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博士论文范文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词频分析 共词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 知识图谱 研究热点
[分类号]G250
1 引言
图书馆学教育作为图书馆职业稳定发展的支持，是图书馆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而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又是图书馆学教育的主力军。近年来，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内容和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不断涌现，但是大多为定性分析或简单的定量分析描述。为深入揭示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主流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本文拟采用共词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方法，通过对1991年至2009年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技术，客观形象地展示出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学术知识群和研究热点，并加以简要述评，以期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目前国内收录学位论文的数据库主要有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公共和高校图书馆自建的特色数据库。各个数据库都有各自的收录范围和特色。为了数据采集的完整性，本文将CNKI、万方和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库三个数据库作为研究的数据源，具体的检索策略如表1所示。
为保证定量分析中关键词的有效性，经过对同义词合并、补全同义词、修正表述不正确的关键词等步骤，对检得数据进行过滤和清洗，最终得到有关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1 076篇，其士学位论文114篇，硕士学位论文962篇，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共词分析、多元统计分析和信息可视化方法，具体步骤如图1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词分析
统计1076篇论文的所有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并按照出现频次大小排序。通过统计，1 076篇论文中关键词总计2 415个，总出现频次为4 418次，其中出现频次大于等于10次的关键词共42个，总出现频次901次，累积百分比为20.394％。将这些高频词按出现频次高低排名，如表2所示。
如表2统计出的42个高频关键词中，关键词“图书馆”出现了129次，“图书馆学”出现了31次，但是鉴于这两个词与本研究的内容在字面上完全重合，并在共词分析中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在下文的共词分析中予以舍弃。本文在得到高频关键词的基础上，采用共词分析法描述关键词对之间的连接强度，以便进一步揭示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首先，对确定的40个高频关键词，统计它们两两的共现次数，形成一个40≠40的原始共词矩阵，通过oehiia系数转换成相关矩阵，最后转换成相异矩阵，消除矩阵因关键词频差异的影响，如表3和图2所示。
3.2多维尺度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 是共词分析的核心内容，研究采用其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中文关键词进行类属分析，揭示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进而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展现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学术知识群。
3.2.1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中，首先将40*40共词矩阵导入SPSS中，并转化为斯皮尔曼相关矩阵(spearman)，借此消除由共词频次差异带来的影响。然后在该相关矩阵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协方差矩阵(Covariance Matrix)与平均正交旋转方法(Equamax)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包括因子数与涵盖的信息量、因子相关系数和旋转系数等矩阵的形成。结果表明有7个因子被提取出，其累计方差解释率为89.901％。也就是说，将40个关键词分为7个类别，就可以解释全部信息的89.091％。而与因子抽取相配套的因子个数碎石图则直观地显示出因子分析的前9个因子类别比较清晰，说明因子分析中将研究热点划分为7 9类是比较合理的，如图3所示。
3.2.2 聚类分析 本文将共词相异矩阵导入SPSS17.0中进行聚类分析，在聚类方法中选择离差平方和(Ward)，在距离测度方法中选择离散数据类型Count中的斐方法(Phi-square Measure)，最后得到图4。
3.2.3 多维尺度分析和绘制研究热点图谱通过多维尺度分析，并结合之前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得到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共词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
3.3结果分析
图5清楚地显示出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存在四大知识群和相应的研究领域，即：①知识群1：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管理；②知识群2：图书出版业和网络出版；③知识群3：数字图书馆及其相关问题；④知识群4：信息资源组织、管理与服务。结合高频关键词词表和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具体分析如下：
・在知识群1中，图书馆事业、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管理、高校图书馆等关键词高频出现，这表明该知识群围绕图书馆事业这条主线，以图书馆管理为核心。该领域聚集了2个研究热点：①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因此，图书馆事业也必然成为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而且是持续的传统研究内容的不断更新。②图书馆管理。管理是一项以人为主体的科学活动，任何一个组织的运作效率最终都取决于其管理水平，图书馆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学位论文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内容有：开展以人为本的信息服务、合理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加强信息服务标准化、强化信息服务的超前意识、建立新型的图书馆组织结构、图书馆知识管理等。
・在知识群2中，网络出版、出版业两个关键词高频出现。该领域关注的热点是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和网络出版问题。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热点从对传统图书出版的研究转变成对网络出版、电子出版物的关注，与形势发展相契合。
・在知识群3中，数字图书馆、元数据、知识产权、高等学校、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高频词聚在一类，说明该研究领域主要有4个研究热点：①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建设。学位论文中有关数字图书馆问题的研究始于1998年，随后对数字图书馆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图书馆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元数据、用户研究和法律问题研究。②知识产权问题。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是从1995年对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研究开始，发展到对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我国颁发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后，全社会
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因此知识产权这一研究热点势必持续得到关注，也是未来的研究热点。③电子商务。研究是从2002年以后才开始，尤其关注数字图书馆与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个性化服务。④电子政务。主要是对电子政务运行模式、电子政务系统构建以及发展模式的研究。而电子政务问题的研究从2003年才开始，说明我国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热点是随时代变化的，与社会关注热点保持一致。
在知识群4中，知识组织、知识服务、信息检索、本体、信息组织等高频词聚集在一起，该知识群中研究内容比较集中，主要以信息资源组织管理与服务为主要研究对象，该领域有2个研究热点：①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与知识组织。内容包括：对学科信息门户的信息组织研究，对网络环境下信息检索语言研究，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问题研究，基于本体的信息检索策略优化研究等。②信息资源管理及信息服务。这一研究热点是动态发展的，从对传统图书馆的文献管理的研究，发展到对信息管理的研究，再到现在以知识管理为基点的知识型服务研究。在这一领域中，本体、知识管理一直是近来研究的热点。
以上分析大致勾勒出我国图书馆学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揭示出学术知识群的内部结构。然而，这些知识群和研究热点并非孤立的，从研究热点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它们是紧密联系的，如：关键词“出版业”尽管划分在知识群2中，但是在因子分析中，其与“图书馆事业”具有相关性，且通过研究热点知识图谱也可以发现其处于知识群1和知识群2交界处。类似的关键词还有“网络出版”和“高校图书馆”等。4讨论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1.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28.《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应用经济学；博士生；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定培养程式。这种特定培养程式是依照一定方式联系起来的系统，主要包括：生源选拔、课程学习与考核、博士学位论文指导、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等。近年来，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逐渐形成了符合专业需要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在生源选拔中，入学考试实行博士生部分专业课程的统一考试。为保障考试的公正性和保密性，制定了相应的出卷及改卷规则。同时制定了新的硕博连读选拔制度。规定只有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微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三门统开课程平均成绩为全院前20%的硕士研究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硕博连读生的选拔。这些研究生报名之后，第二年必须修完统开博士生平台课程，并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一个研究计划，提交专家委员会进行匿名评审和公开答辩，并比例淘汰后，才能入选硕博连读生。
在课程学习与考核中，借鉴美国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课程体系。为硕士生统开了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并把前三门作为经济学院硕士生的学位课程。为博士生统开了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博弈论，并把前三门作为学位课程。为保证博士生能学好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规定所有博士生必须通过开设的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不能通过者，则必须补修，并规定，如果博士生在学期间不能通过这些硕士课程，不得申请博士学位。
