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论文范文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环境法治环境问题

环境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与其一中心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称为这一中心事物的环境。中心事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有差异，相对于人类而言，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环境问题可分为两类，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问题是第一类环境问题，而“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人们周围的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的现象”（2）是第二类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所要阐述的环境问题也即第二类环境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本文试就我国的环境问题及环境法治作一下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通通给破坏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是，今天也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如大家都知道的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毒气渗漏事件和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核电站放射性泄漏事件，这两起事件到现在让人想起来都还有某种恐惧的感觉。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污染物的年排放量达4300余万吨，（其中烟尘约2800万吨，二氧化硫约1460万吨）；198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6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68亿吨，处理率仅为27%，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3)

环境污染和破坏给我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极其惊人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据80年代初的不完全统计，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90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5亿元共计955倔元，约占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4%左右。从这样一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环境问题在我国如此的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而且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笔者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一些乡镇企业的农民为“脱贫致富”，宁肯容忍环境污染对国家、所在集体和本人的损害。对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在一定意义上，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又常成为冲突的一方（地方利益），违法阵营庞大，法律执行的难度极大。

(2)人文社会因素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与‘人类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前期的生态学更多地显示了自然属性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学，则更强烈地显示了它的社会属性这一面。”(4)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的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从现行的角度看，这方面的因素影响更为巨大。

第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比例，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短时期内很难扭转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这是用不着忌讳的。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因而往往出现了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惊人的浪费，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第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所谓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5)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据调查，国民对于环境状况的判断大多是态度中庸，无敏感性，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公众不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环境知识。2000年“世界环境日”前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些大量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是有多么的差。一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如此的差，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了。

第三，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点，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要困难的多。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有类似情况，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主要以以环境污染为主，如今经过不断地治理正在不断有所缓解；而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环境破坏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且日益呈现出环境问题与贫困同步深化，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二、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包含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笔者就对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探讨即对我国环境问题作几点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执法与司法的改进、法律监督的强化、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强化、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环境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并重，生态建设与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发展。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立法的重点，具体说来，有如下原则：①建立大环境立法体系的原则，如前所述，国家环境立法存在着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与此对应地方环境立法中也存在着侧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轻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环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虑。坚持大环境的立法原则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体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各类灾害等规范组成一种标本兼治的大环境体系，②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感。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谁污染谁治理，这本来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下，市场主体具有趋利性，往往出现一些企业为了眼前短暂的经济利益宁愿被罚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现象。因此，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强化污染者的责任已刻不容缓，这应该说也是权利义务原则在环保法中的体现。③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各地方的污染状况不同，环保的具体任务也不尽一样，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实为依据，坚持国家立法的原则性与本地实际的灵活结合。同时，由于总结性立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而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地方立法应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大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

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

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

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

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6）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7）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三、简短的小结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48页

（2）同（1）

（3）《中国环境公报》，1988—12—30

（4）马世俊著：《中国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8期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由于伦敦的工业化进程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其环境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工业化的发展与环境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工业化阶段，往往会在旧的环境问题上产生新的环境问题，新的能源的广泛使用往往就带来了新的环境污染。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伦敦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每当伦敦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就会出现新的污染源和污染形式，所以其环境问题会在以前的基础上大大加深。通过总结和分类，本文将伦敦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分为以下几种。

1.1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煤和石油燃烧所排放的污染物。工业革命的进行带动了煤炭和石油的使用，煤炭和石油在燃烧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这些气体排放到空气中后就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大气污染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如伦敦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日照时间变短等。

1.2河流污染

河流污染是伦敦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业化时期，大量的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中，造成极为严重的河流污染。在河流污染这点上，泰晤士河的例子就十分典型。工业化以前，泰晤士河畔景色优美，绿树成荫，但是工业化彻底改变了泰晤士河的命运。随着工厂以及居民区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不断地排入其中，泰晤士河水质发生恶化，到工业化高潮阶段时期，它简直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臭水沟，河中生物基本绝迹。

1.3人口膨胀、居住环境恶劣

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伦敦的城市化水平也越来越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伦敦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加之缺乏规划及住房短缺，从而引发人口膨胀和居住环境恶劣。

1.4放射性污染和有机氯化物污染

放射性污染是由于利用原子能和发展核电厂而产生。人类在利用核能不当的情况下会产生放射物质泄漏和放射性污染，从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有机氯化物污染主要指因大量生产和使用农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1.5其他环境污染

在以上几种环境问题外，伦敦的环境问题还包括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城市资源短缺、城市热岛效应、城市光污染以及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问题。

2伦敦环境问题的成因

伦敦城市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消耗，也包括政府和群众对保护环境的薄弱意识，同时加之技术水平的限制，使伦敦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本文在总结和研究的基础上，将伦敦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分为一下几种。

2.1技术水平的限制

工业化进程是技术变革的过程，其中新技术在发明和推广过程中，主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考虑给环境带来怎么样的破坏。例如，由于污水净化水平不成熟，工厂只能将污水排放到河流中，依靠河水的流动来净化污水，这样只能加剧河流的污染。再者，受限于没有成熟的排水系统和固定的管道供水设施，伦敦城市居住环境恶劣以及卫生条件的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了。最后，由于燃烧以及净化设备的落后，加剧了煤和石油燃烧所带来的空气污染程度。以上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都由于技术水平的制约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从而为环境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2.2环境理论的偏差

“自由放任”理论是由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其理论核心是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放任自流，认为工厂选址、工厂的垃圾排放都是私人的事情，政府不能干预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职能。在这种理论的驱使下，工厂盲目追求利润，社会上形成了以牺牲环境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风气，这样必然会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加剧。

2.3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意识比较薄弱

伦敦的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只顾追逐利益和金钱，从而忽视了生产过程中得环境污染问题，不会有人在生产过程中还用考虑保护环境。

2.4能源结构不合理

伦敦在工业化进程中主要以煤炭和石油为主要能源供给，随着煤和石油的广泛应用，各类与之相关的工业部门快速发展，如采矿和汽车工业，煤和石油在燃烧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2.5工业布局不合理

伦敦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以高度集中的工业布局为主，工厂把大量的工业污染物集中排放到较小的区域中，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3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对策分析

3.1调整能源结构

积极开发新能源要改善环境问题，首先必须要改变以煤和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耗方式，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从而降低有害物质的排放，降低工业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3.2完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包括城市供暖系统、排水系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道路系统和城市环卫设施等方面。应通过不断完善以上环境基础设施，减少城市生产和生活废弃物的排放量，加大环境的消化能力。在城市建设方面，要积极推行以城市绿化为主的城市环境建设。通过不断大力开展城市绿化水平，极力提高城市环境对调节城市气候、净化空气和减弱城市噪声的作用，提高城市生态功能。

3.3通过科技进步来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技学技术的进步在保护城市环境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应通过大力研制和开发先进且实用的环保技术，加大对环境治理技术的投入，加强工业废水治理，控制汽车尾气和固体废物污染等。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积极促进市场化、产业化的环境治理方法，全方位带动环保产业的升级，提高环境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整体支撑能力，并使环保产业逐渐变成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3.4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

政府应充分发挥在环境保护中得监管职能，积极建立一支具有执行力度的环境执法队。首先，要不断提高环境管理者的素质和技术以适应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其次，积极吸收和引进国际和国内先进城市的环境保护经验，努力克服现有体制的弊端，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最后，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环境保护体系。

3.5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监督作用

一方面，应努力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活动中来，让群众树立起积极保护环境的意识，如杜绝使用一次性产品，积极植树以及循环使用包装物等。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世家社会舆论的外部压力，同时监督企业的排污行为，促使企业形成先达标再排放的行为。

3.6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要按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努力搞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可以通过开展以经济健康发展、改善环境质量为主题的城市活动，结合一些切实有效的综合治理措施，努力减少城市中得各种环境问题。

3.7调整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

在工业布局上，把必须发展的重污染工业尽可能配置在用地、用水条件良好、环境承载能力大、环境净化能力强的地区上，使同样的工业污染排放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同时，在城市布局上，把工业区配置在城市下风下水区，使工业污染对城市的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4小结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人类一代一代地更替。事实上，社会发展也是某一代人口在继承上一代人口创造的全部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当代人的改造之后，再接着传给下一代人的过程。社会发展具有代际相延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毫无疑问，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和发展权。所以，当代人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更加涉及到后代人的生存与切身利益。当代人不是大自然最后一代子孙，不仅是从前代人的手里继承了地球，更是从后代人那里借用了地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祖辈留给父辈们一群羊，假设父辈将这群羊过渡到子辈，存在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将这群羊养大，通过剪羊毛和挤羊奶来赚钱，最终父辈们学到了一套养羊技术和经营技巧，他们把这些知识传给了子辈，并给子辈留下了一间羊房和一些设备；而祖辈留下来的羊到了子辈这里已经无奶可挤且无毛可剪了，即原始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但子辈可以再买一群羊，并使用父辈留下来的技术和经营技巧来发展他们自己的事业。父辈们的另一种选择是将羊宰了，通过卖羊肉来赚钱，满足他们当下的需要；等到了子辈时，通过卖羊肉换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并且原始资源也早已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子辈已经没有实现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了。通过以上例子不难发现，当代人的经济增长，必然会消耗掉子孙后代的资源。可持续增长理论认为：后代人有不同于我们当代人的独立利益，经济发展不但要关注当代人利益，更要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代际间利益的协调是保证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当代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尽可能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以确保自身和后代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代际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

（一）代际外部性及其表现形式外部性一直是经济学领域广为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外部性定义为：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当中，一个人使他人遭受额外成本或收益，而且这些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没有通过当事人以货币的形式得到补偿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精确的说，外部性就是一个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影响他人的福利，而这种影响没有通过货币形式或市场机制反映出来。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将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因一厂商的内部经济活动，对产业部门或社会带来的额外利益，如基础教育和国防；而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效应则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或负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外部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外部性活动的产权做出清楚的界定，从而使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溢出，不须付出成本或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从外部性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把外部性分为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所谓空间外部性是指外部效应的产生是即时的，是在空间扩散的。所谓时间外部性是指外部效应的产生不是即时的，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即在相对固定的空间范围内，外部效应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时间外部性产生的“时滞”有长有短，短的可能有几个月或几年，而较长的则可能延至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当时间外部性产生的时间滞后较长时，它的效应就会表现为不同代际之间享受资源的机会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称时间外部性为代际外部性。

（二）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关注后代利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它的经典定义由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它的提出源于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日益恶化进行的深刻反思，是为应对环境危机而总结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的伟大战略。从可持续发展的字面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命题。雷切尔•卡逊女士所著的《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正是由于大量使用化学杀虫剂而带来的时间外部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杀虫剂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才会产生明显的负效应。《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则认为,当时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繁荣,但从长远角度看,它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对后代人造成负外部性，这个负外部性可能只需要一代人就能表现出来,但也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以后才能感觉得到[4]。《我们共同的未来》则指出，人类以往的发展模式其根本缺陷在于只注重当代人的眼前利益，而完全忽略了这种发展方式可能带来的长远的负面影响。他们犀利地指出农业文明的产生实际上是带来了大量的森林砍伐、土壤肥力的下降和大规模的水土流失。他们把农业文明的这种生产方式称作是对自然界的掠夺式经营，认为这在生产方式上和思想文化上为当下的环境危机埋下了祸根。18世纪的产业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但同时也严重破坏了上亿年来地球表面形成的生态平衡，在征服自然的野心的驱使下，地区性公害扩展到了全球，这种生产方式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成了当代环境问题的主要元凶。

