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化论文范文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物态文化

所谓物态文化就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为保障司法行政日常工作与活动而必须具备的建筑场所、活动设施、服饰装备等具体的物化形态。物态文化通过物化的方式来表达司法行政理念和司法行政精神。

2．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指司法行政系统为了使司法行政工作正常进行而制定的具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各种组织调节形式的制度体系。其具有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等特点。

3．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指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形成的活动方式，它体现着司法行政机关的精神面貌、思想理念、工作活力和价值情操。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他们的行为反映出该机关总体的价值选择和精神趋向。

4．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能够深入司法行政文化的内核，体现出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的精神信仰和理想追求。在长期的司法行政实践过程中，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形成共同的思想形态、意志态度和精神状况。精神文化渗透于司法行政工作的各个方面，直接推动着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二、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目标与原则

1．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目标

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应以“十”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思想上高瞻远瞩，行动上扎实有效，结合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吸收地方文化精髓，突出司法行政工作特点，认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融合起来，并渗透其中，进一步弘扬司法行政文化风貌和道德风尚。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质，逐步培养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文化素质精，“德才兼备”的司法行政人才，努力构建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和激励型的司法行政文化。

2．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立足司法行政特色。立足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善于从司法行政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求工作思路。根据司法行政工作的特点去设计目标和制定措施，努力把司法行政文化渗透于实践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

（2）要循序渐进。根据文化的特性与司法行政工作的实际需求，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应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分层次、分部门，低位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建设任务。

（3）坚持前瞻性与创新性原则。学习中西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其他丰富多彩又充满活力的行业文化经验，吸取法治文化的精髓，认真研究司法行政文化创新理论，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建设一种顺应司法行政发展要求，体现时代精神文化，具有前瞻性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先进文化形态。

（4）秉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司法行政文化要求把服务司法行政工作作为基本的目标，把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作为承担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挖掘他们的文化创新和建设的潜在能量，赋予司法行政文化以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三、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对司法行政文化内涵缺乏深刻理解

目前，司法行政机关对文化的理解不够完整和全面，因此在具体的建设活动中就出现了很多偏差。首先，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事关整个司法行政机关，但活动只落实到了下设的宣传教育部门，其余部门并无协调和联系，更谈不上互赢共建，领导对此也漠不关心，司法行政文化建设成了一个职能部门的事情。其次，文化活动简单，内容单一：把文化建设省略为几次简单的文艺节目和几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文化阵地普遍存在规模小、影响力弱等问题，缺少叫得响，群众认知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文化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整合功能，建设效果可想而知。

2．司法行政队伍力量薄弱

在法制社会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行政机关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据调研得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司法行政机关队伍与过去相比较虽然有所增加，但明显跟不上目前形势和发展的需要，机关编制紧张、年龄老化、学历层次较低，文化知识亟待更新。因此可以说，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新的任务与挑战，工作效率不高、执行力不强，因循守旧多、创新思变少，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有待进一步转变和提升。在司法行政人才队伍中，缺乏精通文化和法治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作品创作质量不高，受群众欢迎的司法行政文化品牌匮乏，机关部门、领导群众广泛参与度也不够，使各类司法行政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力不够、渗透力不强，司法行政文化中独特的人文魅力，因受人才的制约而没有真正全面地呈现出来。

3．建设经费不足

受财政预算的制约，司法行政机关工作所面临的经费问题也比较突出。有些领导只重视外在的形象工程，对文化建设这样的软实力投入重视不够，这样，司法文化建设中的场所、软硬件、环境设施、服饰装备、文化活动等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者，经费的不足，也影响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由于很多原因，司法行政队伍的凝聚力不高、自觉性不够。在工作中凝心聚力干事业、团结拼搏创品牌的意识不强，讲大局讲奉献、全局一盘棋统筹开展工作的干劲和精神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和状况。

4．司法行政机关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有待提升

由于历史和体制设计的原因，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着地位不高、基础薄弱、影响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首先，从社会角度看，把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和其他相近的机关如公安机关相比较，我们就会显出明显的弱势，仅仅是工作性质的不同使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自我定位时过分地依赖社会公众意识的认知，从而表现出自卑和失落的心态，这种心理状况对工作积极性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其次，司法行政工作在社会上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其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不到真实的彰显。

5．司法行政文化发展缺少理论生存根基

成熟的理论体系能够坚定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等各个方面，为在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智力支持。目前，理论研究水平的低下、理论体系的阙如直接制约了司法行政文化工作的全面发展，由于理论生存根基的薄弱，司法行政文化在建设动力、创新制度、模式方法、未来走向等诸多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

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路径及措施

司法行政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应该长远规划，统筹兼顾，重在落实。要做好理论研究和实际调研，制订行之有效的方案目标，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以期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1．精心谋划，明确司法行政文化定位

为探索司法行政文化这一全新的课题，首先是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人员积极赴外和先进单位学习考察，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多层次的专题研讨活动，廓清司法行政文化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力求在学习中创新，在发展中超越。其次，上级主管部门要重视司法行政文化建设，指派专门分管领导，提供财政保障，出台专门的指导性文件来明确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具体规划，包括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建设路径与保障措施。

2．加强研究和创作，不断丰富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实践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关键还是要加强对法治文化的学术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注重在司法行政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司法行政文化理论。因此，要充分调动广大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创作积极性，多研究、多摸索、多创新，力争多出研究成果，指导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实践。要充分发挥各类专业文艺创作团体和专门人才创作司法行政文化作品的优势，鼓励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各类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参与文化作品的创作，努力实现形式多样的司法行政文化品牌的规模化，进一步增强司法行政文化宣传教育资源的丰富性和导向性。利用群众喜爱的各类艺术形式（比如故事、书画、戏曲、广告语等）传播司法行政文化。要加强司法行政文化成果的推广，通过召开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扩大其建设成效。对已有的司法行政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和文化作品，要进一步研究放大其功效。要坚持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与司法行政工作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推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中，不断巩固司法行政工作建设的成效，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3．加强基础设施及阵地建设，夯实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基础设施要注重品味和质量，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立足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做到司法行政标志统一、窗口人员工作着装统一、业务台账统一、工作流程规范统一、办公室环境统一、文化设施建设统一等几个标准的统一。统一的服饰、标志，彰显出司法行政工作的整齐划一的格调气质，对外便于识别和记忆，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对内能规范形象，增加工作人员的自豪感和职业认同感。印发统一的《业务台账规范要求》，包括人民调解、社会矫正、法律援助、法制宣传和帮扶安置等几个方面实现规范操作，业务台账格式统一、程序一致。办公环境和文化设施统一会给工作场所增添气氛。比如办公用品的配备和摆放，工作环境的美化、绿化、净化和亮化，不仅使办公室、会议室、活动室、图书馆、运动室和文化展览场所环境优美洁净，使人心情舒畅、激发工作积极性，也能营造出健康高雅的文化氛围，提升工作人员的文化品位。阵地建设是司法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必须持续抓好的实事工程。在一段时期内，须完成各级各类文化中心平台建设，如文化广场、电台、宣传栏、报纸、网站新媒体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几级司法行政文化阵地网络，市级文化阵地建设要由市、县司法局向乡镇街道司法所和村（社区）司法单位延伸，在辖区内形成一批传播司法行政文化的主阵地；中心分设司法行政文化外景展区和室内几大功能展区，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结合实物陈设、专题展板等方式，集中展示司法行政文化。要整合各类资源，借助社会的各种宣传媒介和力量，利用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市内交通等公益平台构建覆盖全市的司法行政文化服务体系。

4．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机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精神文化生活是是司法行政文化的核心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丰富的文化生活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弥补干群裂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集体自信心和凝聚力，更能够在充实精神世界、愉悦心灵、提高生活质量、和谐人际关系、赋予诗意化人生的美好体验等方面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根据当地特色和自身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体育活动，成立文学、书画、摄影、歌唱、戏剧等文艺俱乐部，定期开展演讲辩论、法律研讨、知识竞赛、文艺创作等各种沙龙活动。引导广大职工积极主动参与，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培养其业余爱好，为每一位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提供温馨愉悦、展示自我才艺和理想的平台，提升他们的文化艺术底蕴和健康的审美品质。设立读书日、文化艺术节，成立业余艺术团，定期组织大型文艺汇演、创作成果竞赛活动，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司法行政文化品牌。

5．加大创新力度，开拓传播渠道

为提高司法行政文化的社会效应和整体形象，在巩固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以新媒体为主渠道的多形式、多元化、广覆盖的司法行政文化传播体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闻报刊、网络平台等新媒体形式，结合微博向社会展示司法行政文化，宣传本系统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借助各类公共场所比如大型电子显示屏、地铁围挡、路牌灯箱公益法治广告；协调当地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发送法律公益类短信、彩信。各部门、各单位运用板报、挂图、横幅、灯箱等各类载体，在电视台举办“法制宣传”“释案说法”，在广播电台开通法制热线等。总之，为了提高司法行政系统的知名度、信誉度和美誉度，充分挖掘各种载体，构建司法行政文化传播体系。

6．强化社会化机制建设，努力形成合力共建局面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首先、重视程度不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各级政法机关领导阶层忽视或者至少没有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在众多人看来“廉政文化属于看不见的东西。”只顾业务工作的考察，忽视了业务工作开展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联系；二，广大政法干警没有廉政文化意识，忽视了廉政文化在政法工作开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激励机制不健全。在广大基层政法队伍中，衡量政法干警能力的因素往往取决于业务能力、工作数量和人员关系，从而忽视了干警素质的培养和检验，文化建设也就成为冷课题，这便在客观上给干警造成了文化建设重要不重要一个样，注重占时间，忽略还能多干“实事”等不良导向。

另外、主体不明确。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必须上下协调，整体联动。然而，不少地方把廉政文化建设理解为党风廉政教育的一个单项工作，认为廉政文化建设仅是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造成廉洁文化建设主体单一化的格局，近而形成一种相互推诿，各不负责的状况，使得廉政文化建设在根本上就受到了影响。

二、问题的解决——基层政法队伍如何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一）提高认识，构建重视廉政文化建设的氛围机制

基层政法队伍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基层政法队伍现阶段干警整体素质及工作性质决定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还必须依赖于“上传下达”的形式，也就是说，廉政文化建设工程必须“自上”就要形成一种高度重视的态度，然后具体落实到基层政法队伍的各位干警，由每位干警加以实践，最后形成一种廉政文化氛围体现在整个政法队伍当中去。

（二）加强教育宣传，完善反腐倡廉的舆论导向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生命。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廉政文化建设本身就是需要进行宣传教育的，无论是树立良好的典型还是选取经典的案例，对廉政文化加以渲染，使更多的群体能够认识廉政文化，走入廉政文化，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实践廉政文化的导向；第二，廉政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反腐倡廉，加强廉政文化宣传，也就是要加强反腐倡廉的正面引导，对各种热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准确判断、妥善引导、强化揭露问题，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社会评价功能，在坚持什么、提倡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形成针对反对腐败文化的强大舆论压力，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和新闻宣传部门的协调合作，有效整合和调控各种宣传舆论媒介，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新闻机构舆论宣传主渠道的作用，努力形成良好的反腐倡廉舆论氛围。

（三）依靠群众，健全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创立与群众反腐需要相关的激励机制，这就需要激励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认可。依靠群众，一方面有利于整体联动，对廉政文化建设良好氛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是最好的监督和检查主体，廉政是否落实到实处，只有群众才有发言权。所以，廉政文化建设绝不是党委、政府的单独责任，也不是带动某个机关、单位、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只有全方位的动员起来，共同投入，廉政文化建设方有意义。

（四）提高现实性，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的物质保障机制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服务行业与社会就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而言，政法文化育人是政法类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不断开拓与创新。政法类高职院校基本上都属于行业办学类型，是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中降生、伴随行业发展中成长的，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政法行业、面向社会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法治国家。这为政法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提出职业院校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借民族文化之力，提升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能力，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所以，切实加强政法文化育人工作，为政法战线培养和输送大批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德艺双馨的法律专业人才，是政法高职院校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现代法治国家，服务政法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路径。

2.提升觉悟与素养就学习者个体发展而言，政法文化育人是满足政法行业职业岗位特殊用人需求的现实需要，是政法工作者政治觉悟、理论水平、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渠道。文化具有隐性特征，其育人特点具有泡菜效应，耳濡目染，润物无声。同时，政法文化又具有强烈的行业特征，内容独特，特色鲜明，必须予以有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才能够促使学习者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政法工作者。政法职业岗位现实需求的行业特殊性，使得其对人才不但要求具备娴熟的法律职业操作技术技能，而且要求具备较强的政治觉悟、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较好的道德情操。德为本、技为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对于学习者个体而言，技能或可决定一时之胜负，而素养则决定一生之发展。从事政法职业的人，如果失去政法文化内涵，只注重知识、技能培养，甚或是仅仅关注法律业务技能技术训练，忽视否认职业操守、素质养成，那必然会严重影响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及其全面发展，既无益于社会又无益于个人，难以满足政法战线职业岗位的特殊需要。

3.打造品牌与特色就政法高职院校发展而言，政法文化育人是法律高职教育特色与内涵发展的稳固基石，丰富内涵、强化特色、提升质量是永恒的主题。政法文化育人对于政法类高职院校办学定位和高技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具有独特的理念导向、情操陶冶和价值认同功能，在政法高职院校“质量、内涵、特色”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政法文化育人是政法类高职院校的责任和使命，它源自于政法工作岗位对人才培养规格的特殊要求，服务于当前政法事业的现实发展需求，内生于政法职业岗位的岗位职责，具有鲜明的政法行业特征，是打造政法专业人才成长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家园的必要手段。同时，政法文化育人对于填补大学精神文化衰退，理想信念淡薄，精神面貌颓废，以及弱化高校办学行政化与功利化倾向，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法文化育人的基本内涵

1.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政法文化育人的前进方向文化是民族血脉传承的纽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为政法文化育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政法高职文化育人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是政法文化育人的基础和前提。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是政法高职教育不可推卸的崇高职责。政法文化育人，其实就是一个把政法文化融入政法专业人才成长的内化过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合格的建设者，为政法战线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2.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政法文化育人的文化根基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不能够片面隔断历史与现实的传承关系。政法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赋予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新的内涵与活力，使得政法文化育人具有科学的时代精神内涵。我们应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等的多种方式，积极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深入开展与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多种渠道实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政法文化育人理念融入教育教学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政法高职文化育人的常态化。

3.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是政法文化育人的内在灵魂从政法工作实践经验中凝练升华的“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极具行业特征的、科学的价值观。它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政法特点和时代特征，是政法文化之魂，也是政法文化育人之魂，是政法干警和政法学子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概言之，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在政法工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警营文化、检察文化、法院文化、司法文化和政法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为政法事业发展进步、政法队伍建设、政法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动力、良好的育人氛围，对于推动政法事业发展、提升政法专业人才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主导、塑造培育和凝聚激发功能。

4.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政法文化育人的生命源泉职业教育是源起于职业的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育人必然蕴于职业实践之中。政法文化育人的生命源泉，来自于公检法司等政法行业、机关、单位、部门鲜活的实践经验，来自于法治社会建设真实的现实需求，只有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在校园内引入政法行业文化、培育法治精神，在社会中践行法治理念、锻炼法律技能，真正实现政法高职院校与政法行业（单位）的紧密合作，实现“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政法文化育人才能够真正收获实际效果，永葆生机与活力。反之，离开政法行业（单位）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熔炉，淡化或者背离政法实践和政法文化，政法高职教育则会因缺失实践基础和精神内涵而丧失活力，甚至失去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5.德技双馨、立德树人是政法文化育人的根本目的政法文化育人重在精神文化熏陶而又兼顾物质环境营造，讲的是外塑其型、内筑其魂，内外兼修、文英武华、德技双馨，其核心则是政法行业内生的职业精神与综合素养的养成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过程中，政法类高职人才面向基层法律服务一线，面向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人群，工作对象为复杂的法律或社会问题，其工作岗位职业群的非生产性、非物质性等特点，决定了政法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立足政法岗位职业群的特殊需求，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在注重学生技能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素质的养成，把德技双馨、立德树人作为政法文化育人的立足点和根本目的。譬如，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通过深化拓展“校政企行”合作新模式新机制，探索形成的“立德明法，重能强技”实践育人模式，坚持“德为先，法为本，技为用，能为本”，实现“立德明法”的法律职业素养与“重能强技”的法律职业技能“双主线”并重培养相结合、学校教育与职场培训“双主体”并重培养相结合，将“德、法、能、技”四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将政法高职文化育人融入法律职业实践操作技能之中，较好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全面发展和首都法治建设的需要。

三、结论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慎权省权

行政许可自古有之。我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经营，未经政府许可不得经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后，对经济事务干预的行政许可事项日渐增多，如公司兼并、垄断等。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始于建国初期，滥觞于改革开放以后。受全能政府、管制政府观念和部门利益的支配，行政许可权渐渐演变为政府、部门所有，以许可代替管理，以收费、罚款代替管理，行政许可事项几乎无处不在。一些地方、部门和腐败官员甚至把行政许可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长期管制型政府的工作思维和模式，导致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滋生、形式主义和衙门作风，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行政许可法总结我国实施行政许可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吸收各国治理国家的先进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贯彻慎权省权理念。

