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一、阅读课文目录，形成框架结构

历史课文一般都是按章节体系编排的，每一章节构成一个单元，体现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反映处历史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把阅目录便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整册历史结构，从而避免学习历史“盲人摸象”的局限，而且可以做到纵横对比，融会贯通。

二、阅读历史正文，夯实历史知识

阅读正文要围绕课题与子目，了解历史的原因，经过和影响。注意每节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分析课本中的历史动因和影响，理解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读正文要注意领会理论性的表述和历史结论性的论语。

三、阅读课文中的小字、注释，拓展历史思维

小字在学生学习中最容易忽视。小字是正文的说明、补充、拓展或分析。虽然小字往往不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开拓视野。并且有的小字、注释，文字生动，引人入胜，可以激发我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四、阅读文献材料，提高研究能力

阅读材料不仅能让我们直接感受历史，还可以提高认识能力。材料阅读不仅要通过注释，扫除障碍，而且要结合课文了解材料背景，更要运用科学的理论对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更大限度地提高有效的信息。

五、阅读历史地图，形成时空观念

古人治史，尚且“左图右史”，我们学习历史更要结合地图。课文中有些地图是战争形势图，体现战争动态过程，结合地图用彩笔勾勒，了解战争的经过、结果，以便形成立体的、完整的空间观念。

六、阅读历史图画、表格，提高观察力、想象力

多读图画可以提高观察力，想象力，使新学习的历史知识更直观，更立体，更丰富。这些图画不少还是艺术精品，可以给我们以美感。

七、阅读书后面的大事年表，理清历史线索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七年级历史教学 学习兴趣 激发方法

七年级是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也是生理、心理和思想的过渡期。七年级学生刚进入初中，一切都是新的，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新学科，而且他们活泼好动、热情天真，虽然认知能力不强，判断力不高，但是记忆力不错，积极性很高，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特征，做好七年级的历史教学工作，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了解基本的历史知识，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总的来讲应该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育。

一、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如何营造快乐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呢?我认为可以通过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做到润物细无声。首先我们可以在校园里设置橱窗、在橱窗里和教学楼走廊及教室里张挂历史名人的头像和简介的挂图或者历史名人名言，让学生一进校园就可以感受到校园文化，同时激发起学习历史的兴趣。其次，可以通过学校板报、班级黑板报、手抄报设计等途径增加同学们接触历史、了解历史的机会。

二、融洽师生关系，移情激趣。

首因效应十分重要，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即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学既是教与学的关系，同时又是师生双方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过程，师生关系的融洽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因此，历史教师要明确这种移情效应，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以自己真挚的爱唤起学生的共鸣。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情传递给学生亲切、鼓励、尊重及信任的情感信息，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敢于大胆提问、回答。甚至进行历史剧等方面的表演。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始终本着爱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因材施教。这样，就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达到全体学生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

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一节课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4课《夏、商、西周的兴亡》，可以以讲述法为主，先让学生看一下《封神榜》的一些视频片段，然后讲解王朝更替的经过，用讨论法让学生讨论：夏、商、西周王朝的更替有什么共同之处，最后用总结法小结这一节的主要内容。通过综合运用讲述法、观看视频、讨论法和总结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要把课堂教学与活动教学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传统教学观往往把活动课当做是“第二课堂”或“课外活动”，认为它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真正的人才培养和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是课堂教学。有些甚至把课堂教学与活动课教学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人教版教材在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设计中就提醒广大历史教师要走出这一误区，每个单元都安排活动课。如，活动课“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这节课如果组织得好，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能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这种辩论式的历史活动课，在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培养方面是单一模式的课堂教学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要一改课堂教学单一化、程式化、标准化的现象，以学生为主体，拉近课堂教学与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距离,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五、注意教会学生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巧记历史的方法。

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线索来记忆历史知识，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了解、记忆、理解历史的能力，让历史知识有规律有次序地存放在学生的大脑里。如用数字记忆法记忆隋朝大运河相关的知识：一个目的，两个作用，三个城市，四条干渠，五大水系，六个省份来强化记忆；再如用对比记忆法或归类记忆法来记忆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的盛世名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武周政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用图示记忆法来记忆代疆域乃至分布状况，还可以用来记忆朝代政权更替情况；用串联记忆法来记忆商鞅变法，主要整理出商鞅变法的时间、人物、内容、目的、结果、性质、指导思想和启示等知识点连成的线索。

正如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学生情感与兴趣的激发和引导，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开发和历史认识的升华，帮助其尽快适应初中的学习，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十四年抗战；八年抗战；抗战历史研究和教育宣传

教育部一则关于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教材修改要求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和地方课程教材的消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到底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其实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争论热点。经过多年争论，“十四年抗战”之说日渐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更由党的领导人在官方讲话中予以确认。2005年9月3日，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2015年9月3日，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按常理推断，教育部要求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是顺理成章，不应引起热议，但事实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2017年1月3日在《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中提出：“请你们对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进行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并视情况修改与此相关的内容，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凡“八年抗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这一规定是引发争议的缘由。

笔者以为，对教育部修改教材的这一举动不必过度解读而将问题复杂化。“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概念各有其适用语境，“八年抗战”指的是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则包括了局部抗战阶段，更加强调中人民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在国民教育中强调“十四年抗战”与学术界继续围绕“十四年抗战”概念展开学术争论，可以并行不悖。

一、“十四年抗战”的提出及其主要论点

“八年抗战”本是无需论证的历史事实和习惯用语。在中国大陆，传统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时期划分，是将十年内战与抗日战争八年分成两个历史阶段。台湾方面则是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十年建设时期，卢沟桥事变后则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史学界出现了抗日战争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十四年抗战”的意见。以下就是笔者摘录的部分持“十四年抗战”概念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

1984年7月，何英在《抗日战争究竟应从何时算起》一文中率先提出：“把芦（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开端是不妥当的、不符合事实的、不科学的。抗日战争应当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算起为宜。”他提出三条理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而芦（卢）沟桥事变却没有这种作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一部分爱国官兵就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也把这段时间称作‘抗日时期”’。

1985年8月，简明在《“七・七”事变前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文中也提出：“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日本入侵中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所谓‘地方性’事件。就‘九・一八’事变本身而言，它是日本对华侵略总政策中的一个战略转折点。”“东北军民的局部抗战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事件；‘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战，是局部抗战的继续和发展。”

1986年6月，王维礼、高二音在《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否认“九一八事变”作为中日战争开端的历史地位的不良后果：轻视“九一八事变”的作用，“就会抹杀六年间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历史主题”、“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侵略手法的变化和阶段性割裂开来，势必割断了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必然地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野心”、“就会人为地低估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的程度。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掩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包含的反民族的性质，减轻由于执行这一反民族的政策而导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责任”、“以‘七七’事变为界，将中日战争分成两段，也不利于我们从整个中日战争的高度，全面地评价党在民族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并且也在实际上否定了王明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在民族斗争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存在。同时，也贬低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中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和作用”。1991年10月，王维礼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强调：“事实上，推动阶级关系变化的是中日民族矛盾，不是阶级战争；推动抗日斗争发展的是中日民族矛盾，不是‘围剿’与‘反围剿’的胜负；最终被迫转向抗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日民族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象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

1987年6月，刘庭华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应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止，历时整整十四年。”其理由是：“‘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对中日民族@个主要矛盾进一步加深与扩大，而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改变。因此，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既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客观实际，又符合马克思义主关于划分历史不同时期标准的科学理论。”2006年2月，刘庭华在《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其观点：“我们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能以政府是否主张、参加抗战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由局部侵华演变成全面侵华的过程。”“任何事情的起点总是由小到大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事物运动的辩证规律。区别抗日战争的起点与规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扩大为全国性抗战的转折点。”

1987年10月，王秉忠在《“八年抗战说”之异议》一文中提出：“只承认八年抗战，而不强调十四年抗战，这对东北广大人民十四年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同敌人战斗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否定。”“‘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人民、察绥人民，上海及其他各地人民的抗日，本来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不同意‘八年抗战论’，提倡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观点，不仅是个历史科学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2007年7月，刘为钦、杨家英在《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辨》一文中指出：如果将“卢沟桥事变”视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起点，“这样很容易淡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很容易导致小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导地位，轻视包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昂扬的爱国热情，无视爱国官兵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忽视东北义勇军自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功绩。”

2010年4月，程舒伟在《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一文中针对“十四年抗战”说是否是历史真实的再现、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否应该不同于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任何一种学术观点都是人提出来的，但与人为制造是有本质区别的。也正因如此，‘八年抗战’才成为正统观点、习惯语、通用语，成为不该成为定论的定论。”“承认‘九一八’事变史，东北十四年沦陷史、洲国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游击队抗日联军史，‘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六年间的局部抗日活动、抗日战事，都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内容的组成部分，却否定‘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如果抗日战争没有开始，哪有这些内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综合“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学者观点，其主要考量是：突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强调爱国将士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将士的牺牲与贡献。

二、“八年抗战”争鸣的主要论点

“十四年抗战”概念提出后，持“八年抗战”说的学者不断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学术争鸣。了解争鸣双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真实。

1991年5月，王桧林在《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中提出：“作为专史，作为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的着眼点是抗日战争或抗日斗争，从这里着眼，抗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特定时期的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我们认为应从七七事变开始，整个时期是从‘七七’到‘八一五’，共8年。”“从中国通史观点看，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国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这个综合体来看，‘七七’以前对日抗战还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还不是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各政治军事集团共同的政治活动的中心。国内阶级斗争、政治军事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首要地位，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中日两国矛盾还不是主要的。”2009年2月，王桧林在《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一文中再次阐述：“十五年中日战争论者，不管他们思想是否明确，实际都认为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战争史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此时日本的大陆政策已发展到灭亡全中国的具体实施阶段了。因此，中日矛盾当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年抗战论者对此问题持否定的看法。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分歧的焦点，必须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考察。”

2006年2月，张振鹃在《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一文中指出：“八年抗战之所以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因为这八年间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归结起来，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有3年中国发生过抗日战争，可以说‘三年抗战’，并没有‘六年抗战’；这6年是不能和‘七七’以后真正的八年抗战加在一起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就不存在什么‘十四年抗日战争’”“‘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有所上升，但并没有升到超越其他社会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地步；中日民族矛盾达到这个地步，是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的，是与中国的八年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人们为避免给人以某种‘错误印象’，为避免‘淡化’日本侵华罪行，为有利于‘宣传’中国的抗战而‘承认’十四年抗日战争。这样的论辩恐怕未必有效，即使有人因此而‘承认’，也无法赋予‘十四年抗日战争’以真实性。”2011年9月，张振d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请拿出事实来――向‘十四年抗战’论者呼吁”的大会发言，言辞犀利地指出：“抗日战争就是中日战争，是中国、日本两国之间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这个国家行为的具体化就是战争由唯一能代表国家的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主持领导，以国家的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实际上，作为当时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国民政府不只是‘参加’抗战，它一开始就主持领导了抗日战争。说它‘参加’，是有意无意贬损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间，前一半有抗日战争，主要是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后一半有抗日斗争，没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多少年，要看事实，‘十四年抗战’之说不能成立，是因为没有连续14年抗战的事实（主要是1934、1935、1936这三年没有抗日战争）。如果有人还坚持‘十四年抗战’，请拿出事实来吧，主要是请拿出1934-1936年真正抗战的事实。”

