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着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着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着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着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着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文物出版社，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王尧编着.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西藏文史资料选集（十）[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王尧、陈践译注.郭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蔡巴·贡噶多吉着，陈庆英等译.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巴卧·祖拉陈瓦着.贤者喜宴（藏文版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民俗文化产生于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民俗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表现了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的严酷自然环境中，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侯石柱.考古大纲[M].拉萨：人民出版社，1991.

[2]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文物出版社，1985.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4]徐华鑫.自治区地理[M].拉萨：人民出版社，1986.

[5]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文史资料选集（十）[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7]王尧、陈践译注.郭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8]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等译.红史[M].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

[9]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藏文版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2]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文物出版社，1985.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4]　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5]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　西藏文史资料选集（十）[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7]　王尧、陈践译注.郭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8]　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等译.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9]　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藏文版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海峡民俗文化圈是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台湾和浙江沿海一部分地区，所以称闽台民俗文化圈，是我国七大民俗文化圈之一。海峡两岸一海相连，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是我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在同一‘民俗生活圈’里的人能彼此认同，在心理上有着相同的意识、感觉，是在不知不觉中而约定俗成。”［3］台湾新竹社会教育馆馆长苏解得说:“每个地区，各个族群的民俗，有相同的地方，但更有各自的特色，因此民俗也就五彩缤纷、十分丰富。民俗虽然是代代相传，有延续继承的特点，但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也会发生种种明显或不明显的变化。”［4］两地民间信仰以贴近民间、深入生活、富于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早期大量移民从福建渡海开发台湾，使八闽文化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当地文化产生深刻而恒久的影响，因此台湾的民俗文化同样蕴涵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根据地质学家考证，台湾海峡两岸之间，远古以前地脉相连，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发生海浸，才形成如今一水相连的海峡。台湾基隆港与福州之间海程只有180公里，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与福州的关系必然密切。据考古资料和史志记载，台湾的凤鼻头文化与福州昙石山文化同属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且昙石山文化对凤鼻头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海峡两岸都是移民社会，台湾的“根”在大陆，海峡西岸是他们的祖居地和渡台出发点。闽都民俗文化也随移民传播到了台湾地区，如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畲族服饰传统美术、闽剧、曲艺、福州评话、福州伬艺、寿山石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闽菜等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台湾就近通过海峡接受从福州以及大陆其它地方传承来的民俗文化。由于两地环境大体相似，所以在台移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台湾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移民，故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及其心理现象，实多保持祖籍民俗文化的传统。”［5］当然，由于海峡地理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民俗为了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而进行调整，形成了一些有别于中原习俗而有闽都特色的新民俗，这些新民俗与基本保留下来的老民俗一起，构成了海峡民俗文化区民俗内容的主要部分。海峡作为同一民俗区，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福州和台湾绝大部分原住民在远古时期同属百越的一支，与中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汉武帝征讨闽越，福州从此进入移民时代，炎黄文化不断渗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漫长的发展，至五代宋时期，形成自己特有的民俗面貌;与此同时，台湾仍继续着越人发展的历史，后来随着南洋群岛马来人及其他一些人种的入台，逐渐融汇形成土著民族及其民俗文化。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多山多水，台湾山地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二，河流短促，多急流险滩，使得内部交往困难，各地区相对闭塞，造成小地域性民俗的特点，许多神祇通常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域内，如闽江流域崇拜临水夫人、张圣君。而福州这种民间信仰特色被移民完整地带到台湾。

“临水夫人又称陈进姑、陈靖姑、陈夫人、顺天圣母、顺懿夫人、大奶夫人。相传夫人为唐朝福州罗源下渡人，或为福建古田临水人，本名陈靖姑，以法术行善于世，护佑童男童女及产妇的平安，专司护幼催生、护胎救产之职。又因其道行高超，亦能斩妖除魔，保卫地方平安。”［6］加上大陆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流传，形成了台湾丰富多彩的信仰祭祀圈，如福州城乡道路特别的地方，时常立有佛名碑。“台湾乡间公路旁，常见书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或木椿，它有镇百鬼压灾殃或供养之意。”［7］据1959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调查，全省共有寺庙3834座，各寺庙所奉祀的主神达249种。台湾各寺庙所奉祀的神明，来源于海峡西岸的福建、广东、江西和浙江。其中江西有张天师，浙江有普陀山观音菩萨，广东较多，有岳帝、祖师公、三山国王、观音等，其他都传自以福州为省会的福建。福州有童谣《月奶》:“月奶，月奶，你是大，奴是细，跪你一千零八拜，耳仔掏还奴，刀仔掏换你。”民间传说月亮会割小孩耳朵，老人都教小孩唱这首童谣，要小孩尊敬月亮，称之“月奶”。而在澎湖二崁古厝街巷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澎湖地方月娘祷词:月娘月光光，照着囡仔个脚仓，汝是兄，我是弟，毋通举刀割阮耳。”真有异曲同工之趣。福州市果是福橘，大年初一百姓喜欢送福橘，寓意吉祥如意。“每逢旧历过年期间，许多人家门口，总是挂着几个橘子，称为‘吊吉’，用以象征吉祥。在拜年礼节上，许多人总是喜欢到处送吉，以此作为拜年礼物。”［8］福州在两晋时期才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和民俗的影响，宋代中原民俗才在福州成型。中原北方因为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因而战乱不断，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常常造成民俗的超常态变化。福州在明清之前相对安定，很少战乱，所以中原移民在保持原有民俗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有关民俗方面的词汇，许多在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但却在福州方言中还保存着，如“筷子”称“箸”，“屋子”称“厝”，“锅”称“鼎”等。《诗经》中的许多诗歌，用福州方言读非常压韵，说明福州话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音。闽台婚姻习俗中的议婚、订婚、迎娶、完婚、回门等儒家传统的“六礼”，古老而悠久。葬俗中的搬铺、举哀、报丧、小殓、服丧、守灵、大殓、出殡、下土、做七等，大部分深受朱熹《家礼》的直接影响，有的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制。明清时期，大量福州人和福建各地人民移民台湾，使得福建的民俗在台湾占据了主体地位。海峡地处东南沿海，是近代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地区，虽然旧的民俗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从饮食、服饰乃至婚丧礼仪方面开始出现近代化，西服、咖啡、沙发、留声机等进入普通人家。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对台湾实行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民俗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很大，传统民俗仍占主流地位。而即便是日据时期，海峡两地仍保持着交往，台湾各宫庙的“沿革志”都记录着日据时期各宫庙到福州及福建各地祖庙进香的记录。“据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9］福州素有“陈林半天下”之称，而台湾陈林也占到台湾人姓氏的20%。福州的陈林与台湾陈林都认为自己出自河南光州固始，可见两地在血缘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地人民有着共宗共祖的血缘关系，民俗文化因此一脉相承。

二、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的凝聚力

“民俗是地域性族群生活习尚的经验累积，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凝炼出来的生存智慧，在长久风俗的熏陶下，约定俗成，并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指标与规范。”［10］海峡同属一个民俗文化圈，民俗文化非常接近。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文化越是接近的两个地区越是容易和谐、和睦、和平相处。可以说，海峡民俗文化是海峡和谐发展的凭借与支撑。两地在宗族、宗教、节庆、饮食、服饰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民俗，这种相同或相近的民俗也蕴涵了极为强大的凝聚力。“民俗文物是一个民族具体而普遍的民间物质文化，反映出民间基本的生活方式与风土特征，也是认识和了解民间生活历史和文化根源最好的途径。”［11］比如过去福州一些人家，夏天喜欢睡竹席，非常凉爽。有的还配个入秋装竹席的长竹篓，称“竹夫人”。台湾有“夏天卧室取凉的竹编抱枕。以竹篾六角孔编成中空圆柱形，由于孔隙粗大，能通风透气，夏天熬热，抱着睡觉不但消暑，更有一番滋味”［12］。闽都宗族文化非常兴盛，有些祠堂的修建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宋闽学兴起后，由于朱熹等人的倡导，宗族文化更加浓郁。到明清时期，福州百姓聚族而居的情况相当普遍，乡党文化发达。福州人移居台湾后，同一祖籍地的移民形成一股内聚力，结成比较固定的群体，仍然按照在福州时的传统，族亲聚居，乡亲为邻。各家族都会建祠堂、修族谱，并强调家族内部相互救济、扶助，为沟通血亲感情，还成立了各地的福州十邑同乡会。海峡岁时节庆习俗既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基质，又具备了独特的地域个性。两地节庆习俗大同小异。“台湾的岁时节日，和大陆各省相近，尤其和福建相似。……在大年初一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做不吉利的事，不能骂人，不扫地不倒垃圾，不吃稀饭，不能打破器物。”［13］福州简称榕，福州的市树就是榕树。而台湾澎湖县的县树，也是榕树。澎湖的通梁古榕，据说就是来自福州。相传，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春天，有一艘商船自福州南下，船经白沙岛与西屿之间的“吼门”时，不幸遇难沉没，只有一个盆景浮在海面，盆中是一株小榕树。这盆景由海潮带到通梁村保安宫前，被村民拾得，送给乡绅。乡绅认为榕树是海上死者精魂的寄托，就把小榕种在保安宫前，作为对罹难者永恒的纪念。福州和澎湖两地榕树同根，文化同源，可谓有缘。海峡地区气候温暖，水(海)产丰富，人们以稻米为主食，以水产品为佳肴。明代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引进了番薯，后台湾又从福州引入番薯，从此番薯就成为两岸缺粮地区的主食。海峡地区流行菜肴为闽菜和客家菜，风味小吃也独具地方特色。海峡地区茶肆遍布，并且有客来访，首先是请喝茶。两地人喜欢饮酒，酒尤以自酿糯米老酒最为普遍。海峡两地无论男女都有穿木屐的习俗，福州的一些澡堂至今还保留木屐。“作为一种鞋具，木屐的凉爽和防滑的功能，极适合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南方地区。台湾穿木屐的历史，最晚可追溯至清朝。”［14］海峡两岸的民俗活动相互交流和影响。比如:“台湾寺庙在元宵节或神明庆诞时，要准备以面粉、面线、花生或者其他食物制成的龟，摆在庙里供信徒掷杯筊乞龟许愿。”［15］2012年在福州高爷庙举办民俗文化节，专门请台湾澎湖民俗专家参与，进行乞龟活动。“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整体性。”［16］民俗文化的集体性又进一步促成了其共同社会圈的文化一致性。海峡相同的民俗文化有着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它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民俗文化的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是民俗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民俗文化的集体性蕴涵着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多年来大批台湾同胞不断返乡寻根，就说明这种一致的民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三、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海峡两岸作为同一个民俗文化圈，圈内的民俗文化交流虽然各方面都在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不足，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有待于解决。一是覆盖面不够。民俗具有区域全民性，它内生在民众的生活中。但两岸目前的民俗交流，还局限在点对点，或者是小片区的面对面层面，没有在两地民间全方位展开，覆盖面有限。二是交流平台少。两岸间的民俗交流基本上集中在文化部门之间和重点民间社团组织之间，形式也主要是互访和演出。三是内容不够丰富。民俗内容包罗万象，但是海峡两岸间的民俗文化交流目前还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技艺和节庆方面。

