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一)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河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相对收入差距来进一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无论是从名义量上来看，还是从实际量上来看，城乡收入比都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84年，相对收入差距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乡名义收入比从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实际收入比下降到1.64。(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名义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为以上二者的实际量之比)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乡收入比变大，1994年名义收入比达到2.88;而实际收入比达到2.24。随后的四年间，城乡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义收入比下降到2.26;实际收入比则下降到1.79。而这种下降并没有在此后的几年继续下去。从1999年开始，我省城乡收入比再次扩大，到2003年达到最高水平，名义收入比为3.10;实际收入比为2.47。名义收入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名义收入比基本稳定在3.00左右，而实际收入比则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
201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达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虽然城镇和农村消费额都在不断提高，但城镇居民的消费的绝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水平。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是趋向于降低的。这符合凯恩斯的假设，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带动了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我们还能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内，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与凯恩斯的理论相悖，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高收入人群应该有较低的消费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对高的消费倾向。产生这样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进行储蓄，从而导致当期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分配给有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者，有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只占社会总财富的一小部分，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进而导致消费的增长缓慢。四、政策建议为了刺激消费，一方面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刺激消费。(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因此，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我省农村人口大部分都从事务农工作，其主要收入还是靠出卖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促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的经济结构。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在城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回报更高。城市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的产出。而加快我省的城市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1)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大批农民进行产业转移离开农业，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伴随收入来源的增多，收入水平将会有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因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自然资源，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当前我国把居民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制度使得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各个方面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而他们想要获得城镇户口是十分困难的，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迁徙的自由，没有工作的时候还要回到农村。因此，如果能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给予农村居民更大的迁徙自由，我想这会大大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三、政策建议
为了刺激消费，一方面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刺激消费。
(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因此，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我省农村人口大部分都从事务农工作，其主要收入还是靠出卖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促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的经济结构。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在城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回报更高。城市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的产出。而加快我省的城市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1)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大批农民进行产业转移离开农业，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伴随收入来源的增多，收入水平将会有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因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自然资源，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F036.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文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 城乡收入分配 实证检验
问题的提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的均衡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向需求约束下的过剩型经济转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从部门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家庭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却不断下降（见图1）。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原因在理论界已经探讨了十多年，但仍未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一）居民间收入不公平论
臧旭恒、孙文祥（2003）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藏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基尼系数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段先盛（2009）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说明城镇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祝正芳（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王春娟、黄昊（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实证模型，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存在着极强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居民增收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论
方福前（2009）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三）消费观念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有着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消费的观念，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韩克勇（2001）认为造成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落后、消费环境不佳。
（四）中国福利制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改、房改、教改，都使得人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的预防动机加强，使得人们消费水平下降。这点从陶传平（2001）、李宗华（2004）等人的研究便可看出。
可以看出，对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研究，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之上。多数学者阐述了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论断，但是由于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李军（2003）认为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上。
理论模型
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相较于收入幅度减少较小。故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富人，收入差距拉大，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改革开放前期，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进行。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虽然1994-1997年期间，城乡人均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8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3.3（见图2）。即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间收入分配主要呈现出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的现实，建立理论模型：
假设我国全社会消费函数、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是：
C=a+bY，C1=a1+b1Y1 ，C2=a2+b2Y2
其中，C、C1、C2、Y、Y1、Y2、a、a1、a2、b、b1、b2分别是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全社会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全社会居民自发性消费、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农村居民自发性消费、全社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C1+C2，Y=Y1+Y2。另由凯恩斯理论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b2>b1，设城乡收入比为k，k=Y1/Y2，Y1=kY2。
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为：
c=C/Y=（C1+C2）/（Y1+Y2）=（ a1+b1Y1+ a2+b2Y2）/ （Y1+Y2）
将Y1=kY2代入可得：
对该式左右两边对k求导得：
由上式可知，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全社会消费率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上升而下降。
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上式，做出假设：全社会居民消费率c与（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倒数）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为城乡收入比）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全社会居民消费率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从而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c为全社会居民消费率，Y为全社会居民收入，k为城乡收入比，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此处，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社会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居民收入。Y=n1Y1+n2Y2，C=n1C1+n2C2，c=C/Y=（n1C1+n2C2）/（n1Y1+n2Y2）。其中n1、n2、C、C1、C2、Y1、Y2分别代表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之所以采用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加总数据，是因为用GDP代表居民收入并不合适，它无法代表真正的居民收入及其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认为用人均数乘以人口数的加总数据更合理。本文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回归结果为：
R2=0.758506；Adjusted R2= 0.730642； D.W=1.021301；F统计量=27.22108***。
括号中为对应于估计量的t值，***表示在P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设计的三个假设均被证实。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被证实，从经验上验证了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假设。另外从CPI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货膨胀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但是系数仅为0.0026，说明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有限。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的理论模型，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需求拉动逐渐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需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促进城镇与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城镇农村户籍隔离制度下，这就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藏旭恒，孙文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03（6）
2.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3.段先盛.收入分配对总消费影响的结构分析—兼对中国城镇家庭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
4.祝正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实证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5）
5.王春娟，黄昊.二元结构下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差异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0（7）
6.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7.韩克勇.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1（1）.
8.陶传平.我国消费市场低迷的原因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1（5）
9.李宗华.我国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对策[J].山东大学学报，2004（5）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收入差异率；变异系数；短视消费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01-04
众所周知，要讨论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关系就必须在消费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但现有的消费理论并未给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一般来讲，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后面。在直觉上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确有影响，该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借鉴于凯恩斯（Keynes，1936）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明，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的λ假说的理论核心也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本文将首先讨论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然后构建基于收入差异的消费函数并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用中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对此进行验证。
一、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
居民收入的差异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基尼系数法是经济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收入差异的方法。张平（2000）在《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一文中对收入差异的衡量采用的是样本中所有研究对象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收入差异拉大、收入增长与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和基尼系数相比，张平采用的最高最低收入比计算比较方便，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差异。
本文用以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的是收入差异率δi，即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总体平均收入的比率。如果以yi代表个人收入，以y代表总体居民即期平均收入，则收入差异率表示为δi=yi-y/y。若δi为正则说明个人收入高于总体平均收入，若δi为负则说明个人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收入，δi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个人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程度越大。另外，本文采用变异系数Vn= 来衡量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其中，表示收入为yi的居民数pi占居民总数p的比例。当变异系数Vn=0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小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收入分配比较均衡；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大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收入分配也不均衡。
二、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
要研究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本文还必须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得到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本文直接引用叶海云（2000）的短视消费模型，即：
C0=1+r/2+r[A0+y0-R*+y1 /1+r] （1）
其中，C0表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r表示利率，A0表示其初始流动性资产水平，y0表示现期收入，y1代表下期收入，R*是消费者本期的实际储蓄目标。
将δi代入Vn可以得到Vn=，在分析中国居民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对于消费者i来说，在假定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其本期消费C0i主要取决于其初始资产A0i和下期收入y1i以及储蓄目标R*i，即消费者i的消费行为满足下式：
C0i=1+r/2+r[A0i+y0i-R*i+y1i /1+r] （2）
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yi-y/y）带入（2）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消费模型：
C0i=1+r/2+r×y×δi+y1i/2+r+1+r/2+r(A0i-R*i+y) （3）
下面来寻找变异系数Vn和总体居民总消费∑C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每个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都不相等，即p、pi满足pi=1，p=n。那么，nV2n=δ2i成立。
又由δi=yi-y/ 可得：2δ2i=y2i+2-2yi?
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来说，求和可得：2yi=y2i+ny2-y2δ2i
将nV2n=δ2i带入上式可得：
2yi=y2i+ny2-y2?nV2n=y2i+ny2（1-V2n）
上式中的yi代表消费者i的可支配收入，本文用y0i表示消费者的本期可支配收入，则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整个经济体而言，他们的本期可支配收入满足：
2y0i=y20i+ny2（1-V2n） （4）
由（2）式可得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的总消费：
C0i=y0i+A0i+-R*i
将（4）式带入上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函数关系：
C0i=+?（1-V2n） +A0i+-R*i （5）
通过对上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2n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V2n变小，则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
三、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与分析
通过上面的讨论，本文论证了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使上述论证更具可靠性，本文将对下式所表示的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C0i=+?（1-V2n） +A0i+-R*i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绝对收入理论
一、引言
消费函数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至50年代中期,自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建立起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兴盛的时期,同时由于消费函数在凯恩斯波动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导致许多学者去估计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的结果却与凯恩斯的说法相反,消费和当期的收入并非是一致的和稳定的。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跨时期的解释模型。持久收入理论把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并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不是与他的暂时收入有关,而是与他的可以预计的未来收入,即“持久收入”有关;生命周期假定以人的生命周期为线索,用更为理性和实际的方式,对人们的消费与收入的数量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测定。这一时期,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占据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期至今,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缓冲库存储蓄假说(即在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或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等不确定理论开始了其统治地位,西方消费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直至如今,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X(YW)其理论纲要是:从现期的收入高低状况来分析消费和储蓄,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即期实际收入决定消费支出,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遵循递减规律。依照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C=α+βY,(C为当期消费,Y为当期收入)消费由目前可动用收入决定,没有考虑个人对预期收入或对消费的时间偏好。
二、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实证研究
1、对消费与收入线性关系的分析
于俊年(2000)分析了农村消费需求状况,并分别按不变价和现价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张保法等(2000)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涓、唐焕文(2003)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1987-1999 年期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该时期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88,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应该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本文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出发,通过模拟1978-2008年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推导出该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并对得到的有关结果进行初步分析。CE表示人均消费,NI表示人均纯收入,DD表示虚拟变量。本文所需数据来自山东统计信息网。
①散点图分析
对人均消费CE、人均纯收入NI进行散点序列分析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CE与NI各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此处需引入虚拟变量DD(1997年之前赋值为0,1997年之后赋值为1)。
②回归分析
设回归分析式如下:
CE=β0+β1*NI+β3*DD*NI+β4DD+μt
令NI1=DD*NI,通过Eviews分析结果如下
CE=19.96569+0.747802NI+0.036710NI1-342.6761DD
模型的F-statistic=10749.39>F0.05,(4,27)=2.73,模型总体上显著;可决系数R2=0.999163,可调整的可决系数R2=0.999070,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除了常数项C之外,系数的t检验值都大于2,表明各系数均显著的不为0,当期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对农民的当期实际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DW值为1.9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位于区间(dL,dU)=(1.23,1.65)(通过查DW检验临界值表,α=0.05,T=31,k=3)的右侧,因此模型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虽然常数项不显著,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仍保留,因为收入不增加人们也要消费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另外,模型各系数的符号也符合经济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模型设定比较合理,所选用的数据恰当,较好的模拟了1978-2008年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了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
2、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
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集中在运用不同消费假说的基本理论,并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拟合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上。使用的消费函数、计量方法不同,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结果也不尽相同,如柳建光(2006) 通过估计消费收入弹性的协整模型,间接计算的边际消费倾向在0.35-0.44之间,刘长庚(2005)使用递推估计方法对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在0.64-0.91之间,并且在1993年以前呈递增趋势,1993年之后不断下降;杭斌(2007)使用的协整分析方法估计的结果在0.75-0.90之间,认为随城镇居民财富目标的提高,消费边际倾向呈下降趋势。
本文采用梯次回归的方法,以每10年为一期对消费函数c =α+βy进行回归。具体做法是: 对1978-1987年10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该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 , 对1979-1988年10年间的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 , 依此类推, 对1999-2008年10年间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2。根据上述梯次回归方法,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得到各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i) 估计值如下表所示。
并将所得到的结果用二维折线表示出来,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在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阶段上逐渐增加,到1992年时达到阶段性的最高点,随后下降,并于1994年达到阶段性低点并开始反弹,但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巨大的外部冲击下,边际消费倾向开始持续回落,直到03、04年才开始再一次的触底反弹。
同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得到了体现。
3、对以上结果进行现实经济意义分析
(1)、在对消费函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出在97年出现突变,与此同时,在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增长趋势也在97年发生反转,结合发生突变时的经济背景,本文认为发生突变的原因为: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9.6%下降到1998年的7.3%,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农产品价格的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促使人们减少消费;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最直接和最大就是出口,出口总额增幅由1997年的21%下降到1998年的0.5%,而大量农业人口在外向型经济的企业里打工,企业经营困难,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就直接的受到影响,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往往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边际消费倾向在1993-2005年间呈现总体性下降趋势,其中固然有之前对1997年突变分析中的原因,也有一些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的深层次情况:①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引导下,以及93、94和95年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②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住房制度、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人们的预期支出,人们为了住房和子女的教育,不得不压缩当期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的调查,我国消费者处理收入的首选方式是储蓄,选择率高达60%,其中为子女教育而选择储蓄的高达38%,为购房而选择储蓄的为15%。因此,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给居民带来的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步得到完善,也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产生了影响。
(3)边际消费倾向从04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同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①国家自2004年开始至今连续7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取消农业税,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惠农政策;②我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这些都为农民带来了增收。
(4)在根据现实数据拟合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中,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系数0.748,意味着农民收入中平均有74.8%被用于消费,这可能同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偏低有一定关系,因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收入较低的消费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将有助于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实证分析,为扩大内需、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提供了理论指导。因而在以后的经济生活中,为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政府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继续加大种粮农民
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社会预期,增大边际消费系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2、加大金融扶持,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明确分工,加强业务创新,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建立适合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的农业信贷投入机制;完善信贷风险防范体系,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积极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保险制度的建立;深化邮政金融改革,使其与农村金融改革相配套,在此基础上配合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组等机构,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3、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增加用于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和贫困地区科技水平方面的财政投入,建立广泛吸收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4、逐步建立农业灾害补偿机制和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对农民因灾害和市场风险造成的损失,政府提供适当补助。
参考文献:
[1]熊梅林.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09,08.
