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篇

主持人简介：姚文放，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评审专家、《文学评论》杂志编委。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与教学，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出版专著《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评述、转载、摘要和复印近300篇次。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次。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文化权力的博弈：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之手，而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则被一道无形的障壁阻挡在外。显而易见，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穷富、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由此看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力量。

这一案例说明，在固有的理论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空白、沉默和缺失，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体内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依据这种“症候”去查找和解决这一理论中隐含的问题。阿尔都塞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譬如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他们在“劳动”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导致了对劳动力买卖、剩余价值生产等实质性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见，“症候式阅读”将发现阅读对象的空缺和疏漏作为把握和解决更大问题的契机，恰恰显示了一种理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对于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等人的传统的文学经典论采取的正是“症候式阅读”，发现了在其背后潜藏着一个被遮蔽的巨大理论空间，围绕文学经典的重建推动了文学批评模式的更新、文学理论观念的深化、文学概念范畴的陶铸和大学教学体系的改革，显示了极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

还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所作的“症候式阅读”，而且指出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可作如是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性、建构性地激发对于对象的反思，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建构、创新、开拓。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已经颇有时日的“文学经典之争”再作一番“症候式阅读”呢？是否可以从根据文化权力来求解文学经典的流行见解中寻得某种沉默、空缺和脱漏，进而发现更大问题的入口和起点呢？如果说从凭借文学本身的特质转向根据文化权力来确认文学经典显示了一种“向外转”的趋势的话，那么，是否可以从这一趋势对美学、诗学、细读和批评的遮蔽而为文学经典找到向文学的家园“归去来”的路径呢？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 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 路径

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材有很多种，有的编著水平也相当高，但其政治说教的基本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据一项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现状调查”显示，有近45%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就是意识形态教育，而超过65%的人则不同意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索，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无穷的思想魅力，而这一点不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无法领会的，更难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因此，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至关重要。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高校作为青年精英的集散地，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之地，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研读，可以使学生领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科学内涵，进而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自觉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并在知行合一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最适合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科学指导思想，但其直接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因此，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认识社会和把握人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发展极其复杂，青年学生需要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研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世界的科学方法，并以之为武器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以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做出正确分析、判断和评价，从而以清醒的头脑和积极乐观的态度把握自我，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人生定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增加知识和修养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青年学生处于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政治、经济、历史、科学、社会等丰富的知识，充满着人类智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是有史以来最具公平正义的理论宝藏。青年学生通过认真地学习和研读，可以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源，进而增长见识，愉悦身心，提高修养。

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面临的困难

“政治任务”的标签让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极为被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一直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在青年学生那里多被认为是只要应付一下即可，多年来这已逐渐成为惯性思维，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学生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的经典著作的态度。据上述调查显示，有72.87%的学生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课程不太感兴趣，或没兴趣甚至厌恶，特别是在似乎和“马克思主义”关联不大的专业，情况更为糟糕。

社会思潮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小资产阶级文化等并存，各种文化思潮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高校作为思想文化活跃之地，崇尚文化自由，成为各类文化思潮的集散地。这种情况，一方面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它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传承形成较大的挑战。

实用主义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形成较大冲击。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崇尚自由、民主与平等，更崇尚人与物的实用性，这对高校学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因此，学生所选专业与所学内容无不以实用为最高原则，以便将来有助于就业，有助于最便利地获得自身利益。马克思主义同样崇尚自由、民主与平等，同样具有实用性的特点，比如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准确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但毕竟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观是人道主义与公平正义，其最大社会价值体现在“道”的层面，而非“器”的层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经典著作并不直接给青年学生提供具体的谋生手段，更多提供的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探索与思考，尽管这些东西在更高的层面更为有用，但在就业压力愈来愈大的残酷现实面前，学生对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客观性；价值判断；价值中立；理想典型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被西方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巨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当代社会科学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社会科学领域史料性著作。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主要讨论了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本文主要对韦伯社会客观性进行探析，并尝试对社会客观性的含义归纳概括出较明确的答案。

一、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比较

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规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学起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对自然规律的发掘总结中发展

起来的。然而规律是对现实的某个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对象是有限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无论是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逻辑所得到的的结论都是有限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不能把规律作为科学唯一“根本的东西”。

（二）规律的价值性

对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对历史现象的前提条件的认识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内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韦伯认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如果不是在个别的关系中建立在个性的生活现实基础上是没有意义的。

（三）社会科学的易变性

韦伯把自立于认识生命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那些学科称之为文化科学，文化科学是狭义上的社会科学。他认为文化科学认识关注的现实和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无论如何间接都是受主观前提制约的，那些价值理念是主观的，文化问题的范围是经常变化的，用来观察和考察它的理论、方法也经常变化。而自然科学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事物的反映，尽管客观世界处在绝对运动中，某个或者某种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对不变的，不受主观限制的。

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规律，只有合规律的才可能是科学上本质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当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会科学的共同概念是价值的复合体。

二、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做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韦伯首先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正是这种区别才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

（一）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关于经验知识的特性，韦伯说道，“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前提条件的，受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经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依据那些唯一赋予它们认识价值的价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说社会科学在经验上的有效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被视为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义，对文化事件进行客观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二）经验知识的变动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任务

尽管经验知识获得意义所根据的具体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价值关系的具体形态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是追逐和构思新的观点和概念，相科学应服务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概念、概念批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是片面的。

通过研究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韦伯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适用的规律与经验知识的目标不同，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经验知识、价值密切相关，经验知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经验知识受价值前提条件的制约，不能根据其有效性来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经验实在，也不是经验实在的模写，而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对经验实在进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断。

