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恐怖分子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恐怖分子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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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调整，重点是反思与调整其对大国的政策思路。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质量观 比较优势 制度 生态 社会
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质量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二）质量观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三）比较优势质量观的评论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形成比较优势之要素
（一）基本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技术制度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制度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四）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三：社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全质量观”的提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4.施用海，沙玮，高耀松.标准化与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5.徐洁香.标准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价格月刊，2010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7.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hon&Company，inc，New York，1981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生 形势与政策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110—03
党的十七大以来，尤其是中央16号文件颁布以来，笔者所在的四川文理学院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形势政策宣传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几年的实践，四川文理学院对大学生的形势宣传教育取得了明显的实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高校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的本质和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因此，搞好对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不仅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正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维护稳定大局，而且还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具有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的高素质人才。《通知》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明确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二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的教育；三是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四是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五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政策观教育，引导学生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大局。
二、精心编写形势政策教育参考资料，建立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
《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想理论课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其他各门课程教育部或省教育厅都统一编写了教材，而每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育部只了国际国内形势的讲授要点，无统编教材，这在实际讲授过程中造成了困难。我校根据中央和省委“定期编写形势政策宣讲提纲，建立形势政策资源库”的要求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每学期组织校内专家根据教育部颁布的的讲授要点和学校实际，编写《形势与政策》教学参考资料，着手建立四川文理学院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
2004年—2005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五讲：一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及重大意义；二是正确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三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四是国际形势与展望：2005年的世界；五是我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现状及对策。前两讲主要给学生讲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2005年—2006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七讲：一是学习新《规定》，践行新《规定》。主要给学生讲解教育部新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二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建设永恒主题。主要讲授当时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背景、内容及大学生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讲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努力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状况以及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五是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主要讲授认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中央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政策和措施。六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七是2005年—2006年国际形势综述。
2005年—2006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主要讲授“十一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面临的形势、“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等。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讲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及特点。三是当前我国的教育形势。主要分析“十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十一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和2006年的重点工作。四是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主要讲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驳斥西方国家“中国”。五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六是为了这片热土的呼唤——与时俱进的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要讲授我校近30年的创业历程和学校在“扩校升本”过程中的政策措施。
2006年—2007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先进性常在，生命力永存。主要讲授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讲话精神。二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讲授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三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讲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介绍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依据、意义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四是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主要讲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主要内容，使学生了解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形势及中长期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五是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和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六是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2006年—2007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把四川文理学院尽快建成合格本科院校的思考。主要给学生介绍我校升本后如何把学校建成合格本科院校的政策与思路。二是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主要讲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三是当前的国际形势问题。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五是关于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六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现状与展望。
2008年—2009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七讲：一是四川省、达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分析；二是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三是弘扬奥运精神、增强爱国热情；四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五是正确判断当前的物价上涨和宏观经济形势；六是坚持科学发展，推动文明创建；七是国际形势及我国。
2008年—2009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与政策及川东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困境与出路；二是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若干重大问题；三是我国三次思想解放的历史回顾；四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当前经济形势展望；五是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六是当前的国际形势。
2009年—2010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七讲：一是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二是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三是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四是深刻认识“门徒会”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五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六是我院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综述；七是国际形势与我国。
2009年—2010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我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二是办好世博会，展示新形象；三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纲领性文献；四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五是国际形势问题；六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2010年—2011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伟大的历程，光辉的成就；二是当前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与任务；三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四是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五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及特征；六是当前国际形势问题。
