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7:24:45

公民文化权论文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公民的文化权利需要通过政府创造条件而逐步实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责任体现。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是其应承担的文化责任。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档案馆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档案文化需求为目的，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档案文化产品与档案文化服务的活动和过程。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坚持公益性、公平性、便利性和多样性原则。

自1997年我国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各界对公民文化权利及其如何实现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公民的文化权利要通过政府创造条件而逐步实现，这要求政府承担起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义务，明确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中的责任。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途径。作为国家出资设立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该如何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档案文化需求呢?笔者认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档案馆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途径。

1公民文化权利与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一样重要，但不同的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直接参与就可以实现，而公民的文化权利需要政府创造条件而逐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条件性要求政府承担起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责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保护公民文化权利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1.1公民文化权利及其实现的条件性

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人。我国于1997年签署此公约，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人此公约。《公约》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形式确立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同等重要性及不可分割性。根据《公约》第十五条对文化权利的描述，有学者认为，公民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四是文化创作成果得到保护的权利。

《公约》虽然明确了公民应享有的文化权利，但同其他权利相比，文化权利容易被人们忽视，因为“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不同，文化权利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需要大量投资，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也就是说，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政府创造一定的条件的。正如《公约》的第二条第一款描述:“每一缔约国家应尽最大能力承担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赵宴群博士认为，“文化权利的实现主要需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条件性要求政府承担起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义务，明确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中的责任。

1.2公共文化服务-一-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政府对文化公益事业扶持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下一步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此后，公共文化服务一词被频繁地拿来讨论。公共文化服务，简单地说就是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满足公众文俗寿求的活动和过程。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本质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等特点。

尽管学术界至今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认识，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及成果，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各界都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张晓明、李河同志认为，“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公共文化服务’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文化需求。”俞楠博士指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目的。徐世王同志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就其核心内涵和本质内容而言，它是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文化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形式”。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2权利的呼唤与责任的担当: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释义

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需要政府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提供各方面的条件。档案馆作为政府出资设立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其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然而，受档案事业“国家模式”的影响，档案馆文化服务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普通公民无法与政府部门一样享受公平的档案文化服务，这与公民文化权利的实质背道而驰。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档案文化诉求的增多，档案馆传统文化服务观念与公众的日益增长的档案利用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档案馆只有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才能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1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档案馆履行科学文化事业机构职责与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统一

文化事业单位的一般定义是: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从而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正如有识之士所言:“所有文化事业，其根本宗旨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可见，文化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文化事业单位的本质要求，也是文化事业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不可置疑，档案馆是文化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中指出，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工作通则》也明确界定档案馆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档案馆保障公民文化权力的根本途径，因此，档案馆履行科学文化事业机构职责与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统一于其公共文化服务之中。

在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朱铭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的指示，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性质，为档案馆事业的正确定位和今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首先，档案馆要克服传统行政心理的制约，大力倡导服务型心理。档案馆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档案馆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所承担的文化责任。其次，档案馆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档案馆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馆藏的档案资源，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档案利用服务能力。

2.2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探讨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先明确档案馆的公共性与文化性。首先，档案馆具有公共性。公共行政学一般把社会生活领域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中满足公共领域需求的产品带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于私营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没有动力的，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组织来承担。档案馆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为社会提供档案服务的公共组织。作为档案馆公共服务内容的档案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次，档案馆具有文化性。“档案馆性质是以文化性为核心构成的一个体系，在档案馆的本质属性一文化性之下，还包含有多重属性。”档案馆的文化性包括:档案的内容与载体具有文化性、档案工作具有文化性以及档案馆自身具有文化性。由于兼具公共性与文化性，档案馆可以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档案馆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档案文化需求为目的，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档案文化产品与档案文化服务的活动和过程。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一是服务对象是大众而不是小众。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档案馆的服务对象还是主要停留在各级党政机关。随着档案馆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初步转型，特别是档案馆“四位一体”功能定位的确立，档案馆的服务对象逐步扩展到全体社会公众。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正是这种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是服务内容具有公共性与文化性。档案馆公共服务以档案为服务内容，档案拥有公共物品属性，档案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一个利用者在利用档案时无法排斥他人对档案的利用而且排斥他人利用是没有必要的，档案馆无法也没必要通过市场价格系统调节公众对档案的利用。同时，档案具有文化属性。档案是在特定的文化状态下产生的，档案的内容与载体都具有文化性。

三是服务目的是维护公民文化权利。档案馆之所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档案文化，是因为公众具有档案文化需求，而档案文化需求来源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公民的文化权利呼唤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维护公民文化权利是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目的。

3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原则

3.1公益性原则。“公共文化需求来源于‘公民文化权利。’公民文化权利的承认与确立产生了大量的公共文化需求，并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原则是指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要以满足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公益性原则是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原则。坚持公益性原则，一方面要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以维护公民平等利用档案的权利，满足公民的档案文化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求档案馆提供无偿服务，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为社会公众无偿提供“公共产品”是其责任所在。

3.2公平性原则。文化权利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种族、国籍、肤色、性别、语言等如何。在现代社会，文化权利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同等重要，理应获得公平的对待。文化权利的这种公平性决定了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公平性原则，即任何公民在获取档案文化产品、享受档案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档案馆的服务对象还是主要停留在各级党政机关。在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档案馆要改变主要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做法，把档案馆的服务对象逐步扩展到全体社会公众。档案馆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中也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利用者。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2篇

1公民文化权利与公共文化服务

1.1公民文化权利及其实现的条件性

1.2公共文化服务-一-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根本途径

2权利的呼唤与责任的担当: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释义

2.1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档案馆履行科学文化事业机构职责与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统一

2.2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3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原则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从公民的文化权利入手，分析了造成我国文化权利不公平的原因，提出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是政府的职责，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图书馆的责任，并从五个层面阐述了图书馆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途径和方法。

公民文化权利和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一样，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立逐步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体系，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图书馆自然责无旁贷。

1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是政府的责任

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是执政党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公民只有获得了应有的文化权利才可能获取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的知识，才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亦如其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实现一样，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正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本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化权利’旧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反映在图书馆领域便是关于“国图收费是与非”的讨论、各种传煤广泛报道的“国图事件”、“苏图事件”、“信师事件”等。因此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保障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成为时代赋予政府的必然责任。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其文化方面的主要内容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权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的权利”，“公约缔约国为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等等，该公约于1975年1月3日开始生效。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该公约，于2001年2月28日获得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1年7月开始生效。这说明我国政府不仅注重公民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而且也把文化权利纳人保障范畴。

这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赋予政府必然的历史责任，也是以人为本最具体的体现。

2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公共图书馆的职责

100多年前普勤给公共图书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公共图书馆是依据国家法律建立的，是受地方税收与自愿捐赠支持的，是被当做公共信息管理的，每一个维护这个成市的市民都有平等地享有它的参考与流通服务的权利。这一经典定义告诉我们公共图书馆有如下特点:国家以法律保证，公费支持，对社会所有成员免费服务、平等服务。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决定它从一开始诞生就肩负着一种社会使命—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规定:“公共图书馆是人们寻求知识的渠道，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终身教育，自由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公共图书馆的宗旨是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资源与服务来满足个人和团体在教育、信息和个人发展，包括娱乐和休闲等方面的需求”。这些内容阐述了下面三层意思:a.公共图书馆为公民文化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提供基本的设施条件;b.每个公民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c.公共图书馆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虽然我国还没有出台全国性的图书馆法，但是一些专业地方法规已有类似的规定，如《北京市图书馆条例》、《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等。《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指出:“公共图书馆是指由政府兴办，向社会公众开放，承担文献资源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职能的公益性文化设施。”

3文化公平，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现阶段.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陆发展不平衡，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在我国东部和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公共图书馆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方面走在了前头，如“深圳图书馆之城”的建设。广州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等开展的平等、免费服务颇受公众欢迎，并成为广大图书馆效仿的榜样。然而，一些落后偏远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不能不令人担优。

3.1图书馆普及率不高，设施陈旧落后据文化部2000年统计，全国有144个县无图书馆，108个县图书馆有馆无舍，广大农村更是基本上没有正式建制的图书馆。2003年，全国有124个县级图书馆没有书架和藏书。另外，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信息化普及程度不高，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因特网用户的普及水平是全国水平的1.97倍，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分别是全国水平的0. 45倍和0.32倍。网络用户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仅占用户总数的0. 7696，农民用户只占0.3%(s)。

3.2经费投入不足，文献资源匾乏、陈旧、结构不合理据统计，2004年，全国有720多家县级公共图书馆没有一分钱购书经费，占县级馆总数的32.596;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无购书经费的县级公共图书馆。这些县级公共图书馆87.6%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200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38册，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1.5--2册的标准。如此惊人的统计数据如何满足我们的读者需求，保障实现他们的文化权利?