2009年8月，蔡双全、陈其贵在《中国抗日战争应以七七事变为开端――兼与郭德宏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的关键，既不是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是以往史学界所简单认为的‘阶级矛盾’，而是国家的统一问题。”“因此，郭先生所主张的抗日战争应从九一八事变算起的观点，没有反映出当r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2009年9月，章百家在重庆召开的“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抗日战争是‘十四年’还是‘八年”’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还是倾向‘八年抗战’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更准确。一个基本的史实是，直到卢沟桥事件之后，中国才进行战时动员，整个国家才进入对外战争状态。而‘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进入对外战争状态。”“这次会议提到一个概念，即‘15年战争时期’，这是就日本讲。因为日本人一直在琢磨怎么侵华，从1931年起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起来。但是，中国人刚开始的抵抗是很被动的，断断续续的，很难被看作是国家行为。当时，和国民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想通过妥协维持现状，推迟战争爆发。中日战争进行了14年，但中国方面前6年只能说是‘局部抗战’，转折明显地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

2010年4月，曾景忠在《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一文指出：“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东北三省沦陷，历时4个月零18天，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作的抵抗，前后加到一起不到18天。沈阳、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东北军或弃城而去，或不战而降。马占山江桥抗战和李杜、丁超哈尔滨保卫战，也只作了短暂抵抗。东北军主力几乎未作有效抵抗。马占山和李杜等也是旅一级军官自主地抗战，而非有组织的抵抗。……东北军‘九一八’抗战之说不能成立。”“一般地说，两国之间的战争，必须是两国政府间正式宣战，或者虽然未曾宣战，但实际上两个国家间已经进入交战状态，两国军队进行相当规模、持续相当时间的作战，伴以国交断绝（撤使断交）等武装交锋以外的斗争。”“‘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发生，中日两国之间并未进入战争状态，不能说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至于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武装袭击骚扰活动，更加不能视为两国间的战争。这6年时间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而未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将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并不能增大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将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改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长度，说明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间长久，却并不能提高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011年5月，臧运祜在《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一文中表示：“就19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而言，作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华行动，无疑具有主导的地位和制约的作用。因此，就本文以上所述‘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笔者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因此赞同日本学界的‘十五年战争史’观。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从九一八那个苦难的时候就开始了局部抗战而可以笼统地称为‘十四年抗战史’，不过，考虑到中国局部抗战的间断性而非连续性的特点，并从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演变过程来看，即使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举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仍然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情。笔者因此同意并坚持中国学界传统的‘八年抗战史’观。”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八年抗战”争鸣方的主要论点论据，是想让人们了解在大陆学术界对“十四年抗战”概念的运用有着怎样的争议，以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寻求历史真实的艰辛。

三、“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争论之我见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概念其实各有其道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按不同的标准来分析判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或开端，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两种概念一直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不同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1995年9月3日，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讲话涉及这一问题时的表述是：“日本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以1937年7月7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全面侵华战争。”这一表述其实可以很好地回应“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之争：“八年抗战”指的是全国性抗战，而“十四年抗战”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派抗日力量和军队的奋起抵抗，包括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各种抗日斗争，其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击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间的联系和意义。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中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具体地说,在“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倾向明显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有少数的注重个人文学表达的作品。而在每个作品的内部,其政治和文学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地方的描写比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够把政治与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个人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多层次性即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创作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来说,就既有被政治规范的革命化、阶级化的情爱描写,如《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描写就是以强调革命对于情爱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也有对革命、阶级中的情爱的合理表现,如《创业史》中对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描写,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对情爱的制约,也包含了情爱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构成的冲突和矛盾;还有通过间接、婉转的方式对情爱本能的正面表达,如《山乡巨变》中多次对盛淑君和陈大春在约会时不经意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就传达了作者对情爱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对跨越阶级阵营的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如《辛俊地》中对革命战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情爱悲剧的描写就包含了政治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些情爱描写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学所特有的,表达的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由此,我们不能再单纯以“压抑”和“被压抑”的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欲望表达,政治中的个人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呈现方式,并且,它们可以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多维的张力关系。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存在多种政治与文学(个人)关系的表达,有些是主流的、显性的、与政治比较合一的文学形态,有些是边缘的、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形态,也有一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的杂糅。对此,詹姆逊的解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认为,“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4)“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各种叙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张力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文本来说,是否能达到“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如何,这又要具体分析。有人说:“十七年”文学“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5)。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文学史风景。而既然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那么,如何在这种“纠结”中对“异质性”的内容进行把握就成了关键。所谓“异质”,当然“异”的是政治的“质”,但对“十七年”文学来说,这种“异质”只能是相对的,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化的、审美化的表达,并非是要以某一种固定的价值为标准。洪子诚表达他对“个人”的理解具有启发性,他说:“个体的价值选择的独断性质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不应推论为普遍性的,进而要求其他人无条件地接受……如果把价值选择完全看成是个体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质。要是我们也认同下面的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担,那么,在‘价值多元’的境况下仅仅强调选择的个体性质,这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6)虽然不能说任何对“十七年”文学中“非主流”性质文学的研究,就是剥离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带有主观性的研究,但对这种文学存在状态的阐释是否符合文本的系统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结构却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由于我们惯用一些理论术语和文学史的线索对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行评判,比如一说到“个人”马上就会想到“五四”启蒙传统,虽然这样一种联系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但不能忘记的是,“个人意识”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它也是人性本然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意识中除了政治理性,也会有生命感性,作家也会有对人的感性世界表达的渴望和冲动,这并不都是来自于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十七年”文学是如何体现上述那种多层次性,或者说在文本研究中哪些方面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细节”比“主题”重要。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通常是清晰明确的,作品在总体上的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的安排是围绕某一主题而设置的,但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并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在文本的无数细微处往往包含着主题所不能涵盖的内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细节的政治”,“细节被界定为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7)往往是在对细节的剖析中,我们能看到主题表达以外的内容,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所在。

    其次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对于探究“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而言,某些题材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解读性。在“十七年”文学中,往往是那些反映革命战士成长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的作品会充满一种“多声部”的特征,即体现不同话语的斗争和纠葛。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确定的,但在对“成长”和“改造”的过程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即使是那些将个人和政治被认为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如《三家巷》《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这种“结合得好”很多时候只是在文本的理性表述层面所取得的“胜利”,它带有作家对人物主观干预和塑造的性质,虽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林道静等最后的人生选择仍然是从属于国家和集体,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流露出的感性、个人的力量,仍然给文本造成了缝隙,这也正是这些作品被反复批判的原因。

    再者是“经典文本”比“普通文本”重要。由于“十七年”文学总体上比较统一的特征,当下研究展开的重点仍然在对经典作品的“重读”上,因为经典的作品不仅能涵盖同时代一般作品的思想和写作特征,而且由于其在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的有力平衡,它在对政治、人性关系的理解上也就能远远超越一般作品,由此,它所提供的文本的复杂程度也会大于一般作品。洪子诚就坦言道:“我也是想能发现50-70年代许多被‘遗漏’的、‘另类’的东西的。我不相信那个时期,人的情感、观念、表达方法就那么统一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8)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十七年”；中国画；研究；写作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的“十七年”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断代，曾经被许多学者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自从80年代以来，对建国十七年文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并由于其与电影的联姻关系，对此时电影研究著述也颇多。相比较而言，美术作为“十七年”中为革命事业服务的艺术形式之一，一直以来都缺乏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而中国画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因其传统的因素，使其在“十七年”中相对于其他画种而言，是争论最多，同时也是最需要“革命”的画种。在新世纪的今天，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美术史中，“十七年”的中国画研究也有了一个相对更客观的时间和距离。

一

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身所赖以生存的程式和特定的风格。作为与中国封建社会同生共长的艺术，中国画的许多的程式和风格以及意味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其文人画即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下不得不打开了国门，此国门一旦打开，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即令曾经这个夜郎自大的东方国度，这个曾经创造了康乾盛世的东方帝国为之惊叹不已，而也正是在此时，中国的中国画与其他的中国传统艺术一起正在风雨飘摇中艰难的生存。一开始便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国画改良”。世纪初的康有为便早已看到，应该学习西方的写实主义的精神，此观点即被徐悲鸿所发扬光大。其精神业已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画发展的主流，并一直延续至今。与徐悲鸿同时在法国留学归来的林风眠则进行了不同于徐氏的另外一次国画改革，即采用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技法与中国民间的艺术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将中国画中的文人画一直以孤高、冷清的意境完全排除在外，而代之以纯粹精神上的享受和欢愉，此种中国画改革在1949―1976年间几乎绝迹，而其复苏则表现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而林风眠的个人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在世纪末甚至有超过徐悲鸿的趋势。而另外一种潮流则是以齐白石、黄宾虹和张大千为代表，这批人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发挥到极致，他们大多卒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从下半叶至今，或许到未来，在笔墨语言的表现方面没有人能出其右。在二十世纪，关于中国画的改革和变革大都不超出这三种类型。中国画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开始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东西方如何交融如何沟通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人民甚至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结束了封建社会由封建阶级剥削人民的状况，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定义和具体的阐释都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精神目标甚至支柱，中国的就成为了人民的顶礼膜拜者。中国画从进入新中国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不同程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改良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画改良是从内部进行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的中国画变革则更多的是从外部来进行。也就是说，与以前所进行的中国画本体的争论相比，建国后围绕中国画改良的问题就转到了中国画的服务对象等这些外部的问题上了。1949―1966年做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经常被学者们拿来进行研究，并冠之以“十七年”这个特殊的名称。从目前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上来看，“十七年”都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好的时期来进行研究，大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所以学者大体上都本着这一思想和目的，对“十七年”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事实上，“十七年”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运动比较多，学者们大多在评论时难以把握一定的度。所以目前所见的关于“十七年”的研究的专著很少，但零星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而“十七年”中国画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外部方面的，同时在中国画的图式语言，风格方式上都有较大的时代特征。“十七年”中国画一方面传承了传统中国画中的传统因素，包括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因素和自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变革的一些因素，同时“十七年”的中国画又具有变革性，以及影响性，因此“十七年”中国画可以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国画的变革在“十七年”中就已经存在。应该探索这种承上启下的原因和本身，并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的研究希冀对当下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

二

80年代以来，不少研究者努力寻找新的研究视角，试图寻找有效的阐释方法为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提供阐释的空间。

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者们开始从反思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出发清理历史线索，总结经验教训，探讨艺术规律。他们往往对中国画作品进行高度的归纳和概括，描绘出建国十七年中国画的历史走向和脉络，对取得重要创作成果和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初步的艺术分析和美学评价。其论述的重点在于建国十七年间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气候给予中国画创作的影响。

第二，从艺术美学的角度对建国十七年的国画作品和代表艺术家进行美学评价和美学重估。对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以及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对艺术成就给予美学评价。其中对十七年间的国画作品和国画家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为人们看待十七年间的国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提高了十七年国画的艺术价值。进入世纪之交以来，都以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丰富了新中国美术的研究，这表明了对于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史学家也正在以一种更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对待十七年的国画研究，同时也更说明了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和完善的空间。