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行政许可仅限于六个方面：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及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事项；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条件或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器材，需要按照技术标准、规范通过检验、检疫等方式审定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

行政许可法还明确规定，具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设立行政许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

为避免行政许可设立“只生不死”现象，行政许可法第20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认为通过社会组织和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的，应当及时予以修正或废止。第21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法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根据本地情况认为通过社会组织和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的，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内停止实施。

行政许可法第26条规定，行政许可需要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多个机构办理的，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联合、集中办理。

职权法定

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权力由法而定，无法即无权。与传统的积极管理、权力扩张理论相比，这一原则更强调职权的法定性和本位性。没有法律的授权，即使存在权力真空，行政部门也不能自行扩张、设定权力。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特殊情况下，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临时性行政许可，但事后必须及时提请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地方性法规或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确认。设定行政许可，应当同时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行政许可由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委托机关应当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委托实施行政许可内容予以公告。

职权法定理论是对擅自设立行政许可项目、主张权力做法的否定，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职权法定的规定，严格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掌握行政许可权力机关及工作人员利用权力“寻组”的机会。

责权统一

在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现象较为普遍；权力与利益挂钩，一些行政管理带有明显的趋利性。现代法制社会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权力运用的基本法则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同时也要履行职责。有多大的权力，就承担多大责任，没有无权力的责任，也没有无责任的权力。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现。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公正司法的要求和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如何在法院系统构建廉政文化，营造反腐氛围，发挥其积极作用，不仅关系到反腐倡廉斗争本身的成败，更与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全局工作息息相关。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制度，也是做好法院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工程，是法院干警拒腐防变、实现公正司法的一项治本措施。

一、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

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是围绕廉政主题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文化建设活动，其目的在于使法院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解决“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通过潜移默化，增强法院干警的反腐倡廉意识，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法院廉政文化氛围，为法院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使廉政司法成为广大干警共同的信仰、追求和自觉的行动。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其内涵十分丰富。具体而言，包括法院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内容。

1、法院思想文化

法院的思想文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信念文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作用的马列主义、思想，以改革开放为核心作用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与时俱进为核心作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为核心作用的和谐社会构想。旗帜鲜明地保护人权，抵制和反对神权和封建特权，大力弘扬和倡导符合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符合时展方向的廉政文化。第二，职业文化。法院系统必须培育积极向上的履职文化，继承和发扬我国历史形成的秉公执法、清正廉明、惩恶扬善等优秀司法文化传统，借鉴和吸收权力制衡、人人平等、权利至上等西方优秀的司法文化传统，尽心履职，开拓创新。第三，道德文化。法官作为普通公民，应具有“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道德品质。根据法院工作特点，又应具有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等职业道德品质。

2、法院制度文化

法院的制度文化是约束法官行为的规范性文化。廉政制度是法院廉政文化的规范化表现形式，是法官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公正廉洁司法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不好的制度，能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做好事。”同志也指出：“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健康向上的法院廉政文化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廉政制度。人民法院要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教育活动，健全完善内部监督制度。以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为重点，对容易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岗位和环节，容易出现违规办案、不文明行为岗位和环节进行整改和规范。通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等措施，构建规范司法活动的长效工作机制。要强化外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新闻单位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民声监督。通过走访人大代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公开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建立网上投诉窗口等方式，保障监督渠道的畅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从制度上保证法院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法官的廉洁性。

3、法院物质文化

法院的物质文化是以有形的实物形态存在的文化，是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步积累和凝聚的法院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物质环境，直观反映法院建设成就和廉政文化的品位。例如，法院建筑的风格、审判法庭的布局、文化设施的建设、办公设备的现代化、司法装备和生活场所等都要展现廉政文化特色，凸现古今中外的廉政文化，展示“公正高效”、“清正廉洁”、“司法为民”等形象。营造廉政文化氛围不能忽视马列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官的承受能力，考虑法官的切身利益，平衡法官的公民心理。

二、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我们党今后一段时期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任务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扬廉政文化。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社会而言，建设廉政文化，能使各类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时时处处受到高尚、文明、清廉风气的感染和熏陶，在全社会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廉政文化氛围。人人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恪守社会公德，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公平、公正、诚信，杜绝说情、请吃、贿赂等不良现象。法院廉政文化既有廉政文化的共性，也有司法工作的个性，其核心价值观是为民、公正、清廉。为民是本质特征，公正是根本内涵，清廉是内在要求。

2、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是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的根本要求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总

书记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把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作为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和指导方针。“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全部司法活动的根本标准，也是构建人民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制度的指导思想。廉洁与公正是联系在一起的。“公生明，廉生威”，一个清正廉洁的法官，能促使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反之，如果法官不廉，贪赃枉法，必然导致司法不公和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另一方面，廉洁与为民密不可分。廉政是对领导干部从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法官从事司法活动的职责要求。如果法官漠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谋取一己私利，，枉法裁判，则与司法为民的要求格格不入。人民法院通过建设廉政文化，营造尊廉崇廉的氛围，使法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宗旨观念和职业道德意识，在司法活动中公正裁判，社会公众才会从内心敬仰法律、敬重法官，坚定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3、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是人民法院加强自身反腐防变能力的现实要求

近几年来，全国法院系统通过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健全落实各类廉政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法院系统的反腐倡廉斗争形势仍很严峻。在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法官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和诱惑。由于法官是握有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执法者，因此，少数当事人、律师或诉讼人为了在诉讼和执行中实现其不正当目的，有的便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向法官说情，有的则千方百计与法官拉关系，有的试图用吃请和送钱送物等手段直接或间接贿赂或腐蚀法官。据调查，当前法院系统的违法违纪案件仍然呈易发多发的态势。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违管理秩序和社会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中级法院前不久发生的一起违法违纪案件其教训就十分深刻。这就告诫我们，法院自身的廉政建设形势严峻，必须亟待加强。 三、加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及具体举措

笔者认为，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更新理念、完善思想教育体系为抓手，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为切入点，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确保其准确实施和运用。

1、基本思路

第一，必须把构建法院廉政文化作为完善思想教育体系的系统工程来抓。构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手段的运用，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它注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塑造，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正确处理行为中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道德性、历史继承性和社会公认性。它不仅灌输廉政知识，更要求培养廉政信念，内化人格修养，转化为廉政行为。当前，法院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正面灌输与负面影响的矛盾、积极现实与消极现实的矛盾、人情亲情与公正司法的矛盾、正面制约与逆向制约的矛盾、传统行政道德体系与迅速变动的社会关系的矛盾、东西方价值观念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增加了思想教育的难度，也决定了新形势下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走向。

第二，必须把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作为构建法院廉政文化的根本途径。反腐倡廉的实践告诉我们，根治腐败，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制度不全，执行不力，带来许多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在法律上，可进一步实行条文公开制度，程序公开制度、解释公开制度。在经济上，可进一步实行财产登记制度、收入申报制度、消费检查制度。在职责上，进一步落实领导负责制度、连带追究制度、纪检监察介入跟踪制度等，必要的制度有益于防腐拒变。

第三，必须把改善环境作为构建法院廉政文化的重要条件。建设法院廉政文化，必须提供较好的经济条件，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硬件配套是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在人员进口上，要注重文化修养和法律专业水平。在工作业务上，要注重继续教育，不断培训。在办案条件上，努力采用现代化办案手段，满足审判实际需要。在物质生活上足以养廉，平衡心理。在司法办案上，减少干预，拒绝人情。

2、主要措施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教育为先的理念。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人。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坚持反腐倡廉工作的人本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们要把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亲和力，使法院干警易于接受。促使将法律、纪律等“他律”转为高度的“自律”，把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自觉行动，让廉洁自律意识牢牢在心里扎根。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真正过好“名利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人情关”，拒腐防变。反腐倡廉，惩罚人并不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初衷，教育挽救人才是目的。平时，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经常提醒。在查办违纪违法案件过程中，也要有理、有据、有节，充分保护和尊重党员干部的人格，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者，鼓励探索者，教育失足者，惩治腐败者，追究诬陷者。充分保护和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勇于开拓进取，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尽管反腐倡廉工作开展多年，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法院系统的违纪违法案件仍时有发生，而且职级渐趋上升，范围有所扩大，手段呈现复杂化等现象。因此，应当引起纪检监察干部的足够重视，并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既要认真总结法院系统在这方面已有的经验，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吸收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的地区和部门的成功经验。在理论研究方面，既要继承并发扬光大我国古代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从中吸取营养，也要结合现代司法工作的特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和谐社会，更是法制社会，反腐倡廉，主要要靠制度去制约，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法院系统来说，廉政文化建设要建设廉政精神文化，更主要的是建设廉政制度文化。法律是纲性的，但法律的不少条款，有回旋余地，法官有自由裁量权，这给意志不坚者留下操作的空间。在这方面，可以研究出台透明制度、制衡制度、纪检监察干部介入制度、结果公示制度等，压缩腐败坠落者的舞弊空间。又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初签定的多，年终出了问题追究的少，也追究得轻，有的形同虚设。针对这种情况，就必须研究加大兑现的力度，追究领导干部渎职、失察、宽管的责任，鞭策领导干部工作到边到位。再如，有的虽然是贪官，但升迁却很快，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要研究制定年终廉洁考核考察制度，追究考评失察者的责任。在制度文化建设上要细要全，减少弹性，增强硬度，尽量不留回旋余地，在“余地”、“空隙”处，建立纪检监察、分管领导跟踪办公制度，铲除消极腐败滋生的土壤。

