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音乐理论教学 多元化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b）-0182-02

音乐是重要的艺术门类，不仅具有多元化的表现力，而且给人以丰富的情感体验。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形象地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特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一些音乐模式逐渐渗透到国内，使我国的音乐发展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音乐理论教学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在一段时间内很难被学生接受和认可，音乐教程的实际应用实施也很困难，很多学生对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很迷恋，这样就使得他们缺乏对高雅音乐的认知度和喜欢感，对于音乐艺术的感知与审美缺乏应有的标准。有些人仅仅从西方音乐的角度来评论中国音乐文化，这种片面的方式不仅无法真正有效地了解我国音乐文化的价值，同时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最终导致对中国音乐的理解不够全面，认知存在偏差。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发展历史，表现方式十分多元化，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道德艺术，其表现的不仅仅是娱乐功能，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功能，是价值观的有力体现。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在音乐理论学习过程中，离不开实际应用，现代音乐理论要与实践相互联系在一起。由于当前音乐理论教学比较单一、枯燥，因此音乐理论失去了活跃、愉快的特征，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热情。此外，从当前的音乐理论教学现状来看，无论是教学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音乐理论教学大多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方法，理论枯燥落后，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教材内容相对落后，因此难以形成浓厚的音乐学习氛围；再加上音乐理论教学与实践学习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也难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导致我国的音乐理论教学的整体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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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在当前音乐理论教学中，音乐主要发挥着教育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音乐理论教学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音乐理论教学是音乐学习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提高音乐学习能力与质量。对于音乐教师来说，需要从更多层次的角度实施音乐理论教学，通过对音乐理论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着手，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教学问题，真正实现音乐理论教学的实效性。当前音乐理论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缺少民族特性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持，不同的音乐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好的音乐是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音乐的作用也越来越多样化。音乐的种类在不断增多，影响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西方的流行音乐一度成为我国音乐市场上的主流，这些音乐从节奏旋律到表现形式上都迎合了时下年轻人求新求异的思想需求，由此受到广泛欢迎。当前我国的大部分音乐教材模式单一陈旧，尽管这样的音乐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但却无法真正发挥音乐教学的作用，难以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如果音乐理论教学不能从根本的教材上加以改革，那么会给音乐理论教学带来巨大的制约，也会严重影响音乐教育的效果。

1.2 缺少实践性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门流动的艺术。只有通过音响等设备才能更好地感受音乐的美妙，提升对音乐的感知与体验，才能在音乐的世界中陶冶情操，感受艺术的魅力。相比之下，音乐理论更注重其理论学习，无论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式都相对枯燥，无法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反而会使学生对音乐学习产生反感，无法融入音乐学习当中来。再加上音乐理论不能与实践科学相互联系，就造成音乐理论与实践无法有机结合起来，音乐的应用空间也越来越小，逐渐遭到冷落。

1.3 缺少与时俱进的教学手段

在现代教学中，信息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在音乐理论教学中，逐渐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这种教学手段不仅丰富了教学形式，而且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尽管如此，在一些学校中，多媒体教学并没有得到有效普及，尤其是在音乐理论教学中，为了减少教学设备及资金的投入，一些音乐理论教学还在采用落后的教学手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口头教学阶段，设施比较陈旧跟不上时展，自然效果就大打折扣。

2 当今音乐理论教学发展的多元化新思路

2.1 当今音乐理论教学要在思想上突出民族性

我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音乐作为一种流动的语言，给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中不仅融汇了古代人们的智慧，也融和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音乐的学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只有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音乐教学融合起来，才能使民族精神更好地渗透到音乐理论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还应适当借鉴西方音乐理论的精华，与我国的音乐理论教学相融合，充分发挥音乐理论的优势，使我国的音乐教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2 提高当今音乐理论教学在文化上的品位

音乐是一种丰富的艺术形式，而音乐理论却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如何增加音乐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将其变成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种寓教于乐的学习形式，这就需要我们将枯燥的理论变成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理论，来增加学习的兴趣，讲一些有关的故事，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和体验音乐的文化特性。

2.3 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

音乐理论教学不仅是理论的教学，更是音乐的教学。因此，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使音乐知识得到更好的掌握与应用，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理解力，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音乐的艺术魅力。在音乐理论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够营造更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从中获得更丰富的音乐知识。

参考文献

[1] 罗玲玲.让创意破壳而出[M].1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郑莉.现代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M].1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 （美）Gary・Morrison，著.设计有效教学[M].严丽平，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4] 钟起权.课程设计基础[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5] 高文侯，斌艳，吴刚.建构主义教育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6] 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7] （美）彼得斯・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音乐；理论教学；多元化；教学改革

音乐是重要的艺术门类,不仅具有多元化的表现力,而且给人以丰富的情感体验。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形象地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特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一些音乐模式逐渐渗透到国内,使我国的音乐发展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音乐理论教学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在一段时间内很难被学生接受和认可,音乐教程的实际应用实施也很困难,很多学生对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很迷恋,这样就使得他们缺乏对高雅音乐的认知度和喜欢感,对于音乐艺术的感知与审美缺乏应有的标准。有些人仅仅从西方音乐的角度来评论中国音乐文化,这种片面的方式不仅无法真正有效地了解我国音乐文化的价值,同时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最终导致对中国音乐的理解不够全面,认知存在偏差。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发展历史,表现方式十分多元化,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道德艺术,其表现的不仅仅是娱乐功能,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功能,是价值观的有力体现。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在音乐理论学习过程中,离不开实际应用,现代音乐理论要与实践相互联系在一起。由于当前音乐理论教学比较单一、枯燥,因此音乐理论失去了活跃、愉快的特征,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热情。此外,从当前的音乐理论教学现状来看,无论是教学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音乐理论教学大多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方法,理论枯燥落后,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教材内容相对落后,因此难以形成浓厚的音乐学习氛围;再加上音乐理论教学与实践学习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也难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导致我国的音乐理论教学的整体水平不高。

1音乐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在当前音乐理论教学中,音乐主要发挥着教育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音乐理论教学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音乐理论教学是音乐学习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提高音乐学习能力与质量。对于音乐教师来说,需要从更多层次的角度实施音乐理论教学,通过对音乐理论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着手,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教学问题,真正实现音乐理论教学的实效性。当前音乐理论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缺少民族特性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持,不同的音乐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好的音乐是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音乐的作用也越来越多样化。音乐的种类在不断增多,影响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西方的流行音乐一度成为我国音乐市场上的主流,这些音乐从节奏旋律到表现形式上都迎合了时下年轻人求新求异的思想需求,由此受到广泛欢迎。当前我国的大部分音乐教材模式单一陈旧,尽管这样的音乐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但却无法真正发挥音乐教学的作用,难以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如果音乐理论教学不能从根本的教材上加以改革,那么会给音乐理论教学带来巨大的制约,也会严重影响音乐教育的效果。

1.2缺少实践性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门流动的艺术。只有通过音响等设备才能更好地感受音乐的美妙,提升对音乐的感知与体验,才能在音乐的世界中陶冶情操,感受艺术的魅力。相比之下,音乐理论更注重其理论学习,无论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式都相对枯燥,无法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反而会使学生对音乐学习产生反感,无法融入音乐学习当中来。再加上音乐理论不能与实践科学相互联系,就造成音乐理论与实践无法有机结合起来,音乐的应用空间也越来越小,逐渐遭到冷落。1.3缺少与时俱进的教学手段在现代教学中,信息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在音乐理论教学中,逐渐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这种教学手段不仅丰富了教学形式,而且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尽管如此,在一些学校中,多媒体教学并没有得到有效普及,尤其是在音乐理论教学中,为了减少教学设备及资金的投入,一些音乐理论教学还在采用落后的教学手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口头教学阶段,设施比较陈旧跟不上时展,自然效果就大打折扣。

2当今音乐理论教学发展的多元化新思路

2.1当今音乐理论教学要在思想上突出民族性

我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音乐作为一种流动的语言,给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中不仅融汇了古代人们的智慧,也融和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音乐的学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只有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音乐教学融合起来,才能使民族精神更好地渗透到音乐理论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还应适当借鉴西方音乐理论的精华,与我国的音乐理论教学相融合,充分发挥音乐理论的优势,使我国的音乐教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2提高当今音乐理论教学在文化上的品位

音乐是一种丰富的艺术形式,而音乐理论却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如何增加音乐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将其变成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种寓教于乐的学习形式,这就需要我们将枯燥的理论变成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理论,来增加学习的兴趣,讲一些有关的故事,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和体验音乐的文化特性。

2.3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

音乐理论教学不仅是理论的教学,更是音乐的教学。因此,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使音乐知识得到更好的掌握与应用,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理解力,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音乐的艺术魅力。在音乐理论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够营造更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从中获得更丰富的音乐知识。

参考文献

[1]罗玲玲.让创意破壳而出[M].1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郑莉.现代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M].1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美)Gary•Morrison,著.设计有效教学[M].严丽平，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4]钟起权.课程设计基础[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5]高文侯,斌艳,吴刚.建构主义教育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6]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7](美)彼得斯•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8]宋瑾.国外后现代音乐[M].江苏美术出版社，1981.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4篇

一、评奖活动

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和“人音社杯”书评奖与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同根并蒂产生，一直以来都是学会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此次“人音社杯”书评奖共有28篇获奖文章，分别为本科组一、二等奖各7名。“学会奖”共15篇文章，一等奖3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

戴嘉枋代表评委会进行点评来稿问题：1.文章多为书评，对鲜活的音乐生活关注度不够。其症结在于“听音乐太少”，他用“纸上得来终觉浅”来形容此类文章，倡导关注社会音乐生活才是音乐评论得以发展的长久之计；2.获奖文章集中在几所院校中，～方面反映出这些院校的参与带有明显组织性，应该鼓励和提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章内容雷同”的缺陷，尤其是“书评”类文章多以几个专家的某几本书为主。对此他建议“书评的写作要打开眼界、拓宽思路，在书目范围上更丰富，这样才能有利于整个学术视野开拓。”3.文风、结构太相似，在立意和文风上缺乏新意，究其原因是“学院式”教育模式的结果。他指出“评论写作是在对评论对象有广泛涉猎的基础之上，对其优、劣有所见地的评价，不是说套话”。笔者认为，指导教师应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多反省自己的教学，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后他呼吁“音乐批评的从业者们应投身到社会音乐生活中去”。明言结合往届“学会奖”的情况指出：本届评奖文章在以下几点有所提高：1.研究深度有所深入、文化视野有所开阔；2.涉及音乐活动更为广泛；3.作者来源广泛。虽然仍以高校为主，但也有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参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两个问题：1.评论文章以出版物学术评论为主，书目选择过于狭窄；2.文章内容对社会音乐生活关注度还不够全面。两位老师的点评集中了评委会的意见：“音乐批评应该全面地关注社会音乐生活、反映社会音乐生活，真正成为社会音乐文化传播、交流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音乐批评对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引领作用。”

