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内容论文范文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产保全制度
一、保全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保全制度是指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制度。
保全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对于保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原告的目的往往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一定的义务，如交付合同项下的货物、支付拖欠的货款、返还物品或支付损害赔偿金等。诉讼是需要时间的，即使原告能够胜诉，其间也要经历若干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被告为了逃避判决生效后面临的强制执行，可能会转移或隐匿争讼的标的物或财产，也可能将其财产挥霍一空，从而造成生效后的判决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判决书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原告目的空。如何才能避免判决书成为“空头支票”呢？保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
二、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
财产保全通常是在法院受理诉讼后作出的，因此试行民事诉讼法只对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作了规定，但从到受理还有7日的期间，消息灵通的被告得知原告后仍可能抢在法院受理前把财产转移或隐匿；被告甚至可能在预感到诉讼来临之前就采取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可见试行民诉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是有缺口的，因此新民事诉法在制定时就增加了诉前保全的规定，使财产保全制度更加完备。
（一）诉讼财产保全
诉讼财产保全指法院在受理诉讼后，为了保证将来生效判决的执行，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物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民事诉讼法》第92条对此作了规定。《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03条规定，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场或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
采取诉讼保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采取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给付之诉具有给付财物的内容，有判决生效后不能或难以给付之虞，存在着保全的必要性。而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判决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存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不能或难以执行的危险，故不发生诉讼保全问题。
2、须具有采取财产保全的必要性。并不是所有的给付之诉案件都能够采取财产保全，只有具备《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的法定原因，即“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才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当事人一方的行为，主要是指转移、转让、隐匿、毁损、挥霍财产的行为或将自己的资金抽走、将动产带出国外等以逃避义务为目的恶意行为。所谓其他原因，主要指由于客观原因或物的自然属性，物的价值减少或丧失。如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能变质腐烂等。
3、一般应根据当事人申请而采取，必要时，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诉前财产保全
诉前财产保全是指在提讼之前，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诉前财产保全须具备的条件是：
1、具有采取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即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财产保全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这里的情况紧急，是指因利害关系人的另一方的恶意行为，即将实施或正在实施转移、隐匿、毁损财产的行为，或者因其他客观情况，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危险迫在眉睫。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利害关系人是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的人。诉前保全发生在之前，案件尚未进行诉讼程序，法院不存在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后，法院才能够采取财产保全。
3、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是在前提出的，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相比，法院对是否存在保全的必要性和会不会因申请不当而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更加难以把握，因此有必要把申请人提供担保作为诉前保全的必要条件。申请人如不愿或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就只能驳回其申请。
（三）两种财产保全的异同
1、相同之处。都是为了保证将来判决能得以执行而对有关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在保全的范围、措施、程序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
2、不同之处。（1）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不同。诉前财产保全发生在前；而诉讼财产保全是在之后或者在的同时申请。（2）引起财产保全程序发生的主体不同。诉前财产保全只能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而开始；而诉讼财产保全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而采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主动依职权采取。（3）法院对提供担保的要求不同。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而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则是“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4）作出裁定的时间不同。对于诉前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必须在接受申请后48小时内作出裁定，而对于诉讼中财产保全，则是对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
三、财产保全的范围和措施
财产保全既然是为防止将来判决生效后难以或无法执行而设计的一项制度，保全的范围就应当与法院判决申请人胜诉时确定的给付财物的范围相一致。根据处分原则，法院应当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法院判给原告的利益也不应超过其请求的范围，所以，保全的范围不应当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1款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人民法院冻结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冻结财产的人。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再对其进行重复查封、冻结。
2、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当事人、负责保管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及人民法院都不得使用该项财产。
3、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以采用变卖后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的方法予以保全。:
4、对不动产和特定动产（如车辆、船舶等），人民法院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产权的转移手续的方式予以保全。
5、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6、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利益，可以限制其支配，并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7、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文书 教学内容 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李蓉(1977-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与法学;涂玲(1971-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警察法学。(江西 南昌 330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高等学校省级教改课题“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教学内容设计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XJG-12-40-3)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37-02
“法律文书”是高职院校法律类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重点讲授各类法律文书的制作与应用,以培养和提高同学的法律实务操作技能为教学目的。目前,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设置不科学,课程理论缺乏系统性,实训环节流于形式等问题,不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必须对教学内容加以整合,从务实致用出发,将教学内容的设置与司法实践接轨,改革文书讲授“理论+实训”的单一教学模式,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教学需要。笔者通过多年法律文书的教学经验,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对该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所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及解决办法作如下探讨。
一、高职院校“法律文书”教学内容设置的不合理现象
目前,“法律文书”教学内容的设置普遍存在着课程知识体系零散,内容安排与诉讼环节脱轨,理论与实训环节的设计不够灵活等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具体表现在:
1.总论基础理论与分论知识点相割裂,教学内容缺乏整体性。“法律文书”的教材一般将教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总论与文体分论。总论是该学科的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介绍法律文书的概念、性质、作用、特点及制作要素和基本方法,其中,教学重点和难点是法律文书制作的基本原理,如法律文书主旨的确立、材料的选择、结构的安排和表达的方式、语言风格等,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写作学方面的知识;分论部分讲授各类文书的格式、特点、制作方法及培养和训练同学制作文书的能力,其中,以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为主体所制作的文书为主,这部分的内容需涉及法学方面的知识。法律文书总论和分论主要涉及的学科知识不同,有的院校将这门课程总论与分论的教学任务分开,分别交由不同系部的老师来承担,总论部分由公共基础部担任写作课的教师授课,分论部分由法律系担任诉讼法课程的教师讲授,这有利于相关内容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讲解,但也容易使总论与分论的知识相互割裂,导致知识链条中断,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2.机械地按照制作主体的不同安排教学内容,中断文书之间的往来,学习过程与诉讼环节不符。“法律文书”的分论部分,是有关具体文书的制作方法与技巧,现在使用的教材,大都按制作主体的不同对此部分内容进行编排,一般先介绍公安机关的主要法律文书,然后是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相关文书,最后是狱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制作和使用的文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习惯于完全依照教材的顺序讲授具体文书,这样安排教学内容的好处是同学易于把握不同部门文书的总体特点,但是文书讲授的先后顺序,明显与办案程序不符,因而无法体现不同制作主体在办案过程中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学对于具体文书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作用及不同制作主体的文书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难以把握。例如,在讲授民事诉讼中制作和使用的法律文书,按照民事诉讼的进程,应该先由原告向人民法院递交民事状,再由被告做出答辩,才可能会有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文书,但根据教材内容的安排,要先讲民事审判文书,再讲诉状类文书,与诉讼环节恰恰相反。这样势必把各制作主体之间的法律文书孤立开来,导致原本密不可分的案卷材料在同学的心中成为孤立的、零散的文书堆砌。
3.具体文书的内容一律按照“理论+实训”的教学模式安排,教学方式过于单一,理论知识重复累赘,课堂气氛沉闷压抑。“法律文书”分论部分虽然涉及的文书种类繁多、作用不一,但教师授课时往往以不变应万变,统一将各种文书的教学内容划分为两大块,一是理论知识,包括相关文书的概念、格式和制作方法等;二是实训环节,指导学生根据材料制作文书。教学实践中,教师一律按“理论+实训”的模式安排内容,这在形式上虽然采用了理论与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较之以前从格式到写法的纯理论教学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但教学效果仍不够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每种文书的教学内容机械教条地分为理论和实训,导致理论知识重复累赘。大部分文字叙述类的文书,内容都包括首部基本情况的介绍,正文案件事实及理由的阐述以及尾部的签署、成文日期、附项等内容,再加上不同法律文书的首部、尾部的事项和正文的写法都很接近,教师如果在授课中,对不同文书的理论知识都一一详细具体地讲解,那么,在学习第一、二种文书时,或许学生会有一些新鲜感,可学到后面,不仅同学会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教师也会越讲越乏味。二是具体文书讲授按先理论后实训的程序设计,致使教学方式过于单一,课堂气氛沉闷压抑。教学实践中,教师大都不顾及不同文书之间的差异,一律按先概念、格式、写法再实例、实训的顺序来安排教学环节,这种按部就班的内容设置,使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具体文书的特色不易讲清,同学容易只看到不同文书间的共性,感受不到它们的个性,从而忽视文书之间的差异,不利于操作技能的培养。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民航法律；英译；功能对等；“读者反应论”；内容对等；语言色彩对等
一、中国民航法律英译概况
中国民航法律体系涵盖三个层次的法律。第一层次：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它规定了中国民航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层次：国家总理以国务院令或授权中国民航局的27部行政法规，它们明确了民用航空活动的种种规范；第三层次：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的115部现行有效规章。
目前，中国民航法律的英译并不盛行。中国民航局官网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有英文译本。顺应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大趋势，民航“十三五”也将启动，中国民航未来势必要开启国际化发展的新局面。相应的，中国民航界的法律体系注定也要与国际化接轨，其英译也就势在必行。比如，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包括一些与国际合作息息相关的法律（如《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等），随着民航国际化新局面的开启，有相应的英文译本便显得至关重要。
二、功能对等理论
翻译是一种实践活动，往往需要理论的指导。中国民航法律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具有专业、严谨、规范、法律效力等特性，其英译需要精益求精。因此，找到一种翻译理论作为支撑，对于保证其英译质量大有裨益。在翻译界，功能对等理论可谓公认的权威性翻译理论。本文将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民航法律的翻译。
功能对等理论为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所创，该理论强调 “功能”上的对等。“功能”是指语言在交际上所起到效果，翻译中的“功能”即“读者对文本语言（包括源语和译入语）的理解效力”。简言之，功能对等的核心内容为“读者反应论”，即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
鉴于该本质，功能对等理论兼顾两方面的对等：译文较原文的内容对等和语言色彩的对等。一方面，就内容而言，只有译文准确无误再现原文信息，译文读者才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理解；另一方面，语言色彩的对等也必不可少。语言色彩是区别不同文体的重要指标，文体不同则色彩迥异，若译文无法再现原文的色彩，则译文读者也无法体会到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所以，语言色彩的等效传递是功能对等的另一方面。译文和原文只有做到了内容和色彩对等，才真正实现了读者反应的等效性。
三、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国民航法律英译的指导意义
中国民航诸多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最具权威，且有着官方英译本，是诠释功能对等理论指导意义的最佳例子，故此，下面选取了该法的部分条文，从内容对等和语言色彩对等两方面阐释该理论对中国民航法律英译的理论指导意义。
1. 内容的等效传递
内容对等指译文和原文在内容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译文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并且达到和原文读者同等理解力的前提。对原文的曲解、漏译或不适当的增译都是内容不对等。内容对等要兼顾两个方面：内容的等量传递和等义转换，前者侧重于将原文内容等量无遗地传输到译文中，后者侧重于原文内容在译文中的准确无误性。
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译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它从量和意义上都毫无遗漏地传递了原文的内容，这种对原文忠诚使得译文的读者能够面面俱到地理解原文信息，进而保证了译文在读者视角中的完整性。
内容对等涵盖两个方面：内容的等量传递和等义转换，前者侧重于将原文内容等量无偏差地传输到译文中，后者侧重于原文内容在译文中的准确无误性。两者兼顾，中国民航法律的效力在译文中便得到了等效再现。
（1）内容的等量传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三条为例。原文：“军民合用机场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译文：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irports used by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air operations shall be separately formul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jointly.