三、理想典型与价值判断

与自然科学的“规律” 概念相对应，他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做了简单的论述后，关于如何做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指出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义

韦伯在书中是以抽象的经济理论为例，对理想典型进行了解释，理想典型不是假设但要为假设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要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依据对韦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笔者认为理想典型的内涵在于它是从经验给定的事实提取出设想的因素，综合成为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画卷，抽象地描述和说明现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统地说明个体性、衡量和比较现实的纯逻辑的辅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质上是为了衡量和系统地说明个体性，理想典型是比较和衡量现实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训练的想象力对理想判断作出判断。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认清楚意识到它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理想典型、类概念与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韦伯强调理想典型绝不是类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统计学为例，认为类概念是对经验现象共同特征的简单概括，没有一个类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质，历史联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带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三）价值与理想典型

价值只有作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意义。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体系性价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并非紧密相连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先说一下作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这些理念不再是纯逻辑的辅助手段，不再是用来对现实进行比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对它作出评价性判断由以出发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经验事实与价值发生关系的纯理论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与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种对评价性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与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综上，理想典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较和衡量现实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理想典型的建构，对社会历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现象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对价值判断和理想典型的探讨，可以得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所希求某种东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务于最终希求东西的手段。

四、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

（一）韦伯的价值中立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价值相联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为了维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他提出“价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经济学为例指出人们各自有其自身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为了消除人们主观情感和价值偏见在社会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维护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韦伯强调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祛除基于个人主观好恶的价值判断，从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做出科学判断。

（二）韦伯价值中立的继承与发展

韦伯所处时代社会科学仍处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社会科学研究充斥着政治、道德、宗教的影响。由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他提出了价值中立思想，不过价值中立思想并非韦伯首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都有提出价值与科学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真假意义的陈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主张将价值判断或价值知识逐出哲学领域；而新康德主义哲学则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价值科学，通过价值联系可以揭示和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各种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在二者各执一词的背景之下，韦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场，既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价值中立的思想，同时又从新康德主义那里采纳了价值联系的主张。

（三）价值中立与伪价值中立

与价值中立相应的是伪价值中立，伪价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实际价值判断的表面下，让事实说话或让经验说话，以“价值中立”的名义不允许社会科学出现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认为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可以从经验科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韦伯反对伪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把价值判断排除出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对社会现象或事件的价值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科学家能够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作出价值判断或评价，应当规避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而不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问题和价值判断。

五、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客观性探索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方法，关于社会科学客观性有很多定义，本文着重单从它的特征方面来说明社会客观性的内涵。社会科学客观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纯粹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从自然界获得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社会现实的模写，其特殊性在于社会科学的“主观性”，它的客观性不是与主观性相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它的客观性依赖于人的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研究应始终坚持价值中立的判断标准，是符合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中立，而不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标准。

参考文献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4篇

同志在中央党校20__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其一，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二，有助于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三，有助于从纵深层面上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一大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等特点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但不少人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党内生活考验和艰苦条件锻炼，党性意识、理论素养相对比较欠缺。中央党校曾有学员反映，听老师讲《费尔巴哈论》原著课后，了解了唯物史观曲折发展的历程，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有了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养，加强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要管用

中央党校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和教学。从教学实践看，领导干部平时工作繁忙，难得静下心来读经典，即使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把所有经典著作读完。因此，读经典，一要精，二要管用。具体来说：

要选择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篇目来读。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集中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为撰写“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写的总的导言，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证了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还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一定要重点研读，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魅力。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基础。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掌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作为重点，养成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习惯。

要选择对当代中国实际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篇目来读。比如《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类似这样的经典，必须重点研读。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从新的视角读出新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认识。

要以《选编》作为基本读本来读。马列著作卷帙浩繁。目前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50卷，约32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约1600万字。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要求一般党员干部自己从中选择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读，是不切实际的。《选编》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写，重点遴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25篇，还附有6个方面的专题论述摘编，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适应了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实际和理论需求，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实用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本教材。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在求真务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通过学习经典原汁原味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又要切切实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到“四个结合、四个着力”：

一是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党性修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体现着鲜明的群众立场和党性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读经典，要深刻体会这样的立场，牢记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坚持真理，增强党性，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二是结合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读经典，要深刻领会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从源头和基础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观点和体系，以及这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

三是结合提高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方法论。领导干部读经典，要重点学习经典著作中所阐明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并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5篇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红色经典；理工院校；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382-02

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是历史的传承和积淀，它以其特有的革命史料、文物、遗址和歌曲等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在观众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在理工院校中红色经典一直处于尴尬的境界。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看待革命人物，我们是无法理解的。通过赏析红色作品，了解时代背景，有助于提升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唤起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

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从1928年至1976年间，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1]。广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的典范性作品[2]。

1.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科技日渐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能够提高理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通过作品本身的再现以及对革命历史的解读，增加对革命信仰的认知能力。这种使自己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像中，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决断都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积极情绪。面对通俗化、自由化、大众化的言论，红色经典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有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色经典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过程中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是因为它长久不衰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使得故事中曲折动人的人物显得清晰明朗，并受到大众的喜爱。任何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其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就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其时代精神[3]。通过宣传红色经典，使在校大学生尤其是理科生时刻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

3.对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促进作用

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体现在其独特的吸引力上，这种吸引力具体表现为其本身具有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功能、巨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它们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4]。一部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迫的过去，需要我们对它的阅读而使内容复活，游览红色旅游区，宣传红色经典而文化，推荐红色经典书籍，使中国的红色经典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努力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活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有效地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继续增长。

