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通过对国内主要传播机构和著名网站对此事件的报道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国内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利用网络手段传播新闻方面，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
本文发现，网络新闻传播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可以独自设置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的新闻议程，如此次对“王志东事件”的报道；而网络传播确立独立议程的重要手段是设立新闻性专栏，给予特定新闻事件以突出的强调处理。这是网络新闻传播不同于其他新闻传播媒体的特殊手段。
本次调查对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在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的参与程度的描述，将会随着网络业界的发展而改变。报刊媒体与网络传播的紧密关联，主要因为国内网络传播目前还是以文字形式为主。
网络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平台，已经得到一致的公认。当这个信息平台用于新闻传播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它究竟是一个信息平台，还是一个新闻媒体?当它作为一个“中性”的信息平台传播新闻时，我们发现，它几乎等同于一张没有社论版的报纸。
网络传播在容量上的巨大优势，使它能将新闻传播活动由现实领域扩大到了“赛博”领域，并把分散的信息以网络特有的手段集中起来。但是，这基本还是一个量的扩大和位置的变化。网络传播并没有改变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则和方式。
是否有自己的“社评”，也许是区分一个“中性”网络平台和一个网络新闻媒体的标志。当一个网站在同一地址、同一平台上，既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又进行其他商业交易活动时，网民和网站本身都面临如何处理诚信分裂的问题。
本文认为，网络平台和网络媒体应该是有区别的。
【关键词】互联网；新闻传播；媒体；新浪网
在网络方式崛起之前，我们已经有以文字形式为特征的纸介传媒、以音频形式为特征的广播传媒和以视频形式为特征的电视传媒存在；网络传播作为后来者和“新媒体”，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究竟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其作用和影响比之传统的旧媒体有什么不同?研究者对此有许多宏观的分析和概括(雷跃捷，2001；闵大洪，1998；李希光，2000；郭良，1998；尼葛洛·庞帝，1997)。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分析，来观察网络传播方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传播环境下，对一个新闻事件是如何进行报道的，以及它在传播价值和传播功能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希望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探寻网络新闻传播对中国受众有什么意义。
一、个案的选择
这里选择的个案是2001年6-7月间在中国IT业界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把它称之为“王志东事件”。事情的经过如下：2001年6月3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Sina)①突然宣布，其公司总裁、执行长(CEO)兼董事会董事王志东已经因个人原因辞去上述所有职务，新浪方面已经指派他人接任。新浪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在中国国内拥有大量用户和广泛的影响，历来是国内各类评比排名前茅的综合性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者。王志东作为新浪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之一，近年来他的名字与新浪的发展和壮大联系在一起，在国内IT业界有很高的正面的知名度。因此，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内一些最有影响的媒体立即对此事件展开报道；一些网站迅速推出专题栏目，在网上连续追踪事态进展。
有关此事件的网上报道，从6月4日开始。随着当事方双方——新浪网和王志东——的种种举动和反应，事态的变化一波三折。围绕着事件中的是是非非，网上论坛也展开讨论。进入7月以后，当事双方逐渐低调行事，不再对外披露内情，事件本身转趋平淡。到7月12日时，中国大陆地区一些重要网站的相关专题栏目报道基本停止更新②。北京于2001年7月13日成功地取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中国公众的注意力相应转移，“王志东事件”不再是一个受关注的话题，暂时转入“休眠期”。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范围中，有些新闻事件的发生，会引起所有媒体的高度关注，相关报道的立场和价值标准也会基本一致；而另有一些事件则几乎完全不会引起媒体的任何报道兴趣。选择“王志东事件”作为研究主题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中国媒体和各类网站可能对之产生不同评价和做出不同反应的事件，这将便于观察和发现问题。
为了了解网络传播在此事件报道过程中的作用，我们选择了中国国内一些不同类别的、有代表性的媒体和网站。整个观察③通过对上述机构的网站的内容进行在线浏览和内容检索来实现。覆盖的时间跨度为：2001年6月4日至7月12日。入选的机构名单和简单的理由如下：
综合性新闻媒体网站：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东方网和大洋网。人民网和新华网是国内目前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部级综合性新闻网站；后三家则为有强大媒体背景支持的地方性综合新闻网站，且分别地处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中国大陆地区网络最发达、网民最集中的城市。
IT业界网站：赛迪网、天极网④和硅谷动力。这三家专业网站都在业界有广泛影响，并且分别得到国内著名的专业报刊的支持⑤。
综合性日报：全国性日报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地方性日报有《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和《南方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报，《经济日报》是全国最权威的经济类日报，《中国青年报》是中国机关报，面向全国发行，在国内青年读者中影响广泛⑥。三家地方性日报分属北京、上海和广东地方政府机关报，是地方性综合日报。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全国性的选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中央电视台网站。它们都是国家最大的和最权威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地方性的机构选择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北京电视台网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上海电视台网站，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广东电视台网站。它们都是上述三地最主要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中国大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四家网络公司所办的新浪、搜狐、网易和中华网网站也列为观察对象。
二、观察的结果与讨论
1.广播电台网站和电视台网站的边缘角色
由于是通过网站来观察各种网站和媒体的报道情况，因此那些没有在网上提供新闻文字内容、或者无法在线回溯阅读相关内容的前选传播机构，首先就被放弃了。被排除的机构全部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它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⑦、上海人民广播电台⑧、上海电视台⑨、广东电台⑩、广东电视台B11和中央电视台B12。能够进行网上报道情况回溯调查的前选广播电视机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和北京电视台网站B13。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调查中显现出的这种结果，表明国内广播电视媒体与网络传播之间的隔离。上述6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虽然都有各自的网站，但是它们大都是作为本机构的推介窗口，而不是一个畅通和宽广的传播平台。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大都没有全面推进网络新闻传播B1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特点。
对网站内容进行回溯阅读，或者进行内容全文检索，是两种不同的调取网站过往内容的方式。前者是依某种固定的“版式”(如一期或一天为单位的整体方式)来取阅过往的传播内容；而后者则根据键入搜索引擎的主题词或关键词，提取数据库中的所有相关资料。在线回溯阅读，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不失为一种搜集资料的方式；但是对于普通网民，就不太方便。本次最终调查的两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可以对过往内容回溯阅读，但是它们都没有提供全文检索服务。B15
经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的文字新闻主要来自本网站记者采写，本电台记者的供稿以及其他新闻媒体。由于广播稿件注重声音效果，转成视觉文字时通常需要重新加工，相应的技术和编辑方面的工作量都比较大。所以该网站上的文字新闻有些是独立采写制作的，与本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B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是近期发展比较快的部级重点新闻网站之一。其发展目标是在“组建中国网上广播航母”(杨贵明，2001)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带头作用。它的计划是：一、和其他中国顶级新闻媒体携手合作，二、综合全国各地广播台站信息资源，三、寻求跨领域的有资金、技术和资源优势的合作伙伴。其目前发展的榜样是人民网和新华网。(杨贵明，200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在此次“王志东事件”报道中，没有像人民网和新华网那样设立专题报道栏目，这当然可能是编辑方针的不同；但是作为一家大型媒体网站，它报道的8条相关消息全部是转载他人B17，显出原创信息能力方面稍有缺陷。
北京电视台网站上的文字新闻内容，来自本台播出电视新闻节目的文字稿和其他新闻媒体的稿件。该网站的文字新闻中，凡是没有注明站外来源的，基本都属本台的新闻节目。
B18作为新闻事件源发地点的一家主要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对于此事件的追踪和报道都比较关心。但是，它在网上的传播(目前主要以文字形式)和它传统的电视传播比较，哪一个影响力更大呢?本研究没有进一步地深入。
中国国内大多数电台、电视台网站，目前或者刚刚起步或者正在酝酿筹建。许多网站简单制作了一个主页，刊载一些本台介绍、播出时间表等资料；由于内容不多，更新不及时，几乎很少有浏览量，大多处于“休眠”状态。(吕晓红，2001，第49页)中国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因为许多这类网站可能迫于财力、人力、物力限制，运行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媒体”和“新媒体”各自优势对比的影响。从传播的特点来看，传统广播只占据了人的听觉，对人的其他感官和肢体活动是充分的解放；电视虽然占据了人的视觉、听觉，限定人的活动范围，但是对于人手是解放的。传统广播和电视的传播质量不会因为接受人群的膨胀而有所损害。而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传播，将至少限定受者的听的注意力、看的注意力和手的使用。中国互联网用户目前对互联网最不满意的地方依然是：速度太慢，收费太贵。(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1)网民在线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节目比以传统方式接收广播或电视节目，不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且接收质量较差。因此，在国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拥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它们在网上内容传播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从国家发展计划的角度来看，中国广播电视科技事业在2001至2010年期间，网络传播产业发展目标的主要任务大体是：制定规划，技术攻关，站点设立和网上影视资源库建设B19。这基本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基础框架构思。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中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网络传播方面可能依然只能发挥相对边缘的作用。
2.报刊与网络传播的关系
本调查发现，报刊媒体(包括其网络版)对于国内网络传播的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主要的原创性新闻信息。中国国内目前的网络新闻传播，依然以文字形式为主。这意味着，当国内媒体网站原创信息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它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报刊媒体提供文字稿件B20。国内媒体网站和各种传统新闻机构之间有相互转载稿件的协议B21，这使网站获取报刊的文字稿件非常便利；此外，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各类商业网站的新闻内容必须由中国正式登记的新闻媒体或媒体网站提供B22，这样造成国内网站的新闻内容在主体上来自报刊媒体。
以人民网为例，它在其“新浪人事大变动”专题报道的子栏目“王志东去职”中，共刊发118条新闻报道。其中直接来自报刊媒体的消息和报道有79条B23，占该栏目总条数的67%B24。新浪网在其“王志东去职”专题报道中的子栏目“事态发展”中收录报道70条B25，其中直接转引自报刊媒体的消息和报道有25条B26；在另一个子栏目“报刊观点”中，收录2001年6月9日到7月10日期间各类相关报道和文章100篇，其中直接引自报刊媒体的文章83篇B27。
网络传播对报刊业的倚重还表现在，以个人身份为网站提供文章和帖子的重要作者，绝大部分是来自报刊媒体的记者编辑等人员，这种现象在商业门户网站和IT专业网站表现得比较突出B28。
报刊内容可以通过网络版形式登陆到互联网上。本次调查就是通过调阅各报的网络版了解相关的报道和内容。从总体上来看，在“王志东事件”报道过程中，报刊就个体而言，提供的相关报道数量并不多。这些内容在网络版上，保持着纸介报纸的编排框架，各类文章存留在原来的“报页”中间。这些报纸的网络版只是报纸纸介版部分内容的位移(不是全部信息内容的翻版，因为印刷版面语言在网上通常看不到)。网络版虽然使报纸的内容由纸面形式变成了数字化形式，但是其传播意图与纸介版是完全一样的。它针对和吸引的对象仍然是“本地读者”。而这些“本地读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阅报的方式是在线的。
报纸网络版与其母报的不同之处是它可以回溯阅读或可以进行在线内容检索。前面已经提到，这两种内容提取方式和方便程度有所不同。本次调查发现，报刊网络版的技术服务水平参差不同。有的报纸网络版既可以回溯阅读也能够全文检索，如《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也有的则只能够通过点击“日历表”进行回溯阅读，如《南方日报》。回溯阅读也是一种检索-内容的服务方式，只是用户使用时受到的限制多一些。本次调查涉及的报纸也较少，很难推断全国报纸上网的整体技术应用水平。像《南方日报》这样的国内著名省级报纸目前还在采用这种技术方式B29，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次调查的国内综合性媒体网站、商业门户和主要的IT专业网站，目前都已经能够提供全文内容检索服务。
网络版通常是报纸媒体的从属物。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如果也基本囿于传播本台内容，那它们也可以归入“网络版”的范畴。它们所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内容更新的频次，难以满足那些地域特征比较淡化的“网络读者”的需要。作为单独的个体，它们的传播和影响范围都比较受局限。但是，这些媒体网上或网下的信息由综合性新闻网站和大型商业性网站汇总起来，进行“二次传播”，就可以扩大新闻报道内容的传播影响。
3.网络传播议程设置与“新闻专题”
“王志东事件”报道，在印刷传播领域受重视的程度，明显要低于它在网络传播领域的排位。最权威的全国大报《人民日报》(印刷版)对此事只字不报B30。《中国青年报》(印刷版)直属于中国，在全国青年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只刊登了很少的几篇相关文章；这可能是其综合性大报的定位传统与受该事件新闻性冲击之间的一种折中。上海的《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量也很小，它也是一张传统悠久的地区性综合性大报。只有全国性经济类大报《经济日报》，在大约40天内对此事件陆续发表了13篇本报报道文章。
报纸也因地域性特征不同，在此事件报道中显出差异。调查发现，《北京日报》对此事件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兴趣，它对于事件的跟踪程度和报道的数量水平都高于上海《解放日报》B31。而广东的《南方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在报道量上的明显差异B32，只能勉强用广东更关注IT业界的发展和变化来解释。确切的结论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不过，地区性报纸之间的报道差别，清晰可见。
在本调查中，有关报刊都没有给予此事件特殊的重视和编辑处理，可见“王志东事件”在网下不是一个报道的焦点，但是它在网上却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B33。不论是人民网等国内最重要的综合性媒体网站，还是新浪等国内最大的商业门户网站，还是赛迪网等国内著名的IT业网站，都特设了专题栏目，在短时间内汇集提供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和资料，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对此议题的重视和强调。不同地域背景的综合性网站，在是否设立专题栏目的做法上也没有区别B34。这显示，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独自设定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新闻“议题”B35，已经成为事实。
需要提醒的是，网络传播单独设置新闻议题，目前可能只适于一些非政治性、非全局性的问题。“王志东事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的议题，所以媒体和网站可以“自行其事”。在这种前提下，网络传播者将它设定为重要事件，而传统媒体特别是综合性报刊则将它看作是普通事件。
网络传播凸显自设议题的重要手段，是设立“新闻专题”。所谓新闻专题是指网站编辑出于对某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某一新闻主题价值的判断，将相关信息挑选出来以后组合编排成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特设栏目在线驻留，供网民浏览阅读。这通常是对重要的、往往是正在发生和发展的新闻事件报道的一种网络编辑安排。当那些散布在不同媒体和网站中的各种消息在网上，以在线新闻专题的方式聚集和凸显处理以后，它们就不是一般的经济新闻或者时政新闻，而是成了重要的焦点新闻，在吸引阅读量，或强调传播者意图上，远远超过一般的、甚至重要的但未经组合的新闻。
网络传播者们在此次报道活动中，运用网络优势手段将大量的相关信息和材料汇集在一起，突出了他们在确定“王志东事件”作为一个网络新闻热门话题的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本次调查中，设立“王志东事件”专题报道栏目的网站有：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东方网、大洋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中华网、赛迪网、天极网、硅谷动力。它们是此次新闻事件报道内容的集汇中心。
