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福利；经济收入；实质自由；权利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16-02

福利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人们对福利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在福利的政策实践中，各国也产生出不同的福利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或者大小之争。总体上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及实践在不断地深化。

人们通常将福利与人的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德国经济学家E.恩格尔认为，社会福利是为了达到“满足日常生活欲望的状况”。吉登斯则认为，“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的幸福”。与强调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不同，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福利不是单纯的个体的事情，它关乎整个社会；福利的获得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社会整体的统筹安排。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设计对福利的获取和实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文化和道德因素也对福利产生作用。

本文通过回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析福利内涵的演进和变化，重点分析阿马蒂亚・森的福利观点。最后，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念

对福利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福利经济学说史角度考察福利内涵的变化或许更具启发意义。

首先来看旧、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的论述。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旧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等人的局部均衡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庇古将福利等同于效用，并进而认为效用可以用货币来表示。庇古引用边际效用的概念，认为边际效用越大，福利越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来表示，国民收入是一国国民的个人福利的总和，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意味着国民福利越大。庇古认为，可以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和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新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等分析工具来论证福利的最大化途径。与庇古相比，新福利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忽视收入的再分配。他们认为，由于福利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福利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福利在个体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继而反对对收入的转移和再分配。

通过对新旧福利经济学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将福利等同于收入，收入的多寡决定福利的多寡。所不同的是，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对收入实施二次分配，新福利经济学则十分崇拜市场的调节功能，对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主张“价值中立”。

总的来说，新旧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的认识停留在经济福利方面，对福利的研究囿于国民收入和经济效率方面，迷信财富万能，以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可以满足国民的福利需求。如此狭窄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前景缺乏信心。英国经济学家格拉夫说：“要建立一种有用而值得重视的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非常之小。”特别是当“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提出之后，也意味着新福利经济学的终结；同时，也为福利经济学的未来打开了另一扇窗。事实上，自20世纪下半叶来，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均对福利问题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对福利理论和政策实践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开辟了福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使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二、森的福利理论

阿玛蒂亚・森在批判以往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以新颖的视角和方法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森对福利主义提出了批判。福利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森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福利主义狭隘性的体现。因为，由于不可能获得对于个人福利的完全信息，仅仅通过对收入和财富的比较不可能对社会福利作出一个准确的比较。第二，森对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仅用个人效用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也存在着缺陷，功利主义将导致“反公平现象”。据此，森提出了“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这样，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人能力的提高。第三，森对福利经济学“价值中立”的原则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福利主义“价值中立”的原则对可以运用的信息施加了种种限制，使得一些非经济事件如压迫、剥削等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函数之外，而这些事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很大。森主张把基本价值判断引入福利研究领域，森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指在任何条件下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价值判断，如追求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等。只有满足了基本价值判断，经济福利的改进才能被视为社会福利的增加。第四，森对贫困与饥荒问题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学“财富万能”观点的挑战。传统经济学认为由于市场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然会解决贫困问题。而森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与前面所述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以往福利经济学所倡导的重物质利益、财富、经济增长、效率以及收入均等化不同，森更关注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关注基本的价值判断，关注真正意义上的人；关注公平、正义等与福利攸关问题。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更是从实质自由的高度论述福利、自由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森把发展的目标看做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森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是为人的福利服务的。森对实质自由的定义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福利内涵的理解。在森看来，实质自由是一种可行能力。它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自由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

由此可以推断，福利的构成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精神文化、政治参与、社会机会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在森那里，福利就是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这些需要通过全社会的积极努力才能得以实现。森从经济伦理和道德哲学高度论述的福利内涵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发生重要转变。现在，人们更加注重从可行能力、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等角度对社会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同样，森的福利理论对各国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过对福利经济理论的演进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在不断拓展。从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到倡导增强人的可行能力和拓展实质自由，福利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福利内涵的演进和其展现出的价值理念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几点认识和启示

福利与个人的生活状态和权利实现密切相关，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即是说，福利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福利观念的转变和福利制度的革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通过福利内涵的考察，结合我国的实践，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正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所揭示的，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民众的福利多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这也是早期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由于片面追求GDP量的增加，带来了生态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占人口多数的阶层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因此，需要以新的发展观和福利观取代传统的发展观和福利观，以增进社会和个体的福利水平。新的福利观应充分赋予社会和个体社会权利，以培育和增进其可行能力。

2.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必要基础。公平意味着不能剥夺他人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意味着反对滥用特权。在我国，由于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存在很大差别。反思我国改革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作为一种结果的不公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机会的不平等，源于差别化、分别对待的制度和政策设计。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民众福利不仅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以尽可能地解决结果的不公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确保个体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同时重视纠正社会和经济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3.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自由权利从而幸福快乐的保障。森的研究表明，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的形成，在根本上有赖于它和民主政治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消除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市场正常发展、公平竞争、有序运作的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意味着还政于民，让民众享有对社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管理权。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 [英]格拉夫.理论福利经济学[M].夏炎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英]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4] 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旧福利经济学虽然产生时间较久远，但在现实中应用较多，而新福利经济学较为理想化。本文将就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异进行讨论并兼论新旧福利经济学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新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实践启示

一、新旧福利经济学产生过程比较分析

（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沉寂。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两个福利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

（二）新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使西方福利经济学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旧福利经济学被新福利经济学所取代。新福利经济学由于采用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别曲线等新的分析方法，试图解决旧福利经济学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二、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比较

（一）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理论分析

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标志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他更致力于寻求一种方便的测定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方法，其主要观点是：

1.福利的实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者意识的关系状态

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它可能源于物的占有或者其他原因。因此，国家应当注意贫穷问题，致力于增加福利。如果一个人欲望稳定，他持有一种商品越多，那么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持有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持有量所获得的效用就越来越小，直至为零。

2.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

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福利是“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所以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这两个概念是那样对等”。他指出：“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因此，收入均等水平是福利极大化的必要条件。

3.财产转移论

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两种办法：一是自愿转移，即拿出一部分财产兴办教育、保健设施；二是强制转移，即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例如征税，可以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再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补助使穷人的收入增加，也可以补贴。

（二）新福利经济学代表理论分析

1.卡多尔・希克斯的补偿原理

根据帕累托“最适度”原理，一切社会变革都只可能为垄断寡头谋利益，即使点滴改良，也不能侵害垄断的利益，而社会人群中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补偿原理”的实质在于，如果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会造成其它成员的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福利就增加了。但是社会变革，不能使所有人同时受益，而是总有人受损。因此，政府应该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补偿。例如，向受益人征更多的税，以削减他们的受益额；向受害人支付补偿金，以减轻他们经济状况恶化程度。

2.相对福利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福利的主观性和“福利的相对性”，认为社会福利是一个既无实际意义，又无实现可能的幻觉。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福利永远得不到满足。当人们受到外界的影响时，又会产生需要。当这种需要满足后，人们还会有新的需要。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永恒的。因此，要满足各种需要以达到生理和心理持久均衡是不可能的。

3.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

“阿玛蒂亚・森不可能定理”克服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各种可能性，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经济分配不平等的测量提供了与现实较为一致的福利经济思想基础。如何测量一国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因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热点。阿玛蒂亚・森将他的福利理论运用于贫困研究，提出“阿玛蒂亚・森贫困指数”。阿玛蒂亚・森首先指出了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在研究贫困问题上的无力，认为帕累托世界根本没有考虑“生存前提假设”问题，即人只能在效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才能生存。森提出一套较为科学的饥荒分析框架，使福利政策分析纳入饥荒形成机制理论之中。

三、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实践启示

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新旧福利经济学，其伦理源泉直接来自于功利主义理论。同时也因其所特有的价值判断性质而显示出浓烈的伦理意蕴。福利经济学虽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分配，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在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人类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比如对“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谊”、“自由”、“正义”等等的需求。福利经济学在其理论上和对实践的诉求上，也突出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怀。

