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政法论文范文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首先要加强合作研究。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中国财政法学界面对财政法学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拓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加强课题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开展横向交流，增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甚至国内外学者联合攻关。同时应发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的作用，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其建设成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一个战斗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3篇

安徽大学，合肥230601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和词频统计法对CNKI收录的152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评估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出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群体相对集中、研究主题比较突出、基础研究比例偏高、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和研究资助力度不够等几个特点。为此，本文建议研究者、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政府共同协作，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质量。

关键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36-05

近年来，随着财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在反思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损失浪费问题严重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科学理财逐步成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导思想。学术界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能够为财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反过来，对代表性期刊学术论文研究质量的评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水平。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词频统计法吸SPSS软件对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2000年-2015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学术论文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研究特点，提出改进建议，实现本次研究的目的，为财政决策部门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一、确定评价样本

为了有效评价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选择CNKI收录的2000年-2014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作为评价样本，分四步确定评价样本。第一步，初步搜索。在CNKI数据库中，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主题搜索显示，期刊论文732篇、博硕士论文260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

关键词 的论文25篇、博硕士论文4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篇名的期刊论文13667篇；博硕士论文127篇。第二步，进一步筛选。对上述论文进一步分析发现，50%以上的论文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不能为评价目标服务，予以剔除。第三步，以“主题”为检索项，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检索词，以相关度或时间为序，按照精确匹配的原则，检索2000年-2014年间，CNKI收录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截止时间2015年1月3日）。结果显示，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共计152篇论文。

第四步，下载152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评价数据库，以此为评价样本，运用词频统计法、文献计量分析法和EXCEL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综合评价。

二、数据分析与评价

（一）研究时间评价

图1给出了2000年-2014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数量情况。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数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到2007年之间增长迅速，且在2013年达到顶峰，今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仍将是一个研究热点，将会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现。

2作者学术地位。统计结果显示（表2），研究生占19.35%，初级或中级研究人员比例为26.61%，副教授为6.450/0，教授仅为3.22%，此外，44.35%的作者没有标明学术地位，这与部分期刊对作者学术地位标注的要求不尽一致有关。上述统计表明中国财篇。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山东大学汪全胜教授对中国立法后评估的研究系统性较强，自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获得立项以来，在17个不同的重要期刊发表17篇立法后评估研究论文，占所有重要期刊立法后评估论文的12.14%，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为中国立法后评估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可见，对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单个作者发文量偏低，研究系统

（二）研究者评价

l作者单位。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的作者是主体，占57.24%，而企事业单位和独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作者比例仅为2.63%，如表l所示。高校作者中，上海财经大学9篇，占14.52%；西安交通大学5篇，占8.06%；上海师范大学4篇，占6.45%；中央财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各3篇，各占4.84%；长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2篇，各占3.23%；其他学校7篇，占11.29%。这与中国立法后评估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情况大不相同。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人员更加年轻化，中级和副高职称人员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

3．作者数量。统计显示，人均超过两篇的作者有l6位，共发表了34篇论文，占总数的22.37%，其他118位作者人均1性不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三）研究主题评价

1．学科方向。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的学科方向包括财政与税收、高等教育、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会计与审计、职业教育与教育管理、农业支出、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基础设施投入、行政管理、水利水电、林业财政、医药卫生、中等教育、金融、交通运输等，其中财政与税收方向的研究论文119篇，占78.3%，其他研究方向的论文只占21.7a/o。由此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鲜明，研究人员专业性较强。

2．

关键词 。通过对论文

关键词 的统计发现，财政支出带来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为了科学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而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事实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方法依然没有形成体系，研究人员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的关注不够，这方面的论文只占1.28%，很显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实现绩效审计目标。

（四）研究阶段评价

1．研究层次。统计显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达65.79%，职业指导的论文也达到17.11%，政策研究达到9.87%，对技术指导和相关应用的研究论文比例偏低，仅占2%，如表5所示。可见，财政支出绩效研究还处于理论基础研究阶段，缺少深入的技术性的指导和应用研究，在这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体现为“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关键词 出现频次超过两次的如表4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在于各项方面有待提高。

2．论文级别。对刊发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显示，载人北大核心和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总计78篇，占评价样本的70.27%，载人CSSCI期刊中的论文数量有33篇，占29.73%。核心期刊发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主要刊发在财经、税收、会计类核心期刊上，尤以《中国财政》发文量最多，《财会通讯》、《财政研究》等期刊紧随其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受到高级别期刊的青睐，进一步表明关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CNKI收录的所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论文来看，按照研究主题分类计算，152篇样本论文只占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的15.32qo；若按篇名计算，样本论文只占l.lOl%，核心论文和权威论文数量偏少，因而，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在高级别期刊是必然趋势。

（五）研究技术评价

对研究方法的统计显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非经验主义方法，超过50%的研究是案例举要与统计调查，注重实证分析。研究方法选择上，学者们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评价，定量方法使用较少，但也有部分定量分析方法得到使用，如DEA方法出现了8次，AHP法出现了6次，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出现了14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也被使用过2次，总体上，定量评价方法使用比例不高。

对国外文献的跟踪情况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中，中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386次，占评价样本的87.73%，英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54次，占样本论文的12.275。由此可见，学术界在进行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时，主要参考国内的研究成果，极少数是国外实践与成果。因而，借鉴国际文献与实践经验，开展理论对话，提高研究水平是今后需要加强的工作。