四、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建议和思考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地域文化的熏染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地方的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还被后人传承至今的综合性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交融，因此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力文明的产品和动植物界的产品相同，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说。”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特定区域中，不自觉地就会对所受的特定文明的感触和影响运用在创造中，写作主体认识自然而然地就根植在生长环境中的文明系统、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贯穿其间并生动地展示出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他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平凹这一作家书中所描述的十分富足的民俗文化资源，这跟贾平凹自身的自觉追求也脱不开关系。贾平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与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所以说，我国的农村民俗文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好比正处于热恋之中的情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积极的表现出在内心情感上的极大认同。贾平凹就会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便会将自己所在故乡的风土民情如同如数家珍般展示给各位读者，所以说在拜读贾平凹的小说时，会有感觉在读者眼前如同放置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与此同时还轻轻地在读者的耳边低声的讲述着流淌在小说血脉里面的民俗文化，民俗精神！

（二）传统文化的影响

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们又一次接过五四文学的大旗，把眼光转向西方学习和学习，但当多数人热衷于横向移植、学习仿照的时候，贾平凹却以纵向接受为根基，在传统文化的母体里罗致当代艺术的养分，用传统的审美方法和书写方法思考着当代人的日子，构建了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读贾平凹的著作，能让人感受到传统审美认识的厚重感。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能读到那为人称道的古典文学的涵养：志怪小说般的神秘感、《世说新语》的简练、《红楼梦》式的对平常日子细腻的描绘等。但是更加让人感到独特的还要算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认识以及跟当代文学的发展的联系而共同造就的共同的美学个性。民俗文化就好像是那些不小心被遗落在民间的珍珠被类似贾平凹这类作家们所悉心的拾起，并加以洗净处理，展现给各位读者，所以说民俗文化的精华给予了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不可言喻的想象空间。

二、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一）婚丧嫁娶民俗

一直以来，婚丧风俗是中华文明中不行短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区域风情面貌的特点，它集中打上了当地各色文明等方面的痕迹。婚丧嫁娶的风俗常常代表了当地大家的世界观、生死观、福祸观，代表了当地大家对传统的民俗文明的情绪。贾平凹通过在小说中描绘的当地的婚丧风俗，向读者展示了地方特色的乡土风情，从中窥视到在传统文明影响下其的民间价值观念。贾平凹的《秦腔》这部作品被公众们一致地说是我国乡土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的开始是一场婚礼，结尾则是一个葬礼。贾平凹的《秦腔》的里面讲述了夏家顶梁柱三兄弟的相继逝世的过程与随之发生的事件，内容十分的丰富多彩，应当客观的说乡土风情以及当地民俗文明在整部小说中里面展示得一清二楚。贾平凹小说《高老庄》里面的故事则是以子路和西夏回乡为父亲过三周年祭为依据编撰全篇的，同时作者还在人物出场时刻围绕着对亡人祭拜的风俗开展论述，使得文章更加的饱满。《鸡窝洼人家》这部小说介绍了两对夫妇相互交换老婆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低俗，落后的婚俗。贾平凹在其小说中描绘了当地各种各样的婚丧嫁娶民俗，通过他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村民的质朴以及故土商州的社会风尚。同时，他也正在以一些粗俗落后的婚丧嫁娶民俗批判和揭露了旧社会传统文化下的民间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

（二）民间信仰民俗

风俗文化中对于鬼魂的传说和灵异的故事举目皆是，对于鬼神灵异、存亡轮回、荒诞不经的描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同样熠熠生辉。而这些内容的描写无疑给贾平凹的小说增加了浓厚的神秘气息。作者在创作中所渗入的民间信仰习俗很好的构建了其小说的神秘色彩。《废都》开篇就出现了异象:无籽的土里长出奇花；天上一起呈现四个太阳；七条彩虹交织呈现于天空，这些都被智祥大师看作异兆，公然第二天法门寺就发现了释迎牟尼的舍利子，这些表象好像也是书中人物命运走向的预兆。智祥大师作的估测就是预知的一种。文中相同具有预知功用的还有牛母，她人鬼不分，踪迹怪异，睡在棺材里边，常常杂乱无章地说话，而她关于老伴坟墓受扰的预言却被证实是现实，不能不让人吃惊。预言这种崇奉方法在此得到神秘的体现。占卜也是预知这种崇奉方法的体现形式。孟云房在孕磺寺学习气功以后，自称身上有了气感，后又研究《邵子神算》，学习了卜卦，颇懂一些奇方异术并屡次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去向进行占卜、猜测。他占出庄之蝶官司的来龙去脉和“被缚”的命运；占出唐宛儿失踪以后的去向；占出书中几位重要女性的命运走向并且都能切中要害，猜测出本相，简直能将各自的境况和命运猜测得相差无。《古堡》里的有些村民认为一棵老树可以为他们驱灾辟邪，可以保佑他们平安无事，于是便吧它当作神灵一般供奉，纷纷烧香跪拜。民间流传的信仰方式使作品既充满了民间气息又充满了神秘色彩。贾平凹毫不吝啬的泼墨挥毫，尽情地描写民俗的真实事项，向人们揭开民间信仰民俗的神秘面纱，展示它的神奇与多彩，但是贾平凹也能够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去理性地审视和批判封建迷信陋习。

（三）饮食方面的习俗

围绕着民间的生活习俗领域的叙述上，作者如同就在贾平凹的小说里面直观的描述了商州人民日子的全貌，体现在饮食领域的讲述上，其作品中的“主食”依然充斥着商州区域的习气。由于商州这一特定的区域，主要的农作物就是小麦以及玉米，因此，在小说里面主人公们的饮食一直离不开：面，《古炉》里大家为改善日子吃碗面。配料则离不开辣子。《秦腔》里夏天智老是背着手去喊碗凉粉，放上辣子，蹲在角落里一会就吃完。《秦腔》里对吃文明的描绘是相当不吝啬的。在除夕的时候，一大家人围坐一起吃年饭，兄弟各家都会根据自己家里的条件预备上具有当地特色的饭菜；雷庆在光景好时，过生日时吃的就稍微显得铺张浪费些，这是在撑面子；白叟的周年祭该是啥样层次在作品中也都曾一一的仔细列出，完全的商州风味。《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便是用搅团作为他的午餐，虽然极其简单却吃得津津有味。通过饮食方面的习俗的展现，贾平凹一股强烈的商州情怀以及对成长的故土浓重的怀念油然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结束语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刺激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方面，由于一些旅游地区的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去大量的破坏传统，追求商业化的效应，这种做法导致了很多民俗文化的资源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不再展现出其原有的原始性特征2。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世界上的国家都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的变革之下，世界文化也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改变，再也不复当年的味道。同时还要注意一点，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产物，具有神秘性的特点，目前有的地区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对神秘性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在近些年中刚刚兴起的旅游方式，很多人对其认识度不够，在开发过程中便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比如产品的形式过于单一化，缺少创新性。除了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无法将民俗文化全部为游客提供出来。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旅游还缺少一定的市场营销战略，没有推出精品的产业，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另外，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将民俗文化应用在旅游产业中，也是一项艺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好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旅游地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反而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商业化的特点。甚至有些游客反映，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也沦为庸俗的产物。另外，也没有了解清楚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关系问题，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所有旅游地区的民俗文化大同小异，没有独特性3。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三、结论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理论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事象。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就认为“民俗是各种群体的基本文化构成，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基本文化成其为民俗，不在于它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在于它是生活文化。……民俗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式，人们基本的生活内容就是把生命投入到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中去。”卜湘玲等人在对民俗的教育意义进行系统研究后进一步指出“民俗是一种动态性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兼具生活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二者的复合体，这种特性对于社会秩序有着控制和规范功能，对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和道德情操也有重要作用。所以，这样的一种教育资源是对学校教育有力的补充，让学生在民俗教育中开阔了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价值判断，生成情感道德的需求，培育创新精神及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等。”而作为现代课程论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隐性课程则是一个与显性课程相对的概念。其最早由美国教育家杰克逊于1968年在《班级生活》中提出。“一般来说，显性课程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设置的，通过课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式课程。对显性课程以外的学生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教育因素加以整合、设计，便形成隐性课程。它不通过课表反映出来，不通过教师有计划的正式教学进行。隐性课程主要包括校园建筑、文化教育设施、文化生活、绿化美化和校风教风、学风班风，人际关系、心理气氛等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就是潜在性、广域性和非预期性，对学生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信念等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能促进或干扰教育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从理论层面来看，民俗文化的教育意蕴与隐形课程具有内在的精神契合，二者在理论上有着对接的巨大可能性。

