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传播论文：古代宗教文学传播综述范文

作者：王政林单位：河西学院甘肃

据此碑文所载，在公元635年唐太宗派宰臣房玄龄迎接大秦国传教士进入长安，并且对传教士的传教思想深信不疑，亲自听了其传教不说，还对他们的传教活动给予法律保护，可见唐王朝对景教的重视。因此学者把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定为景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景教在传入长安之前，当先进入新疆。“景教东来，当取途于乌浒河南大夏，不应越乌浒远至古之康居。景教徒之行程，盖由大夏经行巴达克山、葱岭、而至和阗，遵玄奘之归途而至长安。”

如此，景教势必由西域的疏勒、于阗、龟兹和高昌等地再到长安。方豪先生也持相同的观点:“阿罗本未入长安前，其本人或其他教士必已有逗留于长安之西新疆、甘肃一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贞观九年之前，阿罗本必定已在长安以西的中国边境和河西走廊开展了传教活动，并且有很大的成效，很受欢迎。因为只有在老百姓当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当地官员才能够将这一宗教上报朝廷。但是景教何时传入新疆，还不得而知。

但据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记载“公元550年左右，天使出现在阿兰人的主教喀喇都斯特面前，要他向众多的拜占庭俘虏和突厥人传教，给他们洗礼、发圣餐，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这部分突厥人学会了书写，不久，另一位老练的亚美尼亚主教又教会了他们种植。”又据沙畹《西突厥史料》中记载“景教在公元561年时已传播到索格底亚那的突厥人当中。”此段可以看出，在公元六世纪中叶，景教已经传入西域并已有一部分的信徒。从考古发现，高昌故地出土有叙利亚语、粟特语、中波斯语和突厥语书写的景教福音书和教论，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经典是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字体。从文中我们知道在公元六世纪中期，在中国的西域地区已经有景教的传播，并且影响很大。因此，推出景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时间大致在公元六世纪中期到公元635年之间。

景教在此时间段里传入中国既有教士们的宗教热情，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和机遇。首先，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是景教传播的最好媒介。景教向东传播的路线，正是自汉代以来东西间繁荣的商道———丝绸之路。通过这些商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运到西域各国甚至远至罗马，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而印度、波斯、叙利亚等地的黄金、香料、宝石及许多珍稀物产也运到中国，成为中国人追求的对象。因此，丝绸之路贸易成为中亚商人获取巨额利润的途径，他们“利之所在，无所不在”。当时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同西域前来长安经商的胡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在长安建有景教寺院两所，一是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在义宁坊街东之北为波斯胡僧阿罗本建立的波斯寺，一是仪风二年高宗应波斯王卑斯王之请求在醴泉坊街角之东建立的波斯寺。这两所景寺都在长安街西部，距当时的商业中心“西市”不远。

而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代西域各地胡人“在城西者甚多，而贾胡则似多于西市”。据此，长安景教徒中应有许多是西域商人及其后裔，这些来经商的胡人，他们大多数是粟特人，而粟特人历来是以经商著名的。史称其“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粟特人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中西商道上贸易的中介人，这些粟特人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公元564年，粟特等国遣使到北周朝贡，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葱岭以西的康国、安国、石国、钹汗、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穆国等，都遣使朝贡。”