第三，发扬循序渐进，求实创新的精神。法院廉政文化建设，要体现司法工作特色，使之成为先进法院文化中的一大亮点。要以法院系统开展的各项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开展。既要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又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既要符合司法工作特点的个性，更要有服务于我国经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xx 一、行政宪政化背景 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因此需要回顾新宪政论的理论背景及其创新观点。 新宪政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主要基于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潮起潮落而提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西方社会在内政外交上矛盾重重的景况，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西方政治学家检讨传统的研究方法，结果在“纯科学”观念主导下，行为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二战后在美国风行的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到了60年代，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疏离于古典政治科学传统，成为脱离政治实践检验的政治科学，导致其最终没落，因此20世纪70、80年代正是尝试一些新的理论或赋予旧思想以新形式的大好时机，新宪政论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作为新宪政论的主要推动者和鼓吹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政府和政治学系的埃尔金教授和索乌坦副教授在90 年代创设了“美好社会政治经济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ood Society，简称PEGS），成为了新宪政论的主要研究机构。PEGS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目前已拥有世界各国委员83人，大都是知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诸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等等。（注：详见PEGS的网页http://www.bsos .umd.edu/pegs/board.html.） 归纳新宪政论的观点并不轻松，因为作者们的表述各有不同，甚至观点相左，但他们 却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判断和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新宪政论十分重视公民的作用。“应将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一个建设性的重点上——从设计者的观点进行分析。”设计者是谁呢？从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应该是公民，因为索乌坦说 “负责地行使权力也是公民的任务”，“必须从设计者的观点出发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12）这一视角的转换说明了公民不仅要关注自身人权得以保障，而且他们也渐渐开始关注并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他们也试图改进制度。改进的取得部分地来自使制度进一步摆脱操纵，部分地来自对制度中隐含的理想作更全面的阐述。”（7，21）在新宪政论的框架下，公民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在这一点上，新宪政论者无疑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认为政治、法律不应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应成为真正大众的实践活动，公民要广泛地参与到国 家的政治活动当中，以实现主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第二，新宪政论的理论基础源于社会控制要素理论和多元民主思想。在多元民主思想家中，林德布洛姆的社会控制要素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新宪政论者产生了重要影响。（31）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取决于由握有政治权力的少数领导人作出的决策，但是这些政治家们考虑的仅是范围有限的选择。因此他认为市场和企业也是制约权力的重要要素。达尔认为，以往的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而是社会精英的统治，他的多元民主理论主张对政治权力实施真正有效的控制应是市场和社会，宪政设计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利益集团、自治组织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状况。宪政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政治权力领域，更要考虑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思路的转变是当今世界中市场和社会发生变化要求对宪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必然结果。 此外，新宪政论的某些理论还受益于“福利国家”的思想。对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 ，人们已经无须再行争论，统一的结论就是以往宪政下的那种消极政府的作用已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结论与“福利国家”的某些理念大致吻合，但新宪政论者并没有盲从，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之所以会在以往运作中出现合法性危机，是由于它们涉入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受到宪政的约束，要克服这一危机，应当 将这部分谋求社会福利的权力限制在宪政制度框架的约束之内。 第三，与经典宪政论相比，新宪政论不仅仅强调对权力的规约，更试图构建一个受约束的有效政府。经典宪政理论家们大都着意于设计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提供一个使公民们在其中管理自身事务的框架。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 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39）然而，这种状况显然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民主的政府现在不仅要维护正义，这是私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而且要制定政策，干预经济。所以，“新宪政论不否认在宪政制度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件好事，但它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怎样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39）新宪政论是主张规约政治权力的，但又超越了这一原则，“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156）这样，积极的有效政府对宪政的制约能力当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林德布洛姆主张，把限制政治权力作为控制过程的分析而加以重新阐述；宪政设计的一般问题就是构造一些手段，通过这些手段，领导人能够彼此制约，下属能够制约上级，追随者能够制约领导者。索乌坦则认为，新宪政论的制约特点应是“它要求在实质、程序的和形式的考虑之间求得平衡。在程序方面，我们需要有效的民主和有效的市场，二者都是公众监督的工具。在形式方面，我们需要对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加以更广泛的法典化。”（109） 综上，新宪政论与旧宪政论并非彻底对立，二者对于人权的保护和个人价值的尊重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新宪政论更为突出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保护。此外，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旧宪政论的主要差别在于政府是有限的还是有效的。经典宪政理论认为，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观。而有效政府的提出则是在为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福利烘托气氛。但为克服其在以往运作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新宪政论则要求涉入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行政权力受到宪政的约束，即行政宪政化。 二、行政宪政化界说 现代国家在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福利社会、保护自然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等重大背景下，急剧扩张了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然而，通过经典宪政理论关于“有限政府”的反思，对“权力的担心”有增无减，在现代宪政中如何既能规范行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又能保证“有效政府” 呢？新宪政论提出了行政宪政化，欲将谋求社会福利的行政权力限制在宪政制度框架的约束之内，并将其作为是合法和良好政体的主要特点。（注：美国新宪政论代表学者西奥多·J·洛伊即把行政宪政化作为评判美国政体的合法性的主要特点。其观点详见《新宪政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1-211页。）但论者并没有在概念原理上和制度设计上就此问题充分展开论述。 行政宪政化是源于新宪政论的概念和理论，因此，以上新宪政论与旧宪政论的比较成 为研究行政宪政化所必要，新宪政论的创新突破使研究行政宪政化成为可能。基于此，笔者认为，行政宪政化本身是一个由诸多变量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概念，其目的是通过限制行政权力范围和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使得行政权力良好运作，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公民服务、增加公民参与机会、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因而，行政宪政化应当考量的重要因素包括：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效率 与正当程序，职权与职责五对关系。具体而言： （一）树立有限政府理念，以公民权利为重 宪政论的基本问题就是立宪和限制的问题。在宪法的遗产中，限制和自我约束是坚持的理想和愿望。宪政把自我约束的概念首先适用于政府，然后适用于它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现的重大权力机构。过去二百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宪政主义者们的最基本的要求。自古典时期思想家们主张限制政治权力以来，至今天新宪政论的核心依旧是减少专制。尤其是现在，行政权力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简单讲，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到“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管制的变化。行政权力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成为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注：这种扩张甚至打破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而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1）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2） 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 专制、独裁，乃至不受“羊皮纸做的栅栏”（注：詹姆斯 ·麦迪逊以此比喻由于权力扩张而对宪法漠视的担心。）的束缚。（3）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所以今天， 人们对行政权的认识日趋科学、清晰，行政机关必须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 同样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以公民权利为重。公民个人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这些权利的存在是公民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即“权利盾牌”。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不仅负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得公民很难对其造成的损害作有效的防卫，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最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损伤公众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215，217）所以，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161）德沃金甚至主张，如果某人享有权利，政府要剥夺就是错误的，即使有利于一般利益。总之，控制行政权力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手段，而将行政权力控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之内，并使之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既可以防止行 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不法侵害，又起到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的作用。 （二）清晰服务政府界限，以市场自由为先 由于急剧现代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事务剧增，作为执行法律并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组织的行政权力的日趋扩张成了必然趋势，其范围不再限于作为“守夜人”时代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和征缴税收，还更多地从事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过去所从未涉及的领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激剧扩张也要求政府承担许多私人所无法独自完成的经济事务。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反而使得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就加重了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的现实危险性，所以更加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职权范围，而腐败也只有在权力界限的地方才能停下来。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更要划清政府干预与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的界限。在市场领域，除了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以外，应当以市场自由优先。正如凯尔森所讲，自治和他治成为了公法和私法区分的根据。政府代表公权力，行政法是公法，必须与私法领域中的自治活动相区分。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说，政府的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注：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因此，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而是要在权限之内成为调控者，在权限之外当好服务者。以许可权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许可权极度膨胀，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许可泛滥成灾，以至到了每办一件事动辄要许可、步步要审批的地步。这些行政权力构筑的关卡已成为经济活动主体不可逾越的障碍，严重地影响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阻碍了廉政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建立。这也就是《行政许可法》出台的重大背景。另外，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9年宪法修正案又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之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要求减少行政手段（包括行政许可）在干预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中的含量和作用，使市场在社会主 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 （三）构建福利政府核心，以公共利益为本 20世纪以来，福利政府或服务政府思想发达，尤其是近期，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公众日益关注人类健康和安全及自然环境遭受的威胁，更是促成了新的行政机关和调整目的的设立。所以，研究行政宪政化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与制度有关的积极行政的能力，即控制能力和发展能力，最狭隘、最陈旧的宪政论把重点放在用合法的标准制约政府上。现在的宪政，正如弗里德里克的界定：“一个对政府活动施加有效的规范化的制度化体系”。（102）这样的行政机器被认为具有三种职能：治安、传统对外职能，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基于这样的假设，政府也可能是一部增进整体福利的机器，是积极、决策型的政府。 （38）所以就宪政政体而言，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福利。（156）必须授予行政机构广泛的特殊权力，因为他们必须履行某些特殊职能，完成其福利政府的任务。如美国宪法的核心虽在于承认个人权利，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同时也承认政府具有一种被称之为“警察权力”（police-power）的固有权力，并把这一权力定义为为维护公共秩序、安全、道德规范和公共福利而对私人权利施以限制的权力。 （9，572）当然唯有一个分权的社会能够容许同一性和致力于公益，以防止政府陷入私利的冲突中。（578） 允许福利政府享有相应权力，但却极有必要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划分某种界限。立法权的界限，是止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司法也不能不考虑公共福利、卫生和生态问题，而只重视个人权利。（586）毫无疑问，行政的界限亦在此。因而，问题就转变为福利政府固有的特殊权力依赖的公共利益的标准是什么？但即使在美国，虽然占支配地位的是多元论，也不可能就权衡公共利益问题采用一种划一的标准。正如庞德在《社会利益概述》中曾对社会利益中6种鼓励的利益进行“利益评价”，发现要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调整，并确立长期有效标准，是无益的。所以，关于价值论问题的结论必然是暂时性的，自由、安全、平等，这些价值又应当服从有关公益方面的某些迫切需要的考虑，而赋予公益的范围和内容则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相去甚远。（12）因此，衡量公共利 益既要重视价值的实现，又不能忽视紧迫性因素。 （四）注重效率政府作为，以正当程序为基 经济学上认为，效率（efficiency），其意思是指以价值较大化的方式利用资源和获得满足。经济分析法学家认为，科斯定理提供了根据效益原理理解法律制度的一把钥匙，也为朝着实现最大效益的方向改革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福利政府中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机关受到如此频繁的委托来处理如此多样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其管理程序的极大灵活性和高效率。行政机关较之法院、立法机关，拥有若干体制上的实力，能够据此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拥有具有专门才能的工作人员，此外，由于特定的机关负责公共政策的某一有限领域，该机关便得以通过不断的接触那一存在问题的领域而发展所需的专长。行政机关也可变通其管理方法和决策程序以解决手边的问题，如各种机关可以通过要求取得从事具体活动的许可证来控制某一领域的发展；他们能够规定标准、裁断违法行为及决定处罚；他们能够批准拨款、补助或其他奖励；他们能够制定最高和最低费率；他们还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非正式方法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控制国家权力只能是部分的解决办法，我们也需要使它更有效地运作，效率政府是现实和理论使然。 但是，这些效率也会被视为是对其他重要价值的一种威胁。行政的“灵活性”可能只 是未受制约的权力的伪装，况且人们传统上一直对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抱有无可非议的极大的怀疑。因此，要把程序法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行政程序法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也包括其他机关对行政机构的监督程序，其中最主要的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程序。行政程序是行政程序法的主体部分，行政程序的根本政策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制约制度，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无端和超越权限的危险，又可保持行政部门需要的有效采取行动的灵活性。行政程序主要包括行政决策程序、规章制度程序、行政裁判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等。而听证又是所有这些程序中的核心，听证的权力和职责、举证和证据、裁决等，都应当作专门具体的规定。在行政程序上采用这种英美法系上的传统做法，甚至于将行政程序事实上类似司法程序，（305）其目的在于保证行政决策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不侵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不歧视任何利益团体或故意给予一些利益团体优惠待遇；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在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获得赔偿和补偿；保证行政机关有效运作，避免和减少主观专断、越权和滥用职权，避免浪漫和减少失误。力求使实质的、形式的和程序的考虑相互平衡是法治的核心任务。（107）当代制度设计中达到的自我制约，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赢得的：即通过程序性标准和通过来自权威的论点赢得。（104）因此，行政程序法所涉及的就是用来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制约。当然，行政法制并非单单依靠程序控制来确保政府官员令人满意的各司其职。它还期望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监督 机关的实质性活动。 （五）突出责任政府形象，以权责统一为要 > 现代行政，不止是消极的维持秩序，保护个人自由而已，还要积极地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但不论消极行政抑或积极行政都要对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是民事的、行政的乃至刑事的。宪政原理认为，职权与职责对等，违法就要追究责任，损害必须给予救济。如戴雪所言，当公共机构干预私人权利时，一般应有法定的救济方法。[5 ]（164） 行政责任，广义讲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法律的行政责任”（accountability），一是 “普通的行政责任”（responsibility）。前者是公务员违反其义务时，法律上课以制裁。民主政治系以责任为基础，故政府官吏应就其职务上的行为，对人民、国家及其主管上级负责。政府官员负政治责任，公务员负民事、刑事及行政责任。公务员若违反一般民法或刑法的规定，则由法院依据民法或刑法予以惩罚。公务员如果违反行政法规所定的义务或职务，则由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机构根据行政法予以惩罚。此种惩罚称为行政责任的“行政处分”。所谓“普通的行政责任”，不涉及正式的法律问题，也不涉及法定地位与权力，仅及于高度的人性及道德观念。法律的行政责任是属于个人的，旁人不能为之分担或互换。至于普通的行政责任，则系就职责而言，乃是一种道义观念， 没有法律的含义，公务员之间是可以分担的。 行政责任的救济，主要指法律的行政责任救济，包括两个方面：损失补偿和侵害赔偿。行政上的损失补偿，是由于行政权的行使，对于没有责任的特定人，造成经济上的特别损失，或将加以损失时，国家以补偿其财产上损失为目的，所负的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行政上的损害赔偿，是当公务员执行行政职务的时候，违法地侵害公民权利，国家对受害人损害所给的赔偿。但我国目前的行政责任领域在这两方面都具有重大缺陷，如在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补偿案件中，拆迁是以拆迁房屋为名为由，实际上却是剥夺老百姓对土地的使用权，如果在国外，在谈判协议达成之前，不能侵犯所有人的权益。而在我国，政府先征地，然后把责任转嫁给了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让双方自行协商、评估，到最后无论是否达成协议，这块地上的房屋都是要拆。（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的评论。详见《规范行政行为 缓解拆迁矛盾》一文，载2009年09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且由于补偿的极大不公平和不合理，造成了对公民合法利益和正当权利的严重侵害。（注：随着各类开发性质的商业行为的增加，拆迁居民利益被忽视甚至被侵占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拆迁纠纷和群众上访，甚至在强制拆迁中发生流血事件。为此，2009年12月4日建设部公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其对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的指导意见增添了被拆迁人可投票选择估价机构以及初步结果需公示7日等条款。该《意见》已于2009年1月1日实施，这对保障拆迁居民权利有所助益。）关于行政赔偿的矛盾更加突出，实践中赔偿程序复杂、赔偿范围狭窄、赔偿金额过低、赔偿费用不足等问题，使得国家赔偿法“形同虚设”，如2001年陕西荒唐的“处女嫖娼”案中，一个清白的农村姑娘，先被诬蔑**，后被说成嫖娼；被限制人身自由23小时，其间还被铐在篮球架上；案件审议期间被迫做了两次处女检查。如此粗暴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给公民精神造成严重伤害的案件，受害人仅仅获得赔偿款74.6 6元，（注：详见宴扬《屈辱的74.66元》一文，载2001年5月23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见人民网“陕西荒唐‘处女嫖娼案’”专栏。）该案极大地震动了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 三、结论 我们通常将宪政的内容理解为以宪法为标志、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的一种政治体系，这是不完整的。因为正如弗里德里希将“宪政”理解为一种建立在超验的正义观之上的政治一样，宪政首先不是一套技术，而是一套价值，（注：技术是权宜的，不能触及人心。一套缺乏价值支撑的技术体系即便能够对公共权力构成十分有效的制衡，这套技术体系也不能贸然称之为宪政。因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并非制衡公共权力，而是构建一种公共生活。或者说为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提供一种长期的合理性，即政治合法性（legality）。宪政主义认为，制衡公共权力是构建一种良好公共生活的必须。）这就是对新宪政论的概括。行政宪政化则是在当代错综复杂、变幻更替的行政法背景上，对行政权、行政管理、行政立法、政府决策以及行政机关与其他权力机关关系的重新考量中，所反映出的新宪政对政府的规束。尽管行政宪政化的关注和 探讨以及评价会因人而异，仁智各见，但核心问题是追求宪法价值的全面实现，保持“设计者”意图在立法、执法、司法中的正确体现。这无疑是系统问题，是需要沟通的课题。最后，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目标层面上，它也是对依法行政（注：当下，“依法行政”日益变成一个流行话语，它表征了多重主体的不同价值维度。现实中会发现：多重主体话语的视角迥异，并未对“依法行政”形成一个统一的、彼此能够接受的法律共同体，即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利益冲突调整模式。“依法行政”被恣意滥用，迫使不得不思索中国行政权赖以成长的社会关系背景，不得不追问行政与法治、宪政的关系，不得不给出“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架构。否则， 脱离宪政和法治基础的“依法行政”只能导致行政专制主义。）的内涵从宪政角度进行的提升和深化。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中文论文摘要：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在对行政变革作出回应的同时，亦存有对行政变革的修正和引导功能，通过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行政法可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论文关键词：行政变革 行政法 民营化 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教授曾提出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的作用正在逐步加强。借用弗氏的理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关系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应能反应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另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应能推动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 一、作为行政变革反应装置的行政法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的法。公共行政的变迁将直接影响行政法调整的内容与范围。因为，归根到底，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要受其调整对象的制约。学者朱苏力在波斯纳文集译序中有这样一段评语：“在波斯纳那里，法律并不是从先验原则中推演出来的，法律始终附着于人类生活这个总体，法律事实上或在最终意义上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但这并不等于工具主义），法律的来源是社会生活。从这种观点来看，今天的‘好'法律或法律发展并不是古代的’正确'法律概念或理念的自然延伸或扩展，而是对今天社会生活问题的有效的并因而最终得到人们认同的响应。正如，工业社会采纳的‘隐含契约'侵权责任并不是因为这才是对侵权概念的正确演绎或正确理解，或是隐含在侵权概念之中的寓意，而是’根据新的目的作出的解释'.” 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公共行政发展的背景中表述与阐明行政法问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活动，公共行政的变革常常催生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法理论，并使得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行政法理论失去其本来意义。 公共行政作为国家的一种职能，学界对其通常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界定：一是从国家的性质着眼，说明行政的意义，称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二是从行使职能的机关着眼，说明行政的意义，称为形式意义上的行政。德国学界将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称为行政活动，即以执行行政事务为目标的国家活动。学理上有两种进一步界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的方法。一种观点是放弃概念定义，仅消极地界定行政的界限，将行政定义为既非立法也非司法的国家活动，这种定义，从种种理由来看，是令人不满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仅仅说行政不是什么，而是应当提出积极的定义，如沃尔夫、巴霍夫的著名定义：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按照特定条件或者出于特定目的，部分计划地、自主地、创造性地执行共同体事务的活动，以及作为共同体管理人员予以任命的成员。无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还是组织意义上的行政，都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只是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的标准，更准确的说，行政法是并且正是调整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只是其范围限于行政上的关系而已。 公共行政绝非默然静止的河流，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国家观念的变化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且在不同的国度之间，因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影响，公共行政也呈现不同的态势。公共行政的变革既可体现在行政活动方面，也体现于行政组织方面。这两方面的变革都会引起行政法内容的改变。正如台湾学者廖义铭所言，现代行政法的各种意识和概念之产生，无论是法德或是英美，都肇始于十九世纪的民主立宪国家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明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下，产生了迄今我们仍琅琅上口的价值判断基准，例如法治、三权分立、立法优先、司法制衡、行政专业……等。因此，这些概念本身、隐藏在这些概念背后，以及伴随着概念所衍生出的许多价值判断，在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后，有的历久弥新，而大部分则早已面目全非。“行政法的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可以不断地自我重整与自我再造，体系受到一些内在与外在的挑战，迫使体系一般化的工程不断地重复启动。” 以德国行政法为例，奥托﹒迈耶时代的公共行政与现今的公共行政已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以之为依托的行政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托﹒迈耶所处的时代，是德国从封建专制国家向具有专制和民 主因素国家转变的时期。在法学理论中，奥托﹒迈耶研究的目标在于克服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的弊端和建立法治国家”。奥托﹒迈耶时代，行政是国家的专属活动，他将行政界定为“是除立法和司法之外的国家活动。”“行政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国家的活动，而国家活动是国家法律制度确定的，必须遵循其活动的新的方式，并受立法的约束。”[11]与行政的特色相对应，“行政法是特别用于调整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和作为被管理者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部门。”[12]为将行政控制在法律范围之内，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被确定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以建立法治国。“法治国不只是通过法律把大量丰富的行政活动限制起业，而是还要使行政尘埃在其内部也逐渐形成一些确定内容，以保证个人权利及个人对行政活动可预测性。”[13]具体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研究的中心。为保护相对人公法上的权利，“行政事务中的法律保护”占据了奥托﹒梅耶著作三分之一强的篇幅。二战前德国以国家行政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虽然也经历了不断的微调，但大的变革并未出现，“自由国家时代产生的行政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14] 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公共行政经历了大的调整，公共行政的内涵与奥托﹒梅耶的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扩展，行政不再限于管理，还包括提供物品和服务给付，“行政是一种服务活动，不是为自己创造物品或给付，而是借助现成的手段提供产品或者给付”。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主体不再限于国家，而是指“人民的政治共同体可能处理的超越其成员个体的共同的、一般的事务。”[15]公共行政的种类也从传统的秩序行政，扩展到给付行政、可持续发展行政、后备行政、经济行政等多种形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民营化更是颠覆了公共行政的传统形态。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取决于现代行政的状况及其需求，而关于现代行政之状况施密特﹒阿斯曼求助于一些非法律的概念来描述，包括风险社会、资讯社会、预防国家、合作国家与民营化。以上这些概念不仅描述、分析国家与社会之种种现象，同时也是属于行政政策的纲领概念，这些概念并且可以用来将行政法的观察衔接行政学或国家学等邻接诸学，它们大多也是讨论行政规律文献中所使用之概念。前述风险社会、民营化等已经成为全新的质与密度的挑战…[16]，如何看待发生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这场变革？行政法应当作出何种回应，已引起了德国行政法学界的热烈讨论，带动了传统行政法总论改革的呼声。”时至今日，无疑地必要作一种总括性的改革讨论“。[17]至于在行政法改革范围的命题之下，有一个导向式的话题，改革应针对各论的行政法或针对包括性的体系理论？有学者主张应从行政法的诸多课题出发以求其实现，国家目的即明白地显示出诸多的行政课题，行政与行政法最后还是以此国家目的的实现作为目的。为求其有效实现，”法“应使之适合此行政诸多课题的多元构造。对此，施密特﹒阿斯蔓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从各论出发，将行政法自我设限的观点不恰当。行政法各论的观点，为了其本体的成立，必须用一般性的体系加以辅位，一般性则是以个别性作为考察范围。[18]不管从总论还是从各论出发，20世纪未期开始的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德国行政法的变革。德国行政法已着手回答一些新课题，以回应公共行政的需要。这些课题诸如：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法律保留向给付行政的扩张；行政任务的私有化；市场经济手段的应用和秩序法的退缩；公共采购法的现代化；担保行政与调控行政的构建等。[19] 英国行政法走了一条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路径。从早期不承认独立行政法的存在到新世纪高等法院行政法庭的设立，英国行政法经历了了一条迂回之路。英国行政法的这种发展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习惯、法哲学观念、欧洲一体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公共行政的发展是其中决定性的要素。公共行政在英国有两个大的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产生于1914年，以福利行政的兴起为标志。第二个分水岭发生于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为标志。 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20]1914年以前，出于对干预最少国家的偏爱，英国的行政主要集中于治安、税收、邮政等有限领域，虽然与二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导致了政府事务之数量与复杂性相应增长，但干预行政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色。“因此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 [21]规范主义所主张的控权论是这个时期行政法的主流，“行政法最接近的定义应该说是它是有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无论如何，这是此学科的核心。”[22]1914年左右英国开始推行福利改革，行政的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从摇蓝到坟墓”式的给付催生了“行政国”。1945年与1975年先后执政的工党进行了了两次国有化运动，更使国家行政的规模空前高涨。以控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开始不能适应与解释公共行政的发展，“到了20世纪，行政法开始落后”。[23]用威廉﹒罗布森的话来说：“避免了行政法的快乐的英国人同受制于行政法的恐怖阴影的不幸的法国人之间的自得的对照静悄悄地淡出了画面。”[24]为与公共行政的这种新发展相适应，19世纪20年代之后，行政法的功能主义范式出现，1928年罗布森出版了《司法与行政法》一书，此书被看作功能主义里程碑之作，功能主义法学提出“有必要用一种新的定义来描述法律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成为有关行政的法。”[25] 詹宁斯在1933年认为，行政法由所有那些韦德要排除在外的法所构成。“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规定行政机构的组织、权力和职责…”功能主义者在此所关注的是事情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这种理性思考引导詹宁斯将行政法学定位为一种新的、描述性的角色，日益强调法定的、规制性的体制，而不是判例法的一般原则。[26]功能主义将行政法的关注扩大到公共行政的全过程，包括控权但不限于控权。“尽管詹宁斯的定义是一种描述性的定义，却不应被理解为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不具有制约功能。在格里菲斯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应当为了什么而使用权力以及应当如何控制它”[27]（1952年）。应该说，功能主义是公共行政变革的产物，也更能回应公共行政变革的现实。 1979年撒切尔政府抛弃了“举国一致”的思想基础（国家干预主义），通过尝试新的“自由市场经济”和非官僚化的制度变革寻求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这一时期行政改革的主题是：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竞争机制、企业精神、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28]这些主题被同为保守党的梅杰政府所奉行，对英国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市场导向型”行政法的形成[29]或“新古典行政法”的复兴[30].这一时期，行政法的“黄灯理论”（Amber light theory）有了发展，黄灯理论主要是80年代以来一批法学家的主张，他们指责传统公法理论“两极分化”的现状，认为“走中间道路”更为可取。即在行政法的目的或功能上，强调在个人利益和行政利益为中心的多种利益间保持公正的平衡，在行政法的手段上，主张运用法院内外的多种解决方法建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31]公共行政的变革极大改变了英国行政法传统的颜色。 二、作为行政变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法律的改变有时候会是肇因于行政实务上的改变，正如美国1946年时的新政，而有时候，则是反过来会导致行政实务的改变，例如美国1950和1980年代的情况。行政上的改变，是理念上和政治上改变的产物；而理念上的主流，会同时要求法律制度的配合作为基础。[32]对于能否利用法制手段来积极地组织或者促进社会变革的问题，学者当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以法制手段推动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是现代化的基本机制和主要特征。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在多数场合只能有助于形成社会变迁的条件，并不能直接组织这种变迁。因此必须在法与社会的各种条件的相互关联中理解法的功能。[33]前一种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后一种推动作用是辅助式的。就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关系考察，作为直接推动手段的行政法与作为辅助推动手段的行政法在公共行政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层面的体现。 （一）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通常以公共行政改革启动器的面貌出现，立法机关或政府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替代旧的规则，直接引发公共行政改革。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已成为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对法律的修改是启动大规模公共行政改革的便捷之路。自19世纪末以来，在欧美社会由于自由放任主义受到挫折，对国家以及计划理性的期待随之抬头，法律工具论以及技术官僚与职业法律家的合作也随之得到强调。