统计中也发现，由于作者写作手法和期刊对

参考文献标注要求不统一，导致部分论文没有标注

参考文献，使得样本论文的

参考文献总数量偏少，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和基本要求，这也需要研究者和期刊在今后的研究和论文审稿中加以重视。

(六）研究资助力度评价

统计结果显示，高达88.82%的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是没有受到基金资助的，部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的资助较少，仅占9.21%（如表7所示）。由此可以看到相关研究还没有受到很多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与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评价相呼应。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起步较晚，但发表的重要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公共财政仍将发挥巨大的推动力，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课题。

2．研究群体相对集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成为中国财政支出研究的主力军，财经类院校对财政绩效问题的关注要高于其他综合性的高校，如样本论文中，上海财经大学就有9篇。同时，研究者主要是具有研究生学历和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中级职称和副高职称人员将是今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主力。

3．研究主题比较突出。研究人员学科方向以财政与税收为主，体现出研究者专业性较强的特征。同时，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包括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4．基础研究比例偏高。65.79%的论文都是基础性研究，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挖掘研究对象深层次的问题。并且，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发表的比例偏低，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5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90%的研究注重定性分析，这和65.79%的研究以基础性研究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定量分析具有较大的空间。

6．研究资助力度不够。大部分的研究缺乏基金的资助，也是导致研究成果质量偏低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资助力度不够，不利于科研工作者研究效率的提高。

（二）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质量，建议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研究者方面。首先鉴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者结构不均衡，教授、副教授参与研究的比例偏低的现状，需要进一步优化研究人员结构，鼓励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和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参与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其次，财政、税收机关工作人员对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比较了解，能够结合工作实践，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指导，因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财税工作人员是今后优化研究群体结构需要考虑的对象。第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属于财政学和技术经济学交叉领域，对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财政支出实施过程和实施绩效的评估属于中评估和后评估，需要结合技术经济学的评价方法、评价工具和模型进行定量评价，因而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定量评价方法，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奠定理论基础。

2．研究机构方面。首先，各研究机构应主动加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来，并且要明确各自责任和研究主题。确立各自的核心研究主题，组建理论功底扎实、创新能力较强的科研团队，围绕核心主题开展针对性研究，以高质量的专著、权威论文、研究报告申请项目结题，为继续申请新项目或新课题做准备。其次，需要研究机构建立一套对于该方面研究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以评价研究机构内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水平。第三，还要注重与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学术研讨，相互学习，以达到提高整体研究水平的目的。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财政法；财政法制；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 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政法教科书作者-./.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的统一法律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提出并阐述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文献之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罗玉珍教授1985年主编的《财政法教程》。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五项，即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开源节流的原则、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一节还对这些原则的内容作了扼要阐述。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编印的《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上册财政法部分，除以上五项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两项原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对财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蔺翠牌教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第六章以整个一章的篇幅，首先说明财政法原则的概念、涵义、分类、特征和确立依据，然后将财政法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特有原则两大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作者认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一切财政法规之中，在调整财政关系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则；这类原则包括民主理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关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依法治财等五项；而财政法的特有原则则是指"贯穿于部分财政法律之中，在调整某些方面的财政关系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某些领域起着指导作用"的原则，主要有普遍缴纳与公平负担、合理分配财政资金与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三项原则。该书第一次在财政法学著作中以整个一章的篇幅比较详尽的论述财政法原则问题，突出了财政法原则的重要地位，使这一问题在此后的财政法学文献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它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理财、依法治财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今天，这些见解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并且首次明确区分了财政法基本原则和只适用于某些财政关系领域的特有原则，表明了对财政法原则问题认识的深入和创新。当然，在今天看来，该书的一些提法还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值得商榷；同时，对不少问题，该书只是有所触及，未能深入探讨。尽管如此，此书对财政法原则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仍称得上达到了领先水平。

需要提及的是，在财政法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税法原则进行了专门探讨。谢怀!教授的论文"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是我国较早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税法原则的文献，发表后曾被广泛引用。刘隆亨教授的《中国税法概论》，严振生教授的《税法新论》，张守文教授所著《税法原理》，徐孟洲教授主编《税法》，以及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中的税法部分等文献，都对税法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税法在财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税法的基本原则，毕竟只能适用于以税收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这个领域，既不可能充分考虑对财政支出加以规范的要求，也不能解决对政府以其他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进行规范的问题，因此不能把税法的原则等同于财政法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产生时间晚。建国之后，由于长时期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财政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应地，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直到* 世纪& 年代才见于法学文献。

第二，历史印痕较深。*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财政制度也经历了多次变化，而每一次变化的重点，在当时研究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文献中都得到了反映或强调；这种状况虽反映了我国财政法学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地逐步深入，但无异也影响了基本的财政法律观念的稳定和确立，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那种认为财政是一个可以由政府"任性"的领域的错误观念。

第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几乎只见于教科书，迄今尚无专题研究文献，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投入应有的关注和精力。

第四，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比较注意党或政府的政策文件，也比较注意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成果中吸取养分，但从总体上看，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规范性及其与具体财政法律制度的有机联系，还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五，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各种文献认识和表述都有较大差异，法学界的认识还远没有统一。上述情况表明，在完备我国财政法制的过程中，仍需对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深入地研究。