而也正是在此时，还有一批研究者对十七年间的重要中国画家采取了个案研究，并出版了多本专著和论文，如对黄胄、关山月、李可染、傅抱石、石鲁等重要中国画家的研究专著，以及大型画册也频频出版，这些都为研究十七年间的中国画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资料，同时这部分的研究也是很丰富的，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还比较分散，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且全面的对十七年的国画家和中国画作品进行研究 的专著。

第四，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对“十七年”中国画作出文化研究方面的尝试。一批中青年学者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进行研究。文化研究是指通过分析艺术本体的文化想象，来讨论艺术本体中的蕴涵，呈现诸如民族、国家以及阶级的一些问题。学者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领域，在那儿各种关注与方法会聚；这种会聚的好处是它让我们能够了解通过现有学科无法了解到的现象与关系。”建国十七年国画中的大众美术正契合了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大众化”问题。学者们在对中国画作品的基础研究上展开结构和文化分析，力图在作品与时代环境、意识形态关系的建构中把握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作品的文化涵义。这使得十七年间中国画的研究从艺术本体论的研究中解放出来，这种更为开阔的视角和全新的理论使“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化。

第五，资料汇编和整理。对于十七年的国画，其资料性的整理也是颇多的。首推《新中国美术文献博物馆》，同时还有《新中国美术经典》也大致属于此类。这些资料比较珍贵和丰富，对于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获益菲浅。

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对建国十七年国画的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安雅兰博士出版于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绘画与政治》，论述的就是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的中国美术历史。

三

过去二十几年，“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相当的学术空间可供后人填补。那种从反思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出发的角度来阐释“十七年”中国画的观点虽有独到的理论价值，但尚不足以概括“十七年”中国画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全部总和。因为除了政治之外，还有艺术家的审美取向，文化底蕴以及观众的审美接受等因素的作用。这些也都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部分。

以文化研究介入“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成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通过对中国画的图式和风格的研究来研究“十七年”的文化问题。另一种则是通过“十七年”的文化来研究“十七年”中国画的图式与风格。显然，目前在美术界中还是以后一种为主。

目前，对十七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画家进行个案研究部分是比较多的，这些个案研究的意义极其重要。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些代表性的国画家的创作并不能代表十七年问国画创作的全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审美观和审美方式来看待十七年间的国画，必须采用历史的辩证的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代表性”的画家都加入了我们当代人的审美意识和美学尺度，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如何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就是将自己置身于“十七年”的历史情境中来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在我们当前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历史人物和作品，同时对于那些当时受到群众的青睐而随着历史消逝的作品也应该进行研究，能够沉淀下来的作品当然有它恒久的艺术魅力，但那些随着历史而消逝的作品当然也有它消逝的理由，这部分艺术作品也应当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和客观，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客观，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带着研究者的当代的意识，以及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同时也带有研究者的个人的偏见和意识，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必要的说明和前提。因此，现有的对建国十七年间国画家的个案研究只是一种名家名作的“经典”史，将那些在当时受到群众欢迎但是并没有随着历史沉积下来的作品进行研究，才能全面地说明建国十七年国画的创作环境，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以及接受者的美学欣赏能力等。

总体来看，“十七年”的中国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资料整理上都在逐步的深化和扩展。它们互相补充，彼此呼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十七年”的中国画进行了研究。

四

以往的对“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大都把“十七年”中国画作为一个断代来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将“十七年”中国画置身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进行分析，将“十七年”中国画作为历史长链条中的一个点进行研究，这样就从传承、变革和影响等方面来阐释“十七年”中国画。

对“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应该努力地把艺术家和作品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也就是贡布里希的“情景逻辑分析法”。以此来研究作品、题材和观念以及艺术的形式规律，同时还要关注其产生的环境与条件。著名学者钱理群提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要注重“历史的现场感”，“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其研究方法应该依托在艺术风格学的理论点上，从具体的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人手，以国画家和国画作品为骨，从历史、经济、社会、美学、文化等不同的角度，采取史论相结合的方式，以探索艺术的审美规律为主，对“十七年”的中国画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力图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展现历史的真实，继而总结规律，为以后的实践提供经验和教训。

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有必要提出值得注意的几点：

其一，以作品的风格研究为主。以往的研究喜欢以艺术家的个案为主体进行研究，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创作有极其鲜明的时代风格特征，虽然有艺术家的个性特征在其中，但以作品风格的演变为主要的线索和脉络进行叙述更能说明此时期中国画的发展状况。因此对建国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应该是阐释“作品”的风格发生、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艺术家”的历史。

其二，深入研究艺术本体的创作规律。社会环境对艺术作品固然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但研究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艺术家如何将自己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表现在作品中，即艺术家进行艺术表达的方式和手段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能力才是艺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其三，“十七年”中国画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革命美术的前提下，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下，各艺术家各自的独特的审美心理，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组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探讨这些不同的风格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成为我们重要的阐释对象。

如果说以上的这种历史情景分析法是从横向上来考虑“十七年”中国画创作的话，那么寻找“十七年”中国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从纵向上来进行研究和考察。事实上，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在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史上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的，一方面它上承20世纪“美术革命”以来的对传统的解构和消融，另一方面它又建构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画现代性。因此应该将其纳入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脉络中来进行考察，廓清其在20世纪美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到他的真正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建国十七年的国画进行研究，力求提供一种既客观又全新而又全面的史述方式。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历史课堂教学中适时利用古典诗歌，有利于学生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基础知识。其一，中国古代诗歌有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它们能生动鲜明地补充教材的基本史实，巩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其二，中国古代诗歌句子整齐，结构匀称，讲求押韵，注重格律，适合歌咏，情感表达充沛强烈，有着其它文体难以具备的艺术魅力。中学生的志趣、审美情趣正在发展中，古代诗歌的艺术魅力将会给他们很好的感染、陶冶和引导。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利用好这些史诗无形中将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内容的记忆，加深其对历史演变规律的领悟，同时也培养学生相应的理解、概括、审美等方面的能力。例如：七年级上册第5课《西周的兴亡》，教材引用了《诗经》中的一段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短短几行字，显示了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强盛和“周天子”的无上权威，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绝好补充。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欣赏、分析、讨论的同时，学生会很轻松的掌握教材上的基础知识点。又如：七年级下册第2课《走向全盛的唐朝》，教材上引用了杜甫的《忆昔》这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该诗则以典型的视角描绘了开元盛世的景象。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分析，欣赏该诗歌艺术美，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的同时，学生无形中对历史基础知识点唐玄宗的年号，唐朝的主要粮食作物名称，全盛时期唐朝的基本情况等知识点牢记在心，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其次，历史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古典诗歌，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中学历史学科有着其它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之一。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出，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古典诗歌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有得天独后的优势，关健在于历史教师要适时发掘出来，并能引导好。例如，七年级上册，教师在讲夏商西周奴隶社会的历史时可组织学生阅读、欣赏《诗经》中的《硕鼠》一节：“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该诗歌连用反问，回旋重叠，反复吟咏，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怎能不激起对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强烈憎恶和愤怒呢？又如，七年级下册第9课《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教材讲到元朝的统一过程中，遭到以文天祥为首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时，教材引用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教师组织学生朗读，欣赏该诗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记住该诗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学生自然而然受到爱国主义情感教育。象这样的例子课本上还有很多，都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绝好素材。

第三，历史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古典诗歌，有利于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中学历史学科的能力主要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等，其核心应该是思维创新能力。因为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也是今天教学改革的重点。古典诗歌引入历史教学中去对提高学生思维创新能力是有益处的。古典诗歌为了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或最强烈的情感，总是用极具风格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排列极简单极鲜明的事实，它最能吸引学生的注意，激起学生浓厚的求知欲望。例如：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前两句紧扣有代表性的景物，写出当时杭州表面的平安繁华，第三句表面上说游人陶醉于西湖繁华美景之中，实际上是指南宋流亡朝廷成天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极其昏庸腐败。第四句更是击中要害，批判统治者苟安偷生，不思收复失地，语言朴实直率，讽刺深刻有力，最能激起学生层层思索的涟漪。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分析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游人错把杭州当作了汴州。让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又如，唐朝诗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冷死骨。让学生展开思维的翅膀:在盛唐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再如，唐代诗人李绅诗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天下没有一块闲田地，可是农民还会被饿死，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没有回答，让读者去思考。古典诗歌的这种卓绝的设问能力会引导学生进行一次次的历史思索，从而提高学生自己的思维能力。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效果

1、历史故事引入初中历史教学的必要性

我们经常引用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0无疑是有理论基础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兴趣是一种个性意志倾向胜，指对某种事物所抱有的积极态度和特殊倾向，是推动人们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重要动机?。布鲁纳曾指出人的心理生活中存在两种本质不同的思维模式，即例证思维和叙事性思维，前者是哲学、逻辑学、数学等科学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则是关于人类条件、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依赖于情境的经验?。在七八年级学生眼中，数学比历史难学得多，因为他们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性思维，而故事恰恰顺应了这种思维，这也是学生喜欢听故事的心理根源。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如能在学习中感到趣味性，就能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而愉快的情绪会使人产生更有效率、更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七八年级的初中生来说，学习需要和兴趣越强，学习内容就会越吸引他们，同样学习内容越是符合他们的需要和兴趣，就越是吸引他们深入学习和探索。

因此，将历史故事引入课堂，非常必要和有用，也适合初中七八年级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它使得教学的内容和过程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引起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扩展知识面、提高课堂效率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靠他的专业技能，另外85%要靠他的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这里的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可以用情商来表示，情商反映了一个人控制自己的情绪、承受外界压力、把握自己心理平衡的能力?。如今有许多高校毕业的学生就业后，智商虽然较高，情商却很低，他们的工作能力、心理素质较差，尤其是家境较好的独生子女，他们可以说是/温室里的花朵0，在现实社会容易受挫折加重心理负担。初中学生一般处于12一16岁之间的青少年期。这一时期是人生中较特殊的时期，可以说是/一半是儿童，一半是青年0，是幼稚与成熟并存的时期。初中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萌芽的时期，同时又是两极分化严重的阶段行为特征，心理特征不成熟，这一时期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培养和价值观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2、图示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率

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插图、图表、漫画、地图较多，它们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具体形象和时代风貌，是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运用图示教学法的第一手素材。在课堂上，简单的图片、图表经过巧妙地运用，可以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率。如教科书涉及的人物事件和诸侯国非常多，尤其要让学生准确记清楚战国七雄的名称和地理位置，以利于后面秦灭六国等内容的学习。对于刚上初中开始接触历史学科的学生来说，如此大的信息量，很容易出现畏难情绪

（二） 有助于化难为易，解决难点，突出重点，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历史知识的过去性、具体性、综合性的特点，为图示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课堂中正确、恰当地使用历史图示，能化难为易，解决难点，突出重点，有效地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如讲述七年级上册《秦王扫六合》中的秦灭六国时，笔者利用多媒体课件，先引导学生回忆战国七雄的位置，再出示图示，让学生观察出秦灭六国的先后顺序是：韩、赵、魏、楚、燕、齐，然后设置问题“通过秦灭六国的顺序，能够说明秦使用了怎样的战略方针？”学生通过观察明确：秦灭六国的战略方针是“远交近攻”。图示把秦灭亡六国的先后顺序一一呈现在学生面前，化静为动，既帮学生记忆了“七雄”的位置，又掌握了六国灭亡的顺序，化难为易，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 有助于学生掌握历史知识体系，提高学习能力

