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基金论文范文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为了探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的历年社会科学基金申报指南(体育学)的相关信息为基础，采用主题词频数统计和相似度统计法对1999～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立项项目、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指南立项率为90.0％，导向率为80.0％，课题指南与立项的相似度为77.1％，课题指南主题词折线图与立项项目主题词折线图和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折线图极为相似。结果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学术界对体育社会学科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与国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思路基本一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体育统计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012－09

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与该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密切相关。体育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基金项目，代表了国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层次和水平。它的设立不但可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而且可从宏观上为科研人员研究选题提供导向和引领作用。自1997年“体育学”被增列为一级学科以来，有关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已有不少学者从立项的数量、主持人所属单位与地域、立项研究内容及研究热点等方面做过系统分析，但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未有涉及。因此，本文将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的1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和立项项目为依据，对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一是探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以下简称为课题指南)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二是从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中寻求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重点、热点以及渊源流变；三是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期刊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轨迹、现状和发展态势；四是通过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分析以及学术界对体育学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分析提出课题指南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更加合理的体育社会学发展规划和课题指南提供参考。

1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分析

1.1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指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党在某一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为依据，紧密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要点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提出。课题指南条目的设项首先由全国社科规划办向有关部门广泛征集研究课题，并委托各学科规划评审组提出建议，然后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汇总整理，报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由此看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最新方向，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选题的导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旨在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课题指南一贯坚持“口径宽厚”的原则，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据统计，1999～2009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共设研究条目160项。根据课题条目内容的相同或相似，我们将这160项条目归纳为17个研究主题(见表1)，并根据每个主题研究的内容分别提取一个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并未列出每项课题的主题词，本研究只是作者根据研究需要按照自定的标准去提取。由于受可操作性的限制，这种提取只能说是一种大致粗略的提取)。通过统计主题词在160项研究条目中出现的频次，判断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社会学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一般情况下，主题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表明社科基金对某研究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该主题词所对应的研究主题可能就是一个研究热点。由表1可以看出，1999～2009年11年间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理论、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

1.2课题指南研究项目的类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类别分为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3大类。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申报年度内单独，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指南在前一年年底。

1)重大招标项目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档次最高的课题项目，主要支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自2005年设立以来，与体育学有关的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有2项：一是2006年设立的“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二是2008年设立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由此看来，与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研究的课题无疑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研究方向。

2)重点项目课题：重点项目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研究前沿，在每个研究主题下附简短的提示，供申报者设计课题和论证时参考。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2001～2003年均有重点课题，其研究主题包括：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北京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北京奥运会对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声望的研究、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大众体育发展研究、中国体育简明通史等。从指南中的重点研究主题可以看出，2001～2003年北京奥运会、体育事业发展、大众体育、体育史研究处于学科研究的重要位置。

3)年度项目课题：年度项目占社科基金项目的绝大部分，设定了学科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范围，指导本年度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的申报。1999～2008年体育学共设年度研究主题条目150项，占总研究主题条目的93.75％。

1.3课题指南条目内容导向

由表1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所提供的研究条目多倾向宏观层面，立足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高度，以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从课题指南的指向上看，大多都是研究阐释党和国家在体育学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体育产业与市场化问题研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这些都是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体育发展宏观政策紧密结合的必然。 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国务院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重大问题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优选支持的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的导向作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国人多年来的梦想，从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到成功举办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部署密不可分，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相关问题研究(申办、效益分析、奥运理念、社会心理、组织管理、基本经验等)予以了极大的支持，研究主题条目达15项之多，占整个条目总数的9.38％；在1999～2009年整个体育学社科基金指南研究主题条目中，有关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研究的条目也占有较大比例，充分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导向指引。体育产业、体育市场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课题指南反映了这些热点问题并予以及时导引；社区体育、农村体育、学校阳光体育、国际体育、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等应用研究主题在近年的课题指南中也频繁出现，充分显示了课题指南对应用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导向性。

1.4课题指南导向的动态与趋势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时段性，在不同的时段内其研究方向、重点有所不同。通过年度指南条目的主题指向分析(见表2)，可以折射出某一周期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导向特点、基本轨迹及发展趋势。

由表2可以看出，课题指南中有些研究主题条目多年持续出现，而有些条目则出现明显阶段性变化。例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始终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主攻方向。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几乎每年均有此条目，且所占比重在近年来有增大的趋势。从21世纪我国体育发展战略问题到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问题，深化体育体制改革问题，体育事业单位改革问题，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问题，中国体育社团改革问题、体育区域发展问题，都市体育、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发展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发展问题等，都是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这些条目的设立，在研究方向和范围上对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也是自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一级学科设立以来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提高健康素质的纲领性文件。与此相匹配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内涵、构建方法与步骤，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使用，健身器材的合理配置，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等课题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并将持续一定时期，这也充分体现了课题指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政策性导向作用。表2显示，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条目具有明显的时段性。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在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首次出现了“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条目。从2002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7年中，“奥运会”成了课题指南中最抢眼的关键词，与“北京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主题条目达17项之多，其中含有2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充分显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解答重大现实问题的导向特征。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体育重大工作部署重点的转移，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条目会逐步淡出。体育理论在体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体育的知识基础，也是实现体育跨越式发展和应用研究创新的“基石”。从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对自身学科前沿基础研究也非常重视。1999～2009年课题指南在体育学基本原理，体育的地位、价值、功能变化、发展前景及存在问题研究方面均有设项，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紧密跟踪中外体育科学前沿，“注重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体育管理一直也是课题指南中的热点条目，其主题词在课题指南中的频繁、持续出现，其研究内容也逐渐走向实用，说明其在体育社会学科中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问题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及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发展的模式和机制，对体育新政策的制定和现有政策的修改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此条目在1999～2009年课题指南中不断出现，说明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将成为未来体育发展方向。竞技体育承担了为国争光，提高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国际声望的重任。自2001年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每年均有相关条目，表明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竞技体育发展的态度。体育法学、体育史条目是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关注的热点，而近5年来这些主题已从指南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前沿研究，如体育文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中外体育比较等。至于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等一些本该热门的课题却似乎在课题指南中出现频次较少，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与国家社科基金单列教育学科有关，因为每年教育学单列学科都设有学校体育与卫生二级学科，其中包含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相关内容。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与学校体育相关的条目自2005年始每年均有出现，一方面说明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校体育关注度在提高，另一方面预示着学校体育、学生体质问题研究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将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课题指南中还有一些主题词，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与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特定政策的出台不无关系，这一方面印证了体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执政党的某些路线、方针、政策要在体育学领域得以贯彻执行，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同时也证实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政治导向作用。

2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析

2.1立项项目的研究类别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1999～2009年11年间共立项425项(见表3)，其中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0.94％；重点项目19项，占4.47％；一般项目282项，占66.35％；青年项目87项，占20.47％；自筹经费项目2项，占0.47％；西部项目31项；占7.30％。从表3的数据来看，近年来立项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5年明显增长，占立项总数的63.76％，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学科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症结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和突破，要有高质量的理论支持。

2.2立项项目的研究内容

1)重大项目课题立项内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1999～2009年11年间共立项4项，分别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理念、社会价值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2006年)；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备战、参赛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06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2008年)和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战略研究(2008年)。从立项内容分析均与2008北京奥运会密切相关，且与2006年和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内容相对应。

2)重点项目立项内容。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设立19个重点项目，其立项主题内容包括与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4项、与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4项、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2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2项、与体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2项、群众体育现状调查1项、体育史1项；体育法规1项、民族传统体育1项、体育文化1项。重点项目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有效地解决当前体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2002年立项的课题“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2004年立项课题“关于构建新世纪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等，为国家有关部门解决体育发展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3)非重点立项项目内容。非重点立项包括一般项目282项、青年项目87项、自筹经费项目2项、西部项目31项。其立项主题内容涉及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62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54项、与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23项、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研究5项、与体育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32项、与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包括体育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53项、与竞技体育理论和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45项、与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相关的研究20项、与体育法学(包括体育法规、体育道德)相关问题的研究13项、与体育史相关问题的研究8项、与国际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5项、与民族传统体育问题相关的研究21项、与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12项、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24项、体育与媒体关系的研究5项、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研究6项、与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问题相关的研究16项。

2.3立项项目研究内容的动态

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立各类项目425项，按年度立项研究主题词频数分析，可以看出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研究主题在不同年度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从各研究主题立项的比例及年度立项数目(见表4)可以看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理论与发展、体育管理相关问题研究一直占据着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主导地位，每年都有课题立项，且在大多数年份有多个项目被立项，反映出这些研究领域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北京奥运会有关问题的研究立项集中在2003～2007年，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强调问题意识，突出对重大社会现实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答能力以及应对重大战略工程的前瞻性。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是体育发展的“基石”，虽然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每年几乎可以看到，但立项数量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于体育学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体育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以及事关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和政策问题的研究立项更少。体育法学、体育史、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对象，虽然立项总量不大，但在大多年份均有立项。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学校体育近年来立项数量呈稳步增加态势，有望进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流。体育与媒体(传播)关系问题研究立项出现在2005～2007年，与北京承办奥运会有关，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其相关内容的立项也会淡出。国际体育问题研究虽有立项，但数目很少，符合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内”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有不少是跨学科研究项目，如体育产权、体育旅游、休闲体育、都市体育、体育公平问题、体育地理、体育信息、体育保险、体育环境等，这既与国家社科基金推动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导向有关，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然。

3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的比较分析

3.1课题指南立项率

课题指南立项率是指在课题指南中被立项项目的比重，可用于表示课题指南的导向程度。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确立课题指南条目160条，立项项目基本与课题指南条目相一致的项目达144项(扣除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立项率为90.00％(见表5)。从表5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立项率除1999～2000年间偏低外，2001年后均超出80％，其中2004、2005、2007年达到100％，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较高的导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部分年份课题指南或课题指南中的部分条目的导向性还不尽人意，如1999年课题指南7项研究主题中就有体育运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体育法律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当代国际体育研究3项没有得到立项，1999、2000年课题指南均设当代国际体育研究条目，但连续2年未得到立项，2005年与体育理论研究相关条目4项中有3项没有得到立项。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申报者的标书质量和研究者的水平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研究难度较大、研究面太窄、政治性或政策性太强有关。

3.2课题指南导向率

课题指南导向率是指在所有立项的项目中被课题指南指引项目的比重。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425项，其中基本按课题指南设立的有340项(包含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导向率为80％(见表5)。按年度分析，除2005年低于70％外，其他年份均超过70％，其中2001、2002、2003、2004、2008、2009年均达到或超过80％。

课题指南导向率一方面显示了学术界对课题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说明立项项目与课题指南匹配程度。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要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只规定研究范围、方向和重点，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应用对策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要求按题申报，不能改变题义，题目的文字表述可自行确定。国家社科基金一般不受理自选课题。按理说，国家社科基金每年的申报数量与立项数量之比(课题申报立项率)不到10％，“十几个萝卜一个坑”的现象十分突出，在课题申报立项率极低的情况下，课题指南导向率应该是很高的。但1999～2009年11年间均未突破90％，分析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课题指南立项率偏低的原因外，可能与有些申报者提出了体育学科领域内相当超前和相当前沿的自选题目， 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好评与肯定，给予立项有关。

3.3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是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两者相一致的比例，主要反映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之间的依存关系。本研究根据韩兆洲等提出的计算方法，对1999～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确立的主题条目160项，立项项目425项，其中两者相一致的有144项，两者的相似度为0.77，其中2001、2003、2004、2008年相似度较高，均达到0.80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引导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选题方面具有极强导向性。

