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主要从措辞、句法、词汇等修辞方法对化妆品广告语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广告商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也试图探究化妆品广告语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广告语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从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中探究引领文化差异的规则，也为不同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当然，也希望为不同文化的广告商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妆品；广告语；文化差异；措辞；句法；词法
一、引言
化妆品市场在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为许多著名化妆品品牌提供了巨大商机,如兰蔻，资生堂，倩碧等。人们购买化妆品的原因并不总是基于个人需要,也因为品牌背后的隐含意义:象征了优越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化妆品公司利用了消费者的心理特点，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他们购买自己的化妆品，如利用化妆品广告宣传。然而，化妆品广告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语言。本论文从语言学方面比较中西方化妆品广告语,期望找出其反映的文化差异以及导致语言差异的原因。当然,本文也希望为广告商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中文广告语
（一）语音方面：多使用双关。
双关语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方式。双关可使语言表达得含蓄、幽默，而且能加深语意，给人以深刻印象。因此,成功撰写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双关语广告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语言字面的含义,用作双关语的词通常与产品的某种特点或品牌名称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例如：
1.趁早下“斑”，请勿 “痘”留。(某化妆品广告语)。
这个句子与办公室的流行用语“趁早下班,请勿逗留!“有着相同的发音。广告商使用“斑”和“痘”,完全表达了产品能有效祛斑、祛痘的作用。中文中,“斑”和“班”的发音相同,“痘”和“逗”的发音相同。然而,他们的意思却完全不同。这里广告商在广告中运用相同的发音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也表述了产品的效果，这就被称为双关语。
2.金斯顿曾在她的作品中说：“只有中文里有双关语”。(金斯顿,1982)在中国的文化中,双关语非常受欢迎，因为中文里，很多字听起来相似。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基于人际关系的国家，因此,中国人不喜欢用文字直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双关语是处理人际关系中最普遍的交流方法。
（二）句法方面：多使用排比句。
排比是利用三个或三个以上意义相关或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和语气相同的词组或句子并排，达到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例如：
1.“拥有健康，当然亮泽。”（潘婷洗发水）
2.“明星风采，纯纯关怀。”（美加净）
3.“清凉舒爽，全家共享。”（六神沐浴露）
“拥有”和“当然”，“明星”和“纯纯”，“清凉”和“全家”是平声。“健康”和“亮泽”，“风采”和“关怀”，“舒爽”和“共享”是仄声。这样的设计能够很好的吸引消费者,因为它可以给他们带来美好和温暖的感觉。
（三）词汇方面：多使用平和的词语。
兰蔻空间，一个宁静和谐的享受空间。（Lanc?me .cn）“宁静”和“和谐”通常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情绪或周围的自然氛围。中国社会提倡和谐，这个广告中,很明显广告商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所以在这里用“宁静”和“和谐”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它能够亲近自然。
三、英语广告语
（一）语音方面：多使用重复。
重复是最主要的修辞方式之一,基本上,使用重复的单词和短语意在强调、明了、扩大或深化情感效应。在一些化妆品广告中，广告语撰写人经常使用该方法重复强调某些信息。例如:
(1)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ou from OLAY total effects! (olay.com)
(2) Real women have real curves. (dove.us)
(3) Maybe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maybelline.com)
(4) A new fragrance. A new look.(dior.com)
广告商通过重复使用“happy” 、“real”、 “maybe”、 “new”等词，意在指出化妆品的优点，以唤起消费者的兴趣。
（二）句法方面：多用简单句式，少用复杂句式。
使用简单句式比使用复合句式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因为读者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阅读复杂的句子，另一个原因是这样既能够减少广告的成本，又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例如：
(1) A sea of modern beauty! (h2oplus.com/ )
(2) Because you’re worth it. (lorealparisusa.com)
如果广告商希望建立一个基本概念或主题，并希望它能深入人心很久，广告语中更推荐使用简单句。通常这样的广告语只需容易记住的几句话。以上的两个例子，每个都只有一句话，每句都在10个词以内，而且每个词都很简单。从英文化妆品广告语中不难看出西方人的性格特点。西方人十分开放、简单,并且西方国家的历史也没有中国历史长。例如,美国重视个人价值,认为自己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认为应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还经常令人吃惊的坦白自己的政治观点,无比珍惜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 (hungarianamerica.com/fulbright/fhb1.html)
（三）词汇方面 ：多使用形容词。
(1) Get luminous looks for holidays,
Wrap yourself in rubies,
Wrap yourself in our holiday gift,
Find your best face.
(2) Your lips will be smooth, replenished and indulged with sublime and reshaping color. (Lanc?me)
形容词“luminous”, “best”, “smooth”, “replenished”, “indulged” and “sublime”都是用来形容良好肤质的词。好的肤质是所有人(尤其是女性)渴望拥有的。这里广告商使用这些形容词很容易就表达出了产品的效果。
四、总结
本文回答了东西方国家化妆品广告语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答案是肯定的:东西方国家化妆品广告语之间存在差异。作者不仅从语言中找到了这些差异,还从文化背景方面指出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结论是东西方文化中的审美观、个性特征、家庭观念、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发展都有所不同。最后,作者建议广告商在撰写化妆品广告语时应意识到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撰写者应考虑目标客户所在地的风俗和文化特征，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Anderson, M. Social influence effects of advertising using highly attractive models [D].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04.
[2]蔡基刚. 英汉写作修辞对比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3]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 [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2篇
1.1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学生数学成绩梁贯成参与第三次TIMSS时，任香港课题组长．在测评中，东亚学生成绩明显高于欧美学生，而这些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文化背景对学生成绩有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为此他进行一系列比较研究，探求内在联系．2001年他对北京、香港、伦敦数学教师教学态度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除性别、资历、年龄因素外，仍存在明显差异，他猜想原因可能来自文化差异［1］．而这个关键因素，以前往往被人忽视．后来通过比较发现，东亚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认为教师首先是所教知识的专家，教师对学生成绩期望值很高．东亚教师数学知识比较丰富，善于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传授大量新知识，内容复杂且较深，讲述了大量证明，利于学生从本质上掌握数学．东亚教师强调传授知识和获取知识过程并重，认同理解和背诵同等重要［2］．因此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数学教师能力是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之一．2006年在他主持的ICMI第13次专项研究－《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数学教育》中指出，学生学习态度、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数学自我概念、经济条件、教育投入、教育资源对学生成绩影响不显著．东亚各国集权式教育体系、课程资源也不能合理解释学生成绩差异，东亚学生用在数学学习上的时间和西方学生差别不大，包括课外时间和作业．东亚学生在TIMSS等一系列国际数学测试中成绩优异，与教师态度与品质、教学方法、教学能力相关，东亚学生谦虚好学、个人努力、大量练习下的理解是保证成绩优异的直接原因，而这些因素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3］．他在研究中国传统数学观和教育观时发现，中国人重视教育，相信个人努力就会成功［4］．这促使学生具有积极的动机，在学习上刻苦和坚忍不拔，深深影响着数学学习．2010年他利用TIMSS2003中8年级数据研究表明，以快乐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动机共同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并对东亚和欧美发达国家作对比研究．儒家文化促进了东亚学生以结果为导向学习动机的变化，利于两种学习动机协同，使他们的数学成绩优于西方学生［5］．上述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师教学态度，进而影响教师能力、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习动机发生积极改变，使得东亚学生成绩明显优于西方学生．为分析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他实施了一系列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增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理解和交流．
1.2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数学教学与学习为深入了解东亚数学教育理论、其特点及潜在的文化价值，他对东西方数学教育作全面比较．他发现东亚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文化，东西方数学教育特征各不相同［6］：（1）东亚重视学习内容，西方重视学习过程（2）东亚认为理解和记忆同等重要，西方认为记忆是机械学习，提倡有意义学习（3）东亚提倡努力学习，西方提倡快乐学习（4）东亚各国认为考试等外部动机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而西方认为只有激发学生内在动机才利于学生学习（5）东亚重视社会导向，提倡大班化教学，而西方重视个人导向，提倡个性化学习（6）东亚教师是知识丰富的学者，而西方教师重视教学方法运用．教学上，东亚普遍教师主导课堂，强调概念和技能教学，课堂容量大，教师按照一定程序教学［7］．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保证了有意义教学的实施．他认为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可以实现互补，不能简单认为东亚数学教学就是机械的．学习上，家长和老师的期望、考试竞争压力成为学生学习的外在动机，学生相信个人努力的信念，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成为学习的内在动机，使得东亚学生数学学习普遍比较刻苦［8］．学生认为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并不轻松，不认可“享受学习过程”［9］，把学习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他将西方提倡的“愉快学习”与东亚提倡的“刻苦学习”进行比较，认为东西方教育者对于学习本身的理解不同．两种文化对促进在学习中产生快乐的理解、快乐的时机、快乐和满足的层次不同．西方教育学者认为学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快乐，学习应该是愉快学习，而东方教育学者认为学习应该与艰苦劳动相伴，只有艰苦劳动有结果才有真正快乐和满足［6］．西方愉快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而东方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要考虑到文化价值差异．他后来提出“延后快乐”的主张，强调“愉快学习”应建立于刻苦学习获得成果后，而不是单纯上课开心．东西方数学教学和学习都受潜在文化影响，文化差异是数学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为东西方数学教育相互借鉴学习提供了参考依据．任何教学和学习模式差异都以文化和长期建立的显性或隐性教育范式为基础．接受外来模式要看其潜在价值是否与本民族文化兼容，应该借鉴其优点和长处，还要保留自己的优势．东亚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不能“全盘西化”，西方也不能照抄东方模式．
1.3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改革对香港的数学教学改革，2005年他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数学教学内容远比其他国家深，课堂教学比较连贯且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到数学结果，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学习更加投入．因此虽然华人数学教育饱受批评但学生成绩优异，改革要继承优点并克服不足，而不是盲目追赶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改革要符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使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2012年他在比较德国和香港数学课程时发现，文化背景以复杂和间接的方式影响课程实施．他后来指出，美国部分州觉得新加坡数学教育很好，便直接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但是结果并不好，他曾经说过“我和很多美国学者讲他们这样是没用的，因为你可以进口新加坡教科书，但你不可以进口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教科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根植于新加坡文化．他指出西方数学教育理念的确有先进之处，但必须谨慎引入，并批评以前的教改没有分析自身传统文化优势．他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数学教科书时指出，东方教科书按照知识逻辑传授内容，西方重视学生个性和学习情境．东方教科书内容选择注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西方内容选择在于发展学生个性．数学教科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不同．他提出数学教科书改革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数学教师教育，他尤其注重专家教师培养．他提出儒学影响下的专家教师应具有很深的数学、教学、学生知识，很强的教学能力、鲜明的个性、终身学习的能力，还要具有勤奋工作和充满责任心等优良品质．专家教师能胜任教育研究、教师培养、学者、考试专家、学生和教师表率多种角色．他指出东亚尤其是中国，根据教师实际需要，利用观察榜样教师课堂教学等方法直接有效，这说明专家教师的定义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还指出专家教师培养放在一个体系中，而不是仅仅注重知识、技巧、技能，受教师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影响，是个长期过程．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数学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政策制定者们尤其需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数学教育改革模式．梁贯成提出用文化差异观点看待数学教育改革，为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任何数学教育改革要考虑到它们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立足本国实际，甄别吸收他国数学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改革经验，制定适合国情改革政策，促进数学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2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的意义