二、学术研讨

学会研讨主要围绕着音乐评论的学风和文风问题展开。

学会会长王次熠发言认为：一、音乐评论写作要加强学术自觉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选题自觉性；2.评论态度自觉性；3.评价内容自觉性。他以《纽约时报>中音乐评论的例子作为范本，指出音乐评论不是一味的阿谀奉承或者挖苦讽刺，而是能够发现音乐生活中的硬伤，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使其在学术高度上有所提升。二、呼吁音乐评论关注社会音乐生活。这一点与评奖环节的呼吁一致，他认为“长期以来集中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音乐评论，习惯以一种学院式（“四大件”技术模式）的眼光来评价音乐，显然这对于丰富的社会音乐生活来说是单一的。”解决此问题的第一要务，是吸收社会乐评人，“用多种眼光去评价音乐”。另外他还提出“专业音乐评论的意义是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促进社会音乐生活进步，真正推动社会音乐生活发展。”三，强调批评意识在各个专业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他说：“所有的音乐研究领域都应该重视批评意识，它是使研究取得学术提升，推动其深入的重要因素。”他还倡导音乐评论界要成为学术民主的领地，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不以“学霸”、“权威”的姿态对待莘莘学子，年轻学生更不能妄自尊大、一味批评前辈思想僵化，而是要客观公正的评价学术问题。最后他对学会寄语：“多产生高质量的音乐评论，使音乐评论真正地推动社会音乐生活进步。”王次熠的讲话触及到了音乐评论写作、社会作用、学风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三个学术自觉性论题”对音乐评论写作具有启示意义，关注社会音乐生活的提议开阔了音乐批评活动视野，强调批评意识建立和对学术民主的呼吁更是体现了音乐批评对社会文化所承担的职责。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以《论音乐评论写作的文字表述>为题发言。作为活跃在当代的专业乐评人，数十年来他不仅积极投身评论写作，发表了多篇音乐评论文章，还对音乐评论写作的方法论和教学有深入研究。他以自己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大家：音乐评论的写作首先要好看、耐读，其次要清楚自己的读者是谁，这是音乐评论文风的核心问题。对于文风问题他提出两个反对：警惕学院“八股”和避免业余“八卦”。一语中的直指当下音乐评论的通病，如何在两者之间取舍，他讲到音乐评论的最佳状态是文字表达与技术分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由于音乐无主题性、情感文字一般性以及评论出版篇幅限制等原因，写作中很难达到这种状态。面对挑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答案是：“首先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次应积极地寻找方法解决。”随后他开列了三个方法：1.借鉴相关发达学科评论文章（如台湾文学评论家王德威）；2.学习同行业优秀乐评家的范文，如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科恩（Edward T.Cone）等人。3.不牺牲音乐本质技术分析前提下，充分发挥文字的修辞功底（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笔者在奋笔疾书做笔记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依靠文字与音乐本体说话的音乐评论中，大量的阅读和广泛的倾听无疑是开启评论者写作灵感的不二法宝。

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发言《描写、表述与评价一兼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批评教学与实践》。他认为：1.“学院式”批评教育应以艺术音乐为主要对象，尤其是正在上演的音乐会。音乐会评论写作要善于从作品入手去把握演出，作品整体结构、历史背景、文化历史价值等都是考量演出的标准；2.音乐批评的两种极端文风（纯粹感性语言描述或干冷技术分析）与音乐批评学科没有建立自己的学科语言有直接的关系。音乐评论亟待建立属于自己的学科语言，这种语言应该以音乐批评对象为基础，在描写时切中其特点，在表述时凸显个人语言风格，在评价时深入到文化价值高度；3.关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批评专业学生的培养，他谈到前不久学校举办的音乐评论评奖活动及与《文汇报》合作的音乐评论活动，提出音乐评论人才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术有专攻去培养，凸显个人特色；4.音乐批评学科建设，音乐批评意识应该逐渐渗透到各个音乐学学科研究中，“批评音乐学”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音乐批评教育和学科建设所做的思考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超前的学科意识，对音乐批评的教育者们具有启示意义，对学科发展更具有指向作用。

《人民音乐》原主编张弦老师发言《热爱音乐、尊重音乐、解读音乐——关于音乐评论学风、文风的一些感触》。她指出当前一些评论文章之所以不好看或者比较干涩，主要原因是评论者写作时对评论对象没有付出热情，应付工作和出于功利目的写作都是不可取的。她认为，评论者首先要对对象付出热情，这是保证文章有血有肉、有生命气息的基础；其次要尊重批评对象，这体现着乐评人的职业操守。另外，她还谈到音乐评论中一味充斥溢美之词的现象，认为这是牵涉多方面利益的结果，也是音乐评论面临的一个雷区。呼吁乐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以音乐艺术的品质为准则衡量作品，尽量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这是社会赋予批评家的责任。张弦的发言切实反应了读者的心声，指出现实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做一个真正热爱音乐、尊重音乐、理解音乐的乐评人？是我们每个从业者都应该思索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高拂晓发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审稿谈音乐学论文写作问题》。来自学报的大量的投稿是他发言的材料基础，他把审阅稿件分为综述、作品分析、学位论文、音乐表演评论、书评几大类，就这些论文中的问题进行细致分析总结，并结合个人经验一一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提出文章写作者应注重培养“道德、问题、语言、自省”四种意识。他的发言直面每一个投稿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期刊、出版社等平面媒体对文章的投稿要求，对写作和投稿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

甘肃音协彭根发老师发言《音乐评论要求真务实——谈音乐评论的文风问题》。他提出：音乐评论应该是音乐文化的“出入口”和“传播平台”，我们如何将这个平台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这取决于音乐评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而这两种力来源于评论文风的求真务实。“求真务实”现在看来似乎有些过时，但恰是音乐评论文风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碍于各种原因不敢“说真话”、“说实话”，实则是对“求真”思想的亵渎。试想：如果所有的演出和作品都被叫好包围，音乐评论还有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天津师范大学孙光军教授以《科研评价体系与艺术学科规律的矛盾问题我见》为题发言。他从师范院校中科研评价体系与艺术学科规律的矛盾出发展开批评，认为：一方面艺术学科教师在学科专业上术有专攻，另一方面不同专业的教师在授课安排上有所不同，但管理者对他们的科研活动评价标准却毫无区别。这种矛盾引发了科研文章写作质量、可信度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与不科学的教育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笔者还认为：这也反映出一些表演专业教师文字功底薄弱的现实，身为艺术文化的传播者，各个专业的教师都需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只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教师文字水平提高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些问题。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文化传播；社会音乐生产；音乐传播；音乐编辑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现代传媒的兴起，使得传播链条的社会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方式多元、形态各异的传播行为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践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繁荣，都离不开传播行为的发生，时值当下的中国音乐学，业已将 “音乐传播学”列为新时期重点培植的学科。对于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曾遂今指出：“从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绝不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不应当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技术下的新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音乐传播学不是传播学，但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 (1)笔者想起修海林曾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内容给予这样的论解：“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某种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2)结合相关论述，笔者发现无论是从宏观视阈的学科界定还是微观层面上的理论阐释，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始终贯穿在整个传播学研究的架构当中，作为音乐传播行为的发端者――“人”是音乐传播机制运行下的社会主体,而我们日常概念中的“音乐文化的传播”，实则是人类相关音乐活动与形态的传播。

对于音乐文化传播中信息的接受与选择构成了音乐传播的行为特质，作为人类音乐传播活动中代表意义的社会实践――音乐编辑活动，被视为音乐文化传播链上的枢纽工程。近年来，音乐学术出版的发展与音乐专业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国内音乐编辑出版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伴随着音乐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对于国内音乐编辑学科的建立与音乐编辑学术事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而音乐编辑活动与音乐编辑群体在社会文化传播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关注。现实来看，结合当下音乐传播的研究视阈来深

入剖析文化传播中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是一项必要的学术专题，此项论题不仅有益于社会各界对音乐编辑学科及音乐编辑职业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彻地认解，更有益于音乐学界在人类优秀音乐文化传承这项长远事业中作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一、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

从音乐出现在人类生活的那一天起，作为历史文化嬗变的另一种符号，音乐文化本身就被蕴含了社会文化的多重信息，音乐文化记述着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从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乐与政治兴衰、社会变迁、文化传播的紧密联系。从远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到唐代的宫廷乐舞，无论音乐形态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寄托音乐来传达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正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才激发了人类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灵感。在人类音乐生产活动的早期，社会音乐形态的演变是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音乐表演的门类与音乐文化的形成受到群众音乐审美和民间音乐习俗的影响。这一历史面貌下的音乐创作，或是音乐活动者“口传面授”式的即兴发挥或是其在演出过程中的随意编排，而在潜意识存在中的“音乐编辑思维”(3制约着音乐活动者对于创作内容的提炼与选择，使其根据社会各阶层的音乐需要进行不固定的创作与加工，这种处于萌芽时期的音乐编辑活动规约着音乐活动者的各种传播行为，此时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传播被融合在一个“三位一体” 的行为范式之中，为图中所示的[1]“音乐编辑行为的萌生阶段”。

该阶段的音乐传播由于文化形态与创作方式的单一和局限，导致了时间与空间格局下音乐信息的流失，直至乐谱成为一种音乐载体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是乐谱成为真正意义音乐媒介的开始，技术的更新与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乐谱的生命得以无限次的延长，而无以计数地印刷与复制促使音乐文化的传播冲破时间的围栏，信息流通中不稳定与不长远的情况亦得到了质的改善。“音乐编辑行为成型阶段”（图示[2]）的显著特征即是音乐编辑这一环节在社会音乐生产中的日益凸显。音乐编辑行为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萌生状态”后，由于乐谱媒介的出现，印刷业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大规模传播，而在乐谱传播的过程中，社会音乐生产逐渐出现了分工明确的创作、表演、记谱、印谱等职业群体，音乐编辑思维指导下的音乐编辑行为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环节。音乐编辑行为的个性化发展促成了乐谱媒介在音乐传播中强大的功能发挥，乐谱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音乐传播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同时也为活跃音乐艺术的创作而推波助澜。随着乐谱媒介生产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再满足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集为一体的状态，要求音乐创作从音乐表演活动中分化出来，以更为专业的形式出现。成型期的音乐编辑活动，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对于乐谱媒介的各种记号、不同乐器的标记方式以及不同类别乐谱的版本区别等也已出现步骤清晰的专业方法和编辑流程。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职业分工为音乐编辑职业的成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世界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凝结出视觉与听觉共享的音乐文化形态，音乐编辑活动从最初的朦胧意识到对文化的刻意加工，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营造出多元渠道。20世纪伊始，电视与电影等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字为主要阅读方式的信息传播，从单一符号到具体声像的媒介转换，不仅仅改写了人类对于文化生产的传播习惯，更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带来又一次质的跨越。显然，传统的音乐编辑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进度，音乐编辑这一职能群体也因为社会生产的需要逐渐从文化的被动接受中解放出来，开始主动地对各类音乐文化进行有机选择。而电子音乐与网络音乐的前后裹挟，社会大众开始倾向于高速便捷、内容丰富的传播方式。音乐编辑活动中技术的更新带来职能的区分，各个门类中的音乐编辑采用精进的编辑手段对各式音乐文化进行技术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将音乐文化信息以多层次、广辐射的方式传播出去。作为接受群体的社会受众，传播学中丹尼斯・麦奎尔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受众既是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4)由此可知，受众乃是社会文明发展下的产物，是传播媒介与传播链条中动因的客体，是传播运行的最终指向。作为音乐传播链另一端的音乐受众群体，在音乐媒介的作用下与音乐文化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联系。从音乐传播的层次化来分析，音乐受众并不只是纯粹的作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动的完全采纳，是由通过认知信息而进入到自我判断与取舍的阶段，最后才为信息的接受。音乐受众将以各种传播手段反馈他们对于音乐文化传播的意见和要求，受众对于重大音乐事件的讨论还可形成某种舆论导向，所以说，音乐受众的喜好制约着音乐创作的趋向，受众对于音乐信息的取舍亦决定着音乐传播的发展方向。信息传播者与音乐受众构成了音乐传播活动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传媒的宏观运势下，二者单一的传授关系已经转化为今天以受众为传播中心、传者与受者互动影响的局面。这时的音乐编辑行为无疑成为传者与受者之间最好的“剂”，而对于音乐受众的信息反馈与功能引导，势必会成为新时期音乐编辑职能发挥的又一处体现。

