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篇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少数民族 民俗旅游 产业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3931.12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452万人，占38.97%，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贵州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种民族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
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相映衬，多层面地呈现出当地世居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悠久深邃的神秘基因。“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多彩贵州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何加快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和旅游业对拉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来阐述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资源与市场是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基本条件
1.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慨况
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四个大类:①经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生产性民俗文化；B、交易性民俗文化，；C、生活性民俗文化。②社会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社会礼仪民俗文化；B、家族民俗文化；C、村落民俗文化；D、民间组织民俗文化；E、历法和时节节日民俗文化。③信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巫术、占卜类；B、民族宗教活动民俗文化；C、民间禁忌超自然事物。④游艺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体育竞技民俗文化；B、民间杂艺民俗文化；C、民间艺术类民俗文化；D、民间口承语言民俗文化。
从旅游业的角度和旅客感知方式，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又可以划分为五个大类：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次的研讨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辅助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以上论述可见，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一是种类多、内涵丰富，二是分布广且相对集中连片，三是原始性和神秘感强，四是特色浓郁、别具一格。所以，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潜力大，可打造多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适应各层次游客的需要。
2.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国际旅游游客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到2010年世界旅游人数将从2006年8.42亿人增长到11亿人，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亿人。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兰贾利指出，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并同美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他还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取代西班牙居第二位，到202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从国内旅游需求来看，我国大规模的国内旅游态势已基本形成。如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界始料不及。据统计，7天内，全国的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八年后的2007年“五一”、“十一”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已达到1.42亿人次，旅游收入648亿元。
贵州国际国内游客总量也呈持续增长态势。2007年1―9月贵州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比本省人口还多出1000多万，旅游总收入330亿元，同比增长47.8%，在西部各省名列前茅。全省220余家星级酒店的5万多个床位，日日爆满，许多散客一房难求。
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重大意义
1.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收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建设积累资金、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和加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其次，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较高、带动性较强的龙头产业，开发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景观修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工艺特产、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广播宣传等行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再者，国际客源流向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游客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高收入地区流向低开发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大多数地区经济都较为落后，开发旅游业，可以从国际国内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地区的游客身上获取一部分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形态转化，从而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连锁反应”作用，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2.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调整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所依托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要相互协调配套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其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促进和带动与旅游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配套发展，使原来聚集程度很小的第三产业及第二产业相对增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低效益向中层中效益甚至高层高效益升级。据有关资料表明，每增加1名旅游从业人员，需增加4～5名间接从业人员。因此，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人口直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人文资源的传承和保护
贵州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发掘新的旅游资源，从客观上要求保护自然环境、恢复和修葺原有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不仅要大力开发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配套的自然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自然风光、野生动物资源，建立和开放相应的自然保护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整理和提炼那些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舞蹈戏曲、音乐美术、民间技艺、服饰饮食、接待礼仪等民族旅游资源，使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得以永世留芳。发展旅游业，要求旅游环境质量要优于一般环境质量，因此，必然要求旅游区维护和恢复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整理和发掘人文风情，而这些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可以起到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4.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和谐团结进步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贵州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谐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现代旅游，实质是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可以有效地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所处的文化封闭状态，使之经常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不会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发生变化，反而会更加有效地保护当地文化的传承。通过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进步。
三、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交通不便，旅游通达性差。2.当前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档次低，效益差。3.部分景区遭损坏，一些珍贵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濒临失传。4.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不完善。5.贵州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尚处在“地处深山少人知”的状态，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四、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1.改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环境
(1)转变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营造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氛围的同时，运用科学发展观，联系当地实际，由政府统一协调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
(2)优化投资环境，坚持自筹资金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资源，顺应国际国内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趋势，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
(3)在坚持保护为重点的前提下，挖掘、整理、开发优秀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把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如民间传说、历史名人、民居建筑、民族风俗以及曾为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件）转化成现代文化创意和项目策划，以文艺的手段借助传媒打造成“旅游名片”。