（二）现实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的对接，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可能性，同时在实践上也有。从具体实践上来看，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对接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多元的民族文化空间为二者的对接提供了基础平台。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不仅仅具有数量、规模上的人口统计学意义，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社会纽带的建立及凝聚力来源。通常情况下，在排斥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在单一语言、宗教、文化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纽带，无疑只能导致对处于弱势地位少数民族权益的忽视和侵犯。而民族预科教育则是在包容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纽带的一种合理选择。从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预科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民族预科教育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各自拥有着独特民俗文化，进而构成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和一个多民族认同共存的文化空间。在这个大环境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彼此进行着碰触或交融。这就从客观上为民俗文化与隐形课程实现对接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平台。第二，民族预科院校的具体文化活动为二者对接提供了保障。为了促使本校的民族预科生能够在社会背景、地区差异、文化基础、语言环境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民族文化，目前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院校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拟筹建少数民族风情馆，通过宣传各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对学生进行无形的教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和谐相处。二是建立并完善民族政策宣传馆。在全面介绍各个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同时，也以一些具体的民族团结的实例对民族预科生们进行教育，并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他们。三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除了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课程之外，还开展一些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四是开展以介绍民族民俗文化为主题的知识讲座，宣扬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以及维护民族大团结局面的重要性。总之，民俗文化与民族预科教育的对接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有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预科教育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各族的民俗文化变成了一种隐性课程。它在引导学生在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理解和宽容，进而不断与其它民族的预科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尊重，从文化认同逐步走向文化自觉，自觉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

二、学校语境中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对接的实践

高等院校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以及其它一些信息的重要中介和落实民族预科教育政策的重要机构。从民族预科教育的实践来看，民俗文化往往借助或渗透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言行，并逐步具体化为校园和课堂中的语言、仪式和规范习惯等，进而隐于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并把这种影响和结果逐步辐射到社会上。而整体上来看，在民族预科教育实践中，民俗文化和隐性课程的对接主要包含校园文化和课堂文化两个方面，其中课堂文化则是主要表现为：教师依靠其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和谐校园文化的创建民族预科院校“多民族、多层次、多地域”的生源特点，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学校作为一个育人的摇篮，既能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递，又能促进异地、异域文化间的不断交流。而和谐校园则是“一个符合人性规律与教育规律构筑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全面、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例如江西的南昌工学院，该校已成为一个对多民族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的场域。为了对民族预科生进行全面教育，其十分注重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意蕴，并积极开展多项工作。目前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第一，设计具有民族文化意蕴、承载民族文化内涵的的校园物质环境。为了能够保证清真饮食习惯学生的用餐问题，学校投入1000万元兴建了面积为67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名学生同时就餐的高标准清真食堂，并且在该食堂全部聘用维族的红、白案厨师。第二，巧妙设计学校的精神环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学校在图书馆，教学楼建立了展示该校多民族文化的文化长廊，并组织预科生们进行集中学习。第三，创造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和谐的文化气氛。第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第五，营造多姿多彩的活动氛围，在校内外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各群体之间的隔离阻碍他们之间的交往，而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会妨碍社会关系的建立；群际之间的交往，即使不是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容精神的发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取决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校园氛围为民族预科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教育基础资源。预科生借助于学校提供的交流平台，了解和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增进对异民族和异文化的认同和包容，进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民族预科生个体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由于共享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评价和判断标准，就会在外在象征符号与实践行为中表现出与其他成员的同一性，这种共享的成分又成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纽带建立的来源。

（二）教师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地在民俗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7]而教师作为社会个体的成长经历，也必然要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或者道德，从而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承担“文化性知识掮客”角色。在理想状态下，教师的这种不曾见诸于教学文本的知识、技能或者道德，具有民俗文化底蕴的课程意义，进而逐步成为一种隐性的课程。具体到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其教育的特殊性，民族预科的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社会性教育职业的劳动者，其依靠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更是非同寻常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播教学信息的时候，除了传授知识、技能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些以特定方式呈现的非语言因素，其包括感情、情绪、表情、手势以及习以为常的腔调、仪态等文化序列，从而在具体的教学语境中实现了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的对接。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南昌工学院在抓好常规教学的同时，立足于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特色，逐步推进师资队伍的建设：第一，为满足预科生特殊教育的要求，该校每年在引进师资时都注重面向全国引进少数民族教师，目前仅民族教育学院就有30多名少数民族教师；第二，组织教师集中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使他们在提高自身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逐步意识到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从而在尊重、关爱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第三，鼓励教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学生的价值观，使民族预科生这个特殊的教育层次变得不再特殊。目前，南昌工学院已逐步培养了一批热爱民族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教学骨干，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更好地为民族预科教育服务。

三、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南京素称六朝胜地，十朝都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蕴藏，包孕着南京地区主要是汉族人群的共同心愿特征，代表着南京地区人群参与意识的选择。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属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因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社会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而形成独具金陵古都特色的民俗文化。

一、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简介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为甘熙之父甘福所造。后经甘熙等续建，占地达12000平方米，由三组五进穿堂式古建筑群组成，民间俗称"九十九间半"。还建有后花园、藏书楼，惜于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现存古建筑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位于南京市南捕厅15、17、19号和大板巷42号，这是一组具有典型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置身此地，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和古代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巧。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1986年开始筹建，1992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它是南京地区收藏陈列民俗物品、研究民风民俗、弘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198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4月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我国南方大城市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巨宅。

二、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开发与利用现况

1.资源整合与关联开发

2000年6月，根据国家建设部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的文件要求，在市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把南捕厅历史街区的保护作为一个整体项目上报国家建设部及省、市建委，并在次年初得了国家建设部的标准，将此项目列入国家财政部2000年度项目，由国家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共同下达了项目批文及历史街区专项补助经费。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述，相关部门现已确定南捕厅街区为南京10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从现状来看，南捕厅巷13、15、17、19号和大板巷40、42、44、46号保存了完整的院落形态，其主要的门厅、轿厅、大厅、后厅、后堂等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街巷布局合理，空间格局有特色，具有整体环境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根据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周边环境，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把以"甘熙故居"为中心，向夫子庙、江南贡院一带扩展，发展成为南京市的城市文化标志——金陵历史文化风尚街区。并制定政策明确指出，对其发展的重点应基于两个方面：在街区资源方面充分利用和挖掘南捕厅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协调好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开发旅游与改善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发展方面，联系新的背景条件和周边环境，从城市发展战略和旅游发展战略的层次上进行精心规划，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地方旅游发展与城市旅游战略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2.原貌修复

经维修专家发现，甘熙故居并非徽派建筑，也不是完全的苏式建筑，而是和南京本土的高淳、六合等地一样，有着南京自己的建筑风格，如门楼装饰较素，显得简朴大方，封火墙特别高大注重实用等，整个建筑反映了金陵大家仕绅阶层的文化品位和伦理观念。

一期工程范围内的南捕厅历史街区传统民居保护的主体部分，均为清代中晚期民居建筑，格局完整，保存较好.2002年9月28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动迁和维修，"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终于重新向市民开放。2006年5月，甘熙宅第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南京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甘熙宅第后期修缮及环境治理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6月18日，甘熙宅第主体部分修缮竣工，除原有的南捕厅15、17、19号建筑，又陆续复原了大板巷42、46号，和后花园、津逮楼等建筑，重新开放后的甘熙宅第完整重现了历史原貌。

3.民俗技艺现场表演与旧时习俗重现

在2002年时，刚开放的民俗博物馆内维修好的三组建筑群内，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以都市中产阶级居住文化为主题,分别推出了《南京传统民居复原陈设》、《南京传统民居建筑艺术》、《儿童专题陈列》、《老茶馆和票社》等展演展示活动和《明清紫砂精萃》等临时性展览，让人们感受到"老南京"悠远的文化韵味。

15号东偏院是老茶馆和票社的展览展示。"票友者，戏曲之友也。"---票友结成的业余演戏团体，素称"票社"。目前还有定期的票友活动。287南捕厅17号，梦回童年，这里展出的是南京地区传统的工艺、民乐和食俗。这里还摆放有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益智游戏，如：九连环、华容道、七巧板、孔明锁及斗草等等。此外，还有伴随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读物--小人书。这里所有的玩具和图书都免费向观众开放。

在15、17、19三个号的大厅中，17号的大厅造价比较高、工艺较为豪华。在修复时，工作人员仅在上面刷了些清油，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原貌。这里是皮影戏厅。四进和五进是传统民艺和民乐的展示区。民艺厅是五彩斑斓的民间手工艺品的世界，分云锦、刺绣、绒花、民艺结、茶桶、食格、石雕、木雕、花灯、剪纸、民间版画、绣品等十几个专题陈列。目的在于颂扬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以引起全社会对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的重视。

4.与各大高校实现基地共建，促进文化交流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作为南京市民俗展示的汇聚地，同时也作为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南京市多所高校进行基地共建，并举办了很多有推广意义的，同时也是弘扬了南京历史民俗文化的大型活动。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2003年4月与我校签署了共建协议书，证实称我我校得共建单位。自共建以来，我校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民俗民艺推广活动。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很受学生欢迎的民俗民艺进校园活动，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在学生中也掀起了一股民俗热潮。还有个各类型的讲座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举措以及举办的活动，不仅是对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一种广泛选宣传，这更是对于南京市民俗文化的一种大力推广。

三、已取得成果、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1.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硕果累累

如今的熙南里一带街区，已经成为南京市除新街口、夫子庙之后的第三大街区。这是南京市民俗资源的一大汇集地。甘熙故居是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型制最完整的明清传统民居建筑，现有旅客规模近万人次，发展潜力巨大。

