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硕士论文范文

阅读眼动研究文献分布时间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阅读眼动研究的发展脉络。统计结果（表1）发现，我国“三大教育”领域阅读眼动研究文献在时间分布方面有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少。在CNKI的“三大教育”学科领域，以“眼动”＋“阅读”为主题词检索，仅获得有效文献28篇，与相同领域主题词是“阅读”的28219条文献记录相比较，其总量非常少。其中，检索结果，1986年前有效文献为0篇。1986年以来，年平均有效文献仅有1.1篇。文献篇目最多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6篇。2011年次之，有5篇。第二，出现晚。“三大教育”领域阅读眼动研究第一篇文献资料出现年份为1986年。而中文阅读眼动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国外对阅读的眼动研究则始于1879年[2]。第三，增长趋势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国内“三大教育”领域对阅读眼动研究比较稀少，而2000至2009年十年间出现了19篇有效文献，2010至2011年，两年时间就出现了7篇有效文献。相对而言，近十年的文献数量呈上升的态势。“文献来源”既可以作为主要阵地，用来展示阅读眼动研究的成果，便于同行对研究成果进行搜集，也可折射阅读眼动研究是否进入“三大教育”前沿，成为一线教师熟悉的科研方法。统计结果表明：在28篇阅读眼动研究有效文献中，公开发表的论文有12篇，分别发表在11种公开期刊上，除《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2篇外，其他期刊均只收录有1篇，这10个刊物按刊出阅读眼动研究文献时间先后为《心理科学》、《教育教学论坛》、《教育科学研究》、《吉林教育科学（普教研究）》、《天津市教科院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心理发展与教育》、《淮南师范学院学报》、《心理学探新》及《心理科学通讯》。其中，进入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类2000–2011年版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仅有1篇，刊于2001年07月的《教育科学研究》①。除去以上文献，另外16篇源于博士、硕士论文库及会议的文献，分别为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2篇以及会议文献1篇②。其中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2篇。其他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篇，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篇，河南大学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各有1篇。从统计的数据看，华东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近年来对儿童阅读眼动研究比较关注。

对儿童阅读眼动研究论文的作者所在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同行间的交流与学习提供一个参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现儿童阅读眼动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情况，反映研究人员构成方面的特点或局限。统计结果发现：第一，文献第一作者所在单位是小学或中学约占7.14%（见表3），文献第一作者所在单位是高校的（见表4）约占92.86%。第二，国内儿童阅读眼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他们共公开发表研究文献19篇，占检索到的28篇文献总量的67.85%。对“文献主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考察研究我国“三大教育”领域阅读眼动研究的重点和范围。在对文献题目和关键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摘要和全文，对文献的主要内容和文献主题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28篇文献共有关键词120个，其中有107个关键词仅出现1次。出现2次以上的关键词13个，“眼动”出现23次。（2）阅读眼动研究的内容有三类：一为阅读眼动基础研究，其中包括儿童阅读眼动的特征或发展研究、阅读眼动障碍研究；二为阅读应用的研究，包括阅读眼动教学（策略或实效）研究、阅读情境研究（独立和陪读）、阅读媒介（图文）研究；三为阅读眼动研究文献述评（评介）。其中应用研究的文献占57.20%。（3）缺乏对儿童阅读认知心理理论层面探索的研究，缺乏对阅读教学界热点话题诸如“语感”和“文感”的相关研究。

研究方法影响着研究的路线和结果。据统计，28篇有效文献多数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其中，“文献法”使用率最高，达92.90%。“眼动测量法”使用率次之，达60.70%。另外，有39.30%主题词含有“眼动”的文献，研究中并没有进行眼动实验，只是引用他人的眼动研究结果。根据表6，“眼动测量法”研究使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使用者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院所。第二，阅读眼动实验材料选择上，绘本和汉语的语篇阅读眼动研究相对丰富。汉语（文字）材料的语言单位涉及词、句和篇，英语（文字）有字母、句和篇。检索中没有找到有关汉字和英语单词认读眼动研究报告。第三，有不同体裁作品的阅读眼动研究报告。例如“科技文”阅读眼动研究。第四，眼动实验被试以小学生为主，其年龄、受教育情况与阅读眼动关系的研究相对受重视。第五，部分实验属于基础研究，即对阅读眼动事实的发现和验证；部分属于应用研究，即服务于阅读教学和训练。没有发现解释汉语阅读认知心理的理论研究。第六，不同高校在实验材料和被试的选择上存在一些差异，其中，华东师范大学较关注学前儿童绘本的阅读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相对关注小学教材排版效果的研究。综上统计和分析，在学前、初等、中等教育学科领域，我国阅读眼动研究表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儿童阅读眼动研究起步比较迟，研究成果比较有限。第二，文献主要源于学术性强、面向高校的期刊，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至今，仅1篇相关文献出现在“三大教育”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与“三大教育”一线教师存在隔阂。第三，研究力量主体是高校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极少研究者来自中小学教师队伍。第四，本次检索到的阅读眼动研究触及阅读眼动基础研究、阅读应用的眼动研究和阅读研究文献述评（评介）。阅读认知过程的探索缺乏，阅读教学热点话题未关注，理论上缺乏创新。第五，“眼动记录法”在“三大教育”阅读研究中的使用不普遍，能掌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集中在高校。另外，从被试和实验材料选择的角度看，“三大教育”阅读眼动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广度，但总体而言，不够丰富，系统性欠缺。