(4)加快旅游公路的建设步伐，公路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注重旅游公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破区域界限，联合组织策划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举办推介会、旅游艺术节等形式展现旅游形象，吸引招徕国内外游客，开拓市场，促进市场互动。
2.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培育旅游购物市场
(1)利用贵州丰厚的民俗文化积淀，选准资源“亮点”，实施集中开发优势项目，合力打造民族特色品牌，以特色品牌带动周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亮点”的选择，既要考虑民族民俗文化的积淀、民俗民风的浓郁，也要考虑对自然景观、其他优势资源的配合。在构建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支撑，赋予旅游品牌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地位。
(2)以旅游为载体，高起点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研发旅游特色商品，丰富旅游购物市场。合理安排和增大购物这一旅游环节的创收、创汇能力。旅游商品不仅可以宣传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而且可以调整一定范围内的消费结构。打造出一批植根于本土的，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旅游产品的绿色化和精品化，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3.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民俗文化比较优势，
(1)正确认识民俗活动、民俗歌舞艺术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继续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演艺展示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魅力；借助旅游业的流动性强的优势，向海内外旅行商宣传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开展多种渠道的宣传促销活动，辐射带动运输、宾馆、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2)围绕民俗旅游做文章、定规划、搞建设、抓经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依据民族自然村寨的特征，复制建设民俗文化旅游度假村、民俗馆等；在有条件的村寨，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四在”农家活动，在自然村寨直接打造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生态村，使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基本保持原生状态，实现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以民俗节庆活动为依托，加强节日文化与旅游的交融，刺激消费，繁荣经济。贵州民俗节庆具有很强的观赏型与参与性，且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容易成为促销民俗文化产品的重要机会。
参考文献:
[1]李水凤:浅析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2]贵州年鉴.2006
[3]刘 瑞: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科学技术与贵州旅游.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编
[4]马 波:旅游文化学，青岛出版社.1999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3篇
渝东南地区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为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聚居区，自然风景优美、生态环境优良、民俗乡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众多历史文化名镇星状分布在渝东南幅员1.98万平方公里的黔江区、武隆县、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境内，具有独特的区域民俗文化资源优势。2013年9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提出了五大功能区的划分，渝东南地区因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武陵山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和扶贫开发示范区被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科学划分功能区域为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即以渝东南为例，浅议如何基于情感旅游理论来发展民族聚居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3、缅怀纪念游旅游线路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4篇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
目前，民俗文化旅游还没有固定的概念，对它的研究，旅游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陆景川认为，民俗旅游的对象是人文景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性旅游，地区的民间节日、婚俗、民间歌舞等都是民俗旅游的研究和欣赏对象[1]。温锦英认为民俗旅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借助民俗来展开的旅游项目，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在形式上体现独特性，给人一种亲切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2]。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的旅游活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定义：民俗旅游属高档次的文化旅游范畴，是指旅游者为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3]。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业是文化经济，它的发展必须以旅游资源为支撑。自然资源是上天赐予人类的，而人文资源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照相机”，记录着每个细节。庆有及其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在民间文化发展的史册中，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使民俗文化资源以丰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保持了原始的古朴性浓郁、乡土气息强烈并受外来文化渗透较少的个性鲜明等特征。庆阳民俗主要有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四绝”以及农耕文化和佛教文化。它的原始性、特色化、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庆阳特色民俗文化包括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居住民俗（庆阳窑洞）、民间工艺（剪纸、雕塑、香包）、人生礼仪（诞生、婚嫁、庆寿）、民间杂耍（皮影）、口碑民俗（民歌、陇东道情）等传统民俗，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庆阳人民的生活中，充实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庆阳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形势融合多方文化，不断地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现庆阳地区的民俗文化。庆阳民俗工艺巧夺天工，以香包和剪纸最为深厚，名闻国内外。二零零二年庆阳被命名为“中国香包刺绣之乡”、“窑洞民居之乡”等多项文化遗产。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分析
庆阳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还孕育了强烈的人文气息。庆阳地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即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文化又不失现代化特色。庆阳民俗文化旅游以其资源为基础、技术为载体、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支撑，把握旅游者的文化消费需求，掌握市场走向，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获取了很大的成就，现从市场、优势、劣势方面进行分析。
（一）市场分析
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庆阳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民俗文化旅游的消费需求来分析，客源市场状态还不太理想。近年来，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接待人数总量，旅游收入持续增加，据统计如下[4]：2010年春节黄金周放假，庆阳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相当可观均排为省内第一，庆阳拥有广阔的旅游市场和发展前景。然而由于庆阳多年来没有对客源市场进行开拓，是市场结构比较狭窄。庆阳旅游景区的旅游者主要来自于甘肃省及周边邻省，东部省份的旅游者相对较少。没有充分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旅游市场细分，从省内扩展到省外，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旅游发展策略。
（二）优势分析
1.庆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地域优势与资源优势，庆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庆阳地处陕甘宁交界处自然景观独特，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2.文化优势，庆阳民俗文化就是庆阳发展旅游业的内在优势，庆阳是一个有着两年多年历史的西部文化古城，积淀庆阳特有的文化底蕴，具有文化优势。
3.旅游商品优势，庆阳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游客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性质相同且有不同特色的商品进行比较选购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商品。一方面，提升游客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游客的消费成本，拉动内需，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发展。庆阳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怎样利用这些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一大环节。
（三）劣势分析
首先，已开发的民俗文化处于无组织、无创新的表层阶段，没有深层次开发，缺乏文化的特色性。许多民俗只呈现它起初开发的旅游圈，无法吸引回头客。其次，游客只是低级消费群体，在旅游时只是针对性地对它拍几张照片，无法体会该民俗的内涵。再次，许多旅游点在宣传过程只是简单地介绍该景点，没有深层次针对某一旅游景点进行系统的阐述，缺乏吸引力。旅游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庆阳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和领导人的能力等因素，没有给旅游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空间，许多规划方案都无法支持，与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存在很大的差距。为缩小这些差距，我们必须不断去克服所有的不利因素，虽然未来前进的步伐很艰辛，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用心地做好每个细节和过程，我们一定会改变劣势因素的。
