“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一讲时，对于媒体曝光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的案例等，必要的针砭时弊是需要的，但更重要地是引导研究生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行研究型学习，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否则，无谓的争议将降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

其次，要注意思想性，但避免纯粹学术性。研究生教学要强调学术性，但纯粹的学术型倾向要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是起到有效引领和提升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效果作用的课程，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的专业课，也不是其他专业课程体系的补充和拓展性课程。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如果围绕文化的问题，以纯粹学术性的方法来探究文化的内涵、中西文化的比较、学术界对文化的争议等，就容易偏离课程主题。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时，侧重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理论、体系和道路和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问题。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注重的是整体性的讲授，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的多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等问题逐一开展讲述，就对整体性有所影响，而且也不一定符合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生的认知水平。

最后，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问题导向意识要紧密结合。研究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由于强调自主研究，他们普遍对过去思维习惯存有质疑，联系社会现实，还对过去学习的理论知识存有一些质疑。在专题自主学习阶段，学生提出的大量问题往往呈现发散性。同时，研究生思想政治课程本身基本都是宏大的主题，与学生生活世界关注的主题充满联系，但又有宏观微观层次的明显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无法详尽地提出和解决所有社会热点问题的具体方案，也无法对学生内心的困惑提供具体的思路，因此，学生对课程的问题意识与教师的期待之间总是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问题导向非常重要。教师一方面要深入准备专题讲义，另一方面要充分预设、研判学生的问题，最好事先征集学生的问题，同时在讨论中按照问题逻辑设计授课进度和教学目标，避免偏离课程主题，陷入具体问题的争议中。如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讲时，学生提出的可能既有西方民主人权的问题，又有中国基层民主的问题、人大与政协的关系问题，或者还会有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比较问题等等。这其中既有理论探讨，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无论哪个层面均可能是一些非常具体问题的探讨，这对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知识储备等都有很大挑战。如果仅仅是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就事论事，那么教学进度、重点等就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将学生的问题综合起来，而非逐个讨论，以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优势、面临的问题和改革作为一个体系，对比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一些优劣的分析而展开，可能更符合当初教材编写别增加“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一小目、突出专题性的初衷。

四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和价值评价能力；既要引导学生观察和用什么样的思想来观察世界命运和社会前途的问题，又要对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给学生解疑释惑。因此，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具备丰富的实践教学能力，对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有更为贴近的了解，另一方面还需要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和各方面专题知识的强化训练。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为例，授课教师基本需要通过理论培训、集体备课等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目前大多数进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在自身接受硕士和博士生阶段教育时，其专业背景多为法学、历史学等。从具体研究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为知识基础，零星还有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教育背景的教师。由于各领域学术研究日趋交叉和精细化，因此授课教师在接受研究生阶段的基本训练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在整体性上存有不足。在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不足会造成与课程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及需求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如第二讲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容，对于经济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可能相较于政治学、哲学背景的教师而言，在本讲课程中更容易游刃有余，但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如教师从事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或者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的部分所熟悉的分析角度可能又会显得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角度来分析所有制的形成，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对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角度对此进行剖析。因此，对于经济学教育背景的教师而言，即使在专业领域内，想要从整体上把握每个章节的教学重点和难点，需接受进一步的理论培训和集体备课，同时在教学的组织方面，也可辅之以组织教学模块、专题教学，由多人专题授课，多种方法结合使用。

总之，研究生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既承续了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同时又具有独立性；既强调知识性，更强调政治性；既为学生解疑释惑，更注重对学生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养。知识传授可以作为分析解释政治问题的基础，但却不能用纯粹的专业知识传授取代意识形态、政治观的教育。分析和解答思想困惑可以作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在教学中唯有发挥理论教育的理性，揭示和批判社会矛盾，同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辩护，才能使研究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感受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魅力以及它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培育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时提供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实现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