五、关于外国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问题

我国的财政法学研究，是从引进、翻译和介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财政法起步的。从现有资料来看，【苏】M、A古尔维奇著、刘家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苏维埃财政法》，是出版较早、较有影响的一部译著。该书根据苏联国立法律出版社1954年版本译出，中文27、3万字，虽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因而对研究者难免有深度不够的遗憾，但却又有能较全面反映苏联当时财政法学研究定型成果的好处，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当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和建立中国财政法学体系难得的参考资料。该书在正文第!页就写道："国家权力机关和包括财政机关及信贷机关在内的国家管理机关……所进行的旨在使国家能掌握货币资金的活动，就是苏维埃国家的财政活动。"这一财政活动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虽已显得过时，但的确反应了苏联当时计划经济财政的特点和一般范围。该书没有采用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财政活动的原则"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进行财政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维埃民主、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计划性、社会主义法制。"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律制度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照顾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今仍有其意义，尽管其时代内容将不得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后，李建英编译的《苏联财政法》一书是值得一提的外国财政法文献。该书系根据前苏联1978’年和1982年两本作者不同的大学教科书编译的，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共18万余字，介绍了前苏联在财政法学研究方面的各种不同意见。除了前苏联的财政法学之外，对其他国家的财政法，我们多是只鳞片爪地在经济法学文献中十分简略地一带而过，少有系统详实的译介。这里应当提及的文献主要有两本。一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著的《日本经济法》（地质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书中，对日本财政法有较多的介绍；尤其是书中关于日本战后财政重建的内容比较详实。另一本是由郭庆云翻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罗马尼亚财政法》。这两个法是由原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1972年通过，1979年7月6日修改和补充的。其中的《财政法》共有十一章，两个附件，调整几乎所有的资金运动，是典型的计划财政模式的规则化和法律化。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深化的需要，财政部组织了对国外财政情况的系统考察，并将考察报告结集出版。如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由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写的《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96年集》，介绍了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情况；由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的《外国财政制度丛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和1999年11月分两批出版了12本，分别介绍了美、德、日、法、英、荷兰、加拿大、俄罗斯、埃及、印度、新加坡、匈牙利等十二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但可能由于目的和篇幅的限制，这些著述主要偏重于财政工作实务和财政学角度的介绍，对各国财政立法涉猎不多，对其财政法学研究情况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该丛书中的《俄罗斯联邦财政制度》分册，虽提及俄预算体系形成的原则包括统一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正式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但并未提及俄联邦现时财政法的地位及其基本原则等问题。

在西方国家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方面，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以来在财政法学的研究方面未见有重大进展，但他们在财政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为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由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en Tullock）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主要因这项理论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一书中指出，传统财政理论的不足在于忽视个体公民的选择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如果假定政治制度是切实民主的，那就必须假定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做出财政选择。当然，他们可能是相当间接地、有时几乎是没有意识地参与做出财政选择，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进行科学探讨的适当题目。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中的可畏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人在集体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把个人的偏好传递并转化为集体结果的制度的运行情况。"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成本收益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应用到政治和财政决策领域，指出政治家和选民一样，作为理性和自利的人，在政治选择和决策时，也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财政制度的设计，对公民个人和政治家们的财政选择影响重大。布坎南和塔洛克早期的合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对两院制、简单多数表决和合格多数表决等政治决策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坚实基础。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主要关注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现有机制是否有效和有效率，迄今并未将重点放在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上，但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西方财政学方面的其他一些理论进展，如关于财政收支的效率分析、关于政府开支膨胀的原因等，我国的财政学界有不少译介；我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文献中，也零星地涉及外国财政法律制度。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法学界投入财政法的研究力量较少，加之我国财政自身的特点和中外体制框架的差异，使得我国财政法学的研究难以更多更好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有必要在今后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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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财政法；财政法制；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 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政法教科书作者-./.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的统一法律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提出并阐述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文献之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罗玉珍教授1985年主编的《财政法教程》。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五项，即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开源节流的原则、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一节还对这些原则的内容作了扼要阐述。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编印的《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上册财政法部分，除以上五项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两项原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对财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蔺翠牌教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第六章以整个一章的篇幅，首先说明财政法原则的概念、涵义、分类、特征和确立依据，然后将财政法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特有原则两大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作者认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一切财政法规之中，在调整财政关系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则；这类原则包括民主理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关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依法治财等五项；而财政法的特有原则则是指"贯穿于部分财政法律之中，在调整某些方面的财政关系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某些领域起着指导作用"的原则，主要有普遍缴纳与公平负担、合理分配财政资金与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三项原则。该书第一次在财政法学著作中以整个一章的篇幅比较详尽的论述财政法原则问题，突出了财政法原则的重要地位，使这一问题在此后的财政法学文献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它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理财、依法治财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今天，这些见解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并且首次明确区分了财政法基本原则和只适用于某些财政关系领域的特有原则，表明了对财政法原则问题认识的深入和创新。当然，在今天看来，该书的一些提法还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值得商榷；同时，对不少问题，该书只是有所触及，未能深入探讨。尽管如此，此书对财政法原则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仍称得上达到了领先水平。

需要提及的是，在财政法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税法原则进行了专门探讨。谢怀!教授的论文"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是我国较早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税法原则的文献，发表后曾被广泛引用。刘隆亨教授的《中国税法概论》，严振生教授的《税法新论》，张守文教授所著《税法原理》，徐孟洲教授主编《税法》，以及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中的税法部分等文献，都对税法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税法在财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税法的基本原则，毕竟只能适用于以税收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这个领域，既不可能充分考虑对财政支出加以规范的要求，也不能解决对政府以其他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进行规范的问题，因此不能把税法的原则等同于财政法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产生时间晚。建国之后，由于长时期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财政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应地，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直到* 世纪& 年代才见于法学文献。