三、民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庆阳，虽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相对缓慢，并且存在以下问题。
（一）民俗文化的流失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很多当地文化受到强势的侵蚀，各方面文化的相互融合，使本地文化的特色逐渐流失了。一方面，地区开发商与经营商受利益的驱使与自身道德水平的限制，产生了许多低俗文化和低俗活动，使民俗文化失去了其原真性。另一方面，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很多不为人知的民俗文化面临消亡。
（二）旅游产品单一，缺乏创新
旅游产品是旅游地的窗口，直接地反映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庆阳旅游资源仍未完全转化为旅游产品优势，旅游项目又相对偏少，并且针对参与性、体验性的产品开发较少，没有对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纪念品的制作缺乏创新，形状、颜色单调，做工粗糙，许多产品并不能体现该纪念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创新是灵魂，旅游产品的创新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结果。就以庆阳香包为例，香包的形状单调、颜色忽暗忽亮、做工也不精细、无法展现庆阳香包的历史，旅游者买个香包只认为它是个香包，感觉好看，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香包代表庆阳的发展历史。每个香包制作出来都具有代表意义，而不只是旅游产品。
（三）旅游的宣传力度不够
庆阳处在发展阶段，许多民俗文化都不为人知，仅靠单纯的自然旅游无法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致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较为缓慢。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庆阳市政府没有做好宣传工作，没有打开庆阳的大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仅通过报纸、电视传播文化和发传单促销旅游路线，无法获得更大的宣传效果。庆阳市政府的宣传力度没有与当代经济需求相适应，致使许多具有民族性、特色性的民俗文化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旅游业就不能创造更好的品牌效益。
（四）旅游专业人员匮乏
旅游业属于新型服务业，对人的素质与专业要求很高。许多人对旅游业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旅游专业高校毕业生怕苦怕累，都不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使庆阳的专业人力资源较少，旅游服务人员、旅游管理人员、旅游资源规划人员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只根据自己的潜意识从事工作，这难免会出现混乱、考虑不周到等问题，不会给旅游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无法满足旅游者对异地文化的追求，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播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基础设施是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硬件保障，庆阳小西峰崆峒山是佛教，道教合一的文化圣地，其北台无量大殿和南台观音楼等庙宇，因年久没有得到修葺和整理，旅游者的安全就无法保障。旅游景区的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庆阳市政府也没有开发符合新时代的旅游设施，无法满足新青年对潮流的追求。
四、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
旅游品牌模式就是要提高庆阳知名度，将庆阳民俗文化以旅游的形式走出市场，要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理念，打造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以庆阳为中心，北石窟寺—华池双塔寺—西峰小崆峒山体验佛教文化精髓的旅游线路；夏家沟森林公园—潜夫山森林公园—周祖陵森林公园享受陇上优美的自然风景旅游线路；南佐遗址—公刘殿—南梁革命纪念馆深刻感受庆阳前进的历史步伐与陇上风情为一体的旅游线路。庆阳地区的季节性非常突出。对淡旺季进行分析，设计不同旅游品牌活动。庆阳夏天比较凉爽，可以设计夏季避暑旅游路线，平静烦躁的心情；冬季可以进行体验西北黄土高原风情。把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进行多层次、综合性的开发，将民间工艺、民间旅游活动、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窑洞冬暖夏凉，夏天可以将洞内进行简单的装修，建造庆阳窑洞小别墅，尽量保持原始风格。在洞外开辟一小块地，让游客回归自然，亲自尝试种植绿色蔬菜。冬天，用暖色调把洞内稍微封闭，留有通风口，放置火炉，砌成土炕，供应煤炭和木柴，游客可以感受北方的农村土炕生活。这可以针对向往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的游客设计，打造体验庆阳窑洞生活的新型旅游品牌线路。
（二）民俗文化商品模式
旅游商品的特点，在于它的民俗性、纪念性、工艺性的有机结合[5]。民俗旅游商品是建立在传统手工制作基础上，以创新为主流，以地方民族特色为灵魂，开发可以促进旅游进行消费的购物市场。旅游商品的更新换代很快，严重地冲击着消费者市场，因此旅游商品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旅游商品必须以民俗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民俗文化商品的开发是为了给游客一份满满的纪念。旅游者的心理需求是商品开发的重点，充分满足游客的潜在的心理需求，使旅游商品成为旅游者美好记忆的实物见证。由于游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购物需求不同，单一的旅游商品是不够的，必须开发多层次的、多体验的旅游商品。旅游者将旅游商品赠送给亲戚朋友，这也是一种间接地使庆阳民俗文化商品走出去的特殊方式。旅游商品的设计，不仅要给旅游者视觉上的吸引力，还应该满足旅游者触觉的感染力，激发游客内心的购买欲望，这才是旅游商品的经济价值。旅游开发商设计、生产最具代表、最能体现庆阳文化的旅游产品，以不同的“形”、“神”、“韵”展现给旅游者一副美丽的画面、一汪宁静的清泉、一本承载历史的书卷，让游客爱不释手。以剪纸为例，黄土风情为题材，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记录下来，用剪纸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把庆阳历史名人设计为剪纸产品，制作成儿童画册，既可以宣传旅游产品，也起到教育和娱乐的作用。庆阳刺绣设计巧妙，色彩绚丽，可以制作成被子、枕头、袜垫等日常生活用品。以红色为主，专门为青年结婚群体设计，开辟新市场，把传统的婚嫁习俗重现给这白色婚纱的年代。
（三）举办节庆活动模式
节庆是为了庆祝生产、祭祀等一系列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开发节庆的目的是为旅游活动增添愉悦性。首先，节庆活动必须以传统节日为基础，以现代化生活为内容，增加新思想、新活动。节庆气氛的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度和兴奋度，可以使游客更贴切地感受异域人民的热情，节庆开发的核心在于它的参与体验性。其次，节庆要重视与其他旅游景观、旅游线路的组合，通过旅游地点的搭配、旅游时间的协调，使游客多方面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节庆借助艺术形式传播庆阳民俗文化，弘扬庆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使庆阳“走出去”，走出甘肃，走出中国。在庆阳环县道情皮影节前期，组织庆阳地区懂皮影的人在一起将皮影的制作过程记录下来收集起来。在节庆期间，政府和群众应积极配合参与，旅游开发商用幻灯片将历史遗留的经典皮影放映出来，也可以请民间艺人进行演示皮影戏，如何做好皮影纸、如何演好皮影戏，每个细节都是需要技巧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旅游者可以自己制作皮影到演皮影戏的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让游客感受到民间工艺的来之不易和所体现的文化精髓，触发游客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庆阳香包艺术节可以以端午节为载体，充分利用端午的戴彩绳、挂香包的习俗而展开节庆活动。将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十二生肖的模样以及各种吉祥物，祈求平安。揣摩儿童的心理需求，把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各种动画片里的人或动物，在香包的中草药中加入少量的艾草，清香的气味和可爱的图案，既可以满足孩子的天真秉性，又可以防止蚊虫叮咬。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安排不同的专柜，设置咨询台，对香包的作用可以进行专门介绍。设置制作台，游客可以购买自己喜爱的颜色、布料和香料，专业人员帮助指导，现场制作香包，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模式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5篇
民俗文化旅游是旅游者离开惯常住地，到异地去观赏其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娱乐、民间节目、民间文艺等民俗文化的活动。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民俗文化旅游实施的基础。而旅游者正是需要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的了解、认知、参与过程，获得对旅游目的地民俗文化的体验。
创造差异化体验价值是民俗文化旅游体验营销的核心。
千姿百态、风格迥异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先天优势资源，也使民俗文化旅游极具特殊性。旅游者不能直接拥有这些民俗文化资源，而是获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物质、精神、行为类民俗文化的旅游体验过程及其带来的体验价值。体验价值的创造与交换是民俗文化旅游体验营销的核心环节。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6篇
（一）民俗旅游总体服务不完善
民俗旅游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旅游形式，它不仅仅是依靠民俗而发展这么简单，相反它比其他旅游形式更加系统，在民俗之外还需要旅游目的地在住宿、交通、购物、餐饮、娱乐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可是，由于沙质土地，道路建设较为困难成本较大，就目前通往黑沙窝还是一条自然形成的道路，更没有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娱乐购物方面也比较单一，不成规模。
（二）盲目开发，缺乏有效的管理
在玉门发展沙浴文化旅游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淡薄，该地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每年沙浴节开幕时大量游客，摊贩涌进黑沙窝，人满为患已经演变到垃圾为患，造成这一现状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为满足当地经济的发展，移沙入地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沙的质量和含量，现在的沙丘数量明显减少，沙窝面积也在进一步缩小。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延续了100多年的沙浴习俗将会不复存在。
（三）宣传促销力度不够，缺乏竞争力
民俗旅游是一种参与性很强的旅游形态，玉门的沙浴文化节中，旅游者与沙零距离接触，旅游者的体验度是很高的。面对它的观赏价值、体验价值、医疗价值，前来体验的旅游者多数是通过别人口耳相传慕名而来，相关单位对该地依托沙浴文化节发展民俗旅游的宣传少之又少，对这一文化旅游形式的新闻报道更是力度不够。黑沙窝客源仅为周边的几个省市而已，宣传力度不够使得黑沙窝沙浴民俗旅游的客源存在闲置，亟待开发更大的市场。
二、甘肃玉门民俗旅游发展的相关措施
（一）完善配套设施，联合开发是发展玉门民俗旅游的基础
黑沙窝地理位置离市区较远，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驱车直入黑沙窝，经过多年的发展住宿餐饮已有大幅的改进，但是要壮大当地旅游，配套设施还是一个限制因素。对于这一现状，政府应大力投入资金，修缮道路，修建可以容纳更多旅游者的住宿酒店，在沙漠中引入水源，修建较为集中的就餐地点，如特色小吃店，小吃街等，这样既推广了玉门当地饮食，而且在黑沙窝民俗旅游活动中还引入了饮食这一文化元素。
（二）合理开发是发展玉门民俗旅游旅游发展的关键
