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论文范文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一、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淫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都确立了公民的平等地位。人们有分工或职务的不同，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没有等级的划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财产、职业、职务、种族等方面具有的差异，因而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或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实际存在着富人歧视穷人、职位高者歧视或虐待职位低者、一些种族歧视另外一些种族的情况。许多富人凭借财产胡作非为，有些当权者凭借权利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有些种族优越感较强的人鄙视其他种族。这些富人、职位高者、种族优越感强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当今世界是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常常是产生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特权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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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1.强化企业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企业领导的支持。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使得企业部分领导对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不到位甚至错误的认识，以为在以经济为中心建设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变得无助轻重，忽视其在企业管理机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诚然，在政治日益开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应放弃思想政治建设。并且我党局势俱进，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向，在新时期下主要的目的也是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所以企业领导要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重视并支持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内部的开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只有这样，职工的思想、认识才能形成有效的统一，才能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加强企业领导思想政治的建设，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向他们介绍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管理的促进作用，让他们从政治的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2.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操作者，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很大一部分由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决定。在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者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工作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对象和要求的变化。改传统的经验管理为科学规范管理，并根据企业新时期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提高对政策的理解水平，加强业务能力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一，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都重要文献的学习，从中吸取养分，提高政治觉悟，为当前的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二，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提高政策理解水平，为企业的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三，加强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以科学和知识武装头脑，学习新技术新管理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认识。打铁还得自身硬，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高，才会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广大职工才能在思想、政治上听从你的指导和建立，才能愿意团结在你的身边为企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3.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高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但我们也要认识现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之处。改革开放驱动着中国各个阶层从意识形态斗争中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的上，摆脱思想上的束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却鲜有作为甚至停止不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单调乏味，灌输式、说教式工作方法严重，很难被职工认可和接受，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应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变传统思维方式为现代思维方式；变单向灌输工作方法为互动交流型工作方法；变单纯定性型工作方法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型工作方法。比如，对于腐败问题，说教式、灌输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有效地解决，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是一种软约束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腐机制保障，软约束力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除了注重对广大职工思想品德、政治觉悟的培养外，还应建立强有利于的应对机制，加强对腐化、贪污等违法乱纪行为的的监督。

二、结语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从表面上看，公共管理思想的演变似乎没有规律可言，但从哲学的视角审视却不难发现，表面上复杂和混乱的演变过程实际上隐藏了微妙而清晰可见的轨迹：或者是古老理论的复兴，或者在涉及某对矛盾中左右摇摆，或者是关于某些对立面的融合。今天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正是其过去思想互动、协调、演变的结果，因此探讨公共管理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使我们可能进一步地预测其发展方向。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哲学；思想演变Abstract:Aphilosophicinvestigationrevealssomedelicatebutcleartraceshiddeninthecomplicatedandconfusingcourseofevolutionofthe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somebeingtherevivalofanoldtheory,somethewaveringbetweenacertainpairofcontradictions,andothersincorporationofcertainoppositesides.Contemporary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hasresultedfrominteraction,coordinationandevolutionofideasinthepast,soanexploratory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arytracesofpublicadministrationhelpsbetterunderstandthisscienceandpredictitstendencyoffurtherdevelopment.KeyWords:publicadministration;philosophyofadministration;ideologicalevolution政府管理在发展早期被称为“行政管理”，强调政府应作为惟一或者核心的行为主体，主要研究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等行政现象，关注如何制定正确的政府目标和有效达成这些目标。“公共行政”则是对政府管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的特点总结。尼格鲁夫妇(F.A.Nigro和L.G.Nigro)没有对“公共行政”作具体定义但却描述了公共行政的特征：(1)在公共环境中共同合作的群体努力；(2)包括执行、立法、司法三部门的相互作用。［1］15(3)在制定政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4)明显不同于私营机构的行政；(5)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与许多私人团体、个人关系密切。简言之，“公共行政”关注公私合营、合作，并开始注意社会其他行动团体的重要性有所增加。所以，“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学科演变的不同阶段的概括。为反映该学科最新的演变趋势的需要，并鉴于对学术界在各阶段的具体划分界限上还存在较大分歧的考虑，笔者这里只使用“公共管理”一词。综观公共管理发展，其演变始终是在对立的矛盾体中螺旋式前进的。每当公共管理的主题向一方倾斜时，它必然有向另一方平衡的趋势。从长远上看，公共管理的演变总能够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并且随着其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也许某些时刻，公共管理演变的结果似曾相识，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作为公共管理发展最新趋势之一的无缝隙组织就是这一结论的例证。正如拉塞尔·林登在《无缝隙政府》中指出的：“无缝隙组织与那些在200年前由商人、工匠、技师以及农场主主导的最初的社会非常类似。实际上无缝隙组织是19世纪中期以前在美国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个性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方式的再生。不过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2］具体说来，公共管理的演变有以下几条轨迹：一、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融合在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工商、金融界出现了大量对国民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垄断组织，对国家地位形成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社会发展产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些都要求通过国家进行干预来解决。因此，狭义的国家即政府必须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地位的加强、权力的加大、职能的扩展都成为历史的诉求，于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公众则自愿成为管理客体，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职能的扩张反过来又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依赖。从此,政府作为管理主体与公众作为管理客体便泾渭分明。政府理所当然地管理公众，公众也不会主动、直接地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过度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一背景之下，布坎南（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等人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以当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所有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依据自由市场交换能使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推导出由政治家、官僚组成的政府也不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而已的结论，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最大化的神话。在公共选择理论倡导者看来，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可能同样无法解决。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政府作为惟一的管理主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同一时期，以“黑堡宣言”（BlacksburgManifesto）作为兴起标志，“政府的本质是什么”、“政府应履行什么样的职能”等许多行政核心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促成了治道(Govemance)变革。在治道变革的推动下，公共管理进入了社会本位，形成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三类管理主体平等互动的格局。“‘只有政府、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只有政府、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好’的政府本位理念,并不能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提供一个切实的保障,也无法真正促成高效的管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民与政府在良好的关系中合作与协商。凡是管理客体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必干预；管理客体可以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在一些社区，作为社区居民的管理客体甚至成为自身的管理主体。而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也由早期的命令、控制、指导关系变为一种对话协商关系，即以“人本、责任、服务”精神为核心的“参与、合作、互动”方式。［3］虽然通过给予管理客体更大的独立性，管理主体能够在避免扩大规模的同时管理更多的公共事务，但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共享权力、分享责任机制带来的各自界限模糊、责任认定的困难，为管理主体互相推诿、转嫁责任提供了可能，并引发出行政伦理等问题。有鉴于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界限有可能会重新清晰起来。二、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与融合从1887年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发表《行政学之研究》开始，行政与政治逐渐分离，公共管理的研究重点转向“行政”。威尔逊在该文中指出，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执行一部宪法正变得日趋困难，强调应对行政管理进行专门研究。他还认为国家权力掌握在决定政治的议会和执行部门的手中，这就从结构上否定了三权分立，确立了行政与政治两分法。古德诺（Frank.J.Goodnow）则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行政与政治两分法，认为行政将成为现代政府的中心问题。[注:在时期划分上,本文参考了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2版绪论部分，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现在已经有学者试图通过这方面研究来打破这样一种局限，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当人们抱怨官僚组织的问题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其归咎于官僚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事实上，问题出在官僚组织的治理上。”［4］持类似立场的学者们进一步地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原因归结为传统议会——政府治理结构的失效，从而将目光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与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B·丹哈特和珍妮特·V·丹哈特认为，新公共服务是指“关于治理体系中公共行政官员角色的一系列思想，而且这种治理体系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5］。换言之，新公共服务的锋芒直指新公共管理的“掌舵而非划桨”原则。在对这一流行语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家试图重新确定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改革虽然改变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但是政府仍旧拥有极大的权力来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要改变“政府独自掌舵”的局面，强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为“国家”这条船掌舵之时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因此，政府的首要作用乃是帮助公民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去驾驭社会。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的时代，行政与政治再次融合到一起。当然，这种融合与早期公共管理研究并不相同。因为学者们对于独立出来的“行政”因素已经能够顺利处理，所以再次将“政治”因素嵌入进“行政”对于公共管理而言是可行和必须的。三、“效率”与“价值伦理”的对立与转化以美国人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1911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为标志，公共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主义时代。以“精密性”、“规范性”途径为核心的“效率导向”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泰勒认为加强专业性计划工作可以促成组织的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从而增进组织的稳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摆脱了传统依靠个性进行组织管理的模式。“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则建立了官僚模型(BureaucracyModel)，认为官僚集权组织是适用于一切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怀特等人作为公共管理的代表,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建立相关的原理、法则和知识体系。科学管理主义时期公共管理的特点是：管理是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认定对于每个组织而言,必定有一种成本最小、产出最大的最优方法。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科学管理主义认为人就是以追求私利为惟一行动动机的。这一认识的优点非常明显：科学管理的工时研究、动作研究、计件工作制、成本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的理论，满足了经济人的物质需求，并且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科学管理主义由于将除追求私利以外人的其他特性全部剥离，所以也存在理论缺陷。于是公共管理以“行为科学——一种倡导关心人的价值伦理流派”作为方向演变。研究者发现，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情相互依存的需要，可能放弃经济利益而屈从于人际关系、道德和感情，并且有通过公共生活实现社会目标的愿望。特别是梅奥（Mayo）、罗特斯利博格（EritzJ.Roethlisberger）和怀特赫德（T.N.Whitehead）1927—1932在西方电气公司完成的霍桑实验（HawthorneExperiments）发现：社会、心理因素是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非正式组织有自然形成而其成员必须服从的规范；在职工需要中，金钱仅仅是一部分，更多的需要则来自于感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这样，他们就彻底颠覆了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而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人假设”。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行为科学逐渐被接纳为研究公共管理的新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西蒙的决策理论。西蒙批评传统的组织理论把组织中的人看成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既定因素而不是可变因素，因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成员的心理、行为与决策关系密切，只有对成员的决策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一个组织的结构与功能。[1][2][][]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被种族歧视、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所困扰；70年代开始的滞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反映在公共管理上就是人们对于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所有这些，促进了公共管理的变革——“新公共行政”运动兴起。其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GeorgeH.Frederickson）主张以政府及其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作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概念。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社会正义与公平；认为传统的公共管理过于专注于高层管理与职能部门的管理，以至于效率、经济目的总以公平与正义为代价，而后者正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要通过范式革命对传统公共管理的框架进行彻底的革新；强调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指出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行为等正是其与以产权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管理的根本区别；主张“民主行政”，要求尊重人民与意愿。这样，公共管理的“公共”特点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表现出来，这使得公共管理不再仅仅是私营管理的借鉴者了。但是，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实用性不强，正如理查德·J·斯蒂儿曼所质疑的，问题是“在既定的体制内如何才能把公共行政推送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6］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为中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因其较好的实用性取代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主流地位。新公共管理的主张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替代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决策程序简化；节约公共开支；实行私有化政策；开展以竞争和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政策选择。从实践上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导向的各国政府改革，确实有效地遏止了政府的过度扩张，减少了行政成本与开支。四、官僚制的发达与衰微1890—1920年韦伯建立了官僚制模型理论。按照他的描述,官僚制的特点有:(1)公职的等级排列。每一个公职都有其自己的权威或法定的权力。(2)系统分工。每一个公职或职位都有其自己的表示为职位和权力的能力范围。(3)非人格化。各种官员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命令和正式建立的行为规范,在与组织内外的人员接触时,他们仅仅按照这些规定行动。(4)取得一致运用的行为和程序方面的正式的书面规定。韦伯认为,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任何形式。它最终在集约效率和业务范围方面占有优势，并且可以正式运用于所有各种行政任务。［1］102-104官僚制适合于常规任务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却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欧文·E.修斯（OwenE.Hughes）认为官僚制的理论遇到两个特殊问题：其一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其二则在于人们不再视正规的官僚制为一种特别有效的组织形态。由于官僚制过分强调“规则本身取代了组织效率变成了力图达到的目标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7］50。凯登（Caiden）则指出，为了达到官僚制的“效率”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狭隘的求同现象；对个人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限制；难以忍受的一致服从；称职但并不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同样的自鸣得意……当官僚制走到极端时它的缺陷将会取代其优点”［7］51。在众多学者的批判下,公共管理的演变便开始了摒弃官僚制的进程。不过在如何“摒弃”的问题上，学者之间产生出一些分歧：有的主张从组织文化上建立学习型组织，认为政府运作的首要目标不是单一的效率，而是识别和解决新的问题；有的主张从组织结构上整合各机构行动。比如林登的无缝隙政府理论指出，自亚当·斯密详细论证了专业分工的优点以来，专业化分工所受到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导致的条块分割与部门主义已经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因此应通过一些组织技术，以社会问题和公众需求为中心，将四分五裂的政府职能整合起来以提高政府工作效能。与传统的官僚制相比，无缝隙政府没有推诿扯皮，没有严格的内部分工，更加贴近顾客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时间敏感度。对官僚制进行颠覆的其他公共管理代表理论有：从伦理道德角度批判它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技术层面上批判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从政治层面上批判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对于“后官僚制时代”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理论的兴起使官僚制所代表的传统公共管理走到了尽头。五、公共管理各流派的分散与整合以孔茨（HaroldKoontz）发表于1961年的《管理理论丛林论》为开端,整合公共管理时期开始兴起。在该文中，孔茨用“丛林混乱”一词来描述管理理论名词、术语、定义等林立的现象，这就产生了整合各个理论的需求。另外由于行为科学过分强调人性激励、心理满足、自我实现对组织管理中的有效性，在实践中显露出相当的局限性，进一步增加了理论整合的需求。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相互关联的、能够观察和分析组织现象的管理思想——系统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强调组织内部分与部分的影响和组织对外部环境及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即把组织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系统论与公共管理结合便成为生态行政学，以政府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基点，强调政府与其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平衡。系统论在体现出普适性较好的同时，实用性却较差，因而人们开始研究更为具体、更为特殊的组织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模式，寻求一般系统论在具体组织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方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权变观应运而生。其在承认组织与环境间、各个分系统间存在相互联系作用的基础上，寻求特定条件下的最有效管理方式。在权变观的影响下，生态行政学的集大成者——弗雷德·雷格斯（FredW.Riggs）在1957年所著的《农业型与工业型行政模式》一文提供了在比较中确定各行政类型的特质研究框架。他将人类的行政模式分为融合式模型（FusedModel）、菱柱式模型（PrismaticModel）、发散式模型（DiffractedMode）三种类型。这三种模式反映出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水平，因而既可解释现代工业社会的行政现象，也能解释传统社会的行政现象。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思潮大量吸收了工商管理的理念，主张灵活地处理各个公共部门内部机构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同时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实践结果也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权变观对于公共管理演变的影响和促进。这种演变的特殊性在于，系统论和权变观并不是某个特定公共管理时期的代名词，它们只是从70年代后成为公共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虽然系统论和权变观兴起于对公共管理的研究，但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公共管理领域本身，成为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尽管笔者尝试归纳了公共管理演变的几条轨迹，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轨迹一定是人们有意形成的结果。无论如何应当注意到的是，每当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遇到困难时，人们习惯于沿着某种逻辑回溯历史，并往往会从那些过去管理的基本概念、框架或者体系中发现前进的萌芽。此时，人们常常会惊讶于古老公共管理理论的复苏。公共管理的每次再生，尽管似曾相识，但都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新的生命力。探求公共管理的演变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且可能为其未来的突破奠定基础。丹尼尔·雷恩（DanielA.Wren）曾写道：“在管理思想演变的概念分析中涌现出了相当明确的各种趋势、力量与哲学。管理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其过程。从内部来说管理思想经过了一些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在指引目标前进的系统解决所碰到的问题时，有的侧重于人的方面，有的侧重于组织和方法方面。从外部来说，管理思想一直受到技术进步、人性假设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动力的影响。今日不同于明日而明日又不同于今日，但今天是我们所有的昨天协力作用的结果，明天也将如此。对于管理学者而言，历史中存在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把过去作为序幕加以研究。”［8］虽然雷恩的评述只是涉及一种普遍的管理思想，没有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它是对公共管理演变轨迹的最好归纳。当我们观察到“公共管理”在诸多杆天平上摆动时，我们实际上学习和掌握了其演变的规律，而这些规律足以能揭示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秘密。［参考文献］［1］菲利克斯·A.尼格罗，劳埃德·G.尼格罗.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M］.郭晓来，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M］.王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3］陈庆云.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J］.中国行政管理,2005(4)：18-22.［4］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项龙，刘俊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94.［5］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刘俊生.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39-45.［6］理查德·J.斯蒂儿曼.美国公共行政重建运动：从“狂热”的反国家主义到90年代“适度”的反国家主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4)：79.［7］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赵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66-567.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不难看出思想政治工作是行政管理工作的一种必要的且有效的手段，而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行政管理是保证思想政治管理者顺利开展工作的工具，两者相互扶持，辩证统一。在企业的日常管理生活中，企业管理者想要被管理者自觉的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依据一定的行为准责从事所担当的职务，这在理论上无疑是最佳的结果，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人的性格特点及思想觉悟都各有不同，能力各有高低，相做到和谐统一甚为困难，要想从本质上让人们自觉的、抱着认可的态度去工作，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从思想上激励，在行为上启迪引导，从而使得员工能动的接受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被管理者如管理者期望的那样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提高工作效率，使得行政管理工作向良性方向发展。