第二，历史印痕较深。*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财政制度也经历了多次变化，而每一次变化的重点，在当时研究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文献中都得到了反映或强调；这种状况虽反映了我国财政法学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地逐步深入，但无异也影响了基本的财政法律观念的稳定和确立，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那种认为财政是一个可以由政府"任性"的领域的错误观念。

第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几乎只见于教科书，迄今尚无专题研究文献，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投入应有的关注和精力。

第四，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比较注意党或政府的政策文件，也比较注意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成果中吸取养分，但从总体上看，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规范性及其与具体财政法律制度的有机联系，还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五，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各种文献认识和表述都有较大差异，法学界的认识还远没有统一。上述情况表明，在完备我国财政法制的过程中，仍需对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深入地研究。

五、关于外国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问题

我国的财政法学研究，是从引进、翻译和介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财政法起步的。从现有资料来看，【苏】m、a古尔维奇著、刘家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苏维埃财政法》，是出版较早、较有影响的一部译著。该书根据苏联国立法律出版社1954年版本译出，中文27、3万字，虽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因而对研究者难免有深度不够的遗憾，但却又有能较全面反映苏联当时财政法学研究定型成果的好处，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当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和建立中国财政法学体系难得的参考资料。该书在正文第!页就写道："国家权力机关和包括财政机关及信贷机关在内的国家管理机关……所进行的旨在使国家能掌握货币资金的活动，就是苏维埃国家的财政活动。"这一财政活动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虽已显得过时，但的确反应了苏联当时计划经济财政的特点和一般范围。该书没有采用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财政活动的原则"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进行财政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维埃民主、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计划性、社会主义法制。"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律制度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照顾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今仍有其意义，尽管其时代内容将不得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后，李建英编译的《苏联财政法》一书是值得一提的外国财政法文献。该书系根据前苏联1978’年和1982年两本作者不同的大学教科书编译的，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共18万余字，介绍了前苏联在财政法学研究方面的各种不同意见。除了前苏联的财政法学之外，对其他国家的财政法，我们多是只鳞片爪地在经济法学文献中十分简略地一带而过，少有系统详实的译介。这里应当提及的文献主要有两本。一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著的《日本经济法》（地质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书中，对日本财政法有较多的介绍；尤其是书中关于日本战后财政重建的内容比较详实。另一本是由郭庆云翻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罗马尼亚财政法》。这两个法是由原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1972年通过，1979年7月6日修改和补充的。其中的《财政法》共有十一章，两个附件，调整几乎所有的资金运动，是典型的计划财政模式的规则化和法律化。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深化的需要，财政部组织了对国外财政情况的系统考察，并将考察报告结集出版。如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由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写的《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96年集》，介绍了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情况；由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的《外国财政制度丛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和1999年11月分两批出版了12本，分别介绍了美、德、日、法、英、荷兰、加拿大、俄罗斯、埃及、印度、新加坡、匈牙利等十二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但可能由于目的和篇幅的限制，这些著述主要偏重于财政工作实务和财政学角度的介绍，对各国财政立法涉猎不多，对其财政法学研究情况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该丛书中的《俄罗斯联邦财政制度》分册，虽提及俄预算体系形成的原则包括统一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正式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但并未提及俄联邦现时财政法的地位及其基本原则等问题。

在西方国家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方面，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以来在财政法学的研究方面未见有重大进展，但他们在财政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为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由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en tullock）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主要因这项理论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一书中指出，传统财政理论的不足在于忽视个体公民的选择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如果假定政治制度是切实民主的，那就必须假定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做出财政选择。当然，他们可能是相当间接地、有时几乎是没有意识地参与做出财政选择，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进行科学探讨的适当题目。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中的可畏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人在集体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把个人的偏好传递并转化为集体结果的制度的运行情况。"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成本收益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应用到政治和财政决策领域，指出政治家和选民一样，作为理性和自利的人，在政治选择和决策时，也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财政制度的设计，对公民个人和政治家们的财政选择影响重大。布坎南和塔洛克早期的合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对两院制、简单多数表决和合格多数表决等政治决策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坚实基础。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主要关注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现有机制是否有效和有效率，迄今并未将重点放在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上，但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西方财政学方面的其他一些理论进展，如关于财政收支的效率分析、关于政府开支膨胀的原因等，我国的财政学界有不少译介；我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文献中，也零星地涉及外国财政法律制度。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法学界投入财政法的研究力量较少，加之我国财政自身的特点和中外体制框架的差异，使得我国财政法学的研究难以更多更好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有必要在今后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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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6篇

陈志勇。男,广西贺州人,1958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兼职。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学术经历。1981年9月―1987年7月在原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就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原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财政学、国家预算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2003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4年在加拿大圣马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先后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卡蒂夫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高校作讲学和访问。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公共收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宏观调控、地方财政等方面,并形成了财政收支政策与预算管理制度、财政分权与财政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业绩。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财政部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各三部,领衔讲授的《财政学》课程荣获部级精品课程。代表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调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财政学原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公债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2007―2008中国地方财政发展报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6.9)、“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7.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课税权法治化建设”(《财政研究》,2007.5)、“公共财政的分析”(《财贸经济》,2007.10)、“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探讨――基于治理‘土地财政’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1)。2009年度,学术论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研究报告“科学发展观下湖北公共财政发展职能研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发展研究奖(2006―2007年)三等奖,研究报告“本科生导师制度研究――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7篇