综上可见，我国阅读眼动研究存在着以下值得反思和重视的三个问题。一是研究成果不被阅读教学界所了解。本次研究检索到的文献仅有一篇源于进入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类2000–2011年版中文核心期刊。反映出阅读眼动研究未能对一线阅读教学起到引领或参考的作用。二是系统性研究比较缺乏。尽管“天津师范大学是国内眼动研究的发源地，位于国内眼动研究最前沿，引领着国内眼动研究的发展方向”[3]，但天津师范大学仅对阅读者和阅读材料题材类型阅读眼动特征进行了系列的研究。类似地，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只对绘本阅读、小学教材插图进行一系列的探讨。这种现象反映出该类研究的系统性不足。正如闫国利、白学军曾指出：“尽管目前我国学者对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虽然已涵盖了字词、句子、语篇和不同文体等方面，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但由于我们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者感兴趣的领域不同，导致研究比较零碎，不够系统。”[4]三是缺乏对语文教育热点话题的关注。例如，到目前为止阅读眼动研究还未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反复提到的“语感”及近年来备受重视的“文感”具有什么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如何影响阅读认知过程等与心理学关系非常密切的问题纳入研究对象。

眼动测量法能有效地反映阅读认知加工过程“怎么样”，从而为某些阅读现象“为什么”和阅读训练可以或应该“如何”设计提供佐证，是研究阅读认知过程最直接的方法之一。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眼动研究者关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阅读，从而为我国的语文教学带来更多的启迪和真正的革新。（本文作者：吕小君单位：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1．语类分析与学术论文引言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语类(genre，亦译为“体裁”)曾经一直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自从Bakhtin(1986:60-102)将语类概念引入非文学领域以来，语类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目前已被用来指所有的语篇类型。同一语类的语篇在研究目的、语篇结构、文体风格和目的读者方面都呈现出类似的模式(Swales1990:58)。与应用语篇分析的其它三个层面(语域分析、语法修辞分析和交互分析模式)仍停留在对语言进行表层描写相比，语类分析层面则超越了对语篇语言特征的简单描述，力求解释语篇建构的理据，探讨语篇结构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从而揭示实现交际目的特殊方式和语篇建构的规范性。因此，语类分析具有了解释性的特点，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在一起(Bhatia1993:5-22)。当然，文体的分类是必要的，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各种文体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王晓军2008:32)。学术论文是受专业学科语篇社团所制约的专业语类，论文作者既需向读者客观地传达研究结果，又需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读者取得情感上的认同(高霞2015:30)。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阅读学术论文有助于了解相关领域内的研究历史和最新的研究动态，而相对快捷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就是阅读引言。论文引言(Re-searchArticleIntroductions，简称RAIs)位于论文正文的开头，起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详尽信息并提供解读视角的作用(Weissbery＆Burker1990:20)，相当于全文脉络的“路线图”，已被确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集聚说服/推广力的论文组成部分(Loi2010:267-279;Swales2004:226;Samraj2008:55-67)，具有阐明研究目的、综述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评估标准等功能。但引言也被认为是一篇论文最难写的部分，作者必须采用规范的撰写方法和组织形式来阐述论文的主题，同时必须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大量研究信息，反映本研究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有关引言语类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Swales(1990:137-166)采用其语步—步骤(move-step)分析法建立并逐步完善的CARS(CreateaResearchSpace:创建研究空间)的语篇研究模式(PrototypicalModel)，该模型是Swales在其代表作GenreAnalysis(《语类分析》)一书中首次提出的。CARS模型从三个语步、11个步骤(每个语步包含数个步骤，每个语步都是通过具体的步骤而实现)解析了学术论文前言部分的交际过程，即语步1:确立研究领域;语步2:确立合适的研究地位;语步3:占据研究地位，这是Swales基于其建立的110篇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的研究成果。CARS模型中的三个语步通过不同的功能划分，环环紧扣，构成了相互衔接、相互承启、相互支持的一个整体，借助于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清楚严密的修辞结构达成了作者劝说和推广自己学术成果的目的。Swales尤其强调论文引言的推广作用，指出:论文引言推崇研究的原创性，论文竞争趋于激烈，而引言对学术的推广性和助推作用更加凸显”。此后围绕该分析模式的引言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外众多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实践或验证CARS模型的真实性。Ahmad(2012)对60篇伊斯兰论文引言的修辞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严格遵循CARS模型的引言数量很少;Samraj(2008:55-67)在美国对三个学科(biology，philosophy和linguistics)的硕士论文引言进行了对比性话语分析。根据研究实践，Swales(2004:232)后来又将CARS模型中的第三语步调整为“呈现当前的研究”，并将三个语步中的步骤进行了从内容到顺序的调整，改进后的CARS模型在引言必备的几个步骤之下，增加了一些必须的和可选的实现各步骤的具体小步，更加完善了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结构分析模式。