本次调查涉及的媒体综合网站、商业门户网站和IT专业网站虽然都设立报道专栏，但是各专栏的编辑视角和侧重不同。有的以“王志东去职”为题，分设“事件进展”、“新浪立潮、“王志东观点”、“媒体点击”、“网络评论”以及“背景资料”等部分，综合性地介绍事件的变化和进程。也有的只强调事件的某个侧面，如“王志东VS新浪”，或“新浪股权之谜”，或“王志东重返新浪”等。这些在线特设专栏的编辑风格和特点分析不是本次研究的重点。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所有的网站没有一家以本机构的身份公开发表对此事的评论B36。换言之，它们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刊登了各种消息、评论和帖子，但是始终以一个客观的提供者和转播者的面目出现。虽然，事实的取舍、报道的角度、标题的拟定等，都蕴涵着传播者的立场和意图，但是当网站汇集了一定数量、来自多种来源的相关报道时，它报道的“偏颇性”比之单个的“源传播者”相对要小，它的客观性也更突出。网络传播的这种特点，使它主要发挥着“中性平台”的功能，尤其是当它本身并不直接参与评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所有新闻性网站此前也没有一家发展或推出过类似“本站社评”的发言方式，这次也没有任何突破。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作为“成熟”媒体的传统报刊在此次事件中也没有一家“站出来”发言。除了对硬消息的客观报道以外，几乎所有相关的报刊分析、评论和综述等文章，都是以个人署名的形式发表的。在所有报刊有关此事的新闻评论中，缺少一个品种，即以本报本刊身份发表的社论和社评。
社论在国内新闻界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新闻评论形式。它被认为是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是针对重大事件或问题发言的手段；不仅代表编辑部，还直接表达同级党委和政府的观点和立场(胡文龙等，1998，第213页)。国内新闻报道的这种惯例，导致各报在本次事件的报道中，不会以本报编辑部的身份，甚至同级政府的身份，来议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层人事更迭。
上述惯例实际也导致报刊社论通常不能经常和定期地与读者见面，那种每天见报的“社级”评论(简称社评)，目前在国内报刊上实际没有。这也造成媒体对一些事情或问题，特别是一些“不大不斜的议题，不发言不评论，使得在一些传播环境场中，有可能没有有影响的“声音”。
客观地报道新闻信息和有立场倾向地发表“社评”，是现代新闻媒体发展成熟的表现，也是媒体日常运转的基本方式。网络传播进入新闻传播领域，被人们笼统地称为是继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之后的第四媒体。作为新闻媒体，它也面对如何处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矛盾问题。新浪在此次报道王志东去职问题时遇到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
新浪网在此次事件报道中有一点做法与所有其他国内新闻性网站都不同。它在刊出的许多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的正文后尾都注明：“新浪科技登载该文并不意味着新浪网赞同其观点或描述”或者“新浪网转载该文并不意味着新浪网赞同文章中的观点或描述”的字样。这种做法显然是新浪在宣告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新闻刊载原则。
调查发现，在新浪王志东去职报道专栏中的两个子栏目“事态发展”和“报刊观点”中，在2001年6月7日到7月10日之间，共收录162条报道B37，其中注明上述声明的有138条，其中包括赞同新浪立场的报道，也包括支持王志东的报道。另有24条报道，共中包括“王志东举办新闻会并发表正式声明(全文)”(6月25日15：43新浪科技)，竟没有注明“不代表新浪立潮的字样B38。还有新浪网转载的一些报刊的署名文章，也没有注明“不代表新浪”，而这些文章的内容的倾向性又很难使读者相信，它们代表新浪在发言B39。
从新浪对这一专栏中绝大部分报道的编辑处理情况推断，附加“说明”是一种编辑方式；但是这种处理似乎只在王志东事件报道中强调，而在新浪网的其他新闻报道和栏目中，我们没有发现这种“说明”的使用，呈现出任何规律性和原则性的特征B40。
标榜并执行“刊登但不等于赞同”的原则，是新闻媒体公正客观报道精神的体现。我们认为，新浪在王志东事件报道中之所以强调它，是因为新浪本身是事件的当事方之一，而与它的新闻报道原则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根据国内现行的有关规定，新浪作为商业网站只能转播新闻；它对新闻的内容，理论上并不负有责任。作为新闻的转播者，它可能对新闻内容的放大、强调和编排施加影响，它可以挖掘出新闻中的新角度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信息。但是，像新浪这样的商业网络公司，并不承担为社会采集和提供各种新闻信息的任务，也不承担“虽然不赞同但是仍然要刊登”各类消息的社会职责。因为，不论新浪自身如何定位，社会公众并不把它看作是新闻机构，不以新闻职业道德标准去衡量它的工作。采集和原创新闻的职能是在中国正式登记注册的新闻媒体所担当的。
新浪网每天转刊大量的(也有少量自撰的)新闻，但是没有人质问：它是否都赞同文中的观点和描述。新浪平时也没有不厌其烦地反复声明自己始终秉持客观传播的立常此次专门发出声明，主要是因为新浪在此事件中确有自己的立场，而新闻传播的一般惯例，又不允许它只在不赞成的文章后面贴上“声明”。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所有相关文章的后面都附上“声明”，提醒读者仔细分辨思考。新浪的这种两难处境，反映出一个网络传播者和一个网络新闻媒体之间的区别。后者应该是一个能明确表达自己观点和立场，而又不妨碍客观报道各种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事实上，在传统报纸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在新闻版上报道反映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新闻，在社论版(栏)内阐明本报真正想说和想表达的观点和立常国内的网络传播者，首先是新闻媒体网站，目前似乎还没有对这两种不同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思考，并尝试运作方面的界定和进行操作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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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本次调查对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站在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的参与程度的描述，将会随着网络业界的发展而改变。报刊媒体与网络传播的紧密关联，主要因为国内网络传播目前还是以文字形式为主。文字是网络传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长于表达理性和抽象的思维内容。未来的网络传播中，文字形式将依然重要，但是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网上文字内容的数量比重可能会比现在有所下降。
网络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平台，已经得到一致的公认。当这个信息平台用于新闻传播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它究竟是一个信息平台，还是一个新闻媒体?当它作为一个“中性”的信息平台运转时，我们发现，它几乎等同于一张没有社论版的报纸B41，上面有各种新闻、广告和服务内容，其中包括允许个人或机构自由发表看法的论坛(论坛编辑有删帖权)。不过在论坛上贴帖子(基本都是化名)，通常属于个体行为，与过去国内大学中一些著名地点集中张贴大小字报的情况B42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网络传播在容量上的巨大优势，使它能将新闻传播活动由现实领域扩大到了“赛博”领域，并把分散的信息以网络特有的手段集中起来。但是，这基本还是一个量的扩大和位置的变化。网络传播并没有改变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则和方式。由于国内网络新闻传播对于传统媒体无可选择的依赖，它也把传统媒体种种运转特征投射到网上。当国内传统媒体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明确表达出立场和倾向时，网络传播的立场也是同样的明确和鲜明。将这种一致性视为是网上网下的“不约而同”也好，或者是“网上”对“网下”的跟从也好，从表现形态上都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当传统媒体或者“网下”对某一事件或问题“沉默”时，诸如遇到王志东事件这类非政治性非全局性的问题，目前国内的网络传播就只能充当一个“中性”的平台。
国内新闻界对于社论的习惯认识，导致传统媒体虽然有自己发言(有时也代表有关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形式，但是它发言的频率和评议的对象有限制。而国内的网络新闻传播机构还没有自己独立发言的形式，不论是政府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
是否有自己的“社评”，也许是区分一个“中性”网络平台和一个网络新闻媒体的标志。当一个网站在同一网址、同一平台上，既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又进行其他商业交易活动时，网民和网站本身都面临如何处理诚信分裂的问题。当商业网站的商业频道的经营利益与其新闻报道原则有冲突时，应当如何取舍呢?就公理而言，普通商业公司的行为受到市场和法规的约束，而商业性新闻媒体的行为，还要受到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约束。
探索网络传播的运营模式，不但对于商业网站有意义，也与媒体网站有关。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正在由“事业单位”向商业实体转化的调整改制的过程中。国家媒体兴办的网站如何走出独立生存良性运转的道路，也是一个被广为关注的问题。就网络新闻传播来说，我们现在有网络版、媒体网站(指媒体主持具备新闻采编和权的网站)和网络平台(以国内商业门户网站为代表)三种类型，其中后两类的自身行业定位和社会职能方向尚不清晰。
本文认为，网络平台和网络媒体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只做中，一切以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在传播信息时绝不像新闻媒体那样直接发言。后者则不但传递和报道各种新闻和信息，而且独立发言，以新闻传播的服务质量，以客观公正的独立见解，在受众中建立起诚信；它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以遵从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因此，网络平台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而商业化的网络媒体是特殊的商业公司。
王志东事件本身的是非，不是本调查关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各方都公认，遵守“游戏规则”是最基本的。新浪自认为它是遵守规则的，但是它开始并不愿意这样简单明了地说出，而是强调王志东去职后引发的“难过”和“惋惜”。王志东也自称是遵守规则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新浪怎么不遵守规则，也没有诉诸法律去讨回公道。现在，原来各执一词的双方，已经对此事十分低调，而国内各著名网站则或者将当时所开设的专栏收入“库”中，或者时不时地贴上一两条“相关”报道B43。不过，这些专栏早已失去了当初的热闹和点击率。网络传播者们在经过一番忙碌以后，彼此没有见出高下，也因为在本质上彼此都没有什么差别。类似的专栏每天还在网上不断地“生长”出来，如果能细致地考察它们出现和消退的过程，也许可以进一步检验本文前面所论及的情况。
在网络信息急速膨胀的今天，受众不仅需要信息，也寻求解释。他们不仅需要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解释，也需要对生活中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专业背景知识和理性思维的问题的分析和指引。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社会需求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这种情况下，报刊业反思对于社论定义的传统理解，可能有助于改进行业操作方式，扩大传播影响；而网络传播思索独立发言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其行业的细分和职能的明确。
注释：
①有关新浪公司基本情况请参阅附录2。
②笔者2001年7月15日对一些国内主要网站的调查发现，从7月12日到15日之间，各网站对于王志东事件的报道都有比较大的停顿。一些网站从此不再更新相关专题栏目的内容，一些在7月15日以后还有相关的零星消息增添。下面是7月15日对部分网站调查的结果：
“首都在线”的“新浪网高层地震”专栏7月11日至15日没有更新。
人民网专栏7月12日15日没有更新。
新华网IT频道的相关专栏7月3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千龙新闻网的专栏7月7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搜狐网相关专栏7月11日至15日没有再更新内容。
网易的相关专栏7月11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东方网的相关专栏7月8日至15日没有更新内容
③整个“王志东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一、6月4日，新浪网宣布，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职。二、6月8日中午，王志东在网上发表给网友的一封公开信；当天下午，新浪网高层在北京举行小型新闻媒体见面会，向新闻界重申王志东辞职的声明，并试图澄清各界对此事的猜疑。三、6月25日，半个多月不露面的王志东突然驱车重返新浪网北京办公室上班，并首次举行记者会，阐明他对新浪决定的立常四、同日，新浪网发表声明，明确终止王志东的新浪网公司总裁、首席执行长及董事会董事职务。五、6月26日，新浪高层再次举行记者会，澄清情况，回应王志东的言行。在上述各时间点上，当事双方——新浪网和王志东，或者单独或者相继采取行动，给予事件本身的发展增添了悬念和动力，刺激和吸引了媒体和社会的注意力。
④2001年4月18日，天极网和ChinaByte同时宣布，双方合并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业务(参见(2001年04月19日)。
⑤赛迪网与《中国计算机报》、天极网与《电脑报》、硅谷动力与《互联网周刊》等国内著名IT报刊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⑥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最新调查，国内4118%网民的年龄集中在18-24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道”(2001/1)。
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网站没有将其广播节目内容驻留在网上，也没有提供内容检索服务。
⑧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网站只提供从当前日和一周内的回溯新闻内容。)
⑨上海电视台(其网站，只提供少量的近三天内的重要新闻提要，无法看到过往节目的文字内容，也没有提供内容回溯检索服务。)
⑩广东电台网站的文字新闻都只提供两周内的节目驻留，没有内容回溯检索。
B11广东电视台网站只驻留从当前日起两天之内的新闻，即只提供“昨天”和“前天”的文字新闻，因此无法回溯。其网站提供经主题词在线检询内容的服务，但经试验发现搜索引擎有故障，不工作。
B12调查期间，中央电视台网站“央视国际”因为内容检索发生故障不工作，无法回溯检索内容。该网站负责人介绍，中央电视台对此事陆续有报道，如对于新浪宣布王志东辞职的消息和6月25日王志东重返新浪北京办公室的情况都有播报，但是数量不大，也没有作为报道重点，没有在网站上设专栏。(根据笔者2001年7月27日对该网站的电话采访。)
B13参见“附录”表一。
B14事实上，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省级广播电台网站的水平高于全国广播业的一般状况。上海电台提供网上收听的节目已经有30多个。参见吕晓红：《全国部分省市广播网络传播经验交流会综述》，《中国广播》，2001年第7期，第49页。
B1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采取驻留过往报道内容的方法，读者点击“更多”，可以看到该站以往的报道。例如，其IT新闻栏目，2001年8月1日时，在线保留了从2000年6月8日起的所有报道内容。回溯阅读北京电视台网站的文字新闻，可以通过点击过往日期，浏览旧日的报道。
B16根据笔者2001年7月30日对其编辑部的电话采访。
B1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IT新闻”频道的相关报道有：2001年6月4日《新浪网首席执行官王志东辞职/首席运营官茅道林接任其位》(来源：新华网)；6月6日《新浪网称正在与中华网洽谈并购事宜》(来源：人民网)；6月7日《新浪新总裁亮相/裁员名单正在制订》(来源：《北京青年报》)；6月21日《王志东新浪邮箱将在48小时内被取消》(来源：ChinaByte)；6月23日《王志东欲回购新浪?》(来源：江南时报)；6月26日《王志东会/四点声明否认辞职》(来源：ChinaByte)；7月5日《新浪网与王志东新股权问题达成一致》(来源：千龙网)；7月7日《王志东：有没有阴谋，要靠时间证明》(来源：人民网)。
B18根据7月30日笔者对该网站编辑部的电话采访。
北京电视台网站的相关报道有：《新浪网新总裁汪延：王志东不是‘下课’(6/514：14)》；《王志东并非主动辞职/美国律师事务所介入调查(6/2510：51)》；《专家分析：新浪可能走向分裂(6/2711：37)》；《姜丰年召开记者会谈新浪网高层人事变动(6/2711：58)》；《王志东出局也＜双赢＞/新浪省了3000万广告费(7/112：32)》，《新浪＜网事＞标志第一波互联网发展高潮远去(7/711：35)》。根据北京电视台网站编辑提到的判定标准，上述6条消息都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新闻。另外，2001年6月24日，北京电视台与北京市有线广播电视台正式合并，统一使用《北京电视台》台名，此后北京有线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也视为北京电视台的传播活动。例如，北京有线台(BCTV-2)6月28日7点40分首播专题节目《新浪：你现在还好吗?》；(BCTV-1)次日(6月29日)中午12点、(BCTV-2)同日(6月29日)中午12点30分重播此节目。但是北京有线台的这类新闻报道都没有统计在内。)
B19“中国广播电视科技事业在2001至2010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主要是抓紧指制定网上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组织各方力量对互联网传送影视节目进行技术攻关，加快广播影视网站和境外镜像站点建设，建立适合网上受众需求的广播影视网上播出体系，扩大广播影视在网络世界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引自张海涛(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十五’期间至2010年我国广播影视科技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期，第9页。
B20邓炘炘：“从网络新闻传播看专业人才培养”，《网络传播与现代教育》，丁俊杰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32页。
B21参见“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1999年4月15日通过。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传播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300-301页。
B22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互联网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11月7日，引自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查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315—317页。
B23自2001年6月4日到7月12日期间。
B24这个统计数字不包括那些直接来自通讯社的，或者报刊记者在其他网站上直接发表、后被人民网转刊的报道和文章。
B25自2001年6月7日至7月4日期间。
B26其中不包括来自通讯社、其他媒体和网站、“新浪科技”的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内容。
B27此项统计未包括来自其他媒体、网站、“新浪科技”以及其他来源的报道。