第二，对两级平台课程实行了严格的教学管理。硕士课程采用了国外大学经济学硕士级别的优秀教材，博士课程专门请了海外大学学术造诣高，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承担，在教学上，实行学大纲、材、统一试卷、统一密封、流水改卷。
第三，加强了博士生学术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了大量的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广泛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与此同时，研究生会等也积极组织了各种学生学术活动。
在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中，制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度。所有博士学位论文由学院统一组织双盲评审。启动了全国专家库（即把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全国经济类博士生导师600余人的名单作为专家库），并编制了随机抽选评审专家程序。
经过这几年对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改革，目前在博士生培养中取得初步成效。
1.入学生源质量有所提高。统考使入学新生具有大致相近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为后续的高级课程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三年实践证明，实行入学考试按一级学科统考制度是可行的，有利于提高生源质量。
2.进行的硕士和博士两级经济学基础理论平台课程建设，开拓了博士生的视野，为博士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3.全国专家库基础上的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制度，不但严格了博士学位论文标准，而且提高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首先，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明确。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定培养程式。明确提出其指导思想是国际化、规范化、现代化和本土化。即在国际化思想指导下，鼓励博士生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通过国际交流与竞争了解自己的差距；在规范化思想指导下，要求博士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语言、方法要规范，既要有综述也要有数据；在现代化思想指导下，在博士生教育中尽量培养博士生解决现代问题的意识；在本土化思想指导下，强调博士生教育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几种思想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
其次，结合在博士生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解决，即从生源选拔、课程学习与考核、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这三个要素环节进行改革。在生源选拔上强调入学考试实行博士生部分专业课程的全院统一考试，同时改革硕博连读选拔制度。在课程学习与考核上，借鉴美国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课程体系，结合本学科的实际情况强化了标准化课程教学，形成了以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课程为核心的硕士和博士两级平台课程体系，为博士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环节启动了全国专家库，制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度，严格了博士学位论文标准，提高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参考文献：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发展报告（1978-2003）[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徐希元.当代中国博士生教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徐 平（1975-），女，辽宁铁岭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研究。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论文网 LunWenData.Com]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 2 ]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 3 ]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 ,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 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参考文献:
[ 1 ]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J ].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8 (4) .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教学计划的原则（如年限、形式、水平、质量等）均参照学术性博士学位（PHD）的标准，只是在招生、课程的侧重点，培养方向、论文的性质、实践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
培养目标
美国专业博士学位设立的伊始就是为了适应愿意从事实践性职业，而不愿从事研究和教学的那部分人的要求。它以培养实践高层次应用人才为目标而区别于以培养学术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性博士。所以对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培养目标就可以大体上总结为：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使其达到一定的水平，使之具有从事某种专门职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并要求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由于培养目标与PHD有显著差别，所以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招生、课程设置、培养经费、实践要求、导师、论文要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招生
博士生招生是博士教育的首要环节。招生的状况直接影响培养质量，所以美国大学十分重视博士的招生工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识更新与分化的速度急剧增长，社会对不同层次与规格的人才的渴求，导致了博士教育多样化格局的形成。美国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特点首先就体现在招生方面。总的说来，“美国式”招生制度的特点在于：不单纯以分数取人，注重全面考察，尤其重视学习能力；招生的指导思想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基于以上两点，其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招生对象的实践能力就成为考察重点。例如，工程博士的招生对象虽然有一些来自学士或硕士，但是更多的来自工业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中下层管理岗位。这些人从事过工程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全方位的工程能力。
另外美国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置也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在相对“饱和”的专业领域，招生较平稳，发展较缓慢；而那些“兴旺”的学科，如工商管理、工程、教育、医疗卫生领域专业博士的生源则较多，发展也较快。这与美国高校一向所奉行的“服务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
课程设置
博士生入学后首先进行课程学习，这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一个特点。对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的培养，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它注重专业知识及相应的实务教学。选修课要求侧重职业或专业的需要，为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专业博士的培养方式主要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和企业、科研部门联合培养，在实施课程培养计划过程中，大学和企业各派一定数量的教师讲授课程，强调在生产实际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科研。
在外国语的要求上也比哲学博士PHD要低。专业博士学位一般要求精通一门外语或者以其他学科如数学或统计学代替而PHD则通常要求精通两门外语。对于这方面的差别，作者认为可能起源于二战后的认识问题。那时美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美国学术界那时也忙着“国际化”，外语学习对掌握国际学术新动向，发展新知识，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培养面向实践的专业人员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外语学习需要大量时间，因此对于培养实践人才的专业博士降低外语学习要求，而把有限的学习时间用于专业学习，则被认为是最恰当的。所以二战后许多专业博士学位并无外语要求或不十分苛求，只是随着发展一些专业博士学位才提高了对外语学习的要求，但仍低于PHD的要求。这只是培养目标与课程要求一致性的结果。专业博士学位既然树立了自己的培养目标――面向实践，注重应用性，它就应该建立适应目标的课程体系和要求。
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要求
美国的专业博士生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能力，即要求学生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往往要求专业博士生有若干时间（一般为1~2年）的相关专业的实际经验。例如，医学博士研究生有“住院见习期”。工程博士研究生则要求至少一年的“工业见习期”。在此期间，学生往往需要常常往返于大学和资助博士论文的公司企业，接受大学导师和专业工程师的双重指导，从事研究和设计开发的创造性工作。
经费来源
近几年来，研究生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政府拨款在整个经费中占的比例下降，其他渠道筹措资金比例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国家拨款经费的紧张，而学校与企业横向合作的经费在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企业确实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所以许多企业愿意对专业博士选定的有实践背景的论文和实际应用性的科研项目给予资助，这部分资金成为专业博士教育经费筹措的渠道之一。例如，学生进入见习和论文写作阶段后，可以作为公司、企业的“见习生”，由见习单位支持博士生的选题，并为他们提供薪水和设备仪器及研究经费等。对于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来说，由于接近实践容易为企业带来现实效益，因此就更易于吸引企业投资，这种筹资方式所得资金占的比例较之于PHD大一些。
