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论文范文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语境诠释
“Humanism”isbeingemphasizedinjournalisminAmerica.Itisostensiblythereactiontotheautocracyoftherealisticindustryandcommerceandjournalismspecialization,ButactuallyitservesforthepoliticpracticeofthejournalisminAmerica.”Humanism”issupposedtobeawordacknowledgedbytheworldwildjournalism,Buttheuniformofthe“word”usuallycoverthedifferenceofitsmeaning,whichwillgiverisetodifferenthumanismconcernevenresultinconflictinthejournalismpractice.soundertheglobalcircumstances,Weshouldanalysedialecticallyvariouskindof“humanism”fromdifferentcircumstances,Becautiousaboutthesupremacybehinditandmakeeffortstourgetheglobaljournalismtostandatthesamepositionandtoserveforthewholehuman’profit.
在美国新闻教育界，“人文主义”正受到关注：他们有的将“人文主义”作为与“专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概念提出，如WILLIAN.WU认为，新闻客观、自由等专业原则已经忽视了对人的关怀，使得新闻成为一种缺乏人文关怀的纯技术存在（他在“21世纪新闻传播峰会”汕头大学分会期间的一次发言）；有的从新闻教育与文学的关系的渊源上提出，如JAMESW.CAREY认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等等。”（《新闻教育错在哪》）当然，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弊端及新闻教育的起源这些角度来提出“人文主义”，有其合理性，其运用得当会给新闻业输入新鲜的血液，纠正目前新闻业界的一些弊端。但其实稍稍识理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新闻学界”人文主义”的提出使用的是”障眼法”,它掩盖了”人文主义”出笼的另一缘起,即直接地说是美国的9.11事件,间接地说是美国的价值中心意识。然而，这一表面看去并不怎么高明的手段却好像蒙蔽了不少人的眼睛。它甚至得到一些华人学者的回应，如李欧凡在肯定JAMES.W.CAREY的观点的基础上：“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意义的社会学科……”，进一步指出，“媒体从文字、印刷逐渐向視觉和网络的转变，“不只为新闻也为整个社会帶來前所未闻也难以想像的影响。這一個影响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危机。”（《新闻不等于传媒》）当然，李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观点的，其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他却由于忽视了卡莱人文主义提出的复杂背景而无意中强化美国式“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基于“人文主义”出笼的背景的复杂性及其语意的模糊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辩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时必须对其加以批判的再诠释，否则，会带来概念的混乱和操作的冲突。本文旨在对美国新闻界“人文主义”关怀提出的背景作一番全景式的描述，以期引起读者在全球语境下对“人文主义”进行深度解读。
一“人文主义”提出的背景
工商业背景：现代新闻的产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信息的需求。在技术(硬技术和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越来越为一种工业化、图像化、流水线作业形态，越来越偏向于经济效益的单极发展。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与新闻专业理念相对应的一些传统操守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如正义、道德、民主、批判等。这样一来，社会中那些色情、暴力、猎奇、刺激等凡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东西成了新闻的“座上宾”，而传统操守却成了“阶下囚”。作为纯粹经济手段的新闻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却漠视了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新闻中“恶”因子正死灰复燃，而“善”的因子却正渐行渐远。政治背景：美国新闻媒体自由传统不仅受到商业的“软”挤压，更受到了政治的“硬”挤压。这种挤压在美国近几年发动的几次战争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战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其中，9.11“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的压制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假新闻的中心，以混淆视听，配合战略的需要。而主流媒体也是亦步亦趋，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更绝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国家利益中心“的幌子压制不同的声音，把与政府不同的意见甚至宣判为“卖国”。在这样的“标签高压”之下，主流媒体更是噤若寒蝉了，新闻自由的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背景:民族主义历来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美利坚民族确实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有着最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有着引领世界潮流的精神文化等等。生活在这样富有国度享受着现代财富的“单面向”（马尔库塞语）的人根本不需要媒体对现行制度作太多的批判。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自信、自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的批判更显得多余，“自由、客观”的呼声更成为一种不协调的噪音。在国家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狠狠打击那些敢于与自己为敌的“”、“邪恶轴心”。在这样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媒体必须为自己民族主义的呼声造势在必行,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文”的趋势成为必然.
在以上背景的压力之下，新闻的“自由”理念已经奄奄一息了，新闻的传统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任何存在都是价值的存在，任何存在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新闻也是这样的。当“自由、客观”的理念显得苍白无力时，美国新闻业必须为自己选择另一个生存的峰顶，于是“人文主义”便应运而生。
二“人文主义”的悖谬
然而，美国新闻学者要么从经济、新闻专业主义弊端背景出发，要么从新闻教育的起源出发来倡导、传播“人文主义”，却闭口不提“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背景，以显示其治学的公正性、客观性。因此，表面上看，“人文主义”是一种对现实工商业、新闻专业主义专制语境的一种回应和反弹，也是对新闻自由、客观理念传统的接力和升华。因为在新闻传统价值中，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公正、客观等理念，它们的终极所指都是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世俗性和理想的超越性，而当传统的新闻价值理念遭到当下语境的怀疑、批判时，“人文主义”无疑是一个更具时代感、号召性、普适性的概念。但我们如果联系其出现的政治、社会背景则会发现，“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又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其实，“人文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都是值得提倡的，都是正面价值取向的。但任何语词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同一语词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其所指往往不同甚至是迥异的。换句话说，任何语词、理念的提出都有具体的语境，我们必须结合其具体语境对其进行具体的语用学的分析，而决不能将之普泛化、一般化。同理，对“人文主义”的判断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page_break]上文已经谈到，美国新闻业的“人文主义”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压力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它对不同的背景构成不同的意义。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技术结构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的无形压力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困惑，所以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对美国社会与对其它国家的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即对经济、技术对人的异化提出批判，强调新闻对人的尊重。从这个角度看，“人文主义”对全球来说都是积极的价值取向的。其次，经济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政治、社会信仰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目今传递的并不是和平的福音，相反地却带来了政治、价值观、信仰的更大的冲突和激荡，而9.11便是这种冲突、激荡的最终表现。在一个价值观、信仰多元的全球语境下，基于其中一“元”价值观、信仰推导出来的语词、理念放到其它“元”的价值体系中肯定会产生冲突。而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价值体系中产生的“人文主义”也不能例外。因为不管其提出者、宣扬者如何美化它的合理性、人文性，他们都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立场来定义“人文主义”的，甚至完全不顾别国的“人文主义”立场。举个例来说：
9.11事件中，美国新闻媒体完全是公开按照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进行报道的。在这些报道中，媒体可以先验地将本.拉登及同伙标签化为“”，先验地将9.11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然后按官方及自身的刻版成见去现实中寻找素材。其结果就是，主流媒体往往不经任何权威的证实，通过夸张化的图像、数字来反复渲染9.11事件的悲剧性，夸大“炭疽”病毒的普遍性等等，进而在全国、全球范围内渲染恐怖气氛，给战争制造合法化的借口。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媒体通过对“”非人道的揭露来表达自己对死难者、普通民众的“人文主义关怀”！然而，在对这一事件的“人文主义”的报道中，具有反讽意味是：阿富汗人民生活在贫困、饥饿、死亡、疾病、惊恐的非人环境下这样基本的事实却缺少美国主流媒体的最起码的人文主义关怀！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新闻霸权主义的又一理论的幌子罢了。
由上可知，语词的同一性并不代表内涵的一致性，它表现在新闻业务操作上则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对立的人文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新闻界的“人文主义”理念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得到了全球性认同和肯定。但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彼此在其内涵上的相异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主义”的关怀重心是不同的，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悖谬。
三新闻“人文主义”的再诠释
要使“人文主义”成为世界新闻业界的普遍理念，我们必须对它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并对不同语境下“人文主义”的不同内涵进行批判性的再诠秋。笔者下面就“人文主义”的这种再诠释发表一些综合性、一般性、方向性的意见，以供批评：
首先,“人文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世俗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新闻的“人文关怀”不仅应该关注人的基本生存权力的合理表达，而且应该关注人的正面精神、价值取向的申诉。如新闻在关注报道“全球化”这一命题时，不仅应关注“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更应强力关注被“全球化”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物质生存落差及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不同声音。
其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文主义”是在同自然、神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概念，且其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产生以来，就先后经历过古典人文主义、浪漫人文主义、非理性人文主义（其中主要流派又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人，但关注的向度是不一样的：古典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相对于自然、神而言的主体性、理性等；浪漫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超越功利、机械化的浪漫诗化的热情；而非理性人文主义关注的则是人自我意识、无意识等东西。因此，新闻的人文关怀应具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不仅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的差异性，更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差异性。如中美记者在相互报道对方的国家时，既应看到双方在物质、文化、政治差异，更应看到这种差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从而真正达到客观、公正的报道，真正达到对不同语境下“人“的理解。