虽然新旧福利经济学强调问题不同，例如旧福利经济学强调分配均等，而新福利经济学强调效率而忽略二次分配，而且在政府是否给予适当干预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新旧福利经济学都只关注收人的再次分配，而对于初次分配均采取了回翻方法。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新旧福利经济学中关于收人再次分配的理论我们需要借鉴，但同时仍然需要坚持我们通过收人的初次分配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由于当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迷信，使得初次收人分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收人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在收人分配上从来都十分关注公平。在今后社会福利分配方法上，将需要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关系，坚持做好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促进社会和谐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2-0028-04

收稿日期：2009-06-15

福利经济学以社会福利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确定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提出评价检验社会经济行为优劣的标准，寻求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与方法，历经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做一剖析，以探明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一、功利主义哲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福利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石，福利经济学则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石。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经验所能达到的现象范围内，排斥形而上学的命题，推崇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功利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本性，将追求幸福视作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西方经验主义哲学强调客观存在的事实，功利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两种哲学的价值观和认识观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福利增进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国民获取最大快乐和幸福的问题，因快乐与幸福感离不开人的主观判断，故以功利主义为指导便成为福利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必然。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为确立理性经济人假设奠定了基础。边沁(1789)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这种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即构成“效用”。效用论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石，成就了福利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流派的发展。

第二，为确立是非评价原则奠定了基础。约翰・穆勒(1865)作为功利主义的拥护者指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这一正义准绳不仅成为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道德标准，更成为判断国家政策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第三，为构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边沁(1789)认为，“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那就能够自动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自由经济排斥政府干预，试图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自动均衡。该论断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并受到学界广泛讨论。

二、旧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边沁创立功利主义哲学体系之后，约翰・穆勒、威廉・斯坦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阿弗里德・马歇尔等经济学家沿着功利主义哲学指引的方向进行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对福利经济学的诞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改良者，认为政府不应放弃直接和间接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的职责，主张适度引入国家干预，调节阶级矛盾，增加对贫民的救济。杰文斯、万格尔和瓦尔拉创立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提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庞巴维克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效用计量提供了理论依据。马歇尔(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从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中演绎出“消费者剩余”概念，指出消费者从购买商品中实际获得的效用与所支付的商品价格并不相等，前者往往大于后者，其差额即“消费者剩余”。功利主义哲学、国家政策干预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与消费者剩余概念先后问世，至此，福利经济学创立的条件已经成熟，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庇古成为瓜熟蒂落的收获者。1920年，庇古完成了被后人称为福利经济学开山之作的《福利经济学》，其本人也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福利概念及评价体系。庇古(1920)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因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因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全部福利则应该是这些满足的总和。庇古指出，如此广泛的福利问题是难以计量与研究的。因此，他将福利的研究范围限定为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那部分福利，即经济福利。并通过愿意支付的货币单位数量来测度效用的大小，将个人消费商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与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对等起来，进而推导出需求曲线，构建了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第二，将经济福利计量方法与马歇尔国民收入理论有机结合，确立了用国民收入大小表示社会经济福利总水平的关系。庇古(1920)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杆联系起来的那部分总福利，因此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当然包括从国外来的收入，因此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两个概念，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依据庇古理论，增加一国国民收入总量，就是增加该国的社会经济福利，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提升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三，指出“收入均等化”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庇古(1920)将货币视作一种特殊商品，认为货币收入同样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富人的收入高于穷人，富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却小于穷人，因此，国家通过税收，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穷人，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会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福利水平。

第四，将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应用于社会福利问题研究。马歇尔的外部性，原意是指某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和居民)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和居民)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庇古(1920)将外部经济理论与社会福利增进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若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存在外部利益，则应通过激励性政策加速其发展：若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使公共利益或其他经济主体利益受损，则应通过征税提高其成本，限制其发展。基于外部经济考虑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庇古(1920)所提出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节外部经济性的政府干预政策，即便在2l世纪的今天，仍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然而，也应该看到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局限性。首先，经济福利概念虽然有助于福利问题的量化研究，却将福利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可货币计量部分，忽略了个人消费商品所获得的超出商品价格部分的效用满足即“消费者剩余”，不利于社会福利问题的系统研究。再者，既然社会经济福利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国民收入也就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单纯以国民收入增长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论断

便失之偏颇，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进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的今天，该偏颇尤为显著。此外，庇古(1920)福利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数效用论被罗宾斯、帕累托、希克斯等经济学家质疑和否定，并由此创立新福利经济学体系，庇古福利经济学从此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

三、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新福利经济学，不是新在基础理论上有什么新发展，而是新在以一种新方式对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一些改头换面的工作。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命题进行了更深刻的解析、论证和批判。

第一，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与福利经济学新理论框架的建立。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等一批经济学家受经验主义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排斥基数效用论内涵的主观价值判断标准，否定效用可进行人际间比较，尝试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福利问题。恰逢此时，约翰・希克斯从帕累托著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一书中挖掘到“序数效用论”与“帕累托最优状态”两大金矿，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序数效用论的奥妙，在于将效用基数比较研究转化为偏好排序研究，消费者不必确定两组商品的具体效用大小，只须知道两组商品的偏好关系，即可进行选择决策。希克斯和艾伦将序数效用论与埃奇沃思首创的无差异曲线联系起来，将两组商品的等效偏好点集合与边际替代关系表示为凹向原点且向右下方倾斜的无差异曲线，再借助预算线(收入一价格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确定消费者均衡点，进而研究在消费者收入与商品价格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消费者均衡点的移动规律，提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用，并推导出需求曲线。

第二，帕累托最优标准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出。帕累托最优标准可被表述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可取的。帕累托最优标准为研究社会经济的最优状态创造了条件。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借助埃奇沃思盒，分别推导出消费者均衡条件、生产者均衡条件，并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进而引申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社会福利水平最优状态的结论。

第三，帕累托补偿原则与社会福利增进问题研究。帕累托最优判定标准过于严格，要求在一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不能导致任何其他人福利减少。然而，在一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福利减少，属社会普遍现象，帕累托最优标准排斥这一社会常态，与实际相悖，缺陷不言自明。为此，新福利经济学家尝试通过帕累托补偿检验修正帕累托最优标准，以增强其适用性。围绕帕累托补偿检验，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西托夫斯基双重检验标准、李特尔三重检验标准和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先后面世。四种补偿标准呈递进关系，后者的提出是对前者的修正和补充。其中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与西托夫斯双重检验标准，强调帕累托最优效率改进，认为只要改进后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为合理，而未考虑改进后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否公平；李特尔三重检验标准，着眼于综合效率改进与分配改进，克服了前两种补偿标准易于陷入改进循环的缺陷；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则另辟蹊径，主张高、中、低三大收人群体分别进行补偿检验。然而，上述方法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与分配之间的矛盾。黄有光(2004)坦言：“在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福利标准方面，我们仍没有超过帕累托。”

