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7:18:30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着其进入新行业的成败。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的行业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并且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的行业选择有其自身的作用机制。企业应该综合考察其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特征并将其运用到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中去,公司治理文化的行业特征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其进入新行业新领域的成败。因此,对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行业选择的相互影响

1、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选择的影响

(1)行业结构需要一定的管理技术系统支持,这个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否切合,直接影响企业在行业中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行业选择之所以要考虑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相契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所选择的行业的管理技术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切合,它就很难为股东、董事、监事和管理者等公司治理的参与成员所接受和学习,行业优势也会因此而难以形成。

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所拥有的经过反复整合已经模式化了的行事方式,这种方式过去曾卓有成效地适应了一定的生存环境,经过长期相传,又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东西。在这个模式化的体系中,包含着一定特质的管理技术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定的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仅是指物质的管理工具,而且是指特定的管理艺术。每一个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技术系统都有某种独特的素质,我们所说的模式化的东西,就是指这种特质。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即使人们具体使用着的管理工具改变了,它还会继续存在于新的管理工具当中;甚至当人们采用其他公司治理文化传来的管理工具时,这种模式化了的特质也会借助其文化的惯性力量体现在其采用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一个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具有这样的整合力量,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所要求的管理技术系统如果与之切合,就能得到一种可持续开发的管理技术支撑。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完全隔绝的,就意味着企业在采用新的管理技术的同时还要学会放弃既有的模式化了的管理技术能力,使自身已经熟悉并且熟练了的生存手段失效。这意味着处在行业转换当中的人们要承受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学习、理解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系统;另一方面是放弃业已成熟了的管理技术能力。这样的行业调整与转换,无疑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断裂,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这种困扰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既有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突然失灵,造成它们的浪费和流失;二是学习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基础;三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和信仰背景,不仅是学习和模仿异质公司治理文化中的管理技术与经验很难,而且即便是学,这些技术和经验也很有可能在仿效过程中耗散和变形。因此,将一个公司的行业选择植根于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模式之中,尽可能使两个管理技术系统相契合,使行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同公司治理文化的转型保持动态的一致对行业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优势行业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而公司治理文化模式正是这一环境的内在基础或内在模式。一个企业公司治理文化的价值系统、道德观念等,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支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行业的发展,毕竟任何行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又都是被打上了文化烙印的人。因此,一个企业的行业管理制度如果与其治理文化相切合,这个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即它的经济、社会功能的实现就有了深厚的基础。就公司治理体系来看,行业选择的合理与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能否将一个企业内外部的人力、财力等所有资源激活并将其有效组织起来推动行业的开发与发展。

2、企业行业选择对公司治理文化的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主要受到四个因子的影响,即专用资本所有者权益保障因子、创新与开放因子、制度规范性因子和社会责任因子[1]。公司治理文化通过将重心放在不同因子上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而这种配置恰恰受到企业所在行业的强烈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是适应企业生存需要而产生的。伴随着企业的产生,其长期生存所必须的基本假设就存在于企业员工和所有者之中,之后这些假设成为公司治理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与schein的见解相一致,他解释了成功的行为如何制度化进而转化为企业价值,最后成为潜在的假设[2]。表现在行业影响方面,企业必须适应行业所要求的某些假设才能生存。与行业驱动假设相适应的行为也会导致成功的结果。这样一来,正如schein描述的那样从成功经验中提取处理的价值观和假设凝结为公司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旦行业驱动假设不为企业广泛共享,那么其行为将与行业市场基本要求发生冲突并威胁企业生存。社会学家还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对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组织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组织必须遵守的成文和非成文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合法性、生存和繁荣。从本质上讲,它们反映了特定制度环境中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因此,行业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治理制度价值观和信念的组织表现之一。

二、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特征的作用机制

与其他管理手段相比,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赖于作用效果。文化以假设和相关价值观的形式介入外部环境和内部权力与控制的分配,经过市场竞争的检验,只有与其所处行业环境相融合的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当然,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因而对于管理者来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结构和流程。公司治理文化作用既包括与如何管理有关的内部控制导向信念,也包括与如何竞争有关的外部导向信念[3]。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莫过于公司治理文化和制度规范,由于企业行业差异,两者及其内部之间的作用重心也应该有所不同;外部导向包括处理外界环境所带来的风险等。不同的行业因其本质假设差异内所隐含的风险显然不同,如行业退出壁垒高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顾客偏好差异及变化大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等。更重要的是行业特征风险本身将对企业如何处理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出于行业驱动文化研究的需要,相应的行业分类系统也有待于发展。过去的行业分类主要集中在财务、就业量及产出等特征上。其实,除了上述特征外,员工技术含量、顾客偏好、产品竞争范围、行业成长等都构成了行业文化驱动的重要特征。

1、文化内部控制导向行业特征

首先,我们将内部控制要素区分为正式控制和社会控制机制。正式控制包括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或者说流程控制),通过它可以对结果和行为进行评估、激励和奖赏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企业内部的正式控制还可以分为等级控制和合同控制。合同控制更多依赖于法律 ,等级控制更多依赖于制度。合同控制易于理解;等级控制指组织内部所采取的控制,它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包括命令和评估绩效。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机构的成员、会议、政策和程序都是等级控制的一部分。不管控制的目标是在于界定特定的绩效(产出控制)还是特定的过程(行为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下往往会导致道德、责任或者是竞争意识的缺乏。并且正式控制还被认为有碍于信任的发展。

相比之下,社会控制通过“软”方法引导合意行为,更多地考虑影响他人行为。社会控制基本假设是人们可以最终决定自身的行为:通过社会化和一致的决策流程、强大的价值共享,员工将更加忠于企业;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减少组织成员之间目标差异,以达到影响员工行为的目的。这种影响只有在共享目标、价值观和规范时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只有通过公司治理文化这一纽带才能发生作用。在长期社会控制的基础上,企业之间价值共享还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内部的信任关系。此外,社会控制还为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提供相互支持的氛围从而增进企业内部的相互理解[4]。尽管社会控制存在正式控制所不具备的种种优点,但是社会控制并不排斥正式控制,相控制必须以健全的正式控制为基础。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最优的内部控制机制是由任务的特征决定的,也可以说成是控制机制情境适应性。即:在任务特征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适应性。对控制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任务的两个特征:知识可传递性和结果的可测性。知识可传递性指管理者对整个知识传递过程能够理解的程度。结果可测性是指以客观、精确的方式对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结果控制对于高可测性和知识传递性较为适应,而行为控制则恰恰相反。当两个纬度都较低时(如非常规问题和创新等),社会控制(对应于公司治理文化)相对于正式控制(对应于制度)为最佳。

任务的行业特征,包括行业知识密集度(尤其是隐性知识)和行业内企业信息对称程度对内部控制的选择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知识的可传递性取决于知识符号化和标准化程度特征,这与企业的知识密集性及其知识类型是密不可分的。

2、企业行业文化外部导向特征

公司治理文化外部导向也即公司治理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性,来自于公司治理理念与外环境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企业公司治理独特的行为模式,这种独特的行为模式系统能够反应公司治理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和生命力。对公司治理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竞争环境根据其复杂和动态程度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纬度[5]。

(1)产品市场的集中度和复杂性(所在竞争环境的企业数量和差异性)。企业运作的竞争形势对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纬度。企业相对数量(行业集中度)决定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可以从完全垄断到完全竞争。毫无疑问,完全不同市场结构之下的公司治理文化将存在显著的差别。

(2)稳定性或者动态性(行业环境的变化程度)。行业环境的稳定性或动态性对企业价值观和基本假设有重要影响。如:在高技术行业中,企业所处高度变化的环境促使个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积极行动解决问题。企业最大的需求是创造力和快速开发能力。相比之下,在稳定的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标准涉及到人际关系、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和稳定。

(3)成长性(企业所处行业的成长速度)。行业成长性能够影响企业承担风险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和行为,而这些都将反映在公司治理文化中。行业高速成长则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行业成长还会影响员工稳定性、潜在创新资源。这些都会增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在低成长行业的企业中更加倾向于依靠正式控制如政策、程序来指导员工的行为。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行业成长与其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新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行业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反过来说,在高度成长的行业中企业将经历资源充沛、利润持续增长和大量的机会并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在行业成长性方面,我国企业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自1979年起,除了为期不长的打断之外,我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必然是绝大多数行业的高度成长。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客观地讲,我国的企业远没有经历过像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而又残酷的大范围的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其中包括适应高度成长的公司治理文化。一般来说,企业起步阶段,免疫力都很差,也就是说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尽管如此,企业却得到了其能力之外的成就。