再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人不仅有共性，更有差异性，其差异性表现在其外在的诸多规定性上，如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习惯制度等会影响差异的形成。所以新闻在表达人文关怀时应该注意不要从抽象的真善美、假恶丑的概念、逻辑出发去选择新闻素材，而应该结合不同的人文语境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尊重不同语境下的具体的人，并全方位地传播能使这些具体的人得到正确理解的新闻信息。如在9.11事件的报道中，理想的人主义报道应该是这样的：在报道美国灾难的同时，媒体应以平衡的笔触去报道阿富汗的无辜难民，同时对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应该给基地成员、政权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子
总之，“人文主义”在美国新闻业理论界的提出表面上看是一种历史进步，其实质是其国内新闻业实践界的一种理论回应。在全球化利益多元的格局的下，“人文主义”存在基于不同利益判断的多个“文本“。如果我们迷惑于它表面的同一性，丧失批判和整合意识的话，那么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很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新的借口，新的幌子。所以不同国家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的理念时，一定要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批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人文主义”的口号真正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同时也真正为世界人民谋福利，从而使得新闻“人文主义”的改进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化。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1.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源于“人文”和“人文主义”。何谓“人文”，中西方都有对它的解释。就中国而言，在《易•贲•巽》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程颐解释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第80页）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人文”的解释是相对于“天文”而言，从而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就西方而言，“人文”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其核心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文精神的主旨没变。就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教育状况而言，我认为周国平先生的阐释对我们更具启发意义，周国平先生说：“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他活得要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周国平：《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47页）从“尊严、自由、独立”等方面理解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发展在思想上的深层内涵，也是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2.历史学科的本质是人文学科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承载者是各门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是相对于自然学科而言的，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这些学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成一个人的人格、品质与修养，从而达到发展人性、健全人格、完善素养的目的。历史学科无论是从其渊源还是主旨功能来看都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其核心是文化素养的养成，而不是一门实用性的应用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历史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就是用人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去教育后人，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传承文化上具有特殊的优势。所以，人文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最本质的属性，人格教育是历史课程的最重要的目标。所有背离了这一属性和目标的教育行为都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
二、历史教育的现状
1.历史学科在学生中的窘境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的专家曾对北京市2000多位学生课程的学习状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其中学生对历史课程有以下反映：在“最不愿学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3位；在学生对15门中学课程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2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赵亚夫教授曾进行过“关于学生和教师的历史教育观念”的调查，学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看法是：①历史就是时间、地点、人名和事实的代名词；②学习历史要死记硬背，所以历史课是一门令人生厌的课程；③历史课上学习的东西往往不切实际，距离现实生活太远，而且不能有自己的看法；④历史就是教科书上写的东西，既不是故事，也不是史实；⑤我们的历史观点经常是被强迫接受的。（赵亚夫：《追寻历史教育的本义——兼论历史课程标准的功能》，《课程•教法•教材》2004年第3期）我也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学生中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大同小异。我们曾经认为最有意思、最吸引学生的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低，这令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震惊，我们到了必须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2.历史课堂的普遍教学模式与人文精神的背离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有两种普遍的背离人文主义教育的功利教学的行为。一种是“唯知识论”，这种教学模式就教学内容而言，考试考什么我就教什么、练什么；就教学方法而言，历史就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就评价方式而言，学生考高分就是历史学得好。虽然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在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是在遮蔽历史丰富的人文内涵，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历史教师仍然奉行不逾。另一种则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唯能力论”，这种模式是在新课程改革和相应的高考进行后，教师针对高考对“新材料”“新情境”的重视，片面崇尚对史料的概括、提炼、分析等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标准化、机械化和统一化，从而将丰富人文内涵的历史教学转变为纯技术性纯理性的历史史料教学。就历史教学的本质而言，这种教学模式的危害更甚于前一种，因为人文教育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一味强调“技术理性”“唯智教育”等非人性化教育的否定，就是在于对情感、人格的陶冶，而“唯能力论”恰恰又将我们带回了人文主义教育所要否定的那些东西。
三、在具体教学中加强人文主义教学的实践
1.在学习目标设计上注意突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设计学习目标的宗旨是让学生通过教学发生变化并获得进步。作为培养人文素养的核心学科，历史要求学生的变化与进步是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历史学习目标的重心应该在塑造学生的人格、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上。我们要充分利用历史丰富的素材，如用优秀的历史人物、富有人文内涵和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事件等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在历史环境中理解历史、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沟通和碰撞，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情感体验内化的过程中接受心灵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魅力、反思人性的弱点。随着情感体验的积累，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增长。
2.改变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人文的教学方法人文的教学知识与人文的教学方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人文的教学方法的核心就是坚持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个体的历史感悟。历史课堂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战场，在历史课堂上，教师必须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还学生自主的学习空间，打造富有人文精神的课堂，这就需要从课堂氛围的营造、教学手段的改变等多方面入手。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国家，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制定以后，由于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1821年3月底，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1月13日，起义者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但是，土耳其在埃及的支援下镇压希腊起义。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但是，希腊应当完全自治。然而，土耳其拒绝给予希腊人以自治权。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又签署了《伦敦条约》，要求土耳其同意建立自治的希腊国并停止镇压。但是，土耳其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拒绝了三国的要求。因此，英、俄、法三国出动联合舰队对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全部歼灭。1828年，随后又爆发了俄土战争。英，法，俄三国联合或单独干涉土耳其的结果，导致了希腊的独立。1830年，英、法、俄签署了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
之后，欧洲列强又以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基督教徒为名义，对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联合或单独的干涉。除了欧洲列强以人道为理由对土耳其的干涉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还以人道为理由对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过干涉。
由此可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而且，每次干涉都是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2）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3）
笔者认为，历史地考查“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起源和国际实践，可以看出，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特点：其一，国际法上没有明文禁止，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其二，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
二、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在西方学者中，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一种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而另一种则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专横的干预。
（一）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
劳特派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4）可见，劳特派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
劳特派特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认为：“个别国家进行干涉时很可能-而且曾经-滥用干涉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实，也削弱了干涉作为国际法规则的地位。但是，这种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集体干涉”。（5）同时还指出：“《联合国》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6）