在理工院校中，理科生有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读红色经典使他们回顾历史，加强人文思想的交流，使自身的修养得以提高，精神得以净化，更好地丰富理科生的情感，让他们感受那崇高的精神人文气息。同时把握时代命脉，唱响红色旋律，红色经典作为不朽之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逐渐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素养全面提高的过程，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等造成了红色文化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的缺失。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传统的科学技术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万能论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价值的分离，致使科技的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缺少对人文情怀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逐步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人文价值的培养逐渐处于弱化的地位，尤其是在理工院校，红色经典处于尴尬的地位，红色文化的缺失造涵养与职业技能严重比例失调，这将不利于高等院校的平衡协调发展。

2.就业体制的不完善

长期以来，理工院校考虑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其教育主要以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目标，专业的设置和研究方向以技能的培养为课题，旨在塑造一批有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人员，并没有对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做根本性的要求。而当今大学生也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科技，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产业化市场的缺陷造成大学生在人文方面的思想空白，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培养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这是社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这将不利于当代大学生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

3.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

受实用主义影响，高校更加重视实用性更明显、更能产生经济价值的理工科，而将人文学科归为“无用之学”，甚至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5]。再者马克思主义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不健全也给学生错失了很多学习红色人文科学的机会，不理解和抽象性进而造成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且理工院校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设置文科教研室，无法给同学以查阅资料和交流的机会，进而造成大学生的学术成就偏向于各种实验。

三、加强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人文价值的措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红色经典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将会永远影响我们，也给后代留下了更多的参考价值，那段时期的历史值得我们年轻人反思。不容置疑的是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提高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需要以下几个对策。

1.与时俱进，创新形式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表现形式单一、反映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现实时代相去甚远等原因，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与认同意愿。所以对于理工类群体采用通俗易懂的主流文化或富时代性语言编辑文字，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主张运用话剧、表演、歌唱、小品、漫画等灵活形式表达出来，使人们融入当时场景之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改革的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红色频道，使红色文化的形式符合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打造带有时代气息的大众经典红色文化。

2.加强各种宣传方式

很多人普遍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无法给市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红色经典文化的传播渠道日趋缩小，而资源缺乏导致红色经典作品巨大的人文价值功能也无法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应该免费开放红色旅游区域，各个院校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旅游区，了解史料，体会革命烈士洒热血的正面形象，在过去岁月的苦难和奋斗壮歌中，融入民族的记忆，并激励大学生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

红色经典的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如何讲解的困惑性，让其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不少老师在讲解时总是一带而过，这影响了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6]。而科技的广泛深入，使得网络资源丰富，开发网络资源建立红色网站，通过各种论坛形式或红色影苑加强红色经典对大学生的引导和促进，通过红色旋律讲座增强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红色文化，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使文理相互融合建立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积极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学习红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广博的知识吸引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才能承担起高校人文教育的光荣使命。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定期举办读书会，采取以多元化的学生人群为主体，以红色经典书籍为客体，以教师为辅助作用而进行的探讨、分享和领会的形式。师生讨论是读书会的主要特色，通过教师的引导发散思维，大到探讨人生、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畅，但紧紧围绕的一个主题内容应该是红色经典书籍。这种富有娱乐性的课堂在拉近师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有助于在回眸如烟的往事中感悟文学沉浮的命运，有助于在困惑苦闷的彷徨中找到一缕阳光，有助于在世俗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洗礼。通过自由的言论，来探讨学生心中的疑惑，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不同意见和争论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激情，对此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整个世界。

四、结语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有人认为红色经典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没有新颖的形式，时尚的语言，符合都市潮流的时代生活，但是它宣扬的精神信仰与时代主流相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昨天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虽然红色经典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对于理工院校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有显著效果，有利于中国文化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任晓丽.高校红色经典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樊星.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67.

[3]罗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和谐文化建设[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7，（5）.

[4]彭金钢，申曜林.论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J].新余学院学报，2012，（2）.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成绩显著。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突出的是某些学科点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质量;同志2010年9月27日在中国浦东千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了把马克思主又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木路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应以此为指导和动力，深刻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正确的方法，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教育。快速

      一、问题的提出快速

    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强有力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无论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上，都得到充分体现，从而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提升了其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阵地，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是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健康向上的大好形势的重要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大好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 ) 16号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2005 ) 64号文件及其附件二的具体要求，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进行规范化建设。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重要的或基础的一环，就是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这项工作，既关乎教材、教学内容，也关乎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在一定意义说，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社会服务功能。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本学科的某些学科点、某些指导教师对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有所忽视。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有的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课列人重要学位课程;有的在学位课程设置中虽然规定有这门课程，但建设得很差，教育质量不高;有的学科点在一批老教师退休之后，已经没有真正能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师，只好随便应付;更有甚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如此等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思想上不重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学位课程，甚至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100多年前的“老东西”，没有研究的现实价值，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上述种种表现，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的重大意义。2010年9月27日同志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他指出: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干部教育培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重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要求将这一精神充分体现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培训内容、教学布局、教材建设上。同时他又强调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去年底，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都应当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专门讲授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指导学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教学计划中加以安排。

    同志这一段话，是直接针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讲的，这些单位的教育对象是领导干部，这自然同我们地方高校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做法。但是他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等等精神，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完全适用于我们地方高校的，特别是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我们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全面领会和很好贯彻。

