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 通识课 农学概论 课程教学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7-0105-04
目前， 我国大部分高校采用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 学生除了修满基础课与必修课以外， 还可以自主选择专业选修课以及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制下的专业选修课和通识教育教学的初衷是实现学生的 “选我所爱， 爱我所选”，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性， 有利于因材施教， 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潜能。[1]
《农学概论》是农业院校园艺、生物、植物保护、资源环境、经济管理等专业的选修课，也是学校其他非农林专业的任意选修课，即通识课程教育，可以由全校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学生组成课堂教学。课程内容涉及作物学、土壤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耕作学、植物保护学等理论。其内容多、覆盖面广、章节之间联系性差、知识差异性大，并具有综合性、宏观性、战略性、应用性等特点。因此，如何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把这些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是每一个任课教师面临的问题与探讨的课题。对于农业大学的非农专业学生而言，农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扩大知识面，培养热爱农业、学习农业、服务农业的理念。为此，张学林等人就大学生对农学概论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环节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2]真正从课堂教学中学到应该普及的农学知识内容。
鉴于此， 笔者结合自己近年来为资源与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生、生命科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和工学院机械化专业学生讲授 《农学概论》专业选修课，以及该课程作为全校公共选修课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针对不同课程提出相应的教学方法与对策，来不断提高自己驾驭课堂的能力，以期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达到该课程的教学目的。
一、《农学概论》开设的目的及选课概况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各个专业课程体系中，选修课程所占比例愈来愈大，成为大学阶段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学概论》作为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已成为农业高校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的开设，不仅巩固了必修课所学的知识，而且使学生全面了解了本专业相关研究领域，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获取新知识的技能和方法，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般来讲，高校选修课的开设应达到以下几个目的：1.对本专业所在的学科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学习；2.对本专业相关的学科进行了解；3.有助于学生在非专业素质方面的提高，保证学生的综合素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因此，学生如果能够根据其兴趣所在，结合专业方向，选修一些专业课，就能够很好地促进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自身的素质。尽管专业选修课具有促进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专业素质等多种功能，但是由于学生对选修课作用和功能认识不同，致使专业选修课在不同学生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农林高校中，学生的具体修课动机可以分为三种：1.对选修课的课程内容感兴趣；2.为毕业凑学分；3.其他动机。[3]
针对学生对《农学概论》课程的选课目的与动机，笔者做过相应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学生选修《农学概论》的主要目的是：1.优势学科环境影响之说，认为身为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农学又是优势学科，有必要通过选修《农学概论》了解农学的基本知识以及农业的发展概况； 2.爱面子之说，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认为自己对农业基础理论知识不甚了解，想通过选修《农学概论》加强对农业常识的了解，认为不了解一些农学知识，无法解释简单的农业现象，从面子上过不去；3.考试简单容易通过之说，该课程容易学习并通过考试，拿到学分； 4.无其他课程选修之说，认为想选修的课程由于人数限制选不上，同时又必须有选修课程的学分要求，而只能选修该课程，持有这种说法的主要是选修通识课程的学生，而对于专业选修课来说一般不存在该现象。
关于以上几种目的也不是孤立的，简单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选修《农学概论》课程普及自己的农学知识，顺便通过考试拿到学分，持有该想法的学生也是上课的主力，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课；第二种就是为拿学分而选修该课程，这类学生到课堂来听课就表现得不那么令人满意了。因而，无论从情感还是学习态度上，都决定了该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要低于专业课。由于专业选修课和通识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学生对选修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学习目的较模糊，学习动机不强，学习态度散漫。另一方面，由于选修课本身具有内容广泛、课时数有限，有时也会导致学生跟不上教师的思路和节奏，这时就需要教师把握好课堂教学内容与进度。
二、师资队伍建设
对于我们学校的《农学概论》课程而言，无论是专业选修课，还是学校的公共选修课，师资力量都是我们学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农学系作物栽培与耕作学教研室的教师，各位教师应该都能够胜任该课程的讲授任务。每位任课教师所教授的课程都是2-3门，不存在对主干课程与选修课程重视程度不同的现象。就笔者而言，在为农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主干课程《耕作学》的同时，也在为其他专业的学生讲授专业选修课和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农学概论》。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感觉学生对主干课程与选修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当然这应是与学生的选修课程目的有关，与教师的上课能力与上课热情无关。由于学生对专业选修课和通识选修课的重视不同，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就表现得有些散漫， 对于教师讲的内容一问三不知，这可能会影响教师上课的激情。
三、教学方式方法多种多样
（一）多媒体的灵活运用
目前，一般高校教学基本上都用多媒体教学，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模式越加显得传授的信息贫乏，不太适应当前的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满足《农学概论》 内容多的需求， 在有限的时间向学生传授更多、更新的知识， 达到传统教学中无法实现的效果。以多媒体技术为辅助手段进行《农学概论》教学， 有增加教学信息量， 教学内容更加直观；调动学生积极性， 提高教学质量； 利于知识的交流、共享等诸多优点。[4]特别是对于《农学概论》这样一门形象的课程更是如此。对于《农学概论》这门课而言，书中涉及直观的知识内容很多，通过图片、视频等资料多媒体进行讲解，学生对知识点能一目了然。
当然，课堂是一门艺术， 教师应该进行充分的备课，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多媒体只是一种手段和方式，其他还有板书、肢体语言等方式。教师在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必须是为了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 使学生容易理解和掌握知识。在《农学概论》 的教学中， 应该针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采取与之相应的教学方式方法， 合理地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 这样才能发挥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功能， 取得最佳效果。多媒体教学是一种就很好的教学方式方法，当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容易发生知识不够系统，讲解速度过快、传授知识点过多、学生没法掌握等问题，如果一堂课仅用多媒体教学，也可能会使教师的主导地位缺失。
（二）启发与探讨式教学
教师应改进教学方式，多采用启发与探讨式教学方法，从而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任课教师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发表观点，使他们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而学生通过回答教师提问、学生间的相互交流，也能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强化课堂专题讨论， 开展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讨论和课程专题为辅的教学模式。通过课堂分组讨论可以启发学生结合生产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独立思考、创新思维， 培养学生勇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5]当然，关于课堂讨论也要适度，不能够全堂课时间都在讨论，就某一问题抛出几种观点与看法即可，深层次的探讨可以留给学生去思考。
通过各种方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相关问题，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知识点进行引导和启发，尤其是第一节课。例如，笔者在为不同专业的学生上第一节内容时，基本上都是从作物的生活史开始，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也即作物从种到收的过程。对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来说，让学生思考在作物从种到收的过程中，有哪些农业机械可以使用、怎样用，农业生产上常见的农业机械有哪些、自己见过多少，如何实现机械化，提高劳动效率等，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对资源环境学院的地理信息专业的学生，让他们思考如何实现数字农业和精准农业，能否通过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图像分析作物的生长状态，进行合理灌溉施肥，并对作物产量预测预报。对生命科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 让他们思考如何获得抗逆、优质、高产的作物种子，并在作物生长过程中通过生物措施和农业措施对作物进行调控，实现作物的高产。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践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实际操作获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一项重要教学环节。它是对理论教学的验证、补充和拓展，具有直观性、实践性、探索性和启发性等特点。应尽可能带领学生到校内外试验田参观，让学生了解农业生产与管理的一般过程，使学生完成对农学概论知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和巩固。
由于受学时的限制，《农学概论》课程内容理论知识基本要在课堂上完成。华中农业大学有较大的校内实验基地，学生也经常到田间去游玩，但对于相关的农学知识不甚关心。因而可以布置相关课后作业，让学生自己到实验基地去印证课上的理论知识，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外，我们一般也都是安排一次课的时间带领学生到学校实验基地认识作物种类、杂草危害、种植方式、田间管理、土壤耕作等内容，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当然，将课堂内容放到试验基地去上，对教师来说也面临着一个麻烦问题，还要向教务处备案，否则就可能会出现课堂上见不到人就认为是没有上课的教学事故，这对教学管理与教师本人都会带来麻烦。将学生带到试验地上课，白天的专业选修课还容易实现，而对于排在晚上的通识公共选修课几乎无法实现，只能留作业给学生到试验地去看，然后在课堂上分析。
四、 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
一是兼顾专业，灵活调整。《农学概论》是针对非农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和公共选修通识课。对于专业选修课学生而言，针对不同的专业，通过对教学内容的精简、重组和更新，使农学概论的教学内容形成既有独立性而又与其他课程和知识广泛联系的内容体系。对于公共选修通识课来说，由于是全校学生混合组班，就更难处理，只能讲授最基本的内容。
二是突出重点，兼顾兴趣。学生专业不同，其兴趣和关注点也不相同。50% 以上的学生认为作物生产条件、技术和种植方法等教学内容最重要，也是教学重点，然而他们对农业现代化等教学内容更感兴趣（ 占60% 以上） 。如何平衡教学重点和学生兴趣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任课教师深思的问题。
三是纲为基础，补充更新。农学概论的教学内容既要符合作物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要满足生产实践发展的需求，这就对我们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以农学概论的教学大纲为基础，适当补充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接轨的、能够反映出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符合农学概论教学内容、特别是符合当前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容。
四是关注中国农业政策。每年的农业政策都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完全相同。近些年来，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业的文件。“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一号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当前国家亟须解决的问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2004年至2011年连续八年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名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强调“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一半篇幅涉及农业科技。
五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培养目的是使学生在掌握了《农学概论》中的相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后，面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未知问题进行概念界定、理论分析和技能重组，从而最终解决问题。简言之，就是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
五、加强课堂管理
就教师本身而言，无论是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整，满足学生的上课需求，但是从上课学生到课情况以及课堂听课情况来看，加强课堂管理是我们目前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加强课堂管理是任课教师的基本责任，也是任课教师的一个负担。无论是专业选修课还是公共选修通识课，都是选修课的性质，学生的重视程度与必修课就不同。从目前的上课情况来看，一是上课到课率不高，尤其是高年级大四学生，几乎不到课，这种现象对于必修课也是如此；二是到课学生听课不认真，课堂现象也是五花八门，写作业、玩手机、看课外书等。互动提问问题时，一些学生站起来就大声地说不懂，这让教师也很无奈，课堂签到和提问都会让学生不高兴，进一步影响学生对教师的评分评价。
六、学习考核
冯丽肖等针对传统考核方式难以体现实践创新能力的弊端，以《农学概论》为例，提出了开放试题-课堂讨论-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新方式。[6]通过构建综合实践性试题库，以课堂讨论为主要形式，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创新型考核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了专业知识，来自生产实践的考题为学生创新思维发展提供了舞台。这一创新型考核革新对教师教学过程、学生学习过程和学校教育资源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目前采用的考核方式仍是以闭卷理论考试为主要方式，在内容上我们设置了不同层次的问题， 基础知识考核，综合问题分析等。考核虽说是采用常用的闭卷考试，但是在考试内容上更加侧重对农业现象、农业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方案，从而考核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
试卷内容和难易程度要结合学生的基础，这一点也必须与前面的不同专业学生教学相一致。要让学生去理解一些农学知识内容，考前还要强调重点内容，否则，考试可能就会出现不及格率较高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学生学业评优，也会影响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
七、结语
《农学概论》是农业院校非农学专业所学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专业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强化课堂教学，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学习背景特点，采取适宜的教学方法，开展启发与探讨式课堂教学，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对农业科学的兴趣，培养知农、爱农的全方位专业人才。
[ 参 考 文 献 ]
[1] 李道西， 张世宝， 陈平.高校专业选修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5）：170-172.