第四，社会福利函数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由伯格森最初提出，萨缪尔森极力推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次全新尝试。伯格森(1938)强调：“福利函数的数值，取决于所有影响福利的变量，所有每一家庭所消费的所有每一种货物数量和所从事的每一种劳动数量，所有每一种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经济福利的局限，将消费、分配、劳动、资本等一切可能影响个人福利水平的因素，抽象为各种变量纳入到一般函数中，从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福利计量模型。萨缪尔森等学者怀着美好的愿望，试图依据社会福利函数值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进行投票和选择。而令人遗憾的是，阿罗于1951年提出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却最终证明，即便只存在三种具有争议的社会状态，企图通过个人偏好投票得出一致性社会选择结果的机制并不存在。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竟然成为社会福利函数的终结者，故又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四、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福利经济学在厘清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深层机理后，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如前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源于序数效用论与社会状态排序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有两种思路：一是放弃序数效用论，重新研究效用人际间比较的方法，坚守福利主义的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总和的论断。二是放弃福利主义，寻找衡量社会福利的其他标准，即非福利主义标准。是选择福利主义，还是选择非福利主义?黄有光和阿玛蒂亚森观点相左，前者支持福利主义，后者尝试探索非福利主义道路。福利经济学也由此分化为福利主义与非福利主义两大流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有光先后出版了《经济与快乐》、《经济与人生》两本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重新固着在快乐与幸福这一功利主义传统命题上。黄有光称自己是旧福利经济学的复兴者，学术界称其经济学为快乐经济学。黄有光(2000)重申：“经济学者虽然偏好诸如‘偏好’等较客观的概念，但较主观的概念如快乐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他以快乐感的获得为中心，从经济增长与快乐、贫富与快乐、婚姻与快乐、信仰与快乐、知识程度与快乐、环境与快乐、就业与快乐等多个角度探讨和评判了影响个人快乐的多重因素，并就个人自我设计和国家政策选择提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建议。黄有光有关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福利增进研究的视野，使更多学者认识到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主观价值判断的重要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引领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森对社会福利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出版了《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困的水平》、《贫穷和饥荒》、《饥饿与公共行为》、《不平等的再考察》等大量专著，专注于贫穷国家、低收入阶层的福利增进研究；提出了“贫困指数”，致力于探寻贫穷背后的制度、政策、技术、伦理等深层次原因。二是明确了通过个人偏好确定集体决策、保证社会状态排序具有公正性、社会决策能够真实反映个人偏好所需的条件，为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森(1970)出版《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一书，是阿罗(1951)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之后社会选择理论的又一经典巨著。三是森提出个人权利框架，认为个人在某些私人生活范围内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权不应受他人影响和干预。森(2000)在《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指出：“自由”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自由是人们价值标准中固有组成部份，它自身就是价值。其二是手段性的，它促进其它价值目标如经济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实现。森(2000)还强调，自由并不限于自由权利，自由也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的“能力”(capability)。简言之，“自由”是增进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这么一条主线展开。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根本上讲，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一干人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的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它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换言之，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其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其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C.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亦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J.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满足全部五个条件从而实现从个人偏好导出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Impossibility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赫伯特·西蒙、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满意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2]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七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穆勒：功利主义［M］．九州出版社,2007．

[4]E.K.亨特著，颜鹏飞等译：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4．

[6]贺蕊莉：新福利经济理论综述［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1）．

[7]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福利经济学；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如依法缴纳税金、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节约资源消耗、创造就业机会、支付职工工资、维护职工权益等。社会责任会计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会计的结合，它是以企业为主体，站在社会的角度，运用会计方法，对企业发生的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测定企业经济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和造成的损害，以向政府、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一门新兴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对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经济学相关角度来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既促进了社会责任会计学科的发展，又奠定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理论基础。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是整个会计理论基础的中心，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也大部分来自于经济学。经济学的各分支体系中，福利经济学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研究如何增进现代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它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概述。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它是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福利经济学认为改进社会整体福利状况是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若把如何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这一问题具体细化为社会成员福利的内容如何、社会成员福利的评价标准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福利高低的影响因素如何等，则必将会强调企业所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二）福利经济学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及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的基础上，这种盲目发展经济的模式必将会反过来制约后续的经济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福利和地球的未来存亡，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各级政府也相继开始重视企业对环境保护、员工权益和社会公众福利等社会责任问题。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推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在谋求最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新的企业责任观念，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强调实施福利主义经济政策。除了在环保、自然资源再生方面大力投入外，还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等方面增加了大量政府开支，同时也要求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社会责任会计便应运而生，通过核算、反映、监督、控制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社会目标和社会公众期望。由上可知，社会责任会计产生所依据的正是福利经济学派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可以说，福利经济学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而社会责任会计则是从宏观角度衡量核算和监督企业目标执行情况。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外部性思考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于20世纪初提出的，它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又未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价格之中。外部性和社会责任会计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通过外部性的基本理论来进行社会责任会计的效用分析。

（一）外部性理论概述。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所施加的非市场性影响，非市场性是指一种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利益未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是无意识强加于他人的。外部性有正向外部性，称之为外部经济，这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积极影响，无偿为其他人带来利益，但自己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相反，产生负向外部影响的经济活动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不经济给其他经济单位带来消极影响，对他人施加了成本。从权责相对应的角度看，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了外部不经济，理应由企业来负责减少和消除。要减少和消除外部不经济，就要求企业在废物回收、污水处理、空气净化、安全生产等方面增加投入。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有利于反映和监督企业在减少和消除外部不经济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外部性理论也是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外部性效用分析。对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不经济，社会责任会计要对其加以确认、计量和披露，用来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调节方式进行补充调节，使得企业披露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企业处理这种影响造成的社会成本。社会责任会计对外部不经济的披露和反映有利于促进企业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社会公平的目标。

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假定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为Cp和Cs。由于存在外部不经济，故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即有Cp

除此之外，经济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如政府使用税收和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合并、明确财产权等等，将这些措施与社会责任会计配合使用，互相渗透，更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综上所述，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有利于促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产生丰富的理论成果，以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实践。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责任会计尚处于认识、探索阶段。通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和外部性效用分析，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认识，为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探索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方法提供理论参考。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孙月平.应用福利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44-08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像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人类对幸福的关注，从尚存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为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他还运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有王者气质的人的生活比独裁者要快乐729倍。从柏拉图开始，对于那些普遍认为满足感取决于一种合乎道德、并最终令人满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学家而言，幸福是他们的共同课题。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苏格拉底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各种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大卫・休谟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是劳动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说，社会生活受人们的、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不过，与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在幸福这个命题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知识贡献。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二、早期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的《国富论》（1776）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富国裕民，和斯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以后的经济学家也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用于研究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国民财富（或收入）确实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说早期的经济学（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物质财富，这肯定没有说幸福是他们的根本目标更确切。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可以是对人的欲望的调节，对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的抑制，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亚当・斯密相信，“经济人”追逐私利的财富欲望是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和交换得到满足的，并且这种满足和调节还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富国裕民的实现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所谓“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幸福的实现。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其著作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亚当・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到了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开山鼻祖杰里米・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将弗朗西斯・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作为功利主义的根本原则。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幸福，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不过，在边沁这里，幸福一词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在边沁看来，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和扩展范围七个因素决定。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以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修正和完善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修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提出了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多少，也有质上的不同。快乐的数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次数多少，快乐的质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价值的大小。一般说，经验论者大都强调快乐的数量，认为感知快乐的次数越多，幸福就越大，而理性主义大都强调快乐的质量，认为不应盲目追求快乐的数量，而应注重其价值。他有一句被后人流传的格言：“作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作一个满足的猪好些”。高质量的快乐应该是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是高于肉体快乐的。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伊壁鸠鲁派的人生原理，没有不是认为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我们都承认，功利主义的著作家一般都以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的更持久、更稳妥、更便宜等”。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穆勒还指出，幸福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

