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精品范文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

环境工程发展史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篇

    1. 研究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处在不断发展与变化中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和过去一模一样的事物,而环境工程也是一种科学技术,环境工程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要研究过去环境工程的发展中比较规律性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认识以往的环境工程。只有对环境工程的发展历史研究透彻,我们才能够充分地认识我们的环境工程,才能够更好地掌握环境工程发展的方向。因此,研究环境工程的发展史对于我们的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2. 对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简单介绍

    2.1环境工程的产生

    19世纪50年代初,英国发生了史上罕见的疫情,相关人士在发生疫情的时候进行了比较严谨的调查,在相关人士进行了调查之后发现史上罕见的疫情发生的原因是一个水井受到了患者粪便的污染,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熟知的细菌相关的学说还没有建立,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在此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就对平时饮用的水资源进行了过滤处理和相关的消毒处理,在对平时饮用的水资源进行了过滤处理和相关的消毒处理之后,相关的疫情明显的减少。在此以后,环境工程的雏形就出现了,这对于环境工程的发展史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可以说是环境工程的开端,奠定了环境工程的发展历史的基础。

    2.2环境工程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活动也开始变得活跃,工业的发展对人类居住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同时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使得人类居住的环境的压力不断的增大,“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已经产生,实际上“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的产生只是原来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说“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的产生就是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开端,“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的产生是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时期以及我们现今所处的21世纪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环境问题,因此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研究环境工程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可以说,处理现今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现今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3. 环境工程的主要内容的发展历史

    3.1环境工程中噪音控制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很注重建筑的噪音控制,我们从很多传统的古建筑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古老的建筑中,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本土的古代建筑,建筑中的墙壁和门窗的设计和材料的使用都考虑到了建筑的隔声问题,这是环境工程在古代传统建筑中的体现。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对环境工程中的噪音控制展开了很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到20世纪50年代,环境工程中的噪音控制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最终形成了环境工程声学。

    3.2环境工程中废弃物处理的发展历史

    早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世界上就开始出现了环境工程废弃物处理的人类活动现象,古希腊开始对城市垃圾采用了填埋的处置方法就是出现环境工程废弃物处理的人类活动现象的最好的证明,古希腊对城市垃圾采用了填埋的处置方法对于环境工程中废弃物处理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乃至于对整个的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人们重视对城市垃圾的处理就代表着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的初期已经十分的成熟,这对于后期的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也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科学家们致力于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而科学家们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所研究出来的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成就可很高,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工业废渣制造建筑材料的工程技术,利用工业废渣制造建筑材料的工程技术是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的一大重要突破,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同时也主张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要符合新时代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废物的充分利用,倡导废物的充分利用并不是在新时代的环境下提出来的,而是早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就开始产生,新时代下的废物利用只是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硬性要求,笔者相信,通过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废物的利用将会更加的合理和充分。

    3.3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的发展历史

    大气污染问题是新时代人们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同时它的处理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环境问题。在人类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大气污染,但是这个时期的大气污染还不是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当人们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大气污染对于环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于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环境工程的大气污染处理上,人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对于环境工程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是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它的除尘、空气调节以及工业气体的净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环境工程的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对于整个的环境工程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4环境工程中水资源污染处理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就用陶土管修建了地下排水道,古代罗马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修建地下排水道。这可以说是环境工程中的水资源污染处理的开端。在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环境工程中的水资源污染处理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我国开始采用明矾净水的方法去处理水资源净化的问题,这对于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采用明矾净水的方法去处理水资源净化的问题推动了环境工程水资源处理的发展。在之后的发展中,纷纷出现人们熟知的污水处理厂以及给水排水工程。笔者相信,通过人们的不断努力,我们的环境工程的水资源污染处理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2篇

1. 研究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处在不断发展与变化中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和过去一模一样的事物,而环境工程也是一种科学技术,环境工程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要研究过去环境工程的发展中比较规律性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认识以往的环境工程。只有对环境工程的发展历史研究透彻,我们才能够充分地认识我们的环境工程,才能够更好地掌握环境工程发展的方向。因此,研究环境工程的发展史对于我们的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2. 对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简单介绍

2.1环境工程的产生

19世纪50年代初,英国发生了史上罕见的疫情,相关人士在发生疫情的时候进行了比较严谨的调查,在相关人士进行了调查之后发现史上罕见的疫情发生的原因是一个水井受到了患者粪便的污染,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熟知的细菌相关的学说还没有建立,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在此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就对平时饮用的水资源进行了过滤处理和相关的消毒处理,在对平时饮用的水资源进行了过滤处理和相关的消毒处理之后,相关的疫情明显的减少。在此以后,环境工程的雏形就出现了,这对于环境工程的发展史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可以说是环境工程的开端,奠定了环境工程的发展历史的基础。

2.2环境工程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活动也开始变得活跃,工业的发展对人类居住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同时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使得人类居住的环境的压力不断的增大,“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已经产生,实际上“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的产生只是原来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说“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的产生就是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开端,“环境工程”这一专业名词的产生是环境工程的发展史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时期以及我们现今所处的21世纪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环境问题,因此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研究环境工程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可以说,处理现今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现今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3. 环境工程的主要内容的发展历史

3.1环境工程中噪音控制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很注重建筑的噪音控制,我们从很多传统的古建筑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古老的建筑中,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本土的古代建筑,建筑中的墙壁和门窗的设计和材料的使用都考虑到了建筑的隔声问题,这是环境工程在古代传统建筑中的体现。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对环境工程中的噪音控制展开了很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到20世纪50年代,环境工程中的噪音控制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最终形成了环境工程声学。

3.2环境工程中废弃物处理的发展历史

早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世界上就开始出现了环境工程废弃物处理的人类活动现象,古希腊开始对城市垃圾采用了填埋的处置方法就是出现环境工程废弃物处理的人类活动现象的最好的证明,古希腊对城市垃圾采用了填埋的处置方法对于环境工程中废弃物处理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乃至于对整个的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人们重视对城市垃圾的处理就代表着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的初期已经十分的成熟,这对于后期的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也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科学家们致力于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而科学家们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所研究出来的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成就可很高,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工业废渣制造建筑材料的工程技术,利用工业废渣制造建筑材料的工程技术是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的一大重要突破,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同时也主张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要符合新时代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废物的充分利用,倡导废物的充分利用并不是在新时代的环境下提出来的,而是早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就开始产生,新时代下的废物利用只是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硬性要求,笔者相信,通过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环境工程的废弃物处理技术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废物的利用将会更加的合理和充分。

3.3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的发展历史

大气污染问题是新时代人们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同时它的处理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环境问题。在人类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大气污染,但是这个时期的大气污染还不是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当人们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大气污染对于环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于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环境工程的大气污染处理上,人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对于环境工程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是专门处理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离心除尘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它的除尘、空气调节以及工业气体的净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环境工程的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对于整个的环境工程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4环境工程中水资源污染处理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就用陶土管修建了地下排水道,古代罗马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修建地下排水道。这可以说是环境工程中的水资源污染处理的开端。在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环境工程中的水资源污染处理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我国开始采用明矾净水的方法去处理水资源净化的问题,这对于环境工程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采用明矾净水的方法去处理水资源净化的问题推动了环境工程水资源处理的发展。在之后的发展中,纷纷出现人们熟知的污水处理厂以及给水排水工程。笔者相信,通过人们的不断努力,我们的环境工程的水资源污染处理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3篇

一、什么是环境史学 

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垄断全球的经济形式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使全球环境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时,保护人类环境、人类家园的倡议不绝于耳;各国环保运动,环保部门也相继发展、成立。而反映在人类历史研究上,由传统的注重人、人类社会的研究,逐渐加入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即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对于自然环境带来的后果等,最终产生了环境史学。由于其特殊的世界观和问题视角,加之与当今人类环境的紧密结合,环境史学已成为当前最为活跃的史学分支,可以“显学”称之,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史学的理论、内容和方法。 

环境史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史。将自然环境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永远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的优劣、自然环境的变迁,都会对人类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利用自然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金属的出现,特别是铁器的应用,使人类能够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耕地。铁器造就了人类的古代文明,同时也加快了对大自然的破坏,如水土流失、沙尘暴相继出现。到蒸汽机、内燃机出现以后,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空前高涨,从而造就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破坏为基础的,旧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工业污染引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人员的努力,人类对自然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发现许多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的发生,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界过度地开发利用有关。于是,人类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环保学说和环保组织,由政府出面采取环保措施。 

环境史学既要研究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和灾害,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所采取的种种自卫措施;同时还要研究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所造成的次生灾害和生态危机。就研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要研究自然环境的自身的发展变化,诸如气候、动植物、土壤、水文等自然要素在一定时期内的初始状态及其发展、变化;其次,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环境意识,比如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破坏及人类的环境意识等;最后,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总结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得失,为未来服务。 

因此,环境史研究不仅有严肃的科学性,又有明确的现实性,做到古为今用。它由原来的关注人类社会的历史,到考量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环境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寻找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的借鉴。”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和功用,即在于此。 

二、历史教学为什么要引入环境史视角 

新课标为历史教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不仅要转换教学理念,改变教学思路,而且也要求教学工作者把握新的史学潮流。课改后的教材表明改变以往按时间顺序将历史过程单一的以历时性的呈现,而代之以专题、分类的结构式历史教材组织形式,从而以一种新的体系重新塑造传统历史,标示着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思想。同时也标榜着一种开放的、综合性史学风格。 

这种开放性要求综合人类文明过程中的多种成就与失败,全新的呈现给高中学生。现有的专题结构当然只是一种框架,而不可能完全包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就是较为缺乏的一环,这一点在今后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进一步突出,势必会增加这些内容,而其来源则是环境史学。因此,适时地将环境史学的成果、理念引入到历史教学中,能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全面、综合地理解人类文明史。 

我们知道,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而传统历史编纂学中对这些问题的囊括几乎没有,对于环境问题的探讨只是地理教学的一些任务,历史学从来就不参与讨论,这就给学生一种错觉——全部历史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并被人为地分割为多种结构,诸如文化、科技、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将之灌输给学生,而且背后的生态环境要素隐而未见,人类始终是地球的主人,在人类文明的成就上,自然环境史如此的卑微。环境史学正是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三、如何在历史教学引入环境史理念 

首先,重新解读人类文明兴衰史。 

环境史学引导学生重新认识历史,综合考查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与结果。以往历史研究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处于首要地位,历史研究也主要围绕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展开。因此,在具体教学中不能仅着眼于人类社会,就人类文明而论文明,还应全面地看待文明的起源与兴衰原因,灌输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及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这在文化史、文明史等许多专题的教学中都应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区划、人口分布、政治兴亡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虽然曾一度提倡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但后来在主流思想的干预下,研究者深怕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漩涡之中,从而以提地理环境为雷池,不敢轻易迈步。今天看来,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其作用不容低估,早期主要文明皆产生于大河流域的肥沃地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文明的兴起不言而喻。玛雅等古文明的衰亡已经许多有力证据表明其生态环境破坏是导致该文明衰亡的重要原因,这为今日人类提供了殷鉴。 

