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范文

一、《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陆九渊不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凡事归之法度”“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而且在与门人的讲学中，也提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进而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本原皆不能格物”，所以“学者先要穷理”：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或问：“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2]卷三十五《语录下》442。”陆九渊此言不外乎说，变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变法是有前提、有途径、有先后顺序的。“先要穷理”，这样才算得上是“踏得实处”。另外，陆九渊在与门人问答时，谈到所谓的事功问题时，认为事功的前提在于“正人心”：“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必也正人心乎[2]卷三十四《语录上》425。’”“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2]卷三十五《语录下》469。所以，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荆公英才盖世，平日所学，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及遭逢神庙，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其学不造本原，而悉精毕力于其末，故至于败[2]卷九《与钱伯同》121。”

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实质上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果士大夫以实现外王，建立事功为己任，那么必须要先修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荆门之政以正人心为先”。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所建立的事功也就必然不能够长久。陆九渊把熙宁变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缘由归结为本末倒置。他认为，由“正人心”出发再到变法建立事功，才能够真正达到建立事功的目的。其实，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今日虽富，岂能长保卷二十二《杂说》274？”德，表面上看来，并不能够为富为贵，但是这是为富为贵的根本。用我们的话来说，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德”，反倒是追求“富”与“贵”这般有用之物的根本，即虚无用实有用。这番道理在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中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

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于科学创新而言，就类似于陆九渊在文中提到的内圣修心和外王事功的关系。世人往往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认识科学，而社会往往也是通过对科学成果价值性的判断从而赋予科学以一定的社会地位，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一定领域内才会被承认。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社会通过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学研究的有用性来判断相关科学研究存在的价值；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就为了获得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去从事短期内能够突显实际效用的研究。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必将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又很难通过自身体现其社会价值，这种有用性难于为社会所承认，就像我们一般不会关注雕像的底座一样，所以，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必然会被搁浅。这种评价的体系和思路会导致科学家只关注科学价值而忽略科学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忽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根本上延缓科学发展的进程。这也就是陈佳洱先生提到的“实用性”倾向阻碍科学创新的意思。这种阻碍，是指根本上的一种影响。缺乏底座的雕像如何能够树立起来呢？即便树立起来了，能不能经受岁月的洗礼？古埃及有句谚语：万物惧怕时间，时间惧怕金塔。金字塔距今约5000年，无论它的建造是如何符合工程力学原理，但如果没有坚实的底座，还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么？

科学，是以探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或规则为研究目的。只是在探究的过程中或者某一种科学理论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人类才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有利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或者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与科学价值应该区别对待。科学一定有其价值，并且也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这种价值能否为当时的社会所发现或者承认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科学研究的惟一出发点，以是否有用的实用主义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以科学价值来框定科学的发展空间，忽视科学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会在根本上窒息科学创新的思维，那么所谓科学研究的有用性又如何实现呢？科学史上著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提出就是基于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长达20多年的天文观测数据上提炼、分析而得出的，行星运动定律是改变西方天文学发展轨迹的重大理论，对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如何去衡量第谷天文观测数据的实用性呢？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第谷积累的观测数据，起码人类对宇宙产生革命性认识还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存在于整个科学研究、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或许它不一定“有用”，但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得，科学创新思想的提出无不闪耀着基础科学研究的金色光芒。

当前充斥于科学研究领域当中的实用之风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体制的评价标准。相关的一系列条件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并且一定要有创新思想。另外，在一些研究生招生院校甚至要求硕士期间必须要发表文章，而且必须至少为省级级别的刊物。这种做法不禁令人哑然失笑。科学研究是积累的过程，这类似于文史哲及相关的社会学科的性质。研究者的成果是厚积而薄发的，尤其是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思想。以是否发文章和发了多少文章去衡量研究者的能力甚至与研究者的生活质量挂钩，这能不促使研究者抛弃基础科学研究，而选择短时期内能够出大量成果的热门领域么？况且，上述情况中的硕士期间发论文的举措，怎么可能培养研究生的“宁静以致远”的科研心态？快餐从根本上不利于人体健康，快餐文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快餐科研更会动摇科学创新的根基。

三、小结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创新的前提，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往往就会带来科学观念的变革，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史明确地昭示了这一点，并且还将继续印证基础科学研究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作用。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可以说对世界科技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即便目前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的运行也仍然需要遵循以二进制为基础的数据传输才能够执行指令，完成信息处理。以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命名的“冯•诺依曼结构”恰恰说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亦可知矣”。陆九渊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评价基础科学研究在科研领域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基础研究本不为出成果，成果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果亦可知矣。中国儒学的传统推崇的是“内圣外王”之道，经世致用是士大夫力求实现的理想。陆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论述的就是建立长久事功的基础，那就是内修成圣，这是建立外部事功，实现人生理想的王道。即表面上的无实用本质上是最大的实用。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来说，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体系中是基础。而功利性、实用化的研究在根本上与基础科学研究背道而驰。排除科学研究中的功利性倾向，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中肤浅的实用主义观点，我们才能够为科学研究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也才是科学创新的王道。

作者：王雅克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