[2]余官胜.消费理论的进展对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启示[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05.
[3]熊正贤,翟有龙.鉴于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研究――-以上海甘肃农民为例[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06.
[4]刘长庚,吕志华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 2005, (8) : 44 - 471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消费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实证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增幅下降、消费需求不旺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作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从而影响到生产和就业水平乃至整个经济生活。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尤其对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素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将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1980年～2006年统计资料的分析，讨论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PIH以及两者的差距、原因，最后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特点，提出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1.模型建立及数据来源
我们要分析现期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同现期消费之间的关系，就要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依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建立如下基本实证模型：
Ct= F(Yt) （1）
Yt= PYt+TYt （2）
式中，Ct为现期消费，Yt为现期收入，PYt为现期持久收入，TYt为现期暂时收入。模型表明，本文仅限于分析消费与现期持久、现期暂时收入的关系，也即仅分析现期持久收入、现期暂时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而不考虑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不重要。
2.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的测算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2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按照他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持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储蓄起来。为了解决测算的问题，在此采用弗里德曼的估算方法，估计我国居民收入的这两部分。
（3）
式中，Yt-1表示前一期收入，Yt-2表示前两期收入，因此即由可统计的收入的三阶移动平均值来近似地表示，暂时收入以当期收入减去估算的持久收入来表示。
三、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
1.城镇居民
根据持久收入假定，本文设定城镇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
（4）
用1980提～2006年数据对(4)式作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CC=45.91+1.18CPY-0.8CTY
（0.85）（11.14）（-0.87）
R2=0.963686DW=0.171211
2.农村居民
基于持久收入假定，本文设定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
（5）
用1980年～2006年的数据对(5)式作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DC=-7.52+0.78DPY+0.80DTY
（-0.96）（52.29） （3.78）
R2=0.992735DW=0.639818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实证检验的过程可以看出，在1980年～2006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符合弗里德曼的PIH持久收入假说，消费主要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而与暂时收入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符合持久收入假说，农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收收入都对消费有较大影响，且暂时收入影响更大。
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持久收入上，因此，要想达到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目的，应大力发展经济，减少下岗失业，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大力发展消费信贷，解除消费的流动约束，促进居民消费倾向的增加。
对于农村居民，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变化都会对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都是显著的。政府应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持久收入的增加。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培训，降低农民打工的门槛，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还应不断推进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促进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共同增长。
参考文献：
[1]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臧旭恒: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J].经济科学，1994年第1期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协整理论；收入与消费；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18-02
1 引言
不论在早期还是现在的消费函数理论中，都指出这样一个结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因此，收入的增长也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整理论的兴起，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具体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消费函数来认识经济特点，探讨四川省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是否具有短期动态、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
传统的消费函数在研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时候，通常是建立在回归的基础之上，但这样作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和消费序列往往很难满足平稳性，因此，直接用回归分析容易得到“伪回归”的结果，不具有普遍的经济意义。
3 需要使用的检验方法
3.1 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收入与消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判断。本文将采取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这也是目前最常用的方式，通过检验，可以判断收入{CJSRt}和消费{CJZCt}是否为平稳序列，并能确定非平稳序列的单整阶数。
3.2 Engle-Granger协整分析
如果经过上述ADF检验得知收入与消费序列分别是非平稳的，则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性检验，检验的方法一般采用EG二步法。首先利用{CJZCt}和{CJSRt}的数据进行直接回归，计算出残差，再对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说明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4 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4.1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就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言，1978年以前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深化，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为此，选择从1978年开始的数据有助于更清楚的考察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考察的是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各卷，整理出四川省各年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数据，采取以下两个指标：（1）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2）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性支出。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分别记为CJSR与CJZC，同时算出CJSR的对数形式LCJSR以及CJZC的对数形式 。
4.2 数据的描述与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发以后均保持持续增长。
就城镇居民而言，1993年以前增长得比较缓慢，从1994年开始，增长加速，增势明显，可以看到，收入与消费始终保持同步增长，但1989年以前两者增长的关系更为紧密，从1990年开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但仍能保持共同增长的趋势。它们的对数形式也显现出这样的趋势。
4.3 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图1直观的表明，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支出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保证序列的平稳性，因此，若直接采取 法进行回归容易出现伪回归的结果，要研究收入与支出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首先要对其平稳性进行判断。
（1）单位根检验。
4.4 结论
结论1：1978-2005年期间，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对数形式具有长期的均衡协整关系。说明在长期，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制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要想刺激消费的增长，必须考虑提高居民的收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仍需要把增加居民收入作为主要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增长，拉动经济的发展。
结论2：(6)式中ECMt-1的系数为-0.8018,与误差修正机制相一致，上一期的均衡误差ECMt-1对消费的短期变动ΔLCZCt有显著影响：如果上一期消费偏低，即ECMt-1为负值，则本期消费就会增加，反之亦然，这样保证了消费与收入关系虽存在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收入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制约作用。
结论3：ΔLCJSRt的系数达到0.9973，说明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收入增加时，收入增额的大约99.73%将用于消费支出。可以看到，收入的增加，消费相应的增加。但是，从长期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收入增加时，增加的部分会流向储蓄和投资，而没有用于消费。因此，政府在重视收入增加对消费增加的刺激作用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制度，使得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降低，居民能够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带动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得我省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中。
5 结语
利用协整理论建立了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从模型中可以看到，消费与收入存在长期的对数形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波动也很明显，收入还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用协整理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为进一步制定全省的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张继海，臧旭恒.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协整分析［J］.消费经济，2005，(4).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消费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而文章认为分析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对于准确地把握居民的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收入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收入差距 消费需求 分配理论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我国许多出口企业生存困难，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农民工的失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出口企业开始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然而，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呈现出严重不足的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3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而我国的消费率则为56.8%，大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2003年印度的消费率为74%，埃及为85.7%，巴西为76.6%，都远远地超过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英、美的消费率都高达80%以上。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而我国在2005年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1. 9%。另外，从历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也一直在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收入分配是致使我国消费率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历来被经济学家所重视，西方经济学中，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收入分配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其中，研究较多的是消费函数。但是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在消费函数关系式中直接给出，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理论的逻辑推理后面。国内学者对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关系的研究，还主要是依赖于西方的消费理论，大多进行的是实证方面的研究。通常是采用计量模型方法来验证西方的各种消费理论。也有一些学者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并且构建了新的消费函数。本文对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国外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综述
国外的消费理论大多集中于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而几乎所有消费模型都建立的是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而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则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在消费函数中并没有直接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背后。
（一）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对资产阶级是财富的积累过程，而对工人阶级则是贫困的积累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制约了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
（二） 西方学者的观点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第一次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即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的客观因素。分配越平等就会把越多的货币转移到低收入阶层的手中。穷人比富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会提高总的消费。后来的学者多以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研究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的最大缺点，就是仅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缺乏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缺乏经验研究的论证，也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于1949年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当期消费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来决定。杜森贝利在他的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了两种效应，即“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 “棘轮效应”是指按照人们的消费习惯，增加消费容易，而减少消费则很难，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示范效应”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即所谓的“示范效应”。低收入家庭收入虽低，但因顾及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种心理会使短期消费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存在“棘轮效应”，通过收入再分配，把富人的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穷人的消费会增加很多，而富人的消费不会同等幅度地减少，通过收入再分配能够刺激消费。但均等化的分配又会使“示范效应”失效，减少消费。
勃兰德理论。勃兰德理论是在持久收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作出消费决策的。其基本思想是家庭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久收入。
史蒂芬•普雷斯曼的消费理论。史蒂芬•普雷斯曼在《消费、收入分配和税收：凯恩斯‘财政政策’》对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做了分析。他认为总消费倾向与财富、收入分配、利息率、预期收入、就业的劳动力有关，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对有效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平等的收入分配提高有效需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则会降低有效需求。
功利主义的分配理论。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穆勒共同创立的，其理论出发点是效用，即人们从其生活的环境中所获得的幸福或满足程度。在此基础上，功利主义提出其基本论点：政府的正确目标应该是社会效用总和的最大化。换言之，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政府施政应该是为了取得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功利主义认为，政府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做到因平等带来的好处和因激励机制扭曲而带来的损失取得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也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政府不能在收入分配上一味追求平等。
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综述
（一） 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研究
国内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这一问题研究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杨天宇。杨天宇在《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一书中认为，收入分配会影响有效需求。他把全体消费者分为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起到扩张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向其它阶层的转移支付，将会提高这些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这些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这也会导致消费的增加。所以收入再分配将具有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杨天宇和林岗通过对我国城镇各阶层的消费行为的分析，构建了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消费函数， 即C=α+aβ1Y+bβ2Y+cβ3Y ，并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的具体数据进行了计量验证。
（二） 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任国强、夏立明在《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中，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消费需求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杨天宇和柳晓霞研究了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他们运用中国20年来的数据，估算了使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实际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不仅高于最优路径，而且偏离最优路径的程度正在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超过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而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偏离最优路径，这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强度更大。要扩张居民消费，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三）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杨天宇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他将城镇、农村视为社会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通过二者收入的对比，提出一个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效需求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模型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能够影响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城乡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只有通过缩小城乡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