其次,环境史学能重新检验科技史发展成绩。 

随着人类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与日俱增,而自然环境的反作用也日益明显。酸雨等的出现早已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而近来全球变暖,两极冰川的融化,更是让世人明白自然环境的可贵之处。在许多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的活动。全球干旱化,与人类毁坏森林、森林大面积减少有关。大气变暖(温室效应),是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使用矿物燃料所造成的。沙尘暴增多,与人类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过度开垦有关。而环境史学正是考量自然环境在人类文明中作用,改变传统以人类为本位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研究的综合自然、人文的多角度考查,从而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与结果。这毫无疑问对于高中历史教学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如何看待人类经济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等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综合的历史观,反对固执一见。 

再次,重新解读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史。 

人类政治制度史的发展呈现多样的特色,氏族议事会、部落联盟、专制王权到民主共和,反映了人类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成熟。在实际教学中不能仅着眼于历时性的政治制度发展脉络、中西差别等的讲述,还应以人类生态为本位去考查该政治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影响等。 

大量事实表明,政治制度的失误是造成环境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政府决策具有宏观性,影响面大,大型工程的建设诸如水利、矿业等都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才得以发展,而不同国家的制度、政策对于这些工程的兴建背后的自然环境考虑往往会有不同,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也就不同。例如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大规模垦荒,造成了严重的荒漠化,至今仍难以治理。又如在黄河上中游及各大支流大肆量修建水库和拦河坝,直接导致了黄河断流。非洲尼罗河上游的水坝虽然给非洲人民带来了福利,也使尼罗河自古以来的泛滥成为历史遥想,下游民众的生活随之改变,这些都是人类制度因素影响自然环境的表现。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各级政府制定宏观的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意见和科学依据献言献策,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 

最后,灌输以人类家园的可持续发展为本,以古鉴今,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 

环境史学家不仅重视过去,更应当重视现在和将来。要根据对历史上已发生过的环境问题的研究,来论证今日和未来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寻找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的新途径,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发展赋予历史学家的新使命,历史学家应该当仁不让,做好环境史的研究和宣传,而作为历史教学工作者我们更应将这种史学观灌输我们的学生。 

【参考文献】 

[1] 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历史街区保护、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 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 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 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 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 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 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 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 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 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2009( 10) :85.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5篇

一、九十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概述

为了便于全文的展开和对美国环境史的新进展有清楚的认识,有必要对美国环境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

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1环境史的定义。经过多次讨论,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以环境主义为理论指导去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指出它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历史,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它的主要学科意义在于扩展历史研究的范围,重构历史;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跨学科研究。2美国的环境保护史。主要研究美国人在进步时期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政府通过建立环保机构、颁布行政法令、议会通过立法来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保护濒危的自然。说明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的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当代环境主义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美国的自然观及其思想家。探讨美国思想家对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认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崇拜自然,白人移民到来后开始把人与环境进行二元对立。六十年代环境运动之后,美国人重新找回生态学家和进步时期思想家的智慧,如F.克莱门茨、H.梭罗、J.缪尔、A.利奥波德、G.平肖等,廓清了保护思想史中的美学派(非功利性自然保护)和效率派(聪明利用的功利性资源保护)和公平派(在对属于全体公民的资源开发中实现公平和民主)。其中前者与后两者存在着内在矛盾,时常发生冲突。公平是效率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只是达到公平的手段。3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白人移民一踏上北美大陆就开始改变原有的景观,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造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依次展开的严重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对三十年代大草原上的尘暴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与同时期美国史学的发展和此后九十年代环境史本身的发展相比较,本时期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本时期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更多地集中于农村自然环境,注重对农业生态史的探讨。美国环境史大师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就是要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农业发展比工业革命更早地改变了生物圈,因而环境史主要研究农业生态史,以此来发现自然的内聚力、模式和整体性。这个观点是总结了20年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后得出的,因而也得到了许多环境史学家的支持和响应,如提出“生物旅行箱理论”的A.克罗斯比。农业生态史模式试图以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线,甚至想从中找出美国精神的内核及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显然,这和环境史的诞生深受边疆史学派的影响大有关系。它重视对西部和农村的荒野和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历史的研究,忽略甚至排除了城市环境在环境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时期的环境史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第二,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环境政治史和环境文化史的研究。环境政治史主要研究白人男性精英在环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议会的辩论,形成的压力集团,以及如何执行保护政策。环境文化史主要研究关于环境的思想和知识之演进。由此可见,本时期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进行交叉,对差不多同时兴起、蓬勃发展的新社会史、技术史并未进行有效的借鉴和融合。第三,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了“碎化”分散、地区化研究的特点。六十年代,美国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片面强调所研究的主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中各派别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关注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美国历史学界似乎也形成了对越来越小的问题或个案进行越来越多的分析,似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有学术价值的风气。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各地区的小生境千差万别,当代环境主义中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势头强劲。这也促使环境史研究更重视区域特点。这种过度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概念和新知识,但过度的碎化必然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严重忽视综合,对环境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创建性研究;二是对于一些综合性著作嗤之以鼻,认为它无法促进研究的发展。本时期唯一可见的一本由J.M.皮图拉著的《美国环境史》也被认为是综合了别人的个案研究成果的教科书。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这种现状显然难以适应学科深化以及九十年代美国社会和环境运动发展的要求。八十年代,新社会史研究达到高潮,其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也扩及环境,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向环境史渗透。环境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新社会史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更不能拒绝与新社会史的交叉。里根和老布什共和党执政时期,为了满足资本家和下层劳工的利益要求,强行降低有关环境标准,甚至废除一些环保法规,出现了官方环境主义的倒退(GreenBacklash)。但这却激起了民间、非主流环保运动的大发展,过去曾被忽视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积极投身环保。这在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降落民间,采用自下而上、注重普通群众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美国史学界也展开了呼唤综合的大讨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B.贝林在1981年度的主席致辞中明确指出,美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深化以往的专门化研究,而是在消化吸收已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深化,进而写出综合性著作。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增大,美国的环境运动也转向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区域环境只是全球环境这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是“地球人”,大家共同生活在不可替代的“地球号宇宙飞船”上。当然,美国人意识的这种变化含有很大的霸权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环境史提出了综合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新要求。

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为满足自身发展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迅速调整了研究课题和方法,形成了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二、城市环境史研究

城市史在美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部边疆开发完毕、美国城市化宣告完成之时,但它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大约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1953年成立了美国城市史学会,次年出版了学术刊物,城市史课程也进入大学课堂。这时正是美国城市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史就是在城市衰落时研究它的成长、衰败和未来的;认为城市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环境变迁等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城市史重在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城市的集体主义和频繁的流动性正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史是在边疆史衰落后对美国精神的新探索和补充。与重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环境史不同,城市史主要研究城市和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或human-made environment)。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当地环境适宜运输、便于供水和废物处理、易提供粮食、原料等的沿河、湖、海地带。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造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引入新的动、植物物种,建成新的人工环境和小生境。这是城市史和环境史结合的客观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交叉,尚需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各自深化和打破学科界限。

早在1969年,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历史学家P.J.施密特就出版了《重回大自然:城市美国的阿卡狄亚神话》一书,探讨了设计师F.L.奥姆斯代德的城市建设思想,即最好的城市是在连接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既能满足人的生物要求、又能满足人的社会要求。这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首次研究了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此后城市史相继从城市规划、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和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中的社会、性别和政策问题等角度对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但直到1994年,城市史学家C.M.罗森和J.A.塔尔合编了《城市史杂志》的“环境与城市”专辑,才打破了城市史固有的理论藩篱和学科界限,从理论上接纳了自然环境,也提出了城市即人造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环境史学家也在积极努力探索。1980年,M.V.梅洛西编辑出版了《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从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角度切入,把城市纳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中。1993年,他在《环境史评论》上发表了“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一文,从理论上扫清了城市成为环境史研究重点的障碍,对环境史学家D.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进行反动和修正。他认为把城市仅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农业社会就已有城市存在,它对生物圈的影响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同样重要。城市本身就是个环境空间,人工环境虽然与自然环境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环境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纯粹原始的环境状态在许多地方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不存在了。环境史学家S.P.海斯也认为,环境史研究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压力,二是这些压力的后果。城市是考察这些压力的一个理想的概念载体。因为,城市人口拥挤,给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同时也产生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思想、新价值和新机构,因而要想从更广范围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把关注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社会以及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张力。城市史和环境史在理论上的突破以及史学家的研究实践宣告,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城市环境史在九十年代初诞生了。

代表城市环境史研究水平的主要有以下四本著作:W.克罗农在1991年出版的《自然的大都会》探讨了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关系,从城市利用和剥削外部自然资源即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环境主义。这种城市环境史的模式应看成是一种过渡形态,因为它还未把大规模工业化造成的大量环境问题作为中心的城市环境问题来研究。J.塔尔1996年出版的《探索最终污染地》以在城市污染中历史最悠久、影响范围最大的水污染为重点,把城市环境污染作为城市环境史叙述的主线。R.B.斯蒂芬森在1997年出版的《伊甸园的幻象》中,从环境大背景探讨了城市设计的历史发展,展现了社会由于盲目追逐建立在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个人利润基础上的伊甸园梦想而破坏该地区美丽的景观和复杂的环境系统的历史。但作者没有反映出该市各阶层、各集团在讨论设计方案时所反映的不同城市环境观。A.胡莱的《环境不平等》从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城市环境史,发现不同种族、阶级由于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引起对环境的不同感知,形成对环境主义的不同态度和参与程度,呼吁实行环境民主。这就把环境问题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这四本书初步显现了城市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建构。

城市环境史研究作为一个次分支学科,虽然历史不长,但已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前景。美国史学家还在开拓一些有巨大潜力的研究领域。这些课题包括,环境考虑在城市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家庭生活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以及对被破坏环境的恢复等。重点是比较城市环境史,除了对美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环境史进行比较外,还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进行比较,使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国际化。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之外,还结合了口述史、影视史学的方法,从听觉和视觉上丰富了城市环境史研究,使之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进而为城市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最终实现J.A.塔尔关于历史学家指导政策制定者的梦想。 三、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

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或 eco-racism)一词是由美国“争取种族正义的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执行主任B.F.小查维斯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从有色人种绝大部分居住于环境恶化的区域这个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白人种族主义在环境规划和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上被强化。以白人为中坚的主流环境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种族歧视,并未触及这一严重问题,只有有色人通过环境正义运动解决了环境种族主义,美国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消除。

环境种族主义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1982年在北卡州的沃伦县,非裔美国人封锁了运往该县有毒废弃物倾倒地和填埋点的垃圾运输通道,激起了全国性的有色人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各有色人种社区形成了各种各样争取环境正义的草根团体,领导民间的环境正义运动。该运动认为,主流环保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团体,不但“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全然不顾有色人的需要和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佣有色人的工业和经济活动”,而且“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由此可见,环境正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权运动在环境运动中的继续。1991年10月,600多个有色人种环境团体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有色人环境领袖峰会”,会议通过的“环境正义原则”和一些著名领袖的发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环境问题是与500多年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因而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导致其社区、土地被毒化,种族被灭绝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自由化。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重新解释生态和环境问题,因为有色人认为环境就是自己生活、工作和玩耍的地方,因而他们并不关心濒危物种,而是关心保证健康的生存条件,因为有色人种才是濒危物种。他们的斗争范围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转变为“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这当然也包括墨西哥等欠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向环境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环境史研究的重心从农村自然环境转向城市人工环境后也不得不严肃面对城市中的有色人和阶级差别这一困扰美国多年的大问题了。