梁贯成教授提出用文化差异的观点进行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并实施了10多年相关研究．其理论和研究计划有深度、新颖、可持续性，影响到对东西方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等差异的认识，促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交流，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数学教育发展需要．（1）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各国文化、宗教价值观、社会历史背景、未来发展目标，都决定着数学教育各自特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促使改革政策制定者重视这种差异，正确认识这些传统但有效的数学教育体系．（2）各国要提高数学教育质量，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别人长处，如美国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而亚洲很多国家正在模仿美国数学教材的形式，形成很多研究课题．但是这些学习与借鉴并没有显示出哪种方法更适合本国．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全面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学和学习，及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特征，对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育体系优点进行深入研究．（3）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信仰和价值观、历史、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数学课程和评价体系．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教师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学生信念如何影响数学学习．利于发展全球教育合作．（4）20世纪末，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欧美历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东亚学生在TIMSS中的优异成绩引起他们极大兴趣，为此加大对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研究投入，以深入理解东亚数学学习，重塑本国数学教育．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适应了政治发展需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对数学教学、学习、提高数学教育质量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数学教学和学习各层面．对传统数学教学和学习方式进行反思，用新眼光看待日常数学教学实践，更好理解各自传统．还可共享数学教育科研成果，促进实现提高数学教育质量的共同目标．
3国际影响及评价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3篇
（一）西方国家的数字喜忌在西方文化中，7被普遍视为幸运数字，而有Luckly7的说法，用来表示幸福、美满、多数等。数字7有这么多的寓意，主要是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上帝用7天来创造世界，身边有7个天使，一个星期有7天等。每年7月7日，都被美国人视为吉祥的日子，很多美国年轻人选择在这天结婚。在西方国家，人们最忌讳使用的数字主要有13、星期五等。其中，13被认为是最凶险不祥的象征，尤其在欧美国家成为头号大忌。西方人对13这个数字的忌讳，最早起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门徒犹大向罗马当局出卖了耶稣，之后耶稣就被逮捕处决了，13代表叛徒犹大，代表耶稣受难，因此基督国家一般比较讨厌13；在北欧神话中，火神洛基（Loki）是诸神中的第13位，他本身邪恶而狡诈，他欺骗盲神(Hoder)害死了自己的兄弟———光明之神(Balder)，又成为葬礼上的第13位吊唁者。此后西方就有迷信：如果葬礼中有13个人出席，那么其中一人会在第二年死去，这也是13数字恐惧症的来由之一。西方人在言行中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个数字，甚至忌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如在宾馆、医院中就很难找到“13”这个房号。星期五在西方人的心中既是不幸又是晦气的日子，据说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另外，据说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也是在星期五。数字13和星期五若恰好碰到一起，在西方人眼中就结合成超级不幸的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五”。
（二）日韩、东南亚等东方国家数字忌讳在韩国人的历史中，处处都有“3”的影子，认为“3”代表着完成、最高、稳定、神圣，是带福气的数字。这个传统和思想已经融入韩国人的“无意识”当中，韩国的文字是以“天、地、人”的原理创制的，韩国的建国神话———檀君神话中就出现3个“天符印”，3千随从、3神等，韩国人取名喜欢用“三”也是这个原因。日本人民对奇数非常偏爱，3被认为是最吉利的数字，它既是奇数，又是基督教中的吉祥数字；同样，数字7也是日本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是奇数的缘故，日常生活中带有许多带“7”的名词，如“七福神”等。日本人最忌讳的数字同中国人一样，也是4，无论是医院的病房，还是饭店、宾馆，都尽量避免使用4或由4组成的数，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偶数天生不吉利外，还因为4与“死”同音。印度作为一个繁多的国家，不同种族和的人有不同的数字爱好。比如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更喜欢6、7、8。而不少印度教徒则不喜欢6和8，由于在印度占星术里，第6宫预示疾病，第8宫则代表死亡，有些印度人不喜欢接触这两个数字；而忌讳13则主要是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印度与中国最鲜明的一个数字区别在送礼随份子上。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而印度人却青睐单数，特别是在赠送礼金的时候，一定要多出1卢比，这才被收礼者认为是吉祥的。泰国人对于数字的喜好与中国完全不同。首先，泰国人不讨厌“4”，在泰语发音中“，4”的发音与中文的“洗”是一个音，但和“死”字发音却完全不同，因此泰国人对“4”没有忌讳。但是，被中国人视为吉利、象征着顺利的“6”在泰国非常不讨好，因为“6”的发音是泰语“下坡路、不好”的意思，泰国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6”这个数字。另外，泰国最喜欢的数字是“9”，因为其发音“告”与泰语的“上升、发展、进步”是一个音。对菲律宾人而言，7和8是最幸运的数字。英文中数字7的发音与“平安（safe）”的发音有点接近，因此对菲律宾人而言7代表平安。而受华人文化的影响，菲律宾人也认为数字8意味着“发达”，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数字13是不吉利的。
二、中外数字文化观差异比较
中外数字文化观中的各种差异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就是忌讳与死亡有联系的数字，相信数字的魔力，而各种形式的中外数字禁忌也表达了人们祈福、避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些差异，也是中外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和心理作用造成的。
（一）东方数字文化观及起源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受先哲思想、易经的影响，崇信阴阳二元学说和天人合一，着重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关事物，并认为世界各部分之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相信万物都有对称性；事物都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偶数在汉语文化中表示幸运和统一，自古以来也形成了对双数的传统审美之心。形容喜事连连为“双喜临门”、处事为“四平八稳”、百事顺心为“六六大顺”、机灵程度为“八面玲珑”等，形容事物的完美最高境界为“十全十美”等。另外，因为汉字同音字比较多，因此比较追求口彩，特别是对汉语中表达美好意义的发音相同的数字更是情有独钟，数字6、8、9均是如此，而对于数字4的厌恶之感，更同样如此。此外，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不同的环境也造就了人们对同一个数字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之差，如对于数字“18”，部分国人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则是比较忌讳的，因为在中国封建迷信中，有十八层地狱之说，开发商也深刻理解人们的这种心理，往往设置楼层的时候，不设置18楼，而是用17A或者17B来代替；但当结婚或者开店营业的时候，18寓意着“要发”，而往往成为人们乐意选择的日期。还譬如数字“7”，因为有“起”的谐音，因此，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公司职位晋升中，往往博得一些人的喜爱；但是数字7也与中国祭奠死者的传统习惯有关，如死者逝世后，家人有过“头七”习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自古以来受到汉文化的侵染，因此他们对某些数字的喜忌与中国人对数字的喜忌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韩国人对数字3的喜爱，日本人忌讳数字4，也是深深受中国对数字4厌恶的影响。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日本和韩国人也对数字13和星期五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忌讳心理，并且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当然，中国年轻人也深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如过“2.14”西方情人节、圣诞节等，但是中国的年轻人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13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厌恶感，却不如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深。印度、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等，因为深受印度教、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同样也对某些数字产生了一定的喜忌心理。
（二）西方数字文化观及起源从古希腊起，西方各民族就信奉“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故西方民族重对立，强调矛盾和冲突，认为不和谐才是美。反映在数字文化上，就是西方民族视偶数为不详，奇数为大吉（13和星期五除外）。所以，给亲朋好友表示祝贺时送鲜花的数量一般为奇数，而寄托哀思之时送花一般为双数枝。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斯拉称“three”为完美数字，他认为数字3体现了“开始、中期和终了”；希腊神话中宙斯、波塞东和哈德斯以其不同的作用控制了希腊世界，因此3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无穷的力量与权利。另外，7这个数字深受西方人喜爱、13这个数字被西方忌讳，也是与其有着浓厚的宗教寓意有关系。这些宗教传统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数字的使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结论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语言相对论 军事标语 文化思维差异
1、引言
“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Whorf Hypothesis )[1]的一个重要理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阐述了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语言相对论则认为, 语言差别反映思维差别。 人的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换言之,“语言”之差异, 即“世界”之差异。语言相对论，是初始假说的修正主义，即认为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但是产生不同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2、中西方军事标语及其反映的民族深层文化差异
2.1中西方军事标语
军事标语[2]是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政党或某一群体的政策、思想或要求。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在部队，军事标语影响了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及世界观。笔者通过网上和实地观察搜集到一些军事标语来作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也反映出了东西方国家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部队的征兵军事标语：为人民服务；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祖国安宁我光荣，人民富裕我幸福；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一步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西方的军事征兵标语：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Do Something Amazing；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Full Speed Ahead；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Aim High.；Be Part of the Action.。
2.2东方集体主义文化 VS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军事标语映射出东西方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集体主义”，推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国家和集体的“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价值观。推崇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美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生存的价值、潜能、勇气和自信。
3、中西方军事标语反映的深层文化差异原因探析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扎根于文化土壤而开出的花朵。军事标语语言的差异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根源，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和西方的宗教文化和航海文化。
3.1儒家文化 VS 宗教文化
中国文化深受儒、道、佛教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一个“仁”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关系。中国人按传统的仁义道德至上的思维定式, 主张“中庸”、“和谐”、“和为贵”、这种“和合”文化观念。所谓“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和谐。在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社会，是以集体（整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古代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现代军事标语中，“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等都体现了这种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的“仁”文化观念。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是受宗教影响的。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拯救者-耶稣，就是一个个体英雄。西方宗教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存意义、个体的价值，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来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个体的潜能、生存的价值。因此，西方强调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的能力的实现，崇拜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从军事标语中可以看出，这种以自我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观念，例如：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 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等。
3.2农耕文化 VS 航海文化
从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态环境来看，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因为特殊的地理心态环境，在古代传统的农业劳动中，会面临着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人和人之间自然的形成了群居式的生活方式，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以团结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源。美国的地域环境是三面环海。美国文化本源上，是一种航海文化。这种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航海文化不需要群居式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以个人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征服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西方人主张天人相分，人与自然相分对立，而人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们讲“人的进取”精神。
4、结语
军事标语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特殊的域，有其使用的特殊功能目的。从“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 Whorf Hypothesis)的语言相对论看，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透射出东西方国家，因地域生态环境及社会历史实践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通过分析军事标语的语料，体现出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5篇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6篇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渊源 东西方 跨文化交流
1.东西方文化渊源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这些文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讲，虽然很多国家的具体文化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来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来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来源于长江-黄河流域文化和印度流域文化。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于浓郁的怀旧思想，浓厚的神秘色彩以及重感性轻理性。然而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在于对人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独立，平等的追求和强调个性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
2.文化来源引起的东西方差异