[2] 张学林，张小全，杨青华，郝晓峰，基于实证调查的农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河南农业大学为例[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8）：80-82.
[3] 邢韶华，雷霆，栾晓峰，魏鑫.对农林高校专业选修课内容设置与课堂教学的思考[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147-148.
[4] 崔翠.《农学概论》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199-201.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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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刘大可：《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东岳论丛，2001（04）。
[51]高乐才：《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8（05）。
[5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53]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发展模式，术语，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N04；S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4-0035-05
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奉贤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通信方式：。
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与不同阶段农业发展模式相关的术语概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农业知识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术语的丰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应用的混乱失序。而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整理、分析此类术语，对于提升农业科学的认识水平和应用程度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深化，规范其术语表达，实现术语的规范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业发展模式及其相关术语
农业发展模式是指农业发展的基本类型及其实现方式。从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农业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刀耕火种”为基础的原始农业阶段；依靠畜力铁器的传统农业阶段；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农业阶段[1]。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当代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模式的嬗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新概念、新术语，为农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表达方式。如何准确、清晰地把握农业发展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如何认识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概念体系变得愈发丰富和复杂，如何规范科学术语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如“石油农业”“精细农业”“有机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质量农业”“都市农业”“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等诸多农业发展模式新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组织探讨可持续农业等发展模式时，又先后提出了“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绿色农业与绿色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低碳农业与循环农业”等多种农业发展模式[2]。
正是由于农业科学范畴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新概念、新名称大量涌现，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新术语，所以研究者有必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定义、指称这些新的概念，促进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既可以反映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素养和治学态度，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促进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和科学意义。
二术语规范化的必要性
术语规范化不仅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专业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和中国现代农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术语不统一、不规范，就会影响各种信息的记录、交流和传播，从而也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标准化是指将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成熟的农业经验转化为普遍的农业生产、经营标准，提升现代农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以取得更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标准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3]，进一步凸显了农业标准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实现农业标准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农业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尤其是在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术语体系的规范化是关系到现代农业能否真正实现标准化的重大问题。
1农业信息的标准化是农业标准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信息标准化必然需要首先实现术语概念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
具体而言，在描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为农业科技术语做出最基础、最通用、最有规律的规范定义与内涵阐释，不仅有助于相关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共享和开发利用，而且能够有效避免农业科技信息的模糊化或重复利用，在农业生产、经营上提高决策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例如，在“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等概念的使用上，由于此类术语在概念内涵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交叉性，因而在术语的应用上常常造成语义混淆、概念外延不清晰的缺失。然而，由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异，将其混为一谈必然会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影响决策行为的准确性。因此，提升农业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水平，是农业信息交换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信息标准化的必然步骤。
2农业术语的标准化对于现代农业理论的建构和更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农业理论及其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力，也是农业标准化的实现途径之一。纵观中国农业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自传统农业典籍起，农业理论不仅起到了概括、总结农业实践的作用，而且是传播和延续农业知识的基础性因素。因此，农业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就是农业科技术语。换句话说，完善、成熟的术语体系是现代农业理论得以建构的充要条件。对这些术语进行规范化的界定，实质上是对相关理论概念的梳理、辨析，增强了现代农业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有助于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减少因概念不统一而造成的诸多障碍。
三术语使用的现实问题
术语规范化的工作不仅与农业标准化的实践密切相关，也与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在当前的农业发展中出现了混用、错用相关术语、概念的现象，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相关术语建立统一标准才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需环节。
农业科技术语是农业学科语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核心单位，是涉及“三农”问题信息沟通所必需的媒介，所以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在农业科学领域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中，概念是用定义进行描述的，与之相关的术语被赋予约定的指称，因而农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术语必然要具有单一化、专业化、系统化与准确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在概念、原则、特征等方面既有共性，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差异，这就导致与其相关的术语概念存在着口语化、含糊化、内涵不确定等诸多缺陷，也使这些术语在概念、内涵、层次关系、基本特征等方面出现了认识不到位、界定不清楚、重复使用等现象，从而造成术语的实际运用与概念内涵不相匹配。
1术语用词的不规范
在术语的使用上，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术语用词的不规范。按照术语规范化的基本原则，术语应当反映所指示概念的特征，词语本身能够确切地表达其意义[4]。然而，在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中，部分术语的内涵与名称不能完全对应，从而造成语义的混淆和概念的不明确。例如，“绿色农业”的概念就存在着指向不清的问题。从词形来看，“绿色”是对这种农业发展模式的限定，突出其注重环境保护、自然无公害的特点。在实际使用中，“绿色农业”往往是指广义上的“大农业”，即包括“白色农业”“蓝色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等概念在内。诚然，“绿色农业”指称的是该模式的绿色性，即农业生产过程及产品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其命名的内在理路。然而，“绿色”一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甚至误导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接受和解读，使人们将“绿色农业”和“白色农业”“蓝色农业”等概念作为同一层级的术语加以认识，随之造成了该术语内涵的狭窄化和片面化。
2术语概念的一义多词
在术语的使用上，另一个较为常见的问题是术语概念的一义多词。从术语规范化的角度来看，科学、标准的术语应当具有单义性的特点，即一个术语仅指称一个概念，而一个概念也同样仅用一个术语来表达，实现术语和概念内涵的一一对应。然而，在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中，一义多词的现象比较普遍，如“质量农业”又被称为“精致农业”，“白色农业”又被称为“微生物农业”，“设施农业”又被称为“环境控制农业”或“工厂化农业”，“观光农业”则常被“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概念替代。由此造成的问题在于，一个概念以不止一个术语加以表达，从而产生同义词，极易引起使用上的误解和混乱，对于农业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农业科学的传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3术语表达缺乏准确性
在术语的使用上，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部分术语是对外来术语单词的直译，而在直译的过程中其名称过于宽泛，使术语表达缺乏准确性。
例如，“精细农业”的概念就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精细农业”主要是指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精细化。然而，“精细”一词并未突出这个概念的基本前提，即现代化信息高新技术、作物栽培管理辅助决策支持技术、农业工程装备技术等现代化高新科技。不仅如此，“精细农业”这一术语指代比较模糊，未能凸显出这一农业发展模式的现代性。换言之，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从词义上看也可以被称作“精细农业”。因此，“精细农业”这一术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准确的缺失，混淆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差异性。与之相类似，“质量农业”的术语概念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尽管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质量优先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但“质量”一词不仅仅适用于“现代农业”，而且同样也适用于“传统农业”对农业生产以及农副产品质量的关注和重视。所以，这个术语也未能明确概念内涵的阶段性，造成了意义指向的不明确。
总之，从农业实践的角度来看，术语的不规范必然导致农业发展模式间选择的不确定性、随意性，使之缺乏因地制宜的针对性，导致农业发展模式实际运用的多变性、反复性，使之缺乏科学规划的长效性，使人们过度地追求农业发展模式的时尚性和概念的炒作性，致使其脱离实际，带来了发展的被动性。