二、音乐传播媒介中音乐编辑活动的职能体现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本质体现于信息的流通，而音乐传播的实质即是音乐信息的传递和流通，音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体现即是通过种种信息化了的媒介符号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传播体系。在音乐传播的生产机制中，多样化的音乐传播通道为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互鉴提供可能，根据音乐编辑技术的不同，我们可将编辑产品划分为两大类别，即印刷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现代社会中，音乐传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带，最后发展到无线电台、电视与网络的联姻，技术的进步为音乐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口语媒介、乐谱媒介等传统形式的功能发挥后，伴随着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而走向信息与文化高速运转的全能时期。市场经济的来，文化工业的生产随即进入到“消费主义”的语境当中，昭示着文化产品“专业性”与“娱乐性” 的突出；市场营销手段的介入迫使音乐传播与商业运作进行联姻，音乐传播与电子传媒的结合，使得社会受众强调自我的意识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宣泄。流行音乐的适时出现，给大众带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闲的娱乐，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操纵下，流行音乐为了弥补自身易重复、寿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时刻强调唱片的销售量、网络的点击率，社会大众在此等强势媒介的喧哗氛围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满足、潇洒的享受，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开始倾向于花样的翻新而忽略音乐的内在，名目繁多的音响、音像产品使人眼花缭乱，喧嚣尘上的文化产品市场背后让人看到更多的却是文化的迷茫和大众的无奈。审视现代传媒的激烈竞争，音乐传播视阈下的传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为自身开辟一个更加适宜的生存空间，然而视野的偏执、追求的狭隘已经带给受众群体审美的疲劳和心理的失落，音乐文化的两极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认，仪态万千的音乐繁荣背后早已传来“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来音乐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商榷了技术革命影响下音乐传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战。在该次会议上 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在音乐文化传播与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给予肯定， 并指出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乐编辑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乐出版社率先发起行动做出回应，在以“宣扬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之力而精心策划的同名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地在京城展开。2007年5月，首场“《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音乐会”（以下简称“曲库”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人民音乐出版社利用该社优势对此项活动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仅在曲目遴选与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还以相关曲目总谱及音响CD的出版为音乐会的举办做好精心准备，并以向音乐高校学生及相关专业单位给予赠票的形式扩大影响范围，力求将“曲库” 音乐会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一个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开来。迄今为止该项活动已成功举办四届，并以每年出新、每届推新的形式为社会大众奉上了主题昂扬、风格不一的音乐大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由此项活动引发的学术界关于“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 等论题的一系列研讨更为音乐创作、音乐传播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簇新论点。

笔者以为，“曲库”音乐会的圆满举行要归功于文化出版机构与专业创作团体及演出单位的携手合作，这一大胆尝试使得编辑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充分体现了编辑主体对于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就音乐编辑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作为编辑的对象，由于传播链上既往媒介与新型媒介的相对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信息的重复与历史内容的缺失。社会生产力的综合运作协同文化知识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编辑主体与媒介之间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体关系，这就要求编辑主体的思维逻辑须从“工具性”与“知识性”的界限中发散出来，要以多维存在的视线辨析繁复的音乐文化形态。“曲库”音乐会的模式是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纸媒作品转换为音响作品，音乐编辑根据时代主题的旋律特点结合编辑技术并以时代审美的视角对既往媒介中蕴含的历史音乐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将新媒介与旧媒介中的相关信息与材料加以解构、分析与重组，赋予选曲新的内涵和生命。对于文化传播而言，音乐编辑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对文化进行审读、分析和缔构的过程，编辑主体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守门员和把关人制约着文化传播的速度、方向和质量以及人们精神产品的满足程度等。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各类音乐符号在进入社会音乐生产体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乱而无序的个体，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信息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单纯的技术加工很难创造出优秀的编辑作品，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反响良好的编辑出版物，往往是音乐编辑在审鉴社会大众需要、结合文化传播现状，以新思维、新视觉、新感受挖掘和创造优质选题、精心编撰之后的产物。实践得知，编辑的职能体现还在于要将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联系起来，确保音乐传播链的完整与契合；在继承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进行可建构意义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历史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固有障碍，也留给观者足够的诠释与感受空间。由编辑主体引导的在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超文本”意识上的认同链接，在使得音乐传播链上的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之间形成互动，产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多重传播效果。为了保证音乐传播的良性循环，音乐编辑活动要对全部媒介元素进行创新意义的系统开发，按照自主的编辑创意和价值取向将旧媒介进行审视、选择、编次、加工、拼贴与重构，在统一的创意构思中这些旧的媒介载体经过优化和创造，富有了全新的传播效用。需了解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乔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5)笔者以为，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实则是对社会传播机制运营中人类文化传播的本色写照，在这个“人人参与” 的文化传播和媒介生产过程中，音乐编辑职业群体不仅承担着传播中介的责任，更扮演着创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

三、音乐传播视野下的音乐编辑学术与学科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编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初露端倪，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学的学科认知普遍是以“音乐学与编辑学的结合”而定义。80年代中期，该领域的部分

论题在理论研究界形成探讨，1987年以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为先行，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和主要理论期刊纷纷开设“音乐编辑学”专栏，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及交流开拓空间，此时期的学术文论中零星出现了专业音乐编辑著写的相关文章，所涉内容多以交流工作经验、总结编辑素养为主。作为一个根基稚嫩的新生学科，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理论并无前迹可鉴，从学理层面来说，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界定与释义、学科内容与对象的划分、方法理论与成果的总结等尚处在青涩的爬索阶段。1997年以翟咏的《现代音乐编辑实践呼唤理论建设》(6)一文为先声，向研究界发出了“应当加强对于音乐编辑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呼吁，该文详尽描述了出版业繁荣中音乐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并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强调了音乐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1997年第4期的《黄钟》正式推出“音乐编辑学专栏”，并以“卷首语”为窗口向海内外音乐编辑发出倡议，阐述了开展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必要的同时还从撰稿的角度对音乐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十多种研究途径。”(7)另外，该期的“音乐编辑学”栏目中刊发的《关于音乐编辑科学定位的思考》(8)一文将研究视镜对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了音乐编辑环节的社会功能，并从历史维度出发回顾音乐编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是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对于音乐编辑学研究的崭新考察。世纪交替之际，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先生以历时性研究的笔触在其《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9)一文中，通过分类研究的方式从“编辑学学科理论研究”、“期刊图书编辑研究”、“广播电视编辑研究”、“音像编辑制品研究”等方面细致梳理了当代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重点回顾了“集成编辑学研究”的现状，蔡文在阐解该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同时，点明了该学科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相通之处。21世纪以来，音乐编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各项音乐事业的欣欣气象不再拘泥于学科理论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以回归社会音乐生活的情怀关注学术研究的创新，诸多紧贴时代、论点新颖的学术文论相继涌现，如《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应有的视野（上、下）》、《我国学术性音乐期刊的栏目设置与栏目策划》、《数字音乐

市场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论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音乐编辑领域的学术积累。由于媒介发展的强劲势头，传播事业的固定程式随而改变，结合传播学视阈下的学术研究成为音乐各科的研究重点，承合着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热潮，相关学术专著与学术文论的阐发为其他音乐各科的研究事业激荡出新的火花。作为精神生产中的职能部门，音乐编辑行为出现在人类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编辑与文化传播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即要求学术探索的眼光须从音乐社会生产的各个细节去考虑，诸如关于音乐编辑在音乐传播中的角色定位、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媒介的互动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成为时下学界的热门选题。赵志安的《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11)一文，以大众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为基点，剖析音乐各行业在媒介传播中的纽带作用，并以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的发现、收集与过滤为佐证，阐述了当代媒介传播态势下“把关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侯晏霞的《现代传媒中的音乐编辑行为过程解读》(12)该文联系现实生活，将音乐编辑活动置于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系中，运用社会学原理，透析音乐编辑行为在现代传媒中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对于其在音乐文化传播链条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进行细致的剖析。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仅可以烘托出学术视野的开阔、学术成果的出新，更能够为学术人才的培养、学科建设的铺垫培植温床。国内音乐编辑人才的教育事业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乐学院为首例开创了国内音乐编辑专业依靠专业音乐院校为平台、职业音乐编辑为带领的特色教学模式。众所周知，当下的专业音乐编辑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轨并行使得编辑群体中的学术资源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开发；而从学科建筑与人才培养中摸索而出的实际经验则为今后学术事业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国内已有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南大学等多家艺术院校与综合大学招收音乐编辑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将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音乐编辑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的检索情况成图如下：