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了众多的差异，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极大的作用。在此，我们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差异：社会行为，工作习惯，时间观念。所有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行为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其中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东方文化强调曲线性思维方式，西方强调直线性思维方式，这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来源于文化来源的差异。东西方的公司员工在思维方式，交流习惯，工作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处理不好，在工作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摩擦和误解，这就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关系，公司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天，美国总部派来的项目负责人‘Frank’ 想要听项目进展报告，小李就带来了厚厚的一叠项目文件和内容丰富的演示文稿，准备进行精彩的讲解，但是在这过程中，小李不断地被打断。Frank想要小李讲解重要的部分并且给出直接的建议，显然他对小李的讲解很不满意”。在这个例子中双方都没错，只是作为中国人的小李想要尽可能充分地详细地解释与项目相关的信息，这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特点。然而，Frank的讲话方式也符合西方的文化特点。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两个人交流过程中的不愉快。东方传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和农业是传统中国文化构建和形成的基础。他们认为时间是个循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回到原点，循环的时间观念强调重复和标准化，比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等。由于缺乏线性时间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观念不是很强。相比之下，西方人具有积极，敏感，准确的时间观念，在西方的哲学史上，有关于时间的纯理论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所以西方的思想强调时间的不确定性。与东方社会相比，西方社会很少受过去事情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单向时间的影响下迅速变化和创新，但是，同时人们也面临着时间的压迫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的压力。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的东西方的差异。
3.这些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的具体影响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文化差异引起的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以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失败的原因。这些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日常生活，跨国公司的管理，国际商务谈判。在日常生活方面，有很多跨文化交流的例子，“一位意大利的项目经理来到中国的分公司考查，中方派了一名助理全天陪伴这位经理，这位助理尽心尽力，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融洽”。其实问题在于，这位助理的全天陪伴让她没有了个人空间。在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上海人，公司采取的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但是不久后这家公司与一家外企合并，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起初员工们都有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大家都适应了，生产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里的问题在于，员工们并不了解西方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对西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方式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不习惯了。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在商务活动中，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在不断增长。所以文化差异将不仅影响谈判双方对于各种行为的解释，还将影响谈判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无意识地将这些东西带到谈判桌上，所以是它们使得谈判变的复杂。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谈判风格和技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或者说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文化，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书目：
[1]Cao Jianhe.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M].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ress.1996.
[2]Song，Li.Gateway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Harbin：Harbin Industrial University Press.2004.
[3]江波，浅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外语教学[J]，广西大学梧 州分校学报，2002，（03）。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8篇
1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1.1文化负载词汇
文学语言用词极为考究，被认为是诗性的语言，比喻的语言。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相处交流变得困难。因此，在理解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附着在词汇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是快乐、幸福和喜庆的象征，红日（redsun）、红星（redstar）有光明、进步和向上的寓意。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色除了象征喜庆幸福之外，还象征着“流血、危险和暴力”。汉语中的“红人”指得宠显贵或事业顺风顺水的人，英语可译为“afair-hairedperson”，若直接译为“redperson”，恐怕英美读者会摸不着头脑。同样，汉民族似乎很喜欢“蓝色”，“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而英美文化中表示蓝色的“blue”却有“沮丧、忧郁”之意，星期一被很多英美人称为“blueMonday”，因为新的一周开始，又要忙碌了，想起来让人感到有点沮丧。歌曲“LoveIsBlue”被很多中国人理解为“爱情是蓝色的”，就是因为忽视了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
1.2生存环境或地域不同
春秋时齐国人晏婴说过：“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异也。”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或生存环境不同，对自然的认识和比喻也不尽相同。比如：中国地处东半球，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属季风气候。中国人特别喜欢东风，因为“东风”即“春天的风”，它给中华大地送来温暖、使万物复苏，是希望与力量的象征。“西风”在汉语中则表示秋风，让人联想到凄凉、萧条，我国元曲作家马致远在《天净沙》中所写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展现了秋之凄凉的景象。英国地处西半球，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英国人喜欢西风，因为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他们常用西风来描写美好的事物，比如诗人雪莱写的著名的《西风颂》。这一差异正是生存环境或地域不同造成的。
1.3传统文化观念不同
不同的文化观念会给不同语言词汇赋予褒贬、好恶等感彩。同一事物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不同，语用意义也不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是一只巨大的晰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圣经》故事中，dragon是魔鬼的化身，罪恶的象征，通常用作贬义。而在中国，龙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意义，通常用作褒义，龙是吉祥的象征，表示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等。龙可以呼风唤雨，龙是帝王的象征，中国人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望子成龙”译成“tohopeone’ssonwillbecomeadragon”,则会让西方读者误解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邪恶的人”。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成“tohopethatone’ssonwillbecomesomebody”便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
1.4不同
是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受佛教和道教影响很深，而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圣经》文化影响。在文学翻译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宗教文化造成的目的语读者理解上的差异。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若译为“Manproposes,Goddisposes”，用God来表示天，比译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更易于让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接受。当然，把“天”译作中国人信仰的“Heav-en”，则有利于保留原来的文化氛围，各有所长。当然，除了上述的文化差异外，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习性等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都应该引起重视。
2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
2.1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原则，即强调译作在形式和风格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特点。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其翻译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归化则与异化理论相反，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在英语中称作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1]归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应消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2]。在翻译过程中，异化和归化是互为补充的二元对立，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一味趋同译入语文化，会造成源语文化的丧失；如果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进行文化移植，有时会影响交流，翻译时可能顾此失彼。因此，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来衡量，结合使用异化和归化策略来处理文化间的差异，尽量忠实、传神地再现原文。如果不能使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可以借助文化调解，其缺陷为容易造成文化丧失。如：“休妻”在英语里的对应词是“divorce”(离婚)，表层意思表达出来了，但是“divorce”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概念，因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文化内涵。
2.2采用创造性叛逆手法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其本质是塑造中国广西在东盟国家受众中的文化认同，进而提升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为广西加强与东盟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提供持久的动力。本文阐释了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分析了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以及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从而提出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文化差异 文化认同 跨地域传播 维模原理
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影响传播效果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在进行效果考察及策略优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以广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东盟文化进行“扩张”，并进行影响力塑造和美誉度包装的过程。为此，了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元素以及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的认同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广西的地域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差异与认同作为具体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对东盟传播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阐释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或主体间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他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或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节庆和庆典来完成的”。同时，“这种历史在再现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抽绎出民族的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点地点。”①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基本界定。所谓的差异，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体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中，文化差异重点是指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由于所属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历史传承等因素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层面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则表现在文化层面，可以为人感知的诸如风俗习惯、理念信仰、衣食住行等层面的差异，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外在的感知性。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则重点指的是那些带有审美价值、信息实用价值和娱乐功能的可以为人直接体验、获取并感知的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传播的客体对主体的认同，即一种理念经过包括大众媒介、公关活动等在内的途径传播出去后所催生的客体对传播主体产生的倾向性态度、观念和行为上的强化或改变。在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中，它所可能细化出的标准是广西对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人文发展环境、历史文化继承、民族发展理念等整体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并在这个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触发东盟国家到广西旅游或者投资。
跨文化传播中的维模原理。“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②文化的维模原理具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是文化流动过程中文化圈对外来文化具有借鉴、吸收和认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圈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二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具有抵制、排斥和过滤的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文化警察”的角色。这两个基本的层面，都体现的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的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
议程建构与文化移情原理。作为“议程设置”理论修正的“议程建构理论”认为：媒介发挥的角色更明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议程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通过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报道以有效地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第二阶段，这些被引起注意的事件经过加工整理后，贴上“标签”，尽可能地与某些现实议程或民众关心的“热点”相连接；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接，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③建构议程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将某些特定的信息嵌入到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赋予某些新闻事件以特定的符号信息。