2011年—2012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三大事件”彪炳史册，“三大成就”继往开来；二是做到“五个必须坚持”和“四个坚定不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三是解读达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四是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五是科学重建，伟大壮举；六是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2011年—2012年下学期，我院《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九讲：一是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二是大学生涉入非法传销的危害、原因及防范对策：三是吹响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四是新时期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五是探寻伟大的李林森精神；六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七是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八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九是其他地区问题。
从综上内容可以看出，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包含了三大部分；一是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涉及国内经济形势与政策、政治形势与政策、教育形势与政策、就业形势与政策、社会形势与政策以及地区问题。二是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涉及中国与各大国、各地区联盟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世界热点问题概述以及我国对外交往政策。三是爱校教育。主要涉及学校艰辛创业历程、扩校升本和创建合格本科院校的政策措施以及加强学生管理的一些政策措施。从目前我校建立的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中，可以清晰看出最近几年国际、国内和我校发展的脉络，为我们讲好《形势与政策》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整合学校形势政策教育资源。为讲好《形势与政策》提供时间、地点、师资保证
在以往组织形势政策教育过程中，我们深感形势政策教学组织难度大。主要体现在：一是学习时间长。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大学三年或四年，学生每学期都要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是其他任何课程所没有的；二是涉及学生广。所有专业的所有学生都要上《形势与政策》课，全校性与全员性是形势政策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可以说，在同一时间，只有《形势与政策》课才具有如此的广泛性，涉及全校各年级的每一个同学。上述这两个特点，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实施造成了一定困难，使《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难度大。一是师资队伍无法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的要求。现在的高校几乎都是万人以上大学，如果采取听报告的方式。邀请校内外专家作几场报告，固然可以解决师资问题，但每场报告学生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这种报告方式效果不理想。如果采取分班教学，则需要上百个形势与政策教师，师资无法保证；二是上课地点和时间不好安排。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学习时间长和涉及学生广，无论采取固定时间、地点和临时时间、地点，都有一定的困难。
针对《形势与政策》的上述特点与困难，我校整合学校教育资源，采取领导形势报告与教师课堂讲授相结合的办法。领导形势报告就是请市委领导和学校领导针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每期给新、老校区学生在学术报告厅作一场形势报告，由党委宣传部贴海报，分配各系名额由各系组织学生参加；考虑到《形势与政策》在教师、时间、地点安排上的难度，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中加一节作为《形势与政策》上课时间，这就解决了教师、时间、地点问题，当然，讲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都是专职教师。对于没有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大四，由于毕业班课程本身就少，就安排兼职教师兼任。
四、认真备课，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形势政策教育的实效性
1.坚持“大范围”与“小范围”相结合的集体备课制度。所谓“大范围”，就是每学期开学前，由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学校全体《形势与政策》课专、兼职教师进行集体备课，对本学期形势政策教育内容进行安排并提出具体要求；所谓“小范围”，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部和各系为单位，针对教学中的某一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通过组织教师集体备课，集思广益，使教师在上课前对每一专题都有深入的了解，这样讲起课来就得心应手。
2.教学要与大学生实际利益与发展紧密联系，促进其对课程兴趣的增长。《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一般都是影响和关系世界及国家发展的所谓“大事”，似乎与个人利益没多大关系。但是，每个人都具“趋利避害”的心理倾向，因此对大学生而言，与自身利益和发展有某种关联的事情常常会非常关心也很感兴趣，而对与自身利益及发展无关的事情不会十分关心。因此，如果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对这些“大事”的讲解脱离大学生实际，而不与其利益及发展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则他们会认为这些“大事”距离自己太遥远，对于课程的兴趣就会减弱。就达不到应有的教学目的。针对这种状况，我们要求在教学中真正讲清楚国际国内大事对国家、对社会意义何在，对个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从而使学生真正认清形势、把握政策。
3.在教学中重视对分析问题方法的传授，重视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学了之后感到有用。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当成一般“新闻”，将课堂教学变成“传播新闻”，无疑会使大学生丧失对课程的兴趣。因此，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除了尽可能地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深入浅出地作出分析外，还应重视对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如对某一热点问题的讲授，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资料，了解问题的一些常识，在此基础上，教师重点分析这一热点产生的背景、来龙去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为什么坚持这一态度等。这样，就能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逻辑思维能力，使其感到这一课程对他有用。
4.在教学中重视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在教学中，我们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传媒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优势，通过直观、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国际、国内大事；我们每年都要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形势》影视资料，定期在学校录像厅给学生放映，增进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了解。
五、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建设
我们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密的组织纪律，而且对学历和职称都有明确要求。我们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必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背景。在目前的教师队伍中，80%以上的教师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和硕士以上学历。
总之，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既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会议精神，把我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这一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努力推动我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内容和形式 建设
一、高校形势政策课的现状及困扰
1、教学方面取得的成效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文件精神，各高校加强了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高校按照和教育部统一部署，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积极探索新时期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对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形势与政策教育。
各高校在教学方式上多采取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但基本上还是以课堂讲授或讨论主。讲授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观察分析形势方法理论，现行政策及政策运行、国际关系、中美关系、、我国经济形势、“三个代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已经有高校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教学、讨论、作业、考核等都充分利用这一信息社会的重要工具，受到广大师生的普遍欢迎。
（1）形成了完善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近年来，各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都比较重视，组成了一支强而有力的形势与政策教学队伍，在各年级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在完成授课任务的同时，也加大了教学研究力度，不断收集有关材料，使得时事内容得到及时的更新，基本做到了与时间同步。
（2）学生有了正确认识，开阔了视野。通过学习《形势与政策》这门课程，学生了解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了解中国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清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外交政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所学的知识，拓宽了知识面，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一个有益补充。
（3）指导学生正确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能够辩证的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搞好学习的同时学会弘扬科学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大部分同学能够正确地看待当前形势，把握好自身的发展方向。
（4）明确了党的大政方针，明确了政治方向。对于国家政策，关于我国企业改革、、国际关系处理以及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等方面的内容，许多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理解的观点也不同。我们的学生不但自己学会了正确的分析当前形势，支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中做好国家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
（5）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指导学生将自己置身与社会当中，正确地估量和认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树立正确的就业思想。以前，学生中存在着一些“对就业过于理想化”的思想，择业时怕吃苦又要求高工资，因而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容易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而《形势与政策》教育使学生正确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同时也培养了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2、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形势政策课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料建设，拓展教育渠道，教学方法改革与完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1）内在需求与实际效果的矛盾。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各种思潮的影响，普遍存在着重专业课，不重视马列课和思想道德课，更不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倾向。但因为形势政策课属于政治教育课，由于种种原因，相当多的同学认为这是一种脱离实际“假、大、空”的说教，甚至表现出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使《形势与政策》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曾对自己上课的15个班做过调查：表示“亲近”的不到10%，处于“淡漠”和“疏远”的则占绝大多数，甚至有不少人“厌恶”此课。
（2）形势复杂与途径单一的矛盾。培养适应时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形势政策课改革需紧密联系国际形势发展和国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如何很好地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实际，并较圆满地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这是长期以来困扰该课的难题。大学生政治、思想、品德和个性心理品质有其自然的形成发展规律，遵循这一规律，方能有效地实施思想品德教育。全国每年有许多关于大学生政治、思想、品德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报告，绝大多数是问卷调查，问题在于学生填答问卷时的态度和认识水平使问卷调查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性，更不必说其知与行之间的距离。年级越高，越是明显。因此，我们需要完善对问题的研究手段，借鉴其他学科的成功经验，在继续应用问卷调查和相关统计方法的同时，注重个案调查，注意从学生日常言行及“课桌文化”、宿舍文化等新的角度上的探究学生的内心世界，通过考察行为表现来发现其真实思想状况。