4 立项项目后续应用导向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导向作用以立项为前提，以项目研究而展开，以业绩与成果来体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研究选题大多来自经专家反复论证后的课题指南，在立项时经过了严格筛选，是“命题作文”中优中选优的佼佼者。这既可在源头上保证研究者能够更准确把握国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使国家对体育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落到实处，又可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高水平学者群体中，为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中期检查、经费管理对保证项目按照课题的研究指向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空白。有研究者曾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检索发现，仅1999～2006年8年间，就有75篇国家社科基金在国内学界公认的体育学科最具权威的刊物《体育科学》上。这些论文不但站在学科前沿，展示了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成果、新动向、新趋势，而且高屋建瓴，常作为期刊的导读论文和首篇论文，且刊登之后不断被转引，对体育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此外，“乒乓长盛考”等6项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成果要报》收入，“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完善体育法配套立法研究”等项成果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还有不少成果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有的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有的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转载介绍，有的开创了体育新学科、新领域，如中国体育通史、体育伦理学、奥运经济学、体育地理学、民族体育学等等，有力地推动了世纪之交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功底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科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体育社会科学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建设以及中青年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5 课题指南“以点带面”的导向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渠道之一，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出发，在保证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一方面通过基金支持引导研究者在学科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学科重大问题研究的投入。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导向的指引下，分别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资助，还有不少自由研究者通过追踪研究热点步入到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领域，这既是国家社科基金导向作用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社科基金“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结果。本研究以课题指南中所涉及到的主题词为检索词，对维普资讯数据库1999～2008年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进行检索，按前述标准对主题词进行归类(见表6)，并与课题指南、立项项目主题词一起画出折线图进行比较(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1999～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主题词与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频数折线有惊人的相似。这一方面可以从中折射出这一时期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在“以点带面”方面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同时也说明国家社科基金与这一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学术需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经过6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发展历程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理论思辨与分析比较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探讨了党和国家政策导向重要形式之一的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的导向作用，得出下列结论：

1)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整体立项率、课题指南导向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课题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方面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2)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有不少研究成果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并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在培养学科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方面以及对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学科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体育统计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012－09

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与该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密切相关。体育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基金项目，代表了国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层次和水平。它的设立不但可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而且可从宏观上为科研人员研究选题提供导向和引领作用。自1997年“体育学”被增列为一级学科以来，有关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已有不少学者从立项的数量、主持人所属单位与地域、立项研究内容及研究热点等方面做过系统分析，但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未有涉及。因此，本文将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的1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和立项项目为依据，对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一是探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以下简称为课题指南)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二是从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中寻求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重点、热点以及渊源流变；三是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期刊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轨迹、现状和发展态势；四是通过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分析以及学术界对体育学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分析提出课题指南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更加合理的体育社会学发展规划和课题指南提供参考。

1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分析

1.1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指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党在某一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为依据，紧密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要点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提出。课题指南条目的设项首先由全国社科规划办向有关部门广泛征集研究课题，并委托各学科规划评审组提出建议，然后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汇总整理，报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由此看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最新方向，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选题的导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旨在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课题指南一贯坚持“口径宽厚”的原则，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据统计，1999～2009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共设研究条目160项。根据课题条目内容的相同或相似，我们将这160项条目归纳为17个研究主题(见表1)，并根据每个主题研究的内容分别提取一个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并未列出每项课题的主题词，本研究只是作者根据研究需要按照自定的标准去提取。由于受可操作性的限制，这种提取只能说是一种大致粗略的提取)。通过统计主题词在160项研究条目中出现的频次，判断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社会学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一般情况下，主题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表明社科基金对某研究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该主题词所对应的研究主题可能就是一个研究热点。由表1可以看出，1999～2009年11年间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理论、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

1.2课题指南研究项目的类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类别分为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3大类。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申报年度内单独，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指南在前一年年底。

1)重大招标项目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档次最高的课题项目，主要支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自2005年设立以来，与体育学有关的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有2项：一是2006年设立的“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二是2008年设立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由此看来，与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研究的课题无疑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研究方向。

2)重点项目课题：重点项目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研究前沿，在每个研究主题下附简短的提示，供申报者设计课题和论证时参考。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2001～2003年均有重点课题，其研究主题包括：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北京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北京奥运会对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声望的研究、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大众体育发展研究、中国体育简明通史等。从指南中的重点研究主题可以看出，2001～2003年北京奥运会、体育事业发展、大众体育、体育史研究处于学科研究的重要位置。

3)年度项目课题：年度项目占社科基金项目的绝大部分，设定了学科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范围，指导本年度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的申报。1999～2008年体育学共设年度研究主题条目150项，占总研究主题条目的93.75％。

1.3课题指南条目内容导向

由表1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所提供的研究条目多倾向宏观层面，立足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高度，以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从课题指南的指向上看，大多都是研究阐释党和国家在体育学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体育产业与市场化问题研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这些都是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体育发展宏观政策紧密结合的必然。

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国务院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重大问题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优选支持的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的导向作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国人多年来的梦想，从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到成功举办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部署密不可分，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相关问题研究(申办、效益分析、奥运理念、社会心理、组织管理、基本经验等)予以了极大的支持，研究主题条目达15项之多，占整个条目总数的9.38％；在1999～2009年整个体育学社科基金指南研究主题条目中，有关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研究的条目也占有较大比例，充分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导向指引。体育产业、体育市场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课题指南反映了这些热点问题并予以及时导引；社区体育、农村体育、学校阳光体育、国际体育、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等应用研究主题在近年的课题指南中也频繁出现，充分显示了课题指南对应用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导向性。

1.4课题指南导向的动态与趋势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时段性，在不同的时段内其研究方向、重点有所不同。通过年度指南条目的主题指向分析(见表2)，可以折射出某一周期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导向特点、基本轨迹及发展趋势。

由表2可以看出，课题指南中有些研究主题条目多年持续出现，而有些条目则出现明显阶段性变化。例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始终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主攻方向。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几乎每年均有此条目，且所占比重在近年来有增大的趋势。从21世纪我国体育发展战略问题到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问题，深化体育体制改革问题，体育事业单位改革问题，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问题，中国体育社团改革问题、体育区域发展问题，都市体育、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发展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发展问题等，都是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这些条目的设立，在研究方向和范围上对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也是自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一级学科设立以来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提高健康素质的纲领性文件。与此相匹配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内涵、构建方法与步骤，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使用，健身器材的合理配置，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等课题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并将持续一定时期，这也充分体现了课题指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政策性导向作用。表2显示，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条目具有明显的时段性。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在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首次出现了“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条目。从2002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7年中，“奥运会”成了课题指南中最抢眼的关键词，与“北京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主题条目达17项之多，其中含有2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充分显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解答重大现实问题的导向特征。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体育重大工作部署重点的转移，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条目会逐步淡出。体育理论在体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体育的知识基础，也是实现体育跨越式发展和应用研究创新的“基石”。从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对自身学科前沿基础研究也非常重视。1999～2009年课题指南在体育学基本原理，体育的地位、价值、功能变化、发展前景及存在问题研究方面均有设项，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紧密跟踪中外体育科学前沿，“注重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体育管理一直也是课题指南中的热点条目，其主题词在课题指南中的频繁、持续出现，其研究内容也逐渐走向实用，说明其在体育社会学科中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问题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及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发展的模式和机制，对体育新政策的制定和现有政策的修改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此条目在1999～2009年课题指南中不断出现，说明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将成为未来体育发展方向。竞技体育承担了为国争光，提高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国际声望的重任。自2001年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每年均有相关条目，表明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竞技体育发展的态度。体育法学、体育史条目是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关注的热点，而近5年来这些主题已从指南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前沿研究，如体育文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中外体育比较等。至于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等一些本该热门的课题却似乎在课题指南中出现频次较少，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与国家社科基金单列教育学科有关，因为每年教育学单列学科都设有学校体育与卫生二级学科，其中包含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相关内容。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与学校体育相关的条目自2005年始每年均有出现，一方面说明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校体育关注度在提高，另一方面预示着学校体育、学生体质问题研究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将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课题指南中还有一些主题词，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与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特定政策的出台不无关系，这一方面印证了体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执政党的某些路线、方针、政策要在体育学领域得以贯彻执行，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同时也证实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政治导向作用。

2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析

2.1立项项目的研究类别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1999～2009年11年间共立项425项(见表3)，其中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0.94％；重点项目19项，占4.47％；一般项目282项，占66.35％；青年项目87项，占20.47％；自筹经费项目2项，占0.47％；西部项目31项；占7.30％。从表3的数据来看，近年来立项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5年明显增长，占立项总数的63.76％，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学科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症结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和突破，要有高质量的理论支持。

2.2立项项目的研究内容

1)重大项目课题立项内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1999～2009年11年间共立项4项，分别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理念、社会价值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2006年)；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备战、参赛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06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2008年)和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战略研究(2008年)。从立项内容分析均与2008北京奥运会密切相关，且与2006年和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内容相对应。

2)重点项目立项内容。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设立19个重点项目，其立项主题内容包括与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4项、与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4项、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2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2项、与体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2项、群众体育现状调查1项、体育史1项；体育法规1项、民族传统体育1项、体育文化1项。重点项目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有效地解决当前体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2002年立项的课题“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2004年立项课题“关于构建新世纪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等，为国家有关部门解决体育发展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3)非重点立项项目内容。非重点立项包括一般项目282项、青年项目87项、自筹经费项目2项、西部项目31项。其立项主题内容涉及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62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54项、与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23项、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研究5项、与体育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32项、与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包括体育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53项、与竞技体育理论和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45项、与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相关的研究20项、与体育法学(包括体育法规、体育道德)相关问题的研究13项、与体育史相关问题的研究8项、与国际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5项、与民族传统体育问题相关的研究21项、与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12项、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24项、体育与媒体关系的研究5项、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研究6项、与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问题相关的研究16项。

2.3立项项目研究内容的动态

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立各类项目425项，按年度立项研究主题词频数分析，可以看出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研究主题在不同年度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从各研究主题立项的比例及年度立项数目(见表4)可以看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理论与发展、体育管理相关问题研究一直占据着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主导地位，每年都有课题立项，且在大多数年份有多个项目被立项，反映出这些研究领域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北京奥运会有关问题的研究立项集中在2003～2007年，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强调问题意识，突出对重大社会现实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答能力以及应对重大战略工程的前瞻性。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是体育发展的“基石”，虽然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每年几乎可以看到，但立项数量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于体育学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体育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以及事关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和政策问题的研究立项更少。体育法学、体育史、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对象，虽然立项总量不大，但在大多年份均有立项。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学校体育近年来立项数量呈稳步增加态势，有望进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流。体育与媒体(传播)关系问题研究立项出现在2005～2007年，与北京承办奥运会有关，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其相关内容的立项也会淡出。国际体育问题研究虽有立项，但数目很少，符合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内”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有不少是跨学科研究项目，如体育产权、体育旅游、休闲体育、都市体育、体育公平问题、体育地理、体育信息、体育保险、体育环境等，这既与国家社科基金推动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导向有关，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然。

3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的比较分析

3.1课题指南立项率

课题指南立项率是指在课题指南中被立项项目的比重，可用于表示课题指南的导向程度。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确立课题指南条目160条，立项项目基本与课题指南条目相一致的项目达144项(扣除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立项率为90.00％(见表5)。从表5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立项率除1999～2000年间偏低外，2001年后均超出80％，其中2004、2005、2007年达到100％，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较高的导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部分年份课题指南或课题指南中的部分条目的导向性还不尽人意，如1999年课题指南7项研究主题中就有体育运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体育法律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当代国际体育研究3项没有得到立项，1999、2000年课题指南均设当代国际体育研究条目，但连续2年未得到立项，2005年与体育理论研究相关条目4项中有3项没有得到立项。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申报者的标书质量和研究者的水平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研究难度较大、研究面太窄、政治性或政策性太强有关。

3.2课题指南导向率

课题指南导向率是指在所有立项的项目中被课题指南指引项目的比重。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425项，其中基本按课题指南设立的有340项(包含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导向率为80％(见表5)。按年度分析，除2005年低于70％外，其他年份均超过70％，其中2001、2002、2003、2004、2008、2009年均达到或超过80％。

课题指南导向率一方面显示了学术界对课题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说明立项项目与课题指南匹配程度。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要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只规定研究范围、方向和重点，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应用对策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要求按题申报，不能改变题义，题目的文字表述可自行确定。国家社科基金一般不受理自选课题。按理说，国家社科基金每年的申报数量与立项数量之比(课题申报立项率)不到10％，“十几个萝卜一个坑”的现象十分突出，在课题申报立项率极低的情况下，课题指南导向率应该是很高的。但1999～2009年11年间均未突破90％，分析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课题指南立项率偏低的原因外，可能与有些申报者提出了体育学科领域内相当超前和相当前沿的自选题目，

