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变迁与沿革历程范文

一、发展传播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

二战之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大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美国为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复兴，建构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一方面实施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贫穷与愚昧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而经济发展正是对付它的最有力的武器，从而开始大力支援新兴国家［1］。为此1949年杜鲁门提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四点行动计划。由此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发展研究”逐渐形成。狭义的发展研究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探讨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随着发展研究的蓬勃兴起，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包括发展传播学等学派相继诞生。当时发展理论主要限于狭义的层面，即研究者试图提出一种发展模式，解释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制定各种变革政策的理论依据。这种狭义的发展研究的结果是产生了“现代化理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发展研究开创了现代化经典理论［2］。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正属于这个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书中勒纳着重强调了社会、个人以及文化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在中东传统社会中的渗透和过渡情况，并重点分析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勒纳在书中全面系统地推出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发展传播学史上的开创者地位，该书的出版也成为发展传播学诞生的标志。这一学科在60～70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2年获“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8个研究专题小组之［3］。可见发展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布满冷战的痕迹。因果主义与实利主义是指导早期西方发展传播学的思想体系。

二、发展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

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年展研究的主流;6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受到依附理论的挑战，把霸主的位置让给了以拉美学派为主的依附理论;70年代，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成为当时发展理论的主流。80年代以后，新发展主义思想成为发展研究的主导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受进化论影响，美国社会科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向美国模式演变的一种进步过程。同时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他们把现代性与传统性视为不可相容的两个极端，因此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复制美国的价值观念，依靠美国政府的贷款和援助，从而转变落后的传统制度。现代化理论是来自欧美的观点，依附理论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心声。依附理论的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外部，而不在于内部的封建主义和传统主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障碍不是缺少资本、技术、民主制度，而是外部的经济制约因素。基于这种假设依附理论学派采取了与现代化理论学派相反的战略，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断链，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附理论主要是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该理论对弄清一个国家低度发展的历史根源有贡献，但它无助于摆脱低度发展的现实过程。以沃勒斯坦为首的发展理论研究者于1974年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法国阿诺尔学派的全球历史观。在早期研究中世界体系理论常与依附理论一并引用，之后慢慢与依附理论的差别越来越大: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单元是世界体系，而依附理论侧重于国家层面;依附理论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兴旺与衰退，世界体系学派则研究世界经济的历史动力学;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三个层面———核心、半边缘和边缘，而依附学派是持“核心—边缘”的两维结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

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两国的核竞赛给世界安全和全球生态造成严重威胁;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预示着曾经高速增长、经济繁荣的南美和亚洲也面临发展的局限。因此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观受到质疑，发展学说进入多元主义的后现代阶段。80年代中期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标志着新发展主义的产生。佩鲁倡导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的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观念。基于这种发展观的新发展主义，力主第三世界各国要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新发展主义思潮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形成高潮［4］。该理论具有多元复杂的载体，既包括欧美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批判，也包括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算，还有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知识分子。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质询发展的意义，拒斥发展二元论思维方式，揭露了传统发展主义的西方中心本质和政治背景，指出要以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世界观，建立基于本土知识的、“传统”与“现代”智慧相结合的、人与自然共存的发展模式。新发展主义的贡献是显著的，但仍然难以尽如人意，90年代全球化冲击下的现实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命运;对多元文化的赞美，并不能掩盖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因此需要思索新发展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其一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观不足以揭示社会发展实质和历史客观规律;其二是后现代哲学过于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导致对理性主义发展道路的全面否定，在现实中由于其问题意识缺乏，关怀主题越来越琐细化、庸俗化、平面化、浅薄化和分散化。

可见二战以来发展研究的演变轨迹是从发展客体论，经发展主体论和主－客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论。发展理论研究领域从经济、物质层面逐步拓展到精神、文化层面;从民族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延伸到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整体;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再深化到“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环境保护”。发展观的不断嬗变，促使发展研究越来越关注人的主体性。可见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理论先进性。

三、发展传播学理论范式的变迁

根据发展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许多专著或论文认为发展传播学经历了四个理论范式，依次是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全球化理论。但套用发展研究的变迁历史来解释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演进，无法凸显该理论自身的发展路径，而且不同文献说法不一，可见学界对发展传播学范式的变迁缺乏深入的探讨。英国学者科林·斯巴克斯在2007年出版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一书中，分别以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探讨了发展传播学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全球化范式”和“新范式”。斯巴克斯的观点为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发展传播学核心理论的演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20世纪50－60年代的主导范式

这一时期是发展传播研究兴起之时，也是现代化经典理论的盛行时期，所以发展传播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代化理论的烙印。在这个时期，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魔弹论，其影响力还普遍存在。在研究者看来，受众成员是一个个孤立的人，很容易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