可见，劳特派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指出了《联合国》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并对个别国家滥用干涉的行为表示质疑。劳特派特主张在《联合国》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但是，劳特派特的观点并没有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对所谓“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并没有阐述清楚；也根本回避了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这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为其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现实。
美国国际法教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法官托马斯。伯根索尔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的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虽然第2条第7款规定了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但是，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但是，托马斯。伯根索尔同时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7）
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没有阐述“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他虽然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依据，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的义务，但是，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伯根索尔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还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并且，对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所以，他们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概念和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还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见，合法论的观点本身具有矛盾性，它无法回避和否定《联合国》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
（二）主张“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虽然有时干涉是非法的，而有时，在某种情况下，干涉据说是合理的。但是，严格意义的干涉最好定义为非法的干预；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以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如果某事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权限，那么，外部的或国际上的关心就不是干涉”。亨金还指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所禁止。”（8）
可见，亨金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是被《联合国》所禁止的。
托马斯。伯根索尔曾引用布朗利的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他还引用了1973年《美国国际法季刊》第67期发表的弗兰克和罗德利文章的观点，认为该文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9）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实际上并不赞同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两种观点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西方学者之间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武力的干涉。
三、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评析
（一）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10）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11）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2）
（二）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模糊观点。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3）
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观点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例如，1991年4月5日的联合国第688号决议，允许国际救援机构将救济物资运送到伊拉克。同年4月17日，一些西方国家计划派出军队在伊拉克境内建立难民营。1992年8月13日的安理会第770号决议，授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向萨拉热窝和波黑等一切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人道援助。1992年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向索马里派遣联合国部队，以保护联合国救济物品的分发，等等。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14）
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地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如联合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作出的处理伊拉克、前南斯拉夫人权问题的安理会决议，1992年联合国出兵索马里的决议，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亦应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和公认的原则进行，采取的步骤应尽可能少干预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应迅速停止。（15）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观点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并不彻底。
四、“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违法性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或干涉
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
当今国际法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互相尊重国家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一）国际人权保护，不得侵犯国家。
《联合国》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对国家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国家是最高权威，国家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公认的基本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首先必须相互尊重。
国家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不得更改，因为至今尚未产生具有同等性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人权及其国际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国家是人权的基本保障，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或“人道主义”为借口，公然侵略别国或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二）国际人权保护，不得干涉内政或使用武力。
《联合国》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可见，对别国破坏国际人权法罪行的制裁或惩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干涉该国的内政。任何一种制裁或惩罚行为本身必须符合国际法，必须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现代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侵略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的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都是破坏国家原则的行为，其本身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还必须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由于它允许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因此，它必将削弱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为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就其“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都发生在大国压迫弱小国家的场合，并且都是为干涉国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16）
五、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
《联合国》第2条第7款规定：“本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第7章规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第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第46条）。
可见，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唯有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
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即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发生了侵略行为。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必须指出，上述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的真正目的，仍然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否定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权高于”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弹“人权高于”的论调，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悍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野蛮空袭，对一个国家持续进行了79天的狂轰滥炸，并摧毁了我国驻南大使馆，公然侵犯南联盟的国家，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政，甚至屠杀南联盟的平民。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家，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17）
参考文献：
（1）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1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0－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3）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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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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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邵津主编：《国际法》第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孙纪成著：《人权初论》第196－1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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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30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抬头，并逐步汇成一股汹涌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肆意冲击下，人的生命可以任意践踏，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不值一提，人在意识形态狂热下不过是一种工具。一个所谓的文明世界为何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人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才能得到一种切实的保障?这些问题很自然地成为一切进步思想家和理论家，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去应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霍克海默尔在《独裁国家》中、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都综合运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分析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并用人道主义哲学对抗崇尚强权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推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到了50年代，新的冲击又进一步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一个冲击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其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披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将现实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非人道方面突现了出来。