      三、研读经典的重要性和方法

    同志的讲话，已经把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和学习方法讲得十分明确。这里，根据同志的讲话精神，笔者着重就学原著的意义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这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给追随者和后继者的忠告。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就提出:要“研究原著本身”。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他再次强调:“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在这封信中，继后在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致西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这位社会主义的“保姆”和导师，还开列了一系列重要阅读书目，以供有志于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学习。

    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除了有当时的特殊背景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载体，是其理论的文字存在和表达形式。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跨越历史时空，面对大师，直接与经典作家对话、交流，把他们的原论直接传给后继者。研读原著具体说有四点意义:

    第一，要真切地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形成的根据和发展轨迹，就必须研读原著。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领略这些思想的精髓、底蕴和历史发展脉络。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就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第二，要在正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同时，有效地学习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和科学方法，就必须研读原著。列宁在建议青年们研究国家问题要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过:“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他还指出，要正确地分析国家问题，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考察。第三，要不“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人迷途”，就必须研读原著。这个论断是恩格斯当年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着重提出的。今天，简述读物和第二手资料多得不可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的论断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第四，要有效地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肢解，就必须研读原著。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状态。一些错误思潮往往采取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手法，提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观点，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混淆视听。面对多种思潮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只有研读原著，才能正本清源，与各种错误观点划清思想界限。

    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探索，笔者以为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要在研读文本上下苦功夫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说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还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谁怕下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这一点，是每一个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都需要明了和有精神准备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真理，只要愿意付出定能学懂学通。列宁曾向大学生建议说，为了弄清国家这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要多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他告诫大学生:“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这些话，既鼓励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也指出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

    第二，要认真领会并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

    我们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既要把握其中提出和论证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又要重视研究和掌握形成这些理论观点时运用的立场和采用的方法。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科学方法，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领会和全面把握。

    第三，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又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总的说要具备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学。展开来说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要注意联系历史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和文化的多个方面，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去思考和解答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或感到困惑的问题;三是要关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思潮，通过分析、比较、对照，深刻地把握理论，以期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理论水平。

    第四，要注重理论的应用和创新

    毛泽东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观点之后，要自觉地以此为指导，去进一步学习、研究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自觉地努力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为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高度关注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中，推动理论的创新。

    当然，发展理论，创新理论，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工作，需要思想家费尽自己的心血。理论工作者要抱着慎重和严肃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轻率和随意。恩格斯早就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应成为我们理论创新的座右铭。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8篇

关 键 词 不确定性；永恒主义；经典诵读；理性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04

经典诵读向来以其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而备受青睐，中国古代的贤达志士无不在经典诵读中接受滋养而确立德性，实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自由腾挪”[1]。西方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更是把经典视为通往理性与智慧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倡导，经典诵读再次成为我国文化与教育的滚滚潮流。中小学校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经典诵读潮流的主战场。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潮流中，由于对“何为经典诵读”“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等问题缺乏根本意义上的认识，经典诵读被异化为机械记忆和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灌输。经典的产生乃是对时代命题的呼应，尽管其中不乏永恒的价值，但终究免不了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色彩。因而，对时代背景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诵读。

一、来自永恒主义的观点及反思

经典诵读作为一种活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被重视，当代也时常成为潮流。而具有异文化特征的西方教育也同样关注经典诵读，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赫钦斯、法国的阿兰以及英国的利文斯通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人士，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大力推行西方的经典诵读，推广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经典诵读进行系统性思考，提出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永恒主义哲学流派因反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而兴起，体现了当时美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进步主义教育以实用精神为主导，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实用主义的弊端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希望追溯到古代，用古典文明来滋润当时人文精神干涸的社会。大学中的一批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科教育，用人文学科来训练人的理性。由于永恒主义在课程与教学上十分重视西方古典名著的阅读，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永恒主义哲学以其不变的宇宙观、人性观为前提展开论述。永恒主义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不变的法则，万物的运行被普遍的原则所掌控，变化的现象下蕴藏着不变的形式。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即理性。作为理智基础的真、善、美的原则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此外，永恒主义者认为人性中有共同的要素，这使人们之间得以相互交流。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教育也不需要改变，适合于古希腊罗马黄金时期的教育同样适合现代人。

永恒主义流派极度崇尚自由与理性，因经典客观上对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传承与人文情怀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永恒主义者希望通过经典诵读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与理性。但同时，永恒主义流派忽视经典背后的时代与物质背景，使永恒主义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色彩，加上对人的本质的机械的、静态的理解，永恒主义也遭受了许多质疑和批判。企图用经典和永恒的课程来直接应对社会具体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过去提供的东西只能看作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假定性的建议，而绝不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真理，不能代替我们目前的思维”[2]。可以说，近代永恒主义流派是思想界最早且系统思考经典诵读问题的流派。当前，重新审视永恒主义流派对经典诵读的观点并反思其实践过程，对于我国中小学经典诵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启发意义。历史上的任何思潮都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现实支撑。经典诵读本身需要面对诸如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具体而根本的问题。面对质问，对时代背景的认识以及对时代的深切呼应不可或缺。

二、不确定时代的兴起及知识转型

近代科学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而兴起，在科学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帮助人类更好地遇见和预见。科学的发展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是一种确定性，即在科学中，我们相信总有一种规律在支配着，一旦规律被人类找到并被把握，我们就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人类似乎找到了对自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可控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安全感。正因如此，人类对科学极度崇尚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人类生活观照的教育，自然无法回避对科学的观照。斯宾塞曾经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的价值并直言不讳：“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的知识，是客观的、真理的知识”。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合法性知识进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并迅速占据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位置。[3]科学教育的历史虽然短暂，成效却很辉煌。至今，科学仍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从近代到现代，科学上的一次次突破使人类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的力量。科学知识在与人文知识的较量中似乎大获全胜，然而失衡中却暗含了另一种危机，即人类从“科学”走向“科学主义”，产生了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人文的灾难和对不确定性知识的疏忽。作为确定性知识代表的科学，在走向极致时便开始呼唤自己的对立面，原本被遮蔽的不确定性在人们对科学的困惑中被释放出来。科学原先带给人的确定性，但在今天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20世纪发现了未来的失落，即它的不可预见性”[4]，莫兰宣布了一种不确定时代的兴起。