（3）时事易变与师资不稳的矛盾。形势与政策我们天天都在接触，它也天天都在发展变化，要把难点、热点、深层次问题讲好，教师需要做大量的实际研究比较，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与更新，这就需要教师能潜心钻研、与时俱进地充实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不理想和教师队伍不稳、素质不高也是影响形势政策课教学效果的关键问题。不论是教学效果的提高，还是教师素质的提高，在短期内都不可能有多大改善，必须长远规划，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所以，形势政策课要提高教学效果必须针对教师素质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脱离教师素质和队伍状况以及当前教学实际状况来谈形势政策课改革成为空谈。
二、课程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环节的落实
改革形势政策课教学，需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处理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
当今社会对学生的学生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这种变化有利于学生的社会化，同时这也是社会更加开放，教育封闭态度被打破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要注意其负面影响，尤其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负面影响显得特别突出，加上人们对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错误理解，这些负面影响会在一定时期内弱化学校教育，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基本的突出问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反差太大。按照教育规律，教育从标准到内容都必须具有超前性，德育更应具有鲜明的超前性，但超前的“度”到底以多大为宜，还应深入研究。不超前，失去了教育的意义；过于超前，反而会削弱教育的实际效果。
2、处理好形势政策课教学与其他德育工作的关系
包括形势政策课在内的思想品德课程都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品德教育的主渠道”。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主渠道，上级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都必须在认识上，并在实践中重视这一问题，同时，要注重其他渠道，如社会实践、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党团活动等。实际上，离开了这些渠道，主渠道的作用也难以得到最佳发挥，因此，在抓住主渠道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渠道的作用，才能实现德育教育的最佳效果。
3、处理好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关系
此处的显性课程即指形势政策课，隐性课程是进入新的世纪以后逐渐引起世界范围关注的教育课题。对于它的确切涵义现在还有争议，但基本上可定义为学校内除显性课程外的，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及其具体化的教育目标规范设计的校园文化要素的统称，如网络、报刊、图书、校规校纪、校风、校貌、师生关系、校园物质文化等。显而易见，隐性课程是除显性课程外所有学校文化要素的综合，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范围广，对于学生实施“看不见的教育”其影响难以量化，它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学校要注意隐性课程建设，并使之与显性课程统筹计划，协调发展。
三、加强《形势政策教育》课教学的几点设想
1、实行教学内容的同步化
首先，应删除那些“假大空”、甚至“左”的东西。对于一些具体内容应赋予正确的解释。如奉献和索取的关系，学生受到的教育几乎全是要求他们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避而不谈索取。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的。学生对这种教育也往往是“教而远之”。我们应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扭转这种倾向。其次，应增加由市场经济价值观引发的一些内容，如商品意识、竞争意识、信誉意识等。要始终如一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主旋律，更要积极主动地清楚市场经济价值观和消极面，如拜金主义、投机心理、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再次，要注意政治品质、思想品质、道德品质和个性心理品质四者的统一，绝不能用其余三个品质取代个性心理品质，要树立起个性心理品质是德育的基础的观念。实际上，只有当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品德心理结构，德育才是成功的。在政治品质教育方面，也应允许学生有不同层次的要求。
2、设计教学方法的参与化
教学方法历来是形势政策课程改革的活跃点，每个学校、每个教师都有一套教学方法，在此应强调的是要想方设法让学生参与，打破“一言堂”、“满堂灌”和压服式、说教式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没有学生参与的教学是失败的。可以采用提高、讨论、辩论、演讲、撰文、参观、调查等方式，为学生创造机会，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心情舒畅的气氛中心悦诚服的接受理论观点和行为方式，让学生通过思辩和讨论来解惑受益。
3、实现教学过程的活动化
形势政策课教学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从备课、讲授、答疑、批改作业到考试，每一环节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在此基础上教师应真正了解教育对象，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实际，注重互动探究。在教学中针对学生在一些重大“形势与政策”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和倾向性问题作正确引导。网络支持下的交流和研讨，为教与学的互动参与提供了先进平台。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体现时代特性的话语形式，以其虚拟空间的私密性提供了大学生实现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的肥沃土壤，也使大学生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疑虑与困惑。充分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利用网络化的教学手段，结合形势政策课程教育的特点及其规律，充分考虑学生的内在需求，搭建集政治性、思想性、服务性为一体的课程网站。针对热点问题，既要有事实报道，又要有理性思考，不断增强网络教育的亲和力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在实践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 邓纯余：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创新的思考与实践[J].考试周刊，2007（25）.
[2] 罗海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现状及对策[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5）.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工商管理；国际化；工商管理教育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与之相对应，我国面临的世界竞争越来越严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商管理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随着远程教育、联合办学的开展，工商管理教育应对国际化发展形势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各界对工商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化意识，并深入了解国内、国际工商管理形势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的现状
首先，教学目标进一步明确。当前，大部分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和要求，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教学目标适时调整了课程内容和形式。其次，师资体系逐渐完善。许多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积极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师资构建原则。借鉴吸收、引进聘请国外优秀工商管理教育者，并组织教师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国家化培训。再次，课程体系更加科学。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大部分高校都构建了相对应的课程体系，例如积极推进双语教学或全外语教学，还对工商管理专业教材进行了适当调整。积极开设国际化课程内容，并引进外文原版教材。最后，实行常态化国际交流。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都革新传统工商管理教学模式，一方面加强与地区、部级单位和企业的合作交流，另一方面借鉴吸收国际先进工商管理教学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以提升自身的工商管理教学水平。
二、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改革途径
当前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都根据国际形势，在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新，但不可否认，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中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当前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内在要求，反而严重阻碍了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应当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特点，改革工商管理教育模式。笔者根据多年研究经验，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完善国际化培养途径
首先，应当适时课程国际化。高校应当积极引进当前世界最新的工商实践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和学习各种新知识、新观点，以增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全球化战略和国际化思维。与此同时应当重视基础专业课程，深入探究我国工商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将创新、引进、吸收有机结合。其次，要开展国际化工商管理论坛。高校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国际化教育成果，并与相关国家高校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当今社会，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绩。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国际化工商管理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国高校与这些国家的高校不仅文化特征相似，而且地缘接近，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成本相对较低，且操作起来更加便捷。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当与工商界展开交流沟通，工商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积累专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储备。深入了解工商行业的发展规律、发展现状。因此，我国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利用本地区的国际企业、外贸企业、企业家协会等资源，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际化工商管理者参与论坛探究，进而帮助大学生了解最新的工商管理动向与问题。
2.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
首先，高校应当引进和聘请国外著名管理学院的学者或具有国际工商管理经验的从业人员，为学生讲授国际化管理理念与经验。其次，高校应当排遣工商管理专业教师到国外进修，或安排教师到知名企业参与管理和决策，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积累教学案例、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素养。在参与国外培训或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工商管理专业教师能够接触和了解最新的专业教育理念，进而更新知识储备，引进国际化管理知识。再次，高校还当鼓励教师不断拓宽自身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丰富工商管理专业教师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当前的国际化趋势。最后，高校应当设立多元化人才引进机制，要根据工商管理课程体系，积极引进不同专业和学科的高级人才，加强专业知识的交叉与融合。
3.构建国际化培养体系
当前，我国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评价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根据学术论文和课题情况进行评比；二是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很少有针对工商管理教育的评价标准和制度。因此，若要应对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就必须根据工商管理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与制度，根据高校工商管理教育在市场环境中的市场化程度、生存能力。以及工商管理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霍国庆．台港地区工商管理教育的特色及发展走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台港考察记录［J］.管理评论，2003.
［2］姚福生，王磊，张志伟，谢峰．新时期大学生国际视野教育初探［J］.学术论坛，2008.
［3］杨芙蓉．面向国际，处理好工商管理教育中的几个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研究，2002.
［4］李兴华．试析欧盟内部语言纷争的经济因素［J］.法国研究，2008.