因此，整个20世纪的法学思想是历史进步的理念加关于社会工程的方法论。[34]在每次大的行政变革之中，都可找到行政法的助力。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为例，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力图推行复兴经济的新政，新政主要内容 是加强国家对银行、市场和农业的控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等，为推行新政，许多独立管制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电讯委员会等得以建立。通过法律对这些管理机构本身进行调整，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了，行政法必须规定或确定这些行政机关对公民行使权力的界限范围，明确公民对之提出申诉的权利。新发展起来的行政法律制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行政机构的权合法化。在新政期间及新政以后更是如此。[35] 就总体而言，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是通过积极的手段，创建一种外生秩序，用这种外生秩序引导行政变革，由于这种外在秩序是“由一个主体设计出来强加给共同体的”[36]，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者的知识与理性，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与“无知观”的命题，这种出于“人的设计”而非“人之行动”的外生秩序[37]，其成功性存在相对的风险。特别是“当试图用外在制度来取代一个社会的所有内在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就象20世纪的各种专制政体的情形一样，它们推行越来越多损害市民社会内在运转的外在规则，监督和执行成本急剧上升，人们的自发动力萎靡不振，行政协调部门不堪重负。在那种情况下，外在规则常常导致行政失灵”。[38]20世纪90年代东欧与俄罗斯所采用的“震荡治疗”也是外在规则应用不利的一种反观，当然，东欧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作为辅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作为辅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是在行政变革的过程中，针对其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使行政变革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公平、公正、平等、责任等基本公法价值。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所言，行政的课题与行政法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演绎关系。这些种种课题转换至典型的法律规律要求，必须经过一些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是以创造性与想象力作为前提，并经演绎与归纳而形成。这种演绎与归纳是一种积极的过程[39]，其积极性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法应对公共行政改革出现的问题提供对策。以英国民营化改革为例，改革初期由于所针对的主要是竞争性强的公营企业，同时对工人利益给予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并未引起较大的公法争议。乃至1989年左右民营化大规模地进入公用事业与自然垄断性行业并深入到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的各个方面时，公法价值的多个领域被触及，这个阶段的民营化招致了激烈的反对，“人们可能认为公法以及公法所体现的公共服务精神在已实施民营化的领域消失了”[40]，这种假想的公法的衰退也是欧洲大陆对英国经验主要的批评之一。但事实上，英国通过法律的设计有效地避免了这一点，在已被民营化的公共设施领域，公共服务法律有了新的增长，对市场运作进行调整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公用需求的规制改革已使英国公共服务法律的成长及发展成为可能。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英国政府确实对每一个民营化后的公用事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规制机关。并有相应的立法要求大臣和规制机关对消费者利益，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农村的人、靠救济金过活的人，以及残疾人的权利予以特殊关注，这些义务的核心是为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得到普及服务（universal service）。在所有的个案中，满足消费者合理需要都成为立法的基本要素。这些义务在2000年《公用事业法》中得到了体现并进一步被强调。[41] 行政法对行政变革的辅助性推动是建立在一种理性观察的基础之上，通过观察已经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发现其中的公法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对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积极回应。相对于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而言，以辅助姿势出现的行政法所导致的行政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由于只是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提出对策，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较小。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渐进之路，行政法在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中，除在特定阶段表现为直接推动外，多对公共行政变革起了辅助性的推动作用。早期的辅助更多地体现保障行政管理的顺畅上，这个时期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称为“管理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中国行政法的关注点转向了控权，通过控权化解行政权对公民权的侵害，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2011年的行政许可法，以及正着手准备的行政程序法都体现了对公共行政变革过程中公民权的保护。但这种控权式的辅助推动因其消极性，以及偏重于对权力输出结果的关注，使其无法对行政组织、以及行政革新的源头问题提出对策。进入新世纪，民营化改革已在中国启动，行政法应将关注点回到公共行政这个整体，从公法的角度分析民营化中可能出现的公法问题，在抑制其负面限制的 同时，保证其正面效应的实现。 三、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相互进化 法对社会的反应并不是单向性，也不一定是线型的。在许多场合，法的反应都体现在法与社会的某种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42]在上述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相互关系中，行政变革要求行政法进行重新评价和选择，为其提供动力与合法性支持；而行政法则一方面要对行政变革予以回应，另一方面，力图将这种回应控制在公法价值体系的范畴之内。如果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回应保持了相对的同步与协调，则二者会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例如美国新政时期的转变，造成总统权的大幅扩张；而国会1946年的回应（也就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度），则在于建立一个能与当时情况密切配合的立法权角色。[43]如果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发展不同步，则或者行政变革会因其正当性支持不足，而激发社会动荡，或者行政法会因对行政变革回应乏力，变得陈腐而失却生命力。二者的不协调的后果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史上都可找到明证。 发生在东欧与俄罗斯的民营化改革可以说是这种不协调后果的典型。在这些国家，前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迅速、大规模出售的结果并不如创造者所期望的那样。当1990年初俄罗斯开始大规模私有化时，它的支持者都希望，一旦私有化释放的效率激励扎下了根，俄罗斯经济就会迅速止泻回升，并转而上行。但这并没有发生。1991－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改革被俄罗斯经济学家谢？格拉济耶夫形容为“一场蓄意进行的种族灭绝”，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不过200来个家族的为数很少的寡头统治集团所侵吞，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9－24倍。[44]法律建设的不足是导致俄罗斯“悲剧”的结构性原因之一，缺乏有效抑制“自我交易”的法律体系，公法对行政改革反应的迟钝，使私有化改革在盯住效率这根绳索的同时将公正抛落，私有化改革的精英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肯从公法的角度建构利益平衡的机制，滞后的公法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的“大盗窃国”。其结果正如19世纪普鲁士法学家祁克所说：“如果法律不忠于正义，只以实利为目的，那么，法律的公正严肃就不复存在，实利也将不能得到”。 概言，无论是行政革新或是法律的改革，都应该以彼此为依托。法律一直都是行政发展的核心，而行政的发展，也应是法律变革的重心，势将一直持续下去。[45]民营化改革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的固有场景，其所倡导的市场导向已如洪流冲击了行政法的传统价值体系。行政法应正视这种变革，并积极作出回应，使传统行政法在民营化变革的大时代下焕发新的生机。 W.Friedman， Law in a Changing Soceity， Colnmia University Press， 2， 1972， p11.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者的著作中，几乎都可见到“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的表述，如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吴庚：《行政法之理论及实用》第8版，第24页。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等等。 苏力：《也许还需要距离》（译序），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33页。 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迈耶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见《德国行政法》中文版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11]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10页。 [12] 同上，P15. [13] 同上，第97页。 [14]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页。 [15] 同上，第25页。 [16] 转引自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17] 同上 [18] 同上。 [19][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90页。该章列举了35个新课题，本文只是选取其中部分予以举例。 [20]﹝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1]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2页。 [22]同上，第93页。 [23]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4] （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7页。 [25]（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7页。 [26] 同上，第154－155页。 [27]同上，第155页。 [28] P.Tompson，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a period of Radical Change： 1972-1992， in F N.lynn， Change in the Civil Service， London，1994， pp.33-38. [29] Alfred C. Aman， Administrative Law for a New Century， in Michael Taggart，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1997，p.90-117. [30] K. Werhan，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Administrative Law，1992， Admin. Law Reviews， Vol.44. [31] H.W.R.Wade & C.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7th edn， 1994， p.91-120. [32]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33] 转引自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121页。 [34] 同上，第121页。 [35]（美）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36]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0页。 [37] 邓正来：《研究哈耶克法律理论的一个前提性评注》，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代译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8页。 [38]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8－139页。 [39]转引自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40] Tony .Prosser， Public Service Law： Privatization's Unexpected Offspring， 63 Law & Contemp. Probs.63（2000）。 [41] 同上。 [42] 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120页。 [43]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44] [俄]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45]廖义铭：《行 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中文论文摘要：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在对行政变革作出回应的同时，亦存有对行政变革的修正和引导功能，通过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行政法可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论文关键词：行政变革 行政法 民营化 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教授曾提出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的作用正在逐步加强。借用弗氏的理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关系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应能反应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另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应能推动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 一、作为行政变革反应装置的行政法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的法。公共行政的变迁将直接影响行政法调整的内容与范围。因为，归根到底，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要受其调整对象的制约。学者朱苏力在波斯纳文集译序中有这样一段评语：“在波斯纳那里，法律并不是从先验原则中推演出来的，法律始终附着于人类生活这个总体，法律事实上或在最终意义上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但这并不等于工具主义），法律的来源是社会生活。从这种观点来看，今天的‘好'法律或法律发展并不是古代的’正确'法律概念或理念的自然延伸或扩展，而是对今天社会生活问题的有效的并因而最终得到人们认同的响应。正如，工业社会采纳的‘隐含契约'侵权责任并不是因为这才是对侵权概念的正确演绎或正确理解，或是隐含在侵权概念之中的寓意，而是’根据新的目的作出的解释'.” 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公共行政发展的背景中表述与阐明行政法问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活动，公共行政的变革常常催生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法理论，并使得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行政法理论失去其本来意义。 公共行政作为国家的一种职能，学界对其通常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界定：一是从国家的性质着眼，说明行政的意义，称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二是从行使职能的机关着眼，说明行政的意义，称为形式意义上的行政。德国学界将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称为行政活动，即以执行行政事务为目标的国家活动。学理上有两种进一步界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的方法。一种观点是放弃概念定义，仅消极地界定行政的界限，将行政定义为既非立法也非司法的国家活动，这种定义，从种种理由来看，是令人不满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仅仅说行政不是什么，而是应当提出积极的定义，如沃尔夫、巴霍夫的著名定义：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按照特定条件或者出于特定目的，部分计划地、自主地、创造性地执行共同体事务的活动，以及作为共同体管理人员予以任命的成员。无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还是组织意义上的行政，都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只是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的标准，更准确的说，行政法是并且正是调整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只是其范围限于行政上的关系而已。 公共行政绝非默然静止的河流，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国家观念的变化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且在不同的国度之间，因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影响，公共行政也呈现不同的态势。公共行政的变革既可体现在行政活动方面，也体现于行政组织方面。这两方面的变革都会引起行政法内容的改变。正如台湾学者廖义铭所言，现代行政法的各种意识和概念之产生，无论是法德或是英美，都肇始于十九世纪的民主立宪国家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明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下，产生了迄今我们仍琅琅上口的价值判断基准，例如法治、三权分立、立法优先、司法制衡、行政专业……等。因此，这些概念本身、隐藏在这些概念背后，以及伴随着概念所衍生出的许多价值判断，在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后，有的历久弥新，而大部分则早已面目全非。“行政法的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可以不断地自我重整与自我再造，体系受到一些内在与外在的挑战，迫使体系一般化的工程不断地重复启动。” 以德国行政法为例，奥托﹒迈耶时代的公共行政与现今的公共行政已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以之为依托的行政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托﹒迈耶所处的时代，是德国从封建专制国家向具有专制和民 主因素国家转变的时期。在法学理论中，奥托﹒迈耶研究的目标在于克服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的弊端和建立法治国家”。奥托﹒迈耶时代，行政是国家的专属活动，他将行政界定为“是除立法和司法之外的国家活动。”“行政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国家的活动，而国家活动是国家法律制度确定的，必须遵循其活动的新的方式，并受立法的约束。”[11]与行政的特色相对应，“行政法是特别用于调整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和作为被管理者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部门。”[12]为将行政控制在法律范围之内，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被确定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以建立法治国。“法治国不只是通过法律把大量丰富的行政活动限制起业，而是还要使行政尘埃在其内部也逐渐形成一些确定内容，以保证个人权利及个人对行政活动可预测性。”[13]具体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研究的中心。为保护相对人公法上的权利，“行政事务中的法律保护”占据了奥托﹒梅耶著作三分之一强的篇幅。二战前德国以国家行政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虽然也经历了不断的微调，但大的变革并未出现，“自由国家时代产生的行政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14] 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公共行政经历了大的调整，公共行政的内涵与奥托﹒梅耶的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扩展，行政不再限于管理，还包括提供物品和服务给付，“行政是一种服务活动，不是为自己创造物品或给付，而是借助现成的手段提供产品或者给付”。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主体不再限于国家，而是指“人民的政治共同体可能处理的超越其成员个体的共同的、一般的事务。”[15]公共行政的种类也从传统的秩序行政，扩展到给付行政、可持续发展行政、后备行政、经济行政等多种形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民营化更是颠覆了公共行政的传统形态。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取决于现代行政的状况及其需求，而关于现代行政之状况施密特﹒阿斯曼求助于一些非法律的概念来描述，包括风险社会、资讯社会、预防国家、合作国家与民营化。以上这些概念不仅描述、分析国家与社会之种种现象，同时也是属于行政政策的纲领概念，这些概念并且可以用来将行政法的观察衔接行政学或国家学等邻接诸学，它们大多也是讨论行政规律文献中所使用之概念。前述风险社会、民营化等已经成为全新的质与密度的挑战…[16]，如何看待发生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这场变革？行政法应当作出何种回应，已引起了德国行政法学界的热烈讨论，带动了传统行政法总论改革的呼声。”时至今日，无疑地必要作一种总括性的改革讨论“。[17]至于在行政法改革范围的命题之下，有一个导向式的话题，改革应针对各论的行政法或针对包括性的体系理论？有学者主张应从行政法的诸多课题出发以求其实现，国家目的即明白地显示出诸多的行政课题，行政与行政法最后还是以此国家目的的实现作为目的。为求其有效实现，”法“应使之适合此行政诸多课题的多元构造。对此，施密特﹒阿斯蔓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从各论出发，将行政法自我设限的观点不恰当。行政法各论的观点，为了其本体的成立，必须用一般性的体系加以辅位，一般性则是以个别性作为考察范围。[18]不管从总论还是从各论出发，20世纪未期开始的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德国行政法的变革。德国行政法已着手回答一些新课题，以回应公共行政的需要。这些课题诸如：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法律保留向给付行政的扩张；行政任务的私有化；市场经济手段的应用和秩序法的退缩；公共采购法的现代化；担保行政与调控行政的构建等。[19] 英国行政法走了一条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路径。从早期不承认独立行政法的存在到新世纪高等法院行政法庭的设立，英国行政法经历了了一条迂回之路。英国行政法的这种发展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习惯、法哲学观念、欧洲一体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公共行政的发展是其中决定性的要素。公共行政在英国有两个大的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产生于1914年，以福利行政的兴起为标志。第二个分水岭发生于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为标志。 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20]1914年以前，出于对干预最少国家的偏爱，英国的行政主要集中于治安、税收、邮政等有限领域，虽然与二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导致了政府事务之数量与复杂性相应增长，但干预行政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色。“因此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 [21]规范主义所主张的控权论是这个时期行政法的主流，“行政法最接近的定义应该说是它是有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无论如何，这是此学科的核心。”[22]1914年左右英国开始推行福利改革，行政的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从摇蓝到坟墓”式的给付催生了“行政国”。1945年与1975年先后执政的工党进行了了两次国有化运动，更使国家行政的规模空前高涨。以控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开始不能适应与解释公共行政的发展，“到了20世纪，行政法开始落后”。[23]用威廉﹒罗布森的话来说：“避免了行政法的快乐的英国人同受制于行政法的恐怖阴影的不幸的法国人之间的自得的对照静悄悄地淡出了画面。”[24]为与公共行政的这种新发展相适应，19世纪20年代之后，行政法的功能主义范式出现，1928年罗布森出版了《司法与行政法》一书，此书被看作功能主义里程碑之作，功能主义法学提出“有必要用一种新的定义来描述法律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成为有关行政的法。”[25] 詹宁斯在1933年认为，行政法由所有那些韦德要排除在外的法所构成。“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规定行政机构的组织、权力和职责…”功能主义者在此所关注的是事情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这种理性思考引导詹宁斯将行政法学定位为一种新的、描述性的角色，日益强调法定的、规制性的体制，而不是判例法的一般原则。[26]功能主义将行政法的关注扩大到公共行政的全过程，包括控权但不限于控权。“尽管詹宁斯的定义是一种描述性的定义，却不应被理解为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不具有制约功能。在格里菲斯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应当为了什么而使用权力以及应当如何控制它”[27]（1952年）。应该说，功能主义是公共行政变革的产物，也更能回应公共行政变革的现实。 1979年撒切尔政府抛弃了“举国一致”的思想基础（国家干预主义），通过尝试新的“自由市场经济”和非官僚化的制度变革寻求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这一时期行政改革的主题是：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竞争机制、企业精神、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28]这些主题被同为保守党的梅杰政府所奉行，对英国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市场导向型”行政法的形成[29]或“新古典行政法”的复兴[30].这一时期，行政法的“黄灯理论”（Amber light theory）有了发展，黄灯理论主要是80年代以来一批法学家的主张，他们指责传统公法理论“两极分化”的现状，认为“走中间道路”更为可取。即在行政法的目的或功能上，强调在个人利益和行政利益为中心的多种利益间保持公正的平衡，在行政法的手段上，主张运用法院内外的多种解决方法建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31]公共行政的变革极大改变了英国行政法传统的颜色。 二、作为行政变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法律的改变有时候会是肇因于行政实务上的改变，正如美国1946年时的新政，而有时候，则是反过来会导致行政实务的改变，例如美国1950和1980年代的情况。行政上的改变，是理念上和政治上改变的产物；而理念上的主流，会同时要求法律制度的配合作为基础。[32]对于能否利用法制手段来积极地组织或者促进社会变革的问题，学者当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以法制手段推动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是现代化的基本机制和主要特征。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在多数场合只能有助于形成社会变迁的条件，并不能直接组织这种变迁。因此必须在法与社会的各种条件的相互关联中理解法的功能。[33]前一种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后一种推动作用是辅助式的。就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关系考察，作为直接推动手段的行政法与作为辅助推动手段的行政法在公共行政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层面的体现。 （一）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通常以公共行政改革启动器的面貌出现，立法机关或政府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替代旧的规则，直接引发公共行政改革。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已成为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对法律的修改是启动大规模公共行政改革的便捷之路。自19世纪末以来，在欧美社会由于自由放任主义受到挫折，对国家以及计划理性的期待随之抬头，法律工具论以及技术官僚与职业法律家的合作也随之得到强调。因此，整个20世纪的法学思想是历史进步的理念加关于社会工程的方法论。[34]在每次大的行政变革之中，都可找到行政法的助力。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为例，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力图推行复兴经济的新政，新政主要内容 是加强国家对银行、市场和农业的控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等，为推行新政，许多独立管制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电讯委员会等得以建立。通过法律对这些管理机构本身进行调整，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了，行政法必须规定或确定这些行政机关对公民行使权力的界限范围，明确公民对之提出申诉的权利。新发展起来的行政法律制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行政机构的权合法化。在新政期间及新政以后更是如此。[35] 就总体而言，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是通过积极的手段，创建一种外生秩序，用这种外生秩序引导行政变革，由于这种外在秩序是“由一个主体设计出来强加给共同体的”[36]，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者的知识与理性，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与“无知观”的命题，这种出于“人的设计”而非“人之行动”的外生秩序[37]，其成功性存在相对的风险。特别是“当试图用外在制度来取代一个社会的所有内在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就象20世纪的各种专制政体的情形一样，它们推行越来越多损害市民社会内在运转的外在规则，监督和执行成本急剧上升，人们的自发动力萎靡不振，行政协调部门不堪重负。在那种情况下，外在规则常常导致行政失灵”。[38]20世纪90年代东欧与俄罗斯所采用的“震荡治疗”也是外在规则应用不利的一种反观，当然，东欧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作为辅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作为辅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是在行政变革的过程中，针对其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使行政变革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公平、公正、平等、责任等基本公法价值。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所言，行政的课题与行政法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演绎关系。这些种种课题转换至典型的法律规律要求，必须经过一些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是以创造性与想象力作为前提，并经演绎与归纳而形成。这种演绎与归纳是一种积极的过程[39]，其积极性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法应对公共行政改革出现的问题提供对策。以英国民营化改革为例，改革初期由于所针对的主要是竞争性强的公营企业，同时对工人利益给予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并未引起较大的公法争议。乃至1989年左右民营化大规模地进入公用事业与自然垄断性行业并深入到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的各个方面时，公法价值的多个领域被触及，这个阶段的民营化招致了激烈的反对，“人们可能认为公法以及公法所体现的公共服务精神在已实施民营化的领域消失了”[40]，这种假想的公法的衰退也是欧洲大陆对英国经验主要的批评之一。但事实上，英国通过法律的设计有效地避免了这一点，在已被民营化的公共设施领域，公共服务法律有了新的增长，对市场运作进行调整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公用需求的规制改革已使英国公共服务法律的成长及发展成为可能。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英国政府确实对每一个民营化后的公用事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规制机关。并有相应的立法要求大臣和规制机关对消费者利益，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农村的人、靠救济金过活的人，以及残疾人的权利予以特殊关注，这些义务的核心是为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得到普及服务（universal service）。在所有的个案中，满足消费者合理需要都成为立法的基本要素。这些义务在2000年《公用事业法》中得到了体现并进一步被强调。[41] 行政法对行政变革的辅助性推动是建立在一种理性观察的基础之上，通过观察已经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发现其中的公法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对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积极回应。相对于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而言，以辅助姿势出现的行政法所导致的行政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由于只是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提出对策，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较小。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渐进之路，行政法在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中，除在特定阶段表现为直接推动外，多对公共行政变革起了辅助性的推动作用。早期的辅助更多地体现保障行政管理的顺畅上，这个时期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称为“管理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中国行政法的关注点转向了控权，通过控权化解行政权对公民权的侵害，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2011年的行政许可法，以及正着手准备的行政程序法都体现了对公共行政变革过程中公民权的保护。但这种控权式的辅助推动因其消极性，以及偏重于对权力输出结果的关注，使其无法对行政组织、以及行政革新的源头问题提出对策。进入新世纪，民营化改革已在中国启动，行政法应将关注点回到公共行政这个整体，从公法的角度分析民营化中可能出现的公法问题，在抑制其负面限制的 同时，保证其正面效应的实现。 三、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相互进化 法对社会的反应并不是单向性，也不一定是线型的。在许多场合，法的反应都体现在法与社会的某种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42]在上述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相互关系中，行政变革要求行政法进行重新评价和选择，为其提供动力与合法性支持；而行政法则一方面要对行政变革予以回应，另一方面，力图将这种回应控制在公法价值体系的范畴之内。如果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回应保持了相对的同步与协调，则二者会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例如美国新政时期的转变，造成总统权的大幅扩张；而国会1946年的回应（也就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度），则在于建立一个能与当时情况密切配合的立法权角色。[43]如果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发展不同步，则或者行政变革会因其正当性支持不足，而激发社会动荡，或者行政法会因对行政变革回应乏力，变得陈腐而失却生命力。二者的不协调的后果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史上都可找到明证。 发生在东欧与俄罗斯的民营化改革可以说是这种不协调后果的典型。在这些国家，前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迅速、大规模出售的结果并不如创造者所期望的那样。当1990年初俄罗斯开始大规模私有化时，它的支持者都希望，一旦私有化释放的效率激励扎下了根，俄罗斯经济就会迅速止泻回升，并转而上行。但这并没有发生。1991－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改革被俄罗斯经济学家谢？格拉济耶夫形容为“一场蓄意进行的种族灭绝”，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不过200来个家族的为数很少的寡头统治集团所侵吞，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9－24倍。[44]法律建设的不足是导致俄罗斯“悲剧”的结构性原因之一，缺乏有效抑制“自我交易”的法律体系，公法对行政改革反应的迟钝，使私有化改革在盯住效率这根绳索的同时将公正抛落，私有化改革的精英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肯从公法的角度建构利益平衡的机制，滞后的公法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的“大盗窃国”。其结果正如19世纪普鲁士法学家祁克所说：“如果法律不忠于正义，只以实利为目的，那么，法律的公正严肃就不复存在，实利也将不能得到”。 概言，无论是行政革新或是法律的改革，都应该以彼此为依托。法律一直都是行政发展的核心，而行政的发展，也应是法律变革的重心，势将一直持续下去。[45]民营化改革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的固有场景，其所倡导的市场导向已如洪流冲击了行政法的传统价值体系。行政法应正视这种变革，并积极作出回应，使传统行政法在民营化变革的大时代下焕发新的生机。 W.Friedman， Law in a Changing Soceity， Colnmia University Press， 2， 1972， p11.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者的著作中，几乎都可见到“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的表述，如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吴庚：《行政法之理论及实用》第8版，第24页。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等等。 苏力：《也许还需要距离》（译序），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33页。 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迈耶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见《德国行政法》中文版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11]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10页。 [12] 同上，P15. [13] 同上，第97页。 [14]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页。 [15] 同上，第25页。 [16] 转引自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17] 同上 [18] 同上。 [19][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90页。该章列举了35个新课题，本文只是选取其中部分予以举例。 [20]﹝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1]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2页。 [22]同上，第93页。 [23]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4] （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7页。 [25]（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7页。 [26] 同上，第154－155页。 [27]同上，第155页。 [28] P.Tompson，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a period of Radical Change： 1972-1992， in F N.lynn， Change in the Civil Service， London，1994， pp.33-38. [29] Alfred C. Aman， Administrative Law for a New Century， in Michael Taggart，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1997，p.90-117. [30] K. Werhan，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Administrative Law，1992， Admin. Law Reviews， Vol.44. [31] H.W.R.Wade & C.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7th edn， 1994， p.91-120. [32]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33] 转引自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121页。 [34] 同上，第121页。 [35]（美）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36]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0页。 [37] 邓正来：《研究哈耶克法律理论的一个前提性评注》，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代译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8页。 [38]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8－139页。 [39]转引自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40] Tony .Prosser， Public Service Law： Privatization's Unexpected Offspring， 63 Law & Contemp. Probs.63（2000）。 [41] 同上。 [42] 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120页。 [43]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44] [俄]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45]廖义铭：《行 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变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构架。