这仅是官方往来，民间的往来显然比较多。而在公元6世纪时，西域就有了景教徒，他们的这种信仰必然会随着经济贸易而东渐，进而影响河西走廊。贞观年间，西域、中亚、波斯诸胡商纷纷来居凉州贸易。肃宗时“武威有7城，胡家聚居5城，聚居6万”。玄奘西行取经亲眼见到凉州在丝绸之路上的繁华景象，盛赞不已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唐代诗人岑参盛赞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元稹也说“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河西走廊人口达19万，唐王朝从河西收购粮食达371000千余石，竟占全国粮食的33%。可以看出河西走廊的富庶。自此以后，武威在丝绸之路上显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商镇:“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人富。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六十万匹。”而作为河西的另一个商镇的敦煌，也成为河西走廊的商业中心。“都会未及沙州，繁富大出于陇右”。据《沙州图经》记载:仅敦煌周围就有21个驿站，而这些驿站主要是接待中外纳贡的商旅。在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一处胡商聚集区“兴胡泊”。这些都是外商在河西走廊的贸易活动，其中便有大量的波斯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是景教徒。从叙利亚、波斯到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集聚的地方，大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道，这些景教徒中有些是纯粹的商人，他们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追逐利润，附带的从事一些宗教活动。而另外一些虽是宣传者，东来的目的虽是传教，但出于生活的需要，也不得不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从事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他们在贸易的同时也不断宣传他们的宗教信仰。可见景教徒他们是以经商为目的的而进入河西。虽然他们的目的是经商贸易，但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传播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预期的估量，“法流十道，国福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在“寺满百城”这其中必然有河西走廊的武威，因为武威离长安最近，而且又是商贸中心。这些景教徒随着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经商贸易，有的定居河西，娶妻生子，他们势必在家中做宗教仪式，过宗教生活，影响所及，他们的妻儿、亲邻耳濡目染，也有信仰景教的，而在河西走廊的别的地方，由于各种不明的原因，景教徒也定居，同样过着宗教生活。粟特人以经商为目的，沿着河西走廊把景教传入长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河西走廊景教徒是以经商为大背景来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

景教初传入河西，受到各种宗教和思想的排斥，它能否扎根于河西，就要看它的影响和势力了。景教是属于西方的宗教，佛教是属于东方的宗教，但是两者传入中国后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中国宗教史上看，凡是外来宗教在中国扎根、传播，都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即外来的宗教怎样与中国现实结合，或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佛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依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中国大地最有势力的宗教之一。

景教初传入河西走廊，同样也面临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在河西走廊传播并产生影响，首先要取得立足才行。此时，景教徒看到佛教一方面是外来宗教，另一方面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都对其熟知和了解。因此，决定了景教传入河西走廊所必须采用的方式和所走的路与佛教初传中国一样。当然，景教也吸收了儒家思想和道教的内容，而这一点在20世纪甘肃敦煌的石室中发现的7部有关唐朝的经卷和唐朝的绘画上有明确的反映。这7部景教文献是:《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其中《尊经》载“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530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30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

其中的“贝叶梵音”就是指的以佛教形式出现的景教经典。在翻译经典中也采用了大量的佛教术语，这在敦煌发现的景教经典中到处可见。如《三威蒙度赞》中的佛教术语有:“无上诸天，慧性，世尊，色见，情净，众善，慈恩，妙乐，广度苦界，慧力”。同时也吸收了道教的词汇如:“难寻无及正真常”。《老子》二十八章有“复归于无际”。《大圣通真归法赞》中有“功德，凡圣，法慈，广被，一切性，法海，大法，天轮”。可见，在敦煌发现的景教经典中也有关于佛教的内容。另外带有景教性质的绘画也可以反映出景教与佛教的关系。斯坦因在其1906至1908年的中亚考察中就有于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17窟内发现的一张公元9世纪的景教绘画。此画像绘一人物持十字架骑于白马上，头戴颇近萨珊式样的王冠，冠上面有对称羽翼，中间是个十字架，其胸前佩带十字徽的方式，可以看出这是一幅景教的遗物无疑。因为景教是以十字架为其标志，是一幅惹人注意的景教画作。魏礼在有关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绘画目录中指出，这幅画在敦煌是被当作菩萨来供奉的。

另外在《耶稣像》中，耶稣的头发、衣饰的式样和敦煌的这幅绘画相似或参考其他画作画成，写实风格中，佛画成了基本格调。如我们细细体味耶稣像的右手，可以找到敦煌佛画中的菩萨施法印姿态的影子，两手指拈花的方法与敦煌的菩萨和供养人的也是一致的。正如景教在翻译经典，尤其是救赎论方面采用佛家用语的表达形式。敦煌的景教绘画蒙受唐代佛画的影响。所以河西走廊的景教受到佛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主要是依附佛教在中国的河西走廊传播。

景教在传教过程中，为了便于大众的理解和接受，扩展传教规模，并使传播受到保护，不得不依附于河西走廊境内占主流文化地位的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以利于其对教义的解释。这种文化的依附性，从根本上导致了景教原有文化特质的丧失，再加上受到当时陆路交通、语言、传教团规模诸种因素的限制，所以景教在河西走廊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没能在河西走廊占据主流文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