［5］胡笑寒，方迪昉．国外工商管理教育的系统分析及借鉴［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WWw.133229.cOm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课 理论教学 专题化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理论教学具有课程难度大、教学内容变化快和备课耗时多的特点，适宜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
一、“形势与政策”课采用专题教学的必要性
（一）教学内容要点化决定了教学方式的专题化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依据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教学要点》展开的，一个教学要点就是一个教学专题，任课教师应该依据教学要点及提示进行备课并教学。以2004年下半年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为例，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有七个：一是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二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四是准确把握中央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和部署；五是正确理解事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六是全面认识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发展形势与措施；七是广泛组织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有五个：一是世界经济企稳复苏，了解增长格局的新变化；二是大国关系不断调整，把握其对世界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三是周边地区发展形势良好，清醒认识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四是地区热点问题有所缓解，深刻认识国际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五是中国外交开拓进取，全面理解中国外交的政策举措。国内和国际的教学要点共计十二个，而这十二个教学要点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实际就是十二个教学专题。可以说，“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要点化决定了其教学方式的专题化。
（二）教学内容多而课时少的矛盾决定了专题教学的合理性
“形势与政策”课一学期的教育教学要点达十二个之多，每个教育教学要点如果充分展开的话内容十分庞大，然而每学期的课时数多则16课时，少则8课时。要在8至16课时的课堂上系统讲授十二个教育教学要点的内容，既无现实性亦无可能性，如果勉强为之，只能走马观花式教学。相反，如果采用专题化教学，则可以在十二个教学要点中精心选取几个要点，然后组织骨干教师集体备课，重点突破选取的几个教学要点。淮阴工学院每学期“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只安排8课时，要在8课时的课堂教学中系统完成教育部印发的十几个教育教学要点的教学工作是绝无可能的，只有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才能解决教学内容多与教学课时少的矛盾。从2006年开始，淮阴工学院就决定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即在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十几个教育教学要点中选择四个要点，然后进行重点备课，开展专题化教学。如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淮阴工学院在教育部印发的十二个教育教学要点中精心选择提炼了四个专题，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专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专题、当前我国社会领域学习专题和中国外交政策举措学习专题。
（三）教学任务重而合格教师人数少的矛盾决定了专题教学的现实性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如果严格按照《通知》的精神，本科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总学时应该是128学时，共计2学分。也就是说，本科四年每学期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可见教学任务十分繁重。面对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现有教师队伍无法承受。据笔者了解，多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存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的现象。从职称结构看，高职称的教师偏少；从学历层次看，博士学历的教师偏少；从知识结构看，多数教师的知识单一，缺乏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新知识为一体的综合型知识结构，使得“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以笔者所在的淮阴工学院为例，全校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约18000人，每个学期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生约为4500人，要连续开设七个学期，共计112学时。为了完成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需要约50名合格的任课教师，但全校能够胜任“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教师数量不足30人，而且这不足30人的合格教师队伍还要承担全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确保“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实行专题化教学，集中有限的合格教师队伍，精心选择和提炼教学专题，然后进行专题教学重点攻关，由骨干教师牵头进行专题教学，带动其他教师全面开展专题教学，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
二、“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注意要点
（一）精心选择和提炼教学专题
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教育教学要点多达十几个，而每学期能够选择的教学专题只能有三五个，如何在十几个教育教学要点中选择三五个要点进行专题教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但以国内为主的原则；二是坚持适当提炼、避免原文照抄的原则。下面结合笔者所在的淮阴工学院谈谈对上述两个原则的理解和运用。
1.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但以国内为主的原则
淮阴工学院每学期开设8课时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一次课2课时，共计四次课。因为是一学年考核一次，故上学期上四次课，一次课一个专题，共计四个专题。对于四个专题教学内容的选择，我们一直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但以国内为主的原则，如本学期的四个教学专题，其中三个专题是关于国内的，一个专题是关于国际的。下学期讲授三次课，共计三个专题，我们一般选择两个国内专题，一个国际专题，第四次课作为课堂考核。以上学期为例，教育部印发的2014年上半年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规定了十个国内国际教育教学要点，其中国内要点六个，国际要点四个。我们课程组经过精心选择，最终挑选两个国内专题，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专题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专题，另外选择一个国际教学专题，即大国外交学习专题。
2.坚持适当提炼避免原文照抄的原则
在十几个教学要点中选择三到五个要点作为教学专题，绝不是简单的原文照抄，而是要适当提炼。如上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课程组需要选择三个专题开展教学，经过充分考虑最终选择教育部印发的2014年上半年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中国内部分的第一个要点和第五个要点，另外选择国际部分的第二个要点。但是在选择教学专题时，我们不是简单地原文照抄，坚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炼的原则。如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教育教学要点，国内要点中的第一个要点原文是“深入学习贯彻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经过适当提炼后确定的专题名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专题”；国内要点中的第五个要点原文是“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经过适当提炼后确定的专题名称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专题”；国际要点中的第二要点原文是“关注大国对外战略调整动态，充分认识大国关系互动的复杂性”，经过适当提炼后确定的专题名称是“大国外交学习专题”。
（二）建立重点备课人制度
选定教学专题之后，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是备好课。因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难度大、变化快，所以备课难度大。如前所述，面对如此繁重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任务，合格的教师人数无法满足教学需要，所以学校不得不让大量辅导员担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然而，对于辅导员来说，他们要备好“形势与政策”课确实勉为其难，必须建立重点备课人制度。淮阴工学院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中挑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者博士以上学位的老师担任重点备课人，而且要求重点备课人熟练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并且深刻把握国内国际时事热点。重点备课人选定后，由课程组负责安排重点备课人的备课任务，一般是一个重点备课人负责一个教学专题的备课工作。为了激发重点备课人的工作热情，学校对重点备课人给予资金补助，一般完成一个教学专题的重点备课任务学校给予200元的备课补助。通过建立重点备课人制度，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备课质量，为搞好专题教学奠定坚实的前提。
（三）实行任课教师先行培训制度
鉴于授课班级多、学生人数多的客观现实，每个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都很庞大，其中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党务工作者、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在这次教师队伍中，一般而言只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和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背景的党政干部能够胜任“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工作，其余人员特别是辅导员队伍很难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要求。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淮阴工学院在实践中采取的主要做法是依靠重点备课人对其余授课教师进行专题辅导，同时由“形势与政策”课课程负责人召集课程组成员集体研讨确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然后对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和辅导。淮阴工学院的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三、完善“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是完善“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主导，只有认识到位，才能更好地付诸行动。提高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可以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入手。
就学校而言，思想重视要落实在行动上。在教学管理上，应以制度形式给予保证，即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有学分、有考核，并且重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养，确保所需各项经费、场所、设备落到实处。
就教师而言，要充分认识到“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教学实践。教师要立足”形势与政策”课层次高、领域宽、跨度大、学时少等特点，以学生为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改进教学方法，从学生关注的社会生活、时事政治出发，寻取学生思想需求与教学内容的恰当联结点，理论联系实际，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
就学生而言，学生重视“形势与政策”课就是端正学习态度，对该课程投之以热情、付之以精力。通过不断地认知时事、认同政策，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认清大局和大趋势，最终树立科学的形势政策观。
（二）建立一支结构优、素质高的教师队伍是完善“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关键