三、公司治理文化产业特征的现实意义

1、指导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我国公司治理文化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众多的弊端。公司治理文化不仅仅存在管理手段上的问题,发展方向也非常不明确,特别是在对企业创新性的考虑上常常是有欠考虑。然而,公司治理文化管理具有不同的偏重维度,企业首先必须明白公司治理文化管理的方向性,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方法。比方说,制造业企业间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相似性,它们都更加重视创新和冲突解决,创新能力甚至成为影响企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因此企业在制定公司治理文化战略决策时,必须认真分析其所在的产业对创新的特殊要求,选择合适的公司治理文化维度及管理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导公司治理文化变革管理

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同时导致与这相关的假设和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管理中也可能会忽视公司治理文化的相应调整。如果这样的话,新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出现并进一步诱发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的抵触情绪。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现公司治理绩效下降,由此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改革。但是以过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会抵制变化。然而,环境的变化很少导致公司治理文化从假设层次上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重新构造整个产业。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价值观层次上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情,价值观层次的变化会产生企业改变公司治理文化的压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进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员顾问等。也就是说存在两种层次上的潜在力量对公司治理文化产生作用:假设和价值观。显然,假设层次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更加具有影响力。它可能人们在进行商业运作时下意识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企业需要新鲜的血液促使假设层成功地转变。价值层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原有的成员或许就能够胜任。当然,组织必须经历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如国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变更,国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业运作的主导力量,随着产权制度与产权结构的改革,股权结构渐渐多元化,行政干预的力量逐渐减少,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新情况重新调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质。

3、为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参考意见

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通过简化决策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当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而无法迅速、准确、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公司治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等“习惯”进行决策,从而简化决策过程。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如果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在价值和行为取向上与公司治理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公司治理文化会将其纠正并将之引导到公司治理的价值面和规范标准上来。靠这种协调机制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次,减少机会主义,节约监督成本。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和考核以及加大处罚力度等制度安排增加机会主义成本,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但这需要较大的监督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价值观念或认知学识,是公司治理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们限制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从而使人们超出对个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计较,并诱发集体行动。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个人对于某项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认同和依赖,能够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加强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诺思等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一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它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公司治理文化具有使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从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效应。公司治理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所以,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会形成强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驱动力,成为成员自我激励的一把标尺。同时一种优秀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强调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方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它不但加强了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而且企业通过创造除物质激励的其他激励方式来满足不同成员的不同需要,从而强化企业各方的合作博弈,成为解决企业相关各方激励不相容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刘　翌·我国公司治理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 2001·

[2] schein, edgarh,“coming to anewawareness 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 1984, vol·25,issue 2·

[3] chatman, jennifera; jehn, karen a:“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how differentcan you be?”[j]·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 mississippi state, 1994·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行业选择的相互影响

1、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选择的影响

2、企业行业选择对公司治理文化的影响

二、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特征的作用机制

1、文化内部控制导向行业特征

2、企业行业文化外部导向特征

三、公司治理文化产业特征的现实意义

1、指导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2、指导公司治理文化变革管理

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同时导致与这相关的假设和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管理中也可能会忽视公司治理文化的相应调整。如果这样的话,新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出现并进一步诱发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的抵触情绪。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现公司治理绩效下降,由此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改革。但是以过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会抵制变化。然而,环境的变化很少导致公司治理文化从假设层次上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重新构造整个产业。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价值观层次上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情,价值观层次的变化会产生企业改变公司治理文化的压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进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员顾问等。也就是说存在两种层次上的潜在力量对公司治理文化产生作用:假设和价值观。显然,假设层次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更加具有影响力。它可能推翻人们在进行商业运作时下意识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企业需要新鲜的血液促使假设层成功地转变。价值层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原有的成员或许就能够胜任。当然,组织必须经历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如国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变更,国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业运作的主导力量,随着产权制度与产权结构的改革,股权结构渐渐多元化,行政干预的力量逐渐减少,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新情况重新调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质。

3、为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刘　翌·我国公司治理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 2001·

[2] schein, edgarh,“coming to anewawareness 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 1984, vol·25,issue 2·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文化；文化成本；会计学

一、公司治理文化成本的会计学分析的可行性

所谓公司治理文化，是指公司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等公司治理机关在运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公司治理的理念、目标、哲学、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安排等及其治理实践。公司治理文化的会计核算是指利用会计核算体系，对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消耗进行计量、记录并报告，采用相应的方法计算出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和单步骤成本。核算的基本目的是反映企业在建立、发展公司治理文化过程中发生的耗费，为成本控制提供所需要的基本资料。对公司治理文化的成本进行会计学分析的可行性，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公司治理文化可以作为企业资产。衡量公司治理文化能否作为资产核算也可用三个标准：1）公司治理文化能够为企业未来服务。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服务是指单独的或与其他资产结合在一起时，具有直接或间接地为未来现金流入做出贡献的能力。2）公司治理文化是企业所有并能为企业所控制。公司治理文化是企业自身特有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只能符合本企业的具体特征，无法转让，更无法用来交易和受其他企业所控制。一旦脱离了这个企业的企业基础，公司治理文化就会自动消亡，因此，企业对自己的公司治理文化有自主与控制权。3）公司治理文化的内容要素是可以计量的。公司治理文化在其取得、开发、维持过程中都要发生相应的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也可以给企业带来相当的收益，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公司治理文化的可计量性主要体现在其成本的可计量性以及价值的可计量性上。

由此可见，公司治理文化是企业的一项资产，并且是企业的一项特殊资产。会计信息系统应该把公司治理文化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来反映，同时也要运用会计学来对其进行分析。

（2）会计应当参与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对公司治理文化进行会计学的分析，便是要求通过核算、控制、管理，使会计能参与到公司治理文化中来。公司治理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产物，也是一项物质资产。它的目的是将一项资产以“文化状态”形式存在于企业之中，争取使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资源运用获取最大效益。

（3）具有合适的会计方法可供选用。既然企业把公司治理文化作为自己企业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可以近似地把它看成一种无形的资产“项目”，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采用相应的核算和控制方法对其进行成本管理、收入利润核算。运用科学的成本管理，为企业决策提供相应的数据资料，并通过收益来评估公司治理文化的科学性。

二、公司治理文化的成本特性及合理化内涵

先进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公司治理发展的重要资源，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有文化的烙印。然而与经济要素不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是作为资源而不是作为要素活动的，健康文化的损耗与磨蚀虽不可避免，但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更多的是从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并形成新的形态。同时，构成成本的文化同其他成本一样，公司治理文化成本具有一般成本会计的几个基本特征，即消耗性、补偿性、目的性、综合性、代偿性。其特点有：1）成本发生的持续性与长久性。公司治理文化的建设是以不断地自我否定的形式向前发展，它会随着企业的成长而成长，不断自我更新、补充完善，那么它的成本发生自然也是贯穿企业成长过程；2）成本补偿的间接性。由于公司治理文化自身的特征，公司治理文化的成本补偿首先是对企业精神状态的影响，然后企业的精神状态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从而体现其成本的价值；3）成本发生的目的性，一般成本发生的目的是获取相应的商品或劳务，公司治理文化成本的发生则是为了公司治理文化这个“精神状态”。

成本属于代价范畴，是对代价中“有所偿”部分的界定。根据理论界对成本概念的一般界定，可将文化成本定义为：经济主体为了创造一定的价值而在经济活动中必然要做出的文化投入或付出。文化成本的合理化标准可以归纳为：1）经济发展标准；2）社会发展标准；3）文化结构与质量标准；4）文化成本分担标准。

公司治理文化的会计学分析对象界定为企业直接主动为公司治理文化发生的成本。之所以定义为“直接”“主动”，是由于成本发生的目的性特征所决定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有损于公司治理形象的决策行为，对这些行为的弥补不能单独算是公司治理文化成本发生步骤———虽然这样是有利于公司治理文化的建设，而应当看作是与以前失误同为一个整体的成本步骤。公司治理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会对公司治理文化产生影响，公司治理文化本来就是贯穿于整个企业空间、历史范围之内的。公司治理的各项活动都是彼此关联的，全部记入会使企业会计工作中出现大量重复核算，导致工作累赘，因此应根据其目的性来划分归属公司治理文化成本。从创立途径上看，公司治理文化创立的过程有两种：一种是内在途径，通过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内部各种活动，完善公司治理自身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形成有利于文化生长的土壤，这方面的工作内容一般包括：设立组织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文化机制、优化治理结构内部环境、树立公司治理精神等；另外一种是外在途径，通过企业对外活动，向社会辐射公司治理形象的影响，为公司治理文化创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塑造公司治理的外部形象，让社会通过企业的治理形象来了解企业，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创立提供条件。从这些内容上来说，也需要成本的发生。为了把握更加真实的数据，不仅要采用历史数据，也要不断搜集新的数据，对企业的整体情况进行新的评估分析。新组织要随着公司治理文化的建立而运行，领导整个建设工作；内部环境的优化，利用建设公司治理文化的契机，对企业内部环境进行调整、创新；树立公司治理精神，在制度上、精神上使企业治理精神焕然一新。外在途径，旨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民族文化环境、政治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的成本；塑造公司治理良好的形象并且对外表达，这样的成本发生是需要长久持续的。从创立过程上看，根据一般公司治理文化创立的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调查分析阶段、总体规划阶段、论证实验阶段、传播执行阶段、评估调整阶段和巩固发展阶段，其相关成本见表1.