所谓的“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主体和客体相互适应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法。文化移情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对话和交往，旨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④文化移情原理告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不可能仅仅将那些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传播，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策划，使一些让受者不觉得很重要，但对传者很重要的信息嵌入到传播的议程中，进而扩大媒体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同时，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馈意见极为重要，互联网媒体的互动优势已经为受众的反馈铺平了道路。
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分析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历史与自然，这是决定该地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文化的差异是民族特色差异的前提，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信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的特殊卖点，也是提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根本之所在。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广西的基本文化特点、文化构成进行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便于有针对性地运用文化差异的基本原理，去探索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达到预定的传播效果。
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解构。文化的产生与一个群体、部落、甚至是城市的历史等因素有着较大的关系，每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其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文化作为反映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其地理层面差异的表现，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及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广西地域性文化是以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内容，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播到以东盟区域文化为背景的东盟受众中，这些受众获取文化后会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吸收，甚至是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过程有两个：一是东盟区域文化与广西文化产生了一种接近性，尽可能让广西在对外传播时了解受众的文化观念，便于媒体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二是在信息传播后，如何达到强势的传播效果，让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内容解构。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必然包含的意思有两类：一是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出来的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相同的地方；二是广西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这是由广西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它主要包含广西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特质，自然生态景观层面的特质，多民族融合共处的特质，以及广西的人民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礼仪、饮食、服饰等层面的特质。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优势分析。广西所拥有的文化特点是我国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它虽然不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中心或者任何商业、政治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广西的这种驳杂、交错的文化派系相互融合，使广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而这正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势，它海纳百川却又不失其本色。
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
经济水平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经济水平是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越开放，越容易吸收和借鉴未来的异质性文化，而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则对同质的文化有着更明显的倾向。新加坡是世界转口贸易、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学、饮食，甚至是中医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与此相反，越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更容易接受广西的某些与越南有共性的文化内容，比如教育和科技。
地理环境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但却是一个影响文化特点和风貌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广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与湖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湘楚文化、岭南文化、云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融局面。此外广西沿海、沿边、沿疆又与东盟各国家有着复杂的海陆和内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东盟各国与广西的文化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广西的文化特质又包含了东盟各国文化的渗透性。
历史传承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广西在历史上开发得较晚，历朝历代都被刻上了蛮荒的印记，因此在历史上，广西历来都是政治风云人物的流放之地，是带有顽强性格的部落群体逃难之所。这里汇集过柳宗元、苏轼等中原文化的先进典型，并将中原的纯正文化带入广西，培育了广西文化坚韧、顽强、激昂和深沉的文化特质。而东盟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中国儒、道等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如广西那般深刻。广西文化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对于开发今天的广西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秀内容。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
东盟在地理位置上或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隔海相望，具有天然的地域接近性，我国与东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而言，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交流。目前，广西电视台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而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面向东盟各国进行定向传播，成为向东盟推介中国文化、商贸、经济、科技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广西电视台也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重要城市的合作，在推介广西的同时也向广西的受众推介东盟的文化，起到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利益的双赢性。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较为重视，通过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开展诸如歌舞团出访东盟的“广西文化舟”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广西旅游局持续举办东盟赴广西旅游等都对东盟游客推广广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诸如广西电视台所举办的“寻找金花”等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文化的渗透，绕开政治上的传播障碍因素，搭建了广西和东盟各国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
广西对东盟的商贸交流。商贸交流也是广西对东盟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广西各部门将商业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外宣的高度，站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利用北部湾建设等机会，落实国家“三基地一中心”的工作都起到了助推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效果，诸如泛北部湾经济论坛等高端活动的举办，也为东盟的商业人士了解广西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
自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广西与东盟的商贸交流就不断地扩大，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早期收获计划”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都是广西和东盟加强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巨大进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
广西对东盟的新闻交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举办新闻类的专题活动，一方面这个活动将东盟的媒体界及宣传界的领导和精英召集一堂，通过论坛、研讨、会议、交流的方式了解东盟媒体和东盟受众对广西的期待，同时，此类活动又通过这些高端的与会者扮演起舆论领袖的角色，例如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就是加强与东盟在传媒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为在今后推进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已经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若干领域，这既是一个议题深刻的研讨会，又是一个东盟和中国广西媒体加强合作与交流，熟悉对方媒体运行原则的平台与机会。
以上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广西对东盟传播过程中做出的一些积极的努力，从近年来日益增加的东盟到广西旅游的游客来看，这些努力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广西对东盟的传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或者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广西和东盟的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闻体制不同，在新闻价值的选择上经常会发生错位；与此同时，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和在东盟国家受众群体中的核心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广西对东盟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包含了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角色的当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于广西而言，理所应当地利用这一平台借势造势，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强化，但与此同时，对东盟的传播不能仅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更需要文化、外宣、媒体等各个相关部门分别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优化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实现广西对东盟传播更上一个台阶。
利用广西与东盟的文化渊源，寻找传播的共性。学界专家也在研究中指出：“在文化联系上，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渊源，尤其是泰国的泰族与广西的壮族，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上，东盟国家和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⑤可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而且根据东盟在广西高校读书的一些留学生的调查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有留华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等）。因此，当前我们通过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可以通过传播路径的优化和传播策略的改进来强化其效果，其一方面寻找东盟和广西文化的接近性，使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东盟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利用广西文化和东盟文化的差异性来塑造吸引力。
运用广西文化的吸引力，助推广西文化的扩散。广西对东盟的报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是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哪些能够对东盟地区的受众产生兴趣，并融入东盟的文化，可以通过维模原理中的“文化吸引”功能顺利地让东盟的受众接受并认同广西乃至中国的整个民族文化。其次，在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需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除了那些具有兴趣共同点的文化色彩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东盟受众群体所认知的文化进行推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将广西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精心地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使媒体在传递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信息的时候，附带大量对中国有利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儒学、养生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观等，都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出发，嵌入了和平、友谊、团结、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整合对东盟的传播方式，扩大核心影响力。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广西而言，需要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事件效应，将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和经济、科技、教育的成果传播出去，为提升中国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中，笔者认为，强化传播效果要重点发挥东盟十国中来广西旅游的游客（舆论领袖）、博览会参展商、东盟媒体记者的二级传播效应。同时，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大媒介形态中，广播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除了开设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外文版外，更应该发挥媒体的舆论优势，建立受众面更为广泛的对东盟传播的专门平台，通过发挥网络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信息的传播更为精准，同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优势，可以将SNS、Web2.0等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到网络信息的传播及反馈上。同时，除了网络平台的运用外，广播媒体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投资小、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广西的广播媒体资源优势，根据中国广西地区的文化资源特点，对东盟各个国家展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从而拓展传播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强化传播效果。
修正媒体报道偏颇，促使东盟受众态度改变及强化。国外的媒体、受众由于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在报道或者获取信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相关介绍，采用背景资料的方式对国外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广西文化的“培养”；二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广播媒体、海外广告等方式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对普通大众进行广西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以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广西文化的误解；三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去培育国外记者的兴趣观念，可以组织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话语精英到广西旅游、参观、举办论坛，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话语优势，引导更多的受众对中国广西的文化产生兴趣。
