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论文范文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美术馆文化研究
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两次上书清朝廷未果的情况下，自费在家乡办了“南通博物苑”，内分自然、历史、美术三部分，这是中国第一个兼具美术馆性质的博物馆。1914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故宫更名为“古物陈列所”（1925年更名为“故宫博物院”，确立了故宫的博物馆性质）向公众开放，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效仿西方民主革命的一个政治、文化举措。这一举措是针对通过革命手段颠覆了封建王朝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塑政治、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如卡若·邓肯在谈到法国卢浮宫的转型时所说：“它因此成为一个旧统治结束、新秩序开始的生动象征”，故宫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作为旧秩序结束的象征有余，但作为新秩序开始的象征却不足，它身上所沉积的旧中国审美趣味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是极不相衬的。因此，对一个新的国家艺术造型博物馆的呼唤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十分强烈。鲁迅、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林凤梁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纷纷上书或撰文呼吁政府建立的国立美术馆。
时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于1913年提交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写道“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普及社会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而曾留学法国，对国外美术馆印象深刻的徐悲鸿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因其为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其性灵”，而画家的画作“其作品乃代表精神，或申诉人民痛苦，或传写历史光荣，国家苟不购致之，不特一国之文化一部分将付阙如，即不世之天才，亦将终致烟灭，其损失不可计偿”。林风眠于1932年撰文《美术馆之功用》，平实地探讨了美术馆对于认识历史、教化民众、促进艺术以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的问题。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美术馆是一个国家形象工程，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和保藏、研究艺术文化的功能。
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呼吁声中，中国第一个国立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于1936年落成。事实上，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要建立和发展一个收藏及陈列众多艺术品的国家美术馆是一件十分艰难和不现实的事情。新中国的部级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也是在新中国建国近10年之后才破土动工的。而中国美术馆从建馆到如今，也走过了一段颇不平静的道路。事实上，直到2003年，内部全面翻修的中国美术馆重新开馆，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博物馆性质的部级美术馆才出现在我们眼前。
上述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的美术馆发展之路并不顺畅。这种不顺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文化修正的矛盾心态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革命、改革的大氛围之下，艺术的独立性受到较强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的美术馆难以从本位出发创造自己的前途。
美术馆在中国发展的这种状况，也直接地反映到了美术馆的研究状况当中。了解一个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状况，最直接和直观的方法就是搜索其研究成果。下文的表、图是根据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含海外中文图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目录对美术馆主题图书进行的一个粗略统计，统计时间截止于2005年：
表一、图一表明，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美术馆主题图书最全的图书馆，其美术馆主题中文图书数目仅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术馆主题图书的1/7。这个检索结果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中美两国的美术馆发展规模、发展水平进行一番比较
在上述检索的基础上，以藏书最丰的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数据库目录（含海外中文图书）为基础，进一步对美术馆主题图书进行检索和统计，结果如下：
根据表二、图二，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美术馆专著数量最少，仅占总数的7%。数量最多的是赏析导览类图书，占到了总数的74%。而在笔者2004年所做的“中国国家图书馆1978年—2004年美术著作统计表”中，仅是1978至2004年的美术理论著作就有2753本。此外，美术馆主题的赏析导览类图书的优势比例一方面表明美术馆主题写作的理论含量偏低，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美术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欣赏、游览上。国内对美术馆的研究处于一种单薄、零散的状况。而我们的文化中对美术馆的这种比较单薄、零散的关注和认识，反过来也影响和制约了国内美术馆事业的发展。
从数量上看，在国家图书馆的100册美术馆主题中文图书中，海外中文图书（48本）几乎占了数目的一半，与国内的美术馆主题图书平分秋色。从类型上看，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最能反映美术馆理论研究水平的专著全部是海外中文图书，而国内的美术馆主题专著数目为零；在理论辑刊类中，海外中文图书占国图中文藏书的31.5%，国内图书占到了较大的比例；在赏析导览类中，海外中文图书占国图中文藏书的47.2%，数目上与国内图书基本持平。通过比较这些海外中文图书（主要是我国台湾图书）与内地图书在国图美术馆主题中文图书中所占的比例说明，港台地区及海外的华人圈在美术馆主题专著理论写作方面领先于国内。国内的美术馆主题写作的理论重点集中在理论辑刊类，主要表现为年鉴写作、馆刊、论文结集等。
1977年以前，国家图书馆的美术馆主题中文藏书几乎是空白的，这说明国内美术馆主题图书的写作以及对美术馆主题图书的关注，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的。2000年之后，美术馆主题图书写作趋势得到加强。
从1980年开始，美术馆主题文章基本上持续增长。这些文章、信息主要集中发表在《美术》《美术研究》《世界建筑》等刊物上，而在《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则非常少见。这些文章主要集中于美术史论研究、美术思潮辨析、美术馆建筑、审美教育研究四部分，大都以与美术馆相关的一个枝节问题延展讨论，直接与美术馆学相关的理论文章极少，全面地从文化上探讨美术馆的文章极少。
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内的文化机构，它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历史自身写作的需要，也显示了中国文化艺术史进入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艺术史的自觉努力。美术馆主题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美术馆的出版物中，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美术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取和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理论写作对美术馆主题的忽视。从理想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空间)的美术馆应该是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之一，但是中国国内的实际理论写作情况，却与美术馆应该获得的关注不相符合。审视这一研究现状，我们有理由相信，美术馆主题研究应该得到国内理论写作更多的关注、反思与开拓。
注释：
①(美)卡若·邓肯.文明化的仪式·公共美术馆之内[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45.
②马鸿增.20世纪我国美术馆的发展轨迹与思考[J].美术观察，2000年第4期.
③④同上。
⑤该统计时间对2005年年内图书馆的美术馆主题图书藏书量有效，不包括2005年以后图书馆引进的2005年出版图书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近些年来，在影视美术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影视界的部分研究者对影视的探索和研究速度很陕，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注意。此外，根据目前的形式也可以看出影视美术的研究越来越与经济产生紧密的关系，应经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远远不同于之前的美术、文化等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影视的最前端已经逐渐从“影视文化”向着“影视产业”进行转型。至于美术领域，它实际上也在经历一段悄无声息的变革，那就是它正在从传统的美术研究和美术教育的“两史一论”逐步向理论研究、设计技巧以及艺术管理等产业研究方向发展，形成了“大美术理论”的新局面，对于这样的巨大转变，美术界目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术的研究体系一直都以“两史一论”为核心，包括中外美术史和美术概论，此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美术批评。
目前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原理都是以这个理论体系为基础建立的，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形成也是结合了模仿文学、美学等许多人文学科的精华共同创造的结果。本文以著名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为实例，详细描述了美术体系的改革现状，中央美术学院最早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代表了中国最早一期的美术体系，在后来八九十年代的几次改革后改名叫做美术学系，该学院主要研究中外美术历史，在变革幅度较大的九十年代也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然而目前在影视美术的强烈冲击下，该院校的美术理论教育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美术史系仅仅作为刚刚设立的人文学院的一个系别，除了开设美术史这个专业外，还设有艺术市场、艺术产业、展览策划等一系列新型的专业，且这些专业每年招到的新生人数大大超过了传统的美术专业的学生人数，这无疑证明出影视美术的发展对传统美术的巨大影响。
2影视美术学术改革的背景
美术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包括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蜕变，每一次的改变都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革。最主要的过程就是从狭义的“两史一论”最终发展成为当今符合美术产业发展以及当前研究背景的广义上的美术理论。对于新时期的美术研究者而言，他们不仅需要具备美术领域的技巧，同时也要兼顾到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等学科，这些复杂的学科相互交织，对美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时展和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众多学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下，影视美术应运而生，同时设计艺术、文化创意等几大产业也随之兴起，这显然对于传统美术理论来说是强有力的冲击，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原有的理论开始相悖，新旧理论的交汇使得美术理论变得混乱。美术产业所面临的改革浪潮，驱使其必须在外延作出相应的拓展，必须要从传统理论快速过度到新的美术理论体系上去。
