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图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

［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图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

［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理论

文化 生成 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133-0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文艺、哲学及大众文化领域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把握好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意义及本质，成为我们探讨文化（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理论，更是我们探讨文化生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文明观，而在这一社会文明观的影响下，精神分析的未来走向又是如何，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宗教、文艺、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使得这些学科精神分析化。这源于弗洛伊德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渊源是叔本华、尼采的学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病患者增多，到了18世纪末，精神病患者开始被社会承认与重视并得到了人文关怀与人道治疗，这为弗洛伊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弗洛伊德是学医的，他对精神病的解释及治疗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哲学、社会、医学的融合背景下，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深入反思和实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化见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病的治疗技术，二是潜意识的心理学说。其中，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弗洛伊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无意识”这个被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上。在他看来，心理学就是有关“无意识”的科学，人的精神过程就是无意识过程，而意识部分内容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因而并不重要。同时，无意识领域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这样一来，性的本能冲动就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主要就是寻找隐藏在病人无意识深处的病原，将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揭示症状的真面目，从而使患者的症状消失。这样的研究，便形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体系。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又有何关系呢？这正是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二、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内涵

（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文化

生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无意识。对无意识领域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人类文化、社会、道德、精神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不仅关心人、研究人，还以人为目的，一句话，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研究“人的文化”，进而从“人的文化”折射出“社会的文化”。因为，人的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精神疾病的反映。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早期，把人类的心理文化划分为三层，即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则把心理文化发展为人格文化学说。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无意识，是本能和欲望，它不为社会、不为个人意志所允许，往往被压抑在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智慧，正如孔子的“明德”理念，即人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德和智慧，人要擦亮之使其发挥作用。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性本能说，认为人的一切活动乃至文艺创作只是依赖于对人的本能欲望中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里比多”的摄取和表现。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超我”，是指挥“自我”向“本我”施加压力的最高层次的人格，一旦这种“超我”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人类完全可以用自我之手加以毁灭。可见，“超我”是后天的产物，产生于自然，但又不属于自然的范畴。

事实上，“超我”是由家庭、社会、文化、历史形成的对人内心世界的压力，是在漫长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中，在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积淀产生无意识，再由个体的无意识凝结成群体的无意识，从而最终形成超越个人力量的社会压力。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人有可能失去本真的自我，于是便出现今天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不同的自我。在文明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似乎也会成为一种大众的社会传统文化，并一步步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观念、习俗，成为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道德选择、信仰模式和思维方式，且深深地隐藏为人们的心理态势。可见，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定势，是人们思维言行生活情趣的规范，也是一种“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意识总是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并不为人所知晓，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非自觉的意识。

（二）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文化观

最初，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后来他把研究目标指向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上，并提出了有关的社会文化观点，这使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实现融合，由此而来，一种无意识的心理体系便发展成为一种人性哲学、文化哲学。同时，弗洛伊德还指出：“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显然，文化（文明）不仅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是由于自然界加给我们的那些危险，我们互相联合起来了，并创造了文明”。而文明产生的内在条件，则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特点。

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指出，文化（文明）与本能是相反的，文明就是对本能的超越与压抑。文明还要求限制人们的攻击性本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因而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类很难感到幸福。在弗洛伊德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抹杀了人类社会文化，因为它颠覆了人类社会文明。可见，弗洛伊德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尖锐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建立文明社会，丰富文化生活，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幸福，而实际上当代社会的文明离人类的幸福期望还具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而，弗洛伊德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的文化，正确对待人的各种本能，必须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既要满足人的本能需求，又要善于引导和控制这些本能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文明的积极作用，以此来达到解决文明中的冲突。如我们社会所实行的一夫一妻、禁止等制度，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限定人的性本能的范围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的重要内容。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文化、文明的发展，并看到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和差异。但他把文明与本能分裂开来，认为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否定、限制与压抑，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能总是以文明的形式表示出来，受文明的制约。同时，在文化（文明）的引导下，本能也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精神分析与文艺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虽然意味着本能的压抑，但这种压抑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这就涉及精神分析理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的功能就在于使读者和作者所受本能欲望的压抑都得到补偿或变相的满足。一切文艺作品都和梦一样，是欲望的化装，是一种弥补。实际生活上有缺陷，在想象中求弥补，于是才有文艺。这样，文艺创作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文艺观的基本观点是：文艺本身是在某些受压抑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是某些无意识冲动的升华，是得不到满足而转入其他排遣途径的性能量的创造物。因此，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而文艺作品则是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它使人获得一种无意识的满足，从而使压抑的本能得到了一种健康的满足。可见，弗洛伊德的文艺观一方面是提倡无意识，另一方面是主张幻想，从而形成了新颖的文艺心理系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艺观并不是从社会生活而是从个人心灵中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否认了现实生活对个人心理及文艺的影响，又把艺术完全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种文艺观使文艺脱离了现实，走向虚无缥缈，最终对文艺是有害的。

三、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现代精神分析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建立的精神大厦的框架内，那么，精神分析的未来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是“适应性”的概念。“适应性”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整个框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适应的才是健康的”。因此，人们便发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适应自己发展的东西，而适合自己的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人才获得一种真实的健康，而不是失去适应而进入一种“亚健康”状态。

其次，是精神分析的生物学趋势，即人的心理活动接近于动物习性。但是，把人“生物化”也是一种危险，如用克隆人去发动战争，这与今天美国研究的用机器人去发动战争一样，最终会毁灭人类的社会文明和物种文明。

最后，是东方哲学引导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者说是精神分析被东方哲学生活化。东方哲学的起点是整体观，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而精神分析在方法上基本是分裂的、破坏性的，强调的是主客观分离。可见，现代精神分析中的一些系统观点，无不受东方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总之，精神分析实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极是分裂性的，一极是强调整体和综合，甚至是整合。但更大的希望在于精神分析与东方哲学的融合，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东方。当然，这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也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未来在西方。但作为东方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肩负起精神分析未来发展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4]包华富.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车文库.弗洛伊德主义评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6]杨一涛.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一点新认识[J].外国文学研究，1997（2）

[7]王树洲.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5（1）

[8]王光荣.弗洛伊德社会文化观述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9]张宁.精神分析学一个重要概念演变的文化意义[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10]余祖伟.精神分析理论与现代社会文化[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精神分析；中国国情；精神分析的中国化

在世界心理学体系中，精神分析作为主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同时，精神分析作为现代一个别具特色的心理学流派，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实践和著述生涯中创立的，这是一套独特的方法和理论，自由联想，梦的解析，过失的机制，自我的心里防御机制，超我的形成等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内心世界的看法，也导致了人们观察自身的方法的深刻革命；而且，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心理学的领域，可以说，举凡20世纪的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无不打下了精神分析的烙印。

那么，在将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今天，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对精神分析这一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完全照搬呢？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自身的发展和领域的拓宽本身已证明完全照搬的不可能性，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的分裂（以阿德勒、荣格为代表），其本身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如弗洛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力图把整个社会纳入精神分析的视野而创立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后来哈特曼、艾里克森为代表自我心理学等，也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任何心理学都是以本土文化圈的心理文化来理解、解释和干预人的心理生活的，正如西方心理学包括其学派和理论均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他们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适用于西方人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种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制约着心理学全部研究对象及其理论构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感到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那么，是否又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绝对排斥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心理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如传统中医一样，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医典中就记载有600多个心理治疗的案例。中国传统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理论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体是内外统一的整体。因而十分重视大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2）“形神相即”的身心观，从形（躯体）神（精神）密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认为治疗疾病不仅要治其身，更要治其心。3）“医国——医人——医病”的治疗模式：“上医医国（指社会因素），中医医人（指心理因素），下医医病（指躯体因素）”。在上述观点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心理治疗有着许多具体的方法，如：1）开导劝慰法。核心是“告”（告诉），“语（讲清）”,“导（引导）”，“开（指出）”，用精深的道理劝导，与现在支持性心理治疗极其相似。尽管它们并不十分完善。2）以情胜情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相应所能克服的另一种情志，比如五行中“怒胜思，悲治怒，喜治悲”等。3）习见习闻法。核心是通过反复习惯的方式，使受惊敏感的患者恢复常态的心理治疗（现代的系统脱敏法）。每种方法各有千秋，不一而足，精神分析这一纯粹源至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还能在如此众多的中华瑰宝中拥有一席之地吗？

自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逐步引入中国，据查证，精神分析学说于本世纪20年代已传入中国，后来可能因战争原因，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它。解放初期，心理学在我国虽然一度有所发展，但在“”中却被当作是“唯心主义”遭到批判，精神分析更是在劫难逃。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关于心理治疗的外国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初精神分析学说还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热潮。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精神分析，但却有很多人在自己未曾深入学习的情况下撰写文章，对精神分析口诛笔伐，严加批判。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心理医生没有机会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在80年代初，中国心理医生最先接受并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行为疗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家到中国讲学，特别是1988年首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办，以及现在的德中心理治疗学院在中国举办的“德中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开展，才使一部分中国心理医生得以有机会跟随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受到精神分析的训练。钟友彬先生所著的《中国的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堪称中国的第一部精神分析的著作。继之，又有很多专家，学者专注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国际ipa的成立，霍大同（中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家）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成立等等，使得在目前常用的心理疗法（行为，认知，精神分析和森田疗法等）中，精神分析位居第四位。以下具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精神分析这一源自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引进国外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心理活动方面，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主要是存在于语言、文化、习俗、等心理活动的内容方面，但在心理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规律方面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所以精神病学被引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普遍适用的；精神分析的症状学解释是完全成立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是共同的，比如强迫性洗手的仪式化背后是所引起的焦虑；躯体的麻痹感与性的压抑有关；性的因素在中国人的人格与症状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进入分析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它们大多与性创伤或两性关系方面的挫折有关，这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在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明显存在着子女指向异性父母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被惩罚的道德焦虑，这与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的基本思路是匹配的；青春期或成年期的问题是对童年期创伤的重复，早期经验对于人格和症状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过去是现在的原因”，印证了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立场。

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临床经验和中国各种文献中的确也发现了不少超出传统精神分析框架的新的材料。

在中国，由于我们目前还未找到一个类似俄底浦斯王那样的广为人知的神话，所以俄底浦斯情结是否也是中国人的核心情结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霍大同先生将其称为代情结，以有别于弗洛伊德说的性情结。代情结并不否认性的重要性，基本思路仍然是研究由“代”与“性”的冲突而构成的三角关系，与俄底浦斯情结一致。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个体而言，是处在一个庞大的代际关系的网络中的，这种代的约束极大地压抑了性的自由。中国的文化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产物的传统的大家庭结构较之于西方的家庭结构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家庭中，祖母、祖父或者外祖母、外祖父在人格形成中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父、母亲；此外，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与独生子女这一全新家庭形式（主要在八十年代以后）中长大的个体在人格类型上有明显的差异；母亲作用的突出地位：从古代文献和我们的临床材料均可发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母亲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父亲的介入似乎相当晚。在这里，似乎有悖于规则由父亲给予的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解释。

关于无意识理论，东方文化中已有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尤其是佛教（也包括道教）对无意识有相当系统的论述。儒、释、道是中国文化中的三大传统，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发现和自我领悟。希望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和把握自身，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传统上中国人将大量的能量投向内心，关注自己的梦、情感与症状性的苦恼，同时也喜欢以一种语言的方式（诗歌等）来表达内心的感受，这与通过言说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有相通之处。

如果把精神分析放在更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审视会发现，它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到的天人关系、心物关系、心气关系、人生境界等，其实也大都是在描述细身心层面的感受。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简单，嗜欲稀少，心态相对平稳和谐，易于觉察到自然和生命一体律动的内在脉搏，对于中医及儒道描述的细身心层面理论有切己体验，自然容易认同。经过东方百年的屈辱史后，西方物方人通过精神分析超越了机械理性经验束缚，在个人心灵感受中体会到东方文明具有的深刻底蕴，转而向东方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根；已经被西化的中国人同样也可以利用精神分析做到这一点。（我们目前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已经对此有了初步证明。）而且，作为祖先文明的天然享有者，我们更是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优势，理应比西方人走得更远，挖得更深。

随着精神分析的引入并与中华传统文明成果相结合，随着国人深层心灵经验日益丰富，被近代欧洲强大技术文明所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物质力量洗礼后，其真正的精华将被全面发掘出来。与以前“拿来主义”不同，这次我们是与西方人携起手来，共同寻找人类的无意识。

对于精神分析这门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的、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科而言，进入中国这一异文化的国度，都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为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考，但同时也为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要让精神分析在中国所特有的无意识土壤上生根、开花，当务之急，还在于广泛开展对精神分析发法的研究和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1]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m].语文出版社,1999.