3.3公共图书馆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虽然图书馆对残疾人员、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农民的关注常常见诸媒体，但这正是“物以稀为贵”的原理所在，也正是新闻的价值所在。据2005年3月1日的《经济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人数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1%—14 %，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应该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公共图书馆的经费问题，使本来就囊中羞涩的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服务难以尽如人意。

3.4文化成果共享缺乏长效机制目前我国广大农民的业余生活非常单一，多以打牌、打麻将、看电视为主。他们非常渴望阅读书刊、报纸、图书，但是却无力购买。某些公共图书馆组织的送书下乡活动的确是件惠及全民的好事件，但往往成为应景之做，缺乏长效机制，难以解决农民的文化饥渴。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具备五方面的功能、作用:公平性或均衡性;便利性;多样性;公益性;基本性。以上问题迫使我们探索应该如何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进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4公共图书馆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途径和方法

4. 1加快公共图书馆的法治化建设要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必须加快图书馆的立法工作。众所周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主要靠政府买单，没有有效的法律保障，只凭地方官员对图书馆的喜好，难以保证公共图书馆的持续发展，这也正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当前委靡不景气的原因。图书馆立法应明确政府在图书馆建设上的主体地位、职责和经费投入，惟有如此，才能保障公共图书馆正常地运行和发展。

目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还没出台，但是一些地方性图书馆立法为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可提供借鉴。各级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形成鲜明导向。如在公共图书馆的投人和基础设施规划方面，在缩小地区间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文化权利的政策扶持方面都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使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法可依。

4.2加大财政投入，动员社会力，共同参与资金是保障公共图书馆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第一要素。长期的经费投人不足不仅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均衡发展，而且影响公民对信息的公平获取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长此以往，必将造成人们文化生活贫乏，文化生产力落后，文化生态恶化，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首先，公共图书馆应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向当地政府部门去游说，去说服，使一些官员确实认识到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关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获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缓解经费不足的矛盾。其次，在建立逐步覆盖全社会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文化单位也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动员社会力量捐助公共图书馆事业。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势头，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经费的投人成为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3整合文化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各级公共图书馆要相互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设施设备、文献信息、专业人才、优质服务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消除辖区鸿沟，使不同辖区的公民共同享受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和服务。广州的总分馆模式值得效仿，各地区可以市级图书馆为龙头，联合高校图书馆、县级图书馆，使基层图书馆成为市、高校、县级图书馆的分馆、流通馆，达到优秀的文献资源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流通起来，使有限的文献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从而实现资源共享。近几年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其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方式使那些最基层的、难以正常享用实体图书馆服务的民众得到数字图书馆的服务。

4.4积极倡导和推行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免费服务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必然选择。早在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规定:“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人免费提供服务”。作为实现信息均等工具的公益性质的公共图书馆理应也必须应该实行免费服务。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正在逐步走向免费。2006年6月4日的光明日报以《杭州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为题报道了该馆的免费开放。2006年07月12日深圳新闻网以《詹福瑞:深圳图书馆服务理念够大胆》为题报道了该馆开放、平等、免费的服务方式。这些图书馆免费服务的理念和服务方式是值得提倡和推行的。

4. 5提升馆员素质，给读者最充分的人文关怀馆员是联系读者和文献的桥梁，是图书馆服务环节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一切服务的完整性都离不开馆员的劳动，因此馆员的素质是实现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因素。读者是图书馆的终极关怀，也是图书馆得以存在的根由，所以公共图书馆必须使读者享受到优质、高效、满意的服务。这就要求馆员首先要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爱馆、爱书、爱读者，确立自己在服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把“爱心”贯彻到具体的服务活动中去。其次，馆员要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给读者以最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关心。现代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日益凸显，得到他人的尊重，感受人文关怀，享受人性化服务，已成为现代人对社会的文化诉求与情感诉求。所以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中应把“为书找人，为人找书”、“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贯彻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让读者享受最充分、最周到、最细致、最温馨的服务，给读者最人性化的关怀。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文化权利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近年来持续性的文化热点。国际社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作一项关乎人权与发展的科学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保护工作是世界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条约是为“充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1996年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两项国际公约等其他普遍认同的法津文件中宣布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和在“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的基础上制定的。《宣言》前言提出：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并特别强调人权和文化权利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和有利条件。

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文化权利。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斯坦布尔文化部长召开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强调：“在遵守的普遍承认的前提下，必须采取措施使无形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在各国得到认可。”

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前言强调，条约是在“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的基础上制定的。该《公约》强调：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化，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理念是建立在普遍人权理念之上的。人权，、顾名思义是指人的权利。根椐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只权包括了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的整个领域。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其独立性。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文化权利包含以下内容：参加文化生活权，分亨科学进步及其产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保护权等。但一般来讲，文化权利的重要方面指的是文化参与权、文化平等权、文化自决权和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

1950年，T。H。马歇尔将人权发展阶段描述为：18世纪是社会权利的世纪，19世纪是政治权利的的世纪，20世纪是社会权利的世纪。我们认为，21世纪是文化权利的世纪。文化权利在新世纪被重视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1）文化平等权（2）文化认同权（3）文化经济权利

文化平等权

人类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众多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任何一个特定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多数与少数、统治与被统治、霸权与屈从的不同文化群体。

非物质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作为弱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挤压、甚至是被“文化灭绝”或“文化群体灭绝”的威胁。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早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有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使它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针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积极提倡文化平等和加强对弱势文化的保护，这对文化平等权利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提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势头有所发展。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如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延顿文化冲突论以及福山历史终结论等。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物质条件方面的优势，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并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相对落后的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因此国际社会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的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理念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平等益。

文化认同权

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社区基本识别标志。世界上原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自文化的熏陶下，在宗教、语言及生活样式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基本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普遍认同。

当代人权制度和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但国际社会对文化认同权的认识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82年墨西哥城世界文化政策大会通过的《墨西哥城世界文化政策宣言》才正式宣布了“文化认同的权利”。会议认为，无论就个人或就群体和国家而言，对文化认同权的肯定，对文化间、包括少数文化的相互尊重和日益增强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要求。

文化经济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三方面：继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与经济权益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医药、农业、技术技能、生态知识以及传统音乐、故事和设计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是选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经济价值或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必然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权益进行保护。数年前我国东北赫哲族某乡因《乌苏里船歌》著作权归属问题著名歌唱演员郭颂案就是一个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和经济权益而引发的法律事件。

从国际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已经出现了一股掠夺潮。一些西方人在世界各地民族地区或村寨大肆收集文化资源，然后制成文化商品或申请专利，再凭借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反过来向文化资源原产地倾销，在大肆破坏文化资源和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将一引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沦为其文化殖民地。这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时代内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对发展我国文化权利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权观与文化权利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的理解，人权结构中经济权利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是目标。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明：“鉴于享受和参与文化生活是每个社会中所有人的一项固权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创造一个有助于充分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的这项权利的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的一种积极义务。作为人权和公民文化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有义务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主动保护，有义务通过积极的行为增强人们获取非物质文化资源和享有这种权利的能力。

当前我国政府正致力于建立健全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现在国家法律层面包括三个方面，即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法。重视和保护好文化遗产各种权益在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权利意识，重视在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权益，对维护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

一、我国现行公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利的现状

（一）宪法与宪法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从宏观角度，规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根本性法律依据，并指出我国制定任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同时指导性规定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这也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化、传统医药、传统体育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该法律严格遵守了宪法并对宪法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进一步作出了细化的规定。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

多民族地区的云南、贵州、新疆等地相继制定了一些保护特殊行业的规章和办法，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从上述法规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是由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地方性法规立法实践早于中央法规的立法。少数民族自治区域较多且分散，更容易造成地方立法繁杂。

（三）其他公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渊源

我国已经形成了《文物保护法》、《国务院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国家土地管理以及防火规定，都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刑法》通过保护侵害他人风俗习惯罪，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进行了最后的保障性制裁，但是多部法律综合保护方式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对其他物质文化保护没有区分度。

综上，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立法保护现状主要是运用类似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式来进行保护，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可以与主体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平等保护，并主要以民族文化大繁荣为目的，用以促进各民族文化权利平等和人权发展。

二、我国公法立法上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目前仍没有具体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一部专门性法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系统性保护仍在起步阶段。

第一、我国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法律在立法取向为重视秩序法而不是一种权利本位。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没有给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独立法律地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通过口头传授，而很少通过书面或者实物资料进行传承。一般认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研究价值或者一种政治秩序价值。

第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已经先行，但国家仍未建立统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规，针对具体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条文很少甚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来，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实施可操作性条文基本很少，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条款基本上是没有。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具体的司法实施保障上基本上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方式，而是按照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来进行保护。

第三、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技术不够成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一般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濒临灭绝，更需要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特别保护。

三、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公法保护可能的进路

公法保障的法律制度的优化设计是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最大保障手段。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复杂性之高，难度性之大，远远超过笔者想象。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颁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采用单独立法模式