在之前提到的美术批评理论中，它是美术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相对于传统的两史一论的美术体系而言，对美术实践的认识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建立起美术批评的目的在于它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美术产业方面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其又无法对美术产业做出整体上的指导。它的产生是由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二者结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人文科学的影响。当今社会，对于美术理论的研究不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术理论做出解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美术的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让新的形势引领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理论研究并未对其具体任务做出明确答复，所以，美术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知识框架应尽快有单一的美术向其他社会学科转变，不能满足于过去美术艺术在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一枝独秀的旧形式，为新的思维和视野的打开提供方向。美术学院是最早的美术理论的发源地，各大高校有些就为此做出了鲜明的表率作用，但现如今社会上一些原本源于美术产业的其他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影视美术行业，这样使得美术的理论知识体系难以继续维持，这是由于各大高校的文化背景仅限于单一的学科知识，而美术领域的快速转型需要美术、创意、影视等各大产业综合起来作为背景。这种新形势的学科不仅仅指传统学科，更深层次的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等当今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
3社会科学的融入对影视美术以及美术研究的挑战
3．1社会科学融入带来的挑战
要做到将传统的美术理论与当代的先进的人文科学充分的结合，以后在对美术进行研究时就要放宽视角，不单单的仅在美术的领域内发展，而是要在整个社会所包含的各种综合信息的范围内，对美术理论做彻底的研究。例如：将心理学或者管理学方面的专家与美术方面的大师进行学术上的细致交流，实现理论上的进步与飞跃。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在影视美术上看到，影视美术的研究领域较为宽泛，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大美术体系。现如今，影视美术逐渐从美术领域独立出来，并在飞速的发展，渐渐地开始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影视美术的发展对于旧的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与之相悖的一些概念，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冲击。当今的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在写毕业论时都要求写出对美术理论的研究方法，然而在过去的学术论文中却从不涉及所谓的研究方法。但是另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关于美术的研究方法为什么要作为毕业论文中的必须阐述的话题，以及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美术理论的研究者。对于某些高校开设的关于研究方法类的课程，例如：图像学、现象学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方法论与研究方法并不是一个概念，方法论是哲学上提出的概念，是人文科学的主要表现，而并没有对如何研究美术做出解释。所以，当整个大学课程结束时学生仍旧并不理解怎样将社会学科的知识与美术理论相结合。
3．2影视美术与美术探究方法
对于美术研究的挑战研究方法可以从影视美术的角度去思考和借鉴。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影视学划分为传播学的范畴，所以，影视学方面的研究者通常进行过严格实践训练，对于实证研究显然掌握的很好。在影视界，关于社会学科的研究、统计学类等知识都早已成为训练人的研究方法的必备课程。在社会学科的学习中，包括经济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都是大学学生的基础课程。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要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好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向，以及对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加以区分。如果要写的论文只涉及社会文学，并不是有着严格规定需要写出实证所用研究方法，这对于美术方面的学者而言，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SPSS成为帮助学者进行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对于传统方式形成了不小的挑战。另外，影视美术方面的相关研究方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我国各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一些电影发行机构对其进行了很详细精确地统计，因此，在美术方面不依据权威数据，空谈文化艺术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传统的美术形式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新形势下的美术即影视美术是对其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完全的取而代之。在整个美术的理论体系中，起到最为基础和关键作用的是经济学等相关社会学科，影视美术的发展是传统美术与这些社会学科的完美结合，必然对传统的美术产生冲击和挑战，但是，传统的美术艺术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想要摆脱这种落后的问题，就需要学者们对美术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真正的保持原有的美术理论的艺术气息。
4结语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题】美术史
【关键词】比较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符号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辩证的历史符号学
【正文】
一、研究范式的检讨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著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注：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中的内容提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Troeltsch,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梵·迪克(TeunA.Van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著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历史符号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美术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兴起是在1949年之后，其标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1956-1965）出现的美术研究的第一次热潮，这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美术大讨论，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都有专栏讨论各种美术问题，总计有近百人发表文章参加这次讨论。美术也因此在民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似乎是人人都可说上几句的理论问题。这第一次热潮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回顾与反思，每次反思都可从中发现新的东西，这主要是随着时间的积淀，历史上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会显现出别样的意义，给后世不断以新的启示。第一次美术热潮讨论的议题为美术的对象、美的本质、美感、自然美、马克思手稿中的美术思想等，又以美的本质问题为中心。在“美的本质”的讨论中，形成了以高尔太、朱光潜为代表的主观论派和以蔡仪、李泽厚为主的客观论派等多个学派。主观说以吕莹和高尔太为代表。吕莹在其《美术问题》一文中提出：“美，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在第一次美术热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满足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终结和当代美术的开端。但美术理论完全依附于哲学之上却使美术丧失了本性。在第二次美术热潮中，美术得到了现展，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生活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审美需要已经迅速上升为与物质需要居于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高位置的需要，人类消费已从生存型消费向着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快速转变。艺术与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当下的经济事实。审美文化产业需要美术来解答其有关美的具体问题。这就是美术的当代使命，也是新的美术热潮的发展方向。关键词：中国美术；当代使命；热潮；审美文化产业中图分类号：B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4）06-0011-05从理论到实践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1]416。所以，美是人的主观意识。高尔太认为，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是主观的，人的心灵是美的源泉。他论证说，大自然给予蛤蟆、黄莺和蝴蝶的都是一样的，而人觉得黄莺与蝴蝶是美的，而蛤蟆是不美的，这样“，美的主观性就完全显现出来了。”所以他说：“美是人的观念，不是物的属性”，“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只要人感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到，它就不存在”[2]1-4。后来，高尔太明确提出美是自由的象征，而“自由是一种体验，一种经验形态，一种快乐和幸福”[2]37，因此，在高尔太那里，美就是主观的。朱光潜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解释被简称为主客观统一说，却还是被归到主观论一方。他早年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象来表现情趣，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美都是经过心灵的创造。”[3]154-155在这次美术大讨论中，朱光潜正式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里，主观是指不带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客观是“物理”，是使人觉得美的可能性。松树是美的，美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苍翠劲直，这是客观的；一方面是高风亮节，这是主观感知。客观的物、自然的物是“物甲”，不是美感的对象，而是形成“物的形象”的条件。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可称为“物乙”。物乙也是物，是知识形式的物，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只有物乙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因为物乙的产生需要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影响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所以是主客观的统一。在朱光潜看来，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艺术加工的过程“，物的形象”也就是“艺术形象”，所以美只是艺术的特征。主客观统一说在当时被批评为客观符合主观说或是主观消融客观说，认为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客观说以蔡仪为代表。他提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本身，不在于我们的意识作用。”[4]237在他看来，美是独立于主体的意识之外的，美感是对客观的美的反映。
