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环境污染问题研究范文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基准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财政分权变量对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的分析，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计量模型展开。首先，按照Keenet.al(1997)、李猛(2009)、邓玉萍(2013)等文献的回归思路，借鉴其关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等与环境污染的分析机制。其中，是第i个省在第t年的污染程度，分别用工业“三废”来表示。是第i个省在第t年的财政分权程度。交叉项是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值的乘积，表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用来刻画地方政府竞争水平。其中表示不可观测的省或直辖市的特质，是随机扰动项，假设与解释变量无关。其中，本文衡量环境质量的因变量指标有三个:各省历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变量水平越低则该区域的环境污染水平越低。对于财政分权程度的测度，本文以各地区财政收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全面反映我国财政分权趋势及其影响。在控制变量设置中，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构建，本文选取了省级人均实际GDP，通过采用以2003年为基期，利用平减指数获得各省实际GDP变量指标。此外，在总体样本数据中，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值来构建fdi指标，其中在区域引资水平的衡量上，以区域实际利用外资额为标准，估计原则与方法参考王立文(2007)的方法，同时依据当年的汇率水平转换为人民币单位，并以上述的GDP平减指数来消减价格影响。同样，本文借鉴徐现祥等(2007)、沈坤荣等(2006)、马晓钰等(2013)等文献，用工业生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区域产业结构。对于城市化水平会影响环境质量的问题，本文采用马晓钰等(2013)的研究，用各省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值衡量城市化水平。

(二)地方政府行为模型的构建1.地方政府的节能环保支出行为通过上述文献的研究，借鉴Dewatripom和Maskin(1995)等文献的思路，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引入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这一变量，分析地方政府的节能环保支出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相对于基准模型(3)，模型中加入变量inv，表示各类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即以ln_water、ln_air以及ln_solid分别代表废水污染治理支出、废气污染治理支出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支出等。如果系数是显著的，则说明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行为对环境污染发挥作用。X为其他解释变量。2.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基于Boadwaye等(2009)等面板模型，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并构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变量，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变量与财政分权变量的交叉项，以分析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相对于基准模型(3)，模型中加入变量，表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该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交叉项刻画中央转移支付对fd的边际影响。如果回归结果发现和是显著的，则说明财政分权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发挥作用。X为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3.污染产业发展行为在高污染产业的确定上，本文参考沈洪涛和李余晓璐(2010)的做法，以采掘、金属非金属、石化塑胶、生物医药、水电煤气、纺织服装皮毛、食品饮料和造纸印刷作为重污染行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引入各地高污染产业增加值比重这一变量，分析高污染产业发展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相对于基准模型(3)，模型中加入变量1，主要衡量高污染产业增加值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果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吸引高污染产业来发展经济的行为加剧了环境污染。