由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涉及面较广，且都是采用综合立法模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本法的立法文本可选择采用单独立法模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不但涉及到人权保护，也可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也可以将需要运用私法保护的交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来处理。如果采用综合的立法体例会造成保护的缺失和保护程序的复杂化。法律如同生活一样，越简单的生活对于管理来说要求越高，越简单的法律，意味着一部法律能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因此，法律执业者在运用法律来处理相关问题时，只需翻阅一部法律，这将会更大体现法律本身的指引性价值。因此，应当对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制度进行统一清理，并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组织，修订一部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本法立法模式可以采用垂直关系保护模式，避免出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归属性争议。确立利益归本民族所有，并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相关保护方式，建立一部逻辑结构紧密且体系协调的法律。对其他少数民族不同或者特别要求可以用附则的形式，纳入本部法律。在立法中，还可以吸收《土著民族权利宣言》等相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优秀部分，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的立法经验来制定这部法律。

（二）确立 “以人为本”为原则，作为立法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组成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其中每一组成该整体的部分，例如：人、技术、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且每一组成部分都是由具体个人或者个性化主体，而每一组成部分的不同恰恰又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其原有的知识、资源和文化表达的方式构成了整体特性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系统化保护。但是，处于保护当中主要关注点应该是“人”这个主体，因此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首先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将人作为根本的保护对象。

（三）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并梳理相关法律、法规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应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对此，应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以真正实现阶层话语权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均衡状态，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与均衡阶层话语权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各民族、各阶级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时期所形成的一套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各阶层成员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塑造与引导，影响着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而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则是左右社会政治秩序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形塑与社会性质相符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状态，就必须建构相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政治秩序得以延续和持久的基础。

最早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他以成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取向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地域型政治文化，存在于传统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感情强烈，但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意识，基本不参与政治;二是依附型政治文化，成员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相关，并不积极参与政治体系;三是参与型政治文化，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部分，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同时，阿尔蒙德又为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取向规定了四个常量: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其中，“输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民主取向的既定指标，“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衡量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程度的既定指标。阿尔蒙德认为，地域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接近于零;依附型政治文化的“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和“输出目标”取向高频率地出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相对地高频率出现。显然，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均较活跃的只有参与型政治文化。

由于政治文化的类型不同，社会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迥异，社会的性质也大相径庭。除却无涉阶层话语权的传统社会的地域型政治文化，在依附型政治文化中，臣民被强制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社会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是二元分张的，高等级攫取权利过多而承担义务过少，低等级的权利大多被掳夺而所剩多是义务。在此情况下，人们所形成的多是臣民型人格。公共政策的输出只是统治精英阶层意志的单向度表达，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其他社会阶层毫无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二元平等，因此易于形成自主人格。公共政策的形成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公开博弈的结果，阶层话语权趋向均衡，民主政治运作才得以实现。

然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否必然导致均衡的阶层话语权，并带来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呢?回答是否定的。纯粹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高度危险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须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本身与政治不稳定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通过某些中介因素的因果链条两者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现代化的影响包含三种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二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这些中介因素环环相扣，成为制约变动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极端的政治参与触发的阶层话语表达爆炸很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制的崩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与现代化延续几个世纪之久、一般是每次解决一个问题或危机的西方国家不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问题不是相继而来，而是同时出现，这使得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尤重。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并且人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话语诉求也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即使在民主政治非常发达的国家，政治文化的类型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附加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的复合体，这就是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在公民文化中，许多人关心政治，公共政策是阶层话语权均衡博弈的呈现，但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更被动的臣民角色，把政治参与的话语诉求控制在既有政治体制的容纳限度之内。更重要的，甚至在扮演主动政治角色的公民中，臣民和地域民角色也没有被取代，他们被附加在参与者角色上，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各阶层成员是宽容的、理性的民主主义者，而非极端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仅保存下来，而且它们在公民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地域民和臣民取向缓和了个人的政治参与和主动性的强度……再者，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同参与者互相依存，它还渗透并约束了参与者取向。”可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

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史，依附型政治文化影响深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阶层、各地方各具特色，地域型文化根基深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均衡博弈，提高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能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所要建设的政治文化，应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所谓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复合文化，它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

阿尔蒙德说:“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有利于塑造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主体—公民。公民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得以生成的政治人格，公民首先是政治文化人。如果在一个政治系统中，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那么这个系统很可能是民主体制，较高政治素质的公民是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反之，公民如果是被动的、消极的、政治知识极端贫乏且毫无政治热情，那么这个制度很可能是专制体制，消极、冷漠的公民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只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才能够塑造社会各阶层的公民性格，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土壤，均衡的阶层话语权才能够得以实现，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是不可能哺育民主政治的。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生成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复合型公民文化是稳定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基础，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一个民主政府必须治理国家;它必须有权力和领导权并作出决策。另一方面，它必须对它的公民负起责任。因为，若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它意味着政府的精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应答”。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取向在表达话语欲求的同时，也给政治精英以压力和约束，明确了其责任;地域型和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取向则把政治参与的取向约束在一定范围内，不致于过度，不致于使其失去效力。公民文化是复合性质的，“它包含着一系列的取向平衡。政治主动性是存在的，但它们是适度的;政治歧异是存在的，但它受到制约”。西方的公民文化是渐进政治发展的结果，是在长期激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博弈的基础上，传统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而我国是后发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理念的张扬，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初衷。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政治体制的容量、张力有限，因而必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话语表达行为进行引导，否则不但达不到发展人民民主政治的目的，甚至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保持政治稳定的大局，才能够舒缓阶层话语权之间的张力，逐步实现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均衡。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有利于消除阶层话语权失衡的现象。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强势群体话语霸权，过多地占有了社会资源;中势群体的话语权快速增长，但还不能主导社会话语权;弱势群体话语权虽得到一定的表达，但仍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以法律为最高权威，整体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社会公平、公正彰显。因此，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本质上是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有自主人格的人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可有效地使阶层话语权趋于均衡。

(四)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提供了充分的动力源泉。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阿尔蒙德说:“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而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得以实现并趋于均衡的过程。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不仅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阶层话语权日趋均衡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五)致力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当前，我国人民政治参与和监督的渠道已得到很大改进，但这种参与和监督仍然处于自发式、呼吁式、建议式、批评式、揭露式、分散的阶段，并且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状况也不均衡。因此，当前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大力推进人民的政治参与与监督，才能消除阶层话语权失衡的现象。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建构途径

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应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情势，循序渐进地进行。具体来说，包括:

(一)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培育莫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可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进而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权的意识得到增强。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公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建设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进人蓬勃发展期，人学率和教育质量都有了巨大提高;人们的业余生活也日渐丰富;报刊杂志、视频传媒发展尤为迅速。这都为信息的畅通、公民政治参与的进行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也为当前逐步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进人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理念、新举措纷纷出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实现决策的程序正义;党内民主与监督，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设等，这些新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渠道，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为实现阶层话语权的均衡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7篇

一、社会福利及其价值基础──有关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府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由国家统一调配转向部份的市场交换，社会资源占有关系由集中转向分散，社会功能结构由高度综合转向高度分化，社会阶级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文化由大一统转为多样化，对外关系由封闭到与世界接轨[29].

这样的结构变迁虽然未涵盖公民权观念的重构，却为形成新的公民权制度提供了动力。只有重构公民权观念和相应的公民权制度，中国才可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构筑协调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重大关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稳定。

「作者说明

本文系笔者承担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核心理论争议”阶段性成果的一部份，特此说明并向资助者致谢。

「注释

[1]Pinker，R.（1979），Social Theory &Social Policy（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 Books ），p.vii.

[2]Marshall，T.H.（1981），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p.104.

[3]George，V.&Wilding，P.（1972），"Social Class，Social Values and SocialPolicy，"in Social and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Vol.6（3）：236-248.

[4]Lee ，P.&Raban，C.（1983），"Welfare and Ideology，"in Loney，M.，Boswell ，D.&Clarke，J.eds.，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p.18.

[5]Sullivan，M.（1996），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London：Prentice Hall），p.51.

[6]Mishra，R.（1982），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Theories and Practice ofWelfare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p.x.

[7]（英）马歇尔，T.H.，“公民权与社会阶级”，刘继同译，载《国外社会学》（北京），2003年第1期，第4页。

[8]Brubaker，R.（1992），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x.

[9]Twine ，F.（1994），Citizenship and Social Rights：The Interdependenceof Self and Societ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p.95.

[10]Bulmer ，M.&Rees，A.M.eds.（1996），Citizenship Today：The ContemporaryRelevance of T.H.Marshall （London：UCL Press），p.269.