B28国内新闻媒体网站的采编人员主要来自直接所依托的媒体；商业性网站有关IT业的报道和文章，很注重聘请“专栏作家”(基本上是同一批人)提供内容，这些专栏作家绝大部分来自报刊媒体，通常也是网站论坛中的活跃人员。参见新浪，搜狐,天极
B29《中国青年报》网络版(包括它依托的“中青在线”网络平台)因为内容检索引擎不工作，事实上调阅过往文章，也只能一天一天地回翻“报纸”。
B30《人民日报》(印刷版)从2001年6月4日到7月12日期间从未刊登任何涉及王志东或者新浪网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
B31参见“附录”中的表六。
B32同上。
B33参见“附录”中表一至表六的内容。
B34地域接近性因素对这些网络传播者的影响，本研究不能精确地解释。但是根据常识，地域接近性因素应当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为，除去东方网和大洋网以外，几乎所有被纳入本次观察的综合性媒体网站、商业门户网站和IT专业网站都以北京为活动的大本营，而王志东事件实际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B35此议题是指国内网络传播范围而言。事实上，中国对外海外传播的重点媒体和网站对此事的报道十分低调和轻描淡写。中国网方面表示，他们的传播定位是面向海外介绍中国，“王志东事件”只是一个公司内部的事情，所以没有倾注很大注意力，也没有设立专栏。(根据笔者2001年7月26日对中国网编辑部的电话采访。)
B36新浪网在有关王志东的专题中辟有子栏目“新浪观点”，主要通过问答形式新浪在事件中的一些基本意见，并不算是对事件的正面评论。
B37“事态发展”中有报道70条，其中8条图片报道没有附上新浪声明。“报刊观点”中有报道100条。
B38我们认为，这应属于编辑技术上的疏忽。新浪8月9日刊登一则王志东评说王峻涛辞职的报道，也没有加上“不代表新浪观点”的字眼。参见
B39例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Lycos与中华网会联姻吗?》(6月12日17：27中国经营报)techsinacomcn/i/c/70984shtml；《深圳特区报就＜收购＞报道向中华网致歉＝(6月8日14：05，深圳特区报)/i/c/70436.shtml；《资本战胜技术新浪股票连续上涨》(6月8日01：12，北京晨报)/i/c/70316.shtml；《段永基张维迎评王志东事件：为中国IT业悲哀》(6月29日12：08，计算机世界)/i/c/73656.shtml；《＜南方都市报＞分析文章：台前幕后王志东＝(6月28日13：46)/i/c/73471.shtml；《互联网门户六月惊变/路在何方谁人能解》(6月25日07：32，北京青年报)/i/c/72839.shtml等。
B40参见《王峻涛辞去my8848董事长‘专栏’。
B41它刊登各种来论的频道或栏目，大抵相似报纸“社论版对页”。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
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2]中区分了“两种新闻定义”，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并正确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闻的实质内容，后者指的是新闻的表现形式。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李仅仅抓住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没有看到两者间的对立和矛盾，而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上，李注重的恰恰是形式而非内容，因此，最终不但并未真正将新闻与新闻报道区分开来，而且把新闻的实质内容统一到了它的表现形式——新闻报道上。
现在我暂且把区分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任务放一放，先来讨论一下新闻学说界普遍认可的关于新闻定义的两个基本观点。它们似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中的默认点（defaultpositions）,人们不假思索就持有这些观点，因而任何对这些观点的偏离都要求有意识的努力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一是新闻只能是信息或讯息，不能是事实，因为事实客观存在着，无法移动，如我们不可能将一场火灾或一次车祸搬来移去，而只能复制并传播关于它们的信息；二是新闻必须经过传播，即由这个人或这群人传播给那个人或那群人，不经过这种传播的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是新闻。
我想从对这两个默认点的发难开始。先看第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我们长期以来对“事实”的基本认识。究竟什么是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是新闻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总结我在《论纲》中的观点：（一）事实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某事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即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如我们不能说“太阳”是事实，只能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事实；（二）客观事物或现象的实际情况具有无庸置疑的客观性，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在事实”的存在；（三）但对人类社会来说，“自在事实”除了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尽源泉便一无所用，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除外）中研究的事实只能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看“经验事实”。“经验事实”一方面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或关系向人的呈现，另一方面又是人对这些属性和关系的把握和断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新闻学中所研究的事实并不只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而是为概念所接受、由主体断定的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感性呈现，是被知觉到了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是知识经验中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这时的事实已不再是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或某些物理、化学属性和关系的总和，不是只有通过自身某些能量、质量的投射才能得以传播的属态，而是通过命题能够加以断定、通过陈述可加以表达和传播的感性知识。感性知识的可传播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新闻学界普遍认为的事实不能复制和传播的观点就是错误的，而为此引进的“信息”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用“信息”界定新闻的学者都会用“事实”来对信息做进一步的限定，都承认新闻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关于事实的信息”，因为信息这个概念实在太宽泛太模糊了。与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事实”来定义新闻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关于事实的信息”其实就是“事实”，除此之外，实在想象不出它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引进“信息”概念据说还有一个“重大理论意义”，就是厘清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新闻的内容是信息，而宣传的内容是观点（观点难道不也是信息吗？）。但在我们看，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根本就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引进“信息”概念，而只需明确新闻就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即可。数千万年的共同社会实践为人们提供了经验外部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形式，这些被有的哲学家称之为“先验形式”的背景条件决定了人们对“经验事实”有着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正是在这种认可度范围，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新闻是经验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新闻报道是具体的报道者（个人或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陈述，除了上述基本认识形式外，其中还包含着报道者自身特殊的“认识形式”，可以说，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凝聚着报道者的思想观点。所以，抛开当初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根源不说，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理论根源在于将新闻等同于新闻报道，而不是缺少了一个“信息”概念的引进。最初引入这个概念的学者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试图找出一个计算新闻信息量的办法甚至公式，但20多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此外，我们还赞同余斯勇对用信息定义新闻提出的质疑：第一，作为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因为目前学术界看法还不一致，世界上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定义，有人统计已有39种之多。更为滑稽的是，《牛津字典》在解释“信息”时说“信息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韦氏字典》也认为“信息就是在观察或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新闻和知识”。如此颠来倒去、相互借用，倒是越解释越糊涂。第二，用信息来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那么信息本身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就连信息论的创立者维纳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信息，信息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信息”来定义“新闻”，至少也是不科学、不严肃的。第三，根据普通逻辑中“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的定义规则，用“信息”定义“新闻”，就等于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3]
现在再看第二个问题。客观事实如果没有人报道和传播它是不是新闻？甘惜分说：“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4]这大概是建国后学术界最早关于没有传播就没有新闻最明确、最权威的表述。乍一看，这话不无道理。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问题：这里的“事实”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从“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看，似乎是前者；从这一“变化”是“最新的”、“重要”和“重大的”等为人所断定的属性看，显然是后者。如果是前者，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它不应该是新闻学讨论的事实；如果是后者，我们认为它就不能“算湮没无闻”，因为它已向人显现，被人所闻，对所见所闻者来说，它就是新闻。我们认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亲历或直接经验的新鲜事实，对这个人或这群人来说就是新闻。《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破解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后，把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疯道人飘飘而去。这件事（我们假设它是事实）“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新闻传说”。从逻辑次序看，是先有了“新闻”，再有了对它的“传说”。街坊们亲历或经验的事实是新闻，而对事实的“传说”是新闻报道。道理似乎很简单：所谓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是先有了新闻的存在然后才有对新闻的报道和传播；所谓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同样如此。从发生学上说，新闻肯定是在先的东西，报道和传播是在后的东西。一个为人类所经验的事实，只要它有新闻价值，你不报道、不传播它仍是新闻。报道和传播是新闻扩散的前提条件，但不是新闻诞生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不事先获取新闻我们报道和传播什么？人类的先民最初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认识周围客观事物情况的，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是进化的结果、文明的标志，新闻传播是这种结果和标志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坚持认为，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而且这里的经验首先是直接经验，如果一定要使用传播学术语，它属于人的“亲身传播”。
二
人是能够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的动物。即使是在规模比较小的社会里，也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直接经验到他想要了解或应该了解的各种自然和社会事件。这就需要间接经验，即借鉴别人的经验。任何事件或现象都有一定的时空界限和范围，处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人们要了解这些事件或现象则不得不依赖于间接经验。这就是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存在的重要原因和理由。社会规模越是扩大，对间接经验的需要就越是增加，以至于当今社会不得不委托专门的人员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
间接经验必须凭借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和传播，而最精致的符号形式就是语言。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陈述，由于这种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呈现对象，也就是客体刺激我们感觉器官而产生和形成的感觉图象，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陈述即命题，所以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可以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新闻报道则是新闻的表述形式，两者既统一又对立，既相互一致又非一一对应，我们既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无视两者的重大本质差异把它们混为一谈。
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并不意味一切命题形式都适合陈述新闻内容，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命题才能成为新闻的基本表述形式。金岳霖在1941年发表的《论不同的逻辑》一文中把命题分为三种：特殊命题、普及命题（彭漪涟认为似是“普通命题”的印刷错误）和普遍命题。特殊命题断定特殊的事实，如“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贾庆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一男子携带可疑爆炸物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等；普及命题或普通命题断定的是一时一地的普通情形，用以表示和肯定“历史总结”，亦即“历史上特殊事实的结合”，如“清朝人有发辫”、“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等；普遍命题断定的是固然之理，如“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等。[5]第一种命题用来断定一个特殊的事实，以特称陈述或单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特殊命题。第三种命题断定的是普遍的道理（包括理论、观点、一般规范等），以全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普遍命题。两者的区分比较明显。第二种命题即普通命题有些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普通命题不同于普遍命题。首先，普遍命题表达的内容超越特定的时空，象“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是不受特殊时空条件限制的；而普通命题则受特殊时空条件的限制，不具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它表达的只是某一时段、某一范围内的某种普遍情形，象“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仅限于“今天”和“这个班”。其次，普遍命题具有普遍的概括性和类推性，因此可能为将来更具概括性和类推性的命题所，如“地心说”为“日心说”所等；而普通命题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历史总结”，如果这一总结符合当时的实际，就不存在为将来的命题所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是真的，不管明天、后天这个班的女生是否化妆，该命题都不可能被。第三，普遍命题要求有普遍的事实根据，可以为实验和观察所反复证实；而普通命题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事实根据，超出这种条件的任何求证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虽然普通命题也具有全称陈述形式，但它不是普遍命题。
那么普通命题与特殊命题的区别何在，它们是否也能像特殊命题一样陈述一个经验事实呢？由于普通命题运用的是全称陈述的形式，它所断定的就不是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这样看来，这类命题既与表示一般理论的普遍命题不同，又与表示具体事实的特殊命题有别。金岳霖认为它是“介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命题”，就与事实的关系而言，“这类的命题和普遍的命题两相比较，似乎与事实比较地接近些”。[6]但与我们论题相关的是，这类命题究竟是否肯定事实，如果是它们肯定的又是什么样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赞同彭漪涟在《事实论》中的分析：普通命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很广，以至于一个观察者不可能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清人有发辫”这样的普通命题，对一个具体的观察者来说，就不可能通过对一个一个清朝人的直接观察得到确定，任何一个具体的观察者都无法保证它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即不能确证每一个清朝人都有发辫，所以这类普通命题“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实，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7]另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较窄，一个具体的观察者可以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一个具有正常能力的观察者完全可以断定和确证该班每一个女生都化了妆，这类命题虽然不像特殊命题那样断定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但它能概括并确定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所有事实状况，即在一个狭窄的时空范围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经验事实的结合。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广义普通命题”，后者称为“狭义普通命题”。