“形势与政策”课的思想性、知识性、时效性等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选拔专业理论功底深厚、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教师作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的骨干；选拔那些把握学生思想脉搏和关心热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前沿的辅导员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教师，加强对其指导和培训，使之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吸收党政领导干部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中，努力建设一支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通过定期开展培训、坚持集体备课、教学观摩，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打造“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梯队，老教师要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有生力量；重视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不断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师德修养。
参考文献：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0篇
理论的融合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从世界经济理论来看，我们已经难以将“一带一路”地共同发展简单看成一个贸易问题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是国际投资理论难以解决“一带一路”地区所表现出的较大的异质性以及严重的经济地理分割问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强调贸易的形成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而传统要素桌赋理论则认为要素桌赋差异是比较优势的真正来源。但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要素桌赋理论其重要前提条件都是零关税与零运输成本。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经济分割的“一带一路”地区，满足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因而潜在的比较优势将难以发挥。此外，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异性也使得克鲁一格曼提出新贸易理论以及林德提出的需求重叠理论难以适用于该地区的贸易，这两者都需要贸易国之间存在较大本地市场规模或相似的消费偏好以便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理论同样难以支持“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同样是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重要前提，而这此正是“一带一路”地区所缺乏的发展基础。虽然东亚地区凭借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人参与了国际分工，最终促进了贸易的增加。但对于“一带一路”地区而言，过大的经济差距以及远离世界市场的经济地理条件都使得落后国家难以承接产业转移，因此难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人总之，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Hymen1960、产品周期理论(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Buckley,1976)国际生产折衷论(Dunning,1977)等理论均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理解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外部性较强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显然难以满足。可见，“一带一路”地区发展需要先行社会资本的投人，而只要是遵循着严格的比较优势假定的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都难以支撑“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打破经济地理分割，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是实现“一带一路”地区贸易重塑的重要方向。
同样，我们也难以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看成一种发展战略从发展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研究问题，以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为政策手段，其中强调了投资的不可分性与部门之间的互补性，突出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此思路虽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内容如出一辙，但发展经济学中强调的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中国带动的区域共同发展，因而需要发展经济理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开放条件中进行更多的拓展。同时，也有人采用对外援助理论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当作是中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工业化。这显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相违背，同时也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是共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进人新常态，中国通过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实现互补性，进而实现经济转型，而且中国当前的经济地位尚未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由中国倡导的以基础建设投资为重要实现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仅看成一种对外援助的发展战略，其日的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人以及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来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因此，“一带一路”地区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从世界经济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两者融合的角度来思考，而且一日_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问题，一此在某一框架下矛盾的问题将在新的框架下得以解释。“一带一路”地区贸易发展离不开具有“不可分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直接投资，而在新古典的框架下大规模投资的进人仍然需要以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即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为前提。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循环因果关系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就迎刃而解，“一带一路”地区可以通过发挥类似“大推进”理论中政府作为经济体系中的协调者的功能进而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对于比较优势缺失的“一带一路”地区而言，需要存在区域贸易核心国并发挥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促进贸易分工的国家能力，如此才能打破新古典框架下的增长陷阱，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本文将核心国的这种国家能力称之为区域发展的“国家优势”，而将核心国通过发挥国家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称之为贸易发展中的“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则是通过发挥核心国的“国家优势”，实现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大推进”投资，进而促进区域贸易的形成与重塑。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1篇
一、四个全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科学理论，它始终以实际问题为鲜明导向。以党的十为标志，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充满着诸多艰险，其最大特点就是靠破解难题奋力前行。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在迎来令人振奋的民族复兴跃升期的同时，也进入了令人忧虑的矛盾问题凸显期，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四个全面正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研究解决这类实际问题中形成的，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线，创造性地回答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按什么样的目标治国理政、怎样治国理政的基本问题，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地提升到了新的更高境界。
四个全面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还在于它以当代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创造性地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欲建非凡之功，必用非凡之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来研究解决世所罕见的各种难题，由此形成了四个全面这盘精妙无穷的战略棋局。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国创造性运用的当代版，以中国特有的风格空前彰显和弘扬着其精髓要义。特别是四个全面所贯注的那种志存高远的使命担当，那种以民为本的执政情怀，那种敢于亮剑的政治胆略，那种统观全局的战略眼光，那种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那种接脉地气的务实作风，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国的时代表达的升华。毫无疑问，随着四个全面的深入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必将在中国大地上愈益放射出造福苍生的真理之光、正义之光、智慧之光。
二、四个全面开拓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为中国人民谋利造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坚持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人民利益出发，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形态，并为之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奋斗。四个全面作为我们党精心筹谋的战略布局，其最大亮点之一，就是以其全面性要求开拓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一方面，四个全面扩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优势的增长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理应具有无可比拟的内在优势。由于这一社会形态尚处于初始阶段，其内在优势方兴未艾，将会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增长。以前，我们往往比较关注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优势、实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优势、建设先进精神文明的文化优势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这意味着我们党在自觉把握和增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优势上，又向前迈进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表明我们党已公开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以普惠人民为内在特性、以改革创新为内在特质、以倚重法治为内在特点、以强健领导核心为内在特征的社会形态，它应当而且也能够显著增长相应的内在优势。从实践角度来看，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使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愈加显示出其价值优势;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思想观念束缚、利益固化藩篱和陈旧体制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愈加显示出其活力优势;紧紧扭住全面依法治国，着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愈加显示出其秩序优势;紧紧扭住全面从严治党，着力保持和增进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愈加显示出其领导力量优势。由此可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和推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优势的延续增长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另一方面，四个全面健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趋向美好愿景的演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其成长需要经历一个由不够成熟到比较成熟、由不够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够强健到比较强健的逐步演进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趋向美好愿景的历史演进，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其关键是要形成合理有效的演进机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性贡献之一，恰恰在于它确立起了这样的演进机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战略举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美好愿景演进都将起到决定性的推进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设内容上深刻体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性要求，在惠及对象上充分体现覆盖人群的全面性要求，这就必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美好愿景演进提供目标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注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调整完善政策制度，以创新思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必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美好愿景演进提供动力源泉。全面依法治国，着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致力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这就必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美好愿景演进提供秩序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立足于推进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全方位地管好治好，不断增强党在治国理政中的凝聚力、决策力、整合力和驾驭力，这就必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美好愿景演进提供政治保证。显而易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趋向美好愿景的合理有效演进机制，寓于其功能作用之中。也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必将越来越广阔。