（三）代际外部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由上文可知，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希望扭转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时间的漠视，它提醒我们代与代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它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外部性表现在知识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负的外部性则体现在自然资源总量的下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突飞猛进，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人类在20世纪消耗的资源总量已经超过之前人类所消耗的资源总量之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根据目前对资源的开发力度以及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人类已知的资源将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内就会被消耗殆尽，尤其是再生能力较弱的矿产资源。资源的过度消费导致后代人可消费的资源数量减少，会使后代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得不到满足，进而损害发展的可持续性。这里造成代际资源消费过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代际外部性的影响。现实中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最严重的代际外部性问题，大多都表现为在资源消费过程中的代际负外部性问题。代际负外部性所带来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复杂，大规模的环境改变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会给人类的长远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论显然是希望人类活动对后代人造成的外部性，正的效应要大于负的效应，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发展的要义。如果正负效应刚好相等，社会虽然谈不上发展，但至少也是可持续的。最坏的后果是负的效应大于正的效应，这会使后代人面临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空间，甚至造成绝对的后退。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经过几个世纪的累积以后，尽管正的外部性造福着人类，但负的外部性也同时在加速积累，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出灾难性后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代际公平性，它要求使后代人的福利不低于当代人，即当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时要确保后代人的生活标准至少不低于当代人。当前资源过度消费的状况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替代品被发现或发明以前，如何保证未来的长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如何保证后代人对资源的需求，实现有限资源在代际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

三、基于环境法对消除代际外部性的思考

（一）代际外部性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的代际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问题。笔者认为，代际负外部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权利的失衡，这种失衡是时间上的代际阻隔所产生的后代人主体缺位导致的。由于后代人不在场，他们无法亲自主张权利并实施制裁，完全没有与前代人进行交易谈判的话语权。而相对于后代人而言，活在当代的人们对现有的社会可消费资源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当代人享有绝对的话语霸权、资源控制权和制度安排权。由此可见，资源在代际之间的竞争属于非直接竞争，在自然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当代人和后代人相比显然处于一种唯一的和无竞争的地位，后代人只能接受前代人遗留下来的既存的资源。因此，这种时间上的代际阻隔很容易导致人类社会在资源消费过程中普遍的代际负外部性问题的产生。美国学者魏伊丝教授曾做过这样的假设：在当代人做出某项决策时，后代人可能会愿意支付一大笔钱以使当代人避免采取某些行动或者采取某些行动，但他们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这种诉求。代际外部性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代际之间在享受资源上的机会的不平等。“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当代人为后代人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的需求。该理论最早由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蒂丝•布朗•魏伊丝提出。

代际公平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概念———“托管”，意即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好地球环境并确保将其完好无损地交给后代人。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法领域已被广泛接受，并且已在很多国际条约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认可。后代人的利益是代际公平的一个源头，人类作为拥有理性和无比智慧的高级生物，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做危害子孙后代的事情，就如同在任何时候不会做危害我们自己子女的事情一样。如果我们过分侵犯自然，让大自然因我们的行为而遍体鳞伤的话，那么在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承受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毫无疑问，我们的任何行为都是一个“因”，它必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产生一个“果”。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将来的人类和现在的我们是否都关心同样的问题，是否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观，但是后代在基本生态环境等方面和我们具有相同的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的前提由上文分析可知，造成代际负外部性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后代人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缺位导致了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权利的不平等，同时也正是这种代与代之间的跨时间约束造成了解决代际负外部性问题的困难。笔者认为，要想解决代际负外部性问题，首要问题是要为后代人找到一个充分代表其权利和利益的“代言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人理论。后代人尚未出生，其不具有意识表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取得法律主体资格，因为在法理学上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不一定要同时产生和存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离。其最有力的证据有：比如民法中婴儿、、精神病患者等法律主体没有无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法律为他们设定了监护制度和制度来实现和延伸他们的权利。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将制度借鉴到环境法中来，为尚未出生的后代人设定法定人来实现和延伸他们的权利，这应该也是可行的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赋予后代人的人在当代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机会，并且允许他们以诉讼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去，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保障代际公平的实现。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该由谁来担任后代人的人。

在确定后代人的法定人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将环保组织作为后代人的法定人；二是“后代人团体拟人说”中的观点，即将政府作为后代人团体的法定人，认为如此可以为政府管理环境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但笔者认为政府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其不宜担任后代人的法定人。政府既是当代的社会管理者，又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若再让其担任后代人环境资源的人，很有可能会带来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后代人的法定人主要应由环保组织担任，并且只有那些不直接从事环境资源经营性活动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才可以充当后代人的法定人。同时还可以建立资格认证、考评制度，通过立法规定后代人法定人的资格、条件和遴选办法。将环保组织确定为后代人的法定人，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与政府在利益表达和协调方面的渠道，环保组织在环境保护知识上的专业性可以为环境规制具体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提供参考，由此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双赢。此外，环保组织还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的行为，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合作，进而保证未来各代人的权利被认可和尊重。

（三）对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具体途径的思考要消除代际负外部性，保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实现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必须采取强制性措施，做到以下几点：

1.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一种和谐的代际伦理观，做好代际公平的宣传工作。价值观决定资源开发的方向，要坚决抵制忽略甚至否定后代人利益的本代中心主义，全面提高人们的资源保护意识，加强资源有效利用的教育工作，避免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以及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

2.依靠明确的法律制度来确认和保障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首先，必须从宪法层面确认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从而为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树立宪法保障。其次，可以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资源单行法中确认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为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奠定权利基础，提供坚实有力的实体法依据。

3.设立代际补偿制度。代际补偿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地享有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当代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不能妨碍、透支后代人将来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建立有限资源在不同代际间的合理分配与补偿机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在当代人受益的情况下，不得降低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当代人在消耗一种资源的同时，能对被消耗掉的资源进行适当的补偿，后代人就能拥有和当代人同样的发展潜力或潜力得到保障。

4.完善后代人权利的救济途径。根据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人理论，法定人就是相应诉讼法上的法定人。上文已经分析了后代人法定人的确立问题，在这种环境资源法定中，作为抽象主体的后代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法定人实现其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可以在相关的环境资源程序法中，规定后代人法定人可以对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提起控告、申诉、诉讼；即环境资源诉讼法上的制度与环境资源实体法上的制度相适应，实体法上的法定人就是相应诉讼法上的法定人。事实上，实践中已经有过这样的判例。1993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在“菲律宾奥波萨诉法克兰案”中承认了42名儿童有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各世代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代际公平”理论为依据提起的环境诉讼。而在美国，法院也允许一个环境保持组织作为一个包括“还没有出生的后代人”的集团的代表人提讼。

四、结束语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开采资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耗过程，任何企业一旦投入运营必将消耗资源同时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它应把恢复和治理环境作为自己的义务，应积极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然而环境会计虽然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理论和实务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和特色。在企业层面、系统地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也正在形成“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企业使用环境资源，就必须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不仅需要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在财务报表中，还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环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不同企业、单位和部门之间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实务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使得企业很难反映和控制其环境资源及耗费和补偿情况。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传统会计核算只考虑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少考虑环境因素，现行的财务报表中提供的货币信息局限于能够按以货币计量的业务和事项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这将直接影响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3．会计准则的制定未充分考虑环境责任和环境风险。传统会计理论对产品生产中环境成本未加考虑，在宏观层面上虚增国家财富，为此，建立一套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对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的耗费和补偿进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对环境会计要素没有给子确认，由于缺乏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也无法统一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模式，给环境信息的披露带来一些困难，现行的会计制度中，仅在企业“管理费用”会计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缺乏相应的核算体系。因此，应尽快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建立与我国环保要求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让企业如实记录和反映环境管理活动，充分披露其现实和潜在的环境责任及其面临的环境风险。

4．环境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利于运用环境会计披露。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多数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也不会自觉地增加环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关环保支出，企业也因怕损害其环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动向社会披露其环境信息，近年来，我国虽相继了一些与环境要素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环境法规体系仍不健全，内容笼统，与实务操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立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这些因素不利于在实务中运用环境会计披露环境信息，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现代会计应考虑环境信息的披露

在传统会计核算中，资产负债表对部分环境负债未作确认，利润表中同样未确认企业采取环境治理措施发生的支出，最终导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此，现代会计应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

1．环境信息应纳入会计报表范畴。大量的环境信息，如环保经常性支出，环保研究开发费用，环保治理费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负债的确认，以及利润表中成本与费用的确认，应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尽管环境成本如环境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被认为是社会成本部分，而非个别企业生产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接受环境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构成，企业应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其目的是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的转变将使环境信息被纳入会计报表范畴。

2．会计的作用在于提供企业经济和财务信息，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环境管理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执行了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价企业的环境业绩。二是由于环境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受益和风险，联系着未来的负债和费用，因而，许多投资者愿意将传统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能力与环境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分析。而且，近来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出现了将收益与环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资对象的“绿色投资”趋向。三是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有的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信贷决策依据，甚至有的还成立专门的“绿色银行”了，把环境问题作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费者与社会公众随着环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业的环保形象。会计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势必被要求向国家各职能部门提供所需的环境信息。若会计消极对待环境信息的报告，与那些注重环境并在环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业相比，在对外报告中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不很理想，但无疑破坏了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将不利于环境保护。

三、构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会计学界提出的绿色会计、生态会计或可持续发展会计，其目标就是解决会计如何向外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问题。由于环境会计起步较晚，环境会计准则尚未出台，因此环境会计报告体系尚无统一的要求。笔者认为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应采用独立报告披露和专题报告分析两种模式。

1.采用独立报告披露模式。选择一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重点建设行业或上市公司作为试点，在传统财务会计报告中，可以在文字说明、补充资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重污染企业一般可以按照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如某地区污染企业数量，总量比重法、万元产值平均法等方法进行判断。中国证监会应要求企业在上市时将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企业重点披露。在会计核算上，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可以暂不纳入日常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取得与环境会计有关的资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可用一些准确的数据指标或货币指标予以披露，并可辅之以文字说明;如果在日前状况下，不能获取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则可用文字加以叙述。独立报告披露模式的内容应包括企业简介与环保方针、政策，环境标准如废弃物、产品包装、产品污染排放、循环使用等信息、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等以及环境业绩信息如环境治理与投资、奖励和环境审计报告。

2.采用专题报告分析模式。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并通过报表分析如大气污染指标；水质污染指标；噪音污染指标；资源破坏程度指标等评价环境污染程度。通过报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资源产出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废钢铁回收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标反映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完善的环保法规，并充分发挥其环境执法的效力;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资源产品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形成比较完整的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逐步消除实务操作中的主要障碍，如环境信息计量障碍、环境成本分配障碍等;制定出完善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使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实现实务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制定出统一的环境审计标准，实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高雅军信小娟试论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林业科技情报2004.3