边沁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边际革命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从而不断被淡化。边际效用论者，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幸福是经济学显化的主题。以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为例，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经济学就是痛苦与快乐的微积分。杰文斯认为快乐和痛苦此类的心理感觉不仅可以计量，而且可以通过一组无单位的“基数”来比较它们的大小和强弱。杰文斯认为，“经济人”之所以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应；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应最大化的。通过“效用”假设的引入，杰文斯看似解决了快乐或痛苦诸如此类不同体验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如何测度的问题，但是，由于“效用”概念极为严格的假设以及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使其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难堪。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由于未能突破主观效用的准确计量问题，主流经济学转向使用带来效用的商品数量（或货币计量，如收入）间接衡量。如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效用被当作与欲望或需求有关的名词。我们知道，不能直接衡量欲望，而只能通过欲望引起的外部现象进行间接衡量。”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衡量的客观商品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既然经济福利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就是可以用货币测度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在许多限定性条件下，特定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福利很可能愈大，国民所得的数量愈大，穷人所增加的国民所得的绝对份额愈大。”庇古的重要结论让很多经济学家无法接受，也因此引起对社会福利为何测度、如何由个体福利得到社会总福利的理论探讨，怎样才能够在不是一种极端的资源配置状态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等问题的研究热潮，形成了随后20世纪30-40年代福利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罗伊・艾伦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所谓的“无差异曲线”和“无差异分析”，并对效用进行了重新阐释，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更为彻底的是，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一文中，从消费者行为的结果来反观这种行为时抛弃了效用这一概念并发展出一套“显示性偏好理论”，其基本精神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暴露了或显示了他内在的偏好倾向，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推测消费者的偏好。这种理论不基于“偏好关系（效用函数）―消费者选择”的逻辑思路，而是基于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消费者选择―偏好关系”。该理论从消费者行为分辨最好的可能选择，换句话说，是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显示他们的喜好。该理论的出现基于消费者需求理论是以边际替代率作为依归的，而边际替代率的假设就是消费者为了把功用极大化而作消费决定。虽然功用极大化的假设不受争议，但需求理论隐含着的功用函数就难以被准确计算。显示行偏好理论的提出就是要弥补需求理论的不足，借观察行为来界定功用函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性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收入提高对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义。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个体的福利状况取决于他们当前的可行选择，如果个体的可行选择集合越大，那么以效用进行衡量的幸福感也就更高。由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是判断个体的选择及其效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效用这一概念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显示性偏好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人们的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并将效用视为个体福利的一个等价概念，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更注重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其主观思维状况，就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状态。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边沁的研究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而受到了很多质疑。一方面，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测度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尊奉经济增长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初以来的福利经济学和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再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而替之以度量满足主观的“客观对应物”―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函数等。尽管效用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测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学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此后的经济学家们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确立了序数效用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幸福这个概念彻底地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学都不再问津“幸福”问题，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

三、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传统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经济越发展，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呢？

二战之后，由于原有的物质资本大量被破坏，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重建问题。因此物质的需求又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物质资源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成为当时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都希望借助自然科学领域新发展的技术来对既定而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最大化地促进增长，这是战后经济计划在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原因，也是数量经济学急速获得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的物质类要素即收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国民的幸福程度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提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在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研究中，对“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当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罗伯特・弗兰克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它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幸福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指出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前者强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社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新思想，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很多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当然，“效用”与“幸福”成正比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在人们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达到的效用才会产生幸福感，在未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有效用，但不会有幸福感。而且，“效用”与“幸福”在人们的心理效应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们在选择和消费商品时的瞬时的满足感，一旦消费行为结束，人们的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其心理效应远比“效用”强得多。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文献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不仅考虑了收入对人们福利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一门不仅关注人类财富，同时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像世界知名学者、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玛蒂亚・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森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指出，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幸福。在该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幸福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一是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适应和心理调节。森认为，对于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或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的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四、幸福经济学的价值和发展向度

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视域。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工具价值，幸福才是终极价值。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幸福没提高，这种增长不是无意义也起码是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科学的取舍原则。经济学如果脱离“幸福”的核心命题，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幸福与经济学的融合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然而，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融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极具参考意义的价值：一是，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考虑资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资源和人类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转变，并在两者间搭建了人的适应性、社会比较性和期望调整的心理桥梁，极大的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二是，从幸福与经济学融合过程来看，由于借鉴了来自于诸多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得以展开，对个体的主观世界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的范围并得以快速发展，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理性假设得以完善和修正，这为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三是，揭示了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根本地改变了新旧福利经济学把对人类福祉的研究局限于偏好或效应的做法，把经济学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类幸福的终极层面，将效应从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归了经济学的伦理本源。从幸福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如果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是人的发展，那么这种融合还体现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比如国民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对它的测度，而在于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使研究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幸福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幸福研究大有可为，它可使经济学从单纯的数字关注转向关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上来。正如微积分是因为工程师觉得好用而最终被坚持传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证明一样，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也将可能为经济学创造一个更灿烂的前景。对幸福的研究将给予经济学一个崭新的视角，丰富并深化了经济学的内涵，促使经济学家更加全面和深远的考虑问题，并且促使经济学更好地和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融合来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追求幸福―我们的终极目标。

幸福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一是在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幸福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幸福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幸福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因而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幸福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幸福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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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及困境；启示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B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民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如养老、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关注社会保障事业，要追根溯源，考察国外有关发展社会福利的理论，充分理解并运用加以借鉴，这无意对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是有启示的。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思路，尽管福利国家理论根植于西方，但是，我国仍然可以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脉络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

1941年，威廉·坦普尔第一个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用以区别纳粹德国为统治者服务的“权利国家”，但当时他对概念的解读较为浅显，未对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1942年，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主持制定了《贝弗里其报告》，这份报告对福利国家的蓝图有了大致的规划，指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对于英国发展的重要性。报告对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的发展影响深远，标志着福利国家理论的成型。福利国家是指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学术界对于福利国家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种工具”；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措施的结合；还有学者主张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关于福利国家的作用，阿萨·布里格斯在《历史视野中的福利国家》一文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纠正市场失灵：其一，保证个人和家庭最低收入；其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如疾病、失业等，缩小个人社会不安全程度；其三，对公民地位的确认，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虽然福利国家拥有众多的光环，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次序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以维护资本主义垄断利益和统治。

（二）福利国家理论发展脉络

福利国家的思想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理论等宗教理论中，基督教教义中重要的一条“爱你的国度”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来源，从基督教分离出来的新教伦理理论也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从宗教教义中表现出的平等的观念孕育了最初的福利由全体国民共同享用的思想。与宗教教义密切相关的宗教人员传教活动和慈善活动传播和实践了这一思想，成为早期“福利国家”的缩影。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文艺复兴强调的人道主义亦成为了福利国家的另一重要来源，文艺复兴的核心理论在于“三提倡三反对”，即提倡人学，反对神学；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这种理论注重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强调人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在欧洲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有此意识，福利思想便容易推导出，这种思想的产生为福利国家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办理社会保险等方式调节劳资矛盾，并用温和渐进的办法改良资本主义，通过代议制调整国家结构，调节经济进行社会再分配，总结起来，其认为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纠正，这种思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福利国家理论的形成。在近代，福利国家理论开始逐步成型，“福利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20世纪初期，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要通过税收杠杆的方式让收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再次分配，以实现贫富差距缩小与社会公平，达到社会福利。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积极国家理论体系”直接催生了“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强调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刺激投资，减少失业，提出了收入再分配和消灭食利者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现代福利国家的思想，强调发展经济，减少失业与增加福利，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的国家。英国之所以能建成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及由他所撰写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简称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社会福利不仅是特殊群体应该享有的权利，而应成为全体社会公民都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并从英国的现实出发，指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是影响英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五大障碍，并据此提出政府要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工作，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建议。除此之外，报告和设计出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制度，规划了福利国家的雏形，例如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为儿童提供一定的教育补贴等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福利的巨大飞跃。除此之外，报告还指出社会保障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应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第二，保障基本生活原则，社会保障职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三，统一性原则，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第四，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享受社会保障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这四个原则成为福利国家所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指引了福利国家制度向前发展的方向。

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它以高福利为特征得到世界的关注。瑞典建立福利国家的方式是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保险。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的的宏观调控方式，目标主要在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对整个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这种政策的执行与实施加之充分的社会保障，并提供较高的国民福利。除此之外，瑞典所推行的“合作主义”也使得其福利水平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与提升。瑞典是世界上劳工组织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强大的劳工组织，保障着工人权利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到在培训与收入平等，这些都有着充分的监督力量。所有的这些政策与组织，促使了瑞典“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国家的诞生，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世界的典范。

