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论文范文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款消费；内需；经济增长

2015年刚刚过去，根据商务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达到3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全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60%，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首要动力，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处于领跑位置。

在2012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有一种论调认为，“八项规定”等反腐利剑客观上影响了社会消费，尤其是餐饮等行业受波及严重。但实际上通过2015年1-11月中国银联的大数据：大众餐饮银联网络消费笔数占比为96.7%，较2014年提升0.7个百分点；餐饮业整体消费强度为434元/笔，较2014年下降5.4%，其中大众餐饮消费强度为349元/笔，较2014年下降5.3%。说明目前居民大众餐饮消费频次显著提升，消费强度（单笔消费金额）逐步回落。也就说目前消费的主体是大众消费，公款消费等非正规消费形式正在逐渐淡出消费主体范畴内，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增长更多得需要依赖内需的发展，毕竟当下外需低迷，全球经济发展迟缓。

但是现实是否与理论相符呢，下文将从理论上对公款消费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公款消费的简单定义

公款消费，顾名思义即用公款进行消费的行为。广义的公款消费包括生产性公款消费和生活性公款消费，后者以“三公”消费表现最为突出。而本文的公款消费也主要指后者，也即狭义的公款消费。需要注意的是，公款消费需要区别对待，必要的公款消费是应该而且必须的，毫无疑问起积极作用；而本文讨论的公款消费增长主要指不必要的公款消费，其作用是好是坏就值得商榷了。

二、公款消费真能扩大内需吗？

首先，简要分析下前文观点的看似合理之处。根据需求理论，公款消费的增长，将增加预期收入/开支，从而增加需求，即所谓扩大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如图所示，初始的需求曲线D与供给曲线S，于点A（Q，P）达到初始均衡。公款消费，预期收入/开支，需求，供给曲线S不变，需求曲线由D右移到D’，S与D’于点A’（Q’，P’）再次达到均衡。即需求由Q右移到Q’，即公款消费增长扩大了内需。反之则得：限制公款消费抑制了内需。

但是，上述分析只是静态的分析，即其他条件不变下的分析，也就忽视了公款消费增长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正是这影响导致了公款消费不一定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公款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的极度扩张，将直接减少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减少众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居民的消费。也就是说，公共消费的增长以居民消费的减少为代价，公共消费增长对扩大内需未起实质性作用。

其次，公款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的极度扩张，致使政府支出用于消费的部分大大增加，而用于生产的部分则大大减少，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整个社会付出的机会成本巨大。公款消费的增长以政府投资的减少为代价，若将内需简单分为消费与生产两部分，公款消费增长对扩大内需仍未起实质性作用，甚至得不偿失。

所以，笔者的观点是：公款消费的增长只是对居民消费的替代、对政府投资的替代，并未有实质性的扩大内需。而当前限制公款消费造成的内需萎缩、经济减速只是短期内因被替代的居民消费、政府投资尚未补充回来，而在长期内则不会存在。

三、公款消费对经济方面的其他不利影响

公款消费不一定能扩大内需，也就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公款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的极度扩张，将对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首先，公款消费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于公款消费使用的是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用了还想用”，公款消费的主体对价格的涨跌并不感兴趣，需求的价格弹性很难发挥作用，经济对价格的敏感性较差，价格竞争机制不是很灵，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更大发挥。

其次，公款消费增长易引发通货膨胀。公款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的极度扩张，易引发财政赤字的形成与扩大；如果以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易造成货币超发，引发不必要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公款消费增长易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公款消费中，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普遍存在着高档消费、奢侈品消费等现象，不仅对社会民众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助长了社会奢侈之风，更严重误导了市场与投资，致使其偏向于奢侈品等行业，而真正具有创造力与成长空间的行业反而得不到投资，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简言之，公款消费及其增长对经济方面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得到限制。反言之，限制公款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解放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将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四、公款消费对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

除经济以外，公款消费还对社会的其他方面起着种种不利的影响。

首先，公款消费易造成。政府官员借公款消费之便利，行之事实大有人在，通常以高档餐饮、星级酒店、台挂历等形式，巧立名目、投机取巧，、行贿受贿、牟取私利大行其道，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政府形象受损，政府公信力大为下降，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其次，公款消费易引发不良社会风气。正如上文所言，公款消费中，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普遍存在着高档消费、奢侈品消费等现象，对社会民众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致使社会民众热衷于追求奢靡奢侈，引发不良的社会风气，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公款消费对其他方面的种种不利影响，都将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增长，不进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有必要限制公款消费及其增长。即限制公款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

五、总结

总之，笔者的观点是公款消费是否真实扩大内需不得而知；但抑制公款消费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及其长远发展。

笔者认为，由利己性驱动并制约的、进而互利的市场应是自由的，由市场中的个体自由选择、自主决策、自己承担后果；而政府的职能则应限制在：提供一个自由、公平的环境，且由于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政府以独立经济个体的身份间接引导、协调、弥补市场个体的行为。（此即为我心目中的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抑制公款消费显然有利于这样的政府职能的实现。而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求政府“放权”，而抑制公款消费、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费显然符合当前经济现实发展的趋势与要求。这样一种自由市场的实现还有赖于政府在制度与法治两方面的不断完善与创新，抑制公款消费也应该放在制度与法治层面来综合考虑。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理论工具分析：委托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2]呼建光， 毛志宏.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J].社会科学，2013（2）.

[3].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困境及其完善，上海经济，2012（4）.

[4]张蕴萍.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J].学习与探索，2013（1）.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公”消费 在职消费 政府补助 宏观环境

一、引言

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总理代表国务院提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2013年9月中央公布《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2013年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要严格控制国内差旅费、因公临时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出;中央在2013年在新形势下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对降低“三公”消费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三公”消费水平还是较高，不合理的“三公”消费作为社会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消除。

“三公”消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对于一个国家，“三公”经费是各部门履行职能的必要支出，理应由政府承担。但是公务人员在工作之外的费用，就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很多公务人员利用公职之便，谋取私利，一些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也计入“三公”经费。因此，老百姓对巨额的“三公”消费很不满，对其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

腐败是世界性现象，关乎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并已成为困扰各国政府治理的顽症。腐败会导致资源低效配置，阻碍经济增长（Mendez & Sepulveda，2006），拉大收入差距（Gupta et al.，1998），制约外商直接投资（Egger & Winner，2005），甚至影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Anderson & Tverdova，2003）。

随着中央一系列法规文件的出台，防腐倡廉之风也从政府吹向了企业，对降低企业的在职消费有重要影响。在职消费是指企业高管人员，获得除工资报酬外的额外收益。在经济学文献中，在职消费也被作为问题的表现形式。然而，如果在职消费完全是成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股东有动机限制高管的在职消费。但是，考虑到高额的监督成本，消除在职消费未必是企业的最优选择;相反，允许职员享有特权、额外津贴和福利并相应降低职员货币薪酬或许是一种次优选择。因此在职消费行为有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在职消费会提高企业的成本，但一定程度的在职消费也可以提升企业效率。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文献综述

在职消费普遍存在世界各个地方，但由于自身存在的隐蔽性和难以量化等特征，国内外仍没有统一的界定方法和明确的定义。国内最早对在职消费定义是卢现祥（1996），他将在职消费定义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其职位免费享有的消费或津贴，包括能分配到更好的住房、私人用车、利用公款吃喝、娱乐、支付国内旅游、国外旅游费用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报销等等”。陈冬华等（2005）将在职消费界定为“财报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中具体八项明细：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小车费、办公费、董事会费和会议费”，这些项目高管都比较容易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部分学者从观的角度研究在职消费，他们认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是分离的，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不能完全一致，其利益可能会发生偏离甚至背离，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有时会更多地谋取私利甚至不惜损害公司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经营者不一定依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经营，而在职消费的成本全部由股东承担，经营者可以免费获得额外的收益，在缺乏内外部监督情况下，经营者追求在职消费的动机会加强（Jensen、Meckling，1976）。尽管股东对经营者薪酬契约做出调整就可以缓和在职消费的问题，但调整后的薪酬仍然不能够挽回在职消费给公司带来的资源损失时，在职消费成为了公司的成本（Fama，1980）。企业在职消费行为作为管理层特权的一种表现，一旦经理人滥用这种特权，会带来市场负面效应（Yermack，2005），降低公司价值（Grinstein，Weinbaum and Yehuda，2008），从而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在职消费有一个“度”的问题。约束条件使得在职消费表现为一个“度”，而这个水平决定了在职消费是更倾向于还是效率观，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的有效性就决定了这两者的均衡。

（二）假设发展

越来越庞大的“三公”消费支出引发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因此严格限制“三公”消费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2012年10月1日起，县级以上政府需将“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并定期公布。财政部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央本级，包括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执行数为71.54亿元，与2013年年初预算相比减少8.15亿元，下降10.2%。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都能够一定程度地遏制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都为“三公”消费的降低提供了可能。

综上，随着2012年、2013年我国对“三公”经费的严格控制，特别是2013年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出台，为我国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更为廉洁的宏观政治环境。因此提出本文假设。

假设1：国家宏观政治环境越公正廉洁，“三公”消费水平越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越低。

政府“三公”消费行为涉及政府的腐败，而企业在职消费行为涉及企业的腐败。对企业而言，腐败行为兼有“保护费”（Protection Money）和“剂”（Grease Money）的双重功能。所谓“保护费”是指企业通过腐败行为可以使得自己免受政府官员的进一步敲诈和掠夺;“剂”则是指腐败行为可以实现某种资源配置功能（Left，1964;Huntington，1968;Beck&Maher，1986;Lien，1986）。大量经验研究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Bardhan，1997）。这主要是由于在宏观经济层面，腐败的影响不仅与制度缺失、政府治理失效以及发展阶段等因素高度相关，也受到研究者所持立场的影响（Campos et a1.，2010）。基于这一判断，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这一微观主体。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的腐败行为会阻碍企业成长（Fisman&Svensson，2007;De Rosa et a1.，2010）。但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了腐败有利于企业成长的证据（李捷瑜、黄宇丰，2010），企业的腐败行为与其成长之间有着正向关系（Wang&You，2012）。在公平竞争机制缺失的转型经济中，贿赂等腐败行为发挥着特殊的资源配置功能，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而我国也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招待费是在职消费的重要内容，而黄玖立、李坤望（2013）研究发现，招待费的确被企业用作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招待费支出越多，企业获得的政府订单和国有企业订单也越多。综上，在职消费行为多涉及腐败，而腐败对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成长有某种积极作用。因此提出本文假设。

假设2：国家宏观政治环境越公正廉洁，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与政府补贴负相关。

三、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模型与变量界定

为考察国家宏观政治环境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和在职消费对政府补贴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研究模型：

Perk=α1+α2year2011+α3year2013+α4lnSize+α5lev+α6Soe+α7ROA+α8Dual+α9Top1+α10Herf+∑Industry +ε （1）

Subsidy=α1+α2perk+α3year2011+α4year2013+α5lnSize+α6lev+α7Soe+α8ROA+α9Dual+α10Top1+α11Herf+∑Industry +ε （2）

变量及其定义详见表1。

（二）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13年A股上市公司的7 482个数据为研究样本，为消除由于企业披露不全导致的数据缺失对整体研究的影响，剔除了在样本期上市或退市的公司，在职消费披露不全和政府补贴披露不全的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的数据，最终得到符合要求样本的5 990个数据。在职消费总额数据来自数据库并加以手工整理，政府补贴总额数据来自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同时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按5%做Winsorize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四、描述性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结果显示：（1）Perk最大值为18.7451，均值为16.0137，说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平均值为16.0137，在职消费水平最高为18.7451;（2）Subsidy最大值为18.7451，均值为15.4537，说明政府补贴平均值为15.4537，最大值为18.7451。

（二）差异性检验表

主要考察变量的差异性检验表见表3。结果显示：（1）国企与非国企的在职消费水平均值差异性检验和中值差异检验都很显著，表明在职消费水平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2）国企与非国企的政府补贴均值差异检验与中值差异检验很显著，表明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

五、实证分析

（一）假设1的验证

年度虚拟变量与在职消费的基本回归分析见表4。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治理水平这些影响因素和行业后，企业在职消费行为仍与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随着“三公”消费的公开与严格限制，企业在职消费水平有大幅降低。

具体而言：（1）在总样本回归中，股权性质与在职消费水平正相关，说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水平;（2）在分组回归中，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与2013年的年度虚拟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我国宏观政治环境改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明显减少，因此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3）同时本文采用的是稳健的标准误差，考虑了异方差;（4）本文计算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3.17，在0―10之间，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假设2的验证

年度虚拟变量、在职消费水平对政府补贴的影响的回归分析见表5。结果显示：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善，年度虚拟变量与政府补贴负相关，在职消费水平与政府补贴正相关，这说明随着“三公”消费的严格限制，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和在职消费水平降低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补贴也相应减少。

具体而言：（1）在总样本回归中，股权性质与政府补贴正相关，说明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2）在分组回归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与年度虚拟变量负相关，并与在职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越低，获得的政府补贴也越少，假设2得到验证;（3）本文计算了其方差膨胀因子为3.14，在0―10之间，表明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六、稳健性检验

另外，本文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所限，表格并未列示。首先，本文在主回归的基础上更换了被解释变量的变量，采用人均在职消费这一指标，即企业在职消费总额除以企业员工人数，发现已有的结论仍然存在。其次，本文在主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CEO和管理层特征的变量，例如CEO薪酬结构、CEO年龄、性别和过度自信等指标，发现结论仍然稳健。最后，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本文尝试采用了差分模型和滞后一期的模型，发现主回归的结果仍然存在，结论稳健。

七、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即以公开和限制“三公”消费为主的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与企业在职消费负相关;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随着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在职消费的减少，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也相应减少。

本文研究的特色体现在：（1）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重点研究企业内部治理对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而鲜有学者从整个宏观政治环境出发去研究公司的外部治理，本文则着重研究宏观在职环境对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丰富了此类研究;（2）本文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去考察国家宏观政治环境改善，企业在职消费水平下降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会使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有所减少。

本文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1）由于样本期间只有3年，无法全面动态地考察国家宏观政治环境对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也无法动态地考察在职消费水平对政府补贴的持续影响;（2）由于一些企业关于管理费用中涉及在职消费的金额和获得的政府补贴披露不全，导致无法对所有的上市公司予以考虑。尽管如此，这些缺陷不足以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参考文献：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92-101.