可以看出，原文中的内容元素均在译文中呈现了出来：“军民合用机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管理办法”“由”“另行”“制定”在译文中分别对应“airports used by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air operations”“the State Council”“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by”“separately”“formu-late”。此外，值的一提的是，原句中D号的含义是指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管理办法，因此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意义，而译文将其翻译成“jointly”，毫无遗漏、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细节。
（2）内容的等义转换。内容的等义转换是指译文与原文内容在意义上等效。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关于民用航空器租赁中的第二十七条为例。
原文：“民用航空器的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按照承租人对供货方和民用航空器的选择，购得民用航空器，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定期交纳租金。”
译文： The financing lease of civil aircraft means that the lessor acquires a civil aircraft pursuant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lessee with respect to supplier and civil aircraft， and leases it to the lessee， who shall pay rental periodically.
译文将原文中的“购得”一词翻译成了“acquire”，而非“buy”或“purchase”。在法律上，“acquire”意指“通过购买获得某物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二十八条“融资租赁期间，出租人依法享有民用航空器所有权”，不难看出，出租人是航空器法定所有人，拥有航空器所有权。那么，这种情况下，用“acquire”更为精确，是对原文中“购得”一词意义的最佳翻译。
综上所述，内容的等量传递保证了译文原文在信息量上的完好无缺，而等义转换则保证了译文原文在含义上的准确无偏差。两者结合，便实现了中国民航法律翻译的内容对等。
2. 法律色彩的等效传递
法律文本在语言色彩上追求严格的规范性和连贯性，因此，其英译也必须将该色彩复制到译文中，进而传递给译文读者，这样做能让读者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体会到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的敬畏之心。
（1）规范性。中国民航法律是民航界的规范，法律文本的字里行间都有着高度的规范性，在英译中准确地传达了这种规范性，就有效传达了原文的法律效力。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四十八条为例。原文：“未经机长允许，机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民用航空器。”
译文：No crew member shall leave the civil aircraft unless authorized by the pilot-in-command.
该译文中，“不得擅自离开”并没有翻译成“shall not leave”，而是采用了“no+主语+shall”的形式。很明显，否定词“no”置于句首，便赋予整句话浓烈的否定色彩，原句中的不容辩驳的命令性语气也就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了读者，译文的读者便能像原文的读者一样，对这句话的警示作用了然于心。
（2）连贯性。连贯性是指句子中各元素自然顺畅的衔接。中国民航法律语言虽然句式复杂，但句子各元素之间却有着严格的连贯性，绝对不会出现搭配不当、语法不通、衔接不畅等漏洞。这种衔接性是保持法律威严色彩的必备前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第一条为例。原文：“为了维护国家的领空……，制定本法。”
译文：This Law is enacted with a view to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erritorial airspace...
原文中，“制定本法”是主动语态，其主语被省略，而译文用了被动语态“This Law is enacted”。这是一种保证连贯性的译法。众所周知，汉语是重意合，即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所以，本条文原句中的“制定本法”的主语（国家）被省略，这并不影响中文的连贯性。而英语重形合，即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英语本身的这个特质决定了它必须保证句子中各成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所以，英语译文改为被动，这样既按照原文的做法省略了立法人，也保证了译文句子本身的连贯性。
四、结束语
通^在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英译本研究，可以看出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国民航法律的翻译具有如下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在内容对等方面，通过保证译文的信息量和意义与原文一致，译文的读者便能够接受并理解到原文读者所能得到的同样的信息。
第二，在语言色彩对等方面，通过使译文完整再现原文的规范性和连贯性，译文的读者便能够像原文读者一样感受到该法律权威、严肃的风格。
第三，风格对等和信息对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将中国民航法律的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在译文中得到准确重现，达到了读者反应的等效性。
参考文献 ：
[1] 杨万柳.和谐视域中的中国民用航空法观照――以民航法律体系的完善为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5）：27―31.
[2] 王继慧，王宪生.读者感受因素对译文的影响[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3）：116―117.
[3] 钱莉绚. 英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之比较[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2）：62―65.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职；经济法概论；教学方法；改革；实用性
作者简介：陈坚（1967-），男，广西桂平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民商法系，讲师。（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8-0086-02
我国在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文件中首次使用“经济法”这一概念。1980年开始在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通常被命名为“经济法概论”。目前，在我国，“经济法概论”已被确立为法学主要核心课程之一。但在已经开设了“经济法概论”课程的高校中，其教学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如在教学中只重视具体的法律制度的法条而忽视对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认真研究教学方法，并作出相应的改进，是高校中担任经济法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经济法概论”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基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目标来说，在“经济法概论”的教学过程中，从教材、教学内容的选择，到教学计划的安排、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等方面，各高校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有待改进。
1.教材内容太多，不同专业的教学内容相同
不管是什么版本的《经济法概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容偏多，只能靠教师在授课时根据课时的多少进行取舍。在教学实际中，教师往往把相同的教案用于不同专业的教学中，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2.教学计划的安排不合理
要学好“经济法概论”，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学校在安排开设该课程时，没有考虑到非法律专业的情况。因为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学习过相关法律知识，教师在讲授该课程时，一些不该在本课程中讲授的知识点不得不讲授，浪费了时间；如果不讲解，学生对很多概念又无法理解。因此，在学生尚未学习相关法律基础知识前不适合开设本课程。
3.教学中师生互动很少
在各高校，“经济法概论”的教学方法往往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说，学生在座位上不停地记；教师把内容讲完，学生把笔记写完，一堂课就完成了。结果是学生听得云里雾里，不明就里，想向老师提问，没时间了。实际上，课堂就成了教师的“一言堂”。
二、教学应以实际应用为导向
“经济法概论”涉及二十多部法律，内容多且杂，要让学生在不多的学时里深入探讨经济法理论并取得较深的造诣是不大可能的。大多数版本的经济法教材往往都包含诸如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内容，涵盖了一些高深的法学原理和理论争鸣等纯法理的研究，这些内容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太大的意义，学生自然就会觉得枯燥乏味，进而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经济法概论”的教学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
1.在章节的选取上应注重实用性
首先，“经济法概论”的内容很多，加上学时有限，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必须有所取舍。在二十多章内容上，选择与实际工作更密切的法律如“合伙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而不要选择“国有企业法律制度”、“审计法”等离现实生活太远的内容。其次，就法律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他们具备一定的法理常识，但是，由于之前或同时学习的其他课程如“法理学”的内容就是很枯燥难懂的，在经济法的学习中如果还继续灌输过多的纯理论知识，学生必然会有抵触情绪，进而会怀疑“这些理论真的那么有用吗”以致产生厌学情绪。笔者认为，对一些实际意义不大的理论简单介绍即可，如基本概念、调整对象、法律体系等。而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更应该去繁就简，选择更加贴近实际生活的内容。
2.在具体教学内容上也应侧重实用性
既然课程叫“概论”，就不可能很深入地学习。在一部法律中，有关理论知识掌握了基本概念、重要条文即可（不可能把所有条文都背下来），重点是在实践中如何学以致用。比如申请设立企业的文件格式等内容，就不必详细讲解，因为有法律文书制作课程。
三、教学方法应该多样化
“经济法概论”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法律课程，单靠教师的说教来讲解，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在讲授课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用案例作为辅助来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条文，调动其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应该积极探索其他新的教学方法，如组织模拟法庭，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让学生把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通过几年的教学，笔者觉得，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区分不同的对象，因材施教。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即使使用相同的教材，也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另外，就算制定的教学大纲非常完美，选用的教材多么优秀，如果还是只注重纯理论教学，要把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是不够的，也很难让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很快适应工作。因此，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在教学手段上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把重要的内容用幻灯片表现出来，必要时插入一些视频，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这样，学生便会对视频内容有所评判，而要进行正确的评判，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学生就不得不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次，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若要改变教师“一言堂”的现状，最好的方法就是压缩教师在课堂上“讲”的时间，让学生参与进来，增加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发言的机会，其目的是增加学生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机会，从而解决了仅靠教师讲授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经济法内容繁杂，教师如果面面俱到地讲，不容易区分重点，学生也很难把握重点。但是如果教师能把应讲的内容归类，并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以提出问题作为切入点，以讨论的形式与学生同步思考，就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亦即学生与教师合作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可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探讨问题，从而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在课堂上，学生要积极发言、参与讨论，教师要讲授关键知识点，对学生的不足之处加以纠正并说出理由
教师可在课前将要讨论的内容以及要求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作准备。上课时，首先让学生就本次讨论的题目发言，进而分组讨论，之后得出最终的结论；然后，教师就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对正确的加以鼓励，对错误的地方进行纠正，并说明理由和依据。由于学生是有备而来的，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参与发言、讨论，而且题目是提前布置下来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另外，该方法对教师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对教学的控制能力以及教学现场的随机应变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方法也可以促进教师不断地自我完善。
