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一、有效的规划是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关键

加快发展民俗文化事业把文化产业摆上重要位置，并列入社会事业和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制定扶持政策措施，推动民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大发展。多年来，吴小锦传承发扬“通草画”这一东方艺术奇葩，还不断创新探索出“贞观香绒画”“金箔画”等工艺美术新画种，备受行家称赞。吴小锦大师创作的通草画《母爱》《热海藏珍》《温馨家园》等11幅作品荣获全国、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评比金奖。像吴小锦这样如雷贯耳的大师，老百姓只是在报纸上、电视上见过，政府并没有下大功夫把这一东方奇葩与我市的经济进行有效地融合，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笔者认为，要让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石狮民俗文化发扬广大，必须要把它们列入政府的规划之中，让它们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尤其与实体进行融合，比如吴小锦“工艺美术创作室”与服装公司相融合，在服装上注入这些“通草画”“贞观香绒画”的元素，增强服装的文化品味，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传承祖国优秀文化提供更多的资金。

二、整合民俗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石狮侨乡文化、狮文化、武术文化、灯谜文化、对渡文化、古卫城文化、服饰文化和海底史前文化等民俗文化，大都比较分散，有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不为世人所知晓，比如侨乡文化的兴盛与变迁；有的纯民间性质的组织，比如狮文化、武术文化，这些民间艺人平时有自己的事业，只有在大型活动中或参加比赛时再进行集中训练。笔者认为，这些现状，确实令人担忧，文化的形成要经过几百几千的积淀，如果我们不加以收集、整理、整合，很快有的文化就失传、有的能够见证文化变迁的物件，如石碑、建筑物就会被毁损，因此，我们必须要把石狮的民俗语文化进行重新整合，然后把这些文化集中进行展示，比如建造一个石狮民俗文化公园，首先让石狮本地的人了解自己的民俗文化，从中更好地保护它们，让外来务工人员、游客了解石狮的民俗文化，更好地把石狮独特的文化介绍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通过着力提升海洋、侨乡、民间艺术、宗教等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传统文化品牌，大力培育社区、企业、商贸、服饰等富有石狮特色的现代文化品牌，争取更多的特色文化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特色文化为城市发展助力。

三、加大资金投入，保障民俗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民俗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和“基”，只有加大投入资金才能把一系列民俗文化的品牌做强做大；才能使文化与经济高度的融合催生“文化经济”；这一点，笔者认为山西“东湖醋园”值得借鉴。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以山西老陈醋文化为主题建立的“东湖醋园”，它是山西省第一家动态展示传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程和老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司化、工厂化博物馆。园内由陈列堂和醋疗园两部分组成。分别收集了我国西汉以来各种酿醋器具、农耕器具和700余个醋疗药方，以古今器皿展示、文献典籍摘记，图片照片写真，产品实物陈列等形式充分展示了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文化底蕴。2010年12月27日，东湖醋园作为特色旅游景点，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点。很多游客到那里旅游时不仅了解“醋文化”的历史，还观摩了醋的生产过程，这样的让游客花钱看广告的事，游客即不会反感，反而认为学到知识，真是一举两得。假如石狮也加大资金扶持石狮甜粿企业，做成“甜粿文化园”，然后把侨乡文化融合进去，成为一个反映石狮历代侨民的奋斗史展示平台，这应该是会令很多侨亲高兴的大好事，或者成立“通草画”“香绒画”鉴赏园，把石狮的主打产业服饰业融合进来，这对于增加石狮服饰业的文化附加值应该会起一定的作用。

为此，加大投入资金才能使文化与经济高度的融合催生“文化经济”；才能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升；才能给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巨大活力；才能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使快速发展的石狮经济与石狮民俗文化的有效融合形成新的增长点。

作者：李成德单位：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文化服务中心

一、生肖文化的成因

龙作为生肖中唯一不真正存在的动物，看似很有特殊性，但事实上也无法脱开这个道理。中国人自古以来自认是龙的传人，古时天子，号称是真龙化身，龙图腾崇拜在中国是拥有着超乎寻常的地位。因此，龙在生肖中也是可以说得通的。而这一切图腾崇拜所包含的深层次奥秘，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生活生存的美好理想和吉祥愿望。笔者则认为，生肖的成因应当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它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最后定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从更广的范围内去考证，而不应局限于某一种说法。可以说，生肖是历法的需求，图腾及动物崇拜的延续等影响等综合因素作用下产生的。

