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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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内容摘要：省际间和区域间的效率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基于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我国各省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化状况。实证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的支出效率进步较小，并且主要贡献源自技术进步。

Malmquist（1953）提出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在动态条件下，继续在非参数框架内开展进一步研究。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它们分别反映了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产出水平的提升或下降程度；生产规模是处于哪个阶段，即收益递增、递减还是不变阶段；前沿面所代表的技术在两个时期之间的进步或者退步。

目前，将DEA技术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从动态角度分析财政支出效率跨期变化情况的成果尚属空白。本文对此进行尝试性研究，以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财政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实现财政资金的效能。

研究方法

Malmquist指数最早由曼奎斯特（Malmquist，1953）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它是距离函数的比值（Cavesetal.，1982），利用DEA效率测度可以很容易地表达生产率进步的Malmquist指数。

对具有跨期行为的DMU来说，t+1期的产出和投入与t期不同，至少有三个情况使得t+1期的产出改变：投入改变、技术改变、效率改变。假定规模收益不变（CRS）条件下，有单投入单产出生产函数y=f（k），那么产出增加的源泉分解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技术改变意味着生产前沿面的改变，因而它代表着生产前沿面由CRS（t）向CRS（t+1）运动，如B点移至C点，D点移至E点；效率提高指在原有技术前提下，采取最优的生产实践，降低技术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情况，它意味着技术向生产前沿面的垂直运动，比如，生产由A点向B点运动；投入改变意味着生产沿着生产前沿面运动，比如，投入增加意味着生产由B点向D点，或C点向E点运动。

假设，同一个DMU在两个时期进行生产，第期的投入产出组合为（kt，y（kt））用P点表示，在t+1期的投入产出组合（kt+1，y（kt+1））用Q点表示。

CRS（t）与CRS（t+1）分别表示第t期和第t+1期的规模收益不变生产技术，即生产前沿面。通过CCR模型即可求得第t期和第t+1期的效率水平，分别记为θt和θt+1，那么第t期和第t+1期的潜在产出分别为yt（kt）=yt/θt和yt+1（kt+1）=yt+1/θt+1。于是有：

（1）

右边同时乘除yt（kt+1），经变换有：

（2）

yt（kt+1）的含义是，利用第t期的生产技术，在投入为kt+1情况下的潜在平均产出。上式中，产出yt+1/yt的变动可分为三部分：θt+1/θt表示效率提高；yt+1（kt+1）/yt（kt）表示生产前沿面的变化，即技术进步；表示投入改变对产出的影响。

在（2）式中，技术进步的公式是以第t+1期为基期衡量的，而投入变化是在第t期衡量的。类似地，如果以第t期为基期衡量技术进步，而在第t+1期衡量投入变动，则可以得出一种新的产出增长分解方式。在（1）式右边同时乘除yt+1（kt），于是有：

（3）

为避免基准的混淆，可取上述两值的几何平均数解决矛盾，即

（4）

描述了两个时期内效率值的相对变化，也就是所谓的“追赶指数”。表示“前沿面生产率指数”，测度了两个前沿面的相对距离。由于一个前沿面就代表一种生产技术，因此，描述的是两个时期内技术进步情况。最后的表示投入规模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测度效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就是e•t这一部分。如果估计值大于（小于）1，则表示生产率发生进步（恶化）。

实证结果

本文的研究对象覆盖30个省级地方政府（除外）。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与刘振亚等人（2009）相同，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9）、《中国检察年鉴》（2002～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1~2008）以及各省统计年鉴（2001~2008）。由于最新数据只能从相关年鉴2009版获取，即某些变量值最多更新至2008年。本文写作时，《中国财政年鉴（2009）》尚未出版，所以无法获取2008年度个省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卫生产出统计指标中，婴儿死亡率与人口预期寿命这两项指标都只有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因此，本文只能选用2000年公布的新迈数据。

在测度了各省在两个时期的相对支出效率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得到在规模收益不变（CRS）条件下，各省的投入导向型Malmquist指数及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各省的Malmquist指数平均仅增长了5.6%，说明财政支出效率总体进步较低。效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水平的变化，技术进步几乎是前一时期的3倍，说明“十一五”时期表现最好的宁夏比“十五”时期表现最好的安徽更优。考察期内技术效率发生了严重退步，效率值仅为原来的38.9%。技术进步率的恶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规模效率下降了3%，而纯技术效率的退步程度为59.9%，对技术效率下降起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效率的规模效率变化不大，而纯技术效率大大退步，进而影响了整个财政支出效率水平的提高。纯技术效率只与政府本身有关，因此，政府应当切实提高决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效率。

从横向的区域角度来看，这个阶段Malmquist指数由高到低依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都有一定的效率进步，平均增长分别为121.02%和43.35%，而中部的平均增长为-12.86%，产生了效率恶化。从经济地理上呈现“两边高，中间低，中部塌陷”的态势。技术效率均有退步，从东至西依次下降了47.2%、67.91%和18.61%，而这三个地区的规模效率变化差异不大，分别为0.69%、-7.59%、1.6%。

因此，技术效率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退步，纯技术效率变化的显著差异造成技术进步率存在着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纯技术效率恶化情况稍好于中部地区。

参考文献：

第2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从我国农民收入现状，比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以及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支农支出，最后提出了建议。

一、中国农村以及农民收入现状

中国农民的数量大、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九亿农民和其余五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无疑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看，就现在而言，相同数目的财政支出，政府投入到农村所获得的福利，满意度及社会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支出状况

中国目前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阶段，需求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政府对财政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艰难。目前的中国，财政支出总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却主要用于公务人员的新增工资分配和投资城市建设，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贫困现象，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时财政分配仍然严重的向城市倾斜。显然，上述财政支出状况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进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三、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当，现在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能像美国一样实现成功的转变呢？以下不妨从从财政支农方面探讨一下美国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实行对农业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制度。美国对农业实行关税保护以及各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生产、限产和各种农业设施上给予农民的补贴有的甚至超过了自身种植的收入。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2.美国极其重视对农业科研的进行。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农干部为主干的、融教科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科学、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在农业的科技发展和推广上有极大的欠缺。

3.美国的社会福利普遍比较高，在农村也不例外。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还没有覆盖到农村来，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议和解决的方案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于中国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提高对农村农业的重视，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出。

我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很农村人口，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从总体俩说，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财政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第3篇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1.宋立根.强化公共财政政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

2.谢旭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08.11

3.郭庆旺，贾俊雪.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视角看2009年预算报告[J].中国财政，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