日本也是国民福利较高的福利国家之一。日本之所以能建立福利国家，其原因在于拥有较为完善的福利国家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分别是福利政治特征、再分配结构特征和规制结构特征。福利政治特征在于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民主势力的薄弱与国家官僚制度的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建立福利国家提供了便利；再分配结构特征在于日本社会支出的薄弱与公共事业的推崇，有着较为完善的再分配制度，实行横向的社会再分配；规制结构特征在于社会规制的薄弱和经济规制的强大，强调经济规制，这也符合福利国家对经济的巨大需求性。正是由于完善的福利国家体制，才使得日本跨入了“高福利”的福利国家。

二、福利国家理论的模式及困境

西方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利用其职权保护国民使其免受社会风险，这种保护主要是通过由政府提供家庭和个人因社会风险所带来的收入损失即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并帮助家庭和个人抵御其可能延续的后续危机上（如疾病，失业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整个社会的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给予资助，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定。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理论遭到社会的抛弃，凯恩斯把政府需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调节生产与分配。至此，福利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福利国家同样强调了国家的社会功能，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把工业社会的财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并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将这种社会管理的职能延伸到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包括居民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以及住房保障等等，这种社会功能只有福利国家才能做到，其福利越高，相应的社会功能将会越强烈。

福利国家的基本模式是以国家为主导，采取“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模式。但因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不同，各国采取的福利模式也有一定的差别。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社会权利与福利国家有机联系起来，按非商品化程度的大小，将福利国家模式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福利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低，强调个人自由，私有制与自由，这种福利制度的救助对象是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救护的方式，数量和手段都较少。保守主义的福利制度是以参与劳动的年限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依据划分福利多少的一种救助制度，这种制度与个人密切相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制度带有普适性的色彩，这种福利制度下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与工作表现及缴费关联程度不大，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的确认，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福利国家的实行虽然给福利国家的民众带来了众多的福利与保障，但其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高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与挑战，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财政负担过于沉重。由于福利国家的众多福利措施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政府在财政支出上要为巨额的福利费用买单。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共体国家（英国除外）的社会支出占总公共支出50%以上，荷兰、前西德、瑞典、丹麦在1981年的社会支出超过GDP的1/3，这些社会支出福利费用占据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有国家有了削减福利以缓解财政紧张的意图，但民众对于这些意图却并不买单，福利削减异常困难，政府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此外，高福利容易产生养懒汉的现象，影响经济发展。众所周知，福利国家的福利是给予民众全方位的高待遇，这几乎包括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失业，福利国家所给予民众的失业救济金几乎与上班民众的工资水平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的人们催生不需要工作也能满足个人基本生活的想法，这种思想的蔓延使得一些民众靠着政府的福利生活，并最终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三、福利国家理论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已进入小康社会。但纵观全局，我国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人口过多，人均收入偏低，社会福利水平整体偏下成为当前额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福利国家理论虽是资本主义国家改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其中的一些政策和方法对与我国当前增加民众福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输理与借鉴，反思与完善，这是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关键所在。

（一）努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福利国家实施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福利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并且福利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和保障，高福利只会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福利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荆轮效应”，即社会福利只能不断提高不能下降福利或很难降低既有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些都要求我们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才能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使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经济进入“严冬期”的时候，我国经济也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但人民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期待是无限的，希望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还处在一个保基本的阶段，只能满足群众基本的社会保障需求，部分社会保障项目还出现了资金不足的现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注重环境的基础上努力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为建立更高水平的福利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建立高福利水平的国家不能操之过急，需量力而行，紧跟经济发展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扎实逐步地向高福利国家推进。

（二）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明确特征，也是我国当前需要妥善处理的关键环节。之所以说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充分就业可以降低社会保险中失业保险的支出，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流向到其它资金不足的社会保险项目中，以提高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就是就业之后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越是充分就业，政府所吸纳的社会保障资金就越多，保障水平就越高。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的最新统计，当前我国就业率连续九个季度维持在4.1%，存在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应届大学生的就业形式非常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加大力度解决失业难题，努力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援助失业者方面，给予就业援助，开展再就业培训，使失业者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帮扶弱势群体进行就业。在大学生就业难方面，努力解决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鼓励其自主创业，在解决好自身就业问题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者，促进经济发展。只有解决好就业这一难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

西方福利国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弱势群体采取很大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能够“按社会流行的标准过文明的生活”]。福利国家对于老人及失业者的补助力度是非常大的，即使退休及失业也能从政府手中领取养老金和保障金，而这些资金足可以保障其渡过难关并体面的生活。我国现在应着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全覆盖，尤其是要建立建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重要，有了这份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会相对容易。在社会救助方面也应加强力度，提高对老年人的补助力度和范围，特别是保障农村地区没有养老保险的老人们的生活，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补助水平，让老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失业人口也应给予一定的补助并给予技能上的培训，帮助其实现再就业。只有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四）政府应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关键的，政府要担任供给的角色，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众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政府要担任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对社会保障各个方面进行完善的经营管理，并进行监督。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以此提供民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有着较为完善的体系，处在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但是还存在保障水平过低，没有实现城乡全覆盖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推进社会保障水平来得以改进。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是我国面临的最现实国情，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光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需努力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民间力量流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增加他们的积极性，充实社会保障水平，这种做法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增加人民的福利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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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川正吾，龚剑.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J].社会保障研究（北京），2005（6）：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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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荣科.中国成为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分析[J].求是学刊，1997（11）：54-58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幸福测量　经济发展方式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　幸福社会

一、幸福测量研究综述

幸福及对幸福测量的探讨是一道千古话题，人言人殊，远的可以追溯到西方伦理学奠基人亚里斯多德(2005)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第十卷中论及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将幸福视为人生最终目的与至善。在社会科学界，对幸福的理解一般是从经济学角度去探讨的。例如亚当?斯密(2008)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论及“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边沁提出的“幸福最大化原则”则是基于其信仰不渝的功利主义理论之上的，尽管其中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之处。边沁之后，杰文斯以正负效用观进一步丰富了其共有的避苦求乐“快乐净收益”论点。而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却告诉我们一个有悖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幸福悖论”，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相对于财富而言，婚姻、健康、职业与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要素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一定程度上，学界有关幸福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讨论催生了的对福利经济学，乃至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如传统效用函数论)提出挑战的“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0f Happiness)与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和体验效用，experiencedutilily)的“幸福学”(Hedonics)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名家即有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Political Science(LSE)0f EconomicsCentm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曾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顾问的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和著名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Yew-Ywang Ng)。前者在其“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中译本名称为“不幸福的经济学”)著述中指出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Richard Layard，2009)。后者在其《东亚快乐鸿沟》(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Speculating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1论述中指出，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幸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其他学者也对幸福悖论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Carol Graham(2005)对相关经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不存在有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而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在经济学界，除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可行能力”(capabilily)论之外，还陆续提出来几个具有一定影响的指数或量表。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力推的“快乐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Index)和“幸福学”(Hedonics)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提出的国民幸福计算指数也颇有影响，即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o／o+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另外，以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研究著称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他人合作提出的“日重现法”(DRM，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aniel Kahneman，2006)，即根据一定问题架构来引导被测试，者对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进行回忆与再现，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简言之，在幸福及其测量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和非主流的“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其都有贡献。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幸福观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基础的客观效用幸福论，倡导经济福利测度MEW(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而后者幸福观则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前提的主观效用幸福论(对心理学SWB的改造)。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除了经济学之外，还有已经取得不菲成果的心理学学界。心理学中对幸福进行解释的经典理论为设定值理论(Set point theory)，该理论认为，对“何为幸福”，个体的心理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即为快乐幸福与否的感知点。人们会根据对生命事件的感受，将其划分为临界点之上或之下，因此，快乐的适应性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受。设定值理论还认为任何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将是一种事倍功半，因为个体往往只会根据当下的感受去定义幸福(Kahneman and Krueger,2006)。而著名心理学学者Diener等人(1995)则提出了“幸福期望论”(Aspimtion Levels)，指出幸福与否及其程度不仅受期望值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差影响，也受到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内外在资源之间契合度的影响。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SWB(Su bjective Well-being)的测度，作为心理学专门术语，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其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3个不同维度组成，具有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三大特征(Diener E，Subjective，1984)。西方学者就SWB的实证测量做了不少’工作，例如，美国的Ronald Inglehart等(2008)研究人员，就以WVS(The World ValueSurvey)指数为基础，经由快乐(happiness)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向度来测量SWB，设定SWB=生活满意度的分值2.5×快乐程度的分值：生活满意度打分，最高为10分(最

