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转贴于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但长时间以来，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重新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人的论述，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C37crss}，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Uiddings )、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 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 o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川“月)。

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1865- 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U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人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

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2)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Cn7cr}ss-}ss}。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o rso}。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诊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Cs}crzzs)及“乌格朋(W. F. ()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C}7crs)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  (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叫“翻)，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

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 " 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 " 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

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读郭沫若的作品，给我感触颇深的除了他那叫喊式的诗风，便是那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了。了解他的生平之后，你会发现，在他的生活和思想历程中，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深刻转变。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始终探寻并摸索报国、救国之路。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他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跟随时代不断前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像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告别自由主义，迷信革命领袖，为保自身政治地位，犯了不可否认的错误，引来众多争议，但他依旧是爱国的。曾经有人给过他“御用文人”、“文学弄臣”、“拍‘舵爷’马屁”、“蜀犬”等头衔或称谓，那也是对其后期错误的一种评说吧。但我认为功过两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有争议的文学家，需要“知人论世”，采取科学的态度，纵使其有千错万错，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永远不可被抹去的，而他在人生中迈出的每一步，也都是由爱国主义和时代潮流所决定的。

早在青年时期，郭沫若便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那是天然地从对祖国锦绣河山和灿烂文化的热爱中培育出来的，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面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困境，郭沫若毅然选择了弃文学医，背井离乡，怀着“科学救国”、“报国济民”的誓愿东渡日本留学，想以此来为国家做一番“切实贡献”。他曾这样说道：“我在年轻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从幼就读书。十岁以来就在当时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中受着熏陶，早就知道爱国，也早就想学些本领来报效国家。为了满足这种志愿，离开了四川，一九一四年到日本留学，学了十年的医。”（《自序》）他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相一致的，其主要表现是：一，痛恨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痛恨造成这种现实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这一切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诅咒；二，热烈向往光明，渴望自由，希望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三，为了改变祖国的现状，勇于追求，勇于进取。这种思想支配和指导着青少年时代郭沫若的一切行动。（《郭沫若自叙：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

但他在文学方面的积习毕竟太深了，学医的同时，仍被文学吸引，又受到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等诗人的影响，最终又选择了点燃文学欲望的烈火，放弃医学委身文艺。郭沫若从“实业救国”，学习西方科学技艺，到投身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反映了他的思想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更新，顺应了由注重“物质文明”到注重“精神文明”的演进。他说：“这个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我是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以上是时代觉醒的因素，使我从医学转向到了文艺。”（《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此后爆发的十月革命便为他彻底地指明了方向，让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更加伟大的觉醒，逐渐完成向无产阶级的转变，也预示和决定了郭沫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和发展方向。他写道：“我自信是热爱祖国的。学医为的是想学点实际的本领，来报国济民；搞文学是想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这改革社会的要求，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这儿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自序》）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目的探讨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的影响。方法将86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均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康复组同时进行神经康复治疗。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结果治疗40d末，研究组Barthel指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结论早期康复干预不仅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境，同时可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致残率。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康复治疗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脑卒中后约60%的患者可发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等可直接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早期康复治疗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显改善，使康复治疗步入良性循环，从而改善预后，现报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为大脑半球病变（梗塞或出血），无意识障碍、失语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病程10～15d；（4）无严重的心、肺、肾功能障碍，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龄58.4±9.4a；脑梗塞50例，脑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组方法先按疾病类型分层，尔后将入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抑郁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对抑郁显著的患者口服百忧解治疗。研究组采用运动再学习方法（MRP），在生命体征及病情稳定48h后即开始康复治疗，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经肌肉电刺激、患肢的抗痉挛摆放、关节的被动与主动活动等，以保持关节正常活动度及肌肉正常长度为主。再根据患者病情，脑梗塞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d，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10～20d进行坐、立、行、走训练，同时通过具体的作业由易到难进行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与强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复师不断地与患者进行交流，讲解神经康复的基本原理及近期与远期目标，使患者对脑卒中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鼓励患者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以唤起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疗效评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AD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并进行对比分析。HAMD24项评分≥8为轻度抑郁，≥20为中度抑郁，≥35为重度抑郁［3］。全部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

2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MBI、HAMD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MBI、HAMD评定比较（略）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P＞0.05；两组间比较P＜0.05

表1显示，治疗40d末，研究组MBI、HAMD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的机制不明，目前有两种学说：（1）原发性内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之间的平衡失调；（2）反应性机制学说，即卒中后肢体功能的丧失，社会功能减退，角色转变，家庭关系等急性转变超出患者所能应对的范围；患者卒中后对疾病认识不足及对偏瘫后果恐惧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怕拖累家人、经济承受力的担忧等，多种家庭、社会、生理因素共同导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悲观孤独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导致抑郁。

PSD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4］，患者的神经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导致PSD。而随着ADL的恢复，患者的抑郁程度亦会明显改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复治疗，因能有效抑制异常运动模式的产生，诱发正常运动模式，促使大脑的神经功能重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确方向上发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前后MBI、HAMD评定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MBI、HRSD评定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随着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不断改善，ADL的不断改善，激发起患者康复的信心，心理障碍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复。

康复训练是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间患者通过与康复师的不断交流，康复师的耐心的心理疏导，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建立良好的康复氛围，安排偏瘫患者的集体治疗，促进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及加强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断树立自信心，从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体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为与处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确认识卒中事件本身，正确接纳自己与自己的疾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从而解除抑郁。

总之，早期神经康复能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进PSD的恢复，而PSD的恢复，反过来又可加速康复进程的发展，最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减低致残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于恺.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研究进展［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4，4（5）：405

［2］张朝辉，宋景贵，王振英，等.氟西汀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及认知的功能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1）：7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1.1一般资料

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均经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确诊,为本院2010年2月~2014年2月期间病例。其中男63例,女37例,年龄50~79岁,平均年龄64.8岁。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合并有高血压患者有27例(所占比例为27.0%)、合并有糖尿病患者6例(所占比例为6.0%)、合并有高脂血症共18例(所占比例为18.0%)。

1.2方法

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入院后立即实施CT检查,所有患者均在发病后的6h内实施CT检查。在本院CT室内,患者取仰卧位,对患者进行全颅脑扫描(层厚为10mm、层距为10mm),当扫描区域发现有异常影像学改变时,对异常区域实施增加5mm的薄层扫描。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发病24~48h后,重新进行全脑的CT扫描复查,并和入院时扫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结果

