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文6篇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篇

主持人简介：姚文放，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评审专家、《文学评论》杂志编委。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与教学，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出版专著《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评述、转载、摘要和复印近300篇次。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次。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文化权力的博弈：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之手，而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则被一道无形的障壁阻挡在外。显而易见，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穷富、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由此看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力量。

这一案例说明，在固有的理论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空白、沉默和缺失，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体内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依据这种“症候”去查找和解决这一理论中隐含的问题。阿尔都塞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譬如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他们在“劳动”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导致了对劳动力买卖、剩余价值生产等实质性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见，“症候式阅读”将发现阅读对象的空缺和疏漏作为把握和解决更大问题的契机，恰恰显示了一种理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对于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等人的传统的文学经典论采取的正是“症候式阅读”，发现了在其背后潜藏着一个被遮蔽的巨大理论空间，围绕文学经典的重建推动了文学批评模式的更新、文学理论观念的深化、文学概念范畴的陶铸和大学教学体系的改革，显示了极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

还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所作的“症候式阅读”，而且指出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可作如是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性、建构性地激发对于对象的反思，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建构、创新、开拓。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已经颇有时日的“文学经典之争”再作一番“症候式阅读”呢？是否可以从根据文化权力来求解文学经典的流行见解中寻得某种沉默、空缺和脱漏，进而发现更大问题的入口和起点呢？如果说从凭借文学本身的特质转向根据文化权力来确认文学经典显示了一种“向外转”的趋势的话，那么，是否可以从这一趋势对美学、诗学、细读和批评的遮蔽而为文学经典找到向文学的家园“归去来”的路径呢？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 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 路径

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材有很多种，有的编著水平也相当高，但其政治说教的基本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据一项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现状调查”显示，有近45%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就是意识形态教育，而超过65%的人则不同意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索，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无穷的思想魅力，而这一点不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无法领会的，更难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因此，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至关重要。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高校作为青年精英的集散地，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之地，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研读，可以使学生领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科学内涵，进而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自觉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并在知行合一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最适合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科学指导思想，但其直接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因此，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认识社会和把握人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发展极其复杂，青年学生需要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研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世界的科学方法，并以之为武器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以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做出正确分析、判断和评价，从而以清醒的头脑和积极乐观的态度把握自我，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人生定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增加知识和修养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青年学生处于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政治、经济、历史、科学、社会等丰富的知识，充满着人类智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是有史以来最具公平正义的理论宝藏。青年学生通过认真地学习和研读，可以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源，进而增长见识，愉悦身心，提高修养。

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面临的困难

“政治任务”的标签让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极为被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一直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在青年学生那里多被认为是只要应付一下即可，多年来这已逐渐成为惯性思维，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学生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的经典著作的态度。据上述调查显示，有72.87%的学生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课程不太感兴趣，或没兴趣甚至厌恶，特别是在似乎和“马克思主义”关联不大的专业，情况更为糟糕。

社会思潮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小资产阶级文化等并存，各种文化思潮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高校作为思想文化活跃之地，崇尚文化自由，成为各类文化思潮的集散地。这种情况，一方面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它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传承形成较大的挑战。

实用主义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形成较大冲击。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崇尚自由、民主与平等，更崇尚人与物的实用性，这对高校学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因此，学生所选专业与所学内容无不以实用为最高原则，以便将来有助于就业，有助于最便利地获得自身利益。马克思主义同样崇尚自由、民主与平等，同样具有实用性的特点，比如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准确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但毕竟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观是人道主义与公平正义，其最大社会价值体现在“道”的层面，而非“器”的层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经典著作并不直接给青年学生提供具体的谋生手段，更多提供的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探索与思考，尽管这些东西在更高的层面更为有用，但在就业压力愈来愈大的残酷现实面前，学生对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客观性；价值判断；价值中立；理想典型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被西方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巨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当代社会科学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社会科学领域史料性著作。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主要讨论了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本文主要对韦伯社会客观性进行探析，并尝试对社会客观性的含义归纳概括出较明确的答案。

一、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比较

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规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学起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对自然规律的发掘总结中发展

起来的。然而规律是对现实的某个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对象是有限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无论是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逻辑所得到的的结论都是有限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不能把规律作为科学唯一“根本的东西”。

（二）规律的价值性

对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对历史现象的前提条件的认识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内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韦伯认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如果不是在个别的关系中建立在个性的生活现实基础上是没有意义的。

（三）社会科学的易变性

韦伯把自立于认识生命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那些学科称之为文化科学，文化科学是狭义上的社会科学。他认为文化科学认识关注的现实和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无论如何间接都是受主观前提制约的，那些价值理念是主观的，文化问题的范围是经常变化的，用来观察和考察它的理论、方法也经常变化。而自然科学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事物的反映，尽管客观世界处在绝对运动中，某个或者某种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对不变的，不受主观限制的。

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规律，只有合规律的才可能是科学上本质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当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会科学的共同概念是价值的复合体。

二、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做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韦伯首先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正是这种区别才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