对于黑沙窝民俗旅游的开发，要遵循两个原则：一，开发与保护并重原则。旅游资源是稀缺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就黑沙窝来说，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沙丘常年移动，再加之当地农民不加节制的开采，沙海面积已经明显缩小，在这样的严峻背景下，必须落实可持续发展，如增加该地区垃圾桶数量，宣传环境保护思想，制定合理的开发方案等，将开发和保护黑沙窝沙浴民俗旅游的原则落到实处。二、文化性原则。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灵魂。对民俗旅游而言，更应突出文化的灵魂地位，即使是以自然观光为主的旅游点，融入文化的内涵，也将取得纯自然风景无法取得的社会效应。黑沙窝民俗旅游虽然已经融入秦腔和佛教庙宇文化，但是文化开发比较单一，在开发时还应高度重视文化精神的挖掘，增加文化元素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三）宣传促销是发展玉门民俗旅游的重要举措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7篇
“民俗旅游”是指人们暂时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到异地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以观察、感受、参与、体验异地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旅游活动。也有学者认为，“民俗旅游是以特定地域或特定民族的传统风俗为资源而加以保护、 开发的旅游产品”。通常情况下，民俗旅游可以是纯粹的动态或静态的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也可以是以民俗文化为重点观赏和体验对象的旅游。人类学视角下的民俗旅游文化，必须要通过本地旅游的本真性描述进行展演。
真实性在民俗旅游中具体可以分为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和民俗旅游产品的本真性。民俗文化追求的是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是旅游客体（具体的旅游资源）纯粹的真实。民俗旅游产品追求的是游客在旅游产品中获得的真实感受, 是旅游主体（通常情况下指旅游观光客）感受的真实。旅游主体感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作为旅游产品的文化因素拥有不同的真实度, 只要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两者的保护都留下相对独立的空间,就有可能在发展民俗旅游的同时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进行保护。例如锦里每年最隆重的“游喜神方”活动是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从宋代开始，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在成都的武侯祠附近举行隆重的“接喜神”活动，而且至今仍然保留这样的习俗。以其民俗文化本身解释，“喜神方”活动沿袭至今，活动的内容、方式、参与者等都基本保持原型；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观光客的眼中看到的表演实际上也是最真实的表演。如民俗文化中的一些要素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后, 有些就会逐步消失, 有些则会作为一种残留的文化因子以礼仪、装饰、信仰等文化要素保留下来,继续延续下去。旅游业充分赋予了这些文化因素新的社会功能, 确保了它们的稳定延续。由此可见,旅游业在维护民俗文化传统中有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如锦里的“游喜神方”活动，如果没有开发成旅游产品，它的消亡可能会加速，但正是有了旅游，使得人们关注这种民俗事项，而且也给予了相应的保护。
二、民俗旅游中的“舞台真实”构建
锦里在进行旅游业的操作过程中，既要对游客观光客的旅游需求的迎合，又有对民族地区文化的认知和再造，可通过 “前台—帷幕—后台”功能分区来实现。
前台是为民俗旅游设计的专门旅游区，是目的地社区居民展示的空间。旅游观光客通过分享异域民俗文化的快餐，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对东道主文化基本了解和体验。社区居民是民俗旅游资源的主人，是民俗旅游中真实性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强调居民的参与，能为舞台表演的真实性创造条件，为游客体验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搭建平台。笔者在锦里田野调查期间，对锦里6位民间艺人进行随机访谈，发现有5位艺人对其所展示的民俗技艺非常的认同，而且热衷于将该技艺发扬光大和传承下去，但是极少数的1民间艺人只是出于商业的目的进行表演，认为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没有意义。所以，社区居民作为 “前台”的展示者要加强自信、 参与意识，树立该社区的认同感，而且要加强对所掌握的民俗技艺的文化自觉，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自觉保护者和管理者，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中。
为使目的地社区文化形态能保留其原真性，需设置一道屏障，即帷幕，它是前台与后台之间的一个过渡区。在这个过渡区里，文化的商业化逐渐减弱，文化的真实性逐渐增强。从旅游规划的角度分析，在 “帷幕” 这块领域要实行有控制性的开发，旅游者进入 “帷幕区” 不以损害目的地的生态容量、经济容量以及社区居民的心理容量为前提，使其文化形态和社区生活基本保持原貌。成都及周边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致使这些艺术散落民间以至于失传，锦里古街的建设不仅保护了民间艺术而且形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可以让游客滞留1、 2天细细玩味的人文景点，带动旅游业及周边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大大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锦里”的建设正好印证这一点，其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这道“帷幕”的实际功能可概括如下：再现成都风貌，传承老成都文化；打造成都文化旅游品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后台是供游客审视民族文化的场域，即游客融入社区中，充分体验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在对后台的管理中，要重视研究者的指导作用，把握旅游产品能否体现真实性因素的具体舞台处理限度，做好民俗旅游文化发展的研究工作，为旅游开发方式提供建议。旅游开发商和决策者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旅游路线设计、项目设计要体现民俗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保留其核心和灵魂要素。行政单位的有效管理是保护后台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制定民俗旅游政策，建立指导监督机构，控制民俗旅游开发规模，对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进行抢救和传承，确保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锦里在“后台”的建设和保护方面就做的相对比较成功，比如，旅游观光客在锦里民俗街不会看到重复的民俗旅游产品，像皮影、糖人、面人艺术，在锦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而且这些手艺的表演者，大多数都是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这些方面，锦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也是有别于周边其他民俗旅游景区的竞争优势之一。
三、民俗旅游中文化的“舞台真实”展演
1、“舞台真实” 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MacCannell 认为东道地出于自我防卫或商业目的制造了一个“旅游空间”，它是旅游业舞台化的表现。在民俗旅游舞台真实现象中，“舞台”指旅游向游客呈现的一幕幕场景,并非狭义的舞台表演。而“真实” 的理解取决于游客在民族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因为不同的游客对真实的理解不同。民俗旅游“舞台真实”具体表现在：1、再现历史的表演。如锦里的诸葛连弩就是一种仿真游戏表演,还有现代人按照史料的记载发明的三国交通工具“木牛流马”在现有的条件下,再现已消失的三国历史文化。2、商品化的再造真实。如锦里戏台表演的川剧“变脸”，虽然以商业为目的，但能很好的将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很好的展示，这就是迎合商业化而形成的舞台真实。
2、民俗文化在“舞台真实”理论中的良性分析
民俗文化被加工搬上舞台，并非简单的商品化，而是被更好的艺术化（除非这种操作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民俗文化本身就是艺术化了的生活，舞台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舞台艺术是民俗文化的精华部分，因为是表演，就必须展现最精彩、最富表现力的部分，这也是民俗文化主体凸显其自豪感的表现。比如锦里的丝绸商铺，除了摆设有商品柜台以外，还有大型的织锦机器和工人的织锦表演，而且恰恰这些人也是手艺的传承者。旅游观光客不仅仅可以买到称心的商品，还可以更直观的感受丝绸的加工过程，体验本土文化。搬上舞台的艺术不可能跟实际一模一样，因为它经过了人的创造，具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处理使文化更富内涵。但并不能由此就说它是不真实的 ,这不是一回事。
四、结语
在进行民俗旅游文化的展示过程中，我们清醒的应该认识到，民俗文化的真实性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民俗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变化，而民俗文化也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的作用下得到不断的延续。锦里民俗休闲街的开发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得出锦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在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我们从锦里的实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进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旅游区的整体内容。突出体现古街的文化内涵，锦里古街的定位是民俗文化休闲街，所以在街里随处可见川西民俗，以及休闲的现代都市民俗。从门口的锦官、衙役开始一直往里，如有隔世之感。尽量将生产生活等直接植入到旅游活动中，在锦里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着民俗服饰，针对其工作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但都是唐宋时期的是市井服饰，这不但便于规范管理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民俗文化的开发还要做到“民俗不俗”，在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锦里始终保持唯一性，即在锦里的每种民俗只允许出现一次。这样就避免了在商业利益面前的恶性竞争，降低了民俗文化的质量影响民俗艺术在锦里的发展与传承。最后，民俗文化实质是人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离不开相应的传承人，所以在民俗文化的展示过程中还要重视民间艺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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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M].中华书局，1996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旅游展演 民俗生态旅游 文化保护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WwW.133229.CoM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6.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旅游展演 民俗生态旅游 文化保护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6.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中阿博览会带给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潜力
（一）拓展了中阿旅游的新机遇
