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论文范文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篇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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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omer,PaulM.,1987.GrowthBasedonlnereasingReturnsDuetoSpecialization.AmericanEeonomieReview,77,2(may),pp.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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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载《人口与经济》,2001(6)。
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2篇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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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载《人口与经济》,2001(6)。
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3篇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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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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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5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学习些什么？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自然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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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7篇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二、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8篇
随着经济金融化，资源的分配，学者们对金融发展所体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专家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经济增长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经济与金融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学者难以给出定论。也这是由于如此，本篇文章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实证来分析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最后的研究结果回答了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关系。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基于VAR模型之下，将经济增长、资本存量、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以及对外开放看做是系统里面的变量指标，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考察。
(一)变量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状况。
2.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因而学者所选取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大相径庭。为了对金融发展进行准确的衡量，我们在选择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充分借鉴和思考了戈德史密斯(1969)、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以及莱文(1997)等相关人等的观点，并着重从金融发展的具体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在工作上的效率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考察。
3.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增加额，本章以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的投入。由于存货增加额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资本存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用(MKR/GDP)表示。
4.本章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W/GDP)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5.本章在考虑到了对外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VAR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IE/GDP)来表示。本章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GDP、固资投资以及薪资总额等相关的数据都源自于安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系列可能存在异方差，故本章将所有的数据系列都取对数，所有相关测试都是通过Eviews6.0来进行。
(二)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1.VAR模型因为不能够预先对系统里面各个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确认，所以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之上的分析法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分析。VAR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回归模型，其对系统里面全部的变量都是统一对待的，因此我们不用对自变量以及因变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
2.短期因果关系测试样本中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单位根测试过程，基于单位根测试可知晓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此时可考虑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仅仅只能够对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变量进行测试，并未涉及到误差修正项的检验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可知:应变量是ΔLRGDP时，否定了3%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W、ΔLMKR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与此同时还否定了4%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IE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其最终结果显示GDP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方面发生改变，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力、资本存量等。如果应变量是ΔLFIR，5%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MKR并非是ΔLFIR格兰杰成因的假设进行否定，金融深化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存量发生改变。VEC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存量、经济增长、劳动投入等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
(2)资本存量、金融深化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换言之，金融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发生改变;
(3)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统计意义。前三期无需考虑LRGDP所做出的贡献，LFIR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从第二期开始便可知晓误差方差是9.7%，到第三期时可明显发现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即解释率为31.5%，直到第七期为止呈下滑趋势，第八期在20%水平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波浪形。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二期时可清楚知晓误差方差为0.78%，第二期到第四期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第四期时误差方差的解释率为40%，直至第六期为止一直都是上升趋势，第六期时便达到最高点，解释率为57.5%，达到顶点之后便逐渐下滑，但解释率不会低于20%。仅就劳动投入而言，第四期的解释率为7.3%，此后便会呈现上升趋势，但解释率不会低于15%;仅就对外开放而言，从第二期开始便可发现误差方差的解释率没有达到0.1%。综上所述，通过新息分析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金融发展给经济大幅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所有变量中贡献率最大的是金融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会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影响力较大，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安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大幅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VAR方差分解法、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对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所有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如下: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指标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FIR处于长期均衡。这说明，在1989－2012年间随着安徽省GDP的增长，金融资产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二者保持着长期稳定。
(2)此次研究工作中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金融发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力较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法制环境、地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等，对安徽省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可明显发现本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完善成熟的法制体系，对现行机制进行修改与完善，如此一来才能够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域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
(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有一定关联，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金融发展等。与此同时还可明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奥肯定律，经济增长，就业弹性，扩大劳动总需求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美国统计资料，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2的反比例关系。这就是“奥肯定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
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情况如何呢？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揭示出奥肯定律所描述的规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经济出现低迷外，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呈高增长态势。伴随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增长情况如表一所示。从表一可看出，虽然在1981～1984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失业率逐年下降；在1992～1997年，随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逐年上升。二者有负相关关系。但在1986～1988年、1997～2000年、2004～2005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失业率都保持不变，似乎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无关。甚至，在1984～1985年、1989～1990年，随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也下降；2001～2003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失业率也上升，二者有同向变动关系。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
就业与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上述“我国GDP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反比例关系”可得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非同向变动”的结论。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1、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没有促进就业增长
1998年以来，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与银行信贷配合，把投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如：农林牧渔、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该年的政府国债投资在不同行业的比重及这些行业的就业指数见表三。从表三中可看出，政府在不同行业的国债投资中的优先次序与这些行业就业指数的高低顺序刚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恰好是就业密度程度低的行业。另外，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市场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尚未彻底转变。于是，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都把GDP增长速度放在首要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源配置偏离效率中心，导致一些项目和企业低效运作，短期内GDP是上去了，但长期内许多资产闲置，就业不能如期增加。
从货币政策看，政府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但是，在资金的供给方面，居民出于对失业等种种不稳定性预期，因而储蓄倾向相当高，伴随利率下调，储蓄存款反而上升。在资金的需求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大型项目享受政府保护政策，是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资本需求被人为压低。这样，在资本供需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的价格被人为扭曲。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形成机制仍然是刚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较快的上升趋势。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导致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GDP增加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
2、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隐性失业逐渐转变为显性失业，造成GDP增加与失业率上升并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追求的是低层次的“普遍就业”，采取的是“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是靠牺牲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的，是靠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维系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企业内存在大量富余人员，造成庞大的隐性失业。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不断健全，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隐性失业人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富余人员被企业分流出来。于是，隐性失业显性化，失业率上升。但由于分流出来的是那些边际成本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富余人员，因而国家的实际GDP并不受影响，从而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引入“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两个概念。名义就业人数指企业中在编人员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数量；有效劳动需求量指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在我国，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的数量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可见，有效劳动就业量的扩张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提高已就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和质量；二是增加劳动者数量，主要表现为利用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现在，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经济增长只是增加了有效劳动需求量，提高了劳动效率，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但转轨时期企业要排出更多的富余人员，故而使名义就业人数下降。可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并非完全无效，只是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就业制度、经济制度、统计方式等因素所扭曲，造成“有效就业增长中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从表一数据也可看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有时是正向相关，有时则是反向相关。假设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其线性拟合模型为y=1.532+0.041x，可决系数R2只有0.013，远小于0.7；且相关系数R只有0.114，小于0.4。尽管此模型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同向变动关系：当GDP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率将会随之上升0.041个百分点，符合经济意义。但此模型的F检验和T检验都没有通过，说明：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不显著。由此可见，1980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同向变动关系很微弱。