四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规范化的方法
《GB/T 16—1997 术语规范编写规定》明确指出：“制定术语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协调概念、概念体系和不同语种中的术语”，术语规范化工作“应为每个标准建立相应的概念体系”，“概念的定义应能在某种语境中替代该概念对应的术语”，“概念的定义应以汉语或国家规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达”，“不同语种所表述的定义应在内容上等同，并尽可能使用类似结构”，“应指出国际标准的概念体系与国家标准的概念体系以及不同民族语言的概念体系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标准对于某个语种有所限制或规定，应指出这样的限定”。以此作为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准则，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术语进行规范化。
1充分利用与术语规范有关的各类原始资料，对术语的概念内涵形成清晰、全面的认识
这也就是说，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及其相关术语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原始资料中梳理某一种发展模式的历史演进以及术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而切实理解和把握这一术语提出的历史语境及其概念内涵的变化与特点。尤其是对于术语规范化的工作而言，相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发达国家在定义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方面的先进经验，都值得我们充分地借鉴，而与之有关的各类出版物如专业词典、叙词表等工具书也对于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在讨论“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时，首先要对与这个名词有关的资料进行梳理，即Agriculture Sustainability in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提出“农业可持续性”的思想，《丹波宣言》重申了“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模式，此后“可持续农业”的观念与实践不断得到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当前我们所认识的“可持续农业”概念。从这种方法出发，我们能够动态地、历史地发掘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具体内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业科技术语的精确性。
2运用语言学知识对术语的概念定义、内涵与外延进行语法分析，规范术语用词，统一术语界定
语言学知识是术语规范化的重要支撑，术语的命名和释义必然要在词汇、语法、语义等相关知识结构中完成。因此，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对术语的概念定义、内涵及外延做出分析，是实现术语规范化的必要步骤，而规范化的术语也必然要遵循汉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规范。当前，科技术语的使用不可避免存在着盲目借鉴西方术语的缺失，不少名词来自外来词的音译，术语用词、词语搭配和概念表述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通用性原则，从而造成语言的陌生化，为术语应用增添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术语应当按照汉语语法或国家规定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来加以规范，如“精细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等从外来词中转译而来的名词都要坚持“约定俗成”的准则，将precision agriculture、efficient ecoagriculture等词译为符合汉语规范、且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精细”“高效生态”等。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词语构造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内部结构形式来看，是合成词中常见的偏正式。如“石油农业”“精细农业”“有机农业”“白色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等术语，前一词素显然与后一词素“农业”属于同一义类。因此，这种构词法也就成为规范术语命名的一个重要前提。不仅如此，术语的概念内涵同样要根据语言学知识加以界定。例如，“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等概念都应放在语境论的前提下加以探讨，强调这些术语的语义离不开具体的语境，使其虽然在术语用词上与传统农业有所关联，但在概念内涵上又与后者形成了较大的差异，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术语概念的准确性和单义性。正因为这样，语言学对于术语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系统必然要以语言学方法为抓手建构起来。
3对术语进行分类研究和比较研究，编纂术语手册，构建概念体系
在实现术语规范化的过程中，不同术语在词形、词义等方面的交叉、含混无疑为标准化工作制造了相当程度的障碍。正因为这样，对术语进行分类研究和比较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科技术语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由此导致的是不同术语的概念内涵往往相互联系，而新的术语又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术语规范化工作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术语进行分类，按照术语的概念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来加以区分，从而形成相应的术语类型集合。因此，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必然需要对术语作出比较研究，从内涵、外延等不同方面加以辨析。在此基础上，术语规范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编纂术语手册，按照术语的类型特点罗列其定义、概念内涵、基本特征等内容，从而构建起关于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清晰明确地呈现出相关术语和整个术语系统。
综上所述，对中国现有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规范化是一个影响农业活动的关键问题，对其进行规范是提升现代农业信息化、标准化程度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术语学科学发展和术语规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术语规范化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和梳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完善术语的使用和农业知识体系的实践性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
参 考 文 献
[1]靳明绿色农业产业成长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40
[2]李军论中国当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研究之背景、意义与原则[J]上海农业学报，2011（3）：51-54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扎根理论；农家乐；服务质量；上王村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02901
在我国，“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1987年源于四川郫县友爱镇农科村。经过近30年的发展，“农家乐”已遍布全国各地。一方面，“农家乐”旅游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农家乐”在增加农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2800万，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6.9%，年接待游客8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400亿元。但是，在“农家乐”迅猛发展的势头下，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接待水平低、娱乐活动单一等质量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农家乐”旅游的声誉，成为制约“农家乐”旅游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提升“农家乐”服务质量是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 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择被称为“陕西第一‘农家乐’大村”的上王村为案例地。上王村隶属西安市长安区滦镇，位于秦岭北麓，东接秦岭野生动物园，南依秦岭青华山，西望祥峪森林公园，北临环山旅游观光公路，距市中心约25km、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截至2013年底，全村共有“农家乐”138家，占全村农户总数的85%，年接待游客量达100多万人次，产值2000万元。上王村是全国首个部级农家乐服务标准化示范区、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是西安市“农家乐”的典型和代表。
1.2 扎根理论方法及其实质
扎根理论是由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不同于先提出观点，然后再论证的演绎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资料中建立理论的归纳研究方式，从而摆脱了“结论在研究”的弊端。
图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框架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网络点评作为获取信息数据的又一手段。由于携程网、同程网、到到网、游多多网等旅游网站及美团网等网站对上王村“农家乐”的点评数很少甚至没有点评，因此游客评论全部来自大众点评网，点评时间从2009-07-16至2014-08-22，共316条游客点评，游客点评均是参加过上王村“农家乐”旅游，有“农家乐”体验的游客的实地感知。因此，评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信息量大，准确性好。
2 范畴挖掘与提炼
2.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通过发现概念与范畴并予以命名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围绕“‘农家乐’服务质量维度”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对大众点评网的300多条原始游客评论反复阅读，从中提炼出520条有意义的原始语句。然后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和预设，对每条原始语句逐句、逐行编码和标签，合并出在意义上存在重复或者交叠的初始概念186个，并进一步根据概念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属分关系、因果关系、类型关系等将与同一现象有关的概念聚类成一个范畴。经过范畴化后，186个初始概念最终形成28个范畴。分别是娱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主动性、人文关怀、品质、卫生、安全、娱乐项目、组合、设计、氛围、社会因素、周边风景、民俗民风体验、乡村环境体验、农业活动体验、农家饮食体验、如家体验、怀旧体验、经历、口碑、营销、价格。
2.2 主轴编码
由于开放性编码阶段得到的范畴意义仍较为广
泛，相互之间的关系仍较为模糊，因此，主轴编码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各个独立的范畴联系起来，发现并建立起各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根据研究情景和研究对象，将28个范畴再次放回原始资料中，对网络原始评论和各范畴的内涵再次深入分析，根据其逻辑关系重新归类，最终归纳出6个主范畴，分别为设施质量、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体验质量、预期质量。
2.3 选择性编码
图2 “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
选择性编码是指识别核心范畴，并通过“故事线”的完整描述，将核心范畴和其他范畴系统性地整合在一起。通过对开放性编码阶段抽象出的娱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主动性、人文关怀、品质、卫生、安全、娱乐项目、组合、设计、氛围、社会因素、周边风景、民俗民风体验、乡村环境体验、农业活动体验、农家饮食体验、如家体验、怀旧体验、经历、口碑、营销、价格等28个范畴的继续剖析和设施质量、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体验质量、预期质量6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在与原始资料互动比较的基础上，本研究提炼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故事线概括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由顾客感知质量和顾客期望质量构成，其中，顾客感知质量是保障手段，顾客期望质量是前提条件。在此故事线基础上，构建的“‘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3 结论
（1）本研究首次运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农家乐”服务质量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范式，丰富了“农家乐”服务质量研究的成果。
（2）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提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维度。探索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是由6个主范畴和28个范畴构成，并继而提炼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这些主范畴又可归纳为游客感知质量和游客期望质量，二者是构成“‘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的维度。其中，游客期望质量是基础，游客感知质量是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显成，顾金孚.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研究[J].旅游论坛，2011，4（5）：5458.