论文要求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建立竞争机制，保证和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纵观博士研究生培养体制，可以发现国内普遍缺乏健全的淘汰机制，军队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目前，军队院校的研究生能否顺利取得学位，最终都由总部进行分配工作，或是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相比于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军队院校的博士研究生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拿到学位而影响找工作；此外，很多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是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在前沿领域勇于探索，而是求稳怕难，过多地依赖导师，满足于遵循导师的思路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还有些人则急功近利，追求所谓的“短平快”，以尽早发表几篇文章、获取一纸文凭毕业作为学习期间的主要目标，以期早点分配单位。因此，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1.从博士研究生遴选方式上引入竞争机制
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角度来看，严格把握好“严进”关是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
（1）执行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制度。不管是在院校、基层部队，还是在研究所等单位，干部学历的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不到高等院校深造，很快就跟不上装备和部队发展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对象是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军校应届学员和部队在职干部。在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考试成绩达到学校录取线，并且在硕士阶段的学习中，其学术成果、科研成果以及军政素质均表现优秀，或在以前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可就读博士研究生。
（2）从硕士研究生中挑选优秀学员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硕士刚开始的1.5年主要是以课程学习为主，基本不安排论文和研究任务，第2年进行严格的资格考核。考核通过者则直接进入3～5年完整的博士研究阶段。吸纳基础扎实、实践和创新能力强的优秀研究生进行硕博连读培养可以缩短培养周期，同时也为部队培养一支充满活力、思维敏捷、勇于创新以及优秀的年轻干部队伍。
2.从过程管理中建立博士生教育竞争机制
在培养管理过程中建立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加大过程管理的力度，通过设立博士生中期检查、毕业考核等环节，实行淘汰制，以保证和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1）中期检查。论文中期检查是在博士生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学科专业的专家小组对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进行检查，博士生向专家小组汇报论文的进展情况和论文的阶段性成果。专家组根据博士生的汇报情况对博士生的论文进展进行检查，对论文工作中存在较严重问题者提出建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工作能正常进行和顺利完成。若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可对其中止培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研究生更加努力地进行课题研究，并保证研究生质量要求。
（2）毕业考核。毕业考核针对即将提交毕业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对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学术成果、科研情况、军人素质以及履行学校规章制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案。这些考核结论作为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主要判断依据。毕业考核直接激励博士研究生在平时表现以及学术科研等方面积极进取，达到一名合格军校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二、建立激励机制，为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原动力
1.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为鼓励博士研究生参与科技创新，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笔者所在院校制定了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1）设立研究生创新奖学金。对于创新思维敏捷、创新能力强、科研成果丰硕的博士研究生，通过阶段性考核（一般为一个学年）可申请一定等级的创新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的金额设定为5000元，二等奖学金金额为2000元，受资助者比例一般在5%～10%。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使博士研究生自身价值体现、创新热情的激发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还原了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特征，即科学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本质。
（2）设立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是对二年级的博士研究生设定的，这时博士研究的前期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为确定资助对象，一般进行一次学术和科研能力考核。考核和选拔主要从质量和数量、参加科研情况两方面进行，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给予1万～2万元的资助额度。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使研究生变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校园学术氛围以及科研软环境的建设，使博士研究生培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2.“优秀学员”奖励制度
优秀学员的评定依据一般是研究生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综合表现等，具有相对的可度量性和可比性，每学年评定一次。研究生管理大队按比例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研究生队，由研究生队干部依据学员该学年的综合表现进行量化打分，并结合各班、各区队的推荐意见形成名单上报研究生管理大队进行表彰。同时，研究生管理大队将表现特别突出的“优秀学员”由大学对受表彰者推荐为“大学优秀学员标兵”，并记“三等功”一次。由于“优秀学员”的评定主要侧重于学员平时的 政治表现、军人素质以及履行规章制度等方面，学术成果和科研情况占的权重相对小，这对于那些学习和科研水平相对弱的学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措施。
3.建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制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的目的是促进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一般经过研究生申报、导师推荐、学院学术委员会评选，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定，遴选出高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根据论文质量分别向海军、全军推荐海军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文质量特别突出的推荐参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给予不同等级的优秀论文作者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于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直接解决高级职称。目前，笔者所在院校已有7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4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其中马伟明院士和朱石坚教授各有两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完善竞争与激励机制的思考
1.完善综合评价考核体系
研究生综合评价考核必须结合学校和学科专业的特点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符合学校和部队发展需要的考核体系。由于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所以，在制订考评体系时要兼顾学科专业间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同时，在各种考核中都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军校的特殊性及专业的限制，博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人才，不但需要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军人素质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军队院校的研究生综合考核体系中对军人素质的考核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2.完善奖学金和基金资助体系
奖学金和基金资助的评价一般包括研究生学员的学术成果、参加科研情况以及课程成绩三大方面，其中学术成果占的权重最高。在考核评定时，各专业之间奖学金金额和资助金额应兼顾专业的“冷”、“热”。如：有些专业的研究课题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没有实验数据就不可能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而有些专业大多数是一些理论性研究课题，相对容易。所以，对这些不同专业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和需求分别给予适当的资助。
同时，评定标准要规范化。如：在评价标准上要求公开发表的论文必须见刊，对无正式CN号论文和未取得公开号的发明、专利等不得列入科研成果；对一般期刊上所的得分进行总分限制，对不同质量的论文分配不同的权值。这样既能使不同层次的成果之间在分数上拉开距离，又能凸显优秀成果，从而鼓励优秀成果的发表。此外，对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取得的成果不得列入参评内容，以确保公平公正。
从笔者所在院校目前受资助的情况来看，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都是各专业非常优秀的，受资助的比例还非常小。国外的知名大学总体来说获资助者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加大资助比例也是促进学员创新积极性的动力之源。建议学校和院系依据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进步大小以及学科专业研究的特点给予学员一定资助，进一步扩大资助面。
最后，还需明确创新奖学金、创新基金各等级之间的金额差距，这是奖学金、基金资助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激励以及资助功能的关键。金额差距过大资助功能就被弱化，而差距过小就会忽略其激励功能。
3.建立并完善导师资助体制