就民俗博物馆自身而言，各建筑的修复以及场景的重现在不断的增加着游览的人数。而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也让民俗馆曾加乐于外界的各种交流与联系。而近两年来，相关的开发部门也已经在甘熙故居周围建立手工艺制作和交易市场。这将是一条类似于北京琉璃厂性质的商业步行街。在形成商业步行街后，牛角铺、银器铺、铜器铺、糕点铺、茶铺、刺绣铺、古玩铺、字画铺、文房四宝铺、颜料铺、乐器铺、布鞋铺、中药铺等中国传统精致手工艺品将云集于此。在这些店铺中，可以展示特色商品，展示制作材料和工艺，并出售制成品。同时，游客也可以亲自参与到制作过程中。

如今老字号店铺李顺昌、绿柳居等数十家已经进驻，甘熙故居之南的熙南里正以崭新的面貌举着古风遗韵迎接着各方宾客的到来。

2.开发中的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虽然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进行了修复与开发，但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民俗技艺的传承问题。民俗馆中很多优秀的老艺人都已年近古稀，但是谁能成为其接班人成了民俗博物馆的新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少人对它感兴趣并且能够热爱它学习它。所以，这些宝贵技艺的传承成为一项议题。

第二就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内部资金来源有限，而且日常的活动很多，还有民俗馆内众多的老艺人，这也成为如何在开发利用至于进行创收，也成为民俗馆的艰巨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四项建议。

一是对于民俗老艺人技艺传承问题，可以在博物馆内组建类似于老年大学或少儿艺校之类的学习班。对于有一些简单易学的手工技艺可以以授课形式教授给小孩或老人。

二是评事街民俗文化旅游一条街联动甘熙故居旅游开发，重点展示南京民俗风情。为了弥补民俗街经营效益不确定性，在再在熙南里一带开辟古旧家具经营与古玩市场，力争成为华东地区古玩的集散地。

三是利用甘熙故居已有的小吃文化，结合清真寺，开发回民饮食、特色小吃等，推出品牌，建立民族文化旅游线路，以反映出这里曾经密集居住过的回民及其特有的文化。

四是为了尽快收回、维修、使用全部"甘熙故居"古建筑，为南京增添一处新的文化旅游景点，应对民俗博物馆作大规模扩建。目的是全面开发"甘熙故居"，以展示中华文化的内涵，把这进而建设成为一个融文物陈列、旅游商贸、娱乐休闲、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

民俗文物和民俗事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晶，通过对民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使人们受到乡土艺术的熏陶，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引导人们树新风、弃陋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秦勇.南京民俗、民间文化的开发与保护[J].杂谈，2007，（5）.

[2]袁少芬.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3]陈刚.文化转型时期的价值关怀-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及价值重建[J].南京社会科学,1995(2).

[4]胡兆亮.文化资源价值的三个特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已得到初步发展

一是经营性质的演艺民俗文化活动逐步增多。如金沙县各个乡镇中，农民自己组建了88支农村文艺宣传队，有组织的进行付费演出，每场收取300～500元的演出费用，平均每年演出2000多场，其收入非常可观。二是民俗工艺制作和相关的娱乐场孕育而生。如雷山县把银饰和刺绣传统工艺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组成方式，培育民俗银饰刺绣产业，同时组织银饰刺绣人员学习培训交流。目前该县从事银饰品生产加工超过1800人，实现年产量50万件，产值8000万元，年销售额6000余万元;从事刺绣产品生产超过2000人，实现年产量12300余套，年产值400余万元。这既让民俗传统手艺得到了传承和保护，又实现了群众增收。三是以民俗文化为内容的经济成为贵州省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点。如雷山“西江千户苗寨”，来此旅游的人络绎不绝，这里的群众已主要依靠经营苗族银饰手工艺品、农家乐、服饰、芦笙、歌舞演出等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甚至通过这样的经营实现了致富奔小康。从贵州整体上看，其民俗文化产业市场正在逐步发育。贵州88个县市都存在民俗文化经营盈利的企业或者个人，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经营具有民俗特色的苗族银饰的苗妹银饰、酸汤鱼的“亮欢寨”等为代表的民俗企业，其盈利能力逐年增强，并形成了黔东南重要的文化品牌。而雷山县苗族青年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苗语电视剧《金钱惹的祸》，该剧当它投放到市场之后，特别受苗族聚居地区的苗族同胞认同，大家争先购买，创收极为可观。

(二)贵州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政府为主导

贵州省政府一直以来就特别重视旅游业的发展，从最早的扶贫攻坚战，到现在的“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发展主线，贵州省政府一直将旅游业列为重要产业来发展。历年来加大了建设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力度的同时，也带动了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以文化提升旅游业，以旅游促进文化繁荣”的良性互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快跑”。通过举办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吸引了不少旅游者前来旅游，民俗文化活动得到快速升温和相关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如开展“多彩贵州”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涌现出如侗族大歌、苗族银饰、苗族飞歌等民俗文化品牌，推动了该地区的民俗餐饮、民俗工艺品等快速发展，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创收来源之一。同时各级政府积极推介和引资招商，充分利用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平台积极推介，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举办招商推介会，招商引资建设民俗文化产业项目。在201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期间，贵州积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开展招商对接洽谈活动300余次，推介招商项目近千个，成功洽谈了签约项目101个，总投资575亿元。

(三)贵州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旅游业为主

贵州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研究旅游资源差异性，探索与周边省份(市)独特的旅游发展之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贵州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俗旅游在全省如火如荼地开展。《贵州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也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把贵州建设成为旅游大省，并进而向旅游强省迈进，将贵州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吸引力的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和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培育成贵州支柱性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及措施推动贵州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民俗旅游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以“民俗文化+旅游”模式的旅游精品线路，涌现了一批如黄平靓鸥桑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多彩贵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贵州晟世锦绣公司、天龙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等以民俗作为经营内容的企业。这说明政府虽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但是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间接使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乡村民俗文化歌舞表演、民俗文化体验、民俗文化商品迅速与旅游联姻，并得到快速发展。据统计，2011年，贵州省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5605.5万人，占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数的32.9%;实现旅游收入221.4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5.5%。贵州乡村民俗旅游已成为贵州旅游业的重要内容，并在贵州旅游业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攀升。

二、贵州民俗文化产业面临的问题

(一)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较为闭塞

贵州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身处在崇山峻岭之中，这阻碍产业资金、技术等市场要素流向贵州市场，市场要素的短缺，使贵州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面临来自当地经济发展、外部经济要素的冲击，特别是以经济短视行为作为诉求的产业开发，产品呈现档次品位不高、市场不畅通等问题。加之贵州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缺乏充分的要素市场支撑条件，未能形成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而贵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使孕育民俗文化市场的人才、资金等要素难以聚合，因此民俗文化企业也难以发展壮大。同时地理环境的闭塞，缺乏传播贵州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发展状况的长效机制，外界对贵州的知之甚少，认识层面较为肤浅，造成外部对贵州省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要素流入。

(二)人才跟不上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

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专业人才，更需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行家。目前贵州民俗文化产业所需人才现状是:理论人才主要分布在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专家、学者型人才特别稀缺。民俗文化产业实践人才主要来源于地方民俗文化传承人，但这些传承人很多是地道的农民，文化程度低，不懂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等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同时他们一边要忙于务农养家糊口，一边承担着传承民俗文化的重任。因此，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就难以跟上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相关民俗产品也难以满足市场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民俗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精通民俗文化、会经营管理、娴熟市场文化消费特点的复合型高级人才，但目前为止，相关贵州民俗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体制尚未建立，尚无设置有民俗文化产业的相关专业的高校。

(三)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薄弱

贵州属于西部欠发达省份，贫困程度深，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经济总产值、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居民消费水平等都低于周边省(市)，文化产业发展底子比较薄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培育市场。据2012年贵州文化产业统计，2012年底，贵州省文化产业单位共有8429个，其中法人单位7782个，产业活动单位647个;个体工商户27649户;共有从业人员23.2万人，收入386.19亿元，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52.0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22%。同时投入文化事业建设的资金力度不够，投入力度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较大，在西部各省市中，文化消费总量、人均文化消费总量都偏低，市场培育滞后。在利益的驱动下的文化产业盲目投入，不讲长期收益，没有把民俗文化视为产业作为市场主体培育。

三、完善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本人结合相关理论和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以下发展策略:

(一)民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协调发展

民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协调发展，即要充分利用旅游业先导与整合平台，全面激活民俗文化产业市场孕育发展，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同时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也助推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形成二者融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如在政府层面，各级政府要由建立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业发展的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制定两种产业的合作发展机制，解决市场壁垒、市场资金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在企业层面，要发挥各级工商联、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量大产业企业负责人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产业做大做强;在资源层面，建立民俗资源整合机制，加强民俗文化资源的整体开发，探索各具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模式，逐步形成立项目带动发展机制。在品牌建设方面，以典型带动机制，将两个产业中具有影响力的资源产品整合统一打造文化品牌，提高两个产业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并通过发展民俗节庆游、民俗旅游村镇、民俗遗产的静态展示平台，举办民俗动态表演、民俗生活互动体验、民俗风情游等形式延长产业链培育旅游市场，实现民俗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互动发展。