100例患者CT全脑CT扫描结果显示：提示为脑左侧病变患者55例、提示为脑右侧区域病变患者26例、基底节区域病变患者15例、小脑区域病变患者3例、桥脑病变患者1例,上述患者均为病变所在区域的脑血管阻塞而引起缺血缺氧相关症状和体征。在本组100例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所占比例为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CT检查影像学异常主要表现为灰白质的分界模糊,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本组100例患者中,脑部出现3种以上的影像学异常特征患者共64例(所占比例为64.0%)。

3讨论

脑梗死发生后对脑梗死的诊断手段较多,特别是影像学方面的检测设备较多,如C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DSA)等,上述检查手段均可不同程度的获取脑梗死区域方面的影像学改变征象,但核磁共振、DSA等设备操作较为复杂,且检查成本较高,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而CT影像学检查具有操作简单、检查成本患者尚可接受等优点。急性脑梗死患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群中,而脑梗死是脑部血管阻塞或狭窄所致的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引起的相关临床症状和体征,当脑组织缺血1h后,细胞因为缺氧而出现能量代谢障碍,细胞内钠离子水平改变而导致脑细胞水肿,当脑部缺血6h后,脑部可出现血管源性的水肿,脑组织中的水会增多而导致肿胀程度提高。在本组100例脑梗死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占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占32.0%。所以在脑梗死发生的早期,对此类患者进行CT扫描检查,大部分患者能够在脑梗死早期发现脑部影像学改变,但要注意其影像学改变特点,如脑中的灰白质的分界模糊不清,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等,这些是影像学异常特征。在对患者进行早期脑梗死诊断中要注意上述特征。

4结语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收集1990-2010年本院收治的127例GTD病例的临床资料。其中葡萄胎98例，侵蚀性葡萄胎患者12例，绒毛膜癌9例，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8例。本组年龄最小17岁，最大,50岁，平均年龄33岁。110例为本院初治,16例为外院初治后转入本院。

2方法

因疾病期及性质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

2.1葡萄胎的排除

采取阴道分泌物和钳刮吸宫手术，病理报告完全性葡萄胎110例，17例部分葡萄胎，17例的残留少量滋养细胞病理报告病例，5例恶变。

2.2血清hCG的监测

葡萄胎排出后每周作HcG放免定量测定，3个月内每半个月1次，定量测定放电，如持续一个星期，直至正常，术后1年，然后半秒钟，为2年。

2.3滋养ceu肿瘤（1）化疗

氟尿嘧啶+KSM的联合治疗15例，用药5一Fu25—28mg／kg•d，l或SM6-8∥kg•d，8d为一疗程，间隔3周。

2.4手术

作为辅助治疗

3结果

在12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中，小于30岁90人，占70．8％，69％发生在20～30岁生育年龄段。40岁以上者有3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占同期同年龄段孕产妇的比例为14．58％。因此，40岁以上高龄孕妇各类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发病率应是最高的。全部患者完全缓解率为81．9％；其中I期和Ⅱ期患者单纯化疗完全缓解为100％；II期和Ⅲ期患者化疗联合手术治疗为89．1％。127例患者中有9例失访；其中有3例为治疗效果不佳自动出院；余病例在随访期间有2例复发，均为耐药病例，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隐匿性转移灶。

4讨论

细胞遗传学研究发现，完全性葡萄胎通常是二倍体核型，其中很大部份为46XX，且染色体核基因均为父源性；而部分性葡萄胎核型大部份为三倍体，多由一个卵子与两个同时受精而成。已证明不论是完全性还是部份性葡萄胎。多余的父源基因物质是造成滋养细胞增生的主要原因。妊娠性滋养细胞肿瘤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但对化疗药物十分敏感，特别是在增殖期的s期，在病理检查中滋养细胞肿瘤的病灶周围血运丰富，易于受到药物的杀伤，由于滋养细胞肿瘤的肿瘤细胞倍增时间短，DNA合成极为活跃，故抗代谢药物是化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份。对滋养细胞肿瘤治疗愈早治疗效果愈好，有报道其治愈率可达80％一90％。自证实化学药物对滋养细胞恶性肿瘤有特效以来,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报告率在不同的国家，约有5％至30％，中国14.5％，有高危因素，恶性转化率显着提高。预防性化疗适应症：（1）年龄>40岁的病人;（2）检查时，子宫显着高于停经前;（3）血HCG>10MIU/ml;（4）葡萄胎为小颗粒;（五）咳血史;（6）刮宫后超过2个月的血HCG的持续正常，（7）随访困难的。

4.1年龄与发病、恶变的关系

葡萄胎可发生于任何生育年龄，有学者分析认为：葡萄胎的发生率随生育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近年来在国内由于计划生育，在生育一次后，绝大数采取了避孕措施，今后发病年龄将更集中于20一30岁。但高龄患者，其妊娠绝对数少，但就葡萄胎与妊娠比例而言，则发生机会较多，且恶变率亦高。本组>40岁者占27．8％，<40岁者占13．8％。两者相比(JP<O．01)有统计学意义。

4.2葡萄胎子宫增大与恶变关系

快速增加子宫和怀孕期间是不成正比的葡萄胎的临床特征，子宫肌瘤生长的最可靠的诊断速度更快，更积极地表明滋养细胞生长，恶性转化，从而可能会更大。许多绒毛，主要是由于水肿和出血官僚。更年期，子宫大于本组占55.2％，今年一月，子宫小于或等于停止月份占44.7％。在超过90例在一月子宫更年期，恶性肿瘤为22.2％，而其余的27例，恶性肿瘤的比率只有6.8％，两者相比为P<0.01，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恶性子宫长期快速增长。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本文主要是从如何选择儿童阅读材料和怎样阅读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的。

一．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

1、涵盖简单的图画，主角鲜明，背景一目了然

由于6到9岁的儿童基本上还很好动，大量的字会让他们很轻易就走神，因此阅读书籍中简单的图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图画的存在也让孩子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文章内容，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再考虑到那时的儿童思想还没有成熟，所以主角应该是鲜明的，要让小朋友们一看见文章就明白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同时，就像孩子们世界本身就很简单一样，故事的背景也要简单易懂，一目了然。

2、情节简单，对话简洁，并且最好图书中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

根据此年龄段孩子的特点，现在他们的生活阅历还比较少，同时，要让他们常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此年龄段孩子们阅读的文章具有情节简单，对话简洁的特点。同时，由于注意力很难集中，因此，应该为他们选择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的书，可以加深他们对故事的影响，起到良好的记忆效果。