一、财税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拥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财税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枚瑰宝。古语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树立全面系统的历史观”的发言。杨灿明教授认为中国要发展需要走出去，走出去需要文化被认同，认同文化必须了解历史，因此研究有历史的文化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杨灿明教授还通过回顾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认为财税与经济、民主、法制和分权有密切的关系，而这四个内容在中国历史中一直都不曾缺少过，他建议要全面系统地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并让全世界了解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杨教授的发言为大会的主题研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从西汉时期的《盐铁论》中所记载的儒家与法家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对政府是否干预财政政策的盐铁争论谈起。她针对当时盐铁专卖与官营财政政策提出了对当前的警示：税收是以法制作为前提进行筹集财政收入的常规方式，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必须大体平衡，筹集财力时要将对百姓的危害降到最低为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孝诚教授对唐代中期的“两税法”进行分析，认为当时财政摊派定税已成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为它与专制政治机制相契合，这一形式在后世历代不断得到改革与强化。这一财税政策是由于中国的儒学文化所构建的政治伦理所形成的，它扼杀了个人权利，遏制了法律的产生，刘教授提出要规范财政收入行为，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公民权利，并推进依法治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朝举博士从宋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进行剖析，认为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力图通过如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和均输法等措施开展财税改革，尽管在变法初提升了政府的财务，起到了一定的富国宽民的作用，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原因在于皇权不受节制，私人财产权利得不到制度保障，缺少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治理理念。总结得出限制政府的权利与职能范围，加强依法治国，依法治税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多位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广西财经学院李顺明教授对“康乾盛世”的整饬吏治、治河重农、减轻税负、安定民生等理财政政策进行了梳理，得出清王朝顺应时势，在政治、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利于政权统治的政策措施，使其走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辉煌时期。马长伟教授则对清政府采取的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税负休克疗法”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清初的财权集中到清末“干弱枝强”，从“税负休克疗法”的失败到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皆是由于民众的反抗，思想意识的提高，迫使政府对财政危机的处理办法进行不断改进，推动税制改革的结果。以史为鉴，这也为我国启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明确公私界限、支出责任和财力匹配、中央监管、制定预算等方面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上海财经大学的黄天华教授、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征所长、湖北经济学院刘晓风博士等学者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红军时期以及“”时期的财政税收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分析。黄天华教授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地方财权的滥用，且缺少财政监督使当时出现苛捐杂税滥觞的现象；王征所长对红军时期的中央高度统一的财政税收政策、统一的会计制度与金融运作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革命战争财力的需要。刘晓凤博士分析了时期的财政体制，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使财政管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财政监督制度严重倒退，实践证明只有安定团结的国家才有可能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杠杆。

也有些学者对中国税收制度进行了纵向的全景式梳理，财政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会洪钢主编认为中国尽管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规范的税收制度，但并非是税收国家，经历了汉到宋、元朝，封建政府通过专卖禁榷，财政性货币发行，官产收入和罚没与卖官鬻收入来获得财政收入，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发展成为税收国家，但是离预算公开透明和财政民主的财税文化发展国家的路还有很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罗兴副教授将自先秦到清朝雍正年间的多次财税改革进行分析，认为最有影响的三次财税改革（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对均平赋税和公平分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也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剂，这为今后我国的财政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财税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直接反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直接作用于财税制度与财政政策。作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也是这次研讨会上被学者们提得最多的传统思想，这一思想对我国历代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财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湖北省统计局叶青认为可以将当前的财税文化建设与财税制度改革召唤“回到孔子”的时代，继承发扬当时财政思想的精髓部分，包括轻徭薄赋、节用、藏富于民、公平公正等，为当前的财税改革提供借鉴方向。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思考文化振兴期、反腐期和生态保护期这新三期，进一步深入认识了解我国的财税文化。

《陕西国税》孙建录主编则从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来谈赋税。义利作为儒家文化的第一要义。因此，国家收入税赋是为了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这是尽其义；而百姓纳税是要享受这些权，这是获其利。在税收过程中要防止以利害义，也要防止以义害利，这表明政府与百姓应各尽其责，政府要合理制定财税制度，依法征税；百姓应自觉纳税，不能违法逃税，应建立纳税权利维护机构，保证纳税人的权利。同时还应看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需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将其进行现代转型才有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在当代的财税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吸收精华而去其糟粕。儒家文化中部分思想对我国的财税制度发展有着明显的限制与阻碍作用，我们应予以批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春英针对儒家思想中的“君权天授”进行了批判：缺乏法制，公共性职能缺失，公平性差，私人产权不受保护，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反弹性倾向和自上而下的方式；《陕西国税》杂志社曹钦白编辑认为受儒家的民本思想、重义轻利和轻徭薄赋的影响，部分税收官员成为无视民瘼的“聚敛之臣”。因此，赋税一方面需要法制，另一方面需要约束财税官员在谋求政绩时应遵守民主程序和法律，把握好平衡。

结合几大思想流派，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选取了秦汉时期几个主要阶段，对每一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及蕴含的文化进行了阐述，认为秦汉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深受以儒家、道家和法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财税政策措施丰富多样，财税文化异彩纷呈，财政统一、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节约开支、生家抑商、国家干预、国家专营、本末并重、抑制兼并等思想与措施对后代及当今社会的财政制度的制定有重要的启示。

三、财税文化物化形态研究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人的思维、意识或心理、或行为而表露出来，但是广义来说，它亦是有物态文化的层面，是人们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物态文化是文化诸要素中最基础的内容，他直接体现了文化的性质、文明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从建筑、器皿、衣、食等物品中寻觅到财税文化及制度的变迁，感受历史的足迹。