二、生肖文化的影响

生肖并不仅仅存在与中国，在其他许多地区亦有，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四大文明古国都有生肖纪年法，并且彼此间十分接近，但各国的生肖纪年法应该都是独立形成的，不存在由某个辐射源先行产生，而后辐射到周边国家的道理。生肖从原初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属相、星座之类的问题依然津津乐道。可以说，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通俗的含义，生肖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各国民间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面对生肖（或者星座等等）文化，我们应当去和看待它呢？是深信不疑，还是认为是封建迷信应当彻底摈弃？先来看看什么是迷信，似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迷信的影子，例如本命年带红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等等说法，但是，首先我们得分清楚，什么是俗信，什么是迷信，这二者在当前是不同的。

传统社会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古时的民间信仰也有很大威慑力，但是在现代化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这些似乎都已经过时了，科学技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于是我们抛下许多所谓的“糟粕”，义无反顾的投入了理性和科学的世界。看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那些抛下的“糟粕”其中包含着许多我国自古以来的美好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做的并不是全然抛弃，而是有选择的摒弃。民间信仰在今天也分成了俗信和迷信，虽然二者都是由民间原始宗教和巫术发展而来，但是在今天二者本质上存在不同。简单来说，俗信指的是，由民间宗教和巫术发展而来，经过民间长期传承，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习惯的传统理念。它往往象征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向往，寄托了人们驱邪求福保平安的心愿。俗信对于他人是没有什么损害的，我们丰年过节的贴门神、春联，放鞭炮，过本命年带红绳等等都属于俗信。而迷信则是与俗信相反了，它传自古时民间宗教和巫术，盲目对于超自然的食物信仰崇拜，并且有害于自己活着他人的理念就是迷信。比如发高烧不上医院而是烧纸，祭祀仪式行为有害人健康甚至危及性命等等。只要理解了迷信和俗信的概念，就能很容易判断哪些事象是迷信哪些是俗信，而生肖文化很明显属于俗信行为，所以我们不应当舍弃它，其他民俗文化也应如此。

三、结语

生肖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如干支纪年，图腾、动物崇拜等等，因此生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变异性，例如将其与天干地支纪念结合起来等等。生肖文化的稳定性和变异性这两大特性同时也是民俗的两大特性，在今后的发展中，生肖还会继续保持着稳定性和变异性来发展、传承与变化。

作者：徐逸风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一、天津滨海地区渔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民俗事象纷繁复杂、包罗万象。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将其分为四大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习俗。其中，物质民俗中包含生产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服饰民俗等；社会民俗包括社会制度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娱乐民俗等。

1.物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1）生产习俗。天津滨海地区位于渤海北岸和蓟运河的下梢，自古以来就是鱼捕不禁、海产丰饶，如汉沽“三鲜”远近闻名。①鱽鱼，位列“三鲜”之首，因生活于海水和河水交溶处，因而当地人又称“两合鱼”。鱽鱼酷似刀状，鳞呈银白色，每逢春季雌性鱽鱼开始产卵，在靠近大海的河床边孵化，活动在水草丛生的平静水底。②海鲙，生活于大海中，活动范围较大，喜欢聚群活动，当地有“一网捕捞两船鱼”的说法，颇受当地人的喜爱。一般在七八月份捕捞。③港梭鱼，生活于咸水中，多在上层水位活动，游动速度极快，有“三尺一花”之称，不易捕捞，一般在冬季穿破冰层捕捞。此外，还盛产对虾、桃花蚶、银鱼、麻鯷、沙光鱼、狼鱼等。（2）饮食习俗。汉沽渔家人海水煮鱼虾之法经过漫长的演变，形成了有明显特色的烹调技法———“馇”技，它不仅是汉沽民间传统的饮食习惯，更随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种民间饮食文化，并成为天津滨海地区的一大特色，其中以汉沽杨家寨的“杨氏八大馇”最有名气。（3）居住习俗。以前，大多数渔家的房子面南背北，传承四合院风格。为了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房子前后各设一门，冬天封严后门挡凛冽的寒风，夏天打开后门时凉爽的海风而过。随着渔村的大量消失，传统的渔民房居也慢慢淡出历史，现在主要以渔家小院的形式生存在人们的视野中。