法律上的约定和政纲、决策上的认同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一制度的构造与实施的真正推行。在我看来，目前，法治在我们国家遭遇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境。诚然，我毫不否认，法治决定不是呼之即来的东西，只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足够成熟的时候，才能成为事实。可是，我并不同意把敏感的和看似不可撼摇的东西――比如我国的政治现状和传统文化至今对人们言与行的深刻影响――作为我们逃避法治的理由（也许我这句话太重了些），进而得出“法治需要时间，也许我们只能等待”的结论的做法。虽然我承认这种说法及这种说法的种种依据不是毫无道理，而且，坦率地说，我曾经一度或许现在仍然从心底里多多少少受着此种论调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它是不负责任的，把应然的实然的困难林林总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固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不过总让人觉得我们追求的东西太遥远、太缈茫，从而最终放弃心中那个一直被视为永恒的梦想。

实际上，形势并非我们想象得如此糟糕。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法治是我们国家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和政府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稳步向前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离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有学者言，我们乐观地认为中国已初具现代化国家的轮廓也无妨。

可能一些人会讲，无论如何，一个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出现不必然意味着一个法治国的诞生。

表面上看，这句话实在是充满了理智和思辩，显得无可辩驳。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来看经济现代化，假使经济现代化只是暂时的经济领域的繁荣，那么，法治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纵观世界各国历史，被奴隶主把持着也罢，被封建帝王控制着也罢，于那些现代化在所有人的观念里还是一个未知数的时候，谁不曾有过值得炫耀的几页辉煌？假使经济现代化是指经济相对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话，那么，经济现代化国家必定要是个法治国――经济的现代化势必蕴含着大量的繁复的经济利益主体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主体错综交杂，一面要发生无数的密疏不一的联系，一方面也会发生无数的强弱各异的冲突；同时，由于利益和利益影响下的观念日趋多元，人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一般也是社会陌生化的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过程，本来生活节奏快就会导致心理压力的加重，社会陌生化当然使这种感觉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人们此刻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希冀一种稳定的预期――这种情况下，社会势必需要法律的和调节。劳伦斯。M.弗里德曼说，“现代生活产生了对法律和规则的显著需求，这样的规范……即调整社会生活交通的规范”“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想想现代都市中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的情景，倘若没有交通规则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行在现代社会的路上，法律就是我们的交通规则。

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当然也是法治社会。法治经过若干年的争论和探讨终于成为整个国家的理念，被我当作是全社会――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对法治产生的必然性自觉不自觉的认可。

然而，纵使法治的实现是一种必然，也不等于说我们干等就行。制度的形成，没有时间的检验自然不可以，但是，不对其进行勾勒、构造和推进显然也不成。文章的开始，我说“目前法治在我们国家没有得到真正的构造与实施”，只是从国家没有推出一系列相应的关于建立法治国的正式的的举措这个层面上讲，丝毫没有轻视、忽视社会上那些让人尊敬、让人感动的人们为推动法治所做的任何努力的意思。事实上，我一直把近几年甚有影响的以追求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为的矢的司法改革看成是发起和参与这次运动的所有人的一次认真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努力。

回顾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话题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聚焦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上面。不过，对于现实的中国，后者似乎又比前者来得更紧迫，司法未能独立的情况下――像一位因试图追究某地一政要的公子的法律责任而被调离工作岗位的检察官感慨的那样，“从前清官还可以抗命以身殉道，如今想殉都殉不了”――谈何司法公正？又怎么能把司法不公的责任归咎于司法者们？因此，力求独立的司法是司法改革最重要的任务。而就独立的司法而言，大家更倾向干指审判独立或者至少审判独立是其主要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法治的观念建立在三个核心原则基础之上，第一个原则是法院和其内部行政管理职能应当不受政治制度直接干预而工作；第二个原则是法律团体（法官们）应当根据法律而不能基于偏见和突发奇想或政府的咨询当然更不能因为循私或受贿而作出判决；第三个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成为合法性的法治原则之例外。因为人们研究的角度和进路的不同，法治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义，但是审判独立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毫无疑问。

关于审判独立的问题在对司法研究、检讨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了迄今已做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和论述，从法官的服饰、言行到法官的素质到法院的性质再到司法权的界定，以至于某一个具体制度的设置，均有涉及，有的还引起过广泛的争论。与此同时，司法所涉及的各实务部门也从上到下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实际措施，也许目的和动机不见得是怎样的端正，但仍旧可以视为司法改革“运动”中的一种景象。也就是在司法改革纵深进行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却发现或者已经注意到，如果现行的司法体制不能在制度的层面有所突破的话，司法改革改革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市场经济的国策将法院推到了权力的前台，当行政权力不再主导经济生活的时候，当法律之治的正当性得到越来越深刻认同的时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或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权力……”

“话虽这么说，当我们回顾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时，还是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社会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制约着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操作，使得司法难以公正。首先是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矛盾。……”

“妨碍司法朝健康目标迈进的第二个矛盾是，一方面我们不断地倡导依法治国，另一方面，社会中实际上起到法律作用的规则又不只是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院以及检察院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也不能只服从法律。……与单极化相对立的是多极化，即法外有法，法上有法，许多法律之外的规范也具有与法律同样的作用，司法机关之外的机关也可以行使司法职权。……”

“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而我们的法院以及检察机关在整个国家的权力机构中仍处在相当边缘化的地位，这是今天的司法改革所面临的第三个矛盾。……”

“第四个矛盾是巨大的改革热情与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之间的矛盾。……权力背后有知识……