（一）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关于经验知识的特性，韦伯说道，“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前提条件的，受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经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依据那些唯一赋予它们认识价值的价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说社会科学在经验上的有效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被视为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义，对文化事件进行客观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二）经验知识的变动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任务

尽管经验知识获得意义所根据的具体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价值关系的具体形态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是追逐和构思新的观点和概念，相科学应服务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概念、概念批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是片面的。

通过研究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韦伯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适用的规律与经验知识的目标不同，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经验知识、价值密切相关，经验知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经验知识受价值前提条件的制约，不能根据其有效性来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经验实在，也不是经验实在的模写，而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对经验实在进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断。

三、理想典型与价值判断

与自然科学的“规律” 概念相对应，他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做了简单的论述后，关于如何做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指出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义

韦伯在书中是以抽象的经济理论为例，对理想典型进行了解释，理想典型不是假设但要为假设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要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依据对韦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笔者认为理想典型的内涵在于它是从经验给定的事实提取出设想的因素，综合成为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画卷，抽象地描述和说明现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统地说明个体性、衡量和比较现实的纯逻辑的辅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质上是为了衡量和系统地说明个体性，理想典型是比较和衡量现实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训练的想象力对理想判断作出判断。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认清楚意识到它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理想典型、类概念与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韦伯强调理想典型绝不是类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统计学为例，认为类概念是对经验现象共同特征的简单概括，没有一个类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质，历史联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带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三）价值与理想典型

价值只有作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意义。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体系性价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并非紧密相连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先说一下作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这些理念不再是纯逻辑的辅助手段，不再是用来对现实进行比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对它作出评价性判断由以出发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经验事实与价值发生关系的纯理论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与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种对评价性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与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综上，理想典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较和衡量现实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理想典型的建构，对社会历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现象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对价值判断和理想典型的探讨，可以得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所希求某种东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务于最终希求东西的手段。

四、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

（一）韦伯的价值中立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价值相联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为了维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他提出“价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经济学为例指出人们各自有其自身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为了消除人们主观情感和价值偏见在社会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维护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韦伯强调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祛除基于个人主观好恶的价值判断，从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做出科学判断。

（二）韦伯价值中立的继承与发展

韦伯所处时代社会科学仍处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社会科学研究充斥着政治、道德、宗教的影响。由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他提出了价值中立思想，不过价值中立思想并非韦伯首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都有提出价值与科学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真假意义的陈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主张将价值判断或价值知识逐出哲学领域；而新康德主义哲学则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价值科学，通过价值联系可以揭示和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各种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在二者各执一词的背景之下，韦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场，既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价值中立的思想，同时又从新康德主义那里采纳了价值联系的主张。

（三）价值中立与伪价值中立

与价值中立相应的是伪价值中立，伪价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实际价值判断的表面下，让事实说话或让经验说话，以“价值中立”的名义不允许社会科学出现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认为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可以从经验科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韦伯反对伪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把价值判断排除出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对社会现象或事件的价值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科学家能够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作出价值判断或评价，应当规避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而不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问题和价值判断。

五、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客观性探索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方法，关于社会科学客观性有很多定义，本文着重单从它的特征方面来说明社会客观性的内涵。社会科学客观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纯粹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从自然界获得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社会现实的模写，其特殊性在于社会科学的“主观性”，它的客观性不是与主观性相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它的客观性依赖于人的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研究应始终坚持价值中立的判断标准，是符合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中立，而不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标准。

参考文献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4篇

同志在中央党校20__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其一，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二，有助于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三，有助于从纵深层面上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一大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等特点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但不少人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党内生活考验和艰苦条件锻炼，党性意识、理论素养相对比较欠缺。中央党校曾有学员反映，听老师讲《费尔巴哈论》原著课后，了解了唯物史观曲折发展的历程，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有了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养，加强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要管用

中央党校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和教学。从教学实践看，领导干部平时工作繁忙，难得静下心来读经典，即使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把所有经典著作读完。因此，读经典，一要精，二要管用。具体来说：

要选择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篇目来读。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集中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为撰写“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写的总的导言，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证了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还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一定要重点研读，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魅力。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基础。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掌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作为重点，养成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习惯。

要选择对当代中国实际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篇目来读。比如《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类似这样的经典，必须重点研读。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从新的视角读出新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认识。

要以《选编》作为基本读本来读。马列著作卷帙浩繁。目前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50卷，约32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约1600万字。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要求一般党员干部自己从中选择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读，是不切实际的。《选编》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写，重点遴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25篇，还附有6个方面的专题论述摘编，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适应了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实际和理论需求，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实用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本教材。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在求真务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通过学习经典原汁原味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又要切切实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到“四个结合、四个着力”：

一是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党性修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体现着鲜明的群众立场和党性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读经典，要深刻体会这样的立场，牢记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坚持真理，增强党性，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二是结合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读经典，要深刻领会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从源头和基础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观点和体系，以及这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

三是结合提高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方法论。领导干部读经典，要重点学习经典著作中所阐明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并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5篇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红色经典；理工院校；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382-02