2.社会民俗旅游资源

（1）岁时节日民俗。①填仓节（也称天仓节）。阴历正月二十五为填仓节，过节当天锣鼓喧天，渔民也不出海，赶早将自家的水缸挑满，用草灰画的圆圈撒小鱼小虾，以祈求来年鱼虾丰收，日子红红火火。②二月二。滨海地区渔家人有吃“煎焖子”、领龙的习俗。煎焖子也叫煎龙鳞，是对“懒龙”的惩罚，以督促它尽力治水。领龙，就是从家里把“懒龙”领出去。渔家妇女在这一天不许动针和剪子之类的工具，以防刺伤“龙眼”。（2）民间歌舞。①飞镲。这是汉沽地区堪称一绝的民间表演艺术，2008年被收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初本是渔民们海上通讯工具，后来发展为举行喜庆活动、酬神出会的一种集民间音乐、舞蹈、武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表演艺术。②篓子灯。又称五鬼闹判官、乡人傩、傩舞。有学者考证，篓子灯是古代“驱傩”仪典的遗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3.精神民俗旅游资源

（1）民间信仰。①石头神。蔡家堡过去流传着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抬石头神。石磨等石器都可作为祭祀的对象。因为正月初十，“十”与“石”同音，人们便称这一天为石头神的生日，祭祀以示感恩。当天早晨，村民们聚集到大庙前，抬着绑瓦罐的石头走，祈求一年风调雨顺。②铁神。铁神崇拜来源于清初老者梦见神诏的传说。村民依据老者梦靥之语在海边建一身穿铁甲似王者般的铁神像。从此便有了逢年过节到此庙烧香祷祝的习俗，祈求人船平安、生活美满。但此庙于1976年地震中被毁，这一习俗随之慢慢消失。（2）民间禁忌。渔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禁忌，行船忌、日常行为忌、语言忌，如人们平时忌讳用“翻、沉、扣”等词，从中可看出渔民们在不能预测的大海面前，产生一种祈福避凶的心理。

一、有关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中小学课外阅读现状的调研

(一)中小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了解甚少1．据跟踪调研统计，中小学生对讲座所涉及的18个民俗知之甚少，小学低年级同学绝大多数只知道踢毽子，最多的还知道打水漂和摔泥炮;小学中高年级同学基本不知道所讲的6个民俗，只有个别同学知道豆包相关民俗;初中同学略好一些，但对所了解的相关民俗也只是一知半解，不知其详细情况。2．据调查统计，中小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了解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从教材、课堂中获取，主要是语文课和思品课，二是从影视作品中获取，三是从课外阅读中获取。第一条途径内容极少，第二、三条途径均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造成了中小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知之甚少的现状。3．当前的中小学教师本身对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知之甚少，因而也没有积极让学生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主观意识。

(二)社会、学校、教材等对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不重视1．受当前政治、经济环境及互联网文化发展的影响，社会及学校不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2．教育行政部门，教材编写者急功近利，一味强调现代化，亦不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小学常规的教学内容中涉及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寥寥无几。3．国家、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投入不够，宣传不够，没有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致使中小学生极少有机会真正接触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因此就更谈不上传承了。

二、优化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中小学课外阅读现状的策略

课外阅读只是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窗子，真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并自觉渗入精神世界润养自身，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都需要投入力量的系统化工程，可通过以下策略进行尝试探索。

(一)举办各种形式的民俗文化推广活动，烘托阅读背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网络独行其道的社会阅读环境下，孩子们了解优秀民俗文化的兴趣会减弱。通过举办以民俗文化节庆活动为代表的多种样式的优秀民俗推广活动，不仅有利于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塑造当地名片形象，而且为孩子们的民俗文化阅读提供了现实版的集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知识性、参与性为一体的活“文本”，由于具有了丰富可感的现实情境，为阅读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如在阅读《红楼梦》“宝黛初会”这一章节时，很多学生对繁琐的服饰和建筑描写并不了解，也往往一带而过，通过课题组讲座的介绍，一些孩子们理解了其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专门成立了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从而有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对优秀民俗文化的了解得以提升。