（我国）传统的政治学中没有提供今天我们可资借鉴的背景知识。从刑诉的角度看，我认为审判方式的改革基本上已经失败。有这样几个证据来证明：第一，证人出庭率不足百分之五；第二，目前庭后阅卷取代了庭前阅卷，同样将庭审架空；第三，审判方式改革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当庭产生结论根本没有做到。从这些情况来看，审判原来是“先定合审”，现在是“先审合定”，原来是书面审，现在还是书面审，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审判方式改革的失败确实发人深省。败在何处，我个人的基本观点是败在改错了对象。当年搞审判方式改革的时候，讨论的是整个法庭审理顺序和方式的变革。然而今天看来，中国存在的问题在于整个司法体制……“

这种看法可谓一针见血。可怎样寻找现行司法体制在制度层面的突破呢？笔者的观点是从法院的非行政化入手。法院的行政化问题，众多学者俱已做过详细的论述，我在此就不现赘言。除学者们已经指出的上下级法院关系、法院内部决策过程、法官之间的关系是行政化的表现外，在法院处理自身与其他国家权力部门的关系时，行政化色彩也相当浓。司法权作为一种与立法权、行政权不同的权力，有其专业性、中立性、消极性。、公开性的特点。法院行政化的后果是法院不成其为法院。而我在前面就已谈及，这与现代的法论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当今几乎所有的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都对司法权有明确的规定。譬如，美国宪法第3条第一款，“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法律规定的下级法院”。德国基本法第97条，“法官只服从法律”。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以一眼看上去，因为法院必须成为法院，法院成为法院又须摆脱如今的行政化之藩篱，所以法院的非行化问题，首先是个宪法问题。

法院的非行改化是一个宪法问题。可能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宪法关于法院的审判权的所有条文。126条之外，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表面上看，宪法126条好像与其他国家类似的条款差不多，为司法权的独立生存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可是与127条、128条前后照应，便会发现实际上徒具其名。不客气地说，作为一个宪法问题，法院的非行政化最先面对的是对现行宪法有关规定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我们悲哀地发觉，法院的行政化才是“合宪”的；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监督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为什么要监督下级人民法院？有什么理由证明高层级的人民法院比低层级的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表现的更高明呢？再说，怎样监督？

另外，为什么法院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又负什么责呢？沿着这种质疑的逻辑，126条也似乎不再让人觉得不再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审判权的行使，这三者之外的社会力量呢？众所周知，我们是存在这三者之外的社会力量的。

法院的非行化是一个宪法问题，并不止表现在对宪法条文可能的怀疑态度方面。它或许蕴含着更深刻的含义。现代国家的要义之一是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它不否认各个地方利益的存在，但反对地方保守主义、地方割据的一切意图和行为。客观地说，我们国家的精英们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富强的国家，为谋求可以令我们自豪的经济繁荣而努力着，这使得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举措――决策者和参加者并不一定意识到――今天看来都是真正的宪法问题，比如建国初大区设置的废弃，的建立及至最晚近的税制改革、银行体制的改革――因为无形中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的重塑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深深的印迹。法院的非行化，可能会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将促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而且，相应地，我国的政治体制会随之发生彻底的改变，告别原来的至今还深受其影响的官僚习气。

此外，法院的非行化还是对我国已取得的向现代化跃进的阶段性成果――法治理想及社会主义市场的确立――的巩固。对于法治，法院的非行政化本身就是一个要素，前面已经提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一个隐喻就是一个更大规模的统一市场的存在，它与各个地方或集团基干自身利益的互相冲突和倾轧紧张对立。正是缘于这种深刻的认识，金融中央化先是作为现任中央政府为改善财政因难而采取的措施，后来则进一步表现为它的突出政债。但是，有学者注意到这样的思路在司法方面却没有展现，“比金融中央化更重要的是司法中央化，因为法院毕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金融系统出现的弊病还要以通过法院加以矫正，法院判决不公却无法求助于银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了我们对社会中非经济类制度建设的忽视，看不到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合理化，经济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法院的非行政化除了能在社会实际中推动法治实现、促进市场发展外还会使宪法看起来比较协调一致，毕竟，追求法治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都是宪法中的重要规定。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一致原则的渊源

 

一次历史事件的爆发总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所呼吁的口号也打上时代的烙印,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从时代背景来看,17世纪以来,法国长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日益困难,路易十四将国家财产挥霍一空,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在破产的边缘,国王政府逼于无奈,只有实行改革,但改革受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并要求召开第三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征税。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贵族们预料的那样,他们实质是在自掘坟墓,加上卢梭等一批启蒙家思想的煽动。人们不再相信与神权结合的国王政府无所不能。

 

从文化根源来说,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战斗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形成了一种“公众文化”,为以后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时期的批评文化揭开了旧制度危机的序幕,人们自由评论与批评,开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转向知识界,知识分子的理论正好符合人们的需求,两者寻求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他们企图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这是因为如此,纯理念才得以深入革命时代大众观念之久。“公众”是一种政治文化过度的术语,它指的是一个群体,也就是一致性原则体现,当获得政权的时候,就开始运用到政治了。

 

从现实来看,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但两者有不同之处。拉法耶特扮演着联合者的角色,在法国他是自由平等的象征,在美国他是传统精神的象征,他将美国革命的精神传到法国的每个角落,但革命后法国人面临的问题远比美国复杂的多,他们究竟是否会选择美国的宪政改革模式呢?然而法国人比较激进,他们所希望的是彻底改变社会,就连“自由的传道者”——拉法耶特也反对将联邦制度等运用于法国革命。

 

二.一致原则的运用

 

“我们的共和国,统一不可分裂”,大革命期间这是知识分子常用的术语,“统一”代表了法国革命的最高目标。

 

卢梭是一致原则的倡导者,首先,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卢梭要求体现一致的思想,即 “公意”原则。在卢梭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公意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公意大概归纳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的一致的利益和意见。他认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公意与所有公民的愿望并非等价,卢梭所认为的公意凌驾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在这里个人的见解是被埋没的,他尖锐批评分权的政治理论,矛头直指洛克和孟德斯鸿,排斥政党制度,反对伏尔泰等人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代议制的看法,他强调在共和国应该实行直接民主。

 

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被认为标志着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但他没有继续深入考虑这种民主理论在实际政治中如何兑现,其中隐含的重大缺陷即缺乏权力制衡,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法国人盲目信奉一致,认为党争是毒素,代议制是联邦主义分裂分子的行为,西哀士、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人是卢梭的崇拜者,也是卢梭思想的承接者,他们将一致的思想运用于政治中,特别是雅各宾将这一思想推行到了法国大革命中,造成了一种恐慌。知识分子是政治权力的运用者和操控者,他们力图改变社会,他们着迷于狂热的理想主义社会。将抽象理论运用于政治权力中,逐渐走向激进与暴力,导致法国革命的失败。相反,在美国社会里,“冲突”体现的是美国人的智慧,是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美国的社会发展史上,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各自利益而发生的冲突。麦迪逊主张实行代议制的政府,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在不同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冲突可能导致某一方会暂时的失利,但是失利方并不会因此而被取消了其享有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

 

三.自由与一致能否真正实现

 

“自由”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对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阶段的历史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含义,对于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民主,一种人性的解放。在卢梭那里,自由丧失了它原本的含义,卢梭捍卫个人的平等自由,他认为平等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于是,他基于他所处时代(大革命前期)人们受到压迫的现实,提出关于人民“公意”的思想。由于卢梭对公意的过分推崇,导致他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蔑视。他所倡导的自由是一种“公意”的自由,是一个公民为了更高的社会目标而献身于共同利益的自由。认为民选政府就代表了一切,这实质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制造了一个“自由的专制”。

 

“一致”看起来美好,但它却彻底否认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一致的愿望,法国革命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革命期间,很多人为了讨好“公意”,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起“一致”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革命走向暴虐,民选政府成为专制的堡垒,不能容若异己的声音存在,人人自危,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指责别人,证明自己的革命身份。在极端的杀戮中,人们失去理智,一个新政权建立了,如果大众觉得不满意,就可以毫无合法根据的推翻它,这些都是打着“人民公意”的旗号进行的,“公意”已经变成没有人性的机器。

 

为了强调革命的政权与传统的君主专制的不同,革命者希望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建立一个摒弃旧社会的道德文化,以“美德”为核心的新的道德文化。什么是“美德”?这个“美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你的道德符合“公意”就是美的,否则就是丑陋的,美德被赋予了极浓重的革命气息,你越有革命的激情,那么你就越有美德。人民的情绪在这种以“美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引导下走向普遍的疯狂。“美德”在革命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不是一种道德模式了,罗伯斯比尔更声称“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

 