2.用适当的案例来说明问题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法律课程的教学中，案例的讲解成为互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为教师，必须清楚，案例虽然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始终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是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思考、领会法律原理、学会解读法律条文并加以灵活运用。所以，案例并不是多多益善，过多列举案例反而会影响教学进度进而影响整个教学计划的实施。
3.在案例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即与教学内容相符
选取的案例应与教学内容相一致，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解、消化、吸收所学的理论知识，否则，使用案例毫无意义；所选案例要难易适度，贴近生活。如果案例中涉及的事情过于复杂，而且超出所学内容，就会使学生无从下手，产生畏难情绪或依赖思想，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其实，案例无论简单还是复杂，只要与日常生活贴近，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就是好的案例。这才是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初衷和目的。
四、考核应当注重应用能力的测试
高校的课程考核方法通常有考试和考查两种，而一般情况下，考试科目都是闭卷考核，考查科目则是开卷考核。对于考查课程，一些教师会认为写篇论文或留些作业题就可以结课，其实不然，应该综合运用不同的考核方式，比如适当增加专题讨论；作为考试科目，就“经济法概论”来说，闭卷考试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考核方式，因为经济法涉及二十多部法律，而且条款繁多，领域广泛，要想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死记硬背掌握、理解所学知识是难以想象的。考核不应该是为了考试而考试，教学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教会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考核更为科学、合理：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和课后作业作为考核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开卷考试，而第三部分则可以以小论文的形式出现。这样既可以测试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又可以考核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至于开卷考试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选择题、判断题、案例分析等为主，题量以及时间则可以机动调整，关键要注重分析能力测试，用以检测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为日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法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法律资源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295-02
一、农业法学教学的困境
（一）授课对象不认同，司法考试的消极影响
农业法学的授课对象主要还是法学学生，城镇生源学生对农业缺乏认识，对农业本身就不感兴趣。农村生源学生一部分长期生活在城镇，接触农业和农村有限，另一部分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并不愿意回到农村，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不够。这些导致法学学生中能真正对农业法学感兴趣，对三农法律问题抱以热情的人很少。从2009年起，在校本科生取得司法考试的报考资格。自此，学生进入大三之后就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参加各类辅导班学习。司法考试内容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最主要的部分，所占分值比例很高，其他课程分值较少。以成败论英雄的实际现状迫使很多高校减少、放弃特色课程，转而围绕司法考试的考点来安排教学内容[1]。农业法学属于经济法学学科，经济法学本身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就较少，农业法学又是经济法学中并不重要的分支，其分值就更少了。在司法考试影响下，学生难以对农业法学产生学习动力。
（二）教材种类较少，时效性和回应性不足
农业法教材数量整体偏少，从笔者使用和查询的教材看，主要有李昌麒、吴越《农业法教程》，黄河《农业法教程》，杨红朝《农村法治教程》，于华江《农业法》，卞新民《农业法》。从这些教材出版时间看，基本都是在2013年之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经予以修订并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现有教材的时效性不足，并没有及时反映现实立法状况。从教材内容上看，现实回应性考虑不足。现行教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编写依据进而设计编写内容，这就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土地流转等热点问题难以吸纳进来，存在教材与现实脱节的情形，学生更加觉得学习内容没有现实意义。
（三）教学方式单一，难以开展多样化教学
教学方式是师生基于对教学存在的观念性反映，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把握教学活动的基本样式[2]。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提高教学效果。中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方式以教师为核心的讲授式为主，教师处于主导地位进行知识讲解。实践式教学、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也在法学教学中逐步得到适用，如课堂讨论、模拟法庭、诊所式教育、法院旁听等。目前，农业法学教学主要还是讲授式，兼带讨论式教学，实践式教学和案例教学比较困难。大学所在地主要位于大中型城市，农村居民比较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较少，涉农法律纠纷自然比较少，加之农民长期存在厌诉心理，大学所在地法院的涉农诉讼较少，就近法院旁听比较困难，而基层法院虽然涉农诉讼相对多，但是往来成本高及存在学生安全风险，也不容易组织学校进行基层法院旁听。开展农业法学的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育的鲜活素材比较少，笔者曾做过这方面的实践式教学，发现能够比较适合实践式教学主要还是农村土地法律纠纷，其他类型案例缺失比较难找，这与农业法律问题可诉性较差也有一定关联。相对其他法学学科而言，农业法学的多样化教学，尤其是开展实践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确实更加困难，有必要创新适合农业法特征的实践教学方式。
二、农业法学教学的对策
（一）合理安排农业法学教学活动
首先，科学选择农业法学的开设时段。农业法学安排时段一般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这个时间段学生一般关注司法考试和考研，司法考试复习、专业课复习和英语学习占用时间很多，学生难以沉下心进行农业法学学习。由于司法考试和考研的影响，许多学校都将法学专业课教学时间提前，在大三上学期将主要专业教学任务完成，大三下学期开始主要进行实践课教学和深入的理论课教学，为学生的法律实务选择和法学研究选择提供条件。我们认为可以将农业法学课程设置与大三上学期或者大三下学期的前半段，一方面保证学生的农业法学学习具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法学教学和司法考试及考研之间的冲突程度。
其次，准确把握农业法学的教学进度。农业法学的教学进度需要考虑学生长期理论学习可能引起疲惫和倦怠心理，在教学进度设计上有必要将理论讲授、知识讲解和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根据教学课时，将农业法学分为若干主题，主题讲解之后，要求学生分组讨论，要求每位学生都要提交讨论材料，选取部分学生进行PPT主题报告，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压力，学习内容更广更深入，参与度和积极性提升比较明显。
再次，严抓学生的课堂纪律。学生到课率第一堂课最多，往后逐步走低，最后一堂课也很高，严格课堂纪律非常必要。很多教师认为大学生应该自主学习，点名方式强制要求学生进课堂没必要，也有认为学生多点名存在困难。我们认为通过点名方式严查到课率很有必要，点名给学生到课施加压力，作为平时考核依据必不可少；点名也可以让教师尽快熟悉学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亲近感。
最后，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培育学生人文精神。农业法学是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学科，课程讲授时，除了关注相应法律法规的修改，还必须要关注中央的政策文件，尤其这些年中央一号文件基本上都与三农问题相关，授课时应该引导学生关注这些现实规范性文件。当然，也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等。农业法学是门充满着弱者关怀的学科，学生的课程学习不仅仅掌握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他们关怀弱者和关注农民的人文精神，如此也契合着法学学科的人文性特征。
（二）准确取舍农业法学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通常由教材提供的，但教材只是提供教学的基本内容，需要教师选择搭配，重新组合，以更加适合学习目标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兴趣。我们认为划定农业法学的教学内容应该遵从以下几项原则：第一，教学内容具有法律依据。既然是农业法学课程，应该以农业法律规范为基本依据，这就我们在教学内容选择主要考虑现行立法状况，兼顾农业政策的内容。第二，教学内容具有时效性。教学内容应该要密切关注最新立法内容，在教学中对法律修订予以回应。第三，教学内容具有实践性。教学内容应该选择现实热点问题并且对解决实际问题有帮助的内容，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注重学生实务技能的提高。第四，教学内容要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久地专心致志钻研学习，提高学习效果，教学内容如果具有社会意义并且与学习者个人关系密切，就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农业法学的教学内容至少涵盖如下几个方面：（1）农业法学总论。包括农业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特征、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农业法律关系、农业法律责任。（2）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农业用地法律制度的概念、原则、权属、使用制度、管制制度、整理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则、方式、合同、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流转、纠纷处理；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农村公益性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和农村宅基地。（3）农村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主要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和乡镇企业法律制度等。（4）农业生产资料法律制度。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兽药法律制度。（5）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6）农业科技与教育法律制度。（7）农业金融保险法律制度。（8）农业投入法律制度。（9）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其中（1）至（5）部分法律依据足，实用性较强，可作为教学重点讲解，其余部分可以根据课时数多少予以增减。
（三）科学运用农业法学教学方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学的教学方式主要分为以案例分析法为主要形式的英美法教学方法和以讲授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教学方法[3]。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法学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类似，基本上以讲授法为主，传统的有课堂讲授、指导阅读、课堂讨论、作业练习、毕业论文指导、法律实务实习、社会实践，近些年以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式教育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法得到全面推广，基本上所有的法学院系都具备开设模拟法庭课的设施和场所。科学运用农业法学教学方法需要考虑农业法学的自身特点、传统法学教学方法可取之处和法学教学方法变革趋势。首先，讲授法仍然要坚持，但需要改进。我们的法学学生接触法律专业时间比较短，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法条讲解不可避免，在讲解内容上要避免照本宣科，丰富课堂内容和信息量；知识传授后，布置资料查找和讨论任务。其次，在模拟法庭课程中可以选择农业法律纠纷案件，经济法学、商法学或环境法学的法律诊所课加入农业法元素，这也就意味着不需要专门开设农业法学的诊所式教育。最后，寒暑期开设法律资源调查课程。这是社会调查法在农业法学教学中的运用，也是法律社会学的延伸，有助于学生对农村的法律运行获得深入认识。确定法律资源调查课程的开设时间、调查主题、分组状况、结果评价和讨论，注重基层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如乡镇司法所、村委会等，为开展法律资源调查提供必要载体。
参考文献：
[1] 侯琴.论法学教学模式的革新――司法考试碰撞下对法学教学的思考[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理学；教学改革；生活场景教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12-101-02中国论文联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基本上都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框架、教学体系。法理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非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教学效果无法提升。当下，一些高校在法理学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不揣浅陋，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法理学教学中的疑难症结与改革理念