(二)赋予民俗文化更为丰富的传播载体，提供阅读文本民俗文化有历时性的特征，有些逐渐形成、固化，有些逐渐散佚，在优秀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弘扬过程中，应该协同各地的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赋予民俗文化更多的传播载体和推广形式。如民俗专家现场讲座、民俗文化知识有奖竞赛、征集当地民俗文化宣传口号等，营造出良好的民众参与的文化氛围。以此为基础，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既可以是摄影作品、画册、海报等宣传品，也可以是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或出版发行的专著等，还有报纸期刊上的民俗文化专栏，通过电影、电视、网络、广播等众多媒介的参与，最终不仅形成阅读文本，还要使好的作品能为广大受众所熟知，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

(三)为民俗文化阅读提供更直观的体验，强化阅读成果。民俗展品陈列等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了梳理与展示民俗文化的作用，但在全球化、网格化的时代，如何与时俱进地为民俗文化阅读提供更具现实感的体验，是我们强化民族记忆、弘扬民族传承的新课题。民俗旅游是其中一种创新形式，通过民俗博物馆、民俗村、民俗街区等各种景区、景点的综合设计，以身临其境的逼真感，使记载优秀民俗的文字化为现实空间里的衣食住行，能够强化阅读成果。而这种体验应更为丰富，比如组织秋千、跳竹竿、踩高跷、赛龙舟等表演竞赛，号召更多学生参与到舞龙、舞狮、划旱船等这类节庆嬉戏项目中来，以及日常生活中抽陀螺、跳方格、滚铁环等几近湮灭的这类体育活动等。

一、历史性：亦古亦今的民俗

民俗具有集体性、稳定性、变异性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这种特色也正是通过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例如，以往在中国的许多地区，立春要举行打春牛的习俗，旧历新年要扫尘，贴春联、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元宵节吃元宵、放烟火、舞龙灯、猜灯谜；三月清明节出门踏青、插柳条等，这些较稳定的习俗在元杂剧中固然有诸多描写展示，也正说明民俗中集体性和稳定性的表现，这种特性在衣、食、住、行、婚俗、市商、岁时节令、游戏等诸习俗中均存在着。宋元时期，人们最重视的节日莫过于清明。《李逵负荆》、《燕青博鱼》中宋江曾说：“某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清明是古代传统的上坟祭祖的日子，由于此时春回大地，草木皆绿，也成了人们郊游踏青的大好时机。每到清明，人们纷纷外出游玩。据西湖老人《繁胜录》云：“寒食前后，西湖内画船布满，头尾相接，有若浮桥。”对当时的风俗元杂剧有细致的描绘。《玉壶春》：（卜儿云）……时遇清明节令，着女儿梳妆打扮了，领着梅香去郊外踏青赏玩去。（李斌云）……今日清明，倾城士民，尽往郊外踏青赏玩。（琴童云）相公，时遇清明节令，你看这郊外人稠物穰，都是赏心乐事，真个好热闹也。剧中三支曲子描绘了当时的热闹景象：[油葫芦]则见那仕女王孙上苑，人人可便赏禁烟。则见那桃花散锦柳飞絮，语关关枝上流莺转，舞翩翩波面鸳鸯恋。这壁厢罗绮丛，那壁厢鼓吹喧，抵多少笙歌闹入梨花院，可兀的就芳草设华筵。[天下乐]抵多少向秦楼列管弦，春帘风外悬。嗔游人醉眼径软。绿阴中闻鹧鸪，红香中啼杜鹃，休辜负艳阳三月天。[哪吒令]一丛丛香车翠辇，一对对雕鞍骏宛，一簇簇兰桡画船，一攒攒蹴鞠场，一处处秋千院，一行行品竹调弦。在这样明媚的春光中，许多青年男女在踏青时邂逅、相爱，展开了一个个美丽的戏剧故事，如王焕与贺怜怜，郑元和与李亚仙，李斌与李素兰。同时，许多固定的游戏也在踏青中进行，如荡秋千、斗草、蹴鞠等。每当清明，无论公子王孙、仕女贵妇、婢女娼妓，纷纷加入到游戏的行列。元杂剧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游戏盛况。《百花亭》中王焕郊外踏青，感叹所见：香车宝马，仕女王孙，蹴鞠秋千，管弦鼓乐，好不富贵也呵！《调风月》一剧：（正旦带酒上）却共女伴蹴罢秋千，逃席的走来家。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唱）[中吕粉蝶儿]年例寒食，邻姬每斗草邀会。去年没人将我拘管收拾，打秋千，闲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连平日足不出户的女孩子也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游戏到“昏天黑地”，荡秋千、斗百草是古代妇女中最普及的游戏活动，特别是在清明时，这样的游戏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人生乐趣。