如图所示，该学科方向的人才培养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学位论文的题目中反映出编辑界对于音乐刊物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出音乐编辑学科的教育特点。笔者了解到在具体音乐编辑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与课程的设置多由执教者自行决定，但是由于院校情况的不同，关于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各家没有达成共识，而当下的音乐编辑学术研究中虽有个别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广性质的专业教材与理论专著。细数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编辑素养的讨论抑或是对于理论建设的探究，都是以编辑学原理为指导下的基本研究，作为音乐编辑学的上位学科，编辑学基本原理是音乐编辑学理论架构的依据。诚然，编辑学背景下的理论指导为音乐编辑学术探索之根本，但是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是音乐编辑学最为鲜活的学科特征，音乐学体系中的各子学科都与音乐编辑学科天然联系，音乐编辑学在具体编辑活动和环节中的研究离不开与音乐学诸学科的结合与碰撞。步入21世纪以来，音乐文化的生产已不再只是单向的流通，音乐编辑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术加工，而是在适应信息爆炸与文化变更的同时能动地进行思辨与选择，倘若我们仅用编辑主、客体及其二元关系的理论眼光去审视音乐编辑活动中的一切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项的表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音乐界迎来了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新型学科的出现、科学理论的融入探求着学术视阈的拓宽与学术研究的纵深。在音乐传播无处不在的音乐生活当中，音乐编辑行为存在于各种音乐传播活动中并与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产生联系，透过包罗万象的音乐传播现象，音乐编辑可从其复杂关系中探究一般性规律从而再深入至各个门类中的具体音乐编辑环节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对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还应从共时性角度入手观察当代大众音乐传播中音乐编辑活动的整体模式与各个环节中的具体特征；研究历史横切面上的各个音乐学科，发掘音乐编辑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献学等音乐学各学科的共异性存在。

四、结语

音乐传播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学术探索构成了音乐传播研究领域的轮廓框架，而音乐从自然传播形态到技术传播形态的演变，是我们人类音乐活动发生效应的结果。音乐传播学中将人类音乐传播行为的变化、运用的方法、产生的效果等作为各个实际研究的对象，期望发掘出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特点与规律。然而在对于音乐传播行为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传播行为的变化带来了音乐形态的改变，传播过程中音乐形态的传播方向、运动特点是一种直观性的社会现象，是音乐传播研究的社会参照；人类音乐传播过程中渗透着音乐文化的丰富讯息，音乐形态的变迁中文化的内涵跟随着人类的传播行为得以保存，所以说，音乐传播中文化的传递与传承是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要义。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勃兴，学术研究界一方面回顾反思近年来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创新。在以国内艺术院校教育为依托的基础上以学术研讨的形式进行不同阶段的学术总结与展望，让我们看到了音乐传播这个新兴学科在音乐学领域的蓬勃生机。2007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在学科设置与教学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学术界着重讨论了学科建设中专业理论与专业教材的缺失和文化产业中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境遇。窃以为，教学内容的改进是提高教学水准的前提、是发展学科教育的动力，音乐传播学与音乐编辑学的息息相关注定了两者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事业中的相通与相融，传播活动与编辑行为的互文特征决定了研究者与从业者对学术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兼顾性。笔者以为，诸如传播原理、媒介理论、编辑学方法论与编辑史等专业内容的增加有益于学术视野下的历时性研究；而编辑实务的学习与实践有助于在学术活动中更加敏锐和客观的发现问题、归纳方法。总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是一种原生力，任一学科的进步都将会带动若干其他学科的成长。

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中将音乐在社会体系中的运动过程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自音乐编辑活动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描述着音乐形式的演变和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些被镌刻在历史长河上的音乐的纵向运动积淀成为一部厚重的中国音乐史；而活跃在时间轨道上的音乐的横向运动催生出众多形态各异的音乐形象和载体形式，在音乐编辑的巧手演绎下摇曳出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线多类”音乐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动音乐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对音乐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关键性依据。笔者以为，这种宏观把握的思维与媒介传播中音乐编辑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须知道，我们身处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14)当中，地球村的出现使得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信息传递中文化的认同感则是维系在人类空间格局中的无形纽带，在它的牵引下，人类在符合时代意义的审美与情感体验中自由交往，从而实现了人类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说，音乐文化与媒介传播彼此依赖，在人类彼此相对静止的社会活动中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不仅是为了创造详尽可数的学术成果更是为了将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传承下去、发扬壮大。所以说，勿须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乐文化的周围一切，更勿须将学科的殊异作为学术的界限，只有在相对的交流与运动中，方能真正实现人类宝贵文化的生息相传！

参考文献：

(1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 曾遂今． 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4) 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第二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建元．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第三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7) 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6篇

【关 键 词】音乐学 音乐教育 音乐理论教育 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 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 Music of Many 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共5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 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共5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 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 一、音乐基础层次共5页: 3

论文出处(作者):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 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共5页: 4

论文出处(作者):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 要：我国当下的音乐教育存在本土化音乐教育体制欠完善、音乐教育理论与观念整体滞后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确立中国音乐学派思想，充分认知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核心价值，构建和完善中国本土音乐教育体系。

自从20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音乐学院从过去的不到10 家发展到目前有各类音乐学院名称的学院三、四百家。音乐教育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起色和发展。像谭盾、郎朗、宋祖英等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音乐艺术家的身影也逐渐增多。出国留学深造音乐，以及与各种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活动也都十分频繁。音乐基础教育也在新课程标准的引领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音乐教育教学改革。青少年业余音乐文化生活的热情也在空前高涨。

然而，像我们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伟大国家，却没有自己的核心音乐教育理论，不能说不是遗憾的、或者说是悲剧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自己原创的、独立的音乐教育理论是既制约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又阻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不仅是指中国民间音乐教育及其理论，而应是指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格和民族音乐智慧的音乐教育之理性主张与系统思想。

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即中国全部音乐教育智慧的系统集成。因此，决定当下与未来中国音乐教育能否有效快速生长的关键，是看能否探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思想。探究中国性格的音乐教育理论，是目前与未来中国音乐教育学术的重要任务，是中国音乐教育持续生长的保障。那么，如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挖掘和建设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呢?

一、要确立中国音乐教育学派的思想。

如果缺失探究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派的意识和观念，必将影响人们主动探究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行为。只有当有了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派思想的引领，才有可能积极主动地研究和构建起中国音乐教育的系列学理。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应该以“生活世界”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各地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生活形式和生活世界，而“体系音乐学”也要放到工业化和理性化时期的生活世界来评价，正如胡塞尔讲科学世界也要放到生活世界来评价是一个道理。今天，人类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生活以及生态文明的生活世界，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工业文明时代音乐生活世界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重新建构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时期的音乐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派思想体系。

二、充分认知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

如果想要真正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当然是千万不可忽视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价值。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形象的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音乐总是会呈现出具有这个民族和国家特色的音乐文化印记和共同特征。中国音乐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产品。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是随着中国人民求生存求幸福历史演进发展的结果，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说，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表征，也是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形成与实践的基础。所以，在谋求中国当下与未来音乐教育和新生长点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发掘中华民族的音乐智慧和已有成果。这样才能避免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无根行为出现。

转贴于

三、全方位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多元文化价值的时期，谋求中国音乐教育理论，还应该有广博的视野和心胸。也就是说，要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形式和内涵，比较和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财富，为我所用地促进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完善形成。我们强调探究建构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不是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要在保护与发展本土音乐文化的前提下，在多元开放的文化视野下形成本土音乐文化特色、形成本土音乐教育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兼容博大的，才是更具生命力与指导意义的。

四、构建和完善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体系

探究构建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要完善构建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系统。因此，在研究构建本土化音乐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花大力气探索和构建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体系和模式，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国音乐教育的有效生长。

把本土音乐文化引入实践教学环节，有利于发挥本土音乐文化的教化引导作用。本土音乐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生产劳动经验、情感变化和审美价值，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具有很强烈的示范教育作用，引导着人们确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风俗习惯和正确的审美趣味。

本土音乐文化引入实践环节具有很强的现实利用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本土音乐文化的社会价值被重新认识，呈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高校学生必须走出课堂，走进广阔的本土音乐文化的环境中去，让学生在本土的音乐文化中思想得到提高，审美得到健全，传统的道德观念得到巩固和强化。

总之，挖掘和建设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理论，就是确立中国音乐教育学派思想，认知和突出音乐教育的本土音乐文化的特色，突出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的文化内涵，这是我国现在与未来音乐教育生长的系列关键要素点。发现和找准中国音乐教育在当下和未来的核心生长点，是促成完善建设具有中国学派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迎接未来音乐教育更大发展的必由之策。

参考文献：

1．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8篇

【关 键 词】音乐学 音乐教育 音乐理论教育 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 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 Music of Many 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 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 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 一、音乐基础层次转贴于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 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9篇