3、贴近生活，有一定的挑战性

次年龄段的小朋友的阅读书籍选择上，应该多找一些贴近生活的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阅读中对生活有一个小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所帮助。同时，此年龄段的孩子大多数对生活都是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因此，阅读这类的书籍，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

4、充满童趣、情感积极

在图书选择上，我们应该选择充满童趣，书籍所反映的图书室积极向上的。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不仅体会到阅读是快乐的，同时，阅读书籍应该要是能对他们有一个正确引导的。

5、启蒙孩子，帮助他们获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次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还有一大目的就是，可以在阅读中逐渐的明白一些道理，可以在以后对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起到一定的帮助，在阅读中一些些小的道理全部汇总在一起就可以构成大智慧。因此选择好的阅读材料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阅读材料对人的影响将会是一身的，不在于你在多少岁遇到了这种书，有可能，正是你你在很小时阅读的一本书就将会影响你的一身，成为你的信仰，追求。因此，结合以上特点，我认为适合此年龄段孩子阅读的书籍有：

[一年级推荐]《文字的奥秘（3册）》《阿罗系列（7册）》《猜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恐龙的温馨故事绘本（2册）》《小企鹅心灵成长故事（5册）》《“我在这儿”成长阅读丛书系列（9册）》《小猪唏哩呼噜》[二年级推荐]《比得兔的世界（5册）》《恩德童话绘本（7册）》《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5册）》《波普先生的企鹅》《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历险记（22册）》《巨眼丛书（10册）》[三年级推荐]《父与子全集》《晴天有时下猪绘本（6册）》《亲爱的汉修先生》《草原上的小木屋》《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浪漫鼠德佩罗》《我们去看海》

二．阅读方法的选择

1、与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

此年龄段的孩子做事情很难集中注意力，并且坚持，因此，这就需要家长的帮助了，应该在家长的引导下，一起来阅读。和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一方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一方面这也是对阅读的总结，可以巩固他们所读的内容，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总结能力。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也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2、养成摘录好词，好句，好段的习惯

此年龄段的孩子阅读时很盲目，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读什么，为什么要读，因此，应该让他们养成摘录的好习惯，将自己喜欢的，觉得含有道理的词语，句子，段落摘录出来。一方面这也是以后写作的好材料，一方面也使孩子们阅读目的明确。

3、学校应该配合组织一些与阅读相关的活动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北京联合大学韩建业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地剥开历史迷雾的考古学家。甘于寂寞、甘于付出的他，用丰硕精深的研究成果树立了严谨治学的学者形象。他以他的经历向社会宣告：考古不是挖宝，而在于求真求是、考古为今。

综合梳理史前文化谱系、论证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韩建业钟情于文化谱系研究，因为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始于中原江汉，后扩展到北方乃至全国。重点在新石器时代，兼及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2000年出版的《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一书，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励。

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基本确定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分期框架和谱系。恩师严文明评价其“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史前新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该书也获得2007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北京先秦考古》一书，则首次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进行了综合研究。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他发表的《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等论文，提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概念，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庙底沟时代，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由于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是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

鉴古察今。韩建业以扎实而严谨的考古研究，勾勒出了数千年以来早期中国历史的轮廓。

揭示北方地区人地关系

2004年，韩建业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他综合考察了中国西北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全面梳理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经济形态状况，并深入探讨了西北地区先秦时期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还从资源利用、经济方式、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迄今为止有关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最全面、最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项目成果不但被国家社科办鉴定为优秀，同名专著还获得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此外，韩建业还有另外一项收获。《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及相关问题》一文提出，先秦时期中国长城地带存在一条“陶器北界线”，界线南侧主要分布着以农业一半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人群，界线以北分布着以游猎一游牧经济为主的游动性人群。主要因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陶器北界线在不同时期南北摆动，界线两侧人群间在文化和血缘上不断发生交流。

捡拾历史的碎片，复原出一幅生动的人地关系图景，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重绘中西交流的“彩陶之路”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已发表的《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论证了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确提出，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形成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传播的“彩陶之路”，是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则具体对马家窑文化南渐青藏高原并最终导致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揭示。

探索聚落形态，提出“北方模式”

聚落形态的研究也是韩建业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他的《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认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社会普遍发生明显变革，表现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逐渐形成三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三种模式共存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疏理》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这三大传统正好对应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屈肢葬传统。《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讨论了各不同传统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联系。

这些研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宁静淡泊，做真学问

韩建业长期以来还一直关注着一块颇受争议、但自己却最为感兴趣的领域――五帝时代的古史研究。200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虽为兴趣使然，而非什么重大项目成果，但韩建业坦言这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

该书重点讨论了禹征三苗、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涿鹿之战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进一步探讨了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的渊源、三大集团交互关系等问题，最后还对以华夏为核心的五帝时代的古史体系从考古学上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观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学不为有所求，而始于兴趣所在，也只有这样的境界，方能成就真正的学问。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对其主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并对如何加强该问题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77-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以下简称“早期传播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总体研究概况

（一）大量史料文献得以编辑出版

首先，一批早期报刊得以影印出版和发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刊。早期报刊的影印出版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共8册，其中前6册与“早期传播史”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新青年》、《共产党》、《向导》、《人民周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新青年》（中国书店，2011）的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空白，同时为研究“早期传播史”提供了便利。其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文献等得以编辑出版。主要有《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这些选集、全集、文集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年谱、传记等编辑出版。影响比较大的年谱有李良明、钟德涛编著的《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永春编著的《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朱文通主编的《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由李继锋等著的《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对于拓展党史人物及“早期传播史”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综合文献和专题史料的编辑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辑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入中共创立时期的重要文献72篇、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200余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11辑）、《中共创建史大事记》、《中共创建史辞典》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10―2004，12）》等，对深化“早期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十分活跃

新世纪以来，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大量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得以开展。首先，围绕着早期传播者纪念的学术研讨交流频繁。这些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还有国际性的。既有围绕着、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大人物”开展的学术研讨，也有为杨匏安、袁振英等“小人物”举行的学术活动。如2006年举行的“纪念杨匏安烈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对“早期传播史”上享有“北李南杨”美誉的杨匏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0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举办了“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的学术研讨会更是直接以“早期传播史”为研讨主题，如2010年举行的“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以“李达与中共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的。其次，围绕着相关事件纪念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比较活跃。如200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178――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全国各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全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纪念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年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以及全国各地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等。上述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大都结集出版。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传播史”的研究。

