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转移及经济增长研讨范文

自1979年大陆提出“三通”倡议以后，两岸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两岸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0．4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1317．6亿美元，从2003年起，大陆已经超过美日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市场，而台湾地区是大陆第二大进口伙伴。2010年6月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被外界视为“两岸1949年以来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该协议有利于两岸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促进有中国特色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在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复苏的当下，虽然我国对内面临严峻的产业升级需求，对外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近年台海关系向好，此时对两岸技术转移程度和外资所起的作用，及其二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检验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通过研究进口机器设备、FDI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更好的阐述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政策建议提供有利的实证依据。本文将分文四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个部分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二个部分实证设计，阐述各变量间的理论关系，对数据及方法进行介绍;第三个部分实证检验，给出计量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第四个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般研究认为，促进技术外溢产生并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发现贸易对技术外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FDI作为传播途径之一，与技术外溢间的关系并没有前者那样清晰。在多国的研究框架中，Lichtenbergetal．(1996)［1］以1970－1990年OECD国家数据为样本进行检验发现知识外溢并不存在于OECD国家间。而Hejazietal．(1999)［2］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相同的样本区间，OECD与美国间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Borensteinetal．(1998)［3］研究OECD到69个国家的FDI流入过程中发现，OECD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FDI活动时，技术外溢效应与FDI呈现显著的正相关。Huayetal．(2006)［4］对1989－2000年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技术转移与FDI进行检验发现两者的关系在东南亚各国均有不同表现。关于FDI、国际贸易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众多学者运用时间序列的方法来检验FDI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其中JordanShanetal．(2002)［5］以中国1988－1996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FDI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较为显著双向作用，国内许多学者以中国各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因此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二、实证设计

(一)FDI、技术转移、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FDI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出口方面，许多外向型的国外企业不仅在数量上扩大了东道国出口规模，同时有利于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进而带动东道国本土的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技术设备会伴随外资引入，FDI被认为是促进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系列传导机制最终都会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FDI是从长期投资角度出发，具有流动性较弱但利益相关性较高的特点，一直被作为东道国经济增长机制的传导枢纽。无论在金融危机期间还是复苏时期，采取适当的引进外资政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提出了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国际贸易的发达不仅能够说明一国经济的繁荣，同时也表明一国的投资环境良好，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而大量OEM与自主研发产品的出口使得国内对技术转移的需求上升。因此，国际贸易也是技术转移的关键途径之一。

(二)数据与方法

1．模型的建立以及数据来源

(1)计量模型本文采用VAR模型的分析方法，以反映一个经济系统中多个变量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该VAR是无需理论模型作为基础。其中FDI表示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量;GDP表示东道国名义GDP;IMP表示东道国进口额;IMPM表示东道国资本设备进口额，作为技术转移的替代变量;EXP表示东道国出口额;DI表示东道国国内投资额。等式(1)表示各变量对技术转移的决定作用;而技术转移、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对FDI的影响则由(2)式来表示;通过(3)式反应FDI、贸易与技术转移对总产出的影响;本地投资的状况受各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用(4)式表示;等式(5)(6)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与其他各变量间的关系。(2)样本数据的选择及处理。本文以1982－2009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以及台湾年鉴。其中总产出选取当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名义GDP，因此未考虑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然而，由于两岸政治因素，台湾的经济数据部分来自我国的经济年鉴，近年的数据来自台湾年鉴。国内投资DI选择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特性有关。台湾地区的DI则用GNP中固定资产投资部分表示。用进口资本设备额占其当年的社会总产出额的份额来表示技术转移密度。大陆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FDI的流入量，台湾地区FDI用侨外投资表示。用FDI占当年的社会总产出的份额表示FDI密集度，可以得到下面两张图。我们发现两岸的技术转移密集度始终要高于FDI，且两者变化呈现一定的趋同性，大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量密度曲线开始相异，技术转移的总趋势是上升的，直至2007年才开始回落，但FDI在90年代末期以后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变化趋势始终保持一致。我们可以发现在2007年以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FDI与技术转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两岸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投资领域，2009年并未像各传媒报道的那样出现复苏的迹象。从均值来看，台湾地区技术转移的平均密度0．048631高于大陆平均水平0．031769，而大陆FDI的平均密度为0．012113则高于台湾的0．008616。两岸都以制造业为主，总体发展战略模式也类似，由上述数据初步判断，大陆通过FDI方式引进技术的效率要低于台湾地区。

2．具体的研究步骤

检验前先要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本文使用ADF检验，在确保各变量平稳后，选择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若变量是非平稳的则需要在确定了模型的滞后期以后进一步进行Johansen检验以保证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再使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获得各变量间的关系，最后利用方差分解来研究其他内生变量对技术转移的影响。