当然元剧中描写清明固然是由节日氛围展示的需要，但清明祭祀扫墓祭奠先祖亡灵也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暗合人们心理中的诸多因素，同时让民俗习俗通过戏曲发挥它规范服务教化的功能。又如服饰官服中的装饰物“悬鱼”是指古代皇帝赐给各级官员随身佩带的鱼形饰物，质量依受赐者官位高低而不同。《旧唐书•舆服志》曰：“神龙元年六月，郡王、嗣王特许金鱼袋。”《新唐书•车服志》曰：“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官有贰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一曰：“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盖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关汉卿《望江亭》第一折白：（正末扮白士中上）（诗云）昨日金门去上书，今朝墨绶已悬鱼。谁家美女颜如玉，彩球偏爱掷贫儒。以“墨绶悬鱼”借指做了大官。可见古代官服等级森严且有一定的稳定性。民俗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中随时包含着可变因素，这就是变异性。其变异性有时又表现为阶段性状态，有局部变异和整体变异的情况。元杂剧民俗文化遗存的描写展示紧密结合剧情和元人的生活习俗，自然包含大量的元人当时的种种习俗。比如对于“一年本利一倍”的“羊羔儿利”，在现存160多种元杂剧作品中，作为重要情节或在剧中提到的竟达十七种之多，它们是，《窦娥冤》、《救风尘》、《公孙汗衫记》、《看钱奴》、《老生儿》、《忍字记》、《金凤钗》、《秋胡戏妻》、《五侯宴》、《鸳鸯被》、《冤家债主》、《勘头巾》、《度柳翠》、《焚儿救母》、《陈州粜米》、《货郎旦》、《夹生债》等。其剥削的对象，有官吏，如《鸳鸯被》里李府尹赴京勘问，向刘员外借了十两银子，以亲生女儿李玉英作抵押；有文人，如《窦娥冤》里穷秀才窦天章借了蔡婆婆二十两银子，无力偿还，将七岁的女儿卖给蔡家做童养媳；有市民，如《来生债》里小商贩李孝先向庞居士借了两个银子，本利均折，惟恐索债，染病不起；而更多的是农民，如《秋胡戏妻》里李大户说：“四村上下人家，都是少欠我钱钞粮食的”。富豪们厚颜无耻地自称放高利贷为“做善事”（《夹生债》），而人民却无情地指斥他们“放钱债多把穷民掯”（《老生儿》），“你子与我饥饿民为害”（《看钱奴》）。在元剧中如此集中深刻的展示，说明元杂剧作家对这一严肃社会问题的重视，也表明高利贷剥削在元代社会的普遍流行。虽然元朝政府屡屡明令禁止，但高利贷剥削在有元一代自始至终不绝如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