对待法国大革命,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对不合理的思想进行批判,从中汲取教训,为国家政治的发展稳定提供独到而有益的见解。建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是历史也是时代对社会的要求,通过这种政治文化所达到的一致将是社会的主流。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摘 要：行政协助是行政程序项下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对于行政协助的理论研究进展迅速但尚处在探索阶段，对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协助事项亦无完善的可操作的法律可依。基于此，本文从阐述行政协助的概念出发，分析了行政协助的法律特征，继而分析了目前我国行政协助在实践、立法上的状况，最后提出了行政协助法律化的设想。论文关键词：行政协助；行政协助法律化一、行政协助的概念行政协助是指行政主体在履行自身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或自身执行职务会带来严重不经济时，向与之无隶属关系的其他行政主体提出公务上的协助请求，被请求机关依法在自身法定权限范围内提供职务上的帮助，以支持请求机关实现其行政职能的法律制度。它对于保障行政权顺利运行，提高行政效率，节约执法成本，解决行政职权的日益专业化和管理事务的日益复杂化之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价值。由此可以概括出行政协助所包含的五个法律特征:1．行政协助的主体是没有相互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行政协助只发生在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非行政主体之间不存在行政协助的法律关系。有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间发生需要提供职务帮助的情形时,通过"命令-服从"、"请示-批复"程序解决,也不适用行政协助。2．行政协助具有公务性。请求行政协助的机关必须是在履行自身行政职能涉及的事务上提出协助请求,被请求机关也必须是在自身行政职权范围内提供帮助。行政机关的非公务活动不属于行政协助。行政协助具有公务性。3．行政协助的动因是行政职权障碍。这种行政职权障碍来源于请求机关不具有某种行政资源等事实原因和不具有某种行政权能等法律原因，还可以是来源于自身执行职务会带来严重不经济的原因。4．行政协助具有程序性。行政协助不得任意进行,请求机关提出协助请求的条件、方式、内容必须合法,被请求机关实施协助应当在自身法定权限范围内依法定程序进行，也即行政协助具有程序性。行政协助程序对行政协助的及时、高效进行，解决协助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争议具有重要的作用。5．行政协助具有法定性。当行政机关符合请求协助的条件，且不存在被请求机关可以拒绝协助的法定理由时，被请求机关必须给予行政协助，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协助具有法定性，可以保障行政权顺利运行，排除各种保护主义对行政执法的阻碍。二、行政协助的现状分析（一）行政协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1．管辖权交叉,协助领域缺乏规范我国行政组织法对行政组织及其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但行政组织庞大而繁杂,机构设置并不完美。机构臃肿、职权不明、权责不清、相互扯皮、效率低下,最终行政目标难以实现,甚至成为社会、财政的负担。行政主体的管辖权交叉现象时时发生,也造成了管辖权的争议。一方面有利的就争着管,抢着管,拼命扩大自己的职权,导致管理相对人被重复执法,形成执法密集地带。另一方面,对无利可图的或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不愿管,不想管,甚至互相推诿,从而形成执法空白地带。在实践中行政执法交叉的领域很多,如工商、公安、技术监督等部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查处；环保、水利部门对水污染的管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商等部门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等。总之,行政协助发生在职能交叉的行政主体中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但由于各行政主体间缺乏行政目标统一性和协作理念,使得本来行政组织复杂造成行政效率不高的局面变得更加恶化。2．保护主义的阻碍我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行政主体之间应当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但是,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把本机构、地区的行政权同整个国家行政权割裂开来,从自身部门、地区的狭隘利益出发,对其他行政主体采取不合作、不协助的消极对策,从而导致了申请协助一方的行政主体目的难以实现,降低了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或间接影响了外地行政关系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更有甚者,行政主体不仅不协助请求行政主体,而且在执法中袒护自己主管的企业、组织。有学者称此为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因为其职权行使偏离了行政目标和法制原则。尤其是破坏了国家权能的统一。还有行业保护主义、层级保护主义等种种保护主义的存在严重危害协助的实现,更加危害到整个国家行政权的实现,偏离了原有的行政目标和行政法治原则。所以,法律确认完善的行政协助制度,就可以为各种形式的协助关系提供法律依据,也可以防止各类保护主义的产生,从使行政权得到顺利行使。 3．超越职权现象存在由于对外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在协助实践中经常出现各行政主体超越了本身的职权范围的现象,如综合执法行为中,各执法机构内部仍适用各自领域中的单行法规、规章,执法时就很容易超越其他部门的权限。当然这种超越职权的行为是无意的,但同时,不能不承认存在着一些部门借助综合执法权滥用职权的现象。4．行政协助观念滞后协助事项通常是被请求主体有能力完成的,其行政人员应当积极履行协助义务和职责。但涉及到联合、综合执法时候,一些综合执法人员需要熟悉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行政部门更需要相关的知识。所以,在这些协助中对行政人员的要求就比较高。有些行政人员缺乏协助思想,观念滞后，不认真看待协助职责,完成协助的质量较差。5．行政协助缺乏监督对行政权的监督方式有立法、司法、社会监督等,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一般都限于宏观上的、带有全局影响作用的重大行政行为,而且行政机关拥有全面审查政府行为的权力,无论是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监督的范围。而行政机关内部之间监督更为直接和重要,这包括行政机关上下级的纵向监督、无隶属关系行政主体之间的横向监督。我国行政主体自上而下可以较好地监督,但是横向行政主体间的监督没有法律予以规范。（二）立法上的不足1．行政协助仅局限于部门法中的一些原则性规定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作为一个大系统，纵向关系模式基本上得到了行政法的规定和调整。然而，行政系统的横向关系模式还没有依法确立下来。至今也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对行政协助作出必要的规定。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还在试拟稿阶段，更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协助立法。从总体上来说，行政协助法律关系在我国还没有确立。但在行政实践中，的确是存在行政协助的相关做法。在立法上有些零星的规定。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在突发事件中需要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措施的病人、疑似病人和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学措施时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又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四条规定：“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应当配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法履行职责。”第十二条有规定：“海关执行职务受到暴力抗拒时，执行有关任务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也有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但这些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行政协助只是做了一点原则性的规定，在很多地方还是立法的空白。2．紧急状态下协助立法存在空白紧急状态即指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因战争、动乱、恐怖事件、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流行病或工业事故等重大突发性事件影响到国家政权、社会秩序和公民生命安全和某些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所处的危急状态。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在法律和权力机关的授权下,具有行政紧急权的各行政机关全面地合作和协助,及时、迅速消除紧急状态,恢复社会的正常状态。目前我国还没有很少有紧急状态法律 ,但已经有诸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样的条例出现，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我国从2009年开始起草《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现在该草案也已经提请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不久将会出台。3．缺乏相应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协助行为在性质相同、级别同等的行政主体之间进行协助,通常认为是公对公的业务,往往比较方便。而不同地域、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行政主体之间请求协助该如何进行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则很少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协助关系基本上是靠两个主体之间的感情来维系,关系好的给予协助,关系一般的给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关系不好的则给予推委。这里所说的关系是指一种经济利益上的依存关系。所以没有完善的行政协助程序,将直接影响到行政主体的行政效率和行政目标的顺利完成。我们知道,设置行政程序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又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的一种外部活动形态,行政程序实质上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的方式、步骤、空间、时间。对于各种行政行为都要设定一定的程序与之相对应,这样才能保证行政主体能将精力投入到行政管理职能中,为整体行政实现和从公共利益出发,各行政主体应当抛开等级、地域的偏见,将协助作为一项行政职能。因此，立法部门要做出相应的立法。 三、行政协助法律化的构建行政协助法律化后，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对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权的规范运作都有促进作用。有利于行政一体化，促进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也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依法行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基于此，行政协助法律化的构建之探讨就有必要、有意义和有价值了。（一）界定行政协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或接受法律监督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由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协助法律关系则指无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之间在协助过程中所形成的由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协助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受行政委托的组织。行政协助的客体包括：协助行为，协助中涉及的人身和财产，精神财富。行政协助的内容则包括:行政协助主体行使的职权和职责;相对人在行政协助中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二）规范行政协助的申请1．行政协助的申请事由从行政协助的动因上来说，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或是虽可以克服但自身执行严重不经济时，就是可以提出行政协助申请。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情形：（1）法律上的不能。行政主体依法不能单独完成职务。如城建机关在拆除违章建筑时遇到建筑所有人的暴力对抗,城建机关自身没有处理这种违法行为的职权,因而需要公安机关提供行政协助。（2）事实上的不能。比如对于在逃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不足或受地域的限制，无法执行公务的时候，可以通缉令，请求有关公安机关或海关协助缉拿。这种请求事项就是属于由于事实上的不能而发生的行政协助请求。（3）客观上不经济。行政机关自身执行公务，比被请求机关协助办理需要付出更大成本，而如果协助办理，将显著有效率且经济时，该行政机关可以请求办理。比如甲、乙夫妇二人分居两地,乙所在市的社会保障机关在决定是否向乙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时,需要甲的收入状况的准确资料,但乙所在市的社会保障机关到甲所在市亲自进行调查,显然成本太大,因而需要甲所在市的社会保障机关提供帮助。这样节约了公共资源，提高了行政效率。2．行政协助的申请方式行政协助应当由请求主体向能直接协助该职务的行政主体提出申请。请求主体一方可以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口头的形式，二是书面的形式，三是由行政协助机构举行部门会议以行政协定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行政协助的申请是以书面请求的方式提出的，书面材料应该有行政协助请求书，该请求书的格式和条款都是规范化的。在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下，则可以是以口头方式提出。当然，事后应该补上行政协助请求书。对于需要长期进行行政协助的行政主体，则应该举行相应的部门会议，设立专门的协助机构，制定协助计划，签订行政协助协定。请求行政主体交给被请求行政主体行政协助请求书或行政协助协定，同时还需要把请求行政协助的相关的事实材料移交，以便被请求主体审查。（三）审查行政协助的请求被请求行政主体接到协助请求后应当及时对协助请求进行审查，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审查的事项包括五个方面。1．提起协助请求的主体是否适格。对于非行政主体的请求，被请求方不得给予协助。2．判断该行政请求事项是属于必须协助事项还是属于可以协助事项。3．是否具有地域管辖权。4．是否具有级别管辖权。5．是否具有事项管辖权。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权范围内的协助请求，被请求主体应当将相关材料移送给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处理，并告知请求方。或者将相关材料退还给请求主体，并说明理由。（四）规范行政协助的答复当行政协助审查结束后，就应该给请求主体以行政协助请求答复。行政协助的答复是指被请求主体在一定期限内有义务对请求主体作出给予协助或不给予协助的答复。包括肯定性答复和否定性答复。1．肯定性答复被请求主体给予肯定性答复的，应当有实施协助的计划和预计的合理的期限。如果在预计的期限内未完成协助事项的，应当向请求主体说明协助事项完成的进度以及需要延长的时间。2．否定性答复被请求主体给予否定性答复的，则是属于行政协助拒绝的情形。被请求主体在收到行政协助请求书后，认为属于拒绝行政协助的情形，可以拒绝行政协助请求。但应当说明拒绝的理由。可以拒绝行政协助请求的情 形有以下八种：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请求主体不得给予协助的；该协助的行为，不在其权限范围内的；如果提供将会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被请求行政主体依法或依其性质应当保密的；如果提供将会损害自身职能和职务执行的；被请求主体以外的其他行政主体完全可以更方便更经济提供协助的；被请求主体如果提供该行政协助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的；其他具有正当理由给予拒绝的。拒绝协助后，被请求主体应发一份拒绝协助通知书给请求协助主体。该通知书上含有拒绝协助的理由之明细条款。不论是肯定性答复还是否定性答复，被请求主体都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作出，不得无故拖延。这样能使行政协助关系尽快处于确定状态，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五）优化行政协助的执行被请求行政主体认为应当执行的，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被请求主体可以要求请求主体派员参与协助工作，请求主体也可以主动派员参加。在实现协助内容的过程中，协助主体应当使用适当的方法，以减少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在执行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协助所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协助主体应当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可以中止协助执行，并将中止执行决定或中止理由书面送交请求机关。如果请求机关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被请求方应当继续履行协助义务。执行完毕后，协助方应当将协助执行情况及相关法律文书通知和转交请求方。双方可以就协助费用的归属等问题进行协商，以最终了结此次协助执行工作。（六）有效处理行政协助争议行政协助争议是指被请求行政主体认为不能提供协助或无义务提供协助而拒绝请求主体的请求，而请求主体认为其理由不充分应当提供协助而产生的争议。1．行政协助争议的产生由于行政协助通常发生在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之间，不同的行政机关对行政职能与职权的认识可能不同，更由于行政事务的复杂性，行政协助过程中出现摩擦和矛盾是难以避免的。行政协助争议的产生可以从请求主体和被请求主体两个角度分析。从被请求主体来说有：（1）被请求机关对应当进行行政协助的协助请求不予理睬或拒绝履行；（2）被请求机关对应当给予行政协助或经过裁量可以给予行政协助的事项，不及时采取措施，迟延履行；（3）被请求机关对所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而终止协助履行后，请求方作出充分说明，但被请求方拒不恢复协助。（4）被请求主体错误的执行协助。 从请求主体上说则有：（1）不应当协助而采取了协助执行；（2）协助执行过程中，采取了错误的方法、针对了错误的对象。2．行政协助争议的处理对于双方发生的协助争议之处理，可以有四种选择方式。一是由双方的共同上级主管机关处理。二是由被请求主体的上级机关处理。三是由本级政府处理。四是由法院判决。这四种可选择的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第一种方式由双方的共同上级主管机关处理是最好的选择方式之一。 但这种方式，也有两点被人所诟病。其一是双方没有共同上级主管机关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其二是该方案并不是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组合，根据经济行政之原则，由下级机关能够解决的争议不宜由上级机关处理。第二种方式是由被请求主体的上级机关处理。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多有被采用。但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其可能遭遇一个问题就是其可能会为本系统的利益而拒绝协助请求或者处理不公平。第三种方式是由本级政府处理。此方式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政府可以从整体的行政出发，有利于客观、公正地处理行政协议。政府之间发生协助争议的，由其共同上级政府解决。政府部门内发生行政协助争议的由本级政府解决。应该说，这种争议处理方式会被未来政府较多的采用。第四种法院判决的方式，则可以这样理解：行政协助争议诉讼属于机关诉讼，而在机关诉讼情况下会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涉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法院处理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范围是很有限的。如果行政协助涉及公共利益，已经超出了行政系统内部争议的范围，而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到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同时，在行政系统内部解决争议可能会发生因地域部门偏见而造成争议得不到公正解决。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却能够发挥其独立 、公正裁决的特点。（七）明确行政协助的法律责任分担行政协助把请求协助的行政主体和被请求行政协助的行政主体联系在一起，共同保障行政职务顺利履行。但行政协助也带来了谁将对最终的行政行为负责以及如何负责的法律责任分担的问题。如果问责不明确，不仅不利于行政协助本身的良性发展，而且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保障也会出现障碍。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协助产生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行政协助法律责任的分担，主要有以下具体情况：一是请求主体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完全法律责任。被请求协助机关仅在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中起到协助作用，没有直接参与行政决定的制定与执行。比如被请求机关基于请求机关的请求，向其提供自身掌握的事实材料，而请求机关根据有关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行政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决定的作出完全基于请求机关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应由请求机关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完全责任。二是各方行政主体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分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机关与被请求机关在各自的职权范围以共同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如在行政管理中经常出现的联合执法，即是行政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助、共同完成某一执法任务。由于此行政决定是由相关行政主体以共同名义作出的，因此，作出行政决定的各方行政主体应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分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被请求主体承担了法律责任，但可以向请求主体追偿。有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形是请求一方的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最终被确认为违法，而提供协助的被请求一方行政主体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时，那么被请求一方行政主体在承担法律责任后，可以在受请求的范围内向请求机关追偿。四是请求主体承担了法律责任，但可以向被请求主体追偿。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形，被请求主体的不作为导致了请求主体的行政不作为或违法行为，或者由于被请求主体虽然实施了一定的协助行为，但这种作为没有直接和行政相对人发生联系，是一种错误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律责任可以由请求主体承担，但事后可以由请求主体向被请求主体追偿。（八）正确处理行政协助费用行政协助费用是指被请求机关提供协助发生的费用。费用问题虽然不是核心性问题，但处理不好却有可能影响行政协助的绩效。如何正确处理费用的分担，应该慎重考虑。行政协助的费用支付有三种做法可以参考。一是由请求主体来支付。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做法。事实上也为很多国家所采用。（典型的有韩国。）二是由请求主体和被请求主体协议决定。（特别是对相互之间互相有提供行政协助的之间。）三是由被请求主体支付。这一般是对数额微小的行政费用，比如在德国，就是规定在50马克之下的行政协助费用就由被请求机关自垫。请求主体不需要向被请求主体支付。我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规定行政协助费用由请求机关承担。这类似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前文有谈到行政协助分为必须协助和可以协助两种，这样在支付费用上也可以体现出区别来的。对于必须协助的事项，由于实施协助是被请求主体的法定义务，所以履行此协助就是履行其法定职责，从理论上说其费用应该已经由财政预算划拨到其账户上，所以在其向请求机关提供协助时，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不是由请求机关承担。对于可以协助的事项，由于其实质是行政协助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合意行为，行政协助的费用承担可以由双方协议，不能规定由某一方承担，特别是不能规定由被请求方承担。否则将会阻碍了被请求主体实施协助行为的积极性，在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实施行政协助的情况下，被请求主体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必然选择后者。注释：关于行政协助的概念，目前我国学术界有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关保英：行政协助是指无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因某种需要互相提供方便并协助完成职务的行为。见关保英：《行政法的价值定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34页；另见关保英：《论市场经济与行政协助的法制化》,《行政与法》1994年第2期。 见 李延 《行政协助与相近概念之间的辨析》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9年2月 第1期 29页。本文的概念在“ 因某种需要”这一点上给予具体化，即“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或自身执行职务会带来严重不经济时”.在“互相提供方便”这一点上，变更为被请求主体对对请求方提供帮助 ，而不是相互提供方便。这是本文概念与关保英教授的概念的不同之处。胡建淼：行政协助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基于执行公务的需要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请求其他行政主体配合其实施同一行政行为或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胡建淼 行政法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83 转见于见李延 《行政协助与相近概念之间的辨析》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9年2月 第1期 29页。本文的概念和此概念意思上比较一致，只是在表述的文字上有所不同。当然此概念中“基于执行公务的需要……请求其他行政主体”和““基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请求其他行政主体”作为一种并列关系来表述，是本文作者所不欣赏和引用的原因之一。王麟：行政协助是指行政主体在履行自身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向与其无隶属关系的其他行政主体提出协助请求，被请求机关依法提供职务上的帮助以支持请求机关实现其行政职能的制度。王麟《比较行政协助制度研究》 《法律科学》2009年 第5期 76页 。本文的概念就是以此为蓝本发展出来的。添加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在动机诉求上，从“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到“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或自身执行职务会带来严重不经济”。在协助的内容上更具体化和内涵化了，从“提出协助请求”到“提出公务上的协助请求”。另还有从“被请求机关依法提供职务上的帮助”到“被请求机关依法在自身法定权限范围内提供职务上的帮助”。在请求主体和被请求主体双方都做了更细致的规定。另外，为了使这一概念更加丰满一些，对行政协助的意义也做了简单的概括，使之成为本概念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执法密集地带，也称积极的管辖权所发生的地带；执法空白地带，也称消极的管辖权所发生的地带。参见文正邦 法治政府建设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96-597页。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立法原意是要各部门分工负责,统管与分管相结合,各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做好环境监督管理工作,但实际上由于部门众多,围绕环境管理产生了各种形式部门保护主义。 在环境保护领域，部门保护主义的表现是明显的，其不利于行政协助的阻碍问题严重。 武从斌减少部门条块分割，形成协助制度---试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改善[J]行政与法，2003，（4）关保英 《论市场经济与行政协助的法制化》。，《行政与法》，10页 。其文谈到:近年来，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化现象，之所以称为异化现象，是因为其职权行使偏离了行政目标和法制原则。尤其是破坏了国家权能的统一。而保护主义就是这种异化现象的代表。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层级保护主义等，莫不例外。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294-2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皮纯协，张成福 主编 《行政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版，319页）。行政协助的意义，有很多学者已经有过论述。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谈行政协助的意义，故对此段文字只做简要的概括，但这样做并不是意味着笔者不知道行政协助之意义，更不是说行政协助意义之讨论没有意义，而是由于本文不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舍弃了探讨此话题。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看：1、李延 练琪 《论建立我国行政协助制度的困难和意义》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4页。 其文中概括出行政协助的意义有四点。一是提高行政效率，二是体现行政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三是开拓协助新领域，四是推进行政合作。2、王麟 《行政协助论纲—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相关规定》，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47-48页。其文中概括出行政协助的意义有四点。一是解决科层制公共行政结构与行政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二是认为行政协助能够有效克服行政资源的稀缺问题。三是认为还有利于保持行政平衡、维护行政公正。此外，还认为行政协助能够促进行政执法体制完善，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条规定可以寻求行政协助的情况 有列出5条，是法律上原因、事实上的原因、知识上（认识上）的原因、资源占有上的原因、经济成本上的原因。《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9条列举了6条情形，相比前者多了一条是其他的原因。本文概括为三条情形，即法律上原因、事实上的原因和经济上的原因。必须协助事项和可以协助事项。也有学者把这一内容说成是法定协助事项和任意协助事项。法定协助指行政协助产生的依据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凡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出现时，行政机关必须请求其他机关协助。在此情形下，被请求机关非依法定理由不得拒绝。任意协助并不意味着行政协助可以随意发生，而是指在法定协助情形之外，立法规定的一些鼓励行政机关寻求行政协助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可以请求协助，也可以自行作出相应的行为。王麟《行政协助论纲—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相关规定》，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47页 以上1-4种是属于不得给予行政协助而拒绝的情形。应松年教授认为，此可以称为必须拒绝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被请求主体没有自由裁量是否提供协助的权力，而是必须拒绝，这是拒绝的法定理由。5-7种是属于可以给予行政协助而拒绝的情形。应松年教授认为，此可以称为可以拒绝情形。 应松年 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1-92页。比如福建省政和县公安局和松溪县公安局，双方在行政协助中出现争议，首先应当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各自上报南平市公安局。如果还是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继续上报福建省公安厅，直至福建省人民政府进行裁决。其弊端是动不动就把政和县公安局和松溪县公安局的争议放到福建省人民政府来裁决，是不经济的。行政协助的法律责任形式可以分为三种：1、行政责任。消极不履行协助义务和违法履行协助义务的行政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直接领导人和负责经办的公务员应当承担行政责任。2、刑事责任。如果上述人员的违法行为或渎职行为构成犯罪则应当依据其犯罪情节的轻重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追究刑事责任。3、国家赔偿责任。在行政协助中，由于违法执行或者怠于执行协助义务而使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致害主体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可以直接要求履行行政协助义务的行政主体赔偿，也可以向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请求方主张赔偿权利，待请求方履行赔偿义务后，再向负有协助义务的行政主体追偿。本文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在正文中没有详细谈到此问题。但并不意味此问题不重要。参考文献：1．罗豪才 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皮纯协 张成福 主编 《行政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应松年 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4．胡建淼 《行政法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5．王 麟《比较行政协助制度研究》《法律科学》2009年 第5期6．关保英 《行政法的价值定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7．李延 《行政协助与相近概念之间的辨析》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9年2月 第1期8．李延 练琪 《论建立我国行政协助制度的困难和意义》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行政指导法制化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是由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对行政相对方作出的行为。行政主体是运用柔性的非强制手段作出行政指导行为的。一般来说,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而且,相对方是否服从视自己的意愿而定。正因为行政指导有别于传统行政行为,故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争论得相当激烈。本人认为,无论行政指导被界定为何种性质的行为,它仍然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仍然是行政机关权威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是行政权力弱化的一种表现。当前,在我国,行政指导在经济、科技、体育、教育等领域被广泛采用,并以建议、提倡、鼓励、限制等多种形式大量涌现,取得了明显的实施效果。然而,由于这种“新生”事物越发壮大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约束和制度的保障,致使我国的行政指导在实践中面临了诸多问题。主要有:

(1)行政指导与行政命令界限不清,遇到相对方持反对态度时,行政主体往往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完成行政指导的内容,这就使行政指导具有更强、更广泛的事实强制力;

(2)行政化的社会传统使得越权行政指导的大量存在;

(3)行政指导的透明度不够,“黑箱操作”的现象时有发生,容易诱发腐败行为;

(4)相对方因接受行政指导而遭受不利时却救济无门的现象时有存在;

(5)行政指导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度低。

(6)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际运作中有时将行政指导措施当成行政指令(命令)措施操作,从而侵害了行政相对方的自益,导致了行政相对方“希望指导又害怕指导的矛盾心理。”

(7)法律上缺乏对行政指导的约束和纠错机制。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行政活动方式,必然存在违法运用不当运用或出现失误的可能,因而需要加以约束和设定补救办法。但目前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还几乎是空白,这使得行政指导的实施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这些实践中的问题使得我国行政指导的积极意义得不到正常发挥,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本人认为,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来控制行政指导的运行应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实践部门当务之急的共同任务。具体为:

1.行政指导主体内容依据的法治化

(1)行政指导的主体必须合法

行政指导必须由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在其权限以内作出才有效。因此,没有合法成立的机关所作出的指导和行政机关在其权限范围以外所作出的指导都是无效的指导。(2)行政指导的内容必须合法

行政指导的内容不得违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即便是无具体行政行为法规定的行政指导,也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及政策。行政机关不得假借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

(3)行政指导的依据必须合法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行政指导有些是有直接法律依据的(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或是由法律授权的),然而更多的行政指导则是没有直接的法律根据。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指导使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严峻的挑战。依法行政原则不仅包括行为法依据,而且还包括宪法依据、行政组织法依据、程序法依据以及这些法律所体现的内在精神。因此,只要政府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符合一定的行政目的,就不能认为它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