3、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差异导致就业增长不足
由上所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相关性很弱，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然带来高的就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可用GDP就业弹性来解释：GDP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由此可见，就业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GDP就业弹性。那么，就业增长率与GDP就业弹性的关系如何呢？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能否扩大就业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GDP就业弹性的大小。从表一可看出，GDP就业弹性虽然有一定波动，但总体上呈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就业弹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就业量的作用就越来越不明显了。
我国不但GDP就业弹性每年都不一样，而且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它们的增长水平和就业弹性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也就不同。从表四可知，我国2001～2003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就业弹性依次为0.149，-0.041和0.323。显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已经不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趋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机器排挤工人”的现实；而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明显。但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还很大，2001～200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平均百分数依次为13.4﹪、45.33﹪、41.27﹪，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平均依次为49.7﹪、21.77﹪、28.53﹪。可见，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首位(45.33﹪)，但其就业比重却处于末位(21.77﹪)。而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还要快于其它产业，2001～2003年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平均分别为2.73﹪、10.3﹪和10.03﹪。这种产业之间增长速度、产出比重与就业增长和就业比重倒置的结构性差异，必然在整体上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
三、扩大劳动总需求，即解决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奥肯定律所描述的规律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变动相互分离，几乎毫无关系，这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在这个特殊时期，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要降低失业率，且在我国劳动力供给逐年上升的情况下，可能的出路就是扩大劳动总需求。
符钢战(1992)给出了决定中国劳动总需求的模型：DL=f(x,y,z)。即劳动总需求DL由三个变量决定：资本-劳动比例X、经济增长率Y和制度需求强度Z。根据此模型，符认为：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Y。随后，江文生(2003)对符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下降及制度需求弱化的共同作用下，造成劳动总需求远低于劳动总供给形成的。而要得到较高的就业弹性，必须以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因此，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关键是要从资本-劳动比例X因素入手，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解决。
基于符钢战和江文生的扩大劳动总需求的模型，及前面对我国高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并存的原因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确立以就业优先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即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二是就业优先的发展思路，即把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前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然解决就业问题，我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促进就业增长。而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缺乏，我国将长期面临沉重就业压力等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确立经济发展战略时，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政策实施的逆就业倾向出现。
2、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总需求，而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在内需不足、民间投资和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应重视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如财政支出、税收、国债、贴息等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比较微弱，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增加了有效就业，因此还须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减税来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利用国债投资和常规性支出来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因基础设施短缺而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约束，发挥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乘数”作用，进而促进就业扩大。二是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松动银根，来刺激民间投资需求。这样，通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来刺激和扩大内需，增加就业。
3、调整产业结构，积极促进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就业弹性，扩大就业渠道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0篇
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范文一：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内容，分别从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与林业要素投入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林业经济增长分析的有效方法，以及要素投入对其产生的促进作用。将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结果准确度会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要素投入;林业经济增长;增长效应
林业经济增长情况在研究分析阶段，需要选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要素投入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明确林业管理的重点内容。经济增长状况分析离不开数据收集与处理，下面文章将针对工作各流程的技术要点展开探讨，帮助选择有效的分析方法。
1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1.1数据收集和处理。
分析林业经济增长情况时，现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整理分析来得到准确的结果。要素投入方法对经济情况分析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仍然需要完善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将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结果的可靠性。林业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净化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全面因素，因此数据分析也比较复杂，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与额定指标做出比较，再结合投入自己数额来分析，方便判断经营管理期间是否出现亏损现象。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数据收集工作需要由基层员工完成，在任务开展阶段，要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学习任务流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来完成任务，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分析任务才能够高效进行。
1.2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黑龙江地区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在对产值进行计算时也发现正在呈逐年上涨趋势。林业发展虽然属于环保公益类项目，但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总产值上涨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会逐渐增高。林业产值受环境因素影响严重，同时也与管理情况存在必然连续，加强管理并采用科学的虫害预防方法，能够增大树木的生长效率，死亡数量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长期以来，林业经济过于依赖国民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正在向独立发展方向转型，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1.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1.3.1劳动力数量变化。
要素投入需要明确管理任务中的要点内容，并结合林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使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初期林业工程建设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随着林业逐渐发展进步，管理技术也有所进步，广泛应用信息设备，减少数据传递阶段的误差。人力资源的使用量逐渐焦减少，这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还存在林业单位大量辞退工人，采用买断的方式减少劳动力数量的方法。
1.3.2资本数量和结构变化。
为提升经济增长速率，林业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涝灾害对林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林业经济损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经济管理在主要体系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工作开展流程的创新。引入资本理念后，虽然在经济体系上仍然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并不会发生严重的连带影响。林业工程建设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制定科学的目前，这样各个阶段所完成的工作任务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这也是要素投入带来的积极促进作用。
1.3.3造林面积变化。
林业发展需要植树造林，确保林业种植的数量，这样才能够形成森林系统，管理任务开展所面对的主体也更加明确。将要素投入方式应用在林业数据采集分析中，能够帮助管理人员确定造林面积，最大程度的发挥森林对生态环境乃至经济体系的促进作用。开展要素投入后，植树造林的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荒废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利用，这种造林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优势。
2模型估计与分析
林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会产生大量数据，数据整理与保存也成为了难题。通过建设完善的施工制度体系。借助计算机设备对数据进行分析，更加简单高效，将数据输入到其中后，可以建立出统一的模型，与额定的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严重的下滑情况。如果发现经济收益下滑，也要对引发的原因进行分析，避免类此问题再次发生在林区中。数据分析也需要公式的参与，这些公式都是固定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临时更改，分析处理所用时间有明显的减少。要素投入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因此能够帮助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建立模型概况，再逐渐对其内容进行完善，实现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目标。其结果可以作为林业发展情况判断的依据，应用在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上也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较低的A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合理解释:即林业是一个正外部性较强的产业，林业要素投入中以国家为主的部分大多用于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多转化为林业生态效益和资源储备，并没有计入林业经济产值核算。国家林业投资所占比重的参数估计值4=0.837，说明国家投资占全部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是弱显著性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林业具有正外部性，增加公共投资能够促进林业发展;由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多用来进行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结果说明林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具有特殊性，需要实行国家投资为主的形式。
3对策与建议
在对林业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收益进行研究时，可以将日常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引入其中，促进森林资源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收益增长与森林资源的产值具有很大联系，因此要协调好成本投入与资金收回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应当加强林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林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还需要大力提高;林业投入要素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态资产，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没有计入经济效益，造成了林业产出被低估的现象;国家投资对林业的支撑十分重要，应不断加强。结合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努力。
3.1增加对林业的资本投入。继续坚持生态林业的建设方针，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对林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开拓林业投融资渠道，对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给予政策优惠，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提高林业投资的整体水平。
3.2要提高林业系统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充分保障基层林业工作人员的各项权益，免除基层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加强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的工作环境，丰富林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林业建设的工作。
3.3继续扩大造林面积，做好森林生态价值核算。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积极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的评价制度，评估我国林业的生态价值。建立合理的换算体系，将造林的生态收益转换成经济收益，更全面的反应林业的产出。
4结论
加强林业领域的科研投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财政对农林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的资助力度，建立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强化基层林业科技工作站和推广站的建设，提高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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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冰.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J].环球人文地理,2014(8).