[2]林光侨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煤炭经济研究2004.6

[3]安庆钊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探析经济师2004。2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提要： 文章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明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认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文章指出：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 第二部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文章认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文章论述了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途径和措施。文章认为：首先应该通过宪法和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即：将“实现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国策；将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关系，促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一整套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原则。文章建议制定一整套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包括：第一，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科研体制，在人口、环境、资源研究方面实行创新；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战略，大力推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将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结合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的基本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第 三，制定和实施对人口、环境、资源实施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计划，认为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跨学科、跨部门性，只有通过各种计划才能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土规划、人口规划、环境规划、各种资源能源规划等专门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龙头和中心环节；第四，综合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的管理和法制。 本文所谓“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主要在如下几种意义上使用：第一，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组成的综合体；第二，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形成的综合关系；第三，是指由人口、环境、资源这三方面工作所形成的系统工程；第四，是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或一体化控制），即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第四，是指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综合，即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既可以表示一种思想、一个观念、一门学问，又可以表示一个目标、一种实践、一项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将上述几种意义的一体化概括为或简称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中的一体化，又称综合化，英文是integration（名词）。英文中的integral（形容词）、integration（名词）、integrate（动词）、integrative（形容词）等词，在不同的中文翻译中有“结合、综合、整体、整合、一体化”等不同译法。例如，“环境与发展的结合、综合、整合或一体化”、“人与环境的结合关系、综合关系或一体化关系”，到底哪种译法准确、流行，一时很难确定。 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3月8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好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他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协调好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这项系统工程 .”笔者认为，要做到“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必须从思想上认清人口、环境、资源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从实践上完善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唯有如此，才能协调好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搞好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系统工程，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 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对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自身生产较慢，人类对自然的冲击较少，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到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直到18世纪中叶才增至8亿，人口翻一番用了1500年，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要到公元3250年才能达到16亿。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提高自己和发展经济方面建树了辉煌业绩，人口从1750年的8亿到1900年增加到17亿，即只用150年就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到 1987年的50亿，只用37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估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3亿。也就是说，在第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稳定在3亿左右；而在第2 个1000年，人口增加了60亿。一些国家由于对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采用“高生育、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以超出环境资源承受力的方式进行人类自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不适当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先污染破坏后保护治理”的弯路。面对这三大问题，各国分别制定了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和资源政策及有关法律，建立了管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机构和队伍，形成人口控制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管理工作这在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是，初期的这三项工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人口工作与环境资源工作相脱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二是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相脱节，即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脱节。从总体上看，各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大都经历了“从分别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分属几乎是互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一直属于不同的行业或专业，他们大都尝过“人口、环境、资源工作三股道，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与保护、改善环境资源各自为政”的苦果。这两个致命的弱点使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据经济学家罗伯特？ 里佩托（Robert Repetto）计算，如果世界人口按目前每年16.7%的增长率继续递增，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挤满人，即使将南极用来安置人，它也只能为7年内增长的人口勉强给个站脚的地方；据罗马俱乐部1971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一些环境资源学家的估计数字，如果世界按目前每年排放的废物和消耗的资源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堆满垃圾和废物、耗尽许多重要资源，人与废物、人与资源的矛盾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面对严重的综合症，人们转而思考“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转机，人们开始认识人口、环境、资源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意义。这一次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给环境保护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为了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人类必须运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内罗毕宣言》（198 2年5月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特别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指出：“环境、发展、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在城市地区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已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的办法，强调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于环境无害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理论。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通过了一揽子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原则”观点的文件。其中被称为“地球宪章”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的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其中《21世纪议程》是一个全面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等活动的国际政策文件，它充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例如该《议程》第5 章强调，“查明人口过程、自然资源及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将人口、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的研究方案”，“将环境关注与人口问题结合起来”，“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应该将关于人口趋势和因素的行动与满足有关人口需要的资源管理活动及发展目标密切结合起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目前不少国家已经制定涉及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规划、行动方案甚至法律，人们开始从学科专业、计划管理和政策立法等方面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 在处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环境资源，建立人与环境的良好秩序，各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和活动必须相互配合，必须打破原有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界限，在人口、环境、资源领域实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行动。这种认识反映到政府政策、规划、管理和立法上，就是开始出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较强的政策、规划、管理部门和法律。 （二）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环境大国和资源大国，也是一个存在人口膨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紧缺问题的国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而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并且这种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 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在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在一个时期曾片面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宣扬违反自然规律的唯意志论、采取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个别地区甚至实行过“先污染、后治理”、滥砍滥垦滥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政策，结果使得一些地方造成“人越生越多越穷越垦（指 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地越垦越坏（指环境资源破坏）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有关部门和专家虽然也有过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结合起来的想法，但国家并没有将其作为指导原则，也没有从国家计划、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将它们结合起来。面对接踵而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人们开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分别制定了有关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但结果是防不胜防、治不断根、有小改而无大变。进一步实践和研究发现，原来这些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绞结在一团的综合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和国土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等问题。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1981年8月），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考虑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相互关系，并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部级政策文件。该报告尖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在国土整治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国土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多是由各部门分散进行，缺乏统一协调，既有重复劳动和空白，又对综合利用考虑不够”。该报告认为，“国土整治应当包括考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这些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后，国务院于1994年3月通过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不仅强调“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而且初步阐述了有关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政策。例如，该《议程》的第1 章指出：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类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1页）。第2章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第7页）；加强政府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综合性决策、管理和监督（第6页）；制定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采取重大行动，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第7页）。第7章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强调在规划和决策等各个方面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4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指出：“目前，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为了确保有限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问题重’的方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依靠科技进步挖掘资源潜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资源，坚持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 在《森林法》（1984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等资源法律和《环境保护法》（1989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制定，1996年修改）等环境保护法律中，分别规定了将开发、发展、合理利用、增殖、保护、防治、改善、建设、管理等环境资源活动结合起来的目标或原则。 （三）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 、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 目前，许多国家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问题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收效不大，并且有进一步发展蔓延的趋势；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三个问题之所以多年来得不到有效控制和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环境、资源这三个貌自分离的问题，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为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问题”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成分。孤立地对待这三问题，看不到这三个问题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综合症，是无法解决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对这种综合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综合症”的成因和实质则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例如，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途径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但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尽量满足人类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尽量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结果这种人口政策越实施，环境和资源危机就越严重。一些国家想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及提高生活标准的需要又要求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需要又要求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频率，结果又削弱了环境保护的努力。一些国家想充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强国富民，满足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加的需求，但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高频率开发，却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环境法律和生态破坏问题。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 经过许多人的长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这就是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进行调控的理论，即有关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应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 （一）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内容即研究对象，概括地说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及其相关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领域：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的基本理论。主要研究：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的理论基 础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环境、资源的理论以及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与人口、环境、资源有关的其他理论；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人口、环境、资源的发展史（涉及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和解决方法，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的构成、性质和特点、地位和作用；调控人口、环境、资源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行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等。 第二，对中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相互关系，中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相互关系，中国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的政策和法律，中国调控人口、环 境、资源综合体的原则、途径、方法和制度。 第三，对外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各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与中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比较。 第四，对国际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各种有关国际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公约、条约和协定，国际人口、环境、资源领域的组织机构、会议和其他活动。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还研究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及其有关理论、政策和法律，如环境与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等。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特点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独特性质，是区分一体化研究与分割式研究的主要特征，它最集中、扼要地提示了当代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理论的根本特征。 在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中，按照排列组合公式存在着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环境与资源这三种关系；按照传统的关系论，表面上看，这三种关系可以归纳为两种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物与物（环境与资源）的关系；但进一步分析，在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后面，还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谈到这3种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马、恩认为：人的发展或人的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自然关系即物与物的关系，“凡是有某种（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社会）关系都是为我（指为人）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社会）关系’，而且根本没有‘（社会）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它物的（自然）关系不是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 .同时马、恩指出：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 ，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 .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简称一体 化研究，从狭义上讲是研究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从广义上讲是研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 对上述3种关系，相应地存在三种理论，或者说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抽象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的理论；二是以研究自然体与自然体的关系为主的理论；三是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的理论。按照学科分类的传统标准，研究自然关系（包括自然体、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关系）的科学属于自然技术科学，研究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人、社会现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属于人文 社会科学。这种简单的分类方法有很大的机械性、局限性：第一，它显然没有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实际上某些自然技术科学也研究一些社会关系，某些社会科学也研究一些自然关系，对于那些既研究自然关系、又研究社会关系、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不知道属于什么科学？于是有人提出，以研究自然关系为主的学科属于自然技术科学，以研究社会关系为主的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以研究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主的科学属于交叉科学（又称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和自然社会科学）。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具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特点。这是一门随着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日趋严重，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资源管理活动的日益加强，以及人口法、环境保护法和自然资源法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古代或很早以前就有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就有人口控制、保护环境、管理资源等活动、思想甚至法规，但那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进行一体化研究，更谈不上进行一体化的控制。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是以“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或“人与自然”系统为对象，而研究其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交叉科学；或者说，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有人称为环境规律）的科学。一体化研究要求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其研究成果只能是综合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产物。因此， 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关。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合并越来越多，交叉、边缘、综合性学科的不断出现，这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无限性、多样化和客观物质世界相互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将这种一体化研究发展为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则更能突出一体化研究的特点和效益。 第三，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包括主流法学在 内的传统的社会科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即只研究社会、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传统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与物的关系，即只研究自然、自然现象和物体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反对这种将社会与自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作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只知道思想。” 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唯心主义奉行“人主宰自然”的信条，将唯物主义归于主张“自然是人的主宰”的观点的行列，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感兴趣，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排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一文中曾专门批判如下观点：“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e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像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 物”，“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11] .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思维、意识和知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2].人们把自然环境问题分为两类，一是第一类环境问题，即由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如火山、地震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二是第二类环境问题，即由人类不适当的开发活动、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这两种自然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的变化都会对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更重视由人为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变化。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3] 也就是说，包括当代环境法学在内的人的思想和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的不当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而不单纯是原始状态的自然界本身，包括人口学、环境学和资源学在内的当代人类的智力只能按照如何学会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即如何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屑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家曾多次提出批评，他们在批判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4] 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5] 站在综合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学发展的趋势，即：“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 这些观点对于促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与综合，对于建立和完善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人口、环境、资源学一体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特别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注意掌握和运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加强这一新兴学科的科学性；注意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对人口、环境、资源理论和实践，实行开放式的研究。一体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分割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不是对人口、环境和资源进行独立地、分散地研究，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一种因素，而是将人口、环境、资源联系起来做为一个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 （三）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加强人口、环境、资源 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认识、解释和掌握人与自然（包括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思想意识和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的哲学理论、法学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江泽民主席1997年11月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思想相结合的理性光彩。”[17].在西方，自然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公元1689～1755年），是运用接近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人物，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性、民族性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或民族的素质、习俗与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有关，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在5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自然对人类的作用问题进行过讨论，1959年出的论文集曾刊登前苏联学者转引马克思说的“不是有着坚强的植物的热带气候，而是温带气候才是资本主义的老家”[18] 这一名言。后来，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我国学术界曾企图全面否定上述观点，将其打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 [19]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地理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开始肯定或重视这种观点。在1990年代，《中国环境报》曾专门刊登一些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翻案的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对该区域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影响是不 以人的主观众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因素，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科学证明，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即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化学元素，人体各种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与地球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适应，例如人体血液中的60多种化学元素和地壳中这些元素的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人的素质和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先定的、长远的、内在的影响，自然的进化产生蛋白质和有机物，蛋白质的进化最终产生人，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周围环境为人体提供的物质决定着人的特征和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20]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的地区便产生了不同肤色和特征的民族和人种。事实证明：英国的岛国的地理环境是英国受大陆影响较少而形成一个独立法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之所以最早产生民族、国家与法律，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分别位于富饶的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 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目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论文摘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运用环境关税来保护本国环境。征收环境关税既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又与WTO的目标相一致。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歧视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优势效应。当前我国应研究和制定环境关税制度，既要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也要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论文关键词：环境关税，国际贸易，WTO，贸易效应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一股将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问题挂钩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关税政策措施，环境关税应运而生。所谓环境关税，是指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对进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政策能够在资源配置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生产活动中，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发挥其最大优势，但这一政策无法将对环境有利的生产体现出来。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兴起，许多国家通过征收环境关税这一外部社会成本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通过关税的形式把环境费用有效地分摊给污染者，使得环境费用在商品中内在化，进而把环保费用包含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 环境关税通常包括进口环境关税和出口环境关税。进口环境税是指对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课征进口附加税。这种关税并非对所有输入的商品征收，只是对进入境内的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环境但又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以及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征收，主要包括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如汽车、农药、清洁剂等)以及消费过程产生的对环境有害的残余物(如商品包装物、垃圾等)。出口环境关税，是对输往国外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它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如工业“三废”；二是产品对输入国的污染极轻或几乎无污染而消耗了国内的大量资源，如资源出口税或出口产品环境附加税等，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等。 WTO有关环境关税的规则 若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考察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世界贸易的基石即关贸总协定(GATT)。GATT作为WTO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贸易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其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是GATT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其他制度的基础，指导着一切贸易措施。 GATT1994可以理解为保护环境的环境关税制度，其第2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可以对于任何输入产品随时征收税费，其中(a)项规定，一国可以征收“与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按本协定第3条第2款征收的国内税相当的费用”。可见，GATT1994允许其成员根据主权征收关税，但必须是基于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是基于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计划，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特别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关税。因而，环境关税符合WTO的原则，是以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它需要进出口双方的合作，是相互的，完全不同于国际贸易中的单边关税。 当然，征收环境关税不可避免地提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消费者支付更多一点的费用，这样的后果看起来似乎不公正，但可以消除发展的不公平现状，并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差别责任。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陷入了“贫穷—加剧污染、出卖资源—生态环境恶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正承受着由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退化的代价。补偿这些损失一直是国际发展的目标，环境关税作为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结束由发展中国家支付的不公开的非官方补偿。 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结构效应、贸易优势效应和贸易歧视效应。 (一)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将促使人们改变对国际贸易商品的需求，在选择商品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与安全等无害的产品，从而使该类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环境关税也会约束一些会产生外部性的产业贸易歧视效应，影响商品贸易的发展，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跨国污染、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和再配置，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 (二)贸易优势效应 为实现环境关税而推行的各种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的转移。现在各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基本上都是在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础上确定的。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理论，其比较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会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甚至会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源要素来说，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资源的禀赋与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这就使资源相对丰富或环境容量较大的国家更能保有比较优势。当然，即使是环境关税下的贸易竞争优势所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环境成本问题，贸易的发生与否最终还要在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满足最大消费需求这一经济效率原则下来决定。 (三)贸易歧视效应 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而隐含歧视性。一方面，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环保条件和偏好各不相同，而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一般说来，环境关税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偏好。各国的有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影响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利益要求，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国外厂商的适应性问题，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我国在环境关税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使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经受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也面临着来自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威胁，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积极参与磋商和制定WTO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进一步扩大在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遏制“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关税上的合作，协调在环境关税上的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共同对付一些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阻止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不正当转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 环境关税体现着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环境关税的发展将会引发一场关税制度改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迄今为止，我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我国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我国应从现在做起，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还应注意根据环境关税的主要特征和贸易效应，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构建我国的环境关税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 在贸易政策和法律制定的过程中，考虑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根据WTO多边贸易规则，进口国有权对进入其领域的进口产品制定国内的环境、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法律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各国也在不断扩大利用环境关税措施调节贸易与环境关系。 目前我国实施环境关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尚未对国内产品征收环境关税。因此，如果单独实行环境关税将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引起贸易争端。事实上，环境保护始终要以国内保护为基础，环境关税也必须建立在国内统一的环境体系之上。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通过立法征收环境关税，可以鼓励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选择无害环境的产品并逐步淘汰污染产品。环境关税收入用于环境保护，既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散，又可解决环保资金短缺的困难。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我国还应进一步加强环境关税法律的执法工作，对经贸活动中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要依法严处，并采取切实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予以配合与诱导，迫使企业将合理的环境成本内在化。 参考文献： 1。曲如晓。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J]。 国际经贸探索， 2004 (4) 2。董灵， 谢佑平。论环境保护与关贸总协定[J]。 法学评论， 1995 (5) 3。姜亦华。“环保时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J]。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8 (1)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环境权问题理论目前出现繁荣但又混乱的局面。这种混乱根源于对环境权的社会定位的错误。笔者从环境权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是以权利为本位、义务为本位还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权利，是一种公权利还是私权利等方面进行探讨，试图从这些混乱的现象中找出关键线索，以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 环境权是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对环境权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探讨的发展方向的完全不同。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蔡守秋先生的《环境权初探》时起，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至今已达数百篇。各位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众多绝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也许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论界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有害的无序状态。归根究底是由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导致的这种局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之争 “环境权”依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表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问题。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问题转化而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主张人是一种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后者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认自然的精神价值，认可人对自然的责任。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出人类这一物种的偏见，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征。但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法律的生态化”。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 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 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 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权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契约到身份”的转化趋势加强，“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 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应性与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由“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利义务，而有时环境权主体只享有权利，义务的履行则由其他的义务主体实现。 环境权的设计必须以“社会本位说”为根基。以义务为重心来设计环境权制度，初衷虽好，但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权利勃兴的事实，也容易遭受国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会本位在 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权利主体为实现权利而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质上仍是以权利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采用“环境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公众环境保护权”。“公众环境保护”在普通国民的直觉中应是一项义务，而人们内心中对义务的履行有一种不自觉的逃避与敬畏，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内化为公民内心的价值信仰，其实施与实效无疑是一句空话。 三、“公权利”与“私权利”之争 学界按照权利主体将之划分为“公权利”与“私权利”，认为私权利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权利，而公权利则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也称做“权力”。这种 划分是否科学，有待商榷。将权力视为权利中的一种(“公权利”)，权利本位将有异化为“权力本位”的危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职权，具有不平等与不可放弃性的典型特征，与人们通常所称的权利差异极大。笔者以为，现行环境权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学者混淆“权利”与“权力”的区分，或是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权体系。虽然同一种权利对于不同权利主体来说具有相当的差别性，但保持每一权利主体属性、特征的同一却是必要的，否则便不能归为一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职责，更确切地应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实难划入环境权的范畴而与公民环境权等归入一类。 环境权的产生源自传统私权利与公权利对环境保护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功能。是典型的为弥补外部不经济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权，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个人有害环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认环境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公法介入只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社会不同于国家或个人，它无法表现为法律上的主体，所以一种保护社会利益的规范只能以规范国家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规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公法关系或私法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因此，社会利益虽然在实质上可以受到法律保护而成为“社会性权利”，但是在形式上却只能表现为公法或私法的形式。由于其并非纯粹的私权利或公权利，表现在法律上便出现了“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现象，也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性私权”和“个体性公权”。环境权即是这样一种社会权，这种法律属性便是本文立论的根基所在。 所以，环境权在实际的环境保护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最好把环境权定位为一种既不同于公权利又不同于私权利的社会权利更好。环境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社会性，因此，它同时具有社会权利的性质。它不像一般民事权利那样个性很突出，侵犯了一个人财产权、名誉权并不涉及其他人的财产权、名誉权；环境权的共性很突出，侵犯了一个人的环境权同时也就侵犯了一大片人的环境权。 因此，它与受教育权、获取社会保障权等都属于社会权利的范畴。这些权利的保障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府力量做后盾，也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社会权力来支持。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维护的。世界绿色组织是一股极其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力量，中华环保联合会应当是这种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还应当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没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充分行使社会权利，进行公众监督，仅靠个人的私权利是难以维护其环境权的，仅靠国家机关的公权利也难以很好完成这种保护责任。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8篇