2.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

3.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经济研究，2014，（6）.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政府,行政支出,“三公”消费,政府经济学

一、控制政府行政支出的必要性

公共开支的合理增长并不意味着行政支出可以不受限制的膨胀，我们需要划清政府行政开支的合理增长与恶性膨胀之间的界限。“三公”消费作为政府行政支出里最大的开销项目，其恶性膨胀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成本的整体上升，还会引发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的质疑。以下笔者将从社会契约论、效率与公平的视角分析控制其恶性膨胀的必要性。

（一）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

社会契约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核心精神即每个公民出让部分的个人权利，共同缔结契约，从而获取平等的契约自由。而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契约思想的核心是委托—关系，即公民为了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对个人财产和权利的有效保护，共同缔结契约，让渡部分私有财产，组建并委托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

公民出资委托政府提供服务，意味着政府作为人的角色应当服从委托人的意见表达，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诉求。委托人支付政府组建及运转的行政管理费用，这些资金的使用必须经过委托人的同意和授权，且资金的使用过程应当接受严密的社会监督。

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控制政府行政支出的恶性膨胀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在良好的委托—关系中，人应当在委托人的监督和授权下，控制行政成本，严格管控经费的使用情况，维持诚信友好的契约关系。

（二）从效率的角度

追求效率最大化一直以来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在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的研究方面，新公共管理学派的理论独树一帜，将当代政府管理引入效率时代，引发了全球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理论又被称为“企业家政府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将企业的经营理念引入政府管理中去，运用成本—效益工具，缩小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创造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提供环境，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构建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对政府的行政效率下一个定义，行政效率即政府部门在实现公共目的的过程中，所耗费的行政成本与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之比。从广义上说，行政成本不仅包括公民为享受公共产品而让渡的部分私有财产，还包括整个社会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所耗费的时间、精力、人力等资源；从狭义上说，行政成本即政府部门自身运转所耗费的人力、金钱、时间等资源。假设政府提供一项公共产品的成本=公共产品自身耗费的成本（如原材料）+政府行政成本（如官员工资），那么削减政府部门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就可以减少这项公共产品所耗费的总成本，从而达到减少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乃至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目的。

（三）从公平正义的角度

除了“效率”之外，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部门经济学还以实现“公平”为主要研究目标。硕士论文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控制政府行政开支的必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一是从政府行政经费的来源角度，二是从政府行政经费的开支角度。

近几年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公开了“三公”消费账单，预算外收入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普遍质疑，人们有理由怀疑这部分收入是否与政府过度参与市场、寻租、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等行为相关，而这些行为显然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二、 “三公”消费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约束惩戒力度

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为基准的财政收支制度，但关于“三公”消费这一重点内容却无明文规定，既没有对“三公”消费进行概念界定，也没有明确的关于其记录格式、公开监督、惩戒等内容规定。解决“三公”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从制度上进行规范，我国还需要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将“三公”消费真正纳入法律轨道进行控制和约束。

（二）统一口径，分类细化

从各级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消费账目来看，存在账目信息大而不详、记录格式不统一等问题。如大部分政府部门仅公开了“三公”开支总额，但对于详细的分类、用途等却无具体说明，这种公开记录使得各级人大以及社会公众难以了解这些开支的含义，从而难以进行约束和监督。为此，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三公”消费账目格式，对各项支出进行统一分类，并细化每项支出的具体内容和使用过程，使公众真正读懂“三公”消费报告的每项内容，便于行使监督权利。

（三）与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相挂钩

节约行政开支不应当仅仅成为一项口号，还应与政府部门绩效和官员个人绩效相挂钩，实行奖惩才能发挥实效。将预算与绩效考核相关联，首先应当衡量部门的行政成本，在保证行政效率的前提下尽量压缩经费，建立适度合理、分类详细的部门预算方案。通过监督预算执行过程，对收支平衡以及厉行节约的部门和个人进行奖励，对严重超支的部门和个人进行惩处。

（四）加强信息公开，内外监督相结合

政府财务信息公开是监督控制的前提，全国应当确立统一的“三公”消费公开时间，将预决算信息的公开作为预算流程的例行程序。同时，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应当内外结合，从内部来说，上级政府部门应履行好对下级财政预算的审查和监督工作；从外部来说，应由人大和审计部门主导，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辅助进行政府预算的监督和审查工作。

（五）营造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行政氛围

提高行政人员的节约意识，创造清廉的行政氛围也是治理“三公”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纷纷转变工作作风，推行节约清廉的工作方式，借助行政和舆论的力量有效地减少了公款宴请、公车私用、公费出国等腐败浪费现象的发生，这些转变说明了良好的行政氛围对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官员素质、提升政府形象所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菲：强化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9期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上海；80后；文化消费；分析。

1问题的提出。

消费作为人类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消费中的一部分，中国国内文化消费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消费的发展更加迅速。其实，所谓的文化消费[1]，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即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在经济条件宽松充裕以及具备闲暇时间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获取知识、陶冶身心、娱乐自我等需求的满足，而对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和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进行的一种消费行为[2]。文化消费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并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带动作用。在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标准。若从消费的形式来看[1]，它包括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和个人文化消费；其中，个人文化消费又可根据消费的内容划分为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与个人文化活动消费。再从消费内容的广义上来看[3]，文化消费又包括教育、旅游、体育事业、文化娱乐场所、广电音像制品、戏剧舞蹈等等服务行业。在此基础上，还可将健身、体育表演和赛事观赏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娱乐休闲活动纳入其中。

同时，学者们还进一步提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而80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与前人已经截然不同；这样，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主要消费群体，探讨80后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特征，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本研究将从社会公共文化消费、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以及个人文化活动消费三方面，选取上海地区的80后群体作为调查的对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费的现状，并总结与提炼其文化消费特征及规律。实地的调查通过随机街访的形式完成，发放问卷600份；经过严格的筛选，共收集有效问卷503份。

2社会公共文化消费的研究。

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属于最基本的消费，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一般由政府组织，旨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本研究从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知晓度、每周在社区公共活动中心时间以及每年去社会公共文化场所次数三方面，来探讨上海80后群体的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情况。

2.1 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可发现有59%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知道可在这些场所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有41%的80后表示不知道有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无法利用这些场所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该调研结果表明，虽然较多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但仍需社区服务中心做好宣传工作，以吸引更多的80后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活动。

2.2 80后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可发现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0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69.3%，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18.5%，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以上的人数仅占样本总量的12.8%。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每周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而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也应丰富自身的活动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前去参加。

2.3 80后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次数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年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次数的调研，可发现80后群体去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次数，要远多于其去纪念馆、美术馆及文化馆的次数；特别是80后群体中没有去过纪念馆的人数接近总体样本的70%，即纪念馆为80后群体每年去的次数最少的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与图书馆相比，80后群体每年去博物馆的次数要更多。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较多受流行性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偏爱“快餐文化”的消费，对博物馆等观光性质的场馆偏爱度较高。

同时，通过80后群体“不去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原因的调查，还可发现80后群体提及最多的原因为“工作繁忙”，这样从侧面论证了80后群体“偏爱快餐文化”消费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另外，提及因场馆设施不好或活动中心服务不好等原因而不去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人数最少，这也表明目前场地及服务因素并不是阻碍年轻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

3个人文化消费的研究。

3.1理论基础及方案设计。

毫无疑问，关于个人文化消费的概念及内容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已经成功地嫁接了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视域，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较为清晰地解析出个人文化消费的本质及其研究的范畴。但个人文化消费概念及内容的研究，仅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表层部分；而关于个人文化消费动因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才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个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但却未能深入探讨文化消费与以上相关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以至于缺乏显著性的成果。

当然，该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题有关；“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体问题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为国内学者们的首选。但是，若能选择典型性的实证样本，并准确定位于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现状的成因，将会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应用的局限性，以实现文化消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关于该目标的实现，可以从国外社会学家提出的“消费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鉴。

这是因为，“消费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将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费”的边界维度；也即消费并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属性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改变、艺术审美变化等事实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费研究中的应用就成为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及文化的不同，使得文化消费研究中“社会阶层结构”在国内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现于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划分，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地位划分。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论设计，在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与数据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将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80后文化消费的内容；（2）社会事实的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消费，后者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位、月可支配收入这些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

在具体变量的统计上，首先是关于文化消费变量。其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变量为：每月读杂志的数量、每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数量、每月购买影碟的数量、每月由网络看电影的数量；文化活动的消费变量为：每年看戏剧的次数、每年看演唱会的次数、每年听音乐会的次数、每年看歌舞剧的次数。最后，本研究还选择4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设置的具体选项如下：

性别：男、女；教育程度：高中程度（高中及以下、中专），大专程度（非全日制大专、大学、全日制大专），本科程度（全日制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职位：初级职位（学生、机关或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的一般职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干部、企业/公司的部门经理或中层干部、个体从业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企业/公司的厂长或总经理、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月可支配收入：低可支配费用（4000元以下）、较低可支配费用（4000-5999元）、中等可支配收入（6000-9999元）、较高可支配收入（10000-13999元）、高等可支配收入（14000以上）。

3.2性别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性别特征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并不存在着差异（P>0.05）。这说明男女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性别特征的组数为2，且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不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1。

3.3教育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P

表1

性别因素下方差分析结果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0-2”、“购买数量6-10”和“购买数量11-15”三个区间上，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购买数量11-15”和“购买数量>15”三个区间上，研究生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教育程度对80后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区间上，且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少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上；研究生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区间上，且大专程度以上的80后群体中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多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这表明，教育程度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3.4职位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差异（P>0.05），而在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不同职位的80后群体在各区间的分布人数上基本趋同，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初中级职位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高级职位的80后群体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和“消费次数>5”区间。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

3.5收入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由于高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仅为3.27%，不具有普适性，可考虑将其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合并为新的“高等收入群体”，以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1-15”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及高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的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的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80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的区间上。这表明，收入水平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4研究启示。

经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性别特征因素不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教育程度、职位等级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对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职位等级会对居民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在影响的显著性上，不如教育等因素明显。因此，通过所得到的结论，后续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方面展开：

（1）补充文化消费的研究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引入不同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支出变量，从而确定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大小；（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交叉，找出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的成因；如将年龄层次与收入水平两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准确界定各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大小；（3）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在都市居民文化消费中的影响作用，分析其他的外界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的前提下，研究居民生活形态变量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米银俊，土守忠，孙浩。浅析《资木论》中的文化消费[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2，（3）。

[2]仝如琼，王永贵。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J].商业研究，2010，（3）。

[3]刘珉曳，赵华朋。陈丽芬。陕酉文化消费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5，（23）。

[4]欧翠珍。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经济学家，2010，（3）。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 消费税 需求曲线 需求价格弹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一、问题的提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

在明确了这个目标的前提下，我们讨论如何去处理收入分配公平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个切入点，在这里我想从税收的层面分析。在我国的许多税种中，消费税是一种对商品价格具有很好调节总用的税种，我将从该税种出发，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支撑，辅助以数学上的简单推导，最后看消费税对收入分配的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二、消费税概述

消费税是指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消费税可分为一般消费税和特别消费税，前者主要是指对所有消费品包括必须品和日用品普遍课税，后者主要是指对特定消费品或特定消费行为如奢侈品等课税。消费税以消费品为课税对象，是国家贯彻消费政策、引导消费结构从而引导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因而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体现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消费税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分析

（一）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曲线斜率的关系

如图：设需求曲线在点A处的斜率为α，点A处对应的价格和消费量分别为，。在A点处的需求价格弹性为。

从上式可以得出需求曲线上某一点的点弹性与斜率的绝对值成反比

同理，对于供给弹性与供给曲线的斜率成反比

（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消费税的负担情况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消费税对消费者征收还是对生产者征收，不影响两者对税费的负担情况，所以不失一般性，我们选择以对消费者征收考虑问题。

如下图，初始均衡点为A，对消费者征税后，需求曲线下移，从移至，与供给曲线相交得新的均衡点B，设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为α，供给曲线的斜率为β，对消费者征收的消费税为P

显然，为消费者对税收的负担，为生产者对税收的负担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曲线斜率越大，对于消费税的负担越大，再根据斜率与弹性的关系，得出出弹性越小税收负担越大。

（三）消费税对收入分配作用的分析

以正常商品为例，将消费者分成两个群体，一是高收入阶层，二是普通收入阶层，当国家对消费征税时，相当于提高了商品的价格，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他因为价格上升而放弃该商品消费的数量显然比普通收入阶层的数量少，所以我们可以说高收入阶层的需求价格弹性小，而普通收入阶层需求价格弹性大。

考虑市场上的某一商品，现国家对于征收消费税为P，该商品的生产者的供给曲线的斜率为β，高收入阶层对该商品的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为，普通收入阶层的需求曲线 斜率的绝对值为。根据弹性与斜率的关系易得

根据上面的结论可知：

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为：

普通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为：

因为，所以，即

所以

结论，对于商品征收消费税，高收入阶层比普通收入阶层支付更多的税费，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征收消费税有助于国家收入分配政策。

四、结束语

收入分配公平是我们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不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实际上的操作。本文只是简单的从从消费税的角度讨论了如何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同时也对其作出相应的理论推导，并最终得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论。当然，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的层层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之作――《经济学原理》[J].系统工程. 2001(02)

[2]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三版[J].中国总会计师.2005(12)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并轨；实证；点评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003-05

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公式。经过我们长期的研究，找到了实证法。用马克思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对现代经济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应用科学数据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社会产生的经济问题，私有制经济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萎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都能追溯出原因。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寻找社会再生产高速增长的正确办法，让不同世界观和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形成共识，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将实证法简要介绍如下。