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范文二：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建构研究
摘要：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关系到整个河南经济的发展的大事。而加快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又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虽然目前金融行业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模式建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走的更加长远。
关键词：河南;农村经济增长;金融支持;模式建构
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河南不仅是人口大省，更是农业大省，因此河南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关系到整个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大事，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不仅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统计，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银行也金融机构网点达到14.5万家，占银行金融机构网点数的69%，资产总额41.3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了177.8%，可见农村金融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015年4月河南省正式印发了《河南省推进中原经济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旨在全面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持续探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可持续、可复制、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之路。方案的是基于金融支持概念下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科学的建构和合理的完善。虽然河南省加大力度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加快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建构步伐，但是就目前而言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式建构有所帮助。
一、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式建构现状
目前河南农村的金融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银行类金融组织，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非银行类金融组织，包裹农村信用社、农村信托组织、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民间金融组织，包括农村扶贫机构、储金会、基金会、民间信贷组织等。三者在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农村银行金融组织的发展现状
据统计，2012-2014年间，河南省涉农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新增116.2亿元、1644.0亿元、1733.7亿元，同比分别实现多增108.7亿元、481.8亿元、89.7亿元，在此期间，全省人民银行累积发放支农再贷款685亿元，有效促进了支农信贷投放。银行类农村金融组织作为河南农村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河南农村提供信贷支持的主体，也是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后盾，肩负着农村金融骨干的重任。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河南省内唯一的政策性银行，是政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2014年，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累积投放各项支农贷款1055.8亿元，比上年增加265.8亿元，创历史新高。2015年，河南省内农发行分支行紧抓新常态下农村金融蓝海新机遇，加大支农力度，将新增农业农村政策性中长期贷款100亿元以上，确保支持河南粮棉油收储稳定，优先支持中央、省级财政投资的重大水利建设项目和贫困地区农村路网项目;支持土地收储配套基础设施、大中城市周边土地整治、农民集中住房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河南省内提供涉农贷款投放量最大、农村服务面最广、农村客户最多的商业性银行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不仅是河南省农村金融组织的中坚力量，更是唯一拥有专业化的农业信贷经营管理体系。农业银行为农村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包括专项农业贷款如专项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一般性农业贷款如常规农林牧副渔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户小额贷款，农民合作社流动资金贷款，农村基础设施贷款等。作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的大型商业类银行，农业银行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包括河南省在内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农业银行被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地区，旨在推动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通知指出试点地区提供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和农村各类组织贷款取得的离析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这就为农业银行扩大农村金融支持业务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农业银行河南分行为了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支持作用，积极探索信贷资金、金融产品、电子渠道等不同的金融手段，大力开展全方位的立体式金融帮扶。据统计，截至2014年10月底投放金融扶贫贷款达279.7亿元;支持企业65户，投放贷款10.5亿元;发放公司+农户贷款3100多户，金额1.1亿元。此外，为了方便农民的业务办理，农行还在河南农村地区设置ATM、POS机、智付通等自助工具7.3万台，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5.85万个，并106个县新农保、44个县新农合、21个涉农财政资金及2个农村公用事业等项目，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除了农业银行以外，河南邮政储蓄也是农村金融支持的重要力量。邮储银行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有近4万个网点遍布全国，其中有71%分布于县域地区，实现了延伸城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河南省内邮政储蓄有网点2269个，ATM机500余台，并且与全国邮政储蓄网点实现了通存通兑，是河南省农村地区率先实现全国联网的金融机构。此外，近些年来逐渐兴起的农村商业银行也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生力军。农村商业银行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合作的形式入股建立股份制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2008年新郑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之日起，至今已经发展了近十余家农村商业银行。农商银行的出现不仅壮大了农村金融体系，也丰富了农村金融服务形式，有效的弥补了其他商业性银行在农村信贷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二)非银行类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
非银行类金融组织是构成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河南省主要的非银行类金融组织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信托机构以及农业保险机构。河南农村信用社成立于1951年，目前在省内共有142家县级法人机构，5264个营业网点，是河南省存贷款规模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不断加大支农力度，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4429.01亿元，较年初增加了597.56亿元，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1.91%。为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农村土地信托日渐成为农村金融支持中的重要角色。目前河南农村信托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2014年成立了3家涉农担保公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内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展慢的问题，推动河南省涉农担保体系的建立。2015年2月，河南省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组建省市县三级农训土地信托中心新载体，赋予其土地收储、供应、交易、低压担保功能等，这就为河南农村信托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河南农村报保险业务的发展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发展程度和水平偏低，环境依赖度高，管理不完善等，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现状
不同于上述两类金融组织，民间金融组织具有自发性，因此地域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并且容易出现管理不完善和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河南农村扶贫社、互助储金会、基金会普遍存在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民间私人信贷作为民间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渠道。一方面，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和信用社的信贷压力，另一方面民间信贷能够加快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动，使民间剩余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但是，当前自发的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为社会所诟病，价值民间信贷机构规模小，信贷能力有限等都使其在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时显得力量不足。
二、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首先，当前河南省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网点分布不均的现象。大部分的国有银行，其他商业性银行的分行或支行都设立在城镇地区，几乎很少在农村设立营业网点。这样就减少了银行与农村资金直接对接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具有趋利性特点，它们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投资回报率快的城市地区。大量资金向城市流动削弱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从而影响整个农村地区的发展步伐。其次，河南农村金融支持内容单一，缺乏创新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过于单一，很难满足农村日益多样的金融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规定在对农贷款时必须有抵押担保，而农民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很难提供合格的抵押品，过高的信贷门槛致使资金需求者难以获取正规的资金支持，只能寻求民间利率高昂的非正规融资渠道，为非法集资组织提供了温床。二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针对农村投放的小额贷款缺乏详细的差别利率，且贷款期限通常规定在一年以内，这种贷款还款方式是基于传统农业种植周期的考量，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冲突。三是当前的农村金融产品缺乏创新，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提供信贷服务，对于农村理财、网上银行等服务涉及较少，不利于农村闲散资金的整合与利用。