【关 键 词】音乐学 音乐教育 音乐理论教育 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 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 Music of Many 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 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 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 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 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0篇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冲击着教育观念，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即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形成。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是当今全球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源于多元文化教育观，认为各国的音乐教育体系既不是全球普世性的，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应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样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不仅批判强势文化国家音乐教育政策、结构和理论的中心性、霸权性和宰制性，强调各民族国家特别是文化弱势国家音乐教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还积极倡导“文化间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的音乐教育，主张在不同文化的音乐教育观念之间建立起理解和宽容的精神，尊重并欣赏不同民族的音乐哲学、音乐语言、音乐文化和音乐思维方式。认为“音乐本来就以多元的方式存在于不同文化中，音乐教育理应使学生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音乐，在世界音乐的学习中，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增强自我概念和自我理解。”①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21世纪全球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它首先出现在美、德等发达国家并逐步影响到世界各国。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也开始影响到中国。在与美、德等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交流学习过程中，中国音乐教育的学科发展亦注入了新的活力，2002年颁布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中已开始提到多元文化音乐。高师音乐教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母机”，而音乐理论课则是高师音乐教育课程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由于受计划经济和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在课程设置上分类过细、各自为战，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在教学内容方面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常生活缺乏联系；在教学方法上过分注重机械记忆和被动模仿，缺乏正确的教学思想的引导。这样的教学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音乐教育改革的要求。观念的解决是建立理论认识的基础，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笔者以为，应本着“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的原则，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方面对高师音乐理论教学改革进行思考与探索。 一、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 关于“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早已给予了诸多不同阐释，而人类学家则认为“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音乐理论课程作为人类几千年音乐文化的精华，担负着人类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课程设置是不同思维模式的体现，它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接受效果的优劣。格式塔完形心理学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每一部分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为它与其他部分有某种联系。③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与其中各部分课程的关系，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目前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仍各自强调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其整体性。如何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下进行音乐理论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是目前中国高师音乐教育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应“把整个音乐理论课程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使之通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联系趋向统一，使总体在各部分相互协调中求得发展。”④ 1．强化课程，淡化学科，重构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分科。课程设置作为中国高师音乐理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目前仍比较缺乏弹性，具体表现在有些课程划分过细、重叠过多。我们应本着音乐教育多元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的结构体系，根据课程内容之间的关联与体系，将原有的趋于分散、科目繁多的课程结构加以整合。强化课程，淡化学科，同时对特别需要扶持的传统音乐理论仍需留有一定的空间，以供其不断付诸于教学实践，逐步建立并完善高师音乐理论教育体系。具体来说，为利于学生对整体音乐理论知识的掌握，在各学科相互协调中求得总体效果，笔者以为，应将目前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中一些较分散的学科进行重构，以板块的形式囊括可以相互融合的课程，如在“音乐基础理论”板块中可包括《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等学科，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板块中可包括《民族民间音乐》《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作品欣赏》等学科，在“外国音乐概论”板块中可包括《外国民族音乐》《外国音乐史》《外国音乐作品欣赏》等学科，在“作曲技术理论”板块中可包括《歌曲作法》《配器》《复调》《曲式与作品分析》等学科。需要注意的是，音乐理论课程的多元化需要各板块内部课程之间、各理论板块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渗透，而不是简单地将各个理论课程叠加在一起。只有强化板块式课程体系，淡化分散式学科课程，才能在整体习得的理论中达到课程改革的目的。 2．重视音乐与非音乐学科的关联与整合，将其融入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中。从全球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看，对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除了必须精通音乐教育领域的学科内容外，还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要随时随地解决与音乐学科领域有关或无关的问题。⑤因此，重视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与非音乐学科的关联与整合，将文化科学知识融入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中，是目前高师音乐理论课程改革值得关注的重要环节。 二、教学内容的交叉与融合 现存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体系是传统高师音乐教育模式下的产物，教材的理论体系较陈旧，已不能适应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如目前高师的和声教学仍局限在给学生灌输传统和声的狭小范围内，“对近现代和声了解很少，对创作中出现之新的和声现象困惑不解，对和声学的历史沿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⑥对于音乐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现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单轨制，即是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取舍，教学体系基本不变；其二是双轨并行，即主张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两种教学体系并用，实行“双轨教学”；其三是多元化道路，即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背景下，将东西方的音乐理论融会贯通，在各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网络。笔者以为，以基础音乐教育为培养目标的高师音乐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求学生掌握广博的音乐知识，才能够适应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学，才能够符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下，在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体现多元化的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体系。#p#分页标题#e# 1．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 自20世纪初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教学内容都侧重于对西方古典时期音乐文化的阐释，而忽视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指向，其结果必然造成教学内容无法把握时代的脉搏，无法跟上时代的需要。⑦高师音乐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不是往“专”、“精”方向发展，而应朝“博”、“大”方向努力，它既应体现世界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又应兼具时代性、知识性与艺术性。因此，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应组建一个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体系：纵向方面是西洋音乐理论的延伸，其中应包括20世纪的现代音乐理论等内容；横向方面是世界音乐理论的综合，包括各国音乐理论体系，如印度、阿拉伯等。 2．双层融合的深厚底蕴 （1）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内部融合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潮流中，保持本国的音乐文化个性是立足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的唯一出路。因此，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也是进行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笔者以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构建，应依据“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⑧，特别要注重民族音乐理论的内部融合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各有特色，并且“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内涵应用于音乐理论教学，就不仅要传授中国汉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同时也应传授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因此，在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用“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分析，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传统及其音乐文化要尊重，不能用汉族音乐取代中国音乐，应着重解决以往教学内容中少数民族音乐所占比重较小的问题，⑩体现多元一体、相互融合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特色。 （2）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多维度融合 当今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从进化论发展到相对论的进步，如何处理好人类音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并将其综合运用于音乐理论的教学当中，是当前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改革的主要任务。因此，在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中更应注意多维度教学内容的综合与整体教学内容的分配。 总之，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应适应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的步伐，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教学需要，科学、合理地拓展教学内容，形成相对系统、完整的音乐理论结构，同时增进学生对于各个音乐文化形态的理解，建立多元化的审美取向，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和要求。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出新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载体，而教学方法则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更没有适用于一切教学环境的最优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开放的、并且不断发展的领域，教师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够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方法和手段。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在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改革与出新，导致教学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无论教学内容如何改革，如果仍采用旧教法，忽视相关观念的转变，也无法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决定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要求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之相匹配，因此，要达到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必须构建多层次、多侧面的多元化教学方法，并主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编撰供教师使用的教学策略与方案。同时，应多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教学方法，将其与高师音乐理论教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教学法。 结语 人类社会愈来愈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任何民族国家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去谈发展都难以面向未来。中国高师音乐教育也首先需要考虑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势态背景，考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中国高师音乐教育的影响。作为高师音乐教育重要环节的音乐理论课程亦要顺应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教学内容的交叉与融合、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的深入探索，提高高师音乐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阶段特征

与实践相伴而行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同实践发展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的面貌特征。

第一阶段质疑与争议阶段(1979年―1985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虽然大陆的流行音乐还处于萌芽阶段,但音乐评论界却开始积极介入,他们以《人民音乐》、《音乐研究》、《北京音乐报》(1989年改为《音乐周报》)、《黄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等音乐核心期刊、报纸为平台,就当时音乐文化界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其间争议的焦点有:

1.对新时期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展开探讨

这个时代多数人对“流行音乐”过敏,甚至“谈流色变”,人们宁可用国际上已有的称谓“通俗音乐”来替代“流行音乐”的叫法,以便回避与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时代曲”及当时潜入大陆的所谓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产生连带关系或联想作用。这恰恰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流行音乐”概念性的争议。

当时有大量的文章对流行音乐、通俗音乐、轻音乐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对流行音乐概念的清晰度,将左右到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更进一步影响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实践和整个社会风尚。

文章普遍认为“流行音乐”是一种消极、庸俗的音乐,“是三十年代的靡靡之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是音乐生活的一种污染,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爱国主义思想及社会风尚背道而驰。”但宋扬的《群众歌曲?流行歌曲?》一文则认为流行歌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看成群众歌曲,时乐髟凇段叶酝ㄋ赘枨的理解》中也认为通俗歌曲是人民大众音乐生活的主体,它的社会价值关键在于它的质量而不在于它的称谓。

这些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以严谨的治学作风对几个概念内涵进行疏理,并就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渊源、性质内涵、艺术特征、社会影响等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期引导人们对流行音乐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一些观点难免武断和偏激,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新生社会音乐现象认识的局限性。

2.对流行音乐作品和表演实践问题的争议

首先,是对港台流行音乐的争议,并聚焦于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尤其是一些30年代旧上海流行的“时代曲”――《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夜上海》等作品,当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1981年以《北京晚报》、《北京音乐周报》为平台对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展开了一番争论。周荫昌撰写的《因人立废,不可复次――从〈何日君再来〉谈起》一文引发了丛木、梁茂春、犁力等人的积极回应,畅言他们对《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优劣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是对大陆抒情歌曲创作实践的探讨。改革开放后近十年,大陆“抒情歌曲”的创作如火如荼,1986年,文化部、广电部主持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这一活动,不仅对抒情歌曲的创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而且也是这一音乐文化景观的生动记录。理论界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先驱――抒情歌曲做出了相应的反映,1986年至1987年发表于《北京音乐周报》上的众多文章纷纷就这些具有通俗化倾向的抒情歌曲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音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再次,是对大陆初露端倪的流行歌曲的评议。具有探索意味的大陆早期流行歌曲――《幸福不是毛毛雨》、《军港之夜》,它们的艺术形象、艺术格调、音调及演奏风格、歌词的立意等问题也成为音乐评论的热门议题。

最后,是对表演实践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李谷一、朱逢博、程琳和谢莉斯等人的演唱风格以及演唱歌曲的争论上。

1979年底,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的探戈舞曲节奏及演唱者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引发了从专业音乐工作者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争议大波。以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为代表的系列文章,普遍认为“这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在风格上的低级模仿”;然而《动人的佳作》、《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亲切感人的抒情歌曲》则道出了欣赏这种唱法,并认为它是一种创新的呼声。之后,歌唱家朱逢博、谢莉斯及刚刚崭露头角的小歌星程琳都因“演唱风格”成为音乐评论界关注的人物。

这些音乐评论各抒己见,褒贬不一,既反映出人们对大陆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高、尖、硬、响”的演唱风格向港台流行歌曲“轻、柔、低、绵”唱风的转变而持有的开明观点,也反映了部分不适应这种变迁而持有的相对保守思想。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中国流行音乐的实践在模仿式的探索中萌芽成长,理论批评则在质疑与争议中初步成型。以音乐专业人士为主展开的质疑与争议此起彼伏,打压与扶持各不相让。从表面上看,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大都仿佛在就事论事,广泛地探讨通俗音乐、流行音乐、轻音乐等概念内涵,争论关于表演风格、演唱风格、歌曲创作风格等实践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探讨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流行音乐这种新兴的音乐艺术的本质性以及它是否应该在中国大陆存在、扎根、发展,它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触及到音乐界一个思想是否解放的根本性问题。这些争议从现在来看有失偏颇,有些言论甚至危言耸听,让人觉得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命运的不可预测,但恰恰也是这些评论,这些激扬的文字,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使当时还处于蹒跚前行的流行音乐扩大了其影响力,无形中为流行音乐的发展铺陈着道路,推动了流行歌曲这一新生事物在大陆的前行。

第二阶段认可与探究阶段(1986年―1996年)

1986年至1990年,诸多核心音乐期刊上依然陆续刊登有关流行音乐概念辨析,批判与思考性的文章。说明在这个破冰前行的情势下,流行音乐要得到社会认可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以新的方式不断地警示着人们对流行音乐性质进行再思考。但是有些态势却令人欣慰:

1.流行音乐研讨会对理论的推动

这个时期,文化部门开始更加重视流行音乐这一新兴音乐文化现象。1986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大大小小的流行音乐研讨会不下几十个,随后这种研讨会依然陆续地举办。①

1988年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最具深远意义。会议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通俗音乐创作、表演、评论方面的专家,而且牵动了各地文化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的神经。“关于它(流行音乐)存在的合理性、产生的必然性,已经不再是这次会议关注和争论的中心,会议自始至终围绕通俗音乐的现状和它面临的使命这个主题展开了理论研究。”②除此之外,还探讨古今中外通俗音乐的历史源流,介绍和分析国外流行音乐的理论,讨论通俗音乐的名称、它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和商品属性等问题,并对通俗音乐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理论批评从第一阶段――民间自发性的探讨,上升到了有组织的集思广益的研讨阶段,它们广泛地探讨流行音乐过去的成败得失,流行音乐面临的局势,并提出建议,为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流行歌坛现象跟踪

首当其冲的歌坛现象是“西北风”的兴起。1986年由《信天游》唱响的“西北风”歌曲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并且由此乘兴而掀起的“东北风”、“东南风”真可谓风卷东西南北方。“西北风”歌曲的异军突起引起了音乐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发表于《音乐天地》1988年8期的几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比如杨瑞庆的《面对西北风歌潮的思考》,孙焕英的《西北风――中国通俗歌曲的回归》以及彭根发的《有感于“黄土地旋律”的拱起》,对“西北风”歌曲兴盛的文化根源、社会心理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对其艺术特征也做了一定的分析,论证了“西北风”歌曲兴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随后是摇滚乐。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在音乐批评理论界同样一石激起千层浪。金兆钧的《崔健与中国摇滚乐》一文,剖析了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地位及价值,是正面评价崔健摇滚乐的佐证。随后近十年,中国新兴摇滚乐的发展状况及前景,摇滚乐的沉浮起落及其社会文化动因都不同程度受到理论批评的关注。韩钟恩的《当代知识分子与摇滚乐及其文化转型》代表了理论界从另一层面对摇滚乐的研究。