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过程中，部分地方高校要求导师提供一定金额的“资源占用费”或培养费。建立导师资助制的初衷是希望导师交纳课题经费以后能对学生负起更多的责任，提出更高的科研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导师“滥招”或“招而不管”的风气。军校学员不需要缴纳学费，军队院校也没有规定导师一定要给予学员一定的资助。然而，没有导师资助单靠学校拨的培养经费显然不利于科研项目的开展，现在军校导师的资助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主行为。所以，建立以科研资助为核心的导师责任制要考虑以下几个实际情况：一是要避免导师交了培养经费后，使师生关系变为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二是要避免导师出资平均化。导师配套经费要考虑到不同学科性质的差异，制订不同的配套经费标准，基础性学科和缺乏科研课题的导师可不必交纳培养经费。总之，导师资助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激发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导师教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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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若河.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与探索[J].大学教育科学，2008，（2）：119-122.
[3]李连.院校转型下军队研究生教育改革新模式[J].江苏社会科学，2010，（S1）：57-61.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博士教育；培养目标；学科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是博士教育的目标。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CID）将博士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看护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养未来学术界的继承人以推进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多样化，诸如“可雇佣的人”、“高级知识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纪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具备如下特质：他们必须具有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对全球化过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环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应懂得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技能在问题解决、写作、领导和知识应用中被形容为“软技能”和“知识密集型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上学科教育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学术不再是博士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归宿，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博士从事学术职业。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来看，70%左右的英语系博士生期待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化学学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对教职感兴趣。伍尔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顾性评价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个学科已经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发现博士毕业生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对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准备，强调跨学科和市场化的技能。
显然，博士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文献指出，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标，应该在学术型博士学位之外建立专业博士、项目博士等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尽管这些研究试图将触角伸向学术型博士项目之外寻找解决博士教育危机的出路，但不可否认，学术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脱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不仅促进了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学科进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导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化。”那么，学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同学科的教师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标？教师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R大学）进行的质性研究资料。R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学，并且是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的成员机构，它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笔者主要在主校区进行田野调研。就具体的资料收集而言，大体包括文本资料（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访谈资料（对9个学科35位教授的访谈，全部录音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同时辅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资料（在R大学研究生院待了近一个月，访谈研究生院管理人员15位，参加各种会议3次）。本文主要选择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作为典型学科进行分析论证。这四个学科的12位受访教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进行资料分析，其具体操作过程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以开放的心态呈现资料本身的概念和意义，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陆，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
二、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化学学科
当问及“您认为化学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时，受访教授普遍宣称是培养独立的科学家。那么，化学学科的教师注重培养博士生具备哪些能力与素质？
在化学学科，对独立科学家的素质要求既包括学术研究与筹划的能力，也包括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独立的科学家应该能提出研究问题、理解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应该具备沟通能力、做报告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毕业后具有就实验室事务做出决策与计划的能力。对此，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全面概括了化学学科博士应该具备的十个方面的专业能力：人际交流、写作和学术报告能力、团队工作能力、技术领域新技能的运用、道德伦理与公共关怀、了解企业策略和技术转移、接触其他领域以拓展知识广度、国际视野、了解工业界的机会、了解经济驱动对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导师是如何培养化学学科的博士生具备上述能力呢？导师除了提供资源和好想法、给予指导和传授实践经验外，还教给博士生有关化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研究策略，并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一位化学教授陈述他作为导师的任务是：“教给博士生化学基本知识并习得研究过程，向博士生传授如何批判性并带有好奇心地观察科学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有效沟通的技能；我很高兴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研究、学习和将博士生培养成为独立科学家的氛围”。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主动从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指导。博士生在此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了自主推进研究项目的经历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此外，受访导师指出，指导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是获得沟通、报告、表达和展现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访者的原话：
“我们教博士生如何沟通，包括口头沟通能力和阅读写作沟通能力。科学家喜欢讨论某一话题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也喜欢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做20分钟的报告。我们的确花不少时间培养博士生如何做报告，如何画精致的图形，如何清楚地表达，如何机智地回答与会学者的问题。我们指导博士生如何有逻辑地、清楚地组织报告……我们不仅通过带博士生参加会议锻炼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鼓励博士生与系里的访问教授交流。”
化学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迁移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看重的是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科学家管理和指导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毕业后会做两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选择到学界、工业界或者政府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毕业生在公司或国家实验室工作，或自己开公司，这部分博士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样，导师认为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并不局限于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也应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一位资深化学教授所说：“劳动力市场给我的触动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化学家。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因此，化学学科越来越需要培养服务于社会各种技术需求的科学家。而对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使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获得了在学界内外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数学学科
受访者指出，如何培养博士生成为独立有潜质的研究者是数学学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借用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定义，数学学科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积累和转化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据统计，学术界是数学学科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学术就业市场对数学人才的挑选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潜质。也就是说，数学学科评价博士生的标准是学术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有结果的学术论文，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研究潜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