拨开科学主义的迷雾，客观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撇开价值论领域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人类在认识论领域的知识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认识性活动得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或然性知识，所谓确定性知识意味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极大概率事件的知识，此即‘确定性知识的不确定性’”[5]。在现代与后现代交叉的时代，知识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呈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互相冲突与交织的特征，这种交织呈现出一定的性质转向，即如石中英先生所描述的从现代知识性质到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这种知识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域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知识性质的转变动摇教育的知识基础，引发建立其上的原有教育观念、制度和活动的危机，从而推动了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革。”[6]传统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虽然历经考验保留下来，但仍然需要经历时代的检视并演绎新的价值。经典诵读不是一个无目的的活动。如果它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延续，那么它最终必然被异化为一种纯粹的机械记忆和另类的道德灌输。因此，经典诵读本身需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并回应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呈现。

三、经典诵读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价值

如上所述，不确定时代的知识转型，特别是以传统经典为代表的人文知识所呈现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特征，加上“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权力实践的性质，教授和学习所有的知识都不能毫无批判地进行，否则就可能受到种种的知识霸权的控制，从而失去认识和行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陷入了一种被奴役的境地”[7]。因此对我国传统经典的价值进行审视是必要的。审视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而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实现对传统经典的文化自觉。这种审视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寻找经典产生之初的价值合理性。胡塞尔不满于现代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在探讨与我们自己最切身相关的人性和精神科学问题时，应当首先把那些既定的实证科学成见放进括号里面，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纯粹凭借直观来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8]。邓晓芒先生借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他把我国几千年政教伦理的局限性悬置起来，追溯其中的普遍人性的根。他对儒家和道家两部经典著作的核心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如孔子在《论语》中的“仁”的概念――“孝悌，仁之本”，对此，邓晓芒先生提出应该还原由“孝”返回到“仁”，即“仁，孝之本”。而对《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应由自然返回到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然的。因此，提倡回到最初它之所以被人接受的“事情本身”，即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返回。同样，《诗经》《离骚》等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返回到文艺的感性的直观本质。通过现象学还原，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揭示与当今人类共同的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9]经典诵读是一种价值性活动，古今中外的经典中一般都蕴含了各种价值，包括伦理层面、理性层面、审美层面，等等，对经典的价值审视是让人更加明晰为什么诵读经典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担忧的，“弘扬中国文化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弘扬什么东西，弘扬不好很可能变为国粹主义，变成文化本位”[10]。抛弃对经典价值的审视，诵读本身就成为对学生的一种奴役。而这种价值的审视需要观照今天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教师与学生应从经典诵读当中寻找一种对当下具有普遍人性和普世意义的价值。

（二）关于经典诵读主体的思考

经典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悟与收获，不同阶段的感悟对人成长的意义无法直接比较，在春天种下一颗种子的意义并不比秋天收割时的意义小。因此，不能以某一个特定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或遮蔽其他人生阶段的感悟。经典诵读可以面向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进行。当前，经典诵读出现了一些无意识的偏见，即由于一些专家提倡儿童经典诵读，并指出提倡背后的理由乃是儿童的记忆力优势。“我们提倡儿童经典诵读教育，就是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11]这种观念一旦普及开来就不免让人形成带偏见的印象：“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和“经典诵读是记忆力优势者的游戏。”

“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一旦形成标签，家长与教师就可能疏远经典，由此又影响到儿童对经典诵读的崇尚，因为儿童最初是从成人那里感受经典的魅力的。因此，在经典诵读的主体中，作为成人的家长与教师始终不可忽视经典的意义和自身的垂范。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只有成人与儿童在共同的诵读中才能继承和拓宽中华文化的“分母”，才能有更多优秀文化的“分子”的产生。

同时，儿童进行经典诵读并不是因为其记忆力优势，相反，诵读本身可能具有训练记忆力的效果。突出记忆力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容易导致人们对经典最本真的审美感受被遮蔽。经典诵读有时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而不是接受教育或做研究。作为经典诵读的主体，人因为经典诵读而逐渐走向完整的人，而不是因为记忆力等条件才开展。

（三）关于经典诵读方式的理性思考

“国学热”与“读经热”在近些年尚未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中小学更是投身这股热潮的主力。在“文化自信”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导向中，学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乏乱象，引人担忧。经典诵读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而一些学校却采用“三叩九拜”等与时代不符的仪式，一方面颇有复古之意味（以为这便是文化之传承），另一方面也有遮蔽或偏离经典诵读本质之意味。另外，因经典著作大多蕴含深刻的人生道理，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明白的。在诵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有些学校不顾儿童发展水平，没能找到适合的方式，便急功近利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除了引起儿童对经典的反感之外，大体上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诵读的理念与方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如前所述，经典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当学生尚未能领会其中的人生哲理之时，经典还可以还原为一种纯粹审美的态度。因此，可以提倡以体验美学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感受经典诵读。

体验美学认为，体验是人存在于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的情感、精神和智慧只有在体验中才能生成，因情感是体验的冲动，精神是体验的觉醒，智慧是体验的发现”[12]。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处于一定的情景、带有一定的情感体验而创作的，经典诵读教育因此而具有体验性。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与原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需要读者进入到作品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处在成长的关键期，他们的情感内容不断丰富、情感体验逐渐深刻、情感稳定性日益增强。而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发挥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去体验情感的流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美学体验的方式学习经典，会增强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1]毕世响.《诗经》：人类的记忆与归宿[C].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2016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6：42.