表1　公司治理文化创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相关成本

阶段

阶段内容

相关成本

调查分析阶段

搜集舆论对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反馈信息,以及发起人对舆论引导所发生的成本。纵向、横向对相关因素调查的成本。

总体规划阶段

是公司治理文化的倡导者根据公司治理文化现实和未来文化的发展,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发展方案。

科学的方案需要科学的规划,征集意见,专家指导等成本。

论证实验阶段

对总体规划的论证,从经验和实践两方面论证总体规划并从结果上寻找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突破口,以较小的代价获得理想的收益。

公司治理文化从整体宣传到基层,让假设接受检验,收集加工反馈信息,修正总规划的成本。

传播执行阶段

文化传播以及引导舆论发生的成本

评估调整阶段

根据总体规划和传播执行效果等方面进行衡量、评估。判其优劣,调整目标偏差,使文化创立工作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收集判断所需信息,调整偏差的成本。

巩固开发阶段

进行文化清理,反省。制定下一步文化发展计划。整顿文化的组织管理

三、公司治理文化成本的调控

四、公司治理文化成本会计学分析的现实意义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效率；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

公司治理是近20年来公司财务领域最为关注的理论及现实问题，而其定的治理结构是否具有效率又是该问题的核心。一个合理、可行的评价手段，不仅能够为治理效率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还可以直接应用于公司治理实践活动的评价与改善。

一、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

公司治理效率本质上属于制度效率范畴，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存在的最终目标应是解决“两权分离”导致的“问题”，因此治理效率的核心是公司治理解决“问题”的效率，表现为公司应对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等方面的效率，使公司实现持续发展，履行公司使命，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相对于治理效率而言，治理结构、治理原则以及治理机制等只是实现治理效率的方式。

在我们所注意到的国内文献中，普遍认为，一套有效率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使得特定主体的收益最大化以及治理成本最小化。因此，无论从成本、收益还是价值的角度，公司治理效率都可以等同于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效率究竟是否完全等同于绩效呢？

绩效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确存在紧密联系。不过，前者多指一定经营期间内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资本运营效益或者经营者业绩，内涵较为广泛；后者作为对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有效性的度量，在对企业一段时期各利益相关方的收益与成本加以量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治理功效的发挥程度以及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从股东利益至上的角度，只要能够消除各种有碍股东利益的成本、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便是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设计则重在对各利益相关者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利益均衡。

二、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制度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1）制度是重要的；（2）制度是可以进行分析的，恰当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限制并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冲突。所谓制度，无非是存在某一共同体内，旨在抑制人类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会行为，以及众所周知的各种规则。无论是外在制度还是内在制度，其最终目标都是确保人们能作出承诺，并切实履行。这些制度安排有助于人们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氛围，培养互利合作的习惯，增加行为可预见性，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协调成本，并抑制机会主义倾向。

1.外在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

公司作为一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体系，它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的，制度关联和制度互补意味着公司制度是与处于同一环境中的其他外在制度相联系的，其他相关制度必然对公司制度及其运行产生影响，公司也只有在与其他制度体系相互协调中才能显示其特定的制度生命力。

高效公司治理需要的外在制度应该是设计规范、精细，有惩罚性条款，并能被强制执行的正式制度。同时，稳定性的外在制度还必须具有前瞻性，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国内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显存在诸多缺陷，过时的法律法规阻碍了公司的正常运作和有序退出，司法体系也不能提供当今全球市场所要求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可预期性。

2.内在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内在制度方面，我国尤其缺乏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缺乏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精髓之一，是法治精神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具体体现。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强调执法者必须强制执行已有正式制度，培育市场主体对规则的信任，即“信誉重于规则”。另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法规的主动服从和遵循，从而实现外在制度的内在化，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我国目前无论是司法部门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文化，还是民间主体对法律法规的主动遵循文化，无疑都是极其匮乏的。

其次，我国缺少健康的股权文化。健康的股权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指社会正确看待公司制企业、股市乃至股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小的方面说则主要指公司管理者是否有意识维护股东在公司中的所有者地位，尽职尽责，忠实履行受托责任。

最后，与上面两条密切相关的是，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诚信机制。由于外无强制执行的文化传统，内无健康的股权文化，公司管理者很难有主动服从法律规范的压力和动力，公司治理中必然会出现诚信问题，甚至爆发诚信危机。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公司治理机制既是规范公司各利益主体经济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强制性外在制度与自发性内在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公司治理机制就是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兼并收购法、反垄断法以及公司治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下，结合本企业的经营理念、商业惯例、企业文化等内在制度的特点，建章立制，设置权力机关，签订契约，保护在公司设立、运行中做出贡献的各相关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结论与建议

在制度经济学框架内，追寻着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司治理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存在的障碍不扫，我国的公司治理效率就很难改进，在今后改进公司治理效率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完善外在制度及司法环境。科学合理的外在制度既可能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结果，也可能是原有内在制度中先进成分的明晰化。凡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所必需的外在性制度，都应该成为有关部门制定法律法规时考虑的重点。因而，要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立法部门就必须修改我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法规，如《公司法》，尽快制定公司治理所需的新法规，如《公司治理法》、《公司购并法》等，同时制定法规的执行细则，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等。对于执法部门而言，则应强调严格执法，强化执法者的法律责任。

2.倡导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在制度。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结果，所以，在完善外在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协调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关系，突出内在制度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中的作用。在实践中，一方面要注意用前瞻性的外在制度引领内在制度的发展方向，使守法、诚信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营造守法、诚信的文化氛围，倡导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使这些理念成为彼此接受的惯例，如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健康的股权文化，鼓励各个参与者尽职尽守，建立与激励相兼容的体制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高效公司治理所需的内在制度要靠各个经济主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任何力量均无法取代这一制度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1] 万剑韬.公司治理：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1）.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产权明晰竞争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自发演化

自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发表以来，经济学者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在“两权分离”的委托机制前提下，对企业绩效决定问题上，有颇多争论，理论上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主体追求企业效益的基本激励机制是对剩余利润的占有。第二种观点是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可以导致控制权转移，在竞争市场结构下，管理者的业绩信息可以较准确的显示给所有者，从而激励提高企业绩效。第三种观点是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应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能有效的监督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他们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这种观点提出了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绩效有决定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是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而内生出来的。上述研究都在某一个方面研究了公司绩效的决定因素，但对于产权明晰、产权结构、竞争、公司治理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觉察不够，。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了公司业绩，这正是本文分析的目的。

本文对产权和竞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假说并购建了理论模型；同时选择样本数据对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假说；最后得到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在上述三种理论中，公司治理应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好的治理结构要既能充分激发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能有效制约人滥用控制权，这两者尽管不是公司优良市场业绩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所以本文将公司治理等同于公司绩效，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有效驱使了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以及其作用机制。

（一）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产权包括狭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

1.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了产权明晰的作用，并未强调产权的属性改变。产权明晰的作用机制在于产权可在交易中形成一种合理预期，从而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行事，而这种动机激励引发了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改善自己的治理结构，增强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但仅仅是产权的明晰并不直接导致上述机制的产生，产权改革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具有效率优势；产权理论的缺陷是忽视了行为主体之间由于产权的改变而影响财富公平分配，这可能加剧竞争主体的不对等性，从而导致限制竞争的出现。过于依赖产权改革，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产权与竞争两者之间的悖论；产权改革需要有效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在这种基础不完善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寻租行为，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异。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健全，这种现象更是极易发生的。

2.产权结构是指在上市公司发行的股权中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之间的比例。由于各股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传统理论预期法人股和流通股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从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实践上提出股权多元化。但这种比例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模式的，而是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均衡的结果。虽然形式上股权多元化，但实质上依然是一股独大，各法人股并不对公司治理起到应有作用，从而不会出现传统理论预期的法人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的结果。

（二）竞争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重视竞争作用的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激励因素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应该把竞争作为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绩效的动机就越强。这种激励不止对所有者有意义，而且对于管理者更有意义，从而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实践中，会自动产生完善的治理机制，竞争才是保证治理机制的先决条件。