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5结语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凸现，人们对传统林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生态林业概念，后又逐渐演化为可持续林业、现代林业。然而，到目前为止，现代林业这个概念，还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和正确理解，业外人士往往错误将“现代林业”当作“现代化”林业。业内人士也有不少人将“现代林业”抽象化，使“现代林业”远离社会，脱离实际，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林业的建设。

1.世界各国林业建设观念的转变

现代世界各国林业经营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具体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基本一致，都在不断重视生态环境作用，兼顾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奥地利的“森林经营新模式”，其目的是实现不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与经营；瑞典的“立地特点林业”，认为“合理林业可与小规模自然保护和景观并存”；德国的“正确林业”，采取“与健全的科学知识和经验证明的实践准则一致的经营方法，同时，保证林地的经济与生态生产率，从而实现物质与非物质机能的永续”；加拿大的“模式森林计划”，以森林生态经营思想为基本原则，大力倡导公众参与，积极引入科学技术和生态技术，持证经营，充分实现森林多种价值；修正的热带“近自然森林经营”，要求从整体出发，经营森林生态系统，以保证生态系统的生产率与稳定性；日本的“森林•林业流域管理系统”，则从日本国情出发，把森林作为“绿色和水”的源泉，按照流域来进行经营管理［1］［2］。

林业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部门，而是环境建设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产业——这已是大家的共识［3］［4］。

2.“现代林业”的定义

国内较早的现代林业定义是：现代林业即在现代科学认识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的，并可持续发展的林业［8］。后来，进一步发展，定义为：现代林业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全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高效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林业［1］。

第一个概念一连使用了四个“现代”，关于“林业”之前，就其观点的实质而言，不过是“现代化”“林业”的定义。后一个概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实，这个定义的实质并未超越可持续林业的范围。

林学自创立以来，各国对于林学、森林、林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林学经历了传统林学的各个阶段（从“大木头”林业到“永续利用”林业），向现代林学转变。“现代林学”成了以森林生态系统的营建、经理为研究对象，以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功能为核心，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多种效益和多种功能为目的的学科。对森林的认识也由单株树木、树木群体到森林生态系统的转变。由于人们对森林和林学认识的变化，是人们对林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木头”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从“伐木”行业转变为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作为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从而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转变，以及当前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日益突出，使人们又认识到，“社会”与“生态”是一个复杂的复合大系统，人类活动必须遵守其竞争、共生、自生三大原则，实行“资源共享、适时协同、按需生产、和谐共荣”［3］，实现“人地共荣”，社会——生态系统的竞争、共生和自生机制的完善结合，环境合理、经济高效、社会文明、系统健康地发展［3］［4］。

因此，现代林业可以归纳表述为“和谐林业”：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研究并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社会高度文明，生物圈永久稳定和繁荣，人类共同幸福与进步［5］。

只有通过科学高效的手段，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这些关系和谐协调，才能迅速克服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显然，这种定义克服了传统的割裂“社会”与“生态”的观点的弊端，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突出了“关系协调与和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6］［7］。

3.“现代林业”的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现代林业：①以森林生态系统为经营对象；②和谐地协调人与人（包括组织与组织、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竞争、共生、自生）［3］［6］；③“人地共荣”为最高目标。

因此，现代林业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和谐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全社会协调参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管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5］。

显然，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具有复杂系统所具有的网络性、多区域性、开放性、动态性、耗散性、作用过程多样性、多维数、非线性等特性，我们应该运用整体复杂性研究方法、3d方法（全社会共同参与系统诊断、参与方案设计、参与推广与实施），对以现代林业进行研究，对人地系统进行模拟分析，寻求系统和谐发展的新途径［3］［5］。

3.1经营对象

现代林业的经营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最大生态系统，具有其他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当把森林生态系统作为经营对象时，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人类的经营活动不应超出其调节能力的阈值，以免造成生态失衡。就现代林业而言，就是要按照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开展森林经营活动，通过各种措施，减少对于林地的养分耗损，增加林地养分补充，增加对系统的投入，建立新的高效的生态链，形成高级有序循环，促进林业系统向高级有序态进化［2］。

3.2经营目标

现代林业的经营目标是森林利用达到“零废弃物”，实现“清洁生产”［3］。实现林业“清洁生产”，就是通过改进森林资源经营利用手段，达到削减和控制co2排放，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少或不产生生产性垃圾和生活垃圾。通过对有限森林资源的节约、节制和循环使用，创造健康有序的森林资源使用机制，实现和谐发展的循环性社会：①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新技术，如生物发电、低公害车、自然能源等。②建立废弃物回收、再生、利用循环系统，确保环境卫生安全。③加大木质系列材料开发利用力度，提高木质系列产品生产效益。④培育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森林文化和生活文化氛围。

3.3经营原则

在目前矿物燃料日渐枯竭、人口压力加大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现代林业的经营原则应该坚持：①开发短轮伐期速生丰产林；②营造高产能源林，解决农村燃料短缺状况，加快“绿色能源”替代矿物能源的步伐；③促进区域社会能源自给化、多元化，最终达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④有效利用荒山荒漠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9］。

3.4经营之路

除了坚强生态建设之外，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林业发展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行业建设：加强林业能力建设，逐步把我国的林业建设成大生态产业，实现林业的和谐发展。

②加强林业意识建设：加强生态安全和生态关系知识宣传教育，强化领导林业意识，提高全民林业观念，倡导清洁生活方式和勤俭生活方式，合理分配资源，按需生产，实行清洁生产和节约生产［3］。

③加强林业行政能力建设：加强林业组织建设，提高林业行政能力；加强林业质量建设，提高林业工程质量；加强林业制度建设，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和林业行政体制；加强林业工程同其他工程建设的联系，使它们有机结合，实现整体与局部同步健康发展［5］［10］。

4.结束语

以上，只是笔者对“现代林业”思想内涵浅陋的思考。实际上，“现代林业”的思想内涵远比上述内容还要深、广。总之，就我国而言，我国的林业底子薄，又走了许多弯路，林业经营水平还很低，林业行政能力还比较差，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运转模式和思维模式上，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林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现代林业”内涵的讨论和思考，促进我国林业观念的转变，提高全民林业意识，尤其是领导林业意识，转变林业行政运转模式，促进我国的林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慧，现代林业［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3）。

［3］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2003（学术刊）。

［4］张国庆，试论复合生态系统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科技，2001（2）。

［5］张国庆，试论和谐林业［j］，安徽农业，2003（学术刊）。

［6］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张建国，现代林业论［m］，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一、思想教育工作融入安全管理中的基本方向

1.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宣贯安全防范理念。

因事利导、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基本方法。思想才教育与安全管理结合要找好切入点：必须紧扣生产经营、紧扣一线员工、紧扣生产现场，从员工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入手；只有找准了切入点，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会把安全理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安全管理工作中去。多年来，港口始终把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在一起，坚守“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遵循“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学习宣传新《安全生产法》，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查现场“三违”行为，杜绝习惯性违章，较好地提高了广大员工的安全素质和安全管理水平，达到了增强员工素质、防范事故发生的目标。