运用贸易措施保护环境是近年来国际贸易法和国际环境法领域里的一个新问题。本文分五章从国际贸易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一章是导论，其内容分为五节。第一节讨论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指出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活动必须尊重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要尊重自然而不能奴役自然，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解”，否则就会出现环境问题，受到自然的“惩罚”。 第二节讨论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指出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包括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两个方面。通常而言，贸易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当存在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时，贸易会加剧环境问题。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当政府干预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时，贸易对环境有正面影响；反之，则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环境保护不仅会给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造成冲击，而且也对国际贸易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之所以会对自由贸易体制产生冲击，主要是许多环境保护政策运用贸易限制手段来达成其目的，造成非关税贸易壁垒。 第三节讨论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冲突，指出自由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并不实质性冲突。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是结果上的冲突而不是目的上的冲突。 第四节介绍了GATT/WTO对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关切。第五节概要介绍了环境贸易措施的概念和种类。环境贸易措施（Environmental Trade Measure）是指，为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和具有潜在贸易影响的环境措施。所谓环境目标包括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包括食品和产品的安全）以及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养护和保护。按照环境贸易措施的法律根据，环境贸易措施可以分为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和多边环境贸易措施。依据其表现形式，环境贸易措施可以分为环境标准、环境税、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四种。 第二章分四节探讨GATT/WTO框架内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款和协定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第一节在回顾从GATT到WTO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指出GATT/WTO法律体制是一套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兼顾其他非经济价值目标的多元价值体系。如对于公共道德、健康措施、国防安全等政策性目的，亦会设有例外规定，使得财富目的能与这些非经济价值目的并存。由于环境保护这项非经济价值，并未在GATT/WTO体制中加以明确规定，因此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或贸易报复行为，常常被控有违反GATT/WTO法律制度。 第二节讨论GATT/WTO的非歧视原则、关税减让原则、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及一般例外条款的含义及其与环境贸易措施的关系。非歧视待遇原则运作的核心是，“相同产品”在GATT任一缔约方的市场上必须享有相同的待遇。因此如何认定相同产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GATT条文中并没有给“相同产品”下定义。根据现行学说，相同产品是根据其关税分类、物理特征和最终用途来确定的。因此，GATT义务中的“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与关税分类相关联，它主要根据产品的内在特性进行。生产制造方法不反映在产品的内在特性中。这就是说，以不同的生产工制造方法生产的产品，只需具备相同的内在特性即可认为是“相同产品”。 环境标准分为产品标准和生产过程标准。前者直接规范特定市场上销售的货物本身的特性，如物理特征、化学成分等；而后者并不规范产品本身的特性，它规范的是产品制造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种类和数量等。一般来说，产品的生产过程并不影响产品本身的环境特性，因而，如果产品本身的特性相同，即使其生产过程标准不同，仍应视为相同产品。如 果以生产过程不同，而对产品本身特性相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待遇，就会违背GATT的非歧视待遇义务。 GATT虽然对进口产品的关税实行约束，但并不禁止缔约方为抵消其他缔约方因实施低环境标准而获得的不正当竞争利益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也不禁止缔约方为保护本国环境而对进口产品征收其他国内税费。但为环境保护目的而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不得高于其对国内同类产品征收的税费。 严格禁止数量限制的结果，使得缔约方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数量限制措施也受到限制。一国基于环境保护而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出口，必须符合GATT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例外规定，否则就会违反其承担的GATT义务。从这一点来看，GATT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似乎不利于环境保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实施数量限制不仅不会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反而会因实施数量限制而导致的贸易扭曲进一步恶化原有的环境问题。 虽然第20条并未提及“环境”一词，但是，在许多环境贸易争端案中，由于当事国都援引该条（b）项和（g）项为其环境贸易措施辩护，因此，一般认为这两个条款与环境保护有关。根据第20条序言的规定，缔约方所采取的环境贸易措施不得在条件相同的各国之间构成不合理的歧视，也不得构成变相的贸易限制。除此之外，缔约方根据（b）项所采取的措施应是与GATT抵触最少的措施；根据（g）项所采取的措施不具有域外效力。 第三节阐述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指出协议通过许多方式补充和完善GATT，但最重要的补充要算对国内措施纪律的补充。在GATT之下，阻止进口的国内健康标准仅仅受国民待遇原则的限制。只要给予进口产品的待遇不低于国内产品，无论国内标准多么不合理，都无关紧要。而不管非歧视的国内措施是否会影响贸易，协议则将它们置于其监督之下。由于协议有着比GATT更严格的纪律，在涉及协议的贸易争端中就不能再援引GATT第20条（b）项作为抗辩的根据。 第四节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指出WTO并不要求成员拥有技术规章，协议旨在保证强制性的技术规章和自愿性标准以及产品检验和证明不至于造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亦即技术规章对贸易的限制不应超过为实现一合法目标所必要的程度。所谓必要性是指，合法目标无法以其他具有较小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达成；而且，除非采取所拟定的措施，否则会有无法达成合法目标的风险。在评估此类风险时，应考虑有关因素，尤其是可以获得的科学和技术信息，有关的工艺技术或所涉及的产品的最终用途。 第三章分三节探讨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WTO法律体制中的地位。第一节阐述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种类，指出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主要有保护国内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和保护全球公共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第二节是对保护国内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法律问题的具体论述，指出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即不具有跨界外溢效果的环境问题，属于该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该国采取何种环境政策予以处理，他国无权干涉。换句话说，环境政策的选择反映了一国对环境品质及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一国有权决定是否牺牲部分国民所得来换取高环境标准，或是牺牲环境品质以追求经济增长。因此，目前GATT/WTO法律体制，对各国的国内环境政策基本上不加干预。所以，不论是国内生产造成的污染或是对国内产品及进口产品的消 费所采取的环保措施，WTO并未予以限制，换言之，各国均可权衡其所得及环境品质而决定其国内环境政策选择的优先顺序。保护国内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又可分为保护国内生命健康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和保护 国内自然资源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就前者来说，只要国内税和管理规章只要符合不歧视原则，就算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由于这一限制，有时缔约方会滥用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但不合理的产品标准，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为了解决上述贸易壁垒问题，GATT/WTO制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规定缔约方所采取的产品标准和动植物检疫措施不得构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就后者来说，一国为保护本国自然资源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可能被指控为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并违反GATT第11条禁止数量限制的规定。虽然GATT第20条（g）项为缔约方养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措施规定了例外，但是，该款要求有关措施必须同时限制本国生产及消费。因此，一国限制自然资源出口的措施很难援引该款得以合法化。第三节具体论述保护全球公共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涉及的法律问题，指出由于其存在种种缺陷，国际社会不赞成采取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保护全球公共环境。 第四章分七节对多边环境贸易措施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节概要介绍了多边环境贸易措施的种类以及包含环境贸易措施的多边环境条约。第二节以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巴塞尔公约为例探讨多边环境条约中的进出口许可制度，指出前者规定的濒危物种进出口许可制度与WTO法律体制基本一致，而后者的进出口许可制度则多与WTO体制抵触。第三节探讨多边环境公约中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制度，指出其与WTO体制不相抵触。第四节探讨多边环境公约允许缔约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国内措施制裁违法行为这一制度，指出其与WTO体制不相抵触。第五节讨论多边环境公约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贸易的限制制度，虽然这一措施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国家签署和履行多边环境公约，有助于确保多边环境公约的有效实施，并最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但由于这一规定构成对非缔约国的歧视，与WTO体制冲突。第六节探讨多边环境公约中的技术与财政援助制度，指出这些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条款可能不会与GATT冲突，但它们也会引起一些问题。第七节探讨了协调多边环境协定与WTO体制的各种可能的途径，指出在WTO体制范围内采取行动将是解决多边环境公约与WTO规则冲突的有效途径。 第五章分五节环境贸易措施与国际竞争的关系。第一节概要介绍了环境标准的不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以及不公平竞争对投资转移和环境政策的影响。第二节探讨环境倾销与反倾销的问题，指出环保人士所谓的环境倾销并不符合WTO反倾销法的要件。即使一国环境标准过于宽松，使得该国生产者得以享受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利益，该产品的进口国亦无法依据WTO反倾销法对其征收反倾销税。第三节探讨环境补贴与反补贴税是否可以用于解决因环境标准差异而引起的竞争问题，指出一国政府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环境标准，致使该国产业负担较低的环境成本，而享有价格竞争优势，该国政府的这种不作为不构成WTO反补贴法中的补贴。因此，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来讲，对低环境标准国家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以抵消其因低环境标准而获得的竞争优势，是行不通的。为弥补本国产品因实施高环境标准而遭受的竞争劣势，而给本国企业的环境投资给予以补贴，由于会影响国内产品的价格，具有扭曲贸易的效果，因此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之下，并不属于不可起诉的补贴。如果受环境补贴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并造成相关产业的损害，则该国可以对其征收反补贴税。如果将为弥补竞争劣势而给予的环境补贴定性为不可起诉的补贴，则与环保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第四节探讨边境税调节制度在用于解决因环境标准差异所导致的国际竞争问题时存在的问题，指出传统的边境税调节规则仅仅适用于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征收的间接税，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为环境保护等特殊政策目标而不是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征收的环境税。最后第六节指出实施生态标志制度和协调各国的环境标准是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的理想途径。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王天红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环境问题的现代性将环境立法置身于复杂情境之中，环境法的“软化”正是立法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的必要应对。环境法的软化具体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让步于宽泛和灵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导性的规范内容增多，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环境管理职能和行政裁量权。在环境立法的“软化”趋势中，协商合意日渐成为环境行政的主题词。