通过以上对命题的分析，不难得出，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只能是特殊命题和狭义普通命题所陈述的内容。由于狭义普通命题的全称陈述是有特定时空限制的，而且其时空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有限范围内特殊命题的结合。因此我们认为，新闻的基本陈述形式是特殊命题，当然这种特殊命题必须与客观事物状况的感性呈现相符合，即必须是真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闻是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以及由这类命题所组成的陈述形式。在一则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只有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才可能是新闻内容，否则无论多么新鲜、重大都是非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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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闻报道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互为表里，又并非一一对应。把它们割裂开来固然错误，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同样错误。
从理论上看，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主要区别有四：
首先，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根据前文的论述，新闻来自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来自“自在事实”；而新闻报道则是人脑对部分经验事实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结果，属于另一个环节上的东西。如图所示：
左边的三个椭圆中，最外层的大圆表示“自在事实”，中层的表示“经验事实”，最里层的代表“新闻事实”（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新闻报道者只是从新闻事实中选择一部分，有意识的进行整理、加工和表象，并通过适当的符号形式物化为新闻报道。右边的小椭圆代表具体的新闻报道，大圆代表抽象的新闻报道，即所有具体新闻报道的总和。当然，用具体的图形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总会有些问题。如上图中的“自在事实”实际上是无限的，而非有限的，“经验事实”则是不断扩展的、动态的等等。但该图至少清楚的表明，新闻与新闻报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后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其次，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对应，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指出过，甘惜分20多年前就列举了新华社和美联社关于北平解放的不同报道。不过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而不是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谈论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报道者对“事实”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简言之，新闻是事实，新闻报道是命题的陈述。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实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陈述。金岳霖论述该问题时举例说：“‘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不仅是两句句子，而且是两命题，可是，这两命题所断定的只是一件事实”。[8]这里似乎不存在对事实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选择和判断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说，造成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本体论根源不在于新闻报道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在于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本身就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以自己的样态向人们呈现来看，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为主体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断定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作为新闻的“经验事实”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到了这里则体现为事实与命题的对立统一，即命题反映事实，但又不同于事实，事实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方面，命题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主观形式方面。主观形式又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作为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们在亿万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每一个认识主体所接受和认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认识形式基础上的；而特殊认识形式则受具体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能千差万别，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倾向性以及部分无意失实与此相关。
再次，内容无所谓真假，反映内容的形式则有真假。与此相对应，新闻报道有真假，新闻则无所谓真假。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事实只能是实存的，或者是过去存在过的，或者是现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种过去和现在均未存在过的“事实”；从经验的层面看，人们对事实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即通过感性直观经验事实。这种感性直观有人类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和亿万年的实践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学基础。正是这两大共同基础，我们将太阳从某类物体折射的光经验为“红”色，把有质量的物体脱离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之为“飞行”，把超过一定分贝的声响认定为“噪音”等等。所以说感性直观经验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来说基本上是共同的，这是“经验事实”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而命题总是有真有假，否则就不是命题了。可见，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
最后，新闻报道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彩，新闻中没有这种色彩。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是人的感觉器官客观事实的直接接纳和把握，人的情感、价值等主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无能为力，所谓“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经验事实作为结果成为主体的“对象意识”时，主体的“自我意识”就开始纠缠这一“对象意识”，甚至干预“对象意识”。新闻报道是报道主体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其间渗透着陈述者的主观自我意识。请看下面的三则消息的导语：
新华社：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环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
路透社：6月30日午夜时分，当查尔斯王储将香港归还中国时，英国结束了一度强大的大英帝国历史。美联社：随着午夜国旗的交换，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今天摆脱了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共产党中国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
应该说，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所经验的事实并无主观感彩，而“经验事实”一旦成为记者的“对象意识”，就在他们“自我意识”的作用下，形成带有强烈感彩的陈述。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新闻报道“对应”或符合的究竟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过去我们往往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理解为“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似乎新闻报道直接反映客观“自在事实”，而且这种反映还必须是“可以查证”的。
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的的符号表现形式，它通过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来反映和表达经验事实，就是说，新闻报道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而是报道者主观经验的事实。因此，新闻报道“对应”并“符合”的并非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即“自在事实”，而是人的经验世界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的这种间接关系也可以通过奥格登和李察兹的语义三角形得到进一步说明。在奥、李看，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所指对象通过概念为主体所接受，主体通过符号来表达概念。如果我们把语义三角形中的符号、主体（概念）和所指替换成报道、报道者和事实，其间的关系就非常清楚了：
从图中可见，新闻报道者与客观事实以及新闻报道直接发生关系，但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只有见解关系。从客观事实到新闻报道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新闻报道者经验事实阶段；其次是报道事实阶段。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由这两个阶段决定，即由经验事实的正确性和报道事实的准确性决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
新闻报道所直接反映的并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作为报道者的经验结果、被“自我意识”干预后的“对象意识”。这种“对象意识”的真实性不可能建立在“可查证性”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基础上。上述美联社导语中“焦虑不安和兴奋的”、“欢欣鼓舞的”、“捉摸不定的”等不具有可查证性，但却是新闻报道中经常使用甚至不可缺少的陈述方式。这种“自我意识”纠缠和干预“对象意识”的情况几乎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都存在，如《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中“英勇的人民”、“反动派……遇到人民好似催枯拉朽，军无斗志”等，显然是报道者“自我意识”纠缠和干预“对象意识”的结果。当然，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自我意识”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具体怎样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可查证性显然不能作为这种限制的依据。
注释：
[1]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余斯勇《用信息定义新闻质疑》，载《新闻出版报》1999年1月19日
[4]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第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5]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5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金岳霖《知识论》，第753、754页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新闻价值的发现以社会文化环境为其本源。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不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亦不一样，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就不一样。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新闻价值观不同。新闻社会价值观受到受众和传播者文化特质的影响。要使新闻传播真正造福于社会，就应实施合理的传播控制。
新闻价值的最终标准，应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这是新闻社会价值的核心。树立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新闻要有助于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并公平的对待社会。
一、新闻价值发现与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特质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
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论*文*网]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方法
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参与全球化运作的人才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加快了迈向市场和教育全球化运作的脚步。伴随着高教体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意见”。其中规定，在部属的高校实行双语教学，并强调率先在金融、法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其他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使用英语教学。目前，在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的某些专业，已经开始陆续试用国外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以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为中国经济腾飞做人才储备。本文拟就新闻传播学科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课程选择、时间安排、教师要求及其相关教学方法做一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的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education)，是指在专业学科课程的教学中，采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而授课中采用中(汉语)、外(英语)两种语言交叉进行，作业、实验、考试均采用外文(英语)的一种教学方法。目前，在我国，双语教学只是在试行阶段，各院校对双语教学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双语教学科目的选择还比较盲目，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涉及较少。其实，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如新闻传播学科推行双语教学也是非常必要的。
传播学自80年代初传入我国，20多年来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还是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而且引进的速度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激励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陆各高校中，翻译作品在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中都不做计算，这种机制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有翻译能力的高校专业教师的翻译热情。这种背景下，传播学的译著很少。反映在教材中，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研究成果都无法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新闻传播学科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对促进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都是大有好处的。
二、开展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及时间的安排
1.课程的选择
选择进行双语教学的教材应是国外优秀的教学用书。国外教材内容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完全不同，国外教材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国外教材知识较新，反映了学科前沿，内容层次分明，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反而觉得累赘，看起来厚厚的一本国外教材与国内同类教材相比内容要少而且简单。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本人认为对于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内容相对较少，加上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选择学科性而不是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课程是比较合适的。
2.时间的选择