“学生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出类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对老师来讲，希望学生找到好工作的话，就要让学生做出好的成果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希望写出好的论文。但是具体做什么样的题目，关系不是太大。例如说，数学系在招人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这说明你有研究潜力。”
尽管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之职，但就“培养什么样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数学学科的教师并非将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职业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智识探索经历，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发（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访教师说：“如果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成为教授，而是成为保险精算师，为公司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因为博士生拥有的这段智识探索的经历，将使其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读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智识探索的经历，并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学能力也是导师提及的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数学学科博士生的资助主要靠教学和奖学金。教学是数学学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与英语学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课获得资助的，有很多教课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要教。在数学领域，我们的教学任务远远多于其他系，英语也是。”总体上看，博士生有两项任务：研究与教学。但是，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数学学科博士生面临的难题。正如受访导师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教学以获得资助，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教学实际上挤占了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获取博士学位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选才标准看，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教学。
（三）经济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在访谈中更强调博士生的就业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既有到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业界、联邦机构或投行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济学博士生培养具有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单是对“学科看护者”的培养。
当笔者询问：“您在指导博士生时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经济学科的受访教师均指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具备就业能力并顺利谋得职业。经济学科教授对职业一词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职业，也涵盖非学术职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一条路是学术职业，即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之职；另一条路是非学术职业，这是经济学博士生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如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政府机构（美联储、财政部等）、智囊团（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诸如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
灵活多样的就业去向实际上也要求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要具有灵活性，教师通常倾向于结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定位培养博士生。受访者明确提出对经济学博士生的指导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不同职业对博士生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会有差异。一位教授的陈述体现出经济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灵活性以及对博士生就业意向的重视：
“对不同学生的定位不一样。我的标准根据博士生的就业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韩国学生想毕业以后回国在研究所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谋职，这与去韩国的研究所工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工作的特质以及我对学生的期待，标准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国从事学术职业，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你得有创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创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韩国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韩国的研究所大多数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的不是原创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实用性的技能。”
既然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获得就业能力，那么博士生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对访谈资料提取高频词，发现“技能”一词在经济学科受访教师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例如在受访教授EC_2的访谈中出现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访者提到的与技能相关的词有：研究技能、教学技能、沟通技能、实用技能、计算技能、英语技能、计算机技能、技术性技能、理论技能、计量经济学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从以上所列各种技能，可以看出经济学科教授的话语体系里对“技能”的宽泛界定，以及学科本身鲜明的实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将受访者提到的博士生应该掌握的技能概括为四大类：专业技能、技术性技能、教学技能和软技能。其中专业技能是经济学博士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是指经济学科本身的知识。但是，随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导师越来越重视培养博士生的技术性技能。受访教授指出，现在对博士生的培养开始重视技术化的知识和技能，诸如数学、统计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拥有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博士项目的录取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拥有跨学科知识也是导师培养博士生技术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总之，博士生应该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种各样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必须具备各种工具性技能，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们不仅具有理论技能，也要拥有计量经济学和实用技能……我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获得这些整套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重要。”
（四）英语学科
英语学科的受访教授认为，帮助博士生从学生向“专业化学者”的顺利转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标。英语学科教师眼中的“专业化学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扎根于访谈资料，可以发现英语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中的“专业化学者”素质的界定大体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报告的经历与能力；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具备出书的水平；教学经历。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语学科教授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就业之时劳动力市场所看重的评价维度。
首先，博士生应该具有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而且导师鼓励博士生准备学术论文并做会议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丰富作为专业化学者的经历与经验。同时，这一经历会在就业之时给博士生添砖加瓦。
其次，导师评价博士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准备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的标准是研究本身的创新性。导师认为，博士生向专业化学者的转型应该始于资格考试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格考试之前，导师所看重的是培养博士生在专攻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而在资格考试之后才开始对博士生进行专业化学者的学术训练。
第三，对英语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教学能力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导师看来，虽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学能力对博士生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发展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学任职，而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教学型大学尤其看重求职者的教学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从事学术职业，教学能力也是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英语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R大学为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门课，这也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