竞争理论形成了一套区别于产权理论的完善公司治理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的缺陷也是存在的。关键表现在过分强调竞争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轻视甚至忽视了产权的影响。缺少产权的竞争将是低效的和无序的，那些在竞争中很好生存下来的企业恰恰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调整了自身的产权的。在转轨经济中，过度的竞争会由于国内的民营经济薄弱和国外经济的强大而产生破坏社会资本网络，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市场建设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导致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因此过分强调竞争会引发企业竞争地位不对等现象，不利于公平市场环境的培育。

（三）提升公司绩效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考虑到理论的有效性和我国实践，在提升企业价值的举措中，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关键，构建中应同时考虑产权和竞争两个因素，二者互补进行。产权明晰是基础，脱离企业产权制度谈治理是不可取的，它是构建良好公司治理的内部驱动因素；竞争是动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驱动因素；治理结构在产权清晰和竞争下有了改善的激励，利益各方在这种激励下博弈，自发演化，达到均衡，形成适于自己的有效产权结构，同时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产权（包括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两个因素）、竞争、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应该如下所示：产权明晰、竞争有公司治理的激励利益各方的博弈均衡最优的产权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绩效提高。

实证与检验

按照本文的分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不是自然演化形成的，所以传统理论预期的各种股权—国有股、法人股与公司业绩关系不一定出现。为排除竞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作出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计量模型是：

Y=α0+α1Xit+α2Pit+εt。

Y是公司绩效变量，Xit是一组i公司t年股权比例的解释性变量，Pit是一组i公司t年控制性变量，α0、α1、α2是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t是随机项。研究变量说明：本文研究中的变量主要包括独立变量、股权变量和控制变量三大类。其中，独立变量是公司的绩效表现指标，由于净资产收益率通常易于人为操纵，而Tobin’s Q值可能带来计量上的问题，所以本文选用市净率来表示；股权变量包括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对绩效表现的影响，我们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涉及的各种变量定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市净率=年末每股市价/年末每股净资产。年末每股市价采用年末最后6个交易日的均价表示；年末每股净资产由年报直接得到。

解释变量：国有股比例=（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总股本；法人股比例=法人股/总股本；流通股比例=流通A 股/总股本。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同一模型中至多出现两个变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企业资产负债率。

样本和数据。本文样本采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8家电子行业公司，选取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数据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年报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剔除缺少数据和数据异常的年度外，得到66组数据。本文分析采用Eviews5.1软件进行。

回归计量结果。在实际回归分析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共有十个模型，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低，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后，表现出较高的拟合度。一般认为，法人股具有正相关性。本文的结果显示了法人股在加上控制变量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反映出我国法人股由于其不是自发演化形成从而表现出与传统理论的相悖性，验证了我们上文提出的强制所形成的股权比例只是一个形式，不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股显示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在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中，普通股对于降低管理层的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很有效的。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产权、竞争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要作用，产权清晰、竞争因素共同对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基础作用，导致公司各方展开利益博弈，自发演化，最终形成均衡，产生出适合本公司的最佳股权结构。单纯强制形成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公司绩效，不同成长阶段和环境下的公司股权结构不同，很难人为规定，不应简单地设定和强制股权多元化。很多学者提出的股权分散化、股权多元化等举措即使在竞争领域也未必是最优决策。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产权明晰竞争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自发演化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产权包括狭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

（二）竞争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三）提升公司绩效的理论逻辑

实证与检验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计量模型是：

Y=α0+α1Xit+α2Pit+εt。

被解释变量：市净率=年末每股市价/年末每股净资产。年末每股市价采用年末最后6个交易日的均价表示；年末每股净资产由年报直接得到。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企业资产负债率。

结论与建议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模式；跨文化视角；民族文化维度；跨国并购；文化兼容性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世界范围内学界、商界乃至政界的一个争议性话题。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始于90年代中期对国企改革的探讨。公司治理结构源于英文corporate governance，汉语里还有其他译法，如公司管治(香港)、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治理机制。它狭义上是指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制衡控制关系；广义上是指一套制度安排，用来调整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雇员、顾客、供货商、所在社区与经理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梁，2000)。

学者们根据各国市场体系、政治法律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将目前世界上有显著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概括为三种：英美的市场导向模式、口德模式、东亚及东南亚的家族模式(Moerland，1995；李， 2001；项，2000)。本文将采用霍大斯泰德(霍氏)的民族文化维度理论，以跨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形成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2)究竟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国情?(3)中国企业更适合并购哪类治理模式的海外企业?

二、理论分析框架

荷兰人类学家霍夫斯泰德及其领导的研究小组于1967年至1973年间通过IBM公司全球53个国家分支机构的员工，分两次发放11万多张调查问卷，依据所得的资料数据，分析总结出了民族文化在工作环境中存在四个维度，即权力差距、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阳刚性与阴柔性、不确定性回避。1989年又增加了第五个维度，即长期／短期关系导向。

权力差距大小指不同的国家的人们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认同程度。认同(接受)程度高的国家，如中国、韩国，即是权力差距大的文化；反之，如北欧国家，即是权力差距小的文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差距在于，前者鼓励个性发扬(如美国)，后者主张内敛，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如日本)。阳刚性与阴柔性，前者表示一个民族更多地表现出自信、果敢．追求物质成就等性格特征(如日本)，而后者指一个民族注重和谐关系，礼让谦虚，男女平等 (如北欧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是指不同的民族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来减免风险和威胁。有的民族，如德国和日本，对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总感到焦虑和不安，因而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回避它，因而谓之高不确定性回避文化；有的民族，如美国、中国，对不确定性较能容忍接受，谓之低不确定性回避文化。长期／短期关系导向是指，面对未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计划安排，有的着眼长远未来(如中国、日本)，坚韧不拔，有的则强调即时效应、立竿见影的效果(如美国、英国)。

霍氏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以来，在民族文化维度分类及跨文化管理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举凡做跨文化管理研究，无不引用他的维度理论，或作为理论框架加以应用，或作为参考加以评价或修改。有意思的是，公司治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其不同的模式常被学者们用来跨越国界加以比较分析，却鲜有人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论证。本文根据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的关联性，有选择地将霍氏理论框架中的一些民族文化维度用来分析推测未来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兼容和整合问题，以期有新的发现。

三、形成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以往的研究认为(Moerland，1995；李，1995；项， 2000)，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有关。英美、口德和一部分东南亚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又都是高度民主的，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些国家为什么没形成统一的公司治理模式呢?似乎英美、日德模式的最终形成都和一部法律有关，但法律背后是什么呢?而东南亚模式的形成根本与法律无关。东南亚各国政治制度大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是什么因素促使一种统一的家族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呢?以往的研究都认同文化因素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起了作用，但是都没有说明，文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决定性的还是辅助性的；文化的哪一方面(维度)对公司治理的哪一方面起了作用。

霍式民族文化理论不仅将文化按维度进行了分类，还为被研究的53个国家推算出了数字化的分值和排序。这些数字本身未必绝对精确，但是它为抽象的文化进行量化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列罔表是三个公司治理模式所覆盖的几个国家的文化指数：分值和排序。还有两个维度阳刚性与阴柔性和长期关系与短期关系因关联性不大未列入表中。东南亚国家以马来西亚和泰国为代表。中国和几个文化指数末端的国家也列入表中作为参考。

根据此表中的数据，我们来尝试分析三种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1．英美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主要特点是股东至上、股权分散

从霍式理论的文化指数来看，英美最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有两个：第一，崇尚个人主义，分值分别为89和91，排序分别是第l和第3；第二，是对不确定性回避表现出较弱的倾向，即比较能够容忍不确定性，敢于冒险。两个维度加起来大致等于说，英美国家崇尚个人冒险，个人冒险者应受到嘉奖。商业投资在本质上是冒险行为，这种冒险行为受到嘉奖的形式是，不仅仅要利润上的回报，还要将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权益加以保障。这种思维的定势经过多年的沉淀，形成一种文化的力量，到一定的时期，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便会推动立法机构形成法律条文。而法律条文的出台则促使以“股东至上、股权分散”为特征的英美模式的最终形成。

2．日德模式以网络关系为导向，主要特征是股权集中，但非股东至上，利益相关者众

日德两国共同的特点是国土狭小(相对于人口)、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整个民族对未来都有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为了生存，它们崇尚集体的力量，通过集体的力量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这两点在霍式理论里得到了具体体现。日本和德国的不确定性回避指数分别为92和65，排序分别为第1和第29；两国的个人／集体主义指数分别为46和67，排序分别是23和15，偏向于集体主义。反映在公司治理方面就是要求安全稳妥。怎样才能安全稳妥呢?依靠个人还是依靠集体?日德企业选择的是后者。无论是在股权构成还是常规融资方面，都是依靠大银行、大财团，除此而外，还要关联企业之间交叉持股，以增加安全系数。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给雇员以职业的安全感，雇员也希望与企业同兴衰、共命运。德国企业则让工人参与公司高层管理，以增强雇员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保障企业雇员的个人利益。所有这些企业惯例，后来经过修改，都成了立法的基础。在民主国家，法律从本质上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很难想象，日本、德国的企业惯例和相关的法律能够在英美国家实行；反之亦然。