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解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内心世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和无可估量的。西方的左翼人士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打量苏联这片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国土，西方国家组织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了党。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大地震”后，马尔库塞出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弗洛姆写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作了颇为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他提出了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更推动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另一个冲击则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人形成的新“异化”压力。商品经济在自身发展的新阶段中，已表现得不再只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还成为一种把所有消费者转化成为实现自身无度增长的工具；它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各种欲望，而且还在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欲望；它在提供人们更多“余暇时间”的同时，却前所未有地使人更加奔忙、更加紧张。正是这种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商品经济悖论的存在，激起了关心着人类解放和命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新的思考。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一书，揭示了当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实现了社会一体化、失去其内在否定性而只剩下维护现在制度肯定性的单面社会，分析了哲学的历史制约性以及单面社会中的人的解放问题。哈贝马斯在《科学与技术即意识形态》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这些论著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都有着这方面的思考。
60年代末，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注意。因美国政府进行侵越战争，实施种族歧视政策，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教育危机等，1968年爆发了席卷北美和西欧的自二战以来最为激烈的和工潮，法国甚至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在“五月风暴”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了新左派造反运动的理论武器，马尔库塞和萨特都曾积极地声援了这一运动。这说明，以前还停留在理论界、学院狭小圈子内的这股思潮此时已在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抗议运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和实际影响。
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又有了自己新的发展形式。在新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和人文关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延续着自己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形成了新的流派和代表人物。比如颇具盛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自己所谓的“语言学转折”，试图用语言学领域中的方法论突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当属其中的佼佼者；又如高兹、里斯等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创建所谓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高兹还力图把社会主义同后工业形态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
在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本身包含着各种理论流派，而各代表人物在某些问题上的主张也不尽相同，甚至会相反，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人性、人的本质理解上，认为人是人的最高价值、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爱人。
第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理解上，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中心。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抽象的个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作为其出发点，并以此来，理解和解决一切哲学问题。
第三，在对马克思的异化观的理解上，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分离，异化的克服就是人向自己的“类本质”的复归。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范畴最为确切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核心范畴。
第四，在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上，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体性被忽视了，过分地强调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性。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到萨特的“自由选择”，贯穿着一条强调和突出人的主体性的路线。
第五，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法是以人为中介的辩证法。如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认识到这种方法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萨特也认为辩证法应当在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
二、马克思主义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
历史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产生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包含有相当积极的因素。比如它对主体性的强调，对历史辩证法的重视以及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中所具有的机械论色彩，有助于突出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实践论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读既有着自己的理论意义，更有着一种功能性的现实意义。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阿尔都塞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的辨识。在他看来，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青年卢卡奇、葛兰西一直到萨特，马克思主义被错误地阐释为各式各样的激进的人本主义，“他们以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为依据，求助于‘现实的’人道主义、‘具体的’人道主义或者‘实证’的人道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基础。”［6］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认识论断裂，把青年马克思的激进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哲学和成熟阶段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起来，用人本学逻辑宰制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他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制高点，利用其中的“人的本质”、“异化”和“自由”等等抽象的人本学术语来构建所谓的批判理论。这恰恰体现出了他们对待马克思哲学的非批判的理论态度，由此也说明了他们的理论立场并不是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的。第二，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是非科学的理论学说。人本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概念，把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形成的必然是理论怪胎，当然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人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它所标榜的“自由”、“价值”和、“理想”等等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或伦理的诉求，而不是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真正认识，因此它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正是在对人本主义的否定中创立的。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这一变革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与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划清了界线。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彻底抛弃了青年时期的人本学概念和观点，他创制了一套新的科学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并以这些科学概念为基础构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在早年深受意识形态欺瞒之苦，后来他终于识破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从意识形态的层层包裹之中突围出来，重新发现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他的科学理论正是源于对现实历史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决不是以抽象的人性去批判社会历史现实，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出发，具体透视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第三，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实际。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曾在所参加的共产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由于他们的非科学的理论立场和态度，使得他们不可能去客观地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因而他们也不可能提出指导工人运动实践的正确理论和战略。在他们眼里，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哲学范畴，而无产阶级革命则玄秘地表现为所谓的历史主体—客体的辩证运动。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实践是相脱离的，用他们的这种唯心的思辨的理论来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只会给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损失。就他们的后继者来讲，大多都是党外人士，与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其著作也基本上只是在学术圈和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是阿尔都塞着力批判的对象，但是阿尔都塞很少专门针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进行批判，或许他认为这样的批判并不能够给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的批判主要是是针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来展开的，具体地讲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本真面目的澄清，从而以此来否证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据的。这样的批判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否证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他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对于特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的介入和干预。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他不得不投身于两条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理论战线。第一条战线处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立之处。介入的目的在于厘清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从而驳斥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诠释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非法援引。