满意)，最低为1分(最不满意)；快乐程度打分，很快乐(赋值为1)、比较快乐(赋值为2)、不太快乐(赋值为3)、很不快乐(赋值为4)。另外，英国心理学家科恩(ECohen)提出的幸福方程式一度得以广为推崇，在该方程式中，幸福：P+(5xE)+(3xH)。“P”代表个性，包括人的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和交友状况。“H”则代表人类更高一层的需要，包括雄心、自尊心、期望值、幽默感。

本文主要着力于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于2009年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对经济发展的测量体系应实现从“生产导向”(production-oriented)到“幸福导向”(well-being-oriented)的转变，即应聚焦于未来福祉社会进步测量的思考与回应，因为进步并不只是意味着财富创造或革新，进步更意味着苦难减少和幸福增加，(生产性)财富是(人本)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幸福除了“福利”(基于收入或财富)因素之外，更多涉及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职业发展、家庭关系等)。有鉴于以上的回顾与思考以及本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取向，本文从“效用”(Utility)角度去界定“幸福”(Well-being)，提出以收入为前提的相对效用幸福论(客观效用综合主观效用)。在测量方面，本研究中的“幸福”测度涵盖侧重于主观方面的“幸福感”(Measure of Su bjective Social ProgressWell-being)与侧重于客观方面的“幸福度”(Measure of 0bjective EconomicPerformance Well-being)两个层次。本研究认为，改善与提升幸福的途径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基于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如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是基于个体的心理调适与适应(AdaptiveBehavior)的校正层次。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与启示

1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

因对既有GDP衡量体系的不满，法国总统萨科齐试图建立起一个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综合指标，于是在2008年建立起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MEPSP)，即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2009年，“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报告”，报告写作用意很明晰，即其就是为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而书就。该报告通篇阐述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报告在开篇即指出，人们使用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厢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GNP的增加而上升。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正是由于GDP通常只是市场生产和经济绩效的最佳标准，只能捕捉经济所有的最终产品，并不考虑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到底是家庭、公司还是政府，也由于GDP一般只是衡量国富的标准，而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因此，对既有衡量经济指标统计体系(GDP衡量体系)的改革值得期待。譬如，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福利的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某一个数字之中。可以说，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来测量幸福，可能是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原因。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well-being of current and futuregenerations)社会进步测量的转变。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是一个多维的取向，幸福的主观与客观维度(数据)同等重要。基于既有的学术研究和一些具体措施，委员会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的8个关键维度：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包括工作；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和物理的)。报告认为这8个维度塑造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指标体系所忽略。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在报告中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

报告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新的指标体系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及设定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新的指标体系可以成为衡量人们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标尺，因为国民幸福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将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与衡量经济生产增长的GDP相比，“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可以反映未来的发展。因此，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该报告提醒各国政府，既要有能力测量市场生产、评估经济绩效、监控整体经济状况，更要有能力测量人的幸福，评估当前幸福，关注未来幸福。政府测量幸福的能力，既是发达国家应对危的遇，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挑战。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还区分了对当前幸福的评估和对可持续程度的评估，关键是哪一个更持久。当前幸福既涉及经济资源方面的收入与财富，也涉及人的诸多非经济生活，比如人们做过什么，能做什么，感受如何，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幸福的这些层面能否长时间持续，取决于影响我们自然、身体、人和社会生活的资本可否留给子孙后代。转移重心不是放弃GDP和生产标准，它们仍是衡量市场生产和就业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GDP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国民幸福总值”(GNH)应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结合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体系。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改进统计体系，用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的标准和能够捕捉可持续性的标准，来弥补市场行为标准。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

会报告郑重指出，对经济与社会的引导正如领航员的领航一样，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是不能缺失的，希望各国政治领袖与政策制定者将“生产导向”的标准体系转向“幸福导向”，建立覆盖面更为宽泛的社会进步测量标准体系。实际决策者也需要对决策所需统计数据和指标加大投入，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指标，设计、执行和评估更好的政策，改进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超越GDP，测量幸福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

2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在“经济与社会”共建的认知与测量方面启示

纵览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的因缘，及由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体现的“将评价系统的重点由经济产出向民众幸福转变”的幸福社会建设理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何提升幸福”的议题在不久的将来极可能成为考量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标尺之一，将成为衡量各国政府行为的新指标。经济政策与幸福政策的并举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如今，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其应负有的为民众谋幸福的责任，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将是世界性的潮流所在。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提供的幸福测量是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而此前的测量，无论是盖洛普还是皮尤，都依托对个人满意度的主观调查来分析各国的满意度(即依托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与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维度)。不过，个人满意度测量涉及的层面相对简单，也无意于影响政策决策。而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幸福评估，则同时兼顾个人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兼顾主观调查数据和客观数据分析，可以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更适宜的公共决策，政府从而也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与措施。

三、“经济与社会”共建发展方式的公共政策意蕴

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世界上对GDP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反思(法国设置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即为一明证)与对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指标体系的研究热潮，可以预测“经济与社会”的共建极可能就是“十二五”之后中国发展方式新的前景，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向，一个由物(GDP)到人(幸福)的发展转向。诚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言，对幸福研究的探讨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幸福指数的使用需要同时注意到其中的政策规划、政策影响评估和绩效评估3个层面(Derek,2010)。在政策规划层面，一方面需要识别潜在的幸福源并确定最低水平幸福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时应认识到幸福水平是不断递增的，要能考虑到该政策设计对幸福不同维度(例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列举影响幸福的8个维度，或者不丹研究院GNH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影响幸福的9个维度)的影响。在政策影响评估层面，为保障幸福政策项目的有效性，要能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形的分析做好幸福调查事前和事后的评估，例如不同制度、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地区或社会对幸福的可能性理解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阶层对幸福抑或不幸福的看法，个人层次与组织层次的幸福抑或不幸福将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在绩效评估层面，规划设定的幸福指数考评体系应具备可操作化，可以对政府构及其组成人员的绩效进行测度和赋值，以作为下一步发展调整的参考依据。

此外，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幸福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妨加入对个体“偏好”(preference)和“需求”(need)之间均衡性的考虑，因为以前的政策制定往往只考虑如何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忽视了个体偏好和需求的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认为个体的行为决定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然而现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social compadson)和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并不一定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动摇了经济学前提假设的解释力。因此，政府政策的关注点应回归到个体的偏好和需求上(Richard A，Easterlin,2003)。有效的幸福政策将导致下列产出：可以用微观个体幸福的测量来评估政府财政支出的成效；提高就业率，比仅仅增加人均收入或提供失业救济金更有利于人们幸福的提升；定义“贫困人群”应该同时测量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的强弱；人们的主观幸福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因此还应该向高收入人群收更高的税，增加社会平等(但具体仍需考虑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Frey and Stutzer,2002)。“幸福政策”不仅可以构成政府执行力新的挑战与动力，还可用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评估标准和未来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可以涵盖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政府责任的甄善、公民权利的甄善等诸多方面。简言之，幸福政策的研究与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在既有发展成果基础上围绕现有政策的需求(短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评估进行操作。幸福探寻对于政府的要义就在于推进一个法治、高效、廉洁、深孚众望、高度负责的良性政治建制与治理。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 效用