种族或民族史的研究也逐渐拓宽了范围,开始研究民族的生存环境演变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种族史研究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六十年代以前,它的理论先后经历了从种族主义排斥论到熔炉论、归同论和多元论的转变。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不但改变了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也改变了种族史研究的理念。少数族裔史不再强调本民族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要求得到保护和特殊优待,而是挖掘本民族的独特性,形成新民族主义,进而提出“多元一体”的新理论。这进而引起了关于“平权法案”的存废的争论,因为“保护”本身就隐含着歧视思想,同时又造成了“逆向歧视”的后果,而“平权法案”正是力图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达到各种族之间的平等。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共识,即少数民族首先必须享有一般的、基本的人权,而族体属性是第二位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构成了基本人权,因而种族史研究开始介入环境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新社会史把黑人重新推到美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后,黑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倍受重视。

美国种族史和环境史学家对环境种族主义史早有涉及。例如,W.克罗农1983年出版的《土地上的变化: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分析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殖民掠夺和统治用资本主义的景观取代土著的生态系统的历史。A.W.克罗斯比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从更广阔的范围论述了欧洲殖民者如何从生态上征服世界上广大的温带地区。虽然这些研究都很深入,但对环境种族主义史进行理论界定和开拓的是M.梅洛西在1995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拉斯维加斯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16这一点也可从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分组讨论中关于种族议题的增加得到印证。1989年的奥林匹亚年会只有一个小组涉及种族问题;1991年的休斯敦年会有两个;1993年的匹兹堡年会没有;1995年的拉斯维加斯年会全部四个小组都论及环境史中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这是环境史学史上的第一次。此后环境种族主义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环境种族主义史主要在下列方面取得了成果:1环境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种族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白人统治者总是想用自己的环境话语取代其他种族的环境话语。B.D.林奇考察了拉丁裔美国人环境话语与盎格鲁美国人环境观的不同,发现拉丁裔美国人的自然景观中包括人,而且是可以再生产的;盎格鲁美国人认为人与环境是分离的,人可以支配自然。以这种思维来考察环境灾难对拉丁裔的影响,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会人为地淹没拉丁裔关于环境的声音,影响美国环境话语发生根本变化。2各种族在环境上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学家大量利用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方法,深入调查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辨析了种族和阶级的复杂关系。R.D.布拉德编著的《正视环境种族主义》是对《在南方倾倒废弃物》一书的补充和扩大。它把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考察范围从美国南方扩大到全国,甚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涉及了从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城市贫民窟的有毒废弃物、废弃物处理设施选址、城市工业污染、儿童铅中毒、杀虫剂对农业工人的危害、废弃物出口等环境问题,把环境种族主义的形成追溯到了殖民过程中的种族征服和帝国式环境思想。当然在环境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界达成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使有色人种社区处于受环境恶化危害最大的境地。但并非所有的有色人都完全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也并非所有白人都适当避开了污染的环境。这里的关键变量是贫穷,因而环境种族主义是种族与阶级交织的产物。3揭示了主流环境运动的白人中产阶级特征,分析了有色人种环境正义运动的动力、性质。D.E.卡马乔编著的《环境不公正,政治斗争》一书,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指出环境正义运动是社会、政治不公正在环境领域激起的反应。环境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有色人的生活环境,更要变革以财富和权力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精英模式。促使环境正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来自工业化和种族不平等,是经济的不平等和种族偏见把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有色人推向加入环境正义运动。4环境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与种族与阶级问题相联系,贫苦的有色人信奉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而主流环境组织更多地是提倡生态中心主义,这也是传统的环境权与人权之间的矛盾。B.R.约翰斯顿在《谁付代价?》中指出,环境正义运动从政治上强调人权,但实践人权可能加重全球变暖、臭氧层减少、人口过多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主流环保组织重视环境的内在价值,其保护环境的努力造成了部分穷人生活难以为继,人权遭到损害,因而这两种思想都有片面性。历史告诉环境主义者,以其中任何一种为指导推动环境运动都只能使环境不平等加重。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思维。

环境种族主义史是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和迅速发展的,但要想继续顺利发展,尚需认真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主要分析工具,种族和阶级在环境问题上的一般理论是什么,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二是环境种族主义史是从有色人的角度考察美国环境史的,这是它的新颖之处,但把环境正义运动与主流环境运动、有色人的环境观与白人的环境观截然分开就产生了环境问题上的民族分离主义之嫌。这就割裂了有色人这个部分与美国人这个整体的关系。三是要深入研究有色人的环境整体论是否能够有助于改变目前“帝国式”环境观造成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改善有色人恶劣的生活环境。

四、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

 美国史学界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零星关注妇女问题,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妇女史是随六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兴起的。一般来说,妇女史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妇女撰写的历史(the study of history by women);二是关于妇女的历史(women’ shistory);三是用女性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feminist history)。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史是指以女性主义为指导所撰写的关于妇女的历史。“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是通过重新发现和肯定妇女价值、提高女性地位、争取两性平等的理论和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从强调生理性别(sex)到强调社会性别(gender)的转变。妇女史的研究从重在探讨生育、性、家庭关系以及女性中心主义的“她史”(Her-Story)转向反对男女对立、把妇女与阶级、种族联系起来研究的新妇女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似乎与妇女史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不同领域,但七十年代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或Ecofeminism)却把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法国女性主义者F.奥波尼在1974年首次提出。它是环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促使两者融合的接榫点是对父权等级制的反对。它认为统治自然和统治女性都是男性中心或霸权(Androcentrism)的结果,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从历史、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父权制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性、二元论、进步发展观等进行全方位的颠覆,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共生。妇女史一开始研究妇女在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少数族裔妇女对草根的环境正义运动的参与和领导作用。环境史则追根溯源,研究历史上的妇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科学革命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离等。但真正把二者从理论上整合在一起的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C.麦茜特发表的〈性别与环境史〉一文。18她认为,D.沃斯特提出的生态、生产和认知分析框架缺少一个性别的分析。只有融入性别分析,才可从男、女两性的角度对上述三个概念做出新的解释。当然这个分析框架还需要加入一个再生产的概念,它不但指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生物性再生产,还指人的社会性再生产。再生产与前三者是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样,在环境史这一幕全球生态戏剧(Ecodrama)中才能出现不可缺少的女主角,只有男女主角都具备的环境史,才是一出完整的生态戏剧。

生态女性主义史一经诞生,便迅速发展,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形成强烈震撼,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妇女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K.J.沃伦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出十种联系,即:历史关系,认为历史上金属工具的发明使女性退出生产的核心位置,同时增加了男人对环境的破坏能力,进而建立起对妇女和自然的父权制。概念关系,认为逻辑结构上的二元和等级关系(理性/情感,思想/身体,文化/自然,人类/自然和男人/妇女)形成了统治关系,出现了压迫性的父权制概念框架。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对妇女的身体和劳动的剥削与对自然的剥削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两者都是不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非生产性工作,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忽视自然的“更新”和妇女为满足基本营养而进行的工作的“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语言关系,认为语言因其能反射出背后的权力而在概念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文化习惯于把妇女等同于动物,而动物低于人,因而动物化的妇女劣于人类,女性化的自然低于、从属于男性的文化;语言是维持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关键。象征和文学关系,从古希腊神话到现在的大众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妇女和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把自然比作阴性的、会生育的母亲,把未开垦的荒地比作处女等。经验性的关系,从一系列妇女被强暴、环境被破坏、吃肉、狩猎、动物试验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任人宰割等等经验事实中发现妇女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活生生的可感受到的经验性联系。精神和宗教关系,认为在犹太—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统治和地位身份的等级金字塔。在关于创世纪的叙述中,女性和自然就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认识论关系,它挑战西方传统的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客观、独立、理性的观察者进行客观认识的被动客体进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观点,认为观察者在等级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才是理解和评估认识的关键,因而要像先前想像的那样客观认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妇女统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相反,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自然和妇女)都是积极主动的,认识的知识内部存在多种未定的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角度来认识妇女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知识。政治关系,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和环境健康、反核反战、争取动物权利等行为刺激下产生的草根政治运动,其目标就是解构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重建更可行的正确处理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伦理关系,认为生态伦理可以消解把人与自然、男人与妇女、情感与理性、思想与身体对立的二元论,形成使二者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统治体系的转型。

2妇女与自然关系的转型。在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种关系在某个时候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父权制的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C.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人们把自身看成是身处其中的有限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神圣的东西,因而盛行万物有灵论和生殖崇拜。地球的形象是养育者母亲,在希腊传统中是盖娅(Gaia),在基督教中是夏娃(Eve),在尼罗河畔是艾西斯(Isis)。但科学革命以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发展,自然有机论(Organicism)逐渐让位于二元论、机械论和征服与统治自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采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世界观不仅在理性主义的故乡欧洲得以确立,还扩展到了全世界,促使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理想向帝国式的征服行为转化。21R.艾斯勒在《酒杯和刀刃》中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在畜牧业的父权制侵入之前是和平的农业文明。酒杯象征农业社会以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温情关系为特征的合作、和平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刀刃象征具有侵略、暴力倾向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男人统治的社会。刀刃被神话了,能取得统治地位者被认为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否则被认为太软弱、有女人气,因而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

3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妇女通过种植玉米与大地相互作用而生产了大约85%的食品,殖民地白人妇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事田野劳动的机会减少,工资劳动和家内劳动增多。妇女和乡村田园成了远离工厂和城市污染的理想避难所,同时中产阶级妇女也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然的教学研究和荒野漫游,进而积极参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自然和资源保护运动。全国有100多万妇女联合行动拯救国家的森林、荒野和野生动物,游说建立国家公园。在进步时期,美国妇女也以教育群众、鼓起公众舆论和确保良好生活条件为目标积极参与改善大众健康和卫生的运动,成立了诸如“纽约妇女市政联盟”、“匹兹堡烟尘消除委员会”等组织,反对把烟尘污染当成是进步和经济成功的象征。23另外,美国黑人妇女也在二十世纪初相继成立了萨利斯伯里有色人妇女市民联盟和亚特兰大邻居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要求改善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为本地的环境卫生、照明、下水道、水源和休闲娱乐场所的改善而请愿。

4妇女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分析了各族妇女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不同理念和作用,通过解析女性在七十年代以来的涉及环境的立法中的投票纪录,发现妇女因为是母亲而更关注家庭,男性因为是经济生产者而更关注竞争和理性,因此女性比男性对关注环境更有兴趣,尤其是对可能影响自己家庭的本地环境质量。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种族的妇女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处的地理或城市位置的不同而对环境的看法有所差异。在反对有害废弃物的抗议斗争中,白人妇女开始时强烈信奉用民主解决环境问题,但不久就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失所望。黑人妇女对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往往把反废弃物的斗争与民权联系起来。土著妇女与黑人妇女一样,对政府缺乏信心,但比其他妇女更多地囿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之内。由此可见,妇女争取环境正义最终会与反对更广泛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合流。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还非常重视妇女领袖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例如L.利尔的《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就从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探讨了卡逊的著述和行动,研究了她见证自然的动力、她在男性世界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她的思想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

5善待地球:前现代环境观与后现代环境观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环境观中,由盖娅、夏娃和艾西斯代表的自然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但不应该把自然看得比人类更强大,更不能把自然性别化。在现代环境观中,人类可以借助科技来统治自然,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后现代环境观虽然是对现代环境观的反动和超越,但却不是对前现代环境观的简单回归。应该看到,自然不但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还是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家,而且也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人类永远依赖和利用自然而生存,但也有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时不能妨碍自然继续存在的自由,男性和女性都应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到善待地球的生态运动中来。