结语
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已经在逐步的操作中建立起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重点平台的对外传播途径，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的文化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东盟传播的方式。为此，笔者结合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广西的文化特点和外宣优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工作必须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找效果的认同，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发挥媒体、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整合多种媒体手段，实现广西对东盟的有效传播。
注释：
①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③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气候； 物候； 文学； 古典诗歌； 差异性； 地域性
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有其地域性，这一点无须再讨论。那么，文学的地域性又是如何形成的？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一点也不需要再讨论。而地理环境是一个大概念，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风俗等要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关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已经作过一些探讨，而对关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探讨得则很不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的差异性造成的，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气候的差异性影响到物候的差异性，物候的差异性影响到文学的地域性。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深入和集中一些，本文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气候和物候。
一、 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
气候，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129。通俗地讲，“就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2]33。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差异性，一个是地域差异，一个是时代差异。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99，用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3]14。在大自然中，那些受气候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3]45。气候的特点决定了物候的特点，气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导致物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美国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认为，物候有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下差异。具体来讲，就是物候每向北移动纬度1°、向东移动经度5°，或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或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天则要提早4天。这个发现被称为“霍普金斯定律”。竺可桢先生参照这一定律，结合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情况，总结出物候学的四大定律，即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海拔差异和时段差异。
在明白了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考察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言论却非常少见，至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没有了。据笔者的考察，似乎只有中国6世纪（梁代）的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以及法国19世纪的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693
694刘勰这里所讲的“春秋”，也就是下文的 “四时”（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他所讲的“阴阳”，则是下文的“阳气”和“阴律”的一个简称。“阴律”就是“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云：“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5]679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在古代汉语中，“阳气”和“阴气”这一对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指气候，有时候则未必。什么时候是指气候呢？这要看具体的语境。一般来讲，当“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表示时令或季节的“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它们就是指气候。如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229
230其中“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是专门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的，故名之为《气候论》。刘勰上面这段话是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春秋代序），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阴阳惨舒）；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物候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色之动）；随着气候和物候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相应的波动（心亦摇焉）。每当阳气萌发的时候，蚂蚁（玄驹）就开始行走；每当阴气凝聚的时候，螳螂（丹鸟）就开始潜伏。小小的虫子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是很深的……每年都有相应的物候（岁有其物），每种物候都有不同的样子（物有其容），文学家的情感是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以物迁），文学作品的语言则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辞以情迁）。这段话就是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
如果说刘勰所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还需要作一番考证与阐释的话，那么钟嵘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其《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1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8]312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景物”有两种，一种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一种是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前者就是物候，后者则是一般的景物。刘勰所讲的随着阳气萌发而行走的蚂蚁（玄驹）是初春的物候，随着阴气凝聚而潜伏的螳螂（丹鸟）则属于深秋的物候，它们不是一般的景物。钟嵘这里所讲的“物”也是指物候，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我们可以联系《诗品·序》中的另一句话来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28这里的“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春风春鸟”、“夏云暑雨”、“秋月秋蝉”、“冬月祁寒”，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物候。所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气候使物候发生变化，物候又触动人，所以被触发的感情便表现在诗歌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刘勰和钟嵘都谈到了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自从刘勰和钟嵘讲过这个问题后，似乎再也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了。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的主观意图都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主观意图是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而钟嵘《诗品·序》的主观意图则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由于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后人在解释他们的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国外，则似乎只有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9]146
147“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和中国的刘勰、钟嵘一样，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简略的，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又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等等，他们都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
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本文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讨论气候和物候的差异性对古典诗歌的地域性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几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三、 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与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3°58′），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33′），南北相距约5 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3]6“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3]24
我们不妨先看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10]3864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10]4942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10]3937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三十多天，而夏季则长达二百一十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等等纷至沓来，然而他的描述却是非常真实的。
气候和物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南北差异，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南北差异。我们再看唐人的两首诗：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周朴《塞上曲》）[10]7703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朱庆馀《岭南路》）[10]5866
在中温带的边塞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黄河冰冻，三春无花，风沙漫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故人烟稀少，来这里戍守边疆的将士，终日只能在风沙里艰难地行走。而在亚热带的岭南地区，则气候暖湿，终年无雪，四季皆春，植物繁茂，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可以在刺桐花下惬意穿行。可见气候的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差异，最终影响到诗歌的地域差异。
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南北地域差异的作品非常多，评论家们往往言及于此。如况周颐讲：“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11]卷三，57这一段话是由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的相关表述生发而来的，常常被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当作经典来引用。意思是说，南方江山秀丽，人们的气质秀雅；北方气候严寒，人们的气质粗犷。南方的文学精雕细刻，但未免过于柔弱和华丽；北方的文学未免过于粗放，不知道人们在嘲笑他们只会穿着狐皮袍子骑马打猎。况周颐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但多少有些笼统。事实上，南北方的疆域是很广大的，南方跨两个气候带，北方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方各自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即便是同属亚热带的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同属暖温带的齐鲁地区与关中地区，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时甚至是同一座山，山南山北的气候就不一样，因而物候也不一样。宋之问《咏庾岭梅》写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 此诗又作刘元载妻《早梅》，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18页。
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海拔高度上，因山南山北的气候不一样，梅花的状态就不一样，向南的梅枝上花开得很热闹，朝北的梅枝上则有几分冷清。可见对于南北之别，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张敬忠的《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10]818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五原（今属内蒙）都在北方，然长安位于北纬34°13′，属于暖温带；五原约在北纬41°，属于中温带，两地相差约7°，分属两个气候带，它们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是二月，五原的河流刚刚解冻，垂杨尚未展叶，而长安的某些花朵却开始凋谢了，两地的物候竟相差一个月。这说明同在北方，因纬度差异较大，物候的差异也较大，文学的地域差异也随之较大。再看南宋陆游的《东阳观荼蘼》：“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荼蘼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12]24258东阳（今属浙江，古代属吴地）在北纬29°24′，福州（今属福建）在北纬26°，虽然同属亚热带，并且同处近海地区，但纬度相差3°多，故东阳的荼蘼要比福州的荼蘼晚开12天左右，诗人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这说明同在南方，因纬度有差异，气候和物候就有差异，文学的风貌也同样有差异。无论是笼统地讲北方，还是笼统地讲南方，都难免有些粗疏。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与其讲南北之别，还不如讲纬度之别，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体，也更准确。
四、 气候（物候）的东西差异与古典诗歌的东西差异
气候的东西差异主要是由气候的大陆性强弱不同造成的。凡是大陆性强的地方，冬季严寒而夏季酷热；凡是大陆性弱的地方，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春较冷，夏秋较热。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大陆性气候，东部沿海地区则带海洋性气候性质。由于海陆之间受热和散热的快慢不同，夏季有东南季风，冬季有西北季风，这就使中国东西之间的温差比南北之间还要大。在夏秋两季，东部比西部要热（西冷而东热）；在冬春两季，则东部比西部要冷（西热而东冷）[3]31
32。
气候的东西差异影响到物候的东西差异，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如刘献廷就讲过：“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早三四十天。”[13]卷二，16长沙府在东经113°，吴下（这里当指作者晚年所居住的江苏吴江）在东经120°60′，两地相差7°60′，按照“霍普金斯定律”来推算，刘献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东西物候之差异的作品也是不少的。且看下面一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0]2050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10]3488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10]359
三首诗都是写八月的物候。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连坚韧的白草都被吹断了，飞雪漫天，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长安（西安）是天高气爽，秋天的野草碧绿而滋润，并没有枯黄的感觉；东经119°的江宁（南京）则是暑热未退，蝴蝶在西园飞舞，纯然一幅夏天的景象。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纬度相差不到10°，但东西经度却相差25°—35°，即东西之差异大过南北之差异。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许多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差异而忽视东西差异，所以有关评论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这可能是由于在地理认知上只考虑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考虑到经度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惊人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进而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风貌的差异。