(二)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金融支持发挥功效
首先，农村信贷业务缺乏有效的保险机制。目前，河南农村经济结构仍旧较为单一，农民收入渠道狭窄，资金有限，而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就导致农村信贷可做抵押担保的财产十分有限。针对农村抵押项目少的情况，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会采取多户联保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出现联而不保的情况，即许多农户拒绝为其他农户进行担保，在缺乏健全的担保机制的情况下，银行等其他信贷机构只能选择压缩贷款额度，控制贷款对象来降低信贷风险，这就造成许多急需资金的农户借贷无门。其次，缺少有效的信用评价和信贷监督机制。农村金融组织的服务对象具有数量大、分布广的、金额小的特点，这就给金融机构掌握客户信用情况，追踪客户动态带来了难度，从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信贷用户进行及时监督和评价。此外，对于一些到期没有还款的客户，缺少跟踪调查和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导致许多坏账的产生，同时也影响了金融组织对贷款农户的信心。第三，迟滞的风险补偿机制。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并且很容易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这就使得农业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支农贷款的风险，尤其是河南欠发达农村地区，迟滞的风险补偿机制更加影响农村金融组织的信贷投放量，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是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目前河南省内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地区性的农村保险又不甚规范，导致农业信贷风险系数大，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服务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河南农村的经济发展。
三、金融支持下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建构的对策
河南是农业大省，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来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质量，优化组织结构，构建一个覆盖面广、层次多样、科学发展的农村金融组织网络。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思路为：充分把握中部崛起的有利时机，优化河南农村金融外部环境，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增加农村金融总量，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为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持久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塑造农村金融体系外部环境
首先，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土地产权改革。土地是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土地相结合。当前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河南农村土地还不能进行有效流转，限制了农户申请贷款的条件，从而影响了外来资金的流入。因此，要进行河南农村金融体系的合理构建，必须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优化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要加快完善河南农村保险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不仅要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改进，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支持，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转提供风险保障。如，可以建立专业的农业保险机构，通过丰富农业保险险种，扩大农户担保品范围的方式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保障，降低信贷风险，从而促进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首先，要明确政策性金融功能，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一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证金融资金的稳定性;三是增加服务内容，适当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四是提高对农村扶持力度，强化对农村的反哺功能。其次，要创新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多样化发展。在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上，要充分考虑各个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格局，发展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将商业性金融服务和政策性金融服务有机结合。一方面，要重视对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离不开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的发展，打破过去主要依靠民间融资为资金来源的单一模式，鼓励发展小额贷款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是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贷保证。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而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必然会成为农村金融的信贷主要对象。因此，加强金融组织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可以有效推动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此外，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理财服务。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商业理财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城市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也要不断完善理财服务，有效吸收农村闲散资金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三)为农村金融组织平稳运行提供政策保障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关系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政策制度是保证农村金融组织平稳发展的基础。农村金融组织的平稳运行需要以健全的金融制度为保障，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河南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实行以省级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加以辅助的监管体系。即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开放权限，加大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地方对农村的金融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效率。第二，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相对于银监会等外部监控机制，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能够更加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比如建立管理层的自我监督管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规范金融业务的操作程序等内部控制制度。第三，健全河南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必须加快制定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保证监管权力在完善的制度中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朱远思.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以广东阳江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4,(01).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中国总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从总体规模上看，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扩大，社会总债务规模也在不断的增大。由图1可知，社会总债务规模由1997年77780.45亿元增长到2013年1059457.02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6.6%。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在1997年至2013年之间由78973亿元增长到56884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5%。截止到2013年底社会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86.24%，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另外，由图1还可以看出，我国总债务水平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1997～2007年之间，我国债务总额的增长趋势较为平滑，自200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陡峭上扬。而国内生产总值一直都表现为平滑的增长。
（二）中国分部门债务规模的变化从分部门债务角度上看，近十余年来，各分部门债务总额都出现明显地增加。家庭债务从172亿元增长到129721亿元，净增值为129549亿元；企业债务从69104.7亿元增长到599575.15亿元，净增值为530470.45亿元；公共债务从1997年的8503.7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330160.85亿元，净增值为321657.1亿元。通过图2可以看出，在1997～2013年之间，中国分部门债务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2007年为第一阶段，在这期间，分部门债务增长相对平缓，无论是家庭债务、企业债务或公共债务，增长曲线都比较平滑。第二阶段为2008～2013年，在这个阶段，家庭债务仍然保持较为平滑的增长趋势；而企业债务和公共债务则出现了陡峭上升。
（三）中国分部门债务结构的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总债务中各分部门债务所占比例也在发生相应地变动。其中企业债务在社会总债务中占有重要地位。以1997年为例，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约为88.84%，而公共债务所占比重为10.93%，家庭债务仅为0.22%。在此之后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在总债务中所占规模不断增大，截止到2013年底公共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为31.16%，家庭债务为12.24%，企业债务为56.59%。社会债务组成结构的变化说明我国债务结构日渐趋于合理，家庭债务所占比重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信贷的增加以及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而公共债务所占比的加大则反映了政府以及公共部门逐渐重视通过信贷手段弥补财政问题。
（四）中国分部门债务增长率的变化从图4可知，我国分部门债务的环比增长率数值一直在变动，但总体处于正值，说明分部门债务每年都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家庭债务方面，1998～2001年环比增长率均超过50%，2002～2005年其增长率不断降低，2006年之后增长率呈现波动变化趋势。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环比增长率也表现出波动情况，其平均环比增长率为14.6%，相较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而言企业债务的增长率较低，但由于其债务总量较大，仍然需要提高对企业债务的重视。我国公共债务环比增长率一直较为稳定，平均环比增长率为24.09%，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债务增长速度较快，存在着债务规模过大的风险。通过上文分析可知，1997～2013年间，中国社会总债务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不断扩大。具体到分部门方面，企业债务占中国总债务比重最大，而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所占的比重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对于分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将通过实证探求。