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深入发展。但如果继续单纯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割裂男女两性在环境史中的关系,必然会使环境女性研究再次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史需要既重视女性、又能融入整体环境史,既不淹没在整体中、又能平衡两性的新发展。另外,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母性主义,(Maternalism)即做为母亲所从事的孕育、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工作(Mother-work)也与环境主义密切相关。这两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尤其是有关少数族裔妇女的生态母性主义将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热点。 五、环境技术史的研究

环境技术史(history of Envirotech)主要研究历史上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是由环境史和技术史交叉而成的。早在五十年代,美国的技术史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但只集中研究技术进步,忽视了技术的广泛社会影响。新社会史兴起后,技术史研究范围扩大,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零星地包含了环境的内容。L.马克斯1964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技术和美国的游牧理想》、M.费舍尔1967年出版的《荒野中的工作间:1830-1860年欧洲人对美国工业化的回应》和J.F.卡森1967年出版的《机器之文明化:1776-1900年的技术和美国共和价值》,虽然都没详细论及技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但却给后辈学者评估技术的环境影响开辟了道路。1975年,T.P.休斯在《对美国技术的态度正在变化》中强调,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削弱了公众对技术的关注,先前把技术看成是控制自然的进步力量的积极观点已转向对技术的蔑视,认为它并未创造一个完全有利的人工世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受时尚的影响,对技术充满偏见和批判。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1971年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都认为技术应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负责。环境史和技术史在接近,但由于都是对技术进行批判而不能真正融合,即双方在批判中接近,但又保持着张力。当美国经过战后的繁荣走向消费社会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质量。技术史适应时代需要,利用自己特有的专业技术和洞察力,开始严肃地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史也逐渐削弱了“倡议史学”的实用色彩,科学地看待技术进步在环境破坏和保护中的作用。环境史学家A.麦可埃沃指出:“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也是把人在自然中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区分开来的一个标准。因此,对技术的研究应该服从生态分析。”28D.沃斯特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而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环境史的基本主题。29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委托,美国技术史学会和美国科学史学会1991年联合举行会议讨论学科的开放问题,还邀请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员专门讨论了技术与环境的问题。此后,这两个学会相继在自己两年一次的大会上组织关于历史上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专题讨论。1992年,阿克隆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技术与环境系列丛书。1994年《环境史评论》刊出了“技术、污染和环境”专辑,内容包括化工业、饮料业和金属工业的污染以及环境卫生工程和工业健康卫生学的关系等。与此同时,《城市史杂志》也特别集中探讨了技术和环境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1997年7月《技术与文化》杂志发表五篇文章,从工业、输电对景观、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方面探讨了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同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技术和环境史委员会”,规划了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1999年《商业史评论》邀请环境技术史家C.M.罗森和C.C.塞勒斯编辑了“商业与环境”专辑,主要内容是从生态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商业和公司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它与“技术和环境”问题关系密切。这一新兴分支学科不但吸引了知名历史学家的参与,更多地是激起了一些博士候选人的研究兴趣,纷纷以环境技术史为论文选题。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把写作计划迅速调整到这方面来。

环境技术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1城市建设技术对环境的恶化和改善。人类在建设城市时,使用技术修建了城市运输系统、供水系统、生产系统,把“第一自然”转化为人工的“第二自然”。人类在用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又排出了污水、垃圾,造成水、大气等污染和环境退化。于是,一方面要改善原有的技术、更换燃料,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治理和防止污染的技术。由于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测,因此市政官员的技术决策、选择“追溯性技术评估”制度和以现有技术水平为基础的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法规之形成和发展,就成了环境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2工业生产中的技术与环境。任何地方的工业都是首先要面对环境的约束和挑战的产业之一。从钢铁业到石化业、从动力供应到初级产品深加工,都要排出工业废水、废气、废烟、甚至粉尘,污染邻近的水源、空气和土地。这些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工业事故和灾难来透视。当环境污染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时,工业企业或迁址,或通过技术改造来降低污染,如化工业即从增加烟囱高度来扩散废气发展到提高石油利用率和热、气、水的循环再利用。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技术的选择和改造。例如在大西洋两岸,同样的技术原理会因环境的不同产生出两样的技术变种。在殖民地时期的北美,来自欧洲的技术发生了转型或渐变。这是北美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布局的结果。

3公众健康和职业安全领域的技术与环境问题。环境技术史家认为,从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的环境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环境关注都不能忽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破坏作用。对于技术的有害影响,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实施详细的技术评估使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作为美国工业发展之动力的机器和技术创新产生了致命的矽肺病等职业病,恶化了工人的工作环境,这击碎了技术改善和工业增长能自动改善生活的传统神话。即使是在家务劳动中,使用表面上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如洗衣机实际上反而加重了家务劳动量。工业疾病对工人身体的伤害与工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都要付出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因而也都成了推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重要动力。当然研究工业健康和安全的工业卫生学的发展也成了环境技术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业卫生学全面分析了不同工业部门对工人健康的危害,它的专业化和发展使其关注范围从工作场所的健康扩大到了环境健康。工人开始从过去那些只注重生产率、不重视新技术对工人健康产生威胁的行业(如采矿、伐木)流向较为安全的行业(如制造业和白领职业)。

4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技术和环境问题。这包括农业、林业、采矿业、提取工业以及水资源利用等。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从土地清理、排水、修水塘、扎篱笆、耕种、灌溉、施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培育、引进外来物种到单一栽培,无一不是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林业发展过程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由于使用机器生产,森林被大面积毁坏。但到了战后,由于技术的发展,它反而减轻了对森林的压力,促进了对森林的合理利用。在采矿业中,露天开挖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但工程师也开发了许多控制污染的新技术。在提取业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原来没用的废弃物也变成了有用的原料(如低品位矿等),进而逐步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水资源开发中,修水坝、河溪改道调水、修筑灌溉系统和水电站、港口、开采地下水、围湖造田、改良湿地等都需要技术,也都不可避免的造成环境的根本中断和改变。即使是自然景观也难以幸免,为了吸引游客,运用技术按人们的欣赏需求改变自然景观。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某条河流、湿地、海岸、矿场或某个工程项目(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为个案来进行,也有重点讨论政府有关主管机构的,如改良局、田纳西河流局等,追述其工程师和采用的技术以及对这些技术的态度在形成保护方案时的影响和作用。

 5技术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决策原则就是依靠科技进行理性分析和论证。通过技术分析来选择既可以防止或减少污染物、又能控制自然界、清洁已存在的废弃物的“最好、最适用的技术”。在环境技术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和美国环保局。技术评估办公室成立于1972年,在其鼎盛时期,对科学政策、科技教育、食品安全、武器制造、太空探险等都要进行技术评估,试图探索技术预料不到的对环境的影响。但在1995年的第104届国会上因预算缩减而被裁掉。美国环保局主要通过建立以技术为基础的环保标准和分配庞大的污染控制费用而对采用和普及多样的环保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试图把环保局升级为部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通过研究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可以看出,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政府一直都在做出现实的选择,即用技术进步优先推动经济增长。

环境技术史的出现是环境史、技术史相互融合的结果,这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学者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获得新见解。但还有一些富矿尚需挖掘和开采,如六十年代以来环境立法的发展及其对工业的冲击,各种工业的生命周期及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军事技术和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各种环境标准的建立等。

六、从“碎化”走向综合的尝试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越来越深入,并都呈现出以小见大和跨学科的特色。这给环境史研究走向综合提供了可能性。八十年代,美国史学界看到了“碎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呼吁进行综合研究,这种学术争论在社会上也引起热烈反响。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不再局限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狭窄专题中,而是把环境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与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从白人精英运动向社会下层、少数民族等草根民众转化、更多的关注社会正义的必然结果。美国环境史的综合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际化。不仅仅研究美国环境史,还重视别的国家的环境史。例如D.R.维纳对前苏联自然保护史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尚能在斯大林高压统治下保持一点自由,苏联的各种自然保护组织努力参与保护政府为进行科学研究和教育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的历史真实。据此透视了苏联中央和地方、官僚和科学家、利益集团和市民社会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纠正了西方社会科学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偏见和傲慢。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美国环境史学家克服把美国环境史范式当成唯一成熟正确的范式而加以推广的误区,进而开始尝试撰写全球环境史。这些著作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发展为主线,结合区域性环境问题,并深入探讨造成环境问题的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把环境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分析框架。C.庞廷的《绿色世界史》从人类生产力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世界史,指出存在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要想持续,就应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化。I.G.西蒙斯的《地球面貌的变化》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人类从古到今对自然的影响。J.R.麦克尼尔的《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地圈到大气圈和水圈分析了全球环境的变化,下编探讨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化、能源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思想和政治的进步。由此把地球史和人类史有机结合起来,启发人们从全球所有环境因素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这些书都打破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以政治或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编史方法,形成了以环境的演变为主线、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新的历史编撰法。这是从以人类为中心向以生态为中心转变的尝试。在这里,人的社会性不但继续受到重视,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人的生物性还得以重新发现,历史开始走向“真实”的历史。

二是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化。美国环境史研究历来重专题和个案研究,但是经过和其他分支学科、特别是新社会史的交叉融合后,环境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地区性和专题性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环境史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综合性环境史并不是区域和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既保持环境史的分支学科对环境史的深刻洞察力、又探索一种能完整把握美国环境史的总体面貌的新方法,进而写出既利用新史学研究成果、又探讨重大环境史课题的综合性著作。J.欧皮1998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比起J.M.皮图拉1977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更多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38以1970年的“地球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促使皮图拉写出的环境史更多的是一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历史。八十年代对城市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立法的研究拓宽了作者的视野,人们开始用“环境问题”代替自然资源问题。该书在第二版中取消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利用”一章,增加了“城市环境问题”和“污染的政治学”两章。这反映了环境主义运动追求环境质量、从历史上反思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足以持续保持一个清洁和健康的环境的要求。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环境史研究开始从历史上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欧皮的著作吸收了环境史研究近40年的重要成果,大大拓宽了叙述范围,以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为主线进行综合创新,既保持了环境史研究多样化的成果和特点,又提炼出了整体研究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碎化”的缺陷。这部著作出版后被广泛用作教材,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美国环境史教学缺乏具有高度概括性又定义清楚的叙事模式的尴尬,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关于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标准”的争论。 七、九十年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九十年代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综合的趋势。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为高水平的综合奠定了基础,综合性整体研究为分支学科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两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农村进入城市,研究对象从强势群体(白人中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主流环境保护团体)转向弱势族群(有色人和妇女及其主导的非主流环境组织)。随着当代环境主义从道德假设转向政治诉求,环境史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也从文化转型改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既是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它与其他学科不断深度融合交叉的结果。

当前环境史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生态学修正派以及科学哲学的挑战。D.沃斯特和R.怀特都指出,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对现代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是以克莱门特生态学的平衡、稳定、生态系统、顶级等理论为依据的。39他在评论W.克罗农的《土地上的变化》一书时还批评他没有很好地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新英格兰的生态变化。40但是八十年代以后,生态学发生了范式转变,主导生态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变成了“混乱”、“混沌”、“蝴蝶效应”。这意味着对生态学不确定性的重新发现动摇了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他的道德关怀也变成了无本之木而不值得信赖。D.沃斯特对此做出了反应,认为混沌生态学无助于尊重自然和校正现代社会对它的破坏,相反还会造成环境相对主义。这个回应指出了它的现实后果,但显然没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回应它对环境史的颠覆。

