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录传播论文：古学录的勃发与传播范文

作者：李娟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宋学语录的勃兴

在宋代，语录体得到空前发展，并在教育中广泛应用。这种空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甚至让人吃惊:进入12、13世纪，忽然间，几乎所有重要的新儒学思想家都留下了“语录”。宋代语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并且主要在南宋完成。这些理学家的语录作品主要有《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二程粹言》，徐积的《节孝语录》，朱子的《延平答问》，朱子与吕祖谦同撰的《近思录》，朱子的《杂学辩》，吕乔年编的《丽泽论说》，薛据所编的《孔子语集》，黎靖德所编辑的《朱子语类》等等。其中，黎靖德所编辑的《朱子语类》达一百四十卷之多。宋代语录体如此繁荣发达，以至于在宋之后，语录成为子部的内容。对此，四库馆臣谓:“南宋诸儒开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体”。

宋代语录作为教育的普及读本，对理学教育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也深受民众的欢迎。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描述宋学时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这其中语录就占了很大比例。理学语录著作不仅在宋代被广泛编著与使用，而且对以后的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在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的七百余年间，屡屡刻印，版本之多，仅次于钦定科举必读的《四书集注》。

宋学语录的特点

理学语录之所以得到广泛承认和接受，与理学语录自身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宋代的理学语录是当时的理学家在从教时其弟子对教学讲义和教学情境的整理，并且一般是由多个人的记录资料汇编而成。宋学语录具有口语化和简易化特点，所整理的问题具有明显的说理性、针对性和教育情境性。

(一)理学语录的白话性

白话性是宋代语录体的一个重要特点。白话文相对文言文而言，是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表达方式。说与写是两种语言系统，记录“说”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白话特点。宋儒语录是教师授课和师生问答对话的内容记载，门人弟子写入笔记时往往是直录老师的原话，虽然会有所加工，加以书面化，仍保存了大量活的口语。如《朱子语类》，记载的实际上是书面形式的口语，既有书面语成分，又有口语成分，大致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口语概貌。

“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看注时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须这一段透了，方看后板。”(《朱子语类•卷十》)对于这种白话性，在表现出“原始性、自然件、讲述件、通俗件、朴实件诸特点”的同时，由于其处于口耳相传状态而不能凝定，故实用性强，审美性弱。这种缺乏文学美感的特点使得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语录体著作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多受批评。比如四库馆臣在《北溪大全集》提要中对语录体的批驳:“苟其理可取，亦不能不略其词章矣”。但是，从单一的维度进行评判是片面的。语录盛行的本源也是因为禅宗和宋儒认为以前的经文太繁琐，人们过于重视经典章句而忘记了学习的本意。教育要“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即不讲究文字，而只是质朴地、自然地把话语记下来。如二程以为作文害道，故不作文，只由门人随便把讲学口语记下来。朱熹也认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与精美的文言文相比，语录文确实缺少文采，但其平易通俗，正如郑振铎所说:“从这些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用的口语文，是很平易浅近的。虽不能和“词话”的漂亮的文章相比，在使用口语文于说理文一方面，却是有相当的成就的。”

(二)理学语录的说理性

虽然语录的白话性明显，但与其他同样具有白话特点的说话体不同，理学语录具有很强的说理性。这种说理性源自理学语录的教育性。在教学过程中，理学大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为学教导，在教学对话中将儒家经典思想表述出来。理学语录所论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因此，教育说理性特点浓厚。如《语类》140卷中，《四书》占51卷，《五经》占29卷，哲学专题如理气、知行等，专人如周、程、老、释等，以及个人治学方法等，约占40卷，历史、政治、文学等约占20卷。

在很多学者眼中，理学语录体主要是为了说理。如庄仲方在《南宋文范》中评价语录体文章:“南宋说理文最为明达，虽北宋犹未及，惟近语录，无意为文者，皆不录。”下例可见:“学者好语高，正如贫人说金，说黄色，说坚软。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见富人说金如此。”《二程遗书•卷十五》“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熟读，不可便立见解，看正文了，却落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今来学者，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朱子语类•卷七》语录以教育和说理为目的，重点要让学生明白，所以语录中多比喻和疑问句式，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教育。语录中多用启发、训诫、点拨、警醒性的语言，而不是长篇大论的阐述与严谨不苟的论证。

(三)理学语录的教育情境性

理学语录所载内容产生于师生往复诘难相互研讨学问之时，不像著书立说那样严肃郑重，气氛比较自由，态度比较真切，往往更注重实情，具有浓厚的教育情境性。具有情境性的作品会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共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谈话类的文章也好，著作也好，在久远的历史中也是经常看到的，我想举两本教育类的经典著作，一是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是中国孔子的《论语》，这样一种谈话的方式可能比较容易使大家对教育产生一些生动的思想。”

语录体的著作是具体教学情境的记载，具有很强的教学情境性。清人朱止泉在《答乔星渚》中对语录的形容十分精彩:“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这种生动平实的言语，使得后人在读语录时，也感到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并且是针对自己的问题在悉心教导。如朱熹在与门人论述性与善的本质问题时，有这样的记述:郑问:“先生谓性是未发，善是已发，何也?”曰:“才成个人影子，许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恻隐，便是仁之善;羞恶，便是义之善。到动极复静处，依旧只是理。”

曰:“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见否?”曰:“这须就那地头看。‘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则善在先，性在后，是发出来方生人物。发出来是善，生人物便成个性。在人言，则性在先，善在后。”或举“孟子道性善”。曰:“此则‘性’字重，‘善’字轻，非对言也。文字须活看。此且就此说，彼则就彼说，不可死看。牵此合彼，便处处有碍。”(《朱子语类•卷四》)教学情境性，还表现在师生间的对话和辩难之中。朱子弟子在《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中称此书是“师生函丈间往复拮难，其辩愈详，其义愈精。读之悚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在读朱子语录时可以感受到教师对面讲授的情境。