[2]陆有铨.现代西方教育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56.

[3][6][7]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99，160，162.

[4]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5]冯向东.不确定视野下的教育和教育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3）：36-45.

[8][9]邓晓芒.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J].哲学研究，2016（9）：35-43.

[10]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11.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9篇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传统经典教育自此从教育体制上被中止了。同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也废止了大学中的经科。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于废止经科的缘由曾这样解释：“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教育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主张废除经科并非是反对传统经典教育，而是由于学科门类的调整，传统儒家经典已分别纳入按照西方学科体制设立的各领域中。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不停的鼓吹尊孔读经，要求大学必须增设经学院，而且要“独立建设，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但很快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儒家经学教育在大学中也逐渐被贬斥，1916年北洋政府又颁布了删除读经的条款。自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经学从大学中被放逐了。之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时候，也强调“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但实际上也只是教育的一个幌子而已。不过我们仔细看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会发现传统经典教育还是通过开设国语、国文课程等方式延续着，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中的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成为了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现代中国传承民族文化经典遗产的最主要载体，如当时的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开设的传统文史课程，都对开展传统经典教育、传承和整理民族传统人文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传统经典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解构。诚然，从历史进程变迁和社会发展时期的需要看，我们要充分肯定近代大学对传统经典教育的批判和废除，但并不是说这种文化教育的价值选择没有历史代价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进一步激进和非理性，几乎所有的儒家典籍被作为封建糟粕而剔出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传统的文史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一律被束之高阁，无人传授和解读，由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真实原貌和深厚内涵被遮蔽，也导致了几代中国大学生对传统经典和民族文化的茫然无知或误解、曲解，进而也影响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众主体文化观念严重退化，对传统文化经典普遍存在陌生感、冷漠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这些经典，民众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官场抑或学界也普遍存在人际交往的世俗化和粗鄙化现象等。“崇洋”、“厚古薄今”已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的“文化无意识”。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深刻指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科学与知识的基础以及知识结构在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且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当代所有大学，不管它位于何方，都基于西方模式。”这种崇尚欧美文化的“文化移民”心态必然忽视了民族文化经典教育，削弱了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故大学发展和整个中国大文明出现“无根”状态也是必然了。

二、意义：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之于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国学热”、“百家讲坛”重新解读经典古籍等的兴起就是例证，说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经典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传统文化经典之于大学教育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一，辩证的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大学的本质属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契合，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得以研究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地也需要传统文化经典的滋养与支撑。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统一的人，是理性、情感与人格协调统一的人，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而要实现大学教育这一根本使命，在众多丰富的教育资源中传统文化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大学应当把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作为体现大学本质属性、实现大学文化使命的根本途径，作为大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专业教育的补充和点缀，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欧美大学开展的通识教育的做法，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模式。笔者认为这或许是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甚至是社会大文化底蕴不足、精神境界不高的治本之策。第二，加强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要求培养质量合格的建设人才；其二，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精神价值独立性的社会实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分工来辐射和影响社会。因此，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学术、知识、技能上的培养，它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通过自身课程、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影响，塑造出求真、创造、高知识、高文明的大学环境，完成对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完全成为人”的社会价值引导功能。传统经典对学生人文修养的熏陶作用，修身治事的指导作用，是其他方式所难以取代的。这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要重视传统经典的教育。第三，从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思想素养和人文素养亟需加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十几年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教育的规模、还是软硬件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对教育目的和教育理念的实施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当前在社会公众视野中，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不断下滑，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和学生培养质量的期望与评价的距离在不断扩大，从近年媒体上出现的对大学生质量和素质的质疑、以及许多相关的负面报道中也略见一斑。诚然，学生素质的下滑，与社会风气和大环境影响有关，但也跟大学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的模糊，教育模式的缺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上的漠视相当严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在人文修养，尤其是传统文化上的修养让人实在失望。#p#分页标题#e#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词典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较强的学科。现代词典学在吸取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众多边缘学科，不仅拓展了词典理论研究的内容，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也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及词典编纂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词典学的兼容性

1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从最初作为记录“难词”的词汇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规范与权威的卫士，直至历史语言学蓬勃发展之时开始被看作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词典一直处于静态的、一厢情愿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诸如网络词典或在线词典之类的“动态词典”，词典跨入“动态性”时期，这也是未来词典研究与发展的大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对语料库的研究，为现代词典编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产生出各类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类型，也出现了计算词典学与语料库词典学等交叉学科。时代的变化使词典学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跨学科需求。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2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现代科技为词典编纂提供了快捷、广阔的信息检索途径，使传统词典编纂进入到计算机和语料库时代，大大促进了词典编纂的现代化进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语料库编纂词典成为当今词典编纂的主要趋势。对计算机的运用水平影响到词典编纂过程的效率与效果，因此，词典编纂者有必要熟练掌握、操作计算机，熟悉词典编辑系统，懂得使用文本处理软件、词性标注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词汇索引程序等专用软件，真正做到老传统、新理论、新技术的有效结合。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 词典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较强的学科。现代词典学在吸取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众多边缘学科，不仅拓展了词典理论研究的内容，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也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及词典编纂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词典学的兼容性