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好评与肯定，给予立项有关。

3.3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是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两者相一致的比例，主要反映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之间的依存关系。本研究根据韩兆洲等提出的计算方法，对1999～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确立的主题条目160项，立项项目425项，其中两者相一致的有144项，两者的相似度为0.77，其中2001、2003、2004、2008年相似度较高，均达到0.80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引导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选题方面具有极强导向性。

4　立项项目后续应用导向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导向作用以立项为前提，以项目研究而展开，以业绩与成果来体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研究选题大多来自经专家反复论证后的课题指南，在立项时经过了严格筛选，是“命题作文”中优中选优的佼佼者。这既可在源头上保证研究者能够更准确把握国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使国家对体育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落到实处，又可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高水平学者群体中，为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中期检查、经费管理对保证项目按照课题的研究指向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空白。有研究者曾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检索发现，仅1999～2006年8年间，就有75篇国家社科基金在国内学界公认的体育学科最具权威的刊物《体育科学》上。这些论文不但站在学科前沿，展示了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成果、新动向、新趋势，而且高屋建瓴，常作为期刊的导读论文和首篇论文，且刊登之后不断被转引，对体育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此外，“乒乓长盛考”等6项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成果要报》收入，“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完善体育法配套立法研究”等项成果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还有不少成果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有的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有的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转载介绍，有的开创了体育新学科、新领域，如中国体育通史、体育伦理学、奥运经济学、体育地理学、民族体育学等等，有力地推动了世纪之交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功底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科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体育社会科学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建设以及中青年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5　课题指南“以点带面”的导向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渠道之一，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出发，在保证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一方面通过基金支持引导研究者在学科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学科重大问题研究的投入。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导向的指引下，分别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资助，还有不少自由研究者通过追踪研究热点步入到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领域，这既是国家社科基金导向作用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社科基金“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结果。本研究以课题指南中所涉及到的主题词为检索词，对维普资讯数据库1999～2008年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进行检索，按前述标准对主题词进行归类(见表6)，并与课题指南、立项项目主题词一起画出折线图进行比较(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1999～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主题词与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频数折线有惊人的相似。这一方面可以从中折射出这一时期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在“以点带面”方面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同时也说明国家社科基金与这一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学术需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经过6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发展历程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理论思辨与分析比较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探讨了党和国家政策导向重要形式之一的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的导向作用，得出下列结论：

1)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整体立项率、课题指南导向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课题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方面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2)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有不少研究成果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并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在培养学科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方面以及对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学科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通过对1997年一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研究项目资助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体育学作为新兴的单列学科日益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青睐;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学资助项目数量与资助经费逐年递增;每年申报数量不断增加，申报内容遍及体育学科整个领域，申报单位遍布地域范围逐步扩大;每年立项课题研究内容紧扣时代主题，围绕体育发展的实际问题;体育学立项研究为加速我国体育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为北京奥运会的圆满胜利召开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有力保障。

一、关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类研究项目，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水平，对于推动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层次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努力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力争多出一流成果和优秀人才，对于加强本地区、本单位的社科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更好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9%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科研成果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1997年首次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科类，并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的研究项目，之后每年均有立项课题，这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全面分析历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立项的具体情况，发现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的一些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历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进行了深人统计分析与研究，以其为繁荣体育科学研究，促进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社科基金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潜心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国家社科基金工作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具有十分独特的重要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能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正是通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仅有一类项目，即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项目)，现在已扩大为五类项目，增设了重大招标项目、特别委托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其中重大招标项目主要资助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特别委托项目主要以委托的方式资助党和政府决策部门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西部项目则是为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方针，繁荣发展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稳定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重点资助民族、宗教、区域经济发展、濒危文化抢救、边疆稳定、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课题;后期资助项目是资助已完成了80%以上的优秀成果，资助其尚未完成部分的科研及出版。包含有马列社科、党史党建、哲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图书·情报与文献、体育学21个一级学科。其中经济学科由于范围太大，将其分割为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两类独立的学科，另将教育学科、艺术学科和军事学科设为单列学科。

二、历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体育学项目情况

(一)年度立项数量分析

1996年7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被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的一级学科。体育学作为26个学科之一，从当年起，开始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范畴。自1997年开始至2008年的12年间，体育学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500余万元，立项392项。作为最年轻的学科，短短的12年间立项发展速度之快，足见国家和社会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从体育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以来，体育学立项数量总体趋势呈现增长，由1997年的20项增加到2008年的65项;在所有立项中一般项目数量最大，12年间一共立项270项，占整个立项数目的68.9%，青年项目立项69项，重点项目17项，自筹项目2项。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党和国家政府日益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育学有4项作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自从2004年设立西部项目以来，体育学已经获得30项资助，足见体育学研究在服务西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我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研究项目，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反映了体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依据图1可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在过去12年间共立项392项，平均每年立项32.7项。从变化曲线走势可以看出，十多年间立项数目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并不是呈现直线状态，表现出高低起伏的曲线形。观察该变化曲线规律得出，1997年一2008年的12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数目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仔细观察发现这三个时期分别以4年为一个单位。第1个时期为起伏期，1997—2000年的4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数目63项，平均每年立项15.75项，低于整个年平均立项数，这4年里立项数出现直线下滑状态，由1997年的20项下滑到1999年的10项，幸好在2000年上升到19项，但仍然低于1997年的20项，说明在体育学刚被设立成国家社科基金的初期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与其他社会科学齐头并进的态势。第2个时期是平稳发展期，从2001年一2004年间，这期间立项数目处于平稳状态，由2001年的31项变为2004年的34项，这期间出现一次低谷，2003年立项数只有29项。第3个时期是直线上升期，由2005年的44项升到2008年65项，期间获得3项重大招标项目，27项西部项目的资助，可见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体育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国家的宝贵遗产。

(二)立项课题研究内容分析

1992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成为58个一级学科之一。1997年，体育学科被单独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范围，这一决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卢元镇先生主编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分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大类，每一类又包括有几门具体的学科领域。根据每年立项项目的名称进行具体学科领域的分类，从题目的问题反映对所资助项目进行学科分类，这也是很多学科常用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进行分类统计时将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划归于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依据表2可见，在1997—2008年之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体育学立项课题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体育管理学与体育社会学两个学科，其中体育管理学共立项95项，位居首位，占整个立项数的24.2 %;体育社会学共立项92项，位列次席，占整个立项数的23.5 %。这充分说明这两个学科在体育发展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立项数位列三到五位的分别是体育经济学、体育哲学和学校体育学，这三门共立项110项，占整个立项数的28.1 %，说明体育的经济效益、体育哲学与体育教育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依据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在整个立项课题中体育人文学科共立项103项，占整个立项数的26.3 % ;体育社会学科立项289项，占整个立项数的73.7 %，这充分说明国家社科基金更加青睐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表明我国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社会发展环境侧重所在。随着科学研究的深人与扩大化，体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如体育旅游、体育传播、体育新闻等等，交叉学科研究的逐步深人为体育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更加丰富了体育学研究的内容，提升了体育学科的社会影响与学科地位。

(三)项目所属单位与地区分布

1.项目地区分布

在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地区分布情况中(见表3)，北京、广东、上海位列前三位，共获得立项课题141项，占整个立项数的36.0 %;其次是湖北、四川、辽宁和湖南。迄今为止海南还没有获得项目资助，西部地区获得资助得予以西部项目的设立促进了地区之间科学研究的平衡，更大地为西部地区建设服务。从整个获得资助的地区分布来看，每年获得资助的省份区域平衡，逐渐扩大，在项目立项的地区分布上更加区域均等化和平衡化，促进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地区均等化发展。

2.项目所属单位分布

历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立项都是以体育院校、综合性院校、师范院校和体育机关为核心研究机构。从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分布来看(见表4)，体育院校位居首位，共获得立项课题163项，占整个立项数的41.6%，这与我国体育院校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研究资源及水平都占较大优势密切相关。综合性院校位居第2，立项数是104，占整个立项数的26.5 %;师范院校获得立项87项，体育机关获得立项32项。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体育机关的立项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随着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力度的逐年增加，体育院校保持平稳发展，综合性院校和师范院校的立项比例在大幅度上升。

(四)结题成果形式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的研究成果形式有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工具书和电脑软件等。从1997—2008年的12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的结题成果形式主要以研究报告、论文(集)和专著三种形式(见图2)。研究报告是结题采用率最高的形式，共有282项，占整个成果形式的47.6%采用论文(集)形式的有169项，占整个成果形式的28.5%采用专著形式的有141项。可见研究报告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广泛采用的结题成果形式，表明研究报告能够及时、快捷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能够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集)是科研工作过程中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成果形式汇集而成，这种成果形式形象而有逻辑层次，能够准确表达科研工作所取得的各个阶段成果，能够推进科研工作的进程，为圆满完成研究任务提供指引;而专著则在研究理论深度和研究全面性方面要求较高，一般适用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这对研究者科研水平和理论积蓄以及研究的深人与全面性是一个科学有力的呈现。

(五)研究时间分析

课题研究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到课题成果转为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建设服务的时间。通过对12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时间的统计显示，96.5%的立项课题所计划完成时间确定在立项年之后的1—2年。仔细观察科研发现，研究时间的长短与研究内容、结题成果形式有直接关系，一般采用研究报告结题的课题研究时间为1年;采用研究报告和论文(集)相结合的形式研究时间为2年;以专著和研究报告结题的研究时间大于2年。然而，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能按期完成的现象却十分严重，以2000年立项的19项课题为例，在对其立项3年(2003年10月)后的结项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至少有58%的课题没有按期完成，多数延长了1.5一2年。2005年10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体育学最新结项的10项课题，统计分析可知，这10项课题平均拖期23.3个月，足以反映出课题结项拖期的严重程度

三、结语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4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个视角，学术是面镜子，其凸显的是知识社会意义上“特定社会居所”的变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学术知识生产既起到激励作用，也成为学术生产能力显现的重要标志。因而，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的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清晰直观地展现我国法学学术生产格局，并透过数据所蕴藏的信息反映我国法学学术资源的分配和流动。

(一)法学项目立项数量和比例

高附加值的立项课题数量是反映学科研究进展的基本指标，数量的多少是判断学科学术知识产出的重要衡量尺度。2005～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资助15761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中法学研究项目为1366项，法学立项项目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各年度立项数量稳步递增。各年度法学立项项目呈现增长，且增速较快，已由2005年的93项增至2012年的273项，增长近两倍，自2010年起，法学年度立项数量超越200项。多数年份的增长率达两位数，2007年度增幅最快，达30．8%。二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所占比例稳定。法学项目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所占比例达8．7%，各年份所占比例稳定，2009年度所占比例最大，达9．8%。三是，学科地位呈上升态势。依立项数量反映学科地位的话，法学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仅次于应用经济学。从单一年份立项数量来看，1993年法学学科尚在应用经济学、经济理论、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之后。目前，法学和管理学立项数量相当，仅落后于应用经济学的立项数量，并逐渐缩小与应用经济学间的差距。立项项目的增加与国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综合协调发展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重要性有关，也与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而迫切需要理论支撑密不可分。法学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学研究者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功能，中国法学正在逐步去除“幼稚”的标签，成为一门显学。学界也顺应了法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需求，越来越注重运用所积累的法律知识或生产新知识去思索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治难题，为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谏言献策。

(二)法学项目立项类别组成

2005～2012年，法学重点项目立项74项，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立项总量的5．4%，近三年法学重点项目立项比例升至7%左右;一般项目立项775项，占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总量的56．7%;青年项目立项517项，占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量的37．8%，其中2009、2010和2012年所占比重达40%。法学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比例整体上略高于同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的立项比例。较高的法学重点项目立项比重表明，法学学科尚有一些重要的理论有待突破，需要高质量的研究项目确保其难题的破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充分体现了“向青年项目倾斜”的特征，法学学科也充分遵循了“要继续增加对青年项目的支持力度，使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在承担国家研究任务过程中，培养研究能力，提高学术水平”［16］的趋势，法学青年项目高立项比例表明法学学科更注重青年研究人才的发现、扶持、培养和储备，为法学学科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三)法学项目立项机构分布