二、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分部门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性，选因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自变量为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1997年之前国家没有正式的家庭债务统计数据，因此选取变量区间为1997～2013年，变量选择的区间较短，为了能获得更准确的实证结果，作者采用Eviews6.0软件将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各变量的含义以及数据来源如下：（1）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简写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2）家庭债务（Householddebt，简写为Hd）。家庭债务是指一般居民家庭为了购买长短期耐用品以及其他消费品和服务而产生的债务。它一般由住房抵押贷款和短期消费者信贷组成，而前者占主要部分。由于家庭在民间金融市场借贷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正规金融市场上，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向家庭发放的消费信贷数据近似代替家庭债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3）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是指企业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其生产和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通过发行债券等筹资行为获得资金的行为。由于企业债务的构成项目繁多，而本文所研究的是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故本文企业债务数据选用中国人民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数据处理后近似替代。（4）公共债务（Publicdebt，简写为Pd）。公共债务是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本文的公共债务数据由中央政府债务加省级地方政府债务所替代，其中1997～2004年中央债务数据由历年国债余额替代（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10）；2005～2010数据来自于中央财政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地方债务年度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结果公告2011第35号（总第104号）计算所得。2011～2013年数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结果公告2013第32号（总第174号）所得。（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xedAssetsIn-vestment，简写为Fai）。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评价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我国的信贷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为投资所服务，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由投资所体现。另外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投资主导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容纳到模型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二）模型构建本文模型方面出于了解各变量之间动态变化规律的需要选用VAR模型。模型通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性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1...Br是要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r阶滞后期；并且假定εt是白噪声序列。在实际运用VAR模型时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平稳性检验都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有多种信息准则能确定滞后阶数。本文选用赤池信息准则（AIC）以及施瓦茨准则（SC）两者来确定滞后期。系统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简单的差分VAR将损失掉许多有用的信息，同时也会使得分析结果出现误差，而VECM模型可以较好地克服VAR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短期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个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本文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探索中国分部门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一）实证过程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法包括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NP检验。由于本文有较多变量，所以选用ADF法检验上述5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对所有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中可知，除家庭债务外，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都为平稳，所以可以判定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检验Johansen检验，考虑到本文有5个变量，变量较多，所以选用Johansen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VAR模型中需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比检验与AIC和SC准则，从表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阶数确定之后，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结果表明，在5%临界值水平上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4个协整方程，Johansen检验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家庭债务、公共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各变量具有长期均衡关系。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由协整检验可知，5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基于此，本文构建VAR模型进行VECM检验。根据反复操作实验，当滞后期为1时拟合度最佳。VECM检验结果如下：公式（4）是由VECM检验输出的协整方程式。通过此式可知，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总债务变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为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债务每增长一个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268个单位；企业债务每增长一个单位则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345个单位；公共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为负相关，公共债务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1个单位。4.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知道VAR模型其中一个随机误差项的冲击对各个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建立VAR模型之后，本文采用Generalized分解方法，分别给VAR模型中各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可以得到关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冲击力度），脉冲响应得出结果如图5~图12。图5～图8是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冲击。由图5～图8可以看出，给企业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3期，其对GDP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一直扩大，在3～8期其负相关影响逐渐减小，从第8期开始其对GDP的影响转变为正相关并且最终稳定在0.005左右；当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4期其对GDP的影响为正相关但一直缩小，在第4期其之后影响转变为负相关，并最终稳定在-0.001左右；给公共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5期，其对GDP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且一直在缩小，在5期之后，其对GDP的影响为正相关，并且稳定在0.005左右；最后给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正冲击，在0～3期，其对GDP的影响由负相关向正相关转变，3期之后转为正相关并最终稳定在0.01左右。图9～图12是GDP的变化对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由图9～图12可知，给GDP一个正冲击之后，对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都是正方向。这其中对企业债务的影响逐渐增大并稳定在0.006左右；对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的冲击较小，分别稳定在0.002和0.001左右；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一直增长并最终稳定在0.01左右。5.方差分解通过方差分解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各变量冲击对GPD的影响，判断各变量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重要性。图13～图16是方差分解的结果，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变量变化的贡献率（%）。图13～图16表示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公共债务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变化的贡献率。由图可知，在短期内，给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变量一个正冲击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最大，其贡献率一直上升，贡献率由1%上升到30%；企业债务的贡献率次之，则稳定在20%左右；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则维持在10%以下。