元代高利贷的长期延续严重地腐蚀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助长了统治阶段野蛮、残暴、贪婪的阶级本性。让后世读者更加深入了解认识元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也恰恰说明元剧作家直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强烈批判精神。又如在诸多的爱情剧、风情剧中，不时提及服饰风俗和婚俗，尤其是具有金元时代气息的包髻、团彩、绣手巾这三件服装用品。其实这三件是金元时代娶妾时送给女方的聘礼。包髻，古时妇女包头用的头巾，有多种颜色。团衫，最初是女真族妇女穿的上衣，黑色或紫黑色，直领、左衽，掖缝两旁后为双襞积，衣服前边扫到地面，后边离地一尺左右。绣手巾，绸料手帕。这在关汉卿的《望江亭》、《谢天香》、《诈妮子》三剧及其他作家作品有所反映。在《望江亭》第三折，杨衙内央及李稍做现成媒人，要娶张二嫂（谭记儿巧扮）为妾，云：李稍，我央及你，你替我做个落花媒人，你和张二嫂说，大夫人不许他，许他做第二个夫人，包髻、团衫、绣手巾，都是他受用的。《谢天香》第二折，钱大尹对张千说：张千，你近前来，你做个落花的媒人，我好生赏你。你对谢天香说，大夫人不与你，与你作个小夫人咱。则今日乐籍里除了名字，与他包髻、团衫、绣手巾。多么具有民间风俗特征的婚俗服饰习俗啊，这里既可看到民俗中的变异性，因为它包含了女真族的服饰习俗，又可看到元剧的时代性特点。元代由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削弱了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封建理学思想也一直难以取得独尊地位，妇女们表现出某种追求自主的趋向。在婚姻生活上表现出不少女子放任越礼的世风。离婚在元代并不乏见，妇女有“嫁而奔人”的，有“惮严其舅姑而私窜外”的，还有“见夫久贫辞去”的。这都说明元代妇女并不那么恪守“既嫁从夫”的封建教条。反映到元杂剧里，就颇有妇女主动向丈夫提出离婚、索取休书的事。如《秋胡戏妻》里的罗梅英见丈夫拈花惹草，品质恶劣，要求“你与我休离纸半张”；《遇上皇》里的刘月仙和《渔樵记》里的玉天仙，则因为家贫难以生活而要求离婚。离婚既为习见，改嫁亦不为奇。元代前期剧作家不那么看重贞节，《公孙汗衫记》里张孝友夫妇和《鲁斋即》里的李四夫妇，在经历了一段分离落难后，又“重整姻缘”。元朝统治者从天历二年（1329）开始大力表旌孝行贞节，封建士大夫也以“夫妇伦与君臣等”为由极力加以鼓吹张扬，于是在元杂剧中就有乔吉的《贤孝妇》、《节妇牌》等作品问世。可见民俗世风的转变必然会在剧作中体现出来。换言之，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遗存既有民俗传统性稳定性的一面的展示，也有表现民俗中变异性时代性的特点。

二、民族性：亦蒙亦汉的民俗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俗文化的格局始终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民俗文化的传递方式上呈现出传承性和扩布性的特点。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扩布性则指民族文化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也是指民俗文化的横向传播过程。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扩布相结合，使民俗文化占有广大的时间和空间，形成民俗文化多元化的互相撞击与吸收，融和与发展。作为一种心态、语言和行为模式的民俗文化，其传承是自上而下，从古至今；扩布则是前后左右的空间流动。民俗文化在时空上的承传与扩布中，呈现出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种新的民俗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形成，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完善之后，它的功能和价值被充分显现出来，它不仅为该民族、该地区的民众所接受，成为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且开始向其他民族地区渗透。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遗存描写与展示，同样表现出民俗文化习俗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特点。在元剧表现的诸多民俗习俗中，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游戏娱乐中不乏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习俗，亦有由于剧情所需反映出少数民族风俗事象的，故本节通用“民族性——亦蒙亦汉的民俗”概括之。