[11]Dixon，J.（1981），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2]（英）蒂特马斯，R.M.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19页。

[13]Walder ，A.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5年第2期。

[15]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页。

[16]黄黎若莲，《边缘化与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17]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8]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第40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出版），第20页。

[20]刘继同，“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50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1]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贫困与剥夺：论权利与剥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出版），第8页。

[22]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版。

[23]郭书田、林纯彬，《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1页。

[24]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100页。

[25]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页。

[26]张小建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0页。

[27]陈金罗、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页。

[28]Vogel，U.&Moran ，M.eds.（1991），The Frontiers of Citizenship（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xii.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西方“公民文化”之政治文化传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公民文化从古代、经欧洲中世纪至近现代，经历长期涵养涵育过程，其前提是公民身份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和民主政治曲折发展基础上的确立，其内容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公民自由、权利义务、民主和法治等政治价值观的树立。就其在各国的实现而言，至今离其理想诉求和理念要求差距仍很大;但从普遍可以借用、借鉴的概念、理念、意识、观念而言，值得认真研究，吸取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其重视公民文化建设的经验也应引以为参考。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我国政治学界对公民文化间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展开了持续近20年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一些进展，但至今未取得共识。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性内容，公民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公民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影响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从世界宏观角度说，公民文化的形成，始于西方古希腊，经中世纪，近代直至现当代，西方各国迭经政治变迁和政治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绎，其公民文化持续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广义视角审视，西方“公民文化”之政治文化传统有许多可供参考、借鉴之处。本文就此简要论断和评价，就教学界人士。

公民身份的确立是公民文化形成的社会主体性根基。公民身份的确立是指公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而存在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西方社会史上说，西方社会进人奴隶社会后，经历了城邦制度、罗马帝国、封建国家和近代民族国家几个阶段，在每种社会下，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局部性差异，但其共性有着历史继承和不同时代创新关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不争的史实表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创造并奠定了西方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即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个人为本位的基础。全世界的史学家都认可的一点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留给西方近代社会的宝贵政治财富、政治珍品之一是它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公民的产生、存在及其政治参与，以及由公民政治实践形成的公民文化的核心、主导政治观念—公民观念，正是西方古代民主共和制度的最重要、最根本性内容之一。

在古希腊，公民(polite)的原始本义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当时，自由人包括公民、外籍人、妇女等，但自由人中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国家的人。在人们的意识中，公民属于城邦，城邦也属于公民。城邦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联合体、共同体，城邦作为公民的组织，公民之所以组合成城邦，是为过公共政治生活，实现正义的价值目标。据此，一个人的公民身份也就是意味着他自然享有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其他人没有这个身份，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权利。在古希腊社会，公民身份来自血缘关系，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父亲为城邦公民的成年男子才有公民身份。然而，公民身份来自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只限制在家庭和经济生活之中，并不涉及公共生活领域。罗马法虽然有亲属权的规定，确认父亲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规定:“家庭权不触及公法”，从而将人的身份区分为“家人”和“公民”，这是西方社会公民身份确立和存在的前提。亦即一个人“私”身份和“公”身份是严格区分开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公民的政治角色被“臣民”取代。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兴起了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他们按照民主共和制形式建立起城市共和国，公民又成为城市政治生活的基本角色。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公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角色扩展到整个西方社会，并在各国宪法中明确确认公民身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它表明，与希腊、罗马不同，近代西方社会的公民身份不是因血缘关系而取得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由身份而来，而是由立法予以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角色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变化，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在人定法中提到的一切形成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庭、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家父权)，而社会契约乃是独立的个人“自由同意”的产物。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公民身份和公民政治权利的依据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公民作为公民参与的公共政治的主体地位和公民作为“政治动物”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从古代至近代是一脉相承的。

西方社会发展史造就了公民，同时也造就涵育了公民特有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在他们的观念中，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近代民主共和国，都是公民自由同意建立的公民联合体、共同体，那么，热爱自由、追求自由自然是西方公民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是西方公民文化的核心政治生活理念。这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西方人自古以来就将自由看做是人的一种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因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在古希腊、罗马，自由就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自由权被理解为公民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自主、自治、政治参与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由于习惯而凭身份具有的一种资格，即凭公民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这种资格(自由)是凭公民身份取得的，因此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就是对这种观念经典的总结和概括。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既然公共政治生活是人的本性需要，那么，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容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

古代希腊人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识，不仅影响到罗马、欧洲中世纪，而且对近代西方社会人们的自由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由于时代不同，近代西方社会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识同古代希腊社会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在将自由视为依据人的本性而具有的一种权利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或一致的。近代西方流行的，世纪人们普遍认同的天赋人权论就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人自然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容侵犯的权利，人们正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才经同意通过契约组成国家，制定法律，而国家和法律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然拥有的这些权利。

西方人自古以来，在其价值体系中，将自由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从古代到中世纪直至近代现代都是如此，“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追求自由这一人生最高价值并与之战斗的精神的集中概括和政治情感的热切表达。希波战争中，雅典统帅弥提阿狄斯在马拉松战役前，即用自由激励公民们为祖国去战斗:“雅典将披上奴隶的枷锁，还是永远保存其自由，关键就在他们自己身上。近代，卢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一名言，有力地激起人们反封建的斗志，为实现自由这一人生最高价值而奋斗。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的自由价值观，反映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强调“自我”、“个体独立”、鼓励个性发展、崇尚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传留至今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述中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最先指出，人必须从他自己去寻找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我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亚里士多德更简明精要地指出:“人是自由的，他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自由的价值观，推动、促进了西方社会人们的平等观念和法制观念。按照西方政治思维逻辑，既然自由是人的本性要求，那么人人都是自由、独立的，因而人人也是平等的，即大家享有同等的自由。因此，自由与平等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反映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政治家的权威时，就将平等和自由联结在一起。他指出，政治家的权威和家长制、君主制的权威决然不同。政治家的权威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当然，西方人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将平等也作为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甚至迄今为止，人们追求的理想的自由、平等的价值目标也始终没有真正实现。不过，平等观念作为一种理念、理想，在西方人的政治心态中是一直明确地存在着的，而且流传至西方社会以外的世界各个角落。其作为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类共同追求的与自由联结在一起的普遍价值。与此同时，西方人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也和对法律、法制的认知联系在一起，形成尊重、服从法律权威的习惯、观念、精神，成为公民文化中“自我强制性的内容”。人们普遍地共识:公民的自由并非不要约束，自由必须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限制。因为，法律是公民共同同意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公共意志的体现，公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就是服从自己。西塞罗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它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崇尚法律、法制、法治的“自我意识”和尊重法律权威，服从法律习惯的政治心理，以及将平等的价值追求，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生活理念和公民崇尚法律的精神。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公民文化的主体性内容是公民权利义务观念和民主观念。从其形成的历史流程而言，时间久远，影响深广。

西方社会，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是以公民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是以权利为主位的。在整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基于个体自由是人的本性、本质特征的认知，强调个体独立与自主，个体自由、个体人格的存在又是和个体的私人利益，尤其是对物的占有权即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从梭伦立法、罗马私法、英国大宪章、近代西方各国宪法、民法中，清晰可见，也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贯显示的一个特点。

西方历史上和现实中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同契约观念紧密相连。契约观念源自商品经济的发展。希腊城邦时期，契约活动还仅限于经济领域。随着希腊城邦的解体，公民从城邦生活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以契约解释国家起源的观念。古代罗马，由于平民在与贵族的斗争中不断以法律确认其斗争成果，契约观念也发展起来。欧洲中世纪时，在以君主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底下，契约关系和契约观念也没有中止其发展，相反，正是契约观念催生出暴君可抗的思想。至西方近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的契约观念被理论化，契约理论成为解释国家、政治社会产生根源的通行理论。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社会乃是享有自由、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利的人们共同约定(同意)的产物。人们通过契约立国，不仅建立了政府和法律，也取得个人的公民资格，政府和法律旨在保护、保障公民权利，个人在订立契约时，放弃了白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承担了服从法律和政府管理的义务。公民怀持契约观念，其意义在于:其一，它确认公民个体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契约作为个体的一种自由、自主参与的活动，是个体独立意志的体现。公共政治生活包括建立国家、政府、立法，是众多个体自主选择，共同同意选择的产物，公民个体必然是独立自主的。其二，它使权利和义务在公民个体身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订立契约的前提是享有多种权利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契约的内容是双方为了各自利益的交换。每个个体在契约中都承诺放弃原有的一部分权利，以建立公共权力、法律，也就承诺了个体自愿承担起服从公共权力与法律的义务。每个个体建立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体的权益，政府也就承担起保护公民权益的义务。对此，卢梭指出:“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西方社会人们的权利义务观念又是和法律、法治观念紧密相连的。

一般认为，法律是公民整体意志的体现，是公民公共意志的记录，是公正的权威。基于这样的认知，西方的法治主体—公民法治主义的法治观便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其基本内涵是法律体现公共意志的意志普遍性和主体对象的对象普遍性;政府只能以既定的向全社会公布周知且经常有效的法律进行统治和管理;政府执法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法律将公民权利义务统一起来，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并得到法律的权利卫护，又要履行法定义务，从而形成有效地法治局面。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9篇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公民文化的主体性内容是公民权利义务观念和民主观念。从其形成的历史流程而言，时间久远，影响深广。

西方社会，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是以公民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是以权利为主位的。在整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基于个体自由是人的本性、本质特征的认知，强调个体独立与自主，个体自由、个体人格的存在又是和个体的私人利益，尤其是对物的占有权即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从梭伦立法、罗马私法、英国大、近代西方各国宪法、民法中，清晰可见，也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贯显示的一个特点。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0篇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转贴于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转贴于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 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p.63.转贴于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1篇