再次是“新民谣”、“校园民谣”。秦杰的《民谣与民歌》与金兆钧的《民谣运动,请刹车慢行》这两篇文章对1994年兴盛的“新民谣”以及后来被冠以“纯真年代游吟诗”美誉的“校园民谣”做了真实的报道与评论。

3.流行音乐的创作技术理论、演唱理论,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角度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创作技术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掌握音乐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个时期理论界在流行歌曲的和声、曲式、旋律形态、民族风格等问题的分析上较早迈出了尝试的步伐③。

从1986年第二届青歌赛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以后,通俗唱法的理论研究不再停留在评价与责难上,而是更加切入实际地探讨方法。陆续发表于《人民音乐》、《黄钟》、《中国音乐》等核心期刊上的文章④为后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音乐史学的研究梳理了我国近代史上流行音乐的几次潮头,清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渊源。曾遂今、金兆钧、杨晓鲁等人在流行音乐社会价值论、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而《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修海林)与《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金兆钧)都让人看到了从美学角度切入流行音乐研究的星星之火。

这个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纷繁复杂、歌坛潮起潮落,恰似一个经历着光荣与梦想的时代。理论界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对流行音乐认可的前提下,展开了一系列的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可喜的是,这些研究已经逐步摆脱就事论事的层面,并从表层逐步深入到里层,从现象到形态技术理论、从演唱方法拓展到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其特点可以概括成跟踪与探究、认可与引导、推动与拓展的理论研究态势。

第三阶段深化与超越阶段(1997年迄今)

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称为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是因为从音乐史学、实践技术理论、普及欣赏、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具备体系特征的流行音乐专题研究开始浮出水面。

1.史料研究拓展了时空隧道。代表性的专著或编著有《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纪事》,它集中展示了1986―1996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状况和音乐批评与研讨的热点。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是第一部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作为整体来论述的专著;此外付林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李皖的《倾听就是歌唱》、于今的《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飓风》、李皖的《李皖的耳朵――触摸流行音乐的隐秘脉络》几部专著都具有史料和评论相结合的性质特征。

2.实践技术理论走向专业而系统。例如,翟继峰、张桐柱合著的《通俗歌曲理论与运用》对当代流行歌曲作曲法、演唱法、配器法也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付林的《流行歌曲写作新概念》则更为集中地研究流行歌曲音乐部分的创作理论。《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和声学》(任达敏著)部分内容涉及到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和声分析。

《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学阐释》(马树春著)和《当代流行歌曲修辞学研究》(王彬著)这两部专著分别从文学与修辞学角度对当代流行歌词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付林、王雪宁著)则更多地传授创作流行歌词的理论方法。

《通俗歌曲演唱技巧》(李艳梅主编)、《流行歌曲演唱新概念》(付林著)等著作对流行歌曲演唱进行了专题研究。

3.流行音乐欣赏与普及性手册遍地开花。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主编的《流行音乐手册》;陈国权的《请跟我来――通俗音乐欣赏》;郭静舒的《中外通俗歌曲欣赏》著述把古今中外的流行音乐揽括在研究中,是很好的普及性欣赏丛书。

4.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亦不容忽视。王思琦的博士论文《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开拓了从文化学角度对流行音乐进行专题研究的领域。雷美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审美品评》,在音乐美学领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肖鹰的《〈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李传华的《通俗音乐美学探析――兼谈通俗音乐发展趋势》,赵勇的《从精神涣散到听觉退化――试析阿多诺的流行音乐接受理论》,周海宏的《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等文章立足于美学的角度,分别对新时期流行音乐进行审美探讨,对发展进程进行鸟瞰,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阐释,均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

当流行音乐实践已进入被誉为“怀旧与回顾”的季节时,音乐批评理论研究也开始沉淀,进入反思、归纳、深化的阶段。这个时期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是回应,而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理性,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开始出现能自成体系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题研究。研究队伍在不断充实,有不少学院派人士的参与。特别是研究者们对“如何进行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如何借鉴国外流行音乐研究前沿的方法论,目前国内流行音乐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流行音乐研究方法的反思给后来

者带来极大的启示。

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焦点及方法论探讨

1.流行音乐的定义

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是研究者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民众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产生过较多偏颇的理解,诸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的音乐”、“流行音乐就是黄色歌曲”等,更因为概念内涵的定位直接影响到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及时间历史范畴,从而关系到研究语境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当代研究者大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pop)加以解释,并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认为当代流行音乐是具有城市性(包含商品性、时尚性、娱乐性)、非主流意识(亚文化特征)、科技性等丰富文化内涵的多细胞体,力求澄清社会上

对流行音乐概念混淆、误解的现象。

2.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社会学问题

研究流行歌曲的社会学问题主要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产生、发展、流变的社会动因,流行音乐的社会价值,流行音乐的传播理论,流行音乐的商业性,青少年追星现象的心理探究,卡拉OK、排行榜、MTV效应等方面入手。但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宏观地把握有关流行音乐的本质属性、流行音乐的内在矛盾冲突、流行音乐

发展变迁的社会心理则有待于深入系统的探讨。

3.流行音乐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流行歌曲能不能进大、中、小学课堂是争论已久的话题。从一开始的明令禁止,到后来的默许,再到善意的引导,这是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如今流行歌曲能不能进课堂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一拥有大量听众的音乐资源,为学生树立理性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同时开发合理适用的配套教材,建立系统、完善的教学体系,寻求个性化的教学方法,逐步将流行音乐从民间的,大众化的层面提升到专业

教育的水平,还是摆在流行音乐理论界和教育界面前

的艰巨任务,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4.流行歌曲的词、曲、唱

歌词的研究大都从传统的文化学、修辞学以及流行歌词的创作特点及方法等角度涉猎⑤,它的音韵学研究理论还鲜为人触。旋律形态学的研究也有待于系统

深入化。

“通俗唱法”与“流行音乐”是当代音乐生活的中一对孪生议题,就“三分法”(即美声、民族、通俗)的合理性多数人持有“‘三种唱法’的藩篱是可以打破的,它们存在互相交融的发展趋势”的观点,并脚踏实地地探索“通俗唱法”的发声方法特点以及它存在的弊端和改进的措施。但对流行歌手们各自的音质、个性与特色、“唱”及“演”的技法、风格等方面的审美研

究却较少涉足。

5.流行歌曲的民族化问题

流行歌曲从传统的民族音乐中汲取营养成分,给流行乐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大陆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从80年代的“西北风”到90年代的“新民谣运动”,都反映了流行歌曲从民族音乐中寻求发展的趋势。流行歌曲融合民族音乐元素,浸染民族气质,创作出大气的、原创性的作品是理论研究要探寻的方向。此外,“翻唱民歌”是将民歌流行化,但怎样的“翻唱”才是成功的演绎,给人带来美感、重新体现民

歌在新时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6.流行歌曲的雅俗问题

对于流行歌曲的雅俗定位及雅俗品评,人们或就“通俗本质”而谈,或持“大俗必大雅”的观点,或认为当代的流行歌曲就是过去的民歌,不妨称之为“新民歌”,争议虽然沸沸扬扬,然大都浅尝辄止,针对具体

作品的雅俗的层次、品味、格调以及它的形态表现的研究均缺乏力度。

三、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1.理论研究队伍问题

当21世纪来临,给流行音乐发展研究带来了新的前景,有些专业学院开设了流行音乐课程,不少流行歌曲被选编进了基础教育中小学的教材里面,社会各界对流行音乐的重视为流行音乐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信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专业人士在不断介入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领域,许多音乐院校的硕士、博士生也都将流行音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是特别值得欣慰的新动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不足,比如,目前理论研究队伍与实践者缺少沟通,形成理论与实践各行其道的局面;乐评人与专业人士各自为阵,没有联手意识;大陆与港台研究缺少互动交流,没有形成强强联手的系统研究氛围,这些因素都将制约理论

研究的发展步伐。

2.理论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哲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目前,从哲学美学角度切入的真正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还是很单薄。如何合理地借鉴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如何在哲学美学领域寻找支撑流行音乐研究的理论基石;流行音乐的哪些方面亟待纳入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以至于在实践中已经和“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成鼎足之势的流行音乐

不要徘徊在哲学美学视野之外而被理论研究边缘化,是研究者应该思索的问题。

其次是风格研究及微观研究。国外的流行音乐早已有成熟的风格归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却避而不谈风格,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流行歌曲作品的形态分析、歌手演唱的个案研究等微观研究也相当薄弱,这些

都是理论应当加强关照的方面。

3.学科建设问题

目前的史料过多汇编的痕迹,或带有个人写作的感彩,跨越的年代不够。教材的编写、音乐作品的资料库这类系统化的史料建设还相当零乱。将流行音

乐作为专业来开课的音乐院校也是凤毛麟角,学科建设的问题极其艰巨。

总之,我们期待一个理性而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呼唤崭新的研究方法,并建立健全合理的与实践配套

的理论研究体系呈现于世人面前。

①1986年第三届“国际通俗音乐研究大会”和首届“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通俗音乐理论讨论会”;1988年1月《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座谈会;1988年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1993年3月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平台围绕流行音乐话题展开的讨

论以及1994年7月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等等。

②《突破与超越:通俗音乐面临的紧迫课题――“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述评》,《中国音乐学》,白帆,1988年2期。

③代表文章有《谈通俗音乐的和声运用》(孙川)和《浅析通俗歌曲的曲式特点》(刘馨声,《人民音乐》)《通俗歌曲及其传播的民间音乐本质》(伍国栋);《通俗歌曲的民族性》(宋

扬)等。

④《通俗歌曲中的喊唱》(田丁,《人民音乐》,1988.3);《通俗歌曲唱法初探》(姚峰,《黄钟》,1989.2);《关于通俗唱法的音色》(郑向群,《黄钟》,1989.3);《谈通俗歌曲的演唱》(陈婷,

《中国音乐》,1992.3)。

⑤《关于流行歌曲的“文学之美”》(李新潮、李大新);《流行歌词的语言陌生化》(徐凯、叶娇);《流行歌词辞格的含蓄美及其文化解析》;《略论流行歌曲的文学之美》(马树春);付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针对面向基础教育改革的高师音乐理论课教学，从当前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解析，阐述了音乐理论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提出了音乐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系列方法，对音乐理论课程的改革提出了探索性的意见。