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是历史的传承和积淀，它以其特有的革命史料、文物、遗址和歌曲等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在观众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在理工院校中红色经典一直处于尴尬的境界。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看待革命人物，我们是无法理解的。通过赏析红色作品，了解时代背景，有助于提升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唤起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

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从1928年至1976年间，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1]。广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的典范性作品[2]。

1.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科技日渐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能够提高理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通过作品本身的再现以及对革命历史的解读，增加对革命信仰的认知能力。这种使自己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像中，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决断都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积极情绪。面对通俗化、自由化、大众化的言论，红色经典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有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色经典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过程中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是因为它长久不衰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使得故事中曲折动人的人物显得清晰明朗，并受到大众的喜爱。任何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其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就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其时代精神[3]。通过宣传红色经典，使在校大学生尤其是理科生时刻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

3.对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促进作用

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体现在其独特的吸引力上，这种吸引力具体表现为其本身具有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功能、巨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它们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4]。一部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迫的过去，需要我们对它的阅读而使内容复活，游览红色旅游区，宣传红色经典而文化，推荐红色经典书籍，使中国的红色经典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努力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活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有效地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继续增长。

在理工院校中，理科生有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读红色经典使他们回顾历史，加强人文思想的交流，使自身的修养得以提高，精神得以净化，更好地丰富理科生的情感，让他们感受那崇高的精神人文气息。同时把握时代命脉，唱响红色旋律，红色经典作为不朽之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逐渐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素养全面提高的过程，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等造成了红色文化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的缺失。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传统的科学技术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万能论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价值的分离，致使科技的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缺少对人文情怀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逐步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人文价值的培养逐渐处于弱化的地位，尤其是在理工院校，红色经典处于尴尬的地位，红色文化的缺失造涵养与职业技能严重比例失调，这将不利于高等院校的平衡协调发展。

2.就业体制的不完善

长期以来，理工院校考虑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其教育主要以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目标，专业的设置和研究方向以技能的培养为课题，旨在塑造一批有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人员，并没有对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做根本性的要求。而当今大学生也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科技，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产业化市场的缺陷造成大学生在人文方面的思想空白，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培养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这是社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这将不利于当代大学生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

3.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

受实用主义影响，高校更加重视实用性更明显、更能产生经济价值的理工科，而将人文学科归为“无用之学”，甚至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5]。再者马克思主义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不健全也给学生错失了很多学习红色人文科学的机会，不理解和抽象性进而造成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且理工院校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设置文科教研室，无法给同学以查阅资料和交流的机会，进而造成大学生的学术成就偏向于各种实验。

三、加强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人文价值的措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红色经典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将会永远影响我们，也给后代留下了更多的参考价值，那段时期的历史值得我们年轻人反思。不容置疑的是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提高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需要以下几个对策。

1.与时俱进，创新形式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表现形式单一、反映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现实时代相去甚远等原因，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与认同意愿。所以对于理工类群体采用通俗易懂的主流文化或富时代性语言编辑文字，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主张运用话剧、表演、歌唱、小品、漫画等灵活形式表达出来，使人们融入当时场景之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改革的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红色频道，使红色文化的形式符合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打造带有时代气息的大众经典红色文化。

2.加强各种宣传方式

很多人普遍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无法给市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红色经典文化的传播渠道日趋缩小，而资源缺乏导致红色经典作品巨大的人文价值功能也无法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应该免费开放红色旅游区域，各个院校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旅游区，了解史料，体会革命烈士洒热血的正面形象，在过去岁月的苦难和奋斗壮歌中，融入民族的记忆，并激励大学生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

红色经典的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如何讲解的困惑性，让其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不少老师在讲解时总是一带而过，这影响了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6]。而科技的广泛深入，使得网络资源丰富，开发网络资源建立红色网站，通过各种论坛形式或红色影苑加强红色经典对大学生的引导和促进，通过红色旋律讲座增强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红色文化，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使文理相互融合建立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积极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学习红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广博的知识吸引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才能承担起高校人文教育的光荣使命。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定期举办读书会，采取以多元化的学生人群为主体，以红色经典书籍为客体，以教师为辅助作用而进行的探讨、分享和领会的形式。师生讨论是读书会的主要特色，通过教师的引导发散思维，大到探讨人生、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畅，但紧紧围绕的一个主题内容应该是红色经典书籍。这种富有娱乐性的课堂在拉近师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有助于在回眸如烟的往事中感悟文学沉浮的命运，有助于在困惑苦闷的彷徨中找到一缕阳光，有助于在世俗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洗礼。通过自由的言论，来探讨学生心中的疑惑，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不同意见和争论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激情，对此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整个世界。

四、结语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有人认为红色经典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没有新颖的形式，时尚的语言，符合都市潮流的时代生活，但是它宣扬的精神信仰与时代主流相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昨天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虽然红色经典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对于理工院校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有显著效果，有利于中国文化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任晓丽.高校红色经典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樊星.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67.

[3]罗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和谐文化建设[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7，（5）.

[4]彭金钢，申曜林.论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J].新余学院学报，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