一

二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转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2篇

一

二

三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 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p.63.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3篇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概念。我国制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中都有保障舆论监督的条款，一些地方法规和法院判决书中也有类似用语。而在相关法律条文中，现行《宪法》第4 1 条最为重要。学术界的通说认为，它是舆论监督实践的直接合法性依据。近年来，不断有学者藉此提出了舆论监督权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舆论监督权也是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但是，本文认为，对于舆论监督权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含义，不少学者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隐藏着一系列法理上的悖论。由于这些法理悖论的存在，舆论监督权的确切含义迄今没有澄清，也无法成为法律正式承认的描述性权利从而获得制度上的保障。2 0 1 4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舆论监督权的落实与法治保障，是依宪治国的内在要求。然而，隐藏于舆论监督权中的悖论不仅令其无法实现逻辑自洽，也严重影响了其法治保障制度的设计。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宪法文本，运用宪法解释方法揭示出舆论监督权概念的真实含义，从而祛除其面临的法理悖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对舆论监督权实施的现实条件和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制度保障构想。

一、宪法条文与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

我国宪法并未在公民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舆论监督权。所谓舆论经验丰富监督权，其实是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宪法条文的语义推论出来的概念装置。我国现行《宪法》第4 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宪法》第2 7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学术界普遍认为，结合这两个宪法条文的语义，舆论监督权概念便可以在宪法规范层面上提炼出来。1 对于舆论监督权的内涵，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保障公民和媒体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权利，并且与《宪法》第3 5 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是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2 也就是其外延要小于言论自由。本文认为，上述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并且存在着一系列法理上的悖论。具体说明如下。第一、从宪法条文的字面意思上看，舆论监督权的享有主体就存在问题。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从《宪法》第4 1 条的语义来看，中国公民才是批评、建议等权利的主体。而按照《宪法》第3 3 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是指有中国国籍的个体自然人。这就意味着，作为职业组织的新闻媒体不可能成为舆论监督权的主体，或者说不能得到《宪法》第4 1 条的保障。这一论断与舆论监督现实以及人们的日常观念明显抵触。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媒体是舆论监督权的主体，那么又会与宪法条文的语义相悖。第二，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的对象也有疑问口自1 9 8 7 年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公权力。例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第3 3 条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但是，在《宪法》第2 7 条和《宪法》第4 1 条中，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来说，国家机关不是党组织(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列举的国家机关就没有党组织) 。由此而论，党员干部群体就不是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或者说，他们不在舆论监督权的对象范围之内。显然，此种论断不符合舆论监督的实际情况，而且违背了中共中央历来关于舆论监督的基本主张。由上可知，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概念就存在着难以消解的法理悖论，从而无法实现逻辑上的自洽。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我们不可像对待普通法律( law ) 那样质疑和批评宪法条文。3 换言之，按照宪法学的原则，我们不可将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简单地归咎于宪法条文上的瑕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解释祛除之。并且，正如有学者所言，宪法文本导致的问题很难通过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的方法解决，只能诉诸目的解释方法。4也就是要通过探讨宪法在当下背景中被认为应当达成之目的(go a l ) ，去澄清宪法条文的疑义。目的解释方法属于宪法理论论证，需要在宪法文本背后的政治理论中寻找知识支持。5而与其他立宪国家的宪法不同，中国宪法文本极具理论包容性，它不仅吸收了源于立宪主义的人权和人民主权理论，而且在序言中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些政治理论共同构成了作为宪法文本阐释背景的法理基础。6 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宪法的整体结构及其理论背景，发掘出相关宪法条文的立法目的，我们才会理解舆论监督权的真实含义，进而祛除其主体和对象方面的法理悖论。

二、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和真实含义

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主权代表机制。方是，现行《宪法》第2 条宣示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并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宪法》第1 条和序言又确认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宪法学者据此指出，人民作为主权者在中国宪法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和作为政治主权者的领导阶级。1 陈端洪、强世功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人民主权在中国有两个代表机制：人大代表制和党的先锋队代表制，前者以法律上的选举程序为取向，后者以政治上的阶级地位为取向。2 3 舆论监督权作为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也必定与这种双重代表制密切相关。而为了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讨后者在宪法文本和实践中的表现。首先，基于人民主权的双重代表制，中国政治秩序中党政权力并存，但是二者的性质和基本运行逻辑不同。黄宗智等学者认为，从《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规定来看，国家机关大体上是依照常规程序行事的官僚制( bureau cracy) 组织，拥有行政管理的职责与权力; 从《宪法》序言的宣示来看，执政党是拥有奇里斯玛权威 ( Christmas auth ori ty) 的政治主权者代表，其作为国家的根本领导力量，拥有政治决策权或曰主权性权力。周雪光教授也指出，党的奇理斯玛权威建立在领导力量的超凡禀赋与民众追随响应之基础上，因此其具有超越官僚制常规过程、直接面向民众决策的能动性。其次，由于党政权力运行逻辑不同，中国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常规治理模式主要诉诸于国家机关的官僚制过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某些地方公权力有集权和自利的倾向，常规治理模式时常失效，甚至无法根除集体腐败现象。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执政党经常釆取纪委巡视审查、开展整风运动等各种非常规治理手段。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也是其中一种方式。正如孙五三教授所言，舆论监督可以实现超(官僚制) 程序运作，因此其实质上是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术。让我们将舆论监督权概念置于上述理论背景。结合《宪法》第4 1 条与《宪法》第2 7条来看，舆论监督权概念其实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主张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其次是要求国家回应公民意见。其内在逻辑用公式表示就是：公民表达意见( 《宪法》第4 1 条)国家机关回应( 《宪法》第2 7 条) 。然而，在《宪法》第3 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非常严格，相互之间并不主动制约。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于公民意见的回应，往往无法通过国家机关的官僚制过程实现，只能是取决于上级党组织决断。由此来看，舆论监督权其实执政是党的主权权力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 上的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型治权。但是，只有公民表达权付诸实现，舆论监督实践才会成为可能。因此，舆论监督权就是一种嵌入了宪法权利的权威型治权。换言之，它具有宪法权利和人民主权的双重属性!这正是舆论监督权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真实含义。我们用图(一) 来表示其基本内容。

在澄清了舆论监督权概念的真实含义后，我们便可以通过目的学科全面解释来祛除它面临的法理俘论。综合前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宪法》第4 1 条和《宪法》第2 7 条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从而增强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但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决策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必不可缺，而职业化媒体是互联网难以取代的信息沟通平台。因此媒体和普通公民都应该是舆论监督权的权利主体。按照这样的理解，舆论监督权的第一个法理悖论就消解了。此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为国家治理的决策力量，自然是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对象。于是舆论监督权的第二个法理悖论也消解了。事实上，国外法学家在讨论媒体监督(wat c h dog ) 及其权利保障问题时，也经常使用目的解释方法。当然，舆论监督与国外的媒体监督在法理基础上有重要的区别，因此其制度保障不可照搬国外模式。

三、舆论监督权的双重属性：内在悼论与消解

借助宪法学的目的解释方法，舆论监督权在享有主体、对象方面的法理悖论得以消解。然而，从舆论免费提供论文下载监督权的真实含义来看，它的运行机制仍然隐藏着法理悖论。具体而言，由于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所以公民意见总是高度分散、异质化的; 但是，为了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主权意志表达必须集中统一。由此来看，公民意见表达与主权意志表达之间就有潜在分歧，这就构成了舆论监督权运行机制的内在悖论。因此，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理论工具，让公民意见与主权意志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彻底消解舆论监督权概念的悖论。而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一下这种内在悖论的根源。(一) 舆论监督权概念的内在惊论：私人自主VS 公共自主舆论监督权的双重属性，归根结底来源于人权概念与人民主权概念。人权概念立足于近代兴起的个体主义观念与康德哲学之上，其正当性基础是个人自主(aut o nom y ) 观念。人民主权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卢梭主张人民通过缔约的方式自我组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主权者。主权者不是多数个体的聚合，而是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因此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人权和人民主权都是将自己的正当性基础归结于人类意志的自主性，但是它们的正当性论证原则不同。前者强调私人自主，体现了单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立法能力; 后者强调公共自主，体现了某一伦理共同体之自觉意识。进而言之，二者都是将人类自我立法的能力归于一个主体，都属于单个主体意志的独白，彼此无法通约。然而，舆论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意味着，它们并存于舆论监督权概念中。由于人权和人民主权都强调单个主体意志之表达，因此公民意见与主权意志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分歧一隐藏于舆论监督权运行机制中的悖论正是根源于此由上可知，舆论监督权运作机制中的内在悖论，根源于人权概念与人民主权概念的潜在竞争关系。那么，怎样祛除这种竞争关系呢? 哈贝马斯的建议是实行协商民主(De l i b e rat i v e de moc r acy ) 。协商民主以国家一社会二元论为前提，其核心主张有两个方面：其一，社会中应当存在着自主的公共领域，让公共舆论得以生成; 其二，立法议会等决策机构应当认真对待公共舆论，并做出决策。哈贝马斯指出，人民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存在于一种运用政治自主的方式( 指协商民主笔者注) 之中，这种方式并不是普遍法规的形式所已经确保了的，而只有通过商谈性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交往形式才能得到确保。也就是说，协商民主不仅强调公民参与决策，而且预设了参与者遵循更佳论证力量改变个体偏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因此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人民主权不只是人民意志的统一表达，也不只是多数个体意志的聚合; 而是成为了一种主体间性的话语沟通过程。于是，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内在联系就在话语沟通之流中建立了起来。