一、从框架性环境立法说起

在国内环境法讨论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于我国环境立法“过于原则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评之声，并将之归因为我国立法机关过于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这一归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环境立法领域而言，“宜粗不宜细”原则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该原则的指导，环境立法同样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灵活的特点。这既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同时也可能是立法技术处理的一种必需——事实上，已经有文献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环境管理最显著的发展在于框架性结构环境法律的出现。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视环境管理的总体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合理的机构设置，环境政策的总体框架和规划等问题，有利于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个概括、广泛而灵活的法律框架，同时，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质疑。

二、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与框架性环境立法

那么，作为环境问题的立法应对，框架性立法是否可以避免？这得从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本质说起。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有的将之归为人口增长；有的归为生活富裕；有的抱怨人的内在进取性；神父抱怨各种赢利，历史学家抱怨教会，政治家归罪于技术，环境主义者归罪于政治家们或者资本主义，还有个别观察家归罪于每个人自身。[3]在所有这些原因的背后，我们注意到，现代化仍然难脱其咎。

在加拿大社会学学者大卫·莱昂（DavidLyon）的著述中，现代化是一种与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演进方式的概括，而现代性，则是那些演进所积累的结果。正如许多学者和思想家所看到的，现代性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但同时它也生产出否定和对抗自身的条件。现代性是一柄双刃剑，一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面的阴暗中，除了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背后的暴力、压迫和剥削；杜尔凯姆指出的混乱和迷失；韦伯指出的官僚制铁笼的奴役，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社会等等以外，还有日亦凸现的环境危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公害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工业化快速发展如影相随。不少城市居民突然发现自己笼罩在光化学烟雾中；农民对有毒的杀虫剂忧心忡忡；一些人抗议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射尘威胁；另一些人则遭受着体内高水准的铅或汞引起的痛苦。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家日本、美国等国频频发生的公害事件，一件比一件让人触目惊心。在当今经济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的中国，水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在中国617个城市中，近300个城市面临水资源匮乏（应当附带说明的是，这种匮乏并非水资源总量的匮乏，而是水资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匮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中国主要河流5万公里长，已经有80％的河段由于污染不适合鱼类生长。由此可见，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作为现代化的副产品呈现于世，其本质是现代性的问题。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本质首先决定了其矛盾的社会属性。用社会学的语言表达，矛盾性是“将某一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的范畴的可能性，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无序，是语言应该发挥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在鲍曼那里，矛盾性和秩序都是现代实践的产物，现代实践的出发点是要追求秩序，消除矛盾，然而矛盾性却在现代权力的每一次胜利中不断强壮。现代性的这一性状在环境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注意到，环境问题往往当前性和滞后性并存，广域性和区域性共在，与经济开发活动相生相克，依赖技术处理的同时却又缠绕于技术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还意味着环境问题与风险性密切相关。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概念。从近年国际国内因温室气体削减、疯牛病、禽流感、致癌物质等诸多环境风险而产生的紧张和冲突来看，各国政府机关在进行环境风险管制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担负着效率、回应和前瞻使命的公共机构，究竟如何在浩瀚的风险海洋中甄别应当予以管制的环境风险，并选择明智合理且卓有成效的控制手段呢？不管是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还是环境法学，回答这些问题都无法绕开风险评估的环节，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都极易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潭。

上述环境问题的风险性、矛盾性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环境问题注定了属于复杂性问题。复杂性意味着非线性、不确定和偶然因素的大量存在，以及人类面对复杂系统的无知。早在20世纪70年代，康芒纳即向人们揭示，人口、富裕和技术，都在加剧环境危机。这三个因素并非各自静止存在、单独对环境发生作用，而是变动不居，交互作用，以乘积而非简单相加的方式促使污染增长。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形的中心，有着不同的规模和特征，从人口密集的城市到人口相对稀少的村庄，生活其中的人们可能都在追求不同合作或冲突的利益。工商业发展、货物流通和服务、交通联系、生活方式选择，各自以不均衡的方式作用于各种环境媒介，构成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我们很难真正了解所有这些作用元素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了解到自然和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对于环境风险的控制无疑是必要的。至少，需要人们借此反思传统的线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对某一事件或结果事先放弃简单、唯一的因果论。克劳斯·迈因策尔指出，物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实在都是非线性的和复杂的，因此应当注意我们的行为的严重后果。在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现实中，线性思维是危险的。我们需要一个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有着良好均衡的复杂系统。这要求我们在反思惯有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对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环境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三、环境立法“软化”的具体表现

从立法实践来看，环境法的“软化”正是立法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的应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环境法律规范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第一，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让步于宽泛和灵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导性的规范内容增多。如日本环境法中大量存在的有关公害防止的事业法的规定、有关行政指导和公害防止协议的规定；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都明显具有“软法”的特点。

原田尚彦指出，如果公害控制只是规定严格义务，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目的，不少情况下需要参考地方的自然社会条件、产业特点，依靠行政指导、企业合作，适宜地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在日本的公害控制实践中，依靠法令和条例的权力性限制不过是极小部分，大多数都是通过行政指导、缔结公害防止协定等多种非权力性行政手段的实施才有效地得以实现。

第二，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环境管理职能。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不仅仅决定了框架性环境立法在所难免，其所包含的广域性、滞后性和公共性因素还决定了环境损害的事后私法救济无力，环境问题更多地依赖于环境行政措施解决。在日本，大多数公害受害者不愿通过需要严格的程序、耗费钱力的裁判程序，而希望通过行政机关的专门知识和作为公共机关的信誉、有时依靠其政治力量，使问题简易迅速而且廉价地得到解决。学者因而总结，环境行政的必要性在于：在具有复合性、广域性的产业公害和城市公害的情形下，通常原因发生者、受害者都是不特定且多数的，基于以个人主义法理为依据的过失责任主义的私法解决办法有其限度，人们认为需要行政措施；司法救济原则上是事后救济，而且以金钱赔偿损害。因此，作为对人身生命、自然环境的侵害救济，是不充分的；通过诉讼谋求解决，需要花费时间，而且对违法性和因果关系作出立证，困难很多；此外，行政施行的各种事业，有时甚至会构成环境破坏的原因。[10]类似的情形在美国同样存在：法院职能的局限性，以及诉讼和诉讼制度的局限性（诉讼的个别、偶然性、抗辩制的对抗性、举证障碍、侵权法救济不足、以及诉讼代价高昂）都限制了通过司法途径控制环境危机的有效性。由于环境危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控制和消除环境危机成为美国联邦和各州行政部门的职能。法院在控制环境污染或环境危机方面虽然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同行政部门的规划和计划职能和日常管理职能的作用相比就是次要的了。只有全面、系统和持续的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环境危机，而这种全面、系统、日常和持续的控制只有通过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活动才能实现。[11]此外，现代环境法中实践风险预防原则（或理念）也十分需要行政机关的事前介入。典型的环境预防措施如环境政策以及环境行政计划。[12]因而，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侧重于规定环境管制体制、措施以及相关责任，主要为环境行政提供依据并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制约，对环境行政手段十分倚重。

第三，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裁量权。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法律规范的框架化、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凸现，环境法倚重行政措施胜过司法措施，环境行政机关的裁量自由得到彰显。这既是社会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必要处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于现代社会变迁迅速、复杂，现代行政范围大、技术性高，造成了立法机关面临立法技术和价值选择的困难，基于灵活性、机动性、专业性和实验性的考虑，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权。[13]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ichardB.Stewart）指出，行政裁量权的产生不外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立法机关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在特定领域内享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第二，由于制定法的含糊、概括或模棱两可而导致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立法机关排除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而产生事实上的裁量权。①具体到环境行政领域，由于其相对于其他的管制领域尤为复杂，其所具有的科技关联、广度利益冲突、隔代平衡以及国际关联特点，[14]同时意味着环境问题的处理对专业行政机关和专业行政人员的高度依赖。单就环境标准一项来说，由立法机关直接制定各类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是不可想象的，只可能由专业机关利用其专门知识识别污染物，并根据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管制污染物可能对经济的影响而确定执行标准。美国有学者指出：尽管在理论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完全可能通过由法院实施的私人责任规则而得到解决，但是，该方案实行之中的困难和缺陷已经使得负责的观察者赞同集中化、专门化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认为其是处理环境问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因素。[15]超级秘书网