自T.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科学哲学大发展。它认为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由于它后面的权力作用使之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环境史学家在批判核科学家等时如获至宝,纷纷用社会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但没想到的是生态学也不可能例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也是社会权力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反映自然的真实。科学哲学的发展给环境史以巨大冲击,有些环境史学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变迁与因果关系”的理论。有些环境史学家借助于人类学家C.格尔茨的解释理论,认为人文科学是追求相对主义而非寻求通则或规律的历史主义。据此可以分出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复杂性的深度的或好的(thick or good)解释和浅层的或不好的(thinorbad)解释。但他只重象征符号、忽略权力关系的理论也难以解决环境史学家面对的判断和评价问题。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环境意识;环境教育;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3)-06-0198-01

一、环境意识和环境教育

从根本上讲,环境意识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一个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又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互相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也就是说,环境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即环境价值观念,包含有心理、感受、感知、思维和情感等因素;其二是指人们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环境教育是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一种教育,是证明环境价值和澄清概念的一种过程,是培养人们具有理解和评价人、文化及其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它也包括要人们遵循为保护环境所作的决策及行为准则的教育。环境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使整个社会对人类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有一新的、敏锐的理解;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以及维护高质量环境所需要的各种专业人员。环境教育的实施原则包含:整体性、终身教育、科际整合、主动参与解决问题、世界观与乡土观的均衡,永续发展与国际合作。

环境教育浅显的说是全民的、全程的和终身的教育,它不止是高校才可以开展的教育,而应参与到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直至高等教育所有阶段的教育中,它应涵盖社会各个阶层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环境教育更应该贯穿在各个阶层职工继续教育的始终。

二、我国高校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开展现状

我国高校环境教育的开展还有很多不足,对于一些工科学校环境工程专业的设置在20世纪70年代后蓬勃而出,但是对于侧重人文、社科类专业高校,环境教育几乎无一设置,没有相对环境教育专业更没有相匹配的师资力量。我国高校历史教学极度缺乏环境教育,专业设置没有,甚至也没有选修课程可言。

1.高校历史教学中缺乏环境教育课程

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基本没有开设环境教育相关课程,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寥寥无几不说,更是把这样重要的课程作为选修课设置。究其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专业在设置之初就没有这一课程的设置,在历史通史中对于历史发展,也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几大领域来分析研判,对于环境因素的分析少之又少。似乎史学家一直生活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桃花源中,对于环境问题,环境灾害等都忽略不计在史学范畴内。

2.高校历史教学教师大多无环境教育教学经验

我国高校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对什么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如果对学生开展环境教育没有最起码的认知。这些教师中甚至有一些人对环境教育有着很大的误解,更有甚者认为环境教育与历史教学无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个是历年来高校历史教材中没有环境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无论是地方教育主管机关还是高校主管领导,对于环境教育也缺乏基本认知,导致现今高校历史教学中根本没有环境教育的土壤和氛围。

3.高校历史教材体系中环境教育内容严重缺失

我国高校沿用至今的历史教材,只重叙述历史事件,缺乏环境意识,不管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往往都会将人类社会从自然社会中分离出来,有部分写到自然环境的,也是将这一环境作为历史事件的浅显背景来谈,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历史教材也几经修订出版,但是从目前来看,针对人类活动影响环境,改变环境从而导致历史事件发生重大改变的内容仍是空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历史专业的人都知道20实际30年代突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却没有什么人知道在那个时间段因为人为破坏而爆发于美国南方的大沙尘暴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长时间以来,经济中心论的论调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渐渐被忽略。我国环境意识本身就滞后,将现实中的环境问题纳入教材还是任重而道远。

三、高校历史教学中开展环境教育研究对策

1.开设环境教育课程

在高校历史院系逐步开社环境教育史课程,配备专业教师授课,通过对环境教育的学习为我们的历史专业学生研究分析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理念和思维视角。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浑然一体,历史的发展变迁离不开当时环境的改变因素,我们开展历史教学的前提就是要让学生懂得人于环境永远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没有环境就没有历史,这两者缺一不可,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2.历史专业教师要树立环境教育观念

做为历史专业教师,应该改变以人本为中心的陈旧观念,思索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在授课中强调环境教育,是学生明白环境造就历史的道理,在学习历史的同时更掌握了环境科普知识,形成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教师更要加强环境保护教育,使学生真正明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不可取,树立科学的环境意识,积极做出环保行为,通过教育指导实践才是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

3.普及开展环境教育课外教学

历史专业每年都会安排专业考察课程,在实地考察中,教师带领学生深入现场,在了解历史知识的同事,更要关注这个城市环境发展的历史、现状,并综合分析因为环境导致的历史变革,得出科学结论。通过实地调查,开展环境教育课外教学,使学生得到真实的人与环境问题的感受,培养学生科学判断历史事件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环境教育

【中图分类号】G658.3 【文章标识码】C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12-0024-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反而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等,已经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人类自身的安危,遏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从根本上说,人为破坏环境源于人类不合理的环境观念。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不合理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要改变人的观念,必有依赖于适当的环境教育。

一、环境教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使命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普及环保知识,增强环境意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中学生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指出,“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环境教育和行业职业教育,推动将环境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的进程。强化基础阶段环境教育,在相关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鼓励中小学开办各种形式的环境教育课堂。”可见,要达到真正的环境教育的目的,需要通过中小学各科教学的配合。说明中小学各科承担着环境教育的任务。

中学历史教学同样承担着环境教育的任务。

首先,历史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社会功能的学科。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历史之于当代人,起着借鉴的功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由错误的环境观念指导的错误的行为,最终让后人成为受害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云贵高原的石漠化等,都是自古以来人们不合理的开发导致的。而“史学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经验”。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历经曲折、战胜困难,积累了丰富的认识自然的经验。我国古代许多关于地理的著作,出现了天人相关理论和因地制宜的思想。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况也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当代人应该从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取知识,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念,才能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遏制或避免环境问题的出现。

其次,新课标下的历史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从课程的设置上讲,环境教育是让受教育者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课程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进而提出“课程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着个人的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课程的丰富的、全面的、生气勃勃的,个人就可能拥有广博的精神世界、美好高尚的修养和情操,相反,贫乏的、狭隘的、沉闷呆板的课程只能使个人的发展带上畸形片面的色彩” 。传统的历史教学往往忽略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教育,片面强调考试内容,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新课程标准在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中指出,要“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环境教育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让学生对人类自身生存境况的了解,培养他们全面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人格,成为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载体。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的缺失

虽然中学历史教学具有天然的环境教育的功能,又承担着环境教育的任务,但在教学实践中,中学历史教学的环境教育功能却没有发挥出来。究其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课程目标中环境教育的缺失。

课程目标是指在课程设计与开发过程中课程本身要实现的具体要求。课程目标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层次性和积累性等特点。如前所述,环境教育应该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不管是以前的教学大纲,还是今天的课程标准,都没有将环境教育纳入课程目标中。致使教师在确定具有的教学目标时,难以融入环境教育的内容,忽略的环境教育。新课程标准下,有部分课文加入了环境教育的内容,比如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8课《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探究学结”中插入了一幅图片——“机器时代的‘享受’”,并提供相应材料,要求学生发表自己的感想。这是一些有益的改变。但这些知识点散落在教材中,难以达到整体性、连续性、层次性等要求。这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缺失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2、应试模式下的环境教育无足轻重。

环境教育是一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但当它游离于考试范围之外时,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新课改下,教师被要求培养和树立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也是任何一个教育应该做的。但教师们同时要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升学率成为衡量教师教学的最直接、最容易量化的标准。在教学任务繁重的中学历史课堂中,当环境教育脱离考试时,教师宁可舍弃这一较高的情感教育的要求而追求最直接的考试目标。这是应试模式下环境教育的一个尴尬处境。

3、教师环境教育意识的缺失。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方面,如果自身缺乏一定的环境素养,也很难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而目前的状况是,很多教师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很少接触到环境教育的内容,工作以后也鲜有涉足。由于自身知识、水平、意识、环境素养的不足,以致于即使教师有意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环保教育,也会因为无法制定切实的环境教育目标,挖掘隐含的环保知识等原因,而无法设计、组织和开展环境教育。

三、中学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环境教育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更好的实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呢?针对以上总结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1、将环境教育融入课程与教学目标之中。

历史学科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所反映的是人类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涉及的是多个领域。因此,历史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联是非常紧密的。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将环境教育融入历史课程的编写,是历史课程综合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项。环境教育融入历史课程,可以采取多种类型。但不论采取哪一种类型,都必须符合整体性、连续性、层次性和积累性等特点,将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体系贯穿于历史教学中。这样做,可以加深历史与环境教育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深化历史教学的内涵,体现出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历史课程目标的制定者、历史教材的编写者给予高度重视,并在课标与教材的编写上潜心钻研。

2、将环境教育纳入历史教学评价之中。

教学评价是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并为教学决策服务的活动。 教学评价的两个核心环节:对教师教学工作(教学设计、组织、实施等)的评价——教师教学评估(课堂、课外)、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即考试与测验。将环境教育纳入历史教学的评价,主要指后一个环节。具有包括考试、探究性学习成果等。在目前不能改变应试模式的情况下,将环境教育纳入各类考试之中,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应试的环境教育往往会流于形式,因此平时的各类测试以及涉及环境教育的探究性学习,将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各个学校历史教学中能够开设相应的活动,环境教育的成效将会特别显著。

3、培养和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

从课程到教学,再到评价,所有步骤的实施都有赖于教师。教师缺乏足够的环境教育意识,上位的工作都将失去意义。因此,培养和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是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关键。如何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当然还得依赖于教育——对教育从业者的教育。其中,一类人群是师范院校学生。师范院校应当将环境保护方面的课程作为学生必修或选修课,如同教育心理学、教育法律法规、教学技能等,以保证他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能够发掘教材中的环境教育内容,达到足以胜任环境教育的能力。另一类则是在职教师。虽然不可能要求在职教师像在校大学生一样,参加完整的课程,对环境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培养,但也可以参加相应的培训,提高自身素养,做到有能力完成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基本要求。

以上三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够真正地将环境教育实施在历史教学中。希望这些简单的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起更多历史教育的同行对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朱秋叶,历史教学中的环保教育[J]学苑教育 2012(14)

2、杨秋梅、林凯,试论历史教学与环境教育[J]山西师大学报 2008(5)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8篇

历史环境指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所构成的、一定范围的整体物质环境,在日本学界称为“历史风土”。日本的《古都保存法》中将“历史风土”定义为:“在历史上有意义的建造物、遗迹等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已成为一体,具体体现并构成了古都传统和文化的土地状况”。该定义也反映了历史环境是一个包含历史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历史村落、历史街区、历史地段、历史风貌区等范畴的中观概念。历史环境保护指从单体文物保护出发,保护历史建筑(群)、传统街巷、历史街区,以及与之形成整体的自然环境和场地特征,对可能有损于历史环境空间品质和景观特色的建设项目实施规划控制,进而保护城市的独特个性和魅力场所,增加城市的吸引力。由此可见,历史环境保护与城市设计基本属于同一维度和同层视野的规划设计工作。进一步可以认为,历史环境保护与更新可以看作是带有历史保护目的的城市设计,而城市设计也可看作是历史环境保护与更新的具体工作操作方式。从城市设计的视野解读历史环境保护问题能够具有更强的实操性,特别是对于以更新为目的的复兴型保护。