近年来国内有关引言的语类研究也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涉及广泛，主要两个方面:1)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譬如，徐有志等(2007:47-51)依据Swales提出的CARS“三语步”语篇分析模式，对我国北方六所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引言部分的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蒋婷、徐娟(2013:203-208)采用语料库方法，选取30篇中外法律权威学术论文，探讨了语类分析的框架，对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对比分析，并探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等。2)从不同的视角对引言语类的研究。譬如，何建敏、于建平(2006:104-108)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有关经验功能的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英语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实现经验功能的途径，通过对实际语篇的量化分析，归纳、总结和描述了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语域特征。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重理论轻实践，实证性研究比例偏低，且样本量偏小。有些研究只注重理论评述，缺乏实际步骤分析，应用研究力度不够深入。近几年国内实证性研究虽有上升趋势，但非实证性研究仍居垄断地位。其次，对论文引言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中英)语际对比，缺少进行语内对比研究或者跨学科的实证对比研究。迄今为止，从语类分析的视角，把引言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类，用大样本的实证性语料库方法综合研究引言语类特征的研究依然为数甚少。因此，有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论文引言的对比研究，由可比的或等价的语料构成的较大型可比语料库的创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引言语类的相关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2．研究思路与框架

研究采用了Swales(1990:141，2004:232)的关于引言语类分析的CARS语步模型。在分析具体的语篇时，研究人员通常以语步和步骤作为语篇分析的出发点。语步这一概念可被表述为由一组表现同一意旨取向的语言特征组成的，表达一定交际功能的语篇片断。在语类分析中，每一语步都从语篇功能和语境出发，通过语篇中的语言线索来辨认和确定。如果一组句子传达同一类交际信息，那么他们就被认定为同一语步(Swales1990:58)。Swales＆Feak(2010:167-180)认为，语步是一组完成特殊任务的文字，是一个功能性而不是语法概念。语步的长度不同，可以是一个短语或句子，也可以是一个段落。一个语步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步骤组成。步骤也是一个语义单位，由句子的一部分、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来表达。

2．1引言语类的修辞结构

Swales(2004:232)的CARS原型模式由三大语步组成，这三个语步又各自包含一个或多个步骤。CARS模型体现了人们可以在不破坏语类基本结构或者语类原型(prototype)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即作者可以在这三个语步的框架下根据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的不同来选择不同步骤的组合而传递个人意图。在这个模式中，语篇按照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语步构成，每一语步由几个可供选择的步骤来实现。

作者：陈立华郭跃华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从涉及的文学流派来看,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及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受到青睐。前者的代表作家有哈代、狄更斯、奥斯汀,后者主要有劳伦斯、艾略特、乔伊斯等等。其中一些名作家及其作品被反复研究。例如,106篇论文中关于劳伦斯的就有8篇,哈代的有《篇,海明威的有4篇,单独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有4篇,单独分析《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有三篇。甚至在同一年硕士论文中有两篇论文选取同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情况。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条:

1.简便原则。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时期是文学的繁盛时期,好的作品层出不穷,名作家的作品流传广泛,其文本材料容易获得,前人的评述较多,相对而言,收集资料更为简便。而古代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可查的资料相对有限。

2.安全原则。大多数已被归为某种流派的作家,前人对其都有定论,特别是对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无数人已进行了无数次研究,再研究时不必担心把他们分错类别或下错定义,因此最为安全。