课程的现代化越来越要求教学要重视学科结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详细的资料是靠表达它的简化方式保存在记忆里的……除非把一件事物放在构造得很好的模型里面，否则很快就会忘记”。在这里，“构造得很好的模型”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还提出，任何一个学科有基本结构，不管教什么学科，都要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这里的“基本结构”就是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基本规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看，这就是知识网络或知识体系。学生只有掌握了历史知识体系，才能最终做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四） 有助于教师理清上课思路，提高教学能力

教育工作者都知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新课改后，初中历史教科书的难度降低，对教学要求却更高了，这对广大教师是一种挑战。教师要做到“授之以鱼”，乃至“授之以渔”，首先自身必须具备很强的理解掌控和驾驭教科书的能力。

结语：

文史结合法是初中历史教学的必经之路，历史教学不能只依靠自身的知识进行全部教学，必须进行学科整合，最好的整合学科就是文学，虽然在笔者的历史教学中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笔者的尝试中，发现学生真的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

参考文献：

[1]朱汉国，王斯德.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于友西.中学历史教学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聂幼犁.历史课程与教学论[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4]赵亚夫.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编者按：

近年来，郑州七中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大力推进教育创新，积极探索适应时展要求的教育模式，着力构建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新课程体系，开展全市首创的学科节活動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学科节成为了郑州七中全体师生共同的节日，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学科文化魅力，彰显了教师智慧风采，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张扬了学生的个性，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丰富多彩、激情洋溢的郑州七中首届政史地学科节，领略教师的风采、智慧、魅力，感受学生的青春、活力、激情！

参与人员：全体师生。

活動简介：通过猜谜语活動，开启学生智慧，扩充课外知识，激发学习兴趣。

点评：参与猜谜活動，开启智慧人生。

活動二中国文化博览会

表演人员：七年级全体师生。

活動简介：七年级各班分别展示陕西、河南、四川、云南、台湾、海南、内蒙古等十省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使同学们充分体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感悟、认同民族精神。

点评：漫步七中看中国，校园劲吹民族风。

活動三　模拟法庭

参与人员：八年级学生。

活動简介：通过模拟法庭表演，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有效进行普法宣传，让学生了解法庭审判程序，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其知法、守法、护法、用法。

点评：模拟法庭表演，法律与我同行。

活動四　地理寻宝

参与人员：全校学生。

活動简介：“地理寻宝”活動融合了地图知识，需要学生读图、识图、辨认方向，目的是让学生体会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激发其对地理学科的兴趣。游戏要求三人一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沟通能力。

点评：地理寻宝，趣味无穷。

活動五　校园世博会

参与人员：八年级全体师生。

活動简介：八年级各班分别展示肯尼亚、印度、埃及、俄罗斯、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地理位置、政治体制、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让学生了解、体验丰富多彩的世界多元文化，感悟、认同“地球村”精神。

点评：探索世界多元文化，领略各国民俗风情。

活動六　国际形势讲座

参与人员：九年级学生。

主讲人：龚绍红教授。

活動简介：由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龚绍红为学生作国际形势专题讲座，由郑州七中政史地教研组长王靖主持。讲座目的：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感，使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点评：观世界风云，立报国之志。

活動七　“慧眼看社会”调查报告

参与人员：九年级学生。

活動简介：让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调查，撰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有医患关系问题、课外班问题、闯红灯问题、环保问题等。该活動能够促使学生了解社会问题，提高观察思考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也是对郑州七中新时期思想品德学科作业建设新形式的一次探索和改革。

点评：关注社会万象，亲近服务社会。

活動八　历史人物真人秀和古代服饰礼宾岗

参与人员：七、八年级部分学生。

活動简介：通过历史人物真人秀活動再现重要历史场景、名人经典動作语言等，让学生在感受历史人物魅力的同时认识历史人物在推動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礼宾岗通过展示汉朝、唐朝、清朝的服饰礼仪，活跃校园气氛，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

点评：重温华夏历史，领略名人风采。

学科节闭幕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洪子诚；陈思和；“十七年”文学；当代文学史；文学史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60-02

“十七年”文学应该如何书写，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理论中有待解决的课题。洪子诚在谈到“50到70年代”文学的时候认为，“这段历史和我们太靠近，我们的情感、经验，在当时和现在，又都过分‘投入’”，“对‘十七年’和‘’的评价，在当前存在很大的争论；评价的分歧，是当前思想界分化的主要内容之一。”［1］洪子诚将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分歧与对“十七年”和“”的评价联系起来，提出了反思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思路。本文拟选取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史”为视角，讨论当代文学史理论建构中的如何书写“十七年”文学的问题。

一、“十七年”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困境

1949年到1980年代之间，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从主流文学史对“十七年”的描述来看，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过程。五十年代，与“历史”进程同步，文学被认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国庆十年为契机，出现了一批对1949—1959年文学进行评价的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这些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度评价了1949年后的文学成就，并建立了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路。文学的发展与历史同步，文学的历史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现代史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认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文学并非也随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58年，他再三审阅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对左翼文艺中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了批判。1963年2月他对文艺问题做了一个批示，认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年又在另一个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路线”，“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后来被简称为“两个批示”）“十七年”文学被认为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受到了严厉警告。接着，“十七年”文学遭到严厉的否定。1966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表的“纪要”中说：“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主义的毒草。”“十七年”文学已经最大限度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但是步伐被认为还是不够迅速，甚至做了相反的工作。结束后，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重新提高，邓小平在1979年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前的十七年“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纠正了此前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而在随后的文学史中，则认为：“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小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领域中是一个成绩显著的部门”，“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上，在创作的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总的来说，超过了‘五四’以来的前三十年。”［2］“十七年”文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超过了“现代文学”，几乎回到了建国十周年时的地位。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种以人道主义、人性为主要评价尺度的“新启蒙”思想影响到了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许多被“遮蔽”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被重新发掘出来。用这种视角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人”和“自我”被“失落”了，文学因此成为了图解政治意图的工具，“十七年”文学重新被打入了冷宫。虽然评论者都充分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却还是不能避免掉进非肯定即否定的陷阱。

在对文学史中的“十七年”文学进行过简单梳理后，不难看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传统”中，“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始终是一个“问题”。说到问题产生的原因，王富仁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从来就是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凡是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或要求”［3］。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看法，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具有一致性，因此，当意识形态需要建立合法性的时候，文学肯定会参与其中。可以很容易理解，随着意识形态对“十七年”的判断的变化，文学史中的“十七年”文学也遭遇到了不同“待遇”。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通过建立“二十世纪文学”的叙事框架［4］，提供了解决论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思路。以前虽然也提及左翼传统，但是左翼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割裂开来，分别论述的。这一框架打通了“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艺”，从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这样一条线索，找到“当代文学”发生的“根源”，进而过渡到“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这样，“十七年”文学就不再被论述为一个随着共和国成立而产生的“新文学”。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阐释“十七年”的文本。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小兵、孟悦、戴锦华、刘禾等对十七年文学“文本”进行的“再解读”。在这样的研究平台上，对“十七年”叙述具有重要理论突破意义的两部文学史在1999年同时问世，即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思和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二、洪子诚版、陈思和版文学史比较

普遍认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写史理论上有一定突破。在如何对待“十七年”文学上，他的设想是在坚持“审美尺度”的条件下，不过多压缩篇幅（薄“十七年”厚“新时期”是通常做法），而是提出“新的观察点”来论述。这个“新的观察点”是什么呢？洪子诚摒弃了以前文学史单纯介绍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方法，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5］他从1949年以来文学从“多元”到“一体化”的“过程”的角度阐释了“十七年”文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其中，“小说的题材和形态”、“《红岩》的写作方式”等章节都是在其他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描述中不曾见到的。读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可以了解到“十七年”文学是什么样子的，更可以了解到它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至少，洪子诚是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的。在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片“批评”和“反思”中，他的视角颇为独特。以前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是简单化的，就是拿一个概念（比如人性）去衡量文本，很少把文本“生成”的“环境”纳入到考虑的范围。洪子诚说明了，“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受到各种特殊条件限制，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能只看文本，也需要考虑到这种“语境”，即使是在否定时，也要抱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可以说，洪子诚的文学史观体现了一个历史家对待事实时的客观和善意，有些悲天悯人的意味。但，问题是，文学史的任务是介绍文学发展衍变的历史，而不是文学的生成环境——虽然两者联系密切。洪子诚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讨论中（这是最受肯定的部分），对文学环境的描述占了较大的篇幅，而当时的文学现象成了点缀，明显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长期治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家，洪子诚当然不是对上述问题没有觉察，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言中就表明，“本书的重点”，“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虽然是泛泛而论，似乎是对整个当代文学说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话是针对“十七年”和文学而言的，因为所谓“特定历史环境”指的就是“十七年”和“”。因为，不管采取“政治”、“伦理”、“审美”中的何种价值尺度，“十七年”文学都难逃被否定的厄运。在这里，洪子诚实际采取了“搁置”价值判断的手法来叙述“十七年”，虽然从文本中的春秋笔法仍可以见到他的倾向，但是作为史家，他“主动”选择了一种暧昧的立场。［6］

相比而言，陈思和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文学史理论上的创新意识更强。与洪著重背景轻文本相反，这本教程“突出的是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做简单介绍”［7］。但是，《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绝不是作品评论集。在构筑该书的理论基础时，陈思和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隐性结构”等，可以统称为“民间理论”［8］。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挖掘“十七年”和“”期间未曾公开发表的作品并将其纳入文学史讨论范围，此所谓“潜在写作”；二、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专门寻找那些写作“理想”和“效果”之间裂隙比较大的作品，如《李双双小传》、《“锻炼锻炼”》等，而对《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却忽略不计，此所谓“民间隐形结构”。有论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历史补缺主义”，“既不想承认那些在极左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淘汰的筛子筛过之后的文学史的空白、贫乏与单调”［9］。此话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陈思和“理论创新”的深层原因。从方法论角度说，这种研究方法并非陈思和独创。读者反映批评理论认为，作家事实上不可能写出与自己想法完全一致的作品，即便如此，由于“前理解”的原因，读者也不可能完全接受。在论述“十七年文学”时，陈思和提出了民间理论，讨论“革命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互渗的状态，并且以此来说明某些作品中存在的作家主观想法（革命立场）与客观效果（民间立场）之间的“错位”。有的观点很精彩，如《李双双小传》与民间艺术“二人转”间的关系等。但是，“民间”理论本身非常复杂，赞扬质疑者皆有，这且不必说，关键是，一个理论如果成立，就要有一定的普遍性。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在解释“十七年”和“”文学的时候颇有新意，因为确实存在与当时主流文学疏离的文学现象，但是却无法用此整合整个当代文学史：难道书写一个“民间文学史”？那么“非民间文学史”又是什么？这是陈思和无法解释的。从实践的层面看，新时期文学中，能用“民间”理论来分析的，就比较少了，因此，从目前来看，“民间”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模式。