罗良文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消费需求》里的实证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相当一部分城镇工业品无法实现消费，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四） 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杨明媚、李华林对湖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他将不同收入等级的收入水平与消费建立了八个模型，分别为总消费模型，食品消费模型，衣着消费模型，家庭设备消费模型，医疗保健消费模型，交通通讯消费模型，娱乐文教消费模型，居住消费模型。通过对模型做计量分析，结果检验可知收入等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处于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很大。李伟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具体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在各种消费品上的差别，由此得出结论：可以调整和实施不同收入等级的不同消费政策。王宇通过对北京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因素对北京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除了以上的研究之外，中国学者王朝阳对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关系这一思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关系，虽可以直接利用“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一经典结论，从而避免了技术上的困难，但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假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则如果通过再分配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转移给低收入阶层，则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都将出现下降，从而抵消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使消费疲软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也难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内部是存在自相矛盾的。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都是基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定量的研究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关系的很少。国内学者对于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实证方法。定量的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来构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且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今后有必要以新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杨天宇，刘晓霞.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经济学家，2008.1
2.李黎力.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关系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
3.马敏娜.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01.1
4.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5.乔为国，孔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5.9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线性回归模型；Eviews
一、研究背景
消费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在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对于半数以上国民都是农村居民的中国来讲，能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决定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在经济学中就存在着众多的消费函数理论，每种消费函数中的自变量不相同。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其出口额本就较少，更能代表当下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且其农村居民达到了2600多万人。因此，选择贵州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其中居于主流的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绝对消费理论、相对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每种理论的产生环境以及前提假设不同，因此其侧重的解释因素不同，表现在计量模型中就是解释变量不同。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衡量各种消费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论中的解释因素要能得到量化，因此从该点考虑出发，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就难以符合这个条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区别该理论中的持久收入和瞬时收入、持久消费和瞬时消费。所以本文仅对另外三种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凯恩斯绝对消费假说
1、相关理论依据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即消费的边际倾向是小于1的。
2、绝对消费假说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绝对消费假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Ct=β0+β1Y+Ut，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们用Ct来表示当期消费，Y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β0表示可支配收入为0时的消费，即为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量，β1为边际消费倾向。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搜集到了1978-2008年的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数据。利用Eview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上述数据进行散点图分析，由Ct和Y的散点图可以看出：Ct和Y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说明假设的线性方程比较恰当。
（3）模型参数的估计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
Ct=36.44+0.78*Y
P=（0.003）；（0.00）
R2=0.996
以上是就回归的结果，其中：β0和β1均通过了检验，且方程的R2非常高。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进行White检验（本文选择的都是不含有交差项的检验），检验得到的相伴概率P值为0.01，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该方程存在异方差。
对异方差进行修正，因为消费Ct的残差随着解释变量Y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1/Y为权，做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得到：Ct/Y=β0/Y+β1+Ut/Y。进行回归，得到估计方程如下：
Ct=11.85+0.82*Y
用修正之后的残差做White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已经克服了异方差性，但是修正的代价是方程的拟合优度大幅度下降，从0.996下降至0.2，考虑到异方差并不会影响估计参数的无偏性，因此使用未经修正的估计方程。
b、自相关检验。从原方程的输出结果得知D-W统计量为0.764，可知，该方程存在正自相关。再对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该方程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得到残差的回归估计方程：
Resid=3.664-0.005*Y+0.635Resid-1
接下来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自相关问题进行修正。首先估计自相关系数：
ρ＝1-DW/2=1-0.764/2=0.618
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令：
GDCt=Ct-0.618*Ct-1
CDYt＝Yt-0.618*Yt-1
对GDCt和GDYt，以1979-2008年为样本再次回归，得：
GDCt=18.73+0.76*GDYt
两个估计参数对应的P值分别为0.05和0.00，R2=0.986。经过修正之后的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经检验可得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返回运算得到：β0＝18.73/（1-ρ）＝49.03，则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Ct=49.03+0.76*Y
（5）绝对消费假说的实证总结
从上可知，贵州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且贵州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76%，总体上来讲比较低，贵州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潜力。但是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里有一个理论缺点，即建立在名义货币工资上的消费理论，不能反映：当名义工资不变，但是物价上涨时人们的消费变化。因此，在寻找影响消费的因素时，应剔除物价指数变化的影响，但这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的消费水准的影响，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依照人们的习惯，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困难，因为一向过着高水准生活的人，即使收入降低，多半也不会马上降低消费水准。消费固然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在这种假设下，t期的消费可以表示成分布滞后的模型：
Ct=β0+β1·Yt+β2·Yt-1+Ut
其中：Yt为当期可支配收入，Yt-1为前期最高收入，U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依然使用前面搜集的贵州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加工，找出对应每一年的前期的最高收入。然后分别描绘Ct与Yt-1以及Ct与Yt之间的散点图，从描绘的散点图可初步判断，Ct与Yt以及Yt-1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上述假设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Ct=39.08+0.88*Yt-0.11*Yt-1
P=（0.003）；（0.00）；（0.22）
Ad.R2=0.995
根据回归结果，除了Yt-1的系数之外，其他系数均通过检验。Yt-1的系数等于-0.11，表明：贵州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与过去的最高收入成反向相关关系，明显不符合经济意义。并且，Yt-1的统计量对应的P值是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的系数不显著。再对Yt-1做多余变量检验，得到：F=1.57，对应的P值为0.22，远远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是多余的解释变量，不应该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 转贴于 （4）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实证总结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消费假说并不适合于贵州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来讲，过去的收入对其现期消费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而绝对收入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三）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认为人们会在更长时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开支，从而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抉择。一般说来，年轻人家庭收入偏低，这时消费可能会超过收入，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壮年和中年，收入日益增加，这时收入就会大于消费，并且这些收入还可以弥补年轻时代的消费收入差额以及用于养老。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假说，人们的现期消费Ct不仅和现期收入Yt有关，而且和消费者以后的各期收入的期望值以及开始时的资产有关。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用线性计量模型表示消费者的消费模型为：
Ct=β0+β1*Yt+β2*At+Ut
其中：At为即刻消费者拥有的住房财产，因为储蓄直接的由收入和消费决定，所以本文不将储蓄作为解释变量。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在统计年鉴上找到贵州1999-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每平方米的住房价值，经过简单相乘处理，得到农村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首先通过散点图进行初步分析，从软件给出的散点图可以初步判断，Ct和Yt以及A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仍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Ct=-56.92+0.73*Yt+0.05*At
P=（0.27）；（0.00）；（0.14）
Ad.R2=0.99
除了Yt的系数通过检验外，At的系数和常数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经验可知，如果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但是有些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是出现了与经典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接着做进一步检验。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实行White检验，以便找到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得到LM统计量为5.5，对应的P值为0.24，远远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b、自相关的检验。接下来检验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样本较小，不能用D-W检验，所以采用LM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无自相关。
c、多重共线性检验。首先求出Yt和At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以判断两者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需要进行修正。我们利用差分法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令：
dCt=Ct-Ct-1；dYt=Yt-Yt-1；dAt=At-At-1；
用OLS方法估计得到：
dCt=22.18+0.609dYt+0.045dAt
P=（0.49）；（0.005）；（0.19）
Ad.R2=0.72
重新检验方程的共线性，得到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见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0.34
（5）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实证总结
综合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得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同样不适合贵州省农村居民，人们的消费更主要的是受当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建议
上文对西方经济学中三种重要的消费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最符合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是绝对消费函数。这说明人们的现期可支配收入对当期的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而是从长期看来，起着持久决定性影响的是可支配收入。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贵州农村居民比较贫困，刚好处在温饱线附近，故其消费更主要的是受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很大。
目前世界经济仍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再加上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我国出口复苏不会很快，因此我国还要坚持扩大内需，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最有效的手段，而且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已是刻不容缓。具体政策可以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长久的政策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南开出版社，2007.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文化消费；农村居民；收入；实证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20
1引言
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发展迅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原因主要是我国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有效需求还不足，尤其是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全国文化总消费的比重是偏低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方面严重不足抑制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Brito和Barros（2005）的研究表明，收入ξ幕产品消费起正相关的作用。DinizMachad（2011）通过相关性分析，认为收入对文艺服务消费起正相关的作用。王娟等（2014）定性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结构，认为文化消费在将来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大力量。仝如琼等（2010）的研究分析，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热点和消费环境对文化消费有重要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运用了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并且以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
2理论方面的分析
21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
在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关系中，字母RC表示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支出，字母RY表示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了表现出文化消费发展的继往性，引入前期文化消费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在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的关系中，字母RC表示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支出，解释变量以收入结构的指标表示，字母RG、RJ、RZ分别表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22构建理论模型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关系的数学模型：
RCt=α0+α1RYt+α2RCt-1+μt（t=1，2，…，n）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数据差异较大，不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因此先对数据作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处理后的文化消费分别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分析，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关系的数学模型：
logRCt=β0+β1logRGt+β2logRJt+β3logRZt+μt（t=1，2，…，n）
23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上选取全国范围内的时间段为1995―2013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适当处理在分析之前，在研究收入结构时，为了减少数据之间的差异和消除异方差，对RC、RG、RJ、RZ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3实证分析
31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31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具有明显的趋势性，如果不经检验直接建立回归模型，可能引起伪回归的争议。本文同时利用Eviews对RC和RY进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并检验了变量的平稳定，表1为其分析结果。
由表1可知，RC与RC都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两者都是平稳的，即ΔRC～I（1），ΔRY～I（1）。故可用EG检验分析RC与RC的协整关系，同时判断RC与RC有无长期均衡关系。
312变量的协整检验――EG检验
注：本文中***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无标志说明检验值不显著。
采用单位根对上述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根据简单OLS估计的收入与文化消费的协整方程，协整方程的残差的平稳性较好，由此得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协整与文化消费支出。
对协整方程的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性依次进行检验，结论为：协整方程具有多重共线性，而不具有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因此可运用广义差分法克服多重共线性，差分后得到的方程为：
经计量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回归方程对样本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了9870%。在999%的置信水平下，RCt与线性关系显著，与RCt-1线性关系不显著。
31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VAR模型确定最佳滞后期为1，继而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结果。
RY是RC的格兰杰原因，即收入水平的前期值可作为文化消费支出本期值的解释变量。
314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上述协整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与人均收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文化消费支出在短时间范围内总是偏离均衡值的，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得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ECM模型来反映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与人均收入存在短期内的关系。
32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32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利用Eviews进行ADF检验，ADF单位根依据SIC准则检验最佳滞后阶数，SIC值越小，表明滞后阶数越佳。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根据简单OLS估计的收入结构与文化消费的协整方程的残差是平稳的，因此，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文化消费是协整的。