（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十多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早期传播史”研究著作。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对初期传播史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彭继红著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郭刚著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民出版社，2010）、王刚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黄进华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1900―19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著作也直接把“早期传播史”作为研究对象。马连儒著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刘宋斌和姚金果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著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从中共创建史的角度对“早期传播史”进行了透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在充分吸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对“早期传播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颇多新意。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对“早期传播史”也着墨颇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是国外第一部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其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着力最大。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一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大多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是其他知识精英（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早期传播的主力军。田子渝认为，这一群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第二，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自我否定；第三，几乎都是传媒中人。围绕着“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这一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张世飞等学者认为，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全燕黎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奠基者，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完成者，更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开创者。针对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田子渝认为，这个说法有悖于历史真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不是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历史，而是典型的用后来的概念诠释历史、“先入后主”研究范式，应予匡正。比较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阎颖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间先后的不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理解的程度以及对自己世界观改造程度的不同。赵春荣、张英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有鲜明共性特征。此外，杨匏安、袁振英等长期被遗忘的“小人物”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大拓展了“早期传播史”研究的广度。

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刚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想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补正“三民主义”，以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田子渝等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三：一是从思想体系上讲，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从中吸收某些思想改造三民主义；二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三是与苏俄对的支援有密切关系。就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李田贵、赵学琳认为，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宣传，对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田子渝等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五四时期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不应因意识形态而否定或忽视。但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的传播有本质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宣传的力度则因人而异，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一个人的思想而言也不是一以贯之，而呈现出阶段性。

学术界认为，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王刚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由于中西文化的语境不同，在最初的介绍和报道中，主要采取了“音译”、“附会”、“改译”三个办法来处理外来词，可能会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和曲解，但这在当时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王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背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立场、政治动机以及梁启超本人所处的境遇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梁启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因。欧阳跃峰就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详细论述。嘲姚锡长具体分析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江亢虎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江亢虎在民国初年有组织的、以出版刊物的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作用。王刚则对无政府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进而说服中国人要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

李军林详细考察了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周爱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五四时期期刊专号进行了研究，认为，五四期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或“马克思纪念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五一纪念号”宣传劳工神圣，唤起了工人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中共早期报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不仅对报刊个体与早期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更重要的是开始对中共早期报刊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就报刊个体而言，学者主要对《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中国青年》、《劳动界》等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特点等进行了考察。就中共早期报刊整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刘志靖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与较量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徐信华重点考察了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认为，中共早期报刊始终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强调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调查和总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者们还对五四时期的某些报刊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徐方平对《今日》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评价，指出，要客观公正地来评价《今日》杂志，在承认它存在一些不足的同时，仍应肯定它是一份由热忱于宣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进步刊物。杨宏雨、肖妮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星期评论》的评价，认为，应该用“进步”而不是“革命”作为尺度来评价五四时期的刊物。《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关注上。岳远尊对《东方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东方杂志》主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话语平台。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三条，即日本、法国和苏俄。但近年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提出，美国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主要依据有三：首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自于美国出版物；其次，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最后，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田子渝也认同美国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指出：河上肇称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多半来自美国。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渠道的存在。

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王刚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是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三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四是日本朝野人士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便利。石川祯浩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下了一番苦功，特别是附录《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极具历史价值，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情况。学者们对苏俄渠道给予了重点关注。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认为，俄国在之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中国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的介绍；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田子渝等对苏俄渠道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苏俄渠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学者们普遍认为，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吴汉全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留学生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十月革命前，留学生是以学生身份在吸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并通过日本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这些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量，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核心层。刘晶芳认为，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留日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除日本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和俄国渠道，而西欧渠道主要是由赴欧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担任媒介。汶生瑞认为，留日、留法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同时特别注重在实际的运动中和社会组织中发挥表率作用。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学者们对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主要是：第一，传播者成分比较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第二，传播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主观性；第三，传播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第四，传播者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深的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张德旺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突出特点：一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三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

李军林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从传播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张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三种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一是由“以俄为师”心理定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由“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对立论”引发的否定一切、简单对立的思维倾向；三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理论”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王刚在考察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后，得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力作。齐卫平对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到后形成传播热潮，经历了早期译介和广泛传播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十月革命和以后为起点的。广泛传播阶段是对早期译介阶段的超越。刘晶芳也对五四前后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与五四之前相比，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特点有三：一是传播的途径拓宽了；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了；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孙大为在比较中俄马克思主义传播异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提炼为：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成为中心内容；三是传播速度较快但理论成果不足。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个中心――北京、上海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广度进一步加大。

东北地区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黄进华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过程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大庸撰文考察了清末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王静、郑淑梅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早期传播史。武振凯对马克思主义在辽宁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分析，提出：大连、沈阳、建平是辽宁地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郭渊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长江中下游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二是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宣传马克思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傅绍昌就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介作了全面梳理，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传介出现了新的势头，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东方杂志》等报刊积极进行宣传介绍，甚至还成立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刘金如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民学会在其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自修大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孙念超从王尽美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早期传播。

何扬鸣从早期报刊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认为，浙江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早，数量比较多，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刘桂芳从图书馆这一独特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审视，指出：“马氏通讯图书馆”和“天津工人图书馆”是中共早期在天津播撒革命火种，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阵地。邓寿民对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进行甄别，认为王右木是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凌燕萍考证了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乡贤。梁严冰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早期传播历史作了尝试性复原。张俊国对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探讨。

（六）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与以往侧重于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史料性介绍不同，新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水平不断提高。

邱作健对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共产党宣言》1920年在中国的出版，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冲突激荡，东西方思潮文汇融合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王东风、李宁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出发，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段落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该译作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间的交互影响。郭燕来从《共产党宣言》早期在各个国家传播历程的视角出发，对《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是话语转换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辩证统一；二是传播内容时代化、通俗化与简单化、歪曲化的同时并存；三是传播主体成分多样、传播组织由非常规性到常规性的发展；四是在平面媒介中力求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五是传播对象针对性、层次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蒲国良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传播史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首先，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至今存在一些并非无关宏旨的歧义。其次，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应该给予更加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版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史中的一些史实仍需要进一步梳理。

（七）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三次论争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重新审视这场论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定性并不准确。侯且岸指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沈成飞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学界的认识也有了较大进展。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胡绳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张、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