[2]蒋平.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前瞻[Z].深圳：前瞻产业研究院，2013.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6篇
1 IPM理念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如何真正做到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一是要明确有害生物不能彻底消灭，而是要将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二是要在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的基础上，掌握防治措施和方法运用。做到这点，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农药的使用者及技术指导者观念的转变，必须向社会输入具有IMP理念的植物保护人才。《农药概论》主要讲授农用药剂学概论，其主体是农药。要培养具有IPM 理念的植物保护人才，应首先从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上入手。
2 将IPM理念设计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中
根据新的形势，对农药学概论课程大纲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将传统课程中的化学部分做了适当精简和合并，增加了生物、环境、生态等方面的比重，比如增加了生物技术在农药研发中的进展、农药抗药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物农药的应用、农药如何在环境中转变为友好行为；此外，还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点，为学生提供其他与农药学概论课程相关的书籍阅读范围，诸如基因工程进展、植物生理学、现代生物技术、环境毒理学。拓宽学生知识面，开阔学术视野，更容易产生创新思路，也能更好的将多元化融入农药学概论课程中，除了科学合理的使用农药，更能将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入到教学中，将IMP理念深深树立于每个学生的观念中，使教学效果及学生的学习兴趣度得到提高。
3将IPM理念体系于学生的毕业论文中
毕业论文是对一个本科学生4年学习考量的一个综合体，毕业论文就是让学生学以致用，分析运用理论知识，总结问题经验，锻炼的是“学中用、用中学”的综合能力。以往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时往往是针对生产实际中某一特定问题，确定研究内容、目的和任务。如“防治草莓根腐病的药剂筛选试验”，学生和老师在设计试验方案及实施试验过程时，更多的关注防治效果，而忽视了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及环境友好的这一理念。现今在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实施及答辩中，IMP理念已深深植入每个老师及学生心中。学生在设计毕业论文时，已从原来的单一的防治效果，转变为对如“抗药性的初步研究、农药对传粉昆虫的影响、除草剂对杂草生物群落的影响等”不但学生可以更加全面了解农药，而且能更为完备地进行综合防治。不但使IMP理念贯穿于学生本科学习，更能使其在进入社会工作岗位上把IMP理念带入到工作中，成为具有IMP理念的植保人才。
4注重师资队伍专业多样性建设，强化观念碰撞
教师的创新能力及教学理念是培养学生的重要保障。因此，对于新型理念学生的培养，就给教师的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加强学习，掌握国内外对于IMP理念的应用，并能将其通过教育行为直接影响学生。教师要营造宽松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列举案例如“DDT的兴衰历史、色质联用在农残分析的使用、生防菌研发等”活跃课堂氛围，在教学中将IMP理念融入进农药概论课程的每节课中。还积极邀请具有影响的学术名师，开设学术前沿讲座及学术沙龙。使学生都不出学校即可学习当前本领域的最新理论、最新知识、最新方法和最新进展。
5将IPM理念应用于农药概论实验课设计中
采用必选实验和任选实验两种选课方式。《农药学概论》实验项目共设有8个，其中4个必选实验，4个任选实验。必选实验是以基础实验为主，所有学生必须独立或协作完成。基础实验主要是为了使学生掌握农药概论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础实验技能，包括：杀虫剂的内室毒力测定、杀菌剂室内毒力测定（对峙法、抑菌圈法）、除草剂田间药效试验、农药制剂加工配制和质量检测。以上4个实验是为基础实验，在对学生实验考核时，加入了IMP理念的考核，如除草剂田间药效试验对天敌生物影响的观察。完成必选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将来的就业方向，在4个任选实验中选择2个实验，2个实验老师在设计实验大纲时，只给出实验方向，不给出具体内容及步骤，任选实验的内容具有一定得研究性质，学生主要结合理论所学及在实习中发现的问题，综合进行实验。如同学在实习中发现三叶草周围很少生长其他的杂草，故在任选实验中，设计对三叶草提取物对杂草的防除效果实验。这是很好地对IMP理念的理解和研究。将其融合进了实验中，不但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拓宽了学生对课程的认知和理解。
6 IPM理念促进教学方式改变
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主要通过动画、表格、视频、对比等形式把教学中的重难点生动、直观、形象地表达出来，使学生从原来枯燥的板书及教师说教中更为形象生动对知识的重点难点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也参于了课件制作，实习的时候去农药厂参观，学生拍摄了大量的照片，除了对生产设备及农药制作过程的拍摄，还对农药厂周边环境、水体进行了拍摄，这些图片都在课堂上的多媒体课件上展现，学生除了对农药加工方法加工剂型的这些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学习，更对农药对环境的影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生分成2组进行自由辩论，更加深刻的理解农药是“双刃剑”这一观点。提高了学生对农药概论课程的学习兴趣，又加强了学生分析问题，讨论问题的能力。更为关键的是学生将IPM理念真正的融入了整个理念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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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宝安，赵德刚，杨松，等.农药学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贵州大学学报，2014，31（1）：130-136.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反哺农业；法律概念；内涵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105-04
反哺农业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国家大都通过相关立法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政策转向。如19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案、1947年英国农业法、1953年德国农业结构改革规划和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均标志着这些国家进入大规模反哺农业期。我国反哺农业问题是总书记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关于“两个趋向”论述中首次提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反哺农业期，全国各地均在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反哺农业的途径与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6、7章虽就“反哺农业”的内容有所涉及，但究竟什么是“反哺农业”，其定义与内涵却是模糊的，至少“反哺农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尚未呈现于我国的立法文本之中。因此，有必要就其法律概念予以界定，方能就我国正逐步推进的大规模反哺农业活动予以统一规范化指引。
一、反哺农业概念各种观点之比较
“反哺”是一个仿生概念，最早出自《初学记·鸟赋》中的“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借用于“反哺农业”这样的公共政策表述中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表明在长期接受农业哺育后，工业、城市已然“长成”，应该回报农业。“费孝通先生1986年考察苏州、无锡等地后首次提出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理论——工业的兴起，靠的是农业的积累，但工业一旦初步成长起来以后，就会对农业不断地支援，就要‘补农’、‘建农’，从而促进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它是“农业哺育工业”、“农村哺育城市”的阶段性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时所面临的一次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国外存在着反哺农业的理论、制度与实践但并无对应语词来予以表述，“反哺农业”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性概念。学界就反哺农业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大致可分为三类：广义政策方向说、中义政策措施说和狭义农业补贴说。
(一)广义政策方向说
反哺农业实质指在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反哺’是原来农业‘哺育’工业的转化，指工业在长期接受农业的哺育之后对农业的感恩或者回报。”“工业反哺农业是相对于过去的‘农业哺育工业’而言的，它并非简单地资金回流，也不是对农户‘恩赐’，而是指按市场经济要求，在国家农业政策要求，通过直接和间接投资，引入家庭农场制经营方式，将农业改造成营利部门的政策。”“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及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是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战略调整。而实施这个新战略即对农业的反哺，意味着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这样的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我国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应该是广义的工业反哺农业。广义的工业反哺农业是指非农产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变农民为城市(镇)居民，并在农民绝对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确保我国的农产品供给。”
这种观点将反哺农业界定为一种农业政策方向，与哺育工业一样并列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农业政策表述，是对新时期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一种统称。“反哺”来自农业以外的各行各业、来自农村以外的城市，“农业”则涵盖“三农”问题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反哺农业为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问题而服务。其切合了“农业哺育工业”、“农村哺育城市”阶段性转向的政策要求，堪称就总书记“两个趋向”论述的直接展开。属于典型的政策理论化表达方式，但若以之为反哺农业法律概念而上升至立法层面，则在具体内涵界定上相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在广义政策方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反哺农业的具体内涵。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学科 “三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便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仅会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而且会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诚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但也不能囿于学科建设是从事理论研究，而忽视理论教育所从事的理论普及工作。学科建设固然是着力于理论上的提升，但理论工作本身的特性、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我们，紧密结合理论教育的实际，为理论教育服务，不仅不会影响理论品位的提高，而且是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重视理论教育和理论普及，这是理论的本性使然，是理论发展的规律使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使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一紧密关系的形成，是一个相互受益并获得双赢的过程。在这种紧密关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不断得到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同时，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过程，又会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既不会影响和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也不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水平。恰恰相反，密切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需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研究成果和适用的人才，将会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用人渠道，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成就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总之，通过双向对接，二者会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得以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
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的进程。然而，第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远不及第二与第三产业。农民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便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由于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了大量集聚在城市却无工可做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导致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农业发展的优劣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而且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其生活状况成为中国人总体生活状况的最主要反映，农村能否尽快发展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三农”问题也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学习需要循着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从时代背景着眼认识“三农”问题，全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视野和大手笔，“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发展循着“（1）城镇化—（2）工业化—（3）现代化”的基本行程，其中“城镇化”是这一发展转变的原动力。要将这三个层面与“三农”问题放在一起思考。首先要了解传统农业社会。从内容来看，要认识两点：传统农村和传统农民。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发展中大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乡土特点十分突出，乡是农民世代栖息的地方，土（即生产资料）是农民谋生的基本手段和方式。经济活动的相对固定性决定了农民祖辈落脚于乡村，拓荒耕地。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世代繁衍，终老于土地。传统农村的社区性质和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连。为此，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就需要从传统社会的农业开始。这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史”与“论”结合的切入点。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三农”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在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扎根、结果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均可涉及“三农”问题。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尽管有人说，作为一本教科书不必须有相关内容，但笔者认为，既然“三农”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非常重要，还是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两部分的内容中有所反映的。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阐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特别强调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解决农民问题开创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苏联模式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等内容完全可以写进教材或教案。这其中，《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晚年长期研究农民问题的卓越成果。这部著作，对指导当时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来说， 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但从他的有关论述、文稿及在他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中，仍大体勾勒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一生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是我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加以阐释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注意研究和引用、介绍毛泽东当年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基本经验，讲明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这些可贵的探索与设想，都可以成为我们在授课时引用的精粹。此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三农”问题的大量讲话、指示和文章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应有内容。如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国情，深刻指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农村，我们制定政策规划蓝图，必须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江泽民同志则指出要始终明确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多次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都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讲授“三农“问题的“纲”和“灵魂”，是需要写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之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可以从中国近现代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上入手来阐释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有人说，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的教学中很难讲“三农”问题，实际上并不尽然。如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化理想为现实。立足于国情谈理想就是从现实出发，这个国情和现实便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再如，“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向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又要强调在理论逻辑中凸显问题意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要紧紧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重点解决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强调切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切实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体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三贴近”当然离不开贴近“三农”问题。
总之，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都与“三农”问题有着不解之缘，都需要对“三农”问题从自身的课程特点出发加以阐述。但在讲授中要注意：1要处理好现行教材与教案的关系，处理好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和教材中无“三农”内容的课程间的关系，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 ，是要写进教案展开阐释的，并要注意其它教材中的“三农”问题是从何种角度讲的，要体现本课程的层面；教材中没有涉及“三农”内容的要讲，也可写进教案，但需注意入手与着眼点，切忌重复其它教材的内容。2、要贯彻“论从史出”的原则。结合自身的课程特点，从事实（史）中讲道理（论）。从四门课程的总体来看，“三农”的发展“史”主要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来体现。 3、四门课中关于“三农”的内容要有逻辑递进关系：既可以时间在先为序，也可以逻辑在先为序；各门课程中的“三农”内容要有所侧重。实践表明：万丈高楼需从平地起，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是一定会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2000
2、《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人民出版社 2001
3、何萍、李维武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 人民出版社，2002.