    一、当前高校音乐理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传统音乐文化主体意识的失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港台及西方商业性、娱乐性低俗流行音乐占据我国社会音乐生活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民族化的主旋律几乎被淹没。音乐教师难以驾驭音乐课堂教学，全国统编音乐教材实施阻力较大，高校不少学生对流行歌曲、摇滚乐十分迷恋，对严肃高雅音乐(包括民族音乐)缺乏认同。在高校里，我们相当一部分专业音乐教师用西方音乐理论和评价标准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本民族的音乐价值缺乏正确的估价，对中国文化缺乏应有的尊重，造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体意识的失落。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渗透在思想、文化、艺术、道德各方面的生活中，通过积累、沉淀、世代相传，形成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精神。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有娱乐功能，更有其教育、认识和审美功能。

    2.音乐理论课与实践的结合问题。音乐是一种听觉的艺术，学习任何音乐理论，都不能离开音乐的实际音响，都应与音乐的感性体验相联系，在感受音乐实际音响的过程中加深对音乐理论诸问题的认识。而目前高校的音乐理论课教学中，理论与实际音乐音响缺少必要的结合与联系，枯燥单调的“纯”理论课失去了音乐鲜活的感性特征，因此，学生们对音乐理论课的学习缺乏兴趣，出现了“重技轻理”的现象。

    3.音乐理论课教学的广度与深度的问题。目前高校音乐理论课的教学是短视的并带有功利性色彩，教学中不注重知识的广度与理论深度，这在教学双方都有所表现。教师沿用多年的老教材照本宣科，不能把音乐理论诸多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教材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进行讲授，使授课没有新鲜感;学生对音乐理论课的学习也不求甚解，平时不努力，考试临时抱佛脚，只要成绩及格就行，更谈不上针对某一音乐理论问题自觉地查阅相关的图书资料，以求甚解，课堂内外不能形成较浓厚的学术氛围。

    4.教学手段和设施设备落后陈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进现代化教学手段高校音乐理论课教学势在必行。目前多数院校的音乐理论课教学仍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上没有变化，多年一贯制。

二、高校音乐理论教学的探索性意见

（一)在教学指导思想上

1.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主要在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师范音乐教育体系势在必行，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礼乐之邦。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在世界上也是唯一的从远古不间断传承下来的音乐文化，我们应当珍惜、发扬光大。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0年元月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中指出“在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兴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兴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国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弘扬民族文化又是沟通海峡两岸的桥梁，是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了解，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2.加强音乐理论教学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两个方面来探索。音乐理论课的教学通过这种与其它音乐专业课的横向联系，能够把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全面促进与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文化素养。其次，要加强音乐理论课教学与哲学、史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横向联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方法论去研究音乐理论及一切音乐现象，才能把握客观音乐现象的真正脉搏。要正确认识音乐理论问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非常必要的。史学是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前提是实事求是精神，即以史料为客观依据，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音乐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音乐理论课教学中涉及到的一切音乐现象，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精神产物，音乐也有着社会性与历史性特征。在音乐理论课的教学中，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音乐发展史上的诸多理论问题，对音乐家及其音乐作品的评价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一点在音乐史论课的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学是探讨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音乐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作品的产生、传播到被社会所接受的过程，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音乐现象都是社会历史现象，因此，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对待和研究音乐理论诸问题，这也是搞好音乐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方法之一。

    (二)在教学方法上

    1.提高音乐理论基础课的文化品位。纯音乐理论对于音乐基础较差(不识五线谱，甚至也不识简谱)的学生来说，很难产生学习的兴趣，相反，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这就给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俗话说:“兴趣是比责任感更好的老师”。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变痛苦教学为愉快教学，我们在讲述枯燥无味的概念的同时，最好能加进一些中外音乐史中的趣味性故事;中西乐理的对比;舞蹈音乐的特征和实例等内容，以活跃课堂气氛，同时也提高了该课的文化品位和课程的含金量。

    2.简明扼要，深人浅出。在讲述每一个概念时，应尽可能的简明扼要，深人浅出，避免繁琐。比如学生演唱音不准，归根到底是音程的关系不对，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搞清有关音程的基本概念，能识别和构成各种音程及其转位，判断它们的协和程度。

    3.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音乐基础理论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理论的同时，大力加强视唱、练耳(听觉训练)、记谱等方面能力的训练。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音高和节奏的听辨能力、音乐的记忆能力、音乐的审美能力;积累和丰富音乐词汇。它对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4.选用合理的教材。选用合理的教材是在有限的课时内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

    建国初期，我国音乐院校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的教材。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对我国的音乐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教材选用的音乐都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音乐，不可能表达我国传统音乐的音感特征。学生在听觉上积累了大量的外国音乐语汇，而对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反而感到生疏，进而认为土气、低级，产生妄自菲薄的思想。为了弥补不足，我国从事视唱练耳教学的教师陆续编写了一些视唱教材，如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组编的《视唱教程》、《多声部视唱教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单声部视唱教程》(上、下)、(二声部视唱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许敬行、孙虹编著的(视唱练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这些教材并不完全排斥外国音乐，而是以中国民歌和中国乐曲为主，它们对培养学生熟悉本民族的音乐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为如何编写有中国特色的视唱练耳教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高师音乐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构想

    师范音乐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对充分认识音乐理论课在整个音乐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有重要意义，需要积极探索音乐理论课的教学规律，加强音乐理论教学与其它音乐专业课的联系，做到互相促进，全面提高，在教学中应加强音乐理论教学与哲学、史学与社会学的横向联系，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高师音乐理论课的教学，要进一步丰富音乐理论课的教学手段，不断增加教学设施设备的科技含量，及时改进音乐理论课的教学方法，让音乐理论课在整个音乐专业的教学中发挥更大作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呈三足鼎立之势，一是政治、外语、体育等公共课;二是教育理论课;三是专业技能及专业理论基础课。这种体系性的引人使中国专业音乐与师范音乐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培养了大批的各方面的音乐优秀人才，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平，促进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音乐创作、表演和教育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体系的全面引人，从客观上确立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地位，阻碍了中国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以下是笔者关于教学改革的构想:

    1.音乐教改应在思想、课程、内容、教法上突出师范性和民族性，尤其应以理论课程设置、教材教学内容民族化为突破口。四大件应着重讲授原则与方法，强调举一反三、融汇贯通，而不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来指导我们的创作师范生学习。四大件主要目的是为将来从教适应工作、自学提高、进一步深造、增强分析作品能力、接触认识中外经典作品并具备初步的编创能力，打好基础。换言之师范生学习四大件和其他音乐理论不是为了当作曲家，而是为了当好各级各类学校普通音乐教师和部分专业课分科教学的教师。

    2.音乐理论课教改应该精减科目、浓缩内容，扩大知识复盖面、减少重复，并要强调各课程间的渗透贯通，增加应用性内容与基础性训练，这是教改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课程内容的调整，首先应着手教材体系的民族化，以我为主，增强民族传统音乐主体意识，逐步过渡到建立独立的民族课程和教材体系:(1)和声学—教改的方向是删减内容、改革教法、中西并重、训练多样。(2)复调音乐—师范专科大多不开此课，本科在高年级以必修或选修的性质开设。(3)曲式与作品分析—从曲式人手对作品全面剖析，分析作品应成为本课的主体内容中西兼顾，不可偏颇，理论结合实际，并尽可能的做到乐谱、音响对照、视听同步、理性思索与感情体验合一，这应是本课的特色和教改出发点。这门课还应与音乐文献欣赏、音乐人文历史知识、和声风格分析渗透教学，不应只限于音乐材料组合发展、曲式框架的纯理性分析。

    3.师资队伍与其他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要落实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上。在技能课如声乐、钢琴、中外乐器选修、视唱练耳等教学中实行分级达标管理方案，参考中国音协器乐考级办法，定出各技能课各期各级达标练习曲、乐曲、歌曲曲目的选择也要充分考虑民族性特点。

    4.就弘扬民族优秀音乐而言，从一所院校来看，要注意整体布局形成良好的外部坏境并建立有效机制，以保证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传播、学习和继承。如为了促进文理结合、理工浸透、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应开好非音乐专业的大学音乐欣赏课公共选修课，开设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史课。搞好音乐课外活动，用中国民歌演唱、民族器乐独奏合奏比赛代替大学校园还在升温的通俗歌曲卡拉大赛和现代舞大赛。开设中国民族音乐系列讲座课。总之，师范音乐教育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来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主体意识，并不断造就出对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播有责任心使命感、又有一定民族音乐理论、技巧和良好的民族音乐审美习惯和趣味的新一代音乐师资。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3篇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理论教育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论文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理论教育来自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理论教育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4篇

一、音乐教育哲学的转向

“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它的萌芽形成已久。综观人类思想史和教育实践，任何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研究，总是要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音乐、美术等对人的价值，涉及美育的哲学基础。回首美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最先确立美育独立地位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早在1793―1794年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中，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就基于自律论的美育观和方法论，充分肯定了音乐、美术等审美活动对人的价值前提，即艺术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对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的这种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审美教育的必需承诺的价值取向和从人生价值入手建架审美理论体系的构想，不仅使他成为以审美为目标的艺术教育称谓之祖，也是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一）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转向

50年代末两本具有划时代意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出现。一本是1958年由纳尔逊•亨利（Nelson Henry）主编的《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The Basic Concepts of Music Education） 。在本书中，亨利批判了强调音乐附属价值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明确提出要发展一种注重音乐内在价值的音乐教育哲学。另一本是由莱昂哈德（Leonhard）和豪斯（House）于1959年出版的大学教材《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usic Education and Basic Principles），明确主张鼓励发展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1970年贝内特•雷默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入辉煌时期。雷默认为，审美教育是发展对事物审美质量敏感性的教育。音乐是人类情感形式的符号表现，因此音乐教育主要价值在于对学生情感的影响。雷默在此基础上提出，音乐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情感的教育就是审美教育，换言之，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它的最高价值与审美教育的最高价值一致，即“通过提高人们对情感本质的洞察来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②

（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转向

1995年，大卫•艾利奥特（David Elliott）的《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一书出版，标志着美国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由原来官方审美哲学“一元独尊”变为审美哲学与实践哲学“二元对峙”的局面，开始了音乐教育的实践转向。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音乐教育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

艾利奥特的音乐实践教育哲学是在批判审美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审美教育哲学是建立在对审美概念的假设之上，它忽略了音乐创作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把音乐作品从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中抽离开来，音乐成了纯粹的客体。艾里奥特认为，只有实践才是音乐教育的本质，音乐在实践中存在，参与到音乐教育中的人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存在。听赏只是音乐实践的一小部分，因此，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艾里奥特强调，审美音乐教育过于关注于音乐作品本身，只关注音乐的内部结构，如和声、节奏、织体等音乐元素，这就必然得出西方古典音乐是最优秀的音乐的有失公允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了音乐的实践语境问题，他认为任何音乐都不可能在本质上比其他音乐更优秀，它们在自己的语境中都同等有效。

（三）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转向

根据艾利奥特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观点，“作为文化的音乐”（music as a culture）教学长期以来为实践哲学所提倡。在此基础上，学会尊重别人与其他文化，作为动态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不断促进学生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作为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被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普遍公认。将这一理念引入音乐教育，无疑会产生对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