一、 两大部类分类与统计核算数据（简称SNA）并轨

1.社会总产品W = GDP（SNA支出法的GDP）

2.Ⅰ部类商品ⅠW = 资本形成总额（SNA支出法的资本形成总额，含进出口净额）

3.Ⅱ部类商品ⅡW = 最终消费（SNA支出法的最终消费）

二、用两大部类公式平衡条件，推导出实证法的消费公式

1.两大部类公式

（1）ⅠW+ⅡW=C+V+M=W 总产品公式

（2）ⅠC+ⅠV+ⅠM=ⅠW Ⅰ部类公式

（3）ⅡC+ⅡV+ⅡM=Ⅱw Ⅱ部类公式

（4）ⅠV+ⅠM≥ⅡC 两大部类平衡条件

其中，ⅠW一部类产品，ⅡW二部类产品，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或利润，W社会总产品，ⅠC、ⅠV、ⅠM、ⅡC、ⅡV、ⅡM分别为一、二部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或利润。

2.推导出消费公式V+M≥ⅡW

将两大部类平衡条件（4）ⅠV+ⅠM≥ⅡC，代入Ⅱ部类公式（3）ⅡC+ⅡV+ⅡM=Ⅱw中，得到ⅠV+ⅠM+ⅡV+ⅡM≥ⅡW，整理后（V+ⅡV）+（ⅠM+ⅡM）≥ⅡW，因为ⅠV+ⅡV=V，ⅠM+ⅡM=M

所以V+M≥ⅡW，我们把这个推导出来的公式，称之为消费公式。

V+M≥ⅡW和ⅠV+ⅠM≥ⅡC，两个公式都是两大部类实现的平衡条件，从不同角度产生的两种表达方式。

三、两大部类公式的正确使用

1.两大部类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并轨，统一分类和分界

两大部类公式之所以不能得到实证的应用，原因之一，在于马克思定义的两大部类究竟在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过程哪一点做出分类和分界。

列昂惕夫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投入产出表，将再生产过程，抽象出三法统一的等值原理，从支出法的商品销售，商品和货币相互转化的结果，作出泾渭分明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分类和分界，成为世界SNA国民账户体系的理论依据。

我们经过研究和论证，终于在投入产出表中找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交汇点。把SNA支出法GDP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分类和分界，与一、二部类对应并轨，准确的定位到，当年完成三法等值统计核算的经济指标成果，是唯一准确、完全对接的分类和分界的交汇点，两者在此并轨是科学正确的。使不同世界观和理论，形成了统一共识的分类和分界基础，不影响各自对经济的分析和判断。

2.V + M ≥ⅡW消费公式是实证法的入口

两大部类公式之所以不能得到实证应用，原因有二，与SNA并轨后的统计核算数据，依然无法直接运用到ⅠV +ⅠM ≥ ⅡC两个部类平衡条件中。而我们用其推导出来的另一种平衡条件的表达方式，V + M ≥ⅡW消费公式，则成为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的入口。

ⅠV +ⅠM ≥ ⅡC两个部类平衡条件，清晰的表达了两个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关系，是两个部类各个因素之间，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环节中和环节之间，实现完全平衡条件的准确表达。

V + M ≥ⅡW之所以称之为消费公式，因为社会再生产的动因和目的是不断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ⅡW是动因和目标的具体标的物。这个标的物，一是人类本能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满足”即生命永不停止；二是人类本能生存的欲望，“日益增长”即质量总在提高。

消费公式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的最高境界是从人类的本性、本能、生存的基本需要出发，创造发明了剩余价值和再生产理论，就是围绕ⅡW这个核心标的物，用最优化的方法，最大限度满足人类需要。

3.V + M ≥ⅡW消费公式表达了什么

从消费公式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总觉得不透彻。由于其意义的重大，本研究只能是抛砖引玉。那么，V + M ≥ⅡW消费公式表达了什么？

（1）消费公式表达出，无论是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共同的基础条件V + M = ⅡW，即ⅡW最终消费品必须实现等值的生产和消费。等值生产和消费，一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二是转化出再投入的货币，三是消费后腾出生产和市场空间，这三个条件是再生产循环缺一不可的基础条件。V + M 大于ⅡW部分，是追加下一年扩大再生产投入资本。

（2）两大部类公式与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并轨，在共同的交汇点上，两大部类公式和西方经济理论，对经济成果的分析和判断是一致的。

在这个交汇点，V + M 是当年创造全部的新价值，已经在社会主体手中，其中V + M = ⅡW部分，是商品和货币已经完成转化，最重要的ⅡW是一次性耗尽的消费品，就像人吃饭被消化掉一样，至少不再进入生产领域，满足再生产循环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

4.交汇点具有重要意义

两大部类公式与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并轨，形成的交汇点，找到了实证法起点。两大部类公式的分类，是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过程中的分类，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分类，是在三个过程全部结束后，或者说是最终消费完成后，仅是其中消费过程结束后，结果的分类和分界。这对于两大部类，在其中消费过程结束后的分类和分界是完全共同的。这个共同点早已经客观存在，直到今天才被挖掘出来。如果找不到这个共同的分类和分界点，两大部类公式依然无法在实证中应用。正是这个明确的交汇点，让我们研究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用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从这个交汇点出发，揭示生产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两大部类是否平衡，找到产生经济问题的根源。

四、实证和点评世界经济

（一）运用两大部类公式和SNA数据并轨实证中、美经济

见文后附图1“中国2009―2011年再生产循环图”，附图2“美国2009―2011年再生产循环图”

从中、美再生产循环图中V+M ≥ⅡW 计算的结果数据，可以直接看到中、美经济发展成果状况。而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不单纯在于交汇点的盖棺定论，而更重要的是用消费公式，观察交汇点运行成果以外经济运转的实际状况：

1.观察隐含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消费公式的平衡状况。生产的最终消费品及其生产能力，与分配给消费主体的最终消费收入，能否实现最终消费品的等值生产和消费。如果两大部类实体经济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就失去了平衡，长期积累的结果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由于科技进步、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平衡造成实体经济危机的概率已经缩小，逐渐转移到分配领域的不平衡，剩余价值或利润转化为最终消费的收入，与转化为投资收入的比例偏小，形成用于投资的金融资本的过剩和积累，无法转化为最终消费，经济危机转移为金融危机。经济和金融危机造成市场停滞，发展缓慢，本质是一样的，形式从实物损失，进入虚拟的金融损失。

2.观察表外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没有投入到表内参与循环，而是大量资本积累，不能转化为最终消费，使社会再生产无法扩大。靠国外扩张投资，帮助了不发达国家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大大的延缓了经济和金融危机，过度积累造成危害时限。但是，无论是国内或国外，资本积累比例始终大于最终消费收入比例，过剩积累的资本不能转化为最终消费，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世界的发展会逐渐揭示，过度积累的垄断资本会破坏人类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3.实证中、美经济中，可以观察到，美国经济存在前两条观察到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始终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状况，只有把过剩的资本转化一部分为最终消费，过剩的资本让渡为最终消费，才会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有钱的美国经济很难逆转。

也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有剩余资本的积累，同样是过剩的经济状况。但是13亿人占有土地原始资本，群体占有产生社会的集合效应，城市自有住房动迁改造的增值和日常虚拟租金的收益，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收益，都使再生产创造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很大一部分转化为最终消费。土地不是一次性耗尽消费资料，而是周而复始循环获得剩余价值或利润的资本，客观上弱化了剩余资本过度积累的产生的条件，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从社会制度上消除产生的根源，当然，两大部类不平衡的经济现象依然存在。

（二）用两大部类公式实证法对三种经济作点评

1.对私有制经济的点评

在私有制经济发展中，由于在分配过程中资本分配的比例始终大于最终消费收入的比例，滞留在Ⅰ部类中的Ⅱ部类商品及其制造能力，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之间产生了不平衡，商品最终不能转化为消费货币，当过剩积压的最终消费品对经济产生危害，应该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吧。

随着科技和管理的进步。剩余下来不再是商品及其制造能力，而是大量的资本，无法转化到消费者手中，而积累在生产者手中，过度的剩余资本积累变成无效的资本，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加大政府投入，引导社会投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等，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剩余价值或利润，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直接提高了最终消费水平，通过政府引导社会投入相对增加了居民V的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弱化了生产过剩，有效的克服了经济危机，带来了社会繁荣发展。

当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本质是一样的，由实物的过剩危机转化为货币过剩的危机。凯恩斯的理论依然是有效的，问题是政府加大收入和投入转移支付的能力，由资本的占有方式决定，能力是有限度，而引导社会投资的投入，获得收入的比例V始终是小的，转化为最终消费的收入，无法与生产积累资本形成平衡。当金融危机象当年经济危机伤害到痛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还会发挥作用，使金融危机得到缓解，这是私有制必然作出的让渡。

2.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点评

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很容易看到，Ⅰ部类中没有剩余的Ⅱ部类商品及其制造能力，而居民和政府的最终消费，都是供给制的消费，实现消费后，其中劳动创造的价值工资V，由商品转化为货币，进入下一期的投入，而剩余价值或利润M 部分的商品，直接沉淀在消费中，不能通过剩余价值或利润的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转化为投入资金部分发生断链，出现经济萎缩的必然结果。

3.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点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劳动者和消费者一部分走向统一。实现了劳动者获得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的社会制度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不具备的条件，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奠定了动摇不了的基础。中国特色集中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9亿农民无偿获得承包土地的资本，而在市场中农民获得了劳动和土地资本的双重收入。9亿农民是中国最微观的市场主体，获得的双重收入分配，他们处在两大部类生产和消费关系配置比例的最前沿和最底层，每个人或家庭都会按着本能的生存发展需要，量力而行的遵循两大部类平衡条件，客观的做出决定，作出自我合理的调节，消费多少，下一年投入多少，从自我利益出发，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是中国经济保持平衡，最基础本能的合理选择。

二是13亿中国人，4亿城市居民和9亿农民，在自有住房私有化过程中，城市住房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都直接无偿转化为私有化住房用地。当自有住房私有化以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有住房占用的土地作为原始资本，其产生的增值作用，惠及了13亿人。一方面，农民盖房子土地不花钱，城市居民自有住房动迁改造换新房不花钱；另一方面，13亿人每年自有住房不花租赁费，虚拟房租收入和支出为2.58万亿元。一个不可小视的巨额居民收入和支出，关键不是来自工资V的收入，而是土地资本剩余价值或利润的返还。

这两个方面的表现，不能被主流经济领域所认可，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反过来也可以说，一种全新的“私人”所有形式。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13亿人民的消费收入和支出，除了劳动V的收入外，有了相当大的部分剩余价值或利润返还的收入和支出。通过两大部类平衡条件数据，得到充分的认证，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综上，马克思发明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再生产理论严密论证了剩余价值必须归劳动者所有，通过自我量力而行的调节，生产和消费相互匹配的比例，实现再生产的最佳条件和最优化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基础上，用加大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政府转移支付，克服了经济危机。前者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后者是针对现实找到了解决办法。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肯德基速生鸡；态度；行为倾向；博客；扎根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央视曝光的"速生鸡事件"，以其使用违规药品，使鸡在短短40天内长5斤，并涉及包括肯德基、德克士等知名快餐企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速生鸡事件"前，肯德基早已因其"苏丹红事件"、"豆浆门事件"等多起事件身陷食品安全事件的泥潭之中，这些突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的消费态度、行为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文以肯德基速生鸡事件为素材对消费者食品安全事件后态度和行为倾向机理进行探索。

二、文献评述

态度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或观念等社会现象所持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消费者的态度即为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商品或服务等表现出来的心理反应倾向，是消费者对某一事物或观念所持有的正面或反面的认识上的评价、情感上的接受和行为上的倾向（卢泰宏，2006）。

对食品安全事件后的消费者态度，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唐钧（2009）对问题奶粉事件的食品安全评价、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归因和对问题企业奶制品的购买倾向等七个方面研究了公众的社会态度；全世文等（2011）指出新知识的积累和新信息的搜索都可以显著地促使消费者降低对奶制品的感知风险；靳明等（2013）将态度划分为：质疑、反对和悲观的消极情绪，中立，信任、支持和乐观的积极情绪等三个维度，认为随着事件的调查进展和公众的卷入程度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认知和态度。但都没有对食品安全事件后的消费态度进行从"认知-情感-行为倾向"整体性的框架研究，因此本文采取扎根理论探索型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三、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研究技术，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来进行。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持续比较的分析思路，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直至达到理论饱和。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收集网络博客、贴吧中有关速生鸡的文章、帖子，截止时间2013年3月19日晚8点，除去对事件的单纯报道、转载以及重复、科普类的文章，仅留下消费者对于速生鸡事件直接的表达想法的文章和记着采访消费者记录消费者谈话的文章：A.以"速生鸡"在天涯博文里用标题搜索，共搜索到45条，保留10篇；B.以速"生鸡 kfc" 为搜索词，在新浪博客中按标题搜索，共搜索到16篇，保留2篇；C.以"速生鸡"在天涯贴吧搜索标题，共得到80篇帖子，以回复数排序，回帖数大于5的予以保留，共有15篇。

（二）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1、开放式编码过程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标签、登录，以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初始概念、发现概念范畴。本文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通过对相关资料语句贴标签的方式进行初始概念化。天涯博文为A、天涯贴吧为B、新浪博客为C，字母后边的数字代表第几篇文章或帖子。通过开放式编码共得到有用语句113条。然后进一步对获得的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例如对于描述速生鸡"40天长5斤"、"非人道圈养"等归为"产品知识"范畴。最终得到产品知识、风险估计、责任归因、过激言论、理性质疑、负面情绪、客观关注、品牌信任、消费习惯、少吃、不吃和替代12个范畴。

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任务是发现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发展主范畴及其副范畴。本研究根据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对其进行归类，共归纳出5个主范畴。

事件认知。其副范畴为产品知识、风险估计和责任归因。产品知识是指具备不同产品知识的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不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的风险估计是一种能够影响消费态度和购买行为的重要心理；消费者对出事产品的责任归因主要为三类：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和技术层面。

情绪型。其副范畴为过激言论和负面情绪。过激言论一般都是因为某种特殊环境和事件的强烈刺激而引起，当事人有可能因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而导致情绪上的不稳和过于激动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负性情绪是指消费者由于事件而产生的焦虑、愤怒等情绪，两者都是是情绪型态度的表现形式。

理智型。其副范畴为理性质疑和客观关注，都是理智型态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信任型。其副范畴为品牌信任和消费习惯。品牌信任是因对出事产品品牌具有高信任度而不受或者略微受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消费习惯是指出于对消费习惯的坚持而不受或者略微受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

行为倾向。其副范畴为不买、少买、替代和继续购买。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并以"故事线"方式描绘行为现象和脉络条件，从而发展出了新的实质理论构架。我们确定"食品安全事件认知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影响"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影响消费者态度类型分类最后导致不同的行为倾向。消费者对事件所产生的的消极情绪作为负面因素，促进消费者产生替代行为；消费者对事件品牌的信任作为正面因素促使消费者继续使用原产品；而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属于中性因素，更具理性。因此，本文以"认知-态度-行为倾向"为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替代行为的影响的"故事线"为基础，提出一个全新的食品安全认知维度。模型图见图1。

四、研究结论

本文对肯德基"速生鸡事件"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消费者的认知机理为"认知-态度-行为倾向"模型。消费者对事件进行认知后，会形成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又会导致不一样的行为倾向。认知主要由风险估计、产品知识和责任归因三大维度构成；行为倾向为继续购买、减少、替代和不购买四种；而在态度方面，主要分为情绪型、理智型和信任型三种类型。

参考文献：

[1]Solomon， M.R.消费者行为学[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靳明，靳涛.从黄金大米事件进展透析公众的态度与认知变化[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11）.