(四)理学语录的补充性

语录体著作在对理学教学过程进行再现的同时，还能对理学家的思想做一个长时段的记载，反映出不同时期理学家的思想演进。如《朱子语类》的内容记载有的出于朱熹所著的相关专著成书之前，反映了其成书前的早期思想观点，有的出于其专著成书之后，反映了其成书后思想观点的新发展。并且《语类》中记载朱熹在讲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其文集中往往叙述简略，甚至完全没有。其中有些记载反映了朱熹晚年的一些精要见解，纠正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某些观点。这些记载在研究朱熹其人其书方面尤其显得珍贵。清人朱止泉在《答乔星渚》一文中说:“《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理学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理学语录著作本身的特点有关，而当时的教育发展状况和考试制度为承认和认可为以语录的方式进行理学传播提供了现实动力的和政策空间。

宋代教育需要大众化发展倾向与理学语录传播

语录的广泛传播可以从宋代文化教育繁荣的社会背景中得到解释。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以所谓“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宋史•文苑传》中记载:“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对宋代文化的发达繁荣，学者们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近代文化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的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与教育需求之间存在互促关系。为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宋代经过北宋时期三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建立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并且形成了从学校到科举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一体的连贯制度。有研究指出宋代教育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高等私学充分发展，并且注重规范化、制度化，其典型代表就是书院教育的建立与完善。另一个是承担蒙学教育任务的启蒙教育充分发展，并且更加社会化、普及化。

对宋代教育兴盛的描述最著名的是《都城纪胜》中的描述: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宋史•选举志》对此也作了简要的概括: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虽然宋代学校遍及天下，但并不意味着与今天的教育系统相同。宋代的学校教育没有固定的学习期限，学生来去无常，学子的学部分时间不是在学校中而是在家中或通过游学学习。除了徽宗朝蔡京兴学期间实行全国范围的学校升级制度，学校的教育与选拔功能成为一体这一短暂时期，很多学校都徒具其名。对此，宋朝屡次颁布最低学习期限，但往往并不奏效。如庆历四年(1044)三月关于兴办地方学校的诏书还规定，一般士人必须在州县学学习300天才能参加科举，以前参加过科举的士人可以减为100天。但随着庆历改革失败，这一限制也随之取消。徽宗朝全国行三舍法时，规定凡是入学满三个月，没有违反第一、第二等学规的县学生都可以参加每年正月的州学入学考试。在没有实行三舍法的其他期间内，对学生最低学习期限的规定大多是一年。

造成学生不能长期在学校中学习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校在大多数时间内与科举分离，其他的，如赶赴科举，外地游学等也是士子无法长期在学校学习的原因。并且，现实生活中的生计压力，养老侍亲的需要等也不允许一个成年男子长期在学校中不理家事。在学校学习之外，士人主要通过自学、游学及与友人研讨等形式学习。这时，具有学校教材性质的语录作品使士人在家或在外时都能感受到如在学校中听从老师教导。

对于地处偏远，家境贫困的士子，难以长期在学校中就学，也无法到外处寻找名师，在教育机会上就处于弱势。对此，在《朱子语类》中，朱熹曾深有体会地说:“某是自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了书。”简易浓缩的语录作品记载了学者的教育精华，并以教育实录的形式成文，使得个人在独学无友的情况下也可以拥有优秀的教育资源。朱熹在编撰《近思录》时就提到了对“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的士人，《近思录》足以作为自己在家研读的入门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四子的全书，“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

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宋代官学教育发达，但士子仍无法长期在学校中学习，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进入学校学习。在缺少教师指导，在自修和研讨式学习中，再现名家教育实况的语录被广泛接受成为必然。四、宋代考试制度理学化和简易化特点与理学语录传播学术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是两条不同的路向，前者要求不断创新和超越，后者要求相对稳定和易于接受。在《宋代贡举科目述论》一文中，张希清先生指出，宋代贡举科目沿革的特点之一是由繁到简，由进士、明经、诸科等变为进士一科取士。这种改变提高了以经术及第举人的地位。

宋之前的经学教育遵循唐例，以《九经》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但这一教育和考试内容在唐代时已经产生诸多问题，主要是经学中艰难晦涩的部分逐渐被淘汰，教育要求走向简易。避难就易的问题在宋代经学学习中依然存在。朱熹指出，当时学者读经“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甚至为了应试中举，士人“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高宗绍兴(1131—1162年)年间，“士习《周礼》《礼记》，较他经十无一二”，以致到了“其学浸废”的地步。

不仅学子的学习选择避难就易，宋代教育改革也要求科举及学子的学习改变繁琐晦涩的注疏之学，讲求探求经义的义理之学。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在改革经学教育时，认为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榖梁传》都不可靠，《春秋》是经典中最费解的一部，所以把它连同三传一起从学校教材中除去。每个学生在《诗》《书》《易》《礼记》《周礼》中选学一经，兼习《论语》《孟子》。去除艰涩的经学内容，简化了经学教育。虽然王安石变法最后失败，但其简化经学教育的主张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愿。

在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反对晦涩艰深的注疏记忆，追求阐明义理的要求下，以简明活泼的形式出现的理学语录受到欢迎。在教育实践中，要求教师能够简易有效地传授知识，在学习实践中，希望能够迅速有效的掌握知识，成为当时考试制度下学子的需求。宋学家的语录讲义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虽然语录没有成为官方教材，但在私人学习中，语录成为重要的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