对协整方程的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性依次进行检验，结论为：协整方程具有多重共线性，而不具有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因此可运用广义差分法克服多重共线性，差分后得到的方程为：
对差分后的方程进行计量检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方程与样本有较高的拟合度，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logRCi与logRGi、logRZi线性关系显著，与logRJi线性关系不显著。
32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VAR模型确定最佳滞后期为1，继而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见表6。
324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考虑到滞后分别的影响，建立ECM模型，经过WLS调整后得到以下方程：
33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对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然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文化消费支出随居民的收入增加1元时而增加0015元，但是本期文化消费支出随居民在前期文化消费支出增加了1元却可增加0874元。说明长期内虽然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远不及前期文化消费，即居民的消费习惯强烈。由误差修正模型可知，文化消费的增长与收入水平在短期内的增长线性关系不显著，而文化消费的增长与前期文化消费及收入水平增长的线性关系显著。由此得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的当期水平及增长额都主要取决于前期消费水平，也就是居民的消费习惯。
根上述对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结构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其弹性为0822，即RC随RG每增加1%而增加0822%；家庭经营收入对文化消费扩大不具有显著作用；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产生抑制作用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选取的数据过少，无法准确地估计出转移性收入的情况，因此得到的弹性值不具有实际意义。在短时间范围内，文化消费的增长受到所有因素的影响，但是本期工资性收入和前期工资性收入产生的影响最显著。
4结论
本论文从实证分析方面验证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和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很大部分上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以及工资性收入。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宋焕如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0
[3]刘丁瑶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4]胡宝娣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0
[5]Merike Kukk，D Kulikov，K StaehrEstimating Consumption Responses to Income Shocks of Different Persistence Using Self-Reported Income Measures[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6，62（2）
[6]Fangfang Hou，Kefeng Ai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come for Chinese Urban Residents[J].Open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2015，5（6）：251-258
[7]徐和清，张桂香收入结构对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分析[J].消费经济，2013（6）
[8]谭涛，张燕媛，唐若迪，等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分析：基于QUAIDS模型的两阶段一致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2014（9）
[9]刘晓红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2，26（2）
[10]于淼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5
[11]李国年中国制造业与碳密度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80―2011年数据[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2）：57-61
[12]王娟，陆克斌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比较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90-92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生命周期理论 预防性储蓄 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居民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微观基础，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成立，则货币政策在微观基础的层面上是有效性。但自凯恩斯主义以后，以理性预期学派为基础，经过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也是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降低的重点原因。为深入探讨居民消费行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在综合梳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些建议。
消费理论的研究长期被直接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新古典主义以后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永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跨期最优选择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且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凯恩斯的描述，居民消费主要受所得数量、客观因素和主要因素等三大因素影响。所得数量即收入；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变动、时间贴现率和收入预期等；主观因素则包括影响储蓄动机的因素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等，以及影响消费动机的因素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
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变动不会太大，或者不同方向的变动存在抵销作用，所以最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就是收入水平，消费是真实所得的较稳定的函数：
式中Ct为即期消费；α为刚性的基本消费，也叫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绝对收入；βYt为引致消费。由该式可知居民即期消费为自发消费与引致消费之和。
边际消费倾向（MPC）与平均消费倾向（APC）都介于0与1之间，都存在递减的趋势，而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即MPC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受本人历史最高收入水平和其他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据以提出了消费的“不可逆性”和“示范效应”。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水平；Y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b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的“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受到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消费的不可逆性是指消费受收入变动而变动的方向性不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增加，但当收入减少时消费却可能不会明显地减少。因此消费者的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明显的阻滞作用，所以不可逆性也叫“棘轮效应”。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货币政策制订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的波动性与差异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情况下，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导致居民消费的波动，且与货币政策意图相关性下降。如果再考虑“棘轮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通过不断提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来稳定地提高消费，这一点也是当前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
三、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其永久收入（也称持久收入或恒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永久收入是指消费者能够预计的比较固定的长期收入，一般可用连续多期收入（含当期收入）的均值表示。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Yp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从消费函数可推导出当前收入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表明在短期内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多，消费者却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会一直持续下去，故而不会立即增加消费；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时也不会马上减少消费。只有消费者能够判定收入变动是持久的，其消费才会调整到与变化后的收入相对应的水平上。
根据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如果想要刺激消费，货币政策就应该长期稳定地增加居民的收入，也就是提高永久收入，而不是“相机抉择”，这样才能在提高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波动引起经济周期。当然，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除表明货币政策只可能引起经济波动这个观点外，也隐含了一个观点就是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四、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消费者或者家庭都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于他预期一生的平均消费”。由于收入总是在生命周期的鼎盛期达到最高，因此消费者往往通过借贷将鼎盛期的收入前移，并通过储蓄将鼎盛期的收入后移，这样就能够大体上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其消费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公众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从社会整体看就是要考虑人口结构。当经济体系中年青人较多时，借贷压力较大，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比较有效；中年人较多时，社会的个人投资量较大，货币政策的金融资产传导渠道作用较大；老年人较多时，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运用调节储蓄规模的利率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所以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通过金融资产渠道来调节居民的消费与储蓄。
五、跨期消费选择理论
消费的跨期选择是消费者试图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行为。当存在明显的收入约束条件时，消费的选择服从无差异曲线；而当存在跨期的收入约束时，消费者则会在自身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考虑利率等要素的变动，来进行消费的最优跨期选择。一般情况下，当即期消费对跨期消费的相对价格等于跨期边际替代率时，消费的跨期安排达到最优，而相对价格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因此，当利率变动时，消费者都会重新进行跨期消费的选择。比如利率上升时，当期消费的价格相对跨期消费的价格而言上升了，亦即跨期替代弹性较大，那么消费者受跨期激励效应的影响，会减少当期消费，并通过储蓄来增加未来消费。
跨期消费选择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本范式，当前消费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范式。根据该理论，即使是风险厌恶者，也会在跨期替代弹性较大时减少当期消费，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货币政策在调节产出和消费的方向性和效应上都会存在差异，单一的利率政策往往会使产出的变动相对消费的变动出现更大的滞后性。如果再考虑消费的收入效应，则需要其他相关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
六、随机游走消费理论
霍尔（Hall，1978）等人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融入到永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理论。该理论在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的条件下，考察消费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发现人们的消费支出在长期趋势上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个人收入的变动率与消费的变动率无关，因而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这样就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理论中，并对其后的理论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改变了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通过调整收入水平并不能直接调节消费，即使是新信息的出现，也会使消费在总体均值上下波动。
七、流动性约束理论
弗莱明（Flavin，1981）等人在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居民消费对于预期收入明显正相关，而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前者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后者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两者合称“迪顿悖论”。对于过度敏感性的研究形成了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一般被定义为消费者获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到的限制。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觉得消费比较昂贵，当期消费就会下降，储蓄就会增加，这样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的变化就会产生过度敏感性。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由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会是多期的，而且过度敏感性可能使消费者的非理性特征更加突出，所以信贷政策尤其是消费信贷政策的重点不是限制的力度，而应该是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八、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
扎德斯（Zeldes，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同样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预防性储蓄能更好地解释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实质上是对不确定性事件所进行的保险。未来不确定性主要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收入可预测，则存在过度敏感性，如果不可预测，则表现为过度平滑，即消费者必须通过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与流动性约束理论带给货币政策的启示相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样强调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消费理论的演变基本上遵循三条发展路径：研究对象由当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假设条件由较宽松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的预算约束；主观因素由消费的确定性扩展到多要素的不确定性。当前消费理论的研究重点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发展的综合，即在严格预算约束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跨期消费选择的最优化问题。
从货币政策层面上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居民消费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分别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和告示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就是对居民跨期最优选择行为的表述；财富效应则包含了示范效应、棘轮效应和预防性储蓄的内容；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则着重表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告示效应则可能加剧示范效应，也可能形成信息瀑布，导致居民消费的非理性，使社会消费总量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主要应以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为重点。如果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引发K-P博弈，则货币政策可能低效甚至无效，反之当居民的不确定性较小时，货币政策也会是稳定的甚至是“单一”规则的。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消费理论；持久性收入；李嘉图等价定理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4-02
现阶段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需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是靠消费带动，消费需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一国总需求中消费大约占比重到达70%，消费需求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经济学理论表明，消费者一生的消费与他们一生的收入水平有紧密的联系，其中与他们当年的收入之间关系不大。消费者不同的消费边际倾向决定了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主要代表理论是早期凯恩斯主义时期的经验性心理法则，即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较大。另外，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是以基于理性消费者决策的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理论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阿尼提出了以生命周期为主的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面临的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现在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一生的收入。理性的消费者在计划一生的消费和储蓄时会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和财富，针对自身进行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
（二）生命周期理论解释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并不依赖于理性经验法则的单一数值的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生命周期理论意味着一生中的持久收入、暂时性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的消费倾向并不相同。大多数人会选择稳定的生活方式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关键假定，即在各个时期消费者会进行相似水平的消费，假定每年消费者面临的消费相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函数为C=WL/NL×YL，WL代表消费者工作年数，NL代表生活年数，YL代表消费者每年工作的劳动收入，C代表每年的消费数量。消费函数表明整个人生中消费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在工作期限中消费者通过付出劳动，积累资产和财富。当消费者退休后，利用积累的财富进项消费，在生命结束时，消费者通过一生积累的财富恰恰消耗完变为零。
二、持久消费生命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关于持久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与当前的收入无关。持久性收入是指个人期望为获得收入持续地工作。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性消费理论表明，在保持个人财富完整性的同时，工作获得收入和积累财富，其中消费在收入现值中占有固定的比例。持久性消费理论就是个人为维持在有生之年消费比率，依赖于现有财富水平和现在及未来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其中，消费函数为：C=cYP，其中YP为个人持久性收入，个人产生的持久性的收入将分配到以后的许多年份，面临的消费水平应该比获得收入更加稳定。
三、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
（一）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来源
结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持久性消费理论，提出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即LC-PIT。现阶段消费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收入进行的消费行为将分配到许多年份中，当收入发生较大的波动时，消费者会利用以往积累的财富熨平收入波动带来的影响，所以个人消费比收入水平更加稳定。
（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解释
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设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个人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且消费还会与现期的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暂时性收入用于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较低，即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接近于零。来自持久性的收入引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接近于1。政府如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时，暂时性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的计划效果并不显著。持久性的税收会使消费者获得持久性收入，此时消费者面临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高，更有利刺激经济的发展。
四、“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政策意义