（二）结果讨论（1）家庭债务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家庭债务每上升1个单位GDP将上升0.268个单位。199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宽了家庭借贷条件，是家庭债务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效用是积极的。实证结果与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所提出的家庭债务会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相违背，可能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自1997年才出现正式的居民借贷，家庭债务的负效应还未体现的缘故。（2）企业债务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影响。通过VECM检验可知在1997～2013年之间企业债务对GDP产生了正相关的影响，其系数约为0.34，而脉冲检验显示企业债务在长期将逐渐稳定的对GDP产生正向冲击，方差检验说明了企业债务对GDP冲击的贡献率在三个部门中最大（约为20%左右）。造成这一现象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债务的增长往往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再生产，企业借贷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短期资金链的不足，有效合理的企业债务规模能一定程度上的刺激宏观经济的增长。（3）公共债务对GDP的影响最为显著。公共债务与GDP变动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共债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GDP下降1.41个单位。而脉冲检验显示公共债务在长期将逐渐稳定的对GDP产生正向冲击，方差检验显示公共债务对GDP冲击作用较小。实证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公共债务积累所产生的负效应已经逐渐体现，而政府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对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偿债压力，过多的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挤出效益也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从而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四、结语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2篇
（一）最优税制结构的测算
1996～201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间接税与直接税比的实际平均值和最优平均值可以看出，其中25个地区的间接税与直接税实际值高于最优值，说明这些地区间接税在总税收收入中占比过高，税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可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北京、内蒙古、福建、广东和等5省市区的间接税与直接税实际值低于最优值，说明这些地区现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作用，而进一步提高间接税比重可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上海市两税类之比的实际值(1.89)接近于最优值(1.893)，说明现行税制结构使上海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化。
（二）现行税制结构下产出损失的测算
将现行税制结构下与最优税制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可计算出现行税制结构造成的产出损失，见表2。由第5列相对值来看，1996～2012年现行税制结构全国平均每年造成的产出损失为13.78亿元，占GDP的0.52%。其中，上海产出损失最小，仅为GDP的0.03%；甘肃产出损失最大，为GDP的1.25%。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产出损失平均值最低，占GDP的0.25%；中部次之，为0.48%；西部最高，为0.82%。由此可见，两税之比实际值越高或与最优值差距越大，产出损失相对值越大。西部地区两税之比平均值最高为3.69，与最优值差距高达1.31；而东部地区最低比值为2.45，与最优值最小差距为0.31。而北京、、内蒙古、福建等4省（市、区）实际值低于最优值较少，但产出损失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宏观税负过高造成的，因此适当降低宏观税负，适度提高两税比例将会获得更大收益。将产出损失进一步分解为税收收入损失和税后购买力损失。结果表明：现行税制结构下，全国平均每年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为1.46亿元，占实际GDP的0.04%；税后购买力损失为12.33亿元，占实际GDP的0.48%。同时，产出损失与购买力损失呈现出高度正相关。西部地区中产出损失最高省份的购买力损失平均值高达实际GDP的0.77%；而东部地区产出损失最低省份的购买力损失也低至实际GDP的0.22%。此外，由于北京、云南两省市的宏观税负偏高且产出损失较高，因此其税收损失与GDP的比重位居全国前列。从产出损失以及购买力损失和税收损失变化的趋势看，产出损失相对GDP的波动较为明显，且与两税之比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1997～2001年间随着直接税比重的上升，两税之比逐渐降低，到2001年所得税分享政策的实施，全国直接税平均比重达到一个高点31.25%，之后的两年略有回落，这一时期因税收导致的产出损失及其构成占GDP比重也随着大幅下降。因增大所得税分享基数的“透支”，2001～2003年间直接税比重略有下降，同期产出损失的占比则快速上升，并于2003年达到最高点。此后随着两税之比小幅回落，产出损失及其构成的相对GDP占比也同向回落，维持在0.6%左右。此外，2004年后全国税收负担水平出现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冲销了税制结构优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产出损失出现小幅上升。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3篇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2、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4篇
对2000—2012年度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分析，借助统计分析SPSS软件，根据时间序列指标体系运用时序因子分析法进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并与浙江省、全国进行比较。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数据样本为安徽省、浙江省、全国，样本时序长度为2000—2012年共13期；用于分析的客观基础数据从国家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浙江省和中国相关样本年份的统计年鉴、统计信息网和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取，部分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估算中，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张军的方法［17］；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在Deap2．1软件中实现。潜在产出根据平减后的真实GDP数据采用HP滤波方法，取λ＝100得到。由于数据的不统一，有关人均受教育年限主要根据有关省和国家的统计年鉴数据按照达到相应文化程度需要经历的受教育年数（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学为16年）和相应人口比例通过加权平均测算所得。对指标体系中的逆向指标运用极大值与指标的差值使其正向化；指标体系中的所有指标统一为同一正向指标后，为了消除量纲差异，同时又不改变指标数值的分布规律，采用均值化处理方法。
（二）时序因子分析法测度时序因子分析法是将时间维度与传统因子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综合评价的各类方法中，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变量降维、直接源于数据本身的结构而具有客观性的因子得分权重以及计算方法简明实用、比较规范等优点，因而在评价实践中应用普遍。具体分析步骤如下：1．前提条件的判断利用均值化处理后的变量数据相关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经反复比较统一抽取前2个主因子，坐标轴旋转方法采用方差最大化法，得到安徽、浙江、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和福利性等五个维度的KMO值均在0．5～1．0之间，在1％显著性水平下Bartlett球形检验皆拒绝原假设，表明选取的2000—2012年安徽、浙江、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指标数据适宜在各维度进行因子分析。2．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利用满足因子分析前提条件所得的前期结果，分别得到经济增长质量五个维度的2个主因。根据式（1）并利用2个主因子线性得分函数可以求出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的基础指标系数向量，并对系数向量作规范归一化处理得到相应权重（结果见表2）；运用式（1）计算各维度指数（结果见表3）。对上述五个维度指数F1t，F2t，…，F5t（t＝2000，2001，…，2012）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进行判断：通过抽取2个主因子（k1，k2），安徽省、浙江省、全国的变量共同度均高于80％、累计方差贡献率也都在85％以上；KMO值都在0．70以上、Bartlett球形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因此，各维度指数满足因子分析前提条件。进一步计算顶层的因子得分值（经济增长质量指数）Ft（t＝2000，2001，…，2012）：以2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分别对其线性得分函数值（k1t，k2t）进行线性加权求和。同样，根据式（2）并利用2个主因子线性得分函数可以求出各维度指数的系数向量，对系数向量作规范归一化处理而得到其相应权重（见表4）；运用式（1）计算得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见表5）。
（三）二次加权评价法测度为反映评价对象在样本期间总体上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以及便于评价对象之间的直观比较，本文运用二次加权评价法［19］将评价对象在多个时间上的综合评价值通过时序集结算子转换为一个点值，形成对原有评价信息的转换，即将时序动态综合评价转化为静态综合评价。这里采用时序加权平均（TOWA）算子，其时间权重通过时间权重向量熵的非线性规划求解得到。根据时序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5）运用TOWA算子，测算出静态综合评价值（结果见表6）。
二、测度结果的解释和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来看时间跨度为2000—2012年的13年间历经“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前两年，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表现出小幅波动并呈上升趋势的动态变化特征，由2000年的－0．56经历短暂波动后，稳定地上升到2012年的1．053。与浙江省和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化轨迹相比较，后二者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见表5）。其中，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于浙江省的有7年（2000—2002年、2008年、2010—2012年），而好于全国的有9年（2000—2002年、2004年、2008—2009年、2010—2012年）。从近期看出（见表6），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总体水平（0．915）优于全国（0．824）、浙江省（0．768）。在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通过各维度指数的权重（见表4）可知，正向影响的维度指数有稳定性指数、协调性指数、潜力指数和福利性指数，其中福利性指数影响最大，为0．6095，其次是稳定性指数0．4961和潜力指数0．3664，只有持续性指数为负向影响，且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也较大，为－0．4033。而浙江省和全国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有负向影响的也是持续性指数，影响幅度大致接近；其他正向影响的四个维度指数中，浙江省最大的是潜力指数，为0．5321，全国最大的是稳定性指数，为0．5873。由此，可以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在持续、稳定地上升，近期总体上要好于全国、浙江省，而且经济增长的福利性、稳定性和潜力的贡献较大，特别是在“十二五”开局的两年内，比全国、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有明显增进，这与安徽省一系列的规划、政策的实施（如《经济强省建设实施纲要》的着力推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推进皖江城市带、合肥经济圈、皖北振兴等）和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居民福利水平的增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值得关注。