法理学是法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以介绍整个法律学科的基础知识、法律原则为主旨，注重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概念、法律精神、法律素养的知识训练。作为法学教育中为数不多的纯理论课程，法理学致力于提升法科学生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认识法律、运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在我国目前的法学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进行学习，课时通常为70到90学时。由于中国大学法学院是本科式素质教育，所以从高中刚刚考取大学的学生大都没有或缺乏关于法律现象的一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较为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一时无所适从，尤其对于高中阶段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对于法理学课程所涉及到的概念、原则和精神难以有效地认知。根据笔者调查，法科学生对于法理学普遍存在陌生感，对于抽象理论知识有畏惧感，甚至由此而削弱了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法理学的教学内容相对陈旧，与社会现实具有一定距离，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案例教学无法有效展开，这些外在条件也妨碍了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来说，如果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正确的法律世界观、扎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就很难确立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追求，更遑论成为一名具有良好法律思维并能准确运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冲突的法律人才。
所以，法理学作为整个法学教育的入门端，积极尝试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法理学应该具有一种不断诠释现实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实践指向。过去我们的法理学教材和课程设置过分强调“知识传承”（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如何在教学中体现面向实践的引导指向，使法理学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多是“抽象空洞”、“脱离实际”。因此，在法律本科的教学中，如何使法理学摆脱这一尴尬境地，既让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培养扎实的理论素养，又能使学生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掌握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成为我们近年来法理学教学和教材改革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
从教学理念的改革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出发点，使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体现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融合。我国法学教育历来担负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任务，许多法学专家就认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1]。以大众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法理学教育忽视了法律所特有的专业性、实践性特点，不利于整个国家法治发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当下，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从法科学生综合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等方面通盘考虑，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愿景。在法理学的教学改革中，应该把握的理念是：增强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社会现实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维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有效促进学生全面深刻地掌握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内在精神和原理，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思考法律问题的能力；注重知识讲授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多种方法，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职业观。
从教学改革的重点来说，我们应当根据法理学的学科特点，在传统的突出抽象概念、注重逻辑联系、讲授知识体系的教学方式基础上，适当变更法理学的教材结构和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实现相应的变革，增加社会实践性内容，以改变法理学教学内容空洞、课堂教学僵化枯燥的现象，凸现法理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实践或实证色彩，让法理学教学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这一学科所应有的学科功能，使学生能够有系统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以及把这种知识素养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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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二、法理学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法理学教学中存在的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枯燥的现象，法学教育者们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法理学教材的重新编排，增加与时代进步相关的新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改革教学方式，尝试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等等[2]。总体来看，我国法理学教学上的主要变化趋势是：教材内容一分为二，教学方法日趋多元，教学方式日趋灵活。例如，法理学教学内容上的一分为二：将法理学教材分为两部分，低年级讲授基本法律知识，抽象性较强的法律问题留待大二或大三进行。目前，浙江大学已率先进行此类改革并实验教学多年。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出版了此类教学改革的教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法理学课程从1999年秋季起已一分为二；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其他不少学校也正在准备进行类似的改革[2]。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推广网络教学、案例实验、真实法庭模拟等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一分为二的教材体系改革。针对法科学生不同阶段知识背景的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区别大一新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两个不同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我们可以对课程设置体系的进行微调，将原来在大一开设的法理学课程一分为二，第一部分放在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开设法理学中较为浅显的法律基础知识，即“法律引论”或“法学导论”，旨在引导学生从易入难，逐步进入法律的世界，这一课程体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一些地方较为常见。同时将法理学中较为抽象和思辨的部分留待大二或大三开始，即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法学”或“法哲学”，主要讲授法律学科中经典的法律命题、法律方法和法律原则，旨在培养学生深厚的法律哲学素养和完整的知识结构。由于这时的学生经过了两年的法学专业知识学习，尤其是学习了部门法，对各种法律现象已经有了基本的认知结构，所以再学习法理学相对较为容易，教学效果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我国法理学这种一分为二式的改革自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因为传统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中的确包含了许多非法理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多属于法律制度的知识，比较适宜于一年级学生。而法理学本身的内容，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却过于深奥难懂。一分为二有助于合理区分两者的界限。否则，前一个部分的内容无法安置，因此，这类改革的前提和归宿最终会归结为对法理学自身问题的理性把握，向有利于法理学学科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一思路并不一定源于对法理学性质的自觉反思，但是它展示了一条将法理学与非法理学相区分的思路，并获得各院校教学组织部门的支持，为最终解决法理学的内在科学性问题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2]。更主要的是，这一区分既凸现法理学作为理论法学应有的学科功能和价值意义，又满足了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研究法学相关学科在自身知识基础上的不同要求，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双重目标。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2、生活场景的教学方法改革。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学科，强调的是面对现实的生命力。相应地，法学教学是必然是将社会中的法律现象提升、凝练为法律知识的过程。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推行“生活场景教学法”主旨在于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知识传递方式，把法理学的教学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中传递法理学知识就是采取一种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把知识传授的起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或情景，并通过解释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来引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论思考。例如许多法律电影毫无例外地给学生叙述了一个法律故事，我们可以以故事为切入点来启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一线教学的实践要求，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十二怒汉》、《费城故事》、《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延安夫妻看黄碟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
3、交叉学科的教学内容改革。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需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支撑。我们应该加大法理学相关领域的深化教学，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让法理学教学穿梭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法理学是一门涉及内容宽泛的法学基础学科，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甚至神学等知识体系都与有着密切关联。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影响日益剧增，这也是由于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共通性。因此，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如果仅就法律来谈法律，那么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法律的。结合法理学的这一特点，尝试在本科生中逐渐增加比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语言、法律与社会、比较法学等相关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法理学或者理论法学的范畴，是对法理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4、实践导向的教学目标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职业化人才，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必然要求。许多学校已经开展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等等，但大多是零星进行，并没有彻底融入到法学教育的整体进程中来，也缺乏各方面的保障。以法学教育理念的改革为目标，将实践性教学方法贯彻到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我国法律职业背景下法律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例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职业训练中的案例教学并非传统的运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个知识点，而是通过典型案例的研判来了解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和操作技巧，启迪思维，进而达到使学生能够独立分析案例、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学习目的。再如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如同医学院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设立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使学生在接触真实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训练，常见的是法律援助中心式的法律诊所，它使参加课程的同学不仅学到了有关的知识，而且也学到了传统课堂以外的技巧、能力、职业道德，学会如何把抽象的条文使用到具体的实施之中。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j].法学家,2003,(06).