三、小结

除了上述两部之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还有很多，也各有特点，但在对“十七年”的叙述方面，还没有出现更具有特色的表述。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和“边缘主流化”。无论是洪子诚的“还原历史”还是陈思和的“民间”理论，都避免了正面论述“十七年”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当代文学史不断地努力改变阐释框架和方法的原因就是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面对和解释“十七年”文学的方法。洪子诚、陈思和的两版文学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参考文献：

\[1\]洪子诚.历史清理的方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2\]郭志刚,董健.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42-143.

\[3\]王富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J\].上海文论,1989,(6).

\[4\]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J\].文学评论,2002,(3).

\[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J\].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粱代周兴嗣编，粱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千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

【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

【文选】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世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粱的诗文辞赋，共一百二十九家，七百余篇，分三十八类。选者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故不选经子，史书也仅取论赞，入选作品大多为骈文。该书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材内容；思想品德教育

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活，各族人民相互团结，相互学习，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华文明不仅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从来不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光荣传统。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

思想品德教育要求教师在教W过程中不仅要传播知识、培养能力，而且要重视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感，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中历史教材中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极为丰富，那怎样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呢？下面拟谈谈笔者在这方面的做法与体会，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遵纪守法的教育

人教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下同）《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9课《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中岳飞的部队纪律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人称“岳家军”，并且作战勇敢，金军很惧怕他们，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如果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和“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两句话板书在黑板上，让学生讨论这两句话的关系，引导学生得出“纪律严明是军队战斗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结论，进而让学生明白一个班级纪律的好坏将影响到这个班级的学风和总体成绩，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发展等。这样可以使学生从小树立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为杜绝不法行为，完善法治社会尽一份义务。学生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深刻的遵纪守法教育，从而实现《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二、刻苦学习的教育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目的性教育必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学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时，就会为此目标而努力学习。因此，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有关课文向学生进行刻苦学习教育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2课《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二）》中有这么一段话介绍了王羲之练习书法的情况：“王羲之七岁时开始练习书法。他‘立志专精’，勤学苦练，走路、休息的时候，都在琢磨字体的结构、架势和笔法。他常常一边想着，一边在自己身上一横一竖地比画着，天长日久，竟然连衣服都划破了。他每天练完字，都要到门前的池塘里清洗毛笔、砚台。据说，久而久之，池水都变成黑色的了。”又如，《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20课《人类迈进“电气时代”》引用了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话：“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内容来教育学生向伟人学习，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从小养成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

三、严谨治学态度的教育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14课《灿烂的宋元文化（二）》中有一段小字内容介绍了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的情况：“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前后用了19年，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和助手们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和文献档案，还搜集许多小说、笔记资料。《资治通鉴》采用的各种资料有三百多种，作者写此书的一部分草稿堆满了两间房屋。有人曾翻阅其中的篇章，竟没有发现一个写得潦草的字，可见司马光等人治学的严谨。”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事例教育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要有严谨治学的态度，不得马虎，这比空谈的效果要好得多。

四、“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思想的教育

如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仍有不少问题使人困惑不解。当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到失意而科学又无法帮他们作出正确的解释时，有的人会求助于所谓的神灵，以求精神寄托，有一小部分人便会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从事封建迷信活动，这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因此，对学生进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至关重要。人教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就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史实。比如《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7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介绍了王充写了《论衡》一书，指出天是没有意志的，也不会通过自然灾害来警告人，日食、月食、打雷、下雨都是自然现象，又说人死了骨肉会化为灰土，精神也随之消亡，以此向人们证实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揭露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丑恶行径。再如，本册教材第22课《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二）》讲述了南朝思想家范缜写的《神灭论》，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欺骗人民的事实，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思想。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思想教育的良好素材，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加以延伸，教育学生不要参与农村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不要参加等组织，并劝诫自己的亲人也不要参与这样的非法活动。

五、执著追求科学真理的教育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要求青年一代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人教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介绍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例如，《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21课《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一）》描写李时珍为了写一部比较完善的药物学著作，走出家门，虚心求教。其中还提到李时珍为了验证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效用，不畏艰险攀登云雾缭绕的武当山，从陡峭的崖壁上采回这种花，亲自品尝并进行临床验证。就这样经过27个春秋的研究，他在晚年终于写成了一部190多万字，收入药物1800多种、医方1万多个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再如，《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22课《科学和思想的力量》中提到达尔文为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在22岁时以博物学者的身份登上“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考察，终于创立了进化论。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些事例教育学生向李时珍和达尔文等科学家学习为追求科学真理不怕困难的坚忍不拔精神。

六、热爱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下册介绍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遗址。比如上册第17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介绍的轰动世界的秦兵马俑表情丰富、神态逼真，形象地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横扫六国的磅礴之势，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再如下册第8课《辉煌的隋唐文化（二）》介绍的坐落在今天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精美的壁画和无数形象生动的彩色塑像，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第22课《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一）》介绍的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蜒6000余里，气势宏伟，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些历史学习资源，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使学生领会“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并把热爱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

七、无私奉献的教育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初中历史教学 批判性思维 试题命制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已成为一些历史教学专家和一线历史教师的共识，许多专家和教师就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但如何监测、评价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状况，依然是一项艰巨的新课题。

笔者在参与江苏省教科研立项课题《初中生历史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价研究》的过程中，有意从“批判性思维”试题命制的角度进行探索，尝试评价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判断、分析、论证和解决”的能力。

一、历史批判性思维试题的主要考查要素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在“评价建议”中指出，对历史基础知识和历史学习能力的评价，要关注学生“能够对有关的历史信息进行有效的获取、处理和运用，对历史事物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历史问题作出合理的、客观的解释”。综合看，历史批判性思维试题考查的要素主要包括：

1.考查澄清能力――能运用所学知识，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解释、推理和观点等进行分析、比较，作出合理清楚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

2.考查确认假说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知识，通过分析与思考确认历史假说是否成立或者能运用所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技能，确认假说是否合理，进而作出合理的假说。

3.考查推理能力――能根据已知的知识、历史事实和条件，通过逻辑推理和论证，得出正确历史结论或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

4.考查评价能力――能根据确定的原则或标准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判或对历史陈述的可信性进行分析，发现其缺陷，并作出判断。

二、批判性思维试题考查点的选取要符合课程标准要求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是我们进行历史教学的根本依据，也是对学生学习状况进行评价的基本参照。在选取批判性思维考查点时，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课标的相关要求。

1.课标规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我们不可逾越的界限。课标提出历史教学要“将正确的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增强对祖国和人类的责任感，逐步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在选取批判性思维考查点时，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课标的这些要求，从有利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利于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出发，避免不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倾向，引导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分析、阐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2.课标规定的知识和能力发展目标是我们考查的主要方向。课程标准根据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发展变化情况，以及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提出初中生在历史学科方面需要发展的基本能力――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初步学会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

这些能力目标是我们命制批判性思维试题时要着力达至的方向。由此在能力考查方面关注历史材料的准确解读、分析、运用，借助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分析，结合所学知识作出历史评判，就成为初中阶段批判性思维试题命制的主要思路。

三、批判性思维试题的问题设置要符合学生的能力发展阶段

新课改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反映在命题中就是试题命制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年龄及认知水平。初中学生正处在人生的快速发展阶段，从七年级到九年级，短短三年，学生的生理、心理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是极明显的。七年级学生对形象性、趣味性的知识兴趣较高，八年级学生已经开始发展出较强的理性思维，九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思考发展更明显。

在批判性思维试题命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学生思维和能力发展状况，实现试题与学生的亲切对话。

例1：中华文明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同时也在与各国的友好交往中得到不断发展。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唐朝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什么政策？列举在唐朝对外友好交往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3分）

（2）列举明朝对外友好交往的典型事例，并说明其积极意义。（3分）

（3）某研究小组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探究”课题报告中写下结论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友好交往的历史。”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请结合所学知识，举出相关史实论证你的观点。（5分）

评析：本题适用于七年级期末检测。语言叙述上较平实，符合七年级学生阅读水平。先提供两个列举题呼应“友好交往”的主题，并作为铺垫引导学生回顾已学知识。随后，抛出观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友好交往的历史”，要求学生对这一观点作出判断，并以史实论证。问题本身提供的观点简洁明确，七年级学生对此不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要求学生以史实论证，实际上还是一种列举，不过是选取与题目观点相悖的史实。这是符合七年级多数学生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特点的，是他们“跳一跳”完成的任务。反之，如要求学生自主阐述观点，则恐怕多数七年级学生将有较大困难。

例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大发现是人类的一大壮举。世界比原先想象的更大，欧洲遇见了原先根本不知道的或者知之甚少的人民。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了撞击，有些当地社会，例如加勒比社会，从此一蹶不振，另一些社会，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帝国，换了新主人，而最古老的社会，印度或中国，抵御了撞击。黑奴买卖使黑非洲人口大量减少。

――加亚尔等《欧洲史》

材料二：旧的庆祝欧洲“海外发现”价值的观点，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广泛挑战，……（他们认为）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出航美洲，与其说开启欧洲人扩张和征服的英雄历史，不如说是启动了可怕损失的历史。

――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举例说明“海外发现”“启动了可怕损失的历史”有哪些主要表现？（2分）

（2）材料一认为“印度或中国，抵御了撞击”，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你对这一观点的看法。（4分）

（3）结合所学，你如何评价欧洲人的“海外发现”？（4分）

评析：本题适用的对象是九年级学生。九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有了较快发展。因此，本题在第（2）、（3）题均设置了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而且问题不局限于以史实论证，而是需要学生通过对史实的梳理、概括，进而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作出评价，这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在实际检测中发现，本题能够有效考查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水平。

四、批判性思维试题可以通过分级评价的方式反映学生的思维层次

不可否认，即便是同一年龄的学生，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状况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批判性思维试题的命制中可以适当引入分级评价的方式，判断学生在回答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的思维层次，从而更准确有效地反映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状态。

例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19世纪，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社会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严重挑战，和欧美军事力量的碰撞显示出农业社会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工业化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从欧美模式中汲取灵感以解决因国内不满和外国入侵给他们带来的统治危机。

材料二：改革计划在不同的国家效果也截然不同。在俄罗斯和，保守的统治者有能力限制改革的范围：虽然他们大体上支持工业化和军事改革，却扼杀了可能威胁他们社会地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而在日本，反对派倒幕运动的成功使改革者们有机会进行比在俄罗斯和中国社会中更彻底的改革计划。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请回答：

（1）十九世纪五六十年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印证了材料一的说法，请将相关事件填入下列表格。（5分）（表略）

（2）上述三次改革事件，在性质上是否相同，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3分）

（3）你是否赞同材料二中日本的改革比俄国“更彻底”的观点？请说明理由。（5分）

评析：本题适用于九年级中考复习阶段。试题第（1）题重在对已学知识的再认再现。第（2）题是对已学知识的比较。第（3）题是比较典型的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这一题首先要学生表明态度，其次要学生就自己的观点说明依据和理由。这一题在设计评分标准时，采取了分级评分的方式。

第（3）题参考评分标准：第一种：不赞同（1分）。俄、日改革都是由统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都不彻底，保留大量封建残余（2分）。第二种：赞同（1分）。俄国农奴制改革没有改变沙皇专制统治，俄国近代化步伐依然缓慢（1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全面的改革，使日本很快摆脱了民族危机，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强国（2分）。