[2]（美）马塞勒等著，任鹰等译.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奥)佛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5]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美)罗伯特.厄萨诺等著,杨华渝译.精神分析治疗指南[m].北京出版社,2000.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精神分析;中国国情;精神分析的中国化

    在世界心理学体系中,精神分析作为主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同时,精神分析作为现代一个别具特色的心理学流派,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着述生涯中创立的,这是一套独特的方法和理论,自由联想,梦的解析,过失的机制,自我的心里防御机制,超我的形成等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内心世界的看法,也导致了人们观察自身的方法的深刻革命;而且,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心理学的领域,可以说,举凡20世纪的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无不打下了精神分析的烙印。

    那么,在将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今天,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对精神分析这一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完全照搬呢?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自身的发展和领域的拓宽本身已证明完全照搬的不可能性,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的分裂(以阿德勒、荣格为代表),其本身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如弗洛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力图把整个社会纳入精神分析的视野而创立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后来哈特曼、艾里克森为代表自我心理学等,也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任何心理学都是以本土文化圈的心理文化来理解、解释和干预人的心理生活的,正如西方心理学包括其学派和理论均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他们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适用于西方人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种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制约着心理学全部研究对象及其理论构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感到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那么,是否又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绝对排斥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心理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如传统中医一样,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医典中就记载有600多个心理治疗的案例。中国传统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理论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体是内外统一的整体。因而十分重视大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2)“形神相即”的身心观,从形(躯体)神(精神)密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认为治疗疾病不仅要治其身,更要治其心。3)“医国——医人——医病”的治疗模式:“上医医国(指社会因素),中医医人(指心理因素),下医医病(指躯体因素)”。在上述观点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心理治疗有着许多具体的方法,如:1)开导劝慰法。核心是“告”(告诉),“语(讲清)”,“导(引导)”,“开(指出)”,用精深的道理劝导,与现在支持性心理治疗极其相似。尽管它们并不十分完善。2)以情胜情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相应所能克服的另一种情志,比如五行中“怒胜思,悲治怒,喜治悲”等。3)习见习闻法。核心是通过反复习惯的方式,使受惊敏感的患者恢复常态的心理治疗(现代的系统脱敏法)。每种方法各有千秋,不一而足,精神分析这一纯粹源至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还能在如此众多的中华瑰宝中拥有一席之地吗?

    自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逐步引入中国,据查证,精神分析学说于本世纪20年代已传入中国,后来可能因战争原因,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它。解放初期,心理学在我国虽然一度有所发展,但在“文革”中却被当作是“唯心主义”遭到批判,精神分析更是在劫难逃。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关于心理治疗的外国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初精神分析学说还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热潮。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精神分析,但却有很多人在自己未曾深入学习的情况下撰写文章,对精神分析口诛笔伐,严加批判。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心理医生没有机会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在80年代初,中国心理医生最先接受并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行为疗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家到中国讲学,特别是1988年首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办,以及现在的德中心理治疗学院在中国举办的“德中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开展,才使一部分中国心理医生得以有机会跟随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受到精神分析的训练。钟友彬先生所着的《中国的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堪称中国的第一部精神分析的着作。继之,又有很多专家,学者专注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国际IPA的成立,霍大同(中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家)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成立等等,使得在目前常用的心理疗法(行为,认知,精神分析和森田疗法等)中,精神分析位居第四位。以下具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精神分析这一源自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引进国外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心理活动方面,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主要是存在于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心理活动的内容方面,但在心理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规律方面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所以精神病学被引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普遍适用的;精神分析的症状学解释是完全成立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是共同的,比如强迫性洗手的仪式化背后是手淫所引起的焦虑;躯体的麻痹感与性的压抑有关;性的因素在中国人的人格与症状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进入分析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它们大多与性创伤或两性关系方面的挫折有关,这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在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明显存在着子女指向异性父母的性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被惩罚的道德焦虑,这与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的基本思路是匹配的;青春期或成年期的问题是对童年期创伤的重复,早期经验对于人格和症状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过去是现在的原因”,印证了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立场。

    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临床经验和中国各种文献中的确也发现了不少超出传统精神分析框架的新的材料。

    在中国,由于我们目前还未找到一个类似俄底浦斯王那样的广为人知的神话,所以俄底浦斯情结是否也是中国人的核心情结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霍大同先生将其称为代情结,以有别于弗洛伊德说的性情结。代情结并不否认性的重要性,基本思路仍然是研究由“代”与“性”的冲突而构成的三角关系,与俄底浦斯情结一致。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个体而言,是处在一个庞大的代际关系的网络中的,这种代的约束极大地压抑了性的自由。中国的文化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产物的传统的大家庭结构较之于西方的家庭结构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家庭中,祖母、祖父或者外祖母、外祖父在人格形成中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父、母亲;此外,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与独生子女这一全新家庭形式(主要在八十年代以后)中长大的个体在人格类型上有明显的差异;母亲作用的突出地位:从古代文献和我们的临床材料均可发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母亲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父亲的介入似乎相当晚。在这里,似乎有悖于规则由父亲给予的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解释。

    关于无意识理论,东方文化中已有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尤其是佛教(也包括道教)对无意识有相当系统的论述。儒、释、道是中国文化中的三大传统,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发现和自我领悟。希望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和把握自身,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传统上中国人将大量的能量投向内心,关注自己的梦、情感与症状性的苦恼,同时也喜欢以一种语言的方式(诗歌等)来表达内心的感受,这与通过言说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有相通之处。

    如果把精神分析放在更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审视会发现,它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到的天人关系、心物关系、心气关系、人生境界等,其实也大都是在描述细身心层面的感受。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简单,嗜欲稀少,心态相对平稳和谐,易于觉察到自然和生命一体律动的内在脉搏,对于中医及儒道描述的细身心层面理论有切己体验,自然容易认同。经过东方百年的屈辱史后,西方物方人通过精神分析超越了机械理性经验束缚,在个人心灵感受中体会到东方文明具有的深刻底蕴,转而向东方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根;已经被西化的中国人同样也可以利用精神分析做到这一点。(我们目前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已经对此有了初步证明。)而且,作为祖先文明的天然享有者,我们更是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优势,理应比西方人走得更远,挖得更深。

    随着精神分析的引入并与中华传统文明成果相结合,随着国人深层心灵经验日益丰富,被近代欧洲强大技术文明所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物质力量洗礼后,其真正的精华将被全面发掘出来。与以前“拿来主义”不同,这次我们是与西方人携起手来,共同寻找人类的无意识。

    对于精神分析这门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的、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科而言,进入中国这一异文化的国度,都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为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考,但同时也为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要让精神分析在中国所特有的无意识土壤上生根、开花,当务之急,还在于广泛开展对精神分析发法的研究和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1]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M].语文出版社,1999.

    [2](美)马塞勒等着,任鹰等译.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奥)佛洛伊德着,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5]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美)罗伯特.厄萨诺等着,杨华渝译.精神分析治疗指南[M].北京出版社,2000.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精神分析 批评方法 美学理论 哲学

引言

艺术批评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其理论根据和方法来源脱离不了对当代艺术创作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这些思想流派的主要源流是西方启蒙主义兴起后产生的两大思潮，即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前者以人为本，强化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后者偏重于理性，希望用科学逻辑来认识世界、解释规律。现代性是伴随二元对立产生的，如康德的优美与崇高的对立；尼采“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对立等，在这种对立矛盾中，人开始发现自身主体性的价值，从对客体的崇拜与再现回到对主体性的反思与表现，艺术在其间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媒介，审美思想的变化也表明人在不断寻找本源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艺术批评思路正是在这样的美学思想变化下，不断调整和改变的结果，将审美活动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特征

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将“表现”作为一个起点，以对客体世界的无视、否定和人类主体性的凸显为核心。艺术的方式不再是对一个客观的自然对象的模仿，而是主体独立创造或构成形式的呈现。艺术与审美获得独有的根基和独立的形式，不再凭借外部的权威（自然、神性、集体）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浪漫主义的从主观性向主体性的转化使艺术成为生命实体，从而去寻找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以生命主体为哲学根基的美学思想――如从狄尔泰、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到伯格森的绵延说和创化论、沃林格的抽象艺术意志论，再到克罗齐“直觉即表现、表现即创造”的理论和佛洛伊德本我与潜意识的精神分析理论等，均将生命本身的原创力（originality）放到艺术创作的核心，把艺术视为生命本身的同一性活动，是生命的升华。

现代主义美学分为两个交叉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确立“表现”作为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内在原则，回答了“‘表现’原则所依据的本源是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移情说、生命哲学美学、抽象艺术意志理论、精神分析美学、直觉表现说等；第二阶段，确立了“表现”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回答了“艺术最终实现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论、英美新批评派文本理论、完形心理美学、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形式哲学美学等。延续形式美学与实证美学同唯意志论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分离出形式结构与人文社会两条泾渭分明的理论流向，也出现精神心理这样从实证走向对非理性的讨论的思想线索。

精神分析美学及其代表人物

走得更远、影响更深的是精神分析美学，它分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荣格等的精神分析以及拉康和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精神分析筛鼋锥巍G罢呷妨⒘宋抟馐对谌说木神构架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对无意识精神架构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关系的分析，向其他人文社会领域辐射；后者把结构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引入精神分析，产生了深具后现代性质的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从研究方法上借助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科学主义的一些特征，它和医学及生物学的原则有所交叉，但当其跨入纯粹的精神和文化的领域时，就不得不与实证科学的精神发生分离，而成为披着科学和美学外衣的表现主义理论。

在回答“表现”的本源的问题上，从实验心理学出发的精神――心理批评思路，如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由视觉审美心理为一种器官运动的内模仿理论发生一定程度的偏转，得出美不可能是客观的而是存在于观照者心灵与观照对象发生的共鸣时的结论，故而审美观照应是一种主观活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在美与性的结合上承袭了尼采的一些思路，他认为性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和社会的成就具有最大贡献。其后，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①的结构替代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的结构。本我是被压抑的原始本能，相当于潜意识。超我是幼年时由对父亲或是母亲的自居作用生成的理想自我和良心，为自我建立好坏、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社会的理想与价值观也是由超我传递到后代。自我在本我之上、超我之下，其任务就是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并试图以现实原则取代本我中的快乐原则，其功能就是自我保护。对本我的压抑就是通过对自我的控制来实现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方面都具有自主的人格，本我虽具有本源性，但自我取代了它成为中心。从某种程度而言，弗洛伊德将压抑合法化，被压抑的力的能量成了文化、艺术等创造性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来源于不断出现的个人为公共利益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这种促使本能冲动舍弃直接获得满足的目标，转向其他更为高尚的社会目标的状态，弗洛伊德称为升华，并认为艺术和审美就是通过压抑获得的动力。自主性无意识成了艺术创作的本源，创作主体不再是具有意识的作者，作者自身只是受无意识力量左右的被动工具。在这种无意识的自主状态下，艺术创作就是古代神话运作中的“神性的迷狂”，弗洛伊德将这种“神性的迷狂”视为一种最高的创造力。他认为，幻想是本能或者无意识领域所保留的对付压抑和痛苦的有效特权。幻想被艺术家所拥有，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内容。在普通人那里，它则以梦（白日梦和夜梦）的形式出现。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与梦、游戏联系起来，对儿童就是游戏，对成人则是幻想。艺术家与作家的敏锐知觉能帮助他们透视他人的潜在情感，揭露其潜意识心灵，而他们仍要对幻想加以美学规约，这样或许将减弱其表现无意识的力度，但允许在艺术中出现本能的越轨表现。可见，无意识的自主性和其自行对于对象的创造才是精神分析美学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真正内在动力和根基。