宁夏是丝绸古道的要塞和中阿文明的交汇地之一，回族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有着共同的以及悠久的经商历史传统。比如，首届博览会签约项目涉及清真食品、基础设施、物流商贸、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签订国（境）外项目51个，签约金额980.99亿元，其中与阿拉伯国家合作项目31个，签约金额664.91亿元，这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突破，给宁夏提供了更宽广的国际平台，以经贸促旅游，为把宁夏发展成为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201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两区”）均归功于三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对宁夏国际和国内地位的全面提升。宁夏地处新亚洲大陆桥，国内段中枢地位，是呼包银榆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最核心的是人文优势。宁夏与中东国家阿拉伯地区民族信仰相同、习俗相近，宁夏的回族特色非常适合阿拉伯人。首届中阿博览会促进中阿经贸合作，“两区”建设推动旅游先行，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拉开了国际国内同步发展的大序幕。
最后，随着中阿博览会的召开，宁夏加速中阿博览会服务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阿经贸论坛永久性会址——宁夏国际会议中心等投入紧张建设中；加密国内国际航线航班，实现银川至香港、台湾、麦地那、迪拜、首尔、曼谷直飞。8月13日，正式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和阿联酋航空公司（简称EK）合作备忘录，更是增添宁夏一站式到达国际大城市的民航合作新航道，为宁夏旅游“进的来，出的去，出得快，走得广”提供交通保障。
（二）强化了中阿旅游的新版块
宁夏的国土面积为6.64万平方公里，2012年总人口647.19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5.56%，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宁夏的回族在全国所占人口比例最高，其伊斯兰文化主题最鲜明、回族宗教氛围最浓厚、伊斯兰宗教环境最和谐，是天然的中国穆斯林聚集中心。伊斯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在长期包容兼续地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一整套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之后，宁夏旅游局分别与埃及旅游部、摩洛哥旅游部签署了旅游业战略合作协议，宁夏国旅还与埃及WALEED旅游公司签订了共同开辟中国（宁夏）阿拉伯旅游市场协议。
回族文化是宁夏面向国际，特别是面向阿拉伯地区及穆斯林地区最具特色的资源。宁夏不但有厚重的回族文化，还具备旅游资源多样化的优势，加上“两区”建设获批，更为宁夏向西开放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宁夏依托回族文化打造特色鲜明国际旅游目的地是明智之选。特别是首届中阿博览会期间世界穆斯林旅行商大会的成功举办，在“中阿经贸”推动“中阿旅游”合作方面又上了迈上新台阶。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尚缺一个广大穆斯林游客最满意的客源地。强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这块中阿旅游的新版块，有助于凸出回族文化，彰显回族特色。
（三） 优化了中阿旅游的新资源
全国十大类95种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中，宁夏占有类46种。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历史，浓郁的回乡风情，雄浑的大漠风光，迷人的六盘胜景，美丽的塞上江南构成了宁夏旅游资源的六大特色。宁夏的“两山一河”（贺兰山、六盘山、黄河）、“两沙一陵”（沙湖、沙坡头、西夏王陵）、“两堡一城”（将台堡、镇北堡、古长城）、“两文一景”（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塞上江南景观）均展示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且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旅游形象日益鲜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诸上宏观自然旅游资源的优势大背景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面发展做了铺垫。民俗旅游是指在有传统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古迹、国家公园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融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于旅游者衣、食、住、行的旅游体系。
宁夏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正是中阿旅游合作的“新”资源。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经过700年的孕育，它具有多样性与神秘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特点，属于一种高层次旅游形式，其主要观赏内容是民俗事象。宁夏回族自治区，早在元代就有“回回遍天下”一说。回族拥有丰富历史渊源和独特文化内涵，其服饰、饮食、婚俗、节庆、建筑、礼仪、民间艺术、民间娱乐等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能吸引异国他乡和异地游客的特色旅游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发展契机，优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宁夏旅游新的增长点。
（四）增加了中阿旅游市场的新客源
2007年至2012年六年内，宁夏接待海外游客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及总收入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具体数据见图1。2010至2012年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连续召开，扩大了宁夏的国内知名度，使得宁夏的国内客源逐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12年宁夏的国内客源分布：来自宁夏本地的游客占总人数的52.2%；来自西北地区（除宁夏）的游客占21.4%；来自东北地区的游客占1.2%；来自华东地区的游客占3.5%；来自华中地区的游客占2.0%；来自华南地区的游客占0.8%；来自西南地区的游客占1.7%。
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均已成为宁夏入境游主要客源地。与此同时，全世界57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拥有16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是中国也是宁夏海外游客潜在的消费群体。随着中阿博览会开幕，宁夏的国际美誉度再次攀升，势必给宁夏带来更多的旅游经济收入。从国内外的客源市场角度分析，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全面拓宽了中阿旅游的新兴客源市场，必将是宁夏扩充国内外游客的新焦点。
二、发展宁夏回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存在的问题
从民俗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目前已开展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例如参观银川南关清真寺、游览中华回乡文化园等，但是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对回族民俗文化的认知只停留表面状态。如参观清真寺仅停留在“到此一游”的表面状态，没有配备资深专业讲解人员讲述伊斯兰宗教知识，在弘扬伊斯兰建筑风格方面意识淡薄。
其二，回族民俗旅游项目创新意识不够，民俗旅游活动的策划方面还存在空白。如回族节庆活动，甚至处在开发蒙昧阶段，很多汉民混淆回民的三大节日，对于节日的来源及习俗讲究十分含糊。
其三，从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上看，层次肤浅，回族文化韵味亟待加强。如回族的八宝盖碗茶，是知名度较高的民族特产，但市面上的八宝茶，包装不够精美，无法表现回族文化品位和民族饮茶的养生之道。
其四，从国际化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的交通问题仍然存在不足，“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需要进一步构建。譬如，银川至今没有开通高铁，银川至日本、新加坡的国际航线尚未开通。随着宁夏“两区”建设的铺开，如何实现宁夏向东、向西、向北、向南的全面开放，是宁夏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其五，在打造“西部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双重目标下，以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为突破口，还未形成与国际旅游目的地接轨的总体规划。以中阿博览会为国际旅游发展契机，挖掘宁夏丰富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并传承回族民俗文化，在树精品、上档次方面下功夫，深度开发符合国际化旅游要求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三、提升宁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发展的途径
（一）提升中华回乡文化园的知名度
中华回乡文化园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国唯一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综合景区。目前，其一期项目的主体大门、中国回族博物馆、金色礼仪大殿、阿依莎宫、中华回族第一街等全部落成。2008年开园以来，景区营业收入、门票收入及接待游客人次呈增长趋势（见图2），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华回乡文化园二期工程已被列为宁夏“十二五”期间旅游重点建设工程。需借鉴深圳锦绣中华等成功范例，以发掘、抢救、保护、弘扬回族文化为宗旨，以精品景区升华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档次，把中华回乡文化园打造成为全国的王牌景区，同时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使中华回乡文化园享誉国内外。
（二）开发纯正的回族民俗文化村
可借鉴海南三亚黎族村落槟榔谷的营销模式，将回族文化融汇到回族村落中，满足游客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参与需求。中华回乡文化园可以从大尺度角度宏观展示回族民俗文化的磅礴气势，回族民俗文化村落可以从小尺度角度微观填补回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态和本土化。据此开发主题鲜明的回族家访线路，让游客“到民间去旅游”，到农村回族家里吃农家饭、住农家院、采农家果、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体验原汁原味的回族特色农家生活。在回族家访选址方面，要选择回族民俗质朴淳厚、交通生活比较便捷、回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纯”回族村落，比如永宁县纳家户、灵武市中北村、吴忠市穆民新村、泾源县冶家村等。在设计回族家访的体验活动时，要懂得“留白”，既要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又要给旅游者留有参与的空间，比如让游客学做馓子、学习剪纸、木球比赛、观看“掼牛”、娱乐“踏脚”、学唱“花儿”、欣赏回族武术、使用汤瓶“小净”、使用吊罐“大净”等活动，充分满足游客强烈的好奇心与参与意愿。
（三）举办清真美食文化节
饮食是人类共有的行为之一，宁夏回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饮食文化并以制作独特面食而著称。回族面食中尤以油香、花花、馓子、锅盔等油炸食品、烙蒸食品及手擀面为最。宁夏回族的牛羊肉风味小吃如碗蒸羊羔肉、烤羊背、羊羔头、香辣羊蹄、炖羊脖、烩牛肉等久负盛名。2010年宁洽会暨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上，签署了《清真食品产业标准互认合作协议》和《清真（Halal）食品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宁夏清真食品第一次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另外，中国烹饪协会为银川市颁发了“中国清真美食文化之都”牌匾，这些都为宁夏清真食品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保障。回族饮食文化承载着宁夏回族文化，自治区旅游局应提高“中国宁夏清真美食文化节”的规格， 为宁夏的百种回族菜肴和特色回族面点搭建宣传平台，通过“舌尖上的宁夏”推动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方位发展。
（四）推出赏清真寺建筑风格之旅