最好不要在大学一年级采用双语教学。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只略高于高中的英语水平，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均比较差，而且词汇量也少，如果这时候实行双语教学，会感到困难重重，教学效果比较差。在目前双语教学尚处在逐步探索和逐步完善的阶段，最好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在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连续安排进行双语教学，并选择合宜的学科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的课程。高校的大学英语一般开两年，在大学三年级，相当部分学生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学生普遍已有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的畏难情绪。另外，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符合大学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的指导方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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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1.对专业教师英语口语水平的要求
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除某些学科专业英语外)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汉语教学。现在进入双语教学阶段，任教教师基本上能熟练阅读英语教材，采用英文板书经过短时间训练也能做到。但是用英语口授课程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并不是指教师不会讲英语，而是讲英语时的语音、语调和语言使用的正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较长时间专门进行口语训练的教师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双语教学中口授主要采用英语，辅以汉语，如果教师在用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学生听不懂，将大大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还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此外，双语教学不仅是要学生掌握所学的这门课程的内容，而且还要通过双语教学来提高学生对本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师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非但不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开设双语教学，不能盲从，要有一定的师资条件，若不对教师进行授课前的英语培训，就要教师开设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最终只会留于形式。要使双语教学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前，首先要做好双语教学任课教师的英语，特别是英语口语的培训工作，至少要进行一学期的口语专门培训，以提高教师的语音、语调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流利性，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学生的表率很重要。
2.教师的信息搜集能力
实施双语教学，教师最头痛的事莫过于材料的匮乏。要了解本学科国际水平的最新研究动态，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信息搜集能力，主要包括信息获取、信息整理和信息利用三方面的能力。在获取信息方面，可以到图书馆查阅国内外专著和英文文献材料，甚至向图书室建议购进所需外文教材；也可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向其他高校取经，吸取别人实施双语教学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因特网追踪国际学科热点、下载供课堂教学用的英文材料等。积极地与国外同专业教师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四、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
1.合理组织教学方案
开展双语教学时，由于口授课程时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句，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英语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思维表达方式在很多方面大不相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这正是在外语学习方面需要认知或习得之处。当然，鉴于大学三年级学生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任务还应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计划一些讨论题和某种课堂讲座方式，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启动学能，调动学习积极性，释放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笔者认为，组织采用同一学科专业原版英语教材的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
2.结合采用电化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可组织上同类课程的双语教学任教教师设计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课件可以选择采用全英语或兼有中文和英文的两种方式，这有利于学生的复习和自学。课件中的讲解聘请英语专业教师或英、美籍教师来录音，这样可避免因教师语音、语调不准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采用多媒体教室上课，可节省板书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可改善教学进度。多媒体课件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因此在讲课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观看影像式的教学手段毕竟不能代替面对面的教学，教师仅凭多媒体的手段，无法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无法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及需要表达的要求。多媒体的教学只是教师授课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它能刺激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但在整体课堂组织教学中，难点疏通、提问、回答、答疑甚至讨论之类的面对面师生间的交流，仍是帮助学生理解、汲取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环节。多媒体的手段只有结合这些传统性的环节，课堂教与学才可能成功进行。单纯的外语课或专业课教学是如此，双语性的专业课教学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技术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我国教育也日趋向国际市场开放，我国许多有条件的学校，都在适量开展学科原版英文教材教学，以适应“全球化”人才的需求。新闻与传播学科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虽然未被列入教育部试点专业，但若能在教学中及早尝试并坚定双语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热情，就一定能提高整个学科的教学水平。既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国外的最新动态，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①张慧、杨同忠：《将双语教学运用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改初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5期。
②胡健生：《谈“双语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生物学教学》第25卷，2000年第3期。
③王秀敏：《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双语教学》，《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7卷，2000年第2期。
④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观
我国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如果从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马克思论报刊》算起，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党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反右扩大化到“无产阶级”运动，以及“”结束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几年，我们党在整体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启动和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60年代批评组织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对过去这种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进行过反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反省以往马列主义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宣传观，来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与规模化的社会宣传。
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强调或澄清以往马列主义新闻、传播或宣传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应当将马克思“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我从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的，这部手稿马克思写在27本大开本的笔记本上，自编页码1472页。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三册）、47卷、48卷全部是该部手稿，共计300多万字。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论证了一个问题：现在报纸已经成为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1880年，马克思在他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工人调查表》中，进一步将报纸列入一般工人（不再特指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中。工人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的必要生活资料，当然也是整个现实社会所有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个社会最初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则是信息社会。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由于其论述藏于数百万字的经济学手稿中而很少为人所知。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物工资制向货币工资制转变、工作日的缩短、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税的废除的等等论述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就历史背景而言，这是18-19世纪世界交往革命的必然结果。大工业要求的人手——现代工人，必须具备最低程度的文化，以适应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改革，于是普及国民教育提到日程；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后来是8小时）使得工人有了起码的闲暇时间；知识税的废除造成便士报的出现，使得工人有能力购买报纸来阅读。于是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提出这个思想的过程，起点是他对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19世纪40年代，他深入到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中，发现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1]。50年代，他发现英国工人有了一定的超出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去购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2]。1861年，英国最后一项知识税被废除，以货币最小单位作为报价的“便士报”流行。马克思从第二年起，在他的笔记中将“报纸”列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多次进行了论证。他写道：“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之内。”[3]
1984年，我首次发表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黑龙江《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1986年再次发表文章（《新闻大学》1986年春季号），专论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传媒业的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千年来，鉴于生产力低下、活动地域狭小、交往规模有限，为生存，即为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始终是生活的主题。现代市场经济向全球拓展，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市场形成，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开发，整个世界被现代传播媒介联结起来，世界交往体系形成。在社会物质财富累增的趋势下，物质性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取得，变成相对容易了，于是，精神产品，首先是那些普遍交往的媒介产品第一次可能提升到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之中。这也是信息社会到来的端倪，它被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并及时做出了论证。
这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报纸与工人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工人阅读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性报纸，而是以简单的新闻、知识、娱乐为特征的便士报。如果从阶级性质看，便士报属于资产阶级报纸。但是，工人的生活中毕竟有了新闻、知识和娱乐的常规传播，对于长期处于非人状态的工人来说，常规接触精神产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们通常理解的“必要生活资料”，是指物质消费品，马克思当时列举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包括面包、牛奶、啤酒、肉、衣物五类。把精神产品列为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是将信息服务首次列入经济学的交易范畴来研究，而不再像亚当·斯密那样把精神生产视为“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这方面根据社会生产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必要生活资料”，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这说明，自15世纪末世界交往体系开始形成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传统的物物贸易，开始面临着一种潜在的新交往内容和形式，即服务贸易。马克思以说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当代知识经济的话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的论述对分析现代信息社会和传播技术革命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当人们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问题后，“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新工具的发明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活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处于试验阶段，他们就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主要标志。1855年，电报刚刚在英国应用，马克思就新媒介的作用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100倍。”[5]恩格斯晚年（19世纪90年代），他描绘的图景更为广阔：“由于交往手段的持久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6]
问题不完全在于新媒介作为载体载了什么，而在于新媒介本身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飞跃式的发展。马克思把交往媒介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认为它必须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等新情况和新需要，于是，“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7]针对一些人把1848-1860年英国空前的社会经济繁荣归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恩格斯强调：“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换手段的巨大发展。”[8]马克思讲得更明确，把交往革命看作是现代生产发展的弹力器，写道：“……交通运输业都发生了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9]在这里，新媒介的作用简直可以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把19世纪初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蒸汽交往体系”，马克思则把19世纪中期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电报和蒸汽媒介的结合。[10]
他们认为，现代交往媒介具有强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即时地还原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功能。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取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1]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媒介，除了不断改进的运输工具外，再有就是不断改进的大众传播媒介。任何物流和信息流都要克服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限制，因而跨越空间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是实现传播的核心问题。所谓交往革命，从另一个视角看，指的是媒介技术上发生了延伸人的手脚、视觉、听觉的突破性变革。