3．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股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企业决策家长化，企业雇员管理家庭化

从上述图表上看，就权力差距而言，马来西亚的分值是104，位列第1，权力差距最大；泰国的分值是 64，位居21，权力差距也较大。霍氏认为，权力差距的大小源于家庭。在权力差距人的国家里，孩子从小就学会服从父母，在学校服从老师，在职场自然遵从上司。上司享有许多特权，下司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还常把他们尊为家长。好的家长反过来像对待子女一样呵护他的上属，来换取他们对公司的忠诚。霍氏的这些理论总结在东南亚家族公司治理模式里得到了较好的印证。

东南亚的家族公司把儒家“泛爱众”的思想应用到对雇员的管理上，在企业中创造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为雇员增设许多福利设施，使他们产生归属感，对公司有依赖感。公司的重大决策概由创办人作出，创办人就像家庭里的家长。而且，这样的治理情形并没有随着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文化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和法律这些表层因素而对东南亚的公司治理产生长久而持续的影响。霍式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以来，也多次在著作和学术演讲中强调民族文化的稳定性。他的理论本身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为学者们广泛引用和追捧，体现了其权威性和稳定性。

四、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1．中国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中国学界对公司治理的探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的需要。学者们通过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尚未形成稳固的、有显著特点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他们也对中国公司治理应选择的模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民营化，唯此才能解决经理的任命和长期激励问题(1999)。李维安主张将科学决策纳入公司治理的范畴，中国公司治理改善的关键在于将其核心功能定位为决策科学，向治理型公司治理模式过渡(2001)。这两种结论似乎都忽视了民族文化特性，因而失之于片面或过于理想化。

中国的民族特性是什么呢?在霍式文化维度指数系统里，中国的权力差距分值是80，很大；个人／集体主义分值是20，非常崇尚集体主义；不确定性回避指数为30，很低。前两项分值与儒教的观念十分吻合。

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于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这种思想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印证：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官本位”情结；在单位组织里体现的是对一把手而不是对组织制度的敬畏。在中国所有成功的企业里都有一个家长式的领袖人物，而在英美日德几个国家里，有些成功的企业会有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但不定是每一个都有，企业运转靠的是企业制度和文化，而制度和文化的核心就是公司治理机制。换句话说，中国企业靠的是人治，而英美日德企业靠的是法治。孰优孰劣?主流学者、企业家普遍认为法治好，但有几个问题多数人没搞清楚。

(1)英美和日德的治理模式在中国是否行得通? 笔者的看法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比如二三十年内行不通。因为：第一，中国虽然有股东至上的人文环境和法律基础，但没有英美文化里尊重制度和法律的传统，权力至上的观念会抵消股东至上文化带来的影响；第二，中国企业更不可能走向日德模式，因为终身雇用制会让人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锅饭联系起来。打破大锅饭现在已深入人心，而现在再回到大锅饭的做法显然有悖历史潮流。德国那种工人参与高层管理的做法在中国更不现实。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理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就难以落实，何况市场经济时代?

(2)家族治理模式一定就不好吗?中国很多人对家族公司持否定态度。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华人社会香港和新加坡，做得好的公司几乎都是家族公司，实行的是家族治理模式，而每一个家族公司背后都有一个家长式的人物，如李嘉诚、曾宪梓等。

(3)李维安认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功能应定位为科学决策，让更多没有股份的专家进入董事会决策层，并且在决策过程中鼓励公开辩论(2001)。本文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在中国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一，现在中国实际上已形成股东至上的文化，让很多没有股份的专家进入决策层，股东们会心甘情愿吗? 二，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如果实行公开辩论，非股东的专家往往会占上风，公司管理高层特别是大股东会觉得丢面子，而丢面子在中国文化里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样的话，决策还能通过吗?专家还能继续待在董事会里吗?

(4)什么是比较现实的公司治理模式呢?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都行不通，家族治理模式不可能覆盖中国所有的企业。我认为，现实一些并兼顾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家长式(patriarchal)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一个企业产生一个既有能力又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充当家长。这种模式既可超越产权，又可以摆脱传统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迎合中国文化传统里的权力情结，家长的人格魅力可以弥补钢性制度的不完备性，从而产生强大的企业凝聚力。

2．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启示

中国许多成功的本土企业都渴望成为跨国公司，一个捷径便是跨国并购。最近两三年比较轰动的并购有联想与美国的IBMPC，TCL与法国的汤姆逊、阿尔卡特、德国的施罗德等等。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跨国并购，令国人十分振奋。然而，国外许多实证研究证明(Cartwright&Cooper，1996；Schmidt， J．A．eta[，2002；Gertsen，M．C．etal，1998)，跨国并购失败率大约为50％，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并购双方文化的不兼容和跨文化整合不当。

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强的文化性。它根植于民族文化，因而产生了英美、日德、东南亚三种模式，同时它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决策机制，而决策机制又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Kono&C1ce，1999)。这种文化性在跨国并购之后必然会突显出来并发挥作用，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企业在并购的时候只注重战略互补，而忽视文化的兼容性问题和事后的文化整合问题。

三个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哪一个与中国企业比较容易兼容呢?哪些方面比较容易出问题呢? 并购东南亚的家族企业相对容易成功，因为民族文化相近，都认同权力差距和人治方式管理公司。但是，如果并购双方股权比例相当，则容易产生权力斗争。与英美企业之间的并购比较容易兼容，因为都认同股东利益至上，企业的终极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在董事会的作用、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容易产生分歧。与日德企业合作，文化较难兼容，因为在日德模式里，股东利益只是企业的多个经营目标之一，而不是全部，企业雇员的利益要提到与股东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让非股东的工人或银行参与高层决策，这一点现代的中国企业是很难接受的。此外，由于日德企业都恐惧未来的不确定性，从制度的形成到执行，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有章必循，这对中国企业又是极大的考验。不过，所有这些不兼容地方，多数是可以在并购谈判中经过沟通协商解决的。重要的是，首先要意识到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其次，要尊重对方的文化；最后，要学会妥协，双方共同创造一个超越各自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新型公司治理模式。

五、结论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产权；CEO制度；股东会

1、研究背景

在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的兴起和公司治理环境的全球化，关乎公司市场信息的及时性和决策的效率性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然而现行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属于董事会和总经理，容易造成信息传达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CEO制度便应运而生。本文的研究背景主要有：

（1）企业治理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演进。随着现代化的企业生产对专业分工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的规模效应也更加的凸现出来；再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各个企业都急于扩张自身规模，以往的以个人为主体的企业已经不适合实际发展，二战后，现代企业制度兴起，公司治理模式向以法人股东为主体进行转变，企业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法人”。

（2）全球范围内对企业治理模式的重视。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出现后，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经合组织（OECD）曾对成员国公布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并且和世界银行一起举行了“全球公司治理论坛”，这代表着公司治理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2、国内外相关理论综述

对公司治理模式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制度经济学”，它反映了现代企业运行的本质属性。与公司治理模式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产权理论。产权，意味着对特定财产的全部权利。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有：①、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运行的失败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②、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

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揭示了经济运行中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将产权制度研究提高到经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了产权制度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意义[1]。

（2）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该理论主要包括：①、两权分离理论：古典企业时，由于公司数量少且规模较小，出资人能够实现对公司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的规模以及复杂性急速上升，最终使得出资人无法单独完成公司的融资需求，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就出现了；②、委托理论：随着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的出资比例进一步调整，即前者出资比例越来越低，而后者则越来越高，企业家逐渐演变为“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企业的决策和运营营活动；③、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不能局限于股东利润最大化，应同时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才是现代公司的经营目标[2]。

综合各类观点，公司治理结构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其目的是绩效，以产权为主线、建立在委托关系基础上的公司权力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构成。但是，西方公司治理理论是针对美、英等国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特点而提出的，CEO制度也是从西方公司引进的一种公司治理制度，但对于股权高度集中的我国企业来说，其复杂性超出西方经济学家的认知，所以应当考虑我国实际国情而定。

3、国内外CEO制度的产生及评述

（1）国外CEO制度的产生及评述

美国大多数公司的董事会，大部分是由外部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为主组成，因为公司董事人数多且外部董事占多数，因此在履行董事会职能上会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而CEO的专职化管理有效的解决了美国决策层与执行层的断裂，增强了企业的决策和执行能力，可以说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公司强烈的生存发展欲望共同推动了CEO制度出现。