（一）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定义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此基础上，巴罗作为新古典主义学者以理性预期为依据重新论述了这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府财政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通过征税和发行公债所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
（二）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思路
在出初始时期政府预算是保持平衡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政府为激励消费者进行资金支出和投资，会采取减税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减税会增加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理论，当收入增加时，使得个人财富积累，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提高。因此，减税作为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鼓励个人和公共部门的投入的增加，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实行减税的财政政策会造成财政赤字的发生，为了保持预算平衡，政府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不得不增加税收用于支付债券和积累的利息。理性的消费者会预期政府今天借债，意味着将来政府会提高税收，来弥补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以保持财政的预算平衡。政府通过债权融资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减少税收负担，这种政策只是重新安排了政府税收的时间。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因暂时的减税增加消费开支，进而这种政策的实施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政策意义
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表明政府因实施减税措施而发行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潜在的税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发行的公债和未来潜在的税收的现值是等价的，因此，两种政策的变化前后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是一致的，从而暂时的减税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支出。李嘉图等价定理向我们解释了政府通过税收和债权进行融资所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当政府发行债权进行融资时，居民购买政府债券，一段时间后获取来自政府的利息支付，政府进行利息支付会造成财政赤字，为了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在未来，政府会提高税收，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由利息支付造成的财政赤字。当人们意识到两种政策的效果时，消费者在获得政府利息支付时并不会增加消费支出，会将所得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未来支付政府更高的税收，因此现阶段人们所支配的财富和征税的财富数量相同。
参考文献：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收入相对性；收入流动性；收入可预期性；收入跨期支配性；收入暂时性；城乡消费差距；二元消费结构；收入性质；收入质量
中图分类号：F014.5；F12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1911
一、引言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为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曾实施了一系列农业补贴工业的政策，形成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致使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生活水平出现鸿沟，这在城乡消费方面表现很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405元，是农村居民的3倍。1978年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尤其是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改革，大幅度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民收入水平随之上升，曾一度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1985年城乡消费水平比降至2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然而这种趋势并没有维持下去，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重心又回归城市，市场经济的作用也逐步显现，工业发展迅速，农业发展步伐缓慢，城市将农村远远甩在后面，城乡消费差距上升趋势强劲，1995年城乡消费之比高达3.5倍。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与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渐进式改革都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城乡消费差距仍高位震荡并持续至今。1996―2013年城乡消费水平之比均高于3倍，2014年城乡消费水平之比仍然高达2.9倍。从消费结构上看，城镇消费在1996年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并在2003年进一步向消费型模式转变；而农村则在2000年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2011年开始向消费型模式转变（袁志刚，2011）。由此可见，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城市十余年，城乡消费二元格局仍未破解。
秦晓娟：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城乡消费差异反映出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林毅夫 等，2009），制约着全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且群体差异的扩大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大局。因此，在城乡消费差距高位徘徊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的基本国情下，在国家扩内需、重民生的宏观政策目标取向下，聚焦城乡消费差异的弥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收入范畴内的消费差异研究集中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是收入差距视角。Krueger et al（2006）采用美国消费支出数据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不必然加剧消费差距，但如果金融市场和保险制度结构不能应对个体收入的潜在随机变动，而且不能规避加剧的风险时，收入差距将导致更显著的消费差距。Qin等（2008）研究指出，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作用下，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对农民消费行为影响极大。魏君英等（2011）、孔祥利等（2013）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绝对、相对收入差距都呈长期扩大趋势，导致城乡消费差异也呈扩大趋势。彭定S等（2014）进一步证实收入差距是消费差距的Granger原因，但二者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朱琛（2012）运用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始终存在正向影响，且消费差距一旦形成，就会不断扩大和累积；长期内二者交互作用，产生累积和叠加效应，最终导致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形成恶性循环僵局。
二是收入不确定性视角。Blundell et al（1998）通过观察1968―1992年英国家庭支出数据，发现所有调查者的收入与消费不平等性均有提升，并且持久性与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差距产生不同效应，二者对消费差距演变均具有重要影响。Zeldes（1989）、Carroll（1997）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当期消费影响显著，而Dynan（1993）则得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当期消费影响不显著的结论。张振等（2011）测度了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类别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分类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大于城镇居民，不同类别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产生结构性影响，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
三是收入结构视角。周靖祥等（2011）基于持久收入理论分别估计了城乡居民消费函数，提出二者的差异主要由持久收入与自发性消费所致，而回归农村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是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相关研究从收入的数量、质量及结构角度对城乡消费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然而，在解释中国城乡消费差距高位震荡的持续性和消费结构的断层僵局等特征及深层次原因方面，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或模型。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广义收入概念和现有消费理论，从收入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解构收入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弥合效应，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城乡消费差异提出理论解释，并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促进城乡消费差异的缩小。
二、收入性质及研究命题
广义收入包括量和质两个层面的含义，数量层面的收入指收入水平或收入值，质量层面的收入指收入性质，是对数量意义收入特征的剖析。本文基于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核心思想，对王健宇（2010）提出的收入的增长性、永久性、不确定性、流动性等性质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与拓展，并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
1.收入暂时性
持久收入理论假定暂时性收入的消费倾向为零，该结论一产生就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与讨论。Hanousek et al（2002）、Dejuan et al（2006）的研究结论支持持久收入理论，而Hall et al（1982）、Campbell et al（1990）等的实证研究结果与持久收入理论有较大偏离。Dawson et al（2001）指出工业化国家的数据支持持久收入理论，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不支持该理论，因为Penn World Tables中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这是造成持久收入理论被频繁证伪的主要原因。持久收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也是研究焦点之一。祝伟等（2006）、卢方元等（2009）研究认为，持久收入理论能较好地反映部分居民消费现状；而万广华等（2003）依据大样本农户家庭调查资料研究表明，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负相关时持久收入理论不成立；苏良军等（2005）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对于当期观测收入的变动会产生不同判断，从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张邦科等（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具有显著消费效应，同时，部分省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鉴于学者对暂时性收入是否产生消费效应问题的关注，本文引申出收入暂时性概念，研究暂时性收入特征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效应。
2. 收入流动性
在经济史学家McMurrer et al（1996）提出的收入流动概念基础上，Woolard et al（2005）等将收入流动划分为等级流动与数量流动，并用相关测量方法对发达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对收入流动的研究起步晚，成果集中在影响因素探讨及其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等方面。收入流动性反映在两期或更长的时期间，指同一个人或家庭收入绝对数量上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或家庭在收入群体中所处位置和排名次序的变化（Beenstock，2004），该定义较仅将借贷能力作为收入流动性（王健宇，2010）的含义更符合经验现实。因缺乏微观农民收入位置数据，故不考察等级收入流动性，仅对数量收入流动性的作用进行研究。收入的数量流动与beta收敛有关，即收入数量随时间推移向收入均值靠拢，若收入数量在初期高于（低于）平均水平，则在随后的期间倾向于逐渐减少（增加），接近均值水平。若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差异，且农村居民收入向上流动性低于城镇居民，则会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性，从而拉大城乡消费差异；反之，则会产生弥合城乡消费差异的效应。
3.收入跨期支配性
将借贷行为纳入消费行为的考察范围，则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受其借贷能力约束。流动性约束假说将借贷行为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如果消费者无流动性约束，则不仅可以消费当期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当期消费。这种借贷行为本质上只是消费者对自身收入的一种跨期调节和支配，即把将未来的收入转移至现在消费，实现了收入的跨期支配。因此，依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引申出收入跨期支配性质。该性质并不改变收入总量，只是通过改变收入的支出时间来影响消费者的当期消费预算约束。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大，其收入跨期支配性越低，在当期可支配的未来收入越少；反之，流动性约束越小，消费者的收入跨期支配性越高，在当期可支配的未来收入就越多。收入跨期支配性质通过信贷约束指标来反映。Deaton（1991）将流动性约束视为外生，认为信贷约束由制度因素决定。假定消费者面临一个信贷约束，信贷约束越大，表明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借贷渠道越少，且借贷成本越高，则消费者通过信贷来缓解收入和消费风险的能力就越弱。理论上讲，城乡信贷约束由金融利率政策决定，可采用城镇与农村居民实际利率指标量化收入跨期支配性质；但在实证分析时，由于城乡收入跨期支配性两个变量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仅引入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变量。
4.收入可预期性
绝对收入理论基于心理预期理论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但心理预期无理性，不可捉摸，加之人们对未来的认识缺乏可靠基础，因而对不确定将来的预期是盲目、不可靠且变化不定的。因此，该理论中的消费者是后顾的，消费支出由现期收入决定。持久收入理论否定心理预期，并基于适应性预期理论归纳出消费者的前瞻性消费特征。消费者虽然在预期未来收入时由于不可能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与信息，并且缺乏严密的思考和判断，而使预期准确性不高，但他会依客观情况变化而不断地调整预期，使之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当消费者判断某种收入变动为偶然、不可持续时，该收入不对持久性消费产生作用，只有消费者可预期的较稳定、持续性的收入才对持久性消费产生影响。生命周期假说基于适应性预期理论，研究消费者可预期的一生资源与各期消费额之间的关系，但其理论思想重点在于消费的平等性，即人们偏好于在一生各个时期具有不变的消费水平。Lucas（1976）否定了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稳定滞后关系的常规假设，认为消费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入，只要发生足以使理性的消费者通过过去收入估计未来预期收入发生改变的事件，过去收入与未来预期收入的关系就会变化。依据不同预期理论，未来收入的预期值会有所差异，但这不改变收入可预期的性质特征，因此提出收入可预期性概念。考虑到理性预期理论内含的信息假定过于极端，并且未区分专业信息和不同主体信息处理能力的客观差异，本文对收入可预期性的研究在适应性预期范畴内展开，即未来收入的预期仅依赖于过去收入的信息。
5.收入相对性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指出消费需要具有社会属性，个人需要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的需要，而是作为同其他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种消费需要，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反映出消费行为存在非独立性。Duesenberry（1949）也揭示了消费行为的非独立属性，指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会受周围人消费与收入的影响，在其他消费者消费水平上升时，其会因自身相对消费水平下降而感到现期消费效用水平蒙受损失。因为当整个社会文化将成功定义为物质的极大丰裕时，物质丰裕者的生活标准就成为公认的社会目标，从而驱动人们逼近该目标，努力取得更高质量产品。消费者在消费正常物品时，对相对消费水平的重视度要高于绝对消费水平，这种攀比倾向反映出消费者将其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不由绝对收入水平决定，而是由相对收入水平决定（Leibenstein，1950）。基于此，本文提出收入相对性概念。收入相对性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机理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具有社会属性，消费者之间存在交往等活动，使其消费决策受到较高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影响。对农村消费者个体的消费而言，农村居民群体、农民工群体和城镇市民群体等的消费都能够产生示范效应，而本文主要研究城乡消费差异的弥合，所以仅考察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性影响。
6.研究命题
通过上述对收入的性质剖析，可知收入持久性、暂时性是依据收入量的来源及形成而引申出的；收入流动性是从收入量变化角度进行的引申，是对引发收入量变动的外部各种因素（包括制度、经济、环境及不确定性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描述；收入跨期支配性是根据收入的收支具有时间差的特性引申而来的；收入可预期性是对消费者主观的收入量产生过程的一种描述；收入相对性是对不同消费主体间收入量具有对比性的一种描述。所以，在分析城乡消费差异时需要体现不同层次的收入性质。
形成城乡消费差异的核心因素是收入量的差异，而在收入量差异既定前提下，城乡居民收入性质表现出的不同特征是导致城乡消费差异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题：收入量既定，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性质影响的方向不同且具有地区差异性。
三、模型构建与设定
1.理论模型构建
Carroll（1997）指出缓冲存货模型隐含着消费者具有一个财富/收入比目标。消费者在取得收入时，会为促成这一目标而进行储蓄。当储蓄高于此目标时，消费支出会大于收入水平，使储蓄减少；反之，消费支出会小于收入水平，使储蓄增加。该模型适于具有宏微观经济特征的消费和储蓄数据。Carroll et al（1998）给出了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与财富目标之间的函数关系：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数据选取与处理
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食品类消费所占比重看，在1990年以前城乡居民不存在明显差别，且城乡消费结构在1990年均已步入温饱型阶段，因此对1990年之后二者消费支出的比较具有实际意义。故本文选取1991―2013年我国29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重庆和因数据不全也未包括）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现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等数据，构建以省份为个体的面板数据模型。所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并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85年=100）。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采用Eviews 7.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根据协方差分析检验（见表2），反映城乡消费差距的面板数据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形式。模型中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数，可采用截面加权法（crosssection weights）进行估计，以修正截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变量RPt是城乡居民持久性收入比值，持久性收入分解方法决定了其与变量AGDPt之间存在共线性（在实际操作中，引入变量AGDPt后变量RPt的估计系数变化显著），故剔除变量AGDPt，保留核心变量RPt。其他变量间共线性问题不明显。变量ωut引入后，导致RPt、ωrt、Mrt等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度发生变化，且变量ωut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贡献最低，故也将其剔除。
2.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进一步考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区域性特征，分别构建东、中、西部三个模型，模型形式设定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并非随机抽取，且仅对东、中、西部样本各自进行分析，故选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模型是合适的。因各模型中截面个数小于时序个数，可采用截面似乎不相关回归（crosssection SUR）法估计模型，以修正横截面异方差及同期相关问题。东、中、西部地区模型对变量AGDPt的处理同全国变系数模型一致。对变量ωut的处理则有所差异，东部和西部模型引入该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升反降；中部模型引入后其他变量的系数有较大变化，且该变量对模型拟合优度贡献度低。因此，地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全国模型相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3和表4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显著，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收入性质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提出的命题得到验证。
（1）收入持久性影响分析。表3显示，在北京、河北、山西、安徽及青海五省市区，城乡居民相对持久性收入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安徽的影响程度最高，说明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受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性影响显著；而在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十二省市城乡居民相对持久性收入对城乡消费差距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尤以广东省影响最大，说明其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作用发挥力度受限于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水平，使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消费“望尘莫及”。因此，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需要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第一，当城镇持久性收入不变时，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水平提升；第二，城乡居民持久性收入都增大时，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水平增加幅度更大。表4显示，在东部，河北省城乡相对持久性收入变量的负向影响最大，而广东省的正向影响最大；在中部，负向影响最大的是安徽，正向影响最大的是江西；在西部，则分别为青海和内蒙古。