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教师希望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英语学科的教师之所以比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学界就职，一方面源于纯基础学科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社会应用部门的联系不紧密，另一方面也与英语学科趋于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相关。英语学科的教师不断地表现出对博士生就业的担忧。“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博士生选择到非学术部门就业，但是很少有英语系出于就业市场的原因而改变博士生培养的课程结构。尽管我们开始尝试做20年前不会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写作，因为学生可能需要到工业界撰写文案和宣传册”，但是，“英语是相当传统的学科，很多学校仍怀抱博士生生来就要成为学者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学科文化传统以及博士生培养理念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学术职业和专业化学者为博士教育首要培养目标的英语学科，处在保持学术传统与适应新兴环境的藩篱中，现实张力下的博士生培养究竟何去何从？
三、学科文化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通过对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四个学科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博士教育目标的总体趋势是从学科看护者向可雇佣人转化，但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尽管所有学科的教师都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但是不同学科的侧重程度以及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强调呈现差异。英语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化学者；化学学科的教师将博士教育目标界定为能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科学家；与英语学科相似，数学学科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经济学科直接着眼于培养博士生成为“可雇佣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可雇佣的人”包括学术部门和非学术部门。
这一差异可以用学科文化的理论进行解释。托尼・比彻（T.Becher）指出，学科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于心智相似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个学科具有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智识任务。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训练的过程，是将博士生进行学科规训或学科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科文化会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产生影响。之所以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差异，是因为学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动理性不同。行动理性是指学科成员在行动中遵循的标准，他们可以遵循价值理性的标准，也可以遵循目标理性的标准。区分的标准是学科知识本身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基础学科是追求价值理性，即为学术而学术，其知识生产是纯粹智识探索的过程，典型的学科如数学和英语。因此，这类学科将博士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定位为学者或研究者，更强调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应用学科遵循目标理性，谋求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应用性，对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不仅注重学术本身，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和应用性。因此，应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专业技能或就业能力，教师将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定位为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条路径，典型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化学（表2）。即使在当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环境（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并对博士生培养形成挑战的情境下，学科文化仍旧以强有力的作用对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产生影响。
对于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生来说，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几乎是所有学科的目标。但是，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应具备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学术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强调程度所持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纯基础学科对“职业”一词的理解往往限于学术职业，也就是说，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根据“博士十年后”调查（被调查者于1982-1985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大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界工作。英语学科对“专业化学者”的培养要求是：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要具有与学术领域对话的能力，并且能定义博士生的学术身份认同；同时，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成长的重要方面。同样，数学学科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之职，因此教师也看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他们认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问题，养成独立思考、自我激发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
在应用学科，研究会受到外部实践需求的驱动，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而且知识的应用范围较广。因此，这类学科对博士生的培养尽管也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专业能力与可迁移性技能，诸如经济学对技术性技能的强调，化学对解决问题与合作能力的重视。也就是说，应用学科注重博士生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培养目标不仅仅定位于学术界，从事非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之一。化学学科对科学家的界定较广，不仅是指服务于大学的学者，也指在工业与政策等部门的就职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四、讨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博士教育目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界定：培养博士生扎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独创性质的科学或专门技术方面的成果。《学位条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化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者。
但是，不同学科的知识特点不同，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从博士生培养实践来看，尽管学术型博士教育以培养学术界人才为主，但应当有符合学科知识特征的具体培养目标。例如，化学、经济学等学科呈现出追求目标理性的学科文化，那么，博士教育可以培养从事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的人才为目标，这符合这类学科对实用文化的认同。而在英语和数学学科，呈现出追求价值理性的学科文化，知识本身对纯粹价值的偏爱决定博士教育的目标多局限于培养学术型人才，应当注重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现在的流行趋势则是“仕而优则学”，官员读博已成常态。前段时间，清华大学“论文博士”事件引发网民热议。议论的焦点，一是官员如此轻松地拿到博士学位是否应该？二是何谓“论文博士”？不需要上课，仅仅完成论文答辩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是否合理？
我首先要说的是，论文博士本身并非子虚乌有。事实上，笔者的博士生导师就是论文博士。他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已是教授职称，学术上已经很成熟，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去读一个完整的博士，以论文博士这个途径拿学位，是最便当的办法。不过便当不等于马虎，他的博士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了答辩，还多次获奖，是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那些错过了读博的最好时机却又具备博士水准的学者，提供一个获得学位的渠道，正是论文博士制度设立的初衷。
不过，事情一旦涉及到官员，就变得复杂起来。官员要晋升，拥有博士学位是个优势条件，所以官员也想读博。但是大家心里明白，一个志在仕途的官员果真抽出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回学校读书，绝对是赔本买卖。如果他正常读博，多半只能每年抽空来学校待上几天，见见导师，办办手续，要么，就以论文博士的方式拿学位。我们当然可以质疑他们用功不够，问题是，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官员的正业，博士学位虽可为他增添光环，却不能保证他仕途畅达，或者换种说法，他是否能够做个好官，与博士学位并没有直接关联。所以官员读博一定是希望多快好省，就像老百姓去考驾照，大部分人都是闻“过”则喜，只有那些打算以驾驶为业的人才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一个每天在校苦读的博士生，看到别人那么轻松地拿学位，自然心生愤懑，因为博士学位是对他多年求学生涯的最高肯定，他不愿意看到这种肯定像玩具似的送人。
然而站在读博官员的立场上，也会觉得委屈：我们又没来同你们抢学术饭碗，何必这么较真呢？的确，即便官员真的是博士的最大群体，也不会影响以学术为业者的生存，何况，官员读博还给学校带来了不少实惠，怎么说也该算作是双赢的事。
但是我相信，以上这番道理不仅很难说服像清华大学王博士这样的读书人，也很难说服一般老百姓，因为它有两个致命的漏洞：一则，它无法为没有博士水准而拿到博士学位这件事情辩护；二则，它无法为学术机构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交易辩护。