这一理论范式的代表学者有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勒纳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的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因素的变化将会影响到其他三个因素的变化。大众传播媒介被勒纳称为国家发展中“奇妙的放大器”。同时，勒纳特别强调人自身现代化的意义，他认为从传统到现代实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过程，传统行为模式的转化和“人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人的问题”，即现代化社会需要有现代化个性的人。而新型的现代个性是以流动性心理状态为特征的，他称之为“移情性格”，只有具有“移情性格”的人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中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才能成为大众传播的受众和民主政治的选民。勒纳作为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人，其理论思想影响深远。正是由于勒纳强调现代化是“人的问题”，导致发展传播学对问题常常是个人归因，而不是体制归因。对于发展传播学来说，勒纳的学科创始之功不容抹杀。但勒纳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条件。此外勒纳把发展视为为一个信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传媒技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世界国家对传媒技术的引进，首先的目的是制造政治共识。

施拉姆1964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理论早期的另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公认的必读书。书中施拉姆反复论证和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并指出传播事业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守望、决策和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而且在以下发展项目中大众传媒可以发挥直接的作用:农业新技术推广、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正规教育。施拉姆主张要最大化地利用大众传媒来为国家发展服务。《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在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该书的建议过于理想化。

发展传播学主导范式的重要代表是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及其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在1962年出版的《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提出他关于传播和发展的模式。他指出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为接触型变化，即由于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而促使传统社会发生变革。因此他把社会变革的过程看作是创新和发明的传播推广的过程，并认为大众传播在普及有关创新发明的知识方面有很大作用。1966年罗杰斯在《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大众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四阶段论”和以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环节的发展模式。创新扩散理论是罗杰斯的重要贡献，该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和操作化，具有更强的实践胜和应用性。但罗杰斯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也是明显的。尽管他坚持创新扩散是一个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但传播技术并不是中立性的，个体总有社会身份的定位。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发展，首先要有政治和经济的投入;有投入就会牵扯利益与权力。因此不可能不过问谁从中获利，谁受到伤害。

到70年代中期，发展传播学主导范式宣布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强势的专家态度令人反感;主导范式往往假设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宪政民主是同步发展，但现实是发展中国家时空压缩式的发展过程使得内部的各种制度因素相互挤压，形成复杂局面，甚至造成骚乱和崩溃;主导范式认为落后的传统制度会逐渐消亡或瓦解，但事实上这些传统制度仍然保持着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功能。总之，对发展中国家本土特色和具体情况的忽视，造成了主导范式在实践层面的失败。

(二)20世纪60－70年代的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

斯巴克斯指出，面对主导范式的失败有三种回应:连续性变体、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主导范式的第二代主将罗杰斯认为要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来考察现代化，同时要强调民众的参与，由此提出修正的发展传播学理论———连续性变体，即继续认为现代的观念要优于传统的观念，依然寻求个人层面上的转变而不是社会结构上的变革。连续性变体在健康传播领域广为运用。如果将现代性分为技术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那么发展传播主导范式的连续性变体在促进技术现代性的项目中很有价值。但技术项目的目标和方法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延续性变体失败的标志是接受现有权力加在它身上的限制。连续性变体是修正的主导范式，别的学者则对主导范式持批判观点。由于关注角度的不同，出现了两种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前者的视野在国家外部，注重国际关系;后者则关注国家内部的底层弱势群体。

随着连续性变体的失利，罗杰斯等人开始注意信息传播、社会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平等;注意大众参与以及发展中的自信和独立;注意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的整合，由此出现研究的转向，提出了第二代范式———参与范式。进入80年代，受批判学派有关“媒介帝国主义”、“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影响，罗杰斯开始在研究中注意分析经济因素、社会决策与传播事业发展的关系。在具体操作上，发展传播研究更为重视发展政策和计划研究，重视媒介宣传运动的规划，即罗杰斯提出的“形成(时期)评估”的概念。［5］

参与范式在70年代之所以成为当时发展传播学的主流范式，除去因为罗杰斯等人研究的转向，还得益于拉美学者的呼吁。在依附理论的鼓舞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结合本国的实际和对早期传播实践结果的反省，认为发展传播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而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实践、一场对话和一个参与过程。与罗杰斯相比，拉美学者在横向的、草根的、民主的和另类的传播上促进了参与式传播理论的发展。

参与式发展理论采取了与经济导向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导向的依附理论不同的路径，它强调缺乏人民的介入是许多发展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参与式传播中，专家和项目工作人员是做出回应而不是发号施令，重心是信息交换而不是扩散模式里面的劝服。参与式传播在理论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所关心的社区事务和行动办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发展不是由外部专家来设计，而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设计。发展传播是和当地民众参与、分享及交流的、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传播过程，因为只有社会内部具有变革动力，才能带来长久的、持续的发展，这是参与范式的核心思想。

参与范式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繁荣发展，但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却出奇得差。原因在于现实中民众所拥有的经验性知识和专家所推崇的科学知识存在冲突，究竟以哪种知识为主?该由谁来做出判断?在实践中往往是熟悉西方科学知识的精英来做决定。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谁是参与的主体?参与是发展的目的抑或参与只是实现发展的手段?参与传播强调底层民众的自发性，这固然正确。但当民众的利益与统治阶层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继续推进参与式传播?参与式传播要求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但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恰恰缺乏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参与式传播以社团为参与单位，但社团之间、社团内部总会存在矛盾和纷争，仅仅凭借交流、对话难以解决形形色色的冲突，在这一点上，参与范式似乎过于理想化了。斯巴克斯就指出:参与范式是理论上的赢家，实践上的输家。