[3]唐钧，林怀明.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社会态度与管理建议[J].公共管理，2009，（3）.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 消费率 指标体系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居民消费率却不断下降。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之间。其中美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在50%-60%之间，而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2000-201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

居民消费率是衡量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过低的消费率易造成大量产能过剩，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刺激居民消费。

二、文献综述

针对公共政策和居民消费，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国外研究主要侧重公共政策理论及政策工具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定性研究。范剑平（2001）进行了鼓励消费政策可行性的研究。徐媛媛，严强（2011）对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功能、选择及组合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和调整的方法。孙鸿炜（2009）分析了我国消费政策中的中长期、短期政策体系的建立和调整问题。第二，定量研究。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胡书东（2002）、陈冲（2011）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李良智，吴佳伟（2012）借助回归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论证了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和财政政策。周晓蓉，李霞（2012）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税收、信贷、土地供给政策与中国房价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政策是引致房价波动的格兰杰原因。武晓明，王思薇，李永清（2007）实证分析了煤炭消费政策与煤炭消费的关系，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煤炭消费需求有显著影响。第三，政策评价研究。于兆吉、王文娟、苏长海（2010）提出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丰富了政策评价的方法。陈世香，王笑含（2009）总结回顾了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理论研究现状。

总结起来，国内的大量文献是从定量角度去研究某一项或几项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作用。其他的文献则或是单纯从定性角度进行政策建议型研究，或者侧重于政策的评价研究。几乎没有针对影响消费的公共政策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宏观角度尽可能全面把握影响消费的所有公共政策，建立政策影响作用评价的指标体系，以期对政策影响消费方面进行有效分析。

三、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关联系、相互制约、能全面反映事物特征信息的指标构成的科学的、完整的结构系统。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可以构建出不同的指标体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科学性。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以相关经济理论为基础，各评价指标应具有典型代表性，不能过多过细，使指标过于繁琐，又不能过少过简。第二，整体性。设计指标体系是要将所有指标编制成一个内在联系的，具有层次性的体系。根据编制目的和评价对象的不同，指标的层次也不同，但是各指标间、各指标层间都应有内在联系，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第三，典型性。指标要具有一定代表性，是为一定社会经济的需求而服务，要尽可能准确反映特定问题的综合特征，各具体指标的设置、权重分配都能代表所研究的问题。第四，目标性。指标体系的设计是为一定的经济社会需求而服务的，具有很强的目标性，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出的指标体系能更好的反映所研究的问题。

2.本文指标体系建立的依据

由于政策种类非常丰富繁杂，很难系统去把握，因此，参考了具有很高权威性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及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分析了其中关于消费方面的政策，以此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经过分析，可将具体的公共政策划分为四大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对于经济发展方面，相关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城镇化，支持就业，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等；对于科技教育方面，相关政策有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教发展等；对于资源环境方面，主要侧重三农问题的政策；对于人民生活方面，主要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保障，人口发展等。

3.指标体系的建立

结合前面影响消费的公共政策因素的分析，考虑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本文提出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指标体系构建的四个要素，即四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教育水平，资源环境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在这四个指标要素中，选取18个二级指标，构成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万亿元）、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2）科技教育水平的二级指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人民生活水平、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3）资源环境水平的二级指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千公顷）、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4）人民生活水平的二级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亿人）、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万套）、全国总人口（万人）、人均预期寿命（岁）。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从居民消费启而不动看居民消费政策[J].金融研究，2000，（3）.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个地区性企业的网络宣传平台主要包括三部分：公司网站、地方性门户网站、地区性网络社区（论坛、贴吧）等。

（一）公司网站

这个平台完全由公司控制，宣传方式具有直观性、全面性、主动性。但公司网站对网民的访问吸引力不强，很少有人会专门去访问一个公司的主页。公司网站一定要注重推广。

打个比方，做网站，相当于做宣传彩页；做网站推广，相当于把宣传彩页散发出去。所以做了网站一定要推广，就像你做了彩页一定要发出去一样，否则，还不如不做。经过推广的网站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知名度、快速获得统计数据和反馈信息，甚至对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都大有益处。

所以，要想最大化公司主页宣传作用，做网站推广，提高网站的访问量是关键中的关键。

（二）地方性门户网站

在地方性门户网站投放广告是另一网络宣传平台，其宣传方式包括：

1、投放网络广告，如购买图片、动画、文字等形式的广告位置，

2、撰写文章宣传、推广等等。通常我们称之为“软文”.我们可以撰写一些有关圣合得的文章。这样看文章的人就会对产品产生兴趣。

但对于长治的企业来说，门户网站的选择范围小，而且这些网站自身的访问量并不大，导致宣传效果一般。

（三）地区性网络社区（论坛、贴吧）

网络社区投放广告成本小，宣传范围比较广，而且宣传受众群体契合啤酒的潜在消费群体，是个不错的宣传平台。

宣传方式包括：

（1）投放广告：

（2）赞助冠名活动

但是长治地区的网络社区文化并不发达，访问量很大的网络社区并不多。要想在网络社区的宣传上做文章，首先得解决网络社区自身的访问量问题。经过调查，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等高校目前均没有自己的网络交流论坛，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

 

二、网民分析及目标消费者分析

（一）网民与目标消费者契合点

网民与网络宣传推广的直接对象是网民。而网民的主体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啤酒消费者的主体是50岁以下的消费者（男性为主）。

从这两个主体的重叠部分，我们可以找到网民与目标消费者契合点，将网络推广的主体对象定位为：35岁以下的长治网民。

（二）长治地区网民构成及特点分析

（1）高校学生：如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华北机电学校、太行技校的学生等。

特点：

1.年龄在16—24岁之间，空闲时间较多，网络活动频繁。

2.对啤酒的消费需求是在朋友聚会、班级聚餐、毕业聚餐饭、生日节日聚餐等时间。

3.年龄较小，如果能抓住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对企业长远发展有极大好处。

（2）社会人员：包括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

特点：

1.一般具有稳定的收入，

2.同事聚餐，朋友聚会，婚嫁请客较多，对啤酒的消费需求较大，是啤酒消费市场的主体。

 

三、圣合得产品分析

任何品牌要想在更大范围发展壮大，首先要在一定的区域发展壮大。圣合得品牌应该将长治地区作为推广的重中之重。

圣合得啤酒作为长治本土的啤酒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情感优势。所以，应该把圣合得啤酒定位为“凝聚上党情怀的啤酒品牌”，再进一步说白了就是“长治人自己人的啤酒”、“圣合得，长治的，自己的”。所谓大道至简，在千头万绪中找出品牌最适合的位置就是成功。我们在产品宣传中要将产品的本土化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通过强化圣合得啤酒的本土化概念，使“圣合得，长治的，自己的”或“长治人自己的啤酒”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从心理上、情感上为圣合得啤酒和本土消费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接点。使圣合得品牌突破产品被同质化的局限，通过扎根本土文化，赋予产品以情感，从消费者心理入手，以情感去打动长治消费者，从而在长治啤酒市场的竞争中实现突破。 

 

四、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根据以上网络宣传平台、网民、目标消费者的分析，我制定了以下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一）建立网络宣传平台

1.  建立公司网站及论坛：建立公司主页和公司交流论坛。全面直观地展示公司的形象。

2.  建立高校论坛（可以通过申请网络免费论坛实现）：根据我的调查，目前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并没有自己的交流论坛，我们可以为其建立论坛。目的是为目标消费者提供一个聚集的平台，将消费者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迂回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圣合得公司主页或者论坛中，解决公司网站的访问量问题，达到宣传公司产品的目的。

（二）宣传推广

针对网民的两个构成部分分别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

1.  对高校消费者（以长治医学院为例）

首先必须通过实体宣传的方式将我们建立的“长治学院论坛”宣传出去，提高其访问量及注册用户。可以采用在长治学院散发传单等方式。等到论坛访问量达到一定程度，在论坛投放广告并开展一系列冠名活动，将目标人群吸引到圣合得公司的主页或者圣合得论坛中。如采取“圣合得论坛logo有奖征集活动”，然后将活动作品提交地址链接到公司主页。

2.社会消费者

根据这部分人群特点，采取实体宣传和网络推广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宣传包括在长治市各大网络论坛、网络社区、交流论坛、贴吧等平台投放广告。

实体宣传可以在各街道举举办“圣合得广告语有奖征集”活动，而广告语得提交需在圣合得有限公司的网站主页提交，将目标消费者引导到公司网站。还可举办“圣合得，上党情”万人条幅签名等活动。

共2页,当前第1页1

（三）促销跟进

第一个环节，大量铺货于酒家、饭店、超市。

第二个环节是招聘促销人员，进行强化训练，要求促销人员在风格上大方、得体、自然，熟悉厂家情况及珠啤与众不同的风味，以便向客人推荐。

第三个环节是搞好社区服务，在社区组织促销活动，吸引大量观众，并且一边免费品尝一边现卖。

第四个环节是合理灵活地运用促销赠品。如印有圣合得广告的环保购物袋等。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个地区性企业的网络宣传平台主要包括三部分：公司网站、地方性门户网站、地区性网络社区（论坛、贴吧）等。

（一）公司网站

这个平台完全由公司控制，宣传方式具有直观性、全面性、主动性。但公司网站对网民的访问吸引力不强，很少有人会专门去访问一个公司的主页。公司网站一定要注重推广。

打个比方，做网站，相当于做宣传彩页；做网站推广，相当于把宣传彩页散发出去。所以做了网站一定要推广，就像你做了彩页一定要发出去一样，否则，还不如不做。经过推广的网站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知名度、快速获得统计数据和反馈信息，甚至对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都大有益处。

所以，要想最大化公司主页宣传作用，做网站推广，提高网站的访问量是关键中的关键。

（二）地方性门户网站

在地方性门户网站投放广告是另一网络宣传平台，其宣传方式包括：

1、投放网络广告，如购买图片、动画、文字等形式的广告位置，

2、撰写文章宣传、推广等等。通常我们称之为“软文”.我们可以撰写一些有关圣合得的文章。这样看文章的人就会对产品产生兴趣。

但对于长治的企业来说，门户网站的选择范围小，而且这些网站自身的访问量并不大，导致宣传效果一般。

（三）地区性网络社区（论坛、贴吧）

网络社区投放广告成本小，宣传范围比较广，而且宣传受众群体契合啤酒的潜在消费群体，是个不错的宣传平台。

宣传方式包括：

（1）投放广告：

（2）赞助冠名活动

但是长治地区的网络社区文化并不发达，访问量很大的网络社区并不多。要想在网络社区的宣传上做文章，首先得解决网络社区自身的访问量问题。经过调查，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等高校目前均没有自己的网络交流论坛，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

二、网民分析及目标消费者分析

（一）网民与目标消费者契合点

网民与网络宣传推广的直接对象是网民。而网民的主体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啤酒消费者的主体是50岁以下的消费者（男性为主）。

从这两个主体的重叠部分，我们可以找到网民与目标消费者契合点，将网络推广的主体对象定位为：35岁以下的长治网民。

（二）长治地区网民构成及特点分析

（1）高校学生：如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华北机电学校、太行技校的学生等。

特点：

1.年龄在16—24岁之间，空闲时间较多，网络活动频繁。

2.对啤酒的消费需求是在朋友聚会、班级聚餐、毕业聚餐饭、生日节日聚餐等时间。

3.年龄较小，如果能抓住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对企业长远发展有极大好处。

（2）社会人员：包括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

特点：

1.一般具有稳定的收入，

2.同事聚餐，朋友聚会，婚嫁请客较多，对啤酒的消费需求较大，是啤酒消费市场的主体。

三、圣合得产品分析

任何品牌要想在更大范围发展壮大，首先要在一定的区域发展壮大。圣合得品牌应该将长治地区作为推广的重中之重。

圣合得啤酒作为长治本土的啤酒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情感优势。所以，应该把圣合得啤酒定位为“凝聚上党情怀的啤酒品牌”，再进一步说白了就是“长治人自己人的啤酒”、“圣合得，长治的，自己的”。所谓大道至简，在千头万绪中找出品牌最适合的位置就是成功。我们在产品宣传中要将产品的本土化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通过强化圣合得啤酒的本土化概念，使“圣合得，长治的，自己的”或“长治人自己的啤酒”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从心理上、情感上为圣合得啤酒和本土消费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接点。使圣合得品牌突破产品被同质化的局限，通过扎根本土文化，赋予产品以情感，从消费者心理入手，以情感去打动长治消费者，从而在长治啤酒市场的竞争中实现突破。

四、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根据以上网络宣传平台、网民、目标消费者的分析，我制定了以下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一）建立网络宣传平台

1. 建立公司网站及论坛：建立公司主页和公司交流论坛。全面直观地展示公司的形象。

2. 建立高校论坛（可以通过申请网络免费论坛实现）：根据我的调查，目前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并没有自己的交流论坛，我们可以为其建立论坛。目的是为目标消费者提供一个聚集的平台，将消费者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迂回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圣合得公司主页或者论坛中，解决公司网站的访问量问题，达到宣传公司产品的目的。