受到学生所学教材的限制，评分标准的编制只能依据课本提供的内容，并不完善。但分值设置上可以明显看出，第一种满分只有3分，第二种满分有4分。这1分之差主要体现在学生思维的全面性和深入程度上。能答出第一种答案的学生，只能说是认真的学生，对老师给予的观点全盘接受，但自主的深入思考和对材料的解读都很不够。能答出第二种答案的学生则对所学知识有了一个吸收消化、为己所用的过程，对历史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对课本叙述有自主的认识，明显思维层次要更高一些。

批判性思维的评价是一个广泛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所做的探索仅是浅陋的尝试，仅就批判性思维试题的命制而言，还有许多研究工作亟待做，此为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刘儒德.论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和内涵.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1）.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3篇

一、组织辩论会

辩论会的主要作用便是明确观点、梳理思路、讲清道理。典型课题便是《商鞅变法》。本课是初中历史的重点和难点，表现在对变法背景和内容的理解上。采用辩论的形式简单实用，辩论有三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奴隶主旧贵族以及农民。学生充分运用资料和课本内容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其中不乏精彩深刻之处：新兴地主阶级对变法很满意，因为承认土地私有确保了他们的利益；奴隶主旧贵族对此很不满，按军功授爵使他们失去了世袭特权，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农民对变法是积极支持：奖励耕织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稳定，确保人民安定生产劳动。通过辩论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诸子百家思想也特别适合使用辩论会，例如：根据资料和课文内容以儒、道、法三家观点谈谈你对校风建设的看法。校风建设到底是应该向学生灌输良好的思想教育，讲述良好校风重要性这种儒家仁爱思想，还是强调严格的规章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严格遵守、赏罚分明这种带有强烈的法家思想，亦或是主张自我觉悟和自我发现、改正错误这种明显的道家思想。学以致用，将这三家的思想运用于校风建设问题上，对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通过辩论同学们加深了对三家学派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意识到三家观点在校风建设问题上不能单独使用，合三家之力、取长补短才能最恰当的方法。

二、编演历史情景剧

初中历史内容较为丰富和生动，情景剧的运用不仅能加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表演才能，真正展现学生的多才多艺。七年级上册《夏商西周的社会与国家》重点部分是分封制，这个内容理论性较强，学生不容易理解。情景剧的活泼性和趣味性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展示过程中由学生分配不同的角色：周天子、分封人员（包括王室、功臣及古代君主后代）、奴隶。轮廓分明地展示了一幅奴隶社会的生活场景。

此外八年级表现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也适合用情景剧。“爬雪山”、“过草地”、“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情节都适合小组用情景表演的形式展现。

三、组织其他游戏比赛类

1. 讲故事。

初中历史富于趣味情节，故事性较强，特别是初一年级，几乎每一课都有经典的历史故事和成语。这些内容为展示方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故事性使得学生在游戏中掌握课文内容，真正体现高效自主型课堂的价值和内涵。《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秦帝国的兴亡》这两课穿插有大量的故事、俗语、歇后语以及成语。这样讲故事、说成语的活动又可以转化为比赛，看哪一个组掌握更多关于本课内容的故事、俗语、歇后语以及成语。这样既丰富了同学们课内外的知识又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特别是这样的大众化活动容易激发平时不愿意表现的学生的参与热情，做到全员参与。

2. 朗诵。

七八年级有很多诗歌和名人名言。七年级下册讲述唐朝灿烂的文化时提到了很多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八年级的《七律？长征》。在这些课文当中开展小组诗歌朗诵活动或者比赛，学生不仅能轻松掌握课文内容，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提高了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一举两得。

3. 演唱。

演唱是学生非常喜欢的一项活动，将课文内容与演唱结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八年级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很多让人慷慨激昂的歌曲。表现第一次国民大革命的“打倒列强，除军阀”曲调就是流行儿歌《两只老虎》的前身；“九一八事变”东北百姓凄凉的《松花江上》让学生深刻体会了亡国奴的滋味；当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史无前例的威胁时《黄河大合唱》表现了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力量和决心；《游击队歌》以轻松愉快的曲调突出了共产党充分发动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战斗场景。

4. 绕口令、打油诗。

打油诗，内容和词句通俗诙谐、不拘于平仄押韵，便于普通人口耳相传，学生之间传诵的也比较多。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学生有诗：“八路军真叫棒，东南西北打胜仗。来无影，去无踪，打的鬼子找不到东”就妙趣横生，记忆深刻。

5. 绘画。

绘画是一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特别是初中学生表现欲较强，绘画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不少历史知识通过绘画表现的淋漓精致。七年级的“丝绸之路”和“西域范围”为具有绘画天赋的同学提供了契机，提高了他们参与高效课堂的信心。

其实展示方案形式有很多种，很多展示内容不仅能丰富和强化重点，还可以提升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例如朗诵、绘画、演唱等，展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不仅避免了课堂的刻板化和形式化，还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了高效课堂的精彩。

高效自主型课堂代表了新式教育理念的一种方向，它的价值不止简单的完成应试教育，更在于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事实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展示方案体现了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使得高效和自主完美地融合在课堂当中。

四、几点思考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4篇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1]，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50、60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1962年8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1958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解放军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2]1955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50、6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

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1953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3期上发表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可见，当代小说的“中间人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现象性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1962年之后政治气候的变迁，邵荃麟的这一观点转而遭到讨伐，首先是《宁夏文艺》1964年6期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评性社论和材料专辑，包括《“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等。《学术研究》1965年2期又发表蔡运桂《“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文学评论》1965年2期发表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驳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理论》进行论争。到了“文革”，“写中间人物”被列为“黑八论”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被彻底否定。

从创作实际和文学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来看，邵氏的观点是极富见地的。“文革”结束之后，《文学评论》在1979年1期率先发表狄遐水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重新为邵氏理论正名。黄秋耘在《文史哲》1985年4期发表《“中间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历史迷雾。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并未对“中间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学生态进行全面分析。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静超然、不露声色的笔法，在学术上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厘定了研究价值，引发了学界对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特征的文学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研究，不断以新的话语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剑龙在《齐鲁学刊》2003年1期发表《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须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去关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十七年文学。2004年，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以“还原”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历史扭结”作出了新的解读。2006年4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个时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程光炜在《文艺研究》2010年10期发表《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与批评》2011年1期刊发刘杨《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热”起来的讨论中，如何将这种“热”转变为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当下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种种研究中，宏观视野的偏多，而具体到相关文学现象(如“中间人物”、“红色经典”的形成、“史诗”现象等)以及“个案”研究(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具体语境与历史场域，重新观照人与事、情与理、智与性，在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的冲突中透视作家的历史境遇与创作情境的学术论析，则更为少见。相比之下，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选题，则明显地表现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就“中间人物”而论，有的试图从“叙事学”或“文本细读”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美学特质与受众传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等理论对50、60年代“中间人物”写作所反映的复杂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这说明，“中间人物”作为“十七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人学”创作思潮的一个历史性存在，与“十七年文学”本身一样，是不容忽视且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其意义即使在当下也是不无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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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体系庞大且关系复杂的文化共同体，社会的组成不能离开“人”的存在，但单独的个人或单一的类群显然不能组成社会，不管社会的形式如何，都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都是人类生产关系及整个互动关系发展的结果。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互认与文化冲突，以及这种“认同”与“冲突”的消长与平衡，构成了某种按照一定关系互动的“文化共同体”，因此，社会乃是人类为了自我生存及繁衍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合并表现出一种“文化生态性”的社会群体，这种群体往往是以“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为主体成分的。“中间人物”的写作，就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创作现象，是最为接近社会生活本身并能表现出生活某种本质的，这样的人物不是单个的、特定的、虚拟的，而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矛盾往往都集中在他们这些人身上”[3]，舍此或忽略他们，就有可能造成邵荃麟所说的“现实性不足”。作品一旦有了这些“中间人物”，并与进步的、先进的、落后的、反面的各类人物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性意义与完形的生活，也才能充分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颜色”与斑斓色彩。

以《创业史》塑造的中间形态的“梁三老汉”为例，这个在当时评论界得到一致公认的传统农民形象，被认为“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其形象塑造“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就当时曾引起争议的严家炎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小说的成功“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4]。这种评价也许有违作家柳青的写作本意，但从社会文化生态上考量，梁三老汉这一传统农民的形象，的确比小说全力打造的农村新人梁生宝显得更真实、更鲜活、更具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以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导向而论，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的梁生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小说的写作中心与重点刻画的对象，这是作家柳青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歌颂者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梁三老汉这样具有生活本真形态的人物时，却又因为其“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而使之“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5]。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小说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这个老农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生活中的性格发展史，深入开掘了其性格深处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从其性格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洞悉与辨察了梁三老汉这一人物所承袭的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私有制与农耕社会中所浸染的传统要素，细腻地剖析了旧式农民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矛盾，演绎出小生产者精神王国在历史巨变中所必然发生的灵魂嬗变与思想痛苦，进而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那场历史性变动中所经历的思想演变的心理轨迹。正因为如此，严家炎评价说，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6]。严先生所强调的“社会意义”，其指向显然与中国作为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梁三老汉作为传统农民的“审美范型”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就文学形象自身的意义而言，梁三老汉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无独有偶，与梁三老汉相互呼应且在文化性格上与之具有精神联系的同期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形象中，如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同样作为“中间人物”写作的成功范例，也从不同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认识。尽管他们与梁三老汉一样，在合作化运动推动下最终走向了“进步”与“光明”，但作家们在描述其转变过程中都极力“还原”生活，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这类“原生态”、“本真化”的具有传统农民思想特质的形象的塑造，成功描画了潜存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写出了他们在那场无法绕开的革命中的思想矛盾与心灵冲突，进而揭示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代中国农民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共振的复杂情貌与生活现象。

二、“中间人物”：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学”话语策略

如果说“中间人物”作为与农耕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生活现象，反映了生活本身客观的一面；那么，当我们转换思维，从创作主体乃至创作思潮角度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中间人物”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人学”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反映了崇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创作主体的话语策略。