分析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的机构分布，可以揭示区域、系统、依托单位的法学科研实力强弱、研究队伍分布、主导力量所在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动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机构分布广泛，共有284个机构承担了1366个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立项机构系统、地域、具体依托单位上呈现以下特点。1.法学项目立项聚集于高等院校，而行政司法机构参与度低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党政机关和其他科研机构所承担的课题所占比例分别为91．8%、3．7%、2．7%、1．5%、0．4%。高等院校承担的比例明显高于1993～2004年的80．1%，学院派系在法学研究中更进一步居于法学研究的优势地位，成为法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阵地和绝对力量，这主要得力于高校集中了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研究基础的科研人才和具备展开学术研究的其他硬软件设施。但与其同时，行政司法等实践部门的参与度走低，可能面临理论创新应对司法实践的乏力境况，使司法实践活动沦为“自动售货”。2.北京、上海、湖北等省市成为法学研究的聚集区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的地域分布范围广泛，遍布全国的(除港、澳、台)31个省、市、自治区。法学项目立项地区分布差异明显，具有不均衡性，北京因其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集聚，研究人员队伍规模庞大，加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体现出雄厚的法学整体研究实力，承担了328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占2005～2012年立项的24%;上海、湖北、江苏等紧随其后，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大学法学院的整体科研实力较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以及崇文重教的传统，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整体立项地域分布高度一致。北京、上海、湖北、江苏等四省、市的法学立项比例达48．8%，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而新疆、海南、广西等地区的年均立项仅1项左右，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中北部地区法学项目立项较少是不争的事实，即便考虑到2004年始设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资助项目，西部地区的法学研究实力依然薄弱，既有地区研究人员理论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受制于地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3.政法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已成为主导法学研究的主力军22家获得15项以上资助的机构，其立项数量占47．7%，相比1993～2004年间社会科学基金立项10项以上的13家单位所占的49%的比例［14］，法学项目立项依托机构呈现分散态势。主要的立项依托单位没有太大差异，但其次序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政法类院校立项数量和排序大幅提升，中国政法大学以58项领先于其他研究单位，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紧随其后，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项目立项排序出现明显下滑(详见表1)。法学学术生产单位格局中，政法类院校、传统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仍是法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并得到巩固，理工类、财经类、师范类高等院校的法学研究实力明显提升，形成政法类院校、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其他类型高校法学研究相竞争态势。长期积累的法学学科优势在学术研究中得以展示其实力水平，机构的科研团队规模，高素质法学人才资源流动增强部分高等院校法学研究实力，成为影响各机构立项数量的主要因素。

(四)法学项目的预期成果类型结构

2005～2012年，87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采取一种预期成果形式，占64．1%，491项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采取两种成果结合形式，占35．9%。法学项目成果形式主要集中在专著、研究报告和论文集三种形式上，占所有成果形式的99．1%，其中专著占58．4%，研究报告占26．9%，论文集占13．8%。专著型法学项目预期成果高于“十一五”期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研究的比例。“由于专著在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能够全面展现研究者的科研水平，一般适用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论文(集)和研究报告研究周期一般较短，且多为就某一问题的应用对策性研究。”［10］表明法学研究更注重以系统化的形式探索法学理论知识，挖掘法学理论研究深度，建构法学理论体系，对于时效性法律问题的应用对策性研究稍显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相悖。法学研究成果结构失衡现象还表现在成果形式单一，译著、工具书、电脑软件等形式只在部分年份少量出现。

(五)法学项目的二级学科分布

2005～2012年的1366项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民商法学研究项目约占立项数量的1/4，是法学研究中的热门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法理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等是学者依次关注的领域，与1993～2004年相比，法学学科内部的强弱态势、冷热状况并无太大变动。在法学立项的整体数量提升情况下，法律史、环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在近两年数量上升迅速(详见表2)。法律史资助项目更主要集中在中国法律史领域，而对外国法律史研究资助不足;民法学资助项目主要集中在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制定和实施研究上，而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的资助项目数量较少;刑事诉讼法学是诉讼法学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对于行政诉讼法学的关注较少;国际法学中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立项数量较为均衡，而国际私法学的研究力量薄弱。(六)立项负责人群体分析依据项目负责人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次数，可以反映活跃于本研究领域中的学科带头人或研究骨干。考虑到部分项目负责人主持的项目间隔时间跨度较大，因而本文部分统计数据追溯至1993年，且包含重大项目立项的数据。在剔除同名的负责人之后，1993～2012年共有1438人获得过1次资助，200人获得2次资助，23人获得3次资助，10人获得4次资助。根据文献计量学学者普赖斯(PRICE•D)公式计算得出，获得2次以上立项的为核心主持人，核心主持人占总主持人数的13．9%，主持的项目数占总数的25．8%，表明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法学学科研究群体，形成了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核心主持人人数达到200人次以上，具有一定的规模，所占比例较为合理，引领着法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但与普赖斯提出的10%的核心主持人承担50%左右课题的标准相差较大。

法学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为法学知识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对我国法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促使各类研究机构、学者生产法学新知识，积累与传播法学知识。多数研究聚焦于解决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促使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向纵深层次推进的同时，破解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法治难题，推动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列・科社学科 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数据 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19-03

引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立于1991年，是我国目前唯一的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项目基金。开设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目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设有社会学、马列・科社学、政治学等23个学科类型，基本形成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文库等七个立项资助类别。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支持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以下简称“马列・科社”）得到了蓬勃发展。本文通过对1994―2015年马列・科社学科国家基金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而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统计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全部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公布的1994―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马列・科社学科的立项数据。在数据处理中，本研究基于2008个有效样本，首先将所有数据汇总，统计到Excel表格，然后对马列・科社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时间、立项类型、区域分布、研究机构、科研人员、项目主持人、预期成果等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意在揭示我国马列・科社学科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二、立项情况统计分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所涉及以下特征，即项目数量、项目类型、项目地域分布、项目主持人、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项目成果类型七个立项情况，本文也将从这些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一）项目数量统计

经统计，1994―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马列・科社学科共计资助立项2008项，从表1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1994―2015年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总数基本上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在1995、1997、2000、2003年四个年份呈现减少的趋势，而且个别年份差距较大，1995年仅资助13项，2012年开始大幅增加，增加幅度达到48项。

通过深入地分析数据，说明从1994年到2015年，本学科项目数量上基本保持稳定的增长，表明学者、大众对马列・科社学科的学习、研究、分析人数越来越多，也就突出地体现着对马列・科社学科的研究视角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进行深入地探索。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数所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例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在1994―1995年、1998―1999年、2004年、2007―2009年、2012年、2014―2015年呈现增长的趋势，从中分析立项数目在减少的过程中1999年达到最高6.46%，2003年最低达到3.27%，其余年份基本上比较稳定，变化幅度不大。

（二）项目类型分析

马列・科社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文库七种类型，至今为止，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只有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苏联解体的二十周年祭》这一项目，另外由于一些项目未标明项目类型，所以这两项未统计在内。

根据表1，我国马列・科社学科的立项项目主要为一般项目，其次为青年项目、西部项目、重点项目。马列・科社中一般项目共立项1146项，占本学科立项总数的57.04%，是马列・科社学科的主体立项项目。青年项目占本学科立项总数的19.86%，从1995年最少的2项增加到2014年最多的48项，增福为46，增速快于立项项目总数的增速，这也客观的说明国家大力重视和支持青年力量的培养，这也为今后国家社科项目立项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之后的西部项目设立于2004年，立项数占到项目总数的14.09%，立项数量超过了重点项目的立项数量，表明了这与国家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为了大力扶持和支援西部发展，因此从2003年开始进行西部计划。另外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立项数所占比例相对低，其中重点项目占到项目总数的6.87%，重大项目占到项目总数的0.89%，因为国家对这两大项目审核要求高、程序多。后期资助项目和成果文库两大项目均开设于2010年，所占项目总数的比重分别是0.89%、0.34%，这两大项目最终的成果形式是专著，对专业性要求较高，因此立项数量较少。从这一统计表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我国马列・科社学科的人才相对缺乏，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力量相对薄弱。

（三）立项项目地域分布分析

表2统计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马列・科社学科项目立项地区的分布情况，此表借以考察本学科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表2首先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据研究的全面性，本表统计的是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国家社科基金马列・社科学科的立项数目以及占总项目数的百分比。此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地区呈现集中性的特征，居首位的是北京，立项数目为326项，占总数的16.24%，从这一数据可以得出，北京在马列・科社这一学科的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北京在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方面是全国的核心地区，同时，北京的科研院所、高校、军队以及中央机关的机构的数量和水平是支持本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湖北、江苏、河南、湖南、山东、陕西的立项数在80项以上，是项目贡献的重要地区。然而，项目数较少的几个地区分别是、海南、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山西，这六个地区共立项73项，占总项目数的3.64%，不难发现这些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因此科研能力相对薄弱。

（四）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主要隶属于以下五大系统，分别是高校、党校、社科院、机关、军队体系，通过表3统计可以发现，在马列・科社学科的研究领域中，我国各省市的高校科研人才云集，高校科研人员是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强，是研究重要课题的主力军；同时，在党校系统中，马列・科社学科的立项项目也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与马列・科社学科的学科性质有关，我国大力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思想意识层面弘扬主旋律，奠定主基调；相对来说，术业有专攻，军队系统的立项数目较少。

（五）项目数较多的研究机构及科研人员分析

表4统计的是1994―2015年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总数在10项以上，包括10项的研究机构的信息，此表从微观上可以系统地把握出本学科在国家基金立项上的具体系统的集中性，有助于国家在资金，政策方面给予科研院所集中支持。

首先，从本表列出的数据中，共有36个机构立项数目超过10项，共立项674项，主要是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立项数目具有明显的隶属系统集中性，立项数目最多的是中央党校，为74项，占到总数的11%，是本学科研究的强力军，这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另外，其他党校共立项188项，占到总数的27.89%；排名第二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42项，占到总数的6.23%，中国社科院在马列・科社学科的研究中无论是专业性还是深度性方面一直是佼佼者；从本表中看到我国的大多高校也是项目产出的主要贡献者，共有26所高等院校立项434项，占到总数的64.39%。同时，本表反映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这与表2统计的信息相一致，立项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湖北两个省市，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研究实力整体较强。

其次，高校立项分布又呈现明显的阶梯性，第一梯队为：华中师范大学立项34项、中国人民大学立项32项、山东大学立项27项、东北师范大学立项24项、武汉大学立项22项，共立项139项；第二梯队为：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立项18项、复旦大学立项17项，南京师范大学立项16项、苏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立项15项，共立项150项；第三梯队为：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共立项14项、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湘潭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立项13项、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立项12项、南京大学立项11项、河海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立项10项，共立项145项。高校主要体现出明显的专业性，主要是集中在全国各省份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表明了这些马列・科社学科专业强校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占有明显优势。

通过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的高校、军队、党校、党政机关以及其他机构的项目主持人信息进行统计，发现马列・科社学科研究人员的立项数主要在2项以下，3项的科研人员有15名，4项以上主要集中在7位研究者，这些科研人员是本学科领域的核心领军人物，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中立项数目最多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聂运麟共立项5项，其中有两项为重点项目，客观上反映了华中师范大学在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紧随其后的六位学者平均立项为4项，主要以一般项目居多，不难发现，他们大多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周期较长，而且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山东大学的王韵兴学者为例，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他所研究的四项项目中，有一项青年项目、一项重点项目，因此，也在本学科的研究深度和高度上有着突出的体现。

（六）项目成果预期分析

在项目申报、立项的程序中立项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是项目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选择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的起点，在某些方面，预期成果的选择是项目研究成果成败的关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多样主要以专著、研究报告、论文集为主，还有译注、工具书、光盘等形式，但是因具体学科的性质会有一定的形式成果。在马列・科社学科中，主要以专著、研究报告、研报、论文集单一项的形式立项，共680项，占到总数的97%，以专著+、论文集+等两种形式立项的共21项，占到总数的3%。

在这些成果中，专著立项占到总数的80.31%，当然这与不同的项目类型的要求有关。同时，马列・科社学科的专业性质决定着成果的形式，本学科主要研究基础理论及其在某些领域及角度的理论运用，适合科研人员进行高、深程度的探索。另外，由于本学科的特殊性，没有译注、工具书、光盘等成果形式，因此，今后可以在成果形式上进行多样化创新，不断推进项目的深入探究。