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古老历史的见证。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穆斯林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荟萃圣地，折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宁夏境内坐落着各类大小清真寺4200余座，其中最富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是银川南关清真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和同心清真大寺。银川南关清真寺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永宁纳家户清真寺是传统的中国殿宇式建筑风格、同心清真大寺则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阿拉伯地区的清真寺与宁夏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值得中外游客观赏品鉴。可以将三种风格迥异的清真寺串联成一条旅游线路，满足特殊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五）开发传统民俗岁时节庆游
婚礼是人生仪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宁夏回族婚俗旅游的开发尚处在探讨阶段，亦可借鉴彝族、侗族等婚俗旅游开发的成功范例，整理压缩回族婚俗资料，包装设计参与性较强的回族婚俗游，比如让游客观摩甚至全程角色扮演参与回族婚礼，使其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及早填补市场空白。“开斋节”、“古尔邦节”与“圣纪节”并称为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宁夏需开发回族三大节日游，在节日之际举办丰富的节庆活动，比如播放专业编排的情景剧或3D记录片，帮助游客了解三大节日的由来，加深游客对回族节庆民俗文化的印象和理解。宁夏是花儿的发祥地之一，主要在六盘山区传唱，于 2006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打造“六盘山花儿”品牌，除了举办年度“六盘山花儿大赛”，还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让游客 “听花儿、唱花儿”，感悟“花儿”文化，体会回族民间艺术的精髓。回族歌舞剧《月上贺兰》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宁夏文艺工作者还需不断推陈出新地编排更优秀的回族原创歌舞剧，打造类似“云南映象”品牌的“印象回乡”系列精品歌舞剧，与时俱进地增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神韵。
（六）创新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精品
其一，开发设计回族绣花旅游纪念品。回族绣花是宁夏回族妇女擅长的一种群众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于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此可开发手帕、桌布、杯垫、靠枕、窗帘、挂件、针扎子等日常家居用品和车饰用品等，使之成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亮点。其二，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宁夏回族服饰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载体，沉积了历史底蕴和社会习俗，包涵了伊斯兰服饰文化与汉族主流服饰文化，树立了简朴素雅的民族审美形象，极富开发潜力。在已开发的日常生活服、演艺服、职业装、学生装、儿童装、婚礼服、礼服等七大系列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伊斯兰元素融入到回族服饰旅游商品中，注重美学要素地运用，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刺激游客的购买欲望。其三，挖掘宁夏回族剪纸艺术。随着宁夏旅游业的发展，回族剪纸开始从家庭走向市场，除了塑封剪纸、摆台挂件等旅游商品外，还可将回族民俗剪纸运用到宾馆酒店、中阿博览会场等场所的装饰中，借助载体传递回族剪纸艺术。最后，汤瓶、口弦、牛头埙等也是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的丰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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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民俗旅游；产品创新；顾客价值需求；湘西自治州[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12-0064-07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12？007
1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理论基础
早在1984年，沃德（Wood）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时，指出地域民俗文化在其旅游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之后，洛德利格（Rodrigo）研究了巴西村镇波尔图（Porto）和塞古罗（Seguro）民俗风情游的案例，当地居民力图通过销售旅游纪念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复兴”工程，将传统文化以商业化的形式加以展示[2]。其中，奥克斯（Oakes）以中国作为研究样本，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旅游的发展模式，指出中国民族旅游发展应淡化政治目的，更多考虑社会因素的作用[3]；杨（Yang）于2008～2011年期间发表了一组研究论文，从政府、项目开发商、员工和游客视角，实证研究了西双版纳地区民俗旅游，通过再现我国云南省民俗旅游村多民族文化旅游现象，指出民俗旅游项目开发进程中，民族元素运用和民俗风情展现的形态类别，并深入探讨了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景区实际规划及相关管理问题之间的差距[4-6]。根据伍德拉夫（Woodruff）、塞丝（Sheth）等人的观点，只有面向顾客价值的产品开发，才是产品竞争优势的来源[7-8]。启德（Chadee）与马特森（Mattsson）从顾客层面来探讨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提出需对游客背景及其旅游经历的质量进行衡量，指出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不同的质量指标与顾客感受之间存在差异[9]；皮尔斯（Pearce）基于马斯洛（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了“旅游历程阶梯”，指出游客的需要由低到高遵循着放松、刺激、关系、自尊与发展以及实现等5个层次逐步攀升[10]；吴（Wu）继而研究了顾客交流、游客同质性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协议和交际事件”等游客相互感知六因素[11]；帕特里克（Petrick）、威廉姆斯（Williams）等则进一步将顾客价值概念转化为多维构造，其中，帕特里克结合感知价值量表[12]和PERVAL量表[13]构建了SERV？PERVAL量表，对休闲和旅游服务的顾客价值进行了精细的划分[14]；威廉姆斯则通过一系列对游客满意度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质量价格关系、情感价值与独特的价值观3个基于顾客面向的产品开发价值维度[15]等。
近年，我国学者保继刚、张捷、陈海波等从顾客价值层面，对丽江古城、九寨沟、凤凰古城等民族地区民俗旅游产品开发进行了研究梳理和经验总结[16-18]。另外，不少学者在对民族地区民俗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相对于某一旅游企业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感知，最值得重视的是“旅游者对旅游产品价值的感知”[19-21]。民俗旅游者有两大追求：一是寻找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寻找现代都市已经或正在丧失的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希望通过旅游释放自己平日的疲惫和压力；二是希求满足文化预期[22]。而对于顾客价值构成维度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本研究的主要任务。笔者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整理（表1）。
但是，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与顾客价值如何进行有效对接尚属新鲜课题，且尚未出现丰裕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2 研究方法与样本本文通过探析顾客价值需求和民俗旅游资源的特质，研究在我国民俗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中，应着重考虑民俗旅游者的价值需求。本文采用顾客价值曲线评价法的思路，即通过评价一个公司相对于该行业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关键性要素的业绩表现，来评价顾客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方法，该方法不仅要求顾客作出评价，还要求内部员工和管理人员作出评价，最终目标是发现使顾客感知服务质量产生质的飞跃的关键要素[29]。首先，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定性分析，确定民俗旅游资源的特质；同时，结合对湘西自治州旅游市场的进一步观察和对游客的访问，获得湘西州大众旅游市场游客价值感知的关键要素；然后，依据“资源特质”和“需求要素”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再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获得游客对“资源特征”的重要性排序并绘出湘西州顾客价值需求曲线，筛选后得到民俗旅游顾客价值因子矩阵的两大维度；最后，将民俗旅游顾客的主要价值需求点与民俗旅游资源特质进行对接，获得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的顾客价值需求因子，构建出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的顾客价值矩阵。
3 民俗旅游资源特质分析及重要性排序
民俗旅游资源是一种独特的人文资源，体现着某一特定地域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传统、信仰、喜好和禁忌，具有文化性、地域性等特点。本文结合湘西自治州特有的民俗旅游资源以及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将民俗旅游资源特质进行归纳（表2）。
明晰民俗旅游资源特质之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要求游客对每个民俗旅游资源特质的重要性程度予以评判，得到最受游客关注的资源特质依次是文化性、民族性、生活化、原生态、神秘性、参与性、地域性和历史性。
4 湘西州大众旅游市场顾客价值曲线分析
在前期文献综述基础上，以游客的功能性价值（质量和感知利失）、社交性价值、情感性价值、认知性价值指导，笔者通过进一步市场观察和访谈，归纳提炼湘西州大众旅游市场的游客价值需求面向，得到实惠、健康、安全、舒适、便捷、现代、美景、购物、美食、生态、放松、新鲜、刺激、高品位、活力、娱乐、学习、浪漫和交际19个影响游客感知的价值要素（表3）。
根据顾客价值需求评价法的基本思路，以这19个价值需求点为基础展开问卷调查，让每位调研样本选出10个其认为最重要的价值点，然后统计整理出主要的顾客价值点。本研究组在湘西州5个主要景区（凤凰古城、猛洞河、坐龙峡、德夯苗寨、乾州古城）投放了380份问卷，回收问卷354份，回收率93？2%。剔除无效问卷10份，问卷有效率90？5%，达到问卷调查的要求。通过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作出顾客价值曲线图（图1）。
5 民俗旅游顾客价值因子矩阵模型构建
5？1 民俗旅游产品创新的顾客价值因子矩阵模型
本研究以湘西大众旅游市场为样本，在图1中进一步截取了市场需求强度最大的12个价值需求点，然后与民俗旅游资源特质进行对接分析，构建出民俗旅游产品创新的顾客价值因子矩阵（图2）。
5？2 结论与建议：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的顾客价值因子矩阵分析
民俗旅游中，游客的价值需求层次丰富并存在着梯度性的强度差异，民俗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应面向不同的顾客价值需求，才能适应并满足市场的需要。
研究所得出的因子矩阵，依据横纵坐标的强度差异，分为Ⅰ、Ⅱ、Ⅲ、Ⅳ4个象限，分别代表顾客价值因子的4个等级。由于游客需求和对资源特质的看重程度不同，这4个等级的重要性也存在差异：Ⅰ象限中的因子为一级因子，包括感民俗趣味、随性生活、猎奇、观民族风情，这些因子代表游客最突出、最普遍的价值需求，是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应首要考虑的因素；Ⅱ象限中的因子为二级因子，包括互动体验、城市疏离感、原始本真、赏原生美景、品地方美食，这些因子由较强顾客需求与重要性相对较弱的资源特质对接而成，是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容易被忽视却拥有巨大市场前景的顾客价值点；Ⅲ象限中的因子为三级因子，包括冒险、浪漫艳遇和艺术创作，这些因子在特定游客群体中表现突出，是景区面向特定人群构建差异化特色的突破领域，其配套的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可有针对性的开发与设计；Ⅳ象限中的因子为四级因子，包括探古寻根、购买特色商品和民族特产，这些因子是游客完成一次完整旅游的补充性需求，在部分差异化小众游客中表现突出，亦不可忽视。