众所周知，早期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青年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是通过把黑格尔哲学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的理论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这在青年卢卡奇身上表现得最为显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的思辨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到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那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辩证法被当作死狗一样抛弃掉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理论，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只不过是一种无用的装饰，因而是应该加以弃绝的。考茨基等人的观点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批评，特别是列宁更强调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捍卫和坚持在青年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身上产生了共鸣，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的逻辑就是马克思的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只有高扬辩证法的大旗，才能鼓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列宁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列宁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始终没有脱离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青年卢卡奇等人对辩证法的理解却产生了严重的理论偏向，他们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地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冒充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理论僭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和张扬来恢复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遮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本质，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合理的理论诉求。但是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同一的辩证法，这显然又是错误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其实质在于剥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而保留其合理内核，在他看来马克思保留下来的合理内核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找到了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真正的历史基础，这个真正的基础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无产阶级。但在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中，无产阶级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具有某种能动作用的精神实体，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则成为了玄秘的主体与客体同一的辩证过程。正是通过这种黑格尔哲学的中介，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现主体—客体同一性的空谈。也正因此，卢卡奇被视为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与卢卡奇一样，柯尔施和葛兰西也是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对于这种片面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相互联系，忽视和否定两者之间的根本异质性的做法，阿尔都塞表示坚决反对。在《矛盾与多元决定》和《关于唯物辩证法》等重要文章中，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作出了明确的界划。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总问题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建立在科学的总问题基础之上，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不可相提并论。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和规律根本不适合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能把它们非法移植到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来。通过这一介入，阿尔都塞凸显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对立，抽掉了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脚下的踏板———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入侵。第二条战线位于青年马克思著作和《资本论》的对立之处。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黑人女性主义起源于黑人主义以及黑人女权主义。在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黑人女权主义的是法国的作家弗朗索瓦•德•伊奥布妮。伊奥布妮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她的作品揭示了所有对女性主义的统治关系及其影响，目的是改变权力结构，而不仅仅是改变权力持有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在环境危机日益恶化、全球环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决定探讨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表明，自然的拥有可以映射到女性的占有，即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前者影响后者的理解水平与理解的好和坏。黑人女权主义者在上述声明中达成共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成因可以组合在一起，因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提高了战斗力。从表面上看，主要是黑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女权主义的对立面是男性沙文主义。但事实上，不管是以男人为中心，还是以人类为中心，他们使用的思维方式是基于标识为中心。西方文化已经成立了一个语言系统，这个系统是非常大的，并且是基于标识为中心，被认为代表这一普遍的真理。Davaine和沃伦是两个著名的黑人女权主义哲学家，她们分析了logocentrism类比人类在本质上男人与女人的类比原则:第一，人与自然等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是不同的，因此，人类有能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是可以让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服从自己的原因。第二，所有类似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的事情必须低于“人”和精神世界。自然属性和女性属于物质世界男人的财产和属性“人”相似，属于精神世界，自然女性比男性地位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需要不断地质疑，不断地解构，从而使文学批评的理论更加丰满。
二、托妮•莫里森与黑人女性主义
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处在一个受压迫的位置上，尤以黑人女性受到的歧视最为明显。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主要是白人男性、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在漫长的奴隶制度里，黑人女性经历着最为悲惨的生活，在她们的生活记忆里布满了鲜血和泪水，每段往事都不堪回首。在托妮•莫里森的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对黑人女性主义的同情，她创作的主旨就是为了唤醒那些饱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的觉醒，倡导她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与黑暗的压迫势力说不。莫里森的作品从关注黑人女性开始，最终上升到关注整个人类的层面，在他的意识中，自然就是反抗白人压迫的最好武器，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世界是所有黑人的快乐源泉。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聚焦黑人的坎坷命运和他们不幸的生活史，在精神极度匮乏的状态下给予他们力量，站在所有黑人女性主义的角度阐述了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莫里森的很多作品中，都描述了人与自然界、男性和女性、种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关系，并且最终都蕴育在她的文学作品当中，借助自然现象中不同的生命力展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所有细节的微妙展现不得不令所有读者折服，自然界和女性在他的笔下融合得极其完美，尤以《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和《宠儿》最具有代表性，每一部作品都很好地展现了女性元素的重要性，本文对托妮•莫里森的所有研究也都是围绕这四部作品展开的。在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中有这样两段话:“整车的煤渣被卸在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火焰把天空染成了暗暗地橘红色”;因而“踏进田里的枯草时，我们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显然，这是在陈述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不但影响到了自然界，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这是对工业革命的一种控诉，也对人们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感到心疼。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利用彼拉多这个人物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睿智、坚强、具有美国人创新精神的非洲裔商人的形象。彼拉多成为了黑人精神的标志，文中说她没有肚脐，实际上是在向读者展现一个万物之母的自然形象，自然界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完全被赋予在了她的身上，她是所有黑人女性主义力量的象征，也是自然界派来的使者，她的身体、名字都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莫里森的笔下加以修饰，展现了百折不挠的黑人女性主义精神。瓦利连是莫里森另一部作品《柏油孩子》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望，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了改变他的居住环境，他在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他在岛上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大自然对他的忍耐度。瓦利连的妻子是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失去精神上的控制就是因为饱受折磨和摧残所致，发病时用钢针扎自己的孩子，她是在同命运抗争，对压迫和歧视说不，也是对瓦利连最为直接的报复。可以看出，自然界和女性都饱受着压迫之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
三、非洲文化与黑人女性主义精神
在漫长的非洲文化发展中，他们一直把植物作为精神和力量的象征。在《宠儿》这部作品中，树木植物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是所有黑人女性饱受压迫的精神支柱，也借此来说明非洲的黑人女性主义精神是在肥沃的土壤中一点一滴顽强地茁壮成长。在莫里森的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非洲文化的不可动摇性，她一直在积极强烈地探索着黑人女性文化及其发展和演变。“我后背上有棵树，家里有个鬼，除了我怀里抱着的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这句《宠儿》中的对白让所有读者都印象深刻，当一个人的受到无缘无故的剥削之后，随之而来的恐怕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就好像人们对自然界的贪婪、滥砍滥伐是一种裸的暴行一样，每一次得逞都会换来下次的变本加厉。在《宠儿》中，作家将所有的黑人生命力都寄托在植物上，因为树是非洲文化中心灵停靠的港湾，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树”是被赋予了双重身份的，一方面是黑人女性，需要承受来自女性的虐待和侮辱，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界遭受到人们的迫害。在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丹芙，她是塞丝的一个女儿，在心灵上，她得到了某种意义的安抚，在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她感到成熟、清醒，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这是一种肯定的态度，是大自然、植物给予黑人女性的帮助。塞丝的婆婆名为贝比，她在森林间大声地呼喊，她想要告诉所有人:身为黑人，我们需要爱惜我们的生命，爱惜我们的灵魂，爱惜我们的一切。