三、小结

（一）研究现状概况

本文主要以马列・科社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和形式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对我国1994―2015年间的马列・科社学科立项项目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分析，希望能够基本上把握本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在22年间本学科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项总数为2008项，项目类型多样主要以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为主，青年科研力量已经成为本学科研究的中坚力量，反映出国家对新力量的重视与培养，项目的地域分布以及项目负责人的所属单位、系统分布呈现集中性，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科教文事业发展快的省市高校，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多样，有专著、研究报告、译著等，并且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较快的发展，新疆、贵州等地的学科建设水平取得了提高。

（二）研究思路大致相似亟待新角度

马列・科社学科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项目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主要是集中在立项项目的总数、立项类型、立项地域分布、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立项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分布、项目主持人和项目预期成果这八个角度进行统计分析，整体的研究思路基本相似。在最终的研究结果中则体现出立项项目存在地域、单位，所属系统等方面的不均衡现象、集中性现象，进一步推导出本学科研究建设的热点地区以及薄弱地区，面对不均衡现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如项目负责人单位集中在发达地区，因而提出要对相对薄弱地区如云南、等地进行政策倾斜，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理论的一般延伸，这也会造成对同一立项数据的重复研究，这需要科研人员以及学者进行研究思路的新创造。

（三）加快形成学科研究的集聚效应

马列・科社学科具有自身发展的特色，理论性、专业性强，因此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不难发现，本学科应发展特色研究领域，加快形成学科研究的聚集效应，带领整个学科的向前发展。在表2、3、4信息统计的基础上，可以得出，通过进行不同单位机构、不同地域的联合，以高等院校、社科院为研究的主阵地，以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为主要的带头地区，进行优势互补，拓宽本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深度。另外，科研人员可以借助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不断深化相关理论内涵，整合本学科的领军人才和资源，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等方面进行突破，为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人文社科领域提供前瞻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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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永汀.国家社科基金视角下我国政治学科研究状况分析――基于1993-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量化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3（3）

[3] 黄华伟.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状况[J].科学学研究，2011（10）

[4] 覃正爱，赵亮，余倩.国家社科基金推动马列・科社学科蓬勃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11

[5] 鲍振东.落实“两个巩固”推进社科工作[N].辽宁日报，2013.11.19

[6] 姜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分析――以社会学为例[J].西南名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太谷 030801）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51-02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院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 为学生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原有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变革目前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适应学科生态建设，满足社会需要，提高办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一、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一）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纲领。现有的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掌握金融、证券、保险、投资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商业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等基本业务技能，能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与金融或资金有关的宏观管理或实际工作，并且有一定的决策、协调和组织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

金融专业学生毕业时要求系统掌握银行、证券、投资、保险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相关金融业务的基本训练，熟悉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在金融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熟悉中外金融理论与实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握国内外金融业发展动态；（2）熟悉国家有关银行、证券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金融业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3）熟练掌握金融业务的基本操作流程，具有一定的从事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分析的能力；（4）掌握计算机基础知

识，具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一定的计算机软件维护和基本的硬件维护能力；（5）掌握经济学的基本

方法，具备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6）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专业外语学习，掌握阅读专业文献的词汇和能力。

（三）课程体系的设置

金融专业本科生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其中每一部分都包含必修和选修两部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策，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公共基础课包括政治课程、军事理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体育、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高等数学、生命科学导论、经济学导论、管理学导论和科研基本方法。学科基础课程包括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学原理、宏观经济学、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金融工程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审计、银行会计、经济法学、银行信息系统、网络应用基础、文献检索、金融史、金融法和投资项目评估。专业方向课包括金融公关与营销、金融期货、金融专题、金融统计、银行制度比较、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信托与租赁、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和保险精算。另外，还有实践环节的军训、劳动、教学实习、课程论文、毕业实习、创业训练、社会实践等。

二、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体系未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

“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三农”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而处在金融体系最基层的农村信用联社在岗的基层人员，很多是农信社职工的子女或原有员工的亲属。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缺乏基本的金融理论知识，未经过正规的专业培训， 个人业务技能不过关，综合素质偏低，在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造成了混乱。特别是处于第一线的农村金融部门更是缺乏高素质的负责人， 一些业务素质不高、思想境界较低的人员长期占据领导岗位， 使得金融工作开展相当被动， 甚至因违规行为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

与农村金融机构人才严重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及课程设置等整个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没有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农林院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没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农学概论等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农业经济运行基本原理等方面的课程，其培养目标、对学生的要求和课程的设置并无异于财经院校和理工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大都进入工商行业金融机构[3]，而直接服务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毕业生占很少的比例。即使进入农村金融机构，不懂得农业、农村、农民固有特性，不了解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特点的农林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生照样要从头学起，显示不出农林院校金融专业学生本身应具有的优势。作为用人单位有什么理由舍财经类院校的金融专业人才而选择农林院校毕业生？

（二）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

目前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更适合培养研究型金融人才，更加注重金融理论知识。而对于学生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所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相对较弱，系统性不强。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要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必须是集知识、能力和素质为一体的一个系统，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更需要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素质，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知识是基础，能力是关键，素质是目的。对高素质人才而言，三位一体，也是判断人才培养模式是否具有系统性的重要标准[4]。而农林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是金融专业培养机制仍局限于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模式，用于提高学生实际应用和提升学生素质的实验、实践教学及科创项目很欠缺，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很快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短期内很难进入角色，也致使用人单位更多愿意招收具有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员。

（三）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中，实践教学环节依然薄弱。薄弱的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直接导致学生毕业后动手能力不强，适应能力较差，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的开展。比如，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中信贷资金用途考察时分不清方向；开展理财业务时搞不清农民消费特点；农业保险业务中，确定农作物受损时不会测产等等。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农林院校的金融专业在整个学校学科体系中都是弱势学科，由于实践教学经费紧张等各种因素，农林院校更多的重视自然学科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而轻视属于社会科学的金融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致使金融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太乐观。二是金融保险专业的特殊性，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常常出于保密需要，许多科室和部门不能让学生接触，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学生的社会实践受到限制[5]。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乏或薄弱使得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互脱节，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

三、改革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

（一）应突出农林院校的特色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林院校的设立初衷是振兴我国农业产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作为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培养农村金融人才有其重要的办学宗旨。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生应该在具备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和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懂得农村金融的特点，才能更好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为此，农林院校无论是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还是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都应从农村金融人才的社会需求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培养能够适应农村金融发展、服务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人才，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为农村金融培养更多的，熟悉农业经济发展规律，根据农业本身的特点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农村金融人才。

（二）构建系统性的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农林高等院校应该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够将农村金融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创业意识和国际视野、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相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此，农林高等院校应该从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到课程设置，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到实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思想政治教育到社会责任意识等等方面系统构建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另外，从学科生态的观点看，学科和建设一流大学有着密切关系，一流大学能够培养一流的学生。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培养一流金融人才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学科建设。在学科生态建设的环境下，农林高等院校应该加强金融学科生态建设，使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有机融合，为金融学科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使农林高等院校的金融专业培养的人才具备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提升金融专业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实践教学环节既是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应用型金融人才能力和素质的关键。因此，农林高等院校应该转变农林院校对金融保险专业实践教学不重视的现象，加大投入，建立稳定的金融专业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另外，还要提高农林高等院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监督，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朱强.中澳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以扬州大学查理・斯窦大学为例[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耿传辉.农村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途径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2010，（9）.

[3]汤凌霄，黄谨，张友农.理工院校金融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8，（2）.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7篇

为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更好地成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1986年，经党中央批准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多年来，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研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作用越来越明显，推出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培养出一大批功底扎实、锐意进取的学科带头人，日益成为党中央联系、团结、凝聚社科界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过去五年，国家社科基金引领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坚决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入研究阐释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扎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巩固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积极健康、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论坛》杂志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社会科学类时政期刊，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百种重点期刊，荣获中国出版政府期刊提名，被北京大学等众多“211”院校列为国家一类学术期刊。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家基金；电子政务；文献计量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1．12．041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1）12－0147－05

Review and Prospect on E-government Research Programs

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Zhou W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E-government is a hot issu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It does some research on E-government research programs 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rom 2002 to 2011 by bibliometric analysis.All the projects which have been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fund will be analyzed from several respects to review and prospect the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research,including the numbers of sponsored programs,the unit and region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and key researchers.several interesting findings will be concluded.The numbers of sponsored programs and unit have been reduction trend.Information collectionand analysis of E-government,Sharing and operation mod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risk control,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government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are the hot topics.

〔Key words〕national foundation;E-government;bibliometric analysis

电子政务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是政府部门和机构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和网络技术，实现高效、透明、规范的电子化内部办公，协同办公和对外服务的程序、系统、过程或界面。与传统政府的公共服务相比，电子政务不仅具有公共物品的广泛性、公开性、非排他性等本质属性外，还具有直接性、便捷性、低成本性以及更好的平等性等特征。我国政府机关对“政府上网”工程的正式启动标志国家层面对电子政务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而随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系列性规范电子政务发展的通知以及由历任总理牵头成立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都极大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实践的需要带动理论的研究，电子政务这10年来也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文献计量法对2002-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电子政务研究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细致描绘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概况并勾勒其发展脉络。

当前国内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电子政务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主要有赵国洪［1－2］、王亚军［3］、张可［4］等以及曾润喜［5］等。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基本以CNKI或是CSSC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并没有学者将国家基金数据库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第二，将政府网站建设作为文献计量的主题，而政府网站建设仅是电子政务研究的新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政府网站建设为主题进行计量不能反映国内电子政务发展的全貌。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为国内社会科学立项研究的最高级别，其研究成果能够反映学科研究问题发展的基本规律，对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奠基价值。为此，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既是衡量社会科学特定研究领域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评价各单位研究实力和作者研究水准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据库电子政务的立项情况进行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我国电子政务研究的现状。

1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查询系统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综合查询系统，以“电子政务”为课题名称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第1个基金项目是在2002年得到立项的，因此本文将检索起点定在2002年，2002-2011年共得到46条数，由于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尚未上传到数据库，因此笔者将这46条数据组成研究样本。尽管以“电子政务”作为搜索关键词会有一部分遗漏，我们可以当做抽样调查，分析的结果是可以反映该领域发展情况的。本文的分析将基于这46个样本进行，运用EXCEL 2003对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SPSS 17.0进行描述分析，在研究主题社会网络图的构建部分将运用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开发的ROSTNAT软件进行。并试图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分析：（1）立项数量有何变化？（2）立项类别有何变化？（3）单位分布如何？（4）学科类别情况？（5）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有何变化学科分布情况？

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立项基本情况分析

2.1 立项数量分布

自2002年受到第1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至今，电子政务研究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达到46项，立项数量的总体呈现波动趋势，具体见图1。由图1可以发现，2003年电子政务获得国家基金的立项数量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2003年国家推行“政府上网工程”的继续深入，而当年也被称为电子政务年。2004－2006年趋于平稳，相较于2003略有减少，2007－2008年达到新的高峰，这与我国在200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电子政务建设息息相关。总的来说国家基金立项数量与国家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2009年国家基金立项数量急速下降，只有1项获得支持，2010－2011年虽然有所增长，但也处于曲线图的较低端。趋于稳定。值得思考的是，2009年立项数量的急剧下降说明自2007年和2008年后电子政务的研究是趋于成熟还是研究者的流失。而事实上电子政务仍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因此电子政务研究国家基金项目的回落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即国家层面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投入后劲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电子政务研究人才的流失。图1 2002-2011年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立项课题数量走势图

2.2 立项类别分布

立项类别划分主要依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查询系统中的项目类别进行，其中将一般自选项目归于一般项目，青年自选项目归于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面上项目归于一般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归为青年项目，由此立项类别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自筹项目，各类项2002-2011年立项分布具体见表1。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电子政务研究的首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为一般项目，根据数据库查询系统可知是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杨凤春副教授领导主持的“中国政府电子政务的模式与应用”。在此项目的支持下，以杨凤春主任为首研究的中国电子政务的应用为其他学者研究电子政务打下基础。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2002-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立项课题中重点课题有8项，一般项目25项，青年项目12项，它们是立项项目中的主体；自筹项目为1项。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电子政务研究迎来新高潮的同时，青年学者也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过程中，不少青年学者成为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新星，如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涛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徐博艺。