弗洛伊德将审美和艺术置于非理性的本能之下，摆脱了道德和理性的束缚，将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同弗洛伊德一样，给予无意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他对形而上的本体不感兴趣，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限制了力比多（libido）的概念范围，而将历史文化传承和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纳入观察视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认为这是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层次，并来自先天的存在。荣格认为原始人将心理活动“客体化”，诞生了“集体无意识”，这个过程是集体的、客观的、历史的。他强调集体无意识是超越个体的，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先验存在的心理存在，它也像意识一样有知觉、感受和思维，也同样具有目的和直觉。荣格同时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其呈现或者存在形式就是“原型”（archetype）或者“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他的原型概念受宗教和哲学两方面启发，如宗教讲上帝造人，上帝即为人的原型；柏拉图讲，世间万物都是按照理式仿造而成的，理式即为万物原型。荣格就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本能行为的模式’。”②他归结出原型的三个特点：①原型具有自主性；②它不断从隐匿中复合并不断重复；③它被激发后具有强制性。为了说明原型的概念，荣格把神话研究中的“母题”关联起来，他认为神话、传说、宗教圣迹、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自画像。他指出，梦是我们象征系统知识的主要来源。③无意识不会以理性语言来描述自己，只有用象征的言语来言说；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各自有不同的象征语言，后者意义更为深广；所有原型都是真正、真实的象征，无法用符号和语言彻底翻译和描述，它们含糊暧昧、不可穷尽。荣格对象征的理论分析，改变了象征只是作为修辞学范畴的历史，扩展了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认识，并由此发展了原型批评的理论。

荣格在谈到集体无意识对艺术和审美活动发生作用时，选用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为例。他认为，当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在诗人或艺术家的无意识世界里被激活时，它们就构成一种有自身生命的东西，这就是“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它是艺术家心里分离出的一部分，在意识之外，即可表现为对意识活动的干扰，又可表现出一种权威性，驯服自我去完成它所设定的目标。

荣格还从精神分析角度将艺术家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进而把艺术创作分为心理学型和幻觉型两类。按照荣格的解释，心理学型的创作类型主要局限于生活经验的范围，可以被意识所理解；幻觉型的艺术则针对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构成的艺术领域，其不依照日常经验，超越人的情感和理解范围。心理学型和幻X型艺术创作的划分正是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意识的分野，凸显了现代艺术转型期的审美变化。

雅克・拉康（Jaques Lacan）是继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他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是以结构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础的文化――符号阐释学，这是他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区别。拉康通过人对追逐镜像的幻觉和“能指覆盖所指”命运的揭示，为后现代的思想注入悲剧和虚无的底蕴，以符号秩序、想象秩序和真实三方面构成的人类存在之境，隐含着人类面对现代社会困局的某种启示。

精神分析美学对艺术批评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与荣格对语言隐喻、符号象征背后隐藏的本能冲动的揭示，成为“语言转向”的一条路径，影响到其后的艺术批评及思想理论。在受形式美学和实证美学影响产生的形式――结构思想路线中，更是将形式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加以研究和考查，摈弃传统批评中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思路，将艺术批评从社会历史的外在性转向文学艺术的内在性。在这一线索下，影响了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的形式艺术论、文本美学、结构语言学、新批评理论、分析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艺术批评及其理论思潮。“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先决”“艺术即媒介”等著名的批评学说在此基础上依次出现，构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美学流派百家争鸣的格局，精神美学分析成为20世纪重要的批评理论及方法的基础，对西方和中国艺术批评的体系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弗洛伊德著，傅雅芳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②荣格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6页。

③荣格著，张月译：《荣格：人及其表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弗洛伊德著，张唤民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作家与白日梦》，知识出版社，1987。

[3]张德兴：《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 文学批评 弗洛伊德 西方文学思潮 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 farewellto 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 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精神分析；欲望；政治意识；所指

引言：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结论部分写道“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1]伊格尔顿试图提醒读者，如同不存在纯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理论总是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总是有时代社会的烙印。笔者受到伊格尔顿启发，试图从政治批评的角度重新勾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由此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与社会政治有关联的理论系统。

一、从弗洛伊德理论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弗洛伊德的理论围绕一个中心矛盾展开，即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冲撞。在这里，现实原则是现实社会秩序对人性的压抑。在现实社会中，人不能够完全遵循自己的意愿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遵循社会的秩序理应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然，在弗洛伊德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到达最内层的意识，我们永远在无限接近却又无法触摸，这就是隐藏人望根基的无意识领域。如果无意识领域的成分一直被压抑会得“官能综合症”，只有通过将个人私欲的无意识领域升华宣泄，导向更有价值的社会目标，这样一来，个人情绪得到了宣泄，避免了陷入精神疾病的困境，社会政治秩序也得到了有力的维护。由此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携带政治性的。

首先，精神分析起初目标并不是专为文艺批评而存在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以谈话治疗的方式排遣精神病患的压抑，从而获得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秩序所允许成为的人的资格。在进行谈话治疗的时候，精神病患者有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绪转移到精神分析者身上。比如患者在现实中受到了家庭暴力，那么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患者有可能将分析者当做施暴人。这种情况之下，精神分析者有可能受到患者无意识领域的攻击，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病人是最逼近无意识领域的一类人群。另一方面，精神病人这些攻击性的举动正是其无意识领域压抑成分的外显，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些外显的攻击性举动窥探到病者的无意识领域。在无意识领域，分析者找到病者的病因，从而安抚相关的无意识躁动因子，排遣不安，达到治愈目的。这正是谈话治疗发生作用的原理。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特意为了文本分析而存在的理论，而是有医学上的心理分析的目的和疗效。而到后来，精神分析怎样被引入文学文本的分析并发生作用暂且不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上个体不安灵魂的抚平，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个体心理健康的引导。或许没有哪一个文艺理论有如此直接功效，能够抵达人的无意识领域，针对性的进行病理分析。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恰好做到这一点，治疗精神病患，最大限度的抛弃了文学理论与现实无关的论调，关注社会个体，稳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与社会政治秩序最为直接相关的一套理论。

其次，精神分析理论中凸显了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也即社会结构、社会道德、社会法律等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对凌乱狂奔的无意识私欲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恰好是社会政治性在个体身上的最大体现。弗洛伊德在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时候认为，在早期，儿童由于吸吮举动对母亲有着天然的依恋，父亲出场使儿童心理受到威胁。此时，儿童也意识到除了自己和母亲的身体之外，还存在广阔的外在世界。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也不是停留在幼儿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形成幼儿――母亲――父亲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儿童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无法无天的占有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受到父亲这个现实存在的压迫的。当然在家庭网络中，父亲还只是单一的压抑，但是随着儿童的成长，父亲这个角色逐渐变成一个符号，象征着现实社会中对于自身无尽欲望的阻挡。在成长后进入现实社会中，每当现实原则对于自己快乐原则产生压制冲撞之时，儿童都在无意识领域感受着儿时母亲被父亲抢夺时候的痛楚。但就是这种痛楚使得儿童逐渐接受现实原则对于自己无法无天的快乐原则的压抑，而逐渐隐藏不被社会秩序所接受的欲望于无意识领域，最后到儿童自己都忘了这些私欲的存在。直到这时，儿童终于从过去那个有着施虐倾向的无法无天的个体，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结构、政治秩序所接纳的良好公民。

第三，精神分析的最终指向不尽然是个体的幸福指数，而是指向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当然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企图透过个体对于幸福快乐等个体私欲的追寻窥探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性问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后期走向悲观主义的论调，他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类生存状态生发怜悯，这种怜悯的心态更是将快乐原则与现实冲撞上升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撞不仅是个体的困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困苦， “一个建筑在欲望的压抑和满足的推迟之上的文明强加给这个人类一些几乎无法忍受的要求，而这个人类就是在这些要求之下含辛茹苦。”[2]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分析，明确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从而更好地找寻幸福感。可是，无时无刻不被压抑的欲望使无意识领域扩大到无疆无际，而人类真正自由活动的领域则变得愈发狭隘。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导人们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更加升入到了社会文明的反思，这个备受压制度压抑的现代社会究竟能承载多重的负荷？

二、从拉康的语言分析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事实上，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语言学解读也是站在政治批评的视角进行的。拉康是后结构主义大师，他重新言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其政治性更为彰显。而在分析之时，拉康主要是从语言结构与无意识的对应关系来展开的。

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提出，语言是能指和所指的固定粘合。而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则认为，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并不是固定粘合的，能指背后的所指也是不定的。语言符号背后存在的不是固定的所指意义，而是一连串的欲望填补。因此，在拉康看来，语言符号最强大的功能就是代替作用，“代替对于事物本身的某种无言的直接占有”[3]。有了语言，我们可以不像斯威夫特的拉普它岛民那样，背着一个装满所有事物的大袋子，和人交流就是将袋子里的事物直接拿给别人看。语言虽然可以填补人类欲望，为人类服务，但是“语言也并不是我们可以自信操作的工具，却是从里面分割我们的东西，语言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它总是已经在位，等着为我们指定我们在它里面的种种位置。”[4]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我们说出的语言仅仅只是一连串的符号，它不仅表征着不在场的事物，由此填补不能真实拥有的欲望，同时，这语言背后也是一连串的意识形态。带有意识形态的语言已经为我们排好座位，等着我们主动进入语言的圈套。

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领域也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无意识和语言所指有着相像性，它是不固定的，也是难以逼近的。所以拉康说“无意识是所指在能指下的滑动”[5]，无意识和语言的所指一样，永远在接近，但永远无法真正触摸。无意识的难以捉摸不仅是因为它深埋于内心，更因为它存在于各个社会个体之间，存在于庞大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并且不断滑动变化。

人类能够条理清楚说话，是将流动的语言所指暂时钉到固定的能指上去，这是社会交流的需要。无意识对应语言所指，凌乱奔走，流动肆虐。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恰好要扼杀这些凌乱奔走和流动肆虐从而使一切井然有序。因此，意识生活正是暂时压抑了凌乱狂奔的无意识，如同语言能够让人正常交流一样，使得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作。

三、伊格尔顿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在伊格尔顿看来，精神分析对于文学批评有很大帮助，而运用精神分析来阅读文本无容置疑的带上一层政治性的眼光。这就牵涉到一个“潜文本”的概念。潜文本就是存在于实际文本之下的潜在意义，它既是文本中人物没有说出的话，没有做出的事，也是故事人物之间没有标明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将人物置于这样的潜文本所表征的社会网络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冲突。可以说，精神分析所诠释的人物心理与潜文本所表征的政治性是密不可分的。

精神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创作作品时候的心理状态，提供最接近作者原意的阅读。精神分析运用到对文本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也是大有用处。透过文本的精神分析，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接触到故事情节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举止行为。伊格尔顿具体分析了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如果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候，意识到小说中的父亲不仅是父亲，也是底层无产阶级的符号，而母亲不只是母亲，而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儿子便是年轻具有艺术气息的形象符号。单是这样还不足以呈现精神分析的政治性，恰好在劳伦斯写作完成的那年，底层矿工举行了英国最大的罢工。这种政治性色彩渗入到了小说中父亲的角色，带有对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怜悯。因此在写作儿子与母亲之间那种暧昧关系时候，作者是有着纠结矛盾的内心的。精神分析为接触作者的创作心境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与此同时，精神分析也将故事人物置于真实的政治社会生活，虽然小说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写出这样一层社会现状和社会网络，但是读者将未表明的“潜文本”带入到存在的文本之中，正是政治批评在起着推动作用。

我们在阅读之时，不单可以关注文本，政治批评启示我们可以关注代表社会语境的潜文本。在阅读之时，不单可以读故事中的已经表明的故事情节，精神分析启示我们可以关注人物的心理斗争。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人物心理只有置于潜文本的语境之下才得以完美诠释，精神分析置于政治批评之下更能彰显其生命力。这也是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所揭示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中最大的政治性。

结语：正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一直秉持的态度，精神分析虽然最初不是用于文学批评，但是如同其他文艺理论一样具有政治批评性质。从建构理论的目的、中间的诠释过程、以及最终的价值指向都是具有政治性的。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又将精神分析在语言符号背后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政治性批评。伊格尔顿则看到精神分析与潜文本的相互呼应。这一切都是精神分析与政治性的密切结合。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6.