就“十七年文学”语境而言，关于“中间人物”的表述与划分，某种程度上带有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政治色彩。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在文化性格上造就了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坚守中性原则的人物类型，但“十七年文学”中的“中间人物”，却有其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内涵，其意义指向是处于“先进”与“落后”之间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某种中间状态的类群，按照邵荃麟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无论是邵荃麟的“先进(英雄)——中间——落后”的表述，还是毛泽东曾严格区别的“左——中——右”划分，无疑都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庸”，而是带有鲜明时代政治色彩的新的人物观念。在此观念之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阶级”的属性，其思想与行为都代表着所属阶级的利益，因此，其性格多属于“阶级”与“政治”范型，很少有“个人化”的色彩。在此指导思想下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带有某种“类型化”与“概念化”的特征。十七年的众多文本，如周立波《山乡巨变》、马烽《三年早知道》、李准《李双双小传》、赵树理《锻炼锻炼》等，其中的意识形态化写作语境，的确曾迫使许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本有的风格与艺术特质，而把意识形态眼光作为叙事人最主要的叙事眼光，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一切，那种原本贴近生活的生活化叙事眼光，要么被遮蔽，要么所观照的一些细节穿插只是在调节叙事节奏和叙事氛围时方才出现的某种元素。当邵荃麟一方面坚守意识形态原则，一方面又聚焦于代表生活“大多数”的中间状态人物，进而提出“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原则时，他显然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应对意识形态挤压的新的话语策略与理论启示。于是，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赵满囤、孙喜旺这些原本就属于生活本身的人物，也就活跃在作家笔下，成为不完全受意识形态观念制约的民间化、立体化形象。转贴于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政治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中间人物”作为生活的“大多数”，他们往往是最能代表生活本质的一个文化族群，就其生活形态而言，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卷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漩涡，但他们并不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大多数更像普通人一样追求着“人”的常态生活，具有人的欲望与情感、人的意识与行动。威廉·h·鲍桑特在《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中讲得十分明确：“当人沉湎于日常生活时，他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他根本上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不过，这个世界也设定了一种反思在者的出现，这种反思在者向他自己展示自身所处的境况。因此，‘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a-world)只为人所特有，并且为了指明这一点，海德格尔把人称为‘亲在’(da-sein)或‘此在’(being-there)。当把自身的境况展示给自己时，人就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关切。它谋划自己并为着实现自己的谋划而调整自己的活动。”[7]以此反观“十七年文学”的“中间人物”，可以发现一个人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梁三老汉们”作为存在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中的农民代表，根本上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农民身份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是一种“亲在”与“此在”，作为农民，也就必然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关切，进而谋划自己的行动。这是由其“个人”(即“人”本身)而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与心理动机。“十七年”农村题材的作家们无疑是深谙梁三老汉、赵满囤、孙喜旺、亭面糊诸种不同性格农村人物这一精神特质的，将他们还原为“本真”的“人”，尤其是从长期的小生产者生活情境出发，着力揭示他们的性格内蕴和文化心理，描绘出他们身上最为鲜亮、最为生动的一面。

倘若从创作思潮的角度辨析，这种关于“中间人物”的写作显然又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人学”思潮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以及写作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否定胡风极力倡导的“写真实”，使“十七年文学”渐渐偏离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的假、大、空现象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所掩盖，文学中的人物被任意拔高且罩上了“时代新人”的光环。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多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理论所统治。文学政治化、宣传性、教化型的写作倾向愈来愈明显，此种现象自然会引起具有艺术良知与艺术追求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满与抵抗。然而，由于上述因素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又常常使作家们陷入困惑与尴尬。写农村题材，其主题无法逃离“公”与“私”的对立思想冲突，政治上亦难免避开阶级与路线的斗争，唯一能贴近现实与生活从而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真实的，只能是那些代表“大多数”的“个性化”生活的中间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艺术的普遍性不能建立在某一个特殊阶级的世界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因为艺术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一般概念，这就是人类，这是任何特殊的阶级(甚至包括马克思称作‘世界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内)也无法体现的。”[8]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人”的最复杂、最庞大的群体，是最能表现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普遍性”的。按政治角度划分，他们也许隶属于历史的某一阶级或阶层；从人类学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与生活行为常常表现出对“阶级性”的超越。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柳青、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西戎、李准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及他们笔下那些表现出生活“本真”形态的“中间人物”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由衷的赞许。从“十七年文学”特殊的文学语境来看，这些执着于开掘生活厚土的作家们所奉行的写作原则，一是秉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以忠实于生活的态度从“人类”角度去追求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普遍性”，再就是在文学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人学”思潮保持着内在的艺术联系。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复杂的精神的、文化的族群，文学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中间人物”的“大多数”，决定了这一文学族群的多样化与灵魂运动的多样性，对“中间人物”“多样化”的描写，不仅符合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原则，而且也符合社会生活丰富性与多样化的规律，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应持“整体论”(holism)观点，必须考虑文化存在的“生态因素”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具体模式，而最主要的是“人”的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就是承认“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关系，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中间人物”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把他们还原为“人”，这才写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之灵。而对“人学”话语策略的采用，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社会与生活的深度理解，传递出作者在深刻体验生活之后的美学经验。

三、“中间人物”：以“模糊”形态彰显文学创造“张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写“中间人物”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提法，但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策略，它体现了当时特殊历史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所寻求的写作张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涉及人物塑造，具有明确定义与内涵的，有革命英雄、社会主义新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反面人物等，这些人物形象因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都十分鲜明而引人注目，但同样也因时代与阶级的因素而陷入“类型化”、“单纯化”的写作，许多人物形象苍白，缺少血肉，甚至沦为阶级的代表或思想的传声筒。“中间人物”的艺术概括，一定程度上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以及人物塑造“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写作时弊的反拨，尽管当年邵荃麟和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一样，也是围绕在周扬身边代表主流话语的指导型评论家，邵荃麟在50年代也积极参加和领导过以政治打头阵的文艺运动，并配合周扬倡导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政策服务”的文艺意识形态化主张，但作为曾经受过五四文学熏陶并有着自己文学理想和艺术见解的作家与评论家，邵荃麟对文学仍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与体认，有感于文坛这种流弊，他主张围绕人物描写去探求现实主义的新路。在1962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力主写“中间人物”，在谈到60年代之前的文艺状况时，他说：“我们的创作，总的看，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而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起来，就应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进一步阐明观点并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邵荃麟直接将“中间人物”与恩格斯的“典型论”联系起来：“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将“中间人物”扶正到“典型”的高度，既避免了这类人物写作的意识形态化，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生机，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张力。转贴于

“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审视，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在国家政治与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又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国家政治所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进而坚守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第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社会风格，人类是按照一定的世代积累的文化体系演化的，这种世代积淀与传承往往是通过民间化的自由自在的运作形式完成的；第三，民间的存在是以“文化圈”的方式显现的，它拥有社会、风俗、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特质，但民间的综合性特征，既使之丰富多彩，又藏污纳垢，高尚与卑下、慷慨与委琐、公道与自私、进步与保守、宽广与狭隘等等，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织，构成了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大多数”的“中间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民间社会之中，在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历史进程中的本质真实。如《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就是作品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角色，小说文本中这位老倌子就其身份而言，是一个地道的民间化人物，为人厚道，面面糊糊，自私狡黠，在新社会、新事物面前，既想表现先进，又常常打些个人的小算盘，他不出场则已，一出场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使其性格焕发出诡异鲜活的光彩。显然，这是一个生活于乡间农村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人物，农村社会的世代积累与乡村文化的传承积淀，独立历史和传统的浸染与新时代进步风尚的牵引，胶着于其复杂的性格体系之中，造成了作家对人物塑造的“模糊性”与叙事张力。谙熟这类乡村民间人物的周立波虽然也写出了人物身上的许多毛病，却并未简单否定或随意丑化，而是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把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其灵魂的内面，深透地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变化，顺乎自然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轨迹，既含着微笑有分寸地批评了这类长期生活于偏僻乡间的人物身上落后和可笑的一面，又善意地描画了他的可亲、可爱乃至可贵的一面，进而写出新思想、新因素在人物身上的孕育成长。可见，这种由“中间人物”带来的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这种几乎纯然的生活化叙事眼光，既与“十七年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眼光相分离，又在文本中交互运动，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学叙事张力，不仅彰显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显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与实践的能动性。