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也不可以笼统言之。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从自然环境来讲，乃是经度的差异、西高东低的地势差异以及大陆性、海洋性气候所导致的气候和物候差异造成的。在许多地方，尽管同是西部、东部或中部，由于经度的不同，其间的气候和物候的差异也很明显。请看崔颢的《渭城少年行》：
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10]329
洛阳在北纬34°40′，东经112°25′，海拔为155米；长安在北纬34°13′，东经108°58′，海拔为438米。虽然两地的纬度只相差27′，但经度却相差3°67′，海拔也相差283米，东西的距离大于南北的距离，长安离海要远一点，海拔也比洛阳要高，所以长安的物候就比洛阳要迟一些，当洛阳的梨花凋谢时，长安的梨花正在开放。因为两地的经度、气候、物候有差异，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同一首诗所描写的不同文学风貌。
五、 气候（物候）的高下差异与古典诗歌的高下差异
气候不仅有南北（纬度）差异，有东西（经度）差异，还有高下（海拔）差异。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一般每上升200米，气温就降低1℃，有的地区甚至每上升150米，即可下降1℃。这种差异也会在物候上表现出来。“霍普金斯定律”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气温每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物候就要延迟4天。竺可桢指出：“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 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3]35
气候与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先看李白的两首诗：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10]1700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邪。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李白《子夜吴歌·夏歌》）[10]1711
镜湖即鉴湖，在浙江绍兴。五月的镜湖已是荷花竞放的夏季，而五月的天山却还在冰雪的覆盖下沉睡，连花的影子都没有。这个描写是很真实的。除了两地纬度不同外，主要因为镜湖是平原上的一个湖泊，而天山则高出云表，其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 445米，终年积雪，根本就不具备花生长的气候环境。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气候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气质。在五月的镜湖，气候温润宜人，荷花竞相开放，美女下湖采摘，花容人面交相辉映，人们纷纷乘船出来观赏，连通往镜湖的小溪都有些堵塞了。可见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优越，人们的生活悠闲，气质优雅。而五月的天山就不一样了，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艰苦，连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人们只能从《折杨柳》的笛声里，想象杨柳依依的风采。也正是这种寒冷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的坚毅气质、尚武精神和豪迈气概，他们枕戈待旦，清早出征，奋勇杀敌，誓言斩下侵略者的头颅，建功立业。天山的寒冷环境与镜湖的温润环境，天山人的刚健气质与镜湖人的优雅气质，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看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10]4889据作者《游大林寺》一文介绍，此诗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817年4月28日），白居易当时任江州司马，而大林寺就在庐山的香炉峰顶。文章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晩，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14]卷四三山下是初夏，山上则如正月和二月；山下的桃花无影无踪，山上的桃花正在开放。山下与山上俨然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大林寺所在的庐山香炉峰顶海拔在1 100—1 200米左右，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5℃，物候也要比山下迟20天左右 “如照他所说，大林寺开桃花要比九江迟60天，这失之过多，实际相差不过二三十天。”见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可见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间，如果高度（海拔）不一样，物候就会不一样。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10]626
鸟道穿云望峡遥，羸蹄经宿在岧峣。到来山下春将半，上得林端雪未消。（罗邺《春过白遥岭》）[10]5717
古松古柏岩壁间，猿攀鹤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时见山翁来取雪。（灵澈《简寂观》）[10]9133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欢宫，银河下濯青芙蓉……是时节气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元好问《游黄华山》）[15]184
以上作品所写之景观都是在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令，只是因为所在地势（海拔）的高下差异，才有了气候和物候的差异，进而才有了文学的差异。中国文学中大凡写山中景色、山中生活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过去人们并未深入研究，许多人只是感到诧异。其实说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气候（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造成的。
六、 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与古典诗歌的时代差异
气候（物候）也有时代差异。气候（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气候的周期性波动所决定的。当气候与物候的周期性波动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时，便构成了它们的地域性。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也会导致地域的差异。
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反映。例如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梅树的种植比较普遍，《诗经》里就有五次写到梅花。如《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16]77终南山在长安（今西安）之南。唐代的时候，这里的气候也很温暖，所以在唐人的诗里还写到梅，如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10]4488但北宋中期以后，气候变得寒冷，而梅花只能抵御-14℃的最低温度，所以关中一带就不再有梅了。苏轼的《杏》诗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12]9113而宋代杭州的气候要比关中相对暖和一些，所以在林逋、姜夔、陆游等南宋作家的诗词里，就经常写到杭州的梅花[17]447。
再如荔枝，乃是一种热带植物，广泛种植于我国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在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成都也能种植，张籍《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10]4290荔枝只能抵御-4℃的最低温度，至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气候变冷，成都就不能种荔枝了，只能在成都以南60公里的眉州和更南60公里的嘉州种植了。苏辙《奉同子瞻荔支叹一首》云：“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12]10073表明自那以后，气候更为寒冷，连眉州也难以种荔枝了。
唐代关中有梅而宋代关中无梅，唐代成都有荔枝而宋代成都无荔枝，这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致；宋代关中无梅而杭州有梅，宋代成都无荔枝而嘉州有荔枝，这又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地域差异。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只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便构成地域的差异。
考察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当我们根据古典诗歌中的物候来复原和研究有关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时，一定要考虑到气候（物候）的历史变迁这一因素。事实上，任何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缓慢变化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显得丰富多彩，也才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色彩显得多种多样。
总之，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研究和认识也许不够深入，因此希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更希望同道中人能够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1]刘敏、方如康主编： 《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Liu Min & Fang Rukang（eds.）， Modern Geographical Science Dictionar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2]严济远： 《气象、天气和气候有什么区别》，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编： 《十万个为什么·气象》，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第32
33页。[Yan Jiyuan，″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eorology， Weather， and Climate？″ i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ed.）， One Hundred Thousand Whys： Meteorology， Shanghai：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1980， pp.32
33.] [3]竺可桢、宛敏渭： 《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Zhu Kezhen & Wan Minwei， Phenology，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4]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Fan Wenlan， Notes to Wenxin Diaol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5]詹瑛：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Zhan Ying， Interpretation of Wenxin Diaolong，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6]苏浚： 《气候论》，见汪森辑： 《粤西文载》（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9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东西方企业 管理 文化 渊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76—02
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管理行为和方法，关注管理活动中的人。人类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其管理理念及管理活动自然不同。当前，在我们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效率之时，对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再学习和借鉴是很有必要的。
一、东西方管理的边界界定
东方管理的研究作为较新的课题，其研究边界是在东、西方管理的比较以及互动过程中界定的。如果说西方管理学是以西方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下所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那么东方管理学则是以东方社会文化和东方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下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然而，东方文化所指的东方是什么“含义”？东方区域究竟包括哪些地方？东方与西方如何区隔？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方管理如何进行自我的定位？这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东方”这一概念，有着多种理解的视角。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人们常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而将太阳落下的地方称为西方。这种方位概念视角的东方与观察的立足点息息相关，例如中国人所指的东方与美国人所指的东方就截然不同。“东方”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的。季羡林认为，世界存在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莱起一直到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文化圈构成了东方文化体系。这样，东方文化区域就包括亚洲以及非洲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东方管理也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化区域所产生的管理现象和规律。由于中国文化圈的资料保存最为翔实丰富，中国文化是东方管理文化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容着独特的道家、儒家、法家和兵家管理文化，而且同时吸收了释家、伊斯兰教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主要以中国文化圈作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了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一旦“东方”的概念内涵确定冻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边界也就可以确定。
二、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1.文化起源与发展。西方从古代早期的管理思想发展到古典管理组织理论，再从古典理论发展到现代管理理论。其发展道路是承上启下，循序渐进，由零碎走向整体的。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首创公认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接着是由法国人法约尔创立的古典组织理论和由德国人韦伯创立的行政组织理论。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现代，其管理理论更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单是行为科学理论就不下十种，另外还有系统学派、决策学派、经验学派和权变学派等等，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东方的管理思想在古代表现的比较充分，主要以中国为代表，日本、韩国则都是借鉴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老子的“无善无不善说”以及“人性可塑说”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人性加以激励和教化的种种主张，继而产生了管子的功利主义激励观和孙子、孙膑的奖励观。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则没有多大发展，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日本、韩国虽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充分运用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却没有形成西方那样完整的、系统的理论。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离，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其思想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那么，秦朝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性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一经济一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管理中的差异，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所谓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2.东西方管理的思维方式。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见林不见木”，东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一般而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有四点：一是中国人讲究人情、义气；西方人重利轻义，体现在外交上，有时为了实现其商业利益，突出实用主义原则，常常置两国关系的大局于不顾，为了眼前经济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关系，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某些国家重利轻义的特性。二是西方人重个体、个人，中国人重整体、集体。比如说，中国传统中药治疗讲究把人视作一系统、一世界、一宇宙，用药讲究辨证施治，通过对整个身体系统功能的恢复以达到对局部器官的治疗，而西药治疗建立在精确的解剖和药理学基础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症下药；此外，在文字、建筑、艺术等方面也能发现中西方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三是中国强调求同，西方人强调求异，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上的困难。四是中西方人在感情表达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中国人感情表达细腻、含蓄，西方人则直观、外露。电影《梁祝》叙述了一段中国人的美好爱情故事，其优美的音乐，感人的情节，精湛的技艺迷倒一大批中国观众，但西方人观之，却大呼“太累”，认为该片情节晦涩难懂，男女主人公情感表达有悖常人。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民族问的差异，这种差异固然与一个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发展的阶段息相关，但从深层次上讲源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异。