[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2.

[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6.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  文学批评  弗洛伊德  西方文学思潮  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 farewellto 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 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性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性欲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性欲。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平反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诠释学；精神分析；主体考古学；自我反思

一、引言

诠释学本来是一种哲学观念，后被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引入心理学，并在古典精神分析学中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诠释学哲学经过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和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进一步发展，由古典诠释学发展为现代诠释学，特别是利科将其与现象学、结构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融合了起来，使之与现象学一起构成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立。诠释学哲学本身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哲学，它趋向于人的价值和对意义的整体把握，关注人的生命、情感、动机和人格等问题，奉行非理性主义的路线，遵循价值负荷说。同时由于精神分析自身对于理解和解释的重视，以及精神分析所蕴含的深远的文化解释功能，使之备受不同时代的诠释学家的推崇。因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上的一致，使诠释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有了更广阔的对话空间和更多的共同语言。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诠释学家利科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解读，阐明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价值。这一解读结果不仅在他们各自的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后人从哲学和文化的视角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主体考古学：利科对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利科是20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法国诠释学学派的创始人，在诠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基督教神学等各种理论领域均有建树。他从哲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进行的解读，既重新阐明了精神分析的认识论意义，也对现代诠释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1.精神分析是关于人的理论并具有认识论意义

利科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做哲学、当做关于人的理论加以解读，并将其纳入诠释学的哲学化发展轨道。他认为，精神分析对于文化的解释是对于人类想象的最新颖的解释，这种解释使精神分析学同以往的一切对于“人”的说明相区别。利科把自己同马尔库塞等人对于弗洛伊德的人学理论的研究相区别，重点讨论弗洛伊德理论的哲学意义，它的认识论价值及其可靠性。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利科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受到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局限而误解了这门学科的认识论性质（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一致）。利科认为精神分析学是科学与诠释学的一种混合物，它“更像历史学，而不像心理学”。（李幼蒸，1996，p.231）他强调，自己在写《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下文简称“《论解释》”）一书时，主要抓住了弗洛伊德著作中那些最思辨的东西和他对其实践进行思辨的思想。而且他深信，“弗洛伊德的理论著作并未达到其发现的高度”，所以他说“在（精神）分析中有某些独特的见解，涉及能检验、非证明的真理的研究。”（李幼蒸，1996，p.231）

由此可见，利科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置于认识论的高度来加以理解和研究的。

2.精神分析是一门注释性的艺术

利科把精神分析视为反思诠释学的典范。他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门注释性的艺术，它所关心的是通过解释表面现象而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由此在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创造一种被分享的理解。”（Buxton，1985，p.243）对于诠释学关于意义的揭示一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诠释学是以一种信息的方式使解释者获得本来的意义。这种诠释学依赖于信心和想听的愿望，它的特点是认为符号揭示了某种秘密。另一种观点认为，诠释学以一种伪装的方式把非神秘化的意义传递给解释者。这种诠释学依赖于猜测，依赖于对所给予的东西的怀疑，它的特点是怀疑符号掩盖了事物的真相。利科认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运用的正是后一种诠释学。因而利科把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并称为“三位伟大的怀疑大师”。认为从他们开始，“理解成了诠释学：从此以后，寻求意义就不再是详述有关意义的意识，而是译解意义的表达物”。（李幼蒸，1996，p.231）因而有关意识的问题成了显在事物与隐在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

对于利科而言，“精神分析学的正当对象是意义的效果——症状、错觉、梦、妄想——经验心理学只能把它们当成行为的片断。对于分析家来说，行为则是意义的片断。”（李幼蒸，1996，231）因为精神分析学所谈的事实与自然科学所谈的事实完全不同（后者的事实来自操作程序，前者的事实来自解释程序），而是与语言性文本的观念类似。他认为，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牵涉双重关系：它是语言整体的一部分，又是言谈者思想的一种表达。这种把语言领域与思想领域分开的做法，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都有具体的表现。弗洛伊德区分了“物的呈现”和“词的呈现”。前者与视觉印象、概念相连，属潜意识范畴；后者与听觉印象相连，处于前意识水平，可以获得意义。而拉康所使用的能指与所指，正是语言与意义或语言与思想内容的关系。

在利科看来，语言分析的根本任务就是说明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意义表达”的活动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诠释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作品的语言分析，发现其中所论述的概念及论证过程的意义。利科认为，弗洛伊德的作品，无非是以语言而“固定化”的“意义”的表现，因此，在《论解释》一书中，利科集中于研究象征、语言与意义的三角关系，试图通过对象征分析与解释的相互关系，说明诠释学是一门“译解间接意义”的艺术。利科强调：象征促使人思索，使人反思。在解释活动中，反思哲学遵循“双重意义的逻辑”，而反思所要寻求的是“存在的多种意义”。他指出，在象征化的反思中，语言显示出它的歧义性。利科发现梦和其他潜意识活动是一个远未得到重视的极有价值的意义系统，对它的解释不同于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解释，但两者之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由此，利科走向了深层的反思诠释学。

3.精神分析是关于主体的考古学

主体的考古学这个概念由利科独创，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利科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哲学意义，恰恰在于提出了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主体概念。利科此处所指的“主体”，主要是借用了拉康理论中所提出的“说话的主体”，而在利科本人的反思诠释学中，这个主体是“我思”主体、“我说”主体和“我在”主体的三位一体。

利科指出，精神分析学的主体概念是从一种“直接的意识”的批判开始的，即从挑战意识的自明性开始的。笛卡尔的思想传统认为，事物的性质并非所显示的那样，但意识却如它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在意识中，“意义”与“意义的意识”是一致的。但利科反对“自我意识的透明性”，认为人只能通过人创造的“表达物”才能了解自身，即必须通过记号和解释的间距作用来克服自我意识的间接性。所以，“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就其受意识的困扰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虚构的我思”。利科认为，精神分析学由于揭露了意识的虚构性，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利科主张，要依据胡塞尔现象学的教导，确确实实地放弃意识对于我们的摆布，以保证反思的不可动摇的可靠性。利科的这一立场是与弗洛伊德理论的自然主义原则一致的。

相应于对直接意识的批判和放弃，是新的模式的重建，在利科看来，这一对应的新模式即弗洛伊德的心灵结构模型，其中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构成一种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的模式中，人的感情、欲望和理智等按照其自然的原则而自动地相互调节和相互协调。在这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于人的心理活动及人的文化活动的解释，使我们看到了“主体”如何在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完成其“重建”的过程。

由于利科赞同海德格尔关于“我之存在化”的本体论意义，所以“我在”所处的地位比“我说”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那么，“我之所以存在”的那个欲望根基是什么呢？在这一层面上，利科着重论述的是欲望中的“驱力”（force）同“语言”的相互转换的关系。这一关系构成“主体”的“反思”过程的根本方面。在这一部分中，深刻而生动地显示着通过语言形式的符号和象征体系同通过冲动渠道而表现出来的欲望之间的复杂的双向关系；而揭示这个双向关系的活动内容及其逻辑，可以为分析人类文化及社会活动的本质构成，提供最有意义的启示。要理解这个重要方面，就必须把握弗洛伊德关于欲望、潜意识及意识的关系。利科认为，正是在揭示欲望同潜意识的内在关系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给我们分析了伊底、自我和超我的复杂关系，勾画出了他的主体考古学的基本轮廓，挖掘出了他的富有创意的主体考古学的构架及含义，为揭示人类文化源流结构在主体深层意识中的余迹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总之，利科从诠释学和现象学的角度，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解读，挖掘了精神分析学的认识论意义，反思了精神分析的学科性质，并且从“主体考古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精神分析的心灵结构观和人格结构理论。这种解读使精神分析成为反思诠释学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利科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精神分析做抽象的解读，因而这一解读的成果对于精神分析自身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精进而言，意义不大。

三、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的反思与批判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自成一体的“交往行为理论”。他对精神分析的反思和批判即是创建这一理论的过程性成果。

1.精神分析是一种深层诠释学

哈贝马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视为一种“深层诠释学”，以区别于以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诠释学。狄尔泰的诠释学赖以成立的前提是主体思想与其语言表达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日常语言的语法不仅规定符号联系，而且也规定语言要素、行为模式和行为表现的交叉关系，由这些构成的共同背景达成理解的前提。而弗洛伊德则对这种一致性表示了怀疑。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本能欲望被压抑和个体潜意识的产生过程，因为本能是与文明即外部社会的规范相冲突的。当个体内心的所思所想通过符号化获得社会存在的合法性时，实际上其所思所想已受到了符号的扭曲与置换。借助语言符号，主体隐藏了自己，同时也误解自己。而精神分析正是试图使自我的模糊性回归透明，还原本真欲望的过程。

在哈贝马斯看来，神经症症状和梦都是有待解释的扭曲的语言文本。他认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是神经症患者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被扭曲的、有待破解其意义的语言，而不是日常生活中正常交往的语言。神经症患者的语言由于某种内部影响而被曲解，但是这种曲解是有意义的，“这种遭到肢解的原文，只有在它成功地解释了遭到肢解的思想之后，它的思想才能被把握：这就是诠释学的固有任务；诠释学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语言学的工作方法上，而是（应该）把语言分析同因果联系的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哈贝马斯，2002，p.218）因此，精神分析的语言就被当做一个有待破解和批判的文本。精神分析的解释研究的是主体自身在其中产生错误的符号联系，弗洛伊德的深层诠释学与狄尔泰的语言学诠释学相对立，所涉及的是主体在其中对自己产生错误认识的原文。在这一原文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内容之外，还有主体本人不了解的、异己的、然而却是属于他要了解的潜在的内容。对潜在内容的揭示依赖于精神分析的深层解释。

在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的解读中，语言或符号联系是异常重要的，它是通往人的潜意识深处的路径，语言符号既表达主体又掩盖主体，它能够泄露语言表述者本人未曾了解的、异己的内容。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遗忘、口误、笔误、错误、手误等日常语言活动（包括言语和行为）都可以在不经意间表露主体内心未被认知的一面，它们是可以容忍的限度内的偶然失误。但是，假如原文（患者的语言）错误比较明显，达到病理的程度，则成为神经症的症状。而这些原文错误既不能被主体否认，也不能被主体理解。然而神经症症状是意向性联系的一部分：记录主体日常语言活动的原文是被某种内部干扰所破坏的。神经症歪曲了如下三个内在的符号联系：语言表达（强迫性观念）、行为（强迫性重复）、同身体相联系的体验表达（躯体形式的歇斯底里症状）。在受到身心干扰的情况下，神经症症状与最初的原文根本不同，因此，原文的符号特征必须通过解释本身才能被证明。哈贝马斯总结说：神经症症状是主体所面对的、他不能理解的、被曲解的原文造成的疤痕。