3.导向原则。通过统计、对比发现,大多数研究生论文的选题方向与导师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一致。文学研究的视角是丰富多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创新的成分。文学研究的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研究对象的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研究对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更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把英语学位论文归为三种类型:个案研究型、总体概述型和综合型。所谓个案研究型,是指往往选定一个人物或一种现象来写,开口小,聚焦集中,论述充分,较易把握。

这是欧美文学方向大学生、研究生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方式,也是我国研究生普遍采用的方式。所谓总体概述型,是指对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普遍现象所进行的全面与综合的论述。例如,李欧梵(Leo-ou-fan-Lee)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RomanticGenerationofModernChineseWriter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3)就是如此。这类题目涉及面较广,依赖于较强的综合概括和分析能力。所谓综合型,则是前两种的综合形态,即一定的综合论述加上具体的个案研究,或具体的个案研究加上一定的综合论述。其特色是点与面结合,综合前面两种方式的优势。

从表二可以看出,106篇硕士学位论文几乎都集中于第一种类型,即个案研究型。如果再细分的话,这种个案研究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作品研究,如“论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的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传统与创新的融合——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等。第二类是作家研究,选定一个作家,概括其全部作品或某个时期的作品,分析其创作思想或特色,如《心灵的历程——T#S#艾略特的思想发展轨迹及宗教观》、《托马斯#哈代的“错姻缘”之惑》等。第三类是文学现象研究。它主要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其中的规律。在上述的106篇论文中只有3篇属于此类。

随着工程硕士教育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工程硕士教育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工程硕士研究生不仅在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为了适应这一新的要求，构建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的当务之急。

1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的内涵界定

1.1工程硕士创新能力界定工程硕士创新能力是指培养工程硕士利用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经过科学的思维加工和再造，做出新发现、创造新事物、提出新观点、运用新办法、开拓新领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综合，主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知识结构和创新实践四方面的要素[2]。创新意识包括创造动机、创造兴趣、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是个体在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捕捉新信息、洞察新问题，进而产生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个性特征，是主观能动性和智力品质的创造性发挥。创新思维是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潜意识思维与显意识思维的有机统一，是创造力的核心。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新观念的提出、问题的突破，往往表现为从“逻辑的中断”到“思维的飞跃”，一般伴随着直觉、灵感的产生。直觉与灵感都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与创造性密切相关的心理现象，在创造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形成工程硕士创新能力的基础，没有坚实的知识积累，就难以形成丰富的联想和创造性思维。知识不仅包括客观的、明确的显性知识，还包括隐性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相对于明确知识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是掌握明确知识的向导，是人认识行为的内在动力并最终决定了人的创造性表现。创新实践是创造具有新质事物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即主体不断地将显性知识内化并获得隐性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认知模式，将隐性知识进行不断的组合，进行知识创新或创造新事物[3]。

1.2工程硕士应用能力界定应用能力就是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并为新技术或新理论的生成提供有效需求信息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心里有做事的套路、眼睛能看到事情去做、手上有做事的技能”。工程硕士应用能力培养的目的是使工程硕士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一定的组织或协调能力，能够在产品、工艺、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等创新成果植入社会经济系统的过程中，为社会做出高于普通人的贡献，并能为新技术、新理论的生成提供有效需求信息的能力。工程硕士应用能力培养是一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新型高等教育类型。与理论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相比较，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更强调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相对于理论型人才培养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工程硕士培养应用能力培养更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其创新特色。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上，应用性是工程硕士应用能力培养的特色、优势和本质特征。

2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构成要素

根据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含义和目标要求，形成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关键要素主要包括：培养者、培养对象和培养环境。培养者主要是师资队伍，培养对象是工程硕士，培养环境又分为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都包含一定数量的次级环境要素。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校外环境影响校内环境，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都既可以直接影响培养对象，又可以通过对培养者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培养对象。同时，上述影响的受动要素对施动要素也有反作用。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共同影响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成效。（见图1）

3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中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校内环境的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摘要：

我国理工类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及组织管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本文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点，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提高专业学位培养质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理工类高校；专业学位；可持续发展

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是我国为适应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设定的一种研究生层次的学位。专业学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职业指向性，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1]自1991年设立以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理工类高校得到了迅猛发展，“应用”“实践”“复合”的特点日益突出。但受办学理念和学科发展惯性等因素的制约，理工类高校大多没有形成自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和品牌，特别在管理机制、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加强政策支持

要重视政策法规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努力突破制度上的障碍，完善配套制度，从政策上、制度上、宣传上加大扶持力度。（1）从政策上加大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和支持力度，扩大应用型、复合型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2）在制度上，将专业学位学历与职业资格相衔接，促进研究生群体不断提升个体综合素质，切实优化生源结构。（3）重视宣传效应，在全社会营造认可、支持专业硕士的良好舆论氛围与心理环境，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的社会接受度。