[2] 葛洪义.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法商研究,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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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7篇
一、讲授法教学方法的特点
讲授法是成文法国家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讲授法长期以来也是我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最传统和最普遍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由某门课程的教师在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教学参考资料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基本知识。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有下列一些优点：一是高效性。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顺着教师的思维去获取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教师能够通过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系统性。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能够系统的将经济法学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三是成本低廉。教师运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当然，讲授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的缺陷，一是教师往往进行的是“灌输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向学生强行注入理论、原理和学术观点，讲授的内容抽象、笼统、不易理解，缺乏趣味性，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压抑感，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因教学方式的单向性和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学生没有思维和想象力的启发，大部分学生为考试而学，阻碍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养成；三是讲授法容易培养学生的认同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学习将会走入“抄笔记、背法条、考笔记”的误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四上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极少有学生会挑战其观点，使其丧失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动力。由于讲授法存在以上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得讲授法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需要，因此，很多教师和学者都主张摒弃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尽管传统的讲授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是也有着其他教学方法难以替代的优点，如全面性、系统性、简便易行性，因而对其不应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经济法总论理论性极强的特点比较适宜主要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法，但应当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发挥讲授法的优点，克服其缺陷；而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特征则更加适宜将讲授法作为辅助教学方法，而着重采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和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方法。
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应对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改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极为紧密，对其的学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不仅包括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对于缺乏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较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法学本科生而言，学习难度极大，因而，学生对经济法总论的系统、深入把握，绝对离不开讲授法的运用。然而，传统的讲授法所固有的缺陷却容易使学生学习经济法总论时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而，教师在运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时，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一，改进、创新讲授法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经济法总论的内容理论性极强，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生对所讲授的内容往往难以理解和消化。因而，在经济法总论的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授课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有趣；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高学生对讲授过程的参与性；否则，学生很容易有疲劳感，教学效果也就不理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还应当充分有效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应当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文字处理、图片、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1]
第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水平。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与经济生活联系极为紧密，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经济领域中的新现象、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经济法总论作为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理论抽象，当然需要对这些有所反映。因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尤其是经济学学科方面的知识，努力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才能避免照本宣科，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F予以讲授。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共性原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讲述，以增强讲授的逻辑性、层次性，以便于消化，加深理解。例如，在讲授经济法的历史发展时，就应当着重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概念、现象及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述；在诠释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时，必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经济法、成文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的经济法、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法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法进行讲述；在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时，必须运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第四，讲授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社会现实，增强经济法总论的实践性。经济法总论是经济法分论的理论抽象，理应对经济法分论具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然而，长期以来，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都存在着“两张皮”问题。所谓“两张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喻指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分论联系松散，不能对经济法分论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实践意义。“两张皮”问题的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总论没有类似于《民法通则》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渊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很少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讲述。这使得经济法总论教学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具有学习的积极性之外，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经济法总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应用价值，而缺乏学习的热情。因而，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案例的互动，既要运用经济法分论案例对经济法总论进行说明，又要用经济法总论去诠释和解决这些案例。
三、经济法分论的教学应着重运用实践性教学方法
无论是经济法分论中的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管理法，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实践基础。因而，传统的讲授法对于经济法分论主要运用的是法律解释学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阐释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和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这种法条解释的讲授方法，属于成文法国家最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对于夯实学生基础，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分论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法律规定具有良好效果。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适应经济法分论教学的需要，因为经济法分论与总论不同，其与法律职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生对经济法分论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仅仅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能够灵活有效的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法律实践。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法律实践应用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欠缺，根本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传统讲授法的有限改进，而应当着重运用包括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模拟法庭、课程实习及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讨论，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运用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形象化的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学生能更形象、更深刻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通过学生的参与、讨论，也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运用能力，这无形中也缩短了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契合了经济法分论实践性强的特点，与讲授法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讲授知识点时，还是组织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特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均应当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
（二）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职业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金融inanceNO.11，2011（CumulativetyNO.462）思维能力。辩论式教学法作为教师、学生就特定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而，经济法分论教学过程中应当适当的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准备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或者实践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最后，由教师对辩论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3]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是一种对学生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能够全面锻炼学生实体法、程序法、法律文书写作、表达和法律思维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一般来说，模拟法庭教学要经过六个程序：确定案例；分派角色；分组讨论；诉讼文书的准备；正式开庭和总结评析。其中，确定案例和总结评析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确定案例时，教师应当选用经济法分论中典型的具有可辩性的疑难问题，最好是真实的社会热点案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在总结评析阶段，教师应当首先组织学生对模拟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地总结或讨论，让亲自参加庭审的同学及旁听的同学分别发表对该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材料、法律文书、适用法律及庭审表现等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对庭审过程和庭审表现进行全方位点评，如案件的事实是否调查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庭审程序是否进行完整正确、法庭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准确得当、今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8篇
（一）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必要性
1．法学教育为立法、司法、检察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
我国的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均是国家的重要公职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情况关乎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担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因此，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工作状况和廉洁情况对于社会廉政文化建设影响很大。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廉政知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要求与其他部门国家工作人员应有所不同。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求有极高的专业素养，还要求有善良的品格、高度的敬业精神、廉洁自律的思想，而这些要求恰是廉政文化的范畴，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2．法学专业的教育现状要求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
一个合格的法律职业者不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高超的法律技能，而且应具备高尚职业道德情操和爱岗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廉政问题在内容上是部分重合的，廉洁自律也要求职业人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法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学术界和教育界在理论上已形成共识。法学教育应当是“知”“行”“情”“意”四位一体的教育。“知”指法学知识传授，“行”指法律技能训练，“情”指法律道德的培塑，“意”指工作意志的锤炼。四位一体的教育就是将法学知识传授、法律技能训练和廉政文化教育相融合，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学人才。
3．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有助于促使学生成为合格的法律职业者
2002年开始我国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加入了法律职业道德考试科目。法律职业道德包括法律职业理想、法律职业荣誉、法律职业态度、法律职业纪律等内容。我国又确立了不同机构的法律职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如《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等。这些是针对不同机构法律职业道德的明确化和具体化。从内容看，法律职业道德与廉政文化具有同一性，廉政文化教育与目前法学教育界和学术界所提倡的“法德”教育也具有同一性。因此，在法学教育中融入廉政文化，一方面有助于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律职业领域；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因为通过廉政文化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廉洁自律思想，丰富学生的知识，拓展思维的空间，训练思维方法，从而成就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提出的具备“法律学问、社会常识和法律道德”的优秀法律人才，有助于法律工作者规范职业行为，规避职业风险。
（二）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可行性