（二）从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数来看1．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良好的稳定性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改善。安徽省的稳定性指数呈明显频繁波动的特征，动态路径大致与浙江省、全国基本一致，只有2004年、2008年呈现偶然性剧烈波动（见表3），这与经济系统之外的冲击如“SARS”病毒传播、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有关。由表4可知，影响安徽省稳定性的基础指标均为正向贡献，其中，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X1）的贡献最大，权重为0．6862，其次为通货膨胀率（X2），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2584和0．5381，但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质量稳定性受通货膨胀率（X2）影响最大，其次为失业率（X3），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稳定性受失业率（X3）影响最大，其次为通货膨胀率（X2）。安徽省稳定性指数优于浙江省的只有6年（2000—2002年、2008年、2010—2011年），超过全国的也只有6年（2001—2003年、2005年、2008—2009年），但从2009年高峰下滑之后在2012年稳定性有所好转。表明安徽省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价格水平相对稳定使得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较小，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尤其是城镇化的推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效应得到改观。但是，在总体上，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方面（见表6），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0．109）要低于全国（0．118）和浙江省的水平（0．249）。2．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出口结构等的优化程度。安徽省的协调性指数具有与浙江省、全国类似的共变特征：具有显著的平稳上升趋势（表3），好于浙江省的仅有5年（2000年、2006—2009年），而高于全国的只有7年（2000—2002年、2008—2009年、2011—2012年），表明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协调性与浙江省、全国相比仍存在差距。但是，从安徽省自身观察，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除个别年份（2009年）外表现出较快的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0．89升至2012年的0．72；通过表2发现，影响安徽省协调性的基础指标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投资消费比例（X8），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1451和0．4831，其次为城镇化率（X6）、工业化率（X5），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1419和0．4725、0．1347和0．4485，这与全国的基本相同，而影响最小的指标为对外贸易依存度（X9），其系数和权重仅为0．0957和0．3186，这与安徽省所处中部腹地，且外向型经济占比不高（2012年安徽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14．76％，而浙江省和全国分别为58．89％和47．00％）、对其他成分经济的外溢效应较小有关，但6个基础指标对协调性的影响均为正向的贡献。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协调性的基础指标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镇化率（X6），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5888和0．5452，其次为对外贸易依存度（X9）、投资消费比例（X8），它们的系数和权重分别是0．4586和0．4247、0．4563和0．4225，而经济增长均衡率（X4）和工业化率（X5）却对协调性有负向的影响，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4047和－0．3772、－0．1803和－0．1670。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有负向影响的是经济增长均衡率（X4），其系数和权重分别－0．1529和－0．3992。由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安徽省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性调整和转换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率在多数年份有所改善，但对安徽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率（表4）不高，仅为0．2925，低于浙江的0．3953，比全国的0．2921略大，而从总体上看也确实如此（表6），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水平（0．609）低于浙江省（0．635）而高于全国（0．498）。3．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成本代价，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应是以较小的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而取得经济增长的。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指数表现长期下降的趋势（表3），由2000年的0．84降至2011年的最低点－1．24，中间年份虽然在2003年、2005年、2008年有所回升，但均在一年后又继续下滑；尽管在2012年升至－0．39，但仍然在平均值0以下。这与浙江省、全国的波动趋势基本相似，只是后二者的变动幅度更大一些。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水平超过浙江省的只有5年（2005—2008年、2012年），高于全国的也只有6年（2003年、2005—2008年、2012年），所以，在多数年份安徽省的经济增长持续性水平低于浙江省、全国的水平，而总体上也显示出这一结果（见表8）：安徽省经济增长持续性水平（－0．642）比浙江省（－0．634）、全国（－0．507）低。由各维度的基础指标系数向量及相应权重（表2）可以看出，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基础指标中，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X15）影响最大，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1505和0．4565，其次为工业废气排放量（X14）、工业废水排放量（X13），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1466和0．4447、0．1273和0．3861，与浙江省受此三个指标的影响方向相同，但全国的持续性水平受工业废水排放量（X13）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工业废气排放量（X14）、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X15）；安徽省资源配置率（X12）影响程度最低，但对安徽省持续性的影响要高于浙江省、全国水平，系数和权重分别达到0．0840和0．2548。而经济增长持续度（X10）和综合能耗产出率（X11）对安徽省和全国的持续性均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浙江省只有综合能耗产出率（X11）对其持续性有着负向影响。这表明安徽省经济增长过程同浙江省、全国一样对生态环境的伤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依然存在；特别地，安徽省、浙江省和全国的持续性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均表现为负向影响，因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增长，实现向可持续的集约性增长方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4．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潜力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的强弱。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数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表3），由2000年的低点－1．31几经升降，在2010年达到峰点0．81后至2012年降至0．59，其变化轨迹与浙江省、全国相近。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潜力水平超过浙江省的有8年（2001—2004年、2007年、2009—2011年），高于全国的有7年（2001—2002年、2004年、2008年、2009—2011年），在2003年与全国相同。总体上看，安徽省与浙江省、全国比较起来（见表8），经济增长的潜力（0．628）略高于浙江省（0．623）而低于全国水平（0．649）。由各维度的基础指标系数向量及相应权重（表2）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数均受到基础指标的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X18）表现最为突出，其系数和权重分别达到0．5990和0．6011，其次是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19）、经济潜在增长接近度（X16），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5776和0．5796、0．4951和0．4968，表明安徽省区域创新尤其是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的建设、研究与开发和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及技术创新有着明显的正向激励，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X17）对经济增长潜力的贡献最低，而高于浙江省，低于全国。浙江省的经济潜在增长接近度（X1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X17）均对其经济增长潜力有着负向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X18）和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19）产生正向影响，较显著的是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19）；全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受经济潜在增长接近度（X16）的负向影响，其余基础指标中正向影响最大的是人均受教育年限（X18），与安徽省一致，其次是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1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X17）。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表4）中，安徽省的潜力指数具有正向影响，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1697和0．3664，但低于浙江省和全国。因此，安徽省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需要继续改善教育投入结构、引进民间投资，注重科研经费的投入产出效率，加强基础研究，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移，积极为区域产业承接升级服务，同时促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转移。5．经济增长的福利性经济增长的福利性反映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居民福利水平最大程度的改善。安徽省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指数总体上表现出较快上升的态势（表3），由2000年的－0．40快速升至2002年的－0．15，自2006年－0．66开始快而平稳地提高到2012年的峰点1．43，运动路径与浙江省、全国较为接近，但后两者在2004年和2008年均降至低点，特别是浙江省自2011年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安徽省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水平好于浙江省和全国的均只有6年（2000—2002年、2010—2012年），前期和后期的水平较高，但其间连续7年（2003—2008年）均劣于浙江省和全国的水平。从总体上看（表6），安徽省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水平（1．037）反而优于浙江省（0．433）和全国（0．710）。由各维度的基础指标系数向量及相应权重（表2）可看出，安徽省的福利性指数均受其基础指标的正向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人均GDP（X20），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6758和0．6388，其次为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2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22），它们的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6020和0．5686、0．5040和0．4765，而城乡收入比（X21）影响最小，其系数和权重分别是0．2175和0．2054。与浙江省和全国比较，城乡收入比（X21）对二者的福利水平均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在正向影响的基础指标中，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22）对二者的福利水平皆贡献最高。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安徽省的福利性指数对经济增长贡献较高，其系数和权重分别为0．2823和0．6095，高于浙江省和全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通过数据可以判断安徽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距，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方面有着较好的表现。