（2）国内CEO制度的产生及评述

我国的CEO制度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公司治理制度，该制度在引进之初几乎是照搬照抄的美国模式。对比西方CEO制度产生原因：首先，由于西方设立CEO制度之前，企业制度的相关理论发展比我国的理论发展充实得多；第二，由于西方的股权过于分散，股东会形同虚设，再加上董事会的决策可能存在时滞性，因此才催生了CEO制度；而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过于集中，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因此，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不适用CEO制度。

（3）国内外CEO制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同美国本土文化的开放性特点是分不开的。美国社会的灵活性，对新思想的高容纳性，进行尝试的积极性，赋予美国以巨大的活力，为外部公司治理模式提供了客观环境[3]；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官本位文化造就了权力至上观念盛行。反映在公司企业治理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喜欢追求更大的权力，而CEO制度的建立正是一个集权的过程，与我国企业治理背道而驰。

4、我国企业制度需要改革的方面

第一，建立边界明晰的多元产权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边界不仅是明晰的，而且具有多元性。“边界明晰”是确定产权收益归属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特质，没有明确的产权边界将动摇现代企业制度“大厦”的根基[6]。

第二，建立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客观上要求所有治理结构必须按照系统性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三会一层”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而且要具有动态性，公司治理结构应随着公司发展战略、外部监管要求等客观因素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以符合企业运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

第三，建立体系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对管理基础较好的企业，可提高制度体系运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强化制度体系执行力来完善制度体系；对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的企业，可以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并在完善过程中提高制度执行的科学性与有效性[4]。

只有经过上述三步骤的改革，才能使得我国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制度，进而能够使得我国的企业成为现代化的企业，进而才具备了发展CEO制度的理论基础。

5、CEO制度需要缓行发展的说明

由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小的地区差异，例如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至少发达十年，而中部地区则又比西部地区至少发达十年。面对这样的地区差异，本文论述的不是一票否决CEO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都不能实行，只是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应当缓行，如果说某地区经济够发达，且社会化和法律化程度较高，则该地区则可以实行CEO制度，反之，应当缓行。（作者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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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蓉.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制衡[J].江西社会科学，2011（2）：177-178.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股权集中;公司治理;公司绩效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绩效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而,作为股权结构一方面的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也存在着影响。本文通过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分析,进而揭示出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具体影响(注:本文以上市公司治理为分析背景),并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一、引言

1.公司治理

自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来,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不断发生,鉴于此,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们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Bberle、Mean,1952)。此后的大量研究文献主要围绕着经营者与所有者(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主要形成了委托―关系理论和产权理论两种代表性的公司治理理论。随着我公司组织的逐渐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国内学者开始对公司治理问题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介绍阐述。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公司治理”的概念解释为:公司作为一种由多个“经济人”参与的契约集合型组织,各参与“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优化需要相互之间以及外部之间进行博弈,从而会对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的各利益相关方面实施一系列的管理和控制措施。

2.国外学者研究的代表性理论

国外学者对公司治理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综观国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献,其中关于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即监管假设理论(Stiglitz等,1985)和侵占假设理论(Pound,1988)。监管假设理论认为大股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为了防止管理者侵害自身的利益,其有动机对管理者实施监督和管理;而针锋相对侵占假设理论认为,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协调性,通常大股东也身兼管理者身份,因而大股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优化往往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

3.国内学者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国内学者在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借鉴西方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效率即公司绩效方面来探讨的。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见下表1-1:

二、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股权集中度

股权集中度是指公司的股权集中在某个或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的集中程度,通常用公司的前多少位股东持股总额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来衡量。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模式,本文把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的称为“强式股权集中度”,相应地把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30%以下的的称为“弱式股权集中度”。

2.弱式股权集中度下的上市公司治理分析

在股权集中度较弱时,由于股权比较分散,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如图1――2所示:

从图中所示关系可以发现,由于公司治理中没有控制性大股东,投资者对管理者的影响和控制有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加剧,会产生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广大投资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有采取“用脚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的措施。同时在有着成熟外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当投资者分分抛售公司股票时,公司股价就会下跌,会导致外部战略投资者以低价收购公司,从而最终导致公司被重组并购。正是在这种股权高度分散化的情况下,出现了把原来分散的股权集中从而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机构投资者,它也能对管理者产生实质性的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公司被收购重组的可能性。

3.强式股权集中下的上市公司治理分析

股权集中度较强,大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的最优化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加强对经营者的影响和监督。在管理者与其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时,大股东可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并用的措施。但股权高度集中时,公司会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由于大股东的利益和外部小股东的利益并不一致会产生的利益冲突,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大股东往往会通过股份回购、资产转移、关联交易等手段侵占小股东的利益。

三、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与股权集中度关系分析

在我国近16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近800多家是原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上市的,其中单一第一大股东持股50%以上的占80%多(主要是国有股和法人股),另外的民营上市公司大多数也是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就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模式―股权高度集中。可见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故对其公司治理模式的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公司制度环境进行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中也存在“内部人控制”和“一股独大”的现象,其中的“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不同于国外股权分散情况下的,它是由于国有股权的股东缺位,从而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监管者,公司的经营者常常追求非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而产生的。但有研究表明,在大股东是法人持股时,由于法人有其所属的明确主体,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能够在其直接控制的公司治理机构中发挥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营者产生威慑作用。此外随着我国机构投资者规模的迅速扩大,其在上市公司千十大股东中的股份比例稳步提高,机构投资者一般都能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有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占股份比例较大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明显高于无机构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持股份额较少的公司。再加上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熊牛市的洗礼,我过散户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逐渐成熟,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其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也明显高涨。因而本文由上述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占较大比重时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而法人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占大比例时却有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相信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会逐渐完善,现有的股权集中度会被国家股、法人股、机构持有股、个人持有股等多种成分所替代,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会规范化,有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研究也会有新的结果出现。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股权集中度强弱两种情况的比较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存在着重要的影响,但这种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都不能取得最大的效率,这两种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即它们都没有结合公司具体的业务环境、企业文化环境、监管法律环境来考虑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就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而言,本文特给出如下建议:

(一)把国有股降至适当比例,发挥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成熟资本市场表明,较强股权集中度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一直以来我国上市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本文建议在不违背国家战略的前提下,稳步把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降到20―30%左右,在这一比例下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主体发展为国家、企业、机构、个人等多元化主体的股权结构,这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朝着平衡分散的趋势发展,各市场参与主体参与上司治理的积极性才能够提高,才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此外,股权集中度也不宜过弱,股权集中度较弱时,也会出现诸如国外的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可见,股权集中度较强或过弱的安排都会影响公司治理绩效。因而,我国上市公司今后的股权集中度要追求股权集中的的适度性。既要降低国有股比例以改变国有股单一大股东的局面,让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参与进公司治理,同时让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二)继续保持适当的法人股比例,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本文认为,在降低国有股比例时,法人股的比例要继续保持,因为国有法人股不同于国有股,其出于各自单位利益的考虑,在上市公司中主动发挥监管作用,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的。此外,我国目前的机构投资者队伍虽不断壮大,但其对上市公司的治理还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影响(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机构投资者较低的持股比例难以发挥作用),因而,在国有股坚持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比如提高社保基金入市比例,放宽保险资金入市门槛,探讨商业银行管理基金的试点等。加之机构投资者往往都是长期投资者,其注重的是价值投资理念,这比散户投资者的投机理念更注重参与公司治理。相信随着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持股比

例的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在其参与和决策下一定会大大提高。

(三)适当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

本文认为,在坚持国有股的过程中,可是适当的引进些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进国外现金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公司治理模式,从而提高我国公司治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邱国栋,《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分析―理论、实践的比较与借鉴》,《中国软科学》(J),2003(2)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模式文化视角嵌入性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35-03

社会学界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比较传统的就是文化视角。并且在这条理论道路上有很好的理论传承和发展。但文化视角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社会学家试图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诠释这个问题。本文就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社会学观点进行简单归纳，并且将其用来分析我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治理模式，试图找到一条最有解释力的方法，并对发展方向提供有效的建议。

一、公司治理的文化视角

(一)文化视角与世界多样性

1.韦伯的“扳道夫”理论。他认为，文化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他指出文化可以内化进行为主，即使是最“理性”的法理型权威，也需要文化系统的支持而获得合法性。在文化的影响下，价值观、利益的作用方式则会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社会行为的方向。

2.帕森斯的“AGIL”世界。帕森斯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的社会理论框架。他把社会分为大大小小的相互嵌套的系统，而每个系统都必须满足四个必要功能: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维模，即AGIL。每个系统是能自给的。其中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特别显著。社会系统的稳定需要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而文化系统则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被认为充当整合的功能。