同样，梦则是被扭曲的原文的非病理性的模型。做梦者制造梦的原文，显然也是一种有待解释的意向联系。梦的象征使抗拒与解释相对立。弗洛伊德把这种抗拒归于梦的稽查。在治疗过程中，这种抗拒表现在尚不具备的、犹豫不决的和间接的联想中，以及表现在事后可以弥补的原文遗忘中。分析者的任务就是解释梦或病症，把一种心理材料从一种表达方式转变为另一种表达方式，从而使人重新理解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

2.精神分析具有自我反思的特性

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认识论意义，它深刻地表现出兴趣对认识的重要作用。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特性及其认识论意义可以从分析师的任务、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加以说明。

如前文所述，梦与神经症都是主体自我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是主体（语言主体与行为主体）同自己的交往受到了破坏的常态和病态形式。如哈贝马斯所说，“无意识动机的私有化语言，脱离了自我，虽然这种语言反过来从内部有效地影响着由自我控制的语言的使用和自我的行为动机，其结果是，自我在他自觉创造的符号联系中，必然对自己的同一性产生错误认识”（哈贝马斯，2002，p.228）。面对神经症患者，分析者就是一位解释人，他的任务是教他们理解自己的语言。即：分析者通过指导让病人学会阅读被他自己肢解和歪曲了的原文，并且学会把语言符号从一种个人语言上被畸形化的表达方式转换为社会交往的表达方式。这种转换会开启病人一直被封闭着的早期成长经历，使病人意识到自己症状的形成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精神分析的诠释学不同于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它的目的不是整个符号联系的理解；精神分析的诠释学进行的理解活动是自我反思”，“显然，把诠释学说成是对原文的翻译是不够的；把无意识翻译成有意识’本身就是反思。压抑只能靠反思来消除”。（哈贝马斯，2002，p.229）

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是一种逐步让病人克服阻抗，让意识了解潜意识的过程。以具体的治疗过程为例。医生对症状产生的基本判断就是：致病的根源，并不是病人内心深处的欲望，而是病人对这些欲望的“抗拒”。抗拒是一种自我防御，不过是病人“当时进行压抑，现在又想维护压抑的自我的一种表现”。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医生的任务不是急于揭示病人的潜意识欲望，而通过解释来澄清病人的阻抗，从而削弱病人的心理防御，间接地降低社会力量对病人自我本性的束缚，进而鼓励病人敞开自己的心扉，说出被自己所抗拒、所遗忘的事情。哈贝马斯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医生诱发的病人的认识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病人的自我反思过程”，“分析具有直接的治疗效果”，因为学会用他人的眼光看自己和学会在诸种症状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从而批判地克服意识障碍以及中止虚假的客观化，能够唤起病人重新占有失去了的那一部分生活史，从而取消分裂过程”。（哈贝马斯，2002，p.233）因此，病人的这一自我反思过程就是对被遭到破坏的自我同一性的重建，也是病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过程。

3.分析性的认识就是一种自我反思

哈贝马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最终使分析性的认识与兴趣结合了起来。首先，在分析的认识中包含着两个要素：认识的要素和激感的要素。哈贝马斯认为，分析性的认识本身包含着消除教条主义思想的分析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的认识即批判。而如同批判也以实际改变需求开始那样，批判在改变激感的基础上结束。假若批判不以批判的激情为动力，批判就不会具有打破虚假意识的力量。而在分析性的治疗中，病人具有的烦恼与痛苦的经验以及对消解沉重的压抑状况的关心，即类似于一种激感或动力，是治疗本身取得成功的前提。

其次，弗洛伊德要求，在分析性的治疗中病人应当禁欲。因为他想阻止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急于用没有痛苦性质的代替性的满足去代替症状。这种看似荒谬的要求，在分析性治疗中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成功不取决于医生使用有效的医疗技术对病人的机体施加影响，而是取决于病人的自我反思过程。但是，只有对病人的激起抗拒的动机的分析和认识受病人对自我认识的兴趣的推动，病人才能进行自我反思”（哈贝马斯，2002，p.235）。反之，欲望的满足会从某种程度上平复病人的内心反抗，削弱了他对自我认识的兴趣，从而阻碍反思的进行。

最后，弗洛伊德始终强调，处于分析性治疗中的病人，不能像对待肉体上的痛苦那样对待他的疾病。患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患的疾病就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他不应该把自己的症状及其原因看做外部的东西，而是应该对疾病承担某种责任。换言之，由于精神分析要求病人具有自我反思的经验，所以也要求病人对疾病的内容“负道德责任”，因为精神分析的认识证明：病人的自我应该在他自己的、由疾病体现出来的另一个人（作为同他自己相异己的自我）中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同这另一个人相认同。在此意义上，病人对自我的认识也是一种伦理认识，而指导认识的兴趣恰恰是这样一个范畴，即“它表达着我们感兴趣的对象同我们实现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哈贝马斯，2002，p.204），或日理性蕴含着使理性变为现实的动力。

4.元心理学的唯科学论梦想是一种自我误解

在精神分析创建之初，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经验，弗洛伊德曾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解析心理病理现象，创建元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体系。即像自然科学那样，遵循物理主义的语言法则，总结出关于人类精神状况的一般性规律，并将此一般性规律运用于各种具体经验。按照这一思路，心理状态的表达（本能、焦虑、冲动、快乐、不快乐、愿望）与诸种物理过程（能量的贮存、张力、释放、移动和流淌）相对应。哈贝马斯批判弗洛伊德的唯科学论梦想是一种自我误解，也是自相矛盾的。

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对“人的关系”的科学兴趣和他早期所经受的医学和生理学的训练使他产生了矛盾的兴趣，这种兴趣实际上促使他在实践中建立了一门新的人文科学即精神分析学，然而他却始终把人文科学当做自然科学。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从神经生理学中学会了用医学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些人类学中重要的问题。他指出，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语法规则上遵循的是统一的物理语法。而在精神科学中，恰恰不是按照主体互相之问承认的规则行事的。以分析治疗为例，病人的语言是一种分裂的、被症状所曲解的语言。症状对思想的掩饰以及对主体之间沟通性的干扰，最初无论是对分析师还是对病人自身都是无法理解的。只有在医生和病人共同用反思的方法冲破交流的障碍时，主体之间的共同语言才会建立。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指出，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框架首先是从分析情境和梦的解析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它不仅具有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而弗洛伊德因执迷于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却未能认识到这一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精神分析学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中更多地起着一种工具性的作用。借助于对精神分析的反思和批判，哈贝马斯反击了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方法论，重建了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把认识与兴趣结合起来的批判的社会认识论。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精神分析；儿童发展；可塑性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73-02

一、问题提出

精神分析理论是心理学理论，主要强调的是无意识过程，旨在研究精神层次与人格结构等深层次的心理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儿童教育的研究中，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儿童一般发展的特定阶段，如年龄段的差异和与之对应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影响的关系及此理论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作用，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儿童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正处于成长成型阶段，有极强的可塑性，这一阶段有正确的理论作引导很重要，而精神分析理论又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从深层心理学方面所提出的理论，作用在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会促进人的深层次精神方面在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

在儿童教育的研究中，精神分析理论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目的是为了准确把握精神分析法及其理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所起作用以及如何形成良好衔接关系而展开本研究课题。并且“儿童心理学不但要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基本规律，而且要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规律，这些具体规律是通过儿童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来的。”[1]要把握规律，应用相关理论。弗洛伊德做了儿童关于精神分析方面的心理健康发展研究，“儿童的梦很容易被认出是愿望的满足。这些梦均由生活中迫切的躯体需要，如饥、渴、的需要所引起，也就是说，它们是以作为对体内刺激的反应的形式而成为愿望的满足的。”[2]儿童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他们正处于成长成型阶段且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但不正常的心理现象：孤独冷漠、逆反固执、郁郁寡欢、烦躁发怒、撒谎欺骗等，而这些心理问题的产生，“弗洛伊德认为，一切神经症的核心便是焦虑。都起源于被压抑的童年期精神创伤或心理冲突。”[3]为了避免这些，这一阶段有正确的理论作引导就显得非常紧迫。

由于儿童的可塑性强，环境对儿童心态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婴儿自出生之日起，即开始以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对婴儿来说，围绕着他们的社会环境或社会情景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条件。”[4]儿童心理状况及人格特征的变化，都会形成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心理品质，进而影响儿童的自然成长。要通过研究精神分析理论细化的积极因素作用于儿童的发展，使其形成利于自我成长的优势品质，所以要通过心理教育使儿童扬长避短。

二、研究目的

为了准确把握精神分析法及其理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所起作用以及如何形成良好衔接关系而展开本研究课题。

在受西方多元文化价值影响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呈增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对精神分析理论与儿童的自我发展关系的相互影响发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由于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因素很多，知识理论结构的发挥能影响发展功能的改善，与儿童的一生完整发展阶段相比，儿童初期的发展更能反映出一些问题，由于儿童初期可塑性强，把精神分析理论的相关因素作用于儿童发展的初期可以说是衔接的着眼点。发挥角色作用和沟通，运用家庭结构中积极因素对儿童的发展会有巨大影响。“家庭是儿童个性实现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因为儿童个性的形成，社会行为的获得，其最关键的几年是在家中度过的。每个儿童最初的个性特征或气质类型各不相同，这种特征无疑会影响父母对儿童的态度。”[5]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和精神分析理论的结合，从人格结构理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说来，本我，自我，超我对研究儿童心理规律，探索实施教育的方法和策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按照快乐原则，满足愿望的冲动，即“本我”在青少年期增加了，这些本能冲动向个体的“自我”和“超我”提出了直接的挑战[6]。

三、研究方法

通过研究假设的分析来确定精神分析理论和儿童的发展尤其是早期发展有无关系或是关系如何。

1.理论依据及实施途径

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容包括意识人格结构学说、人格发展阶段说、本能学说和焦虑说等。通过理论思辨和文献的方法假设精神分析理论对儿童发展的状况有影响而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了解和分析儿童的心理特征。

通过精神层次和释梦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决儿童的心理发展，基于家庭教育，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使儿童获得更好的发展：给予儿童更多的温暖和快乐，使其克服消极心理。在儿童发展中期，其重要性在于儿童人格的自我完善。在活动中培养他们健全的个性，掌握适度原则，使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得到应用，情感得到补偿。基本自理技能得以传授，让儿童自己做，这就是为什么要重视儿童发展的内部动因。改善家庭教育方式，使其合理化，以精神分析论为指导。加强情感沟通以及交往意识，使心理品质从消极向积极转化。

2.实际应用及相应对策

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关键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要在儿童性格及内在品质上要根据他的可塑性而制定相应的策略，寻求适合的理论给予指导，并且在儿童以后的成长道路上此理论会起到引导作用。调节儿童情绪也是比较好的手段。“精神分析学家斯皮茨认为，情绪在自我发展和超我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情绪帮助儿童组织自己的行为和调节情绪本身。精神分析学家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儿童早期的情绪上。”[7]也就是说，寻求适当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比如上面提到的情绪调节策略。由于儿童自身发展会引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但如何有效的去解决这一问题呢？精神分析理论中，性本能理论所要说明的恰恰是这些原因，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此理论对儿童的发展尤其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要将爱和管教适当结合，使孩子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在基于儿童发展的客观基础上通过分析，做出相应的教育。

四、研究价值及意义

精神分析理论是具有临床性质的，在理论的基础之上是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的。由于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儿童最早接触的人际关系是家庭关系，他们也是从中学会与人相处而成为社会成员的。因此儿童的家庭教育，还有其学习适应性和环境都会对他们的心理发展有所影响，所以关于研究价值还是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