2.广泛开展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标。

把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训有机结合，是提高员工安全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制定港口年度教育培训计划。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素质。二是新《安全生产法》已于去年12月1日实施。做好“新安法”宣贯普及工作，切实将“新安法”贯彻到位。三是结合季节特点，相继开展了“安全演讲比赛”、“安全生产月”、“安康杯活动”、夏季“六防”、冬季“六防”、“11.9”消防日、“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无事故”等活动。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围绕“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为主线开展各项工作。四是利用多种形式，将上级文件精神、各类安全知识和常识、事故案例分析等宣送到广大员工中去，利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大力宣传，营造声势。使员工的安全素质不断提高，在工作中始终牢记安全警戒线，按章办事、按规操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管理都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如果说安全教育的作用是事前警示、事后惩戒，那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则重在事前预防、自我防范。而且是从思想源头上、行为意识上形成牢固防卫体系。在诸多生产力要素中，员工是最重要、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员工行为是否规范，安全意识强弱等，受其自身思想支配。思想支配行动，行动源于思想。同等条件下，员工安全意识重视成度、觉悟高低，决定着对安全工作的责任心所持的态度。因此，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行式对员工进行安全意识防范、思想觉悟、爱岗敬业等升华教育。只有员工将“爱自己、爱家庭、爱港口”的正确思想得到普及、员工的安全责任感才能增强，自觉遵章守纪，我要安全、大家安全的习惯才会养成。

三、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有机结合的“日常”工作方法

1.做好日常“警示”教育。在港口生产建设中，已发生过的安全事故教训沉重。

无论大小安全事故，都会在员工心中留下阴影。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全过程，就是要做好日常“警示”教育，预防事故发生。通过案例分析，举一反三，帮助员工认识到不安全因素对社会、对港口、对家庭、对自己带来严重伤害和经济损失。通过“警示”教育，使员工充分体会到安全无小事、事故警钟长鸣的现实意义。

2.做好日常“减压”工作。

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加快，员工在工作、学习、精神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对安全生产存在不利。港口通过“党员与群众结对子”“员工思想动态调查”等形式，掌握和了解员工在想什么、干什么，了解掌握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从而根据员工思想动态、工作表现，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帮助解决一些工作、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员工办一些好事实事，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使员工轻松上班，安全工作。

3.做好日常“跟班”监督。

港口坚持开展“三联一包挂”（三联，支部与基层单位联抓、争创“安全示范单位”；支委与党员联建、争做“党员安全示范岗”；党员与员工联帮、争当“安全技术能手”。一包挂，公司领导包挂一个基础工作最薄弱的自然班组）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的有效途径。通过“三联一包挂”活动与开展不定期、不定点的“习惯性不安全行为查找”和“干部跟班劳动”等活动，起到了很好监督和引导作用。“每人一天安全员制度”“安全检查与现场动态抽查”等活动，及时发现一些不易发现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码头货物吊装过程中，领导跟班劳动、深入现场一线，有效地进行现场督导，督查生产全过程，充分发挥了安全监督的作用。

四、结语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9篇

从1872创刊到1949年停刊的77年时间里，《申报》虽几易其主（美查，席子佩，史量才），经营状况有所起落反复，但总体上坚持了正确的经营策略：把赢利做为办报的首要目的，“义利兼顾”；在经营管理上，降低报纸成本，做好发行工作，重视广告的经营，拓宽经营范围，陆续出版文艺期刊，时事画报，开办书局；在报纸内容上，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报道内容尽量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重视言论，注重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的刊载；在价格上坚持走低价平民化的原则。正是因为这些经营策略的指引，《申报》销量大增，从最初创刊时的600份，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旧中国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销量最多的新闻纸，成为中国官民重要的日常读物。据徐铸成的《报海旧闻》记载，在他幼年的家乡，《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在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虽然递过来的报纸上赫然印着《新闻报》。由此可见《申报》在当时多么深入人心。

《申报》并不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报纸，但它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影响和销量最大的报纸，其经营策略和活动很值得我们探究。综观《申报》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活动，可以发现：虽然创立于19世界70年代，《申报》经营者在经营报纸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这些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申报》的发展，促使其影响和销售量不断扩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下《申报》的现代营销思想雏形。

一．《申报》的市场定位思想萌芽

市场定位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深广告专家阿尔。赖斯（AlRies）和杰克。特鲁塔（JackTront）提出的新概念，随后又在他们所著的《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1981年出版）一书中得到全面论述。市场定位这一新概念及其战略思想提出后，很快被世界各地的营销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成为企业营销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定位，主要指企业为其产品即品牌确定市场地位，即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塑造特定品牌形象，使其产品具有一定特色，适合一定顾客的需要和偏好，并与竞争者的产品有所区别。

《申报》作为一种媒介，同样也是一种产品，也要塑造特定的品牌形象，以区别于竞争者，也存在一个市场和产品定位的问题，即报纸的办报方针，报纸针对什么样的读者和受众。

《申报》创刊前，上海有三种报纸：外文报，中文报，“邸报”。当时的外文报多旨在宣传西方宗教思想或介绍西学，读者多为在华洋人和一些洋买办；中文报不过是外文报的中文版，象《华字日报》就是《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内容多为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广告和船期消息等。读者仅限于买办阶级和少数“高等华人”。“邸报”或“京报”虽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报纸，但它们属于官方文件汇编，系由宫门之内传抄出来的政令谕旨，读者限于官僚士绅，与普通商贾和百姓无缘。而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人大量云集上海，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广大市民百姓渴望了解时政，众多商贾也希望从报纸上获取更多的商业信息。而当时上海恰恰缺少一份针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商业报纸。正是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美查以商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为《申报》找到了准确的定位：针对中国人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化商业报纸。他在创刊号上的话体现了其对《申报》的定位思想及办报方针“但其（中国古籍）内容荒诞无稽，只可作文人清淡之材，未能雅俗共赏。只有现今报纸上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祥，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

为了贯彻《申报》的办报思想，美查在人事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特意聘请中国人做主笔，以发挥中国特色。先后受聘的有著名文人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埙等，他们都擅长吟诗作词，文字质朴而不俚俗，所做文章饱涵儒家思想，适合中国的读者。在内容上，《申报》一改外文报和其他中文报纸侧重宣传基督教思想的惯例，注意迎合上海市民的口味，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新闻报道注重猎奇性和趣味性，内容编排和文字风格都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报道兴办女学，阔人虐待婢女，监狱黑暗等情形，反映禁止缠足之类的舆论”，一开始就立足为一般市民服务。

为了进一步做到雅俗共赏，《申报》在1876年3月30日出版通俗报纸《民报》，并为此报刊登启事说：“此报非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也。务使措词宁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勿晦。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而增见闻。”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虽然离现代市场定位理论的诞生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申报》创刊初期的经营活动在办报宗旨，人事聘用原则，内容等方面无不体现着朴素的市场定位理念的萌芽。

二．《申报》的定价策略

现代营销学的核心理论是4P市场营销组合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其中价格策略是较为基础和重要的环节，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续的其他环节。营销学价格理论强调要以自身的产品成本为基准，同时要考虑竞争者的价格因素。

在报纸的定价上，《申报》经营者走的是低价的路线。《申报》问世前，《上海新报》是当时上海影响和销量最大的中文商业报纸，也是《申报》主要的强劲竞争对手。《上海新报》采用进口的白报纸印刷，成本较高，零售价为每份30文铜钱。《申报》一开始就定位为大众报纸，读者多为市井平民和商贾，所以它从创刊起就制定了低位定价的策略。美查曾在《申报》上刊登题为《本馆自叙》的文章说：“窃思新闻纸一事欲其行之广远，必先求其法之简，价之廉，而后买者以其偿无多，定必争先快睹。”根据经营者的定价原则，《申报》不用进口白报纸作为材料，而是采用廉价的毛太纸，大大降低了成本。《申报》最初定价为每份8文铜钱，仅为《上海新报》的1/4，从而在价格上占据了绝大优势。在《申报》价格强势的逼迫下，《上海新报》不得不把零售价降到和《申报》一样，亏损与日俱增，终因不堪重负而倒闭。

《申报》在定价方面另一个策略是针对不同的市场核定不同的价格，根据市场进行价格区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起，《申报》每月售价为四角五分。到1907年规定：外埠全年大洋五元四角。日本全年八元四角，其他外国全年售洋十元八角。后从1908年9月起规定：本埠每份售大洋二分，本国境内全年九元六角，日本与本国境内相同，外国全年十四元。

《申报》的定价策略还体现在它的广告定价上。创刊初期，《申报》的广告量不大，特别是华商很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针对这种情况，经营者把广告的收费价格定得非常便宜；为了吸引华商登广告，经营者将华商登广告的价格定为西人价格的四分之一。随着销路扩大，华商逐渐意识到广告的作用，他们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日渐增多。这时，经营者及时调整了广告价格，华商和西商价格基本持平。1905年大改革后，中外广告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广告费的计算也分为论前，后幅，长行三种。“论前（社论前面）广告一百字起码，多则以五十字递加。每字取洋一分，较前增加一倍。后副长行二百字起码，多则以十字递加，刊费照旧。”（《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这种根据广告的版面位置不同而区别定价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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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的分销渠道策略

分销渠道是4P营销组合理论里的第三个环节，是指某种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或用户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一切取得所有权（或协助所有权转移）的组织和个人。即产品所有权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的通道。分销渠道的起点是生产者，终点是消费者或用户，中间环节包括各种批发商，零售商，商业中介机构（交易所，经纪人等）。

《申报》创办初期，美查就在上海广泛寻求代销店，代销店早上拿报，晚上结帐，卖不完的还可以退还报馆，以这种方法来调动代销店的积极性，从而扩大销售。因此，一时间上海大街小巷的杂货店，书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铺，酒店，烟膏铺等，都有《申报》寄卖。《申报》经营者还把销售从城市深入到乡镇，从本埠拓展到外埠。为了增加销售，更好地与对手竞争，《申报》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负责杭州的报纸销售工作。之后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1年，外埠的分销处有北京，天津等17处。每天销售的份数也从600份左右扩大到2000份左右。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分销处，前后总共32处。到1907年，《申报》在西南地区的桂林，东北地区的哈尔滨，被俄国占领的海参崴以及国外如日本，英国，法国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分销处，每天销量从1897年的7000-8000份增加到万余份。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供给消费者或用户，而是要经过或多或少的中间环节即通常所说的中间商来实现。所以现代营销学里强调分销渠道的畅通。《申报》创刊及经营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手工作坊式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申报》的经营者能意识到销售渠道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其朴素的营销理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申报》的促销策略

现代营销学给促销下的定义是，营销者将有关企业及产品（品牌）的信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和用户，促进其了解，信赖并购买本企业的产品，以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促销的实质是营销者与购买者和潜在购买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为了有效地与购买者沟通信息，可以通过广告来传播有关企业及产品的信息；通过各种营业推广方式（如优惠，奖券，让利，赠品等）来增加顾客对产品的兴趣，进而促使其购买产品；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来改善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还可派遣推销员面对面地说服顾客购买产品。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加强与顾客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产品的销售。

虽然《申报》和现代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和产品的概念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媒介，其发行的报纸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产品，具有一般产品的本质特征，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从而扩大发行量和销售量。事实上，《申报》经营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销售。

《申报》在发刊的头三天，每号印600份。为了扩大影响，特在上海南北两市所有商号沿门赠阅，之后又招聘报贩，挨户劝订，甚至实行先看报后收钱的办法方便订户。1909年，《申报》改用白报纸印刷，同时改进版面，随报纸赠送画张。为此，该报特刊登启事“本报开设已有四十年，现为益求完备起见，特改用白报纸印刷外，并广搜材料，扩充内容，延请画师，将各处风景择有趣味者，绘成图画一大张，按日石附送。”此举既为自己的报纸做了广告，又开了《申报》附赠的先河。

作为媒介，《申报》充分发挥了自己广告版面的长处，不仅经常将报纸的各种变动以告白和启事的形式通告读者，还采取措施推销其广告版面。该报创刊的时候，就特意在报上说明，外地广告由卖报人，苏杭等地有想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就与“卖报店”私人接洽，“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的“卖报人”就是报馆广告人，饭资就是广告费。经营者就是通过“饭资”这种手段激励“卖报人”为其销售广告版面。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申报》的早期经营活动在自身定位，定价，分销渠道和促销方面已经体现出其经营者的朴素的市场营销思想萌芽。之所以称其为市场营销思想萌芽是因为，《申报》早期的经营活动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经营者的决策也不是基于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科学分析，而是出于经验式的直觉。但是，早在现代营销理论产生之前的一个世纪，《申报》的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就能体现出朴素的营销理念，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该报纸的经营理念并不全是首创，其中一些是创刊前美查派钱昕伯向香港的报纸学习先进经验所得，但是能将香港办报的经验与自身的创新相结合，并在定位，定价，分销和促销方面体现朴素的营销理念的，无疑非《申报》莫属了。而这也正是《申报》由创刊时的600份发展成为销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经营时间最长的近代中文商业报纸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其中的许多宝贵经验还值得现代的媒介学习和借鉴。