二、城市设计视野中复兴型保护案例——美国查尔斯顿经验

1931年,位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历史地段(HistoricDistrict)。与之前的保护方式相比,不仅是保护空间上的又一次扩展,也是建筑遗产保护第一次上升至城市设计视野,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维护社区历史特色为目标的整体性思路的体现。以查尔斯顿为代表的历史地段保护方式,即对于社区和整体历史环境的保护成为新的发展方向。美国国家历史场所登陆制度中将历史地段定义为:“一个可以用地理区域——包括城市或乡村,面积大小不定——来定义的一系列场所、建筑或构筑物组成的具有一定意义的集合。这些场所、建筑或构筑物在美学上代表了历史空间和物质的演变,或者与特定历史事件相关联。”大多数情况之下,历史地段往往是一个社区。查尔斯顿的历史地段保护中采用了用地控制(LanduseControl)的方式,重视区域的整体性和不同个体综合的效果,更重要的创新在于查尔斯顿历史基金会最早建立了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循环基金(RevolvingFund)。该基金会将一部分筹集的固定资金用来购买历史建筑,对其外立面进行修复,将室内的修缮和装饰权留给业主,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回收同等数额的资金,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种非营利性的保护市场机制。该基金模式在后来的欧美的保护活动中广为应用,收效丰厚。介于以上的成功创新,地方历史地段(LocalHistoricDistrict)已成为近日美国建筑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主要保护模式。美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自始就具有基于民间力量的保护特征。美国当代保护体系既有联邦的历史登录制度,也有历史保护国民信托这样的全国范围的私人组织,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作用。美国保护活动的民间特性由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美国是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典型,公共参与基于公民在契约、道德、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共同性(Mutuality),体现出了一种公共道德标准。美国市民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民间组织繁多,这些组织自然成为了美国遗产保护运动的推动者。而美国遗产保护的公共参与主要通过各种非营利组织来进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各种社区组织。社区组织不具有行政职能,但对居民个人而言却具有地方性,代表了社区的自我意识。很多社区本身还建有社区基金会,设有专项保护和循环基金,为社区历史遗产保护提供资助。社区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对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大量的社会捐助力量。美国社会有慈善捐助的传统,这来自宗教传统和市民文化的影响,政府也会通过税收政策进行鼓励。可以说,美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是一种全民保护运动。

三、建立保护与复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1.保护与复兴紧密联系的价值所在

1975年的《阿姆斯特丹宣言》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活动提出了以下的见解:“历史建筑能被赋予新的适应当代生活需求的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验证。赋予建筑适应当代生活需要的功能,这些功能能尊重它们的特征并确保它们能存续。保护政策也意味着将建筑遗产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保护工作不仅要针对建筑的文化价值,而且要针对其使用价值。”上述话语平实地述说了一个观点,即保护活动不仅是尊重历史的过程,也是适应当代生活的过程,保护的目的不仅是保存历史遗产的文化价值,也包含延续历史遗产的使用价值。基于此,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明确的提出了“保护和修复工作应与复兴举措共同推进”的复兴型保护方式,并认为对历史地区的复兴能为文化遗产带来新的生命力。同样,复兴型保护是社区利益实现的途径,也是重塑社区主体性的途径。复兴是基于历史资产的发展模式,这是文化遗产地所承载的本土社区发展的独特优势。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发挥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为本土社区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就是复兴型保护的主要目的。本土社区能较好地把握复兴的力量,为自身创造可持续的利益,也就自然树立了社区在当前发展大潮中的主体性。想要建立本土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趋势中的主体性,可以说复兴型保护是必经之路。保护与复兴的紧密联系也是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伴随文化遗产保护价值观的演进,人们不再满足于欣赏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而希望看到动态的、生活着的文化遗产,并能融入其中切身体会其文化魅力。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来源正是复兴型的保护活动,保证文化遗产的历史延续性,营造一个伴随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文化遗产体系就是复兴型保护的工作目标,所以说,维持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也在于复兴型保护的推行。

2.建立保护与复兴紧密联系的具体思路

建立保护与复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可以总结为几点具体思路。

(1)以发展的视野界定保护对象发展的视野意味着两个层面,一是保护活动也是适应当代生活的过程,保护的目的也包含延续历史遗产的使用价值,这决定了当代生活、本土社区都是保护的核心对象,而不仅仅限于物质形态的保护;二是考虑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即除保存物质遗产之外还要考虑遗产所承载文化的延续,这决定了保护工作也涉及到一个“活的”、可延续的文化体系的建设工作。通过以上两个层面所界定的保护工作的对象都具有对自身延续性的要求,这必然与复兴工作相联系,从而避免了静态看待保护问题,“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的误区。

(2)建立保护工作的自维持机制保护工作自维持机制的建立可以看作是延续历史遗产使用价值的体现,核心思路是再开发历史遗产的使用价值,利用历史遗产的新价值用以维持遗产本身,赋予历史遗产新的延续性,实现历史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思路也就是所谓的保护中的复兴的核心目的。不同的历史遗产新的使用价值各有不同,针对不同类型的历史遗产进行适合的复兴工作策划就是保护中的复兴的主要工作内容。已建立的自维持机制如运营得当,不仅能够实现自维持目的,同时还可以有相应积累,可以发展成逐步扩展的保护工作自循环机制,结合公益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可以实现保护工作的逐步扩展,以保护项目来促进保护,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机制,本文第三节中列举的美国查尔斯顿历史基金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循环基金(RevolvingFund)就是很好的范例。

(3)对复兴过程的监控与限制保护确实需要复兴的推动,但复兴也需要保护的限制,历史地区进行自发的复兴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如果缺乏合理的保护限制,而一味强调复兴,则复兴活动很容易成为打着保护口号的破坏活动。实现对复兴工作的监控与限制的具体思路有:首先,明确保护的基本底线并章程化,每一个保护项目都有重点保护的对象,应将保存(Preservation)的标准在第一时间以章程的形式明确,以免不恰当的复兴行为对历史地区的更改和破坏;其次,通过调查研究建立对复兴活动的限制标准,为复兴活动建立限制依据;再次,对复兴过程进行监控,该环节建议结合过程研究,成立独立团队完成,以免在工作开展中被发展过于强势的复兴工作误引导。

四、结语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9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环境教育

一般而言,经济越发展,环境应该越优美。但是从经济发展历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环境的破坏甚至成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是令人触目惊心,如何实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成了当今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环境保护意识应该从娃娃抓起,在学校教育阶段我们应该注重持续地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促使学生树立科学发展的意识。作为人文学科重要一环的历史学科,它有着十分丰富的环保素材,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史实,能够引发学生的思索和借鉴。可以说,在教学中注重融入环保教育,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历史教师是否足够优秀的重要标准。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经济发展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社会进步和高水平生活的同时,也给我们居住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等问题时有发生,洪水,暴雨,海啸,干旱……大自然在用它自己的残酷方式惩罚着人类。但是当人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被破坏了的环境已经难以修复。因此,环境教育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人类要长期将环境保护问题置于重要地位。学校教育依然是目前最廉价最高效的教育方式,历史学科是塑造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学科,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占有重要地位。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向学生展现某一区域的历史变迁,会促使学生在古今对比中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对比”当然也包括对某一特定区域中的环境变化的对比。通过这些鲜活的案例,能够逐步使学生认识到环境的破坏会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也会使学生在学校阶段就逐步树立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理念。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的具体措施

(一)注重历史史料与环境教育相融合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自然环境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物质范畴的。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人,他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环境这一大背景的支撑,而且有很多详实的史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很多保护环境的思想、政策、法规,也出现过很多破坏环境的鲜活案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收集环境方面的史料,和每单元的教学内容相结合,渗透环境教育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环保意识,还会对历史背景知识深入了解,深刻体会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对于人类都具有巨大的影响。高中历史教科书尤其是新课改后的新版教科书中收录了中国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和其他比较典型国家的发展历史,如果将高中的历史教学与环境教育相结合不仅深化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背景了解,而且有利于深化环境教育问题。

(二)加强历史资料中环境教育资源的挖掘整理工作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就应该注重整理和挖掘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环境素材,在此基础上,才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有所启发,促使学生自己去思考。从新课改后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看出,在提高史料丰富性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环境教育方面的知识,但是对于整个环境教育大计来说,明显是不够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等方面的内容与环境教育相结合,让学生了解历史上的发展规律,了解历史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促使学生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环境破坏中吸取历史教训。

(三)提高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

加强教育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尤为重要。不光是高中历史教师,所有教师都要提高自身素质和环境教育的意识,有的老师会认为,为了提高本学科教学质量,对本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和发展就足够了,没必要浪费精力研究其他知识。但是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推动和新课改的要求下,必须培养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而且,教师的言行和观念直接影响到学生,只有老师具有良好的环境教育意识,才能在平时课上逐渐渗透,日积月累的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对于高中历史教师来说,在进行历史教学的同时结合环境教育,使两者相互促进,更有利于学生对史学的理解和环保意识的培养。

(四)环境教育与历史课堂教学相结合

如何在高中课堂教学中将历史教学与环境教育相结合是一个重要问题。有很多学校无法将环境教育与其他知识学科结合起来,单独进行环境教育讲座,这样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达不到环境教育的目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进行对历史事件等知识点进行讲解的同时可以融入环保教育,例如唐代开元盛世时期,农业和工业经济都迅猛发展,但是在这一繁荣背后,却暗藏着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直到现在,唐朝由于乱砍滥伐带给后人的是土地荒漠化,自然环境几百年都难修复。类似这些史料,不仅让学生对历史事件有了更深的理解,还能将环境教育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这一策略是十分可行的,不仅促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深入理解,还让学生意识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提高他们对环境的重视及环境保护意识,从而达到了环境教育的目的,相信这样日积月累地进行下去,环境保护会被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1]张坪.历史学科的环境教育[J].世纪桥,2009(12).

[2]丁润芝.浅论加强中学生环境教育的主要内容与途径[J].教育长廊,2009.7.

[3]乐建平.历史学科渗透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初探[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4(1).