（二）宣传推广

针对网民的两个构成部分分别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

1. 对高校消费者（以长治医学院为例）

首先必须通过实体宣传的方式将我们建立的“长治学院论坛”宣传出去，提高其访问量及注册用户。可以采用在长治学院散发传单等方式。等到论坛访问量达到一定程度，在论坛投放广告并开展一系列冠名活动，将目标人群吸引到圣合得公司的主页或者圣合得论坛中。如采取“圣合得论坛logo有奖征集活动”，然后将活动作品提交地址链接到公司主页。

2.社会消费者

根据这部分人群特点，采取实体宣传和网络推广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宣传包括在长治市各大网络论坛、网络社区、交流论坛、贴吧等平台投放广告。

实体宣传可以在各街道举举办“圣合得广告语有奖征集”活动，而广告语得提交需在圣合得有限公司的网站主页提交，将目标消费者引导到公司网站。还可举办“圣合得，上党情”万人条幅签名等活动。

（三）促销跟进

第一个环节，大量铺货于酒家、饭店、超市。

第二个环节是招聘促销人员，进行强化训练，要求促销人员在风格上大方、得体、自然，熟悉厂家情况及珠啤与众不同的风味，以便向客人推荐。

第三个环节是搞好社区服务，在社区组织促销活动，吸引大量观众，并且一边免费品尝一边现卖。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个地区性企业的网络宣传平台主要包括三部分：公司网站、地方性门户网站、地区性网络社区（论坛、贴吧）等。

（一）公司网站

这个平全由公司控制，宣传方式具有直观性、全面性、主动性。但公司网站对网民的访问吸引力不强，很少有人会专门去访问一个公司的主页。公司网站一定要注重推广。

打个比方，做网站，相当于做宣传彩页；做网站推广，相当于把宣传彩页散发出去。所以做了网站一定要推广，就像你做了彩页一定要发出去一样，否则，还不如不做。经过推广的网站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知名度、快速获得统计数据和反馈信息，甚至对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都大有益处。

所以，要想最大化公司主页宣传作用，做网站推广，提高网站的访问量是关键中的关键。

（二）地方性门户网站

在地方性门户网站投放广告是另一网络宣传平台，其宣传方式包括：

1、投放网络广告，如购买图片、动画、文字等形式的广告位置，

2、撰写文章宣传、推广等等。通常我们称之为“软文”.我们可以撰写一些有关圣合得的文章。这样看文章的人就会对产品产生兴趣。

但对于长治的企业来说，门户网站的选择范围小，而且这些网站自身的访问量并不大，导致宣传效果一般。

（三）地区性网络社区（论坛、贴吧）

网络社区投放广告成本小，宣传范围比较广，而且宣传受众群体契合啤酒的潜在消费群体，是个不错的宣传平台。

宣传方式包括：

（1）投放广告：

（2）赞助冠名活动

但是长治地区的网络社区文化并不发达，访问量很大的网络社区并不多。要想在网络社区的宣传上做文章，首先得解决网络社区自身的访问量问题。经过调查，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等高校目前均没有自己的网络交流论坛，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

二、网民分析及目标消费者分析

（一）网民与目标消费者契合点

网民与网络宣传推广的直接对象是网民。而网民的主体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啤酒消费者的主体是50岁以下的消费者（男性为主）。

从这两个主体的重叠部分，我们可以找到网民与目标消费者契合点，将网络推广的主体对象定位为：35岁以下的长治网民。

（二）长治地区网民构成及特点分析

（1）高校学生：如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华北机电学校、太行技校的学生等。

特点：

1.年龄在16—24岁之间，空闲时间较多，网络活动频繁。

2.对啤酒的消费需求是在朋友聚会、班级聚餐、毕业聚餐饭、生日节日聚餐等时间。

3.年龄较小，如果能抓住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对企业长远发展有极大好处。

（2）社会人员：包括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

特点：

1.一般具有稳定的收入，

2.同事聚餐，朋友聚会，婚嫁请客较多，对啤酒的消费需求较大，是啤酒消费市场的主体。

三、圣合得产品分析

任何品牌要想在更大范围发展壮大，首先要在一定的区域发展壮大。圣合得品牌应该将长治地区作为推广的重中之重。

圣合得啤酒作为长治本土的啤酒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情感优势。所以，应该把圣合得啤酒定位为“凝聚上党情怀的啤酒品牌”，再进一步说白了就是“长治人自己人的啤酒”、“圣合得，长治的，自己的”。所谓大道至简，在千头万绪中找出品牌最适合的位置就是成功。我们在产品宣传中要将产品的本土化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通过强化圣合得啤酒的本土化概念，使“圣合得，长治的，自己的”或“长治人自己的啤酒”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从心理上、情感上为圣合得啤酒和本土消费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接点。使圣合得品牌突破产品被同质化的局限，通过扎根本土文化，赋予产品以情感，从消费者心理入手，以情感去打动长治消费者，从而在长治啤酒市场的竞争中实现突破。

四、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根据以上网络宣传平台、网民、目标消费者的分析，我制定了以下网络营销推广计划：

（一）建立网络宣传平台

1. 建立公司网站及论坛：建立公司主页和公司交流论坛。全面直观地展示公司的形象。

2. 建立高校论坛（可以通过申请网络免费论坛实现）：根据我的调查，目前长治学院、长治医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并没有自己的交流论坛，我们可以为其建立论坛。目的是为目标消费者提供一个聚集的平台，将消费者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迂回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圣合得公司主页或者论坛中，解决公司网站的访问量问题，达到宣传公司产品的目的。

（二）宣传推广

针对网民的两个构成部分分别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

1. 对高校消费者（以长治医学院为例）

首先必须通过实体宣传的方式将我们建立的“长治学院论坛”宣传出去，提高其访问量及注册用户。可以采用在长治学院散发传单等方式。等到论坛访问量达到一定程度，在论坛投放广告并开展一系列冠名活动，将目标人群吸引到圣合得公司的主页或者圣合得论坛中。如采取“圣合得论坛logo有奖征集活动”，然后将活动作品提交地址链接到公司主页。

2.社会消费者

根据这部分人群特点，采取实体宣传和网络推广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宣传包括在长治市各大网络论坛、网络社区、交流论坛、贴吧等平台投放广告。

实体宣传可以在各街道举举办“圣合得广告语有奖征集”活动，而广告语得提交需在圣合得有限公司的网站主页提交，将目标消费者引导到公司网站。还可举办“圣合得，上党情”万人条幅签名等活动。

（三）促销跟进

第一个环节，大量铺货于酒家、饭店、超市。

第二个环节是招聘促销人员，进行强化训练，要求促销人员在风格上大方、得体、自然，熟悉厂家情况及珠啤与众不同的风味，以便向客人推荐。

第三个环节是搞好社区服务，在社区组织促销活动，吸引大量观众，并且一边免费品尝一边现卖。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品牌资产；品牌知识；公司品牌；可靠性质量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2-0059-08

1980年代后期欧美公司并购浪潮中，强势品牌以数倍或数十倍于其有形资产的价格出售，直接触动西方工商界和学术界关注品牌资产问题。2006年，中国移动在欧洲品牌咨询公司Millward Brown 的BRANDZ?品牌资产评估中，品牌价值（39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这引起了国内企业对品牌资产的高度重视。近年来，联想、TCL、钱江摩托等对国外品牌的并购案件频繁，而并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是被购品牌的价值。因此，学术界应加强品牌资产理论研究。

品牌资产评估分为消费者心智或态度（通过消费者调查）、商品市场产出（通过收集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数据）、金融市场产出（通过收集股价、利润率等数据）三种基本途径（Keller and Lehmann,2001）。[1]其中，消费者心智视角是品牌资产使用最广泛的途径。Keller（1993）“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简称CBBE）”框架是消费者心智视角的奠基性成果。根据CBBE框架，品牌资产是指“因顾客品牌知识（brand knowledge）而引起的对该品牌营销活动的不同反应”。[2]从中可知，品牌知识是消费者视角的品牌资产的核心要素。消费者视角的品牌资产测量，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品牌知识。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是怎样构成的？其营销战略内涵是什么？本文旨在描绘出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图景，并解析其营销战略内涵。

一、品牌知识：品牌资产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品牌知识？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关联网络记忆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emory model）”，人的大脑中的记忆由节点网络（network of nodes）和链环（connecting links）组成，其中节点代表储存的信息或概念，链环代表信息或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人们对信息的回忆是扩散性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作用的结果，当记忆中某个特定信息节点激活之后，激活便通过链环传递至记忆中与之联结的其它节点。只有当某特定节点的激活超过人们的接收“门槛”，该节点内容才能被回忆；激活传递依赖于与被激活节点相连的链环数量、强度。那些与被激活节点相关联、链环强度最大的信息或概念将接受到最多激活，最容易被回忆起来。

Keller率先将这一原理应用于消费者心智的品牌资产。他认为，顾客心理的品牌知识包含记忆中的品牌节点以及与之相连的多种联想。品牌联想的结构及强度是某一品牌信息能否被回忆、进而影响消费者反应和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品牌知识图中，品牌形象（brand image）就是品牌节点，它是顾客记忆中有关该品牌的所有联想或品牌含义。品牌形象包括品牌的各种信息或概念，既可以是品牌有形实体的（如品牌名、商标、符号、颜色、口号等），也可以是无形的；既可以是产品功能性方面的，也可以是软性方面的。Keller框架中的“品牌形象”与另一品牌权威Aaker（1991）提出的“品牌联想”含义相同，可以交替使用。[3]例如，人们对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品牌的联想就有：苹果标识、强力电脑、麦金托什（Macintosh）、图形显示、桌面出版系统、受教育的、酷的、创新的、有趣的、用户友好的等。又如，人们对麦当劳品牌的联想就有：罗纳德.麦当劳（Ronald Mcdonald）、金拱门（Golden Arches）、儿童、便利、快餐、质量、服务、干净、价值等。这些联想构成品牌知识的信息节点，只要被激活，消费者就会回忆起这些信息或概念；如果它们正好与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匹配，就会触动消费者偏爱和购买。

后来，Keller（2003）提出“品牌合成（brand synthesis）”，指出品牌之外的很多事物均能传递品牌信息，丰富品牌联想，构筑品牌知识多维空间，提升品牌资产。[4]Keller重点指出了人物（企业主、雇员、代言人等）、地点（来源国/地、渠道等）、事件（慈善事业、赞助等）、其它品牌（公司品牌、联合品牌等）等作为品牌知识载体所起的作用。消费者对这些载体形成的各种联想也会形成品牌节点，它们与消费者偏好、情感、购买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Keller品牌知识框架的另一概念――品牌链环指的是品牌熟悉度（brand awareness），它与记忆中品牌节点的强度有关，反映了顾客在不同情境下对品牌信息的知晓程度。品牌熟悉度由品牌确认（brand recognition）和品牌回忆（brand recall）构成，前者反映消费者对以前与该品牌有关经历的识别能力；后者反映消费者在给定产品类别或其它线索情境下，回忆、提取该品牌讯息的能力。品牌熟悉度是建设品牌资产的必要但非充分要素。因为，品牌联想决定了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哪些形象；它们对品牌资产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它们是否独特，让品牌与众不同。在品牌知识结构中，品牌联想和品牌熟悉度缺一不可，前者反映消费者从品牌联想到什么信息或概念，后者决定了消费者对这些信息或概念的熟悉程度。只有当消费者对品牌高度熟悉，并在记忆里形成强烈的、正面的、独特的联想之后，基于消费者心智的品牌资产才会产生。

Keller框架为探测品牌知识提供了指南，但要描绘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很有挑战性。首先，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强调的品牌信息节点是有差异的。Roth（1995）发现，在权力距离指数高的文化（如日本、台湾、墨西哥等）下，强化品牌的社会形象会赢得消费者偏爱，有助于提升品牌的市场表现；而在权力距离指数低的文化（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下，则要有限度使用品牌的社会形象。[5]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低的地区（如印尼、台湾、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等），强调品牌的社会形象对市场占有率有正面影响，强调品牌自我感觉则有损品牌的市场表现。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更讲究“面子”。[6]这暗示，中国消费者品牌知识的信息节点有其自身特征。其次，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搜索途径上存在差异，也影响其品牌认知逻辑。“自上而下”指消费者根据总括层次上的信息去推断特定层次上的信息，它会弱化具体层次上的信息处理。如，根据来源地作出品牌评价与选择。“自下而上”是指消费者通过对具体层次上的信息加工，形成对总括层次事物的判断。一般认为，发展中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消费者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来认知事物。中国消费者品牌知识图中的节点较突出地受到总括层次上的信息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的品牌来源地偏见很明显，他们存在“国产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刻板心理定式，对国产品牌尚未建立起足够信心。[7]中国消费者倾向于从公司能力推断产品品牌。[8][9]可见，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结构有其特定的表现形态，不能照搬Keller的品牌知识框架。本文目的就是要揭示出品牌知识的特定形态，依此描绘品牌知识图景，填补这一理论断层，将会推动中国的品牌资产理论，并为品牌建设提供战略借鉴。

二、研究方法设计：消费者焦点组访谈

要探测、描绘中国市场的品牌知识图，必不可少的研究步骤是直接与中国消费者交谈，洞察其认知品牌的方式，并用他们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其品牌信息。仅根据已有国际文献，难以揭开中国消费者内在的深层动机。消费者焦点组访谈（focus group）是指一到两个研究者，同时对一群消费者进行访谈，通过群体成员间的互动，对研究问题进行探讨。它是探测新想法、形成新理论假说的通用和有效方法之一。本研究将使用这一方法，我们研究一群消费者对品牌问题的即兴讨论，将西方已有的品牌知识框架在中国市场具体化，建构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图景。这一研究包括焦点组访谈和内容分析（文字及声像材料）两个步骤。

1.焦点组访谈

本研究分别在京、沪、穗各召开两场焦点组访谈(男女各一场)，其中广州男性焦点组参与者（participants或informants）为10人，其它各场焦点组参与者均为8人，参与者总人数50人，其中男26人，女24人。对参与者设定的条件有：第一，产品购买经验。男性过去两年内购买过电脑品牌；女性负责自己或家庭洗发水和包装食品的购买且过去三个月购买过洗发水或包装食品。对参与者使用的各产品类别中的品牌不作要求，但须熟悉该类产品中的多数品牌。第二，人口统计特征。参与者年龄25―35岁之间，学历大专以上，职业不限，上海消费者月收入3 000元以上，北京、广州消费者月收入2 000元以上，且为当地的常住居民。第三，性格外向，愿意表达自己的消费观点。参与者在年龄、教育、收入等特征上具有共性，这是参与者具有相近品牌经历和消费行为的前提，这样便于激化参与者踊跃表达其观点。