3.东西方管理的研究层次。西方管理学对于研究层次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源于美国的企业管理在二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西方管理学研究范畴中，管理指的就是“企业管理”。东方管理不能认同西方管理学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的看法，而是主张将管理分成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四个层面来探索。东方管理对管理范畴的这种认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
在东方管理研究的四个层面中，自我管理是个体成功的关键，也是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的逻辑基础。在东方管理思想中，治身是一种体验之学，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功夫。它将人假设为“主体人”，个体能不断积功累行，通过对自己私欲的克服，改善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和智慧水平。其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当一个人能够自觉、有意识地经过自我思考和选择，依据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时，他也就开始成为自己的命运的建筑师——“造命人”。“主体人”的人性假设使得东方管理在逻辑起点上就区别于西方管理。在西方经典的管理学体系框架中，自我管理是找不到其生存空间的。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沉默；非言语交际；跨文化交际；高语境交际；低语境交际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6-0083-04
一、引言
胡文仲先生《超越文化的屏障》一书里，第五章的标题是“不用语言也能交流”，这里的交流就是人们常说的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交际涉及对输出者或接收者来说具有潜在信息价值的一切非言语因素，包括手势、身势、眼神、面部表情、服饰打扮、身体的接触、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1]，而沉默就是这些非言语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正如胡文仲先生所言：“说一个人沉默不语，并不是说这个人无所表示，沉默本身就具有意义。”[2] 沉默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在人们极喜极悲的时候想要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实在是难之又难，语言的苍白、无力通常会让人们选择沉默。事实上，沉默和停顿都是“语空”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广义语言的一种，只不过是一种音量为零的语言。因此，沉默，这种表面看起来和语言相对的行为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语言。沉默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同时也传递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并能反映出不同民族各自具有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沉默的使用因文化而异。一般说来，东方文化把沉默看得比语言还重，而西方文化则相反。”[3]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对沉默的不同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二、沉默行为跨东西方文化之差异
尽管沉默行为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重视，但在实际交往中，在对待沉默的态度和理解上，东西方人却依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整体上来看，西方人认为沉默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交际方式，是对别人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在他们眼里，沉默传达的通常是抗议、拒绝、冷漠、厌恶等。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则认为沉默是一种积极的交际方式，保持沉默通常是为了表达敬意、顺从、思考和顾及别人面子等。下面将通过不同的背景和场合观察沉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
（一）沉默在工作中的差异
在东方，作为一种积极的交际方式，沉默在人们的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大部分人信奉“沉默是金”的古训。比如在会议上，领导发言后经常会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建议。尽管大家心里装着不少点子，但当场大部分人都是保持沉默，好像一开口说话就会冒犯领导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为了显示对领导的尊重并保全其面子。当领导对下属进行严厉的训话时，下级总是低着头沉默不语，这是对领导的尊重和畏惧。另外，领导也经常在下属面前保持沉默，这一方面显示了其威严，另一方面则是提醒下属领导就是领导，他们比普通员工地位高。在西方，情况经常是全然相反。在电视、电影上人们经常会看到员工和领导以及员工和员工之间为了某一个方案在开会时争得面红耳赤。领导从来不会因为某个员工提出和自己不同的观点而对其怀恨在心或给其穿小鞋。恰恰相反，在西方，大部分领导都希望能从下属那儿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鼓励大家要有创新意识。在西方，领导有时候也会对下属训话，但下属的反应和东方则差别很大。如果领导“所言极是”，他们会耐心聆听并和领导交流自己当初的想法，共同分析所犯错误的原因。如果领导“所言不是”，他们则会当场指出，根本不会涉及“面子问题”。总之，在西方，领导和下属的地位是平等的，领导不是高人一等，下属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领导见了下属也会主动打招呼，和他们打成一片。
（二）沉默在学习中的差异
在东方，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这在课堂教学中通常体现为教师是课堂上的主人，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一节课，学生是听众，他们会非常安静地倾听，有时闷头记笔记。遇到自己听不懂的，一般也不会当堂向教师提问，就算个别学生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会选择在课下和教师单独交流。其实教师在课堂上也经常会照顾学生的感受并给他们创造一些发言的机会，比如教师通常会问：“大家哪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Do you have any question？）”，但提出问题之后，教师看到的通常是几乎全班学生的沉默和非常刻意的目光躲避。这种情形让很多初次来东方国家教授语言的西方教师感到不可理解。西方的课堂尤其是一些讲英语的国家的课堂上，在东方人看来有点秩序混乱，因为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教师的讲话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这让很多去西方留学的东方学子感到西方学生太粗鲁，不尊敬教师。而大部分东方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也令西方教师和学生认为他们对教师所讲的内容不感兴趣，态度冷漠，置教师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三）沉默在涉及政治问题中的差异
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是极少谈论政治的。笔者在和一位前不久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教师聊天时，他谈到美国人对政治尤其感兴趣。很多美国人都问过他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你在你们国家可以随便说话吗？”一个简单的提问却反映出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很少谈及政治。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美国朋友口中的“随便说话”指的应该是言论自由。中国人当然有言论自由。但拥有含蓄美的东方人，很多时候把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隐藏在心底深处，适时地“三缄其口”。因为他们担心“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虽然在当今的东方，像日本、韩国、印度等多党制国家，媒体在批评政府、曝光领导人贪腐及绯闻等方面与西方并无多大差异，就是在中国，情况也非昔日可比。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一般人对一些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在东方国家确实极为常见。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政治是和自己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在美国，很多人直言不讳地批评历届政府发动的战争，认为战争给很多无辜的人带来了灾难。对于总统大选，美国人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甚至很多报刊也会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选举内幕。
（四）沉默在商务谈判中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加强，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东西方在商务谈判中的接触也越来越多。在商务谈判过程中，东方人常表现出镇静、自信、优雅和耐心，处理问题时讲究以静制动。比如中国人经常会用沉默表示礼貌和尊重。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沉默所表达的含义又相差甚远。沉默可能表示认可，可能表示对某问题有看法，也可能表示不同意某条款。这自然使得对沉默持有消极态度的西方人难以接受。他们经常滔滔不绝地阐明自己的条件和要求，一旦遇到对方沉默，常会摸不着头脑，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或许在拒绝，或许要讨价还价，再或者是对谈判项目缺乏兴趣。于是，在这种他们看来有点僵持的紧张气氛中自己往往会主动做出退让，同意对方开出的非常苛刻的条件，或者未等对方提出条件自己就以很高的价格买入或以较低的价格售出。
（五）沉默在日常交际中的差异
作为一种及其重要的非语言交际形式，沉默在东方人的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表达的含义也极其丰富。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一方的沉默通常会给另一方冷静思考的时间，与此同时，紧张的气氛可以得到缓解！在东方当父母和子女有观点冲突时，父母通常认为自己有经验、是权威，子女就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子女们在拗不过家长的情况下，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沉默不语。很多家长会以为孩子是在静静聆听他们的教诲，愤怒和不满会随着孩子的沉默而烟消云散！因此，在东方父母的眼里，西方的孩子大多都极其叛逆，因为他们很少逆来顺受！和父母意见相左时，也会条理清晰地讲出自己的态度和理由！西方人在与朋友相处时也非常直接，优点会当面赞扬，缺点也会当场指出，这让语言表达委婉含蓄的东方人通常不太习惯，因为东方人在日常交际中会特别注意“面子问题”，希望别人给自己台阶下，所以也特别会为对方考虑。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在表达不满或建议时，他们也会仔细考虑自己的措辞！当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处理上述几种日常交际中的问题时，沉默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性格，并非所有的东方人都内敛，不张扬，也非所有的西方人都会直言不讳。但整体而言，东方人在日常交际中选择沉默的频率远远大于西方人，而且通常情况下沉默在东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居多，而在西方人的日常交际中，情况往往恰恰相反。
三、造成沉默行为东西方差异的原因
纵观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对沉默行为持有不同的态度和理解，东方人相信沉默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西方人则信奉“雄辩”和“口才”。这种差异经常会导致双方跨文化交际失败。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下面笔者将从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东西方不同的语言观
虽然当今社会东方人学英语、西方人学汉语的热情都异常高涨，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造成了语言观的巨大差异。在深受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影响的东方， 无言或少言被广为倡导和称颂。中国人强调“慎言”、“少言”， 宁可不说，也不愿言辞有误，日本人更是认为“一切邪恶自口出”。《道德经》中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并主张“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教育其弟子少说话， 多做事。这些千年古训使得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具有内敛、隐忍、与世无争等特质，交际中常用沉默表达微妙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含蓄之意。
但自古希腊时代起，语言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探索和表达真理的工具。《新约》中有这样的记载：“泰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西方人普遍信奉上帝，既然“语言就是上帝”，可见他们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了。人们非常熟悉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通过演讲、辩论来说服他人或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语言是雄辩的工具，而“雄辩就是力量，因为雄辩好比深谋远虑”。无论是政治大选还是日常交谈， 西方人都是通过语言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在西方，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这就难怪西方人会认为沉默是一种消极的交际行为，传递的是拒绝、冷漠、不尊重、不感兴趣甚至侮辱等信息。
（二）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
东方文化素以礼貌、谦让、平和、中庸而著称，东方人一般崇尚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服从集体。因此，东方人喜欢凡事大家共同努力，办事讲究稳妥、谨慎。在集体面前，为顾全别人面子，个人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急于当场提出，通常以沉默表示保留意见或事后再单独与人沟通。所以在东方，沉默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积极的交际策略。而西方人则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因此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追求自由、创新和冒险。在公众面前，他们喜欢发表不同意见，对别人观点直接攻击，讲话不留情面，从不拐弯抹角兜圈子。英文有谚语“Speech is the picture of the mind”（言为心声），这正体现了西方人认为只有说理和争论才能使自己的观点被人了解或接受。他们认为与“雄辩”比起来，“沉默”太被动，是一种极其消极的交际方式。
（三）东西方不同的语境交际类型
Hall根据信息传播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将语境交际类型划分为高语境交际（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和低语境交际（Low-Context Communication）。Hall认为在高语境交际中信息的意义寓于传播环境和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语言中。这也意味着，在高语境交际文化中的人们对微妙的环境提示较为敏感。而在低语境交际中，信息的意义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得很清楚，不需要根据环境去揣摩推测，即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量中的大部分由显性的语码负载，只有少量的信息蕴涵在隐性的环境之中。这意味着，在低语境交际文化中的人们习惯侧重用语言本身的力量来进行交际。[4]
根据以上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交际文化，东方人用语比较含蓄、平实、有节制，感情一般不会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在东方，人们除了利用语言获取一些信息外，很多非语言因素会传达更加丰富的信息，沉默就是东方人最常用的非语言形式之一，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东方文化相对的西方文化尤其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在低语境交际文化中，信息的传递必须通过详尽的阐述，信息的交流必须清楚且具体。因此大部分西方人在与别人交往过程中需要详细的背景知识，大多数信息都必须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这就难怪很多西方人遇到东方人的沉默就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了。
四、结语
从形式上看，沉默是与言语相对的静默无语或超过一定时间限制的言语中断，所以它是非语言交际众多形式中的一种。但它在言语交流中与言辞有着同样的作用，并且与言辞相互协同，相互补充。虽然沉默的形式在东西方文化中没有什么差异，但由于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差别体现在人们的工作、学习、政治问题、商务谈判和日常交际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差别，并充分理解沉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达的信息价值，克服各自的文化定势。只有这样，跨文化交际意识才能增强，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和冲突才能减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 李杰群. 非言语交际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1.
[2] 胡文仲. 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79.
