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研究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势头强劲，在体育产业总产值中占比逾80%，凸显其在体育产业中的龙头地位。我国绝大部分体育用品企业为民营企业，其大多采用家族制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但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着非市场环境因素［2］。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家族企业发展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制度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治理制度和经营效率。家族企业的运作机制使它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企业，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性，它们之间并未像西方那样形成良性发展态势，家族企业在管理与政府关系方面依然不规范、不到位。企业家最根本的目标是创造财富，而地方政府既要创造财富，又要维持社会秩序。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彰显了权威的政治体制和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之间的摩擦，如: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私人投资产权保护制度;政府对外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对国有企业也有一些减免税的优惠，但对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征用、资源取得、经营保护等方面仍存在“次国民待遇”。这些问题使得民营企业在同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家族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相应地，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就构成了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相对于市场行为，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谋取企业自身利益的行为。在西方，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企业生存和持续成功的公共政策结果。同时，家族企业创始人为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会更有动力与那些控制着政策及物质资源的政府部门打交道，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为了应对上级的政绩考核及自身的税收利益，也会有动力向有盈利能力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及资源支持。对于中国的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而言，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政治战略在企业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基于管家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本研究拟以体育用品民营企业中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对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分析，研究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之间的关系，对创业者控制下的企业是否更易于从政府处获得支持和帮助加以探讨并检验。

1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在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争取获得政府扶持的过程中，涉及2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管理者(如创始人)和政府官员。以往相关研究表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地位的形成与改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水平，因为政府控制着能够塑造企业竞争环境的重要资源。企业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企业管理者所占有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企业获得较多资源，提升企业业绩。对于我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而言，在其谋求获取政府控制的资源过程中，往往有三方面的问题要面对:①虽然政府在经济运行及对国有资源控制上有较大变化，但是在关键性资源及行政审批权的控制、对企业运营的干预方面，与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仍有很大差距;②政府对于自己的职责权力边界认识较模糊，这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在规则上呈现模糊和不够细致的特点，同时在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同一些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这种状况使得执行者在执行时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大，这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双方均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③政府行为不够规范，任意性和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政府的服务仍在相当程度上根据关系的亲疏而存在差别，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腐败)。

创始人创业的经历使其对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政府政策或管理的不确定性有清醒的认识，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也使得政府更容易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运行，故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更留意与政府的关系。有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层次高低不一，政治需求的内容多种多样，但大多数均与其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关联有利于企业获取较多的高质量信息和优质的稀缺资源。许多研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对企业获取资源和提升竞争地位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始人从企业成立之初及后续经营过程中，有必要妥善管理与政府的关系。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家其战略灵活应变能力也越强。高社会认知水平有助于创业者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进行准确定位，并快速确定适合企业自身的行为模式。对于企业的创始人而言，相对于那些学历层次低的人，高学历不仅意味着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也意味着企业把握所需的关键资源。假设1创始人控制下的体育用品企业更易获得政府扶持。假设2创始人学历与体育用品企业获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设3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规模与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正相关。假设4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业绩与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正相关。

2研究设计

为深入全面了解我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和政府扶持现状，本文以文献研究为理论基础，通过专家审查、企业界高管把关、问卷测试等步骤，形成本研究问卷。以2014年在全国举行的6次大型体育用品展览会，即第2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海)、2014(上海)国际运动休闲用品博览会、第11届上海户外旅游用品及装备展览会、2014中国(上海)国际健身保健康复器材展览会、第32届中国国际体育博览会(武汉)和长三角国际体育休闲用品博览会暨第3届中国户外用品博览会(宁海)的企业名录为样本目标，广泛收集数据。在展览会组织方的帮助下共发放了500份调查问卷，收回380份，占发放总数的76．0%;剔除不完整的问卷，共有353份有效问卷，占发放总数的70．6%。所有有效问卷的数据在进入数据库前都被核对2遍。虽然相对于全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庞大数量，353家企业的样本过小，但在缺少其他更优数据来源的情况下，可作为国内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不完全反映。另外，国际上相关研究的企业样本数在7～306家不等，其中，大多数研究的样本数在100家左右，因此本文研究样本总体达到了研究所需数量。本文在参考以往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深度访谈和专家咨询对关键变量进行选取。以政府扶持为因变量，创始人控制、创始人学历、企业规模、企业绩效作为自变量，以企业经营时间、企业家性别、企业家年龄、企业所在地域为控制变量。