我们对官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期待自然与对全日制博士生的期待不同，但是博士学位本身的标准是一致的，想要拿同样的学位，就要达到同样的水准，在这件事情上打折扣，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无法获得真正有力的辩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正义。我们可以降低门槛，使大部分人都获得博士学位，就像今天大部分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拿到驾照一样；但是如果希望维持高标准，就必须尊重这一标准，否则博士制度的合法性、学术研究的权威性都无从谈起。也有很多全日制的博士生达不到博士学位的要求，但是导师念及学生就业困难，不愿苛责，让他们蒙混过关，这种情况一样影响到博士学位的权威性，但是它毕竟没有从制度上默认标准应该因人而异。不管维护教育公正的难度有多大，也不能用某种含糊的制度使不公正合法化。尤其这里还有一个权力与学术的交易问题。以中国的国情，一旦政府放任官员去大学捞学位，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归。然而，送学位给官员绝非无伤大雅甚至双赢之举，于政府而言这是隐性的腐败，于学校而言则是自甘堕落。
今天我们时时听到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但是“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事情，只要大学仍然热衷于通过行政权力获取教育资源，“去行政化”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大学行政化的最大恶果，是大学失去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精神立场。我这里并非要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分出高下，两者所需要的是对彼此的理解与尊重，而非一边交易，一边又相互鄙视，否则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学术文化都将遭到破坏。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让官员有博士学位呢？有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不就够了吗？与此相似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大学招聘教师，不管应聘者是否已经博士毕业，第一学历必须是“985”或者“211”学校，难道仅凭本科出身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素质，这岂不是新的“血统论”？解释这些做法的理由是有的，消极的理由是为选择人才增加一些可操作的条款，积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这些机械的规定，最终实现整体素质的提升，后者我相信是很多政府部门鼓励官员读博的初衷。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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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博士后制度；综合素质；人才流动；创新能力；天津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246-02
博士后制度在世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始创于1985年，虽然起步晚，但已形成独具特色和相对独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成为造就高水平人才的重要途径，它已经并将继续为推进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博士后事业的发展，坚持把做大做强博士后事业，作为天津市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截至2012年底，在天津市高校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6个,涉及12个学科门类和42个一级学科；在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44个,覆盖天津市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和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招收博士后超过2700人，博士后出站后留津工作比例达到70%以上。在天津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和市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高度重视与关怀下，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日趋完善，学科影响力逐渐提高，招生规模也逐步扩大，为天津市和全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博士后人才，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了一分力量。
一、措施得力，博士后工作成效显著
多年来，天津师范大学在提升博士后管理工作，强化博士后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区域间人才流动以及拓宽博士后招生渠道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博士后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1.提升博士后管理人员素质，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
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管理分为学校和学院两级。对于博士后管理工作，天津师范大学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组织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积极参加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天津市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举办的新政策颁布、解读等座谈会和各种业务能力培训。学校要求博士后管理人员做到“两个必须”，必须对国家和天津市博士后政策的主旨与精神做到有理解、有思考和有践行；必须熟悉博士后进站、出站、延期，博士后基金申请，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选拔等各项业务流程，做到有学习、有创新和有水平。由此锻炼出了一支勤学、善思、敢做，业务能力过硬的博士后管理队伍。二是制定符合校情的博士后管理制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制度的建设，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够为博士后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保证和事实依据。由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制定和的《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就是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国家博士后政策的变化，学校学科建设的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不断深化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学校应该不断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以保证其时效性和前瞻性。三是加强与市属兄弟院校就博士后工作的开展进行交流。不断吸取其他高校的工作经验是学校博士后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一大法宝。因为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市属高校在博士后工作中经常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借鉴他校的有利做法，并结合学校实情，常常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2.鼓励科研创新，强化博士后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
多年来，天津师范大学一直注重博士后人员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各科研流动站建立初期，学校就树立了“培养人”，而非“用人”的人才观。学校一方面加强学科、师资队伍和科研团队建设，以学术影响力吸引海内外博士进站。优质的硬件科研条件和完善的管理服务促进了博士后工作中的学术交流，合作攻坚，人际交往。不仅如此，学校还将博士后的学术成果纳入到博士后导师的绩效考核中。博士在站期间取得的科研项目、专利和高水平论文都将会按照一定比例折算进博士后导师的绩效成绩。此政策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博士后和导师的科研积极性，使博士在科研团队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提高，换来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学校对博士后采取跟踪式考察。从博士后进站审批，中期考核到出站审查等每个环节予以关注。博士后进站审批不仅仅从学术水平上要求申报人员达到一定高度，更是从个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术道德，政治表现，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查。必要时，需对博士后申报人员在工作单位的表现进行摸底。学校组织专家对在站人员进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对达不到学术要求或是出现学术不端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予以延期或退站。对那些在站期间取得突出学术成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予以奖励，比如博士后成果奖励津贴，优先考虑出站留校，提高博士后人员岗位工资级别等。学校许多出站博士后已经成为全国各高校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各学院学科领域的科研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出站博士后以其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也为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赢得了肯定。
3.强化人才流动，拓宽博士后招生渠道
现有心理学、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世界史和中国史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为市属重点高校，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天津师范大学充分利用已有的学科优势和学术影响力，吸引全国的优秀博士研究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从校内教师内部招生到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博士研究生人员数量上升再到四川、湖南、南京等全国范围内的博士研究生来学校进站。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博士后来源区域逐年扩大。这是学校重视人才流动，拓宽博士后招生渠道的结果，也显示出了学校各科研流动站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正逐渐加强。天津师范大学不仅通过每年的博士后招生招聘活动广纳人才，还特别重视吸引那些配偶在本地区工作的优秀博士和本地区在职培养的优秀博士进站工作。这一举措不但解决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源问题，而且客观上为本地区输送了一批高水平的博士后人才。
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人员已经成为学校提升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一支骨干力量，成为打造部级科研团队和扩大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人力资源。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学术交流，优化了学术队伍结构，带动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发展，使学校的办学水平有了整体性的提升。
二、建言献策，推动博士后工作上台阶