4、丁俊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小农经济；评判尺度；“过密化”
THE JUDGING STANDARD OF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COMMENTING ON PHLIP HUANG’S “INVOLUTIONARY THEORY”
Abstract: Phlip Huang’s“Involutionary Theory” is his theoretical BP which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comment on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Observed from the origin of marginal returns , “Involutionary Theory” isn’t tight. It has limitations to use the concept of marginal returns which is built on western experience to comment on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which has a world of difference from western peasant economy.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respondences to “Involutionary Theory”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scholars still stay surface layer. There has few scholars to put forward query to it, and there has fewer theoretical creations. This article uses production theory to comments on “Involutionary theory” in order to promote deeper theoretical ideas and mor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creations.
Key wor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Judging standard “Involutionary Theroy”
美国著名学者黄宗智先生于1985年和1990年分别刊出了他的两部经典性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这两部著作中，黄宗智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为基地，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小农？如何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如何评估“帝国主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作用？研究中国农村的着眼点何在——是以集市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还是自然村？其中，以“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构成了他整个体系的核心。以往，东西方学者对“过密化”理论已有不少讨论，但大都停留在表层，很少有人对其理论基点“边际报酬递减”提出置疑。其实，黄宗智本人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过密化”理论的建构，而且在于他对前人的理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和总结。考察前人的理论是开拓新理论的起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边际报酬”概念的源头——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出发，对“过密化”理论予以考察，希望以此促发更深的理论思考和更加科学的理论创新。
一、“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的内容
“内卷化”一词首先由克利福德·吉尔茨提出。他在研究爪洼水稻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爪洼，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一直未实现质的突破，亦即未曾导致人均产值的提高，从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吉尔茨称这种现象为农业“内卷化”。农业“内卷化”的实质是农业的极端集约化经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其理论精髓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引入对殖民地农业的研究中，以之作为评判尺度。
黄宗智首先将“内卷化”的概念用于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中，认为“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在后来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黄宗智发展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以边际报酬为尺度提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他把农村经济变迁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另一种是“过密化”（以前译作“内卷”），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并且他把这三种情况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态下保持不变，在过密状态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从上述评价体系出发，黄氏认为，长期以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不仅农业，而且家庭手工业都呈现出“过密型化”特点，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状态在近代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浪潮中并未有所改观，表现出“过密型商品化”的特点。
二、“过密化”理论的不严密性
在经济学理论中，“边际”一词指一单位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抽象的边际量的定义公式为：
边际量＝因变量的变化量/自变量的变化量
在生产函数Q=f（L，K）中，Q表示总产量（或总产值），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两种可变要素。在黄宗智的评价体系中主要考虑劳动的投入量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假定资本的投入量是固定的，则生产函数即可写成Q=f（L，`K）。
劳动的总产量指与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应的最大产量，定义公式为TP=f（L，`K）；
劳动生产率是总产量与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之比，定义公式为AP＝TP（L，`K）/ L；
劳动的边际报酬（或边际产量）是指增加一单位可变要素劳动投入量所增加的报酬量，定义公式为MP=DTP（L，`K）/ DL。
将总产量曲线、劳动生产率曲线以及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置于一张坐标图中，以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定义公式中不难看出，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的斜率就是该点的边际报酬MP值。而连结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与坐标原点的线段的斜率，即为该点的劳动生产率AP值。因此，TP、AP、MP三条曲线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根据TP、AP、LP曲线之间的关系，可将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始终上升，劳动的边际报酬始终大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总产量也呈上升之势；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始终下降，而且大于劳动的边际报酬，劳动的总产量仍呈上升之势；第三阶段，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劳动的边际产量降为负值，劳动的总产量从最高点开始下滑。
理性的生产者不会选择将其生产停留在第一及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现象表明，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相对过多。生产者只要增加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能够增加总产量，并将生产扩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过多，只要减少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可以增加总产量。因此，理性的生产者必然将生产选择在第二阶段。
黄宗智的所谓“过密型”增长是指“能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的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如果“过密型”增长纳入产量曲线图中进行考察，不难看出小农的生产选择仍停留在第二阶段——总产量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这表明中国小农对生产的选择从经济学学理上看还是比较合乎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波普金称之为“理性的小农”不无道理。当然中国的小农不可能懂得有点类似于“数学游戏”的经济学，其生产选择大多是在人口压力下作出的“自发”选择。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们今天对其“理性”行为的评估。黄宗智在其叙述过程中尽量采用中性语言，而且用“机会成本”理论对中国小农的行为进行诠释。但是，透过他貌似中性的用词及语调，我们仍能强烈得感觉到他潜意识里的价值判断。他把中国小农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主要是美国）放在一起，称前者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而称后者为真正的“发展”，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才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寓意仍未脱离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事务的巢窠。黄氏把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总结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使得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线的生产的地位”如果黄氏的判断符合史实的话，那么将西方国家的农业纳入生产曲线中考察，可知西方农业生产的选择停留在第一阶段，从经济学学理上分析反倒是不合乎理性的。
此外，黄宗智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关系的表述也不准确。黄氏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既然黄氏把“过密化”的主要特征定义为总产出增加，边际报酬递减，那么从从生产曲线图中可以看出，TP曲线上的B——C段也具备“过密化”的基本特征，应该属于“过密化”阶段。而在B——C段中，随着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却呈上升趋势。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对现实生产的高度抽象，其理论前提已经存在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而黄氏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抽象化之中的抽象化，简单化之中的简单化。以之评判现实经济行为，与实际状况的反差必然会更大。
三、“过密化”理论的局限性
即使将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用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进行修正，以之分析、总结和评判中国的小农经济，仍然具有不可弥补的局限性。
首先，用边际报酬来衡量小农的经济行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是生产论中的一个概念。在生产论中，厂商（即生产者）首先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品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利润。劳动是厂商购买的生产要素之一，可以自由调节。西方经济学建立边际报酬概念的目的就是为厂商在可变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之间寻求一个均衡条件，以实现厂商的最大收益。明清乃至近代的中国小农包含富农、自耕农、佃农等不同阶层，其中富农更接近于厂商的角色。但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据史建云研究，1912到1937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自耕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民总数的70％、70%、60%，因此，分析中国小农的经济行为应该以自耕农为对象。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来说，自耕农集厂商和劳动力于一身。作为厂商，为实现最大收益，他需要结合可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来调节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作为能够提供可变要素劳动的劳动力，由于明清乃至近代农村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很少，其可供调节的余地很小。经济学中，厂商实现最大收益的短期均衡条件为：边际报酬＝边际成本。（厂商实现最大收益的短期均衡条件本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是指厂商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增量。因为本文讨论问题的立足点是经济学中的生产论，不考虑农产品投放市场后的销售环节，所以为方便起见，假定市场价格恒定，这样就可以用边际报酬代表边际收益。）对于中国小农来说，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中叶以来，在家庭人口的压力下，正常社会状态下的边际成本应该大于边际报酬。换言之，因为由家庭成员提供的可变要素劳动几乎变成了不可调节的不变要素，自耕农一般无法实现达到最大收益的均衡条件。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只要总产量保持恒定或略有上升，能够达到糊口目的，对于自耕农来说，即已达到最佳效益。自耕农的生存状态与经济学中所谓的厂商相距太远，因此，把分析厂商行为的经济学概念强加于小农身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其次，“过密化”理论的前提与中国明清经济乃至近代经济具有不完全一致性。
微观经济学的任何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完全”市场化，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规律——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对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时间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来，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形成。即便如此，中国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和接近“完全”市场的程度。即使到近代，虽然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形成，而且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形态，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不可能具备“完全”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小农的代表作当属西奥多·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的改造》。他在该书中把传统小农打扮成具有进取精神，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能够对资源做出最佳配置的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形象。其观点一经提出，即遭到“实体经济学派”的批判。实体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拉尼便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是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之上的，它不适用于分析尚无此类市场的经济形态。黄宗智本人也认同波拉尼的看法，但可惜的是，在处理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小农经济契合的问题上，他仍犯了与舒尔茨相同的错误，并且在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准确性及娴熟程度方面，他显然还不如舒尔茨。笔者并非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只是认为在使用这些概念和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况对其进行修订，从而建立起“中国派”的经济概念和理论。
再次，即使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经济学学理上能够形成一套严密的体系，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史假说而已，因为在中国所谓汗牛充栋的史料中，很难找到藉以论证的可靠数字资料。
明代农村经济史料相当零碎，主要散见于地方志与时人的笔记之中，而时人对经济的记述一般较为简单，尤其缺乏准确的数字。清代的情形与明代并无二致。研究明清小农经济，有几种史料值得关注，一种是民间的契约文书，如已出版的《徽州千年文书》；一种是赋役全书以及保存下来的黄册、鱼鳞图册。这些史料虽然有相当价值，但恐怕从中也难以找出细化到记载单户农家的并在时间序列上具备可比性的收支记录。民国以后的资料状况大为好转，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大学以及外国在华机构纷纷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留下了浩繁的调查资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资料（简称满铁资料）；卜凯调查资料；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定县调查资料；无保调查资料等等。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对上述资料予以评估，其结论是满铁资料“最详尽、最精确”。笔者认为，满铁资料确有其独特之处，尤其在调查项目的详细程度上更有其他资料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满铁调查也有明显缺憾。其一是调查时间段的特殊性。满铁调查开展于1935——1942年。1935年到抗战爆发前是中国农村经济恐慌之后的复苏期，特别是1936年农业大丰收，达到解放前中国农业产量的最高点。[11]而自抗战爆发至1942年，中国农村经济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的破坏。因此，考虑到时代背景的变化，应对抗战爆发以前及以后的满铁资料的可比性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否则以1936年左右中国农村经济的较好状况比之于1941年前后的战争状况，并据此做出评判，必然与中国农业的长期趋势大相径庭。其二是选点的非延续性。以1935——1939年的冀东农村调查为例，该调查共分三次进行，涉及村庄29个，几乎每次调查所选村庄均不同（仅丰润县米厂村例外，1937年第二次调查的四个村中即有该村，1937——1939年第三次调查专门针对该村）。这样以来，满铁资料中的绝大部分是多个调查点上某个时间点的横断面资料，很少有某个调查点上连续时段的纵剖面资料。这种缺陷使得研究者无法根据满铁资料做同一对象的不同时段的比较研究。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恰恰包含着一种对小农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这是满铁资料所无法验证的。已有学者指出黄氏论证华北农业“内卷化”的依据主要是1937年的统计，“数字无从比较，材料实在单薄”