中国财税博物馆李玉环对中国财税博物馆进行了介绍，武汉地方税务局罗涛教授作为武汉税收博物馆的负责人，感同深受地认为税收博物馆作为生动形象地记录财税文化的载体对财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夏朝以来，4，000多年税收源流、税收思想、税赋变革都可以通过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图片、文字以及光、影、仿真场景来再现历史中的财税文化。这些物化形态中承载着深厚的财税文化，因此建好博物馆不仅为学者研究财务文化提供了具体实物依据，也为财税文化的宣传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方式。

作为财税物化形态的另一种具体的形式――税票，也在财税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曾耀辉将清朝税票的变化作为佐证来探究税收改革与社会嬗变的关系，分析出清代税收制度演变路径，认为税制变革对清代政权兴衰和社会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这对当代的财税改革有重大的启示，一方面要肯定税制变迁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税收苛重对政权与百姓都贻害无穷，因此税制改革应按经济发展规律平衡运行并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河北省地税局科研所李胜良先生将中国大运河作为一种活的线性物态文化来研究。中国大运河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相连接，连接杭州与北京，带动着中国东部物资交流和商业流通，刺激经济发展。大运河周边经济的发展，运河税收应运而生，通过对大运河变迁的观察不仅可以能看到沿河地区经济的衰荣，还能看到税迹、税路、税源、税粮、税仓、税镇、税关、税城等现象的出现，这些对研究财税制度与财税文化有重要的意义，能充分说明税收的历史地理价值。

四、中西财税文化对比研究

尽管中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与渗透，深深影响了各国的财税政策与制度。了解并借鉴西方的财税理论、制度和政策，可以促进我国的财税文化建设，对我国财税改革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武汉大学卢洪友教授作了题为《西方现代财政制度――理论渊源、制度变迁及启示》的发言，他梳理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18世纪再到现代的代表性的财政理论和观点，认为没有现代的国家就没有现代的财政制度，西方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委托、三权分立等思想不仅奠定了、法理和政治基础，同时也是现代财政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强调市场经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施诚教授对中世纪英国的税收与议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英国从开始征的丹麦金、盾牌钱、任意税到最后保存的动产税和关税的税收发展演变，是由于国王与议会在共同利益、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议会最终获得了批税权。这值得我国财税发展所借鉴，税收制度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关键是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进行逐步的改革与探索。

税收制度的制定总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相适应，中外古今莫不如是。“什一税”作为农业社会主要以土地与农产品作为税收对象的一个税种，它曾经在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中国财税博物馆武丹通过中外税收的对比来探究“什一税”在中西方的不同，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农产品征收十分之一的制度已不符合农业的发展要求。

一些税种是中西方共同自发而形成的，但有些却通过引入或借鉴而来的。例如，我国的印花税，就是在近代才被引入中国的。江西财经大学戴丽华、席卫群教授对印花税的西方起源与引入中国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印花税的征收最早出现在荷兰，主要是以商事产权凭证为征收对象，后来先后被丹麦、法国、英国等效仿，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清朝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再加上早期财税理论的深入传播，清政府在财政资金严重短缺时采取了裁并旧税和开拓新税源的财政措施，并尝试将商事凭证作为课征对象，虽然两次失败，但却形成了中国印花税的雏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借鉴西方合理的财税制度对我国财税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上海财经大学的刘守刚副教授从责任伦理与权利伦理的角度来对比中西方传统财政制度的现代转型，它认为中国的财政制度应从现有的责任伦理转型为兼顾权利伦理的现代财政制度国家。针对个人所得税未来的改革方向，海南大学王金兰副教授在分析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演变的基础上，总结对比了当前全世界主要几个国家所采用的征税模式的发展与经验，认为中国的个税改革应围绕纳税遵从，推动混合模式作为改革的方向。对中外财税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认识财税文化的历史发展路径，还可以探究其发展取向，推动中国财税文化研究。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财政；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7日

一、高校财政学课程特点分析

财政学是经济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其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围绕政府收入和支出进行研究，是一门侧重于宏观分析的理论课程。财政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政府行为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内财政学的课程体系和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对学生有如下基本要求：第一部分即基础理论部分，要求学生了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财政的含义和财政职能，理解“公共财政”的含义；第二部分即财政支出部分，重点围绕政府支出规模、结构和效率进行学习，学生应该会分析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内容；第三部分即财政收入部分，重点要求学生掌握税收方面的内容，包括计算以及评价我国税收制度；了解我国国债内容；第四部分即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学生应该了解我国政府预算的基本内容，掌握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第五部分即财政政策部分，重点在于要求学生会应用财政工具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国内大多数教材都是围绕这五个大方面展开分析。学习财政学对于本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专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学生经济思维模式的扩散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财政学教学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学教材上存在的问题。首先，财政学没有权威、科学和规范的教材，各高校、各出版社都有不同的财政学教材，种类繁多。各高校使用较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共主编的《财政学》，但是这本教材从适用范围上标明既适合于财政学专业学生也适用于各财经类专业以及工商管理类专业，由于其适合不同的专业学习，所以其内容体系相对全面，通俗易懂；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相对来讲重点不突出，且专业性不强；这就要求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学生有区别有选择的进行教学。有些新教师由于对财政体系掌握不透彻，在教学过程中没有针对本专业的特点，只能所有专业同一标准，同一内容，同样的教学方式，导致教学重点不突出，不同专业的学生也不能有重点的学习；其次，财政学的很多内容不符合财经类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要求政府职能也进行一定的调整，更多侧重于“公共财政”分析。但是，国内大多财政学教材内容变化不大，没有反映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变化和政府职能的调整。有些教材上适用的数据还停留在1995年，显然已经无法反映任何经济现象，更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意义。有些教材在再版的过程中，也未能对不符合现实的内容进行调整。如，如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政府行为，减少一系列寻租行为，也应该列入教材，体现理论的实际指导性。