三、结论和启示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投资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市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的增长是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重庆市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1000万美元以下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由此，拉开了重庆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序幕。1992年，重庆市被国务院列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从1992年开始，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的合同项目、合同金额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出现大幅度的攀升。1997年重庆直辖便出台了61条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工作进入了一个有序稳定的发展期。
1.重庆市利用外资的规模与水平
1997年～2006年，重庆市累计签订利用外资项目2365个，外资合同金额为77.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9.1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06个，签订合同金额58.79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7.64亿美元，分别占重庆市利用外资的84.82%、75.49%、和63.69%。从三项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重庆市利用外资的比重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2000年以来，重庆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5%，2006年创下实际利用外资6.9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见表1）。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1997-2007）
2.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构成
从投资来源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是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2005年亚洲地区的实际投资额达30448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9.04%；其次是拉丁美洲，实际投资额达8567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6.61%；第三位是非洲，占7.76%。1998年～2005年底来重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累计额前5位的是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
3.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重庆市三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5%、66.2%和32.3%。到2006年，这一比重分别调整为0.7％、43.4％和55.9％；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机械、化工、IT制造等领域，第三产业集中于房地产业（见表2）。
资料来源：《重庆外商投资企业统计年鉴》（2001-2006）
4.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比较
重庆市的40个区县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由于三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投资环境也存在很大不同，使得在渝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高度的集聚性和不平衡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偏好，在渝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都市发达经济圈内。2001年～2002年，重庆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1654万美元，都市发达经济圈为43230万美元，占全市的84%；渝西经济走廊实际利用外资6853万美元，占全市比重的13%；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只有1571万美元，比重仅为3%。“十五”期间，都市发达经济圈对外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强。到2006年，都市发达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61098万元，占全市比重87.79%。
二、FDI对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实证分析
注：价格为1985年可比价。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FDI表示重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用来表示重庆经济增长。为了分析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为1985年～2006年的数据（见表3）。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为了克服异方差，取双对数模型，建立回归方程：
1nGDPt=c+InFDIt+εt
经检验发现模型存在2阶自相关，为此，采用G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OG(GDP)=317.096+0.016*LOG(FDI)+[AR(1)=1.547,AR(2)=-0.547]
T=0.016T=2.31T=6.997T=-2.434
R^2=0.999AdR^2=0.999F=5519.07D-W=2.01
1.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R^2=0.999，AdR^2=0.999
可知模型有很好的拟合优度。
2.进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F=5519.07，Prob(F-statistic)=0.000000
可知方程很显著。
3.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从FDI的显著性检验上看，FDI是显著的，说明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但常数项不显著，因为此模型里只取用了FDI作为GDP的解释变量，目的在于考察FDI对GDP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度，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了FDI上）。
4.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检验，发现模型没有异方差性，也不存在自相关性。
可见，1985年～2006年间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系数0.016表明，FDI每增长1%，则GDP增长0.016%，因此FDI对GDP的影响力较小。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存在的，但力度较小。而且重庆市吸引的外资主要投向了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利用外资额不到全市的20%。三大经济区之间本身就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地区分布状况，没有起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消除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反而使这种差距有增强的趋势。外商在渝的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农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产业倾向使得外资对重庆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作用较弱。
作为西部地区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市应把握契机，加大引资工作的力度，把利用外商投资与产业升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实现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增加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统一性，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内外资的公平竞争，增强外商的安全感。加强和规范对外资的管理和服务，建立统一的外资政策机构，完善项目审批制度，简化程序，大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高效率的服务网络、物流运输平台，营造良好的经营服务环境。
与都市发达经济圈比，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基础设施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也不高。所以应增加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政策上要给予支持，实施更为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鼓励外资投向这两个地区。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政策导向
一是鼓励FDI进入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领域，引导外资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吸引FDI继续投向优势产业（如汽车摩托车制造及化工工业），形成优势产业群，通过产业集聚进一步增强吸收外资的能力；三是加大服务业FDI的引进。服务业外包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对重庆市引进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重庆市应加大服务业所需人力资源的培育，推进金融、电信、科教等服务领域的招商引资，促进跨国服务业外资的进入。
3.充分发挥特色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现有各类特色工业园区30多个，须依靠优化环境增强招商竞争力，加强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功能定位。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战略，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中心，发展大型成套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要围绕高科技和创新主题，重点吸引国外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落户，重点发展IT和IC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出口加工区要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大力引进加工贸易项目，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发展竞争力。
4.努力实现外资来源多元化
重庆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数来自香港、毛里求斯和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相反，欧美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较多，因此应加大对这些国家或地区FDI的引进，努力实现外资来源的多元化。同时，应逐步推动开发租赁融资、实行产权转让和BOT等多种有效的利用外资方式，推进与国际大公司合作，提升重庆市利用FDI的规模与水平。
参考文献：
[1]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200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