高校是培养法律人才的摇篮，是法律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基地，应当承担廉政文化建设的重任。同时社会的廉政制度、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法学教育本身具有的特点也为法学教育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
1．廉政制度建设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教育指向依据和教育内容依据
我国以《宪法》和《刑法》为依据的防止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公职人员应具有的廉政思想中的正直的品格、高尚的职业道德、高度的敬业精神可以通过培养和完善人格来实现，系统的法律、法规又是时刻敲响的警钟。因此，社会廉政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指向和方向依据。中国共产党以《》为核心的廉政制度的建设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内容依据。进行廉政文化教育除了要有明确的指向外，还要求有相应的教育内容。我国建立的廉政制度有明确的指向性的同时，又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具有微观性。这些微观的规定在廉政文化教育中可以直接成为教育的内容。因此，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制度的建设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教育内容依据。
2．系统的社会道德内容体系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
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内容体系。从宏观层面看，我国形成的社会道德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这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二是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这一层面处于社会道德体系的中间地带；三是治国之德，这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最高层面，其建立和执行受到其他两个层面的影响，也是其他两个方面的集中体现。社会道德体系是廉政文化的又一组成部分，一些公职人员发生的贪腐现象与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有直接的关系。社会道德体系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是廉政文化教育思想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廉洁自律的品行源于廉洁自律的思想，社会廉政道德体系是廉洁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二是廉政文化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达到“以德治国”的要求。“以德治国”理念的确立和内容的确立为我们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最高的廉政文化教育的行动纲领。
3．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具有便利条件
要将廉政文化融入到法学教育当中，不能将二者生硬结合起来，必须找到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融入点，以合适的教学方法、手段为支撑。法学专业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方面具有下列特点。
（1）从教学内容方面考察，法学课程体系中的某些课程具有文化传承特点，为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是传播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传授具有文化传承、伦理教育等特点，是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这些课程的教学本身就承担了廉政文化教育的任务，是廉政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从教学方法、手段方面考察，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具有便利条件。廉政教育的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为法学教育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提供了教学方法上的便利条件。一是教师在教学中选择案例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那些与廉政内容相关的案例，当然不能一味地追求廉政教育而忽视法学专业知识传授的需要。二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对案例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如果在法律层面的分析之后再进行人格、道德、权位等层面的分析，挖掘案情更深刻的缘由，既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权位观诸方面有所感悟，使学生树立廉政观念。
二、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具体构想
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不应是阶段式的运动或单纯的纸上谈兵，应该从确立教学指导思想和学生培养目标入手，构建贯穿法学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整个校园学习环境的完整的教学体系。
（一）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
1．坚持学生本位和教学中心论
目前有些高校受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激进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正在将自己最本分的职能淡化，将学校原本的主人———学生的地位淡化。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能够纠正部分高校和教师的偏颇思想，使高校回归象牙塔般的纯净，教师以教书育人为使命，使学生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2．秉承法学通识教育理念
通识教育源于19世纪，长久以来，其与职业教育（或曰专业教育）比肩而存。就法学高等教育而言，当前社会对于法学教育究竟属于通识教育亦或职业教育颇有争议，突出的表现在如何处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学之间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司法考试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从而忽略通识教育，将可能导致法学高等教育沦为实用主义的傀儡，高等教育不宜也坚决不能沦为法律职业的岗前培训。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可以将法学高等教育引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即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大量的具有扎实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能力的法律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众多的实现民主主义和正义价值的社会不同领域的法律人才，以满足现代法治社会对治国人才的基本需要。［1］
3．高度重视法律内涵教育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法学教育应树立正确和先进的学生培养目标，并将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指导思想，一个不懂求真，不会做真人的学生将来必定不能担负推进民主、匡扶正义、追求公平的合格的法律人。而诚实不欺、尊重规则、廉洁奉公等既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学精神的外部投射。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通过阐述法学概念、特质和具体内容，透析法律的精神内核，传授给学生学习的科学方法，重视并推行职业道德教育，从而引导学生真正掌握法律专业的知识，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
（二）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理论教学环节
1．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设置廉政文化相关课程
法学教学课程体系由公共课和专业课构成，应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将廉政文化相关课程设置为法科学生的必修课。公共课程设置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历来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按教育部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是大学生必修的公共课。上述课程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能够将廉政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诚实守信教育、感恩教育、荣辱观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等有机结合。［2］我们认为，思想教育公共课程是对法学专业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的极好素材，在课程设置的态度上，不应该仅为了迎合教育部的要求而设置，而应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程的作用，积极主动地引导学生，把思想政治公共必修课作为廉政文化教育的阵地，注重教育效果，将廉政文化教育落到实处。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各高校的法学专业在开设16门法学主干课程之外，课程体系却五花八门。我们认为，蕴含中外廉政文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宣扬职业道德的法伦理学、法律职业道德、司法制度等课程，也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包涵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之中。近年来，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其中，其实也是对于廉政文化教育必要性的高度肯定，是对法律人才的全面要求。
2．在法学理论教学中贯穿廉政文化内容
法学专业廉政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是梳理法学专业课程中的廉政文化内容，在理论教学中形成廉政文化内容体系。法学专业教育本身无法和廉政文化教育割裂，因为各门专业课程均包含廉政文化的内容。法学基本理论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法学的思维方式；法理学重在解析法的内涵和外延，教导学生理解法的公平正义的精神；中法史宣扬的是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将“廉”作为正直、公正、清廉的治国原则，肯定的认为“廉者政之本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外法史中分权与制衡的思想，是国家机器良好运行、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保障。宪法、行政法方面。宪法作为根本大法，肯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公民监督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情况是其基本权利；行政法以合法行政为基本原则，要求行政人员“一身白袍，不留点墨”。民商、经济法方面。民商法以诚实信用为帝王条款；经济法强调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保护，其中富含诚信与节俭教育的内容。刑事立法方面。在《刑法》分则中对于贪腐贿赂案件设专章规定，从反面进行强有力的廉洁教育。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强调实体正义之外的程序正义，传授学生规则意识。国际法方面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腐败犯罪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形势下，确立了反腐败五大机制。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面，包含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廉洁奉公是其题中之义。近年来，高校法学专业廉政文化教育效果不佳与教育者未能对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与梳理，受教者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未对所学廉政内容进行过总结有关。其实，对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分类和梳理，可以构建出廉政文化自身体系，廉政文化应该以诚信教育为基石，以规则教育为入口，以廉洁教育为核心，以节俭教育为保障。［3］在法学理论教学中构建廉政文化体系，就需要将法学基本理论、宪法、行政法、国际法、法律职业道德等专业内容中的廉洁教育作为核心，同时辅之以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等部门法中的诚信、规则、节俭的内容，将廉政文化与法学专业教育真正融合。
3．运用多样灵活的教学方法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成效性
在廉政文化教育过程中应善用教学方法，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弘扬廉政精神。在法学教学中除传统讲授法之外还可以引入发现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自学辅导教学法等多种方法以提高廉政文化教学效果。发现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一改将学习内容直接提供给学生的填鸭模式，不强迫学生接受何为对错、何为荣辱，只是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在独立思考和讨论碰撞中自己得出结论，这样的学习过程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使得学生对于学习廉政文化后所得结论更为信服。情境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均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法。情景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地将学生引入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案例教学法将生活中的贪腐或廉洁事例引入课堂，非常适合于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及评估能力等高级智力技能。自学辅导教学法则可弥补授课时间的有限性，将学习和理解过程从课堂引入课外，延展了学习廉政文化的空间和时间。
（三）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实践教学环节
1．在法学实践教学环节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
从各高校法学实践环节设置来看基本上包括社会调查、实习、论文、模拟法庭四大类，这四类实践环节均可以作为法学教育融入廉政文化的良好渠道。在学生低年级法学素养稍差时，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安排学生对社会廉政状况、校园廉政状况、家庭廉政状况及与廉洁问题密切相关的诚信问题、规则意识、低碳节约等问题进行调查，该类实践既可以增强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亦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更容易发现客观存在的廉政问题。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思维方法后，可组织学生开展专业实习和模拟法庭，虽然一个是实景教学，一个是模拟教学，但目的均是将法学学生置于社会场景中进行锻炼，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感受廉洁奉公与的反差，在模拟的案例中抵制和蔑视贪腐行为，从而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是非辨别能力，洁身自好，弘扬廉政精神。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将廉政题材写入学年论文或者毕业论文，能够引导学生对廉政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该过程在锻炼学生文献搜索整理能力和写作水平的同时，能够指引学生按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廉政文化加深理解，思考贪腐问题的解决对策。
2．在法学实践基地建设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
结合廉政文化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发建设法学实践基地，合理利用实习基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专业实践的过程中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廉政文化意识，塑造更为全面的法律人才。根据课题组的调查，高校法学专业一般与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实践基地的关系，但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实践基地覆盖面窄，二是实践基地使用方式不合理。结合廉政文化教育，可以将司法局、检察院之下反贪局、监狱，甚至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等单位作为拓宽实习基地覆盖面的对象。开发建设法学实践基地只是一个开始，很多法学院校在建立基地以后，简单地以集中实习的形式将学生输送到实习单位去，结果学生实践工作往往局限于查阅和装订卷宗、熟悉司法文书写作、旁听案件审理等等。课题组认为，应深入利用实习基地，不仅要把学生输送到实习基地去，还要把实习基地的工作人员、实习基地的疑难问题、实习基地的工作作风引入到校园中，把廉政文化作为引进的内容之一，有意识地安排实习基地工作人员作报告、讲案例、讲解作为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和人格，以更为灵活和生动的方式开展廉政文化教育。
（四）将廉政文化融入校园学习环境
1．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塑造良好廉政氛围
硬件设施是廉政文化的良好载体，是廉政环境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打造良好的校园廉政环境应从硬件设施建设着手。首先，加强校舍建设。校舍规划合理，校园环境整洁，校园设施安全是整个高校有条不紊运行的基础，而合理、整洁、安全责任均是塑造一个学生完整人格的必备要素。其次，加强教学设施建设。教学设施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条件和载体，齐全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可以增加课堂容量和趣味性，能够以更多样的形式传播廉政文化知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效果，在课堂教学之外，还应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和丰富的图书资源，网络和图书能够在课堂之余延展学生的廉政文化视野。第三，加强宣传设施建设。校园的宣传设施直接影响学校的校园文化、学习风气，应充分利用校园空间大力宣传廉政文化内容，如设置露天宣传栏，在教学楼、宿舍楼内设置宣传版面，利用校园网站、校园广播、校刊校报进行廉政事迹和廉政文化的宣传等。
2．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保障廉政文化健康发展