3.哈贝马斯对帕森斯理论的发展。哈贝马斯在帕森斯的基础上，也讨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系统的社会化给经济系统提供劳动力和消费功能;而经济系统给文化系统货币上的支持。但是他认为货币和权利能侵蚀文化系统，文化在各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二)文化理论及霍氏量表的应用

1.文化理论及霍氏量表的应用。在解释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很多学者支持用文化的视角分析。他们的观点，大多以荷兰文化人类学学者吉尔特·霍夫斯特德的以价值倾向为基础文化模型作为参照依据，再与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相对应，由此以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各国衍生出的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还有学者用统计软件作了对应分析，他们认为文化视角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上会出现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中国在这个经济转型期，可以从文化的视角找到突破口，得到自己应该如何选择道路的结论。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因为美国崇尚个人主义，所以美国人更愿意接受股权分散的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同样，德日都有很长的集权历史，就成为他们发展出良好的横向企业群的原因;而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人们更会选择用人唯亲，家族控制公司的管理机构。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文化决定论”的影子。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会有各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文化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

2.文化视角的问题。Hamilition和Biggart在远东研究中对三种视角(市场视角，文化视角，权利视角)分析公司管理和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他们对文化视角的批评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文化视角很难去解释改变中的制度环境和在相同文化地域不同的组织结构的差别。前者的理由，应该是文化与制度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通常是制度变化发生在文化之前，而文化却滞后了。而且文化在不稳定期间(a period of the unsettled culture)，自身就是一种存在的竞争(conflicting)，那个时段的文化能持续影响制度。另外，文化视角对相同文化地域下的不同治理结构就很难解释，东亚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地区的文化是很难简单分开的。首先东亚各国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深刻影响的。儒家文化崇尚的家庭观念，君权观念一直就被这些地区的人们分享。而佛教也是由中国向朝鲜、日本传播的，在历史上各领域都交流不断。这三个国家不仅在很早的历史上，而且在近代，都无法把他们用文化的方法分隔开。文化视角又如何能解释现在的区别呢?

Hamilition和Biggart指出，文化对于解释不同治理结构下的相似性是一个不错的衡量指标，但却很难解释这些结构下的不同。例如我们可以用文化解释去看待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研究上，但在企业管理权上的诸多特点是无法解释的。Hamilition和Biggart的一句很经典的话道出了文化视角的症结:“文化渗透一切，因此文化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确，因为文化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生活下的象征的动力，体现在规范，价值，习俗，行为方式等等。所以，任何社会结构(当然包括社会结构下的公司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模式)，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是它也解决不了多少这些社会结构的形成原因，因为它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变量，在不断变化中。

另外，外部文化压力自然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文化是在不断型塑过程中的。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经济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就连“公司”这样的法人结构，也是西方传入中国的。就是现在一直在构建的健全的股票市场，完善的金融体制，有效的证券金融监管体制，也都是拿来的。如此说来，这样的文化渗透，如何能只用本土人民的文化性来解释?

二、社会学对公司治理解释的其他视角

由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不足，对公司治理机构的社会学视角，又有了以下基本四种:网络视角，权力视角，文化视角(修正)，新制度主义。

1.网络视角。对结构功能主义最有力和最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提出，便是戈兰若维特的嵌入性观点。他认为影响人们在社会中做出决定的是社会关系网络，而非文化持续性影响。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受到社会结构和政治的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是广泛的，嵌入的。他区分“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他认为，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于个人关系之中，而“结构性嵌入”则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其中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概念的引入和运用一方面说明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依赖，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制约。并且，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作为经济活动是作为动员的一种资源，成为企业的社会资本。

2.权力的视角。弗林格斯塔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美国公司变化，他认为公司内部，公司所采用的策略体现并且塑造了公司内部权力斗争状况。在外部，公司也是“嵌入”于一个庞大的，由买方、供应商、竞争者、规范组织等构成的网络，并且公司采取的行动策略也体现它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国家确定游戏的规则，给出秩序抑或混乱的条件。所以公司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一个国家制定规则打破了旧有的稳定结构，所以有些公司就必须采取新的结构和策略，然后其它公司纷纷效仿，于是建立起新的稳定结构，指导下一次稳定被打破。Hamilition和Biggart也是权力视角的有力支持者。通过对东亚三个地区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发展和公司结构的比较，分析比较了市场视角，文化视角，权力视角三种观点的优劣。他认为，组织的成长用市场和文化的视角解释最好;而组织的结构，权威样式和合法性策略则对解释组织结构最好，并且认为，市场和文化的视角都有各自的缺点。市场解释能很好地把研究的注意力引到国家工业政策和企业的反应上，但市场解释不能解释三个地区出现的组织结构明显的不同;而文化的解释，从三个地区的组织实践中，例如归属感，忠诚和对科层权威的服从之间的相互重要性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单看文化视角就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不论经济组织是与文化信念如何地保持一致，经济组织仍然主要是对市场机会和条件反应的结果。企业也许被文化影响，但它仍然是企业。另外，文化变量在地区间的差异性不足以有清楚的解释力。而韦伯的这种权力视角，整合的市场和文化的解释，都是建立在权威关系的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的，这种权威关系存在于每个社会的个体和组织之间。因此，工业企业是一种复杂的现代的适应调整的结果。

3.文化视角的修正。Ann Swidler认为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仅是一种次席的，单纯的工具角色，仅提供了一种“工具箱”，一种行动策略，无法持续影响行为，也决定不了组织类型。他把历史分为两种文化时期，一种是稳定时期，一种是非稳定时期。在稳定时期下，文化的作用仅仅在于限制行动策略的范围，而为何各国会有各自形式的企业治理结构则无法决定;而在非稳定时期，意识形态之间会进行斗争，其他的结构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会决定哪一种形态生存下来，而采取哪一种策略。文化是一套技术惯习，是关于世界的映像、选择的能力、行动组织的方式，文化的限制作用在于行动者现时的行动策略与以往的行动能力有关系，并且行动者的这种文化装备不同，也影响到对不同行动路线的采纳。

4.新制度主义。Paul J.DiMaggio和Walter W.Powell提出三种制度趋同模式:强迫性同构，模仿性同构，规范性同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而且这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在合法性原则之下组织实践以制度趋同来定义，制度趋同促进了组织的生存和成功。而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制度在网络中如何通过传播构建起来的。

三、以上视角对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解释力

中国的公司治理演变经历四种治理模式。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经济制度采用“国家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政府计划性指导为方针;产权结构就是“一股独大”，内部结构就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职权不明，责任不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决定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制度。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走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制度。在公司治理中，提出了“让权放利”的做法，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在国家主要控制所有权的基础上，经营权下放企业。但出现的问题就是制约机制仍然不够，只考虑公司利益，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就不是很好。于是在逐步改革过程中，又学习西方的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方法。比如德国的就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结构，所以引入监事会制度;向美国学习了独立董事制度等等，这就是第三阶段“利益相关者”至上的阶段。近些年来中国正在借鉴美国的外部监督，注重效率的治理模式。美国的高效模式，虽然伴随着巨大风险，但是还是国际公司治理模式的主流。如何运用市场的透明度做监管方式，如何既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方便决策，都体现在新出台的《公司法》、《证券法》中，这就是第四个阶段董事会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

不论是多样性研究，还是不同视角的提出，都应该把它放到中国目前发展的状况下来看。仍然有些学者用简单文化视角对应观点，来研究哪条路径能够最好地适合中国，中国内部文化特征是作为西方制度中国本土化的主要依据。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公司中独立董事没法发挥作用，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以和为贵”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参与监督。而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在美国取得成功，“主要是源于美国人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并且认为，中国人还“唯上主义”。认为中国民众习惯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不善独立思考，这样大大削弱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用。实际上问题并不在文化层面上。应该看到美国同样也有问题，美国的安然事件等一系列丑闻正是体现了这些制度不力。所以文化说法站不住脚。其实根本机制还是制度不健全。独立董事的问题是在于激励与约束机制都有问题，还有人员的任免监督，以及独立性问题的制度设计上不够建全。简单的文化决定论漏洞实在太多，事实上很难纳入到文化视角的理论传统中，因为这里所给出的“以和为贵”，“唯上主义”只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抽象，并不真正存在。

从微观层面上看，韦伯认为的文化“扳道夫理论”或者是Swidler提出的“工具箱理论”，都旨在说明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和它固有文化库存是如何相关的，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行动者在行为时必须是“以和为贵”等文化的行动者。考量到世界文化的影响变迁，很难说现在中国人就是如此的。从宏观层面上看，忽略变迁的影响，即使中国人就是如此的，也难以说明文化的机理在这里完全起了作用。