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现代传播学给予了肯定。文森特·莫斯可引证其他人评价马克思的段落后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他在《大纲》[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造运输和传播工具，减少了用于两地间移动货物、人和信息的时间，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实际上他承认这意味着资本的投入的注意力有了转移，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特别是新的市场……最近的批评也追随了马克思的观点，描述了这种空间效应的转移和多重性。”[12]
现代交往媒介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把问题推向一个更深的思考领域。他指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13]也就是说，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这正是现代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所讨论的问题。而马克思在现代媒介发展初露端倪的时候，就敏锐地预见到未来社会的特点。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他意识到，传统的劳动方式将转变为现代劳动方式，“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视者和调解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4]这种生产正是信息产业的工作特征；注意，他特别提到人类活动、人类交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形，这种关于传播现象的预见现在已经是现实了。另外，马克思也注意到劳动力明显地向知识密集性产业的转移。他就人员向电报业、铁路的转移写道：“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加的条件之一，……例如，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铁路等等也是这样。”[15]
第二，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用现在的话说，即白领工人替代蓝领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这种新式劳动者的工作特点，他用学术性语言叙述如下：“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16]这里的“媒介”是指自动化机器体系，而所论述的工人所处的位置和特点，正是现代白领的位置和特点。
第三，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在论述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的同时，马克思得出结论：“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中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7]现在的大众媒介，特别是通讯卫星、电视、电脑等等，不正是知识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生活中的直接的器官吗？用现在的话说，即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第四，科学的组织和决策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从以上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未来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8]这里谈到的“一般智力的控制”，即是科学决策的控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和交往革命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预见，明显地含有后来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等思想的影子。而我们在论证现在的信息社会的特征时，很少想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来分析问题；在论证媒介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时，也很少想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思想分析问题。现在这里予以强调，意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传播现象中的主导地位。
三、不应忽略列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报刊思想的无商品交换共产主义试验的背景
列宁有过领导社会主义条件下报刊工作经验的，因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论述，经常被引证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应当如何的依据。但是，多年来的引证几乎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引证的大部分列宁的论述，是在他1918－1920年期间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时讲的，他当时身体状况较好，精力充沛，留下了很多论述。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共产主义试验是错误的，列宁后来承认犯了错误，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只能用有限的精力论述更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关于报刊的论述很少，而且分散。我们在引证列宁的话时，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认为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正确。其实不然，应该历史地看待革命导师的论述，要重视他们论述的时代背景。
1918年春，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确定在苏维埃俄国实行共产主义。他几易其稿，最后这篇文章的定稿发表在《真理报》上，影响很大。后来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传播很广。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的列宁著作之一，便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当时的译名为《劳农会之建设》，1921年）。从这篇文章开始，持续到1920年左右，他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其背景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
列宁谈到的苏维埃报刊任务的一系列观点，是在涉及共产主义试验的经济改革时提出的，他的共产主义改革包括以下六项经济措施：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暂时不废除货币，但一切交易要经过消费生产公社，记入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强制所有企业在银行建立起账户，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起初由工人组织执行，然后过渡到由全体居民执行。
——通过组织各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的竞赛，达到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19]
这些设想的关键点有三个：强制劳动、取消商品交换、实际上取消货币。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两个“取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强制人民参加公社，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是矛盾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社会，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证中，包含一些正确的观点，还有一些观点属于理想化的设想，也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观点。下面谈几个具体问题。
1，错误地认为取消报刊的订阅制而实行分配制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
列宁十分痛恨资本主义条件下报刊分配的不合理性，而因在苏维埃的出版政策方面，他强调劳动人民一定要实际获得更多的报刊。既然共产主义试验取消了商品交换，于是报刊由中央出版供应社和地方分社按一定比例来进行免费分配。西方国家的媒体，多数是作为一种企业存在的，列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这个观念直到1921年2月关于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的报告中，他仍是在样一种论述逻辑，当时他说：“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20]
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发行，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从废除苏维埃报刊的订阅制到实行内部货币结算的分配制，再将这种分配制改变为完全的免费分配制，接着很快废除免费分配制，重新实行订阅制。无论怎样做，列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广大群众能够真正获得出版物的大部分。但是其中也有一种观念在起作用，即他把报刊像企业那样运作视为是资本主义，订阅制以承认报纸是商品为前提，当然要废除。后来列宁又实行了订阅制，这意味着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是商品。列宁在观念认识上应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他签署的1921年11月的新决定，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观点可能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也是一个新的背景。
2，基本否定报刊报道新闻的基本职能
列宁谈到苏维埃报刊时，要求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这个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他是在对比资产阶级报刊时提出来的，论证中鉴于那些报刊过分报道了琐碎的新闻而基本否定了任何报刊都应有的基本职能——报道新闻。他写道：“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21]
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报刊要成为××工具”的要求，例如：“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22]“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23]
列宁批评报刊上政治空话和琐碎的日常事务的报道太多，是切中时弊的。但是，将报刊主要的报道新闻的职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要求将报纸上的新闻减少到1/10甚至1/100更好，这种以否定报纸基本职能来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具体思想，显然是不正确的。不应将报刊报道新闻与教育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不应将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纯粹经济生活经验的材料。报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在这方面，列宁共产主义试验中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列宁在谈到报刊时，只从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角度论证，忽略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行业的基本职能，而硬性将它改变为一种每天出版的苏维埃文件，人们对新闻的需要被作为一种奢侈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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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这些话时表现出他的焦虑，因为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试验中，工人们并没有像他想象得那样自觉，流氓无产者的偷懒和盗窃现象较为普遍。在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偶然的个别的自觉劳动是可能的，但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他太想推进共产主义进程了，于是寄希望于报刊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被我们视为列宁新闻学名篇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9年6月1日），便反映了列宁的这种焦虑情绪。他批评报刊为什么不批评这个、揭露那个，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没有激励机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造成了何等的社会混乱，但是当时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本身，而把火气发在指责报刊揭露得太少。如果报刊揭露得多一些，就能改变现状吗？显然这种愿望是虚幻的。
3，批判“商业秘密”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公开一切企业活动
列宁要求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沟通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相形对照之下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此他写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了新的道路，可是在作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24]列宁设想，这样一来，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就可以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来改进生产。他强调：“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25]他多次要求报刊打破“商业秘密”这一资产阶级的习惯作法，写道：“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部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26]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竭力不让外人知道企业内部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总揽一切、独断专行，不许外人批评。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列宁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为背景的，现在看来，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后来他主动放弃了这一试验，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没有再否定过“商业秘密”。
根据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知道，并非凡是市场经济的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媒体有责任维护它。现在我们引证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应该考虑到他当时企图消灭商品交换的背景。在现阶段，报刊必须依法维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侵犯，如果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媒体上公开企业的商业秘密，那是一种新闻侵权，会给企业，甚至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与“强制推行”联系在一起的“榜样的力量”、作为司法程序一部分的报刊“黑榜”
在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背景下，列宁提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观念，即通过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开揭露那些坏的典型。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27]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从现在看，无论当时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设想欠妥。
列宁还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28]看来，这种报刊的“黑榜”还不是纯粹的舆论监督，而且似乎是惩罚、司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与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试验的设想有关，他的改革目标是：“废除议会制（立法与行政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结合在一起。”[29]
列宁要求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对我们现在的媒体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要直接依据报刊的“黑榜”来进行处罚，乃至依据“黑榜”送交人民法庭，不符合法治程序，报刊的“黑榜”只能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或舆论的表现。
四、应当正视斯大林“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错误观点及造成的恶劣后果
关于斯大林，我们都认为他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同时也犯有重大错误。但是在党报思想方面，他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并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而他的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地区党的负责人，是一位坚强的职业革命家，曾经七次被捕六次逃脱。1911年底，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调到彼得堡工作。由于接连第六次和第七次被捕，实际上没有参与多少中央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被释放，回到彼得堡，实际上主持刚刚被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编辑部。十月革命前他的党报思想，不少地方与列宁是相佐的，特别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关键时刻，他不执行列宁“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的方针，拒绝在党报上发表列宁的《远方来信》。后来他曾以委婉的口气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