促进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的终极目标。但发展为了谁?通过谁来发展?为什么而发展?这样的质问导致了帝国主义范式的产生。诺登斯壮与席勒建议，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从全球经济与信息结构来探讨国家发展问题［6］。这种将焦点集中在外部结构性因素上，认为主导范式忽视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来自外部的障碍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的理论观点，便是发展传播中的帝国主义范式。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它强调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与参与范式强调国家内部底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不同，帝国主义范式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因而，这一范式在实际操作中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关心在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中通过行使投票权与殖民者展开斗争。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帝国主义范式日渐衰落。该范式由于和政治问题联系过于紧密，并为政治斗争做出明显改变，因此当政治力量转换后它无药可救地陷入学术废墟之中。美国、英国、新加坡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东欧剧变又削弱了帝国主义范式支持者的力量。世界形式的逆转是帝国主义范式失败的外部原因。科林·斯巴克斯指出，还有四点内部原因造成了帝国主义范式的边缘化:为支持政治方案，迎合战术同盟的需要而扭曲了早期的理论观点;传播和媒体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积极的受众研究引发对该范式结论正确性的质疑;传播科技突飞猛进引发的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如散居族群和移民越来越多。这一切都对美国媒体主宰全球文化的论断提出质疑。

(三)20世纪80－90年代的全球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的理论研究随之兴起。全球化理论倾向的主要特点是以后工业文明为轴心，构建全球化发展格局;民族国家不再是全球化时代的实体基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主宰着世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全球化理论与发展研究的世界体系理论紧密相关。就描述全球化的方法而言，90年代全球化理论，其中相当一些方法都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回应。但西方全球化理论也在作不断调整，这体现为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评和修正;另一方面重新确立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本单位，以求建构出与全球化进程更吻合的理论［7］。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全球化理论关注国际交流的新变化，但忽略了权力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问题。同时全球化时代的各种现象古已有之，并非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现象，与其用全球化来作为解释，不如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但无庸置疑，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的平行推进使得很多重要的发展问题都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问题，如环保、贫困、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

发展传播的全球化范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地更新不断修正全球范围内关于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的社会实践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群体的新组合方式使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需要和社会政治语境产生互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媒介以时空分离的方式建构媒介化的社会情境，重组社会关系。在无数虚拟社区中，人们在通过新的传播手段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想象共同体找到了新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传播学效果研究重回到强大效果论，不过与魔弹论强调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它是强调复杂的、间接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宏观强大效果，其结论是:大众传播对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上，尤其是观念和文化;大众传播形成的大众文化，能够帮助传统社会融入现代世界。这与发展传播的全球化范式如出一辙。

帝国主义范式承认世界是根据财富和权力不平等这一现实来组建的，而全球化范式宣称可以通过在全球化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来处理和解决上述问题。全球化范式并不能提出一个可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现实的战略，它只是在经济层面宣称可以通过市场，而不是国家来处理和解决上述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媒体内容全球流动的扩张，坚信市场是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给人类最好的受益形式。大众传播领域的全球化范式实际上是不加批评地接受资本主义有益这一理论。因此也有不少研究者批评道:发展传播学的全球化理论范式认为文化同质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宿命，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从而极大淡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借发展中国家引进大众传播媒介制度、资金、技术、内容之机，实行价值观移植、文化渗透的色彩。

(四)2000年以来新范式的萌芽

进入21世纪，是发展传播学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主导范式的理论已经过时，但在实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参与范式的主要问题是付诸实践困难重重;帝国主义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日渐衰弱;全球化范式还没有真正建立，就目前而言该范式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操作空间。“科林·斯巴克斯认为，要吸收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长处，兼顾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两个层面，建立一个新范式。最终参与范式是真正有望建立一个新范式的平台，以真正解决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8］208－247。斯巴克斯认为“社会行动”与“媒体”的结合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新范式如何指引落后地区的社会发展，斯巴克斯的结论是:首先，统计那些能够帮助穷人的各种生产资料、资源，主要有政府、公司、民间组织和需要变革的人。但这些资源都是有局限性的。帝国主义范式倾向于通过影响国际组织来达成目标，但这种激进的观点和表达往往难以奏效，而且也忽视了底层的意见和需求。因此，必须将关注点放在社会底层，先用少量的资源完成较小的发展项目，如地方性、社区性的小规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大型媒体的作用不大，因为大型媒体属于建制的组成部分，只有小型媒体才可能为弱势群体声张。这一改变穷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变化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加入，而一旦形成规模，或发生社会突发事件，穷人的意愿才能得到表达，而大型媒体才会关注这些问题，激进的传播目标才能实现。

四、结语

了解发展传播学理论范式的变迁，为我们研究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一领域提供了思考的脉络与探讨的框架。从发展研究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轨迹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发展观始终是发展传播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在新的时代，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这为我国的发展传播学提供了契机。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有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