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应首先关注第Ⅰ象限，不仅其资源价值的重要程度高，而且顾客的价值需求强度大。如：以“随性生活”价值因子为例，当前团体旅游“上车睡觉，下车逛庙，中间停车拍个照，回家啥也不知道”的匆忙旅游模式，已经严重与该价值因子相背离，未来民俗旅游产品、旅游模式及旅游流程的创新，则可围绕该价值因子，进行重大的改革和创新。其次，对于第Ⅱ和第Ⅲ象限，则可各有侧重地进行创新开发，如：对于顾客价值需求高、而对资源本身要求不高的第Ⅱ象限，可别出心裁的贴合顾客的价值需求进行产品设计。譬如以“互动体验”为例，顾客只要求能够参与互动体验，并不苛求民俗资源本身是什么内容，可以在各种民俗资源的开发中，有意识地注入游客参与环节等；而对于第Ⅲ象限，即顾客认为其资源重要性程度高的价值要素，则可多围绕资源本身进行创新开发，如建设艺术创作基地、开发实景山水演艺项目、开辟浪漫的旅游线路等。最后，对于第Ⅳ象限，作为游客完成一次完整旅游的补充性需求，在产品创新开发中，也应给与充分的考虑与重视，并不断进行创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在矩阵构建中由于选用资源特质作为纵坐标，与游客需求中便捷、实惠对接不明显，故最后的因子表述中游客的功能性价值体现较少。矩阵中横纵坐标共可形成96个对接点，对于矩阵中其余的对接点，不同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本文最后得出的14个价值因子是本研究所得出的对接性相对较强的点，仅代表本研究的成果和观点，并不代表其已囊括所有民族地区的所有民俗旅游者的价值需求。本研究成果的外部效度和适用范围，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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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优势；问题；对策；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59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35-02
1 贵州省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背景介绍
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省内安顺布依石头寨、黔东南上朗德、南花、青曼、西江苗寨等8个民族村寨被选中成为旅游扶贫试点。目前，贵州已有1600多个民族村寨开展了特色村寨游且以民族文化为主要体验项目。形成了农业观光、城郊“农家乐”、歌舞表演、民族节庆、民俗寻踪、古镇探秘等形式多样的旅游产品，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另外，贵州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当属乡村旅游。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贵州乡村旅游的年收入已逾550亿元，解决就业人数多达230万人。按照计划目标，至2017年，贵州省将建成100个以上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示范村寨、1000个左右重点村寨，突出示范和重点经营户建设，实现农民旅游收入占20%以上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是以乡村文化和自然环境为依托的，是具有唯一性的特色旅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体系中具有独特竞争优势，无论是对境内游客还是境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对于贵州旅游产品的建设、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加强贵州旅游核心竞争力和调整贵州省旅游业结构都具有重大意义。
2 相关概念
2.1 乡村旅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山野风光、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状态以及农村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景观为吸引物，把乡村文化作为内涵，目标市场针对都市居民，为了满足旅游者娱乐、学习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从而开展的融观赏、考学、实践、体验、购物、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一种旅游活动[2]。
2.2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
我国多数地区的民族村寨的发展都离不开乡村民俗文化，原因在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使都市旅游者体验到淳朴乡情以及民俗文化的魅力，带领旅游者了解不同地方民众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常态。因此可以定义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为建立在一定的旅游设施和异域、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基础之上，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内涵，吸引都市居民并满足其购物观光、娱乐休闲、考学体验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消费体验民俗文化的一种旅游活动[3]。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是乡村民俗风情，其独特的创造性与民族异域性是吸引旅游者的真正魅力所在。
3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特征
3.1 旅游目的地的乡村民俗文化性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发生地是在乡村地区，乡村的山野风光、生活和生产活动、乡村文化习俗、民族节日等是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所在[4]。
3.2 旅游资源的原生性
乡村地区无论是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模式都保持相对自然原始状态。
3.3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性
农村生态系统，具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属性，景观资源丰富（如农村的民俗文化、婚丧嫁娶习俗、种植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生产生活工具、乡村工艺品等）[5]。
4 贵州省发展乡村民俗文化的意义
4.1 促进居民脱贫致富
如表1所示，贵州乡村旅游的接待游客数量从2011年4458.35万人次发展到2015年的9800万人次，乡村旅游总收入从147亿元上升到430亿元，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也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扩宽纯收入渠道，拉长和延伸产业链条。
4.2 调整贵州农村产业结构
F州省传统农村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相对单一，而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食宿等）、物流业、特色制造业的发展壮大，有效的扩展和延伸了产业链条[6]。
4.3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贵州原有经济条件的落后，对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缺乏物质支持，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同时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实现也相应提高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使得许多濒危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大潮的冲击下得到复苏，并整合融入到旅游市场中重构，得以更新重生。
5 贵州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
5.1 资源多样，内涵丰富，分布集中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兼收并蓄、内涵丰富，涵盖巴蜀文化、粤桂文化、楚文化、滇文化，其核心是少数民族文化。贵州全省分布着49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侗族、彝族、水族、回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讫佬族等人口超过10万人，故而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省域内各式各样的民族节庆、民族艺术、民族风俗、饮食习惯、神话传说等文化景观“多元共存，共生共荣”，形成了“好歌村村有，好酒家家有，好节天天有”的多彩贵州民俗风情[7]。
贵州各少数民族分布相对集中于贵州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形成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集中连片的特点，尤以黔东南州、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州最为集中。这有利于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重点布局和重点突破。
5.2 原始性和神秘性
“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由于特殊的地貌背景，贵州省在工业化开发上不具备其他省份的自然优势，工业化程度的落后也使其传统的乡村民俗文化原始风貌保存较好，神秘感强，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渗透较轻。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导致的人群沟通困难反而促使形成了不同地区形成了形形的民俗文化，造就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原生性、稀缺性、独特性和完整性。
5.3 区位优势突出，旅游市场广，开发潜力大
当前国际国内乡村旅游风生水起，旅游业也从传统的观光阶段向体验休闲阶段过度，独具魅力的乡村民俗更是受到青睐。
从文化的角度看贵州是个大省，是一块高地，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对旅游潜在市场的新引力极大。同时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尤其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崛起，入黔旅游的便利性大大提升，总之，今天的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处在一个极佳的历史际遇上。
5.4 政府支持力度强
贵州省政府在支持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和基础旅游设施的改造提升等方面不论资金投入还是心血的倾注力度都较大，2016年起，贵州省旅游局每年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专项资金多达5000万元，同时为贫困户提供贷款贴息，并探索建立旅游投融资平台、担保贷款平台。为了全方面的保护和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8]。
6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6.1 可持续发展，开发保护并举
固本培元，坚持以保护和传承文化为第一要务，涸泽而渔的旅游发展模式必不长远。开发与保护并举，实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对于一些具有唯一性特点的民俗文化（民族建筑工艺、悬棺丧葬文化等）要重点研究保护。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中，坚持完善政策管理和加强技术支撑二者并举，实现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6.2 提高认识，摸清家底，搞好乡村民俗旅游规划
制定科学的全省乡村民俗旅游开发规划，在整体规划指导下，对全省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别特征和地域分布进行调研考察、登记造册，对重点文化资源做好完善的开发、发展与保护的旅游规划，同时，各乡村民俗景区景点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具w的实施计划[9]。