斯大林关于党报的论述中，改变列宁一再倡导的党内思想交流的传统，造成党内交流的僵化，恐怕是最主要的问题。“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这个观点，较集中地反映出斯大林在党内实行思想专制的一面。列宁时期，俄国党内的意见交流是活跃的。且不说十月革命前，就是在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许多个人观点的争论，是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或在党的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进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工作，在工作上他们按照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程序办事，基本是相互配合的。正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公开讨论问题的习惯，我们才可能从列宁和其他俄国党的领导的著作中，了解到某个观点或策略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
列宁1923年3月9日以后，完全丧失说话能力。斯大林开始排除他通向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前四天，即1924年1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对托洛茨基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从会上有的人说的“不要欺负托洛茨基”谈起，说明禁止托洛茨基和其拥护者发言的理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另一个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30]
这里谈的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国家的传播政策。如果说党在过去沙皇统治的黑暗时期还需要充分的党内民主，甚至还规定了保障少数派发表意见的权利，那么，在党取得了政权后，竟得在实现国家工业发展和取得国际和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党内民主，这其中的逻辑被斯大林完全说反了。必须有党内民主，因为党是由有共同政治信念的人自愿结合成的社团，党内民主是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几乎完全封闭了党内意见交流的正常渠道。他废止列宁自1910年起一再倡导、1920年党的十大再次做出决议出版党内争论刊物的惯例，指出：“我们反对出版争论专页。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辟有争论专栏。这已经足够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论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至于国外就更不用说了。”[31]1910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非法的、秘密状态的党；1920年时的俄共（布）是执政党，面临着经济崩溃和白卫军的叛乱，这种情况下列宁仍然提倡出版党内的争论专刊。1925年时的联共（布），其环境条件比列宁在世时好得多，斯大林反而以党的名义禁止由党出版这类刊物，其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个人的地位，防止与他能量相当的党内同志可能的对他的批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十四大上提出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份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并报告了编辑部的组成人员。斯大林禁止他出版，理由是：“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并声明说，这种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平行的杂志必然会变成一个集团的机关刊物，必然会变成反对派的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并且会破坏党的统一。换句话说，我们禁止出版这种杂志。现在他们想用‘禁止’的字眼来吓唬我们。但是，同志们，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利益才是一切”。[32]在这里，斯大林关于党内思想交流的一个基本思想便是“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果然，当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后，1928年斯大林号召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他批评不敢开展批评的理由（怕被敌人利用），正是他1925年反对出版党内争论专刊的理由。他写道：“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掌握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为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33]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前后论证问题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
任何民主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结果只能是完全取消民主。高于民主形式的党的利益，也不可能是党的利益，只能是掌握党的权力的少数个人的私利。民主是无产阶级的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恩格斯的话应当牢记：“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4]当斯大林批评党内同志是“派别”时，也就是将自己摆在了“正宗”的位置，其实，他自己与那些跟着他迫害党内同志的追随者们，本身就结成了一个与党的组织原则相悖的派别。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1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1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65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5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35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31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3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第169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Ⅲ册48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8、2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69-7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0卷3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7卷3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5卷9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6-1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2、136、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0]《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8-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1]《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32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319、32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 中国威胁论 阴谋论与依附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②。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⑤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⑩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政策层面，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政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转贴于
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国务院将尽其所能，用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政策有机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独立的关系。在一战期间，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军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政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政策支持。?輥?輰?訛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威胁论”。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政府、政党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威胁论”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但却极力鼓动政府与军方对华采取严厉的政策。而在公开场合，一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輥?輲?訛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中国威胁论”的确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论所宣称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国威胁论”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国家形象有两个貌似对立的特点：其一，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其二，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极易遭受破坏。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行国际公关。另外，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与经济资源来游说对中国心存不安的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行为。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无法全面指导现在的新闻传播工作。我国需要新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性
第一，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我国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速度快，而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第二，我国特殊国情的需要。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新闻传播理论的引导，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第三，我国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变革的需要。目前的新兴媒体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舆论格局被新兴媒体打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第四，解决现有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需要。教育方面，现在缺乏新闻传播实践教材，对学生的新闻观教育不足。生存方面，人们对片面的经济效益的追求大于对社会责任的追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主要来源
（一）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形成。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现今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基点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乃至党的整个事业的发展应该与其保持同步。
（二）文化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论和教化经验等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都有影响。我国古人就具有家国情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价值观都影响着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而且其重视大局，能看到事物的光明、积极的一面，注重辨证看待问题。在人性方面，注重中立不倚、实不虚妄、客观公正，注重社会责任，而不是见利忘义，摒弃了泛性和片面的追求。在手法上，注重对古代儒家的乐学理想和道德思想的传承，古人讲究文以载道，将文化人等思想与现代传播思想相融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思想和组成部分。
（三）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实践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在新闻传播服务中不断探索，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中得到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我国全局工作的战略也由“阶级斗争”转化为“经济建设”，新闻媒体也迅速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开道鸣锣，新闻媒体也成为党的“喉舌”。我国的新闻传播最初以教育宣传为主，后改为以教育为主、监督为辅，推动了舆论大局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也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实践基础。
（四）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他们通过报刊进行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党报和党的工作等方面的观点，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列宁结合自己创办的报刊，总结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报理论。我国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革命导师和党领导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思想武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内容
（一）新闻的内容和导向
新闻传播的内容具有很多特点，如时效性、反常性、显著性等，在新闻取舍和加工中，都体现着“把关人”的主观倾向。我国对新闻的传播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把关。在新闻传播中，我国更重视对新闻事实的传播，坚持事实与新闻的统一，对新闻的报道更加全面和客观。我国的新闻传播也具有积极性的特点，对新闻的传播以正能量为主，弘扬社会正确的价值观，新闻传播中监督能力也比较强，在新闻传播中也更加注重对新闻舆论的引导。
（二）新闻传播对象和需求
新闻传播对象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和反馈者，所以在对新闻进行传播时，要注重受众的反应和需求。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使受众直观、快速地了解新闻传播的信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建构是以传播者为本位，并且对受众进行心理研究，坚守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中以人为本，这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导向。新闻要贴近实际、贴近民众的生活，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思想，在新闻传播中注重对新闻深度的挖掘，重视民众的视角，从而增强新闻传播的权威性。
（三）新闻传播的本质和作用
新闻是依据事实传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其既具有事实属性，又具有客观性和倾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都是统治者的思想，支撑着人民的精神生产。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党的建设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闻传播是我党建设的重要部分。新时期，媒体是党进行思想传播和教育、发动群众的载体，在任何时候媒体的新闻传播都应该与党的主张保持一致，与正确的导向和民众的心声相统一，实现党和民众情意的统一。
（四）新闻传播的手段和功能
新闻传播是通过媒介实现的。在人类信息传播的不同阶段，传播的方式也不同，而且现在新闻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中，新闻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优秀的风气、进行舆论监督和引导社会关注热点等方面发挥作用，新闻传播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传播促进了官方和民众的互动，目前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在降低，而网络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强。所以，现在要推动政务和信息的公开，实现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一体化，实现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平衡。
（五）新闻传播艺术效果
新闻传播通过新闻活动得以实现，新闻传播并不是单一的内容传播，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新闻传播技巧，了解新闻传播的艺术。我国的新闻传播重视对新闻传播理念和工作的创新，以新闻理论为依据，推进理论的宣传，并且要加强对新闻传播效果的总结，改进新闻传播工作，提高新闻传播效果。此外，在新闻传播中也重视对新闻传播时机、尺度、效率的把握。在新闻传播中，要掌握时机传播新闻，对新闻的尺度进行控制，并避免新闻被其他竞争对手报道，要抢占新闻时机最高点，掌握新闻话语权。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该引领和指导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提供理论指导。新闻传播理论的改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还需要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加以解决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佳.追求真理、开宗立派、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J].新闻大学,2016(05):134-138.