( 二) 重构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

由此可见，只要以商谈理论重构人民主权概念的正当性基础，它与人权概念之间的潜在竞争团队专业关系便得到了消解。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祛除舆论监督权的内在悖论，我们就应当将公共协商因素嵌入其概念之中，重构它的法理基础。也就是要打破独断式的国家治理决策，建立平等、开放、沟通的公共协商机制，推动公民与决策机构之间就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进行对话与协商。这个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公民表达一公共协商执政党决策。从理论上讲，公共协商可以改变主体的偏好(意志) 。因此，通过有效的公共协商机制，过激的公民意见便会被过滤掉，分散的个体意见便会凝结成可被普遍化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决策机构与公众对话过程中，主权意志也会相应调整，从而促成国家治理决策建基于公共协商达成的理性共识之上。也就是说，在嵌入了公共协商因素后，主权意志仍然存在于舆论监督权概念中，但是其表达受到了沟通理性的约束，不再是独断的。对于私人意志而言，其自主性也在舆论监督权概念中能动地得到了体现，并没有被遮蔽。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将公共协商因素嵌入舆论监督权概念中，那么公民意见表达和主权意志表达的自主性便都得以彰显; 但是二者并不会相互竞争，而是有机统一了起来。于是，隐藏于舆论监督权运作机制中的法理悼论也就彻底消解了。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当下中国并不具备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因此我们不可照搬西方协商民主模式; 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为国家治理领域中的公共协商建立有效的保障制度和运作规则，从而推动公共协商成为舆论监督实践的主要方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舆论监督权的含义来看，公共协商的议题也应当集中于国家治理的领域，不可涉及其他政治问题。总之，将公共协商因素纳入舆论监督权概念中，就是实现了治权上的民主化。这并不会改变根本的权力结构，但是会改善权力运行方式，使之变得更民主。

四、作为协商型治权的舆论监督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如果公共协商成为舆论监督权的运作机制，那么后者的内在悖论便彻底消解了。不仅如此，这样一信誉为上来，舆论监督权概念的含义也演变成了强调国家与社会协商对话的治权，不再只是权威型治权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协商型治权。协商型治权有明确的规范性，因此可以被确认为舆论监督权的规范性含义。事实上，近年来公共协商已经开始成为舆论监督实践的主要运作方式( 尽管尚不成熟) 。4这也就表明，协商型治权作为舆论监督权概念的规范性含义，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上的理想建构，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从现实来看，目前舆论监督实践中的公共协商还有很多问题，仍然需要加强相关制度与规则建设。详见下述。

(一) 走向协商型治权的舆论监督权：社会基础考察孙五三教授曾提出，改革开放初期的舆论监督以报刊的批评性报道为主，实质上是一种缺乏公共性的治理技术。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不断兴起，舆论监督实践中的公共协商因素日益增多。例如在近年来的网络监督中，媒体和网民经常通过互联网组织、参与公共协商，进而获得一定政策调整甚至制度变革。并且，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来看，公共协商活动的数量和质量还会不断增长，并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方式。归结起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力。首先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成长，民众的权利意识、参与精神和沟通能力都在逐渐提升。其次，在市场化机制和新闻专业主义文化影响下，许多媒体和社会组织都有建构公共议题、推动公共协商的能动性。再次，民主化协商已经成为国家支持的决策理念。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发展协商民主，一些地方协商民主实践也方兴未艾0 与其他决策模式相比，协商式决策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合作、相互妥协，可以将社会生长带来的种种风险消隐于理性对话之中。因此不难预见，以公共协商为取向的舆论监督实践还有更多发展机会。从这些方面来看，舆论监督已经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术，而是开始走向传媒中介化的公共协商，从而为我们将其含义重构为协商型治权奠定了一定社会基础。

( 二) 作为协商型治权的舆论监督权：主要问题和制度保障构想

作为舆论监督权概念的规范性含义，协商型治权已经有了一定社会基础。但是从现实来看，它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迄今为止，我国公民表达和信息沟通的具体保障制度尚付厥如。因此舆论监督实践中的公共协商的议题范围和规模都很狭小，并且有很大不确定性，甚至在某些时期会遭遇挫折。其二，中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激进的思潮在互联网上空前活跃。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影响了公共协商的质量，也可能会动摇立法者进行制度改革的信心。因此，为了确保公共协商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耍运作方式，我们还必须从协商型治权的内在要求出发，加强相关制度与规则建设。具体说明如下。首先，国家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制订一批专门的法律，用来保障公民关于国家治理的表达权，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沟通机制。考虑到全面立法目前尚有困难，我们可以釆取渐进改革的策略，例如建立言论表达分类保障、传播平台分级规制的制度。所谓言论表达分类保障，就是针对国家治理的某些边缘议题优先立法，切实保障公民关于这些议题的表达权，将来再延伸到其他议题领域。所谓传播平台分级规制，就是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分为不同等级，并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例如，国家目前可以在党内法规中设立保障媒体监督的内容，待条件成熟时再过渡到普通的法律。其次，各种社会力量在组织或者参与公共协商时，也要恪守沟通与理解的原则，不断提升公共协商的质量。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参与者应当制订合理的商谈规则，将议题集中于国家治理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激进思潮蔓延，也可以培育民众的理性沟通能力，从而推动舆论监督实践走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公共协商。当然，以上构想都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主张。我们仍需要对其进行不断完善和修正，以形成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方案。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4篇

一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三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城市交通发展；文化权利；公众参与；政府义务；“法桐让路”事件

[中图分类号]D9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81—07

一、南京“法桐让路”事件及其引发的争议

2011年3月，随着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即将开工建设，主城区内超过600棵树要被迁移，为地铁让道。加上地铁十号线的建设，主城区一共要迁移1100棵树。据政府部门统计，建设地铁三号线将迁走的600棵树中，约有200棵为法国梧桐树。被南京市民誉为“城市灵魂”的法国梧桐的命运，再次引发市民关注与热议，黄健翔等知名人士通过微博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媒体随后跟踪报道，将南京因修建地铁移植梧桐树事件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各路声音经由微博的聚集，一场“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活动引发社会关注。

在一片质疑声中，南京市出台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南京市委书记、市长等先后对此表态：“工程让树，不得砍树”、“涉及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保护行道树为前提”，移树工程被全面叫停。这一“法桐为地铁让路”事件似乎已“尘埃落定”，然而我们不得不深刻地检讨与反思：此事件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事件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我们应怎样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法桐让路”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事件考验了地方政府依法执政的水平，凸显了法治的困境。有人认为事件显示出政府信息不公开，政府决策不民主，公众参与不足。也有人以经济方法计算城市交通发展与保护树木的成本与收益，认为更改地铁设计将加大经济成本投入，因此大树不得不为城市建设做出“牺牲”。笔者认为这些讨论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大都局限于事件的表象，尚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南京的法国梧桐被视为“城市的灵魂”、“南京的名片”、“城市的记忆”。1872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石鼓路种下了南京第一棵法国梧桐树，开创了南京行道树栽种的历史。1929年为迎接孙中山灵柩修建中山路和陵园大道的时候，又陆续种下2万棵法国梧桐，遮天蔽日的林荫大道与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成为南京的象征。因此“梧桐是历史、精神、文化和标志，是南京人的家人”。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表示：保护南京古树名木，就是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因此，笔者认为“法桐让路”事件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中“公民权利”保护的问题，其本质是城市交通发展与文化权利的冲突、博弈与平衡。

文化权利是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相并列的一项权利，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文化权利包含了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福利之权利，享有一切保护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权利。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权利，不仅强调交通发展应不断增加文化的内涵与拓展文化的形式，而且强调城市交通发展应保护已有的文化尤其是城市历史文化。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权利不是被动权利，而是主动参与型权利，不是静止不变的权利，其内涵与形式是不断变化与拓展的。文化权利是每个人基于理性与自由选择，按其本质和尊严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文化待遇和文化机会，以及可以采取的文化态度和文化习惯。那么，当文化权利与城市交通发展产生冲突，是“权利”让路于“发展”，还是“发展”让路于“权利”？发展与权利的优位排列有无衡量的基准？