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往的研究定势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田子渝等认为，对无政府主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认识，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潮在晚清传人中国的，是我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一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桥梁。张琳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参照和对比的中介作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看不到这点，就不能深入地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就不能很好地揭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深层原因。

三、几点思考

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加以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

“早期传播史”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应该一方面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国外研究著述加以翻译、介绍和评论；另一方面，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加强“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国际学术交流。这对于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国内史学和理论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已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很不够。

（二）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的现象，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学科的框架内。因此，应拓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视域，综合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加强对“早期传播史”的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使“早期传播史”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早期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电影不断确立其艺术和市场地位的演进过程。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培雷聚焦歌舞片,对早期电影导演方霈林的《万紫千红》、《莺飞人间》、《花外流莺》及《歌女之歌》等四部影片做了读解与分析。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鲜佳则选择中国早期魔幻电影进行探讨。她以早期电影商业浪潮生发出来的武侠、神怪类型片中的魔幻色彩为基础,阐述了早期中国式魔幻电影的文化渊源,艺术与技术特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孔丽丽则对1923~1928年的上海银幕上的战事影片进行系统地研究,指出战事影片为乱世中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抛开战事的纷扰与个体的无力,可以游移于现实与想象世界间,感物兴怀,抒发家国梦想。3.早期电影作品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默认为,《火烧红莲寺》被禁到现在已80多年,对这个案子始终没有重新审理,以一种混沌的状态存在于中国电影史当中。《火烧红莲寺》被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之上。这一错误判例的形成,虽是基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目标,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专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连党合谋的产物。重新申诉《火烧红莲寺》及武侠神怪片被禁案,旨在反思大众文化中的童化综合征。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虞吉从建构“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述”的角度切入,对《空谷兰》进行细读和深读。他认为中国电影受到早期文明戏的影响,继承的是中华文明三大传统(即“诗”的传统,“文”的传统和“传奇”的传统)中的“传奇”传统。此“传奇”传统就是叙事传统,从《孤儿救祖记》到《空谷兰》,标志着中国电影自身叙事范式推向深入,在早期中国电影间进行了广泛扩散,由此形成了中国电影自身的“本事”主义观念和美学。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国民党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国民党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推翻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应当把中外电影交流纳入早期电影史的研究之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从机件引进、观影舆论、绳准与借镜、营运理念四个方面对外来电影影响从理论上、逻辑上做出比较全面的关照。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琳认为,应该把外国电影接受研究纳入中国电影史研究范畴,她关注早期法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放映情况,她本人亲往法国百代公司进行资料查寻与考证,指出了对目前存在的早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一些说法的出入和失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燕注重美国电影和早期中国电影的互动。探讨了早期的陈查理电影创作及其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将2004~2005年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掘出的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迷梦》、《渔火》与《军用火车》,与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三个摩登女性》、《船家女》与《风云儿女》进行对照研究,认为它们在题材、主题与摄影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显示出中韩电影意象建构系统的通约性,在面对现代性文明的覆盖与军事化殖民的相似历史境遇中,共同汇合处具有东亚美学雏形的电影风格。早期粤港电影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与他的学生赵益认为,美国《电影世界》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罗兰?F?万维沙的访谈的面世,进一步证实了《庄子试妻》早于《偷烧鸭》一说,从根本上撼动了正统的中国电影史学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表述。而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为黎北海的说法,则远不如是万维沙、黎民伟的说法更贴近史实。黎民伟六子黎锡带着黎民伟日记原件、记事簿参加“粤港电影”分论坛,介绍了其父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的变化,指出黎民伟和他的团队最早拍了大量孙中山活动的资料与早期国共活动的影像。黎民伟经过国共两党之争之后政治上参与就少了,或者基本上不参与。此外,刘辉、吴月华、沙丹等研究者对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电影业、战前的香港影业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香港左派电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wWW.133229.Com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brown的观点,认为约7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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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8](荷)海渥.会计史(文硕等译)[m].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9](美)a·c·利特尔顿.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等译)[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人民出版社,1965.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3] 中外数学简史编写组. 外国数学简史[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 李迪. 中国数学史简编[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5] 解恩泽,赵树智.数学思想方法纵横论[m]. 科学出版社,1987.

[6] 傅钟鹏.中华古数学巡礼[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7] 周金才,梁兮. 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8] 成圣树. 会计审计史辞典[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9] 孙邦治. 会计发展史[m].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0] 李孝林. 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j].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2).

[11] 文硕. 文明古国的会计[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12] 高治宇. 中国会计发展简史[m].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 文硕. 西方会计史(上)[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14] 卢永华. 广义会计理论[m].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5]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16] 郭道扬. 会计发展史纲[m].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17]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8] 钱雪门,赵佩珏. 现代会计入门[m].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2.

[19] 郭道扬. 会计史教程(第一卷)[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0] 汤云为,钱逢胜. 会计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1] 刘文龙. 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m]. 商务印书馆,1983.

[22] (美)a·吉特尔曼. 数学史(欧阳绛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

[23] (苏)鲍尔加尔斯基. 数学简史(潘德松、沈金钊译)[m]. 知识出版社,1984.

[24] (英)斯科特. 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m]. 商务印书馆,1981.

[25] (英)l·霍格本. 大众数学(上册)(李心灿等合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

[26] (苏)索科洛夫. 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27] (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 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8] (荷)海渥. 会计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9] (美)a·c·利特尔顿. 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体育实践;体育发展道路

之前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予以审视。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主要解析党早期领导人在“体育存在本真”［7］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呈现其对“何为体育”议题的回应。其次，在认知论层面，讨论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这一客观存在的认知”，呈现其对“何为体育价值”议题的回应。第三，在方法论层面，讨论党早期领导人对“如何应对体育认知”，即对“如何实践体育”议题的回应。整体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何为体育”“体育有何价值”及“如何实践体育”三重议题的回应与解答，构成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演进的思想密码。故此，对以上三重问题的梳理与呈现，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尤为值得指出的是，限于体育思想形成与实践的时间模糊性客观存在的事实，并结合体育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的前人历史分期传统，本研究所涉的“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具体历史跨度，主要是指在新文化运动(1915年)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之前的历史时期，特做说明。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讲历史必须讲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原因在于与一般思想史所类似，体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存在着历史延续性，此也使得以标志性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历史分期，在考察体育思想时也面临着时间界限的模糊性。如党早期领导人的某些体育思想与实践在党成立初期，甚至是在党成立之前即已初现端倪。故此，在相关论据的收集方面，本文也使用了部分党早期领导人在党成立之前就已形成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的相关材料。