1　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　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　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从最初作为记录“难词”的词汇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规范与权威的卫士，直至历史语言学蓬勃发展之时开始被看作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词典一直处于静态的、一厢情愿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诸如网络词典或在线词典之类的“动态词典”，词典跨入“动态性”时期，这也是未来词典研究与发展的大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对语料库的研究，为现代词典编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产生出各类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类型，也出现了计算词典学与语料库词典学等交叉学科。时代的变化使词典学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跨学科需求。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　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 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　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　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2　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　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　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　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　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　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现代科技为词典编纂提供了快捷、广阔的信息检索途径，使传统词典编纂进入到计算机和语料库时代，大大促进了词典编纂的现代化进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语料库编纂词典成为当今词典编纂的主要趋势。对计算机的运用水平影响到词典编纂过程的效率与效果，因此，词典编纂者有必要熟练掌握、操作计算机，熟悉词典编辑系统，懂得使用文本处理软件、词性标注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词汇索引程序等专用软件，真正做到老传统、新理论、新技术的有效结合。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典；阅读；人文学科；鲍姆加藤《美学》

中图分类号:I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43-04

一、经典研读的意义

经典阅读，乃是支撑人文学科存在的基础。此为以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学科特性所决定。英国当代哲学家艾耶尔在比较哲学发展时便说：“自然科学的进步所特有的那种直线形式。……物理学的理论就像技术仪器一样，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就要被取代。”［1］(P6)与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由浅入深，由落后到先进的直线替展不同，人文学科发展取立体树状样式。简言之，“哲学等是以视角和层次（或者说‘范式’）的转换方式发展的，而文学艺术则是以累积和扩展的方式发展的。”［2］(P110)无论“范式转换”或是“累积扩展”，都不是否定性取代性的。比如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到语言论的发展，体现的是范式转换，而非认识论取代本体论、语言论取代认识论等。文学更是如此，后来作品和方法不仅不能取代以往的创作，而且不一定比之前作品地位更高。这就是说，人文学科永远必须阅读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不可替代的或者说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原典。

马克思将今人所说的人文学科称之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 ［3］(P489)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学科的又一特征，便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说，人文学科对于物质生产发展似乎“无用”。既没有直接功利作用，又必须阅读绝非现代口语的作品，人文学科的两个特征在当今现实中成为富有冲突的两个方面。于是，人文经典阅读在当下社会中大为冷落，在国人读书总量下滑趋势中跌落最惨。这种状况甚至蔓延至大学人文教育。然而，略有识者皆知，人文学科对于人之为人的品格与境界的培养和提升至关重要。这便是人文学科“无用”中之“大用”。所谓“知识分子”，并非具有专业技术知识者，而是具有人文精神担当意识者。毫无疑问，经典阅读，十分重要。

二、大学文科经典研读的问题与机会

目前中国大学人文学科阅读量则少得多。就本科人文学科教学而论，尽管教师时常也开出参考书目，但阅读者不多，且呈递减趋势，结果近乎虚设。其教学上的原因，便是对阅读缺乏有形要求。上课老师讲，学生记；期末老师考笔记，学生背笔记。一门课下来，十数页笔记足以拿到“优秀”，连教材都不必多读，遑论经典？果有原典阅读，也是全凭个人兴趣，与教学过程无关。而较有人文兴趣的学生，扩招以来明显减少。这固然与当今蔑视读书（不是蔑视考试）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有内在恒常原因。人群中各种兴趣与天赋之间的比例皆有常数，并不随时代演进而发生根本变化。以学问论，有天然兴趣的比例并不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大学的扩招而增加，更何况，处于精神高端的“兴趣”原本就“峣峣者易折”，如今更遭遇厚重物质功利咄咄逼人的挑战。随着各档次学校扩招，比例恒常不变的对专业真正有爱好有兴趣的考生，更多被名气更大学校所网罗，这对一般学校的生源无疑产生很大影响，对其教学来说，无疑更加艰难。再有，尽管高考试题编构已有很大进步，但高考成绩终非鉴别专业天赋爱好的唯一尺度。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37-02

从历时的角度来追溯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作为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典管理理论和紧随其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基本触及现代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清理两大理论流派的内在精神，并探求其内部相关性，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两大理论流派的追忆，而在于为现代管理提供新的视角。鉴于此，从比较的视角探寻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所内蕴的管理精神，并探究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超越，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4.决策模式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决策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认为决策者可以认识复杂的环境，能够制定出可供选择的全部备选方案，并能考察出每一可供抉择方案所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从而做到决策“最优”或者“最佳”。西蒙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出发，认为人的理性只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因此，决策者作出的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只能是“有限理性”，追求的也不可能是“最优”或者“最佳”决策，而只能是“满意”的决策。相对而言，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更为一种理性、科学的决策模式。

总之，从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比较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从“制度”层面来解读管理，而行为科学理论侧重于从“人本”层面来解读管理。虽然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分别触及现代管理的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即制度与人。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其核心与目标在于实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统一，即制度与人本的统一。因此，从比较视阈对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寻求二者的整合路径，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与实践操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才能对管理理论形成更加科学与理性的认识，从而发挥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实现其管理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兴山，刘潮.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7-8.