（二）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上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来看，目前财政学在教学过程当中重理论、轻实践。很多教师照本宣科，没有和实际的任何联系，也很少利用财政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忽视了财政和实际政府工作的联系性。事实上，政府的重要工作会议内容就存在很多和财政理论的契合点，类似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每年召开的两会，财政预算、“三农”等问题都有涉及，也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为何我国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为何政府要加大“三农”投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利用书本知识从财政角度分析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够吸引学生的关注，提高其学习兴趣。

从教学组织形式上看，一般是教师满堂灌，学生记，考试考笔记，在一次课100分钟的时间内，很难保证学生的学习效率。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老师将教学内容一版版的输出，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没有任何形象化的教学手段，唯一的变化就是将板书变为播放幻灯片；有些老师幻灯片播放速度过快，信息量又较大，学生在课题上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整个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性。这种教学方式的结果就是，学生感觉课程枯燥乏味，越来越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也不够，经常是一知半解，只能在最后考试时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而且，有可能会出现学生逃课，以及上课睡觉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学生上课不听，出勤率低，也会直接影响教师授课的心情，进而影响到教学效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所以，要提高教学效果，需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上同时更新。

三、解决财政学教学问题的途径

（一）规范教材。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基础课，无论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离不开一本规范、统一的财政学教材，教材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财政学的教学效果；所以，有必要结合公共财政理论，考虑各专业学科特点，体现不同专业差异化的需求，有重点的制定教材。

教材内容设置上要体现中国国情，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对政府职能的影响，我国政府职能除了有传统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活动外，还应该增加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十”以来，牵涉土地占用的问题比较多，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财产成为国家重要的职能。同时要与国际接轨，在教材内容上体现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重要经济理论的发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内容分析财政问题，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内容。

（二）探索财政学多样化教学方式

1、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学在教学过程中离不开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比如，在公共物品定价方式中，除了有二部定价法、负荷定价法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如平均成本定价法、边际成本定价法，这些定价方式在讲解过程中离不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价格理论。再比如公共选择理论，也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程序和活动的例子，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人”假定用于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在承认其“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借助行政和法律手段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另外，在税收当中讲述税收的经济效益时，也是借助于消费理论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政府征税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消费者收入的变动，自然会产生所谓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是教授财政学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财政学是一门偏重理论的宏观基础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单独讲理论，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能够让学生融入课堂，参与讨论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初期，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次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合理应用案例，则教学效果会有很大提升，学生也能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案例教学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案例讨论、专题辩论、穿插案例教学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一国所得税率如何制定，到底是直线上升还是抛物线型更好一些，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学生可以在课前查阅资料，在讨论的过程中掌握基本理论。对于一些加深了解和记忆的内容，可以采用一般展示案例教学，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便利，放一些有代表性的视频，帮助学生加深了解。当然，选取案例要有时代性，如在讲到一国国债发行规模和限度问题上，让学生首先了解基本的国债理论；其次，结合欧洲债务危机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希腊，重点讲述其发生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影响。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查资料了解我国目前债务负担率以及赤字率等基本指标，分析我国债务状况。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结合案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3、针对不同专业“差异化”教学。财政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针对不同专业的教学特点，有重点、有区别的进行教学。对高校非财政专业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针对各个专业选择重点内容，如对于国际贸易专业，应该重点讲解国内税收理论知识，关于商品税、所得税具体知识，以及如何评价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而对于国际税收则不作为重点，因为该专业要系统学习国际贸易以及海关实务等牵涉到国际税收的课程，而其他专业课程又不涉及国内税收内容。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后续还有很多专业的财政课程要进行学习，在进行讲解的过程中重点放在财政基本理论，围绕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讲解，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财政分析能力，能够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加强理论知识的掌握。所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有区别地进行教学，才能够提高学生的财政知识。

4、计量经济学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计量经济工具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财政学实证研究的发展。自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量经济学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了财政学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财政收入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以及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领域。现实经济问题纷繁复杂，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要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对模型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财政学权威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宗旨就在于鼓励应用计量工具的原创性论文。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实证计量分析方法被大量使用。比如，在分析影响一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的因素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证明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财政收入规模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又会高于落后国家。要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借助最简单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简单的量化分析方法能够丰富财政学教学内容，又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水平。

（三）改变财政学成绩考核方式。在财政学考核中要避免以期末一次卷面考试作为学生最终分数的考核方式，根据各专业学科特点设计更加合理化的考核方式，注重将平时学习以及参与程度也考虑进去。作为宏观理论课程，考核时要尽量减少客观试题，增加能够发散学生思维，联系学生学习内容的扩散性思考题；要围绕财政学所涉及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等能力培养展开。设计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评分标准，在布置作业时也要尽量能够将财政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调动学生课下查找资料的积极性，这样的作业也可以作为考核的参考依据。做到既能让学生学到知识，又能够对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给予客观、公正评价。

总之，财政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基础课程，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结合教材、教学组织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等多方面改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财政学教学改革的突破。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高玉强，张磊.财政学的跨学科属性及教学方法多样性刍议[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1.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9篇