二、城市交通发展须让路于市民文化权利

当今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峻，交通拥堵，交通事故急剧上升，交通环境日益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具体国家、地区所采取的具体做法不一，但殊途同归地偏向于从技术角度去探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城市交通容量；通过编制、设计智能化交通运行模式以发挥现有交通设施功能；通过改造或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管理体制与服务体系来提升城市交通的质量与效能。然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并未带来交通问题的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城市交通并不仅是技术科学的范畴，亦属于社会科学，因此在注重交通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城市交通规划与设计的“人文关怀”，加强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自觉意识，提高城市交通发展的文化参与程度。

1.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贫困”

城市交通发展是实现城市现代化、拓展城市辐射范围、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首要的直接的功能是“减少贫困”。然而，“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不仅包括“经济贫困”，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饥饿是贫困，缺少住房是贫困，有病不能医是贫困。“收入贫困”使得出行机会减少；工作出行距离长，出现“时间贫困”；长距离和长时间步行或乘坐较慢的交通工具，使人疲劳和烦躁，是为“能力贫困”。城市交通发展应理解贫困的多维本质，并寻找缓解贫困的策略。

认识贫困的多维标准，旨在改变采用单一“经济指标”衡量城市交通发展的传统做法，现代城市交通发展除了经济指标，还应同时兼顾文化指标、政治标准等，以人为逻辑起点与落脚点。“发展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和收入得到理性的公平分配。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是使人们普遍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仅面向“提高整个交通体系的效率”的城市交通结构改善是不够的，还应在系统层面注重文化建设和文化权利的保护，注重公平、正义、自由等精神。

从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现状看，“文化贫困”现象极其严重。不仅现有的城市交通规划与建设所展现的行业文化色彩不浓，而且城市交通发展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在全国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如为给地铁“让路”，2010年武汉市百年老街被“腰斩”：83岁“四季美”汤包馆歇业，百年老店“精益”眼镜迁至鄱阳街；上海一幢有着90年历史的古建筑整体“行走”了20多米；2011年，昆明龙头村一晚清古屋突遭拆迁，因修建地铁需移植上万株树木；长沙百年银杏因修建地铁生存艰难；大连市移栽了中山广场15棵百岁老树。现有城市交通发展理念致力于维系城市“躯壳”靓丽，而忽视了城市内在“灵魂”，使得城市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和活力。

笔者认为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贫困”本质是“文化权利贫困”。文化权利作为一项人权，具有重要价值与地位，但与其他人权相比，文化权利相对不成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常常被忽视，因此常被称为人权中的“不发达部门”，也被当做其他人权的“穷亲戚”。艾德亦认为，文化权利的无足轻重反映在人权理论与实践中：个人的文化权利几乎得不到什么关注。无论何时，只要使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表达，大多数情况下，注意力是放在经济和社会权利上。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形成共振效应，使得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权利贫困”日益严重。因此，必须凸显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性，梳理城市交通发展与文化权利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共赢。

2.城市交通发展应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标

人权与发展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主题，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人权的普遍实现，离不开发展，而发展离开人权，将失去方向与意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标准、固有内容。随着传统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带来贫富两级分化、环境污染、社会动荡等严重问题，人类社会认识到发展不单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更是人权的实现与扩展过程，强调只有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因此，现展观凸显人的中心地位，将人权与发展相结合，以人权保障来看待发展问题。

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为人谋取福利，而不是结构的构建与数字的增进，应以人的幸福与状态优化作为衡量发展的最终尺度。诚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论证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必须将人置于主体地位，不能把人看做仅仅是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利益接受者。人权是发展的目的，不仅体现在发展过程的公正性和人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对发展结果的共享。发展不会自动带来人权保障，只有明确发展必须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标，才能使发展成为实现人权的过程。

就城市交通发展看，城市是人的城市，交通是人的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本身并非目的，人与人权才是城市交通发展的价值所在。尽管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考虑经济成本与收益、城市整体规划等因素，但将所有要素放在一个总体框架内观之，城市交通发展应以人的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具有终极性、价值导向性、不可替代性。人权内涵丰富，包括自由权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南京“法桐让路”事件凸显了城市交通发展与文化权利的冲突与平衡，南京街道梧桐不再局限于“绿化”作用，更是作为“城市的灵魂”、“南京的名片”，作为一种历史精神的象征而存在，“南京的法国梧桐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根本就是一代又一代南京人人生记忆中的一部分。”当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发生冲突，应优先保护文化权利，文化权利相对于城市交通发展具有价值优位性，城市交通发展应让路于市民文化权利。

3.文化权利是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度量基准

1994年在墨西哥的OECD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交通”概念，认为可持续交通发展应满足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目标。可持续交通发展改变了传统将“经济指标”作为唯一考量因素，在注重交通技术的同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考量基准。譬如不断改善城市公共空间，发展步行道、绿地空间、道路分割带、增加近郊城市公园等，发展多样化的公共交通（如地铁、轻轨、公共汽电车）等。然而，我国城市交通发展尚未彻底贯彻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理念，错误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理解为“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盲目的城市扩张，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对环境、文化因素的忽视，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日益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城市交通发展是好是坏，是否可持续，需要一个度量基准。从人性、人文关怀等因素看，这个度量基准非“权利”莫属。

基于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贫困”的现状，要实现我国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凸显文化权利的重要性，将文化权利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度量基准之一。文化权利作为度量城市交通发展的一个标准，有其价值基础。“公民权利具有明确的，可分析的文化维度，与此相关联，还存在相应的文化制度和义务。事实上，文化制度既作为民族国家的教育和传播体制而发展，也作为与这种教育和传播体制相联系的公民权利而发展，这本身显示了公民文化权利维度的存在。”基于可持续交通发展理念，文化是城市交通应有的内涵，文化权利作为一项人权，文化权利享有程度和保障力度，本身体现了城市交通发展的水平。

那么是否可以设计具体的文化权利度量基准？即是否具有可行性？笔者认为，尽管文化权利是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超越物质存在的一种较高的追求目标，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和理性保障，要具体设计文化权利来度量城市交通发展是一个较大的难题，但依然可以从城市交通发展中娱乐设施与发展水平、文化机会公平度、文化产品质量和占物质产品的比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纯度性比率、自由度、文化政策法规及管理制度完善等方面来度量。各种度量基准又可以细化为诸多更小更具体的度量标准。

以文化权利度量城市交通发展，是认识文化权利、推动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维度，而文化权利具有工具性价值，是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手段，其机制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城市交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从“以自然界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人类为了生存、增进其力量和实现其价值的发展过程。城市交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市民的生活质量，保障权利的实现，其中文化权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的实现需要民主机构、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增加平等经济机会、法治、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权利。

综上所述，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障为目的和价值，文化权利是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度量基准，文化权利优先于城市交通发展。而在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对文化权利保障尚不重视甚至侵害文化权利，文化权利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城市交通发展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经济指标”，将文化权利等纳入度量基准。城市交通发展应突出“人”的地位和价值，以权利保障看待城市交通发展，将使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各项发展指标，在“人”“人权”上归于统一。

三、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桥梁

在城市交通发展中贯彻市民文化权利保护精神，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亦是建设法治城市、民主城市、现代化城市的必由之路。如果城市交通文化层面的建设跟不上交通物质层面的建设步伐，城市交通发展中的市民文化权利无从保障，极可能使交通发展迷失发展方向，缺失精神动力。从公法学视角看，城市文化更多表现为市民的文化权利。那么，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与市民文化权利连接点何在？在城市交通发展中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市民文化权利？

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政府制定的用以约束、指导和协调城市交通行为的规则，对城市整体或局部的交通供给和需求模式起到导向作用。制约城市交通发展政策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城市的战略定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生态、资源条件等，而城市文化因素是其中相当重要的要素，城市文化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定位、城市产业特色等。城市交通政策的制定既要面向未来城市发展，更要重视和研究城市历史。如果不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考察对象，将使得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产生偏差。仅仅考虑经济发展而无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使得城市的历史痕迹逐渐淡去，失去生命力。城市文化遗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培育了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城市交通发展决策应充分考虑城市文化遗产的制约因素。

笔者认为，市民参与是联系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之间的桥梁，是防止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侵害文化权利的有效途径。文化权利保护不仅要从市民在城市交通发展中获得文化权利的机会来看，而且要从经济发展、文化规范以及品位方面衡量；不仅包括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亦应定位城市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城市历史文化和未来文化走向都取决于市民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文化权利的范围抑或谱系取决于“需求”，而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应对这种文化权利需求予以“供给”。连接“需求”与“供给”最重要的途径即“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

市民参与体现了继“代议制民主”理论之后的又一种民主理论即“参与式民主”。在西方，参与式民主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成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流派。1960年美国学者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概念。1970年卡罗尔·佩特曼发表《参与和民主理论》，系统阐发了参与式民主在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标志着参与民主理论的正式形成。

我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中呈现出文化权利贫困，权利保障精神不足，“城市道路求宽、求大、讲气派而交通布局、结构严重不合理，造成交通堵塞严重。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大量破坏性拆毁，很多有价值的文物也被拆除，这都是没有公众参与，而出现政府决策‘集体性智障’的表现。”市民参与的阙如导致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集体性智障”，南京法桐让路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公众参与度不够，决策信息不公开，决策缺乏民主性。