2.3 项目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

课题负责人的单位和地区分布，是对研究队伍现状和项目布局合理性分析的基础素材［6］。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查询系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查询系统对单位的划分，将项目所在单位分为高校、各级党校、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和省市社会科学院。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系统相对集中，高校是电子政务研究的主力军。具体来说，国家基金项目对电子政务研究的46个立项中，有36项由高校获得，1项由省市社会科学院获得，各级党校和军队分别获得2项，各级党政机关获得5项。根据笔者整理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高校中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分别得到5项和3项立项，位于前列，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得到2项立项，占机关总项目的40%。因此，与高校相比，省市社会科学院在获得项目资助上虽有较大的差距。据此我们可以从基金的单位分布得出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以及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是电子政务研究的重要力量。总体上来说，电子政务项目的立项共涉及16个省市，遍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充分说明电子政务研究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具体来看，北京以9项项目位居榜首，上海、江苏和湖北分别以8项、5项和5项项目位居前列（见图3）。

2.4 所涉学科分布

学科交叉是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电子政务研究作为以社会科学研究内容交叉点很多为主要特点的边缘研究领域，它与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广泛和密切的联系。2002-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与国际自然科学基金电子政务研究项目的学科分布便是最好地证明，具体见图4。宏观上来看，电子政务研究项目的立项涵盖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自动化等5个学科。从微观上考察，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两个学科，分别为19项和20项。其中管理学立项项目占总数的41%、图书馆与文献学占43%。对电子政务的各项研究宗旨都是推动政府信息化，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有助于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因此，来自管理学界的学者成为研究电子政务的主要力量，管理学科也成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电子政务研究最多的学科之一。图4 2002-2011年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立项课题所涉学科分布

3 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的分析可以知悉近年来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问题。课题题目是研究内容的精炼概括，基于此，笔者将运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教授开发的ROSTNAT软件对立项项目的题目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网络图。沈阳教授开发的系列软件已被学者广泛运用在学术研究当中，如喻国明［7］。ROSTNAT软件是专门的新闻分析工具，可以根据关键词或者研究题目自动构建社会网络图，从而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关系图谱并发现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具体使用步骤如下：（1）将立项项目的研究题目集中于文本文档中；（2）并用ROST NAT软件对其进行一般性行处理得到研究样本；（3）选择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栏目，将研究样本导入ROSTNAT软件，点击快速分析得到2002-2011年间46个项目研究主题的社会网络图，从而能够深入探讨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由图5可以看出，“信息资源”、“系统外包”、“资源共享”、“风险控制”、“流程再造”和“绩效评价”等是社会网络图中的主要关键节点。具体来说近年来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发展信息资源共享，使得技术、数据处理与政策、管理、组织、制度、政府治理等交叉、渗透，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与透明度。相关主题的研究17项，占到立项总量的40%。第二，致力于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政策、制度、方法和手段等，重构公共管理与服务的价值观和能力体系，实现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流程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的转型［8］。例如：近期立项的“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流程再造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电子政务跨组织业务流程模型与柔性控制方法研究”。第三，随着政府职能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公民的民利以及公众的参与等都成了新的研究热点，为实现电子政府的公共服务导向、让民众获得更好的政府服务等提供条件。第四，随着科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系统风险控制”、“服务外包”、“移动政务”等也成为学者研究的新主题，如华中科技大学的青年学者陈涛等。

4 讨论与展望

4.1 电子政务的研究趋于回落

从立项数量趋势图可以发现电子政务的研究呈下降趋势。具体原因可能是国家层面对电子政务研究支持的下降。不过深入来看，由于基金项目需要研究者申请才有可能立项。基于此，我们认为国内学者对电子政务的研究没有足够的持续性，现阶段我国电子政务领域并未形成一支数量适中而又稳定的研究人员。大多数研究者对电子政务的深入度和专注度不足，对电子政务的研究仅是偶尔涉足。如在电子政务研究热时期部分学者即使没有相关理论基础也投入到电子政务的研究中，以期依据时期热点而使得其成果更容易发表。而这种回落趋势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的到相互印证。如赵国洪以核心期刊数据库为样本研究电子政务的学科发展也发现近年我国电子政务的研究呈下降的趋势［2］。图5 2002-2011年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主题社会网络图

4.2 国家基金需要加大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支持力度

自2002年到现在为止，国家基金项目对电子政务研究的立项支持仅为46项。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美国学者对电子政务研究保持高涨热情和美国政府对电子政务理论拥有巨大需求时期，也即1998-2005年，其资助电子政府研究项目总数超过600个，资助金额超过4 000万美元（约合3亿元人民币），且资助项目数和额度逐年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家基金项目对电子政务研究缺乏力度的支持不仅与学术界对电子政务研究的研究热情极不相称，也使得理论研究远远不能支持电子政务实践的发展，很多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国家层面必须加大对学者研究的支持，充分挖掘学者研究电子政务的积极性和持续性，进而为电子政务的实践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持。因此，国家基金项目应该加大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支持力度。

4.3 电子政务的研究仍将体现时代性和现实需求性

从对基金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得知，国内学者对电子政务的研究既体现时代性又紧跟现实需求。研究不仅仅集中在“电子”方面，即如何利用技术优化电子政务系统，而且“政务”方面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如在立项的国家基金中有学者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化和信息化的手段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再造政府业务流程进而方便公众办事；也有学者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外包手段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此外，学者对电子政务的研究也不断与时俱进，如对移动政务的研究便是电子政务与新技术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赵国洪.我国电子政务研究趋势探究――一项基于期刊数据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7，（2）：55-56.

［2］赵国洪.我国电子政务的研究范式与学科发展――基于核心期刊数据的分析［J］.情报杂志 电子政务，2009，(2):93－102．

［3］王亚军.近十年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J］.图书情报工作,2009，(15)：133－137.

［4］张可,张毅,钱岳芳.国内移动政务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现代情报,2011，(5)：98－102.

［5］曾润喜,崔薇,曾忠平.我国电子政务的研究主题及其发展――基于2001-2009年CSSCI期刊论文的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1，(1)：118－121.

［6］田雨普,张文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体育科学,2006，(4):9-13.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业成效

国家出版基金是为适应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新形势，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事业而成立的第三个部级文化基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国家出版基金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公开公正遴选了一批学术价值高、视野开阔、针对性强的精品项目，启动了一批颇具紧迫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重点文化工程。截至2014年年底，基金累计资助出版具有文化传承与积淀价值的图书1784项（含专项主题出版），结项验收成果836项，在打造精品、引领方向、繁荣文化、推动发展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其公信力越来越强、美誉度越来越高，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以历年来已通过结项验收的成果为例，从成果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方面分析其产出成效。

一、基金规模逐步扩大，项目成果不断推出

2009年，国家出版基金开始立项资助出版项目，并陆续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项目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实行结项验收制度，现选取2009年至2014年期间问世的国家出版基金成果进行分析。

2009～2014年间，国家出版基金已结项验收836个项目，占同期全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成果总量的47%。同时基金资助规模初期是每年2亿元，2013年增加到3.5亿元，2014年规模达4.5亿元，累计投入达19亿元。基金资助规模的逐步加大，一方面显示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中央对“文化强国”的认知更加明确，对“文化强国”的推进更加重视。而基金资助规模的持续增加和扩大，让更多学术品质纯、思想性强、原创性高的成果得到及时出版和推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研究人员的学术热情，这种良性循环有效地保障了学术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

将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量的增长与资助经费的增长相比较（见图1），可以看出，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增长趋势呈正相关关系。从投入来看，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3.5倍，经费增长整体曲线呈上升趋势，从2012年开始，经费投入呈现出连续增长。从成果产出来看，每年产出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量从2009年的28项成果，增加到2013年的341项和2014年的227项。

据统计，自2012年国家出版基金经费投入逐渐提高之后，成果产出量明显增加。以经费增幅较大的2012年为例，该年经费投入比上一年增长50%，一年后～2013年，成果增长量为130%。从增长幅度来看，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量增长高于同期年度资助额增长。这―方面说明，立项项目一年后进入产出高峰期；另一方面说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对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文化繁荣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精品项目不断累积，社会效益更加突出

截至2014年12月，在基金办组织的年度（2009～2014）综合绩效考评中，836项已结项目实施情况总体良好，其中得分在90分（含）及以上，评为“优秀”的项目有246个，占29.43%；得分在80-89分之间，评为“良好”的项目有532个，占63.64%；得分在70～79分之间，评为“合格”的项目58个，占6.93%。优良率占比较高。此外，《星火燎原全集》《费孝通全集》等近50个项目获得了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和提名奖。《傣族英雄史诗》获素有印刷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第63届印刷最高荣誉奖项――班尼奖。基金项目成果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促进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各学科领域发展，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丰富了精神资源，夯实了思想大厦，奠定了理论基础。

1.促进了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发展

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闻服务公共体系的组成部分，国家出版基金等出版专项资金的设立，尤其是基金项目成果的不断推出，有效促进了新闻出版事业和公共文化的发展。

唱响主旋律，丰富服务内容。国家出版基金的各项成果政治性强、涵盖广泛、特色鲜明，尤其是近年启动的专项主题出版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服务内容。2012年至2014年，基金共资助围绕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精神、宣传阐释“中国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专项主题出版项目共383项，截至2014年年底，结项验收184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现实和未来》、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研究》等成果对于唱响主旋律，壮大主流思想文化阵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与时俱进，创新服务形式。历年来立项并推出成果的专项主题项目，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既有理论研究著作，也有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既有适合成年人阅读的读物，又有面向青少年的普及读物；既有适合少数民族读者阅读的民文版读物，也有面向海外读者的读物。《我们家这十年》除了借助书市、校园等进行正常图书推介外，还运用线上“页面+微博+push”三线整合的推广思路，做了充分宣传。以出版社联合手机阅读官方微博、短信群发等方式做活动，手机阅读上的点击量达几十万人次。《丰碑》等一批优秀的音像电子出版物以鲜活影像记录真实，构成宣传党史国史、阐释“中国梦”的亮丽风景。

注重效果，拓宽服务渠道。国家出版基金的多项成果不仅注重社会效果，而且在拓宽服务渠道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例如，为使《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项目社会效益最大化，开拓除传统纸质图书以外的传播渠道，项目承担策划并实施了3项公益性数字解决方案。在消费主义时代人文精神缺失和信仰迷茫的现实背景下，学习和发扬“红岩精神”尤为重要，基于此，《红岩风骨》成果出来后，该书主编、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1，000多场相关主题演讲，听众反响热烈。与此同时，出版社趁热打铁，举行了系列赠送活动，使“红岩精神”深入人心，为社会主义杨心价值观输入了新的思想血液。

2.促进了各学科协调发展

国家出版基金每年都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出版项目纳入资助重点，一直积极鼓励和扶持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创学术精品出版，从2010年至2014年，推出的多项相关基金成果促进了各学科领域的发展。

促进学科建设。历年出版的各学科领域成果涵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自然科学总论等26个大类，促进了各学科建设。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中有多个深度发掘和系统整理学术研究成果的项目。如《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100卷）系统、全面地呈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大家百年学术成果，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而《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则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名家、名作和精神历程，重新审视了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与文化根基，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评价为“足以体现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

反映最新成果。各项成果中，有不少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学者们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的积极回应。《物联网在中国》系统反映了中国在物联网方面的特色、水平和现状，包括中国物联网发展历程、关键技术和新技术、标准和体系等最新技术和成果。《中华手术彩图全解》丛书由7位医学界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00余位外科专家历时7年编撰完成，以全媒体形式展示了我国外科手术学的最新成果。

展望学术前沿。有不少基金项目成果聚焦学术前沿、关注社会重大命题，努力打造理论服务实践的桥头堡。《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围绕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对相关行业的发展思路、发展重点、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和介绍，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深入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围绕大飞机研制的进展阶段和信息诉求，推出了结构总论系列、适航系列、发机系列等成果，对大飞机研制、国内适航领域学术研究和专业拓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成为科技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典范。