在复杂的环境问题面前，环境行政裁量权的产生在所难免，不同法治背景中存在的只是环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对环境行政裁量权的约束方式和程度的区别。不过，这一点在环境立法中有时难免被忽略，如我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显然就没有意识到保留必要裁量空间的意义，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对“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予以明确确认，虽然实现了法规的明确化要求，但是这一规定实质上存在着对裁量权不适当的限缩，存在管制过度的缺陷，排除了具体执法部门对于淮河治污目标再行调节的灵活性。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1篇

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给全球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障碍,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已经将人类逼上了危险的境地。要更好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经济学;生态技术

一、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2、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草场为例,由于草场属于共有资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免费使用牧草,牧民们为了从牧场上获取最大收益,竞相增加畜牧数量,结果导致出现过度放牧现象,导致草场退化,甚至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公地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上游化工厂向河流中倒入废酸液,使下游的游乐场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钓鱼。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二、环境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的整合

(一)国际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足市场机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应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以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近10年来,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手段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该建议提出了4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一是环境税和收费;二是许可证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已有许多国家征收环境税,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已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新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氯氟化碳产品税。发达国家现在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税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

对我国来说,应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大户课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待条件成熟再逐步向环境税过渡。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和收费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开动脑筋来控制污染,降低环境成本,最终也能使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即为了消除外部效应,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征税或收费,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手段”。虽然这种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政府对费额、税率制定的科学性,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动态有效的刺激,促使企业开发新技术,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削减,都将以节税的形式得到回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科斯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律”来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发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污染问题是相互的,因为制止污染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换,那么污染权也能够交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问题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自发的趋利避害本能和市场交易工具,在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即政府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业革新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交易而获得利润回报。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决定污染控制,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强制性,以政府行为为主;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为污染控制提供财政上的激励,不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诱导性,以经济主体参与为主。通过要么在污染者与公众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环境税收或收费、财政补贴和产品税等;要么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如排污许可权交易,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财政刺激作出自主反应,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综合利用资源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2、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对资源内涵的认识愈来愈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荷兰正设计用“雨”(利用雨水下降冲击力)发电。此外,将还有更多的替代资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

很多国家为推行清洁生产,正在实施“零废物排放”工业(简称零排放工业或闭环式工业),其实质是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两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产过程而言,为实现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生产过程中一端的废弃物排出,转为另一端的原料输入的方法;或者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供应;二是对产品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一些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称“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其含义是指能够保持社会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例如,德国制造世界第一种生态轮胎、生态电视机、生态冰箱,日本制成生态电池、生态塑料渔网,加拿大开始生产实用的燃料公共汽车(无污染物排放),美国研制出生态服装,瑞典推出一种生态画,我国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等等。可以预料,绿色产品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

(三)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

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1、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2篇

修改后的宪法二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的这一规定使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美好春天，但是在民营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探讨了民营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社会责任，并在建立健全环境立法的同时探讨民营企业引入ISO14000标准认证的实施，希望建立一整套对民营企业环境保护的评价体系，并鼓励引入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参与环境保护的投资，从而有效地控制因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关键词:民营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ISO14000标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在去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之一的温州，是一座经济繁荣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其经济的支柱和主要特色就是民营经济。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市就有13多万家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已被写入宪法,但是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若不认真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冲击，反过来也必将制约我国经济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

任何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激烈地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那么就必须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本。民营企业要谋求自身更很的发展，就必须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可以说众多的民营企业都有这样一个目标：“低投入，高产出”，有点数学知识和经济学头脑的人都知道，投入和产出这两个量之间是成反比关系。当固定产出的时候要获得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降低投入，所以民营企业就不愿意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前几年在治理淮河过程中，有些企业就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配备治污设备，白天排放处理后的“白水”，晚上没人看见的时候排出来的水就变了颜色，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企业的污水处理设备成为摆设品。

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自身，考虑环境因素的比较少，人们更多把目光放在经济蛋糕的增长问题上，更多地关注GDP数字的攀升，而直到最近几年以来，由于一系列环境问题开始危及到增长甚至已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时候，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并重视起环境问题来。

不可否认，GDP的增长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但是，能否找一种最优选择，把这种代价降到最低？

我们知道，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应该为其行为负责，民营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主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将会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这就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享有环境权，但是自己的环境权却很难行使。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该侵权行为，妨碍他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应排除这种行为。有权利要求环境侵害的一方赔偿损失，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一开始它对公众造成的环境侵害不是很明显。虽然有环境侵害的存在即使公众也认识到了，但是不是到了环境污染严重侵犯了自己健康的时候公众是不会提讼要求赔偿的，因为从我国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民营企业对环境污染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不会被公众要求环境侵害赔偿，但是民营企业作为社会成员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

随着入世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国内民营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壮大，关键还在于民营企业本身，只有具有良好企业形象，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企业及其产品才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为此，温州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强调企业责任就是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资源环境负责。

在过去的理解中，很多民营企业只关注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他们认为只要企业能赢利、纳税就是尽到了社会责任，或者仅仅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同于社会公益事业。而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即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因为认识不够，造成了很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污染环境和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形成一种对整个社会负责的社会责任感。

民营企业关注社会责任是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除了民营企业经营者自身的道德良知和长远眼光，还要依靠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引导。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首先，政府应当灌输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者要深刻理解社会责任大于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应当帮助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观念，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

其次，政府应该完善法制建设。将企业的相关社会责任要求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守劳动法、生产安全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企业在做到守法经营的同时也就体现了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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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必要建立一套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如今中国对企业的评价标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标准上，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从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全方位评价企业的指标体系，采取绿色GDP统计。

第四，在舆论导向上，政府应当扩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引导社会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评价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营造一种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如在企业评优评强的活动中，将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作为评比的一项标准。

此外，公众应该建立起社会舆论的监督体系帮助民营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政府和社会舆论可以帮助民营企业意识到社会责任，但是这些毕竟是外部因素，关键是民营企业自身应该意识到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

如何更好地解决民营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光凭借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不够的，社会责任说到底就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民营企业老板道德层面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有强的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规；有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把没有处理过的污水，固体废物，废气直接排放，这就需要国家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如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效益又差的民营企业可以强令关闭。

对一些超标排放的民营企业应该予以处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民营企业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

民营企业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责任的同时，应该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为了有效解决境保护问题民营企业就应该推行被称为是民营企业的“绿色通行证”的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

推行ISO14000会给民营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企业的内部，从强化管理、规范流程到品质提高，改善工作关系，提高员工素质，增强环保意识，在日常生产经济活动中，注意节约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同时由于改进工艺，既减少了生产过程的污染物，又降低了污染物的处理费用。另一方面是在企业外部，可增强客户信心，扩大市场，提高企业知名度，美化企业形象等。

推行ISO14000有利于破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早在1996年公布ISO14000的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宣布对这一新的认证标准只给两三年的缓冲期。缓冲期过后，国际市场就可能会对未获证企业和产品作出若干限制，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借此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构筑非关税贸易壁垒。如在美国，国家能源部已要求其所有合约厂家在1998年9月前通过ISO14000认证，否则将取消合约。因此，民营企业有了这张“认证证书”就等于取得了一张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就可以打破一切国家正积极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为此，民营企业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全体职工的环保意识。必须认识到推行ISO14000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贯彻ISO14000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负责，是对消费者负责，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有助于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环保技术，建立起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出口商品结构。

2、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推广清洁生产和绿色技术，建立生态化生产体系，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向绿色产业转移，实现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态化和工农业一体化。民营企业分布于广大农村，应大力支持和鼓励其充分利用其资源条件和特点，引入绿色科技，发展绿色产业。

3、按ISO14000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现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战略转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的规模大小，按照ISO14000的要求，或单独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或把环境管理内容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中，从产品的设计、材料选购、工艺制造、成品出厂、安装使用和产品使用后处理的所有活动和过程都严格按标准要求，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污染，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和生态环境。

为此，民营企业应实施以下经营战略转移：

（1）绿色化经营战略。这种经营模式是要求民营企业在发展战略上自觉把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将环境资源价值纳入生产核算体系，作为衡量企业效益和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逐步淘汰落后的技术和工艺，加大可以投入力度，加强绿色科技产品的开发，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采用清洁生产、少废无废工艺，在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都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努力降低直至消除污染排放，实现企业产值的绿色增长，开展绿色贸易，推动建立绿色市场，树立企业绿色形象，引导社会的绿色消费。

（2）集约化经营战略。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原料？产品？废物”模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和非循环的，因而表现为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而集约化经营模式则要求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致力于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转移，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产品的最大增值，努力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系数，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加强废物的综合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建立生态工艺，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3）社会化经营战略。虽然企业有各种方式可以选择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有效的途径是“学会如何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社会挑战转变成新型的有利可图的企业机会”。这是民营企业实施社会化经营战略，全面承担其所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核心和本质特征。

在我们一般的认识上认为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只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其实环境保护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社会责任，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环境治理，一方面能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促进民间资本的合理循环，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可谓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知道，加快环保产业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自然，这种可持续发展也是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应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营行为的出发点，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将此奉为圭臬。同时，应该看到，由于环保产业的滞后，国家资本的投入明显不足，也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介入提供了用武的天地和广阔的舞台。就是说，民营企业参与环保产业的建设，既是一种义务，一种利他，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自利。

参考资料：

【1】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杂志2004年

【2】刘效仁《民间资本为何远离环保产业》2004年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开采资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耗过程，任何企业一旦投入运营必将消耗资源同时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它应把恢复和治理环境作为自己的义务，应积极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然而环境会计虽然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理论和实务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和特色。在企业层面、系统地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也正在形成“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企业使用环境资源，就必须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不仅需要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在财务报表中，还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环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不同企业、单位和部门之间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实务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使得企业很难反映和控制其环境资源及耗费和补偿情况。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传统会计核算只考虑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少考虑环境因素，现行的财务报表中提供的货币信息局限于能够按以货币计量的业务和事项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这将直接影响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3．会计准则的制定未充分考虑环境责任和环境风险。传统会计理论对产品生产中环境成本未加考虑，在宏观层面上虚增国家财富，为此，建立一套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对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的耗费和补偿进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对环境会计要素没有给子确认，由于缺乏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也无法统一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模式，给环境信息的披露带来一些困难，现行的会计制度中，仅在企业“管理费用”会计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缺乏相应的核算体系。因此，应尽快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建立与我国环保要求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让企业如实记录和反映环境管理活动，充分披露其现实和潜在的环境责任及其面临的环境风险。

4．环境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利于运用环境会计披露。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多数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也不会自觉地增加环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关环保支出，企业也因怕损害其环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动向社会披露其环境信息，近年来，我国虽相继了一些与环境要素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环境法规体系仍不健全，内容笼统，与实务操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立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这些因素不利于在实务中运用环境会计披露环境信息，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现代会计应考虑环境信息的披露

在传统会计核算中，资产负债表对部分环境负债未作确认，利润表中同样未确认企业采取环境治理措施发生的支出，最终导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此，现代会计应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

1．环境信息应纳入会计报表范畴。大量的环境信息，如环保经常性支出，环保研究开发费用，环保治理费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负债的确认，以及利润表中成本与费用的确认，应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尽管环境成本如环境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被认为是社会成本部分，而非个别企业生产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接受环境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构成，企业应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其目的是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的转变将使环境信息被纳入会计报表范畴。

2．会计的作用在于提供企业经济和财务信息，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环境管理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执行了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价企业的环境业绩。二是由于环境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受益和风险，联系着未来的负债和费用，因而，许多投资者愿意将传统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能力与环境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分析。而且，近来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出现了将收益与环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资对象的“绿色投资”趋向。三是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有的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信贷决策依据，甚至有的还成立专门的“绿色银行”了，把环境问题作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费者与社会公众随着环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业的环保形象。会计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势必被要求向国家各职能部门提供所需的环境信息。若会计消极对待环境信息的报告，与那些注重环境并在环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业相比，在对外报告中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不很理想，但无疑破坏了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将不利于环境保护。