四、结语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1.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其作品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主观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描述。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其重点在于表现人的灵魂，要求超越人的行为。表现主义通过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其不同境遇的感悟来表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社会的启发来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着力于这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意识流
（1）意识流文学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以经历人类主观生命的世界，其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意识流作品实现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机融合，从而组成主观心理时间，其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顺时序，且随着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为脉络。从人文主义角度上看，意识流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本真，主要以其心理暗示为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
（2）意识流文学主要包含了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对象主要是针对典型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现实生活，倡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我，着重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主要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安排小说段落的先后顺序，大量采用各种写作手法，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提高文学表现水平。
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主要强调了人的心灵象征是世界，侧重于“感应”的描述，在神秘感和通感的定义上，浓墨重彩。他将创造的象征分成两种形式。
（1）选定某一特定的对象，经由一系列的检测，完整地展示某种心灵状态；
（2）适当利用文学暗示，逐渐呈现某种心灵状态；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导致人们对宗教思想失去了信任感，这就促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仅相信自身内心的召唤和感受。
4.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场法国文学革命，其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探讨的问题，其涵盖了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萨特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存在是在本质之前产生的，其倡导自由选择。他将存在视为在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危机，根据面对方式的不同选择，其结果也天差地别，人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解决方式。存在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现意和传统写实这两种艺术风格，具有创新性。其肯定了人的价值，并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我和保持尊严。5.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其认为文学是超现实，也就是梦幻与现实的产物，即为绝对现实。其宗旨是与现实脱离开来，返回原始状态，彻底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独特和奇妙，采用大量新颖的比喻，内容丰富多彩，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写作手段的大量运用，导致读者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
二、结语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 “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是现代人基本素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已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和重要内容。初中生逐步扩展的生活是思想品德课程构建的基础，人的思想品德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和实践逐步形成的。在现代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的倡导下，教育者既要尊重科学的价值，强调科技教育，又强调道德教育，关注学生学会关心，学会负责、学会有人情味。人文主义教育是为培养完善的人格而不懈的努力，着眼于提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重视把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培养人的自信心和自我表现能力和合作精神，重视道德教育，培养人关心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培养人的责任感，为建立一个人文化的社会而努力。初中生生活范围逐步扩大,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日益增多，使思想品德获得健康发展，正是思想品德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中离不开人文教育的内容，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成为现代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教育功能上，人文教育既重发展人也重发展社会；在教育制度上，重精英教育更重普及教育。在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课堂再现生活的真实,为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处理好与他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总而言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在实践上是既教人会做人，又教人会做事。对此，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已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回归生活、感知生活、享用生活、发展生活”，教育生活观的基本理念“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已成为全体教师的共识。
二、现代中学生思想的时代局限
1.情感独占和情感冷漠的心理倾向
现代初中生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生长在过于优越的环境中，享受父母及整个家庭过分的宠爱，青少年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中长大，久而久之就淡化了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意识的膨胀，形成了许多独生子女所常有的通病，具有情感独占和情感冷漠的特点，独生子女比例之大和“四二一”式的家庭教育父母的溺爱，我们的使得独生子女体现出道德情感的淡漠，即道德责任心与道德使命感的缺乏，加上许多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不惜重金进行智力投资，望子成龙之心极为迫切，而对子女的思想品德是否健康发展却充耳不闻。而有些教师也只注重学生的智力发展，把学习成绩的优劣看作是评定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伦理道德的变化、社会观念的趋向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都影响这学生的情感走向，这些加大了学校德育工作的难度。。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社会责任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言论、行为、承诺等，持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产生的情感体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杠杆作用日益增大，当我们的社会趋利轻义，每个人都希望人人为我，却很少考虑我为人人，结果社会上处于一种自私自利的情况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学会从经济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设计自我发展的道路，当经济利益突显出来，青少年的理想随之弱化，个人独立性与自主性逐渐增强后，在孜孜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他们自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感只是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外在的东西。
2.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混乱状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一切都在影响、改变着人们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个人需要的发展，人的需要更加具有多层次性、无限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进而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趋向多元化。当代中国价值选择多元化并趋于实惠，在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的核心价值体系未完全建立之前，多样性的价值选择和多维性、宽容性的价值评价，往往会导致判断是非标准的模糊、相对化困境，使人们感到困惑，处在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东方和西方、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处在不确定和茫然状态中无所适从。社会的多元化既丰富了学生的思想，促进了学生从多角度多层面的了解社会，又导致了思想潮流的多元化，多元化思潮冲击着学校和家庭，同时又给学生的个性成长和性格培养带来了更多的变数。是非善恶界线模糊，个体自利意识高涨，个人价值选择的重利倾向相应地会导致价值选择混乱、社会舆论评价莫衷一是，缺乏共识，容易让学生善恶是非产生混淆。
3、青少年人生价值观的异化
人生价值观是一个人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个体的道德品质及其一生的发展方向。21世纪是一个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凸显的时代，关注人类生活，关注人的生命，已成为人们探索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体现。21世纪的青少年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价值观的异化体现在行为与认识的脱节：对“对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等高尚的人生观比较淡漠，又对崇尚自我完全抛弃社会国家利益的私利主义嗤之以鼻。现实的践行中，顺应并且认同了较低的社会道德行为模式。以致当今的青少年在认识与实践、观念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相当多的青少年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仅取决于个人的学识、才能、机遇甚至是人际关系，而与个人的道德品质没有直接关系。人生价值观向金钱和个人倾斜，同时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需要及满足，以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流行音乐、流行舞蹈为特征的西方大众文化对思想正在影响走向成熟的青少年，西方的工具理性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教义，西方文化的渗透是整个西方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的渗透，它潜移默化的改变着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思维模式较前辈人普遍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被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所替代，追名逐利成为很多青少年的人生理想，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冷漠、隔阂。
三、学生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的途径
为了更有效地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人文素养，笔者以思想品德拓展课为教学平台，汲取生活中的素材，展开实践活动，努力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生活能力和综合知识，着力提升学生良好的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
1、以人文教育为核心，促进学生的生活能力的提高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曾提出“学习即生活”的教育思想。生活能力的内涵是什么?目前理论界的界定多种多样，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以及社会实践能力，即面对生存应有的智慧；.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如具有同情心，关怀体谅他人；具有正义感，尊重人权，憎恶错误行为；具有开朗乐观的品格，热爱生活，乐于奉献；自立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具有责任感和自助精神；正确获取和选择自己需要信息的能力；学会学习和健体的能力等等。可见生活能力是一种健全人格的素质和能力，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发展的条件。观念是行动的灵魂，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育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率的作用，一切先进的教学改革都是从新的教育观念中生发出来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的生活认识论，注重使学生在现实生活背景中学习思想品德学相关知识，倡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解教育的真正内涵，例如生活中挫折无处不在,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挫折。生活中的挫折让学生拥有学会反思的智慧。让学生在挫折中不仅要学会坚强,更要在挫折中学会反思。要培养学生具有乐观开朗的性格，首先就要应该的是挫折感，在课堂上，笔者邀请班里能够正确面对挫折的同学介绍经验,给班里的同学以借鉴。然后组织同学认真思考生活中常见的挫折,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凡是能够联系学生实践的教育内容，笔者尽量让学生以主体的角色参与进来，在小组讨论分析的基础上，让学生对生活常识有了更清晰完整的认识；重新认识了生活的内涵，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知道养成良好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密切联系，并懂得了珍惜生命、关爱他人，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生活能力。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广泛的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G0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055-05