1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本体论”构建:对“何为体育”的解答

本体论意义在于通过对存在本源和本质的说明，来为解释事物(世界)提供理论遵循的出发点和支持点［8］。就体育思想史研究而言，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什么是体育”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解答，构成研究其体育思想的逻辑起点。故而本章尝试在党早期领导人回应“何为体育”的思想渊源考察及其对体育本体要素整合逻辑的梳理中，阐释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构建的历史意义。

1．1对“何为体育”的本体思想回应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质议题讨论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对体育的论述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并认为体育始终与生产方式的组织存在着联系［9］。虽然马克思并未触及直接的体育专门性论述，但其思想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范式”向体育领域的延伸［10］，直接影响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的认知。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达到了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认知的深度。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实现了对体育本体问题的最清晰回应。其突出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造就全面发展的人”［11］2的发展理想运用于对体育本体认知的理论之中。与诸多同时期主张积极推行体育实践的思想家或教育家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实践层面重视对体育的提倡与实践，也在体育本体理论构建层面上清晰地回应了“何为体育”的问题。毛泽东将体育本体界定为“体育者，人类自养生之道也，使身体平均发达，有规则次序可言也”［12］。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有多处关于体育的界定，但该处的界定最为清晰明确。其不仅清晰地回应了“何谓体育”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澄清了体育的独立性，从而在本源上明晰了体育对诸如军事、宗教、导引养生、祭祀、节日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的附庸性。首先，毛泽东对体育的界定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本体论理想，为体育的存在提供了本源和本质性的理论出发点和支撑点，从根本上明确了体育这一客体之于人这一主体存在的意义———“有规则次序的自我养生之道”。其次，该界定赋予了体育本体的独特性，并明确了体育这一特殊存在的本质属性。此为体育突破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束缚(亦或附庸)，为突破被误解为“体育即人类本能”“体育即教育”“体育即军事”“体育即大肌肉活动”“体育即健康”等片面认知［13］，均提供了本体论的认知基础。更为体育的过去及将来的认知提供了根本性的起点———人的全面发展。此外，该界定也为后续体育价值的讨论确立了坚实的根源性依据。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在对体育本体的回应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间接性。陈独秀体育思想也触及到了体育本体论意义层面，将“强健之身体”［14］54视为人的“幸福内容”，并主张完整的教育“全身皆有训练，而不单独注重脑部”［14］131。恽代英则从学校体育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体育本质在于“保学生之健康”，并明确地反对“选手制”“军国民体育”“贵族式的体育”［15］。从回答“何为体育”的角度而言，恽代英通过批判的方式实现了对体育主体的厘定，李大钊从“劳工体育娱乐意义”的角度，杨贤江从“身心和谐与精神饱满”的角度，邓中夏与萧楚女从“青年人身心锻炼意义”的角度，对体育本体进行了间接性的理论构建［16］239－243。由此可见，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界定均是聚焦于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本逻辑的内在遵循。某种程度而言，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何为体育”这一问题的潜在梳理与界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进步性。其与当时著名体育史学家郭希汾教授在《中国体育史》中的专业业内界定———“守一定方法之秩序，以为运动，其主旨专为肉体之锻炼”［17］的观点相比毫不逊色。显然，这种超前性与进步性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人全面发展的本质关照。

1．2对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整合

完成对近现代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整合，推进体育本体的要素现代化构建，是中国体育思想史所面临的特殊时代议题。近代以来，体育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本体要素亟需“本土化”意义的整合与构建。不可否认的是，洋务派的“兵式体操尝试”、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探索”、留学生群体为代表的“军国民体育”及“土洋之争”“自然体育”“国粹体育”等［2］，均体现出当时社会各界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尝试。显然，面对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及具备成熟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及运动体系”［18］的现代西方体育，如何实现对中国体育的现代本体要素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已悄然进入了党早期领导人的关注视野。首先，对本民族体育文化存在形式的肯定与继承，对西方体育文化形态的吸纳，体现出了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回应现代体育本体要素构建的基本思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结构演进来看，历史上每一次的文化转型与发展，均需要立足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先要做到“文化自觉”，在知晓自身文化来历的基础上，继而才能做到文化发展路径的“文化自决”［19］。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在体育本体要素构建层面不仅继承了本民族体育文化要素，并且理性地接纳了西方现代体育文化要素，在实现对中西体育要素融合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体育本体论层面的现代性构建。毛泽东通过对中西体育的对比分析，指出了两者在本体论意义层面呈现出内在追求的统一性与外在表现的差异性，为理性吸纳中西体育要素、推进中国近现代体育本体构建奠定了基础。首先，在外在差异方面，毛泽东指出“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之不一”［12］，表明了中西方体育的差异性根源———西方体育的“精于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以及西方体育的程序性。其次，在中西体育的内在统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了中西体育本质具有共同性———均是通过“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借以实现“身体平均发达”［12］。由此可见，在体育本质的认知层面，他完成了对中西体育均为“养生之道”的内在统一的同时，也对中西体育间的外在形态差异的实质作出了根源性的解释，即通过对中西体育的简明比较，阐明了中西体育之于人的本质塑造效能的内在同一性，并在哲学层面上锚定了中西体育存在本质的逻辑基点。其深层含义不仅是对中西历史文化结构中体育存在方式的肯定，亦是对本土体育文化主体存在的明确。其次，党早期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对体育本体构成要素的构建，借以实现对体育本体认知的推进。杨贤江在《体育之四大要素》中，明确地将体育要素定义为“体质、体格、体力与气力”［20］。其中前三要素多是对生理学界定西方体育要素的思路借鉴与采纳，而对“气力”的界定则明显借鉴了东方体育家的意见，整体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者文化要素的多元吸纳。陈独秀在认清“军国民体育”本质之后，力倡“游戏与体操”［14］290等方式，实现对人体各种器官、神经、本能及道德情感的提升与培育。尤其是在目睹“军事体育”“军国民体育”及马良的“新武术运动”等对体育本体构建的不断尝试之后，陈独秀最终提出“讲体育应有三戒———兵式体操，拳术，比赛的剧烈运动”［21］，由此可见他主张的是一种综合性的中西合璧的现代体育要素构成观。恽代英明确表现出对西方“贵族式体育”及“军阀式体育”的强烈批判，并将“打拳习武，亦或游戏”［22］392纳入乡村运动的范畴，体现出对传统体育构成要素的接纳。概而言之，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的主体性认知已渐显出对“体育中西之别”的突破与超越，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已逐渐触及对人全面发展促进的“游戏论”［23］哲学本质。