三、实证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

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和它们的滞后差分项，以确保模型的残差是白噪声。从趋势图1可以看出5个变量总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且变动方向大致相同，这表明它们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由ADF的结果可知，大陆模型中DI和CEXP为一阶差分平稳，其他变量均为二阶差分平稳;而台湾模型中除了TGDP，其他各变量均可通过一阶差分处理变为平稳序列。VAR模型的特点是模型中每个变量都必须具有稳定性，若是非稳定的，则必须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将大陆模型的变量进行简单的差分处理，变为CDI、CEXP、DCFDI、DCGDP、DCIMP、DCIMPM，则各变量均满足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即为I(1)，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样台湾模型也做类似处理，只对TGDP进行差分处理成为DTGDP。如图2所示，VAR模型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满足VAR模型稳定条件。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1．模型滞后期的确定

通过对残差的检验最终确定模型的滞后期数i。确定VAR模型，进行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2，除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的滞后期外，本文还参照AIC、SBIC和HQIC准则，由表3．2可以看出这些准则均显示大陆模型的最大滞后阶级为1，虽然LR统计量显示的滞后期数为2，但将滞后期选择为2，进行VAR检验后发现其残差不满足白噪声，因此综合各种检验结果，选择最大滞后期为1。而台湾模型则选择最大滞后期为2。利用LM检验对两模型的残差进行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均不拒绝原假设即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通过对残差进行Q统计量的P值分别为0．7768和0．4895，JB检验P值总计分别为0．34557和0．93038，且各变量均不拒绝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在大陆模型的最大滞后期为2，台湾模型为1的情况下，回归后的残差均为白噪声。

2．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VAR的滞后阶数以后，对同阶单整的的时间序列，我们需要利用迹检验来确定协整空间的秩之前需要先确定选择Johansen的五种模式中哪的一种，根据Pantula准则认为选择不含时间趋势的模型要优于含有时间趋势的模型，因为当秩为零的情况下前者不会被拒绝。检验结果表3反应了各变量间存在的协整关系。由协整分析可知，大陆模型中各变量间最多存在4个协整关系，而在台湾模型中存在最多2个协整关系，这也反映出FDI、社会产出与技术转移间彼此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路径识别确定其中的短期关系，进而对其实施政策调整，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利用Johanson检验确定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所显示的是基于VAR的结果对大陆和台湾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将反应各种相互制约关系的模型呈现于图3。从大陆模型中我们发现FDI并非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转移的直接因素，但在扩大出口方面却作用显著，由此初步判断出口外向型行业是外资青睐的主要投资目标。国内技术升级、国际贸易以及本地投资的发展，与引进外资间也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技术转移在我国经济系统中表现活跃，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陆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以贸易方式为主，同时技术转移与总产出和国内投资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也反映出国内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技术升级换代的现状。由于人民币升值和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了进口部门的繁荣，资本设备在进口品中所占的份额逐年增加，这对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也看到FDI和DI都没有对我国社会总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主要原因是投资是存在时滞期的，往往产出并不会在当年发生。台湾模型中贸易与FDI均构成促进其从海外引进技术的有效途径，且二者对整个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同时本地投资的发展与良好的交易环境也是其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而外资流入不但有利于台湾地区吸收先进技术。在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下，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构成吸引外资的另一个重要砝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大陆在外资有效利用方面与台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ECFA签署以后，两岸应当进一步就FDI、社会产出与技术转移形成良性的促进机制方面进行探讨，为促进整个大中华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方差分解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对技术转移受到冲击后的残差分解到其他各变量中，从而观察其他内生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方差分解的结果见表5。我们发现大陆模型中，出口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最大(22．24%)，同时GDP对技术转移的影响也较为显著。与大陆模型相比，台湾模型中各变量对技术转移的影响都要小的多，但在各内生变量中又以FDI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最大(5．72%)。由此也验证了前面我们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所得到的结论，大陆地区引进国外技术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国际贸易，而台湾地区更多的是通过FDI的方式。

结语

FDI除帮助东道国解决资金的问题不足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其技术转移的能力及随后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密集度分析，可以初步判断FDI与技术转移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通过实证发现，在外资合理利用方面，台湾地区要比大陆地区更有优。为了发挥FDI与技术转移的作用，经济体需要更加了解技术转移的决定因素和传导机制。政府应将现有的政策以及制度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不仅要在量上增加FDI与技术转移，同时更需关注技术转移的效率包括知识扩散与技术当地化。我们期待ECFA的签署在提高两岸市场规模，吸引新增投资的同时，能够更好的促进两岸在发展模式上的学习交流，促进产业升级与技术积累循环得以在整个大中华地区扩大。可以预见到由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所形成稳定的经济圈必将成为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并保持着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