3.促进了公益出版事业发展

基金项目的实施，尤其是基金成果的推出对于特殊人群、少数民族地区的公益出版事业起到了良好作用。

扶持了民族地区出版事业。中国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充分发掘、整理和总结各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秀元素，扶持民族地区出版事业，体现了国家的战略高度。历年来，新疆、、广西、宁夏、内蒙古五个自治区共立98个项目，尤其是2014年，这五个自治区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共有27个项目获得资助，总资助额达3047万元，突出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支持。截至2014年年底，五个自治区已有结项项目成果41个，

扶持公益事业。国家出版基金设立的宗旨之一就是繁荣发展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基金规模的逐步稳定增长标志着国家对公益性出版事业的长效投入机制已初步形成。“中国无障碍电影”和《新世纪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关爱》《托起明天的太阳・快乐成长阶梯丛书（蒙、藏、维、哈、朝）》等多项项目成果，面向特殊人群、民族地区、基层农村等，具有鲜明的公益性质。

积极服务“三农”。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积极服务“三农”既是政策的需要，更是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既接地气又具针对性。已结项目中还有不少成果积极服务“三农”。例如，《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第三版）修订增补了该书第二版出版以来植物保护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防控技术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防治技术水平、普及植保新技术等具有重要价值。而《现代农业科技专著大系》立足于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对现代农业理论研究、科技发展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三、引领行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与传播

随着基金成果不断推出，项目后续运行在提升出版基金社会及国际影响力方面作用较显著。这主要体现在项目成果对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提升出版基金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

1.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保护文化多样性。多项成果致力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岭南民族源流史》介绍了岭南民族源流研究的缘起，回顾了岭南民族源流研究的文献，并且从史学与基因结合的角度对岭南民族源流史进行了详细论述，既使人们从文献的层面对岭南民族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又引入分子人类学的成果，使人们从基因的层面对岭南民族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综合运用民族志深描、历史文献、田野调查、跨文化比较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各民族特定文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全面展示西部多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和独特魅力。

填补研究空白。有多项成果填补了相关方面的研究空白，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城市记忆――北京四合院普查成果与保护》对北京地区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四合院资料进行了首次集中编录，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证明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填补了我国南海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特别是在南海不安宁的严峻形势下，该成果的出版从历史渊源和法理上对中国在南海维权的“国家意志”进行了强有力的现实呼应和理论支撑。

推动可持续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对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可持续发展作用显著。《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档案》（第一、二辑）从我国上千种世界级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有魅力，该项目成果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从文化史的视角阐述中国古代地图史，打破了以往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以朝代分期为脉络、以地图测绘技术发展史为主线的叙述方式，采用专题图分类模式，以地图的绘制、运用、流传、谱系为主线，实现了学术、科学、观赏价值的统一。

2.提升出版基金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获得广泛认可。多项项目成果获得国内外的各种奖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出版基金连续资助了四辑《大飞机出版工程》，项目成果推出后，受到出版界和学术界一致好评，被誉为“出版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并受到国际出版界的关注，其中部分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输出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传播中国声音。国家出版基金已有项目成果中，有多个项目内容为向国外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出版项目。《微观》是一本以“微博体”形式展示真实的书。该书追求新媒体环境下的最佳阅读体验，用最短的文字，以中英对照、图文并茂的形式，还原了那些最了解的人心目中最真实的，不仅给国内外真正热爱的朋友传递了正能量，而且也有力地消解了极少数抹黑、歪曲的嘈音。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本文说明了国内高校金融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在介绍和分析国外高校金融学教育特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国内高校金融学教育理念，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思考和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金融金融学金融学教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金融金融学金融学教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

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

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3篇

1研究目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目前唯一的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基金研究项目，它面向全国高校、社科院、党校、党政机关的科研部门、军队院校等五大系统，被社科界视为衡量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就体育学而言，被单列为一级学科且列入申报范围的时间较晚。1997年首次设立“体育学”类，并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的研究项目，之后每年均有立项课题，这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的指南和立项资助基金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本学科研究的热点，现状及发展方向，因此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体育学类项目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发展动态，为科研选题提供导向，为学科建设决策提供参考，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提出有关建议。

2讨论与分析

2.1立项数量年度统计分析

从表中的各年份的立项情况看，除1998年、1999年数目下降外，近年来立项数量增长较快，2002年已达到32项，2001年与2002年则几乎相同。从项目类别分布来看，一般项目与青年项目为最多（分别为97项和23项），是历年来申报的主要项目，重点和自筹资金项目则偏少（分别为4项与2项），且从2001年才开始立项。据有关报道，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有突破性增长，比2001年的6000万元增长了4000万元；比1998年2600万元几乎增长了三倍；2003年国家将继续加入投入力度，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2.2立项单位排序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上看可分为三个层次，国家体育总局立项数量最多，达17项，占立项总数的13.49%，为第一层次；居第二层次的为各老牌体育学院，包括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院、武汉体院，其立项数量与各大体院的实力排名基本一致，居第三次层次的是其它体院及师院体育系，其中清华大学代表了普通高校非体育专业。从单位所在地来看，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机构在北京，因而地处北京的单位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共占32项，占总数25.39%。由于争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单位都非常重视，并纷纷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如对本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给予相应的配经经费资助，这些良好的激励机制为今后的申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从表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来看，体育学院为最高，共59项，占46.83%，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居第二，为32项，二者合而为一，代表了高等体育院校最多的立项项目，共91项，占总数的72.22%，这与高等院校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研究队伍的素质，研究的资源及水平都占较大优势是相吻合的；其次为各体育机关（主要是体育局）及各省市科研机构，共23项，占总数18.25%。2.4主持2次以上项目的学者、项目名称及一些重要项目内容的分析

表4主持2次以上项目人员情况一览

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成功立项2次共有8人，这些研究人员大都是在学术上有较大的建树或在某学科处于领先研究地位并影响较大的学者或专家。一些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如秦椿林教授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于善旭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重要批示，奥林匹克研究受到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如《举办2008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研究》，《奥林匹克改革对当代国际体育与中国体育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效应研究》，《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开发战略的研究》等，一些战略研究类项目在科学规划体育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属战略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2.5立项项目的研究主题内容及热点分析

2.5.1选题的主题内容频度分析

在所立项的项目中出现频度较高的主题词有：大众体育17项，体育产业17项，奥林匹克10项，体育社会学9项，体育经济8项，体育概论、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各7项，全民健身、体育市场各5项，体育信息学、体育史各4项，说明这些主题内容是目前体育学的研究热点。

2.5.2选题的主题内容动态分析：

从主题内容分布可以看出，大众体育、体育产业是历年来研究热点，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国内外同行研究的主流基本一致，大众体育是全民健身工程以来深入研究的一项领域，体育产业则是近年来新兴研究领域，并与国家经济增长点与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关，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外，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概论、少数民族体育等都是历年来申报的重点内容之一，也说明此类研究一直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奥林匹克研究（10项），体育社会学（9项），体育信息学（7项），这主要原因首先与中国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及奥运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带来巨大影响有关，这种趋势在今后几年中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先进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因而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体育及运动竞赛管理，得到了广泛地重视。

3结论

3.1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项目与资助力度将逐年进一步加大，这不仅有助于体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为各单位申报课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3.2从立项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分析表明，非体育专业普通高校立项数量偏少，也是个薄弱环节，可加强与体育院校的纵向合作力度和与高校其它专业的横向合作，这些合作也是国家在合作攻关重大课题方面所欠缺的和提倡的。特别是有关2008年奥运会一些重大课题，光靠体育研究人员已不能完全胜任，必须加强与其它专业研究人员的合作攻关。

3.3吸引高水平的其它专业研究主持人（历年为零）是今后一项重要任务。

3.4大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学、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体育概论、体育市场是历年来的研究热点；奥林匹克研究、体育社会学、体育信息学是近三年来新兴研究热点；而西部体育、农村体育、体育法制、社区体育等虽在国家社科项目中立项数量较少，但却是国家体育关注的重点和方向之一，应引起足够重现。

3.5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应注重紧扣其指导思想，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新进展，力求居于学科前沿，具有原创性，开拓性，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参考文献】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文化艺术科研工作成效显著，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一）规划管理进一步完善，导向作用明显增强。

近年来，原“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统一更名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立项周期由每二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艺术学项目的申报评审制度、经费管理制度、中期管理制度、鉴定结项制度及成果宣传使用制度进一步完善，中级管理机构建设及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全国艺术科学研究“五年规划”的制定及历年“课题指南”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框架，突出了我国文化艺术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控制规模，提高质量”的总体原则贯彻于项目评审及管理全过程。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成果数量倍增。

近年来，国家对艺术科学的投入持续增加，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艺术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研究更趋深入，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标志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齐头并进，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可喜局面。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趋势的不断加快，新兴文化业态进入艺术学研究领域，日益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成果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托《艺术百家》等报刊的成果宣传工作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编辑工作相继启动。

（三）艺术学项目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科研队伍蓬勃发展。

整个“十一五”期间和2011年，艺术学项目共立项735个（国家项目532个,文化部项目203个），承担艺术学项目的百余单位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研兴文的氛围逐渐形成，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高涨，科研队伍得到较大的调整和充实，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推出一批优秀科研人才，使我国文化艺术科研队伍和事业发展充满活力。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艺术科研领域还存在着一些较突出的问题与薄弱环节：艺术学各学科的基础研究较之其他学科仍相对薄弱；理论创新研究与文化艺术实践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科研经费投入仍不适应艺术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仍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都是今后一段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认识文化

艺术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构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艺术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学科，19世纪末在欧洲诞生，距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相对于文学研究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来说，艺术学在基本范畴、规律、原理、方法论等问题上的研究尚需深化和系统化，学科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十七届六中全会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明确要求，去年2月，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学科门类，这都为艺术学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文化艺术科研要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系统总结本学科基本规律，加强艺术理论建设，同时要加强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门类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为构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对于支撑文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文化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判断，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文化艺术科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找准自身定位，明确核心任务，努力成为阐发先进文化，宣传先进理念的重要力量。文化艺术科研工作者要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和昂扬的理性精神，总结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心路历程，阐发民族艺术丰富多彩的美学内涵，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无穷艺术魅力。

（三）对于破解文化改革发展新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合力推进。在改革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急需研究解决的新现象、新课题，迫切需要文化艺术科研工作者以敏锐的学术触角，不断吸收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积极研究探索文化建设实践中热点、难点问题，把学理性寓于应用对策之中，进一步发挥文化艺术科研的服务咨政功能。

三、认真总结工作经验，不断提高文化艺术科研管理水平

（一）进一步拓展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内涵。

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评审工作中，申报课题除涵盖传统艺术学学科内容外，广泛并深入涉及文化发展战略、公共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现实工作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我们要重视这一变化，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内涵，为文化艺术科研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进一步提升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定位。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作为部级项目，自设立以来就是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并行发展的。但是，由于科研经费投入等原因，这个项目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远低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还对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提出了明确要求，即“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我们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做好相关调研工作，进一步提升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定位，使其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一样，发展成为文化艺术科研的品牌之一，从而更加有利于密切关注文化改革发展现实，更加有利于及时回答文化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更加有利于主动灵活地服务文化建设。

（三）进一步拓展项目类别，改进评审机制。

近几年，随着国家社科基金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管理工作改革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从资助项目格局上，现已建立了以重大项目为龙头，以年度项目为主体，以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特别委托项目为补充的项目资助体系。作为艺术学项目，要按照全国哲社办的项目类别，有条件地拓展艺术学项目资助种类。同时，要深入推进项目申报和评审机制改革，科学设计评审程序，充分借鉴成熟有效的评审办法，不断提高申报质量和立项质量。

（四）进一步推动学科基地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要深刻理解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建设一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指示精神，在充分调研和论证基础上，在优势学科单位设立文化艺术科研基地。通过基地这一平台，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对主要研究领域进行规划，开展系统研究和交流，以达到加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四、艺术研究院所要乘势而上，为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贡献

艺术研究院所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全国有33个省级艺术研究院所，省级以下艺术研究院所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异，各省从零到十几个不等。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还会陆续产生一批由艺术院团转制而成、兼具研究功能的艺术演出机构，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必将壮大我们的文化艺术科研实力。