本人认为,要求行政指导都必须有行为法上的依据是不现实的,这样只会大大缩小行政指导这种新型管理手段的生存空间,难于充分发挥行政指导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立法投入的再多,仍难免存在疏漏和滞后现象。现实社会生活中总会存在缺少具体法律规范予以调整的“法律空域”。因此,不要求所有的行政指导必须有行为法依据,但要求行政指导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必须在组织法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事,凡超越组织法规定的权限范围所为的行政指导,即为无效的行政指导。同时,行政指导必须遵循法的一般原理与原则,并受到政策的约束。因此,本人认为组织法、行为法、政策、法律原则在当前中国都可以作为行政指导的依据。

2.行政指导的程序的法治化

民主政治理性的表现在于程序的理性,而民主的可贵尤其表现在程序的正义上。如果程序不够周密或者有违正义,就无法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社会特别强调程序的价值,而程序的优先性及程序公平性也成为法治极重要的原则。行政指导不仅要满足目标的合理,更要注重过程的合理,而合乎理性的行政程序无疑是法治伸出的无形之手,驾驭着行政指导实现从过程合理到目标合理的统一。

(1)规范行政指导决策中的听证程序

“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主要内容”。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的一种听证制度,即在一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主持下,在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特定问题进行论证、辩明。听证制度被公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政策论证是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可视为听证制度在政策制定中的程序性反映。论证政策就是对已经设计的各种政策方案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和分析,给予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作出正确的估价。论证政策方案,必须遵循统一的政策目标,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提倡百家争鸣。事实上,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过程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程序是征求意见。因此有必要将体现听证程序价值的制度形态,作为普遍的程序规则反映在与行政指导有关的行政立法、规范性文件制定及政策决策之中。超级秘书网

(2)规范行政指导推行程序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论文关键词: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行政伦理就是行政领域的伦理，是指调整行政主体在国家事务的治理和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并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行为规范，以及行政制度、体制、规则、程序等行政构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倾向(本文主要指国家公务员个体的行政伦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的道德状况、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准、行政构件的伦理德性等对社会建设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行败、行政伦理失范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力度缺乏所致。因此，在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研究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这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弥补当前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缺陷。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强制性制度约束力量的保障。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便于公务员知道行政伦理建设的具体内容，而且还加强了对公务员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可以促使他们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其次，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克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的不良影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极端强调伦理道德本身的教化作用，实行以.‘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把“情”摆在一首位.然后才是“理”、“法”，并且将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看作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是单纯的依赖个人修养，是不能达到重塑良好人格这一目的的。因为个人伦理道德责任毕竟只是一种软约束，它不能有效地遏制某些个人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用这种硬约束即外在的强制力量，将推动和保障伦理道德要求在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最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树立新的行政伦理原则与规范。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地抑制公务员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冲动，净化社会的伦理道德环境，弥补已经弱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力量。这就有利于新的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深人人心，促使公务员尽快形成遵守行政伦理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

(二)这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机制并不健全，同时又因社会分配调节机制的乏力而导致公务员收人水平相对较低，这两种状况并存，极易引发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近年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行政行为受到市场“逐利原则”和“交易原则”的不良影响，部分行政主体热衷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政权力这时便异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行政伦理在少数行政主体身上失去应有的调控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行政伦理失范应属于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

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何种行政伦理失范，其实质在于行政权力主体违背权力的公共性，实现非公共利益。要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彻底遏制行败，必须加强行政主体的素质教育，引导行政主体自觉遵守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由于行政主体的性质、地位及作用具有特殊性，人们对其的期望和要求都很高。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理应承担更多、更高的义务，其中包括行政伦理责任。如果单纯依靠行政主体的自律是难以达到对行政权力控制这一目的的，因此，必须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伦理责任。所以，要想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必须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三)这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

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并建立相应的伦理道德组织，进行制度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工作的普遍趋势。这些国家把行政主体必须遵循的一些伦理道德纳人有关法律、法规。如印度在1964年就制定了关于中央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准则的专门法律《中央文官行为准则》;美国鉴于“水门事件”暴露出政府道德方面的严重问题，国会于1978年通过了《政府道德法案》，1993年又颁布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1981年韩国通过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其后又根据形势进行了多次修订;加拿大于1994年颁布了《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墨西哥又紧随其后制定了《公务员职责法》。法国、英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颁布了类似的道德法典。

新加坡、巴基斯坦等许多亚洲国家也都有了明确的行政伦理法规。这些以法规形式确定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大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忠于职守;二是廉洁奉公，不能;三是履行职责，服从命令;四是严守国家秘密;五是树立公务员良好社会形象;六是对于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者严厉惩处。其规定具体、明确、易十操作.并设有专门的事权统一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关。如美国设置了政府道德办公室和道德官员，其职能是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予以有效监督;法国设有“宪法委员会”、“行政法院”;英国、加拿大等国设有“行政裁判所”;韩国设定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新加坡设有“贪污调查局”等等。无论行政伦理管理的具体方式在各个国家会有多大的不同，确定无疑的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已经成为行政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行政伦理的提升和重建必须通过法制化来实现。

二、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例如，《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组成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人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步入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些规定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效力等级太低，影响其权威性和强制性。例如，我国还没有制定“国家公务员法”，更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二是这些规定不详细，不具体，并过于分散，可操作性差，不便执行。例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应履行的八项义务虽作了明文规定，但未将其明确为行政伦理规范，而且其内容过于原则，缺乏细化和惩治措施，因而难于具体操作;三是将公务员的纪律、义务与伦理规范混合在一起。既不全面，也不明确，极易引起行政主体对行政伦理规范的忽略;四是没有相应的组织制度保障。我国没有实施行政伦理法的相应机构，如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等。

三、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

借鉴国外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我国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行政伦理立法

除了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伦理规范的规定以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行政伦理立法的内容应涵盖全面、应涉及公务活动的各个方面。主要应包括:(l)从事公务活动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其总体要求应有:公共利益至上，忠于国家和社会，忠于法律，公正地执行公务，洛尽职守，不谋私利。具体而言这些规定应包括一些详细的措施，以防止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流于形式。如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收礼品，不得利用公职谋取私利，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禁止不正当使用政府未公开的信息和国家财产，个人申报财产等等;(2)确定管理廉政事务的机构及其职责权限;(3)对公务员进行从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4)对违反从政道德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度，加强对有关惩处的规定。惩处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种类、权限、程序，以及受理举报和防止打击报复等;(5)对离职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的某些活动作出限制性规定。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行政伦理立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即从一般原则性规定走向定量规定。如关于礼品申报制度，《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规定，每次礼品不得超过市场价20美元，一年内从同一位送礼者处接受的礼品总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而我国《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却缺乏这种定量性的条款，仅指出“价值不大的以外，均须登记”，失之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行政伦理立法中，应尽量量化原来一般原则性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二)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

对于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公务员予以严肃惩处，是使公务员遵守行政伦理规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规范的执法监督。应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机关，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职责和权限，负责对公务员从政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违反从政道德行为进行惩处。借鉴国外经验，可以在我国设立行政伦理委员会。行政伦理委员会宗旨是:加强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提高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修养，保障行政行为合法，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是国家法定机关建置，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委员会由一定的机关组织和人员组成。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1)检查国家公务员在执行法律、法规和公务员行政道德过程中的问题;(2)受理对国家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务员行政道德行为的控告、检举;(3)调查处理国家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务员行政道德行为;(4)受理国家公务员或其主管行政机关对委员会作出的建议、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等。委员会在履行职责的同时拥有以下权限:(1)接受举报权;(2)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限制处理财产权;(3)采取预防措施权;(切建议权、处理权;戈劝公诉权;(6)制定机关政策法规权;(7)独立预算权等。委员会应按照一定程序开展工作。委员会应受到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提供年度报告，这样全国人大既可以知晓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又能加强对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委员会还受公众、舆论等方面的监督。一旦发现委员会成员有、循私舞弊、、泄露秘密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将对其进行严惩。

(三)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国公务员教育、培训制度已比较规范化，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章和国家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对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原则、机构、分类等作了专门规定，但也存在方法单一、缺乏长期计划性等缺陷，还应努力完善。第一，应以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当前应研究制定与《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相配套的国家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指导方案。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门也应结合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制定相应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实施细则。第二，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等原则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应加强对公务员的素质教育，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培养行政主体正确的权力意识、服务意识、守法观念等，以使之内化为公务员行为的价值导向;教育、培训的对象应具有全员性，从新录用人员到高级公务人员都要接受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方式应具有灵活多样性，采取脱产和在职相结合、定期和临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王伟.行政伦理概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法治观念

一、乡镇行政组织法制文化建设存在的现状以及问题

（一）乡镇行政组织法制文化建设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逐步深化，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自党的十四大以来，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为目标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如在2007年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通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政府机构和编制管理步入法制化。2011年5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农村基层干部行为规范、促进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的重要举措。

乡镇行政组织有了法律的依据和保障，执法工作和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也得到明显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法律意识逐渐提高，为建设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行政法律体系不完善

政府法制建设三十年来，我国制定了许多有关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行政法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行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另外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等明显欠缺，尤其是行政程序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等特点，对其进行立法归类和统一规范，困难重重。

2.乡镇行政组织人员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封建专制统治思想仍然普遍存在，法治思想相对缺失，人治行政代替法治行政。人们迷信权力，推崇权力至上，导致了行政官员法律意识淡薄，法律信仰缺失，法律权威虚无。

3.法治教育和宣传方法陈旧单一

一方面，由于乡镇经济发展的限制性、财政经费等问题，乡镇行政组织由于缺乏经费的支持，在法治教育方面，培训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乡镇行政经济发展以及工作人员思想观念的落后，法治文化建设的宣传仍然限制在以前的陈旧的宣传方法中，缺乏创新性，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4.乡镇行政组织的监督激励机制不健全

与迅速发展的现实相比，现行的监督机制仍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在激励方面，我国对乡镇行政人员的正当利益实现主要还是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忽视物质激励。乡镇行政人员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在行政过程中就会以滥用权力为己谋私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乡镇行政组织法制文化建设对策

（一）加强立法工作

当前，立法机关应当加快制定关于基层行政组织的组织法（或条例），完善、修订现有的基层政府的组织法，明确规定基层行政组织的机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上述的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是乡镇政府法制建设的几个薄弱环节，立法机关应当着重在这些方面加强立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编制、职能等。通过加强行政立法，充分做到有法可依，使行政组织立法体系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转变乡镇人员执法观念，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因此，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和进行有效地培训，使其知法、懂法、用法，培养行政法治观念。乡镇行政组织要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行政法律法规，并定期举行严格的考核，对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奖励；要建立健全政府内部学法制度、专题法制讲座制度，使乡镇行政组织的工作人员通过教育培训，推动观念更新。

（三）健全乡镇行政组织监督激励机制

1.健全乡镇行政人员监督机制

要强化多方位的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乡镇一级的行政行为，纠正执法中的偏差。通过多种渠道公开政务，提高透明度，从依法办事做起，建立起农民对广大机关干部的信赖，逐步树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采取有力的手段教育和警醒广大机关干部。

2.健全乡镇行政人员激励机制

在物质激励方面，针对不同行政人员的具体需求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同志在《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措施，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政策倾斜。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和职级并行制度。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将会得到较大提升。在精神激励方面，精神激励是相对于物质激励而存在的，通过对行政人员的正确行为加以表彰和肯定，满足其精神需求，来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

（四）创新法治文化建设的宣传机制

第一，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法治建设中的应用。法治建设必须适时更新观念，积极主动作为，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作用，努力打造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法治文化载体平台。第二，创新载体，寓文化于队伍建设，多渠道、多手段，全方位、多层次营造法治文化氛围。如，举行专题笔试，创办法制季刊，开展案例评析，组织模拟审庭等，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教育和引领作用。

注释：

[1]王雅琴.行政体制改革法制化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15（5）.

[2]新华网.在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丁宪.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3（2）

参考文献：

[1]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赵树凯.困局中的乡镇[N].中国经济时报，2004-9-03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法院文化 廉政作风 司法公正

一、法院文化建设对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现实意义

法院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在审判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特有的、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它具有群体属性，是法官内在的思想观念与外在行为方式的物质表现的统一。法官应自觉参加廉政文化教育，认真检查有没有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按受当事人“捐赠”，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问题。只有公正司法，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有利于保证改革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1．以加强廉政建设来促进法院文化建设，是加强对法官教育、管理、监督的现实途径。公正执法、抵制腐败是法官队伍服从服务于院党组的领导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组决议的重要保障，也是正确行使司法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的判判，并不能简单地以应该不应该和好不好来区分，而什么时侯你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做到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和决定这件事的性质。

2．以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来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是加强法官廉政意识的重要举措。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紧密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认真落实“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不断深化人民法院思想政治建设、司法能力建设、司法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法院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着力转变不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和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把“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审判执行工作之中，使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加符合民情，体现民意，服务民生，赢得民心。因此，作为审判人员，一切工作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廉政建设的标准和要求。

3．以深入学习贯彻廉政准则来落实法官的公正办案，是提高法院文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水平的有效渠道。廉政准则的颁布实施，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贯彻实施廉政准则、促进法官廉洁从政，有利于教育和引导法官队伍树立正确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自觉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确保司法廉洁，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二、司法公正在法院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要以公正司法为基础，公正是审判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司法文化的核心，更是人民群众追求的理想和对司法审判的期望。对于法院文化的主体，行使正义的法官来说，公正是最基本的、最现实的道德要求。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是构建法治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的社会现象，正如英国丹宁勋爵所说：“如果我们必须相信某些人的话，那就让我们相信法官吧”。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结构的逐渐调整、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且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把司法公正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司法公正在法院文化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司法审判活动中做到司法公正，促进法院文化建设，协调各种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公平、公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德源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和谐。人民法院正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促进和实现公平、公正，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

2．司法公正是人们文化道德提升的基础，为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诚信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人们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可以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培养人内心的宽容、谅解、谦让和互助，引导人们真诚相处，促进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3．司法公正促进法院廉政文化建设，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一个和谐社会，必须有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随着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入，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分歧和裂痕。法院的文化建设目的在于能够运用制度和规则的力量来不断化解冲突，弥合裂痕。司法机关以法律的平等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践，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法律是对社会进行调控的防火墙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支撑点。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才能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安全、不和谐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稳定，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4．司法公正为社会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物质条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要求人们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以民主法治的形式确立人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原则，以司法公正的手段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促进文化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的必经之路，是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科学把握和理性认知的结果。

三、对如何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谈几点启示

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提高法官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逐渐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当前，法院文化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发展完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加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是落实法院各项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也是确保法官遵守各种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下面对今后如何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谈几点看法，以提高全体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的认识，增强法院廉政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注重传统教育与人文关怀。组织干警参加红色之旅，参观革命圣地，缅怀革命先烈，追忆艰苦岁月，使干警接受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坚定干警的信仰，巩固干警的宗旨意识。举办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术调研讲座，举办诗书画影作品展览等活动，不断提升干警的人文素养。每年都坚持开展“读一本好书”活动，引导干警多读书、读好书、用好书，不断丰富干警的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使干警不仅具有法律文化、法院文化的鲜明特征，落实国家关于公务员休假的规定，定期组织干警体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干警身体和心理压力，培养积极乐观、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心态。

第二，增强司法廉洁意识。巩固市级廉政文化“六进”示范点建设成果，着力警示教育、搭建平台、设计载体三个方面，推出多项举措，采取预防式、自我式、启发式、互动式、帮带式、引导式等“六式教育法”，丰富教育方法，努力做到廉政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载体新颖，扎实推进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司法廉洁意识，努力形成清正廉洁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

第三，提高和谐意识，增强调解能力，拓展调解方式。我国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民事调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概念，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已被国内外司法界所认同，被称作“东方经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东方经验”正成为打造和谐的重要手段。所以，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纠纷，使双方当事人都能满意，最终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和谐，确保社会稳定。积极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协调解决的方式，探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的新思路，将群体性纠纷案件、劳动争议案件、一方有理由但缺乏证据支撑的案件、可能引发上访及不稳定因素的案件、在采证和法律适用上处于两可之间的案件作为重点调解的案件；促进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及其他调解方式协调发展。

第四，加强法院的文化形象塑造。突出法院审判与办公场所崇高、庄重、威严的特征，充分体现法院的职能作用和职业风格；科学配置办公设施，增加法院办公科技含量，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改善交通、通讯、办公条件，为干警创造便捷舒适、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建设“两个文化大厅”；在办公大楼与审判大楼大厅进口显著位置设置院训、法律墙、法文化壁雕等。建设“文化长廊”；在审判庭走廊及办公楼走廊等公共区域设置“文化长廊”，悬挂法制史、地方文化、法律名人名言、廉政格言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院工作、法官风貌的书法、摄影、绘画等文化作品。建设“一个文化广场”；加强大楼场地建设，将其纳入法院文化建设范畴。在大楼前广场设置国旗旗杆及其基座，在大楼周边场地设置镌刻法律名言格言的文化石等，通过国旗座、文化石、场地绿化、场地设置等，向公众展示法院文化，显示和宣传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大力塑造法院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