2.李奎刚,王晨艳.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受众分析与对策[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1-3.
3.曹征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J].新闻世界,2016(01):4-11.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实践是一切理论的来源，而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来完成的”，新闻传播理论也是如此。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是长期的，新闻传播理论也应当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与世界发展水平接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整体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其理论的建构更是至关重要。
1、满足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需求
在17世纪发展时期中，全球首部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德国新闻事业史》（普尔兹，1845年）出版打开了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大门，而之后出版的《舆论学》（李普曼，1922年）则意味着新闻学的初期形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也由此产生，并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党报基础理论。在20世纪初期，欧洲、美洲地?^国家对传播学开始了针对性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学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
纵观新闻传播理论的近百年发展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尽管理论在划分与阐述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不论是四种基础理论，还是改进的五种基础理论，都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进行的，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的发展比较完善，而且逐渐显现出“西方化”的发展趋势，虽然对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中地位持有承认的态度，但是其抨击表现的也比较明显，尤其是目前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且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在时代中的新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应当加强对理论基础以提升自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2、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
针对我国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实践还是发展的理论都具备一定的全新性，一方面遵循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特色，因此，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对新闻传播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党报的基础理论与共产党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要求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充分展现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作用，进一步牢固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风险在逐渐的增加，这就要求对新闻背后的信息有充分的认识与有力的掌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并不是一次可以彻底解决的，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在舆论方面进行合理的引导，缓解社会群众的情绪并改善矛盾。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发展国家，而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正确的指导社会的思想潮流，在多元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谋取共识并掌握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此外，中国还是有着多个民族的统一化国家，这同样要求新闻传播将各个民族之间和谐的连接起来，促进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进一步贯彻民族自治与国家民族管理、宗教信仰自由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我们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同样深入的了解中国民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
3、满足传媒舆论的改革需求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快速渗透，新闻传播发展的格局与秩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媒体平台的竞争方面，微信、新浪微博等极具代表性的新兴媒体平台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传播格局的创新，以往媒体的发展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从新闻传播的发展改革历史进程分析，新闻传播的主体从媒体单位的单一化到专业化传播逐渐转变成人人都可参与的大众化传播，而传播方式也从党政指导转变成集体参与，传播范围也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局限性，向全球范围展开快速的传播，拉近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此外，按照新闻传播的舆论方向展开分析，在我国网络平台上舆论的生成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表现在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新闻传播上，许多正面代表的人事物都受到了互联网的文化的抨击，甚至是恶搞。而在全球范围中，互联网阵地竞争局势日益激烈，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大了互联网干涉主义的推行力度，同时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渗透。由此可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不仅给新闻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也带来了难度更大的风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当注重互联网的发展秩序，从而满足新闻传播的发展需求。
4、满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改善需求
与新闻传播学的实践发展相比，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特别表现在高等院校中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上，无法实现教材之间连通。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作为分析目标，同时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方式作为手段，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
此外，新闻机构对公众的传播影响力要思考如何提升，部分党报、党刊、电台以及卫视等平台在推广与传播的方式上依然存在一定的传统性，新闻传播是通过信息管理、会议记录管理、通信管理作为主要管理内容，内外的宣传要注意其中的差异，我国新闻传播的整体实力并不理想，同样话语权也不强，在对效益方面的管理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新闻传播优秀人才团队的政治素质也亟待提升，部分新闻人对新闻传播制度存在怀疑或者是反对的态度。由此可知，目前在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而通过实践解决问题以及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来完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
1、理论来源
（1）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伊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中的组成之一，同样也是重要的指导基础。从理论主题上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发展主题就是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新闻传播理论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从核心理论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发展是对理论实现进一步的完善，恢复思想的自由，结合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与解决，同时追随时代的发展脚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从理论原则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以及执政为民，而当明确解决问题的对象自然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有效解决标准以及推动力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也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现出来的价值。从理论基础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基于此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绝不随意承诺、绝不夸张能力，国内各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我国会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逐渐完善，并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马克思的新闻理念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特点、以及对革命活动的影响，同样也指出了新闻传播人员在政治素质、思想道德以及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与观点。
列宁同志通过报刊的创办来推动建党与建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形成了党报基础理论。我国以伟大主席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上实现了中国特色化，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而新闻的指导思想也形成了由党政管理党报与党刊。
为了能够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展开有针对性的党的工作，并提出了合理的新闻传播发展思想，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中心论，或者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议论，又或者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三贴近思想原则，都在一定深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目前，主席提出，我国发展战略要将“两个巩固”当作首要任务，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落实党的思想工作，让群众清楚的了解中国故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全新发展路线。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解析与了解群众生活方面有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同样也给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工具。
（3）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闻传播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提供了良好服务，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优异成绩的同时，还总结出一定的发展规律。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指导新思想上的转移，新闻机构一改“左倾”思想，为了深入实现思想解放的发展方针，我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给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新闻传播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
重视结合思想宣传教育与网络服务、正面思想的宣传和舆论走向监管，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国内外舆论传播的发展，实现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封闭到半封闭再到开放发展趋势的转变，而新闻传播的主要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合理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提升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能力。新闻传播的全面管理从机构以及公司化管理转变成价值的提升管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管理，而正是群众共同的智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4）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经5000年的积累，博大精深且老而弥坚，优秀的文化中包含了哲学思想、道德理念、教育经验以及人文精神等多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传播理论的多个方面。在意识理论上，我国“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精神，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精神，又或者是宏观与微观的逻辑思考方式，都对新闻传播理论中价值观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从对大局以及长期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感受到，同样，也能够从相同的视角上出发对新闻事件的光明性由更深层次分析上体现出来，解决方式上采取了辩证施策的方式。
从基本内容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诚信哲学思想以及利益观念，都丰富了新闻传播理论，使其在分析事件的时候保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倚不虚妄，将公众利益与责任作为基本原则。
2、理论框架
（1）新闻传播的特性。从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能够知道新闻传播不仅具备了本源的真实性，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这就表现出在客观性基础上的?^念倾向性，简单来说就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不论是在哪个时期中，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据统治地位，并支配社会物质的生产，同样也管理精神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精神的形成与群众的思想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2）新闻传播体系。新闻传播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管理环境下展开的，国家政治机制对新闻传播的体系有着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国家中，尽管是倡导独立化媒体的新闻传播体系，但实际上，并不是全面的媒体平台都是自行管理的，而是被一些财团或者是报系所掌控。在我国有着特色的新闻传播体系与管理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报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同样也给政治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加强了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中，我国实行了公有制政策，各个机构要有机结合属性与效益，对新闻的义和利、经济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3）新闻传播的目标。受众是新闻传播的主体，也是活动的参与者，对传播内容做出一定的反馈，同样也是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基本内容的形成与时间渠道的调整，都是为了能够把新闻事件让受众快速了解。与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将受众当作本位的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是将传播者当做本位，要对受众心理进行分析，能够承担起社会的共同责任，正确引导社会的舆论走向，同时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我国新闻传播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以群众作为核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给群众提供服务才是新闻传播的目标，重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坚持结合党性与群众性。此外，重视还原群众生活的真实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提出的“三贴近”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及贴近群众），从而发现新闻事件的内涵，让群众全面认识新闻。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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