（一）元剧中所表现的全民族共同拥有的民俗风情源于汉武帝时的正月十五盛张灯火，通宵达旦祭祀太一神，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隋炀帝为了追求享乐，每逢正月十五，都要在皇城端门外设下数里戏场，调集数万人，盛装彩服，通宵歌舞。元宵行乐的节俗观念，自此而一发不可收。唐玄宗时期，每至上元夜更是大陈灯彩：百枝灯树，千炬红烛、歌女乐工、载歌载舞。夸财斗富、铺张挥霍之风到宋代达于极盛。宋代，皇帝观灯已成礼俗。至元代，元宵节也是全国各民共同的节日。到明清二代，从春节到元宵，舞狮、舞龙、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腰鼓、闹社火，举国同庆，如今它仍然是我们民族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东京梦华录》卷六介绍了宋代元宵节“望之蜿蜓如双龙飞走”的龙灯盛况，还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的演出。元承宋俗，《析津志辑佚•岁纪》记载了元代大都元宵节的景况：“又于草屋外悬挂琉璃蒲萄灯、奇巧纸灯、谐谑灯与烟火爆杖之属。自朝起鼓方静，如是者至十五、十六日方止。宫中有世皇所穿珍珠垂结灯，殿上有七宝漏灯。……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树旁诸市人数，发卖诸般米甜食、饼饣庶、枣面糕之属，酒肉茶汤无不精备，游人至此忘返。此景莫盛于武宗、仁宗之朝。”[6]不但百姓观灯游赏，皇室也张灯结彩，可见蒙古人也接受了元宵节。元杂剧如曾瑞的《留鞋记》、武汉臣的《生金阁》、无名氏的《王矮虎大闹东平府》都写了元宵节的风俗。《留鞋记》第二折王月英唱道：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弦一派，趁游人拥出蓬菜，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下，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直恁的人马相挨。梅香又云：姐姐，你看这般月色，映着一片灯光，宝马香车，往来来绝，果然是好景致也。这与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中的“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同一境界。《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则写元宵节“灯擂台”的风俗，第二折社头云：如今年丰岁稔，时遇元宵，家家点放花灯，于此节庆赏三日。在于这大街前、鼓楼下，聚会天下好汉，争筹打擂。将宋代“百戏”之一的“相朴”变成元宵节的主要活动，体现了元人尚武的特点。[7]433武汉臣《生金阁》，第三折，白：（社火鼓乐摆开科），（外扮老人里正同上云）……时遇元宵节令，预赏丰年。城里城外，不论官家民户，都要帖放花灯，与民同乐。老的，咱每做火儿看灯，走一遭去来。（做看灯科）（衙内领随从上云）今日是元宵节令，小的每随俺看灯耍子去。……（正末扮包拯便衣领张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官府龙图阁待制，……时遇上元节令，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以上戏文说明，在元代每逢元宵节令，从官家到民户，从城里到城外，都要贴放花灯；从政府官员到普百姓，从老人到小孩，都要观赏花灯，欢度佳节。据记载，元宵节皓月上空，花灯闪射，是男女情人幽会的好时机。元杂剧《留鞋记》中就描写了郭秀才与王月英在元宵佳节幽会的故事。又如火葬习俗，在元杂剧多有反映，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民俗火葬”载：“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剐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方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仪渠为异，至与朽肉者同言之。”这条记载说明我国古代火葬习俗来源有二：一是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大唐西域记》卷二载：“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一是秦之西仪渠国之习俗。其实我国远古时期已有火葬，只是至宋代盛行起来。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火葬”条曰：“自宋以来，此风日盛。”此风日盛的主要原因是：（一）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旷日持久，生者尚且苟延残喘，死者后事只能从简。于是火葬悄然成俗，此风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二）宋代是我国历中上又一次人口增长的高峰；加上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人多与地少的矛盾尖锐化，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多数士大夫激烈反对火炎葬，朝延也厉行火葬禁令，炎葬习俗却难以革除。（三）入元以后，因受到佛教和契丹、女真人的影响，南北方的汉族亦有实行火葬的。宋元戏曲中对当时的火葬习俗均有反映。[12]271-273《小孙屠》第十四出《孙婆客死》：（末唱）……[南曲刷子序]心中自忖，怨亲娘可煞孤命。你若家里死后，便累七追享，不免请几个僧人。止不过做两三夜道场，看几卷忏文《心经》。暗自省也，落得草草，出殡在西域。（白）惭愧！且喜到得城外。则这般不敢家去，把这骨匣儿在门外具德寺里，前到家去说与哥哥知道，请几个僧人取去。（寄骨匣介）（回家介）（见封门介）……演述孙必贵陪同母亲去东岳庙焚香还愿，没想到母亲却客死旅店。按旧俗，死在家外的人，不论年纪大小，都不能入家停尸装殓；只能在城门外设道扬，请道士或僧人超度亡灵。从孙必贵寄骨匣儿（骨灰盒）可知，其母亲的尸体已经火化。骨灰盒或存放在寺庙里；或者入土埋藏。《蝴蝶梦》第四折：（正旦上，云）听的说石和孩儿盆吊死了，他两个哥哥抬尸首去了，我叫化了些纸钱，将着柴火燃埋孩儿去呵！杂剧《赚蒯通》第四折：（正末唱）[太平令]便做有春秋祭飨，也是济不得他九泉下魂魄凄凉。倒不如早将我油烹火葬，好和他列生厮傍。杂剧《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第二折：（令史云）……张千，你去城里唤一个巧笔丹青来，依着这尸首画一个图本，着这婆子画一个字，领将这尸首去烧毁了，依着这尸伤图本打官司。便与我烧了这尸首者。（正旦云）烧不的。（令史云）怎么烧不的？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第三折：（正末做回看科，云）休来，休来！我到城隍庙取魂灵去也。想我死不多时，岳大嫂便把我尸骸焚化了。这些都是宋元时期火葬习俗在宋元戏曲中的反映。又如郑德辉撰杂剧《㑇梅香》中就有“削一条柳椽儿”、“把你来火葬了”的说法。无名氏撰杂剧《赚蒯通》中则有这样的唱词：便做有春秋祭飨，也济不得他九泉之下魂魄凄凉。不如早将我油烹火葬，好和他死生厮傍。尸体焚烧后，将骨灰（当时称为“骨殖”、“灰骨”等）放在匣子（称为“骨殖匣”或“骨匣”）或瓶子（称为“葬瓶”）里面。如元杂剧《哭存孝》中有唱词说：我将这引魂幡执定在手中摇，我将这骨殖匣轻轻的自背着。杜仁杰在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喻情》中亦云：“楮树下梯要摘梨，葬瓶中灰骨是个不自由的鬼。”骨殖匣或葬瓶，或者埋葬，或者存放在寺庙中。火化尸体后再行埋葬，当时合称为“烧埋”。关汉卿撰杂剧《蝴蝶梦》中的说词可资证明：我叫化了些纸钱，将着柴火烧埋孩儿去呵。