本次访谈由专业市场研究公司的研究人员主持，研究者本人通过专业设备，听和观察参与者个体及相互间交谈。访谈主持人不给参与者结构式问题，因为这会限制他们自由表达。我们设计了几个开放式问题，引导参与者讨论。这些问题主要有：（1）提到“品牌”二字，会联想到什么？（2）相对于无品牌产品，一个好的洗发水品牌（或计算机品牌、快餐店），会带来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3）列举主要的洗发水品牌、计算机品牌、快餐店品牌，并给各产品类别中的品牌分类，说明分类理由。（4）请讲述自己购买或消费中难忘的品牌故事。每场访谈持续2个小时左右。参与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构建出品牌知识结构。

研究者在访谈中，使用了三种主要方法引导参与者讨论。（1）字词联想（word association）。从“品牌”一词会想到什么?进而从参与者回答的具体品牌中，追问从特定品牌名会想到什么？（2）卡片分类（card sorting）。研究者让参与者在卡片上写出三大产品类别中，他们熟悉的所有品牌，然后将这些卡片分类，解释分类依据。（3）讲故事（brand story）。参与者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最满意和最不满意品牌。这些方法将揭开消费者内心的品牌动机，并洞察其品牌表述。

2.内容分析方法

访谈过程中，我们聘请了专业人员记录参与者的每一句讨论，并全程录像。之后，研究者本人对记录的文字和录像信息作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我们把参与者涉及相同或相近问题的讨论信息归为一类，并从内容上初步判断这一类别信息所反映的核心概念。同一参与者，可能对同样的话重复多次，此时要记录重复信息。所以，焦点组访谈中，要引导所有参与者进入讨论，避免讨论仅由个别人主导。我们用次或人次来反映某个概念的信息总量。那些讨论次数最多的概念，也就是讨论最激烈的概念，说明最受关注。我们初步认为，这样的概念就是品牌知识中的信息节点。本次访谈中，共有278次涉及品牌联想及认知品牌途径的讨论。

三、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结构图

对焦点组参与者讨论的分析逐渐浮现出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图。总起来说，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的突出特征有：（1）品牌的最频繁代名词是“品质”，“安全”是最常提及的品质元素。（2）消费者倾向于从公司层次理解品牌，存在公司品牌产品品牌的逻辑。（3）消费者存在品牌的来源地偏见。（4）将品牌与社会形象、“面子”联系在一起。

1.品牌联想

（1）品质

在焦点组讨论中，参与者150多次提及“品质”、“质量”或近义的词汇。“品质”几乎成为“品牌”的代名词。中国消费者对“品质”有特定的理解或要求。

第一，安全、放心。参与者58次提到这类信息，其中27次直接用到“安全”、“放心”、“有保证”、“可信”等词。例如，品牌能让人“用得放心，买得放心”（上海女性），“有牌子的产品用起来会放心很多，如果产品有问题，可以找到厂家，投诉厂家；没有牌子的产品去什么地方投诉它呀”（广州男性）。在中国消费者心中，品牌首先用来鉴别产品真伪，其次才标明档次高低。品牌可以减少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担心。他们首先关心可靠性（reliability）质量标准。

第二，人性化、个性化。参与者19次提及这类信息。他们认为，好品牌应该“舒适”、“用起来方便”、“感觉好”、“贴近人性”等。他们还把“环保”、“自然”作为人性化的要素。此外，消费者还把“个性化”、“特色”与品质联系起来。品牌要“适合我自己”；“（好品牌）感同身受，也就是这样东西非常符合我的需求，绝配”（上海男性）。讨论中，上海消费者比北京、广州消费者更多提及品质的人性化、个性化。可见，中国消费者也关心“顾客化质量”（customization）。

第三，服务。参与者28次直接提到“服务”，认为大品牌会有好服务。不同产品类别，服务内涵存在差异。对耐用品，“服务”与售后服务紧密相联。对日用消费品，“服务”则延展到产品核心利益之外的所有领域，如外观、包装、使用方便性。

第四，工艺、美感。参与者13次直接提及“包装”、“款式”。但是，包装、款式与“人性化”密切相关；对于日用消费品，包装、款式也是服务的体现。

第五，创新、潮流。参与者认为公司应该不断推出新产品，有系列产品供消费者选择。可见，是否创新、是否跟进潮流，成为消费者判断品质的重要尺度。

（2）公司

焦点组访谈中，38次提及公司层次的信息。消费者直接将品牌与公司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区分是产品层次还是公司层次的品牌。在消费者心理存在公司“大于”品牌，以及公司品牌产品品牌的认知逻辑。公司的突出地位是由文化、历史因素决定的。中国在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个人附属于集体。社会主义中“个人”与“单位”不可分割的制度，强化了集体的影响力。反映在品牌认知中，单个产品品牌“附属”于公司。首先，参与者联想到公司整体形象或声誉。他们用“历史悠久”、“信誉”、“声誉”、“口碑”等概念来表达。声誉或形象是一个抽象或模糊的概念，它既反映公司历史上所取得的成绩，也表明公司现在的表现。其次，参与者更多联想到公司能力（abiliity）。虽然Brown和Dacin（1997）发现，公司联想由公司能力和公司社会责任感（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两个维度构成。[10]但访谈中，参与者没有提及公司社会责任感。他们用“公司实力”、“公司规模”、“代表性”、“权威性”（在行业中）等概念来表达公司能力。参与者认为，能力强的公司能够向市场提供好的产品。进而，参与者联想到反映公司能力的具体职能层次。例如，他们将“品牌”与“系统化研发”、“配套设施”等信息联系在一起。参与者偏重于从研发、设施设备等有形资产去形成“公司能力”概念，很少从营销、品牌、企业文化等软性因素去形成公司能力。上述认知反映出，“公司”在消费者的品牌网络节点上，呈“自上而下”认知逻辑，即总体形象公司能力公司有形资产。

（3）品牌来源地

中国消费者是怎样作品牌分类的？研究发现，参与者最常用的分类方法就是“外国品牌”、“本地品牌”。他们还将“外国品牌”与“大公司”、“高档”、“价格高”等联想在一起。中国消费者仍然存在“外国品牌”优于“本土品牌”的心理刻板定式。不过，我们又发现，参与者有时还使用“国际品牌”、“本地品牌”的分类方式。此时，他们不认为只有“外国品牌”才是“国际品牌”；海尔、联想、TCL等品牌因为高品质、达到国际标准、有海外经营，被列为“国际品牌”。而“舒蕾”归为国际品牌的原因，则是舒蕾“使用国际明星作代言人”、“广告很国际化”、“包装很好”等。可见，品牌建立国际化形象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品牌代言人、广告、包装、款式等软性因素也能够传递国际化形象。

（4）社会身份、“面子”

参与者60多次提及社会身份、“面子”方面的信息。第一，社会身份。参与者把品牌与“高级”、“高档”、“价格贵”、“高品味”、“有影响力”、“让人羡慕”、“社交”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说明品牌体现了一种社会身份；高档品牌向他人传递好的社会身份或有助于提高社会身份。“公众的认可也重要，或者有地位有名望的人认可”（广州男性消费者）。第二，“面子”。参与者11次直接提到“面子”、“虚荣”等词汇。“面子”与社会身份含义有交叉，但不等同。“面子”的定义很难，但消费行为中“面子”例子很多。例如，一位白领年轻女性用一个多月的薪水去买一个名牌手提包，然后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就是一种“面子”消费。中国消费者把品牌与“面子”联系起来。品牌会“让人觉得很骄傲”、“帮人挣面子”、“让人觉得很有面子”(北京一男性)。另一位北京男性参与者说：“刚有彩屏手机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是摩托罗拉品牌，我就觉着特别的好，觉得彩屏刚出现，别人还没有，我就有了。感觉特骄傲，比别人高出一节，觉得自己拿着特别的有面子”。一位爱好网球的北京男性参与者说：“打网球用一套好品牌的网球器具，别人看来很专业，很有面子”。我们观察到北京消费者的品牌面子观念强于上海和广州。可见，“面子”含有“虚伪”地“炫耀”的意思，它人为地“抬高”人的身份。

2.品牌熟悉度

Keller（1993）品牌知识框架中的品牌熟悉度（brand awareness）指品牌信息被确认和回忆的程度，测量品牌熟悉度需要复杂的调查方法和指标（如无提示知晓度、提示知晓度等）。[2]事实上，在测量品牌信息被确认和回忆的程度之前，需要了解消费者获取品牌信息的途径。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目的就是探测出消费者获悉品牌信息的渠道。我们发现，第一，广告是消费者获悉品牌的最广泛渠道。参与者11次直接将“品牌”与“广告”联系起来。其中，电视广告为消费者最常使用，还提到印刷广告、户外广告、售点广告等。第二，参与者交替使用“广告”和“宣传”。可见，中国市场上，“新闻报道”也变相地成为“商业广告”。官方或非官方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提升知名度；新闻报道不完全是非盈利性的；新闻报道、公共关系与商业广告都是企业常用的营销手段。第三，市场看重“一夜成名”。参与者8次把品牌与“名气”、“出名”、“名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很可能与中国市场上，众多品牌追求具有“轰动效应”的“造名”、“造势”活动密切关联。例如，中山电视台一频道相当长时间内的广告“标王”活动，曾让很多品牌“一举成名”，具有“轰动效应”。但这类活动对品牌也带来很多负面效应，秦池、三株等即是案例。

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图如图1所示。

消费者习惯围绕品质、公司、来源国、社会身份或“面子”这些概念，展开品牌联想，形成信息网络节点。而消费者心目中的这些概念是通过商业广告（尤其是电视广告）、新闻报道，以及轰动性营销事件等渠道建立起知晓度的。一旦这些概念越过消费者的信息门槛，它们的正面联想就会促进购买，并提高品牌营销活动的收效，产生品牌资产。

四、中国消费者品牌知识结构图蕴含的营销管理意义

上述探测性研究揭示了中国消费者认知品牌的特定模式，对在中国市场从事品牌经营的中外企业具有重要的营销策略借鉴。

1.品牌经营的核心是经营品质

中国消费者选择有品牌名的产品、知名品牌、大品牌的理由是寻求质量保障或安全。质量是品牌经营的最基本和最重要元素。这一发现对中国企业具有几点战略借鉴。

第一，恪守质量标准，杜绝产品质量事件。在中国消费者心中，品牌的首要功能是鉴别产品真伪，而不是标明档次。消费者对品牌的直接联想是“安全”、“放心”，这与欧美市场是不同的。在那里，进入市场的产品无论品牌知名度高低，绝大多数满足“安全”标准；因而，品牌的首要功能是标明档次。中国市场环境促使消费者必须看重“安全”。各级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约束缺少力度，结果屡有企业出售“劣质”产品，“假冒伪劣”屡禁不止。购买品牌就增设了“安全”保护网。这也解释了为何知名品牌把“打假”列为重要的市场职能。因为知名品牌的“安全”保护伞效应，仿制它就会带来巨大市场收益。小品牌出现质量问题，会让企业难以恢复元气；大品牌出现质量事件，将大大挫伤其品牌资产。例如，2005年2月，亨氏在没有检测情况下，宣布其中国市场产品不含“苏丹红一号”。3月4日亨氏“美味源辣椒酱”被查出含有“苏丹红一号”后，仍很不情愿撤出商店，直至国家质检总局禁止出售才勉强撤回。国内媒体监测机构发现，检测结果公布后，媒体对亨氏苏丹红事件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的。企业应最大程度地避免产品质量危机事件，并学会危机管理。

第二，国产品牌或小品牌要多用“事实”证明其品质。本研究发现，参与者仍存在“外国品牌”、“本地品牌”的刻板心理定式，并且把“外国品牌”与高品质、高档、时尚、创新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国产品牌存在来源地负面形象。在此背景下，国产品牌唯有通过“事实”证明其品质，才能赢得消费者。知名国产品牌都有过严格品质管理的故事。例如，海尔总裁张瑞敏当年在员工面前用斧头砸碎有质量问题的冰箱，一直成为品质管理的佳话。海尔冰箱出口德国市场时，采用隐藏商标的“盲测”法，海尔冰箱众多性能指标评分超过德国同行，用事实赢得德国消费者心理“准入”。由此推之，企业在创品牌初期（小品牌），唯有通过“事实”证明其品质，才能赢得消费者认可；正在向国际市场进军的中国品牌，唯有通过“事实”证明其质量，才能被欧美消费者接受，因为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品牌存在先天的来源地负面形象。

第三，注重品质的外在线索。本研究发现，消费者把品质与产品工艺性、“包装”、“款式”等直观线索联系在一起。因为消费者无法获得内在的品质信息，或没有能力处理内在信息，直观的、外在的、感性的产品属性成为消费者品质评判的线索。国产品牌在提高产品可靠性质量标准同时，还要重视产品设计，达到方便使用、人性化、环保、时尚等消费者看重的设计要求。

2.重视公司品牌建设

第一，重点实施公司品牌战略。公司品牌（corporate brand，简称CB）是指公司在组织层次上设计的公司名、标识等品牌元素及其在多重利益关系人（顾客、投资者、社区、员工、合作伙伴等）中建立起来的联想、认知（Aaker and Joachimsthaler 2000；Keller 1993）等。[11][1]而产品品牌（product brand, 简称PB）是指公司在产品层次上开发的品牌元素及其在顾客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认知、联想和偏好。研究发现，全球最值钱的前20个品牌中，19个采用了公司品牌战略（Clifton and Maughan2000）。[12]中国海尔、联想、TCL等重点采用公司品牌战略并获得成功。如何实施公司品牌战略呢？鉴于中国消费者偏重于从“规模”、“实力”等反映公司能力的概念形成品牌联想，公司品牌建设应重点从能力要素入手。例如，通过传播公司业绩（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等），可以形成积极的公司品牌联想。因为消费者愿意和“成功的”公司打交道，业绩好表明除现有顾客外，还有很多人正在使用这个品牌，这让潜在顾客放心。有研究表明，在日本，经营历史短、规模小的企业，其广告更容易被怀疑；经营历史长、规模大的企业，其广告内容则普遍被接受(Aaker 1998)。此外，中国消费者还特别看重企业的“国际化形象”。因此，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营销，在提升其国际形象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国内声誉。聘请具有国际形象的影视明星作品牌代言人，也可以达到提升品牌国际形象的效果。