在人类还没出现之前，自然界就有了美。那么美到底是什么呢？蔡仪说：“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4]238所谓典型，是具有突出的、生动的现象并能充分表现出本质和普遍性的个别事物。李泽厚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解释也是客观说，不过他所肯定的美是客观的，不等于蔡仪所说的客观性，美不是一种自然属性或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美的客观性是指“美的不依赖于被反映被感知的个人主观的客观存在性质”[5]239。美的社会性并不是指主观性，而是强调“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是这生活本身，而不是指美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5]233，因此，美是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的属性、形象、规律。它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美既然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社会存在是客观的，所以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再次回顾与反思美术的第一次热潮中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这是美术热潮吗？大讨论中，口口声声讲的是美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可以说是哲学问题，特别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问题，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但就不是美术问题。不是吗？以“获胜”的客观论派学说来说，蔡仪的客观说把美等同于客观事物或客观事物的属性，认为美感就是对美的反映，最后把美归为事物的典型性上，因而受到了许多人的诘问，提出了诸如典型的猴子、鳄鱼、毛毛虫、鼻涕、高利贷者等等是否是美的问题。而李泽厚提出的美的根源是自然的人化、美的本质是自由的形式的观点，却使自然美成为了美术的一个难题，因为很难把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于自然美研究上。有这些明显的不足而“获胜”，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就体现出当时的美术兴起的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美术的第一次热潮或美术的兴起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变革时期，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必然被要求符合政治变革与意识形态变革的需要，特别是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以，这次美术大讨论的目的是清理旧的唯心主义美术思想，在美术中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风气和理论意识，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术。这就注定美术要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利益。或者说，美术讨论的并不是美术，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因如此，无论主观论派的学说中有多少合理的思想，但只要•当代学术回顾与思考•被归为唯心主义，那就丧失了话语权。美术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当时美术所表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为：以西方美术的三个模式即以美为中心、以艺术为中心和审美心理或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美术体系所涉及的美术问题为美术的范围，以美的本质问题作为基本问题或线索，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实践观点对美术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为基点解决美感与艺术的问题，从而形成中国美术的体系[6]。而其实质是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原理，充当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此，美术理论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把美术作为反映论的一个部分，一种例证，讨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美感是对美的反映、美是否是主客观的统一等等问题，令人对美术顿起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或提出人类实践创造了美等等看上去高深圆满的而又非答案的答案，正证明了美术理论的苍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的合理性与应有域限并不需要美术去证明，美术理论完全依附于哲学之上却使美术丧失了本性。但第一次美术热潮毕竟使美术在中国兴起，满足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终结和当代美术的开端。这次讨论为70年代末期以后美术的振兴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可以说，没有这次大讨论，也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美术研究的迅速发展与理论深化。
二、美术的复苏与现展—第二次美术热潮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各项工作开始复苏，美术也得到复苏。美术复苏初期的著述主要是为恢复和争取美术研究的地位而作，大多针对十年“”中“左”的思想路线和文艺政策及其造成的实际状况，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清肃。接着，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在不断增进对全球学术发展和美术研究成果的认识基础上，美术研究则开始了理论上的中兴和全面发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中国美术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次热潮在量上的表现是大批美术论著出现、各高校美术课程的开设和美术专业的建立、各种美术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立等等；而在质上的表现则是美术理论研究中对美的本质问题探讨的深入与体系的建构；美术史研究中对中国传统美术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对西方美术史与当代美术研究以及比较美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部门美术（指各门类艺术的美术探讨）、美育与应用美术（美术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操作化）也全面铺开。复苏后的美术在20世纪50-6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起步，首先受到重视的必然是美的本质问题与美术体系的构建。不过在重新研究时，有了新的角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1982年前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术问题的讨论，把有关“美的本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美的本质”转向“美的本质是不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显然更有力度。《手稿》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的规律”、“自然人化”或“人化自然”等问题给美的本质研究拓展了基础“，手稿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美术热”，构成了当代中国美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性契机，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研究中的一条分水岭，许多思想观点、学说由此或分化、或合流、或重组。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观与客观统一论派演进为艺术实践派，注重艺术的生产实践性质，强调人通过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的原则既适用于物质生产，也适用于包括哲学、科学和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派演进为“美的规律”派，坚持美的客观认识性质，强调“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或者说是美的事物所以美的本质”。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美论派演进为“社会实践派”，注重美的社会实践性质，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他又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他说：“我把美看作自由的形式，而不看作是什么自由的象征。因为‘象征’是种符号性的、意识观念的标记或活动，而自由的形式恰恰首先指的是掌握或符合客观规律的物质现实性的活动或活动力量。”[7]465可以看出，李泽厚所指的自由，指行动的力量、符合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自由；形式是指主动造型的力量———改造对象的力量。在客观行动上驾驭了普遍客观规律的主体实践所达到的自由的形式即美，它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成果。
此外，还有美的自由显现说，美的和谐说、价值说、生活说，或从信息论与系统论、分析哲学、语言学、生命哲学、哲学人类学等角度提出新的命题。在美术理论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审美心理研究，主要是围绕审美中的主体活动、审美经验、形象思维等问题进行。研究者认为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存在和活动是解决全部美术问题，特别是审美经验性质和过程之奥秘的关键，针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态度、审美心理要素、审美理想等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形象思维、艺术感知觉、艺术家创造心理、自然审美中的主体心理机制等问题，也在新的视野和基点上取得了研究进展。有大量论文与相关专著问世。此时的研究与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状况相关，大多数研究还停留于内省与思辨的描述，没有有效的实验验证手段和过程，结论多于分析，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考证，而且研究的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如李泽厚此期对审美心理非常重视，认为审美现象必须结合美感来谈，所以要研究审美心理，要建立新感性。建立新感性就是建立人类心理本体，也就是从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而新感性的建立是历史的构建，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因此新感性有社会性的特点。这种对审美心理的研究表明李泽厚所重视的人是作为人类集体的人，是“大我”，而他对“大我”的研究依据的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美的本质问题相关的是美术学科体系的创建。在第一次美术研究热潮中，人们的注意力还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没有形成美术体系。只有在1981年出版的王朝闻主编的《美术概论》，因为是60年代形成的初稿，可以看作是那个时期形成的美术理论体系。第二次美术热潮中，与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相关，人们热衷于美术体系的构建。这时期出版的数十本美术原理方面的著作都是按不同的体系构建起来的。早期较有影响的除了王朝闻的《美术概论》外，还有十所民族院校所编《美术十讲》、刘叔成等《美术基本原理》、杨辛等《美术原理》、蔡仪《美术原理》等。20世纪80年代末有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1988)与叶朗的《现代美术体系》(1988)。从人们对美术体系建构的热衷也可以看出美术理论的发展，因为一种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与整体体系，是很难称之为理论的。因此，第二次美术热潮带来了美术的复苏与发展。此时，人们对于美术的研究对象已经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态度，即认为美术是研究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科学，美术研究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为比较严谨的体系。美术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应该肯定的是，此期美术讨论的问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第一次美术热潮的讨论结论，特别是美的本质问题在此期美术研究中仍占有核心地位，也表明美术研究仍然受到哲学认识论的束缚与局限，但也已经明确提出了美术自身的对象与任务，对审美现象、艺术现象等等有了实质性的关注与研究，开始回答现实中提出的各种美术问题。特别是应用美术的提倡，使得美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从纯理论研究向应用性研究扩展，在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处寻找自己的位置，涉及并力图解决生活中的与美相关的问题。
三、美术的深入与当代使命—第三次美术热潮