七年级历史论文范文第15篇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1］，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50、60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1962年8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　“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2］1955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50、6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 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1953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3期上发表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可见，当代小说的“中间人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现象性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1962年之后政治气候的变迁，邵荃麟的这一观点转而遭到讨伐，首先是《宁夏文艺》1964年6期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评性社论和材料专辑，包括《“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等。《学术研究》1965年2期又发表蔡运桂《“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文学评论》1965年2期发表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驳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理论》进行论争。到了“”，“写中间人物”被列为“黑八论”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被彻底否定。 从创作实际和文学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来看，邵氏的观点是极富见地的。“”结束之后，《文学评论》在1979年1期率先发表狄遐水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重新为邵氏理论正名。黄秋耘在《文史哲》1985年4期发表《“中间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历史迷雾。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并未对“中间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学生态进行全面分析。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静超然、不露声色的笔法，在学术上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厘定了研究价值，引发了学界对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特征的文学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研究，不断以新的话语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剑龙在《齐鲁学刊》2003年1期发表《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学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须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去关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十七年文学。2004年，董之林在《旧梦新知：　“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以“还原”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历史扭结”作出了新的解读。2006年4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个时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程光炜在《文艺研究》2010年10期发表《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与批评》2011年1期刊发刘杨《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热”起来的讨论中，如何将这种“热”转变为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当下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种种研究中，宏观视野的偏多，而具体到相关文学现象（如“中间人物”、“红色经典”的形成、“史诗”现象等）以及“个案”研究（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具体语境与历史场域，重新观照人与事、情与理、智与性，在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的冲突中透视作家的历史境遇与创作情境的学术论析，则更为少见。相比之下，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选题，则明显地表现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就“中间人物”而论，有的试图从“叙事学”或“文本细读”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美学特质与受众传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等理论对50、60年代“中间人物”写作所反映的复杂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这说明，“中间人物”作为“十七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人学”创作思潮的一个历史性存在，与“十七年文学”本身一样，是不容忽视且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其意义即使在当下也是不无启示的。#p#分页标题#e# 社会是一个体系庞大且关系复杂的文化共同体，社会的组成不能离开“人”的存在，但单独的个人或单一的类群显然不能组成社会，不管社会的形式如何，都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都是人类生产关系及整个互动关系发展的结果。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互认与文化冲突，以及这种“认同”与“冲突”的消长与平衡，构成了某种按照一定关系互动的“文化共同体”，因此，社会乃是人类为了自我生存及繁衍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合并表现出一种“文化生态性”的社会群体，这种群体往往是以“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为主体成分的。“中间人物”的写作，就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创作现象，是最为接近社会生活本身并能表现出生活某种本质的，这样的人物不是单个的、特定的、虚拟的，而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矛盾往往都集中在他们这些人身上”［3］，舍此或忽略他们，就有可能造成邵荃麟所说的“现实性不足”。作品一旦有了这些“中间人物”，并与进步的、先进的、落后的、反面的各类人物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性意义与完形的生活，也才能充分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颜色”与斑斓色彩。 以《创业史》塑造的中间形态的“梁三老汉”为例，这个在当时评论界得到一致公认的传统农民形象，被认为“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其形象塑造“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3］。就当时曾引起争议的严家炎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小说的成功“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4］。这种评价也许有违作家柳青的写作本意，但从社会文化生态上考量，梁三老汉这一传统农民的形象，的确比小说全力打造的农村新人梁生宝显得更真实、更鲜活、更具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以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导向而论，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的梁生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小说的写作中心与重点刻画的对象，这是作家柳青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歌颂者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梁三老汉这样具有生活本真形态的人物时，却又因为其“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而使之“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5］。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小说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这个老农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生活中的性格发展史，深入开掘了其性格深处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从其性格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洞悉与辨察了梁三老汉这一人物所承袭的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私有制与农耕社会中所浸染的传统要素，细腻地剖析了旧式农民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矛盾，演绎出小生产者精神王国在历史巨变中所必然发生的灵魂嬗变与思想痛苦，进而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那场历史性变动中所经历的思想演变的心理轨迹。正因为如此，严家炎评价说，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5］。严先生所强调的“社会意义”，其指向显然与中国作为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梁三老汉作为传统农民的“审美范型”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就文学形象自身的意义而言，梁三老汉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无独有偶，与梁三老汉相互呼应且在文化性格上与之具有精神联系的同期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形象中，如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同样作为“中间人物”写作的成功范例，也从不同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认识。尽管他们与梁三老汉一样，在合作化运动推动下最终走向了“进步”与“光明”，但作家们在描述其转变过程中都极力“还原”生活，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这类“原生态”、“本真化”的具有传统农民思想特质的形象的塑造，成功描画了潜存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写出了他们在那场无法绕开的革命中的思想矛盾与心灵冲突，进而揭示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代中国农民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共振的复杂情貌与生活现象。 二、“中间人物”：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学”话语策略 如果说“中间人物”作为与农耕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生活现象，反映了生活本身客观的一面；那么，当我们转换思维，从创作主体乃至创作思潮角度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中间人物”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人学”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反映了崇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创作主体的话语策略。 就“十七年文学”语境而言，关于“中间人物”的表述与划分，某种程度上带有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政治色彩。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在文化性格上造就了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坚守中性原则的人物类型，但“十七年文学”中的“中间人物”，却有其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内涵，其意义指向是处于“先进”与“落后”之间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某种中间状态的类群，按照邵荃麟的说法是：　“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3］无论是邵荃麟的“先进（英雄）———中间———落后”的表述，还是曾严格区别的“左———中———右”划分，无疑都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庸”，而是带有鲜明时代政治色彩的新的人物观念。在此观念之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阶级”的属性，其思想与行为都代表着所属阶级的利益，因此，其性格多属于“阶级”与“政治”范型，很少有“个人化”的色彩。在此指导思想下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带有某种“类型化”与“概念化”的特征。十七年的众多文本，如周立波《山乡巨变》、马烽《三年早知道》、李准《李双双小传》、赵树理《锻炼锻炼》等，其中的意识形态化写作语境，的确曾迫使许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本有的风格与艺术特质，而把意识形态眼光作为叙事人最主要的叙事眼光，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一切，那种原本贴近生活的生活化叙事眼光，要么被遮蔽，要么所观照的一些细节穿插只是在调节叙事节奏和叙事氛围时方才出现的某种元素。当邵荃麟一方面坚守意识形态原则，一方面又聚焦于代表生活“大多数”的中间状态人物，进而提出“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原则时，他显然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应对意识形态挤压的新的话语策略与理论启示。于是，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赵满囤、孙喜旺这些原本就属于生活本身的人物，也就活跃在作家笔下，成为不完全受意识形态观念制约的民间化、立体化形象。#p#分页标题#e#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政治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6］。“中间人物”作为生活的“大多数”，他们往往是最能代表生活本质的一个文化族群，就其生活形态而言，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卷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漩涡，但他们并不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大多数更像普通人一样追求着“人”的常态生活，具有人的欲望与情感、人的意识与行动。威廉•H•鲍桑特在《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中讲得十分明确：　“当人沉湎于日常生活时，他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他根本上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不过，这个世界也设定了一种反思在者的出现，这种反思在者向他自己展示自身所处的境况。因此，‘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a－world）只为人所特有，并且为了指明这一点，海德格尔把人称为‘亲在’（Da－sein）或‘此在’（Being－there）。当把自身的境况展示给自己时，人就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关切。它谋划自己并为着实现自己的谋划而调整自己的活动。”［7］以此反观“十七年文学”的“中间人物”，可以发现一个人们无法忽略的事实：　“梁三老汉们”作为存在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中的农民代表，根本上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农民身份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是一种“亲在”与“此在”，作为农民，也就必然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关切，进而谋划自己的行动。这是由其“个人”（即“人”本身）而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与心理动机。“十七年”农村题材的作家们无疑是深谙梁三老汉、赵满囤、孙喜旺、亭面糊诸种不同性格农村人物这一精神特质的，将他们还原为“本真”的“人”，尤其是从长期的小生产者生活情境出发，着力揭示他们的性格内蕴和文化心理，描绘出他们身上最为鲜亮、最为生动的一面。 倘若从创作思潮的角度辨析，这种关于“中间人物”的写作显然又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人学”思潮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以及写作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否定胡风极力倡导的“写真实”，使“十七年文学”渐渐偏离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的假、大、空现象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所掩盖，文学中的人物被任意拔高且罩上了“时代新人”的光环。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多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理论所统治。文学政治化、宣传性、教化型的写作倾向愈来愈明显，此种现象自然会引起具有艺术良知与艺术追求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满与抵抗。然而，由于上述因素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又常常使作家们陷入困惑与尴尬。写农村题材，其主题无法逃离“公”与“私”的对立思想冲突，政治上亦难免避开阶级与路线的斗争，唯一能贴近现实与生活从而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真实的，只能是那些代表“大多数”的“个性化”生活的中间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　“艺术的普遍性不能建立在某一个特殊阶级的世界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因为艺术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一般概念，这就是人类，这是任何特殊的阶级（甚至包括马克思称作‘世界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内）也无法体现的。”［8］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人”的最复杂、最庞大的群体，是最能表现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普遍性”的。按政治角度划分，他们也许隶属于历史的某一阶级或阶层；从人类学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与生活行为常常表现出对“阶级性”的超越。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柳青、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西戎、李准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及他们笔下那些表现出生活“本真”形态的“中间人物”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由衷的赞许。从“十七年文学”特殊的文学语境来看，这些执着于开掘生活厚土的作家们所奉行的写作原则，一是秉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以忠实于生活的态度从“人类”角度去追求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普遍性”，再就是在文学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人学”思潮保持着内在的艺术联系。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复杂的精神的、文化的族群，文学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中间人物”的“大多数”，决定了这一文学族群的多样化与灵魂运动的多样性，对“中间人物”“多样化”的描写，不仅符合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原则，而且也符合社会生活丰富性与多样化的规律，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应持“整体论”（holism）观点，必须考虑文化存在的“生态因素”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具体模式，而最主要的是“人”的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就是承认“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关系，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中间人物”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把他们还原为“人”，这才写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之灵。而对“人学”话语策略的采用，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社会与生活的深度理解，传递出作者在深刻体验生活之后的美学经验。 三、“中间人物”：以“模糊”形态彰显文学创造“张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写“中间人物”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提法，但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策略，它体现了当时特殊历史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所寻求的写作张力。#p#分页标题#e# 在十七年文学中，涉及人物塑造，具有明确定义与内涵的，有革命英雄、社会主义新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反面人物等，这些人物形象因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都十分鲜明而引人注目，但同样也因时代与阶级的因素而陷入“类型化”、“单纯化”的写作，许多人物形象苍白，缺少血肉，甚至沦为阶级的代表或思想的传声筒。 “中间人物”的艺术概括，一定程度上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以及人物塑造“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写作时弊的反拨，尽管当年邵荃麟和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一样，也是围绕在周扬身边代表主流话语的指导型评论家，邵荃麟在50年代也积极参加和领导过以政治打头阵的文艺运动，并配合周扬倡导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政策服务”的文艺意识形态化主张，但作为曾经受过五四文学熏陶并有着自己文学理想和艺术见解的作家与评论家，邵荃麟对文学仍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与体认，有感于文坛这种流弊，他主张围绕人物描写去探求现实主义的新路。在1962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力主写“中间人物”，在谈到60年代之前的文艺状况时，他说：　“我们的创作，总的看，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而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起来，就应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进一步阐明观点并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邵荃麟直接将“中间人物”与恩格斯的“典型论”联系起来：　“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3］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将“中间人物”扶正到“典型”的高度，既避免了这类人物写作的意识形态化，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生机，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张力。“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审视，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在国家政治与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又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国家政治所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进而坚守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第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社会风格，人类是按照一定的世代积累的文化体系演化的，这种世代积淀与传承往往是通过民间化的自由自在的运作形式完成的；第三，民间的存在是以“文化圈”的方式显现的，它拥有社会、风俗、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特质，但民间的综合性特征，既使之丰富多彩，又藏污纳垢，高尚与卑下、慷慨与委琐、公道与自私、进步与保守、宽广与狭隘等等，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织，构成了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大多数”的“中间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民间社会之中，在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历史进程中的本质真实。如《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就是作品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角色，小说文本中这位老倌子就其身份而言，是一个地道的民间化人物，为人厚道，面面糊糊，自私狡黠，在新社会、新事物面前，既想表现先进，又常常打些个人的小算盘，他不出场则已，一出场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使其性格焕发出诡异鲜活的光彩。显然，这是一个生活于乡间农村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人物，农村社会的世代积累与乡村文化的传承积淀，独立历史和传统的浸染与新时代进步风尚的牵引，胶着于其复杂的性格体系之中，造成了作家对人物塑造的“模糊性”与叙事张力。谙熟这类乡村民间人物的周立波虽然也写出了人物身上的许多毛病，却并未简单否定或随意丑化，而是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把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其灵魂的内面，深透地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变化，顺乎自然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轨迹，既含着微笑有分寸地批评了这类长期生活于偏僻乡间的人物身上落后和可笑的一面，又善意地描画了他的可亲、可爱乃至可贵的一面，进而写出新思想、新因素在人物身上的孕育成长。可见，这种由“中间人物”带来的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这种几乎纯然的生活化叙事眼光，既与“十七年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眼光相分离，又在文本中交互运动，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学叙事张力，不仅彰显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显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与实践的能动性。 因此，当邵荃麟在阐释“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时，同时还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不可能是现实主义，说到底是浮夸的浪漫主义，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表现革命的复杂性、艰苦性，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而要反映这种艰苦性、复杂性，主要是创造人物的问题。“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3］“中间人物”以其深厚的现实性和民间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不仅表现了一种贴近生活、直逼人生的客观真实的人性还原，而且以丰富多彩的“本真”个性化性格，显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无限的文学张力。从单纯阶级角度或意识形态观点去评判，也许他们带有较多的消极性与浓重的个人意识，其思想意识与阶级立场是“模糊”的；但从生活角度去观察，他们那种民间身份的“模糊性”与真实个性的身体还原，正表明了他们是立足于生活与现实大地的血肉丰满的“人”！与那些被“拔高”了的“虚构”的所谓“新人”相比，更容易为生活本身和读者所接受，更能显现生活的本质与文学的特性，这一文学张力不仅激活了当时沉闷的文坛，而且为“十七年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开辟了新路。 1963年以后，文艺领域开展了对邵荃麟以及“写中间人物”的批判，这场几乎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与建国以来如何描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讨论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场批判中，一些人指责该观点是以“中间人物”排挤“英雄人物”与“时代新人”，但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其实，“写中间人物”说到底是那个崇尚意识形态话语时代里具有艺术良知的作家与评论家对五四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以及执着于“人学”写作的一种话语策略，是他们对文学的一种认知与对历史进程中本质真实的一种追求。客观而论，当年的写作者虽以争取到的话语权力以及机智的话语策略，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中间人物”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作家本身的思想立场以及所属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制约，中间人物的“人性”描写仍然未能得到充分展示并得到深度表现，如他们的粗俗与朴拙、与情感、伦理与道德、时代气质与生命意识等，都还有继续开掘的可能。#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