社科基金论文范文第15篇

入选理由：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命运。自年初开始，学术界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和全国性的研讨会持续不断，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以及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回顾和总结，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一方面，学术界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第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实现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政治路线；第四，科学发展的理念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法宝；第五，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对外关系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深入探讨，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新中国六十年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渐进式改革、实行创新发展、谋求和平发展，它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慎提“中国模式”，而主张用“中国特色”。

[相关链接：①任理轩：《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载《人民日报》，2009―09―15；②陈东林：《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的回顾与联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③郭建宁：《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董朝霞、郑洁：《垒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性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09(4)；⑤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⑥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⑦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4)；⑧鲍宗豪：《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⑨王绍光、郑永年、周弘、吴晓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专题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⑩张建君：《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及制度框架》，载《江汉论坛》，2009(7)；⑩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载《学习时报》2009―12―07。]

热点二：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入选理由：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38亿，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网络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活动。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网络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从云南“躲猫猫”到杭州“欺实马”，从逯军“替谁说话”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全民监督与网络曝光交融互动，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围绕网络与民意表达、网络与民主公开、网络与反腐倡廉建设、网络与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主要观点有五：一是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政府要关注网络舆情，重视网络民意，着力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提速回应网民关切。二是网络的突出作用体现为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促进社会平等，促进政治、政府公开的发展，促进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加强。三是网络监督必须和其他监督渠道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外部监督必须和政府内部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等问题。四是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应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五是网络的大众化和匿名性，使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要加强对网络秩序的规范和引导，努力培育网络公民文化，以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随着网络成为公民表达关切和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平台，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网络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①何频：《论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②张淑华：《网络对媒介民意表达结构的变革》，载《当代传播》，2009(1)；③杨永志：《论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2)；④张小兵：《网络表达与社会稳定》，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⑤施营：《新媒体语境下的公众表达――网络公共对话的可能》，载《东南传播》，2009(4)}⑥顾明毅：《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⑦梅琼林、聂静虹：《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载《探索与争鸣》，2009(6)；⑧刘颖：《网络传播中的个性表达与法律规制》，载《新闻战线》，2009(6)；⑨张丽红：《论我国公共决策与网络舆情》，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7)；⑩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载《理论导刊》，2009(7)。]

热点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

入选理由：2009年，全球联手抗击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初现，世界经济在震荡中艰难走过“最困难的一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了一道亮丽的上行线，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面对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极大改变当今世界并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学术界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都给予了深层次的关注。学者们围绕金融危机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改革、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调整、金融危机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刻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透过世界金融危机审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反思当前世界经济体系、自由市场和主流经济学，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

实意义。二是深入探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中国应着力进行新能源开发、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全球产业分化、整合和转移新趋势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努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增长，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三是着力强调保持金融业稳定和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在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框架，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四是深度把脉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金融危机后，以G20峰会为标志，全球进入意识形态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时代，各个发展模式共同克服危机、复苏经济的过程也是多元全球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将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加快改革。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相关链接：①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2)；②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载《社会》，2009(2)；③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蛮迁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④高放：《从世界经济危机看社会主义前景》，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3)；⑤戴相龙：《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措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⑥孟庆龙：《从世界历史看当前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载《世界历史》，2009(3)；⑦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⑧田伯平：《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⑨惠宁、何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分析》，载《学术月刊》，2009(6)；⑩焦世新：《金融危机与多元全球化秩序》，载《社会科学》，2009(9)；⑩孙丽丽：《开启国际经济新秩序――G20伦敦峰会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09(4)。]

热点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回应

入选理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引起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新医改”三个方面：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救助标准、对象和管理机制来展开。在社会救助的标准方面达成共识的同时，对于社会救助的对象和管理机制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社会救助对象方面，有的主张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有的则主张采取特殊主义的原则；而在社会救助的管理机制方面，有的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有的认为应该由社会主导。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侧重于筹资渠道、政府责任、转移接续等问题，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关于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学术界的争论日趋活跃。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继续市场化，还是回归公益性”这一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更加充分体现出医疗的公益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如果主张医疗行业由政府主导，实质上是在强调市场失效的同时，假设了政府有效，但绝大多数医疗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公共品，而是私人品，市场完全能够有效地供应，市场并未失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界将会对社会保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继续予以特别关注。

[相关链接：①郑新业、张莉：《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载《管理世界》，2009(2)；②代恒猛：《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2)；③周风华：《社会救助对象瞄定：方法与实践》，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姚树洁、戴颖杰：《对政府出资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探讨》，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⑤周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研究》，载《学术交流》，2009(9)；⑥谢安：《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及新型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9)；⑦王虎峰：《中国新医改：政策框架、执行及评估》，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⑧顾海、李佳佳：《国外医疗服务体系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⑨曹荣桂：《公立医院要在深化医改中有所作为》，载《求是》，2009(15)。]

热点五：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转换

入选理由：2009年，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发展困惑，低碳经济似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走上新一轮长周期的新的增长点。学术界因此形成了四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金融产业的过度膨胀，使得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同，甚至被看成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中国产业选择需要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需要在环境与贸易利益方面作出权衡取舍，寻求低碳发展道路。第二，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低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采取低碳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正在成为全球共同行动的理论基础。第三，“碳关税”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借口，“碳关税”不仅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碳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交易是否应纳入世贸组织体制、配额分配是否涉及补贴措施尚待明确，在设计国际气候制度时应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新能源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共同行动，发达国家强调全球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底线，这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博弈主题。第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对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国际道义责任

或抵挡外国贸易制裁的权宜之计，而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低碳经济给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突破口，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相关链接：①张国宝：《积极构筑稳定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载《宏观经济研究》，2009(4)；②郎春雷：《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低碳发展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6)；③高辉清：《发展循环经济，迎接低碳时代》，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7)；④刘学敏：《低碳发展之路需要经济和能源结构的双重转型》，载《中国科技投资》，2009(7)；⑤曾冠：《碳排放贸易及其与WTO体制的关系》，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7)；⑥龚雯：《“碳关税”是行贸易保护之实》，载《人民日报》，2009-07-04；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09(8)；⑧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载《政策嘹望》，2009(8)；⑨郭万达、郑宇劫：《低碳经济；未来四十年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开放导报》，2009(8)；⑩韩文科：《多元化路径发展清洁能源》，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24)。]

热点六：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新突破

入选理由：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200g年，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小企业融资等三个方面。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如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家族企业不仅仅是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创业也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一个阶段或战略，相反，家族嵌入式创业是关于家族对创业全面综合影响的恰当描述，因此，家族涉入创业活动产生了与创业理论和家族企业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的理论问题，正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学者们认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一方面源自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源自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小企业与银行采用关系借贷融资所形成的关系深度与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弱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群体中有所体现。从已发表的数量众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研究在2009年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链接：①李胜楠、牛建波：《家族企业董事会规模价值再研究――基于绩效波动与绩效水平的整合分析》，载《经济管理》，2009(2)；②周立新：《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载《南开管理评论》，2009(3)；③阳、刘吕科：《小企业信贷约束研究的最新进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④陈晓红、林莎：《企业治理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⑤冯华、孙燕：《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生命周期》，载《改革》，2009(6)；⑥张秀烨：《公司治理：内部机制与规制政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6)；⑦皮建才：《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载《财经研究》，2009(7)；⑧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9(10)；⑨李孔岳：《公司化的组织与家族化的运作――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载《学术月刊》，2009(12)。]

热点七：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入选理由：近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学术界较为流行；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则成为2009年的一个热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新解释。有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一门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定的实证科学，以此来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另有学者指出，这种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做法会使马克思哲学消失在实证科学的硫酸池中，最终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还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又以革命历史目的论方式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景，它具有历史科学性和历史目的论的双重理论特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谱系的新解释。为摆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简单化倾向，学术界超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框架，通过将资本、生产、实践、异化、物、时间、自由、价值、存在、感性、历史和意识等概念纳入唯物史观的概念诠释谱系之中，形成了更为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诠释谱系。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内涵的新解释。主要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法论、世界观、个人观、群众观、科学观和道德观的新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预设、微观基础和宏观图景的新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内在关系的新考察，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内在联系的新理解等。四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资源的新发掘。这既包括对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的探讨，也包括哈贝马斯和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爱德华・索亚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可以预见，“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作为整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学术活动的中心，它所蕴涵的学术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大。

[相关链接：①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②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③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1)；④官敬才：《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河北学刊》，2009(1)；⑤李荣海：《唯物史观的“实践”阅读――兼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种理解》，载《东岳论丛》，2009(2)；⑥马俊峰：《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意蕴》，载《哲学研究》，2009(3)；⑦王南：《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载《教学与研究》，2009(5)；⑧孔明安：《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载《马克主义与现实》，2009(5)；⑨张雪

魁：《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载《人文杂志》，2009(5、6)；⑩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热点八：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关注

入选理由：近几年来，“话语”(discourse)一词在中国学术界的出现频率特别高，话语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学术生长点。特别是在2009年，较为集中地涌现出一批相关论文、论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并持续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期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也得以出版。成为热点的“话语”是一个跨学科的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思：在语言学界，往往指篇章，有时指言语；在文艺学领域，话语可以指文论体系性的东西；在文学领域，则指以语言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中，话语的含义也更加丰富和宽泛。这些研究在着力吸收西方话语研究新成果的同时，也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性以及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2009年，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单纯的书面话语转向多摹态的话语研究，强调其即时性的动态不定的一面。话语研究在中国文论、文学批评领域相当盛行，已成为评论家、理论家操作娴熟的一个得力武器；很多学者试图从语言、话语出发，一方面揭示出现实中国20世纪文学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特色，一方面显露中国人现代经验的方式与生存方式。话语研究在中国当代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界非常普遍，学者们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划定一定的语料库范围，分析新闻报道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动机(如对汶川大地震、网络语言、人肉搜索、网络上关于“90后”的报道等，采用话语批评分析的方法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话语研究还把触角伸入了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既有在人类学领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也有在司法领域分析庭审的材料与对话，更有在教育领域分析师生对话的话语评价，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话语学”的概念。

[相关链接：①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②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1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③文贵良：《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④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⑤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⑥施旭：《文化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热点九：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重建

入选理由：2009年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革与创新能量集中释放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版、有较多的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举办，而且以基础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六百余篇。历史经验的梳理，实践变革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反思，一方面反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直接指向前提性和基础性理论的重建，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有三：首先，以学校变革为核心任务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出集约式成果。三十年来，中小学校变革逐渐由教法、教材等“基质”式变革转向以教学、德育、管理等领域为单位的改革进而出现以学校整体结构和基本形态为对象的“转型性变革”，其成果呈现了学校转型过程中变革理念的发展和变革经验的提升。其次，以理论实践交互建构为基本特征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国教育学理论发展与重建。一些学者以重大攻关项目合作方式，深入探讨并揭示了共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变革中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与中国教育学理论的交互建构和双重转型。再次，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理念的教育均衡发展实践推动教育政策研究深化。在教育“公平、均衡、优质、特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在学校改革及素质教育经验的区域性推广中，不仅激发和呼唤出多样化探索的新路径与新策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基础教育宏观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弱势群体受教育权问题、重点校问题、示范性高中校长实名推荐上名牌大学问题等等，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回顾三十年基础教育变革历程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在终身教育的视域下重新解读中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探究，基础教育改革话语的类型及特征分析等主题受到较普遍的关注。上述动向表明：中国基础教育持续三十年的改革已经由学习模仿、尝试创新进入到立足本土问题、着力本土重建、提炼中国经验、作出中国贡献的崭新阶段。

[相关链接：①叶澜等：《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②王嘉教等：《西北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③金忠明、杨千菊：《论我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和转型性》，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④施雨丹：《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词》，载《外国教育研究》，2009(1)；⑤孝政涛：《试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预设》，载《中小学教育》，2009(3)；⑥陈建华：《“文理分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4)；⑦林丹、柳海民：《渐进改革：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向的理性选择》，载《教育研究》，2009(7)；⑧庞庆举：《论“新基础教育”之“新”》，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9)；⑨杨小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载《文汇报》，2009-10-10。]

热点十：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