三、四个全面开拓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境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相继适应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客观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加快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确立起来的，其科学价值的突出之点，就在于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升华到新的境界。
四个全面空前提升了中华民族复兴所要达到的文明水准。中华民族复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它所要达到的先进文明形态，既包含着对前人文明的合理传承，更体现着对前人文明的卓越超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为一体，自觉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要求，不断赋予中华民族复兴以超越前人的新的文明内涵和水准。新形势下，我们党将四个全面确立为举国一致遵从的战略布局和治国理政实践，这实际上就把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水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并将日益增强亿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个全面空前拓展了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路径。实现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民族复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宏大、空前艰巨、空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始终有赖于整个民族的自觉担当，特别是有赖于路径的合理选择和开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实践意义，就在于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有针对性地具体化了，从而使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有了更加系统、更加扎实、更加奏效的现实路径。比如，坚持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条路径，能够最大限度地回应和体现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最大限度地激发举国上下的创造热情，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从而愈益集聚起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正能量;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这条路径，能够及时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体制和政策性难题，使一切制度的优势充分彰显，一切资源的价值充分出彩，一切智慧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愈益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注入蓬勃生机和活力;坚持走全面依法治国这条路径，能够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矛盾，更好地保障国家和社会生活规范有序运行，从而愈益为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坚持走全面从严治党这条路径，能够不断增强我们党特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的理论优势、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精神支撑的政治优势、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组织优势、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要义的作风优势等等，从而愈益为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有效发挥主心骨和火车头作用。可以坚信，沿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拓展的现实路径阔步前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大前程将是不可限量的。
四、四个全面开拓了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境界
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文明进步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性越来越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定意义上是我们党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产物，它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理所当然具有造福人类的世界性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2篇
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预言。在当下，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历史上我们经历了过惨痛的教训：失去海洋上的权利，我们不仅由于战败而丧失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并一度面临亡国的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意识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海洋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带来了文化科学交流的新天地、也带来了海疆领土争端乃至区域格局的复杂化演变。经历这些变化，中国大学生身处其中，不自觉地产生了海洋意识。除了这种自发的海洋意识之外，高校专门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可谓为数寥寥、成果不彰。尤其身处沿海地区的各级高校，本该走在海洋意识教育的前沿，如今看来，效果堪舆。如何加强高校海洋意识教育，本文就海洋意思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的实践做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首先，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有多项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海洋意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海洋价值和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十分匮乏。当今大学生形成的海洋意识多属于自发性的。在信息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以及报纸、电视等媒介获得新闻知识，相关内容如海洋开发、周边地区形势发展与变化、各国海上力量、区域海洋问题摩擦与争端、海洋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发的海洋意识。
在大学课堂中，海洋意识教育所占的比重极低，不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外畅销读物等涉及海洋的内容非常少，大学里开展以海洋为主题的活动鲜见。普遍来讲，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是中学阶段海洋意识教育的复制，所以形式简单、内容单一、逻辑散乱、效果不彰。形式主要是海报挂板宣传、海洋知识竞赛等，进入课堂教学内容很少。内容集中在我国海洋国土、海洋权益争端、海洋经济价值等方面，基本上是海洋相关知识的普及，与国际形势、区域形势的发展变化关联较少。只有当周边区域形势变得紧张而敏感时，高校课堂才做出反应，如2009年“南海问题”、2012年“钓鱼岛问题”在部分高校做专题解读。这些略显粗糙简单、仓促和被动的教育方式，很难满足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所需要的海洋意识基础。
就当今高校教育的现状来看，若想使海洋意识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进入大学课堂是必要的方式。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有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先天基础。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政性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自2004年、教育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来，形势与政策课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结合国内外热点问题，通过课堂与教育实践，帮助学生认清了国内外最新形势。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海洋意识教育不仅事关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以及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更加包含我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同时，当今世界谋求发展的国家无不把海洋权益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海洋意识的发展成为全球趋势。形势与政策课正是应对变化发展中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有效教育平台，亦是实施海洋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第二，“形势与政策”课具有思想理论深度和政治方向性。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就是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和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断提升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策观就是从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人民谋利益，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海洋意识教育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
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需要清晰准确的内容布局。海洋意识教育在“形势与政策”课堂上应当讲授哪些内容？总体来说，海洋意识教育包含六项内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在这六项内容中，笔者认为前三项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后三项可作为辅助和补充整合为一个内容项。这四方面布局构成了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海洋政治板块中，包括海洋权益在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际法等方面的内容。当前海洋竞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海洋意识是全球性概念，亟须国际视角加以诠释。国际关系是研究当代海洋问题的重点和基础，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不可能形成完整深刻的海洋意识。比如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中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如有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英国学者麦金德的“陆权论”和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等，均对国家的兴衰更迭和海洋实力之强弱关系做出了有力的阐释。当然，作为高校通识课教育，形势与政策课无须完整系统地讲授地缘政治学理论，但当前全球海洋权益竞争充满深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前不少大学生对于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认识存在误解和困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地缘政治观念。不仅如此，还需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构建现代海洋意识。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海洋权益的追求是不同的，所采取的海洋战略也是不相同的。当某一国家告别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就会产生向海洋寻求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的客观需求和自觉行动。这期间的海洋意识发展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揭示这种规律性联系进而上升为国家海洋战略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法规基本文件，为确立海洋权益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行为准则。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并非国际海洋争端的终结，因其是各个国家协调、斗争乃至妥协的结果，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同时其中也因为模糊的解释而使海洋利益纷争广泛存在。但是，《公约》的基本内容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有利。在指导学生认清海洋权益纠纷的复杂性的同时，还要明确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避害，有效维护海洋权益。