1．3对现代体育本体构建的历史意义

纵观近代中国体育的本体构建历程，经历了由本土客观存在的处于“非显学”地位的综合性“养生之道”与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处于“显学”地位的“游戏性”文化相互“化合”的过程。从社会各阶层推动中国体育思想史演进进程来看，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深刻影响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本体构建的现代进程。其主要影响体现在:其一，拓展了体育的独立性文化发展空间;其二，推动中国体育跨越了“中西之别”的主体性认知误区;其三，将“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到了体育本体的构建之中，奠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文化精神。首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4］的基础上，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对现代体育本体的构建与本体要素的确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育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长期“积弱”的态势，并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体育的独立文化形态发展空间。从中国文化结构来看，中国体育的发育程度并没有西方近代体育那般“成熟”———“中国体育未能成熟，仅处于一种‘准体育’的状态”［25］。其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立性，被深层地隐藏于“健身、养生、军事、教育、伦理等”［16］2文化形式的外衣之下。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普遍重视体育作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体性作用，主张在继承自身体育文化养料的同时，吸收外国先进体育文化，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26］3。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的文化主体性意义在于为体育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解决了体育文化发展的独立性问题，并使体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直接参与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发展空间向度。其次，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主体性的把握———对何为体育的回应与解答，促使体育跨越了“中西之别”。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主体存在目标的确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体育“土洋之争”的文化主体性争辩。“体育”作为外来词汇，在引进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均面临着中西体育“领导地位，优势指导思想”［27］5的争论。党早期领导人群体考察中外体育文化时，展现出一种超越“冲突论”意义的发展权利观，极具包容性。其将对中外体育之别上升至体育本体存在的终极意义———“有规则、有次序的养生之道”［12］，以此来实现对中西体育本质认知的统一，而不是仅拘泥于因体育要素或形式的中外差异所造成的表面性冲突。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与实践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奥义在于［26］2以一种继承与发展本土体育文化同时又对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吸收的兼容并包方式，完成了体育本体性文化构建。再次，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中的“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构成党早期领导人群体构建现代体育本体要素的内在思想遵循［28］。换言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与尚武精神为党早期领导人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注入了精神动力。正是由于党早期领导人对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层激发，体育在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互动中才实现了对“西方身体历史建构经验”［29］的超越，并为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确立精神基石。整体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本体的现代性构建在确立体育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实践锚定了准确的方向。

2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认知论”生成:对“体育价值”的判断

认知论的根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认知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30］，即在从影响行为的环境中的事物认知、理解与阐释中，推进对具体事物的价值判断［31］。故此，在党的初创期及大革命时期对体育功能和作用的准确把握［32］，折射出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价值”的认知理性，笔者尝试从体育与个体、群体及国家的关系互动中呈现党早期领导人“认知论”意义上的体育价值判断。

2．1体育的个体生物学价值考察:身心皆适

“身心皆适”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个体在生物学价值层面的准确认知。完成体育客体对人的主体的探析，是建立正确体育价值判断的基础性前提。近代以来，对体育认知的实际却在较大程度上模糊了对体育价值的判断，原因在于体育起源的多样性学说及伴随人类社会的长久性，赋予了体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社会结构中发挥价值与功能的多样性认知。党早期领导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引下，深知对体育生物学功能的解析是建立对体育正确价值认知的首要途径。故此，党的早期领导人较为普遍地重视对体育之于社会个体价值与功能的考察。首先，对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强健，是党早期领导人考察体育个体价值与功能的核心维度。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即在《体育之研究》的“体育之效”章节中指出了体育对个体功效的起点为“强筋骨也”，并进一步论述“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情感，因而强意志”［12］。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体育对个体的功效在于实现“身心皆适”———“养乎吾生、乐乎吾心”［12］。毛泽东从“新陈代谢”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体育对身体强弱的改善关系，并引据中外，实现了对体育“身心皆适”功效的论证。李大钊在关心劳工的体育娱乐问题时指出“人体的健全”在于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的调剂的发展，体育(游戏、游玩、娱乐等)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畅旺［33］。在陈独秀所主张的“兽性主义”思想中，则将“体魄强健、力抗自然”的身体强健与“意志顽狠、善斗不屈”的顽强意志［27］182视为体育对青年群体锻炼的核心功效。其次，除了从身心考察体育的生物学功效之外，防卫与卫生也成为党早期领导人关注体育价值的重要维度。杨贤江在《青年对体育的自觉》中认为“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使成为强健而美的体格和体质”［20］841－848，不仅表明对“心灵和肉体平均发达”的作用，也阐释了体育防卫与卫生健康的功效。恽代英尤为重视“生理卫生学之教授”，指出“欲发达身体之某部位，须先知此部之生理状态”“生理卫生乃人身最有关系之学科”［22］380－384。整体而言，得益于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社会个体功能的科学性系统考察，加速了整个社会对体育功能的认知冲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的进程。此对体育功能的客观性认知，为党的后续体育实践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价值判断基础。

2．2体育的群体社会学价值锚定:体育为人民

“体育为人民”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群体的社会学价值认识的一贯定位。体育活动开展的群体性特质促使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群体价值进行了探索与考察。党早期领导人在讨论体育与社会群体关系互动时，将体育的人民性放到首要地位，确立了“体育为人民”的体育社会价值思想，直接表现为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面对体育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正确认识———关心普通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的体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倡体育运动的出发点［34］3－11。首先，对普通民众体育的关注，构成早期领导人审视体育社会价值的出发点———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之本，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理想之本［35］。曾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在涉及体育社会价值阐释时，指出社会的进化要使人人享受文明的幸福，积攒起来则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经过军国民体育训练的人，形成的是“战争与不生产”思想，是与社会文明相悖的［22］389，由此可见体育是构建群体社会幸福理想的基础。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对体育社会价值认知方面已经流露出“体育为人民”的思想观念，即主张应充分发挥体育对群体的思想教育功能［36］。在体育社会价值产生的机理上，毛泽东认为强民而后强国，体育功能先直接作用于个体后间接作用于社会———体育为人的健康服务，进而为经济与政治服务［35］。换言之，毛泽东对体育社会价值的诠释是建立在体育之于个体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的个体必然会推动社会理想有效达成。在对体育的提倡过程中，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邓中夏等早期领导人均十分重视对体育的普及性及广泛参与的提倡，并通过对“选手制”“过度强调竞争的锦标制(激烈运动)”“贵族体育”的反对，来提倡体育的全民普及性。整体而言，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均视体育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教育手段［34］12。其次，关心普通民众体育，确立体育为民的体育社会价值，体现了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思想继承与发展。接受马列主义并承担着思想文化先锋角色的党早期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体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是摧残工人健康、剥夺工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社会根源”［11］1。面对无比复杂的革命形势，在国人意识尚未警醒的背景下，将体育社会价值定位于“体育为民”的思想，是对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在具体实践路径选择方面，依靠体育来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依靠体育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为革命战争和现代国家构建凝练力量，体现党对体育社会价值与功能的准确把握［37］。综上所述，从整体上充分说明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社会价值———“体育为人民”的深刻而准确的认知。