3实验结果与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结果为验证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采用SPSS19．0作为主要数据分析工具。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被调查的353家体育用品企业样本中，企业创始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85%的创始人为男性;大多数创始人在30～50岁，占总样本的65．2%，其中近1/3(30．3%)的创始人在50岁以上，这意味着部分企业面临着管理者交接班的问题;在创始人的学历结构中(多选题项)，16．15%的创始人只有中学及以下学历，23．51%的创始人有高中或中专学历，23．23%的创始人有大专学历，32．01%的创始人有本科学历，5．1%的创始人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创办企业之前，6．50%的创始人为农民，22．6%的人在企业务工，36．0%的人为企业高管，40．5%的人有经商经历，89．4%的人有创办企业经历。这在总体上反映了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创始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从样本企业的经营年限看，其中有67家样本企业经营时间少于5年，113家企业经营时间为5～10年，129家企业经营时间为11～21年，44家企业经营时间在21年以上，由此可见，大部分体育用品样本企业(81．02%)的经营年限超过5年，基本上处于企业的稳定发展时期，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分析结果更具稳健性。表1所示为相关研究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扶持与创始人性别(r=0．42，P＜0．01)、创始人年龄(r=－0．30，P＜0．05)、创始人学历(r=－0．19，P＜0．05)、企业成立时间(r=－0．24，P＜0．01)、企业规模(r=0．21，P＜0．01)部分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结果与研究假设的部分存在一致性，为假设的验证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3．2回归结果与分析为检验前文提出的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关系的假设，在控制企业所在地域、企业创办时间、创始人性别、年龄的基础上，将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对家族企业是否由创始人控制、创始人学历、企业规模、企业绩效等变量的影响进行回归检验(表2)。从表2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创始人控制对企业获得政府扶持的影响假设未获得数据支持(假设1:β=0．00，P＞0．1)，对于政府而言，其在选择企业时，更看重企业的经营绩效(假设4:β=0．16，P＜0．01)，并且创始人的性别(β=－0．10，P＜0．05)及学历(假设2:β=0．11，P＜0．05)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同时也看到，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的扶持(假设3:β=0．36，P＜0．01)。从数据可以看出，创始人控制下的体育用品企业更易获政府扶持的假设1未通过验证;而创始人学历、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规模及企业经营绩效均与体育用品企业获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设2～4得到验证，而本文未发现政府扶持在省份之间的差异。根据本研究理论分析及相关数据结果，基于管家理论对创业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家族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融合社会人力资本、社会金融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过程，其中华人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相较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拥有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而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家族企业为谋求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政府交往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互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利益诉求。(1)对于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既要创造财富，又要维持社会秩序。尽管以往有研究表明，与政府之间的私人关系往往会给企业带来相关的经济收益，但给予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更多的政策扶持，不仅有利于政府利益，如高的政府可支配税收收入、地方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大部分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官员自身利益，如可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等。因此，当面对政策扶持选择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更倾向于扶持那些能够促进当地政府业绩、经济效益更好的企业。对于政府而言，这也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企业来讲，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2)对于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而言，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是企业获取最重要外部资源的关键。中国的发展道路反映了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互动”。企业家最根本的目标是创造财富，通过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不仅可能获得与企业发展有利的重要资源和讯息，更有可能获得相关的政策扶持，从而扩展企业的组织边界，谋取无法从市场活动中得到的一些利益。因此，体育用品企业谋求政府政策的扶持是现实环境使然。企业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谋求外在的政策利益，这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当外部环境变化时企业调整的时间越长，相应企业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就越强，这使得企业不得不谋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减轻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同时，创业者的性别在谋求政府扶持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差异性，男性创业者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而创业者学历也对获取政府扶持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后续的社会资本研究不仅应关注以往研究中所强调的私人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影响，还要重视企业创业者及企业自身的社会资源对企业的影响。

4结论、启示与展望

4．1结论以体育用品企业中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基于管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分析，研究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创始人控制下的企业是否更易于从政府处获得支持和帮助加以探讨并检验。发现在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互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利益诉求。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创始人控制下的体育用品企业更易获得政府扶持的假设未通过验证;而创始人的学历、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业绩均与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设得到验证。

4．2启示①在现有条件下，体育用品制造业家族企业如何妥善处理与控制着政策及物质资源的政府部门的关系，已成为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企业应积极应对政府之于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制约因素，改善自身对于社会资本的吸收能力，以帮助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作为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始人，应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改善对社会资本的吸收能力。②地方政府应主动扶持规模性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特别是在体育产业集聚效应培育上给予更多的政策和人力资本扶持，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3不足与展望由于数据样本数量及相关可获得数据的限制，使得本文有以下3点不足:①相关变量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直接关系，忽略了其中的其他中介过程，后续研究可以将其引入相关数据分析中，从而使相关假设的结论得到证实。②样本的地域分布尽管与统计年鉴的企业分布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有些地域的样本数量过少，使得一些地域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在数据结果上表现出来，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针对不同地域企业，收集更多、更为详细的数据信息以使得数据分析更为精确。③本研究选择体育用品企业作为分析样本，其主要原因就是体育用品行业竞争较其他行业激烈，因此，为了更好地突出体育用品行业及体育用品生产企业与其他行业的家族企业的区别，可以在后续研究中收集其他行业的家族企业数据作为对照样本，找出更多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与其他家族企业的差异性及相关性。

作者：陈瑜 刘兵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体育教学部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