[4]郭春飞.提升中学历史教育育人功能的实践与探索[J].上海教育科研,2007,5.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0篇

一、初中历史的教学现状概述

初中生正处在人生的重要阶段———青春期,这一特殊时期的个体普遍存在叛逆、个性等特征。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经常出现接话茬展示自我、对教师的教学产生质疑等现象,导致教师的教学效率无法取得显著的成果。因此,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发展特点,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教学工作,利用学生主观所认可的方式对青春期的学生进行有效的历史教学。现行的新课程改革是初中历史的教学背景,新课改为提高初中历史教师的教学成效提供了诸多助力,如合理的教学目标性、广泛的教学内容、新颖的教学方式、完善的教学设备等等。初中历史教师在提高自身教学效率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新课改的助力来展开教学工作,促使学生在良好的背景、有效的教学中不断成长。

二、初中历史的有效教学策略探究

(一)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创建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行为主义教育学派的学者多对学生所处的教学环境予以关注,他们认为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对其学习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观念行为主义者多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行为进行环境因素的分析,以期能够通过实践探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进而促进学生学习的发展。因此,历史教师若要提高自身的教学有效性,可以在自身教学工作中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创建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促使学生在环境的潜在影响下提高自身的学习成效。例如,在对“秦统一六国”这一部分进行教学时,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呈现秦国在统一过程中的领土动态变化,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领土动态变化视频中感受秦国大一统这项事业的宏伟性,在深刻理解相关知识的同时激发自身的爱国情怀,在认知和情感均有所提升的同时促使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获得长足的发展,达到高效教学的目标。(二)利用高效课堂的构建促进学生历史学习的发展。新课程改革为推动教师教学有效性的发展,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教学策略———构建高效的教学课堂。高效课堂要求教师在自身的课堂教学中利用有限的时间使学生获得无限的发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笔者认为这种无限的发展就在于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以此使学生获得长足的进步。历史教师在构建高效课堂的过程之中,可以利用探究式教学来推动学生探究能力、合作能力的发展,并使学生在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也可以利用问题串教学来促进学生思考能力、学习能力的提升,并使学生在自主的思考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历史学习水平。高效课堂的构建离不开教师对有效教学方式的实践,历史教师需要在新课改的推动下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探索能够推动高效课堂构建进程的有效教学方式,促使学生在高效的课堂教学之中不断提高、不断成长。(三)利用课余时间的丰富活动提供实践探索的机会。青春期的学生大多希望在学习和生活中展示自身的优点与特长,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与赞美,据此我们可以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之中,从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学生在学完百家争鸣的相关知识后,我们可以为学生组织一个百家争鸣的活动,让学生根据自身所感兴趣的学派自由结组,利用课后时间搜集大量的相关材料,在百家争鸣时根据“本派”观点与其他学派进行讨论;再例如我们在讲完活字印刷术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印刷活动,要求学生利用小刀对橡皮泥进行雕刻,再利用刻好的橡皮泥进行“印刷”,使学生在动手活动中对古人的智慧结晶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

总之,为学生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不仅能够促使学生在对理论知识进行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所学知识有更高程度的掌握,还能够使学生在展示自我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发展。综上所述,历史的学习对于塑造学生的完善品质具有重要作用。学生在初中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常因自身的发展特点而使教师的教学工作效率有所受限,因此教师需要将教学工作建立在对学生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促使学生在生理心理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历史学习效率,进而推动历史教学的长足发展。

作者:宋光发 单位: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里辛街道办事处第一中学

参考文献: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北京民居;保护理念;民居改造历程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5-0018-02

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民居代表了北京城内在的生命力、人文精神品质和最富魅力的记忆,在古都历史文化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的传统街区、四合院以及京韵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古都北京历史文化、古都风貌保护的重要部分。虽然,北京四合院的保护任务艰巨,但是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更新理念,建立科学的保护观和有效的保护机制,才能有效推进北京民居保护的进程。

1 保护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1.1整体性、原真性保护观

城市的形成、发展、肌理、格局、环境、建筑风貌、各类文物建筑及无形文化等都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系统。因此,强调整体性保护非常重要。即要从宏观的整体环境和组成元素的有机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空间分布规律,制定整体保护规则,建立整体的、和谐的、有机的保护体系与机制,以提升历史街区环境、空间格局、建筑、传统经济、人文网络等整体的和谐特色。其次,还要强调原真性的保护。这就要求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组成元素及历史建筑的环境以及历史建筑的构成比例、尺度、材料、色彩及装饰特色等等,延续历史信息的原真性、真实性,以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珍贵价值。

1.2“新陈代谢”、“有机更新”保护观

1999年的《北京》指出:“新陈代谢是人居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建筑循环过程的各个阶段统筹规划,将新区规划设计,旧城整治、更新与重建等纳入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中。”这种观念是将城市的构成系统和因素,包括城市整体环境、肌理、商业住宅及文化等要素看成是犹如相互关联的人体细胞,共同构建成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从而,吴良镛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的保护观念,并应用于北京旧城保护的实践之中,开辟了一条积极有效、稳步发展的科学保护之路。

1.3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观

可持续发展观是20世纪人类针对工业革命破坏自然生态、造成全球性的资源恶化、人类文化趋同等问题进行反思而提出的,它以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来审视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持续发展的战略。1972年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提出:“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使用,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和共同的权利和需求。“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点。“发展”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协调和谐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了“系统”、“和谐”、“永续’等基本观念的主导意义。

2 北京四合院民居保护改造历程

古都北京历史悠久,从50万年前的猿人故乡至3000年前的西周古城,从秦、汉、唐时期的北方重镇至元、明、清的封建帝国首都,成为了一座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清朝统治者完整保留了明代北京城,并经过几代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分布于城市街巷中富有特色的北京四合院民居,更是我国封建特殊历史积淀形成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北京经历了帝国主义入侵后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历了丧权辱国的耻辱,北京的历史建筑及城市环境惨遭摧残和破坏。之后,北京的城市功能、容量及建设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到了近代,北京城经历了为了适应城市新发展而拆除皇城城墙、打通和平门等处城墙、拆除瓮城、打通东西长安街等几条道路的举措,目的是扩大城市现代功能。同时,随着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技术的传入以及国人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古老的北京城开始摆脱封建守旧状态而逐渐向现代化城市演进。此时,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和中西建筑风格结合的商店、剧院及四合院民居,增加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时代特征。北京城虽然经历了不同朝代的变迁和发展,但古都的风貌、格局与肌理、历史古迹、街巷及大片民居四合院等保存尚好,历史文化资源依然是丰富多彩。

建国后,作为首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北京的历史文化古城保护,从以故宫为首的宫殿、庙宇、皇家园林到古都风貌、旧城街区、四合院民居等逐渐开展了越来越全面和有效的保护工作,期间经历了不同的历程:

2.1 20世纪北京旧城保护与改造

1953年,北京市委提出了《改建和扩建北京城市规划草案要点》。其中提出:“在改建首都时应当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城格局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妨碍城市发展的和不适合人民需要的部分,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对古代遗留的建筑物必须加以区别对待,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不对,一概保留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对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采用有的保护、有的拆除、有的迁移、有的改建的方针。主要内容包括:“故宫要着手改造,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1962年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结草稿》提出:“对待古建筑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的保护、有的拆除、有得迁移、有得改造,区别对待的方针。”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六十年代,北京旧城保护与改造工作中受到建国初期思想领域“破旧立新”意识的影响。强调“改造与发展”而拆除了城墙、坛墙等。传统街巷及四合院民居的保护未提到日程上。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定位。扩大保护范围,提出对文物古迹和革命文物不但要保护建筑本身,还要保护古建筑的历史环境,保留北京的特色,注意与园林、水系的结合和现就建筑的协调。

1983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对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确定“既要提高旧城区各项基础建设的现代化水平,又要继承和弘扬北京历史文化城市的传统,并力求有所创新。”该批复,确立逐步地成片地改造旧城的保护方针,推进旧城保护的新进程。

1993年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的批复确立了“整体保护”理念,建立从单体历史建筑、寺庙、风景区到城市格局、商业区、街区、胡同、传统四合院居住区及传统生活场景及京味文化和风土民情等无形文化的整体保护体系。强调了从北京城整体格局、历史环境、历史建筑、传统文化及人文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有机整体上保护北京古都风貌,全面地推进了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与发展。

北京旧城是几朝古都所在地,构成要素多元,其中历史街区、胡同四合院居住区是大量分布广、聚集人口最多的历史区。因此,旧城区保护与改造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量大、面广、难度大、持续时间长与民众最密切的保护改造工程。

据统计,建国初期北京旧城区留下的四合院及平房约有1700万平方米。到1982年旧城保存质量好的四合院约有200多万平方米。80年代的旧城危改工程对西城区小后仓胡同、东城区菊儿胡同和宣武区东南园三片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90年代又先后进行了三批危改建设。其中的菊儿胡同和小后仓试点工程对如何保护古都风貌作了有益探索。

专家、学者和居民对四合院保护的强烈呼吁得到了市政府高度的重视,2002年政府作出了停止旧城新开试点项目的决策,编制了已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这些规划在总结危改工程经验教训、大量历史分析、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理念,确立了“整体保护”、“原真性保护”、“动态保护”、“有机更新”、“可持续保护”的新观念,为北京历史名城的历史文化区保护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

2.2 21世纪北京旧城保护与改造的新里程

进入21世纪,北京旧城保护进入了新的里程。自2000年以来,市政府先后在旧城内组织相关部门深入调查,确定保定较好的四合院为挂牌四合院;扩大旧城内历史文化保护区;还颁布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确定了旧城四合院的改造原则。政府采取了政府补贴改造四合院民居、加大胡同居住区市政设施建设、提升绿化环境、合理疏解人口、保护传统的人文环境和传统民居文化、开展老北京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等措施,推动了旧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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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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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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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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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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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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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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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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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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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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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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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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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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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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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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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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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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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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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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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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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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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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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古建筑保护;修缮;施工管理

中图分类号:TU71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在当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下,作为珍贵文物的古建筑和古园林却日益受到破坏和损害。加强古建筑和古园林的保护与修缮工作的投入都将大大提升城市文化吸引力,促进社会生活环境的文化氛围发展。

二、古建筑和古园林的保护和修护的原则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公约、宣言等国际文件中,对历史园林与古建筑环境保护着重强调了如下几个原则:

原真性:为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应在考古及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复,以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来确保达到修复的原真性。这种原真性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意象和社会层面的,应充分尊重所处的历史环境带来的各种场所信息。

完整性: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其整体环境的整合,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是对其内部或局部的景观要素的孤立处理,还应把保护对象放在整个街区,甚至地区的层面上,保护的同时应契合城市形态的梳理和城市肌理的衍生。

动态性:对历史园林和古建筑环境的修复必须尊重其发展演变的各个阶段,在保留至今的种种实体之上,其实都蕴含着不同时段的历史信息,不能单纯武断的复原某一时段的结构元素,而应以一种动态的角度对其蕴含和积累的场所信息进行研究、挖掘和取舍。

适度性:对历史园林的日常利用必须限制在其环境容量所能承受的范围,避免过度利用造成风景的损坏。保护和修复其原真性的需要应优先于民众利用的需要。应在环境容量范围之内对参观或观光的公众人数适度控制,以确保其历史氛围得以保存。

从《威尼斯》到《西安宣言》,对历史园林、古建筑环境、古迹遗址和历史区域等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由最初的以单体保护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发展到整体城市历史环境多元整合保护的新阶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拓展了。

三、古建筑和古园林保护和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古建筑“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施工中以现状测绘研究为依据,恢复建筑原有的整体风貌;尽量利用建筑的原有材料,必须换新的部分应采用相似的材料及构造做法;推测复原的部分应与当时做法基本吻合。并在维修中提高木材的防火、防腐、抗虫的能力。在现代建筑中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1.现场交接准备

现场交接的准备,其重点是对各控制点、控制线、标高等进行复核,对目前的施工现场进行调整准备,以使整个现场能符合工程的布置原则及要求,这些工作拟在进场前全部完成。

2.技术准备

自进场之日立即着手技术准备,一方面使有关人员能仔细阅读施工图纸,了解设计意图及相关细节,另一方面开展有关钢筋翻样,木工翻样,石工翻样、混凝土级配试配,图纸会审,技术交底等技术准备工作,同时根据施工需要编制更为详尽的施工作业指导书,以使从工程开始就受控于技术管理,从而确保工程质量。