（2）收入暂时性影响分析。表3显示，地处东部的河北和山东省城乡居民相对暂时性收入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其农民暂时性消费受城镇居民示范性影响，从而有利于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而在内蒙古和陕西两地，农民暂时性消费受城镇居民示范性影响小，不利于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此外，其他省市区的暂时性收入影响不显著。表4显示，在东部，河北和辽宁两地城乡居民相对暂时性收入变量负向影响显著，河北影响最大；在中部，山西和吉林分别为正向和负向影响；在西部，内蒙古、陕西、甘肃和新疆四地的影响显著。
（3）收入流动性影响分析。表3显示，在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17个省份中，除北京外，都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弥合效应；而在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省份中，都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加剧效应。所以，要使城乡消费差距弥合，农村居民收入需向上流动。从图1可知，1986―2012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数量收入流动性之差在不同时期呈现正负不同态势：在1987―1988年、1994―1998年和2009―2012年三个时间段内，农村居民收入向上流动性超过城镇居民，而在其他时间段则小于城市居民，反映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城乡消费差距弥合作用发挥很有限。以西部的陕西省为例，农村居民向上流动性为城镇居民的1.7倍时收入流动性才能发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表4显示，在东部，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变量负向影响以天津为最大，正向影响以北京为最大；在中部，负向影响以河南为最大；在西部，该变量均产生负向影响，以云南为最大。
（4）收入不确定性影响分析。根据表3，在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省份中，除北京市外的其他17省份的正向不确定性收入加剧城乡消费差距，符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即收入不确定性预期使居民提高预防性储蓄水平，从而降低当前消费；而负向不确定性收入则弥合城乡消费差距，这种现象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棘轮效应。表4进一步显示，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山东最大，在中部湖南最大，在西部宁夏最大。
（5）收入跨期支配性影响分析。根据表3，在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变量对城乡差距具有显著影响的16个省份中，除浙江和江西两省外，都能弥合城乡消费差距，说明农民收入跨期支配性越大，其现期可支配的收入就越多，现期消费就增加。表4进一步显示，该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效应，在东部河北最大，在中部山西最大，在西部云南最大。
五、基本结论及政策启示
城乡消费差异弥合对我国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谋求统筹城乡发展大局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目标。本文立足于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现实演变，基于经典消费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收入持久性、收入不确定性基础上引申拓展出收入的暂时性、相对性、流动性、可预期性及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在收入可预期性前提下，选取1991―2013年为样本期，运用省份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就收入相对性、持久性、暂时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及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对中国29省份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形成的合理解释。研究结论如下：
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城乡居民相对持久收入变量在绝大多数省份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其中部分省份的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作用显著，而更多省份的农村消费则受限于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在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需超过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城乡居民相对暂时性收入在不同地区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在多数地区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影响，而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须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才能确保弥合作用的发挥；在适应性预期不确定性收入中，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
上述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在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因此，应从提升收入持久性和相对性水平、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增强收入跨期支配性和向上流动性等几方面入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质量：第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促进多种农业经营收入持续增长，以提升农民收入持久性、降低农民收入不确定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较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更具市场环境适应性，具有较强的市场风险防御和抵抗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升农民收入持久性水平，稳定农民收入预期，降低农民负向不确定收入水平。第二，深化城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提升农民相对性收入水平。中国城乡二元收入分配制度运行多年，农民利益受损严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应以提升农民收入、规范市民收入为取向，加快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可以职业农民工资报酬、土地流转及土地经营规模收入等为突破口，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合理地制定职业农民工资报酬及土地相关收入标准。第三，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引导并服务农民的农业与非农业就业，以提升农民收入持久性，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农业就业主要指“农民”身份向职业属性转变，可以通过加快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培训认证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经营的职业农民；非农就业主要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通过就业地培训，提升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扩大其就业面，最终实现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样既能提高农业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报酬，又能通过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增加土地流转收入，从而增强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第四，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创新农村消费信贷产品，降低流动性约束，增强农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当前如能进一步降低农村信贷成本，强化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可以有效地促使其增加现期消费，从而弥合城乡消费差距
参考文献：
孔祥利，王张明.2013.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及对策分析[J].经济管理，35（05）：19.
林毅夫，陈斌开.2009.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消费不平等――来自中国的证据[J].浙江社会科学（4）：1017.
卢方元，鲁敏.2009.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8（1）：122127.
彭定S，陈玮仪.2014.基于消费差距泰尔指数的收入分配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3037.
石雪花.2011.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85.
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2005.暂时收入真正影响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村居民面板数据的证据[J].管理世界（7）：2630.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2003.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5）：313.
王健宇，徐会奇.2010.收入性质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4）：3847.
魏君英，何蒲明.20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3）：8488.
袁志刚.2011.中国居民消费前言问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35.
张邦科，邓胜梁. 2012.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J].上海经济研究（1）：3041.
张振，乔娟.2011.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贸研究（6）：19.
周靖祥，王贤彬.2011.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研究――来自中国1978―2007年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8）：130148.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需求；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2)―0030―07
一、引 言
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一直是传媒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围绕 两个问题在讨论，其一是关于不平等的潜在来源有 激烈的争论，其次是围绕不平等的长期影响。本 文试图去考察不平等是否与消费需求短期变化的相 关性。
在不同的时期，经济个体的消费需求存在显著 的差异，具有时变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经济 个体获得信贷的能力依赖于收人时，收入分配能影 响该经济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如果信贷门槛较 低，只有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信贷市场外，则不平等 越大，可能消费需求波动越大。相反，如果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阶层均排除在外，则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 可能不会导致总消费需求较剧烈的波动。
本文利用跨省横截面数据，发现当人均收入较 低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消费需求的变化较小， 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较大的收入不平等在大部分 时间均与较大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为解释本文 的研究结果，本文也考察了消费需求波动、收入分配 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结论表明金融 发展水平与取得信贷的不同待遇(这两者通常与高 人均收入水平相联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分 配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会导致消费需求发生 不同的短期波动。
本文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波动影响的研究 在以下几部分阐述。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简单回 顾，并提出本文拟证的假说。第三部分实证方法的 介绍及其指标和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表明结果，讨 论在改变估计方法、选择样本期时，验证这些结果的 强度，并作出解释，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最早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正式研究 始于Creenwood和了ovanovic的《金融发展、增长与 收入分配》(1990)一文的发表，他们在一个动态模 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三者之 间的关系，并认为享受金融服务和形成金融中介是 有成本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方，穷人由于没有 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穷人和富人 因为财富的不同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 配差距因而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 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超过门槛财富水平 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 高投资受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稳定在乎等水平，即 金融发展与收人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Galor和 Zeim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1993)一文中通过 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分析了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 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初始财富 不同的人筹资的能力也不同，初始财富高的人能够 享受到信贷服务，初始财富少的人几乎借不到款，所 以富裕国家比低收人国家有更平等的工资差距和收 入分配；Baneliee和Newman研究认为在金融市 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 距；Clark、Xu和Zou运用全球数据分析金融发展 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 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倒U”假说未得到支 持15J。总之，Galor和Zeira和Banerjee和Newman 模型均包含共同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 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差距未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 少，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与本文研究有关的还有，Kmsdl、Smith(1998) 表明，使用财富的中等水平就可以解释宏观经济行 为，然而，在他们的模型中，所有的个人均是面临同 样的信贷约束条件，与此相反，本文并不认为是这 样，本文假定每个人面临不同的信贷条件。因此，信 贷约束和不受约束的个人拥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能 力，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能影响总体波动。jappeUi (1990)研究美国数据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家庭面临 相同的约束条件，他估计只有19％的美国地区家庭 受信贷约束，此外，他还建立了信贷约束加强与收人 分配之间的联系，表明，信贷约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是当前的收入、财富和年龄。Zeldes(1989)经 过研究发现，财富较少的个人其消费行为是受到信 贷条件约束的。最后，Jappelli(1998)提供了更直 接的经验证据，即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 大的消费敏感性。
在国内，章奇等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 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 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中介发展 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谈儒勇等运用中国数 据分析两者关系也得出此种结论。本文试图把 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与总消费需求波动有机结合， 并考察他们之间的强相关性，本文的研究将与Ban－ erjee类似，不平等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在低收人地 区和高收入地区是不同的。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的 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的层 面，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 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 目的，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当只有低收入阶层信贷受约束时，不平等 程度越大将导致总消费需求的波动也越大，当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受约束时，不平等程度越大可 能导致消费需求的波动越小。在较穷的地区，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阶层信贷可能受约束，而在较富裕的 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受约束，这样，在低收入地 区，不平等加剧引起总消费需求较小波动，在高收入 地区，不平等加剧将引起较大的总消费需求波动。 同时，如果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得接受信贷的门槛更 低，那么总消费需求的变动有可能与金融发展是负 向相关的。
三、指标及数据说明
下面的部分主要从经验上讨论以上提到的影响 的存在性。但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 间的关联性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地方政府政策、文化等与收入 分配有关联，而且可能也会影响消费需求变动，幸运 的是，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可以获取，本文能够通过 估计―个固定效应的模型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割开不平等对消费变动的影 响和这些波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较高的消 费变动会产生较大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希望能找到 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 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为了把注意 力放在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联系上， 使用了不平等的滞后值来研究初始的收入不平等与 之后的总体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联系；然后，测量了 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需求变动以观察衰退期和扩张 期。如果认为扩张期增大了不平等、衰退期减少了 不平等，则在方法上应考虑：本文的结果是由消费需 求变动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引起的，因为样本 期应包括扩张期和衰退期，否则，以上提到的解决办 法都不能完全地解决这些内生性的问题，这些将在 结果分析部分提到。
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的获取。数据的获取对本 文应用面板估计和测量相当长时期内的消费需求变 动至关重要，但收入不平等数据集相当少而且可靠 性较低，当数据获取受到限制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 于陈宗胜(1991)测算的相关数据，并借鉴他的“分 层加权法”测算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即CINI系 数。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本文相对小的样本可能对结 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此本文后半部分进行几种 敏感性分析。
最后，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波动的影响随着 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因为是否能获得信贷是由收 入水平决定的，就因为这样，允许收入不平等对变动 的影响随后者而变动。
讨论了以上的问题之后，本文的实证研究是由 以下方程开始估计的：
当选择数据时，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地区收入 不平等程度变化较慢，所以对不平等的测量需要较 长的时期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这样，在构 筑数据集时，本文需要权衡：观测期之内年数较多， 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并且在较长时期内 计算出消费需求变动率，同时，它也会减少回归中的 时期数，降低固定效应估计的有效性。在权衡之中， 本文首先观察了一个三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之后，本 文又考虑了一个四时期模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2)、《中国金融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02)以及各省市的 统计年鉴。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了28个省(直辖 市)从1978～2001的面板数据，并把它分割成均 等的三部分，计算了1981～1985、1989～1993及 1997～2001间年增长率的标准差，观察了1978～ 1980、1986～1988及1994～1996年之间收入不平等
我们的计量检验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对全国 范围内的28个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二 步是把数据按照东、中、西三个经济去进行分区域的 研究。
结果验证了本文先前的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与 数据，因此，本文观察到一个三年期的收入分配的特 征，并观察到之后5年消费需求的波动。
四、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初始估计结果
在这部分，本文采用计量软件Eview5．0并估计 了(1)式。
总消费需求波动是紧密相连。然而，如表2所示，这 种相连关系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初始人均收 入较低时，较大的不平等通常与消费需求增长变动 较小相联系，如西部地区INCINEQ系数为负值且显 著，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这种影响是相反的(1N- CINEQ系数为正值且显著)且较大的不平等伴随着 较高的总消费需求变动。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因为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所以可能信贷约束的条件存在差异，同时因为 金融发展和GDP均值高度相关，所以对金融发展指 标FINDEV的测量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 相互影响的估计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 假说中所言，金融的高速发展能够降低信贷约束的 门槛让更多的人接受信贷，这样，各地区不同的金融 发展水平有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影响消费 需求波动。本文期望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它与收入不 平等的相互影响能加强对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这个思想，最好是使用私人信贷与 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但受到我国统计 资料的限制，本文只好用金融发展规模(FINDEV) 的指标来代替。