[2]唐兴霖.公共行政组织原理：体系与范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36.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顺应时展的需要

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论断就足以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有很多的困难，时代在改变，思政工作的环境也在改变，各校都在致力于改进和创新本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首先要从阅读经典著作开始，经典阅读作为获取知识、开启智慧、完善道德、启迪心灵的重要途径，对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培养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各大高校渐渐受到重视。

众所周知，推荐阅读的经典文献有不少，马列“代表性篇目”的首篇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综上，他们对阅读经典的肯定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自十以来，数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实这既适用于干部理论教育，也适用于高校理论教育。在当代，通过教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固然很重要，但教材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指引高校学生在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研读经典著作，具体讲就是要认真研读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①把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尽管在经典著作中，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直接答案，但蕴含在经典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方向，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实学生的大脑，引导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从而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提高哲学思维能力

“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实际上是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途径，阅读原始文本，并不是说囫囵吞枣地大致看懂它的意思就行了，而是要仔仔细细研究、彻彻底底理解，体会其中的内在价值。通过对原始文本的分析与探究，细细品味经典著作中的价值，通过反复思考，渐渐掌握蕴含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提升我们的哲学思维能力。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了人类很多伟大的思想成果，深入学习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提高哲学思维能力，有利于分析和解决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遇到的困难，具有实际意义。

2.增强明辨是非善恶和抵御消极错误思潮的能力

人要想更好地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揭示其本质和规律，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②把经典著作的阅读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有利于远ㄑ生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书中的旅行与实践中所得体会是完全不同的，高校学生要想成为国家的可塑之才，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阅读经典著作，其实是一个丰富知识、开阔视角、深化见解的过程，会使阅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前人高尚风范和人格魅力的熏陶，从而使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在这个新兴媒体快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飞快的今天，一些消极错误的思潮出现在网上影响着我们。要知道，坚定信念是十分重要的，把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增强他们明辨是非善恶和抵御消极错误思潮的能力。

3.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提升民族自信心

经典著作是汇聚人类思想的“聚宝盆”，是伟大精神力量的来源。过去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带领我党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时代不管如何发展，形势不管如何变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是不可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要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运用从经典著作中所学的方法。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并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唯有这样才能使高校学生都深刻领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当前，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借机肆意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外来文化的入侵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坚定信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阅读经典著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校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将大大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并提升民族自信心。

三.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外界诱惑众多，而这些诱惑使得大部分高校学生很难沉下心来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我应当明确，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阵地，作为把经典阅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首先，学校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纳入到高校的教学方案之中，作为学校所有专业的选修课，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必修课，通过课程设置鼓励大家研读经典。其次，精心组织各种读书和文化活动，帮助学生走进经典，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提升他们的思考能力，从而培养他们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合格的接班人。最后，学校可以适当采取一些奖励措施鼓动所有部门人员积极配合推动高校学生阅读经典，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他们的修养。

2.发挥教师的指引作用

教师要想发挥在教学中指引学生阅读经典著作的重要作用，首先自身要先受教育，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才能更好地给学生指引健康的成长道路。说过：“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对于经典原著的学习和研究，切实提高自身的研究和教学水平，才能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过硬的“看家本领”，才能真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次，教师要努力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课上，教师可以适当地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内容，让学生们对经典著作产生兴趣，从而培养起研读的自觉性。再者，教师可以为学生们指定一些比较容易读懂的经典著作，让他们在规定时间阅读完以后在课上分享自己的读后感，教师最后给出建议，并适当指导，这必将大大提高学生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有利于他们成长、成才。

3.发挥新媒体的推动作用

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壮大，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多媒体教学、网上教学、电视教学也日益完善，经典阅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不再只局限于过去死板的课堂教学方式。对新媒体的相关论述有很多，在当今这个传媒时代，新媒体无疑给高校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往那种传统的教条式的教学方式得到了改变。如今，我们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还有多种新技术把经典阅读更好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经典阅读高度融合，推动新媒体与理论学习有效融合，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的优势增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新媒体发挥对经典阅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作用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背后的挑战，新媒体带来的一些外来思想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也刚好证明我们急需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信仰。

参考文献

[1]孙应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重要论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2]：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6.5.18

注 释

①孙应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重要论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83-02

2011年5月，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依据和根源。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固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党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

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和不断传承的优良品质，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学习和应用。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就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熟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并强调不断提高全体党员干部无产阶级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同志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并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与此同时，他向全党发出了“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并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原著，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为更好地解决当时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向全党提议，要求全党干部同志潜心研读斯大林的两本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挤出时间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增加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及培养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3.改革开放新时期。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读原著“要精，要管用”，大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运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多次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党的一项意义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不但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要求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深入研习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华。

4.2011年5月，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们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们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性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3]。

二、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在新形势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要，更是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打造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然要求。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相结合。领导干部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主导地位，同时把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2.坚持以原著为主，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曾经在谈到如何学习《资本论》时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4]。要真正领悟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思想逻辑，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是其必然选择。因此，一定要坚持读原著为主的原则。

3.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紧密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学习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戒律，更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用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做出符合时代需要、国情需要和现实需要的创新理论。

4.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原则，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研究解决关系到党的建设、人民幸福、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要将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不断追寻解决在党和国家发展遇到的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发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科学指导实践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本目的。

三、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党建工作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仅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动力。长期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党的建设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1.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的科学方式，而且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并经受住各种考验的重要途径。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增强党的防腐拒变能力，提高抵制各种主义思潮的能力，在诱惑面前始终不渝地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2.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是培养中国共产党科学理论思维的必备课，又是增强全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的必然选择。指出，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过程，可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培养党员干部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崇高风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从而实现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党的领导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够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的科学理论思维水平，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增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

3.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导实际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解决社会实践中新问题、新矛盾的有效手段。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的重要著作与学习《邓小平文选》《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5]。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运用到实践中，检验学习的成效，更好地指导实践，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者永恒的追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执政为民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N].人民日报，2011-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