四、美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
关于美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陈意新在《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已有总结。陈文主要依据1989年出版的布兰特、罗斯基与付大伟的三部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史的著作，总结了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布兰特在其著作中研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五省的农业，指出1870——1937年间，由于市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发展的互动作用，农民的人均收入有所增长。罗斯基和付大伟的研究都论证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人均收入没有递减。”以上情形表明，美国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黄氏“边际报酬递减”说是否确实，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测算近代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分析其成因，与黄氏的根本分歧主要在于结论上——即认为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没有递减，中国近代农业的变化趋势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布兰特等美国学者并未结合中国农村的特色，从经济学学理上对“过密化”理论进行点评，更没有建构起新的评判尺度和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讨论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的理论出发点上，他们与黄宗智同出一辙。
在美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过密化”理论冲击最大，并且备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数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趋势，《大分流》便是这种趋势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彭慕兰比较研究了19世纪以前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其比较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及评判标准是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亦即看谁的状况更容易实现“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均衡条件。依据此标准，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成本，其资源和劳力自由流动的空间更大，因此，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更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更能摆脱“内卷化”。虽然《大分流》不是专门为批判黄宗智而著，但由于其基本观点对“过密化”理论构成了致命的冲击，所以黄氏本人特撰专文予以批驳。其实，黄、彭二人的主要分歧只是在最后的结论上，成因在于对长江三角洲相关史料的不同选裁。双方的理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并无根本差异，只不过黄氏所用仅为生产理论和边际概念，而彭氏所用则几乎包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原则。在早已被波拉尼批判过的所用理论与研究对象脱节的问题上，彭慕兰比黄宗智走得更远。
美国著名学者柯文说过，“中国中心观”有两重涵义：第一，中国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中国问题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从这两重涵义，尤其从第二重涵义来看，美国学界中批判“过密化”理论的学者同黄宗智本人一样，仍未根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樊篱。
五、中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
由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思辨性较强，同时带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批判的色彩，所以在一向只重实证研究、较少理论创新的国内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完全赞同者有之，有所保留的接受者有之，反对和批评者更是大有人在，并因此诱发了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的论战。
1998年，慈鸿飞发表《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首先向“过密化”理论提出挑战。他指出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估计不足，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不仅有很大发展，而且其发展方向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黄宗智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对农村手工业，他认为当时之兴旺“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比美”。随后，郑起东撰文对“过密化”理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郑文宣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户利润率大都保持在10—15％的水平上；农民的消费结构有所改善，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等等。郑文批判的对象不仅限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而且还广包在国内经济史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沉沦观”以及西方史学界提出的“停滞论”，认为二者均带有模式化倾向，“而理论的模式化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由于郑文为近代华北农村提供了一幅与传统认识全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全新图画，所以它一经刊布，立即引起一些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强烈反应。先是，刘克祥从史料的选裁方面批评郑起东，认为他“列举的大部分材料并不能给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提出充足证据，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同时“整理和运用材料的方法也有问题，甚至抱着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以致得出的结果偏离实际，甚至违背常识”。为此，郑起东又发表《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一文，对自己所使用的史料做了辨析和说明，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刘克祥还只是从史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上对郑启东提出置疑，并未明确表示维护谁的理论。随后，夏明芳在《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一文中，在反驳慈鸿飞、郑起东的同时，明确表示维护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他除了对郑起东讨论的核心观点——农民收入递增与生活水平改善予以批驳外，还对慈鸿飞、郑起东引以为据的，由史建云的研究揭示的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的繁盛状况进行评价，指出在手工业运行过程中也必然存在边际报酬下降的现象。
纵观上述论战，中国学者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主要是以农民家庭收入以及农民生活水平为指标展开讨论的。论战双方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相关史料的不同把握和评估。这与美国史学界1970年代开展的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论战相类似。周锡瑞称美国的该场论战为“数字游戏”，并指出：取决于每个学者的立场和每人研究的区域，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在做出修正值后几乎可以游戏般地让每个学者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何止土地资料，中国农村的所有资料莫不如此。因此，可以说国内史学界的上述论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数字游戏”的味道。与其如此，倒不如停止论战，携手整理和修订资料。
在参加论战的学者中只有郑起东对黄宗智的评判标准提出疑义。他认为：“劳产率是西方工业化的经验模式，西方学者用劳产率作为衡量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与否的标准，否认近代中国农业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带有西方中心的思想”，“我们判断农业发展与否，也不能单纯依靠劳产率这个社会经济指标，而应结合自然生产条件”。他提出将“综合了劳动力和土地双重因素的一般利润率”作为考察小农经济的标准。郑起东所用的“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郑起东在文中注明他使用的“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自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1147页。）其实，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利润率是平均利润率的别称，指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通过部门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而平均化了的利润率。马克思使用“一般利润率”概念，乃是把它作为利润的转化形式或剩余价值的第二级转化形式，以揭开资本关系的神秘面纱。郑起东对此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有误，用它来评判小农的经济状况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说同，而且在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因为一般利润率不是由一定资本在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当然，笔者绝不是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只是想说明无论使用哪种理论都必须坚持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笔者看来，这些争论被两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所困扰，一是缺乏系统可靠的统计数字；二是尚未构建起科学的评判尺度。第一个难题是历史造成的，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第二个难题尚有解决之余地，它的突破需要经济史学在不断总结前人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西方史学界提出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口号，彭慕兰等学者也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史学界所建构的包括“过密化”理论和“大分流”在内的各种分析模式，其话语和思想方法仍徘徊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国内也有学者对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参照系“英国模式”进行反思，如近年来李伯重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一系列研究。但在理论建构上比之西方学者却沉寂了许多。打破“西方中心论”，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再定位和再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源于中国适于中国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派”的分析模式和思想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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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夏明芳.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J].历史研究, 2002(2).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0篇
1．1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界定
“休闲农业”一词源自台湾RecreationalAgri－culture或LeisureAgriculture的概念，引入中国三十多年来，对其准确的概念定义以及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均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文章参考前人关于概念界定与内涵划分的研究成果，结合休闲农业产生的时代背景、资源利用类型、开展范围以及社会功能属性，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指导，对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如下表述：即休闲农业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以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农业观光、农事与文化体验与休闲的新型农业业态．并认为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质相同，而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相区别．
1．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内涵
休闲农业产生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背景之下，是依托农业多功能性理论而开展的新型农业形态．地方通过实施休闲农业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问题提供发展思路．所以文章在进行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时，对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概念做了如下界定：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即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所产生的表现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多维度的综合效果．
1．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支撑理论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保护国内的稻米市场，增加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即农业除在传统生产中具有经济效应外，还具备生态、环境、社会等效益．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遵照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演化出一种新型农业形态，即以农村环境为背景，以农耕文化、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游览观光、参与体验、科普宣教、休闲度假等多种形态的旅游活动．休闲农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除拥有一般的经济属性外，在促进农村环境改造、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方面也表现出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特征．
1．4休闲农业综合效益作用机理
通过对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的界定、内涵和支撑理论的分析。
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演化为以农业资源、农事劳作、农业文化为卖点，集游览观光、参与体验、休闲度假等形式于一体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形态．不仅丰富了农业产业形式，而且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提供了宣传与交流的平台，为传统农业如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为社会主义新农建设中“三农”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文章基于休闲农业的多种功能属性，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视角，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为便于清晰的解读休开展休闲农业活动对于“三农”所产生的效益问题，在秉承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代表性与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将休闲农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解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
2．1编制方法
指标体系主要有三种编制方法，分别是系统法、目标法和归纳法．考虑到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指标涉及面较广的问题，文章根据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选用目标法和德尔菲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首先，根据文献分析法和实践经验分析构建初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初级指标打分表，向华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高校从事农业研究、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请他们从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代表性等角度对各指标进行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的连续性分值评估，并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其次，计算收回的初级指标打分表中每个指标得分，剔除平均分值低于4分的指标，并汇总专家意见以调整现有初级指标；最后，对得分在4分以上但标准差大于均值一半的指标与专家再做沟通和复议，最终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2．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为休闲农业社会效益，准则层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指标层为18个评价指标构成。
2．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阐述
将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定义为目标层，它由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准则层组成．以下就各准则层所代表的涵义以及对应的评价指标含义进行解释：
2．3．1农业经济效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随着时代格局的改变，农业在三产中的地位下降，但其产业经济效益仍关乎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农业，通过开展旅游业促进了地方财政增收和地区农业发展，对农村地区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贫富差距现状、社会就业等问题有深远影响．