(二)以高科技为先导发展民俗文化产业新业态

根据贵州民俗文化资源的差异性和市场需求，走以高科技为先导的多种新业态融合发展模式，提高民俗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积极推进民俗文化内容创新，构筑贵州民俗文化产业的网络平台。围绕三网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新媒体发展的趋势，打造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网络平台。以网络为平台延伸发展，通过QQ、SNS、新闻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作为贵州民俗文化产业的宣传和营销渠道，一方面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渠道把民俗文化相关产品提前“售卖”给消费者，加大外省游客增加到贵州旅游消费的预期，刺激旅游消费的欲望。并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内容的特点，研究受众，加强与制作方、接收终端制造方、网络服务提供方等服务主体的合作服务于广大消费者，形成以高科技新业态下的民俗文化产业新兴发展模式。如发展民俗影视产业。将民俗文化与影视制作结合起来形成新业态，影视制作题材就有了不竭之源。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导、贵州日报报业集团、黔森影视文化工作室组织创作生产的电视剧《奢香夫人》，该剧在毕节的贵州宣慰府拍摄的过程中以贵州山水、民俗文化等贵州特色资源作为电视剧推进剧情发展、修饰人物的最基本元素，同时在期间巧妙地运用贵州传唱广泛的、原汁原味的民俗曲调，使整个电视剧到处呈现出贵州民俗文化独特的魅力。该剧在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20多个省级和地方电视台黄金时段与全国观众见面，获得各界的认可和好评。这无疑是对贵州民俗文化做了一次“隐性”广告，为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又如发展民俗动漫产业。以动漫形态来包装民俗文化产品，紧密联系现代创意理念，用动漫相关科技手段作为载体展现贵州民俗文化，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民族特色、贵州特色的民俗动漫产品。从政策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融合民俗，守护民俗，回归民间”为宗旨，加大培育专门企业从事贵州民俗动漫研发，加快培养动漫、游戏、影视动画的创作人才，以好民俗题材创造好动漫为目标，使之与消费市场对接，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并在尊重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借鉴民俗文化艺术好的表现手段与民俗产品相结合，努力将富有时代新意和特色创意性的设计思路，用于新题材的创作过程中，让动漫与民俗联姻产生新的文化“引爆点”，推动民俗动漫产业发展。

(三)树立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品牌

贵州分类整合全省民俗文化资源，实施民俗文化产业精品工程。在充分掌握全省民俗文化资源的情况下，挖掘具有潜在品牌价值的民俗文化资源，实施具有针对性、典型性、代表性的实施民俗文化品牌工程。将创意与传统有机结合，将外形与审美相结合，将内涵与价值相结合，以提高民俗文化品牌附加值。如苗族银饰在材质的运用、图案的设计、制作技艺的选择上紧跟时尚风潮、内涵丰富、材质独特，其品牌附加值就高。促进民俗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资本运作等，确保精品工程成功实施。并形成品牌的聚合效应、衍生效应和带动效应，带动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实施人才创意战略。品牌的核心在于创意，创意的支撑是人才，因此要树立人才至上的观念，加快人才队伍的建设。要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和培养一批民俗文化创意人才，使人尽其才，遵循民俗文化的规律，以民俗文化的精髓为主题创意包装，广泛运用多种文化元素、表现手法创新民俗文化产品样式，生产具有特色的产品、衍生产品，扩大民俗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充分发挥人才在民俗文化资源从整合到聚合、从聚合到提升过程的作用，让民俗文化产品获得新的生命力。同时要发挥创意人才对品牌传播策略的运用，根据现代传媒特点、受众关注点、市场需求，做好品牌宣传策划工作，强化民俗文化品牌。如雷山县把根据苗族聚居特点，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的苗文化中心，以苗族文化旅游为中心，通过媒介推销等整合传播手段，强化西江千户苗寨、苗族银饰、芦笙、苗年节等民俗文化品牌，先后荣获“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贵州十大影响力风景名胜区”、“中国苗族银饰之乡”等殊荣。这些都是其发挥创意人才的作用，准确定位，多渠道传播以提升品牌效应，并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集中力量打造国际影响力的苗文化商标品牌，以品牌带动产业发展，制定保护品牌相关法律，以富有传播优势的动漫、影视剧、视频网站等新业态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扩大其出口贸易、与跨国文化企业合作发展，共塑国际品牌形象。

(四)发展贵州民俗文化产业集群

走民俗文化产业集群之路，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强化园区的建设

培育民俗文化骨干企业，整合民俗文化资源，加强交通、通信、水电等硬件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物流、科研、制造、设计等服务机构。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打造民俗文化产业园区，通过招商引资、鼓励扶持等措施，培育一批民俗文化企业进驻园区，充分发挥园区的孵化作用将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民俗文化产品，让园区成为成果转化平台、产业集聚平台、投资融资聚合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创业孵化平台，形成园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最终实现民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2．充分利用旅游业带动发展

旅游业已成为贵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产业平台。贵州民俗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应延循旅游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以此为突破口。政府要在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扶持和培育民俗文化企业，培育产业集群骨架和体系。如以民俗工艺品为例，形成各种产品研发创意、制作、存储、分销、培训等环节体系，各个环节相互借鉴创新，生产强大的黏合效应。以民俗旅游为龙头，产业区为集聚平台，组建自我特色鲜明、不可复制性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如黎平、从江、榕江这一带苗侗文化较为集中，可以发展以苗侗文化的产业集群;在安顺、平坝有着保存完好的屯堡文化，可以发展屯堡文化产业集群;黔西布依族文化较为浓郁，可以发展布依文化产业集群，等等。全省形成以企业为基本单元，园区为骨架，旅游业为纽带，突破市场壁垒实现市场要素在集群之间自然流通，民俗旅游和集群内的民俗新业态融协调合发展，促推产业发展向集群纵深发展。

3．加强产业集群竞争力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继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近年来翻译界悄然兴起了一种比较新的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它是在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和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论为基础，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人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体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以“生态学”和“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是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译过程是一个适应选择的过程，译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即语言本身，语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际的需要如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翻译任务发出者的要求”，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其原则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评标准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生态翻译学是从全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其理论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三、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类别；广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265-04

广西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世居少数民族有壮、瑶、侗、苗、仫佬、毛南、水、彝、仡佬、京、回族等，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灿若繁星，异彩纷呈，展现出神奇而迷人的民俗风情，具有无以伦比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魅力。本文将从物质民俗文化如服饰、饮食、居住等；社会民俗文化如家族、生活礼仪、邻里关系等；精神民俗文化如、岁时节俗、各种禁忌、游艺竞技等三大方面进行论述，这对认识、了解和挖掘广西民俗文化资源，促进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发展民族区域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服饰、饮食、居住习俗文化

1.广西各少数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鲜明民族的表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

民族服饰记载着民族故事传说。民族服饰上的饰纹、图案和颜色，都有深远的寓意，记载着民族的神话、始祖的传说或民族信仰崇拜。如白裤瑶妇女衣背上所绣的方形大印图案，就是传说中当年被土司抢走的盘王印，绣在衣背上是寓意要世代铭记；男子白裤上绣制的是五条鲜红垂直线，则是寓意祖先与土司奋战时的手指血痕，也是对祖先的永世缅怀。又如融水苗族的服饰上有蝴蝶吉祥物，妇女胸前缀饰的银蝴蝶，表现了她们对女性祖先的崇拜。侗族服饰图案中的混沌花，传说是侗族创世女神在地上化身金斑大蜘蛛的花形变异，她创造了天地日月、动植物和人类，是创世主神。所以，服饰上的混沌花表示了侗族对母祖的崇拜。

民族服饰体现着民族风俗习惯。广西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在民族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如瑶族头饰是缠头和由缠头演变的三角形帽、尖塔帽等，足饰是打绑腿，这是因应环境而形成的。瑶族长年生活在大山深岭，山高林密，野兽多，戴三角尖帽可防兽害。另外，山中荆棘丛生，上山劳动或打猎，以布裹头，可保护头部不被树桠或荆棘勾伤，打绑腿则是防毒虫、毒蛇咬伤，还可清除腿部的疲劳。壮族男装一般为短上衣、对襟衫。裤子的裤腰头宽大裆宽，裤筒也很大，腰扎布带，头缠黑头巾，以赤脚为主，这也是方便劳动。毛南族男装为右开襟衣，下穿宽筒长裤，劳动时扎三角形绑腿，裹头巾，束腰带。女装是镶三道黑花边的右开襟上衣，下着滚边长裤。侗族女性的服饰多为短衣长裙，衣服的边角都配有花边和飘带，白褶裙层层叠叠，穿戴起来，特别绮丽多姿。

民族服饰蕴含着民族审美情趣。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多为单色布料，色彩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它积淀着特定的文化内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色彩喜好。壮、瑶等民族喜用红、黄、橙等明快的暖色调，具有温暖、幸福吉祥的之意。苗、侗、水等民族爱用黑、兰、白等淡雅的冷色调，则有庄重、力量和神秘的之意。各少数民族服饰的图形纹样很丰富，主要有名花佳木、益鸟灵兽和祥云流水等。这些图纹精心绣镶在不同的部位，表现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如壮族多用几何图纹和动、植物纹样构图，造型生动形象，写实性强。瑶族则以草、花、树、山等自然物为纹样，再饰以动物纹样构图，造型富于变化。侗族女性普遍爱好佩带银首饰，头挽偏髻，插银梳和银簪，两耳戴银环、胫着银圈、手戴银镯，胸前佩银链，背有S形银垂和六面银砣等，体现了独特的审美情趣。

2.民族饮食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广西少数民族散居于八桂大地，因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信仰习俗和食物品种、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习俗，创造了丰富的民族饮食文化。

民族饮食习俗独特而丰富。广西少数民族的主食大致相同，一般以大米为主，山区民族多食玉米，辅以薯豆。副食则丰富多彩，有鲜明的民族风味。如壮族在清明节或三月三，家家做五色糯米饭，吃五色糯米饭。五色是红、黄、黑、白、紫，除白色外都是用相关植物汁浸染，蒸熟后就成了五色饭。壮族人把五色饭看作是吉祥安康、五谷丰登的象征。又如瑶、苗、侗、毛南、仫佬等族都有腌制酸食、爱吃酸菜、酸肉的习俗，几乎家家有酸坛制酸品，日常饮食是无食不酸。瑶、苗、侗族有“打油茶”的习俗，油茶既香甜可口，又消食健胃，驱湿避瘴，深受各族民众喜爱。