二、改进培养方案

一、研究成果概述

2010年国内儿童文学科研成果较2009年，数量上基本相当，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有所增多，更多的80后新生代研究者开始进入，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理论修养及科研能力，老中青三代研究者都以自己的姿态进入儿童文学研究的舞台。研究内容总体来说现象分析多于本质探讨。以下是2010年国内儿童文学主要科研成果概述与分析。

（一）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

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主要包括儿童文学教学研究（高校及大专院校、中小学及幼儿园文学教学研究）以及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研究。高校及大专院校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广西幼儿师范学校教师张雪辉的《参与式儿童文学教学》（《当代教育论坛》2010年第9期）提出，在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中，应让学生参与备课，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心智参与型、语言表达型、实践操作型等三种主要形式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技能；重视学生在教学评价中的参与，注重过程性评价。心智参与型即教师讲授内容要容易引起学生思想的交锋或思考；语言表达型即让学生分组参与讲授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材料，并鼓励学生运用“头脑风暴”，通过大量材料产生新的思想；实践操作型即采用角色扮演、游戏、案例分析等形式使学生感受学以致用的乐趣。大庆师范学院韦宏提出“儿童文学分层次教学”（《儿童文学分层次教学》，发表于《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年第7期），认为儿童文学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初等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教学模式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主要采用理论教育式教学模式或文史贯穿式教学模式；初等教育专业应采用主题化教学模式或能力培养式教学模式；学前教育专业应采用情境化教学模式、讲故事教学模式或文体式教学模式。儿童文学分层次教学的想法有合理性，不过文章内容说服力稍有不足。韦宏还认为高校儿童文学课程应该从教学内容、模式、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师范院校儿童文学课程改革路向》，发表于《黑龙江教育》2010年第5期），提出儿童文学的教学体系应以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为纲，以中外儿童文学史为线，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目，以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为法，此种提法有一定的新意，其中第四个方面讲出了教育专业与文学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区别。不过他提出的学前教育专业所应采用的情境式教学模式，有混淆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法与幼儿园教学法之嫌。教学方法上，他认为儿童文学应以声情并茂地诵读及有声有色的讲故事为主要方法。笔者认为此种教学方法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有出入，同时也与教师口语课及大学语文课程内容与目标出现交叉。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学研究比较重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海南师范大学王标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5期）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重要的课程资源，而目前现状却不容乐观：首先教师儿童文学素养不足；其次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较多改编本，失去了原汁原味；再次选编以国内作品为主，未将世界最优秀的作品选入其中；另外，小学生的儿童文学课外阅读未有很好的指导，亲子阅读也不多。而市面上良莠不齐的出版物也都影响了孩子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接受。扬州大学刘华的《儿童文学校本课程：目标及本质特征》（《江苏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认为作为校本教材的儿童文学必须制定明确的课程目标，且基于儿童文学课程定位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作为校本教材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具有弹性、课程内容应具有选择性、课程实施要强调生成性、课程评价要突出非标准化。此研究观点为将儿童文学作为校本教材的小学或幼儿园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李山林和朱少先在《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选材浅议———以人教版低年级语文教材为例》（《基础教育研究》2010年8月）微观而透彻地分析了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选材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教材中存在民间文学缺失、幻想类作品缺乏、幽默文学作品不足、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较少且丢失原味、原作采用“教材体”编写等问题。赵丽娜的硕士论文《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内容分析》（河南大学），以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凤凰康轩：幼儿多元能力探索课程》、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幼儿园和谐发展课程》（分领域）及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渗透式领域课程》三版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为研究对象，从人物、主题、情节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以量的方式对故事类作品的人物、主题、情节进行分类与统计，再以质的方式对其内涵进行诠释。论文认为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人物方面的特点为：人物类型以动物类型为主；人物特性多样化如命名方式多样、人物对比突显人物特征等，存在的不足在于拟人形象对物性把握不够，性别方面男性居于中心地位，男女人物多保持传统形象等。主题方面，研究认为三种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单一主题居多，故事主题讲究单纯明确；知识类、道德类、情感类主题是故事传递的重点。主题中存在的问题为：主题种类有失偏颇，知识类主题中健康、科学、社会知识主题占有较大百分比，艺术、语言知识较少；道德类主题中有关他人的道德、有关自身的道德主题占有较大比例，对有关社会的道德、有关自然的道德关注不够；情感类主题中有关他人的情感、有关自身的情感主题占有较大比例，有关社会的情感和有关自然的情感没有受到重视。根据研究结果作者对教材编写者、教师提出了建议：认为教材编写要注重快乐的原则，要去“工具性”、重“文学性”，要主题、人物、情节相烘托；认为要更新幼儿园教材的内容：扩大人物类型的取材范围，要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对幼儿园教师来说，要加强儿童文学素养，要引导幼儿欣赏文学类的作品，回归“文学性”。此研究资料详实，分析有条理而透彻，值得相关研究者参考。梁珊的硕士论文《幼儿园童话个案教学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4月），选取山西省A幼儿园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得出结论为：幼儿教师基本上都能认识到童话在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及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不过却大多忽略了童话的审美功能：在童话教学的目标设定上，幼儿教师偏重于认知与技能方面；在童话内容选择上，幼儿教师偏重于选择知识类、道德类童话；在童话教学实施中，幼儿教师多数都能进行教学环境的创设，但教学组织和方法使用单一，在教学过程中幼儿的学习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凸显；在童话教学评价中，评价的主体多为幼儿教师，内容多偏重幼儿知识与技能的发展，多采用口头评价方式。研究建议：幼儿教师应加强对童话价值的理解；幼儿园应提供教学资源支持、应建立支持型文化氛围、应加强家园合作。在《例谈小学童话教学的误区与对策》（教学与管理，2010年6月）中，江苏丹阳市进修学校教师蒋成云提出，童话教学中表演的部分要把生长点放在虚点的挖掘上，找准文本虚点和实点的衔接点，实点描写精读，虚点描述想象，以对虚点的创造为支点，借助表演，丰富童话意境。此观点对童话表演教学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江苏泰州师范专科学校孙建国提出在儿童文学视野下的寓言教学，应该尊重学生的思考，允许多元解读，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维。（《论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寓言教学的新路径》，发表于《教育导刊》2010年5月）。论及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关系的观点主要有：翟永明认为儿童文学只有将教育主义和游戏精神融合起来才会达到最佳状态（《论儿童文学中教育主义与游戏精神的关系》，发表于《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郑慧俐在《试论儿童文学与儿童道德人格的构建》（（《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中提出，儿童文学以其价值时空、镜像反映、追求超我、情感渲泄、审美图景来显现道德意识、唤醒道德情感，完成儿童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文章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论证了儿童文学对儿童道德人格构建的意义。