2．3．2农村环境效益地方发展休闲农业要注重其核心资源的维护与培育，而其核心资源主要体现在便捷的交通、清晰的空气、安全的人居环境、淳朴的乡土风情和欢乐的农村文化等优秀的农村环境，所以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既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又是产业生存的条件．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中图分类号：H083；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4-0044-05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三农；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026-03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政府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例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的倡导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文献。随后，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拉开了序幕。三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有着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然而，通过研读该领域的众多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和定义不甚相同。例如，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也有学者将其理解成以农村户籍的人为培养对象的中职教育，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模糊不清将阻碍有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会对其理论研究的顺利推进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阻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因此，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并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办学地域需含城市地区，不限于农村地区
许多学者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例如，谢革新在研究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时，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在农村地区进行的中等职业教育。再如学者赵艳红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县、镇、乡、村等地区农村中职学校提供的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此外，还有一些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主题的文章疏忽于对该概念进行界定，但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文中间接地表达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如孙连勇在研究河北省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现状时，指出目前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有279所。可见，他将河北省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中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
然而，当读到研究者薛路花所著的题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以邢台市农业学校为例》的文章时，笔者感到十分困惑。因为邢台是一个地级市，下辖4区、15县、代管2县级市，这说明这篇文章研究城市地区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而这一论点与前文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含县以及县以下）地区举办的观点产生矛盾。这一矛盾产生的起因就是按办学地域的方式来界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涵义。同时，如果“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地域概念，那么其外延将难以包含城市中实际存在的涉农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学生所接受的发生在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必然包含城市中涉农专业的中职教育和农村学生在城市接受的中职教育。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很多中职学校是创办于市级城市之中，而且这些中职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量来自农村；二是市级城市中的中职学校有一部分是招收涉农专业学生的。以上两点之所以可以成立的缘由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决定了我国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培养来自农村的学生，又要培养涉农专业的人才。
因此，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是不妥的，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才是正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因此，不能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狭义地解释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而应明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举办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在这里，先要探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寓意（对于培养服务于“农民”、“农业”人才的部分将在后文概念辨析过程中逐一说明）。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农民）聚居地。然而，在理解“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时，需要将“农村”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农村。由于不同时期的农村呈现出不同形态，因此“农村”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其次，传统农村没有乡镇企业、没有农村休闲产业等二、三产业。但是，未来农村更多发展的是乡镇企业、各类休闲产业以及农业产业等。因此，在探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服务于农村的人才时，必须将“农村”理解为动态的农村，着眼于未来的农村发展，才能真正培养出服务于农村的人才。
培养对象需含新型职业农民，不限于农村户籍的人
有研究者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间接地界定为培养对象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农民工或者传统农民的中职教育。例如，学者董天鹅把所有东、中、西部农村户籍的学生在中等职业院校中接受的教育划归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换句话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针对乡村学生的中等职业教育。只要学生是农村户籍，他们接受的中等职业教育就属于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又如，黎瑛指出江西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解决好农村适龄青年的发展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可见，研究者们惯于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理解为拥有农村户籍的人。
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他们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却有比较一致的地方，即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拥有农村户籍的人。此种认识其实对概念内涵把握不够严密，因而缩小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理由如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确实培养服务于农业的人才，并通过资助涉农专业来达到这一目的，但农村中职学校涉农专业的学生并不一定都是农村户籍，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城镇户籍，而这些城镇户籍涉农专业的毕业生最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此处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传统农民来讲的，主要指从事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传统农民了，而是各类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培养涉农方面的人才，就不该根据是农村户籍还是城市户籍来确定培养对象，否则将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
所以，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培养“农村户籍的人”的中职教育不免有点牵强，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三农”人才的中职教育将会更加合理。理由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事实上必然包括新型职业农民，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并不一定都来自农村，通常也有部分来自城市，他们往往因为热爱从事现代农业而投身于农村工作。首先，随着农村的主体农民的老龄化以及大量“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为此，为了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培养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其次，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看，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接着，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免学费政策。其中，免费对象是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含农村与城镇户籍学生）。可见，在国家政策文件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强调加强对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城镇户籍的涉农专业学生的培养，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一批未来服务于“现代农业”的人才。因此，无论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农村户籍的人，还是城镇户籍的人，只要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升，都应该得到认可。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农村户籍的传统农民（包含其子女），且要培养城镇户籍中那些能够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实现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目的。
教学内容需含经营管理等
非农业技术，不限于农业技术
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进行的并且教学内容中农业技术占主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此定义相当于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直接理解为“农业中职教育”。无独有偶，皮江红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包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把普及性培训作为主要方式，以农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农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等。可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界定为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
显然，以上两种定义都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该以农业技术为主，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虽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并且长期缺乏农业技术人才，为此提倡通过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来培养紧缺的农业技术人才有其内在道理。然而，绝不能因为农业方面紧缺人才这一原因，就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必须以农业技术为主。农村之所以发展缓慢，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薄弱，还由于农村的经营管理等非农业技术方面人才的稀缺。此外，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急需懂得经营管理技术的人才，并且农业产业化同样依赖营销方面、食品加工方面的技术人才。
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能否理解为教学内容以农业技术为主的中职教育有待商榷。首先，从价值层面分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于农业的功能毋庸置疑，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同时服务于“农村、农民”。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仅依赖于农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农业技术人员，更需要管理、经济、财会、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的人才。所以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需要包含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非农业技术，而不能局限于农业技术。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义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被理解为办学地域，导致难以解释城市地区也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其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限定为服务于农村户籍的人，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再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被误认为主要是农业技术，从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非农业技术。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该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寓意：服务于动态发展的农村、服务于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服务于现代农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服务于“三农”的各类人才，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技能的提升、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推进农村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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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胜祥，刘雅晶.阐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谨防若干偏见[J].职教论坛，2014（1）：56.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农业气象；决策服务；经济效益；理论评估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6-0301-01
1 农业气象决策服务潜在经济效益
气象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农业生产面积广袤，农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实力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农业气象决策服务的潜在经济效益进行理论评估，才能实现促进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
通过对农业气象服务进行科学的规划，制定出最优决策，才可以在确保支出不超出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合理利用气象资源和条件，促进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根据气象服务制定科学的决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农业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2 研究方法
农业气象决策服务潜在经济效益的理论评估核心分析中，采用的研究方法有2种，分别为确定最优决策的步骤和Thompson数学表达式，2种研究方法又是农业气象决策服务效益评估的步骤。其中，确定最优决策步骤主要包括确定平均气候资源、确定理论评估采用的决策以及计算每一个决策的加权平均经济收益，根据当地农业发展情况，选择最优研究方法，确保理论评估值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制定农业生产规划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而Thompson数学表达式是通过概率确定不确定性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对农业生产实现最佳长期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受气象灾害的影响非常大。利用Thompson数学表达式，需要先明确当地灾害天气出现的概率、防灾费用以及防灾时造成的损失，只有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灾措施才能提高农业气象服务经济效益。在采用Thompson数学表达式的时候，可以分为3种情况。当灾害性天气出现的概率>防灾费用/防灾时造成的损失，必须接受相应的气象服务，且进行科学防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当灾害性天气出现的概率=防灾费用/防灾时造成的损失时，只需要接受相应的气象服务，适当进行防御即可；而当灾害性天气出现的概率
3 服务与决策
气象服务可以按照离散的形式或连续形式表示，而对应的气象决策分别为离散模式和连续模式。其中，离散模式是农业气象决策常用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也是极为科学、有效的方法。而处于连续模式的时候，决策农业气象服务潜在经济效益值，根据某个指标确定最优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业气象决策的重要目标，不断提高农业经济效益[1-2]。
4 天气预报和列联矩阵、概率分布和条件概率分布