尽管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实力较强，设站学科特点明显，优势突出，但是仍面临着优势学科数量不足，在站博士后规模较小，科研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相比于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特别是“985”和“211”工程的部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博士后事业还有不小差距，如何缩小与这些重点大学的差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近几年，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博士后工作，建立了政府主导、多方合作、运转协调的强有力的管理体制，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引进、培养、使用博士后的优惠政策，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规律的博士后工作体系。这给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带来了新的机遇。大力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事业不仅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诉求。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有以下几个重点。
1.把握机遇，努力提高博士后人员的数量与质量
科学人才最基本的认知观，是建立并实施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以智力的开发为依托[2]。博士后人才是我国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代表。博士后工作应该担负起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历史重任，把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作为博士后工作的出发点，而这也是博士后工作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3]。学校应坚持加强校校合作，区域人才流动，让外校外省的优秀博士生加入到学校科研队伍，建立灵活开放的博士后人才流动机制，进一步促进博士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规模扩大的同时必须严格把好博士后培养的质量关。一方面学校应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所在学院进行定期工作检查，督促学院做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和考评工作，对建设不力的学院，应组织相关领导、专家对其“会诊”。另一方面各科研流动站需对进站人员进行全方位考核，建立健全的奖惩机制。从博士后进站签署科研计划书到中期考核再到出站汇报，制定科学完善的考核制度，确保博士后出站质量。
2.加强服务意识，提升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待遇
近年来，学校逐步加大对博士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投入，为进站人员配备良好的科研设备，优越的住宿条件。这些体现学校“硬实力”方面得到逐渐加强的同时，博士后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管理水平，业务能力等“软实力”也需要得到提升。除了达到国家规定的设站单位需解决进站人员户口、子女入学、住房、配偶安置等一系列要求外，学校还专门为统分博士后和脱产博士后提供不低于教师系列中级职称的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对于科研成绩显著的博士后，学校可采取为其申报天津市优秀博士后国际化培养项目，优先推荐申请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其出国培训等措施对其工作予以肯定。
3.鼓励博士后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坚持学科交叉，不断开拓学科研究新领域。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的价值取向来源于哲学中的认识论、政治论和人本论三种观念，并以系统科学理论为依据。随着科学技术深入发展，交叉学科的研究显示出了强大的吸引力，具有坚实宽广知识基础的博士后是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最好人选。博士后一般是科研工作能力较强，但由于受博士论文的限制，科研工作范围较窄。为了拓宽知识面，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博士后流动站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博士后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在改革与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优化学科结构，改变设站学科单一，丰富博士后科研经费来源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博士后管理部门还是流动站建设单位，都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工作经验，开拓创新，努力完善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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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5篇
198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出生在陕西农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长大后，常听母亲说，以前家里很穷，而我对母亲说的“穷”字则不能完全理解，听她说，在分家时，只分得一个半碗，这可能大致就是母亲想要表达的意思吧。我的父母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直坚持拼搏到今天，养育我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到现在他们还在为我们坚持着付出着，我深深地感觉到父母太辛苦，太辛苦。
当我2001年9月6日背着行囊来到杨凌的时候，我18岁，那天下午我站在操场上望着外公和父母离开的身影，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哭，可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而且当时的泪水很烫，现在想起来还能感觉得到，可能因为当时是热血青年的缘故吧。一眨眼，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年时间，今年我28岁，已经从一名本科生成长为一名管理学博士，十年里，发生了太多或简单而复杂或复杂而简单的事情，我来不及去逐一回忆，或许并不值得回忆，或许也是我自己不敢去回忆。今天当我即将离开杨凌的时候，感觉肩上的行囊有几分沉重，不知应不应该把那一包袱荣誉证书丢弃…，我明白，父母不愿意。
六年前，我第一次写学位论文(学士)“致谢”，那时的致谢很单纯，大家在宿舍里商量要感谢谁；三年前，我第二次写学位论文(硕士)“致谢”，自己一个人写了整整一个晚上；今天，当我第三次写学位论文(博士)“致谢”时，本以为相比整个博士论文而言，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当我动笔真正要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十年的大学求学、研究和生活经历，使我对这份“致谢”的内涵有了更多的感触和更深的体会，而此时，“光标”在WORD页面上不停地闪烁，我却写不出一个字，或许是任何文字都不能表达我此刻的复杂心情，只能任由思绪回荡在这篇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当初艰辛和磨练的滋味随血液再一次冲击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凝结成这篇致谢的每一字每一句。
我与导师王征兵教授相识已有八年之久，从认识导师，到成为他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之后又成为导师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六年的师生情缘弥足珍贵。我时常在想，倘若能一直是导师的“学生”该多好，这样就能更多地接受导师的教诲和指导，更深地学习导师平和的为人态度和睿智的研究思路，导师经常用睿智的思路来启发和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用温和的态度教育我如何做人，接触过他的学生都能感受到导师的温和与平易近人，师母王慧莹老师曾这样形容导师平和的态度，“他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发脾气的人”。导师偶尔也有着急的时候，而这种着急只用大于平常声音的两分贝表现出来，记得在我的博士论文开题之后，导师就很“严厉”地批评了我，这次的印象使我至今难忘，估计这算是导师所有学生中难得的“待遇”了，也正是这次机会让我对这篇博士论文有了重新的审视和定位。虽然我与导师相处的时间已经很长，但每次见面时，总难免有所紧张，所以到现在，我可能还是导师心目中一个很“笨”的学生。
在博士生学习期间，经管学院霍学喜教授、郑少锋教授、姚顺波教授、王礼力教授、李录堂教授、罗剑朝教授、李世平教授、贾金荣教授讲授的相关课程，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在论文开题论证过程中，经济管理学院王礼力教授、朱玉春教授、杨立社教授、孙养学教授、孔荣教授针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姜雅莉副教授在论文开题论证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在论文预答辩及正式答辩过程中，经济管理学院王礼力教授、姚顺波教授、郑少锋教授、赵敏娟教授、霍学喜教授、孔荣教授、李世平教授、陆迁教授和西北工业大学杨生斌教授针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刘天军副教授、王秀娟副教授在论文答辩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同时对本篇论文三位校外盲审专家的辛劳评阅表示感谢!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理学院的袁志发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与袁教授的师生情谊不断加深，之后，袁教授一直对我的生活、学习都非常关心，每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与王老师都热情相迎。在我对生活充满困惑的时候教育我应该像大树一样成长；在我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常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指导我寻找模型方法运用的关键问题，运用系统的思路思考所要研究的问题，总是在我山重水复之时给我柳暗花明般的指引。正是在袁教授的多次悉心教导下，我才对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还要感谢理学院邵崇斌教授、王乃信教授的关心与支持。
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对于有关生猪养殖的事情知之甚少，尤其是生猪生长的生物周期特征，更是一无所知，幸亏我的硕士同学李岩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的帮助，提供了非常准确的信息，并且在我研究主题的其他方面也给予了很多建议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部等有关部门在生猪生产数据信息、指标解释等方面给予的信任和帮助。
论文的写作过程有痛苦，也有快乐，三年里，我与同窗好友姚增福博士、高辉博士、王玉龙博士在论文框架、内容的多次讨论交流中逐渐成为朋友，最终还成了兄弟；感谢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菲博士对论文框架与研究内容提出的中肯建议以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多次讨论，这些建议和讨论对论文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感谢我硕士期间的室友杨福涛、王公山、胡磊多次的鼓励与帮助；我的同门胡阿丽博士虽然远在美国，却还时常通过网络关心我的论文进展和生活状况；感谢我的室友、同门熊智伟博士长期以来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六年同学郭志勤博士的多次关心和帮助；感谢王建华博士、于转利博士、寇明婷博士、贺蕾博士、甘娟博士、李敏博士、周文丽博士、郭群成博士、邵飞博士、罗文春博士、杨朔博士、孙玉娜博士、郝金磊博士、赵红雷博士、王鹏博士、姜晗博士、王永强博士、郭海丽博士、张静博士、郎付山博士等在生活、学习方面给予的关心；感谢王军智老师、卞晓伟老师、丁艳芳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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