参考书目：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

陈彤旭：《出奇制胜---旧中国的民间报业经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王凤超：《中国的报刊》，人民出版社，1988年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0篇

1.1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现代儒家思想也备受推崇，儒家思想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的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基本上坚持“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主张“仁治”。儒家思想中的德仁义礼等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2)儒家提倡德治主义，鼓励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教育感化人。这种教化方式，从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知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并教化人心向善。这是最积极，也是最彻底的方法，绝非是仅仅依靠法律的制裁就能达到的。(3)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内涵表现为“异”，即使尊卑、贵贱、长幼有序并各自遵守其特殊的约束规范。儒家主张“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从本质而言“礼”其实是法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如果违背了“礼”的约束就必然会遭受“刑”的惩罚。

1.2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中国几千年的管理思想史，封建社会自汉唐以后各个时期出现的鼎盛繁荣景象，都与管理上沿袭“内用黄老，外用儒术”的思想有关，即以道家作为管理的实际指导，而儒家则是一种形式。［4］道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守柔”的管理特点。“守柔”是道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老子之所以认识到“守柔”的重要性正是来源于世间万物由强到弱的转化。因此，老子认为只有保持柔弱和谦下的地位，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处于不败之地。(2)“无为”的管理原则。道家认为“道”是宇宙间所有事物借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来源，“无为”作为道家管理思想的根本原则，要求统治者遵循“道法自然”的客观规律，从而在不断地变化中谋求发展。(3)“无弃人”的用人思想。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家尊重自然规律，用人方面提倡在发现和尊重人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不同特长和才能，以达到“因人制宜，人尽其才”的效果。(4)少私寡欲的领导品质。老子认为，让庶民过上“甘其食，美其衣”的生活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根本目。为此，好的领导者应为他人而不为自己，应为百姓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1.3墨家的管理思想

作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重要学派之一，其管理思想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墨家管理思想崇尚“平等、博爱、节俭、自然科学”，墨家力图打破尊卑、贵贱、亲疏的等级制度，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相爱平等的理想社会。［5］墨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兼相爱，交相利。墨子针对当时出现的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认为“别”是产生各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导致了划分彼此你我，彼此间追求利益，只求爱己不求爱人，只求利己不求利人。为此，墨迹大力提倡“兼相爱”的思想，要求由此及彼，相互关爱，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如此才能消除误会，避免隔阂，改变时弊。同时墨子认为利益是相互的，损他人之利也会损己，因此提出通过“交相利”的方法以达到兼爱的目的，只有彼此相利，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整体利益相统一，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2)尚同控制，尚贤使能。尚贤在墨家管理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墨家认为对于德才兼备之人，不仅要招纳选拔储备，还要予以足够重视，并做到各尽其才。“尚同”则是要求在贤人治理国家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行动标准，由此才能实现政令畅通，社会稳定。“尚贤”与“尚同”是相辅相成的，是实现“尚同”的保障，依墨子而言，只有将贤能作为用人标准，同时实行自上而下的贤人政治，才能实现尚同。(3)贵义。在《墨子•贵义》中说到“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与兼爱密切相关，贯穿于墨家的整个管理思想体系之中，是墨家管理思想的重要部分。墨家认为义即利也，其中的利也并非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义”与“利”也并非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为此墨子提出“志功为辩”，使“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

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比较分析

2.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协调管理上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就重视关注“和”的重要性，传统的儒家思想倡导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人为之事必须要顺应天意，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法则，以达到天与人的和谐统一;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指的是“道”遵循自然法则独立运行，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兵家在军事中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协调统一的重要作用。［8］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无不体现了和谐、协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现代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均产生了有价值的思考意义。对现代企业管理而言，同样要将企业的协调管理置于重要位置，将“和谐”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只有在企业内部之间达到员工与员工、员工与领导、部门与部门乃至在企业外部达到不同企业间、企业与社会的协调统一，才能有力促使企业的健康发展。在西方企业管理思想中，泰罗提出合作互利的“精神革命”，强调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企业做大做强，从而使员工和雇主二者之间相互对立转化为互相协作，虽然这种“精神革命”并未出现，但对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法约尔最早将协调管理纳入企业的五项管理职能之中，强调企业内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管理中应在组织分工的基础之上使企业部门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战略管理上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有关于战略管理的内容最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的莫过于《孙子兵法》，虽然《孙子兵法》最早运用于军事管理，但对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也极具有重大意义。孙子作为兵家的代表人物，其在战略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最大优点就是权变性，要求根据环境展开的行动，而不是遵循既定的方针计划，但在行动的过程中也以相应的原则为指导，并要求遵循规律。这种“因变制宜”的权变思想对现代企业在实际运营和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有着积极的影响，企业在制定目标计划和实施具体战略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考虑和分析市场的变化、产品的结构和消费者的需求等因素。现代战略管理理论最早产生于20实际60年代，早期以安德鲁斯的目标战略管理理论、伊戈尔•安索夫的资源配置战略管理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战略理论为代表，自20实际90年代以来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开始向战略联盟、战略竞标以及核心能力理论的研究，这些战略管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已有明显的体现，如果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关于战略管理思想是灵魂和纲领，那么现代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转变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管理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但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仍然对当前企业管理和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性和实质性的影响。

2.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组织管理上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对组织结构的管理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孔子提出的“五伦”追求亲密性的人际关系，对现代企业而言则是要求构建紧密的组织结构;荀子在《荀子•王制》中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组织理论中的“明分使群”的组织构建模式，阐述了“使群”的前提在于“明分”，“明分”的目的在于“使群”。［10］无论是孔子倡导的“五伦”还是荀子提出的“明分使群”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要求用“礼”和“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这样的组织模式仍然适用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构建，以“分”达到“群”的目的，同时用礼仪道德约束组织中的人，其中华人在海外创建企业的显著特点就是，这种大“群”小“分”的组织管理结构形成了以“平均、宽厚、仁爱”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并配合现代企业管理手段，使组织结构中的人员和组织上下层紧密配合，从而使组织的力量得以汇集和放大。［11］现代企业管理论中，法约尔最早提出了五种管理职能之中的“组织职能”，并在企业组织结构的构建提出了“等级制度”和“人员团结”管理原则，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增强的人员的团结和凝聚力，等级制度不断发挥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马克斯•韦伯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将权力等级构成一个5级3层的金字塔，这种组织结构存在明显的职能分工和等级制度，其行政组织理论尤其是其组织模式为许多组织结构的设计提供了一种规定化的典型，现代企业中普遍采用的低中高层管理同其理想的行政组织结构基本一致。

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3.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协调管理的启示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等学派均对协调的重要性进行了独特鲜明的思想阐述。时至今日，直面企业中存在的客观问题，这些优秀的传统和谐观依然对现代企业管理中协调管理的运用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启示。首先，树立正确的协调观，克服工作中的本位意识。企业内部各部门都是围绕公司的整体工作展开的，因此要注重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工作，同时从企业的整体利益目标出发，克服本位思想，相互合作团结。其次，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确立各司其职的思想。管理人员要贯彻落实协调工作，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最后，建立健全企业激励机制，构建企业激励文化。从深层次而言，重塑企业文化是充分发挥协调职能的关键所在，只有充分发挥激励文化在企业协调管理中的作用，才能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实现企业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管理，摆脱落后的被动管理模式。

3.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启示

作为我国古代军事典籍的《孙子兵法》，其包含的战略管理思想也不再局限于军事管理领域，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思想宝库，为现代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价值。［2］中国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以及飞速发展的时代有效地实施好既定的企业战略，不仅要善于在执行制定的战略决策的同时，还要时刻洞察可能出现但对企业有重要影响的变化，这就要求巧妙运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制定企业的战略决策，孙子提出“伐谋、伐交、伐兵、其次攻城”、“因变制宜”以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战略管理思想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战略的目标和原则永远保持不变，而战略的模式和进程可以随着时间、地点、人物进行调整，这就要求企业把握协调好变化性与连续性，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只有如此才能在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朝着制定的战略方向靠近。［12］

3.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启示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1篇

一、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研制的背景

思想品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处理与自身、与他人、与集体、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逐渐培养起来的做人做事的稳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状况，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往往就是有较高素质的人。一个有理想追求的民族，往往是有凝聚力和文化生命力的民族。为了应对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提升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我们必须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培育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社会愈是发展，愈是需要其成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品德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以思想品德为核心概念，重新调整和安排初中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内容，研制新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多元文化的多样呈现。21世纪的前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了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其次，社会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总主题下，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不可阻挡，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基本格局依然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各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从冷战时期以军事为主转向以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应该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强大竞争力上。这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是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高素质的国民。

为了迎接挑战，基础教育特别是德育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进，增强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看，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是未来提高综合国力发展水平的关键。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的竞争力也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在内。21世纪的挑战，要求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是知识全面、基础牢固、思维敏锐、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同时，社会的变化发展对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如果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与时俱进，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青少年对思想品德课程失去兴趣，从而使我们丧失影响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机会和途径。只有加强和改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才能把青少年塑造成未来先进生产力的掌握者和开发者。

一个人的素质高低，不仅是他的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品德。当然，思想品德应该以一定的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为基础和载体。没有知识支撑的思想品德是空洞的，没有思想品德统帅的知识则是盲目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现代社会，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联想集团的要求第一是做人正直，第二是胸怀大志，第三是善于学习；IBM的要求是自豪感、灵活性，必胜的信心，又快又好的执行能力和团队精神；柯达看重应聘者的工作方法，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和领导才能；NEC希望员工为人正直高尚，业务精益求精；微软青睐有激情的人，聪明的人和努力工作的人；三井注重稳重、自信等内在品质。而传统的学生评价是智育一枝独秀，学习成绩成了评价因素的惟一标准。因为测评结果与学生利益紧密相关，分数的功能被强化，所以不少学生为取得高分不惜代价，忽视了全面素质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基础性素质应该按思想品德、学习成绩、身心素质三个指标设立，其中“思想品德”包括政治素质、集体观念、遵纪守法、道德修养。“身心素质”包括体育课成绩、平时锻炼记录、心理健康水平。发展性素质包括创新与创造，技术技能，组织管理水平，文体特长，知识面的广度等因素。

第二、从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看，思想文化与精神文明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面对这样的形势，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能否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除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的稳定之外，文化影响力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是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让青少年知道：一个民族，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可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才可能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传播自己价值观的权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为了民族文化认同和思想影响力，我们必须改善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推进素质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水平，就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放在首位。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任何先进文化，都必须有人来承载，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更需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最终落脚点是高素质的人。只有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才能真正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从而使我国文化建设始终体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角度看，只有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了，每个人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匮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文化落后，精神空虚的地方，根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如果在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的发展方面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将面临考验。社会主义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我们在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也不能得到持续的繁荣。

我们必须牢记：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培育对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教育的功能不仅是知识与机能的传授，也是传承和培育文化传统、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的过程。思想品德课程是以实现教育的后一个功能为主要任务的。我们应该把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作为有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要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把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培养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研制的社会调查资料基础和文件依据

1．社会调查资料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德育和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通过这个渠道，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且初步树立了法制观念和遵守基本道德规则的意识。

我国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的现行标准是教育部2001年10月印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这个标准调整了部分教学内容，删除了某些“繁、难、偏、旧”的内容，充实了具有时代感的相关内容，力求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创新精神、加强实践环节等推进素质教育的理念，增强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在使用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

从2002年8月底到10月初，课题组在北京、重庆、广东、宁夏四省、市、自治区，就现行初中思想政治课教材使用的情况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学生问卷1800份，教师问卷200份。调查显示，大多数教师和学生（80%强）认为，思想政治课“非常必要”或“有必要”。

调查发现，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态度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内容是否吸引人”，“对生活是否有用”，“教师的教学水平”等等。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感兴趣，认为这对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很有用”。在法律中，学生明确表示更关注“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如何远离违法犯罪”等内容，对离学生较远的法律规定兴趣较弱。很多教师认为，应该把“人类社会发展简史”的内容融入到历史、历史与社会课程中去。