（二）儿童文学文艺学研究

1．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2010年，在儿童文学作家中，曹文轩和彭学军受到较多研究者的关注。肖成红的硕士论文《论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残缺之美>人物类型的塑造》（吉林大学），以曹文轩作品中常出现的残缺人物类型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其理论上的源头，认为其与古典美学“以残缺为美”的传统一脉相承，在残缺中表现至美，引领读者重新审视外表的美与丑，深刻揭示只有内心美才是永恒的，淡化自然式的美丑，引导读者追求精神及心灵的锤炼。杨建生的《拷问生命，追求永恒———对曹文轩<草房子>中死亡描写的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5月）认为曹文轩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待死亡这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以唯美的方式对死亡做了有特色的描写，积极正视童年生态，使死亡这一命题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余舜雯的硕士论文《彭学军少年小说论》（上海师范大学），从作家的具体作品出发，对彭学军少年小说创作的主题内容和形式艺术进行探讨，按照作品不同的主题内容进行分类分析，选择了形式上的几个特点进行探索，归纳出作者在主题内容上的偏好：对童年记忆中湘西世界的真诚感念与抒写、对少年心灵成长的关注与深切关怀。在与同类作家作简单比较后，找到作者在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作者塑造的少女形象的内倾性以及反映出的美学特征上的真纯与凝重；语言风格上散文化、抒情性的特质和由此带来小说质感上的典雅、优美；结构上的精心安排使作者略显散文化的小说不失故事性的本色。在国内儿童诗歌研究方面,彭斯远的《把欢乐还给儿童———论高洪波儿童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认为高洪波的儿童诗表现和释放了孩子的苦恼和郁闷，努力还原了孩子童心的稚拙与纯真。从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使得高洪波的诗歌具有长久魅力。刘琼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香”———刘御与金子美铃童谣创作艺术风格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4月）对中外这两位儿童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刘御的诗歌中成人的思想文化意识和儿童的叙事话语有着审美特质和自然的结合，而金子美铃的诗歌意境优美、感情细腻、想象独特，渗透着一种忧郁和寂寞。作者对金子美铃的诗歌分析比较到位，不过两位诗人的风格可比性不是很强。谈凤霞的《儿童文学的“无所谓”与“有所畏”———彭懿幻想小说批评》（《粤海风》2010年第2期）对彭懿幻想小说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其个别作品对于恐怖元素及爱情的表现，没有把握很好的尺度，会对小读者造成负面影响；有些作品的构思仿制西方作家；对幽默的追求有时陷于油滑；其作品的哲学式思考、人文性底蕴与世界经典幻想作品还有一定距离。对一些过度赞扬的评论者，作者也进行了批评，认为溢美无助于作家的进步。此文在赞扬声一片的儿童文学批评界有很重要的价值，体现出了作为文学批评者的勇气。对国外作品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徐莹的《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儿童成长的自我认同》（《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9月）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认为爱丽丝在兔子洞中经历了自我认同的焦虑，最终从认同焦虑中走出来，从而达到自我实现，文章角度比较新颖。宋卫琴的《<秘密花园>的象征意义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1期）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母性精神教化力量”的象征意象进行解读，认为这些意象起到了精神治疗和积极思想的魔力。王舜日、侯颖的《<女巫>的恐怖美学与情感指向》（《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认为达尔的《女巫》呈现出独特的恐怖美学特征，作者借助现实与幻想结合、心理描写、细写描写、加快节奏等艺术手法营造恐怖感，而同时又很好地把恐怖控制在了安全的范围内，紧张过后是温情的呵护。此外还有徐芳的硕士论文《<小王子>中“二元世界”的象征意义分析》（西南大学）等。