6.3 整合资源，挖掘内涵
系统整合资源，积极开展区域联合，把贵州乡村民俗旅游区与省内颇具特色的喀斯特自然风景区和邻省一些著名景区联合起来，形成旅游网络。如贵阳-榕江-从江-黎平-锦屏-隆里-镇远-凯里-西江-广西桂林的黔东南旅游线；建设以喀斯特自然风貌、历史文化遗址与布依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风情相结合的贵阳（花溪高坡苗寨、天河潭镇山布依文化村、红枫湖景区）-安顺（龙宫、黄果树、屯堡文化）-安龙、兴义（苗绣、腊染、贵州乡村龙、马岭河风景区）-云南昆明的黔西南旅游线等。同时，对民俗旅游的文化内涵进行概括、发掘、升华以致凝聚区域特有的个性化精神，将民族文化中别具特色的民间节日、生活风俗、饮食习惯、神话传说、民族信仰等文化挖掘出来，设计和创造出多元化的产品，形成特色品牌，强化旅游吸引力。
6.4 改善设施，提高档次，创建品牌
多渠道融资集资引资，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全方位综合开发，确保乡村民俗旅游过程中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的服务完善、合理衔接，特别是要加强乡村民俗旅游区的环卫设施、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旅游公共厕所、交通道路、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完善乡村民俗旅游服务设施，优化乡村民俗旅游区的大环境，使游客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游得好，提高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层次和综合效益，进而实现品牌效应[10]。
6.5 培养人才，提升管理，完善服务
宏观上引导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发展如与地方高校合作，定向定点培养专业旅游人才，提高接待能力、接待档次和接待质量，管理体制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管理制度。
6.6 加大宣传，提高知名度
酒香也怕巷子深，贵州由于受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知名度不够响亮，故而应重点利用港澳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促销窗口，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如电视、报刊、展览、互联网等进行宣传介绍，提高乡村民俗景源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增大吸引力[11]。
参考文献：
[1]张遵东，章立峰.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1（6）：66～71.
[2]骆 诚.浅析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0（11）：60.
[3]白 娜.参与型乡村民俗旅游产品开发思路[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14～17.
[4]查爱欢.乡村旅游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5]邓 位.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乌蒙论坛，2013（4）：49～53.
[6]刘 瑞，苏维词.贵州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6（2）：167～170.
[7]王丽芳.浅析乡村民俗旅游的深度开发[J].安徽农学通报，2007（11）：205，152.
[8]黄欣伟.兴义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3.
[9]李 云，殷志华，韩 笑，等.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茉莉花”文化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4（17）：42～44.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主体选择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43－04
根据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提出的民族文化三分说，民族文化分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即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典籍文化，中层文化为市民文化，下层文化即广大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是民族文化中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先生还指出“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个概念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对民俗文化有多种分类方式，有把“民俗”文化分类为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礼仪、岁时节序、传统节日和信仰的民俗，还有把民俗文化分为精神民俗、物质民俗和社会民俗。
民俗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与一个民族某一地区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民俗文化既包含于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部分中，也包含于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中，本文探讨的范畴界定为稀缺的民俗文化部分，即非主流文化中的民俗文化，通常是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民俗文化部分。这部分民俗文化具有稀缺、奇特、原生态、活态等特点，在具有高旅游开发价值的同时，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上表现出极度的脆弱性。
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学术研究中日益凸现出不可或缺的研究价值与传承价值。在全球一体化、现代开放型社会，旅游开发成为众多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发展经济的首选路径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与传承民族、民俗文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而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成为有效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关键。
一、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1、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出现普遍的“庸俗化”、“伪民俗”、“同化”、“商业化”等现象；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即“文化经济化”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是普遍认可的优化路径选择。最普遍采用的价值转换方式就是旅游开发，因此，在认可旅游开发促进民俗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回避旅游开发给民俗文化演化发展、历史变迁带来影响的现实。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2、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学界对旅游开发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提出民俗旅游开发实际对民俗文化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二、旅游开发背景下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选择
依据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论述，可指导民俗文化的保护主体的选择，以制度安排如出台政策加以规范与管理，以强化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性。通过对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重新设定和再思考，将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问的矛盾通过旅游开发主体与民俗文化保护主体之间的融合统一于一个主体内，并以制度约束主体的行为，尽可能缓解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目前民俗文化保护的主体主要有两类：政府与民间组织。但在旅游开发背景下，还需将“开发商与经营户”作为一重要主体纳入到民俗文化保护系统中，与政府、民间共同构成三大保护主体。
1、民俗文化保护的两个主体：政府、民俗文化的依存群体
民俗文化保护的过程模式可归结为两种：一、直接来自政府层面的主导性保护，如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借由2008年贵州旅游发展大会刺激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开发，为保护村寨民俗文化，从县委政府层面积极推行保护措施，主导编制苗寨发展与保护规划及各项开发与文化保护项目；二、先起由民间自发力量，然后由政府多方协助引导，支持民间民俗文化的推广、传承与保护，’从民间主导逐渐转化为由政府主导保护工作。在主流文化强力冲击下，起源于民间的文化保护，一旦缺少政府政策与财力等的支持，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不管哪种过程模式，民俗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和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缺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与资金投入。
行政保护力量不可或缺，民间自发组织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其角色不可取代。以往民间自发组织仅由民俗文化所依存群体中的部分人员构成，由于民俗文化普遍具有活态性，因此民俗文化保护应涵盖保护地域内的全部民众即民俗文化所依附、依存的整个群体。
政府与民俗文化的依存群体力量两者构成密不可分的两大要素，在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作用互补。政府的角色：优化文化存留与传承所需的条件与环境。文化依存群体的角色：承担起自身民俗文化的存留与传承重任，是民俗文化具有传承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政府力量作用于文化主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保证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尤其利于活态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2、民俗文化保护第三主体的选择与定位
对于旅游开发地而言，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必须纳入到民俗文化保护主体之中，即依托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创造经济财富的开发商与经营者群体。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其价值为开发商和经营户所利用转化，利用转化得当，则既可有益于保护好民俗文化，又可创造必要的经济价值；反之，则在为当地带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会对民俗文化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约束好开发商与经营户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对民俗文化的科学利用非常关键。
开发商和经营户的定位问题：他们应不仅仅是投资商、开发商、经营者，更应是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人，是兼具商人与文化保护的“二元身份”人，且以文化保护、传承身份为主导。如何约束与监管开发商和经营者的“二元身份”，应纳入政府以行政法规手段进行监管的重要工作中。以文化保护为主导的“二元身份”制度设计，是将旅游开发纳入到民俗文化保护大系统中的重要手段。
政府、文化依存群体、开发商与经营户群体，三大主体是一个民俗文化地区以旅游开发为手段带动经济发展且同时保护当地民俗文化所必须管理好、引导好、规范好的三个重点群体。三者之间协同合作，使命共担、利益共担、风险共担，共同构建一个依托旅游开发保护民俗文化为核心、带动经济发展的双目标优化模式。
此外，学者及社会其他群体，可作为三大主体的必要补充，为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