(三)估计方法的选取本文主要选取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的模型估计方法，对上述三个面板模型分别进行估计。SystemGMM模型由Arellano和Bond(1991)、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发展起来。而在方差计算上，Windmeijer(2005)指出通过有效的GMM两步(GMMtwostep)估计法计算出来的标准差，能显著降低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偏差。据此，本文采用稳健的二步法估计面板模型的标准差。选取这一估计方法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本文采用年度数据度量环境污染程度，考虑到环境质量在时间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持续性，会导致解释变量与随即扰动项的相关，出现解释变量的内生问题;二是各省、直辖市本身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如果这些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将会影响估计的一致性;三是本文采用的度量经济、社会的指标中，存在相互决定的可能(如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比重等)。因此，控制这些解释变量潜在的联合内生性十分重要。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的实证分析模型(1)结果表明，以各地区财政收入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比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废水污染、废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现阶段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税激励，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恶化了区域环境质量。以财政分权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构建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地方竞争程度的上升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与以往研究中地方政府竞争会产生“竞争到底”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De＇murger，2001)。从本文的实际出发，在以收入角度衡量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环境的改善效应表现如下:其一，人均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区，更有能力加强区域环境治理的投入，进而改善环境质量，获得层次更高的外资的青睐;其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可以带来资本、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在促进区域增长同时能够带来较多的溢出效应，提高了区域环境治理的水平与质量;其三，外商直接投资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保障和促进了地方政府对环境、教育等涉及区域居民福利的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从而优化了区域环境财政支出结构。(沈坤荣、耿强，2001;江锦凡，2004)。可见，财政分权中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在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以及公共产品投资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使得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指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2)的结果中，首先，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而言，除废水污染之外，基本上可以验证“环境库兹列兹假说”(EKC)在我国是成立的，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相关，但是废水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稳定，并没有验证EKC假说，因此，从废水污染的指标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间是去联系化的(杨瑞龙等，2007);其次，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回归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与废水污染、废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间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带来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环境污染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正面效应，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天堂”假说以及发达国家污染产业转移的假说在此是不成立的(邓玉萍等，2013)。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较为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治理经验提高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率，并且带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降低了产业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负面效应，加之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区域溢出效应使得环保技术扩散和转移，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效应的发挥。再次，就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而言，以各省级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的区域产业结构状况与环境污染间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区域工业化比重将加剧环境污染程度。模型(3)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仍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将恶化区域环境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仍然会对区域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完全成立。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进程中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以牺牲区域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第二产业增加值衡量的产业结构，仍然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其他变量而言，其一，人口密度与环境污染显著负相关，说明人口密度的提高将会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水平，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时间段是2003—2010年，因此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可能与我国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加快有关。其二，城市化水平也基本上与环境污染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进一步说明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初显，使得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其三，环境信访与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类污染间的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其中环境信访与废水污染为显著正相关，环境信访与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两类污染为显著负相关。这也反映了以环境信访为途径的居民环境偏好表达机制，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虽然显著但相关性并不稳定，环境信访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财政分权中激励扭曲程度，促进地方政府与辖区居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吻合，从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二)地方政府行为模型的实证分析1.地方政府的节能环保支出行为通过模型(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废气污染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在1%水平上显著，即废气污染治理支出对废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废水污染环境治理支出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治理支出并未对环境污染呈现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与模型考虑到环境信访、城市化水平等诸多控制因素有关。其次，在加入环境治理支出后，财政分权变量与环境污染间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治理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污染存在抑制作用，但并未改变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正向关系。据此可以验证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中对环境污染的投资状况与环保治理的偏好程度。其他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前述模型基本一致。2.财政转移支付行为通过模型(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中央转移支付变量与环境污染基本上在1%水平上显著，即中央转移支付与废气污染、废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转移支付行为未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中重基础建设、轻公共服务的问题，此外受到税收分成的激励以及转移支付机制的限制，地方政府不愿意内化外在的污染成本，环境质量改善不显著。其次，从支出角度的财政分权(fd4)与中央转移支付构建的交互项(bailfd4)来看，财政分权中转移支付与环境污染变量基本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财政分权下对转移支付的竞争性分配，有效地提高了区域环境治理效果。再次，在考虑到中央转移支付机制后，支出角度衡量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转移支付变量和环境污染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内涵一致。其他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前述模型基本一致。通过模型(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在收入角度衡量的财政分权下，高污染产业增加值与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排名以及官员晋升激励的考核影响，高污染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加剧了区域环境污染程度，说明当前财政分权激励扭曲下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以及对区域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本模型在控制了产业结构变量后，高污染产业增加值仍与环境污染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财政分权产生的激励扭曲效应促进了高污染产业的快速发展。据此可以发现，在区域经济增长竞争以及区域要素流动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以放松环境规制、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出让等途径给予企业大量的优惠，以长期的环境质量换取短期的产值增长，无疑对区域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其次，财政分权变量仍与环境污染在1%水平上显著，并且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仍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水平也会随之上升。其他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前述模型基本一致。

三、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一)稳健性检验:以支出角度测度财政分权程度由于已有研究中针对财政分权变量的指标构建争议颇多，因此本文构建了指标fd4，即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中央政府人均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样基于上述三个模型的设计，本文对fd4指标进行了相应的回归。从表4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估计值不同(这是由于采用不同指标引起的)，但是系数的符号与前述模型基本一致。财政分权变量fd4与环境污染仍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其他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估计值基本与上述回归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OLS与静态面板随机效应在上述模型的分析中，本文分别使用了OLS以及面板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对模型(3)－(6)的两种回归方法的分析中，以收入角度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仍与废水污染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方竞争程度也呈现负相关关系，废水治理支出对污染呈现抑制效应，高污染产业仍加剧了区域环境污染程度。其他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上述模型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构建模型的稳健性所在。五、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首先，现阶段财政分权体制下，不完善的财政激励使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行为发生扭曲:地方政府在横向经济增长竞争、税收返还与政治晋升等激励下，通过放松环境规制、贷款担保等政策措施吸引企业投资生产，影响了区域污染物的排放，使得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过程，增加了公共基础设施等的投资，产生积极的正外部效应，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其次，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行为即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污染存在抑制作用，同时也为中央转移支付机制中进一步加大环保治理的转移支付力度提供实证支撑。再次，现阶段中央转移支付行为未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中重基础建设、轻公共服务的问题，此外受到税收分成的激励以及转移支付机制的限制，地方政府不愿意内化外在的污染成本，环境质量改善不显著。最后，财政分权中高污染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加剧了区域环境污染程度，激励扭曲下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对区域环境产生了直接的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分权改革中的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实践路径，带来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三点:首先，在分权改革中要全面考量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及其产生的一系列效应，注重宏观政策引导与政策失灵的纠正。其次，健全区域间有差异的转移支付机制，发挥其对区域居民福利改善的积极影响与作用。最后，不应再单纯以GDP为唯一指标，应该从多种维度完善政绩考核标准，促进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的重视，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

作者：张欣怡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