2.儿童文学本质及文体研究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现状

“孝”作为人类共同的感情，各个国家对孝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孝作为中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的厚重度、理论的系统性和其烙入骨髓的深刻性都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碰撞往往令教师措手不及，如何正确地阐释中华文化并为外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是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当深思熟虑的。当前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还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也是在文化因素的教学中有所提及。陈逸飞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孝”的教学设计》中为“孝”从汉字到文化的教学做了系统的设计。叶剑华的硕士论文《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范畴“孝”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通过对“孝”字义项的分析来阐释每个义项包含的文化蕴意。

韩笑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因素的选择时指出“我们的教材中应致力于宣传一种吸收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推崇个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追求平等积极进取的新的孝文化观。”刘冬冬在其硕士论文《针对中级外国学生的<论语>思想文化教材编写设计》中提及儒家“孝”思想的教学中应注重中西对比，其对《论语》的教学编排对“孝”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艳丽研究了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中孝文化的素材并探源其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分析了《训世评话》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编排特点，对于我们文化教材编著有很大启示。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成就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主体论，这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自觉。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在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已初露端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拓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不足

对外汉语中的孝文化研究还十分欠缺，尤其是针对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文化因素中有所提及。因此孝文化传播存在以下不足：（1）理论性不足。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导，缺乏理论会导致实践的无目的性和无计划性。对外汉语孝道缺乏理论研究，传播的原则、内容筛选、途径构建等皆缺少论述。（2）系统性不足。构建系统的传播模式和课堂教学范式是目前孝文化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3）实践性不足。对外汉语教学本身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孝道的教学如何正确合理地开展，需要研究者针对课堂教学实际制定可行的计划。现有的研究也未能注重中外的差异，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孝道传播做出合理的具体的扬弃和编排。（4）方法较单一。当前研究的方法单一，大多局限于文献研究法等常见方法，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如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从而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成果。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世界原住民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族群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为争取族群政治利益，保护族群传统文化，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复兴族群文化为使命，以拯救族群历史命运为己任，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从少到多，民族文学从粗糙到精致，文学创作也实现了从利益抗争到审美追求的超越。他们特色鲜明的文学创作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局面，生动地展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个性和精神风貌。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并对当代台湾文学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学创作完全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因而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以汉字进行文学创作，遂催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潮流，也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实现了本民族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文学创作也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形式逐渐发展为以小说、戏剧、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滥觞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等作品，1971年陈英雄将其作品集结为《域外梦痕》出版。但因其创作紧随当时官方“反共战斗”文艺主流话语，无形中遮蔽了民族主体性，因而未被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认同。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经受了台湾民主改革运动和“党外”社会运动的启示与刺激，政治利益诉求和山海文化经验在他们的文字中得以尽情展现，文学创作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独特的文学品质赢得了文坛不错的回响。新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俨然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在上世纪末甚至被视为“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坛兴起伊始，便引起了台湾岛内学者的注意，许俊雅、陈昭瑛、吴锦发、孙大川、蒲忠成等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开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黄铃华编，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和《台湾原住民汉语言文学选集•评论卷》(孙大川编，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标识的一批研究成果。随后，董恕明、魏贻君、陈芷凡、吕慧珍等博硕士研究生也先后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自1993至今岛内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①其中魏贻君的《战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台湾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董恕明的《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论述较为出色。由于岛内学者的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一度成为岛内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新宠，研究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孙大川的《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中外文学》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书写与民族/国家———论原住民文学》(《当代》1994年98期)和吴家君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1997硕士论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许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农族田雅各布的小说〈最后的猎人〉》(《文讯》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与性别书写———阿妈书写的叙事批评》(台湾辅仁大学2001硕士论文)、谢惠君的《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台湾屏东师范学院2004硕士论文)、潘泠相的《排湾族作家研究———以陈英雄、莫那能、利格拉乐•阿妈、亚荣隆•撒可努为对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5硕士论文)、廖婉如的《祖灵的凝视:瓦历斯•诺干作品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硕士论文)、侯伟仁的《拓拔斯•塔玛匹玛(Tuobasi•Tamapima)小说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以及简晓惠的《夏曼•蓝波安海洋文学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等，在文体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作品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硕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等等。从战后整个文学场域到具体作家作品，岛内学者的论述已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场式跟进，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但纵观岛内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批评观念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导致了他们难以用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诉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1］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威权解体、社会民主风气渐开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对“主流”和“中心”进行冲击与挑战。