第二，公司品牌“背书”战略。公司品牌除了本身可以带动产品销售外，还对产品品牌起背书作用。业务多元化或多品牌战略的公司尤其重视公司品牌的背书。在中国，消费者很难接受一个没有强大公司作后盾（即“背书”）的产品品牌。宝洁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品品牌营销中，都非常注重用“宝洁”为其下每个产品品牌作背书。几乎在每个产品品牌广告结束之际，用宝洁公司品牌加以“背书”。在香港，“P&G，令你生活完美”；在大陆，“宝洁公司，优质产品”等“背书”给人印象很深刻。但是，科龙、广东美晨、上海家化等实施多品牌战略的公司，公司品牌的背书效果并不显著。中国公司资源相对并不丰裕，分配合理资源经营公司品牌，对建设强势品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3.从过分看重品牌“造名”、“造势”，转向提升品牌美誉度

中国消费者过分重视电视广告、偏向从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如“新闻报道”、“广告竞标”等来判断品牌，会对品牌资产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过分依赖电视广告和轰动效应的品牌“造名”、“造势”活动，使得品牌知名度急剧飚升，而品质、分销、服务等难以跟进，结果导致知名度与美誉度断层，最终使“一夜成名”的品牌“短命”。秦池、三株、巨人脑黄金等品牌莫不如此。中国品牌需要从过分重视品牌知名度，转向知名度与美誉度并重。如何建设品牌美誉度？以下传播要素有助于建立品牌美誉度：品牌实体元素（如品牌名、标识、符号、标语或口号等）的科学化与艺术化、品牌国际化形象（海外投资、营销；国际形象广告代言人等）、坚实强大的公司能力（如业绩、研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等）、完美品质、及时推出新产品及产品系列化等。品牌美誉度建设将推动中国品牌管理制度走向成熟，最终构筑强大品牌资产。

五、本研究获得的理论洞察、未来研究方向

1.理论洞察

本研究探测到中国消费者心智的品牌知识图景。它将国际品牌权威Keller（1993）构建的品牌知识模型在中国具体化，并得到一些有别于欧美市场的品牌理论洞察。第一，中国消费者对“安全”、“放心”等可靠性质量标准非常重视。这对现有品牌文献中的品质认知概念是很好的补充（Aaker,1991），对中国市场的品牌经营有重要参考价值。第二，中国消费者把品牌与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司成为品牌联想主渠道，并非Keller（1993）所提出的次级渠道。因此，在公司品牌与产品品牌的关系上，应该修正Keller（1993）框架。重点投资公司品牌，发挥公司品牌“背书”角色，是中国市场投资收益率较高的品牌建设道路。第三，“面子”在品牌消费中的重要地位。这将为炫耀性消费、奢侈品消费提供研究借鉴。

2.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了国际上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焦点组访谈方法，得到大量书面及录像材料。本研究探测到的上述洞察，为未来研究指出了方向。首先，要关注公司品牌对产品品牌的影响机制。相关研究议题包括：公司品牌的维度及其对产品评价、购买意向的影响；公司品牌为产品背书的模式及效用；单一公司品牌、多品牌、混合品牌（公司品牌与产品品牌混合）战略的效用等。其次，研究产品质量危机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效用。产品触犯可靠性质量标准，会对品牌造成伤害。为此，需要研究产品质量危机事件对品牌形象、销售业绩及股市反应等的影响链。再次，研究品牌消费中的“面子”观。包括“面子”概念的解构、测量；“面子”与“炫耀性消费”、“虚荣”等概念的区别；“面子”观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方向（正向还是负向）及效用等。总之，本次探测性发现将在多方面为深入的品牌实证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Keller, Kevin L.and Donald R.Lehmann (2001).The Brand Value Chain: Linking Strategic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R].working paper,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Dartmouth College.

[2] Keller, K.L.(1993).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57: 1-22.

[3] Aaker, D.A.(1991).Managing Brand Equity: Capitalizing on the Value of a Brand Name[M].New York: Free Press.

[4] Keller, K.L.(2003).Brand Synthesi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Brand Knowledge[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29, No.4, 595-600.

[5] Roth Martin S.(1995).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Socioeconomics on the Performance of Global Brand Image Strategie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2, 163-175.

[6] 刘学，靳炎.基于消费者需求与信息搜寻过程的新二维营销战略模型及验证[J].南开管理评论，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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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aker, D.A.and E.Joachimsthaler (2000).Brand Leadership: Building Assets in an Information Economy[M].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4篇

一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人们翻身做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有效经验以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毛泽东意志主导全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导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重集体本位，疏个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这种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也有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基本生活品、身份的合法性、就业、教育、社会地位和权利等，无不由国家掌握，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由国家赋予，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任何自觉或不自觉控制社会资源的意图、尝试，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2。

正如《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所讲到的，在这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居民个人的消费则被忽视，甚至被压抑。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居民过着一种 「大众消费模式的生活，如穿着同一种衣服，吃着同一种食物，享有同样的休闲活动。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3这种坐享其成、不愿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观念，至今还是禁锢中国人头脑、束缚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迅速，除通货膨胀外，从1978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成倍增长，从1990年到1994年增长了30%，城市居民的储蓄从1978年的1.85亿，到1990年增长到62.5亿，1994年增长到192亿。而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以前为少数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所拥有，现在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4。正如戴慧思在引言中所论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通过新建的商业零售店获得了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5。

本书各章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服装、食物市场、麦当劳、迪斯科舞厅、情感热线等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如维克（Ann Veeck）在〈市场的振兴〉（"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Marketplace: Food Markets of Nanjing"）中认为，食物一直以来是分析身份、角色关系和社会仪式的主要手段，他通过对南京食物市场的调查发现，南京居民在购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营养以及维系家庭亲密关系，而这种购物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弗雷泽（David Fraser）的〈对绿洲的投资〉（"Inventing Oasis: Luxury Housing Advertisements and Reconfiguring Domestic Space in Shanghai"）一文指出，关注家庭生活是上海社会发生转变的一个指标，而购买私人住房则是创造美好家庭生活方式的第一步。通过对上海不动产广告的分析，作者认为购房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拥有更幽静、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具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排外感。同样，吉勒特（Marris Gilletle）在〈婚纱──西安回族的新娘〉（"What's in a Dress? Brides in the Hui Quarter of Xi'an"）一文中对婚纱消费进行了研究，考察不同的人赋予婚纱的不同意义，发现花在服装上的消费，愈来愈成为人们重新定义自身、表达对现代性认同以及创造个人想象的一环。除此以外，欧文（Kathleen Erwin）在〈电话的沟通与心灵的交流：家庭价值、性和上海谘询热线的政治〉（"Heart-to-Heart， Phone-to-Phone: Family Values， 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s Advice Hotlines"）一文中，分析了听众致电广播节目和谘询热线中所使用的社会话语，发现社会话语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们能就从前被视为「忌讳的话题如爱、性、家庭进行讨论，从而「说明人们获得了在过去通过控制或惩罚的旧式作法不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空间6。

赵文词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场消费革命，认为这是继1949年政治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并且具体分析了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赵文词既看到了消费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又看到了这场消费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消费已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独立开来，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已不再停留于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而是日渐发挥着张扬个性、完善自我的作用，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消费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人们寻求富足生活的新自由。它真正把现代化的「要义放在人的需求和发展上，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二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对中国城市消费变革的论述是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中进行的。依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本书在质疑中国消费革命能否滋生和培育「公共领域的同时，也论述中国消费革命在变化了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特有表现。

尽管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大多数撰稿人认为不能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虽然自1978年以来，国家从很多领域撤退，让社会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只是表面上撤退或从一些不危及其利益的领域中撤退，实际上，国家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如建立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监控。

旺克（David L. Wank）在〈香烟以及在中国商业网络中实行的控制〉（"Cigarettes and Domination in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一文中谈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对以维克托·尼（Victor Nee）为主要代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假定在经济的自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存在积极的一致性。维克托·尼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国家行政权力的下降，从而削弱具有毛泽东时代特征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实现社会整合。旺克认为建立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商品流通是镶嵌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即包括企业家之间的水平联系，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商业化的「顾客主义联系以及企业主和「新劳动阶级之间的「劳力规训的关系等。因此，经济分配的自治和社会的整合并没有导致行政权力的下降；相反，在企业主和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旺克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认为7：

在中国再分配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基础的消费变革的结果应该被归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这种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相关的制度的改变可以发生在一个民主或专制主义的背景中，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迅速实行市场化的。

同样，克劳思（Richard Kraus） 在〈南京公园中的公共纪念物和私人乐趣〉（"Public Monuments and Private Pleasures in the Parks of Nanjing: A Tango in the Ru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Palace"）一文中认为，在反映个人兴趣和观点的公共领域和有助于保护和提升个人政治权利的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他不同意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8，反而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公共领域，中国也不例外，但他得出了同旺克相反的结论：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其合法性建立在提高消费商品的成功上，通过放弃更多的社会空间给个人占用，并且通过允许中国居民无穷占有社会资源的欲望合法化，而无意识地减少了政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这对范畴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概念，它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心智结构。当把这对范畴移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时，便会出现许多理解上的偏差。在西方人士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作为两股讨价还价的力量，似乎两者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只能是在国家领导下进行，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国家必须从社会领域中退出，让社会力量得以滋生和壮大，使社会成为一个强社会，而不是弱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力，以更好地动员人们进行市民社会的培育，使国家成为一个强国家，而不是弱国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在处理这个悖论上，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从社会大部分领域撤退，使得国家的能力在减弱，如克劳思。有的则认为由于国家采取了新的形式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国家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旺克。

迈可·曼（Michael Mann）的国家权力观为解决这一悖论提供了分析的思路9：

（迈可·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可·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其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其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如中国即属此类。

由此可见，集权的政府与强政府不是等同的概念，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中国完全可以一方面简政放权，让各部门「自行其事为市民社会的培育创设条件；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中央权威对社会的控制，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欧文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国家对社会渗透能力的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对迅速推进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仍任重道远。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认为这场消费革命是不彻底的。尽管市场经济的发挥减少了官僚机构的再分配权力，工作单位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然而，在这个转型时期，再分配的权力仍旧存在，并以决定性方式影响消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企业的成员利用职务之便，把集体的资源用于私人或个人消费，即「公款消费。除此之外，由于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市场所需的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使得私人企业通常求助于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个人关系来寻求保护和获取稀缺资源。这就出现了如黄宗智所说的在国家、市场之外的「第三领域的形成，并为个人和企业的「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对奢侈品的消费正好起到了这种中介作用。《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通过对炫耀性商品如保龄球、香烟等消费的论述，说明了国家政府官员、私人企业主和国营企业管理者之间如何互动来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源的情况。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论述，本书认为国家和市场的界线有时是可以逾越的，商业精英依靠从国家人中获得的特殊的「优待来发展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被「殖民化，公共资源遭到破坏。以上提出的问题的确发人深思。

转贴于 三

赵文词在后记中指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自由必有限制。中国的这场消费革命也是如此。在指出伴随消费革命而来的限制的基础上，他认为在消费革命中潜伏着四种威胁：第一，关于国营企业的命运问题；第二，关于城市「新贵的问题；第三，传统价值和工具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第四，中国是否会像美国那样出现反消费主义的运动。本人认为以上几个问题都可归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消费主义、发展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对于发展主义的困境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发展主义是一种提倡数量、忽视质量；注重经济指标、忽略人文价值；损耗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观。自建国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发展主义：第一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一种片面、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抑制消费的发展主义；第二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受西方的影响，它把西方发展经验普遍化为全球的「通用真理，忽视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注定是片面、畸形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这种发展主义在中国的登陆是不争的事实，如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滑坡；一味追求功利，使得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等。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并不是和发展主义同步进行的，严格说来，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10。注重生产、忽视消费的发展主义与强调消费、疏于生产的消费主义是冲突的。在中国，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表现是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一些「新富为享受发展的成果，常常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其「出人头地；另一方面「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11。激发人欲、追求功利的发展主义，铺张浪费、炫耀身份的消费主义与讲求伦理、黜奢崇俭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有矛盾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从而获取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呢？

卢汉龙〈在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中建立小康社会〉（"To Be Relatively Comfortable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一文似乎为以上问题提供了答案。卢汉龙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构想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小康社会的规划与传统文化如《礼记》的渊源关系，并且论述了不同社会理念下不同的消费模式和生存态势。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里，以毛为首的领导人把传统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和毛所描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混同起来。但是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使社会各方面陷入萧条、瘫痪状态时，邓小平开始了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低于「大同社会的「小康社会的规划，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社会存在着不平等，政府则通过法律来管理人民。

卢汉龙认为中国是在一个有着浓郁的平等主义取向的社会中开始「小康社会的规划的，而「小康的社会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一方面小康社会的渊源来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另外小康社会奉行的准则如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的不可避免以及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等，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暗合的。卢汉龙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中国如何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卢汉龙既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把邓的「小康社会构想和《礼记》作简单对比亦有失偏颇（毕竟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另外，他也没有说清楚小康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社会主义成分和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使用。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和动力，消费对生产起反作用。消费不仅有经济上的依据，而且有社会学上的意义，一定程度的消费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状况，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分为三类： 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通过对三类消费品的划分，马克思从一定侧面上揭示了人的三大本质需要，并且通过对人的这三类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民主状况。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与生产愈来愈依赖于消费者，受消费者所指引。由于消费直接取得人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消费已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12。

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中国传统社会倾向于以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作为对富足社会的追求。儒家经典如《礼记》通过对天下为公、天下一家构想的描绘，纯粹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以表达人们对一种伦理型的理想社会的诉求。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说过，贫困并不在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的关 系，归根结柢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以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知足常乐的古训，社会主义信念在中国的深入人心，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攫取超额利润的贪婪（西方人倾向于以物质丰裕作为对自由社会的诉求，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对此进行批判）。

如果说，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足以使当时的人感到社会丰盛而不是贫困，那么当世界大势、现代化的潮流已经打破知足常乐、民风淳厚的农业社会时，就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经济、刺激需求、确保公平的新社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都能获得个人充分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是现代化的应有主题，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和衡量其自身文明程度和先进水平的标准。

邓小平审时度势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他高瞻远瞩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由伦理本位向生产力本位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特色：第一，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商品市场，开放社会途径，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提供各种有利条件；第二，立足传统，始终保持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力求在社会结构上体现社会公正，减少贫富不公，但并不像卢汉龙所分析的那样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不难看到，中国正以崭新的面目为全世界所瞩目。但是发展主义、消费主义在中国引发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注释

1;12　戴慧思（Deborah S. Davis）、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北京），2001年第5期，页117；117-18。

2 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页107。

3;4;5;6;7　Deborah S.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30; 1-2; 2; 13; 286.