《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学好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作为西方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体现框架，在内容上还涉及到了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所以，如何把福利经济学这个微观经济中的难点学好，就成了教师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正是在微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谈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福利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着重介绍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如何操控他自私的情感和行为。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需要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明确地图了出来进行研究，是政策建议和评价政策所必需的，因此福利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也沿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中的教学方法。

二、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难点

1.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的过渡

在微观经济学中，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埃奇渥斯盒直接推导出来，唯有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借助生产可能曲线来获得。生产可能曲线用来描述在已知条件下，两种产品之间在用尽所有资源、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生产组合的可能的点的轨迹。在一般教材的推导中，首先要借助生产的埃奇沃斯盒得到生产契约曲线，然后遍取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量，再通过两种商品的最优产出量变换到另一个坐标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生产可能曲线。

通常做法推导的生产可能曲线虽然步骤严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不容易单独理解，尤其是对于生产可能曲线凹向原点这一特征，需要借助边际转化率（MRT）随着横轴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在增加这一个知识点。这时候可以脱出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从学生理解更为深入的机会成本角度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因为机会成本是递增的，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单位的某商品，必须要越来越多的减少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以获得生产地一种商品的足够资源，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每点的斜率就代表了该点的边际商品转换率，随着`机会成本的递增,边际转换率也越赖越大，所以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可能行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在解释清楚生产可能曲线的特点以后，在生产可能曲线上任取一点引埃奇沃斯盒，就可以完成生产与交换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推导。

2.一般均衡理论的教学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推导一般均衡理论的过程并不是现阶段本科生能够理解的，所以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以及后来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深入研究都尽量不要给学生讲的太过深入，只要把大的框架，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讲解清楚即可。

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问题和试探过程要着重理清脉络，而理论的互动作用的推导则要借助简化的市场的经济情况。一般是设置四个市场，其中两个是产品市场，两个是要素市场，从四个市场都达到均衡的状态开始，假设某一个市场因变动难以维持均衡，从而影响其它三个市场，而三个市场转而又会引起该市场的变动，层层深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从而对福利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有更好的理解。

3.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介绍这个定理关键是要讲清楚该定理的前提条件：（1）充分竞争；（2）没有信息不对称；（3）没有外部性。第一条经济学家的方案比较简单，那就引入竞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遭到经济学家反对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与消费者是保持一致的。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对厂商是不利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经典原因。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来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的，而不是应该用来替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的第一定理。完全达到三个前提是不可能的，所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三、注意事项

1.关于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

旧福利主义者更青睐基数效用论，他们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来表示，正如长度单位可以用米来表示一样，货币也必须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货币量大于穷人，所以前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钱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整个社会的效用就会增加。所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成为收入平均化的理论依据。所以新福利主义者更倾向于序数效用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数效用论就不对，序数效用论就对。事实上当新福利经济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陷入窘境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发现更应该把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联合起来研究，这是应该让学生了解的。

2.关于市场经济万能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可以最有效的分配资源、配置产品，可以到达帕累托最优，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则保证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不过，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都要求有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市场上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机制充分接近等。事实上，这两个定理的条件都是很难满足的，其“主要是一个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姚明霞.福利经济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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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晨熹，王大奔，邱世昌，蔡敏.让就业有利可图——完善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3).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福利；实质自由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152-03

[作者简介]李威威（1988-），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价值观、农民发展权、制度经济学。

一、传统福利经济学价值维度及其缺陷

新、旧福利经济学在关于福利本质的考察方面都没能绕开“效用”这一核心概念，无论是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朗西斯·埃奇沃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庇古，还是后来的勒纳、霍特林、保罗·萨缪尔森以及卡尔多等人，他们研究的最终目标皆是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利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简单地将社会福利的本质限定为货币收入，他们只是觉得相对于福利的其他因素——心理、欲望、情感、知识等，货币收入是一个既重要又较易量化、进而能轻易纳入各种经济模型的因素。而新、旧福利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表现在研究思路（以及各自思路背后对应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市场功能性强弱的判断上不同。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国民生产总量尽可能提高，紧接着在假设市场完全自由竞争这一前提下，主张社会生产资源要尽力做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间的最优化配置。同时又鉴于市场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庇古认为国家的干预（主要指政府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能够帮助市场更好地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引入了“边际效用”这一重要福利经济学概念辅助分析，使得这种理论的影响力逐步走向高峰。

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包括“序数效用论”、“补偿原理”等在内的诸多福利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他们的福利经济思想更多强调效率而选择忽视分配问题，因而较少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相比旧福利经济学家们他们更加坚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且因此反对国家的过度干预。

无论是新、旧福利经济学家都主张经济收入对于福利的价值。但是在对社会总效用的分配机制方面见解有所不同。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存在不足之处，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必定要重点着眼于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但是从上述福利经济学家的理论以及现实情况的反馈来看，这种均等化实现得很不理想，无论是新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还是旧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国家”，都没能充分地在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现实情况则是福利经济学家们还是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增加社会总财富方面。

2以功利主义为向导的福利经济学并未特别关注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障人群），无论是经济福利的转移还是机会的创造方面都未体现出应有的关注。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按劳分配看似公平，然而当你把劳动者个体的特殊因素考虑在内，按劳分配也就不再是公平的了。而事实上福利经济学带来的分配结果尚未能做到“看似公平”。

3福利经济学没有兼顾诸如自由、权利等效用模型之外的福利因素。其中权力分配的不均或许是由包括制度、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是这种权利的缺失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意义可能还要大过收入的分配不均。这种伦理方面的缺失一方面使得福利经济学的很多理论脱离了实际；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一主张最终蜕变成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效用最大化。这可能不是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初衷，但这却是最真切的现实。

二、以“幸福”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弊端

如前所述，传统福利经济学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在衡量福利这一概念时，抽离了其中所内含的情感、心理、欲望等较为隐性的因素。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福利经济学变成了一个有各种经济模型或原理堆积起来的“工具箱”。更不幸的是这个“工具箱”中的工具在大多数时候还成为了少数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物质财富收入对于国民福利的重大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收入对提升民众福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最接近福利本质的幸福感上面。他们开始研究如何在获得物质财富收入的同时，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以及如何将财富更好地转化为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视角与幸福视角间的差别，这本身确实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就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理查德·莱亚德在研究了大量美国民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快乐经济学》一书，将幸福对个体的价值排在了最高的位置。这种观点在某些角度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还有什么比幸福更加值得去拥有的呢？但是，把幸福作为社会福利的等价物这种看似追根溯源、直指本质的主张，其实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大多源于幸福对主观感受的依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幸福这一主观感受作为福利的评判标准，会让我们忽视掉很多现实的因素。当我们过分看重并努力追求这种主观感受时，幸福就有可能退化成一种幻象，因为我们把这个过程直接化、简单化了。事实上我们追求的幸福依赖于我们忽视的那些因素。当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内在的幸福感时，制度、收入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幸福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

2把幸福这样一种主观感受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有太强的弹性。现实环境的残酷可能会使我们对幸福的标准或者说预期过低，反之则可能过高。当对幸福标准要求过低时，反映到现实中可能会使得一些极不合理的制度拥有存在的余地，这无疑会加固社会的不平等；当对幸福的预期过高时则会对现存制度环境作出非理智的思考，最终也会导致自身和社会的不和谐。