不同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族群之争和党派之斗，进而使作为“本土化”象征和“关键少数”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团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和“思想正确”的论述。这种现象必然显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导致有些研究者将“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问题”等同起来，有些论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场去思考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陈英雄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包寇•索克鲁曼、沙力浪、阿绮骨等，台湾少数民族拥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内容不同，写作风格迥异，文学追求不断超越，但岛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浓厚政治抗争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对前后期的作家多“视而不见”。政治的歧见必然会引发学术观念的偏见，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很难使论者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显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尽管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获得不少赞誉和殊荣，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更从八○年代以汉语小说、新诗与散文扩展了台湾文学的堂庑”［2］，但整体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引起岛内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视作一个“集合名词”来处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仅以泰雅族著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为例，其创作无论是诗集、散文或评论都已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吴晟所指:“至今尚未见到文学学者或诗文评论家，对瓦历斯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文学背景等等，有一篇较全面剖析探讨的论文，也就是说，虽然瓦历斯屡获文学奖，并没有相对的好的评论出现，和其他‘族群’的文学作品备受讨论比起来，这种漠视现象，一直令我纳闷不解。”［3］杨翠也指出:“关于台湾原住民书写的研究，比起汉族书写而言，一向是极其贫弱。”［4］更有学者如陈芳明之流口头宣称“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学渐渐在文坛上浮现，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加入拼图的行列。”［5］

但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研究却显得轻薄和轻率许多。在其首次涉及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后戒严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页，其中在不到三页的篇幅中，鸟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见无论是“台湾文学经典”还是《台湾作家全集》甄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固然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运用能力和艺术成就有关，但是否也与主流学者漠视与自大的心态有关呢?

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同样也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曾思奇的《台湾原住民的呼声———评久久酒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甦的《7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若干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为起始，大陆地区便展开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研究，其后吴重阳、岳玉杰、古继堂、曹惠民、朱双一、李瑛等学者有意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先后发表了《为台湾文学注入新血———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谈》(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2期)、《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朱双一，《台湾研究》1995年1期)、《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3期)、《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朱双一，《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发自台湾社会底层的呐喊———评高山族青年盲诗人莫那能的诗》(古继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2期)、《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曹惠民，《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1期)、《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李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近40篇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如周翔、王志彬、黄育聪、李娜、李晨、张晓妹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周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方忠、王志彬，《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论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王志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1期)、《台湾原住民论述:重构民族想像与多元敞开》(黄育聪，《华文文学》2008年4期)等学术论文。同时一些高校的博硕士研究生还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论文写作对象，如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研究》(华侨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王志彬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文学》(徐州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和张晓妹的《山海世界的构筑与重现———以台湾原住民布农和雅美族文学创作为例》(华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一些台港文学史著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留置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如白少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杨匡汉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和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琼的《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民族出版社，2008)等。纵观大陆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已从前期的印象式评介发展到当下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成果代表了大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民族出版社，2007)一书从台湾少数民族概况、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特点以及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介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著。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视阈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动态行程，并指出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文学属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既有长期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还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以说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台港澳文学、民族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得益于两岸频繁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所传承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融入这块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叉”的文学地带，开拓了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使得文学批评与研究深富生机与活力。陈建樾在分析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之困时，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低迷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学者缺乏台湾‘原住民’的实地田野调查经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大陆的相关研究只能围绕着台湾‘原住民’历史问题做文章，而台湾‘原住民’研究日趋史学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越来越被弱化和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