8 克劳思（Richard Kraus）在这一章中认为西方对中国公共领域的讨论经常把两个独立的概念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混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是把公共领域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克劳思认为中国学者不必采用哈贝马斯的定义，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个公共领域。

9 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页18。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民生 和谐 公共管理 自动控制

民生问题三要素：公平、质量效益、GDP

民生内涵是指遵循生存公有规律与发展私有规律（简称生发规律）所界定的，与安全生存密不可分的且无需市场激励的民生需求与行为。民生外延是民生内涵定义所包括的需求与行为的种类划分，当前经济条件下应分为类：生养、教育、科研、创业、就业、医保、居住、环境。其中科研与创业是改善民生的基础，其他属主观性项目，多为分配配置政策倾向问题。

民生与国家兴衰相关，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包含社会公平、经济繁荣两方面，因而改善民生必须使GDP增加，而不是只停留在关注分配不公上。

民生问题是公平与发展问题，更是“公平与效率”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围绕和谐社会建设处理好公平、效率、发展的关系。改善民生是政经问题，更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来源于公平、质量效益、GDP的不平衡，受落后的民生理论和凯氏理论缺陷制约，要克服经济危机成因。

针对上述情况，采用的方法是：基于公平、质量效益、GDP三者平衡关系中，结合使用自动/半自动/手动三方式，分步推进地改善民生的方案；将民生外延扩展到基础科研、初次创业；民生研究对象由过去解决单一民生问题发展到基于房价、GDP/工资同步增长，改善民生。

公共管理自动化的构成

民生问题源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公平，涉及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和谐的建设，归结起来是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自动化的核心为创新民生理论、建设和谐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围绕六方面展开：第一，剩余价值由科技文化成果创造，归全人类共有。这是系统性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和法理依据。依据生发规律创新民生理论，确定民生内涵与外延，基于民生问题的项目，完善社保体系。设计财政、房价三分之一（HP/3）、个人单位、金融市场共筹民生资金，由个人选择服务单位和方式，由保险公司管理支付民生资金的一整套操作处理程序。第二，设计自动/手动/半自动三个功能回路，发展出民生问题自动处理的控制技术。第三，创新房地产价格理论，将HP/3用于补充社保体系以缩小贫富差距，另HP/3用于补偿征地以缩小城乡工农差距。第四，修正凯恩斯理论关于国民收入用于投资与消费进而使得产出越来越大于消费的内积经济危机的缺陷，区分生产消费金与民生消费金两种币符，以保障产、消平衡。第五，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源：不公平、凯氏理论缺陷、产消信息测不准，为改善民生消除复杂因素。第六，在平衡公平、质效、GDP三者间关系，预防和遏制经济危机中，持续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

根据这六大内容，可得公共管理控制系统的内容与结构为：民生概念（内涵外延）民生项目处理民生问题的原理解决民生问题的对策与自动化操作方案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在公平、质效、GDP三者平衡过程中，全面持续地改善民生。

结合创新民生理论、建设和谐社会的公共管理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构成见表1。下面结合图1对表1所列项目进行简释。

（一）民生问题的成因分析

在对GDP的分配再分配过程中会产生诸多政经问题，可以概括为效率与公平问题。社会资源在生存、发展、自由三方面配置时，倾向于生存、发展困难者的政府保障政策实施起来会面临人性之恶、测算不准问题，使得改善民生的举措难以落实。究竟是以生产劳动实现消费体系、以虚拟经济调控实体经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抑或选择剥削、盗骗手段实现消费体系是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监管难点。在共产社会前，剥削凭据武力、权力、财力进行，其中武力是根本，权力剥削、财力剥削是衍生形式，权力剥削具主体性普遍性，而财力剥削附庸于武力、权力而存在。民生问题关键在对剥削的遏制，依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处理。当民生得以保障，迫于生活的劳动积极性就可能削弱；反之，通过市场竞争发财致富者就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倾向，表现出不顾民生。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是要消除共生存与齐出力相互抑制的矛盾。基础科研、创业风险政府担当不足，凯氏理论内生经济危机（产越来越大于消），产消关系问题（生产服务消费率低）等是民生理论不太关注的问题。

总之，民生理论不成熟，没有将民生问题理解为公平、质效、GDP三者间不平衡问题，倾向高效率低消费，民生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民间经济交往互信度过低，依赖担保、（公证）司法程度过滥，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等都是民生问题的成因。

（二）民生问题的规律

狭义民生问题是衣食住行用困境，在产生、生存、成熟（发展自由）、消亡、转换之生命周期中，生存量E、发展量D、自由量F（简称生发自由/EDF）构成三层一体的广义消费体系。改善民生就是要不断调整全社会EDF的结构比例。

设消费体系总量C＝E＋D＋F，则消费体系矛盾律范畴有四：一是不同群体间为建立自己消费资源总量C所发生的争夺、异化矛盾；二是整体或个体之生存量E、发展量D和自由量F三者间的配置矛盾；三是群体内部分配矛盾；四是消费体系实现途径的选择矛盾，即在生产劳动、虚拟经济手段、剥削盗骗三条途径及其组合方式中作出抉择的矛盾。

生存公有强调共性和整体生存功能，发展私有强调个性和个体发展功能。从字面上看，生存与公有相关而发展与私有相关，公有则能生存、私有则能发展。且生存公有是发展私有的前奏和基础，发展私有是生存公有的必然或升级。二者对应于事物生命周期的生存与成熟两个阶段，相互转化螺旋推进。

（三）抓消费促生产原理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基本问题。生产为消费服务和生产服务消费率是经济重要指标，否则就会演变成唯生产力论。

凯恩斯主张国民收入一部分消费一部分投资。这种理论混淆了消费与投资的概念，基于边际消费效应，使得消费越来越少而生产越来越多，进而内积经济危机，恶化民生。阴流子乃集欲望与能力一身的币符抽象物，币符是阴流子载体，资金是阴流子与币符的结合体。投资的对象物是阴流子，消费的对象物是产品。当人们消费得到满足，就会释放出更多阴流子，出现阴流子增殖，央行发行的币符运载阴流子进入生产市场，生产过程中阴流子增殖转换成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增殖。当实行紧缩政策，阴流子面临缺少运载工具时，就会出现投资不足，从而产出不足，影响民生改善。事实上，人类不清楚此套理论，发行的货币总是少于阴流子流量，从而使得许多经济活动缺乏资金。反之，增发货币，加大投资，经济就会过热，正是阴流子量由货币运载充分进入经济建设的反映。人类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又担心泡沫出现。

为使生产完全服务于消费，必须保证产、消总平衡，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消费金与民生消费金，让民生消费金在消费市场流通，让生产消费金在生产市场流通，避免民生消费金进入生产消费市场，导致产大于消。

（四）民生问题的处理操作

财政、个人、单位、金融市场多方共筹民生资金；为实现公平分配，将HP/3补充社保经费，以缩小收入差距；据生存公有规律，为每个公民配置股票配置保险；在保护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分离出财产使用权，通过借贷均衡消费权，形成高超消费，以释放内需。

民生项目资金一律划归到被救助的个人账户或项目账户，由个人签字转入其所选择的服务方。民生资金的支付、划转的审查由保险公司管理，可在柜员机上操作。

民生问题自动处理的控制系统

（一）基本构设

处理民生问题的自动控制系统按照图1分三个功能回路和一个综治方案设计。

自动回路：基于生发规律和项目的民生体系，建立民生问题自生自灭规律体系。

半自动回路：提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贡献的评估计量技术，真正落实按劳分配的价值取向，走生产劳动实现消费体系的道路；基于按劳按需结合分配与财产使用权、所有权适当分离原则，分配所有权、均衡使用权，消除共生存与齐出力相互抑制的矛盾；修正凯氏理论，区分生产消费金与民生消费金两种币符，建立生产为消费服务的金融调控体系。

手动回路：基于生发规律、依据民生内涵确定民生外延的项目，由财政、两个HP/3、个人单位、金融市场等共筹民生项目资金，由个人支配自己的民生资金帐户并选择服务单位和方式，由保险公司配合个人、服务单位对民生资金收支进行管理的一整套操作处理程序。

综治方案：发挥自动/手动/半自动三个功能回路在公平、质效、GDP三者平衡中的合成作用，在遏制经济危机中全面持续改善民生。

图1中自动/半自动/手动三方式结合使用、分步推进民生改善的理论可以为“和谐社会·幸福中国”的建设提供控制技术。

（二）三个控制回路

图1 中三个控制回路的区别是：自动回路在规律体系支持下运转；半自动回路在破除凯氏理论缺陷、建立新金融体系和抑制剥削下运转；手动回路通过改变民生资金筹集途径，由保险公司管理运作。本方案的实施从手动回路开始，经半自动回路推进到全自动回路。自动回路试运成功后，再实施三功能回路交替运行、综治公平、质效和GDP三者间不平衡，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可见，半自动回路包括了手动回路功能，自动回路包括了手动、半自动回路功能。

1.自动回路。这是民生问题自生自灭的规律回路。随着科技生产力发展，民生问题从衣食住行用扩展到生存、发展、自由三层一体的消费体系。国民收入在生存、发展、自由三方面的配置和个人所得上的分配矛盾，以及实现消费体系是走生产劳动结合虚拟经济的手段，还是走剥削盗骗的途径，称之为消费体系矛盾律。消费体系实现途径选择矛盾与分配配置矛盾主要来自武力、权力或财力剥削（简称“三力”剥削），或受经济理论缺陷的影响，表现为社会公平、质量与效益、GDP三者发展不平衡，最终体现在民生问题上，容易发生经济危机，导致民不聊生。民生内涵由生发规律所界定，遵循生发规律就能针对民生项目处理消费体系矛盾，实行计消市产模式能处理好生存与发展的矛盾。这一回路是民生理论创新的核心，只要遵循这些规律理论就有可能实现民生问题的自生自灭。

2.半自动回路。此回路涉及到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经济基本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实现消费体系途径的可选择性会驱使人逃避生产劳动，倾向选择虚拟经济手段或剥削、盗骗方式去实现消费体系；二是以凯氏理论为代表的分流国民收入成生产与消费两条支路，使得生产大于消费，产、消失衡，产、消信息测不准，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危机。如果发行两种币符，使民生消费金在消费市场流通，防止民生消费金进入生产市场，就能跟踪并准确测量出生产与消费比例的实时状态，进而使生产完全为消费服务（见图2）。

3.手动回路。民生问题手工操作回路包括民生资金的筹集、服务单位的选择、保险公司监管三大块。

总之，民生问题是政经问题，是以人为本均衡消费权的科学发展问题，而这就要求处理好公平、质效、GDP三者间平衡关系，遏制经济危机产生的“三大”根源。

（三）币符红-币符绿-投资-生产闭环放大经济回路

图1中半自动回路对经济基本问题的处理可参见图2进行分析。先纠正一个概念，生产消费不是投资，仍属消费范畴，只有阴流子由货币载入生产建设市场才是投资。因为生产过程不增殖，当阴流子资本化后，能够通过劳动者活化生产要素，将人身上的阴流子增殖转化成剩余价值，即将改善民生释放的阴流子增殖转换成资本增殖。投资乃投入人类欲望与能力不是投实物，消费的是全部劳动产品。图2中消费金分为民生消费金和生产消费金。民生消费金会通过人体释放阴流子，阴流子投资到生产建设中去，活化生产要素，形成剩余价值（由科技文化成果创造）。生产消费金（民生消费金前期释放的阴流子，包括回收的固定资产）通过购买生产资料支持生产过程循环（再生产），价值等价转移到产品中去，不产生剩余价值。民生消费金（币符绿）与生产消费金（币符红）应当量配置，分别投入到生活与生产中去，不得有剩余，也不得用民生消费金去购买生产资料，否则会削弱民生加大生产，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可见，国民收入应全部用于启动内需改善全人类民生，力争多出口加大进口，改善消费结构，让人类通过高超消费释放出更多阴流子。当阴流子全部用于投资，就会提升投资能力、发展科技生产力、使生产消费规模扩大，活化更多生产要素，促使GDP大增长。如图2所示，当阴阳（阳流子是指产品纳米化后在网上传送的波粒形式）流子发生完全弹性碰撞后，就实现了人类消费。在此回路中，人类消费是中心而投（放）资（金）与回扰（资金）是联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两座桥头堡。否则，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的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一部分投资一部分消费的理论会使产出越来越多于消费，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累积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

标记货币红与货币绿两种币符，一可防止民生消费金不在民生消费市场流通不载民生消费信息进入生产市场；二可监测民生消费金与生产消费金的动态比例，使产、消结构合理，保持产-消通道畅通，建立产、消动态平衡机制。此二方面均是准确测量市场信息的基础。

综上，本系统的关键技术是，将改善民生同克服经济危机、保持GDP增长结合起来处理。从图1中可知，第一回路乃立足生发规律的广义民生概念，遵循民生规律体系，自动处理民生问题；第三回路乃将生发规律转化成政策法规规范人工操作，解决民生问题；第二回路介于第一、第三两个回路之间，通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控制作用，基于产、消平衡进行半自动半人工处理民生问题。三个回路结合使用分三阶段推进后，可实现民生改善过程的全自动控制。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