三、构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会计学界提出的绿色会计、生态会计或可持续发展会计，其目标就是解决会计如何向外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问题。由于环境会计起步较晚，环境会计准则尚未出台，因此环境会计报告体系尚无统一的要求。笔者认为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应采用独立报告披露和专题报告分析两种模式。

1.采用独立报告披露模式。选择一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重点建设行业或上市公司作为试点，在传统财务会计报告中，可以在文字说明、补充资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重污染企业一般可以按照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如某地区污染企业数量，总量比重法、万元产值平均法等方法进行判断。中国证监会应要求企业在上市时将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企业重点披露。在会计核算上，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可以暂不纳入日常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取得与环境会计有关的资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可用一些准确的数据指标或货币指标予以披露，并可辅之以文字说明;如果在日前状况下，不能获取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则可用文字加以叙述。独立报告披露模式的内容应包括企业简介与环保方针、政策，环境标准如废弃物、产品包装、产品污染排放、循环使用等信息、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等以及环境业绩信息如环境治理与投资、奖励和环境审计报告。

2.采用专题报告分析模式。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并通过报表分析如大气污染指标；水质污染指标；噪音污染指标；资源破坏程度指标等评价环境污染程度。通过报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资源产出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废钢铁回收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标反映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完善的环保法规，并充分发挥其环境执法的效力;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资源产品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形成比较完整的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逐步消除实务操作中的主要障碍，如环境信息计量障碍、环境成本分配障碍等;制定出完善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使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实现实务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制定出统一的环境审计标准，实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高雅军信小娟试论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林业科技情报2004.3

[2]林光侨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煤炭经济研究2004.6

[3]安庆钊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探析经济师2004。2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建立在传统贸易方式和有形交易对象基础之上的税收政策带来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讨论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所得来源地、课税对象的性质、纳税人的身份、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使税收征管难度加大、国际避税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电子商务现状的税收对策。

电子商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经营方式。它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银行电子支付和结算为手段，以客户数据为依据的全新商务模式。易趣首席运营官郑锡贵在第八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2005）舵手论坛上的演讲中讲到，1999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总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2001年约达到5000亿美元，2003年增至1.6万亿美元。根据知名的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机构——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研究报告》中的数据，得出2004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累计达到4400亿元人民币，200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为7400亿元，电子商务季度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正因为如此，电子商务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中又一个经济增长的亮点。电子商务表现出来的无纸化、无址化、无形化、无界化、虚拟化等特征，从理论上和技术上给建立在传统贸易方式和有形产品交易对象基础上的税收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问题

1.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所得来源地难以确定

现行税制判断是否应课税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在该国设有常设机构，并取得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所得，从而由该国政府行使地域税收管辖权进行征税。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传统的常设机构概念的适用性受到了严重限制。而电子商务活动是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上，企业网上贸易活动没有有形的“场所”和人员“出场”,称之为“无址”,产品或劳务的提供也不需要企业的实际出现。这些都在客观上使得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常设机构、经营活动所在地或劳务活动发生地等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税务机关无法确定其所得的来源地，对其征税也就缺乏法律依据。

2.电子商务环境下课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难以确定

电子商务交易本身的数字化使得有形商品、无形劳务和特许权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使得税务征管部门很难确认一项所得究竟是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从而导致税务处理上的混乱。最常见的方式各种书籍、音像制品等通过网上交易完成下载，形成数字化产品，税务很难判断其是属于销售商品还是提供劳务进而征收增值税，还是将其视为无形产品或著作权的转让进而征收营业税。同时网上书店一个月销售了多少本书或多少字节(Byte)电子信息，税务机关很难确定其数量。

3.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征管稽查工作的难度加大

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大量有关纳税人应税事实的信息和精准的数据，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纳税人必须如实记帐并保存帐簿、记帐凭证以及其他与纳税有关的资料，以便税务机关进行检查。而在对电子商务具体实施税收征管时，必然会遇到很多难题：其一，电子商务实行无纸化操作，订单、买卖双方的合同，作为销售凭证又可被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任何线索、痕迹，导致传统的凭证追踪审计失去了基础；其二，互联网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支付系统的完善，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加大了税务机关通过银行的支付交易进行监控的难度；其三，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得到网络安全的保障，然而数据信息加密技术在维护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同时，也成为企业偷漏税行为的天然屏障，使得税务征管部门很难获得企业交易状况的有关资料。

4.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管辖权难以界定

税收管辖权的范围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所能达到的范围。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税收管辖原则并不统一，有的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有的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也有地区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合并实行的。以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物流为特征的电子商务运作打破了传统经营区域的概念，使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活动与特定地点间的联系弱化，经营者之间网上交易已不再存在任何地域界限，电子商务的交易场所、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和使用地址难以断定，表现出明显的“无界化”特征，使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明显削弱乃至失效,使税收管辖权的界定与协调碰到困难。

5.电子商务使国家税收流失风险加大

由于电子商务税收的研究滞后于电子商务的发展，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由于互联网上没有地域的概念，作为互联网上唯一标识方式的网址与交易双方的身份和地域都没有关系，再加上国际互联网的高流动性和隐蔽性特点，使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都能够轻易的隐匿住所或进行匿名交易。另外，企业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一根网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易选择一个免税或低税国设立站点，利用低税或免税国的站点与国外企业进行商务洽谈和交易，而把国内作为一个存货仓库，从而轻易避税。使得本应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降低成本，逃避税收，更多地运用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使得企业集团内部高度一体化，通过定价转让来达到目的。

二、加强我国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建议

我国目前尚处于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从国内情况看，相对于传统商业创造的财富而言，网上交易仍只占相对从属的地位，当前为了尽快缩小我国电子商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宽松税收政策显得尤为重要。但从整个国际大环境看，我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有可能是电子商务的消费国，如果免征互联网贸易的“关税”和“增值税”，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利益。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税务机关要密切关注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尽早研究电子商务税收问题，要从税收政策和网上监管技术两方面积极作好准备，在坚持税收中性和公平原则、国家税收原则、适当优惠原则，在尊重国际税收惯例，维护国家和利益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解决办法。

1.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电子税务

电子商务以其无址化操作的快捷性，交易参与者的流动性，使传统的税收征管受到挑战。为此，要加快税务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建立电子税务，构建符合电子商务发展要求的税收征管体系。

（1）加强税务机关自身网络建设。它首先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在公众信息网上建立自己的站点，提供税务机关信息资源和有关的应用项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行税务网站与办公自动化联通，把税务机关的站点变成为民服务的窗口。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面连接和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与稽查，并加强与各国税务当局的网上合作，防止税收流失。

（2）开发使用电子征税软件，实现电子征税。税务机关应与银行、网络技术部门合作，共同研制开发适用于网络贸易的具有自动追踪统计功能的电子征税软件。电子征税包括电子申报和电子结算两个环节。该软件可存储在税务网络服务器上，以备纳税人下载自行计税和申报，并可通过国际互联网自动向发生网络贸易纳税义务的网址发出纳税通知。纳税人通过电话网、Internet网等通讯网络系统，直接将申报资料发送给税务局，从而实现电子自动申报。同时还可以在企业的智能服务器上设置有追踪统计功能的征税软件，在每笔交易进行时自动按交易类别和金额计税、入库，并根据纳税人的税票信息，直接从其开户银行划拨税款，从而完成针对电子商务的无纸税收工作。

（3）从支付体系着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虽然电子商务具有高流动性和隐匿性，但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资金流，因此，发展电子商务客观上要求银行业必须同步实现电子商务化，以电子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以保证资金流正确、安全地在网上流通，这样，由于整个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涉及到银行，参与交易的商人不可能完全隐藏姓名。从而降低了交易双方的某些欺诈行为，因此，从支付体系入手解决电子商务中的税收问题将十分有效。

2.采取有效措施对实行网络贸易的企业加强监管

(1)建立登记与单独核算制度，责令所有开展网上经营业务的单位将与上网有关的电子信息上报当地税务机关备案，要求上网企业将通过网络提供的服务、劳务及产品的销售等业务，单独记账核算，并将上网的资料报送税务机关，便于税务机关控制与管理。

(2)对商务性外汇汇出实行代扣税制度，对境内汇出外汇实行外汇用途申报制度，其中属商务性的，可由汇出邮局或银行代扣一定比例的税款。

3.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对电子商务交易显得力不从心，应对由于电子商务的出现而产生的税收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税法条款的修订、补充和完善，对网上交易暴露出来的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等问题适时调整。同时对一些传统的税收概念重新修订和解释使其明确化，并使之能够适应电子商务环境。对提供电子交易服务、认证的核证中心的审批、基本业务规程及运作方式做出明确的说明，确立电子凭证、网上传输的电子文件与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使电子财务账簿可以作为企业申报纳税的依据。同时规范电子货币的流通过程和国际金融结算的规程,规范网上银行的运作，统一规范电子商务行为，为电子支付系统提供相应的法规保障。

4.广泛交换税收情报，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国际税收协定

电子商务打破了国界和地域的概念，决定了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要有整体性和全球性，单靠一个国家恐怕难以有效地解决电子商务偷逃税收的问题。电子商务的高流动性、隐匿性削弱了税务当局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因此，需要运用国际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税务机关的合作，加强国际情报交流，深入了解纳税人的信息，促进各国税务当局互换税收情报和互相协助征税，使税务征管、稽查有更充分的依据，以防止网上贸易所造成的税收流失。这样，这一方面能使各地税务机关严格按照国际税收协定的规定和国际惯例进行操作，规范有效地履行国际义务；另一方面能使税务机关充分利用情报交换的渠道更有效地查处打击跨国偷税行为，还将有利于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开展。

另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或有关国家牵头组织的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讨论，取得发言权，共同研究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范围，缓解新形势下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探讨国际电子商务税收情报交换问题，共同防范国际避税与逃税。

5.培养面向“网络时代”的税收专业人才

电子商务贸易形式呼唤新的税收管理方法，税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电子商务与税收征管，偷逃与堵漏，避税与反避税，归根结底都是技术与人才的竞争。税务部门应加大税务稽查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方面的培训力度，尤其是要提高稽查人员通过操作财务软件来阅读、分析企业各种财务报表的水平，培养一批既精通税收专业知识、又精通外语及计算机网络等知识的高素质的税收专业人才，从技术上、能力上超越被管理对象的水平，才能有效地控制电子商务中的应税行为，打击偷税行为，使税收监控走在电子商务的前面，以适应新世纪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郁培文: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6年22期64～66

[2]朱林跃:电子商务下税收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6年19期87～88

[3]李凤荣: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问题[J].商业研究,2006年15期22～23

[5]张霆军: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分析及对策.北方经贸,2006年07期49～50

[6]靳东升罗天舒: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国际比较[J].涉外税务,2002年2期44～48

[7]陈锋: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探讨.上海财税2001年01期22～24

[8]杨晓榕:电子商务的税收及对策研究.会计之友,2006年04期90～91

环境问题论文范文第15篇

地理决定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秋风乍起的八月，整个新疆热气腾腾。短短一个月内，共有5个大型招商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山东、四川、湖南、上海等地的招商代表团联袂而至，据说已签了近两百个亿的投资协议，电视、报纸等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之声。

与新疆各界人士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要谈起时下最热闹的“西部大开发”这个话题。谈到当前的“热”时，竟然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协议最后会落到实处。一个在当地颇为活跃的记者私下里说：“每个招商会议来了好几千人，平均每人最低花费1万元，加起来就有好几亿。将这些钱支持新疆也够了，可能比那些意向性的协议还更实在。那些意向性协议上承诺的投资，天知道最后能落实多少？”