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保障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亦是建立“开放式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重要方式。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决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我国现行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体制是“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三位一体的决策模式，然而公众和专家在参与中未赋予“实体性权力”，他们的角色存在某种“虚幻性”，未能构成对交通发展决策权行使的理性化制约力量。政府是否考虑公众和专家的意见、选择和感受，还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公众的参与变成一种“在场的缺席”，使得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结果很难获得“通过理性的正当化”支持。

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意味着程序上的“介入”和“出场”，这需要参与者对决策结果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换言之，有效的市民参与意味着市民在决策体制结构上享有一定的决策权。而实现市民有效参与的关键在于“公众充权”，将公众作为“行动者”和“权利人”引入城市交通发展决策过程，提高市民对城市交通发展的参与和有效发言权、选择权。具体来讲，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以保护文化权利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树立参与型行政理念，市民参与能为政府决策和治理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本，改善政府决策和治理的质量，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甚至可以说市民参与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城市交通的“人性化”内涵。

其次，提高政府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程度。市民参与以有效信息为基础，没有充分透明的信息公开，市民参与将变成“盲参”、“形式化”、“表演化”。政府信息公开是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如果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公众难以获得认知“目标”所需的知识，亦难以对达成目标的“手段”进行分析并采用相应的对策，对城市交通发展方案失去评价能力，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有偏向的、被控制的信息将使参与变成政府达成不良目的的工具。

再次，市民参与的制度化。市民参与应不再依赖开明领导的意思抑或政策层面，法治城市、法治政府的构建，要在城市交通发展中有效保护市民文化权利，必须在城市交通发展规划项目的申请、建设过程中，以制度化形式保证市民与利害关系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并作为考量城市交通发展决策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准。

四、政府义务是城市交通发展中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城市交通是实现人和物移转的最大空间，要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大规模的城市交通建设必不可少。然而，城市交通发展往往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相冲突，尤其是旧城区的交通发展，会破坏城市古典建筑、街道布局等，损害市民文化权利。鉴于此，现代城市交通趋向于适用公共交通，最大限度减少小汽车交通，避免大规模扩充道路，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然而，城市轨道交通依然对城市历史文化有重要影响，历史上形成的交通网络和交通坏境对构建城市空间形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城市交通发展应保护传统城市交通网络空间，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市民文化权利的享有与实现。

“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实现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桥梁，这是从“权利”视角的观察，以“权利制约权力”，即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在这种传统的“公民权利一政府权力”关系理论基础上，笔者提出“公民权利一政府义务”关系理论，并认为政府义务是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因为“政府权力”并不一定带来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权力可能被滥用并造成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侵害。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应从它的对立面——“政府义务”来寻求答案，保护文化权利是政府的义务，政府义务是“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从法律规范角度看，应依据公民文化权利的种类与范围来设置政府义务，然后依据政府应履行的义务来赋予政府相应权力，即遵循“公民权利——政府义务——政府权力”的基本模式。因此，政府义务是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从人权代际理论看，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政府承担“不得克减”、“即刻性”义务相比，《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政府义务采用了“采取步骤”、“逐渐充分实现”用语，政府的“渐进性义务”主要基于文化权利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提出，但决不能错误理解为政府可以怠于履行义务甚至逃避义务。在理论层面，国际人权法学者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义务层次理论”，美国学者亨利·舒最早提出政府义务三分法，即避免剥夺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向被剥夺者提供帮助的义务。在此学说基础上，挪威人权专家艾德凝练出尊重、保护与实现三层次义务理论。199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食物权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书中确认了三层次义务理论。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对义务进行分类，如张翔博士依据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将国家义务划分为三种：消极义务、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

笔者认为A·艾德理论中的“实现义务”内容过于宽泛，“实现”一词可以说隐含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保护”。而张翔博士的并列“三义务”——消极义务、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也没有体现义务履行的难易程度顺序，而且从词性来看，“消极”与“给付”和“保护”也不一致。因此，从义务主体角度来限定，“消极”宜改为“尊重”，继而将义务内容按照履行难易程度分为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尊重、保护和给付。我们以“尊重、保护、给付三层次义务”为基础构建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保护文化权利的义务体系。

第一，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尊重义务，即政府不干预、不妨碍市民享受文化权利的消极义务，反映了文化权利的传统防御权功能。文化权利不仅是一项积极权利，亦具有消极权利属性，要求政府进行克制，履行消极不作为义务。政府在制定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时，应该充分尊重市民根据自己的民族、、语言习惯、风俗传统等，自由表达意见、创作和娱乐。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指出：“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生活和从事自己特有的文化活动。”因此，政府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制定不能将任何文化强加于任何人，应尊重个人创造和选择文化权利的自由。

政府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还体现在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中，应尽可能减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损害。如在设计城市交通发展线路时，应优先考虑避让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建筑、文物古迹等保护单位，从根本上避免对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影响。对于难以避免的，亦应该通过线路的局部调整，尽量使线路沿交通干线铺设，避免轨道交通下穿文物古迹。此外，应尊重现有交通理念、科技、管理及其服务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如陆海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船舶、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设备的制造、交通行业行政执法、管理、窗口服务等阵地所蕴含的交通行业文化。这些现有交通行业文化无不反映了市民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需求，是市民文化权利的具体展现。

第二，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对文化权利的保护义务。保护义务是指政府负有积极义务，使公民在实现文化权利的过程中，得到足以对抗第三人侵害的保障。政府积极行政保护城市交通发展中市民文化权利免受第三人侵害，此在行政法上称为“保护行政”。基于“保护行政”是以向市民提供某种帮助为“目的”，相对于“干预行政”而言，受“法律保留”原则的严格程度要低很多。但政府保护义务在于保障存于私人之间的文化权利法益不受侵害，此时受害者文化权利保护可能与加害者的防御权相冲突，因此国家更应谨慎采取措施，因为可能使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侵害。易言之，在此“政府一加害者一受害者”三角关系上，受害者有积极请求保护的权利，而加害者则基于防御权有消极免受政府干预的权利。

对于城市交通发展中来自第三人的文化权利侵害，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以及怎样采取措施？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因为从结果来看，只在于“政府‘是否’尽其保护义务，而非政府‘如何’尽其保护义务”。我们认为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的政府保护义务履行方式主要包括预防义务、排除义务和救济义务三个层次。（1）预防义务，是指政府负有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防止对文化权利侵害的产生或降低危害行为的程度。行政机关在文化权利立法框架内，为文化权利主体提供一定的行为模式，营造有序环境确保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又不妨碍他人。并根据比例原则权衡各方利益，适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文化权利的行使进行适当限制。建立和完善各种预防侵害机制赖以发生效力的规章制度和设备资源，并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2）排除义务，是当第三人侵害正在发生时，政府负有的排除第三人侵扰，确保文化权利正常享有的义务。在排除层次中，政府的保护义务具有直接性和现时性。（3）救济层次，是指由于第三人侵害致使文化权利主体利益遭受损失，政府负有追究侵害者责任以补偿受害者，使受害者的文化权利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义务。

第三，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对文化权利的给付义务。给付义务即指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促进文化权利实现抑或直接提供援助、服务，照顾人们基本的生计维持、整个社会安全，以及消弭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1）在城市交通规划与设计中贯穿文化权利保护意识。提高交通规划与设计的“人性化”内涵，使城市交通系统更好地服务于民，积极提供“物质条件”。政府在城市交通设计中，应将轨道线路、车辆设计、站台建设与城市整体的人文景观风貌有机结合起来，使轨道交通不仅成为城市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成为现代和未来城市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以城市交通发展为契机，打造城市个性文化品牌，增加交通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提高城市的品位，扩大城市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培养市民对文化的保护意识。（2）创造条件，为市民参与城市交通文化提供便利。利用网络等现代方式积极公开政府交通决策信息，扩大市民对交通发展的知情权。在现有的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决策的听证会、公共评论会等形式的基础上，借鉴英国城市规划中市民参与的形式，如市民评审团（Citizens Juries）、焦点小组（Focus Groups）、市民意见征询组（Citizens’Panels）、民意调查、公民复决、开放性区域论坛（Area Forums/open meeting）等，扩大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决策的形式。（3）直接提供援助与服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不断改进和完善公交服务系统，设置城市盲人行道以及方便市民步行的街道。发展多样形态的交通工具，提高市民“行”的能力。实现交通运输管理的组织化，保护现有城市历史文化遗迹。（4）制度性给付，在国家立法框架内，以科学发展观和现有交通理念、人文精神为指导，重新审视现有的城市交通政策规章；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设立交通纪念日、开展交通纪念活动、交通文化活动，增加交通文化氛围；出台相关规章政策，保护重点交通文物，为一些重点交通工程建立纪念碑、纪念亭等。以此种方式，弘扬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文化，让现有的交通发展留下它的文化痕迹，为城市交通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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