加强高校人文环境建设一方面可以提高法学学生素养以更好地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加强高校人文环境建设的过程本身就包含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人文环境建设能够保护校园廉政文化的健康发展。首先，加强卫生环境建设。其次，加强节约意识培养。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节俭意识的形成是廉政意识的保障。第三，广泛开展以廉政为主题的学生活动。由学生亲历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过程，可以采用文艺演出、辩论大赛、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这样的学生活动，对他们了解廉政文化，树立廉政意识具有直接意义。第四，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学生是校园的真正主人，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特别是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可以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能够对廉政文化教育的开展形成助力。如清华大学的无人监管超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生自己管理的校园公交等即为该方面的有益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和引进。
3．加强高校制度建设为廉政文化教育保驾护航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9篇
--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⑧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44.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0篇
一、 宪法现象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宪法学是一门科学，也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作为科学的宪法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一般将其称之为宪法现象，它们构成了学习与研究宪法学的主要内容。
何谓宪法现象？宪法现象包括宪法意识与宪法物质或者宪法思维与宪法存在两方面的内容。根据哲学的一般原理，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最高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归根到底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两类。它们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解决哲学上其他问题的前提”。[③]同样，依据哲学的一般原理，作为社会事物之一的宪法学现象也可分为宪法意识和宪法物质、宪法思维和宪法存在两部分。[④]而宪法物质现象和宪法思维现象也就构成了宪法学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成为解决一切宪法问题的前提。
对宪法现象的探究又须界定究竟什么是宪法？只有在明确究竟什么是宪法的基础之上，才能确定宪法现象的内容。关于宪法的定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仍可以这样定义，即宪法是政治法，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表现出的以法律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大法。在以国家与公民关系为基点，也即以国家与社会分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政治法具体表现为通过以特定的机构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既赋予又限制国家权力来完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建立在这一定义和理解基础之上的宪法现象也因此具有了特定内涵。此外，宪法现象的内容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法律是高度“形式化”的事物，这一“形式化”既表现为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包含了程序和内容；宪法的形式表现就是法律文本或者宪法典。因此，宪法现象还必须包括宪法文本在内。这样，结合宪法的独特形式文本表征，具体而言，完整的宪法现象包括从理念、制度到法律文本的不同部分，即宪法理念、宪政制度与宪法典三部分内容，其中宪法理念从属于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层次；宪政制度与宪法典则是宪法存在的内容，也是宪法的物质依托与法律表现。此外，与之相关的是，对宪法现象的认识还离不开其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因此，完整的宪法现象表现为一个国家以既定的宪法理念为基础建构本国的宪政制度，以书面形式将这些内容载于成文宪法典中，以此规范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保障公民权利。
宪法理念是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的主要内容，它是关于宪法诸问题在人们头脑中或者在人们的精神和意识中所形成的理性形式。“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和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形象思维等理性形式。”[⑤]所以，宪法理念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宪法的直观认识和理性把握，包括人们的宪法认识、宪法感觉、宪法判断、宪法评价、宪法期待等，这些内容具体表现为基于宪法生活所形成的高度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一般的宪法概念和宪法原理，它们构成了判断宪法事物的理论标尺。
宪法制度和宪法文本从属于宪法物质和宪法存在的范畴。宪法制度也是宪政制度的内容，具体表现为立宪国家在一定的宪法原则和理念约束下的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由于法律的高度形式化特点，故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宪法奉行成文主义，规范国家政治运行的规则和制度通过文字和书面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政府行为，规范政治生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在具有司法或者中立机构保障宪法实施的国家里，宪政的运行过程也即一个国家以宪法理念和原则为指导，以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为依托，具体表现为司法审查和司法判断政府行为正当性的动态运行过程，而宪法文本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评判政府行为的圭臬；依靠对宪法文本中的文字所进行的文意解释、平意解释或者制宪者意图的解释已成为法治国家宪法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离不开宪法文本，这也是宪法成文主义的价值所在。所以，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共同构成了宪法物质或者宪法存在的内容。
而不完整的宪法现象则不具备某一方面的内容。它们或者表现为一个国家有宪政而无宪典，如奉行不成文主义国家的英国宪法。在这样的国家里，由于缺乏宪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构成了不完整的宪法现象。[⑥]它们或者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全体不具备宪法意识、宪法理念或者宪法思维，没有依据宪法思维而建构的宪政制度，而空有宪典，即有宪典而无宪政，这样，宪典就是装点门面之物，有名而无实，这样的宪典仅为名义上的宪法，即日本所谓的“外见的”或者“表见主义”的宪法。在不具备宪法理念的国家和社会中，无法根据一般的宪法原理进行思维，分析、判断社会事务，从而判定行为与事件宪法上的正当性。因此，仅以有无宪典而论，无法判定当今各国的宪法运行情况。这是因为，在当今各国，“宪法可能试图把国家政策制定者事实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合法化。它也可能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宣言’、一个既存政府使自己合法化的努力，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出生证明。”[⑦]
二、宪法现象决定宪法学理论体系构成
前述分析表明，宪法现象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作为科学的宪法学表现为一个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特的学科体系。[⑧]同时，这一体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该国家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宪法现象和这一现象生存背景的综合就决定了作为宪法学理论体系内容的合理性与多样性。
首先，作为意识的宪法学包含了人们思维观念层次上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它是宪法学获得其思想与学说层次分析的理性基础，即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决定了理论宪法学的存在价值。日韩等国的宪法学者总结出来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正在这里。因此，宪法意识层面的宪法学包含这些研究领域，它们分别构成了理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这就是：宪法原理、宪法价值学、宪法逻辑学、宪法思想史、宪法学说史、比较宪法学等。
其次，作为物质和存在的宪法学包含了宪政制度和宪法文本两方面的内容，它们是宪法运行的基础和物质依托。不同国家、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宪政制度和宪法文本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将其作为研究内容的研究价值。其中作为制度的宪法学包括这样一些研究领域：宪政制度史、宪法发展史、宪法政策学、宪法判例研究等。文本的宪法学以宪法的形式表现即宪法文本为研究对象。宪法文本包含了文字和内容两部分，其中对宪法文本的不同理解又构成了宪法解释学的研究范畴。这样，宪法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学包含了两方面的研究领域：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它们分别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是实用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最后，宪法现象赖以生存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决定了具有交叉意义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宪法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其所生长、发育的土壤决定了可以从其他现象研究宪法的可能性，同时，社会各种现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决定了社会学意义上宪法学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它们从不同侧面提供人们理解宪法现象的视角。这些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社会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文化学及宪法心理学等。[⑨]
因此，宪法现象的哲学分析提供了建立完整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这一学科体系可用下图所示。
宪法原理、宪法价值学、宪法逻辑学
宪法意识-理论宪法学
宪法思想史、宪法学说史、比较宪法学
宪政制度史、宪法发展史
制度宪法学
宪法现象 宪法政策学、宪法判例研究
宪法物质-实用宪法学
宪法文本：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
宪法社会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
社会基础
宪法文化学、宪法心理学
（其中-代表了按照哲学构建宪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思路。 代表了按照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学学科体系的设想。）
宪法学理论体系不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法学学术研究传统所证明。传统法理学流派的三大分类就既包含了方法的分类，也包含了各种流派的研究内容的分类。一般认为，近现代法理学分为三大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三种法学流派的研究内容分别代表了对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规范和社会目的和功能的分析。韦伯也曾提出了法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他将之归结为道德论、法律职业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关注重点和法律效力的来源呈现这样一种关系。这有关系可用下图所示：[⑩]
方法
关注重点
所认为的法律效力来源
道德论
法律的道德基础
法律与外在伦理或道德价值之间的一致性
法律职业
法律的独立性
法律内部规则和原则的逻辑一贯性
社会学
法律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
法律的社会功用
因此，按照法理学的传统分类和韦伯对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及其设定的研究内容，上述宪法学学科体系的内容也大体上符合这一分类及其内容。理论宪法学的内容基本从属于宪法的道德基础，由宪法意识所决定；实用宪法学的内容从属于宪政制度的运行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司法介入和参与下，依靠对宪法文本的解释所完成的带有评判性的动态过程，它带有较强的独立性，是中立机构或者法官在宪法规则和原则之间寻求逻辑一贯性的表现。严格而言，这一意义上的宪法学构成了宪法科学的内容，其方法和研究内容最具宪法学学科特性，因而也最具专业性。并且，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宪法解释。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学则研究宪法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探究宪法何以由成，其社会功用何在。社会学又称为实证的方法，其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方法分析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它屏除价值的成分；另一种则是由法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以研究法律的社会基础、社会政治功能和意义。[11]本文所指的宪法社会学主要指的是后者，即研究宪法现象生成的社会条件、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宪法的社会功用等。
当然，宪法学的学科体系是开放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综合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科之间交叉的结果会不断出现新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如，近来已出现了“生态宪法学”的研究。[12]
三、 宪法现象决定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基于前述分析，宪法现象和宪法存在决定了宪法学是一门科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对宪法现象的研究构成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二者的综合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总体而言，这些方法从属于一般的法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类：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宪法的理念及其价值，这些内容正是理论宪法学的组成部分；规范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宪法判例和宪法解释为研究内容研究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内容是实用宪法学的组成部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法研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现实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这些正是宪法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根据布赖斯勋爵的概括，法律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形而上学的或先验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以及比较的方法。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权利和正义等抽象理念出发推导出一套法律概念和范畴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探讨和论证法律的价值，为法律寻找到一个人性和伦理的基础。分析的方法则是关于法律规则的的结构，以经验和逻辑为出发点对法律术语和法律命题进行界定和整理。历史的方法把法律视为一种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文化产物，通过对具体法律原则和规范的含义作历史性的解释。比较的方法则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横向的比较，找出这些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概念、原理、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异同，一方面为理解和交流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则为改进本国的法律制度提供借鉴。[13]另根据坎托洛维茨和派特森的观点，法律科学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关于现实的科学、关于客观或共享意义上科学以及关于价值的科学。[14]其中关于现实的科学就可以理解为法律概念、原则、规范及法律制度生成的社会现实条件；关于客观或共享意义上的科学可以理解对规范的研究；而关于价值的科学即研究法律科学的伦理和道德基础。关于宪法现象所决定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不出这些方法的范围，从属于法律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除遵循法律科学的这些基本方法外，还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这是因为，在法学诸学科内部，宪法现象决定了宪法学是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宪法科学，这也就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多数教材的“绪论”或“前言”部分对宪法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等，这些都是研究宪法学的基本方法，也是被大家所接受的方法。无庸讳言，它们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其为宪法学和其他学科所共用，尚无法标示出宪法学自身的学科特性。通常，学科的专业性和自治属性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而方法的独特性是判断该学科是否具有一定自治程度的标志之一。昂格尔在谈到法律制度的自治性时指出，“自治性表现在实体内容、机构、方法和职业四个方面”。[15]宪法学也需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其他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宪法学专业研究方法和综合性研究方法，具体指宪法解释方法与综合研究方法。这也是目前受到忽略或者一定程度受到轻视的宪法学研究方法。
1.宪法解释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具宪法学专业特性的研究方法。[16]有学者认为，这一方法为宪法学所独有，是本学科的“独门暗器”和“看家本领”。[17]笔者赞同这一认识和判断。该方法为宪法学学科所特有，并且是其他学科所不见长的一种方法。而这一方法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这一状况的形成又与我国不完善的宪政制度建设有密切关联。