期待第二次美术热潮悄悄地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美术研究出现由“热”转“冷”的局面。美术不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是开始了一种真正的有深度的研究。这种有深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美术研究者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促成反思趋向形成和发展的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美术研究探索的深入中，在总结以往美术成果的同时，一些研究者已从着重于引经据典的阐释印证走向独抒己见，建构新的系统的美术体系。这种新的体系的构建势必引发对美术学科性质、美术理论和美术研究方法的反思性探讨与评论。第二，美术热的退潮也表现出理论上的困难。迅速扩张的美术部类，大量提出的新课题、普遍采用的许多新方法，既促进了美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问题。特别是针对美术体系的建构，许多研究者感到，不解决原有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产生体系建构的前提，迫使大家返身思考自己的工作。第三，随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以及当代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入，美术研究急需解决许多认识上和方法上的困难，解决当代中国美术与西方相参照而呈现的“滞后”，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进程。因此，反思性的研究必然表现出一种理论深度：在宏观上对中国美术进程重新考察，寻找当时美术陷于困境的历史原因，并对美术未来走向进行预测性的探讨；在微观上关注从美术体系的具体建构原则、方法，到美术的对象、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美术的现实应用机制、中西美术理论的对话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问题，力求在这些问题上的突破能够带动中国当代美术达到理论的具体深化。反思性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延续到21世纪初。此期美术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出现过衰退与再兴的局面。衰退是指对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热情的削减，特别是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的停滞而导致以该问题为中心构架的美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停滞。但由于这是美术的一种基本研究，不可能不给予一定的重视。特别是在对美术的相关方面的研究中，总是会碰到美术基本理论的问题，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目光又有所回视，当时的国家项目也以美术基本理论为中心，美术出现再兴的局面。再兴突出地表现在“新实践美术”与“后实践美术”的出现，这是在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术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表明一种想要超越实践美术的倾向。诸如模糊美术，审美人类学(或称人类学美术)、生存(超越)美术、体验美术、生命美术都是属于这个序列。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提出与实践美术不同的美术研究重点问题与中心问题，或使用不同的方法。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本文对现实主义本义做出辨析，对现实主义概念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进行描述，指出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在多数阶段更类似一种新古典主义思潮。今天与其重提含义并不确切的现实主义，不如提倡一种面对现实、面向当代的艺术态度。关键词现实主义去理想化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在中国几乎谈了上百年。如果说它有被“边缘化”的状况，那也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间，其中的原因当然有目共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又被重提，关于它的讨论很多①，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现实主义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艺术主流话题中。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在一种希冀取得主流话语的努力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话语堆砌。奢谈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义已经没有太多意义，还是让我们把问题拉回到规定情境中去。抽象地谈论现实主义既缺乏实证，也是我们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陷入误区的原因所在。虽然思想早已打开，但实际上在人们思想中无形的还是若隐若现。本文试图将现实主义放在两个规定情境中，一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发端的法国，另一个是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具体考察现实主义在这些时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为什么在欧洲对现实主义美术的评价不高关于现实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过程，已经有众多文章加以考证，本文在此仅仅补充以往的叙述中相对缺少的几个方面。一种思潮出现的合理性通常会被人们从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角度去加以阐释。学术界一般都将库尔贝在1855年的《现实主义宣言》作为现实主义产生的标志。这一点没有错。但富家出身的库尔贝为何在《画室》中热衷于将各色人等杂陈，在《奥尔南的葬礼》中将下层人作为他绘画的主要形象，他的作品又为何会在沙龙中落选并导致他另立山头，以往的论述似乎都语焉不详。库尔贝是反潮流的，因为他在当时的主导潮流也就是古典主义的强大技巧压力下有些透不过气来。古典主义认为艺术应当体现某种普遍人性，形成人物形象的“类型”，法国的古典主义强调贵族艺术的精神气质，认为悲剧反映上层社会生活，是高级题材；而喜剧反映下层社会生活，是低级题材（布瓦洛《诗的艺术》）。古典主义往往取材于古希腊、罗马，在宫廷贵族的生活的描画中注重典雅的气质、高贵的风格，而且所要表现的是人性的伟大。这也带来古典主义对艺术规范的讲求。当时执牛耳的安格尔就是典型代表，其画面辉煌明亮，各种质感无与伦比。以库尔贝作品所体现出的技巧能力来看，的确不能望其项背，于是另辟蹊径成为库尔贝的合理选择。其实在当时的法国，反对古典主义的大旗并不仅是由库尔贝扛起来的，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正针对的是古典主义的理性，但他在题材上却与古典主义颇为相似。在画面处理上德拉克罗瓦更多用令人激动的态势，使画面冲突激烈，但在技巧上与古典主义区别并不大。库尔贝的反叛方式是在题材上选择具有反叛意义的图像，如那幅著名的《世界的诞生》（1866），就是描绘裸的现实：将女性的以其本来面目向观众敞开，占据画面主体的丛林般的体毛分明是一种示威，画家在向上流社会示威，向以安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理想趣味以及以德拉克罗瓦为代表的激情甚至矫情示威，他所使用的武器就是恢复现实中毫无理想的本来面目。库尔贝还画了男女交媾后的疲软松弛（《困倦》）以及妇人暗示性感的硕大臀部（《浴女》），他的画面展示的都是裸、不加粉饰的，也是毫无理想化色彩的现实。回头我们再来看他的《打石工》、《奥尔南的葬礼》，就不会像以往那样简单地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了。用研究库尔贝的专家巴里埃尔的话说：“‘现实主义’这个字眼连结着那些与美好社会的美德和风格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去表现一个老妇人的起皱的胸部而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完美的胸部，就是‘现实主义’的。”②库尔贝们的“现实主义”在法国的阵营中有米勒、杜米埃、柯罗等，他们缺少浪漫主义的激情，在技巧处理上仍沿用古典主义的办法但又能力偏弱，我一直在试图搞懂一个问题，究竟是他们的能力还是艺术观念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中所共同具有的沉闷、灰暗的气氛。就这样，前有古典主义艺术的大山横亘，后有印象派光彩夺目的追兵，现实主义流派被夹其中，论再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流派愧不如前者；论绘画性夺人眼目，现实主义流派又远不及后者。这就是现实主义流派在美术史上的处境。漫步在法国奥塞美术馆中，只要是有心人都会发现：法国人对印象派的待遇和对现实主义流派的待遇是两样的：印象派占据这个旧式老火车站的顶层，光线通明，作品也光芒四射；而在一层展厅昏暗的光线下，本来就沉闷的米勒作品越发暗淡无光，库尔贝巨大画幅的《画室》与《奥尔南的葬礼》面面相对，暗部的处理本就不是库尔贝的长项，在那个光线微暗的空间中，库尔贝的作品越发令人感到压抑。现实主义流派被忽视还有一层原因：在库尔贝以后的欧洲，除极少数的例外，各国政治体制虽有变化，但一直缺乏利用现实主义作为统治阶层维护统治、提倡道德规范的土壤。以此看，法国人对现实主义流派重视不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现实主义流派在欧洲艺术史中的短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西方文化源头深处的理念——理想化情结，这个情结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虚构的“理想国”中，后来又为宗教意识所接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接力棒被古典主义接过来。在西方艺术理论奠基者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一方面奠定了摹仿说的基础，一方面也坚持“按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这样的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理想在古典主义中是支撑，在浪漫主义中是骨架，甚至以后的现代派艺术中也体现出了一种对形而上的追求，而在现实主义流派中这种理想层面的阙如当然为西方人所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艺术史中，现实主义流派兴盛的时间短暂。但是，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一样，却有着对现实的批判性，这也是它最为本质的特点，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它不会肯定现实，更不是歌颂现实。否定这一点，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通过对法国现实主义的回顾，可以总结出它的几个特点：批判性、去理想化、反映下层生活。二、中国式现实主义概念的转换我们再来看中国现实主义的历程。首先要表明的是，这里的“现实主义”并非指的是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以往不少人谈现实主义喜欢从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出发，“精神”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措词，作为艺术的概念，它曾经被赋予了某些政治的内涵与色彩，这也是中国式特定的思维和中国特定的历史现实决定的。从“现实主义精神”来认识文学艺术历史，就导致了认为在中国现实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而欧洲的现实主义可以追溯到阿尔塔米拉岩洞壁画这样可笑的结论。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精神”就如同将其视为一种创作方法一样，不合逻辑。多年来这种泛“现实主义”的提法曾大行其道，我以为它如同泛“浪漫主义”一样大而无当，有将其内涵任意放大的随意性。缺乏对概念的定性与定量，只能导致概念的消弭。这种泛现实主义的理论我们在李浴的《中国美术史纲》中看到了，他将美术史的发展总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种泛现实主义在实践上就更源远流长，下面我们一一展开。中国式现实主义概念的转换受制于几项关键的因素：一是民族国家建立的需要；二是意识形态工具需求；三是从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形态到全面写实体系的建立的事实。中国的现实主义如同中国的现代性一样，应当是西学东渐后的“外导式”而非“自发式”的产物。文学界有学者认为以往被视为“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的《阿Q正传》实际上属于文学思潮中的启蒙主义，“五四文学是‘误读’了现实主义的启蒙主义”③，这个论点很有启发性。“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性的引入，启蒙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都进入中国，在美术上首先是西方的写实方式的引入，无论陈独秀的“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美术革命》，1918）、蔡元培的“用科学方法注入美术”（《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1919），还是徐悲鸿的“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中国画改良论》，1920），都是痛感传统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不足和描摹古人之弊端而发出的呼吁。虽然呼吁的是方法的改变，但改变的目的却是倡导“为人生的艺术”。这一点类似库尔贝时期的现实主义的土壤，然而又有着更为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个功利便是启蒙因素。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有足以代表启蒙思潮的代表作的话，那么该时期美术作品中反映启蒙思想的有影响的代表作却很缺乏。这是由于美术毕竟不像文学，白话文的提倡本身就是伴随着新文学和白话诗推出的，而白话早已根植日常中国人口语之中，只不过到“五四”时期，口语与书面的分离现象被完全打破；而美术的写实层面的技能和油画技术的传入，是需要教育的配合和时间积累的。