民族饮食规矩和禁忌习俗。各民族在饮食方面都有自己的规矩和禁忌，形成了独特的习俗。如壮族人进餐时，父母坐正座，两侧是儿女，媳妇坐在公婆对面。瑶族人在饭桌靠神龛一侧上位设虚座，不坐人，以示对祖先的崇敬。瑶族人忌讳吃狗肉，传说犬是瑶族的图腾，奉为神灵，因而世代忌食狗肉。毛南族吃饭时，不能用筷子敲打饭碗，不能谈丧事和不幸的事，若在饭桌边打烂碗、杯，认为是一种不好的预兆。苗族有“分鸡心”的习俗，餐桌上主家会把鸡心或鸭心夹给客人吃，意在交心，但客人不要独吃，要与主家分享。如若客人独吃，则被主人认为难以交心。

3.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形式因民族不同而不同，民居建设各具特色，顺天循理，不违自然，蕴含着深厚的传统习俗。民族村寨往往依山傍水，沿水而居。因山岭陡峭，常年潮湿，草深林密，又有毒蛇猛兽的危害，所以，房屋结构多为干栏式建筑。

民族聚居形态各异。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因地形地势、气候条件和的不同而形态各异，但总体特点是靠山沿水，村后有山林，村前视野开阔，背风向阳，邻近是田地、河流，方便村民生活劳作和出行。壮族村落的地势比较高，或坐西向东，或坐北朝南，通风向阳。认为朝向东南易得暖风阳气，人畜兴旺。壮族一般是同姓聚居，村落大小不等，大的几百户，小的十多户。瑶族村落往往是依山势排布，据险而居，或在山腰坳顶，或在山脚坳下。因山高林密，不讲究朝向，但以靠近水源和田地为好，村落一般有十多户，也有二三十户，多是血缘关系。毛南族是同族、同姓聚居，一般不与外族、外姓杂居，村落房屋分散，各家互不相连。不同的聚居形式，展现了不同的民族生活习性和风俗。

民居构造体现南方民族风格习俗。各少数民族的屋建筑形式以干栏式竹木楼房为主，这种建筑以竹木做材料，粗直的树木做柱子和大梁，屋顶盖着茅草、杉树皮或瓦，周围用竹片钉好糊上泥巴为墙，也有用砖石从地面砌封起来。建造干栏有一套传统仪式，首先是请地理先生定方位，择吉日请木匠师傅到家，置办酒席供奉鲁班。祭祀后，木匠在第一根柱上打一条墨线，叫做“开墨”，然后才正式动土开工。干栏一般是两层，上层住人，中间是厅，中厅正后上方设祖宗灵位，节日时供奉祭祀，祈求祖宗神灵保佑全家安康。左右两边是卧室，其中夫妻各居一室，沿袭古俗；下层关养牲畜、家禽和存放杂物，也可安舂碓或磨坊，方便加工粮食。干栏式建筑因其通风干爽宜居，又能防备毒虫猛兽伤害，而为山区少数民族世代喜爱。如今虽有部分民居使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结构形式也有变化，但仍大致保留着干栏的结构形态，传统生活方式和居住习俗依然有很深的影响。

二、宗族关系、人生礼仪和交际习俗文化

1.广西少数民族一般以血亲为纽带，构成家庭房族，几个房族构成一个家族，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房族内禁止通婚，清明节共祭祖宗。

宗族关系构成习俗。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地理和习俗的原因，社会关系构成都比较单纯，就是以血亲为纽带形成代际分支，构成家庭宗族关系。家族内部较少利益冲突，比较和睦，集中家族力量，可进行宗族活动，维护宗族利益。如壮族是以五代血亲为房族，聚居同一村寨。房族内有婚丧庆吊诸事，各家自觉出钱出物，相互帮忙。壮族同宗共认相同远祖，一般有祠堂，祠堂是族姓的标志，也是宗族凝聚的象征。每年祭祀，缅怀祖先，共聚相欢。侗族也是族姓聚居，诸事相帮。除祠堂外，侗族还建鼓楼，是族人集会议事和娱乐场所。大节气要祭祀祖先，族长念族谱，叙述祖先功业，告诫后辈毋忘祖上，延续祖德祖功。

民族内部的伦常习俗。少数民族的伦常规矩，多受儒家思想影响，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如壮族伦常明定，房族内禁止通婚，若有败坏门风、族风者将受到惩罚。通奸或为非作歹者，受族人大会的苛责斥骂，甚至捆绑怒打，使其颜面扫地，无地自容。仫佬族宗祠议事时，全凭族长公论，若宗族敬祭无故不到，要革除家祠，极为严厉。家中老人寿终，三年期满，送神位入祠堂，但要设筵宗祀，新神牌位才能入龛，如若不遵，不准入龛祀奉。族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分，为尊者以德服人，下卑者明事知理。同姓不许谈爱通婚，如违族规天理，公议逐出，不准归入祠堂。

2.广西少数民族的婚嫁、寿辰、丧葬等人生礼俗。因居住环境、生活习俗、传统习惯和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呈现出神奇斑斓的色彩。

婚嫁礼仪习俗。各少数民族婚恋习俗，各成其规，各有其趣。受传统明媒正娶习俗影响，即便自由恋爱，也要按传统礼俗来定亲成婚。如壮族说媒，有发媒、闯门、踏门、架桥等过程。瑶族的说亲简单有趣，男家托媒人带八个红鸡蛋到女家说亲，女家如同意就收下，然后把红鸡蛋敬在神台，再分给家人和亲戚吃，亲事就定了。仫佬族遣媒求亲，先约定相亲时间，双方互看人品长相，如满意，再看其家境，若无意见，即以八字合命，问卦算命，如无不吉，婚事即定。瑶族婚礼仪式很讲究，无论嫁娶都有几十人的送亲、迎亲队，婚礼当晚，喜宴后，举行拜堂仪式，供桌摆着五荤五素供品，点着红蜡烛。新人向天地、祖宗灵位行十二大拜、三十六小拜。再向祖父母、父母行十二大拜、三十六小拜，婚礼才告结束。苗族婚礼前一晚，新郎与两个同伴到新娘家接亲，待到夜半，从小路把新娘接回家，尽量不要被生人发现，否则就不吉利。到家后，新娘先住隔壁家。次日，才接进男家，吃了用麻绳绑的酸鱼，就在男家开始了新生活。

奇特的人生寿辰习俗。广西少数民族对人生寿诞很重视，庆贺的形式也与众不同。一般是六十岁开始做寿，逢十年做一次寿。因环境条件和习俗的差异，庆寿的规模形式和寿礼各不相同。一般诞辰寿礼大致有：鸡、鸭、酒、肉、果、饼、寿米、寿、寿衣、寿饰、寿帽、寿鞋、寿帐、寿屏、寿镜、寿匾、寿联、布料、玉镯、红包等等，壮族做寿也有以棺材或寿材这样独特的物品作寿礼，其意在保佑老人健康长寿，是一种备棺充寿的习俗。仫佬族要做增寿衣，择吉日请名裁缝主持开剪仪式，以一只猪头、一只鸡、一匹布祭祀祖先，裁缝用银纸做成花红插到香火炉上，表示主人已到寿年，再剪一小片布料贴在花红上。祭毕，开剪裁布制作寿衣。寿衣平时不穿，送终时才穿。

神秘的丧葬习俗。广西少数民族历来重视孝道，对长辈不仅在生前尽孝，逝后同样是视死如生，以敬畏之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过程烦琐而神异。在老人病危弥留之际，先抬到地上的席子，不能在床上断气。老人去世后，先洗浴净身，然后穿上寿衣和寿鞋，盖上白布，待吉时入殓。入棺忌哭，不能让眼泪滴在棺内或逝者身上，否则就不吉利。遗体盖着寿被，棺面再用被单或毯子盖上，棺前放长明灯，摆着灵牌和供品，孝男、孝女披麻戴孝守灵尽孝，哭诉逝者抚育之恩和失亲之痛。出殡时，道公随棺送葬，沿途撤米、谷、纸钱。孝子捧灵位、持孝棍，走在送葬队前。少数民族普遍实行土葬，也有捡骨葬、火葬、凶死葬、冥婚葬等葬俗。棺木下葬时，孝男孝女在跪坑前，道公念咒，把棺放下坑，孝子撒上第一把土后，众人才挖土掩埋。服孝期间，至亲不脱孝服，夫妻不能同房，不坐高凳，不外宿，不赶圩，男不娶，女不嫁，不剃发，不参加歌圩等，灵牌到守孝期满才焚化，表示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对逝者的怀念敬重。

3.广西少数民族虽生活在偏僻山区，但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民族交际礼俗和社会道德习俗，并世代传承，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朴实的社会交际习俗，广西少数民族素来好客，热情大方，讲究礼节，社会交际真诚朴实。如壮族人与陌生人见面，往往尊称对方伯父、伯婆、大叔、大婶、大哥、大姐等，客气而有礼貌。对来家的客人，不管认识与否，都请到家歇息，待之以烟茶。如若招待客人吃饭，还把鸡头鸭头夹给客人吃，以表敬重。侗族待客人也很友善，男主人会热情陪客说话，女主人则忙着打油茶，然后双手捧上，恭请客人品尝。仫佬族与人交往，常以歌为礼，以歌交友，半路相逢，也会邀请对唱。客人到家，酒足饭饱后，也是相邀对唱，以尽主家情谊。少数民族的交际习俗没有虚假的客套，完全发自内心真诚相待。因此，民族间十分和谐友好。

行善尚义的道德习俗。广西少数民族民风淳朴，好善尚义，乐于助人，彼此尊重，对世代传承下来的规矩有普遍的共识和默契，都是自觉维护和遵行。如壮、苗、侗族自古就有打标记的习俗，在割草、砍柴、开荒、拾粪、打鱼等时，只要对所属之物打上标记，如挽一个草结、插一根树枝、挖几块泥土，就表示其物已有主了，后来者看到标志，就会走开，即使是周围无人，也绝不会拿走。否则，一辈子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瑶族也是忠信厚直，相互间从不防备，平时外出，从不锁门，只用一根木棍横在门扣上即可，不必担心有人进家偷盗，地里的瓜果也不会有人乱摘乱拿。借钱借物，只是口头说说，不立契据，借用的人也会自觉归还。村寨里哪家要建房或办婚丧大事，都是全村帮忙，慷慨尽力，一点也不计较。