1.理论价值

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时时刻刻体现着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论支持，做此项研究有助于把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某些方面融合到儿童发展的理论指导中，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出了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并指出潜意识是意识的前提和基础，这对于正确认识儿童、理解儿童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而此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2.实践价值

精神分析理论之中的各个因素都可以在方方面面引导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及其教育的可行性，所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各个因素作用于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状况是重中之重。“儿童出于另一种动机才把他的体验转变成一种游戏。通过将这种体验当作一场游戏来重复，尽管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他却因此取得了主动的地位。”[8]这样，儿童就获得了主动发展自我意识，对未来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要分析了解儿童发展的现有状况，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衡量儿童的发展认知水平，有目的的做出提高儿童身心发展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的方法，在此衔接中正确高效指导实践，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成长，使其在正确理论的引导下实施学习行为，因而此研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3.意义

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时时刻刻体现着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论支持，从动机上来看，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离不开目的性，即健康的心理是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保证，否则其他无从谈起；从人格来说，健全的人格是健康人的内在基础，人格的健康发展更能体现出儿童健康的心理因素；从社会化来说，人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而人类的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养成离不开社会化，而良好的外部环境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从态度上来讲，积极的态度是培养健康儿童的保证。总之，精神分析理论细化的因素都可以在各个方面引导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及其教育的可行性，所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各个因素与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状况的衔接问题就是关键。

五、结语

精神分析理论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强调无意识过程，其中精神层次和人格结构能给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在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又时时刻刻体现着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论支持，从动机上来看，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离不开目的性；从人格来说，健全的人格是健康人的内在基础，人格的健康发展更能体现出儿童健康的心理因素；从社会化来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养成离不开社会化，而良好的外部环境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从态度上来讲，积极的态度是培养健康儿童的保证。通过以上的分析及整合，在儿童教育中，心理健康的教育是根本。精神分析理论对儿童的心理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儿童的发展阶段要适合身心发展特征。在发展期内，把握好关键期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策略，适合性格及内在品质的可塑性发展。精神层次和人格结构也能给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促使他们在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智贤.儿童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彭舜，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127.

[3]马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认知本质[J].中国临床康复，2005，（4）.

[4]孟昭兰.婴儿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5.

[5]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73-274.

[6]雷雳，张雷.青少年心理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2篇

笔者曾以“引入概念辨析，加强思维深度”为主题，给学生做过多次指导，并提炼出三种有效的方法：

1．拆分核心概念，区分内涵和外延。

2．引入矛盾概念，写出对立中的统一。

3．引入相似概念，辨析二者（多者）区别。

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三点，下面以几则实例加以说明。

一、拆分概念

师：有的时候，对议论文论题或论点中的核心概念我们不妨咬文嚼字，一分为二，分别对拆分后的两个概念作内涵的剖析和外延的界定，充分挖掘二者意义的区分，从而显出思辨的深度。下面给大家三个题目——“看见”“融合”和“锻炼”，想想可以怎样构思？

（学生思考后交流）

生：我选择分析“看见”，先区别“看”和“见”二者的内涵，再谈二者的关系。

生：从“锻炼”一词来看，一个是金字旁，一个是火字旁，分析“锻”和“炼”的区别或许可以从这里切入。

生：对于“融合”一题，可以先充分论述“融合”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再将其分为“融”与“合”作进一步“精确”阐发。

师：好，那我们动笔写一写。

（5分钟后交流）

生：我写“看见”：人们用自己的眼睛不仅去寻找光明，而且认识世界，这源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看”是用眼观察，“见”是用心体会，只有仔细用眼观察生活，方能凭借自己的学养智慧用心体会，进而发现事实的真相，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选择“看”似乎自然而然，然而由“看”是否真能有所“见”，以及所“见”多少和真实与否难以轻易界定。换言之，我们“看”的方式往往决定我们“见”的内容，而唯有用不带成见、纯粹的视角，才能使我们获得切实和真实的所见。

生：我尝试对“锻炼”进行分析：“锻”是重锤打，“炼”是烈火烧。火，考验真金；灾难，考验勇者。在艰苦的环境中淬炼自己的意志、能力，这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一个优秀的人是靠磨砺成材的，能够选择适当的环境磨砺自己的人将会是这个世界最好的适应者。

师：很好，两位同学写得有深度。说明拆分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有深度的立意，形成深刻的观点。其他同学还有吗？

生：我是先合再分，在整体论述“融合”的多方面的意义后再拆分二者作补充阐述的：“融”，在万象盛色的簇拥中彰显本色，故能成就文化的多彩与丰富；“合”，在广阔无垠中探索一条狭长之道，故能造就思想的深度与高度。然而，“融合”并不是巅峰的保障，亦非成功的必经之路，它是世界大体之趋势，但在这股潮流中，核心的内涵不可丧失，本质的价值不可颠覆，否则思想文化的融合将只是棱角的打磨机，招致一种趋于平庸的圆融。

师：很不错，说明拆分概念还可以帮助我们拓展思路、推进文意，使你的论述更严密。

二、引入概念

师：议论文的论点，往往带有肯定或否定的趋向，当我们肯定（或否定）某一趋向（或现象）时，可以适当引入与之矛盾的概念，从否定（或肯定）的角度，进一步辨析二者的差别，来加强思维的深度；或引入相似（或相关）的概念，辨析二者（或多者）的区别，使文章对论点的分析更为深入透彻、无懈可击。

请看下面这幅漫画（投影）：

漫画作文也是材料作文的一种形式，有时比材料作文更复杂，既需要关注画面中的形象，又需要关注画面中的文字。漫画中刀刀狗选好了地儿，上完了饵，下好了钩，定下心，做好了垂钓的一切准备，然后说了一句“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大家看立意行文时怎样引入概念进行辨析？

（学生思考后交流）

生：材料中是看似简单的画面和一句话“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这句话从整个画面来看有思维的张力。首先，“鱼”是客体，对应的主体即“我”，“鱼的事”即对应“我的事”，由此我们可以辨析“鱼的事”和“我的事”两种不同的为事观和处世观。

生：我由“鱼”想到了“渔”。刀刀狗的话折射的是一种垂钓的心态，它不是单为鱼而垂钓，也不是专为结果而等待，因此可以比较辨析“鱼”和“渔”，或者由此引申论述“捕鱼者”和“垂钓者”的不同。

师：你们俩是引入了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其他同学呢？

生：也可以整体理解这句话。在一般人看来，它反映的是一种“无为”的心态，但这句话置于漫画中，表面上看似无为，其实质是一种“有为”，有时候，看似无为的“有为”即“大为”，由此，文章可以辨析“无为”和“有为”这两种心态。

师：很好！你是引入了矛盾的概念进行辨析，并运用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更富有思辨性。

刚才大家的立意构思很好，下面我们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上面的立意或自己的立意作些分析，用200字左右把关键内容写出来。

（5分钟后交流）

生：我是以《顺物性，尽人事》为题作如下阐发：拙以为，许多事都需要顺物性、尽人事。顺物性，就是指按照事物的天命，不强加外力，顺其自然，以缓和的方式发展；尽人事，是指以顺物性为前提，通过人事的作用，帮助事物正确发展。顺物性是为事的出发点，尽人事是为事的助力器。

生：我写的是《鱼的事，我的事》：漫画中有言，“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鱼的事”是从局外人的视角来冷静审视，“我的事”是自身主动力驱使下的积极参与。“我的事”是“鱼的事”的基础，“鱼的事”是在“我的事”基础上的提升。没有自身对事务的参与，又何来鱼事之观呢？同样，若缺少鱼事之观，“我的事”的道路或许在我们一味冲刺和前进中误入了偏执与不知所措的死胡同，走不出，又不舍离开。

生：我以“无得之心与有得之态”作辨析：刀刀垂钓，或问曰：“鱼何时来？”答曰：“此乃鱼之事。”刀刀可谓是智者，钓鱼者求得并非是大鱼，而是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态，倘若过分追求大鱼，垂钓于我何益焉？由此及彼，处于世间的我们何尝不是一个垂钓者？可惜的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代，我们之中鲜有人秉着无得之心去垂钓。而这缺失的无得之心，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唯有拥抱一颗无得之心，我们才能做好每一件事，尽好每一份职。但是，仅止步于无得之心又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在无得之心的基础上怀有有得之态，如此，方可完善自我。怀无得之心，守有得之态，完善自我，完善社会！

生：我就“等、遇和追”谈谈我的看法：“鱼”，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果实，即指付出一定努力后的回报。然而，并非所有人能一举成功。所谓“大成”，往往是经历落寞、积累、坚持后抵达的相对而言的“满”。“鱼”同“遇”也。我们不妨把它理解成“机遇”，就刀刀而言，等待看似停在原地，但并不是故步自封，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与“遇”同等重要，“等”要比“追”更难得，在我们还没看清方向，找准目标前，值得去等，而在一切努力都已付出之后，我们也应学会去等。最终在“灯火阑珊处”遇见那“鱼”时，每个人收获的不仅是欣喜和满足，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淡味。

师：以上同学都写得很好，那么，我们在引入概念辨析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昵？

生：引入概念不能太突兀。开头先要分析题目或材料中的核心概念，进而引出相关概念。

师：也就是说要架设由核心概念到引入概念的思维桥梁，否则论述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引入概念后要对概念作界定，必要时澄清其内涵和外延。

师：对，要及时界定概念。

生：论述时要处理好核心概念与引入概念的关系，根据不同的题目或以阐发核心概念为主、以引入概念辨析为补充，或全文转换成关系型作文来写。

师：有道理！总之要具体文题具体分析。还有补充吗？

生：引入的概念最好是结构相同、词性相同，这样更能体现出思辨的张力。

生：还有最好是谐音词或形似词，这是由汉字的特点决定的。

师：好，大家说得很好。生活中，我们说1米7的个头和1米6比起来是高个，但和l米9的人站一块儿，就是矮个了。写作同样如此，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发现、有创造，“引入概念辨析”实质是一种比较思维、创造性思维。最后，老师还要补充一点，“引入概念辨析”在打开思维、拓展思路、深化立意上是有效的，但不是万能的，不可滥用；在“引入”时要注意合情合理，切忌牵强附会；要注意启发性，避免陈词滥调。

（上海市崇明中学202150）

策略

李建生老师的课例教的是议论文写作中概念分析的策略。概念分析，是抽象说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学生写议论文的薄弱点。在议论文写作中，普遍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对论点进行片面论证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学生不会分析，缺乏分析意识，对现象或问题持混沌的认识，其结果是，写出来的议论文要么观点乏味，要么论述空泛。如何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李老师的课，从概念分析入手，以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旨归，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在课例开头，李老师概括自己从教学中提炼出来的三种概念辨析法。这三种方法，可以说是深得分析之道。分析，顾名思义，就是分解、辨析，是将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一个问题分成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个因素或各个层次，从中找出它们的本质属性和彼此间的关系。从这个定义来看，分析的要领：第一是要分解、分化，李老师说的“拆分概念”，符合这个要领；第二是要区分、辨析，李老师说的引入矛盾、相似概念，也符合这个要领；第三是要析出，析出各个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从而发现主题。这一点在本案例中尚未言及。

写作教学之难，难在文体知识的开发上，李老师围绕概念辨析，开发出三点具体可操作的议论文写作技巧，并结合练习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从学生的表现来看，他的指导的确启发了学生进行批判与创造性的思考，在“写作可以教、必须教”上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当然，这堂课在分析策略的指导上，也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比如，李老师给学生三个词：看见、融合、锻炼，让学生尝试拆分概念，从课堂表现来看，拆分概念似乎被玩成了拆字游戏，说明学生还未真正理解这个策略。