宪法解释学又分为两种：一种可称为宪法注释学；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前者通常存在于一个国家宪政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者是在仅有宪典而无宪政的前宪政国家里。由于与宪政运行有关的相关元素尚不十分活跃，故而局限了宪法学者的研究空间；宪法学研究者只能就条文机械地作符合国家形势和要求的政策宣讲。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性是一常见的现象，很多国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在宪政发展的初期阶段经常受客观现实的局促，宪法研究者只能对宪法条文作符合国家形式的的政策宣讲，如早期日韩等国的宪法学研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该意义上的宪法注释学；宪法注释学也并不因此完全没有价值。[18]这是因为，宪法注释学同样精密，它需要对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国家客观形势和宪法条文有着精深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宪法学研究者所必备的，特别是该意义上的宪法学研究培养和训练了宪法学研究者对条文的熟悉程度。对条文的熟悉程度是判断一个法学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理论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者除必须具备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外，还需要“言之有据”。“据”就是法律根据，即在分析讨论一国制度、案例与事件时必须有相应的规范依据。熟悉宪法文本不仅仅需要熟记宪法条文，而且要深刻理解宪法结构、宪法各部分的法律地位、宪法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也就不具备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基本法律素养，而注释意义上的宪法学提供和训练了法学研究者这方面良好素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不可轻视这一研究方法价值及其研究者的原因，同时也是宪法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必须熟记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文或者法律文本的根据。但是，这一方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由于对宪法条文的注释仅仅附随于国家的政策形势，故无法树立其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其学术与理论价值也无法得到适当地发挥，即宪法注释学既无法以宪法学基本原理作为判定政府行为正当性的标尺，也无法建立一种反思的宪法学，使宪法和宪法学理论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更新，并完善和发展宪法学理论体系。
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存在于发达、完善和宪政成熟的国家之中。宪法解释是以宪法文本和宪法原理为依据，以宪政制度为依托，具体在司法或者中立机构的操作下进行和完成的一种旨在判定法律或者政府行为合宪性的过程与行为。实际上，宪法解释综合了宪法的各种要素，几乎包含了从文本、原理到制度的不同层面，是一个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运行过程。在此过程中，除上述要素外，流行的哲学与价值信念、一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形势、法官个人的心理、情感与气质等均综合作用于解释过程。因此，宪法解释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机统合。这一过程不仅极富实践价值，而且为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在成熟的法治国家中，宪政运行有素，相关要素异常活跃，特别是政治与审判分离，与宪法实施与运行有关的司法机关或者中立机构具体承担了审查政府行为合宪性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职责，这些活动伴随着大量的宪法解释。法官的活动和行为不仅发展了宪法解释的一些方法，而且宪法的内涵也相应得到了扩充、变化和发展，这就为宪法解释学提供了研究素材。建立在宪法解释基础之上的宪法解释学也因此成立并发展起来。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 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3篇
教学方式方法陈旧，听课内容枯燥，学生提不起学习的兴趣，特别讲授到有关的法律条文时，像催眠曲一样没有激情，最后睡觉的、讲小话的、玩手机的、看其他课外书的等都出现了，任课教师也感到无奈。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习惯理论讲解的教师，有的先讲经济法总论，再讲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一本教材，从头讲到尾，教师绝对是主导；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填鸭式、满堂灌。有的教师则在经济法教学中只重视具体法律制度的讲解，而忽视对总论内容的把握，越往后讲，学生越没喜好，学生越没喜好，教学效果也就越不好。
开经济法这门课之前，一定要先开法律基础知识课，而且还要把这门课作为考试课进行闭卷考试，逼着学生去记忆一些基本的法律术语和常识。为学生日后学习和理解经济法课程的有关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引导学生加强对经济法这门课的认识，用1~2个课时的时间给学生讲授学经济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最后引导学生如何才能学好经济法这门课等，让学生对经济法充满期待和希望。
在教材的选用上要考虑到“够用为度”和“可操作性”。教材的选用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所以，我们对教材的选取一定要有一个终极目标：即“够用为度”和“可操作性”。所谓“够用为度”指选用的教材要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的要求，取材合适，深度适宜，分量恰当，符合认知规律，富有启发性，适应目前中职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喜好，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可操作性”是指在教材的选用上，要体现目前中职生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内容，少一些深奥的空洞理论，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例的分析上也要尽量跟现实的生活贴近，做到越通俗易懂越好。从身边发生的实际例子来展开学习和操作，最好是每一章的实训练习都能让学生会做，而且还要使学生有兴趣去做。所以，在选取教材时既要考虑到本专业学生的特征，又要考虑目前中职生的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思政课 法治教育 大学生 法治意识
高校思政教育是德育教育的一部分，是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载体。法律常识的内容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材中占据一定比重，思政课堂的教学不仅需要向学生传授基本法律常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意识，让学生掌握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引导大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阶段，为此，要在这个阶段着重提升学生的法律素质，就必须重视思政课堂这个重要阵地。
一.高校思政课法治教育的现状
1.课堂时效性差
现阶段，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法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来进行。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5修订版教材中在三个章节中涉及到法治教育的内容，这部分教学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和法律权利义务，理论性强，较抽象，趣味性不高，所以直接导致学生不想学、不愿学，课堂教学的时效性差。
2.学生法治意识不高
第一，缺乏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的神圣追求和坚持体现，是人们从心底对法律的一N认同。我国现在越来越重视法治社会的建设，将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着重培养他们的法治意识。但是，受传统法制教育薄弱的影响，传统法律文化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使他们没有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第二，法治观念和法律认知水平不高。在社会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大学生能够接受的专门法治教育是十分有限的，无法系统化地学习法律知识，由此导致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把握和理解不够深入。法治意识的核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但是现阶段，一些大学生只注重享受自己的权利，而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由此加重了社会法治意识淡薄的风气。
二.高校思政课法治教育的成因
1.教学内容理论性强、教学方式单一
思想教育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这一特殊性直接决定了思政课教学仍应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所以在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不如其他学科那样灵活多变。
一方面，思政课法治教育涉及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养成、《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以及法律权利义务等，这些内容理论性很强，且内容多是用专业术语介绍法律概念和常识，说教味较浓，和高职学生的实际学习和生活之间存在距离感，对于高职学生的学习来讲具有一定的难度，难以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法律知识学习的乐趣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法治方面的教学内容虽然丰富，但是大多数老师授课的方法单一，往往是片面地将知识简单罗列呈现给学生，没有将社会热点和法律知识点内容结合，不利于学生的认知和学习。
2.大学生个人因素限制
第一，学生个人法治意识缺乏自身内在的需要。大学生认为学习就是为了以后的就业，由此忽视了对和就业关系不大的学科的学习。第二，一些大学生过分地重视自我，导致个人的自大和自私。现阶段很多95后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为人处世方面较为自我，不懂得与人分享、合作交流。在法治意识不高的情况下，大学生很可能做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违法乱纪行为。
3.家庭文化环境教育落后
一些家长认为大学生属于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已经发展成熟，为此忽视了孩子成长中幼稚、不成熟、逆反心理的存在，无法对自己孩子形成科学的认知，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另外，一些家长忽视了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往往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规划孩子的成长，对于孩子的生活举止以及社交活动过度干预，在重压之下反而容易导致孩子出现违法的行为。
三.在思政课堂中提高大学生法治意识的途径
1.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融入法律案例
从现行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教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2015修订版）中来看，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部分内容多为法学理论和宪法。对于这些较为理论抽象的法律知识，学生不能完全掌握，也无法对所学的法律知识内容进行深刻的了解。为了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传授的时候，需要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的结合，在实际的法律知识教学中不能局限于教材的内容，而是要对所教授的法律知识进行拓展，并将社会热点案例和法律教学内容结合，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向他们渗透法律知识。在具体的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采用专题化讲座的形式，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和知识内涵特点，对不同章节的内容进行新的整合和优化，从而提升法律教学的系统化和可操作性。比如对于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内容的教学可以通过专题的形式来进行，从法律的起源、本质、特点等方面进行专题化讲座，并结合思想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内容，实现思想政治和法律教学的整合，在思想政治课堂上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民主法制意识。
2.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
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方式对最终的教学实效性具有重要影响。面对大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和新时期法治社会建设的新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课堂中对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需要采用一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和手段。受传统思想认识、教师队伍素质、教学内容等多个方面的现状限制，高校思想政治课堂上对法律知识的渗透往往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教师依据教材的内容一板一眼地进行教学，导致思想政治课堂成为单一的法律课堂说教，难以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学习的重视和理解。为此，需要对现有思政课堂法律知识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实现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充分结合，并综合应用启发、讨论和讲授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力量。同时，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理解和把握法律知识、条文、规范以及法治社会建设对学生个人法治精神的要求，让学生动脑筋进行自主化学习。
3.对现有的教学手段进行创新
多样化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教学手段的支持。在教学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何种教学手段更加成为课堂教学效果如何的重要因素。在科技的进步发展下，课堂教学手段显示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多样化的现代教学手段被教师广泛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弥补了传统教学的弊端。比如多媒体课件以其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能够并存的优势，将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更为直观化地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在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的同时提升了教学成效。为此，思政教学中法律知识的渗透需要利用多种形式、手段，将讲和看进行结合，以更为直观化、生动化的方式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生活有效结合，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比如互联网+思政课的教学手段，利用教学APP来引导课堂教学，学生可在课前预习老师的资料，可在课前课后与教师之间实现网络实时互动，这样不光提升了课堂实效性，还很大程度增加了课程趣味性。
4.设置科学的考核方式
思政课教学考核的重要考核方式是期末卷面考核。成绩考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和实现教育的有效发展，但是这种单一化的卷面考核方式会导致学生在考试阶段采取不同手段来应付考试，为一些平时不学习的学生提供了临时走捷径的可能。为此，需要对思政课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在考核中应更加注重过程性考核，在平时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进行主动化、自主化的学习。思政课的量化考核可以由平时成绩的60%、期末成绩的40%构成。其中平时成绩主要包含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考勤、课堂纪律组成。期末考试部门可以变得更为灵活，比如可以让学生到社会、企业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书写调查报告。
5.在思政课之外优化法律文化环境
A.打造良好的家庭法律文化环境
学生的学习成长，家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家庭中，家长需要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成长形成一种客观的认知，从而根据孩子在法律、思想道德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家庭法律文化环境是指在家庭全体成员的长期生活中，家庭上下共同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文化形态，为孩子的法治意识培养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支持。
B.打造良好的校园法律文化环境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为此，法律知识的培养需要良好校园文化氛围的支持。首先，通过打造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培养学的的法治意R。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在思政课堂上需要透过思政教学模式来向学生有策略地渗透法律文化知识。首先，将法律知识和实际生活有效联系开展教学。其次，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比如可以定期在思政课上开展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将书本的知识内容以活动的形式向学生进行渗透。最后，开展学生自我教育活动。在课余实践通过实践活动来学习法律知识。
C.打造社会法律文化环境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会影响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认知。为此，需要针对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场所等来开展法制教育。在学生居住的社区，也应该开展相应的法律知识宣传活动。首先，要发挥司法部门的重要引导职能，尤其要加强对社会负面消息和新闻的打击力度，为大学生法律知识的学习营造健康积极的环境。其次，社会教育、文化、电影、出版等部门要注重对法律理念的宣传。最后，学校之外的图书馆、博物馆等要形成正向的舆论价值导向，适当地开展法律教育活动。
参考文献
[1]欧阳林洁.高中《政治生活》教学中学生法治意识培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5.
[2]刘玲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探究性教学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3.
法律内容论文范文第15篇
--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⑧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