前面我们分析过，欧洲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以去理想化为主要特征之一，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下层社会的困苦或平实的生活。如果将这个视为现实主义的本义的话，那么在中国，最接近欧洲现实主义的作品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如江丰《码头工人》（1931）、陈烟桥《拉》（1933）、罗清桢《逆水行舟》（1933）等。这些作品以下层人民为对象，描绘了他们的困顿、挣扎和反抗，而且这些画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一定的表现主义因素。这个时期版画形式的采用也有着特定的原因，鲁迅的提倡是一个重要因素。鲁迅出于同黑暗势力斗争的需要，大力推荐欧洲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人的作品，他们的版画表达了下层人民的疾苦，虽然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但其内在的气质却与欧洲的表现主义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鲁迅和中国的版画青年们也正是在这点上与现实主义相接。鲁迅在评第二次木刻版画展览会时谈到：“木刻所给予强烈光线的展示、黑白对照的刻画、现代社会刺激的暴露，尤其在阶级意识上的启示。它是新兴艺坛上的生力军，是现代表现意识作品的最强烈的工具。”④夏衍在《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中说：“我们必须确立美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须完成支配阶级所未完成的美术启蒙运动。”⑤这个时期的版画与欧洲的现实主义时期作品相比，除在细节刻画上有距离外，在反映下层生活和去理想化方面都十分吻合。同样是版画，40年代解放区的黑白版画是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个密集点。其表现的内容主要是翻身的喜悦、生产的热情和革命斗争几大类。由于受到民间文艺的影响，版画反映现实的方式几乎是连环画般的记录，从题目的直白就可以看出来，比如：“选民登记”（古元）、“调解婚姻诉讼”（古元）、“新年劳军”（王流秋）、“文化货郎下乡”（刘迅）、“打水浇地防旱备荒”（戚单）。题目与画面一样朴实无华，是一种现实的实录，当然，也是一种“有选择”的实录。解放区黑白木刻与30年代的新木刻运动相比，在指导思想上有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趣味上转向了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表现”的色彩淡化甚至逐步消失；二是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反映下层民众疾苦被放弃。这个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文艺政策的影响，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也批判了“写黑暗”和“写黑暗与光明并重”的主张，指出要“以写光明为主”。当然，这种对“光明”的描绘在延安木刻中还是停留在农民“翻身”的喜悦层面上，再进一步的歌颂乃至欢呼性描绘，则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逐步壮大起来的。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徐悲鸿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种看法明显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误解。实际上从作品取材于历史和传说、以寓意象征的方式表达情感的特征看，他的这些作品更接近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而且这种表达方式与他所师从的法国老师达仰的作品更为接近。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在外敌当前、共赴国难的大环境中并不占主流，我们在较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中国画，1941）、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油画，1940）、冯法祀的《捉虱子》（油画，1945）等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抗日战争的需要促使中国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走向主流，而真正奠定这个主流地位的是《讲话》成为文艺指导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的文艺政策的全面贯彻。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两个方面，即文化政策导向和学院教育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法，以此代替以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其原因很清楚，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艺术应该为党的政策服务，高尔基曾说：“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社会弊端的，对新的社会主义来说，其写实的形式语言可以延续采用，但内容必须变批判、揭露为歌颂、表扬。”⑥约干松也说过：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⑦。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艺术的主导原则又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步过渡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在1958年前后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郭沫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⑧在这里，现实主义原来具有的批判性彻底消失，而现实主义的去理想化随着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也变成极端的理想化。为了表现理想化，在文艺作品中就得将繁琐的、非主流的现象、形象和细节尽可能消除，这样才能充分理想化，理论家王朝闻说：“既然无产阶级的艺术不仅要正确反映现实，更要推进现实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没有社会意义的、与现实无关的身边琐事（如挖耳之类）和显示现实发展方向与过程的事务（如人民大众的战斗、生产以及旧统治者的残酷、腐败……）等量齐观。”⑨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阶段。1966年出现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一个重要标志。《纪要》提出树立的“革命文艺”样板，在各门艺术中引进了戏剧化因素，夸张英雄化处理，同时更加重视群众化，事实上是将新古典主义的戏剧化和英雄化因素发展到一种极端。即使在被认为相对比较可看的1972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三十周年作品展”作品中，我们仍可看到许多作品中的“两结合”与“三突出”方式，从浪漫到矫饰，这次展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随着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现实主义遭到了艺术家前所未有的质疑，从80年代中期以来，它失去了以往的主流地位，对广大艺术家来说，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局部的、个人化的选择而已。总结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走了一条逐步脱离现实主义产生时的本义而更多被赋予中国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观念的道路；从形态上看，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特别是1949年以后）更接近于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的欧洲新古典主义。[1][2][][]新古典主义是相对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而言的。因为新古典主义美术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关，所以也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在法国，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的中心、民族统一的奠基者而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其主要代表画家有大卫、安格尔等。“新古典主义”大致有以下特征：1.在政治上拥护王权，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2.与学院体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3.崇尚理性。4.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通常选择严峻的重大题材（古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形成寓意。5.在审美上强调对崇高感的追求，试图表达英雄主义情绪，反对贵族社会倡导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趣味。6.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以社会主义苏联为蓝本的，其历史任务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革命取代了启蒙。社会革命需要新古典主义，也产生和延续了新古典主义，法国大革命如此，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也如此。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的中国革命，需要政治理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支持”⑩。中国新古典主义既具有一般新古典主义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中国新古典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理性主义。苏联的新古典主义在主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尚注重艺术的客观性（反映论），而中国新古典主义更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却不太强调艺术的认识论意义。这在《讲话》中有明确表述，其鲜明地宣称“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到二十多年后的《纪要》阶段则完全将艺术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次，中国新古典主义切入艺术往往不是采用私人视角，而是采用阶级视角；不是采用多方面的生活视角，而是采用单一的政治视角。第三，中国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它突出了理想主义，并认为这是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种理想主义的因素在“”时直接体现为英雄化和人物处理戏剧化方式。表面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但却缺乏浪漫主义激情而更多有着理性化色彩。最后，中国新古典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规范。它遵循了一般新古典主义的人物类型化原则，并接受了苏联新古典主义的形式规范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被确定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是个性的本质，阶级性成为典型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中国新古典主义发展出了特殊的形式规范，包括“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如果说中国的新古典主义与欧洲新古典主义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可能是它很少有欧洲的贵族气质和高雅风格，相反，中国新古典主义作品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多强调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让我们以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来进行说明。这里选择的不是历史政治题材的作品，虽然这类作品数量巨大，而且最能代表新古典主义风格，这里选择的只是表现普通人生活的作品。石鲁的中国画《古长城外》1954年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描绘了牧羊人在听到火车声后又惊又喜的场面，可以说代表了50年代中国绘画的成就，也形成了一个用绘画来表现现代化给人民生活带来变化的模式：在古老传统生活中插入现代化符号。这个时期描写现代化建设场面的作品很多是在山水画的格局中加入大坝、铁桥、建筑工地等。古老的长城——放羊的一家人——铁路——捂住耳朵（火车已临近）形成了一连串符号化和戏剧性的表现，而题目《古长城外》点题，既歌颂了新政权带来的变化，也是对工业现代化的讴歌。作者的社会理性和主题创作的方法都初步地显示出来，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没有看到十年、二十年后的那种英雄化处理。