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M2GDP的比重这 一指标(Mckinnon，1973)，简称为麦氏指标，然 而，麦氏指标受到了众多的质疑。Arestis等(2001) 考虑到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设计了银行 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金融发展规模度量指 标。Allen等(2003)利用结构指数表明，中国银 行系统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金融市场的规模，尽管 中国股市确实比银行要有效得多，但银行在经济中 的作用要远大于股票市场，即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 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所以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 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也是比较合理 的。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在本文中对 GDP通过官方公布的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 年为基年)加以调整。贷款余额这一存量指标剔除 价格影响的处理方法按照King和Levine (1993)，用名义值上年和本年的平均值来表示剔 除了价格影响后的实际值。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本文初始估计中， MEANGDP可能只是金融发展的一种代替，为了检 验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INCINEQ和金融 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以下以INFINDEV表示)，以找 到MEANGDP或FINDEV哪一个是更好的解释变 量，在消费需求回归模型中，FINDEV以及INFINDEV的系数是显著的， 这也就验证了总消费需求的波动是受到金融发展规 模的影响的，本文相信以上的假说推断是合理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整体回归中，当INFIND。 EV和FINDEV的系数是显著时，INMEANGDP的系 数虽然显著性水平下降，但仍然显著，由此也说明金 融发展不能完全取代GDP，人均收入水平在解释消 费需求波动方面仍然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表2 (b)的系数估计结果仍然表明，对本文样本中的绝 大多数地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和消费需求的较低 变动相联系，此结果也间接地表明我国还是人均收 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二)敏感性分析
在前面部分，本文讨论了不平等与波动之间的 联系，如在贫穷和金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高不平等 似乎与较低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但在富裕和金 融发展发达的地区却正好相反。
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数据集较少，可能使本 文的结论引入怀疑，所以有必要修改回归的条件来 增强我们结论的强度。下面就是本文努力做的几点 尝试，以更进一步寻找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 之间联系的证据。
首先，本文在三个地区重新估计包 含交互项――INMEANGDP和INFINDEV――的方 程(估计结果略)，估计结果表明，在这三个样本中， iNCINEQ的系数在低收入样本中是负值，在高收入 样本中是正值，这一结果确认了整个样本的结果，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中，获得了负值且显著的收 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在高收入地区的较小样本中，本文获得了正值且在 10％水平下显著的系数估计。
其次，理论上，各个地区可能有不同的GDP增 长速度和消费需求的变动，因为他们面临不同大小 的冲击，且各地制度文化也有差异。为了解释这种 可能性是否影响本文的结论，把CDP增长的标准差 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GDP增长变动较大的地区消费需求 变动也较大，试图采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冲击的大小 并不能改变本文的初始结论。
最后，本文试图发现计量结果对不同的样本期 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于是选择在一个相当长时 期内计算总变动的标准差和观察收入不平等的细微 变化，采用另一种方法分割样本，即使用28个地区 3个时期的更小的面板数据，本文减少不平等观察 数据间的时间段并观察1978～1980、1984～1986、 1990～1992和1996～1998年间不平等的数据，再 计算1978～1983、1984～1989、1990～1995和1996 ～2001年间消费需求年增长的标准差，这个新的数 据集与原始数据集在两个方面不同，一个是不平等 的测量在两个时间段间的间隔较小，变化也就较小， 另一个是在不平等观测数据间有一个完全重叠的时 期，但在该时期本文计算消费需求的变动。
这样，在第三个数据集内，产生了内生性的问
基于敏感性分析证实了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 和消费需求变动的关联是相对正确的，这些结果不 会随着估计方法以及样本的选择策略而改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之间 的关系，在低收入地区，高不平等水平与消费需求的 低波动相联系，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程度越大，波 动越大，并且数据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解 释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间的联系。本文同时也 意味着低总消费需求波动并不必然意味着绝大多数 个人是富裕的，它只是意味着那些占总消费需求绝 大部分的那些个体是富裕的。
我们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基于本文的 政策建议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造成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重要 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收入差别的拉大。我 国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在1994年达到35．6％峰值后，逐年下降，至1999年 才开始回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994年以后也 连续4年在低位徘徊，1999年才超过1994年的增 长速度，2000年又有所下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增长速度于1994年达到35，4％的峰值后，逐年下 题，因为如果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了不平等，则不平 等和总消费需求变动估计重叠的部分可能会产生一 个更引人怀疑的结果。
使用第三种样本进行的消费需求变动估计的结 果列在表3(只列出了几个主要变量)，正如表中所 显示的，先前的结论通常被保留了，其结果与先前的 结果一致。消费需求变动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在第 三个样本中得到支持，但显著性却减少了。 降，到1998年仅增长了0．2％，近年来职工工资总 额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远比1996年以前低。同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也呈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 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 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正如实证分析中显 示，在我国这样一个低人均收入的国家，较大的不平 等并不能加快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尤其要促成 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使收入分配与总消费 协调、互动发展。
2．我国金融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金融总量的快 速增长。如M2与GDP比率在1991为0．9，2001年 该比率已达到1．63”，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但股 票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市场结构 极不合理，信贷配给现象也严重存在，同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的覆盖范围及其在促进消费 中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消费信贷余额占全部贷 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22％，其中住房贷款余额占全 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4．98％。据统计，美国全部商 业银行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15％；全部金融机构 的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50％，可以说我国的金融 总体发展水平仍很落后。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消费水平 可支配收入 消费价格指数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与投资拉动，消费不足成了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为此，国家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由于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力量，分析研究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浙江省制定恰当的消费政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意义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和过程，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消费。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费在全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显重要。可以说，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费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家一系列决策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既源于消费，又回归到消费。要使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启动消费需求，就要正确解决“潜在需求很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再生产总是以生产为起点运行的，生产是消费的基础，并为消费提供了对象，决定消费水平。但消费也能反作用于生产，首先它是生产的归宿和目的，它使产品得以最终完成和实现，其次它把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为生产提供生产主体，三是它充当产品的价值、使用价值的鉴定者，四是它为再生产提供动力和投入的导向，从而促进再生产在规模结构和布局上的优化、合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消费增长和扩大，加快经济运行，增加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对此也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6年到2009年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找出可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进行分析和检验，最终得出结论，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几点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
3.理论假设、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根据大量的消费理论文献的借鉴和研究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收入的预期、消费心理、消费偏好、消费惯性、消费者年龄性别及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等。由于消费心理等一些因素是不可度量的，因而本文排除这些不可测量的变量，从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四个可度量的方面来考察其对浙江省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本文以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代表人均消费水平。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参阅，本文选择四个对消费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具体如下：
第一个因素，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得的实际收入。收入和消费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制约消费的基本因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普遍增加，所以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地提高。
第二个因素，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用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除去全省人口数就得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知投资具有乘数的效应，较小的投入可以引起大的资产流动。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体现在对生产的拉动和引发居民消费上。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必然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社会各部门的劳动者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从而消费增加。
第三个因素，消费价格指数指居民支付所购买生活消费品和获得的服务项目的价格。CPI提高，则通货膨胀率提高，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CPI提高，则居民可分配收入减少，恩格尔指数上升，生活水平下降。CPI提高，刺激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第四个因素，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因此这将导致产品的价格的下降，从而促进消费者进行消费支出。
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主要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本文共选取5个变量：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t]）；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t]）；消费价格指数（[x3t]）；人均生产力水平（[x4t]）。通过《浙江省统计年鉴》收集有关数据（1986-2009年），整理后得到所需数据。
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全省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和消费价格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因素做解释变量外，其余的因素都归到随机项中。
4.分析结果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
通过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生产力水平均值大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同时，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大，1986年至2009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都在稳定增长。
4.2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R2=0.998，模型整体拟合较好，则模型系数不全为0。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系数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5%水平内也显著不为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但人均生产力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不符，且以人均生产力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做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357，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因此本次回归中人均生产力水平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
4.3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
从表2可以看出各系数的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远大于10，因此认为各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且对各变量间做pearson相关系数，得表3。
表3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N = 24）
[＼&1＼&2＼&3＼&4＼&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0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7＼&1.00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976＼&.987＼&1.00＼&＼&＼&消费价格指数＼&.878＼&.848＼&.760＼&1.000＼&＼&人均生产力水平＼&.986＼&.995＼&.994＼&.800＼&1.000＼&]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关系数最大，因此根据经济理论与统计检验，收入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选出最优简单回归方程为[yt=f（x1t）]，
5.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都是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对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从实际情况来说，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是消费的来源及基础，只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才会去消费，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该部分消费的制约，因为剩余的可支配收入越多时，由其而带动的引致消费就会越高，引致消费对消费水平的贡献较大，所以消费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
为了使我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人们的消费。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的增加。这样才能使我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从上面分析可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增加人们的消费。
第一，要着力增加居民收入。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作为重点和中长期目标加发确立；逐年提高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总分配中的比例，使居民收入保持一个合理的、较快的增长速度，使其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努力增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重视对有发展前景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大力扶持，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覆盖现更广、更规范、更透明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当前，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保证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款项足额到位，及时发放，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居民消费预期的负面影响。
第三，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这里的信贷不仅包括耐用消费品及住房方面，还指居民对子女教育信贷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居民对本期收入的严重依赖性。
第四，拓宽消费领域、发展消费热点、开辟新的消费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涌现出大量的新的消费热点，比如旅游、住房、汽车等。当然上述的消费品必然要有政府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推进城市住房、用车信贷的制度。还要调整在短缺时期与消费一般水平内限制性消费措施，如高消费税等，调整社会的消费水平偏离度。
第五，强化舆论引导。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引导合理消费。传统观念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倾向，间接导致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消费不足，倡导科学消费、文明消费、适度消费。可以从舆论引导和典型示范两个方面入手。要坚持“适度超前消费”的舆论导向。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实际效果。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者教育。消费者教育是指对广大消费者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有关消费知识和技能，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教育，不仅可以直接增长消费者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培养消费者形成各种必要的消费技能。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统计局网站.浙江省统计年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李子奈.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李娅玲，王智慧.浙江城镇居民消费现状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
[6]尧华英.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09.2
[7]陈乐一.收入分配与消费不足[J].经济问题探索，2005.4
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区域差异；群体差异；农村居民消费；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5-0069-08
A Research on Consumpt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Groups
Differenc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Based on
DGE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XIAO Qin， DAI Bei， WEN Shuhu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paper builds up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by introducing previous period income， period consumption. The paper uses the statistics o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85～2011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 has an effect on current income， previous period income and previous period consumption.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st affected. Meanwhile，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medium consumer groups are most affected， and high consumer groups are least affected.