2．3体育的国家政治学价值生成:动以卫国

“动以卫国”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之于国家政治价值认知的准确时代定位。近代中国面临着亟需实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38］。面对国家构建的紧迫性，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以“洋务派”与“资产阶级”等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借体育实现强军目标，追求对国家政体的激进构建，一定程度上强行扭曲了体育的本义。党早期领导人并未选择以体育代替军事的激进性国家构建道路，而是选择立足于体育本义，结合时代现实，以理性的渐进性发展的方式指引着中国体育的正确发展方向。从早期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倡的“军国民体育”激进主张向“动以卫国”的理性思想转变，体现了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政治功能认知的准确把握。“动以卫国”虽然是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政治功能在国家构建中的宏观价值定位，但其同时主张“动以卫国”的政治价值实践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基本前提的。毛泽东在论述体育的功效时指出“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也。皆非本义”［12］。在此毛泽东虽明确了体育具有在生物层面养护社会个体身体健康的功效，在国家政治层面具有保家卫国的功效，但与此同时也指明除了以上两种价值(功效)，其他均非体育的本义。体育的本义在于“盖养乎于吾生乐乎于吾心而已”———兼顾养护身体与调节心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体育本质价值的认知是建立在“身心并完”基础之上的。在《体育之研究》的开篇，也暗含“国力苶弱”与“武风不振”及“民族之体质，日趋轻量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毛泽东以上观点均表明体育在国家层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体育政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其本质功能有效发挥这一基本前提。故而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价值实践，易将体育与军事混为一谈，进而造成“军国民式体育”，必然会丢失体育之本义，造成对人发展的戕害。新文化运动后的陈独秀也对“军国民体育”作出了批判，恽代英、杨贤江等人也从学校体育、三育并重、反对军阀体育、反对锦标主义等诸多方面对军国民体育进行了多重的批判。某种层面而言，不管是洋务派的“兵式体育”，还是后续的“军国民体育”，亦或由军政人士直接推动的“新武术运动”等，均是建立在以模糊体育与军事间的界限，尝试以体育代替军事，进而直接推动以军事促成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逻辑之上的，其结果必然是深受“误以军事为体育”［39］为代表的强烈工具理性观念的毒害。从结果来看，“兵式体育”“军国民体育”及“新武术运动”的失败，均表明了体育的政治价值实践与表达不能背离体育本义，更不能模糊体育与军事两者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脱离体育对人“身心并完”的本质价值，而片面地追求体育的非本质价值与功能，必然会扭曲体育。换言之，体育的政治价值实现具有条件性。历史经验也证明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活动开展，必然会在体质、知识、爱国意识、军事训练及竞技体育的为国争光等诸多方面深层推进国家构建及国族构建，诚如杨贤江所表述的“报复主义的‘体育’原不足取，但防卫主义的体育是不能少的”［20］745。

3党早期领导人体育思想“方法论”选择:对“体育发展”的实践

面对如何发展体育这一实践命题，党早期领导人所采取的体育“方法论”选择，在以中央苏区及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红色体育文化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定程度而言，党早期领导人对体育的“方法论”选择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基石。总结党早期领导人的体育思想“方法论”精髓，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思想的确立、以“国族构建”为目标的体育革命的实践和以“科学发展”为理念的体育发展路径的探索。

3．1以“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底色的铸造

党早期领导人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的确立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铸造了最为本质的思想底色。在形成对体育本体及体育价值的理性认知后，对全民体育权利的争取与保障及对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构成党早期领导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思想的核心维度。党早期领导人实现了将革命实践中政治平等权利向体育领域的延伸与推进。体育权利平等获得了思想保障，而党对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则标志着体育权利平等的真正实现。首先，对全民体育权利的争取与保障，从根本上赋予了人人参与体育的平等权利。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的中心任务时指出，革命的本质在于对民主的争取。显然，确保无差别的个体体育参与权必然是争取民主的一部分［40］。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党早期领导人便积极推动“人人权利平等”的理想信念在体育领域内的实践，如通过对“贵族式军阀式体育制度”的激烈批判来推行体育权利平等的主张［41］。党早期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体育的阶级性、贵族性，故而积极主张“平均体育权利”。恽代英对体育权利的不平等问题作出了激烈的批判:“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以供养几个贵族式、军阀式的选手。这是何等的不平，何等亟待改革的事呢!”［22］3921933年，共产党人在《青年实话》上解析了体育权利不平等的原因和危害，“由于社会的不平等，致使工农群众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力”［42］，其伴随的结果就是生产水平的低落和体质的退化，体现出了党早期领导人群体对体育平等权利的重视。党在体育实践中，将体育纳入党的政策文件中，极大地推进了体育权利保障的法制化进程。从1932年开始，体育作为苏区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被《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所确立，其强调在广大青年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43］30。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苏区体育法规不断健全，《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俱乐部纲要》等一批保障全民体育参与权利的政策和文件被陆续印发。其次，全民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真正标志着共产党人对平等体育权利的真正实践。随着革命队伍的不断发展，中央苏区的体育活动及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实践成为党践行“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的主战场。根据曾飙教授的统计，1929—1934年间发生在苏区的体育大事件高达161起，颁布的体育指示及政策高达22项之多［44］12－33。1932年，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发动群众去做各种运动［45］22。由此可见，经过党早期领导人孕育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不仅赋予了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参与体育的权利，更是通过大量的体育实践与组织极大地保证了体育平等权利的最大实现。

3．2以“国族构建”为目标的体育革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