文化是人在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中的重要思想行为方式，音乐教育的目标如果不能对文化和人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那么，该学科地位就会下降甚至被边缘化。通过这样一种观念，强调音乐教育对文化和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音乐表现人性真善美，是人类生活与精神（生存意义）的根基，也是人文性最深刻的表现。如果单纯将音乐作为审美或实践，放弃了作为人类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音乐必然“大材小用”。

基于这样的观点为音乐教育哲学建构带来两点启示：1．原有的单一的、与文化分离的音乐教育哲学已渐行渐远；我们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2．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严重挑战。人类未来必然以多元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现实基础。音乐教育不可能回避生活世界以及全球文化视野的考虑。其用某一种音乐来代表音乐教育并作为人类音乐的概念，已经成为历史。

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建构将考虑三个方面的建构：1．音乐文化身份确认与音乐文化传承；2．音乐文化理解与视界融合；3．音乐文化重组与概念重建。

虽然音乐教育哲学的文化转向尚没有取得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必然对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内已有学者充分肯定了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思想，提出要构建“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③因此，音乐教育哲学的转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反思

（一）音乐教育哲学的实践反思

哲学虽然是人对世界的态度、对价值观的讨论，并以抽象的逻辑推导为主要形式，基本不涉及实践层面。但是，哲学的价值并不是只停留在世界观层面，它需要指导实践，也需要实践对哲学的丰富。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如果音乐教育哲学不能够对实践层面，即音乐课程与教学，产生具体的影响，那么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我国，由于翻译、解读和传统观念的诸多原因，音乐教育哲学尚未给广大的音乐教师提供音乐课程价值的参照和教学实施过程上的指导。很多有价值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被束之高阁，造成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与音乐教育实践脱节的现象。很多教师认为，音乐教育哲学晦涩难懂、毫无价值，而且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者多为学者或高校教师，是这一群体的专利。音乐教育哲学只进行理论阐述不能够提供实践指导。

实践是把主、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也是主观与客观的“交叉点”，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音乐教学实践是构建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途径，也可以将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发展与音乐教学实践的开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艾利奥特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者，应更多地采用行动研究、实验研究的教育研究方法，以证实并丰富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作为音乐教师也应开阔视野，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获得审视音乐教育的新视野，掌握从音乐教育全局、整体上思考问题的方法，为自身教学实践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纵观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音乐教学思想，如：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都是充分经过实践，再加以整理后返回音乐教学实践进行指导，达到了其教学效果，并在全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本土化反思

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主性的策略。音乐教育哲学本土化反思必然涉及外国理论、本国传统和当代实践三个基本要素。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属于起步阶段，基本还停留在国外某种理论介绍的层面。如果问音乐教师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基础是什么？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指导性文件《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不仅很少人能够很快回答出来，甚至答案或方向都会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建设方面的薄弱环节。对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基本问题没有统一思想，甚至阻碍到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发展，对我们来说音乐教育哲学本土化问题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刘家访在其研究工作报告《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研究》中就提出：“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的实践，否则，它的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国的课程理论建设应符合我国教学的实际情况，从课程基本原理、话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者立场应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④

上文中所述音乐教育哲学的主要思想，产生于现代化高度发达，并进行后现代反思的音乐教育背景中，与我国的音乐教育的环境不尽相同。所以在对我国音乐教育哲学阐述和批判前应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一个了解。音乐教育理论需要有自我超越的精神，但更需要以了解自身情况作为基础。

作为三种当代且处于开放状态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相似甚至重合的地方，对我国的音乐课程理论建设来说，研究这些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本身不是为了加入某个理论阵营，争个高下。

正是缺乏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了解，才出现了一些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误读，且体现在了音乐教育实践领域。究其原因还是教条地执行其中某些思想，生搬硬套其教学内容和方法，没有考虑到我国音乐教育的当代实践，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音乐教育仍然停留在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阶段，审美教育哲学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严格按照音乐教育哲学转向的顺序依次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而应该在多种教育哲学的批判和融合下，寻求置身于自身文化中的音乐教育的出路。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是为了借鉴其经验、吸收其合理因素，理清音乐课程价值、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实现某种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论。

（三）音乐教育哲学的创新反思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是认识及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发展，是对同质认识和劳动的超越”⑤。毫无疑问，音乐教育哲学是时展的产物，更是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的新发展在音乐教育理论中的反映。例如，审美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雷默主要采用了迈尔的“绝对表现主义”的音乐哲学立场，还综合了朗格的“艺术情感符号”论、古德曼的“艺术认知”论、布鲁纳的“概念学习”等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审美哲学体系。实践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艾利奥特则从胡塞尔“回归生活的世界”及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发，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音乐教育的实践框架之中。文化教育哲学则是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在音乐教育中的诉求。每一次转向都是对前人的超越，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现有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应跳出现有的思维不断地吸收一些先进思想，在更为宽广的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以及自身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不断思考与完善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建设。

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大多停留在现有理论成果的肯定或批判，尚未跳出以上三个理论，发现新问题、产生新观点。音乐教育哲学创新的基础并非是臆想，而是应深入研读现有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求同与求异的思维，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语）。而寻找巨人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借鉴前人理论与思维成果的过程。创新不是翻译或换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将前人的成果为我所用，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音乐教育哲学的创新反思应放入我国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背景中，放入我国音乐教育实践的语境中，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甚至会充满自我否定的，但这样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管建华《21世纪主潮――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冯增俊《教育人类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①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Bennett Reimer．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70，p 39．

③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

④刘家访《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报告， 2006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页。

音乐与人生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新疆高校音乐专业 维吾尔族学生 音乐分析 理论体系

新疆高校音乐专业的维吾尔族学生是一个特殊的音乐实践群体。作为维吾尔族人，传承、发扬母语音乐文化是一种最自然和本能的诉求；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学习、了解祖国文化是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欧洲音乐是现行教学模式下必须学习的内容。王光祈曾把世界音乐分为中国乐系、希腊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三大体系。新疆高校音乐专业的维吾尔族学生集三大乐系于一身，成为“多元一体”的文化承载者。不同体系产生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审美差异势必导致接受的障碍，从纵向单一的母语体系到横向并存的三种体系，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赵塔里木教授曾谈道：“维吾尔族同学在入学考试时，由于音乐母语是四度相生律的音高体系，听十二音律的欧洲音乐体系有很大的难度；入学后，十二平均律的音高的视唱练耳水平发展得仍不是很好，到快毕业时，原来自己母语的音高体系也听不准了。”此外，音乐实践、音乐逻辑、音乐表达等方面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不同的音乐文化由不同的符号系统所承载，对其认识越多，了解越深入，文化成见、隔膜和误读就越少，就越能接近文化的共同本质，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理论是解密具体音乐的钥匙，然而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欧洲理论只能解读欧洲作品，汉族理论只能分析汉族作品，用这两把钥匙来解密新疆维吾尔族音乐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同体系下的音乐作品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认知系统来进行分析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解读。因此，维吾尔族学生在东西结合的二元理论体系之外，还要有另外一把“解密”自己的钥匙――维吾尔族音乐的理论。

一、能提高学生解读母语音乐的能力

对于一个人来说，了解自己永远都是首要的，在认知母语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因而，在现行的理论体系下适当引入阿拉伯音乐理论，综合运用此三种理论来分析解读维吾尔族音乐是可行的，培养学生解读母语音乐的思维和技巧，在拥有“解密自己”的能力的前提下，同时学习汉族音乐理论和欧洲音乐理论。以自己的母语音乐文化为阵地，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横向扩散的模式不仅能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实用性，也能更好地理解、沟通与融合三种不同体系的音乐文化。

二、能促进维吾尔族音乐理论体系的构建

新疆是中国音乐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眼下许多优秀的民族音乐正在消失，对这些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传承发展显得尤为迫切。维吾尔族音乐历来重实践而轻理论。迄今为止，没有记录维语歌词的符号系统，没有分析解构维吾尔族传统音乐的理论体系，基本是按照欧洲符号体系和汉族音乐思维来进行记录和研究的。管建华教授在为《维吾尔传统音乐文化》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新疆民族音乐属于阿拉伯音律体系，于日前盛行的西方十二平均律体系有很大不同，与汉族的十二不平均律和五度相生律也不相同。”如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中因“四分中立音”而产生的中三度、中六度和欧洲的大、小三六度是不同的；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中的多结音、一级多音、活音和欧洲大小调体系下固定的功能音级关系也不相同；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中复杂的变换节拍、混合牌子、增盈节拍和欧洲规范化的节拍体系也无法比较。因而维吾尔族音乐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思路。综合运用阿拉伯音乐体系、汉族五声体系、西方理论体系来分析维吾尔族音乐文化，逐渐形成有别于欧洲体系和汉族体系的第三种分析体系。这套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传播，使分析、研究、发展新疆民族民间音乐有了更强的理论支撑，能更好地促进本地、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能增强学生传承民族音乐的意识和能力

维吾尔族学生天生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使他们能便捷地深入到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之中感受语言所带来的音乐美感；能够深刻理解唱词的情感意境而产生共鸣；能够深入地和民间艺人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和交流；能够读懂各种维文的书籍资料，听懂音响、看懂视频，所以，他们是研究维吾尔族音乐文化的最佳人选，他们对传承维吾尔族音乐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相反会有一些学生追求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地位较高的民族的价值体系而看轻自己民族的文化体系。再者，即使有认同感和使命感的学生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进行传承与研究。培养他们分析解读母语音乐的能力，即是给予他们传承与发展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能力，在获得能力的过程中也能从心理上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承载起传承发展维吾尔族音乐文化的重任。

四、能促进多样文化的和谐共处与交流融合

审美的差异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却不利于多样性文化的和谐相处与交流融合。突破二元格局，构建合理有序的三元理论体系，使三种体系在维吾尔族学生身上共生共存、交融互补，既能体现文化价值的平等，又能促进多样文化的和谐相处与交流融合。当然，三种体系的深度认知与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在“弄懂自己”的前提下去“了解别人”，以平等的文化姿态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三种体系的有序发展，不仅能够提升维吾尔族学生的整体音乐素养，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认知把不同乐系的音乐风格进行融合与叠加，从而创造出更为多样化的音乐作品，为世界音乐的多样性做出贡献，同时也把优秀的维吾尔族音乐带入世界更大、更广阔的舞台。

樊祖荫在“第三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在音乐艺术院校中实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也应该与各民族音乐实际相结合，并以培养各民族所需之音乐人为主要目标。”突破二元格局，构建合理有序的、适用于维吾尔族学生的三元理论体系正是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基金项目：喀什师范学院教研教改重点项目：新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学专业民语言班级曲式与作品分析中的应用研究（KJDZ1203）】

参考文献：

[1]周吉.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