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主线。同时也是他所有批评的终极旨归。我们要想正确理解和把握萨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就必须认真考察他在《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等几部主要著作中所倡导和践行的“广泛的人文主义”，概括其基本构想，弄清其本质要求，领会其文化寓意。
一、“广泛的人文主义”之基本构想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即萨义德对人文主义的讨论是有针对性的，并非为了出示一部人文主义的历史，也不是要探究其可能包含的所有内涵。实际上，他所深刻阐释、努力践行并始终坚持的“广泛的人文主义”原则，是在批判、反思美国人文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所进行的本质修正和重新阐释。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个体精神；资本积累；封建制度瓦解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的伟大时期，历史上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为拉开欧洲近代史序幕的开始，也被成为欧洲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界线。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思想是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一批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涌现。这些伟人们创作了优秀的作品让文艺复兴从此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些优秀的作品往往是表现人的价值和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同样发生着变化，人的价值也被强调到了政治和经济中。人文主义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即使人文主义是一大闪光思想，但是在看待人文主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全面的看待，要看到人文主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过度的强调人的能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文主义里面的个体精神就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存在的社会背景和产生的原因
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大家都以为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历史上的十四到十七世纪。其实在欧洲十三世纪，末期已经开始有了个体精神的出现，只是当时的欧洲在封建制度和教皇宗教思想的统治下，个体精神不能明显的体现出来，否则可能因为违背封建制度或者宗教思想而受到处置。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开始，而且文艺复兴又是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号这就为人文主义中的个体思想埋下了种子。文艺复兴时期封建制服和宗教压迫已经开始动摇，人文主义的个体思想随着政策的放松和时代变迁开始不断膨胀，当时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在作品中表现个体精神。
人文主义中的个体精神为什么能在文艺复兴时期快速膨胀是有一定原因的。欧洲在十四世纪之前一直受到封建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双重压迫，那里的人们受着更加沉重的负担和剥削，那个时候的欧洲压迫要比中国的压迫残暴的多。中国也存在着宗教的影响，但是那个封建制度占主导地位，而且中国信封的是佛教传承的是真善美不干涉政事。但是欧洲十四世纪之前是封建制度和宗教相融合，那时候更加强调教皇的权威和神的能动性，生活在欧洲的人民思想受到神思想的控制，在那种压迫下人们对于神思想的反抗更加的强烈，更加痛恨宗教的控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提出一下子解放了欧洲人民的思想，人文主义中的个体精神不断膨胀、不断强化最后个体精神成为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人文主义中个体精神的不断膨胀和过度发展与之前人们长期受到宗封建制度和宗教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影响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百家争鸣有着异曲同工之效，但是中国的百家争鸣大多都是思想上的升华，在艺术作品中体现的非常少。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表达的思想，艺术家和思想家们都通过具体的作品表现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都是体现了当时的人文主义，其中不乏个体精神的体现。薄伽丘的《十日谈》里面人文主义体现的非常到位，但是里面过度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使个体精神也有较为显著的体现出来。米开朗琪罗雕著的塑像《大卫》表现的是一欧洲青少年对于力量和美的体现其中同样包含了个体精神的体现。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个体精神也不是只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对于那个时期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丰富有着重要的作用。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反抗的是封建思想的愚昧和宗教思想的神制造一切的思想。人文主义刺激了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更多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打破封建和神的束缚开始了自己个性的创作。人文主义个体精神支配着这些伟大的创作者开始自由发挥自己的精神和创作灵感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个体精神的支配，这些伟人们不互相借鉴和学习，但是他们凭借自己才能和技术创作出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作品。虽然个体精神对于人文主义来说有点过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有了一定的影响和积极作品。
三、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在欧洲发展史上的负面影响
人文主义个体精神过度发展和膨胀已经严重失去了人文主义的真正含有。好多人们开始歪曲的理解人文主义个体精神，人文主义里面对于人的关怀思想也被扭曲。人文主义个体精神被过度的强调人的权利和地位，欧洲的各个阶层开始享受人文主义带来的福利。从统治者到下层的人民开始主张及时享乐主义，人们开始变得享受和浪费，统治阶级开始出现了奢靡和腐败的生活作风，对于欧洲原始资本的积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阻碍了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步伐。
四、人文主义个体精神给拉丁美洲和亚洲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欧洲文艺复兴给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注入了伟大的思想力量，对于拉丁美洲和亚洲来说是苦难史的开始。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在欧洲的发展各个阶层都开始享受生活，欧洲本土的资源和资本无法满足这些提倡个体精神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欧洲的部分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开始了残暴的海盗行为和殖民主义。他们向富饶的拉丁美洲和亚洲开始疯狂的掠夺和殖民主义的实施。人文主义个体精神间接造成了欧洲对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殖民统治和残酷掠夺。人文主义个体精神也推动了亚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崩溃。
人文主义个体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衍生的一种思想。对于人文主义个体精神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待和全面的分析人文主义个体精神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个体精神使当时文艺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欧洲贵族开始过上奢靡和享受的不良生活，间接的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毁灭，但是却促进了亚洲封建制度的瓦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个体精神辩证和全面的分析下存在的积极和消极作用都间接或直接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3篇
我现在想很简捷地沿着最后一条贯穿我论文的途径去验证另一个故意挑衅的论点：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我想说，正因为观看人们用以迎接我这个论点的意识形态火焰的乐趣，就算我不曾把它提出来过，我也一定会发明这个论点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只要我们严肃地读解它，尤其只要对组成它的两个词语之一给予严肃的关注——不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词，而是“理论的”这个词。我说过，并且重复过，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但遗憾的是，“理论的”这个用语被那些不想理解它的人忽略掉了。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就这样把自己放在阶级的立场上，并且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大量现象。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发现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他没有别的对象；他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这个论点所能提出的惟一比较严肃的反对意见是与《资本论》当中回到异化主题的那几处文本有关的。我故意说“主题”，因为我不认为提出这个主题的那些段落具有理论的意味。我是想说，异化不是作为一个真正深思熟虑了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事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彻底的思考，以至于让马克思能够把它们指出来；它们便是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形式，当时这些形式才只是冒出地平线而已。所以，《资本论》里的异化主题可以说是作为还没有形成的一个或一些概念的对象生产出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够理解，巴黎公社如马克思所愿，使得异化这个主题变得多余了，就像列宁的全部政治实践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异化在巴黎公社以后就从马克思的思想中销声匿迹了，而且在列宁大量的著作里从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难题不仅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也纠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融合的历史形式不放。这个难题今天公开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考察它。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4篇
我现在想很简捷地沿着最后一条贯穿我论文的途径去验证另一个故意挑衅的论点：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我想说，正因为观看人们用以迎接我这个论点的意识形态火焰的乐趣，就算我不曾把它提出来过，我也一定会发明这个论点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只要我们严肃地读解它，尤其只要对组成它的两个词语之一给予严肃的关注——不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词，而是“理论的”这个词。我说过，并且重复过，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但遗憾的是，“理论的”这个用语被那些不想理解它的人忽略掉了。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就这样把自己放在阶级的立场上，并且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大量现象。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发现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他没有别的对象；他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这个论点所能提出的惟一比较严肃的反对意见是与《资本论》当中回到异化主题的那几处文本有关的。我故意说“主题”，因为我不认为提出这个主题的那些段落具有理论的意味。我是想说，异化不是作为一个真正深思熟虑了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事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彻底的思考，以至于让马克思能够把它们指出来；它们便是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形式，当时这些形式才只是冒出地平线而已。所以，《资本论》里的异化主题可以说是作为还没有形成的一个或一些概念的对象生产出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够理解，巴黎公社如马克思所愿，使得异化这个主题变得多余了，就像列宁的全部政治实践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异化在巴黎公社以后就从马克思的思想中销声匿迹了，而且在列宁大量的著作里从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难题不仅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也纠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融合的历史形式不放。这个难题今天公开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考察它。