第二方面海洋军事板块中，包含军事战略、海上力量等内容。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点之一。在此可以从军事战略和海上力量两方面着手。面对复杂的海洋利益争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与把握最受人关注，也最容易走向误区。现代国际局势下，军事打击手段的效能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战争手段的积极运用才能有效控制局面。当前我国海上军事战略要追求的不是作战方面的“胜利”，而是战略主动和战斗效能上的“窒息”。这就需要创建边疆空间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有学者指出，在沿海国家所属和管辖的海疆基础上，存在一个为维护本国主权与世界和平、保障公海作业与航行安全而合法延伸的海上疆域，这种战略延伸可称之为“海上战略边疆”，即“战略海疆”。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我国采取的战略选择就必然是主导型的海洋军事战略，强大的海上力量呼之欲出。海上力量主要指海军，但并不仅限于海军，它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包括外层空间技术在内的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在这里航空母舰的特殊重要作用凸现出来，航空母舰作为集中陆海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的作战平台，因其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而成为发展海上力量必不可少的军事工具，所以中国在发展航母的道路上应当走得更远。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并不走新兴大国挑战传统大国的老路，掀起全面海军军备竞赛并挑战现存的海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三方面海洋外交板块中，主要内容分为海洋条约和协定、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海洋军事外交、海洋权益争端等。首先围绕海洋事务展开双方或多方谈判，通过谈判缔结海洋条约和协定，以书面形式规定海洋外交中的权力与义务，赋予其法律意义。其次海洋外交还包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如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上犯罪行为、反海盗、开展海洋科考等。军品贸易炮舰外交、海军外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交。除此之外，还有把军事与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外交重要分支的军事外交。军事外交即军事部门之间关于海洋活动的交流合作，包括海军互访交流、海上联合军演、建立海上信任措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特点在于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深入发展，既展示了中国的海军力量，也传递出和平发展的理念，表达了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与有些国家把海洋军事外交作为推动结盟、兑现安全承诺、威慑潜在危险和孤立竞争对手的工具，不断酝酿新的紧张因素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第四，海洋外交的内容还包括妥善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沿海国家均可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不超过350海里的大陆架。因此，任何同濒一个海域且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小于400海里的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海洋权益争端难以避免。世界上有2/3的海洋权益纠纷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存在争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引发危机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问题和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和平、妥善地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是海洋外交所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
樊瑛，2007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12):4-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张五常，2000，论新制度经济学[A].//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441.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4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最初的贸易形势早已不适合现在的国际贸易，单一的贸易或者投资模式，无法满足当前国际贸易，经过国际贸易形势不断调整，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形式逐渐出现，这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本文主要介绍了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形式下，国际贸易突出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以及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利益提升。
关键词：
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
一、前言
最初国际贸易，比较成本是获利的根本理论，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国家独自发展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较低的产品，而且别的国家是不能利用这种优势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际投资不断地加大，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学家的分析研究下，得到了贸易和投资的一致的特点，比如说地理区域和产业分布上、产品结构的转变等。这种一致性，也是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根本所在。
二、贸易投资一体化使得国际贸易突出竞争优势
在一般情况下，比较成本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发展方向，比较成本主要观点就是，只有国家生产成本较低的商品参与国际贸易，不仅生产该产品的国家本身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与之进行贸易的国家也会获得利益。瑞典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了比较成本出现利益差额的原因之后，认为劳动力丰富、资本丰富、综合国力较强、具有较多资源的国家，出口是非常多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出口量比例非常大。但是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出现，传统的比较成本由于要基于各国之间的不可流动特点，这种特性导致出现了成本额的差异，使得各国想要获得利益就要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有效的利用和分配资源，所以这种比较成本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的国际贸易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大企业逐渐在国际贸易中体现了竞争能力，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显现的优势不再是单一贸易优势或者投资优势，变成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形式，竞争能力凸显。而且国内的企业也可以趁着国际全球化时机，适时的抢占国际贸易中的先机，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比较成本的方式逐渐改变，某一国家已经不能独自应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获得利益，别的国家也是可以运用的。只要国家拥有的资源丰富，资本较大，人才多，有着自己成本上的优势，技术上的优势，产品上的优势，管理上的优势，具有强烈的竞争优势，那么就能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抢占先机，获得利益。
三、贸易投资一体化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
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内部格局发生了改变，公司逐渐将内部业务转变为跨国公司的业务，增加了产业链，在以前的比较成本形式下的贸易中，贸易是以产业内部为主的，国际贸易是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因为在最初的贸易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需要依靠不同的产业，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将这些不同产品进行贸易交换，产品的流向较为固定单一，对于各国的发展其实是极为不利的。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际贸易的份额不断加大，科技水平的发展速度不断提升，单一定向的国际贸易已经不符合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的贸易情况，发达国家的产品数量增多，新产品日新月异，国际贸易的比重加大，使得贸易的形式不断的进行调整变化。一般情况下认为产业内部的贸易是在比较成本的情况下由于各种产品之间的差异，产业内部贸易可以最大化生产利润，所有才出现了这种产业模式。但是现在，虽然产业内部的贸易仍然有一定的发展，但还是有了一些改变，这就体现在了跨国公司的贸易上，跨国公司将原先一些公司内部的产业逐渐移交到了跨国公司之间，其实这也是一种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现在跨国公司为了提升自己公司的整体水平，壮大公司规模，提高企业利润，一般采取并购的方式，围绕主流产业开展多项产业结构，比如美的最初是以电器为自己主要的生产产品，但是经过企业不断的发展，美的集团现在除了生产电器之外，还涉足物流、地产等领域。为了一直保存自己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采用了垂直管理的方式，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保护了自己技术领先的优势。
四、一体化方式使得贸易利益提升
国际贸易的一般优势体现在利益、就业、技术上等各种的进步。在比较成本中，只要国家各自在自己的优势上发挥出全部作用，就会获得不少的利益，会促进整个国家的利益发展。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方式下，国际贸易应该向新的方向转变，首先是国际投资收益会慢慢超过贸易的利益，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的资源分配模式，带动了资源的整合。外汇额度也成了国家经济收入的一部分，国家的进出口额度都表现在了外汇收入的增加和支出上，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可以全面的体现国家之间的贸易形势。在一体化的条件下，动态利益成为了跨国企业以及国家之间的主要追求，其中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得各个国家的企业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一部分，国际贸易中流通的产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国的产品了，产品的多样化更是促进了贸易的不断进行，一个企业可以将自己的出口利润外汇到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内建设的子公司，这种形式更为明显。但是这种情况导致了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受损，因此动态的利益就成为了不发达国家企业所追求的主要利益。也是吸引投资者的主要因素。
五、结束语
贸易投资一体化已经是当前非常符合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型的模式，一体化的方式，不仅使得企业内部的分工模式转变，突出了资源整合的各种竞争优势，而且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格局，公司的产业链有了突破性的转变。在一体化的模式下，动态利益逐渐成为了主题，而且在这种模式下，由于保护的对象和效果不能确定，极大的适应可当前的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相信在这种体制下，国际莫伊将会有极大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J].《福建论坛》，2013.(11):32-35.