我于是想起去年在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是与吐鲁番附近一个党校的教师闲聊。

这位教师当时对东西部地区差距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且举上海与广东两个地区为例，认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比新疆高得多，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认为，新疆与上海广东这两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生态资源系统不一样，由此决定的发展程度也不会一样。新疆必须要承认这种先天的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但那位教师不同意我的看法，只是纠缠在结果是否均等这一问题上。

部份人怀疑“西部大开发”究竟是否有实效，认为目前实在是有点虚热，担心又出现新一轮泡沫经济；而另一部份人则认为新疆的发展就是缺钱，只要有大量的投资注入，新疆就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我理解新疆人民急于拉平地区差距的急迫心情，但我们必须正视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因为新疆地区缺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而任何地区要开发，总得解决水源的问题，否则人将何以存活？至于从去年开始出现的那个大而无当的“水工程神话”，我一直觉得它与《伊索寓言》里山雀夸口煮海的故事差不多。随着对新疆的了解加深，这种关于资源限制的考虑也越来越挥之不去。我几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去那些或远或近的旅游景点，一路上总能看到一排排已经死去了的枯黄的白杨树，据说这种防护林工程就是因缺水而难以见效，栽种的树成活率不高。自从1984年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来，最先启动的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据当时见诸于报纸的各种报导，防护林工程启动以后，多年来困扰着北京的风沙开始减缓，扬沙日、浮尘日、沙尘暴日都大幅度下降。但是，荒漠化并不是一种荒漠的“入侵”，而是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国土整体“退化”，因此效用十分有限，北京的“后院”内蒙古和全国荒漠化趋势仍继续恶化。于是政府只好再扩大防线，开始建设太行山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农田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等，一共构造了“五大防护林体系”，全部进入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八项生态保护工程之列。但这边种树，那边又在砍树，从全国总体情况看，陷入了“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恶性循环。

西部大开发就是在这个荒漠化日益严重的区域进行，让人不由得担心西部地区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这一忧虑不是始自今日，从写《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开始，我就认定一个事实：人的生存，必须要受生态资源的制约。那种由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出来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实在是种完全彻底的唯心论。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发展得好些？为什幺有些社会始终在较低层次的生存问题上苦苦徘徊？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解释世界各地为什么发展不均衡这一问题，各学科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各种解释都曾领过一段。独独只有一种学科解释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青睐，那就是地理学。曾有先贤进行过这种努力，比如孟德斯鸠就曾试图建立地理社会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神学阐释，从而使还未诞生的地理社会学沦为学术界的笑柄，严重损害了这一学科的声誉，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思想界一直在清算“地理决定论”。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质量确实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盘点西部地区的生态资源系统

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

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打开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乾旱、半乾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这片荒漠化的土地竟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据原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的一次调查，“三北”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呈扩大趋势，基本上是以治理一亩，荒漠化1．32亩的速度在扩张。近二十年来土地沙化速度为年均2460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水源林与植被的破坏及超载放牧。专家们不止一次地发出警告：地形图上那些密布的桔红色小点，即被称之为“潜在发生荒漠化”的区域也正在以不慢的速度扩张。

很显然，这些荒漠几乎没有什么地面资源，不能成为“财富之父”。

与荒漠化同时发生的是河流的乾涸。首先表现为河流水量减少、断流、雨量减少，最后成为荒漠。无需回望遥远的历史，只要看看近二十年间死亡的河流就可知道情况的严重。在地形图上，已经没有水的乾涸河床以棕色虚线标明，在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至少分布着60多条；而在新疆几大沙漠周围，则多达100多条。西部的荒漠化，正是植被消失，众多河流死亡的结果。罗布泊曾经是一个面积2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随着孔雀河等河流的乾涸断流，1972年这个巨大湖泊终于死亡。新疆石河子的大规模屯垦，造成了玛纳斯河断流乾涸。黑河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内陆河之一，随着黑河下游的断流乾涸，居延海也随之死亡。西部的其它河流与湖泊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断流1／4，水量缩减到三十年前的1／10，从一条大江大河变成了一条水渠。

没有了生命之源，人类就不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存。为了论证西部地区大开发是个可行的工程，这两年竟然有不少专家出面论证“南水北调”的可行性，搞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水报告”。这个可操作性极小的报告用科学的形式论证了从南方地区引水的可行性，全然没有考虑到工程需要付出的庞大成本，以及这一工程实际上是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曾有多个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其实是个缺水比较严重的国家。我们一共有七大江河，从南往北，依次是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滦河、大辽河和松花江。早在28年前，黄河已开始断流，奄奄一息。海滦河、大辽河与淮河近些年已经断流。可以说，今天整个华北平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水量丰富的松花江近几年也开始出现断流现象。七大江河中，有五条都陷入半死不活，濒临枯竭，只有水量最为充沛的珠江和长江干流暂时没有断流，但这两条河尤其是珠江已遭到严重污染，长江重要的支流嘉陵江已发生过好几次断流。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长江、珠江迟早也要步其它河流的后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水土条件最好的东南部也开始缺水，如果过度透支水源，就等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谈西部移民的可行性。全然不去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支撑力已达到极限。一次有关荒漠化的联合国会议提出，乾旱和半乾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值为7人和20人，而目前中国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也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比如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496人，最少的金昌市也有276人，远远超过了人口分布的合理密度。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恶化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当地一位通晓文博的青年陪我参观新疆博物馆，那里的出土文物表明当年新疆曾有过非常灿烂、富有特色的中亚文明。我问那位青年：这些灿烂的文明诞生之地一定是后来才变成沙漠的，有没有人研究过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的历史变化？青年告诉我，没有成书的资料，但估计就是沙进人退，凝聚着人类智能与辛劳的文明被荒漠一片一片地吞噬。

一想到人类灿烂的文明被漫漫黄沙一片一片地吞噬，尤其是想到荒漠化进程正在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逼近，那种人类在大自然肆虐之前的无力感就特别强烈。

近二十年来，新疆其实从来就没放弃过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地面资源在时代就已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改革以来，认识到由于牧地大量被用作农地，水土涵养能力大大下降，生态劣化，新疆已被迫采取“退耕还牧”、“退耕还林”等措施。所以从地面资源的利用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环境生态，而不是中国式的开发——除了环境保护成为“开发”题中应有之义。对资源的开发，近十多年来新疆采取了所谓“一黑一白”的发展战略，所谓“一黑”是指地下蕴藏的石油，“一白”是指农田里种植的棉花，前者主要由国家垄断，后者虽由地方开发，但不是发出货收不回货款，就是受有关政策所限，基本上发挥不了什幺优势。这两年加上了所谓“一红”，即西红柿，但这种农产品经过加工所增加的附加值也很低，更兼西红柿酱始终也不是中国人的主要食品配料，所以仅靠这三大战略的实施推进，新疆无法达到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理解新疆人民的焦虑，但我想得更远一些。

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

环保优先还是没考虑绿色GDP的发展优先？说到底这其实是个养鸡取蛋，还是杀鸡取蛋的问题。

我在美国黄石公园附近的波兹曼市议会旁听过当地议员们的竞选演讲，演讲题目是“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这个竞选题目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大致情形是这样：波兹曼这个西部城市风景优美，那里的居民可以尽享湖上泛舟垂钓之乐。与美国其它地区比较，该地区发展水平偏低，家庭年收入平均两万左右，低于美国全国年平均收入3万美元的水平。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食物券，免费供应鸡蛋牛奶等日常食品。当地一位律师告诉我，其实波兹曼市民只要改换一下思路，就能轻易摆脱贫困，因为当地有一个蕴藏量很大的白金矿，矿藏所在地的主人们大都希望政府批准他们开发，从而迅速脱贫致富。但这种意图却遭到当地其它人士的激烈反对，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议会与其它公共组织一直就在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波兹曼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新鲜净水，漫步在树林环绕的河流湖泊之旁，比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高水平物质生活要好得多。在台上发表竞选演说的议员们，在别的主张上有些差别，但在环保方面的看法却相当一致。

我国一些地区的做法正好相反，这方面已有许多惨痛教训。贵州有一个山区，十多年前还是一片青山绿水，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地上流淌着清清的溪流。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当地居民没有采取任何环保措施，进行土法炼铅。几年以后，空气中弥漫的铅粉等有毒物质将附近的树木花草等植物全都毒死，方圆15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再也没有一条乾净的河流与小溪，居民饮水需要大量从外地购买矿泉水。除了生态系统的彻底破坏之外，铅粉污染还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地不少居民眼睛被铅毒熏瞎，得了不治之症。以人体健康与生存家园为代价所获得的人均收入提高，这样的“发展”对人类又有什么意义？

从新疆的哈纳斯湖回到乌鲁木齐以后，我无法忘记在哈纳斯看到的一切。那里有世上罕见的美好风景，但那里的森林正在流血，一辆辆运输木材的车每天川流不息地从哈拉斯开出，游人稍多点的地方，漫山遍野都可见到丢弃的垃圾。如此之美的风景与如此原始落后的“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使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在当地举办的两次讲座中，都对前来听课的几百听众讲，要建立绿色GDP，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必须将环境生态成本计算在内。过去二十年，我们确实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环境生态的保护却是一大败笔，如果要计算这笔成本，说不定还是负值，因为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我们已经断流的黄河，买不回淮河水系，买不回面积大幅度缩小的洞庭湖与鄱阳湖，买不回珠江水系，买不回我们另一条母亲河长江……，总之，逝者虽不可追，但往者却可鉴，正在进行的西北大开发，一定要引入绿色GDP计算方式，避免用这种破坏性极大的原始方式开发。最好一次到位，有了雄厚财力再从高起点起步，进行开发。

我对听众说，新疆真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历史上它创造过非常灿烂的文化，博物馆里那些历经千年还颜色如新的织物，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高水平的工艺品。是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吞噬了灿烂的古新疆文明，大家一定要爱护好今天的新疆。从地面资源看，过去新疆是开发过度，现在的“退耕还牧”，“退耕还林”都是正确的纠正措施。新疆的生态系统确实非常脆弱，一定要加倍爱护，不能让沙漠再继续吞噬绿洲……

我还对听众说，现在的开发，面临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人力资源不需要计算成本与投入，国家也几乎倾尽全力进行财政倾斜。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开发，才有了后来的荒漠变良田。现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迅速转轨，不可能再用财政手段倾尽国力进行资金投入，所以开发任何地下资源，必须要计算成本，一定要注意与国际同类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如果矿产的蕴藏量不大，开采年度很短，而投入购买设备的钱太多，用于供给开发者的生活成本太高，那就得计算每一单位产品的成本。如果单位产品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同类产品，那就应该放弃开采，宁可去国际市场购买，以降低社会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我向人们呼吁，要爱护哈纳斯湖。如果是目前这种粗放式原始“开发”，过不了几年，哈纳斯的美丽与神秘就要大打折扣。还有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停止砍伐森林，不要再让哈纳斯的森林继续流血。我不是新疆人，但我爱哈纳斯，因为它是大自然遗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千万、千万要守护好它，不要让它蒙上尘垢。

我再次强调，中国进行现代化，一定要尊重现实，考虑人口与资源的严峻限制。1995年，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这个排名到现在丝毫未变），是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的1／12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人的物欲永无满足之时，即便象许多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只求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人计算，实现十二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这组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怎幺合理，都早已注定了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严峻的资源限制下，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承认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新疆也应该从现实出发，不要每天去与资源条件完全不一样的沿海地区攀比，设计未来的大开发战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经不起破坏性的折腾。内地那种只顾“经济增长”，不顾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开发”

一定要引为前车之鉴……江山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每次“逐鹿中原”的结果，绝对不止那“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痛，还有生态环境的大破坏。九朝故都洛阳曾那样美丽，但几十次兵燹过后，现在只有一个龙门石窟还能证明昔日的辉煌；开封历史上曾非常繁华，但在历史的厚厚尘封下，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完全是一幅可怜可叹的破败相。历史上曾被《诗经》歌之咏之，长满各种珍稀植物、“河水清且涟漪”、林木郁郁葱葱的陕西，现在却只有一片荒凉的黄土，“荒沙无寸土，可怜江山贫到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