调查表明，初中学生处于身心迅速发展和学习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阶段，处于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在思想品德的发展上得到有效帮助和正确指导。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针对性。只有不引起孩子反感和拒绝的内容，才能打动他们的心灵。必须改变成年化的语言和灌输式的方式，把正确的精神食粮做成色香味俱全的营养餐。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要把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在青春期教育之中，把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规则意识教育之中。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引导与学生自主探讨和独立思考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外部的社会规则和要求内化为心理和思想品质。既不能把教育变成说教，不能扳着面教训人，也不能放任自流。学生的自主思考需要正确的引导，而有效的引导必须借助学生的自主思考。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国家、社会命运与个人理想教育结合起来，要把社会问题的分析与每个人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使他们感受到祖国命运与个人前途之间的内在联系。

2．文件依据

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需要，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标准研制组认真学习领会中央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文件，在研制过程别注意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六大文件的精神实质。我们主要的文件根据有：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我们在领会这些文件的精神基础上，根据对各种现实情况的分析，制定了本课程标准（实验稿）。

在研制过程中，标准组尤其注意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贯穿到标准的理念和内容之中。可以说，标准通篇都充分渗透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关内容。

三、国外相关课程比较研究

对国外的相关课程标准的分析，是我们这次课程改革中建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总结各国在思想品德课程设置内容方面的特点，以开放的胸襟，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对于我们科学地借鉴其经验教训，建构全新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国外一般不使用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名称，但与之相关的内容却往往包括在《社会》（SocialStudies）的法律、公民、道德伦理等课程之中。为了便于阐述，以下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加以梳理：（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主要发达国家；（三）前苏联和新加坡。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ducation）。大会的中心内容是“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即通过教育促进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经过讨论，大会提出了“和平文化”的理念和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

“和平文化”理念体现并依据以下各点的一整套伦理价值、美学价值、风俗习惯、对他人的态度、行为和生活方式：（1）尊重生命，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2）摈除暴力；（3）承认男女权利平等；（4）热爱民主、自由、正义、团结、宽容、接受民族间和国家间、种族、宗教、文化、社会群体之间及个人之间的差异和谅解的原则。总之，和平文化是一种广泛的、多层面的概念，它意味着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神，和平文化是信念的集合体，是一种道德，一种个人与集体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人处世和做出反应的方式。

为了培养世界公民，教科文组织强调各国的公民教育应该侧重于以下几点：（1）培养和平、人权和民主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依赖的价值观念；（2）不能再只是强调认知学习，还要强调情感和行为学习；（3）学做世界公民，是以把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知识应用于实践为基础的。可见，一个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拥有个人权利的公民的团体，它还组成了一种共享的命运，一种首先在学校中建立的理想：年轻人在这里通过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学会共存和相互尊重，从而为和平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1989年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学会关心”（learningtocare）的教育主题，1996年又提出了“学会共处”（learningtolivetogether）的教育主题。这些教育主题和上述教育思想实质上指出了世界公民的内涵所在。

进而言之，以上关于世界公民的理想是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提出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一脉相承的。即，人类应该变革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自然重修旧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类之间和平共处。基于此，在此次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Agenda21）》明确指出：应该确立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之方向。（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使命》，第78—87页）它表明，德育或公民学教育在培养世界公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大有作为。

由此可见，人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认识到：教育在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尤其如此。也就是说，它能够增进个人之间及种族、社会、文化、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理解、团结和宽容，能够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积极承担维护这类权利，并有助于建设一种和平与民主之文化的知识、价值观、态度和技能等。对于公民教育的这一最新国际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自觉地加以捕捉并充实、反映到我们自己的课程设计理念之中。

（二）主要发达国家思想品德的情况

1.美国

美国各州具有较大的自，没有统一的德育课程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德育内容，各州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灵活的教学，许多学校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置直接的德育课程。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美国对德育的忽视，相反，美国的德育不但始终没有被放松，而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这一点在前任总统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布什的施政纲要和多次演讲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为了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塑造具有凝聚力的“美利坚精神”，美国的一些州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编制品德教育课程并进行试点，到1990年，美国大部分公立中小学都开设了该课程，目的在于：（1）提高学生的自尊心；（2）加强学生的自律与自我修养；（3）提高学生进行决策解决问题的技能；（4）向学生传授积极态度和价值观。可以说，培养负责任、可信赖的国民，培养全体国民的美国精神是品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美国品德教育课程从幼儿园到九年级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三部分。其中，相对于小学，中学品德教育课程份量增多，内容也较深，每个星期有三、四节不等，教学形式也更多样化，并有讲授和实习，编制的课程特别针对青春期到来时心理萌动特点，教学生学会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自我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强调的价值观与小学相同——即诚实、勇敢、信念、公正、宽容、人格、善良、助人、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经济保障、公民权利与义务、个人尊严、时间分配和个人才能发挥等——但水平却有重大差别，并把它们分为社会学习、健康生活和职业教育三个单元。内容包括：烟酒、吸毒的危害，认识承担责任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强有力领导人的优良特征，认识时间管理与目标实现的关系，影响个人名誉的因素，认识消费与生产对经济保障的关系，履行公民选举、陪审及义务责任等。

此外，在美国的一些中学中还设有公民学教育。公民学教育课程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得到普及，其目的有：（1）了解国家政体的基本内容和准则，如国家宪法、行政权力机构、多元文化政体及功能、总统竞选及国家决策程序等；（2）培养参与意识和了解公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校经常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如旁听判决大会、政府咨询会、模拟竞选总统讲演及联合国大会，并让学生扮演不同代表团发言等；（3）培养学生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自律、守信、诚实、自爱、利己不损人等被列为重要品德。

一些美国中学的生活指导课程也颇有特色，值得注意。生活指导包括一般的生存生活指导，也包括精神心理指导和道德问题指导的结合，它倡导培养“完整的人”。生活指导有四个特征：（1）以个人为指导对象；（2）以增强自我指示能力为目的；（3）给予内在激发性的援助；（4）以广泛的生活为指导领域。通过这种覆盖面较广的生活指导课，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没有专门的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但上述课程却在实质上起到了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作用，它们在塑造美国国民的“美利坚精神”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2．英国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在学校德育方面实施改革，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组织了两个道德研究机构。一个是由威尔逊（JohnWilson）领导的“法明顿信任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试图寻找一种普遍、中性的、相对稳定的道德判断准则，创建一种德育新框架，倡导专门的德育课程。他们根据自己的强调道德思维的课程理念设计出了德育教材《道德第一步》（FIRSTSTEPSINMORALITY）和《道德第二步》（SECONDSTEPSINMORALITY）。另外一个机构是由麦克菲尔（PeterMcphail）负责的“课程发展课题组”，主要研究中学（13—16岁）德育课程，剑桥大学负责研究8—13岁小学生的德育课程计划。经过努力，“课程发展课题组”编写出了一套以“体谅”为核心教育理念的道德教育课程：供中学使用的《生命线》（LIFELINE，1972年）和供小学使用的《起始线》（STARTLINE，1978年）。

英国尽管没有统一的德育目标，但处处把培养具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德育的出发点。在英国政府规定的普通学校8条基本目的中，就有4条谈到德育：“（2）使儿童理解道德的价值，尊重不同的种族、宗教和观点；（3）帮助儿童了解现实世界，了解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关系……（5）使儿童了解国家如何确立并保持人们的生活标准以及经济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7）使儿童认识人类在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他们为获得更多的社会公正所做的探索。”可以说，中学德育是培养英国社会所需要的现代绅士的重要手段。

英国学校德育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宗教教义；二是有关历史、语文、地理、外语等社会学科；三是道德教育教材，这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专门德育教材，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刻意使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和学会同众人一起共同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在编制国家课程标准时，注意社会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和知识整合，精神关照（PastoralCare）、个人与社会教育（Person-SocialEducation）等综合性课程开始流行，与专门的德育课程形成了相互支持和补充的关系，也构成了当代英国德育的新景观。

3．法国

法国一直非常重视公民道德教育课。1984年，法国再次强调要加强学校德育，以“人权”为核心，遵循“1789年公民人权宣言”和“1948年的普通人权宣言”，突出公民权利，使公民享有自由、集会、结社权、表达权和劳动权，要求从小学生，甚至从育儿学校就开始开设有关民主和权利的启蒙思想，同时还强调进行人格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国人”精神。

法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的目标是使学生“形成生活的主体”，使学生产生一种把学校看成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意识，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换言之，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和负有责任，使每个公民都成为有教养的社会公民是法国德育的目标。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个人道德教育，国家和社会公民教育，国际公民教育。

法国德育以独立的公民道德教育课为主，其他各科也承担相应的德育任务。法国中学为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公民课内容是小学基础上的扩大和深化，整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如在道德情操上的教学指导为：学习古今伟人业绩并体现出有关人的优秀品德；阅读分析体验道德情感，意识到人的潜力可以达到的高度和道德在其间的重要作用；思考各学科的道德意义，纵览包括希腊、基督和法国文化、犹太先知和东方智慧在内的人类价值，体会人生的深刻意义。

4．日本

日本于1958年开设德育课，此后进行了多次改革。1984年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在3年中相继提出了两大德育改革目标：（1）认为日本德育“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划一性、僵死性、封闭性等弊端，树立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或意识——也就是确立重视个性的原则”；（2）把德育放在首位，改“智、德、体”为“德、智、体”，并实行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战略。1990年日本又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颁布了中小学德育指导纲要，强调德育应有助于培养建设和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的人，能够为实现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能够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具有创造性的人。这里的要点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二是培养日本人，其实质在于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的有健全人格的个体，并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

日本学校除了开设道德课之外，还有社会科，其中初中阶段讲授日本和世界地理、日本史、公民（民主主义与现代生活、国民生活的提高与经济、日本政治与国际社会）；高中阶段讲授现代社会、日本史、世界史、地理、伦理、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此外还设有许多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和劳动课等。

日本初中德育的主要内容为：（1）关于对自己的态度；（2）关于与他人的关系；（3）关于与自然及崇高的事物的关系；（4）关于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这些要目都有十分具体的要求。

概括起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德育的共同目标都是培养能够承担责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需要的合格公民，注重人本身的现代化素养。就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共同点来说，主要包括：（1）注重价值观教育，以此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2）课程编制注重科学性，注意从学生品德发展和生活实际安排课程；（3）注意德育课程的特点，强调对于情感、态度、技能环节的影响，强调学生的道德判断、选择水平的提高；（4）课程设计与实施注重德育的生活化和德育的人性化。当然，各国德育也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美国的平民化，英国的宗教色彩，法国对于人权教育的侧重，日本对于个性的强调以及对于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等。可以说，德育或公民课正在日益受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德育或公民学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1）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德育或公民学教育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和霸权主义色彩；（2）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又使它无法克服这一缺陷，其教训值得我们记取；（3）课程指导思想上的价值相对主义使得德育或公民学教育沦于一种混乱、无序、本末倒置的状态，它们的功效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以上种种是我们在课程建设时必须加以警惕并进行自觉防范的。

（三）前苏联和新加坡相关课程的情况

1．前苏联

前苏联一向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为了使社会主义学校成为列宁所说的“培养人格的工具”，前苏联不仅开设了专门的德育课程，而且在全部教育、教学活动之中都贯穿了这一主旨。

1984年苏联的《改革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党力求做到使我们培养的人，不只是一定熟练的知识持有者，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他不仅具有共产主义建设者所具有的思想信念、道德和志趣，而且具有高水平的劳动技能和品行修养。”《方针》第10条规定：“授予年轻一代以深刻而牢固的科学基础知识，培养他们把这些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技能和技巧，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苏联学校最重要的、坚定不移的任务。”而1988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指出了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即“自我教育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内在需要和日常的事情，成为苏联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提出了“民主化”、“人道化”的思想。第一，学校“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谓“民主化”，主要是指：（1）学校要从部门的、本位主义的利益和需要转而面向社会的和个性的利益和需要；（2）在学校模式，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克服无视个性、单调一致的状态，使之展现无限的多样性；（3）解放教育关系，从根本上摆脱服从、对立的体制，转入合作的关系；（4）学校要有开放性，调动社会力量，把社会因素纳入学校的发展机制。第二，“人道化”是教育新思维的关键。它的主要内涵包括：学校要面向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尊严，信任儿童；为挖掘和发展儿童的能力，为学生的自我确立，创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学校教育工作的方向不仅是培养儿童准备参加未来的生活，而是要保障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今天就过着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把集体性因素和个人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坚信“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三，倡导教育内容的“人文化”。揭示人文学科的精神内容和人性的实质。第四，突出课程教材的“弹性化”。苏联国家教委认识到，“权力主义的学校制度和教养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教学中心主义”，“剥夺了学生发展的实际可能性”，在“客观上损害了整个民族的智力根源”。因此，必须要打破“单一思想”、“单一模式”。