（二）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宋元的风俗活动中，一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游戏分外惹人注目，这就是射柳。射柳是辽金元时北方民族的游戏，一般在蕤宾节即端午节举行，这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游戏。北方民族民风尚武，射柳这种具有耀武特色的游戏特别受到他们的欢迎。元代宫廷在端午时一般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射柳活动，《析津志辑佚•风俗》记载：“诸王行觞为节令寿，前列三军，旗帜森然，武职威令射柳。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射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其赏如前，不胜者亦如前罚之。”杂剧《丽春堂》、《射柳捶丸》为我们保留了这种游戏内容。《丽春堂》第一折：时遇蕤宾节届，奉圣人的命，但是文武官员，都到御园中赴射柳会。……射着者有赏，射不着者无赏。《射柳捶丸》第四折：幸遇蕤宾节令，圣人的命，在西御园设一宴，名曰太平蕤宾宴。会有众官员，都去射柳击球。《丽春堂》还生动的描绘了久经沙场的乐善的射柳技艺：不刺刺引马儿先将箭道通，伸猿臂揽银鬓，鞭内先知箭有功。忽的呵开秋月，扑的呵飞金电，脱的呵马过似飞熊。乐善一箭射中，“一缕垂杨落晓风。”众人呐喊擂鼓庆贺。北方民族的游戏习俗也影响了当时的汉族民众，北宋时的东京就有射柳表演，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是：“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躤柳枝’。”《射柳捶丸》一剧中就写北宋朝廷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朝中大臣在端午节奉命射柳游戏，其中的参与者有女真人完颜延寿马，因葛监军争其军功，朝廷命他们以射柳决胜负。又如婚俗中的童养媳。童养媳的名目始见于宋代，至元代已成民间习俗，为法律所确认。《元史•刑法志》所载即可为证：“诸以童养末成婚男妇，转配其奴者，笞五十七，妇归宗，不追聘财。”《窦娥冤》就提供了这方面活生生的实例，七岁的窦娥为抵债来到蔡家当童养媳，至十七岁即与蔡婆的儿子结婚。

一、民俗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刺激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方面，由于一些旅游地区的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去大量的破坏传统，追求商业化的效应，这种做法导致了很多民俗文化的资源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不再展现出其原有的原始性特征2。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世界上的国家都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的变革之下，世界文化也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改变，再也不复当年的味道。同时还要注意一点，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产物，具有神秘性的特点，目前有的地区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对神秘性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在近些年中刚刚兴起的旅游方式，很多人对其认识度不够，在开发过程中便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比如产品的形式过于单一化，缺少创新性。除了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无法将民俗文化全部为游客提供出来。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旅游还缺少一定的市场营销战略，没有推出精品的产业，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另外，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将民俗文化应用在旅游产业中，也是一项艺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好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旅游地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反而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商业化的特点。甚至有些游客反映，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也沦为庸俗的产物。另外，也没有了解清楚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关系问题，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所有旅游地区的民俗文化大同小异，没有独特性3。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三、结论

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开展民俗文化旅游活动，要做到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开发原则，紧紧围绕民俗文化旅游中怎样开发和保护民俗文化和生态环境这个问题，针对目前我国民俗文化旅游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按照规划的视角提出解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社会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在希望我国未来的民俗文化旅游中，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