[2]魏浩，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05):61-63.
[3]韩志涛，论国际分工影响国际贸易的考究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4.(11):112-113.
[4]杨冰，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与贸易保护问题研究[j]《时代经贸》2016.(02):51-52.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5篇
摘 要 本文格兰仕的个案分析,解释邓宁模型指导的在中国跨国公司中的国际化进程,并非与西方国家相似,它受到有特殊的经济特征,发展中的国情,政治文化等的影响。本文选择了在国际化道路上发展成功的第一微波炉生产商为例,旨在给予大多数的中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为参考。
关键词O-L-I理论 区位优势 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一、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运用O-L-I模式,即包括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 和区位优势,这三个要素变量, 以其组合情况判断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模式的条件。折衷理论可以解释任何形态下的国际运营活动。邓宁折中理论强调的是特定公司和市场的契合。
按照邓宁的说法,一个公司必须创造出一些有利条件以弥补走向全球化所付出的成本,同时也不得不慎重考虑三种不同优势之间的综合平衡效应,一个企业国际化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以下三种必备有利条件的综合考虑:所有权优势(O-advantage) 区位优势(L-advantage)和内部化优势(I-advantage)。 所有权特定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是指运用所有权特定优势,以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防止外部市场失效。内部化的根源在于区位特定优势是东道国拥有的优势。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二、运用O-L-I框架分析格兰仕的国际化战略选择
1.区位化优势分析
一个市场的吸引力主要依靠被选择市场与公司战略措施之间的均衡考虑。对于格兰仕而言,中国作为东道国首先具有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优势。低廉的劳动力使得生产成本下降,这也是格兰仕最初始的竞争优势,因为同东道国相关联的劳动力是无法迁移到海外去的,这就决定了直接出口成为格兰仕走向国际化的主要模式。其次,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度,为格兰仕的对外扩张创造了条件。例如,中国政府对其的出口补贴,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带动企业的发展。
2.所有权优势分析
前文所提及的区位优势带来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是利用了其优势,同它的第一对手日韩公司比较,有更大的降价空间。从而迅速的扩张自身的产能使得在生产中获得了经济规模效应。
同时也正是因为廉价成本优势,对发达国家的生产商产生巨大的诱惑。他们愿意选择格兰仕来进行贴牌生产。贴牌生产需要的研发投入和能力相对较低,同样也降低了国际化进程中自行开发市场的风险。格兰仕2007年的研发投入还不到它销售收入的1%(Zhu, 2007)而发达国家达到平均5%。如此一来,格兰仕处于价值链低端,只能从中获取微薄的增加值。日渐地,格兰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相比就缺失了独占无形资产的能力。
3.内在化优势分析
对于早期的格兰仕仅是从日本进口的生产设备而已。由此可见对于内部化优势而言是丧失的。当它建立起一个相对有知名度的自有品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推广和在国际市场同本地同行合作合资时,一些内部化优势才逐渐显露出来。这也同样有助于格兰仕保持住自身的有形和一些无形资产,在实现国际化之路上降低交易成本。
三、邓宁理论在中国的风险评估
O-L-I理论最初起源于英美大型公司所积累的经验,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研发能力,并由此引申出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以利于他们进行全球扩张。(Bonaglia and Goldstein ,2007)深入分析了那些西方公司并提出从向外扩展私有财产的过程中派生出了潜在的优势,例如像商标、专利技术等,都为公司在本地市场同国内竞争对手相抗衡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力量(“所有权”优势)。与此相反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却缺乏这方面的资源。
迄今为止,就如前文格兰仕这样的国内微波第一制造商,利用贴牌生产来实现国际化进程,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也很具代表性。正如Bonaglia and Goldstein对发展中国家公司的研究所发现的:“为其他品牌生产一开始便可允许他们将廉价劳动力转化成为资本同时避免市场开发、分销渠道开拓和研究开发的支出和风险”。即上文是运用了组织内增长模式,这也是中国大多数公司的发展模式。通常他们会遵循以下路线: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贴牌加工、海外工厂的建立和自有品牌的发展。而非先占有其无形资产所有权的优势然后再去发展对外扩张。
当我们在研究来自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时,必须注意到这些公司鲜有足够充分的金融资本、专利、商标、专利研发能力和经验丰富的管理等资源(Goldstein, 2007)。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由于日益开放的国内市场也无法被动地等待所需资源的积累。德斯坦曾指出“即使它的本地市场被自由开放所侵蚀;上市时间缩短,日益增长的生产性运行必须控制成本”。
1995年邓宁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 Rugman and Verbeke (2001)曾经尝试过将OLI模式扩展至新型发展趋势,如国际性收购合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新进公司在实现国际化过程中,通常无法具备从西方跨过公司身上总结概括出来的OLI优势。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却在现有状况下进行国际化进程,以便获取利于他们生产和扩张的一些资源。通过国际化产生出的有力要素,这与OLI模式下的传统观点是相背的。例如目前许多想要购买矿石和石油等资源的中国公司(如上海宝钢和中海油)的情况。所以为寻求资源和客户所导致的国际化需求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他们所认为的开拓当前的国内资源。
四、小结
当前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使得像格兰仕那样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所获取的利润递减。这使得区位优势越来越弱,同时规模效应递减,所有权优势丧失。对于大多数公司的早期成功的那个特定的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到O-L-I模式所认为的三大优势均衡才能做到可持续在国际化。
本文建议为贴牌生产为主的中国的公司应当注意在海外市场对当地口碑好的品牌进行合并和收购,以此形成规模效应。再次增加开发投入,创立自主品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才有价值链的上端,从而才有丰腴的回报。这样中国的公司才能中具有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这才能在国际化道路上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Bonaglia,F and Goldstein,A.Strengthening Productive Capacit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Evidence from the appliance industry, Working Paper 262, OECD Development Centre.DEV/DOC.2007:13-18.
[2]Dunning,J.H.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1-31.
[3]Goldstein,A.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Composi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Dire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