如上所述，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合法性策略，但是周围的固有环境很难用文化来解释。第一，文化的差异还没有大到让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能有和美国完全不同效果的地步。如果假设有这样的两个环境，一个是法理型，一个是魅力型。于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合法性来源的理解就不同，即文化很不同。法理型的认为，法即正义，应以法来构建秩序。行动者在其环境下更加维护法所定下的秩序，比如独立董事常常会很好的监督，否决一些他认为可能违法而不正义的决策;另一个环境则相反，人们习惯保持对上者的尊崇，而一定程度上忽略或者践踏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难从不同的国家里找到如此不同的文化，因为守法、秩序这些概念，不论其是舶来的还是中国文化固有的还是发展出来的，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

分析研究公司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更多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制度构架的语境下说的。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上说，通常认为一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外部环境发生对话而构架出来的。权力的角度，其关注点在于控制权的斗争。这就关注公司内部，内部和外部之间是如何争夺控制权的。通过对各国历史上公司发展演变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介入导致公司结构的变化，特别明显的是一些重要法案的颁布，公司就必须对这些法案给以积极的回应。中国的市场就是很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虽然在一步步放开和完善。政府协调的手段越来越侧重为构建自由的市场而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把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作一次回顾的话，粗略的分，可以说是在政府，环境压力，企业本身三者对控制的争夺和协调下，中国公司企业制度被塑造了。很难说三者的作用大小，但直接的主导者还是政府。三者互动，形成了对权力的争夺。简单地看新《公司法》的出台，一大看点就是降低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构成结构。于是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资本构成降低了，虚假出资便没那么必要，但任何市场交易者作为潜在债权人交易的风险就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了，这就要求市场交易者更加依赖其他制度来降低交易的风险。这样的制度需要许多方面的参考，理论界或者实务界对于市场风险保障方法的理念转变，政府对于鼓励投资兴业的更加重视，等等。这些都能很好地用权力的角度去解释的。

当然一切假设的环境都不能脱离社会本身，这也就是网络理论存在的价值。公司，公司内部的行动者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独立董事的运行成功与否，不在于独立董事有制度赋予的权力大小，而是要看到具体的某个独立董事，在本公司内部或者整个社会网络下，处在的结构如何。这些网络都能发生作用，所以是否应当要严格规定独立董事的选出办法，杜绝不必要的私人情感关系，经济利益关系，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计算，而是减少影响独立性的“网络”存在，这是立法者应当考察的问题。同样，提高独立董事的参与性，则也不仅仅是权利的授予，责权配套等问题也是关注点。

还有“关联董事”，在事实上也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关联董事可以促进信息的相互流动，公司便是嵌入在这种网络之中。新制度主义观点的价值也不可忽略。从强迫性同构的角度上讲，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比如同在中国，有些大企业建立起很好的发展企业文化的机制，法律并没有要求;一些企业在壮大自己的同时，也会选择同样的机制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再比如从模仿性同构角度上看，现在的跨国大企业在中国就发挥着样板的作用，他们盈利能力好，社会地位高，在中国企业不知如何做得更好的时候，立法者还没想到要大家强制学习的时候，许多企业也模仿着去做。强迫机制强调依赖的作用，组织对国家或其它组织的依赖程度越高，其一致化的程度就越高;模仿机制是组织对不确定性的标准反应，这些不确定性包括组织的技术不容易被理解、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不确定、组织目标模糊、环境所造成的符号不确定性等等，在种种不确定情形下组织以“模型化”来应对;规范压力主要来自于专业化，现代社会大学专门化的正式教育以及专业化网络的扩张形成社会众多领域专业化的合法性要求。组织通过人事筛选制度、学历和文凭的条件来达到专业化的要求。这些都是解释中国企业制度很好的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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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制度在形成和发展哟过程中，理念的指导贯穿其中，这个理念即是企业理论的内核。在以资本结构为基础进行企业责权利的配置过程中，股东在企业委托一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主流企业理论和奋司治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现阶段作为一个非主流的企业理论，它顺应现代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也是对主流企业理论的扬弃。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改变了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配置方式。

0引言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公司—这一企业的主要形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伴而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一个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滞企业的发展。公司的治理就离不开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日渐成熟。本文将就现时期下的我国的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最新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我国的经济现实对此展开探讨，提出针对中国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1基础理论概述

本文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有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司理的理论，现就这两个理论的概述以及最新的发展情况展开论述说明，奠定本文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机制是以公司法人财产制度为基础，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着重解决的是委托问题，即如何选拔称职的经理人员以及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使其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公司治理理论最初建立在公司的传统法律模型之上，强调股东权利。这种理论又被称为股东中心理论或是股东优先理论或是股东控制理论。由此理论的源泉看，问题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故公司治理的主目标是监督和制衡经营者.实现股东的资产收益最大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定义和范围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源于企业理论的发展和人们对于企业管理认识的逐步深化。从国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分为实证主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论相关者理论和规范主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定义，由于上述三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各不相同，定义各异。

1.2公司治理机制理论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伴随着公司这一经济组织结构的产生而出现，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逐渐走向完善。一国经济的增长有赖于本国相关公司的财富增加，而公司财富的增加离不开公司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实现，公司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则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

要理解公司治理的含义，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的各方面利益。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1.2.1基于股东价值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以公司法人财产制度为基础，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着重解决的是委托问题，即如何选拔称职的经理人员以及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使其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公司治理理论最初建立在公司的传统法律模型之上，强调股东权利。

1.2.2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公司治理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团体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使价值的增值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贯穿于公司治理的整个过程，从而保证基于价值的管理处于正确的运营轨道上的一种公司治理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人或者参与，他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人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或者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或者分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所以企业的经营决策和公司治理的架构中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并且给予他们相关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将会威胁撤出其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机制现状的研究及比较

国外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要研究国外的公司治理情况，我们无法详细的去了解每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因此只能选择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那些有效的机制，以供我们的改革参考。

3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是公司治理的“晴雨表”、“温度计”，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构建是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一个合理科学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其得出结果，能够有效的指导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能够促进公司提高其公司治理的质量。

4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

纵观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机制，虽然在某些方面上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是总体来说，股东之上的逻辑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公司的社会，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司恰恰是偏离这一逻辑的。

4.1改革的方向

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的基础性因素是企业的产权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并且现行的官本位的人事制度和激励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很重要的原因，监督的不严是外部因素。在完善公司治理的改革中，企业的产权制度是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的基础，市场化的人事选聘和有效的激励制度是公司治理有效的必要条件，另外更要辅之以严格的外部监督。

4.2具体的改革措施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在公司治理的改革中。公司的治理作为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作为关键得环节，其关系到一个公司企业的生死存亡。本文拟就从三个角度展开探讨:首先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改革，其次是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最后是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改革。

4.2.1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改革

1)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就必须要抓住国有股一股独大和股权凝固这两大症结，从强化公司的内部治理人手，加快股权的分置改革，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促进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依据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减持国有股，降低比重，培育机构投资者，构建多元化阶梯型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基金组织，正确的引导基金持有上市股票，改善股权结构，缓解国有股减持的压力。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就应该从制度建设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方面人手。构建合理的董事会成员比例，严格控制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的数量，逐步解决董事和经理人员交叉任职的现象，扩大独立董事的比例，从根本上避免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存进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另外还应该增强董事会的责任意识，推行董事问责制。

3)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应当向全体股东负责，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同时对公司的董事、经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情况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其人员的组成，除了股东和职工代表外，还应该有债权人。

4.2.2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改革

基于目前我国垄断行业领域里，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是主流的形式，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完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培育垄断行业的企业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为垄断行业经过市场化改革逐步从政府运作走向企业运作创造条件，是现阶段工作的重点。对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革，应该主要从以下方面人手:

1)明确利益相关者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实践表明，除了传统的股东外，党委、债权人、高管、职工、供应商、客户和社区以及其他的挖补主体都有必要介人企业的治理。但是就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此多的利益相关者的介人，会大大加大决策的成本和公司的运营成本。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以及国企的特点，我们可以尝试增加债权人和职工这两类主体介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现有的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是监事会由股东代表、职工代表和独立监事三个部分，我们需要增加债权人的代表席位，使之各占四分之一，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民主化。

2)完善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建设

加强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建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国企治理机制的工作重点，董事会一定要强化其战略决策功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注意明确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功能定位，是单纯的决策还是内涵监督?董事会的规模及构成，是单一化还是多元化?董事长的来源，是内部还是外部?以及明确董事会各个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一、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

二、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制度性因素

1.外在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

2.内在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内在制度方面，我国尤其缺乏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

三、结论与建议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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