沈加蔚1974年创作的油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画面上是三位在乌苏里江中国边防军岗哨上的士兵，他们在瞭望塔上警惕地向对方瞭望。画面的时代背景是中苏珍宝岛冲突。这幅画在当年影响很大，曾作为独幅画被印刷了几十万张。为创作该画，作者先后两次去哨所体验生活。作者在回忆创作时曾提到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绘画，一是站在铁塔上耳旁就回响着那首在当时很走红的歌曲《我为伟大的祖国站岗》；二是他立志要塑造出边防战士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于是他将瞭望塔提高，原铁塔只有二十余米高，而画面上的铁塔有近百米。两个战士的造型也具有了强烈的戏剧化造型特征。这幅画被送到北京后，有关领导看了后却不大满意，认为战士的脸色太暗，于是指定改画组将战士的脸庞画得红光满面，作者只能接受(11)。虽然改动并不算败笔，但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作品的现实主义程度完全是为了政治主题服务的。这种超级理性并不像大卫当年绘制《荷拉斯兄弟之誓》那样完全出于画家个人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一种社会理性所决定。杨之光1972年创作的中国画《矿山新兵》，在很多场合下被称为现实主义代表作品。在经历过“”大批判造型轰炸之后，这幅画令人眼前一亮。该画描绘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女矿工，她在第一天领到安全帽后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在她的身后是火热的矿山景象。作品可谓造型朴实，形象清新，细节选取令人称道。但据作者后来回忆，当年他去煤矿体验生活时，这个女子生活中的原型是一位刚刚在矿井的事故中遇难矿工的妻子，她当时是顶替丈夫职务进入矿山，画家对她写生时，她的神情还相当悲伤。但画家若不将人物的喜悦心情表现出来就无法通过上级对作品的筛选。于是“三突出”、“两结合”的原则理所当然地战胜了可能的人道主义表达。画面主人公以喜悦展现了一种对于工业化生活的向往，而对工业化给人带来的伤痛只能视而不见。我们当然还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那时期的许多作品，所谓历史题材是这方面的典型，而表现日常生活的画面背后也隐含着政治。在此我想引用杨小彦的一段话：“在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有力支配下，艺术并不需要这样一个‘现实’，它只需要有力地表达现实中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这是理解从法国古典主义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中国的‘时代的美术’的关键所在。”(12)总而言之，多年来在中国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在艺术思潮上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的中国变种，所谓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它经历了反映底层生活——反映正面生活——歌颂光明——极端化讴歌——拨乱反正的过程，灿烂终归于平淡。随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基本完成和重建现代性任务的再度迫切，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完成“五四”未完成的建设现代性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与此相应，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则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主流。三、要不要重提现实主义真正符合现实主义本义的创作事实上在中国已经退隐了几十年，我们还可以将刘文西画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画《祖孙四代》和梁硕90年代的雕塑《城市农民工》作一个比较。他们都是描绘一个农民家庭，如果说前者还有着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痕迹的话，后者则是彻底地剥去了表层面纱，将一个城市的看客形象群体裸地呈现在观者的眼前，这里没有矫饰，没有浪漫，有的只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从现实主义内容或是写实的手法的要求来看，这一类作品都最为符合现实主义本义，但在众多洋洋洒洒的肯定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却无人提及这件或这一类作品，为什么？因为它（他们的形象）不能振奋人心，不能体现“时代精神”。真正的现实主义描绘，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伤痕”美术，在90年代初的“新生代”美术中看到了它们的痕迹，他们描绘的是真实的生活。如果说“伤痕”美术中还留有宏大叙事的影子的话，那么在“新生代”作品中则将宏大叙事彻底放弃。在技巧上，“新生代”画家又采用了典型的写实技巧。他们的作品虽不振奋人心，但在去理想化这点上他们却最接近现实主义的源头。他们的作品不矫饰，不无病，所表现的是身边的近距离所见，而所谓自嘲与无聊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日常感受。但在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呼唤中却似乎漠视他们的存在，许多文章津津乐道的还是“十七年”的新古典主义作品，足见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之深。有人认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太少而试图大力呼吁，他们所参照的坐标仍是“十七年”的新古典主义作品的图像，他们忘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二十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已经日趋多元化，原先的最高和惟一的作品展览模式——全国美展的至高无上地位早已是明日黄花，原先以政策文件精神代替艺术思想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返，原先以写实为惟一表达途径的格局已经被真正的百花齐放的表现形式所取代。今天仍有现实主义作品在活跃，虽然它们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艺术的主流。在以下层生活为对象的作品中，人们已经多年很少看到真正的农民，就像工人的形象在日常创作中也早已淡化一样。现实中离城市最近的是农民工，在王宏剑《阳关三叠》（油画，1999）中，我们看到了外出打工农民的集体精神状态，也似乎看到中国文人对背井离乡情结的描述的影子。在上述梁硕的雕塑《城市农民工》中我们看到完全异在于城市的农民工的呆滞的目光。从陈卫闽《菜地变房子》（油画，2001）中我们看到画家用鲜艳甚至有些艳俗的色彩来描绘城市与农村结合带中先富起来的村民盖的楼房，这个表现对象在城市人的眼中是一个最不确定、变化最快、最急于赶时髦而又不伦不类的，作品幽默的气息使我们会心一笑。艺术已不再承载着沉重的政策使命，只是表现艺术家个人的视线或思考，仅此而已。其实，“重提现实主义”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鉴于当下艺术中许多非架上艺术的活跃和呈现出了一些问题。但在评判当代艺术以及当代实验艺术中，现实主义标准已经基本上甚至完全失去了评判的能力。如果谁仍然想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大量非架上的装置、影像、视像、行为作品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个旧有的工具是多么无效，但无效并不说明工具的失效，只能说明工具不能滥用。今天重谈现实主义，如果忽视了当代中国艺术创作中越来越走向主流的当代艺术，那它的适用面就极其有限，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当然不应否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无论艺术如何发展，它如何令人感到面目皆非，试图摆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这已为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所证明。在现实面前，还是让我们去掉“主义”二字，因为它太多义，甚至疑窦丛生。我们应当提倡的是面对现实，面向当代，用艺术去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那样才能真正体现艺术的社会责任感。①中国百家金陵画展编委会《中国百家金陵画展论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②热拉尔·巴里埃尔：《库尔贝：现实主义者？》，载《世界美术》1994年第1期。③杨春时：《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思潮》，文化研究网（www.cul）。④⑤转引自黄可《上海的美术院校和美术社团》，载《朵云》第47期。⑥奚静之：《中国的写实主义与俄苏美术》，载《艺术家》第296期。⑦约干松：《苏联造型艺术的情况和任务》，载《美术》1957年第4期。⑧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载《红旗》1958年第8期。⑨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⑩杨春时：《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11)王明贤、严善：《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12)杨小彦：《场景与仪式：对视觉的政治修辞术的一种分析》，载《时代的美术》，广东美术馆编，2004年。[][][1][2]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基弗是对中国当代美术影响最大的西方艺术家之一，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影响就遍及材料、方法、观念等诸多方面。但是我认为，基弗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不向时尚献媚，是他一贯的思想性和对形式的不倦探索，而这在中国当代美术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天的美术主流已经堕落为商品文化的庸俗时尚。
一、被下半身谋杀的当代美术
中国的当代美术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因为它已经被大众化的流行时尚谋杀了。艺术中的“当代”一语，不仅是一个关于“最近20年”的时间概念，而且更是一个关于艺术思想的概念，但作为中国当代美术之思想先锋的观念艺术（本文也指艺术中的观念性）的思想性被谋杀后，只剩下裹尸布的媚俗外壳。
“当代美术”一语来自西方，而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却与西方语境完全不同。无论是按照西方20世纪中期以来占主流的结构主义和阐释派哲学的理论来说，还是按照20世纪后期以来占主流的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来说，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借用当代美术这个概念，都与西方原本的概念相悖。关于语境，德里达有名言：“万物皆文本，万物皆语境。”就我的理解，这万物包括了艺术作品和文化现象。作为文本的中国艺术，生存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既受其制约，同时又成为这个语境的一部分，制约着其他文本的生存。正是由于语境的不同，中国的当代美术这一概念，才在内涵上不同于西方的概念。
这个内涵就是所谓观念艺术。若按100多年前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来说，既然中国没有西方当代美术所赖以存在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当然也就没有西方话语系统里的当代美术，即使有，也只是时间概念上的当代美术，而不是思想内涵上的当代美术。因此，我说中国当代美术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主要是说今日中国艺术的思想内涵被解构、被颠覆、被谋杀，而所谓的观念艺术在本上质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伪装。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且让我从基弗说起。基弗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已发展了一个段落，中国美术正处在八五新潮和八九现代大展之间，那时的中国艺术，特别是前卫艺术，有明确的思想性，这就是在批判精神和制作方法上学习西方，并反省自身。到90年代初，基弗在中国艺术界走红，而那时的中国艺术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冬天，并开始了市场化的经济转向，于是艺术的批判精神失落了，出现了所谓的新学院派、艳俗艺术和政治波普之类新倾向，开了中国当代美术走向浅薄、苍白和虚假的先河，预示了后来一边数钱一边假装咧嘴傻笑的伪善的观念艺术。
由于市场经济的决定和制约，原本在西方属于小众文化现象的观念艺术，在中国变得大众化起来，成为经济大潮中的艺术时尚。这时尚的观念艺术，既无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更谈不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良知，唯有对市场风向的敏锐嗅觉和可耻的犬儒精神。这时的基弗在中国艺术家眼中，早已不是过去那种强调思想观念和尝试媒材形式的艺术家，而是市场上的风光大牌。不错，基弗不仅是艺术大款，更是市场大款，但是纵观基弗35年来的作品，他的思想性是其艺术发展中一条不断的主线。在蒙特利尔的《天与地》大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主线就是他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生的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发动战争的批判性反思。对于战后出生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反省战争具有特别的意义，就像中国的第三代艺术家反省“”一样。到今天，基弗仍然在艺术中反省战争，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却对此视而不见，只看到他在市场上的辉煌和荣耀。