三、信仰、年节和游艺习俗文化

1.广西少数民族是多元化信仰，崇拜多神。遇事多占卜问鬼，求神拜佛，有浓郁的信鬼好巫习俗。乡村重建宗祠、庙字，修造祖茔。村寨普遍有庙宇，四时奉神，烟火不断。

信仰习俗多元化。各少数民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星辰风雷、山水草木都有神灵，会显示灵异。如壮族村边都有神树或神山，村人供奉膜拜，祭以香火，祈求保佑。瑶族砍山、伐林、狩猎前要先祭山神，求神赐福，对火神、水神也很敬畏，火堂终年要留火种，表示有火神的福佑。新妇过河过桥，要丢几枚钱币到河里，祈求水神保佑平安。各民族普遍崇拜地方守护神和民族守护神，敬奉社王、土地、灶王、雷王、玉帝、观音、、莫一大王等。受道教影响，有的建玉皇庙，四时供奉。佛教影响大的地方，以如来、观音为天神，建有观音庙或观音阁，每年也是香火不断，祈求神灵消灾赐福。

崇拜祖先神习俗。广西少数民族家庭，一般都在厅堂正中后壁前安放神龛，神台下有供品桌，逢年过节都要以丰盛的祭品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全家。老人过世后，在举行葬礼的同时，在家中神台下立逝者灵牌，每天供奉，三年期满，烧掉灵牌，列入祖先神位，享正常祭祀。瑶族也设立祖先神位，每年过节烧香供奉，如搬家，还要把祖先香炉带走。仡佬族祖先神台忌放杂物，否则就是对祖先不敬。毛南族习俗，过节时，大人小孩要烧香跪拜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平安幸福。

2.广西民族民间节庆繁多，每年大节有十多个，小节上百，可以说无月不节。节庆涉及生产、生活、宗教和民族历史等，或娱神，或娱人，或兼而有之，形式多样，极富民俗风情。

隆重的传统大节。广西少数民族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全国性大节中，其过节习俗与汉民族已渐趋同化。但有些传统大节，仍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色。如社日祭祀，社日分春社和秋社。春社祭祀社坛，祈求社王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秋社时，村人聚集社坛祭祀，酬谢社王，庆祝好年成。还以糯米饭拌猪血做血肠，煮熟分给各家吃，以此兆示村人家家兴旺。侗族春社有做艾糍的习俗，认为艾草是报春花，吃艾粑就表示开春。秋社则杀猪祭社，酬谢社王，全村一起聚餐。仫佬族社日，把猪肉切成块，用竹竿串好挂在社庙两边祭祀。然后把社肉分给各家，以示得到社王保佑。农历七月十四是中元节，传说这天阎罗王要打开鬼门关，放出鬼魂到阳间寻找衣食。因此，人们要祭鬼、赶鬼，要在大门两边插上桃枝和茅草，阻止野鬼进家作祟。晚上到村头路边烧香烧纸，摆上祭品，让鬼魂吃穿，不再作祟害人。中元习俗体现了民间百姓的精神信仰，是最有影响的观念文化。

奇特的民俗节日。各少数民族都有许多独特的民俗节日，体现出浓郁的民俗风情。如壮族有蚂拐节、牛魂节、铜鼓节、三月三歌节；苗族有苗年、芦笙节、跳香节、斗牛节、拉鼓节；瑶族有盘王节、达努节；侗族有侗年、花炮节、冬节；仡佬族有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族有哈节；仫佬族有依饭节、牛马节；彝族有跳公节；毛南族有分龙节等等，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令人赞叹。如蚂拐节是壮族古老的祭蛙求雨宗教性节日，大年初一人们把捕到的第一只青蛙奉为神灵，再由捕蛙人主持抬蛙、祭蛙、葬蛙等神秘仪式，祈求蛙神普降雨水，保佑好年成。苗年是苗族传统节日，全家要团聚守岁祭祖，由老人作祭词，敬念祖先名讳，每念一位往门外撤几粒米，再烧纸钱，洒酒祭祀。鸡啼时放鞭炮贺新年，清晨，男人和小孩要赶鸡鸭猪牛羊进栏舍，妇女到河边或水井挑新水，以兆示新年畜禽兴旺，五谷丰登，家人康泰。苗年还有斗牛、斗马等传统民俗活动。这些民俗节日虽说千奇百怪，但却能展现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生活面貌，是民族特性的重要内容。

3.各少数民族游艺歌舞，是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

丰富多彩的游艺民俗。游艺民俗是少数民族群体智慧的结晶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但可愉悦身心，而且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游艺活动中的规则要求，使人们懂得相互之间要默契配合，要讲究规矩和原则，才能达到目的，促进和谐。如打磨秋就是一项民俗游艺竞技活动，先把一根粗木作桩固定于空地上，再用一根长约六米的木杆横立在柱顶上，使两边等长能转动，转动时两头时上时下，犹如推磨，故名之。竞赛时，横杆两头人数相等，双方推磨秋一起转，跑几步后身体匍匐在杆上，随杆旋动起伏，落地一方用脚蹬地，使杆弹起并向前推移，旋转时可边唱山歌，如手伸开不扶杆子，也能娴熟地上下旋转，就比出了高下。这项游艺有很强的娱乐性，同时也很讲究团队的合作。这些千姿百态，风情各异的民俗游艺，极大地丰富广西的民俗文化。

多姿多采的民俗歌舞。广西少数民族的山歌、舞蹈、戏剧等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内容丰富，或以歌传情，或以舞表意，展现了各族人民多姿多采的生活情景和朴实开朗的思想情感。如壮族民歌就有古歌、叙事长歌、生活歌、劳动歌、仪式歌、情歌等。在传统节日，或是婚恋嫁娶、生子、新房落成等喜庆之事，壮族人都喜欢以歌相庆，表达喜悦之情。其他诸如侗族大歌、琵琶歌，瑶族盘王歌、蝴蝶歌、酒歌、拉发歌等等，也都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生活信仰，闪烁着民族智慧与民俗内涵。各民族还有以舞蹈来表现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习俗。如壮族的绣球舞、茶舞、捞虾舞、师公舞、鲤鱼舞、白马舞、斑鸠舞、白鹤舞、鸿鹄舞、金鸡舞、斗鸡舞、龙鱼舞、蝴蝶舞、翡翠鸟舞、猫舞、凤凰舞、板鞋舞，瑶族的铜鼓舞、跳猴舞、龙灯舞、白马舞、山郎舞、雷王舞、三元舞、灶王舞，侗族的多耶舞、巫师舞、春牛舞，以及苗族的芦笙舞、板凳舞，毛南族的木面舞、仡佬族的牛筋舞、水族的斗角舞、京族的花棍舞等等，举不胜举，充满着生活气息，表现了各民族绚烂多彩的民俗生活。

总之，广西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无论是五彩缤纷的民族服饰、味形兼具的饮食习俗，还是淳朴崇礼的礼仪信仰、异彩纷呈的岁时节俗，抑或古朴简约的民族歌舞、神奇独特的婚葬习俗等等，无不令人神往，不愧为民族文化中一枝绚丽的奇葩，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朱从兵，钱宗范.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民族发展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2] 王献忠.中国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书店，1991.

[3] 覃德清.文化保护与民族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教材对民俗文化渗入的限制

首先，当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过于空泛，缺乏适用内容。当前的中国民俗教材有《中国民俗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节日与民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教材除了个别版本附有多媒体教学光碟外，多数都只是书面讲解，不足以表达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力。体例也和语言教材相近，分章节介绍的形式较适用于环环相扣的层层递进式教学，而民俗文化教学，则应多以专题形式出现，才会让学生们保持新鲜感，活学易用。其次，教材中对民俗文化元素关注不够。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来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阅读教程I》（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韵味：中国文化泛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谈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是对于文化讲阳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内容很少见。作为文化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第三，教材没有体现民俗深层教学意图。当前教材全部是从拜访、礼俗、禁忌、饮食、节日、见面、送别等民俗事项入手，忽略了实际效果的反馈，忽视了内在的民俗文化知识的深层次立体介绍，难以让学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甚至让学习者对学习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内容感到索然无味。

（二）教师专业素养对民俗文化渗透的影响

教师对于民俗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很多汉语国际教育院校都将民俗文化课随便安排，几乎没有专业的民俗学教师。不少人认为民俗属于生活，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细微小事。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随便一说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课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闲聊的时候可以随意，但上课则必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民俗教学是一门严肃认真的课程，需要理论指导和框架支撑，绝非一时兴起就决定讲课内容或者心血来潮便能办讲座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方能让异域学生感受到同异质的文化，让学生对民俗文化和汉语知识更感兴趣。要时刻多了解本民族的丰富民俗文化，否则将出现被学生问倒的尴尬窘境。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师妥善处理文化冲突，也容易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渗入的民俗文化内容

（一）俗语中的民俗文化

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俗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传递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语中，能够反映民俗语义的词汇有很多，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俚语、惯用语等，能反映民俗的数不胜数。例如：“二百五”“东郭先生”“马大哈”“炒鱿鱼”“铁公鸡”“绿帽子”“黑吃黑”等。还包括问候语、祝福语、道谢语、禁忌语、委婉语等，如：“请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龙套”等。由此说明，民俗词汇的生动形象是很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向学生讲解词汇的深层民俗含义，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民俗词汇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强其语言感悟力。俗语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汉族人“结婚”时常常说“请吃糖”，这里就体现了发喜糖的风俗习惯；近邻日本人却说成“请吃馒头”；韩国人则说成“请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词汇完全不同，但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又如汉族过的“清明节”，即“二十四节气”之一，要在这几天里扫墓和踏青。其他还有“春联”“冬至”“端午”“闹新房”“做寿”等等。