[3]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LISA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3篇
一、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鉴赏英美文学
在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中，需要借用不同的文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对文学的发展规律有更深入的展示，以加强文学创作的指导力度，从中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情感体验，进而引起强烈的共鸣，使心灵得到愉悦与升华。下面我们就以《变形记》、《老人与海》等作品进行分析与鉴赏，从中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对于英美文学作品分析的不同角度与鉴赏差异。卡夫卡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品是《变形记》、《城堡》等，这些优秀的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不仅具有个性的内容描述，同时也传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给人以启迪。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西方的评文化家从中发现了其精神内涵，人类对于精神家园的美好憧憬，对于真理的追求，这些分析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及心理的分析，而忽视了其艺术特性，所以，对卡夫卡作品的鉴赏更多的注重了其内容核心，而并非是文学艺术的特色所在。相比之下，我国的评论家也对其主题内涵作出了分析，他们认为卡夫卡的小说虽然内容很荒诞，但是却具有新颖的艺术形式，虽然所讲述的内容十分严肃，但是手法却很独特，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十分流畅紧凑，作者以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的展现来反映生活，探析人生的哲理，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揭示。对于作品的艺术性进行了评价。从东西方评论者对同一作品不同的评价可以看出，二者无论是在评论角度还是评论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在写实性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于作品哲理性的分析，而东方则在其写意的思想性研究方面更为注重，更强调挖掘其内在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此外，东西方文学鉴赏对于作品的思维逻辑与词句运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在西方评论家眼中，他的小说中更强调了对硬汉人物的崇拜，这也表达了他个人的一种隐喻性的象征。在现实生活中，海明威通过这种硬汉形象来表达了现实与理想中的一种冲突的解决，他的创作是一种社会现实活动的体现方式。而在中国评论家眼中，海明威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正直勇敢，而且勇于与苦难相抗争，他们具有极强的忍耐性，即使面对种种困难，能够坚持下去，最终勇敢地生存下去，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一个民族与一个时代的生存哲学的展现。同样的人物形象，却在东西方学得眼中产生了不同的解读。西方将其视为理想化的展现，东方将其视为隐喻哲学。西方文化追求事物的真实性，所以，十分尊重客观事实，也不会轻意地对某一事物现象进行总结。东方文化更注重人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个人，也可是一个群体，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精神所在。
二、东西方文化差异对文学鉴赏的影响与导向作用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4篇
摘要：语言反映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因此要跨越语言的障碍应充分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联系。英语作为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的语言在今天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扮演者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东西文化的有着很大的差异，要想把英语运用得恰当得体离不开对两种文化的了解。
关键词：语言 英语 文化
1、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交流的重要工具以及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英语使用覆盖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渗透到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因此掌握了英语能让我们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地最新的资讯。但是，只是针对语言知识的学习， 比如词汇、语法是远远不够的。英语学习者还应该扩充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掌握和运用英语知识。
2、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出发，探讨如何通过对文化的了解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
语言来自生活，语言是文化的反映。因此我们应首先深入了解文化。以中国与西方学说相比可以发现，他们彼此在很多地方时大相径庭的。中国学说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到之后的韩非、杨朱、墨翟等，其思想精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主张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相比而言，西方学说则不同。从希腊哲学的城邦论到后来欧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等，我们可以看出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是西方学说的特色。
3、东西古代文化差异与联系
3.1东西文化的差异
如果我们在仔细将中西两种文化作一对比，可得到如下结果：西方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诚心正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把起点培养好。因此为了自身健康，西方人倡导运动，这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即可略见一斑；中国人倡导培养闲适爱好，比如，读书、写字、栽花、养鸟等等。由此可见两种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
3.2东西文化的联系
3.2 .1 东西文化在政治上的联系
从起点问题上来看，虽然西方人强调“身”，中国人强调“心”，但是它们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在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就十分注重个人品德的培养。柏拉图认为，一个高尚的人应具备美好的品德，还要不断学习，掌握数理知识，培养高尚的爱好，最后还要有强健的体魄。柏拉图认为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城邦的管理者的职责。人首先应完善自身，之后才能管理国家，这与我们中国哲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3.2.2东西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联系
东西文化的联系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东方人讲究个人与社会和谐、平衡。但是西方崇尚的自由绝不是无限度的自由，自由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有效。同样，中国人讲究个人要学会自我克制，人与人要以礼相待。因此，有了对中西文化相互联系的了解，语言的交流才能更好地进行，通过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互相了解、相互合作的目标才能实现。
3.2.3 东西文化在当今时代中的联系
不仅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西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在今天21世纪，二者更是相互依存、无法分离。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让各国加各地区的经济活动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分工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不断加深着各国之间的联系。我们在学习英语是应着重适用于当前，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说来，在学习英语时应重视对经济知识的了解，掌握基本的词汇，不断更新所学知识，不断实践，只有这样学习英语才能真正达到学位所用的目的。
4、从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分析英语学习与了解东西文化的联系
4.1系统功能语法的内容
系统功能语法有两个组成部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系统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又称"意义潜势"。功能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手段，其基础是语言系统及其组成成分又不可避免地由它们所提供的作用和功能所决定。系统功能语法的建立基于以下两个事实：（1）语言的使用者实际上是在一组系统中进行选择，并且努力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不同的语义功能；（2）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离。
4.2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因此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应放在整个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来学习。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英语是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的，要想学好这门外语就需要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联系，这样才能把英语熟练地运用在生活中。英语学习者在学习基本的语言知识外还应注重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理解词汇的含义和运用。
5、结论
语言是在特定文化下产生的，学习英语知识也应当放在具体文化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英语知识，了解中西方文华差异才能更好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恰当地运用英语知识，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宇慧，中西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 （09）.
[2]王济卓，浅谈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J]，王海霞，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09， （01）.
[3]马晓娜，中西文化差异对比与跨文化交际[J]，邢台学院学报， 2009， （01）.
[4]王罗成，中西文化差异及原因分析[J]，青年文学家， 2009， （15）.
[5]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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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lat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2.
[8]Plato， Republic， 2.368a.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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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趋于发散还是趋于收敛,各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在吸纳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用两种方法对中国1978年至2008年3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结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U型趋势,且总差异主要来自于三大地区内差异,但进入21世纪后三大区域间差异有所上升。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
经济金融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显着特征,金融发展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之一。而中国这样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长期存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区域金融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地区间差异,但究竟这种差异是怎么样变化的呢?是趋于收敛还是趋于发散?
一、衡量指标和衡量方法的选择
(一)衡量指标
本文沿用大部分学者的选择,选用着名经济学家戈徳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存款和贷款又占据着银行的大部分资产,故直接用银行存贷款代替戈氏指标中的金融资产总额来近似计算金融发展状况。用S代表金融机构存款额,L代表金融机构贷款额,GDP代表各地生产总值,FIR代表金融相关比率,则有修正后的金融相关比率为:FIR=(S+L)/GDP
(二)研究空间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分析时沿用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方法,采用行政区域划分法,结合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共12个省市。1978-1998年我国各地区GDP、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统计年度较长,口径一致,故较高;1998年后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经济运行报告》等。
(三)衡量方法
(1)变异系数
金融发展差异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不仅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与地区发展基数联系密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方面远没有相对差异更好,因此,本文选用的第一个衡量方法就是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A代表变异系数,为变量的标准离差,N为地区数,代表第m个区域的研究指标,m=1,2,3,…,n,代表的平均值。
(2)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因其可分解的良好特性,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如果把整个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把省级行政区看作基本地域单元,那么就能更加准确地衡量我国金融发展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程度,并能测量区域金融发展总差异中,东、中、西各自的内部差异的贡献度。故本文在变异系数的基础上另外选取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差异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m代表区域层次,m=1,2,3.在本文中为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地区;n代表省际层次,指北京、上海、山东等31个省市自治区;表示第m个区域第n个省的GDP,G为所有省份的GDP之和.即;表示第m
个区域内第n个省份的存贷款之和,S表示我国所有省份的存贷款之和。
泰尔指数表示的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若用代表区域内差异,代表区域间内差异,则总差异即为:
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相关比率的总体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自1978-1991年金融相关比例的省际差距出现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到1991年下降到最低点,随后这种差距出现高速上升,到2000年出现小幅的下降,接着再次上升,到2008年以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金融地区差距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二)以泰尔指数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从图2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衡量的区域金融地区发展差异整体上以1991年为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特别是在1980年区域金融大幅下降,之后的十年间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991年之后区域金融差异在波动中迅速上升,2003年基本上达到最高水平,随后发生小幅回落,金融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现象已非常明显。区域内差异与总差异几乎重合,波动趋势也呈现一致,而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很小。
从图3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计算的东中西区域内差异相差不大,东部区域内差异稍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差异在2002年之前大于西部地区,从2003年开始西部差异超过中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从单个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看,东部地区省际间发展差距较大,在1978年至1992年,差距在波动中下降,1991年后迅速攀升,总体趋势也基本呈现略扁的U型趋势。中部地区1978-1981年出现极度的不平衡,去掉这两个特殊年份,1981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但之后出现大幅下降,在2002年中部金融发展区域内差距开始小于西部差异,其总体趋势大体呈现在平稳中下降,西部地区各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差异的总体趋势在20世纪呈现水平状,进入21世纪后略微呈上升趋势。
三、结论
通过对金融相关比率的相关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统计分析得到,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1)1978—2008年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以1991年为界大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1991年以前区域差距逐渐下降,1991年后差距开始逐渐上升。
(2)对区域金融发展的总差异进行分解后可以看出,总差异主要来与各地区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差距占比较小,且趋于内差异也呈现U型趋势,但最近几年区域间差异出现小幅上升。
参考文献
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张杰.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金雪军,田霖.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态势:1978-2003年[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24-30.
作者简介:
齐梅英(1981—),女,山东日照人,山东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