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是财政学得以建立的基础，而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体系得以建立的根基。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财政学的理论体系是向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方向发展的。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来建设我国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根基。由此也可以看出，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建立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财政学;理论基础;根基

引言

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不同于对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常有学者将这二者混为一滩。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是为了挖掘出财政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根基，是对财政学理论的深层次挖掘，从而得知财政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因此，不同的财政理论基础会产生不同的财政学理论体系、结构以及基本内容。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对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做出了深入的探究，希望能为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一、财政学在我国的传播

从本质上来说，财政学是关于人类财政活动的研究科目。因此，由于人类的财政活动离不开政府的职能定位，就使得财政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的联合起来。西方财政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一时期，我国对西方财政理论有了较多的吸收，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国财政界的学者们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财政学理论进行了改造。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善，国内众多学者从国家职能和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角度，提出了“价值分配论”等多种财政理论体系的创新理论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财政理论探索被高度的重视起来，随着“社会再生产论”以及“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创新见解的产生，使得中国财政学理论基础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

明确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其根基，不仅能够帮助财政学者们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财政运行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可以让财政学者们合理的认识财政的社会属性和本质特征，从而辨别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间财政的不同实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学者们才能提出科学且合理的财政方针，从而推动我国财政学的发展。

（一）我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理论依据

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设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条发展线索而展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想要了解财政学理论基础的理论依据，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有着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社会再生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主义原理说明了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科学的解释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学说是我国财政学者进行社会属性和运行规律研究中，最具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再者，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向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实践有力的结合起来。这个理论中包括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多个方面的建设内容，是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由于财政学需要被运用于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所以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离不开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总之，邓小平特色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我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根基，就是因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要以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二）我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政治依据

我国的财政学作为研究财政运行规律的学科科目，其理论基础应该以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定为基本的依据。在我国的宪法中，从多个角度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及时的现代化建设，从而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学的建设和教学中，要做好国家宪法和党中央有关规定的学习，从而坚持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基础，使我国的财政理论与国家的重要决策保持一致。因此，将财政学局限于经济学的范围内是有重大的缺陷的。财政问题首先要被当做是政治问题，从属于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制度，财政活动都是以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为导向。比如赋税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财政政策和措施，都需要与国家的政治学相符合，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的财政工具。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历来也是为国家政策的开展而服务的，所以我国财政理论与政治学的结合也是显而易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财政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密切。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政治问题，也会受到国家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需考虑到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确立也要以政治为主要依据。

三、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财政理论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政治制度确立情况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深入的联系。我国的财政学从根本上来说已经开始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成为了依托经济学和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多个领域的学科。所以，想要对我国的财政学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就需要从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方向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探究，从而推动财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进行研究，对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J].财经研究，2011，03（37）：5059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财政；财政法；财政法制；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 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政法教科书作者-./.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的统一法律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李鹏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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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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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3西方行政学说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010200学前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010700教育管理（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010800教育学（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012500义务教育（独立本科段）　 09291初中语文课程与教学

09294初中数学课程与教学

09297初中英语课程与教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020200思想政治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030200体育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10500汉语言文学（本科）　 00540外国文学史　 00536古代汉语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0541语言学概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20100英语（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30200广告学（独立本科段）　 00642传播学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40800音乐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41000美术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10200历史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010200数学教育（独立本科段）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020200物理教育（独立本科段）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030200化学教育（独立本科段）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040200生物教育（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070200地理教育（独立本科段）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8030700机电一体化工程（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8220800计算机信息管理（独立本科段）　 02142数据结构导论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010500金融（专科）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55企业会计学

04729大学语文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14600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基础科段）（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100工商企业管理（专科）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55企业会计学

04729大学语文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300会计（专科）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67财务管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6成本会计

04729大学语文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700市场营销（专科）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900旅游管理（专科）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2022800物流管理（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5362物流英语

02026500采购与供应管理（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5362物流英语

03011100律师（基础科段）（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011200法律（基础科段）（专科）　 00242民法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23中国法制史

00261行政法学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243民事诉讼法学

04729大学语文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030100行政管理（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63管理心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182公共关系学

03350社会研究方法04729大学语文

00312政治学概论

04010100学前教育（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4010300小学教育（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4012400义务教育（专科）　 09278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030100体育教育（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5010200秘书（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5011400汉语言文学（基础科段）（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29文学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429教育学

00536古代汉语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　 00012英语（一）

00031心理学

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5020700英语（基础科段）（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5030100广告（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5030300公共关系（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5030800新闻学（基础科段）（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7010100数学教育（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8030600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8080100房屋建筑工程（专科）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8220700计算机信息管理（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9010400园艺（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9060100农业经济管理（专科）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4篇

提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化进行综述，突出我国财政体制理论形成的特殊性，重点归纳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对我国“分税制”体制理论产生的影响。

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王绍飞.明确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加快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J].中国财政，1988.2.

[3]陈共.1994年税制改革及分税制改革回眸与随感[J].地方财政研究，2005.1.

[4]寇铁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1995.12.

[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

财经政法论文范文第15篇

提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化进行综述，突出我国财政体制理论形成的特殊性，重点归纳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对我国“分税制”体制理论产生的影响。

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王绍飞.明确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加快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J].中国财政，1988.2.

[3]陈共.1994年税制改革及分税制改革回眸与随感[J].地方财政研究，2005.1.

[4]寇铁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1995.12.

[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