天气预报是气象服务的主要形式，其通过收集、整理以及分析当地气象信息，对未来天气状况进行预测。农业生产中对气象预报的关注，在气象灾害尚未发生前，提前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当气象灾害发生的时候，最大限度降低气象损失，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离散模式通过用m表示天气状态，连续模式一般用概率密度函数进行表示。在农业生产中，需要用天气预报资料进行决策，必须确定函数f（x）的值。农业气象决策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明确概率分布情况，而条件概率分布的关键因素分别是预报值和实际值。
5 损失矩阵、气象损失矩阵和气象损失函数
损失矩阵，指的是离散模式时，天气状态和气象决策对应的经济损失，主要由多个气象状态和气象决策组成。由于使用损失矩阵，必须明确农业收益情况和损失情况，不具便利性。因此，使用效益损失矩阵，又被称为气象损失矩阵。气象损失函数指的是连续模式时一般用r（x，a）对气象损失函数进行表示。一般采用的损失函数可以分为2种，分别为线性损失函数和二次损失函数。而线性损失函数和二次损失函数又可以分为2种形式。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气象损失函数，才能保证农业气象决策服务潜在经济效益理论评估值的准确性和可靠性[3-4]。
6 案例分析
东北玉米产量在我国粮食总产量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根据气象分析玉米最佳播种量和时期，并确定玉米最佳生产结构和布局。干旱预报的气象服务效益，即可以在气象灾害之前，采取有效的干旱预防措施，通过蓄水池储水或者南水北调，解决干旱的问题，不断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经效益。而为了确保农业气象服务经济效果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料，确定科学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系数。
7 结论
农业气象决策服务潜在经济效益理论评估，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气象作为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决策，以实现农业生产的重要目标。
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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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4篇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农业发展概论论文范文第15篇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在多元主义理论、系统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进行建构研究，研究结果有:评估主体建构以混合评估主体为佳、评估标准建构以综合评估标准为佳、评估目标建构以多元评估目标为佳、评估方法建构混合评估方法为佳。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政策评估;建构
1前言
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1］的重要指示，“精准扶贫”一词进入公众视野。2017年3月8日两会期间，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现在扶贫关键是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2］。毋需讳言，“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其落实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亦是阻碍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沉疴与顽疾。农村，作为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所需帮扶之“贫”不仅仅是农村层面上经济的“贫”，更是农民层面上精神的、身体的“贫”，欲要实现农村真正意义上“脱贫”，亟待以农村体育工作为抓手，推动落实“精准扶贫”战略。遗憾的是，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作为农村体育这一抓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甚少，鲜有成果，而其体系构建，更是无人问津。因此，本文旨在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进行厘定，在理论模型下对其体系进行建构，将有利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广与实施。
2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界定
欲要建构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必先厘定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因概念是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基本理解与诠释，概念的模糊，必然造成实践的混乱。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概念，须依据其上位概念“农村体育”与“政策评估”进行界定。我国学者卢元镇教授认为农村体育是“在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以农民为主要参与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3］。而虞重干教授将农村体育界定为“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其活动主体是广大的农民”［4］。根据上述概念即可达成一个共识，农村体育是以农村地区为活动范围，以农村居民为活动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厘清了农村体育的概念后，政策评估的概念又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政策评估作为政策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在20世纪随着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的发展成熟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而首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专家学者对政策评估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谢明在对政策评估一词进行研究后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对政策实施中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利用这些政策相关信息，对政策结果和政策未来走向作出基本的判断”［5］。而陶学荣等学者则将政策评估界定为“政策评估主体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实施后的效果、效益与效率进行的分析、比较与综合后所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6］。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公共政策的现实理念，笔者认为，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是指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与事实标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体育政策的效果及效益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达到改善政策结果，预测政策未来走向，从而增强农村居民体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目的的价值判断。依据政策评估的过程划分方式，可将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划分为事前评估、过程评估及事后评估。
3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
实现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良性反馈，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良性的评估机制体系，而本文将运用两个模型对其进行架构。
3．1多元主义理论模型
依据政策学多元主义模型，从整体上将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划分为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几个模块，筛选出混合评估主体、综合评估标准、多元评估目标、混合评估方法的评估方式(如图1)，力图突出多元主义模型的核心概念———政治权力高度分化。
3．2系统论模型
依托系统论中“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再输入”程序反馈基本原理，基于农村体育政策的演化过程构建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施行效果—政策返回及修正”的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如图2)。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是政策评估系统的运行平台，其系统中的每一个过程反馈均会重新作用于政策的返回及修正，以便政策的更新与完善。如政策施行效果过程，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施行效果—与预期效果对比—找出偏差—修正偏差再制定”来运行。
4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体系建构
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还未形成。纵观政策评估领域，主体多为政府部门，即政策的制定者就是政策的评估者，或称为自评估。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也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制定。此种评估方式虽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事效率较高，速度较快，但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对于基层居民的需求了解较浅，容易形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未能全方位、高精准地对政策进行评估，从而达到政策评估的预期效果。由此，本文欲对多种评估方式进行利弊分析，力求在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几大模块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
4．1评估主体建构
4．1．1高校专家评估
主体高校专家评估主体是指由我国高校的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高校尤其是体育类院校对于体育方面的知识掌握较多，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特点，对农村体育政策的评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4．1．2农村基层管理者评估
主体农村基层管理者评估主体是指由我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管理者所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类主体的组成人员皆为农村基层人员，长期于农村一线工作，具有本土性、基层性、普遍性的特征，对于农村体育现实情况较为熟悉，能够充分把握和反映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同时，基层管理者作为管理人员，便于督促国家政府制定具备特殊性和针对性的农村体育政策。但此种主体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基础较差，容易对农村体育政策的客观性、权威性造成影响，实施较为困难。
4．1．3商业性评估
主体商业性评估主体是指由商业公司、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种主体顺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时代需求，可以有效地协调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沟通，合理地配置政策资源，使国家、农村居民利益最大化。但囿于商业团体追逐利益化的诟病，可能会造成缺乏公平、利益失衡和其它市场性问题。
4．1．4混合性评估主体
混合性评估主体是指由政府组织、高校专家、农村居民、商业公司和企业等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种评估主体符合多元主义核心理念，兼具政府部门的集中性、公平性，高校专家的权威性、专业性、独立性，农村居民的基层性、亲民性，商业公司、企业的市场性、高效性等特点，能够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对农村体育政策进行全方位、高精准的评估，不失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建构的不二评估主体。
4．2评估标准
建构标准，据其字面意思理解为“标榜、准则”，而较为深层的理解是衡量某一事物发展是否正确的范式、榜样。由此，标准的确立对于事物发展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工作应采取何种标准，便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瑞典学者Vedung在其专著PublicPolicyandProgramEvalu-ation中针对政策评估标准问题，归纳出了3大模块———效果模型、经济模型与专业模型。本文依据我国农村地区体育的现实状况，将选取效果模型中的综合评估模型、用户导向模型与经济模型中的效率模型3种可行性较大的评估模型进行分析，而第3类专业模型(专家参与指导)因专业性要求较高，由此仅在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中提供参考意见。
4．2．1综合评估模型
一项政策的落地，犹如一件商品须经过投入—实施—产出的工作流程，而一项政策的评估，如果仅从实施的效果来进行探究未免有失偏颇，缺乏针对性，应有的理路是将各个阶段的实施全部纳入评估的体系当中，形成综合评估模型。与其它评估模型相比，综合评估模型具有的优势在于:1)将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全部纳入评估体系，具有公正性，全面性;2)对于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较为透彻，具有针对性，便于对症下药;3)切合多元主义理论核心理念，能够将权力高度分化，乃是构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的最佳评估标准。
4．2．2用户导向模型
用户导向模型与综合评估模型相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综合评估模型是基于政府的角度所制定的标准模型，而用户导向模型是站在农村居民的立场所提出的标准模型，旨在表达农村居民的需求，关注点等。此种模型所具有的优势在于:1)能够较大范围的涉猎农村居民对于体育政策的需求，具有普遍性;2)能使农村居民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参与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工作，具有亲民性。但是，此种模型立意角度较狭小，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农民之间有效的“上下”联动作用，局限性较为明显。
4．2．3效率模型
农村体育政策的效率，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便是政策的投入与产出比值，即某项农村体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与该政策所产出的效果的比较。该种标准模型有助于得出统计数据，实现理性分析，能够顺应当今时代体育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较为直观地展示出政策的有效指数，具有客观性。然而，此类模型重效率、轻公平的弊病一览无遗，一味地追求高效率、高回报，忽视了人类的主体性。因此，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
4．3评估目标建构
评估目标，是评估主体采用评估方法等措施进行评估后想要达到的境地或得到的结果，即一种追求的理想状态或价值目标。囿于“强健筋骨”，“休养生息”的传统体育观念，当前我国的体育评估目标被框制局限于单一的强身健体价值目标，缺乏全面的、长期的、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目标，未能有效地推动我国体育工作朝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据学者调查，我国城镇居民对体育的作用与价值的排序为:强身健体＞娱乐休闲＞欣赏＞发展经济＞教育＞旅游＞其它［8］。由此表明，囿于政策评估目标的单一性，我国城镇居民对体育活动的主要关注点多在于强身健体，价值目标取向单一，并逐渐造就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掣肘。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单一评估目标必然是无法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为有效实现农村体育政策科学化、全面化发展，应然的理路是将体育评估目标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活动等围绕在农村居民身边的要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相关体，实现评估目标的多元化、综合化，从而促使农村体育发展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强力抓手，农村地区发展作为农村体育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4．4评估方法建构
在进行了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的建构选择后，评估方法的选取也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评估方法贯穿于评估工作的整个流程当中，对评估工作具有支柱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将评估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4．4．1定量评估方法
当前，常用的定量评估方法有文献计量、专利数据统计分析、经济计量学方法、投入—产出分析，动力学模型分析等。此类方法通常采用大数据分析，指标易精确量化，能够简单、直观地看到农村体育政策本质，得出结论。但此类方法由于对质的区分较为困难，因此遇到某些特殊案例时难以使用。
4．4．2定性评估方法
在我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定性评估方法有同行评价、问卷调查、当面访谈、电话采访、案例研究等。此类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深入案例之中，处理多面概念问题，反映农村体育政策的复杂性、特殊性、抽象性。但此种方法未能大批次地处理普遍数据，带有局限性。
4．4．3混合评估方法
混合评估方法，即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的混合使用。此类方法契合多元主义理论模型，能够有效弥补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单一使用时的不足，有利于充分发挥两类评估方法的优势，乃是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然理路，从而推进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科学化、全面化发展。
5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扶贫工作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后，再一次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和活力。但是，“精准扶贫”战略在落实时亦面临众多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厘清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构建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不失为促进农村发展的理性选择。仅有立足政策评估模型，结合农村地区现实状况，科学地、全面地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进行建构，才能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地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参考文献:
［1］人民网．扶贫新论断: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和精准扶贫［EB/OL］．
［2］中国网．解读两会重要讲话:精准扶贫永远在路上［EB/OL］．
［3］卢元镇．社会体育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3．
［4］虞重干．体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0(1):39－40．
［5］谢明．公共政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36．
［6］陶学荣，崔运武．公共政策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