3.机具准备

进场后,对中、小型机具将按进场计划分批进场,设专人对其维修保养,并使所有进场设备均处于最佳的运转状态。

4.材料准备

根据翻样单,混凝土级配单等及时提供钢筋用量及水泥用量,报送业主备案,并落实有关其他材料供应商报业主审批,同时进行采购工作,及时组织前期的周转材料进场,以确保顺利施工。

5.人员准备

总承包管理部人员及相关人员立即进场,作好前期施工准备工作及承担起施工总承包管理职责。开工之前10天,所有施工管理人员将全部就位,而施工人员将根据现场需要分批进场,并在公司内部备足各类专业的施工操作人员。

四、历史园林和古建筑环境保护与修复的思路与方案研究

按照《佛罗伦萨》,“历史园林的保存取决于对其鉴别和编目情况。对它们需要采取几种行动,即维护、保护和修复。”虽然在历史园林和古建筑环境保护的总体理念上取得了共识,但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和修复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通常,历史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也需要以测绘资料为依据;但历史环境与古建筑不一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演替频繁,常常根据现实需要变更,甚至与原先的环境面目全非;而且无法确认哪个时期哪种状态才属其原真。所具依据如果只是文字描述,不免会产生对文字理解的歧义。

当前,对古迹和古建筑环境的修复大体有如下几种思路和做法:

1.保护原状,“原汁原味”

对历史园林、古建筑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追求形似和原真。这种思路和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对历史环境的保护,但由于史料匮乏,不太容易实现。大多只能根据现状,尽量接近历史环境面貌,在局部构造上借鉴传统材料、形式和工艺。

2.保护为主,合理修复

根据史料记载对古迹和古建筑环境以本体保护为主,在史料不全的情况下,对于环境可进行合乎逻辑的修复。如2002年南京“鬼脸城”一带城墙环境整治,根据史上记载“鬼脸照镜”,在其前方挖了一个水池,可从水面见到城墙的倒影。

3.本体保护,按需变更

对古迹和古建筑环境缺少史料记载,可在本体保护的前提下,赋予环境新的功能,满足现实社会需求。这也是梁思成先生当年提出的对北京城墙保护利用的思路。如南京秦淮河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其大部分为历史上的护城河,水体与城墙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对于具体的历史园林或古建筑环境,是保护还是修复、利用,需要根据其价值、现状、空间形态等相关因素综合考量。采用哪种保护修复处理方法,则应根据历史文献,最好是历史图籍,分析古迹或古建筑的特征及所在环境的意象,请教专家,倾听民意,采取合适的保护、修复和利用策略,目标是达到古建筑本体与环境的和谐整体的表现。

五、古建筑和古园林保护和修缮的施工组织过程

施工组织主要分为人员组织、机械设备组织、材料组织、运输组织、协调组织等五部分,这些组织内容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整个施工的生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故根据我公司各部门进行内部协调后,对这五大组织的安排主要为:

1.项目班子配备情况及管理制度

本工程的重要性及管理方式决定了管理层人员的配备必须全面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在组建本工程项目管理班子时,我公司将选派曾施工过类似古建结构形式的具有丰富施工经验的项目管理班子进驻现场直接参与本工程的建设和管理。

在本工程施工管理上将严格按项目法组织施工,执行全面责任承包制,在部门设置上将配齐从开工至交工所有的职能部门人员,以确保整个工程在施工全过程中具有连贯性。公司技术、质量、安全、材料等职能部门严格遵照公司项目法检查要求,定期深入项目,切实监督、指导、控制、服务于项目,从而为全面管理、全面协调、全面控制创造有利条件。

2.劳动力调配计划

施工劳务层是在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操作人员,是施工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的最直接的保证者。故我公司在选择劳务层操作人员时的原则为:在我公司劳务优良的人员名册中选择,具有良好的质量、安全意识,具有较高的古建技术等级,具有相类似工程施工经验的施工劳务人员。

劳务层组织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项目部的每月工程的工作量、进度、质量要求,选择确定具有古建施工能力、经验丰富的劳务队伍,并办理好各项用工手续,在全公司进行平衡调配,并以确保施工顺利为最基本之原则。

六、结束语

近年来,由于许许多多建筑项目的不合理开发造成了大量古建筑和古园林的严重破坏。因此,古建筑和古园林的保护与修缮工作迫在眉睫。结合已有的文物保护政策,做好对文物保护及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探讨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27期

环境工程发展史范文第15篇

作为非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典型代表——丹阳市,地处南京和苏锡常两大都市圈交汇地带,具有广阔而美好的发展前景。因境内历史文化遗存众多,素有“江南文物之邦”的美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丹阳市历史文化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分析丹阳历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探讨保护策略,以期对同类城市有所启迪。

1.概况

1.1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丹阳是一座拥有6000多年文明史和3000多年建城史的江南文化古城,在历史上曾是春秋吴国季子封疆和南朝齐梁帝王故里,古时名胜古迹众多,境内历代名人辈出,城市文化积淀十分丰厚。

南朝帝王陵墓及其石刻公认为全国文物之瑰宝,孔子所书的延陵季子墓碑和唐中和铜钟则为江苏乃至全国所罕见。至于古之丹阳八景、练湖二十四景、七峰山房等则可与其他江南名胜相媲美,众多的古建筑、古墓葬又代表着丹阳历史文化之丰富。丹阳境内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6处,文物控制单位23处,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300余处。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4项,镇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3项。

1.2保护工作概况

丹阳市政府十分重视文物古迹保护,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1)出台了《丹阳市文物保护办法》、《丹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职能》、《城市建设规划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2)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重视地下考古挖掘工作。

对文物进行普查并分批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修复一批重点文物,文物保护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划定了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成功发掘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址等。

(3)对历史地段进行控制,划定了西门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4)重视重点文物的规划控制,完成了《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

(5)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宣传和研究。

2.存在问题

2.1保护框架不完善,难以有效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关注度、认识和要求在不断提高。历史文化保护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格局、城市环境风貌、大量非文保单位历史文化资源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已成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也不局限于单纯的保护,而且更注重突出文化主题,促进历史文化活力的再现。

然而,非历史文化名城由于保护框架还很不完善,屡屡出现“漏保”、“欠保”的现象。以丹阳为例,在本次规划以前,丹阳没有编制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仅编制了《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九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等。由于缺乏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的系统指导,丹阳历史文化的保护内容主要停留在对文物古迹、历史地段等实行保护措施,而对城市格局、传统风貌等缺乏保护意识,对区内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

2.2保护理念与机制相对落后,无法有效引导城市建设

由于缺乏科学的理念指导,丹阳历史文化保护出现了城市建设对城市传统风貌特色保护不够、历史街区保护与周边发展协调不够、文物古迹保护与周围城市环境融合不够的“三不够”的问题。目前,由于大规模旧城改造强烈的冲击,老城区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由于对西门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采取的是简单化保存的措施,造成历史街区与城市发展进程极不协调;除了南朝陵墓石刻,对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主要停留在对文物个体实施保护阶段,文物保护缺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同时,在现阶段,由于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尚未建立,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城市建设未能有机结合,作为城市重要资源的历史文化遗产未能发挥充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2.3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城市总体和谐发展

长期以来,历史地段一直存在“保护”与“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两者在同一空间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延续城市文脉需要对历史地段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对旧城进行改造,导致历史地段不断遭到“建设性破坏”。

从丹阳的实际情况来看,老城区保护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丹阳老城风貌已不复存在;政府虽然划定了西门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但保护效果却并不明显。西门大街虽然仍保存着古运河码头、胡家住宅、林家大院、正义坊、城隍庙遗址、警钟楼、三思桥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建筑,但由于没有对历史街区进行系统的保护,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得不到有效监控和保护,居住在古建筑内的部分居民乱搭乱建、出租房屋,破坏了古建筑的原有风格。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西门大街历史街区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同时也累积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端,社会结构也趋向于老龄化、贫困化,与城市发展进程极不协调,与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3.思路与对策

3.1科学架构保护框架,全面展现历史文化内涵

科学构架保护框架的意义在于将城市历史传统空间中那些真正具有稳定性、积极意义的东西组织连接起来,并将历史要素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结合进来,形成一个以保护传统文化、展现传统特色文化内涵为目标的城市空间框架。

3.1.1保护框架的构成要素

保护框架由自然环境要素、人工环境要素、人文环境要素三部分构成。

(1)自然环境要素

指有特征的地貌和自然景观,包括地理条件和气候,物候条件。

(2)人工环境要素

指人们建设活动所产生的物质环境。指对丹阳以内城河、护城河为骨架的传统空间格局和传统民居、特色街市以及各类文物点所反映的人工环境特征的保护。

(3)人文环境要素

人们生活风貌的环境体现,指对居民的社会生活、生活习俗、生活情趣、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反映的人文环境特征的保护。包括历史人物、、岁时节庆、传统文化等。

3.1.2保护框架的构成结构

保护框架的结构包括节点、轴线、区域三部分以及它们相互关系所共同构成的城市景观特色。

节点――人们感觉和识别城市空间的重要参照物,指对山水、寺观、民居、楼阁、古塔、古墓葬、古井、古木、牌坊等的保护。

轴线――人们组织生活,体验历史的主要通道。主要指历史街道。

区域――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地段或各街区,人们在其中活动能得到特殊的感受。主要指西门大街历史街区。

3.1.3保护框架主题

在概括提炼丹阳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城市整体历史文化环境、重点历史地段和单个文物保护点的保护,整体地保护丹阳历史文化名城传统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为突出保护丹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确定出保护框架的主题有:

主题一:“江南文物之邦”——突出丹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景观风貌的保护。

主题二:“吴文化发祥之城”——突出丹阳作为吴文化发祥地之一,展现吴国早期古城址——葛城遗址、春秋吴国季子封疆的魅力和内涵。

主题三:“齐梁文脉体验之城”——突出保护齐梁石刻及古墓葬等,展现丹阳齐梁文化。

主题四:“红色革命战斗之城”——突出保护丹阳的革命遗迹,展现丹阳红色文化。

主题五:“文人雅士寄寓之城”——突出保护名人故居、故里等,展现丹阳名人文化。

3.2创新保护理念,探索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之路。

一是确立历史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理念,为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领导责任制,在服务发展中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地位和水平。

二是树立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的理念,促进文物管理方式的转变。按照文物保护工作“保护—利用—再保护”原则,以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载体,大力发展文物旅游业,促进文物再保护,以此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探索文物保护工作新机制。通过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历史文化大保护的新格局。

3.3采取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策略,促进城市历史与现代共生。

坚持科学发展观,从继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和保护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环境出发,采取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策略,妥善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使传统风貌保护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相互协调,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促进城市历史与现代共生。

整体保护有利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整体提升地区的价值和魅力。但同时历史地段不仅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人们生活的物质载体。因此,一方面,我们应积极保护历史地段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采取有机更新方式,解决人民生活需求同历史环境中生活设施匮乏、人口密度过大等不利的客观问题。保护和更新的意义都在于其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能否发展成为既富有历史文化特色、又具有现代城市生活功能的城市环境。

因此,无论从丹阳城市总体发展的要求还是从旧城改造的难度来看,采取“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策略,有利于解决历史地段保护与发展的难题,促进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