Keywords：regional differences； groups difference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DG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一、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农村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自身禀赋、历史背景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并不一致，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平衡。协调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刺激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任重道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消费是经济学的热门问题，经典的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不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假说等。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众多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Modigliani&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将提高居民储蓄并降低居民消费[1]。Aziz&Cui（2007）认为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主要的原因是家户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2]。Giles&Yoo（2007）指出在平均水平的消费风险下，农户有10%的储蓄可以归结为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这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3]。Jin et al.（2011）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有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对贫穷者和年轻人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4]。
在中国国情、传统和经济体制下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都有所不同。余永定和李军（2000）认为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基于选择理论方法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推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并且对其作出实证检验[5]。黄卫挺（2011）探讨了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四个“转向”，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6]。朱信凯（2011）梳理了消费函数的理论变迁和内在逻辑，分析了消费函数中国化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7]。
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实证研究。王选选（2003）[8]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影响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明显，影响程度从西向东逐渐增强。陈娟（2008）[9]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及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中国居民消费的动态方程，并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消费量下的各变量对不同消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些变量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姜洋（2011）[10]基于跨期最优消费行为模型对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panel data回归，分析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陈斌开（2012）[11]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并用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研究逐渐强调实证，计量方法日趋成熟；注重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研究、注重不平等与福利等相关研究，但针对消费区域差异、群体差异比较和采用动态模型进行研究的论文目前还很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虑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将家户消费和家户生产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求解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优化路径，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具体分析各变量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家户效用
考虑一个有大量相似消费者的经济环境，为方便后续推导，证明稳态的存在性，规定每个家户的人口数量为1，不存在人口的增长问题。据拉姆塞模型，家户是永久存活的，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其效用函数为：
（9）式表明，i区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10）式和（11）式反应稳态情况下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消费差异。下面将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依据上述模型推导，居民消费主要受到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中，与模型相对应，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消费，自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东、中、西部的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2个省（市、自治区）。划分。由于和重庆缺乏部分年度的统计数据，故只采取其他29个省（市、自治区）1985～2011年的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分别除以按1985年为基期的1985～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处理所得。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采用数据来自1985～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图1是1985年至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27年间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增长明显，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和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趋势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宽。这说明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十分明显。
（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利用相关数据对（9）式的函数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分析。为了减弱异方差性及便于实证过程中的计算处理，将（9）式各变量取对数后改为计量模型如下：
凯恩克（Koenker）和巴西特（Bassett）在1978年引入了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模型强调条件分位数的变化，在研究的时候可以选择适合特定情况的分位数进行分析，这一点在需要考虑不同分位点时，不同情况的社科类研究中非常有意义。本文采用Eviews 60软件，用分位数估计研究不同的消费水平下各个变量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同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作为对照。在进行回归时，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按不同地区分别以（12）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平稳性，对估计产生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OLS估计时，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估计结果的残差T统计量都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因此，OLS估计具有平稳性，模型设定恰当。
本文中所采取的的分位数估计由于有多个分位点，进行多次估计而产生了多个残差序列，故只选取代表性的中位数，即tau=05情况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分位数估计结果的残差的T统计量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T统计量均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这说明本文所采取的分位数估计方法适用于该模型，也具有平稳性。
如图2所示，将分位数估计结果按照不同变量分别绘图，便于具体分析不同变量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图2（a）显示，当期收入yt的系数平均值在05～1之间，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和08分位点外都为正向且显著，但地区之间差别较明显。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当期收入对消费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区消费占收入比例不同。以2011年为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245480元，实际消费为171036元，消费占收入比为6967%；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120022元，实际消费为102231元，消费占收入比为8518%；而中部地区这一数据为7302%由198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后消除价格因素得出以1985年为基期的数据。。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中有近70%用于消费，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有85%用于消费，但东部地区的实际人均消费高出西部地区近700元。以上数据说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中刚性消费比例较高，收入变化时这些居民仍然要支出与之前接近的刚性消费额度，其他消费变化很小，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自然相对较小。
图2（a）还显示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02分位点处）和高消费群体（08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均不显著。前者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农村低保政策已经实施较久，政策基础良好，低保补贴标准较高，低收入者能通过低保维持基本消费，消费受收入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低消费群体由于低保不完善，消费受收入影响较大；后者是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一般也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变动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其消费习惯，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也就很小[12]。
各地区的中等消费群体（03～07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显著，但波动不大，这说明中等消费群体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不会增加太多消费，有较稳定的消费习惯、消费倾向和消费欲望，消费不会轻易受太大波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收入影响的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较低。这说明在收入相对较少时，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除维持自身的刚性消费之外并不强烈，这也体现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等。
图2（b）描述了前期收入yt-1对各地区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在-12～0之间，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与08分位点外均为负向且显著，对东部地区的消费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基本接近。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即为“棘轮效应”。Duesenberry（1949） 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当前收入影响，也会受前期收入和消费影响[13]。居民经历过“高峰期”收入阶段后习惯了高消费支出，在紧接着的下一期，即使收入大幅减少，消费习惯也暂不改变，且之后的消费会始终对前期存在攀比。
在中国，这种攀比式消费还有向他人证明消费者已拥有的权利、地位等作用，消费层次越高的中国居民往往对“权利”“地位”“面子”也越在意。图2（b）的三条曲线整体趋势向下，且代表东部地区的曲线最低，正验证此消费现象：随着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提高，前期收入对消费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前期收入影响，不显著仍是得益于低保政策实施完善，而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其前期收入影响仍不显著则再次说明高消费群体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很小，消费不会因本期或者前期收入变化而受到太大影响。
图2（c）显示前期消费ct-1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系数值在06～11之间，对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对下一期消费产生“惯性”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前期消费对高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比低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大；同时，三条折线总体趋势上升，说明随着消费层次提高，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三）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微观统计验证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1986年开始正式设立并运行、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该调查范围广、样本量大，有调查农户23000户，调查村360个行政村，样本覆盖31个省份，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本部分通过分析统计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数据来对前文分析结果进行对照与印证。
根据（9）式的模型推导，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我们将（9）式移向可以将消费的变动率表示为收入变动率的函数，即ΔCit=f（ΔYit）。由此可知，历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量与历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量存在正相关。通过查询《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中各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等相关统计数据并进行处理计算，得到2000-2009年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分别将东、中、西地区数据进行对比，如图3所示。
从图3（a）、（b）、（c）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量均明显受到收入增量的影响。当收入增量大幅变化时，消费增量基本随之同方向变化，变化幅度小于收入增量。进一步观察变化的幅度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消费增量受收入增量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同时，虽然各地区收入增量起伏很大，但消费增量总体都处于上升趋势，这与分位数实证分析中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前期消费三个变量的对当期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一致，证明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吻合。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中等消费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当期收入对消费有正向影响，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前期消费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和正向的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影响不显著；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具有较高消费水平，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其消费影响也不显著。
2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东部地区消费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可用于刚性消费以外的其他消费收入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是刚性消费，体现出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
3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不同消费群体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低消费群体由于其较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其消费受各变量影响都较小；中等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前期消费对其当期消费也有一定程度影响；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影响很小，受前期消费影响略大，这是该群体的习惯性高消费水平和高储蓄水平造成的。
（二）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近年来改革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观念逐渐转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是带动消费的最直接途径，应该加快农村的各项改革，从各方面努力提升农民各项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与信息化、加大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对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和对务农居民的补贴政策，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应该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和医疗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以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同时，应该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多实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措施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3加强区域经济扶持政策。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而农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在东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因此，要从根本上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必须要拉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该多考虑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低收入者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水平，适度将政策向其倾斜。同时，还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低保建设和补助力度，鼓励农村居民发展特色农业，缩小与东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好更全面地惠及民生。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 145-170.
[2]AZIZ J， CUI L.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J].IMF Working Papers， 2007： 1-36.
[3]GILES J， YOO K.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534-551.
[4]JIN Y， LI H， WU B. Income inequality， consumption， and social-status seek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1， 39（2）： 191-204.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黄卫挺.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1（11）：80-84.
[7]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8]王选选.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2）：47-50.
[9]陈娟，林龙，叶阿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16-26.
[10]姜洋，邓翔.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决定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的省际验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1（11）：74-80.
[11]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评论，2012（1）：3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