总之，围绕着前苏联教育的基本目标——即“社会主义思想性，高度的科学水平，尊重社会主义法制，作好劳动的准备”，前苏联德育在道德知识的灌输、共产主义态度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前苏联德育也的确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方面，这种德育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严重，学生在接受起来有较大地抵触情绪和逆反心态，这势必影响到德育效果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前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既有成绩，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与改革，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放松、阵地意识的淡薄，致使社会主义改革变成了改向，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德育的效果，而且直接构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以上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3．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新兴的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长期的殖民经历、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使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些特点也使得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独具特色。

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价值观不断渗入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人们一方面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知识及其在生产中应用的不懈追求等价值观念是值得学习的，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社会那种纯粹的个人主义行为模式、极端享乐主义以及精神空虚等则必须摈弃。新加坡所要做的正是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优点结合起来，从可接受的西方价值中吸取精华，同时复兴并加强那些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的东方价值。以上正是新加坡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所面临的任务，即它们应该在灌输共同的忠诚于国家的价值观念、塑造国家精神气质及形成较强的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此，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对“教育应达到的目标”中有明确的指示：教育一个儿童使他发挥出所有的潜能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和一个有用的公民，他应当被正当的道德观念所指引，能够按照文明的方式生活、工作、竞争和合作。也就是说，“东方和西方最优秀的品质必须融合成新加坡人的优秀品质，儒家伦理、马来传统和印度民族的精神气质必须同科学探究怀疑论的方法及探求真理公开辩论的方法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一点，1979年的《道德教育报告书》第一次明确规定把道德教育正式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中开设。该报告指出道德教育应该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还列举了应向年轻人传递的一系列价值“孝敬仁慈、尊敬老人、公民责任感、爱国心、宽容心”等。目前，以下价值观被看作具有深远意义：社会为先；家庭为根；求同存异、协商共处；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2篇

NationalPhysicalEducationCommittee,Beijing100763）

摘要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健全的公民和健康的民族。运动锻炼、养护、卫生预防、营养及休息是其健身的主要内容与手段。陶行知健身思想具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关键词陶行知，健身思想，特征

TheStudyofTaoXingzhi''''sThinking

onPhysicalFitness

ZhouZhijun1)PanZhichen2)

AbstractTaoXingz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anorganicpartofhislife-educationtheory.Headvocatedthattheaimofphysicalfitnesswastofosterhealthycitizensandrobustnationalities.Physicalexercises,healthmaintenance,epidemicprevention,nutritionandrestarethe

maincontentsandmeansof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Tao''''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

characterizedbyitsuniversalityoftheobjects,functionalfundamentality,operationalfeasibilityandthinkingliberality.

KeywordsTaoXingzhi,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character

＊＊＊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值此纪念陶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研究和探讨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全面实施是非常有益的。

1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基本内容

健身这一概念，陶行知早在40年代就已提出来了。健身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以运动为基本手段，辅之卫生与营养等，以追求身心健康并参与改造世界为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

纵览陶行知献身教育的一生，他健身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曾用一系列相近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健身观，如健康、康健、厚生、体健、保健、健全、身心两健、健全之身躯、锻炼体魄、养生而不杀生、建立健康之堡垒、造成健全的民族，等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据此，我们在研究陶行知健身思想时，把它放到与生活教育理论、与运动锻炼、卫生营养等广泛的联系中加以分析，进而探讨和把握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实质。

1.1健身与生活教育陶行知的健身思想与他的生活教育关系极为密切，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以前，从批判传统的戕害身体的“残废教育”“杀人教育”中发现“活的教育”和“生活教育”阶段。陶行知自幼生性活泼，少年时常与小伙伴在一起作踢球游戏。据友人回忆，陶行知常常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休闲时间要多活动，锻炼体魄”。他目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针贬它是“吃人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这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他揭露中国旧教育是“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结果是“拼命读书，始有近视，继而驼背，始而吐血，以至于夭折。”陶行知不仅对传统教育予以无情的抨击，而且善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出他的“活的教育”、“生活教育”主张，后，在批判传统教育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逐步萌 发起来。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信中说：“体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又写道：“人生第一要事是康健，第二要事是康健，第三要事是康健，”并说过，“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揭示健康与人生、与学问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了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先导，没有健身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生活教育理论的问世。

第二阶段，1927年陶行知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交互作用，紧密结合和系统化阶段。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新阶段。从理论上看，这时的健身思想已经与生活教育理论密切结合、水融，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在生活教育的目标上，即:1)康健的体力；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团结自治的精神。他还多次将康健和生活连起来说：“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不康健的生活，就是不康健的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他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而主张以生活为中心的新教科书，即以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生活为新教科书的内容。从实践看，晓庄学校始终把健身运动贯穿于教学实践全过程。每天早晨五时半至六时半全体学生练习“拳术”，根据各人体质和兴趣，分别学习刀、枪、剑、棍，进行跑步、徒手体操等活动。并经常举办学校以及联村运动会，进行跑山、举石担、玩石锁、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30m赛跑等各项运动。正象他在《萧?ぱ乓恢苣昙湍盍显硕岣琛分兴吹摹疤叩氖牵愧僮樱虻氖侨罚诺氖欠珞荩车氖歉罚?nbsp;的是粪桶，舞的是锄头，玩的是石担，攀的是山头”。这些健身活动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生活教育的精神。在这一阶段，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继续给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以深刻影响，在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在实践中他已将健身内容自觉地纳入了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运动之中。

第三阶段，1938年以后陶行知健身思想借助于生活教育实践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阶段。一二九运动后，办学条件异常艰苦，陶行知仍大力宣扬“健康第一”的健身主张，在学校坚持开展跑步、跳高、跳远、投掷手榴弹、游泳、跳绳等体育健身活动。这一阶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发展到时间上几乎关涉到人类古今未来、个体之终身，空间上几乎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囊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同样地，他的健身思想也相应地大大拓展了。1942年7月，陶行知作了《每日四问》的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师生每天都要问一问自己的身体、学问、工作、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他的这些可贵的思想主张和我们今天正在推崇的终身教育、终身体育是高度一致的。

1.2健身与运动锻炼陶行知早在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时，曾在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概况中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并提出“养护所以培养元气，锻炼所以操训筋骨，医治所以矫正体格”的健身方法。具体实施则实行分食、体操课、早操、课外运动、兵操、拳术、诊疗预防等。后来在育才学校还开展有田径、球类、国术、游泳、游戏、童军操、露营、远足等健身活动。专聘有武术和游泳教员，对学生进行运动指导。陶行知要求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须躬亲共做，他自己经常参加跑步、登山、徒手体操、游戏和武术等各种健身活动，有时还和师生一起参加集体游戏和跑山竞赛。

陶行知倡导运动健身，强调教学做合一，使之融入到实际生活之中，重视追求健身的实际效果。如1932年5月，他在《申报》自由谈专栏撰文描述拳术说“鹤子门的拳用力在臂；蛇子门的拳用力在腰；豹子门的拳用力在胸；虎子门的拳用力在背；龙子门的拳用力在周身”。阐释不同拳法对锻炼身体的作用。他还针对教师毛杏秀落水被淹死的事，在《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演讲中说“学校讲求体育，该问此种体育是否增加学生的体健，使他们不致有种不测之事发生？”强调健身的实效性和实用性。

1.3健身与卫生、营养陶行知一贯主张“以提高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保证健康”。他认为健身，除运动外，首推卫生。卫生者，“保卫生命”也。他在《每日四问》中阐释：“卫生的首要在预防疾病，卫生教育就在于教人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卫生教育做得好，虽不能说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不生病的效果，但至少是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的病痛”。为了“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他提出要筑起“三道防线”，一是制造扑灭病菌绝除病菌及携带病毒者之工具，二是实施环境卫生，三是裸的靠着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同时陶行知主张防重于治，认为“善战者不战而退敌之师，故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他把“卫生教育之普及”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制定了一套较全面的有关卫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为达到健身的目的和效果，陶行知指出“营养要充足，环境要卫生”，二者皆不可忽视。因为：“用营养来防止疾病之加重，总比爆发后的医治要经济得多。”强调卫生营养对健身的重要作用。

陶行知一方面鼓励人们要积极参与运动实践，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要注意休息、养护，他认为“适当的休息，是健身的主要秘诀之一，万不可忽略，忽略健康的人，就是等于在与生命开玩笑”。他还把劳逸结合的主张，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原则，诸如：从容工作、学习为原则，紧张突击为例外；拿休息来预防疲劳，重于拿休息来治疗疲劳；对于元气宜多储蓄，对于健康切勿透支；操劳不要超过体力之限度；病未愈工作不可太紧张；力所能及者，尽力为之，力所不能为者，修养以待之，等等。陶行知关于劳逸结合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充满着辩证法思想。他在《在晓庄》序中，希望书作者“恢复健康之后，要把一生的事，匀在三十年里从容的干，不要把一生的事挤在三年当中急急的干，有时，不干的干比干的干还重要的多”，他用通俗的语言深刻揭示出事业与健康、当前与长远、劳和逸之间深层的辩证关系，他对健身与卫生、营养、休息等相互关系的独到见解。对我们全面理解健身，建立科学的健身观具有启迪意义。

2陶行知健身思想的主要特征

通览陶行知的宏论十卷，纵览其整个教育生涯，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具有以下4个主要特征：

2.1健身对象的普遍性

2.1.1健身主体具有终身性陶行知主张包括健身在内的生活教育，是“积日为年，积年为终身”的，是“与生同来，与死同去”的，“是整个寿命的教育，不是短命的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整个寿命的教育，也是对他健身主体终身性的恰当表述，因为生存和健身总是与人生始终的。他曾指出“做一个整个的人”的首要要素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而残废的——他的身体有了缺欠，他当然不能算是整个的人”。而健身的任务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既无疾病，又不残废”。这个任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为不仅不健全的人需要健身，而且由于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往往会造成人身体的不均衡发展，给本来健全的人带来某种意义上的不健全，必须要用长期的健身运动矫正之。陶行知认为，“矫正不规范动作的练习是通过体育进行的”。正如所说“善其身无过于体育”，因此，健身无疑将伴随人终生。

2.1.2健身的主体具有全员性陶行知强调应该“把儿童健康当做幼稚园里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幼稚园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同时不能“把教师的健康忽略了”，并提出全民性的健康健身要求，他说，“要保持每个分子生理与心理之健康”。做到“把国民的康健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叫个个国民都有血钯，有生气，有精神，都能抵抗疾病，扫除障碍，战胜困难”。可见，陶行知所谈的健身主体，从幼稚园儿童到成人，从学校师生到社会上的每个分子，个个国民，具有大众性、全员性。

2.1.3健身对象具有恒久性陶行知比马寅初早20多年提出少生、优生、优育的主张。无论是健身主体的终身性还是全员性，都是与个体生命共始终的，因而是暂的、有限的。而人种是对人生的超越，这就使健身问题与全人类联系起来了，使健身主体由有限进入无限，使健身对象具有了恒久性。

2.2健身实施的可行性

健身不仅在知，更在于行。陶行知健身思想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他自身具有知行统一性，即实施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

2.2.1目标明确，有的放矢陶行知指出，“体健是人生的一个最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最要目的”，“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但他所主张的健身目的远不止只为个人健康，纵观他不同时期对健身的种种论述，陶行知健身主张具有更重要的社会目的。大体可归纳为：一是造成健康的民族。二是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保卫国家。三是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可见陶行知倡扬健身，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健康，而且与整个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2.2.2创造条件，因陋就简，量力而行健身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陶行知曾在《败家子的体操》中写道：“进城考学堂，学会拍网球，洋人发大财，老子叹气卖老牛”。批评了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他主张健身应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因陋就简，他提倡学生选择一些不一定花很多钱，实用性强的健身项目，如游泳、爬竹竿、跳远、游戏等，甚至“走来走去练习脚步也于康健有益”，这就根本不用花钱也能健身了。