在谈分析策略之前，首先要明白：议论文写作中，为什么要分析，分析什么。因为，分析的目的与内容，决定了分析策略的具体选择和运用。

一、清楚分析的意义与内容

1．分析的意义

在议论文写作中，为什么要分析？一言以蔽之，分析是为了暴露论题的复杂性。还是以“勤奋出人才”为例，如果不经分析，乍一看，该论题貌似很有道理，可是仔细分析成才的原因，就会发现，除了勤奋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可能的原因，包括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教育方式民主、家境优渥、社会环境良好、天赋出众、情商高等。甚至，对于勤奋和成才之间的相关性，还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就是那些家境、智力不如人的学生，可能更希望通过勤奋改变现状，而聪明的孩子不是通过苦干而是通过巧干通向成功。根据这一解释，是才华的高低决定了勤奋，而不是相反。分析了论题，也暴露了复杂性，下一步做什么？推敲立论，反复琢磨论点的最佳表达，而不是随便写下一句口号式的论点，诸如“呼唤诚信”“感谢贫困”“享受快乐”，然后寻找例子，跳过论证，直奔结论，真正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话。

2．分析的内容

在议论文写作中，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读者分析。读者分析对所有文体的写作来说都很关键，对议论文写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议论文以说服人为目的，要达到目的，就一定要分析说服的对象。通常，读者分析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关系；(2)读者对题目的了解程度；(3)读者对题目的态度和立场等。那些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读者，是议论文分析的重点，分析他们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确定说服的内容、结构、风格、措辞等。

第二层面是论点分析。议论文的论点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立场、态度的声明（对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你是如何看的），比如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你怎么看？支持或反对，就是论点：(2)对策建议（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你怎么处理），比如如何消除教育的不公平？你提出的对策建议，就是论点；(3)评价（对一个事件、产品、政策等的评价）；(4)解释（你认为这个事件的性质、意义、影响是什么）。不同论点，所需的论证方式各有侧重，比如：立场声明类的论点，论证通常分两步走——(1)支持论点，(2)反驳质疑；对策建议类的论点，论证也分两步——(1)原因分析，(2)对策可行性论证。分析论点属于哪种类型，有助于确定论证思路、结构与方式。

第三层面是关键词分析，也可称为核心概念分析。对话题、论题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确立论点、寻找最佳的论证方式。

第四层面是论据分析。论据分析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正确性分析，主要检查论据是否恰当，有没有歪曲事实，是否与论点相关等；(2)可信度分析，主要检查事实或数据的来源是否可信，例子是否具有代表性，权威言论是否具有公信力等；(3)一致性与完整性分析，检查论据是否采用了双重标准，是否犯了绝对化错误，是否断章取义，隐瞒或忽略证据中对论点不利的细节等。

二、掌握有效的概念分析策略

下面，我结合课例，就分析的第三个层面——关键词分析，谈谈具体的策略。

策略一：将概念分门别类，析出子概念

在议论文写作中，面对话题或材料，如果不想人云亦云，而是想确立有价值有创意的论点，就必须学会从话题或材料中抽取核心概念进行分解。以课例中的“看见”为例，由“看见”联想到另一个关键词“视而不见”，根据态度可将“视而不见”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主观的“视而不见”（对于不想看见的东西，故意忽略或装作看不见）、客观的“视而不见”（由于“视”的方式不当导致看不见）。而后一种“视而不见”，又可以再细分成以下几种情况：看到表面却看不见实质，看到显性的却看不到隐性的，看到当下却看不到趋向……懂一点概念的区分，在话题作文中就会有八面来风的感觉，从整体到部分，从混沌到清晰，的确有助于打开思路，发现主题。

1．分类

分解概念，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先开发分类标准，再在分类标准下确定子概念。以“老实人不会吃亏”这样一句谚语为例。要分解“亏”这个概念，可以开发以下的分类标准：程度、影响时间、存在形态等。按程度，分为小亏和大亏、局部亏和全亏；按影响时间，分为眼前亏和长远亏；按存在形态，分为有形的亏和无形的亏、物质的亏和精神的亏。

2．多角度界定概念

概念的内涵随主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分解概念的另一种办法，就是多角度把握概念的内涵。如“老实人不会吃亏”中，“老实”这个概念，从性格的角度，等同于木讷、胆小、温顺；从能力的角度，等同于愚笨；从道德的角度，等同于诚实守信；从行为的角度，等同于循规蹈矩。

怎样才能多角度地把握概念的复杂内涵呢？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1)借助工具书或网络搜索引擎，通过辞典中的“义项”，了解概念的所有内涵。

(2)在没有工具书或网络的情况下，利用汉字的音、义特点，特别是利用汉字的构词法，找出与概念相关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谐音词、成语、谚语、俗语、名言等，了解概念的各种内涵。

(3)在罗列概念的各种内涵后，还应该为每个概念的内涵确定类别标识，比如，当作者把“老实”界定为“木讷、胆小、顺从”时，应该为这个义项贴上“性格”这个类别标签，这对于议论文写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确定概念的某个义项的类别标签，有助于作者意识到立论的适用范围，这样可以避免论点绝对化、简单化等错误。比如，“老实人容易吃亏”这句话放到性格层面、交际领域，似乎更有道理，而如果放到道德层面或制度层面，似乎另当别论。

分解概念后，要回到论题，去揣测原论题中概念可能对应的内涵及外延，而观点的创新或主题的发现，就可以从转变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入手。比如“老实人不会吃亏”这句话，“老实”对应的内涵可能是“诚实守信”，“亏”对应的外延可能是“长远亏”，其本义是说，诚实守信的人，也许会吃点眼前亏，但从长远看，生活不会亏待他们。如果我们把“老实”界定为“循规蹈矩”，就可以反向立意“老实人必会吃亏”，来论证创造力才是制胜的法宝。

策略二：辨析概念，发现差异性与矛盾性

概念分析，除了对概念进行分类、多角度界定概念内涵这两种分解办法之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别的概念，辨析这些概念的内涵差异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来发现主题。在上述课例中，就漫画作文《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学生引入“渔”“垂钓者”“捕鱼者”“有为”和“无为”等概念进行辨析，将一个形象的话题引向抽象思辨，做法值得肯定。

如何引入别的概念？哪些概念值得引入呢？

1．在种属、交叉、矛盾对立等各种关系中寻找可辨析的概念

以高考作文话题“科技改变生活？”为例。“生活”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讨论这样的话题，不妨从种属关系入手，将“生活”拆分成“生活态度”“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及“生活目的”等子概念，在子概念的罗列中，我们会发现，也许“科技改变生活”更合适的表达是“科技改变生活的部分”，或“有一些生活是科技无法改变的”。同样是这个话题，另一个概念“改变”是一个中性的词，我们不妨从矛盾关系入手，引入“好”与“坏”两组概念，将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一分为二，科技对生活有促进、提升、改善的一面，也有扰乱、破坏的另一面，概念辨析显然有助于掘进话题讨论的广度与深度。

2．概念辨析是为了发现差异性、矛盾性

无矛盾不分析。差异性和矛盾性是议论文写作中概念辨析的出发点。

因此，假如讨论的话题没有出现明显的矛盾对立的概念，引入概念，制造矛盾，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比如，在漫画作文“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中，“鱼”和“我”是潜在的一组相对的概念，对钓鱼的人来说，鱼来不来本来就是“我的事”，怎么现在只是“鱼的事”呢？这就是矛盾。概念辨析，就要揪住话题中的矛盾点，寻根究底，不断追问：“我的事”是什么事？从“我的事”无关“鱼的事”，可以看出“我”怎样的态度，如何评价这种态度等。又比如，在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不少网友呼吁“让数学滚出高考”，理性的读者能从这个话题中析出“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这两个矛盾对立的概念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不难发现，“让数学滚出高考”这种言论代表了教育中典型的功利主义思想，教育追求实用没有错，但“有用”不是教育的全部目的，“无用之用”，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同样，如果以数学只是教会了数钱的理由要求它滚出高考，那么语文、英语、科学等其他学科究竟让我们学会了什么？凭什么留下？同一领域相关概念的比较，也有助于我们发现话题中的矛盾。

通过相关、相对、矛盾概念的辨析所获得的现象、事物的差异性或矛盾性，在写作中最好以反问句的形式罗列成问题清单，作者可以根据问题清单发现主题（论点），以“让数学滚出高考”的话题为例：

(1)如果只是因为数学太难，为什么非得“滚出”，而不是降低难度？（将“滚出”与“保留”作比较，发现处理方式的矛盾）

(2)如果只是因为数学太难，物理、化学难道就不难吗？（将数学与其他理科科目作对比，发现学科之间的矛盾）

(3)如果只是因为数学无用，语文、英语难道就很有用吗？（将数学与其他文科科目作对比，发现学科之间的矛盾）

(4)让文科生深受其害的，究竟是数学还是数学教学？（将数学与数学教学加以辨析，发现问题归因的矛盾）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王晓明心理障碍 抒情性

读完王晓明先生的《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不由地感叹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方式。那闪光的文字和忧郁的篇章，给我亲切而复杂的感情。不同于时下佶屈聱牙、术语轰炸的理论著作，用流畅而平易的语言阐明事理，将真诚与深度融入其中。更像是一种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似“飞鸿踏雪泥”，虽说“泥上偶然留指爪”，可就是这惊鸿一瞥，其文章足以艳惊四座了。

这是一部现代中国作家在“漩涡”中沉浮、挣扎、不能自己的心灵史。从这部心灵史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王晓明先生论述作家的角度是独特的：先是对十二位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进行个案分析，然后从精神层面对造成心理障碍的原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这种心理分析式的批评文字，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或当代西方心理学的感知范畴，又不同于演绎式的“庸俗社会学”「1的批评。从基本面貌上来看，仍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批评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能说明其批评特点的东西。不是他批评的最终归类，而是他的批评方法和思维特点：“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论出作者的心态，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2从而与作家和文本构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建构起熔铸历史与现实，兼及心理与文化而自成一格的批评范式。

其批评的着眼点不在于“创作心理学”，而在于“文化心理学”，无疑更接近于思想的批评而非文本的批评，为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精神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王晓明先生的批评方法与其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还不如说是传统的“知人论世”、“文如其人”来的贴切，时代和文本之间的中介――作家及其心灵，成为他考察的重点，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以意逆志，层层剖析，是位颇见功力的中国式心理分析师，一个灵魂生活的观察者。

这别具匠心的解读过程，每每让我欲罢不能。每论及一个作家，最后作者的落脚点不约而同地转到了心理层面。他通过对鲁迅“三驾马车”的颠覆，分析了启蒙的社会意识与抒情的个人冲动的冲突，如何生成一种自我压抑甚至是“自我”的力量。这种对鲁迅创作心里矛盾的分析，突破了以往鲁迅研究的格局，而茅盾则是“一个过分顺从理智而窒息了艺术活动的悲剧”「3，。至于张天翼“过于明晰的世界”是“犯了认识论上的幼稚病”。注意到他批评张辛欣、刘索拉和残雪的文字，其中对作家弱点的估计，很是警醒人：“当悲观的情感过于沉重的时候，作者会不会干脆‘看穿一切’，用理智地撤回人生诺言的方式，把自己从失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阴郁的心境过于强烈的时候，作家会不会干脆转过身去，听凭下意识的愉悦本能，把自己引向快乐的语言游戏？”「4