（二）古典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常需要通过民俗心理、时代背景的深层挖掘才能使学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准确使用。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有精卫填海的悲壮举动，更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有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汉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动植物意象来体现人的美好品格。这一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学生相对比较好理解，例如韩国也同样喜欢以兰花来比喻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教师在讲解“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时候就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不同文化圈的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会对其产生误会。此类民俗内容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应适当加以注意。

（三）风俗习惯

中华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外国友人与中国朋友初次见面时，常会被问起年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等等个人信息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主动为没有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介绍异性，这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的范围，属于不礼貌的行为，而在中国却很正常，甚至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关心、显示亲近的方式。所以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不仅应该透彻了解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更应该多多涉猎“异域风情”，与外国民俗文化多作比较，找出共性与差别，才能较好地理解外国人的民族心理，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学生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进而了解民俗词汇，最后轻松愉快地学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三、民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民俗文化教学与渗透的常用方法

俗语对于教学中民俗文化渗透而言既是内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语的意义比较好理解，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有些则需要在课堂中有目的地介绍一些涉及俗语或民俗词语的历史名人及其事迹，以此使学生了解民俗词语或俗语的本意。可以用归类法介绍与人名有关的成语、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既生瑜、何生亮”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产生兴趣，进而去读《三国演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义词归类。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妈”“太太”“夫人”“贱内”“拙荆”等一系列汉语中表达“女性配偶”一义的词，我们可将其归为一类，通过形成要素、地域等分类标准将一些俗语归为一类，集中教学。又如谐音类的民俗，我们常常在年画中会看到蝙蝠、鱼等动物图案，分别语义“福气临门”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这四样东西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贵子”，花生又有寓意为“花插着生”即儿女双全的意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因为谐音“分离”；送别人礼物不可以送雨伞、时钟，送男士礼物尤其不可以送乌龟或者是带有乌龟图案的东西或者是绿色的帽子等。

（二）风俗习惯教学

民俗学的解释：中国婚俗为图喜庆、吉利，多为红色，加上吹吹打打声势极大，如此显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盯上新人。为了防止“脏东西”骚扰，就在井盖上铺上红纸意图平安；原本红纸上没有东西，但是一旦有风红纸即被吹开，难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红纸上摆上苹果（苹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变为红色砖头代替。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必然出现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较。而学习者的目的多样，有的真心仰慕中华文化，希望能够多学习，完全融入当今中国社会，也有的只是学汉语，将民俗文化仅作为提升汉语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至于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他们。作为引导者，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态度和选择。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际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称呼语的使用，在中国的北方，很多人习惯用亲属的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以示亲近，但外国人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反过来想，若他们真的称呼我们二叔、大伯，我们听起来也不自然。又如中国人的送礼方式。在讲解的时候应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礼和收礼。比如我们常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这三个“意思”是否一致？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让学生觉得感兴趣而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再如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上联是贴左边还是右边、春联上下联的平仄、春联内容与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着贴等等，都应提醒学生注意，逐一进行了解和掌握。

（三）从文化精神出发展开民俗文化的渗透

有的学生仅仅是为了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或者是对中医十分感兴趣，就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将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现象同本国的文化内容相对比，甚至有时要将两种文化一分高下。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对两种文化的内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师拥有一颗平常心，在学生的思想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断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中的诸多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毕竟尚未能够成为让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具体的民俗现象极富民族特色，差异让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惊异，而相同使人类得以沟通。我们习惯将差异性当作重点，常忽略同一性与相同点，这是不可取的，二者协调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礼物时，西方人习惯当面打开礼物并赞美一番，而在中国这样做会显得主人贪婪、无礼。在中国人家里吃饭时，不应把饭菜吃得精光，否则会有失礼节等等，诸如此类。

针对不同地域的施教要因人制宜。朝、韩、日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中国很相似，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除了语言不通（日语尚存在很多汉字，韩语、朝鲜语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汉字词，很多词汇的发音甚至语法都和粤语很相似），待人接物的法则差别相对较小，可以使用成语、歇后语、典故等具有深层次引述作用的民俗文化概念。教师可以相应地多讲一些打招呼、做客、送礼、请客等关乎生活礼节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是学生关心的，也是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运用的。

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少数民族 民俗旅游 产业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3931.12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452万人，占38.97%，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贵州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种民族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

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相映衬，多层面地呈现出当地世居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悠久深邃的神秘基因。“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多彩贵州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何加快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和旅游业对拉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来阐述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资源与市场是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基本条件

1.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慨况

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四个大类:①经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生产性民俗文化；B、交易性民俗文化，；C、生活性民俗文化。②社会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社会礼仪民俗文化；B、家族民俗文化；C、村落民俗文化；D、民间组织民俗文化；E、历法和时节节日民俗文化。③信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巫术、占卜类；B、民族宗教活动民俗文化；C、民间禁忌超自然事物。④游艺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体育竞技民俗文化；B、民间杂艺民俗文化；C、民间艺术类民俗文化；D、民间口承语言民俗文化。

从旅游业的角度和旅客感知方式，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又可以划分为五个大类：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次的研讨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辅助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以上论述可见，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一是种类多、内涵丰富，二是分布广且相对集中连片，三是原始性和神秘感强，四是特色浓郁、别具一格。所以，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潜力大，可打造多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适应各层次游客的需要。

2.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国际旅游游客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到2010年世界旅游人数将从2006年8.42亿人增长到11亿人，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亿人。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兰贾利指出，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并同美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他还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取代西班牙居第二位，到202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从国内旅游需求来看，我国大规模的国内旅游态势已基本形成。如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界始料不及。据统计，7天内，全国的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八年后的2007年“五一”、“十一”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已达到1.42亿人次，旅游收入648亿元。

贵州国际国内游客总量也呈持续增长态势。2007年1―9月贵州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比本省人口还多出1000多万，旅游总收入330亿元，同比增长47.8%，在西部各省名列前茅。全省220余家星级酒店的5万多个床位，日日爆满，许多散客一房难求。

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重大意义

1.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收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建设积累资金、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和加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其次，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较高、带动性较强的龙头产业，开发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景观修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工艺特产、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广播宣传等行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再者，国际客源流向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游客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高收入地区流向低开发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大多数地区经济都较为落后，开发旅游业，可以从国际国内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地区的游客身上获取一部分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形态转化，从而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连锁反应”作用，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2.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调整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所依托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要相互协调配套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其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促进和带动与旅游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配套发展，使原来聚集程度很小的第三产业及第二产业相对增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低效益向中层中效益甚至高层高效益升级。据有关资料表明，每增加1名旅游从业人员，需增加4～5名间接从业人员。因此，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人口直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人文资源的传承和保护

贵州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发掘新的旅游资源，从客观上要求保护自然环境、恢复和修葺原有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不仅要大力开发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配套的自然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自然风光、野生动物资源，建立和开放相应的自然保护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整理和提炼那些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舞蹈戏曲、音乐美术、民间技艺、服饰饮食、接待礼仪等民族旅游资源，使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得以永世留芳。发展旅游业，要求旅游环境质量要优于一般环境质量，因此，必然要求旅游区维护和恢复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整理和发掘人文风情，而这些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可以起到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4.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和谐团结进步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贵州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谐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现代旅游，实质是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可以有效地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所处的文化封闭状态，使之经常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不会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发生变化，反而会更加有效地保护当地文化的传承。通过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进步。

三、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交通不便，旅游通达性差。2.当前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档次低，效益差。3.部分景区遭损坏，一些珍贵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濒临失传。4.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不完善。5.贵州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尚处在“地处深山少人知”的状态，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四、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1.改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环境

(1)转变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营造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氛围的同时，运用科学发展观，联系当地实际，由政府统一协调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

(2)优化投资环境，坚持自筹资金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资源，顺应国际国内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趋势，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

(3)在坚持保护为重点的前提下，挖掘、整理、开发优秀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把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如民间传说、历史名人、民居建筑、民族风俗以及曾为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件）转化成现代文化创意和项目策划，以文艺的手段借助传媒打造成“旅游名片”。

(4)加快旅游公路的建设步伐，公路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注重旅游公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破区域界限，联合组织策划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举办推介会、旅游艺术节等形式展现旅游形象，吸引招徕国内外游客，开拓市场，促进市场互动。

2.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培育旅游购物市场

(1)利用贵州丰厚的民俗文化积淀，选准资源“亮点”，实施集中开发优势项目，合力打造民族特色品牌，以特色品牌带动周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亮点”的选择，既要考虑民族民俗文化的积淀、民俗民风的浓郁，也要考虑对自然景观、其他优势资源的配合。在构建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支撑，赋予旅游品牌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地位。

(2)以旅游为载体，高起点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研发旅游特色商品，丰富旅游购物市场。合理安排和增大购物这一旅游环节的创收、创汇能力。旅游商品不仅可以宣传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而且可以调整一定范围内的消费结构。打造出一批植根于本土的，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旅游产品的绿色化和精品化，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3.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民俗文化比较优势，

(1)正确认识民俗活动、民俗歌舞艺术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继续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演艺展示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魅力；借助旅游业的流动性强的优势，向海内外旅行商宣传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开展多种渠道的宣传促销活动，辐射带动运输、宾馆、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2)围绕民俗旅游做文章、定规划、搞建设、抓经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依据民族自然村寨的特征，复制建设民俗文化旅游度假村、民俗馆等；在有条件的村寨，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四在”农家活动，在自然村寨直接打造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生态村，使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基本保持原生状态，实现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以民俗节庆活动为依托，加强节日文化与旅游的交融，刺激消费，繁荣经济。贵州民俗节庆具有很强的观赏型与参与性，且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容易成为促销民俗文化产品的重要机会。

参考文献:

[1]李水凤:浅析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2]贵州年鉴.2006

[3]刘 瑞: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科学技术与贵州旅游.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编

[4]马 波:旅游文化学，青岛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