我并不是说西方所有的观念艺术都是反思战争的，相反，我是说基弗代表了西方观念艺术的小众倾向，或曰精英倾向。中国的观念艺术家们，只盯着基弗的大众倾向，也就是基弗的所谓老师博伊斯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万物皆为艺术品”的反艺术倾向。当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90年代冲刷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观念艺术家们并没有真正看清后现代的解构和颠覆倾向，没有看到这倾向是针对现代主义的，而中国的八五新潮正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效法。因此，博伊斯之类反对精英的后现代主义，便让中国当代的观念艺术家们稀里糊涂地充当了解构八五新潮、颠覆批判精神的马前卒，使当代中国的前卫艺术沦落为几个港台画商的赚钱王具。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后现代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也许是为了纠偏，美术界现在有人重新提倡现实主义。最近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有“中国油画现实主义七人展”，以中国美术馆的官方最高地位，这些参展作品应该体现国内的艺术水准了。但是，看了这些画，却让人失望，其思想性和形式感，远不如80年代初的类似作品。这七位画家中，仅徐唯辛还能让人驻足，其余几位乏善可陈，而那位模仿雷诺阿之外光画法的画家，竟走上回头路，其作品思想的苍白，用色用光的肤浅，无不暴露了中国现实主义的退化。我想，正是这种退化，才使庸俗的艺术时尚有了生存空间。
这些占据空间的后来者，有如今日文学界大红大紫用下半身写作的美女诗人，笔下的句子都是从下半身抚摸出来的，像“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①之类。这类没有大脑的文字，唯有生物器官方可感受，却是当今文化市场追捧得发紫的时尚偶像。
基弗反省纳粹战争的思想主线，使他超越了后现代以来西方艺术的时尚。在中国的后现代时期，舶来的“误读”一词流行于学术界，可是当时的学术先锋和艺术先锋们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误读西方后现代，他们既没有看到西方后现代之反精英倾向的真正所指，也没有看到后现代之众声喧哗里仍然存在精英主义。于是，精英主义被平民主义消解了，所以，现在港台的下三烂文化能在国内风行无阻，甚至使昨天的文化精英堕落为今天腐败的文化蛀虫。
二、当代美术堕落的模式
考察八五新潮至今20年之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演变，考察这20年中艺术界风云人物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美术中所谓精英艺术家走向成功的发展模式，我称其为堕落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一个三段式发展：第一阶段是地下艺术家苦苦挣扎于主流之外，默默无闻地为自己而艺术，以反主流的前卫精神和批判性相标榜；第二阶段是他们从地下翻身而到地上，得到主流的认可或变相默认，最终成为主流的一员，由此而丧失了前卫的批判精神，变得趋炎附势、墨守成规、俗不可耐；第三阶段是其中一些人再摇身一变而为文化寡头，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不是要去维护社会和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损害社会公益，就此堕落为文化蛀虫。
说到蛀虫损害社会公益，还是用类比方法为好，以免无谓的烦扰。在西方世界的中文网站中，有两个最流行的，是设在美国的“文学城”和“万维网”。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被和倭寇收买，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在这两个网站上发帖以谎言咒骂中国，于是反华和护华两派，每日都在网上大战。那些以谎言为生的反华小丑、被称作吃里爬外的白眼狼或汉奸。产生这种人的原因，过去以政治居多，后来以经济居多，也有出于个人恩怨者。这些人或无谋生技能，只能挖自己的祖坟来求得新主子的收养。在中国国内也有这种人，他们以自己在中国新闻媒介工作的便利条件，为海外媒体或情报机构提供反华材料，收取资料费，被委以“资料员”或“研究员”(researcher)的重任，一旦东窗事发，便以新闻自由和人权为借口，祈求外国政府的庇护。
幸好，艺术界的蛀虫并无上述反华人士的政治背景，也无如此明确的政治行为。但蛀虫之所为，却是对文化肌体的破坏，最终导致了中国当代美术的堕落。在精英堕落、艺术家变为蛀虫之后，眼下的情况更加不妙。例如，在上述模式的第一阶段，过去前卫艺术家的批判精神，今日一变而为无知者无畏的社会性破坏力量。由于教育产业化的实践摧毁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质量，摧毁了艺术教育者的诚信和被教育者的信心，而量化管理方式又被文牍主义式地僵化实施，于是，那些尚在苦苦挣扎的艺术院校学生，便因其盲目逆反而成为一股破坏力量，正如当年的红卫兵。对这个阶段的学生来说，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就会高呼万岁或打倒，并且热血澎湃，所向披靡，大有摧枯拉朽之势。且看前段时间在艺术院校中出现的反对学习外语、反对外语考试的集体呼声，以及互联网上对外语教学的集体谩骂，其言辞之激烈和浅薄，与“”何其相似。
对应于上述模式的第二阶段，现在那些变成主流的时髦艺术家，包括那些毫无诚信的艺术教育工作者，整日为打进西方艺术市场而蝇营狗苟，以老庄《易经》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敲门砖，一心揣摩老外胃口，以国际双年展为进军目标。有位任教于某高校的装置艺术家约我去其工作室看作品，那里摆满了一地的扁圆造型，如干裂的棉花壳、开口的河蚌等等，铺成某种图形。这位观念艺术家怕我不懂，解释说这都是女性的隐喻，自己的作品就是由女阴摆成的八卦阵。碍于面子，我不好作声，只在心里诅咒，如果女阴之象就是观念，那么公厕涂鸦也是艺术，街头小流氓就是观念艺术家。说穿了，这样的观念艺术家与街头小流氓又有何不同。
与上述模式的第三阶段相对应，今日那些有了既得利益的蛀虫，在艺术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的创造能力，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业已占据的市场份额而不断重复自己。这些艺术家或在官场上身居要职，或在教育界学术界独霸一方，或在艺术市场上呼风唤雨。他们与画廊、拍卖行、评论界沆瀣一气，操纵市场，创造天价奇迹。我们细数那些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步步走过来的蛀虫，当他们走到寡头这一步时，有几个不是在艺术上重复自己，有几个能有什么新的作为？如果真的不作为也就罢了，大可以抱着钱去颐享天年了，可是他们却又偏偏要有所作为，这就是当欺行霸市的寡头政治家。对这种蛀虫，我只想送他们一句《左传》里的话：“中寿，尔墓之木拱矣。”重复是今天的艺术时尚，既重复自己，也重复别人。在诗歌界，有一种无奈的声音，说“奥斯威辛之后不再写诗”，而批评理论界却有另一种含讥带讽的声音：“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前者的典故来自二战时朝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无奈中有点悲壮；后者的典故来自二战前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学派，是今日时髦的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源泉。前者似乎看破了红尘，后者则暗涉犬儒主义。尽管这两者都对艺术的重复和自我的重复不屑一顾，而重复也的确是艺术创造的天敌，但是，已成为大师的艺术家仍在重复。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便评说国内艺术家，只好旁敲侧击说说那位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的台湾著名雕塑家。这位雕塑家的半抽象作品，以太极拳的动势来造型，初看还有点意思，其东方意蕴很有唐人街中餐馆的春卷味道，可是看得多了，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动作，既无形式，又无思想，唯有空洞的太极符号。前两年我在美国麻州一高校任教，校园里立有这位雕塑家的太极拳雕塑，像个思维缓慢的智障者在扭腰，直让我作呕，我上下课只好绕道而行，避开那雕塑，否则一见它我就会呼吸困难。后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老港区，见绿地上立有这位雕塑家的另一作品，是纯抽象的块面结构，讲究体积的穿插和造型的交错，没有太极的影子，却有较为纯粹的形式感，我这才喘过一口气来。看来这位雕塑家还是聪明人，明白不能总以春卷飨人的道理。
面对文化精英的堕落，犬儒主义者只求明哲保身，以难得糊涂的功利行为来自欺欺人。而美术批评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要么更不光彩，要么更加可怜。有些批评家或与艺术家、商人合谋，为文化的堕落推波助澜，或像叫花子一样为五斗米折腰，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弃如敝屣。关于批评家的问题，后面再说，这里只想指出，中国当代美术的堕落，批评界罪责难逃。
三、超越艺术时尚
如前所述，基弗以其一贯的思想性而超越了后现代以来庸俗的艺术时尚。基弗在蒙特利尔的大型展览以反省战争为主题，却命名为《天与地》，让人产生风景画的联想，而展出的作品也的确多以风景为外观。这样，我可以从当代西方关于风景画的理论切入，来观察基弗的思想性和形式感，并反观中国当代美术的堕落。
当代西方艺术理论界关于风景画的论述很多，其中较有影响者，是英国美术史学家马尔肯·安德鲁斯(MalcolmAndrews)的专著《风景与西方艺术》（1999年）。这部书开宗明义，通过回溯20世纪关于风景画的西方理论而道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作者说，英国美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Clark)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风景进入艺术》②（1949年）一书中，将自然与风景混为一谈，认为风景画就是画家对风景的观照和再现。安德鲁斯说，自然与风景的区别在于，风景是由看风景的人通过主观感知而产生的，而自然却独立于人的感知之外。与此相似，风景画与风景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了画家的主观处理。安德鲁斯比克拉克深入了一步，指出风景画不是风景进入艺术的结果，而是有一个“自然转为风景、风景转为艺术”的过程，到20世纪中期，西方的风景艺术又回归于自然③。
在安德鲁斯的理论视野中，基弗的作品属于风景回归自然(landscapeintoland)这一最后阶段。他解释基弗用摄影制作的《征尘》（1978年）说：作品展现的德国风景，是平原与麦田，其名来自纳粹军歌，影射纳粹对土地的掠夺。基弗在画面上用沙土制作肌理，不仅以沙土覆盖风景，而且让沙土蔓延到画画外沿，制造出涂鸦效果，影射了纳粹对土地的蹂躏④。安德鲁斯在这里说的是基弗的风景画与自然土地的关系，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基弗以思想性而超越艺术时尚的方面。此外，我在基弗的作品中，还看到了他对形式的执著，这也是他不媚俗的方面。
20世纪的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可以追溯到世纪初的英国理论家克利夫·贝尔（CliveBell，1881年—1964年），他在名著《艺术》（1914年）一书中，提出了“蕴意形式”(Significantform)的观点，认为艺术家对物象的简化和抽象，可以还原到线条和色彩，这是最简约最精炼的形式，而线条和色彩的和谐关系与完美组合，会给人视觉愉悦，从而激起审美情感。贝尔写道：“每一条线和色彩都以特殊的方式而结合，这种特定的形式和若干形式间的关系，激起了我们的审美情感。线条和色彩的这些关系的结合、这种审美活动的形式，我称为‘蕴意形式’，这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的一个共同品质”⑤。贝尔的“蕴意形式”（国内的贝尔《艺术》中译本，将“蕴意形式”译作“有意味的形式”，用词有蹩脚之嫌）之说，奠定了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理论的基础。
贝尔所说的蕴意形式，是艺术家精心策划并在画面上刻意制作的线条与色彩的组合，与表现性的即兴和率意大相径庭。就基弗的作品来说，在蒙特利尔的展览会上，许多作品的画画上，都有他精心设计、刻意制作的线条。这不仅是画上去的线条，更是粘贴上去的植物枝干、螺旋形铁丝（让人联想到纳粹的铁丝网）、衣物（让人联想到集中营的囚徒）等等，也包括他刻意撒到画面上的沙土。如果我们从贝尔的观点去看基弗，他这些刻意而为的形式，便可以称为“蕴意形式”，这形式不仅激起了我们的审美情感，还给了我们关于战争的联想，因而既是审美的，又具有思想性。
但是，基弗的作品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我们仍用形式主义的理论来阐述，便可以看到他在画面上不经意而留下的即兴笔触和痕迹，例如，他刻意往画面上撒沙土时留下的不同厚薄和疏密，这不均匀的痕迹，虽在意料之中，却是即兴的产物。这种不经意的即兴形式，也具有感染力。20世纪中期的英国艺术心理学家艾仁椎格（AntonEhrenzweig，1908年—1966年）称这种形式为“率意形式”(inarticulateform)，它与刻意为之的“蕴意形式”是一个相反的概念。艾仁椎格说，“率意形式”来自深层无意识，是知觉和意识结构中被压制的部分，这种形式的不经意流露，是艺术家的无意识所为，是心理真实的外泄⑥。
贝尔的“蕴意形式”诉诸人的视觉感官，艾仁椎格的“率意形式”以潜藏的意识而诉诸人的思维活动。在蒙特利尔展出的基弗作品让我们看到，这位艺术家的主题是对战争的反思，而他的形式，则是“蕴意形式”和“率意形式”的合一，他选择这样的形式，来处理自己的主题，以历史反思的思想性和现代主义的形式感，来超越了后现代以来艺术时尚的庸俗和浅薄。
四、荒原中的文明
基弗对艺术时尚的超越，是不是他的艺术价值之所在？安德鲁斯在讨论风景画时，用20世纪前期美国著名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Stevens，1879年—1955年）的诗《陶罐趣事》来说明画中环境与主体的关系。我在此借用同一首诗，来探讨基弗的艺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这首诗前两节的中译文如下：
我在田纳西的山上，(IplacedajarinTennessee,)
放了一只陶罐，四周山坡围绕。(Androunditwas,uponahill.)