总之，通过对这些有代表性作家的心理障碍的分析，作者展示了“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5深入到连作家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幽暗世界，从而触及到本世纪中国作家心灵里真正的梦魇：“或者是由于各种理智地考虑而压抑自己的艺术激情，内心发生深刻的分裂，或是遭受不同的环境压力而泯灭内心的激情，心灵变得空空荡荡，更多的情形是二者兼备，在主管错觉和外部环境的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一步步丧失艺术创作的活力。”「6用心理分析的方式来切入，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深入了解作品和作家世界的方式，当然也更贴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这种历史的宿命，不仅适用于五四时的那代人，同样地适用于今天的许多文人。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作者不得不提醒 自己保持严肃和警觉，坚持对历史与自我的反思。这种双重反省，既是为了澄清自己纷繁复杂的感受，更是要把“隐踞在文学之河深处”的历史顽症“拉出水面”「7正如有论者所言：“他敞开了本世纪历史现实的苦难与文化失真的悲剧，在作家心理上留下了‘书写’痕迹，并探讨了这重重叠叠的‘书写’，如何使作家形成一种可怕的固定的反应机制。”「8

王晓明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抒情性，或者本质上而言，他是一位抒情的批评家。他在许多场合重复引用法郎士的那句名言：“我所评论的只是我自己，用以强调批评的主观性，自省性，抒情性，也就是强调文学和批评的同一性。”他的整个批评工作，都是在捍卫文学的抒情性和批评的抒情性。“我们内心的抒情冲动那样强烈。”「9人们之所以投入文学创作，就是为了“借抒情来缓解激情的重压。”「10王晓明并不愿把这批评的抒情性性质当做一种需要克服的局限，他甚至直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全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既然历史已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他套上一件思辨的外衣？”「11这很有些“深刻的片面”的味道，但作者执着于抒情的特质也一览无余。

确切来说，王晓明先生的闪光点并不在于理论的归纳与总结，如果你试图从中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实用理论，也许你会大失所望，但他所给予的启示恐怕要比任何一种理论都来得真切和深刻。文章飞扬着理性的张力，论说又饱蘸着感情之笔，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在文章中倾注了太多的精神和情感，内在的抒情气质和灵魂的自省气质始终贯穿其中。正因为自省的力量过于强烈和执拗，所以他对作家的创作心理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对外在环境对人的自由心灵的“异化”问题穷追不舍。

但作者似乎太看重心理障碍了，几乎所有的作家，在他看来，都充满了个性的冲突和心灵的“异化”，这障碍所造就的作品，就真的不足以促使我们去追寻精神的家园吗？心理障碍对艺术作品的影响难道全是消极的吗？再者，一味地审视作家的心理障碍面，并不能窥见其全豹。退一步而言，即使真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和精神退化，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作家。历史传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而所处的时代环境更难逃其咎。心理障碍论，无疑为剖析作家提供了别样的研究视角，但过分拘泥于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走向更博大的境界。

一个人的学术选择和他的人生选择是紧密相连的，对于王晓明来说，更是如此。潜流也好，漩涡也罢，“锋镝囚牢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浪潮下，不改是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决绝，和他不为名，不为利得批评姿态。

参考文献：

[1][2]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第295页，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4][10]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第107页，第208页，第27―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6][7]王晓明：《潜流与漩涡》，《总论：在文学之河的深处》，第291页，第2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4篇

    ——拉康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尤其是,严格说来所有的文本都是自传性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作家为什么要写自己?这是文艺心理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他的活动不同于花朵开放,蜜蜂采蜜的地方在于它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而文学创作活动在人类的所有对象化活动中又有其特殊之处,正是它的特殊性给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在这整个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中,从源头的意义上讲,创作的动机正突出昭示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根源。本文旨在对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做一些分析,并由此对作家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作出一种回答。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艺术创作,自古有之,并不新鲜。苏联心理学家维戈茨基认为,既然“社会人的心理被视为该时代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共同底土,那也就是承认,艺术最直接地受社会人的心理的制约和规定” 。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推理,维戈茨基不过是把它推到显眼的位置,但这简洁明了地为文艺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出了不容置疑的理由。

    在现代文艺研究中,心理学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一些成果上,但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精神分析文论上。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在寻求例证的时候,为了普适性的目的,很自然地会找一些人们所熟知的案例,而某一些作家的创作和生平天生就是一个绝对支持的例证,比如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应该倒过来说,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发源处就能找到这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其次,大部分精神分析都有一种泛性论的偏执倾向,这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套路,也跟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一同招致了反感和激烈批评,但是,偏执往往会导致更强的力度,目不斜视地朝着俄狄浦斯情结奔去,这种单纯使精神分析文论本身携带着特有的坚定和韧性。

    拉康一再声明,他的理论方向是要“回到弗洛伊德”。实际上他跟荣格一样不满于弗洛伊德后期的泛性倾向,荣格的改造是引入“集体无意识”,以文化的、社会的意识取代弗洛伊德性本位唯我独尊的地位;而拉康找到了弗洛伊德早期的另一条思路:“自恋”模式的自我观念(一般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在《论自恋》和《哀悼与忧郁症》中体现为由自恋产生的自我;而在《自我与本我》、《精神分析概要》中体现的是基于本我的自我 )。所以,拉康说“回到弗洛伊德”并不像研究者们所说,是打着幌子的促销活动,而是一个真诚的治学愿望。

    本文拟借用拉康理论中几个关键词来完成对一种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之所以借用拉康理论,除了兴趣使然之外,还出于以下的考虑:20世纪西方文论的引入对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现状产生了巨大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世界化与民族化紧密相连,但是中国文论要与世界接轨必须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况且,对话的基本条件是要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参与这种共同语言的建构,但不能把人家所有的东西纳入到我们古已有之的那个文论基本范畴体系中去,因为不可“翻译”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当对旧的结构进行修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复存在,就应该吸纳新的范畴。这众多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成果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在理解中碰撞、在碰撞中理解,在文论界也引发了很多思考和变化,但是却基本没有体现到文艺心理研究上来。而这一个领域对于文论研究又是很重要的。

    目前学界刚开始有人将拉康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但研究者的方向是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本内部进行分析,例如张德明《〈红与黑〉:欲望主体与叙事结构》 ,戴桂玉《〈老人与海〉:海明威无意识欲望的表征》 ,没有进入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的领域。本文正是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第一章 镜像场景的引入和一个案例

    第一节 引入镜像场景

    为了研究的需要,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这个边界仅仅是为了达到理论的严谨性,而实际上没有严格的轮廓。再者,精神分析文论由于自身的原因,在作为它的论据的文本选择上可以说没有普适性。比如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父性权威只能解释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创作,而他们又很难归入到一个类别中去。理论在寻求事实支持的最初,很自然地会面朝最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例证,这是必要的举措。至于理论的严密构建和修整,那是更漫长艰巨的后来的工作,并且这工作是不可能完结的——因为理论总要在新的现实土壤中变化发展。因此,例证和观点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是多对一,也可能是一对一的;理论的普适性取决于具体研究的需要,是相对的。

    本文打算给出一个场景,就好比是一个舞台上的某个场面。如果我们的脑海里要呈现出一个舞台场景,必然需要一个取景框,由于它的大小,也就是镜头的远近推拉,框进去的范围和要素会发生变化。前文所说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取景的过程。出与探讨问题的需要,我们只需要框进几个关键要素。

    具体说,本文要给出的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镜像场景”,并用拉康理论几个关键词为中心来进行分析。

    举一个“写作的镜像场景”的例子:史铁生在《务虚笔记》的开篇设置的场景——“写作之夜”。在这个“写作之夜”里,他仿佛在追寻真实,但“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什么是真实?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坛坛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写作之夜的我也不再是我,而是一个“他”:“那不再是我。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 。在这一章的结尾,史铁生写出一段与本文主旨相同的文字:

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第15篇

——拉康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尤其是,严格说来所有的文本都是自传性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作家为什么要写自己?这是文艺心理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他的活动不同于花朵开放,蜜蜂采蜜的地方在于它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而文学创作活动在人类的所有对象化活动中又有其特殊之处,正是它的特殊性给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在这整个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中,从源头的意义上讲,创作的动机正突出昭示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根源。本文旨在对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做一些分析,并由此对作家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作出一种回答。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艺术创作,自古有之,并不新鲜。苏联心理学家维戈茨基认为,既然“社会人的心理被视为该时代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共同底土,那也就是承认,艺术最直接地受社会人的心理的制约和规定” 。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推理,维戈茨基不过是把它推到显眼的位置,但这简洁明了地为文艺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出了不容置疑的理由。

在现代文艺研究中,心理学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一些成果上,但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精神分析文论上。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在寻求例证的时候,为了普适性的目的,很自然地会找一些人们所熟知的案例,而某一些作家的创作和生平天生就是一个绝对支持的例证,比如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应该倒过来说,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发源处就能找到这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其次,大部分精神分析都有一种泛性论的偏执倾向,这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套路,也跟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一同招致了反感和激烈批评,但是,偏执往往会导致更强的力度,目不斜视地朝着俄狄浦斯情结奔去,这种单纯使精神分析文论本身携带着特有的坚定和韧性。

拉康一再声明,他的理论方向是要“回到弗洛伊德”。实际上他跟荣格一样不满于弗洛伊德后期的泛性倾向,荣格的改造是引入“集体无意识”,以文化的、社会的意识取代弗洛伊德性本位唯我独尊的地位;而拉康找到了弗洛伊德早期的另一条思路:“自恋”模式的自我观念(一般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在《论自恋》和《哀悼与忧郁症》中体现为由自恋产生的自我;而在《自我与本我》、《精神分析概要》中体现的是基于本我的自我 )。所以,拉康说“回到弗洛伊德”并不像研究者们所说,是打着幌子的促销活动,而是一个真诚的治学愿望。

本文拟借用拉康理论中几个关键词来完成对一种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之所以借用拉康理论,除了兴趣使然之外,还出于以下的考虑:20世纪西方文论的引入对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现状产生了巨大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世界化与民族化紧密相连,但是中国文论要与世界接轨必须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况且,对话的基本条件是要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参与这种共同语言的建构,但不能把人家所有的东西纳入到我们古已有之的那个文论基本范畴体系中去,因为不可“翻译”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当对旧的结构进行修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复存在,就应该吸纳新的范畴。这众多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成果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在理解中碰撞、在碰撞中理解,在文论界也引发了很多思考和变化,但是却基本没有体现到文艺心理研究上来。而这一个领域对于文论研究又是很重要的。

目前学界刚开始有人将拉康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但研究者的方向是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本内部进行分析,例如张德明《〈红与黑〉:欲望主体与叙事结构》 ,戴桂玉《〈老人与海〉:海明威无意识欲望的表征》 ,没有进入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的领域。本文正是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第一章 镜像场景的引入和一个案例

第一节 引入镜像场景

为了研究的需要,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这个边界仅仅是为了达到理论的严谨性,而实际上没有严格的轮廓。再者,精神分析文论由于自身的原因,在作为它的论据的文本选择上可以说没有普适性。比如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父性权威只能解释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创作,而他们又很难归入到一个类别中去。理论在寻求事实支持的最初,很自然地会面朝最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例证,这是必要的举措。至于理论的严密构建和修整,那是更漫长艰巨的后来的工作,并且这工作是不可能完结的——因为理论总要在新的现实土壤中变化发展。因此,例证和观点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是多对一,也可能是一对一的;理论的普适性取决于具体研究的需要,是相对的。

本文打算给出一个场景,就好比是一个舞台上的某个场面。如果我们的脑海里要呈现出一个舞台场景,必然需要一个取景框,由于它的大小,也就是镜头的远近推拉,框进去的范围和要素会发生变化。前文所说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取景的过程。出与探讨问题的需要,我们只需要框进几个关键要素。

具体说,本文要给出的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镜像场景”,并用拉康理论几个关键词为中心来进行分析。

举一个“写作的镜像场景”的例子:史铁生在《务虚笔记》的开篇设置的场景——“写作之夜”。在这个“写作之夜”里,他仿佛在追寻真实,但“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什么是真实?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坛坛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写作之夜的我也不再是我,而是一个“他”:“那不再是我。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 。在这一章的结尾,史铁生写出一段与本文主旨相同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