人文主义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萧伯纳；现实主义；人文主义；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 I5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014-2
人文主义批判精神根植并脱胎于欧洲文艺复兴浪潮以及启蒙运动两大社会理念思潮，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被现实主义文艺意识吸纳之后，开始迅速释放渲染其真实全面展示不同人性、淋漓彻底揭露各种时代现状以及理性客观思索改良的独特内涵与关键表征，并逐渐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主要取向与重要诉求。人文主义批判精神不仅要求务实全面地面对审视群体人性、社会系统的种种表现，而且也倡导挖掘解析这一社会现状的深层原因，这种鲜明独特的价值索求也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全新路径，并催生出了一大批具有时代影响力与历史贡献性的伟大文学家，萧伯纳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萧伯纳的文学作品普遍基于人道和平、客观公正的人文主义精神理念，在现实主义的视角基础之上进行细腻多样的刻画演绎。而在吸收融合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核心理念之后，其所创作的小说戏剧等都以讴歌赞美质朴善良、揭露讽刺恶丑虚假、同情悲悯贫弱群体、抗议鞭笞强权压迫、客观评判既有现状、科学谋求多元共处来具体呈现其对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理解诠释，继而也协作释放这一文艺理念对于文学视域拓展延伸以及社会意识引导改良的价值效用。而基于这种科学多元的艺术鼎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及社会群体精神也在萧伯纳的作品之中达到了双元一体式的交互统一，也更加值得学界同仁借鉴消化、传承更新。
一、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内涵表征
首先，全面深刻地展示凸显不同阶层群体的自我人性。人文主义诞生于的文艺复兴时期，真实自然、自由多样地展露表现庞大社会阶层之中的不同身份群体的情绪波动、性格变化以及理想诉求是其反对宗教压迫与专制禁锢的鲜明特色。而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则倡导更为全面深刻地洞悉审视人性特征，客观辩证地去认知体悟真善美与假恶丑。尤其是在被现实主义吸纳之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也开始更为科学全面、协调深刻地去认知体悟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两面人性，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赞美以及对强势群体的嘲讽鞭笞便成为了主要形式，这在以萧伯纳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群体之中颇具代表性。
其次，淋漓彻底地揭露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种种现状。人文主义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蓬勃发展时期催生崛起的文艺思潮，摈弃宗教神学崇拜而转向进行社会现状揭露批判是其重要的突破性主张。而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则基于这一核心意旨又有巨大提升，其倡导畅快彻底地将贫富差距、权利悬殊、压榨压迫等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进行集中披露，无情揭露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罪恶弊端，继而激发社会阶层群体觉醒，呼吁弱势群体进行合理抗争。在被现实主义思潮融合之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则更趋于激进，萧伯纳等人道主义作家群体对于时代现状的揭露批判也最为淋漓无饰、彻底深刻。
再者，理性客观地思考探索社会系统的科学改良。人文主义之所以对近现代欧洲社会产生了至深的濡染影响，本质上还在于其既展示揭露问题现状又反思寻求解决途径的实践理念，这一理念也为理性科学地进行社会系统的积极改良提供了精神支撑与原理指导。而在人文主义批判精神之中，这种务实寻求社会改良的“理性光辉”也被完整继承，并对萧伯纳等现实主义作家所撷取吸收，激发了这一群体多元探索诸多不可调和的既有矛盾的解决途径，继而也使得批判精神的生命力与增益性更为持续鲜明。
二、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在萧伯纳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释放呈现
（一）讴歌赞美质朴善良，揭露讽刺恶丑虚假
萧伯纳出身于小职员家庭，并不优渥的生活境遇促使其早年奔波求职、谋求生计，这也使得其更为真实全面地接触了社会阶层的各个群体，并为其嗣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人物素材。在萧伯纳的大量戏剧之中，对于人物群像的展示批判显得鲜明坚决，其热情洋溢地讴歌赞美质朴善良的高尚人性，对于丑恶虚假的低劣人性则进行强烈直白地揭露讽刺，其广泛展示了工业文明高速发展期的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工人、市民、商人、无业者等等拥有迥异不同的阶层身份的社会个体在生活之中的喜怒哀愁、悲欢别离、内心呼声、情感寄托。在肯定弱势群体善良勤劳、温和淳朴等的可贵品格的同时，也对拥有社会主导权的资产阶级贪婪自利、野蛮狡黠的群体本性进行了强烈嘲讽。譬如在1892年发表的现实主义讽刺剧《鳏夫的房产》中，萧伯纳就成功塑造了医生、大商人、房产中介、股票经理人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形形的阶层形象，其在该剧的前半部分热情赞美了正直善良却清贫无产的青年医生屈兰奇，持续讽刺了依靠压榨贫民窟的工人、失业者等居民而发迹生财的大商人萨托利阿斯的狡诈专横的奸商本性，并对贪婪自私的房产中介人以及股票经理人等职业群体进行了细致展示。而当经不住利益诱惑的屈兰奇放弃正直立场而选择与萨托利阿斯以及房产中介人合作共同压榨贫民窟的居民之时，萧伯纳随之则以辛辣的笔调对这一带有小资产阶级贪婪自私本性的变节青年进行了无情嘲弄与直白厌恶，这一爱憎分明的对比呈现也使得萧伯纳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人性展示达到了充分有力的释放演绎。
（二）同情悲悯贫弱群体，抗议鞭笞强权压迫
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公正的价值核心强化提升了现实主义对于社会现状的文化层级与社会内涵，其倡导正直坚决而又不失慈悲博爱地去解构思索各种不公正、不平等、不和顺的社会现状，这也使得萧伯纳更为坚定地在其一系列现实主义小说之中进行对于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种种现状的揭露评判，并始终坚持同情悲悯处于被压榨被压迫处境的弱势群体、抗议鞭笞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强权阶层的基本理念。萧伯纳的小说大多创作完成于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对于无产阶级的同情支持以及对于资产阶级的蔑视鞭笞也构成了其对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在文学作品上的又一呈现特色。譬如在完成于1884年的现实主义中篇小说《业余的社会主义者》之中，萧伯纳就以“悲悯与憎恶的不同双眼”去洞悉审视了处于敌对对立状态之中的两大社会阶层群体的宿命抗争与悲喜结局。小说之中的男主人翁阿尔伯特是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普通工人，在目睹毛呢劳工被克扣工资并被强迫无薪加班这一不公现状之后，阿尔伯特便鼓励号召工人群体与其举行罢工抗议以实践其对于社会主义诸多理论的理解认知。工主史密斯一方面恶毒咒骂罢工群体，另一方面又私下密约阿尔伯特在其庄园内谈判并以重金高位利诱他。阿尔伯特当场拒绝并要求史密斯尽快合作，史密斯则恼羞成怒，斥骂侮辱阿尔伯特为“穷鬼奴隶”并指使管家将其驱逐。而当阿尔伯特与工人群体准备继续罢工抗议之时，史密斯则通过贿赂当地警察来驱逐罢工人群，阿尔伯特被警察以蓄意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拘捕入狱。当心灰意懒的阿尔伯特被警察推搡着押上警车之时，几名毛呢劳工站在窗户旁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史密斯则躺坐在皮椅上阴险冷笑，强烈鲜明的对比反差也使得宿命抗争的悲剧意味更为浓烈，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悲悯以及强权群体的抗议鞭笞也被再次强烈集中地衬托渲染。
（三）客观评判既有现状，科学谋求多元共处
在完成对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阶层群体的人性展示以及种种社会现状的集中揭露之后，萧伯纳也在积极寻求以文学探索的途径形式来归纳契合针对的解决举措，继而完成其对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社会化实践。这也使得冷静客观地评判既有现状、科学地谋求社会阶层群体多元共处成为了萧伯纳对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践行诠释与改良呈现。萧伯纳中期以后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都普遍带有强烈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并运用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多元地探索尝试。譬如在1894年公演的三幕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之中，萧伯纳就集中解构了无产阶级工资收入、资产阶级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争夺问题，其指出资产阶级围绕巨额财产进行的争夺行为也是导致无产阶级窘困贫弱的原因之一，他借华伦夫人之口所提出的提高工人薪酬、建立集体工会、公开登记财产等建议主张也表露了其对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人文化的处理实践；而在1896年的四幕戏剧《芭芭拉少校》以及1900年的三幕剧《布拉斯邦德上校的转变》之中，萧伯纳不仅更为客观全面地审视评判了工人群体罢工革命、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变革以及社会阶层不同群体联合抗议战争发动等时代现状，而且也更为科学公正地表露了和平解决阶层矛盾、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契合对策，这都使得萧伯纳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人文主义批判精神达到了超越同代的思想高度。
三、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价值效用以及更新对策
作为自人文主义之中萌发衍生的思潮理念，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取向诉求也基于人文主义所一贯倡导的真实自由、反思警醒、实践进取的理念核心，其不仅对于创作素材择取、写作手法改进以及主题理念更新等文学视域的拓展延伸发挥了辅助拓展的增益价值，而且也对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社会群体思想精神的引导改良产生了积极有效的推动效用，是兼具文艺熏陶性与精神导向性的思潮理念。而通过引介萧伯纳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则是释放延续人文主义批判精神这一思潮理念在国内区域的文学更新以及意识疏导的可行途径。鉴于此，相关从事文学译介传播的文化管理部门团体应当及时高效地践行以下若干方面的宏观方针，其一是要精准规范地对萧伯纳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相关联的人文主义著述论作进行梳理择取，重点将其具备成熟化的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戏剧小说等进行翻译编排，力求系统全面地将人文主义批判精神进行引入输送；其二是要倡导相关研究机构以及专业院校举办固定长期的有关萧伯纳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的专题研讨会、宣讲会、交流会，多鼓励学生群体进行感想发言、心得记录以及集体探讨，继而全面协调地实现这一精神理念的纵深推广；其三是要组织灵活高效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需要多带领相关相近专业的学生群体深入社会进行切身感受，对比萧伯纳的文学作品对于人性、社会的展示披露进行所处时代的对应总结，并在实践结束之后进行集体互动的深入交流、契合建言以及对策拟定，以达到学用结合、综合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萧伯纳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群落的卓越作家，以其著作等身的文学创作诠释演绎了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在具体可见的小说、戏剧以及散文等诸多文学作品之中的表达体现，并秉承这一精神理念进行了更为深刻全面地反思探索。通过罗列分析可以得见，萧伯纳的文学作品在继承吸纳真实全面展示不同人性、淋漓彻底揭露时代现状、理性客观探索社会发展改良等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内涵表征的基础之上，又细化了其讴歌赞美质朴善良、揭露讽刺恶丑虚假、同情悲悯贫弱群体、抗议鞭笞强权压迫、客观评判既有现状、科学谋求多元共处等对于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具体呈现，继而也极大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纵深变革以及显著辅助了精神意识的引导改良。科学细致地认知解构人文主义批判精神的内涵表征，深入全面地鉴赏评析萧伯纳文学作品之中对于这一精神理念的释放呈现，充分有效地接纳宣扬其在更新拓展文学创作、引导引导精神意识等主要层面的价值效用，并合理协调地归纳拟定传承延续这一的举措对策，不仅能够持续推动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社会系统精神文明的多元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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