2.2.3掌握规律，讲究方法，订立标准健身运动也有规律可循，它是目标与方法的辩证统一。陶行知在实践中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别具特色的方法，诸如成立各种形式的体育组织，完善各项运动设施，选择形式多样的运动项目，“建立健康的堡垒”，推广卫生运动，施行“学校卫生计划”，制定“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引导师生“每日四问”，进餐实行分食制等。此外，他还总结介绍国内有关人体测定标准、身体检查标准及运动测量标准，以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的健身实践。

2.3健身作用的基础性

2.3.1健身与生命质量健康与长寿是对人的生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积极要求。健康是长寿的保证和必要条件，长寿是健康的发展结果和趋势，这两者统一的情况又与健身运动有着密切联系。陶行知主张要“锻炼自己之身体，使之强健”，同时他还认为，“从来人的死，多是由病的。考病之由来，不外两种，一是由人的操劳过度致伤身体而殒命；二是由人的卫生上没有讲求，以致出了毛病，终至因而送命”。所以，他要求对身体应“预防”“保护”，去谋永久的生活。陶行知对健身与生命的质和量关系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

2.3.2健身与全面发展首先，陶行知指出身心两健，缺一不可。他主张“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他认为，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紧的。健身从本质上说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健身的过程——运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统一，所以，健身的效果也必定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其次，陶行知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的信中说：“先生所说做学问有三要素，一体健、二天才、三财力，很有见地。”说明他对程关于身体健康是做学问的首要条件的看法是赞许的。陶行知还把讲卫生求体健与培养人良好的生活习惯，陶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联系起来，把健身看成是德育的基础。并且指出，个人良好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对于健身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关于健身与全面发展关系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是科学的。

2.4健身思想的开放性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它向实践开放，向生活开放，向历史开放，向未来开放，向世界开放。

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实践。例如，他提倡游泳运动，发起筹建“中华杏秀游泳社”，就是根源于生活中发生了一位女教师落水不能自救，同行多人也无人相救，眼睁睁看着她淹死的一次偶然事故。又如，他在30年代初对武术特感兴趣，也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国难当头，需要强身自卫密切相关。

关于向历史和未来开放，两者是相互联系的。陶行知认为，我们虽然生活在今天，但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我们既要拥有历史，又要“造就成健全之民族，以适应二十世纪的世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上讲，继承过去与创造未来是统一的，任何一种真正向生活实践开放的思想理论，必定具有历史继承性、与时俱进性、自我超越性、科学预见性，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面向世界，可从陶行知与美国著名体育家麦克乐的交往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略见一斑。陶行知在为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而写的英文论著《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现状》书一笔，“在国立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赞助下，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最重要的研究，”这表明，陶行知虽然反对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洋化教育，但并非反对汲取外来的文化科学知识，对后者则是开放的。

3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丰富的。从渊源看，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伴随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并成为他整个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身心健全的人，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目的。他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运动锻炼、卫生预防、营养、休息、养护等多种途径予以实施。锻炼、养护和医治结合是陶行知健身方法之精要。

陶行知健身思想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和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研究和借鉴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体育改革，坚持从国情出发，推进体育的社会化，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1～10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周志俊．陶行知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4)

3胡小明．陶行知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9(4)

（收稿日期：1996—06—14）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3篇

1.以人为本

在儒家文化中，“仁”是最核心的思想理念。孔子对仁的许多定义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仁者爱人”，突出了“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儒学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观点体现了极强的人道主义色彩，目的就在于力求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获得和谐。在此基础之上，更着重强调了人才选拔任用的重要性，而不是单一的个人主义。由“爱人”外延至“得人”和“用人”，再引申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也是同样适用的。“爱人”并非指要对“爱”所有人，而是灵活而不冲突地通过人性化的手段进行企业管理。管理活动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并非是敌对阵营的角色，而是管理活动的参与者和协作者。许多企业通过人性化的措施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使管理更加轻松，企业内部和谐，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得人”和“用人”则是指管理者慷慨选拔任用可以满足企业要求，为企业做出贡献的人，并能够有效利用他们的能力，做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再者，许多企业的管理者都会有体会，企业不可能以一人之力运作，但得到的人的品质往往良莠不齐，并且除了稀缺型人才，辅助型人员也十分重要，“犁牛之子新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便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管理者对每一职务的人员安排并不是统一高标准，而是需要对不同种类的人员采取不同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使其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让集体的的行动力拥有1+1>2的效果。

2.礼

儒学范畴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礼”。“礼”指一种规章制度，也可以理解成道一种德规范。孔子认为“礼”是修养的标准，也是治民的标志、治国的依据。从今天的视角看，“礼”可以是法律、社会道德。但是作为一种规范，“礼”在现代企业管理里拓展出了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内涵。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体，每个企业都必须适合自身情况的公共准则，才可以作为企业对外行为的依据。对内部，用来规范员工行为的准则，也是“礼”的具体体现。不过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孔子在提倡礼的前提下，更提倡遵循“礼”的精神，而非形式。所以很多企业并不是缺少各种繁琐的条条框框，而是缺少适合企业情况的管理条例，更重要的是，企业员工缺少自觉遵守管理条例的意识，才会使得许多企业的规章制度知识“纸上谈兵”。

3.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论语•子路》之中有一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一句就提醒了管理者自己的角色在企业管理中起到多么重要作用。儒家有“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话，也是表明了管理者，也是领导者是管理的关键。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是个人独有，管理者自身的品行、作风会对被管理者有重要影响，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者早早就认识到的一点。管理者，也可以称领导者的一些特质是天生的，但是提高自身素质、培养个人魅力、遵守诚信都是必须要做的功课。只有这样才能在企业中树立威信，得到员工、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的信任，做到真正“取信于民”。这样一来，儒学之中的“信”的思想，也得到了延伸。然而把视线放在生活中，可以发现这“一人”有时候并不仅仅指职权最高的人，而是可以拓展为一批人。由企业领导者所挑选的骨干精英，也可以充当这“一人”的角色。这些人才不仅在才能贡献上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更是同企业领导者一起，对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都起到了表率作用。

二、儒学管理思想的对现代管理的重要启发

1.开放兼容

站在历史、政治等多种角度来说，儒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的开放性也是儒家文化能够有如此浩瀚内涵的原因。在对传统文化有强烈认同感的基础上，一些经营者发现，即便着智慧结晶的时代背景是千年以前，却仍可以与现代行为理论接轨。所以企业的管理，必须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管理者经可以有针对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可以借鉴中外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也可以通过对骨干人才的培养，协同提高管理能力。中国的企业只有找到能够承受住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考验的管理理念和体系，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

2.可发展持续发展

儒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推陈出新、海纳百川，不断发展至今，足以体现了其强大的可发展性，然而对企业来说，可持续发展也是长远的目标。企业的管理者在学习管理理念、进行管理实践的时候，必须以发展为目标，并以此为标准作出决定。在企业中，管理者个人的精神品质，以及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通过条例所体现的企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企业诚信、企业态度，坚持以仁爱为核心的企业精神、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和职业使命感等，都是企业管理可发展性的具体行为。西方管理思想集大成者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使命理论，也是与此不谋而合。

3.和而不同

对于“和而不同”这个启发，个人认为有两种不同角度的启发。首先，是企业对于内部的管理。前面也提到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需要有的和谐性，这页是一个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和谐相处能够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拥有更多沟通，方便管理活动的进行，同时也可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企业归属感。但和谐并不意味着言听计从，只有不拘泥于职位限制，用于说出自己的“不同”才能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从大的方面入手，商海茫茫，但企业管理的基础理念却是相差不远。儒学中“和而不同”的观点在此也可为经营管理者点一盏明灯。虽然基础理念相差不远，但是万千企业各自情况却不同。所以企业管理者应当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从平庸的“和”中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之路，找到自己的“不同”才能使企业不失生命力。

三、结语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4篇

战术应当支配战略，即企业的广告宣传等沟通战术应当支配营销战略。大多数市场营销人员的观念正好相反，普遍接受的理论是企业的总体战略必须首先确立，然后才是选择相应战术。

经理们醉心于“我们打算做什么”而不能自拔。把为公司今后五年十年规划发展蓝图视为头等要事。然而，当人们过分强调战略，执迷于今后几年的打算时，他们至少犯了如下两个主要错误中的一个：①拒不承认失败；②不主动利用意外的成功机会。它们都是自上而下思维的恶果。

回顾5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作出进入主计算机市场的决定，经过14年的努力，耗资4亿美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那些战术上的小调整导致了资源上的巨大浪费。

如果通用电气公司另辟蹊径，不去追随IBM、通用电子计算机、伯勒斯、NCR、RCA、控制数据、汉尼威尔以及其它主机制造商，而是走自己的路，将又如何呢？

通用电气公司当时有两种选择，往高处它可以发展超大型计算机，往低处它可以发展个人计算机。不错，在当时无论是超大型计算机还是个人计算机都没有市场，但正因为如此，无论何种战术都可能会使通用电气公司成为一种新型的计算机市场的先驱。能否赚钱则另当别论，这取决于未来事态的发展。（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至少有两家公司在两个方向上各自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克雷（cray）在超大计算机市场上的成功和苹果在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成功。）

市场营销也不例外，唯一有效的战术是寻找途径率先进入某种潜在的市场，但对于先行者而言，可能并不存在他所提供的产品或劳务的现实市场，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建立市场。

拒不承认失败往往伴随着不主动利润意外的成功机会。通用电器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唯一进展是率先创立了“分时”的概念。这一成功应当促使该公司把计算机业务的资源集中在分时类产品方面，但这一观念不符合通用电器公司通过销售各类计算机成为另一个IBM的战略意图，因此这一机会被错过了。

在经营中，人们倾向于看到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而对那些无助于实现其战略意图的成功机会则宁愿视而不见，这正是自上而下思维的危险所在。

当你换一个方向思考问题时，你有时会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维克斯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治疗伤风感冒的新药，不幸的是这种药会使人昏昏欲睡，假如你想继续工作或要开车，这种药可能会帮倒忙。然而他们并没有将这一成果一笔勾销，而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然该产品能使人入睡，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夜间使用的感冒药呢？“第一种夜间使用的感冒药”无疑会成为一句最为有效的广告词。

正如预想的那样，“奈奎尔”（NyQuil）成为维克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新产品，现在“奈奎尔”在感冒药品中销量位居第一。

这无疑是战术（夜间使用的感冒药）支配战略（推出一种名叫“奈奎尔”的感冒新药）的成功范例之一。

1．何谓战术

战术即创意，寻求战术即寻求创意。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创意？怎样寻找？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建议使用下述的特别定义：战术是一种竞争的心理上的进攻角度。

战术必须具有竞争优势，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拥有一种更好的产品或服务，但必须有某种独到之处：或体积小，或重量轻，或价廉物美，或质优价高，或有不同的分销系统。更进一步地说，战术必须在整个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某一两种产品或服务上具有竞争力。

例如，大众汽车公司的50年代末决定首家推出小型汽车，取名“甲虫”。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极具竞争力的战术，因为在当时通用汽车公司等只是一味生产又大又笨的镀铬轿车。“甲虫”的行情因此而节节看涨。

当然，大众“甲虫”并不是市场上最早的小型车，但它是占据了人们心目中“小”位置的第一种汽车。在其他汽车商大谈其汽车具有“宽敞的空间”时，“甲虫”以其体积小而独树一帜。

因战术不当而导致失败的也不乏其例。60年代西格拉姆设想推出一种与颇受人们喜爱的“吉姆·宾”和“老爷爷”抗争的新的波旁威士忌。结果，由于“本奇马克”波旁威士忌不具独特的竞争优势而无人问津。

其次，战术必须具有心理上的竞争优势。换言之，战斗由于发生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因此，那些没有在顾客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竞争者往往被忽视。与此相反，有些竞争者十分注重在顾客心目中占有较重份量，尽管这种份量与事实不尽相符。战术选择中所应考虑的正是这种心理份量而不是实际情况怎样。

总之，竞争性心理攻击点是指在人们心目中保持一种能使企业的市场营销计划得以有效实施的进攻位置，这一位置之于企业营销恰如支点之于杠杆。

但是，仅有战术是不够的，为了保证企业经营的成功；必须把战术演变成战略。如果战术是钉子，战略则是锤子，两者必须兼有方能在市场竞争中立足。

2．何谓战略

战略不是一种目标。战略好比人生，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旅途本身。自上而下思维者是目标导向的，他们首先确定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再使出浑身解数达到目标。

然而大多数目标并非一蹴而就，不少洽谈是要落空的。市场营销如同政治一样，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