3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像货币收入那样在人际间比较，即幸福存在较大的人际间差异性。阿玛蒂亚·森认为将幸福的程度作为一个人境况的表征，只能分别用于单个个体——两个人的幸福程度无法比较，而不能以幸福作为判断公平或者不公平诉求的标准。这种幸福作为一种信息无法在人际间传递属性直接导致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出现，这对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这种评判标准也不利于我们做出更加合理的社会评价。

三、阿玛蒂亚·森关于社会福利价值维度

阿玛蒂亚·森是生于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以其在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强烈关注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的问题，一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其研究视角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基于这种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现有福利经济哲学基础的一次革新，是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观的一种扬弃。根据其定义可行能力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从其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可行能力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一定的扩充。他认为自由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产品，它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个人自由的扩展有赖于更合理社会制度的保障；而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增加不仅提升了单个个体的福利水平，更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福利机制的合理与高效。基于这种对自由本质的界定，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给予其成员更多的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应当既包含机会自由又包含过程自由。机会自由更多地关注一个人能否追求他所珍视的最终结果，而并不苛求得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自由则是指一个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而不受他人的干扰，至于最终结果并不需要关注。尽管自由的过程方面和机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要对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这种分离客观上能够激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将实质自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基本内涵，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弊端。

一是信息限制问题，即个体受自身特殊性（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限制，无法向社会提供更多具有普适价值的信息，这使得一方面自身的福利无法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社会评价体系难以构建，公共理性极为缺失。所以阿玛蒂亚·森特别强调人的理智以及新闻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前者可以使人冷静思考从而获得更多更有普适价值的信息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后者则能够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提升，使得全社会民众更加趋于理性。这种主张对于那些存在严重压迫、专制的社会更加有意义。实质自由直接关注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人际间的差异性被实质自由内涵的广泛性很好地规避了。二是人们较以往拥有更多选择和实现的可能性。该理论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加突出，阿玛蒂亚·森是在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可行能力的主张的。可行能力是对包括贫困、不公平等社会问题更加本质化的对策，仅仅关注社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可行能力关注的视角是一个人实际能做的是什么，这种价值判断更能充分调动个体的能动性，人们可以在可能性的框架内充分地实现自身价值。个人福利的视角被颠覆，人们通过自身的可行能力可以更好地将自身价值外化，紧接着人们将能够得到实质自由和主体性成就，这其实又反过来提升了自身的可行能力。

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启示

阿玛蒂亚·森对社会福利的分析是以可行能力为中心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其着力点应放在提升民众的可行能力方面。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

根据该理论对可行能力的阐释，我们知道其本质是实质自由，而现实中机会的增加，必定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实质自由。这一点是众多举措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把社会弱势群体比作贫血病人，那么找到恢复其自身造血功能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治其本”的做法。这里不仅是就业机会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就业岗位种类的多样化。若只是单纯为其输血，便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粗犷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势必也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把工厂建在当地，这不但解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和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使他们不用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有利于社会和谐。

2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优化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其实是通过提高个体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从而提升其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如果人们都是文盲，他们理解和运用其法定权利的能力就很有限，教育上的缺陷还会导致其他权利的被剥夺。事实上，这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一辈子的问题，由于不会读书，看不到自己的权利，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这些人的权利被实际地剥夺了。教育上的裂隙很显然与阶层有关联。”因此，教育上的缺失可能使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找不到救济手段和途径而直接导致他们可行能力的降低。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突出，应加快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共教育的平等和公平。

3加大医疗保障投入

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健康就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可行能力，是个体其他能力实现的基础。不仅如此，个人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其所在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实质自由。试想，在当今中国，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有一位成员患了较重大的疾病，那么在高额的医疗费用面前，这个家庭很快就会沦为贫困甚至负债累累。健全和完善我国针对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对重大疾病的福利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城乡间、东西部间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这严重制约了那些地区人们的可行能力，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加大投入，从根本上完善农村以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4健全社会协商民主制度

阿玛蒂亚·森曾指出，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社会、政治的安排。即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是国家、社会的责任所在，他反对将民主与发展相对立的二元论，认为“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他强调社会中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评价，认为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能够使各种权利得到制衡，各种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执行，从而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提升大众的可行能力，而不仅限于某一特定的群体。民主的发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制度与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对推进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阿玛蒂亚·森认为自己的诸多理论需要同一些经验性的实际结论相结合才能形成全面的互补。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追寻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完美制度和规则上，而是应该关注现实问题，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才能让社会逐渐走向和谐。总之，当前我国正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要关注社会福利的有效分配。该理论基于可行能力的社会福利价值维度，为我们研究社会福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杨成波，王磊简论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及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0（5）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2篇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社会福利；经济学；需求；供给；发展

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世纪，社会福利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良好的社会福利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与本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密不可分，这是因为社会福利的设置与安排、供给与需求受一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或经济组织影响而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局面，并逐步建立起了多种类型和层次的福利服务体系。尽管如此，但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要，加之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社会福利服务需求与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失衡现象日渐突出。鉴于此，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研究。

一、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

福利属于社会理论中的概念，从词源解释是一种健康、幸福、舒适的良好生活状态，它与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程度和主观感受相互关联。社会福利是从满足人的需求和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角度，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向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提供的无偿或优价服务措施，目的在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

社会福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社会福利泛指所有保障人们基本生活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服务设施。如文化、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公益设施。狭义社会福利是指对部分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生理、心理缺陷丧失劳动能力而出现生活困难时向其提供的各种服务措施，体现了一种社会救济和公共援助。社会福利的发展有助于调整国家经济收入的分配格局，起到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社会福利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一）社会福利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福利需求来源于社会成员对福利的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同时也是具有相对性的，是随着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我国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体现的特征是各不相同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收入较低，社会福利设置主要是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条件为主，满足其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如就业、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体系。

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福利需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们对教育、文化、健身、保健、娱乐等能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需求日趋增加。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有所差距，从而对社会福利的需求也不同。一般来说，较低收入的阶层群体，对保障基本生活的需求愿望较高；而工薪阶层群体则对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需求程度较高；但对高收入阶层群体而言，却更注重在社会服务、自我实现、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需求。

为了更加了解目前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需求，笔者以对本市153位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并根据其经济收入分为三个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其中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有19人，占12.4%；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在4000～10000元有79人，占51.7%；低收入群体4000元以下有55人，占35.9%，并且在此次福利需求调查中，将福利调查内容设计为基本生活、社会安全、人际交往、社会服务以及自我提升五个方面，目的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各种福利需求进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不同群体社会福利需求调查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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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高收入群体对社会服务、人际交往、自我提升等的福利需求较为强烈，这是由于该群体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的缘故，他们对基本生活或失业保险需求相对较低，而对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福利却具有较高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安全、社会服务、自我提升等方面的福利需求较为突出，而对保障基本生活的福利需求表现并不明显；低收入群体则对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福利需求愿望较大，而对人际交往需求较低。见下图：

■

不同群体对不同社会福利需求示意图

由上图可知，目前的社会福利需求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交往、社会服务、自我提升的需求，这说明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逐渐降低，而对于提高其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需要在逐步提高。

（二）社会福利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可以把社会福利看作是种公共产品。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公共产品的供给受市场失灵的影响，而市场失灵又使得政府无法提供市场价格机制，这时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讲，公共产品具有共同消费的性质，其社会需求曲线是社会全体成员需求曲线的垂直相加。社会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提供，由于其追加成本负担为零，以及其利用的非排他性，人们往往不会表现出对它需求产量的偏好，这时就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最适供给。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4篇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 历史 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 指导 ，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 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 哲学 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 检验 ，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

来的相关利益。因此， 经济 学 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 社会 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历史 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 法律 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 投资 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 “需经家庭经济 调查 ”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 申请 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 市场 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 人力 资源 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 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

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 社会 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 经济 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 经济学 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 市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