当罗杰·史密斯在1981年执掌通用汽车公司（GM）时，他预言GM在三大国内汽车市场中所占份额最终将由1980年的66%上升到70%。为实现这一目标，GM开始进行一项500亿美元的现代化项目。然而，时至今日，通用汽车在三大国内市场所占比重为58%并在继续下降。GM的北美汽车部每年的赤字额高达数亿美元。史密斯的目标这所以落空是因为没有建立在正确的战术基础上。

按照我们的定义，战略不是一种目标，它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市场营销方向。

战略具有一致性的含义是指它提炼工业已选定的战术。大众依靠小型车获得了战术上的巨大成功，然而却没有把这一创意提高到一致性战略高度，因而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没有继续实施“小型车”战术，代之以体积大、速度快、价格昂贵的大众汽车，其所用战术早已被其他汽车商抢先运用。这反为日本人运用“小型车”战术铺平了道路。

其次，战略贯穿于企业一切市场营销活动。产品、订价、分销、广告——所有这些构成市场营销组合的活动都必须集中体现战术的运用。

（设想战术是某种特殊波长的光线，而战略则是调谐这一光波的激光器。必须兼有两者才能穿进未来顾客的头脑中）。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战略是贯穿企业经营始终的营销方向，一旦建立，不可轻易改变。

战略的目的在于动员企业资源在战术上先声夺人。把企业的全部资源纳入统一的战略轨道，有助于企业战术的效能在不受既定目标约束的情况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商场如战场，捷足者先登，最安全的战略是战术的抢先运用，懈怠者只有坐失良机。

3．战术与战略的对比

战术是一种单一的主意或谋略，而战略则包含很多因素，但焦点在战术上。

战术往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计谋，而战略则很可能平淡无奇。

战术独立于时间且相对恒定，战略则延续一段时间。降价出售是美国大多数商店间或运用的一种战术，而折扣商店则每天降价出售一次，它是把降价出售作为一种战略。

战术相对于产品、劳务或企业具有外在性，它甚至可以不是企业自己制定的，而战略是内在的，通常需要进行大量的内部组织工作。

战术是沟通导向的，战略则是产品、服务或企业导向的。

逆向营销的原理很简单：从特殊到一般，从短期到长期。

切记逆向营销的唯一性内涵，即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战术并把它演变成战略，仅仅是一个战术，而不是二个、三个或四个。

4．一种战略与多个战术

大多数经理在观念上总是把一种战略和多种战术联系在一起，即他们寻找的是一种可以表现为许多个不同的战术的战略。传统的市场营销也强调运用大量的战术拓展不同的市场，公司战略因而也越来越普遍地包涵着很多的战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约翰·M·斯达福德成为皮尔斯伯里（Pillsbury）的总经理时，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公司的“任务与价值”写出一份冗长的报告。看来他在管理上也笃信摩西的方法——先上山取得真经，然后下山来恪守十戒。不幸的是这个方法并不奏效，经理们在汉堡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其它一些餐馆经营中并未能有效地执行公司的任务，而斯达福德本人也因没有信守“汝须取得令人满意的利润率”的戒律而被解聘。

大多数将领，无论是在军事战还是在营销战中，都不喜欢把注意力放在战术上，这令他们感到索然无味。他们喜欢高高在上，泛泛而谈，坐在“金字塔”顶层筹划公司的“任务与价值”。

当一个人在实业界成为“主教”后，他便对当“教皇”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而一旦他到达权力顶层，他就喜欢“自由”，自由地摆脱琐屑的战术细节，自由地投身于市场营销能给人以兴趣和满足的一面——公司重大战略的发展。

5．战术是战斗胜败的决定因素

然而营销战的胜败与否是在战术层次而不是战略层次上决定的。越战是在越南失败的，而不是在华盛顿。在营销战中，人们应当开始认清是战术决定经营的成败与否。

战术可以相当简单，多明诺（Domino’s）的汤姆·莫纳汉采用的战术仅仅是把力量集中在比萨饼的送货上门上。尽管这远非什么浩大的激动人心的壮举，但却是独一无二、不同凡响的，因为没有第二家连锁店这么做。请留意多明诺只运用了一种而不是一揽子战术，即一切紧紧围绕送货上门，而不是送货上门加顾客带走食品、加餐厅服务、加汉堡包、加热狗等等的大杂烩。

多明诺成为饮食业巨子的关键在于送货上门战术所具有的战略内涵，通过建立遍布全国的比萨饼独家送货上门连锁小组网络，多明诺和以最早实现“30分钟内比萨饼送货上门，保您满意”的服务宗旨。

6．寻找符合战略的战术

习惯于自上而下思维的人常常花费数小时筛选可能的战术，他们有时会把某种自下而上的工作程序误认为是逆向营销，事实上他们寻找的只是符合既定战略的战术。

“送货上门连锁店，不符合我们的战略”，比萨哈特当时很可能做出如是反应，“我们经营的是餐厅业务。”结果，莫纳汉一举发财，而比萨哈特却坐失良机。

经理们在商场的角逐中总希望找到有效的战术，但对顺向思维者，由于他们事先已打算好做什么，他们寻找的只是做的方法，这种思路的弊病是十分明显的。

7．逆向营销所强调的变化

逆向营销强调的是企业内部的变化。没有产品、服务、价格和分销渠道任何一方面的变化，所谓战略只是一纸空文。

传统的自上而下营销强调的是环境的变化，常见的说法这一是“为完成市场占有率提高10%的目标，我们必须增强顾客对我们的产品的品牌偏好。”换言之，企业自身不改变，却试图改变市场，这正是自上而下思维的最大弊端。

纳粹陆军元师欧文·隆美尔曾经说过：“如果战略不能被在战术上得以贯彻，再好的战略也没有用。”不幸的是，隆美尔是在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自上而下思维者效力。隆美尔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营销战中要安全得多，与公司战略相左最多只会付出工作上的代价。

8．战略的目的

在市场营销中，最无意义的做法之一是围绕着一张会议桌评估战略

战略无所谓好坏之分，只有战术上有效的战略和战术上无效的战略之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究竟什么是战略的目的呢？

战略的目的是防止竞争对本企业战术的损害。

单独的多明诺送货上门小组可能极易被市场领导者比萨哈特挤垮，但是依靠“发展成遍布全国的送货上门连锁店”战略，多明诺成功地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战术是产生实绩的谋略，战略则是产生最大，战术压力的企业内在机制。

在法国战场上，德国人的战术是利用英国远征军以北和法国军队以南的“缝隙”，战略是保证其装甲师兵团穿越阿登的攻势成功。

战术支配战略，然后战略推动战术。任何厚此薄彼的说法都是对逆向营销本质的曲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市场营销成败的决定性方面。

飞机设计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引擎抑或机翼？都不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决定你所设计的飞机能否离开跑道的关键。

战术是直接对经营产生影响的创意，而战略则为战术增添双翼，从而使企业经营展翅翱翔。

9．自上而下营销与逆向营销的对比

那种自上而下进行筹划的经理是在迫使事情发生，而那种逆向进行筹划的经理是在寻找可资利用的事情。

自上而下营销的经理追随现有的市场，而逆向营销的经理总是在寻觅新的机会。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第15篇

《故乡》的主题思想长期以来有诸多说法的，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

第一种为“隔膜说”，是茅盾先生最早提出的。先生早在1921年就谈了对《故乡》主题思想的看法，认为“《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

第二种为“农民问题说”，严家炎、许钦文、张传宗等诸位先生持此观点。如严家炎先生谈道：“《故乡》提出了我国革命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农民问题。小说通过闰土这个普通农民半生的悲苦遭遇，概括了19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农民所受的深重的苦难，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严家炎《知春集〈“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三种为“批判辛亥革命说”，此观点曾出现在人教社1987年版的初中语文课本和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中。如原课本第三册在《故乡》的注释中说道：“这篇小说……通过闰土二十多年前后的变化，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原教参在《故乡》分析中说道：“作者满怀深情地写了闰土的种种不幸，正是要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当时社会的弊端，从而启发人们去深思，去探索，去走希望的路。”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当时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把农民的贫困归咎于辛亥革命。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故乡》现已编入“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四册”，新课本中虽然去掉了“辛亥革命十年间”等等的话，但新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初中语文第四册》中仍隐约着“批判辛亥革命说”的词语。如“用书”在课文分析中写道：“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两个’闰土和‘两个’杨二嫂，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对《故乡》主题的这三种观点中，“批判辛亥革命说”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辛亥革命最终因革命力量的弱小和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革命军一直处在同反动势力的顽强斗争中，他们无法实施治国方略，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先生不可能把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归咎于辛亥革命。再从历史的角度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大为传播，其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如果要意会地把《故乡》的主题看作是批判辛亥革命，这不仅会贬损辛亥革命，也有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形象；这种观点在小说中找不到可靠的根据，所以，“批判辛亥革命说”应予彻底否定。

茅盾先生的“隔膜说”和严家炎诸位先生的“农民问题说”是有道理的，这两种观点在小说中都能找到可靠而充分的根据；但是，如果用其中的一种观点来概括《故乡》的主题，我们又觉得不够全面。所以笔者认为，“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和“深刻反映农村经济衰败，农民极度贫困”，这两方面都可看作是《故乡》的主题所在；这两方面综合起来表达《故乡》的主题就比较全面一些。

“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这一思想在《故乡》中是有充分体现的，揭示得很深刻。小说中那长长的一段回忆，一方面反映了那时故乡景色的美好，农民生活的太平，另一方面是着重表现少年时的“我”和闰土那亲密、纯真、美好的友谊。这少年时美好友谊的描写着墨很重，很突出，读来很感人，这样，就和后边中年时的“我”和闰土久别重逢时的“隔膜”、无话可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隔膜”经作者的议论强调，显得很突出，读者也会感到痛心。中年闰土恭敬地、分明地叫了“我”一声“老爷”，就把“我”记忆中那美好的友谊“叫”得模模糊糊了，就使我产生了无限的惆怅与悲哀：“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和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起来了，又使人非常的悲哀。”“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小说中对“我”和闰土之间的隔膜感慨万端，反复地作议论，抒发悲哀的感情，又殷切地希望后辈们不要再隔膜，不要再过眼前这种痛苦的生活。由这对隔膜的着力描写，反复议论抒情，就可看出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是要突出显现人与人之间不了解、隔膜这一现实的。

造成这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原因，茅盾先生说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这说法在小说中也是有可靠根据的。闰土几次叫“我”老爷，母亲听了后说：“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闰土却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由这母亲和闰土的对话，揭示出他叫“老爷”的原因——是懂得规矩，按规矩称呼行事。这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也就是阶级观念。

严家炎等诸位先生的“农民问题说”，认为《故乡》的主题是深刻地揭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揭示农民极度贫困的社会根源，引发人们对农民问题的注意，这个观点在《故乡》中也是有充分体现的。《故乡》中中年的闰土，不仅是受着传统等级观念的严重束缚，精神显得拘谨、麻木而又迟钝，而且精神上是非常的痛苦，整个的人是非常的穷困潦倒：“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里出现的中年闰土，和少年时的闰土相比，不仅仅是自然的生理上的变化，而且是鲜明地刻着穷苦的印记。这样的穷苦在“我”的心里也同样引起了强烈的震颤，也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刻，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鲁迅先生对闰土穷苦的描写也是非常突出的，对他的穷苦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并通过闰土的话及“我”和母亲的叹息，从多方面揭示了农民穷苦的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这农民穷困破产的诸多原因中，多数是社会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苛捐杂税，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地方恶势力横行等等。这些社会原因不除掉，农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工人、商人以及知识分子等都过不上好日子。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鲁迅先生也揭示了“多子”这一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多子”在旧中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是相当普遍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也相当大。联系到我们今天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鲁迅先生70余年前在《故乡》中提出的“多子”问题应不是一个小问题。

《故乡》中对闰土穷困境况的描写是很突出的，但又不是孤立的，而是把闰土的贫困置于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凋敝的大背景下。小说开头第二段对故乡景色的描写，就是一幅色彩很浓的、广阔的农村经济荒凉图。“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放在深冬阴晦而苍黄的天底下，放在鸣鸣作响的冷风中，尤使人生凄凉之感，这怎能不使人想象出村里老百姓穷困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浑身瑟索着，未老先衰，苦得木偶人一般的闰土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闰土是很穷困的，其他的农民怎样呢？小说中也是有透视的。“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由这些人的偷东西，不也透视出他们生活的窘迫穷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