它让那渺无人迹的荒原，(Itmadetheslovenlywilderness.)
将这山坡环抱。(Surroundthathill.)
荒原向着山头的陶罐伸展而上，(TheWildernessroseuptoit,)
也向八方蔓延，荒意不再。(Andsprawledaround,nolongerWild.)
这圆形陶罐被大地包围，(ThejarWasroundupontheground,)
高高矗立像是空中的要津甬道。(Andtallandofaportinair.)
诗中的陶罐是文明的象征，被诗人放置在山上，于是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互动。一方面，由于陶罐的对照，周围的荒原更显出自然的原始性；另一方面，又因为陶罐的到来，荒原获得了文明的开化，不再是原初的荒原。欧洲早期的风景画，多是圣经故事里的荒野背景。安德鲁斯说，画中的故事，使作为背景的荒野获得了教化，两者的互动关系，可以用史蒂文斯诗中的陶罐和荒原的关系来作类比。
我读这首诗，从中看到了多重关系。诗中的荒原、山坡、陶罐三者，有着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过程。相对于陶罐，山坡是野蛮的，相对于大地荒原，山坡又接近文明。这就像自然、风景、风景画三者的关系，有着从自然进入风景，再从风景进入艺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要紧的是那位往山上放置陶罐的诗人，也是那观照自然、绘制风景的艺术家。在圣经题材的绘画中，那制造故事的，是全能的上帝。在这样的隐喻意义上，诗人和画家便是赋予艺术以意义的创世者和救世者。
基弗之所以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依我之见，就在于他同自己处身其中的当代文化语境的关系。这位艺术家不仅是象征文明的陶罐，而且也是那位往山上放置陶罐的诗人。基弗的作品，不是自然风景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人文风景，同时更以“率意形式”以及“率意形式”与“蕴意形式”的合一而打上了个人的标记。
在西欧和北美，后现代主义在70年代末渐成文化主流，到90年代中期达于鼎盛，随后便不再时髦。但是，在后现代大潮中渐趋峰巅的观念艺术，现在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宠儿。基弗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登上欧美艺坛，以关于纳粹和战争的主题而一路走红至今，与后现代的兴起大致同步。但是，他没有随着后现代的衰落而衰落，而是超越后现代，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一员主将。
我在前面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时所说的堕落的模式，并不适用于基弗，他的从艺历程，并无这三个相应的阶段。如果说基弗在60年代前期的习艺生活，也有苦斗挣扎的方面，那么，这不是他个人从事地下艺术的苦斗，而是德国知识分子在完成战后的经济重建时，对噩梦般战争的苦苦反思。基弗取得成功后，没有丧失艺术的思想性，而是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性。他在2002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自己力图在作品中寻找一个“正确方向”，并沿着这个方向去追寻“理想之处”⑦。蒙特利尔的《天与地》大展，便展现了他由地上天的求索经历。基弗在访谈中直言不讳，他是一个宗教意识很强的人。对于战后一代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他们寻求正确方向和理想之处的一个精神依托和动力。但是，我们在基弗作品的表面层次上，看不到肤浅的宗教观念，我们只能看见艺术家用物质材料制作的厚重肌理。现在基弗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艺术泰斗，但他既没有变成文化寡头，也没有堕落为社会蛀虫。他仍然进行形式探索，例如，将厚重的胶质黄泥涂抹到画面上，作品完成后画面呈干枯龟裂的不规则形式，我视其为率意形式与蕴意形式的合一。同时，他也一如既往地进行思想表达，即便是那些具有浪漫诗意的作品，例如，雕塑《带羽翼的书》（1994年），也潜藏着思想的支撑。
基弗是往山上放置陶罐的诗人，那个陶罐就是他的作品。以我愚见，正是这一切使基弗的艺术具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使他的艺术能够在庸俗时尚的荒原中，高高矗立起来，超越这个时尚的荒原。也正是由于基弗之类艺术家们的努力，才使西方当代艺术有了正确方向，才有可能使荒原得以趋向文明的理想之处。
结语
本文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当代美术的堕落，批评界罪责难逃。有的批评家既与蛀虫们同流合污，也当蛀虫门前可怜的叫花子。在商品社会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之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失落，造就了变态的艺术批评。中国新闻媒介的堕落，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们，是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先行者。在当代美术界，批评家摇身一变而为策展人，他们不是要使堕落的商业世界变得稍微好一点，而是要加速艺术的商品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与新闻媒体的从业者一样，已经人格分裂，成为中国当代美术之堕落的帮凶。
所谓人格分裂，既是指双重人格，也是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堕落，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批评家这一类人的集体现象。基弗超越庸俗时尚的例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自身的明鉴，希望我们的当代美术不会成为精神和思想的荒原。
注释：
①节自尹丽川的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见尹丽川小说诗歌合集《再舒服一些》，2001年版。
②此书中译本名为《风景画论》，吕澎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③MalcolmAndrews.LandscapeandWesternArt.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p.3.
④Ibid.,p.201-204.
⑤CliveBell.Art.London:GreyArrowEditions,ND.,p.22.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美术教育;论文;实证研究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美术学论文历来多重视定性研究,较少采用实证研究。直接后果就是学生的大量抄袭,失去了毕业论文的根本作用。同时对实证研究的不重视亦导致教学研究的惰性和停滞不前,毕业论文选题毫无方向等等诸多问题。近三年来美术学专业对毕业论文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中就包括研究方法的实证性研究。
一、实证研究方法
在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实验法。
(1)观察法:研究者直接观察被调研对象的行为,并把观察结果按时间顺序系统地记录下来,这种研究方法叫观察法。
(2)谈话法:是研究者通过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交谈,获取第一手信息的方法。
(3)测验法:是指通过各种标准化的测量量表对被试者进行测验,以评定和了解被试者想法的方法,包括问卷测试。
(4)个案法:对所研究事物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全面的资料,从而研究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种方法称为个案法(个案研究)。
(5)实验法:研究者在严密控制的环境条件下有目的地给被研究事务对象一定的刺激以引发其某种反应,并加以研究的方法称为实验法。
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孔德1830到1842年《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第一手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按照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nalReserarchCountil)关于“科学研究”定义,只有实证研究才属于“科学研究”。实证研究是主流的、科学的、重要的研究方法。而非实证研究最多只能称为“研究”,至于其结论是否科学则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查找80年代――90年代研究论文、著作,可以发现国内高校研究采用最多、最广泛的方法就是定性研究,这大概是怕实证研究的麻烦和急于求成的追求功利的虚荣、浮躁心态,造成的后果是文章抄来抄去,引文出处缺乏规范。这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制约学生创新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二、历年美术教育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统计(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见图1示
三、美术教育毕业论文中的实证研究
在历届最初交上来的开题报告中,我们发现学生犯的几大错误:
(一)选题过大、宽泛。如“浅析中学美术教育”
(二)没有创新如“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兴趣培养”
(三)没有观点如“中小学美术教育”“对中学美术教育的思考”等等。
(四)缺乏对实际问题研究
(五)缺乏方法论研究知识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交谈改变综述性的选题,要求并指导学生就实习时所感受到的美术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选题研究,研究方法要求采用调查问卷、直接访谈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的数据必须采用一手数据,即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得来的数据;研究中的二手数据,如引用各类统计年鉴、公报、报表以及他人论著中的数据时,必须要求被引用者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依据这样的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可信度。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四年制大学毕业论文除了考察毕业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之外,还要考查学生的认识能力,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1]而毕业论文的质量,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在校学习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学校师资的水平,也反映了学校教学管理的水平。美术教育专业的毕业论文考察的是学生对美术教育的认识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如果综述性题目比例偏大,这样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会相对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选题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我校历届美术学专业毕业论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实证研究方法在近三年采用的愈来愈普遍。尤其在2005级、2006级毕业论文中,论文研究方法一律要求采用问卷、谈话调研方法,并要求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通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有效避免了学生论文抄袭现象,同时由于调研的可信性,论文研究结果也相应具有了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同时提高了学生的研究能力。
四、结束语
确立好的选题是做好论文的前提,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引导毕业生工作以后的研究,所以需要指导老师和学生重视起来。因为毕业论文同时也是对教与学四年结果的双向考察,它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学生对美术教育专业的认识程度,理解的范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而对于教师来说,则是检验指导教师本身对美术教育的研究与理论水平以及学术敏感。采用实证研究指导毕业论文有利于形成一套相对科学、系统、规范化的毕业论文指导方法,形成相对稳定的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另外通过严谨、科学的论文指导,学生将学会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严谨、正确的写作方法,对其将来步入工作岗位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日本在1876年就开创了自己最早的幼儿园——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注一）虽然比西方晚 了39年，（注二）但是日本变异性文化的特点，促使日本不断地借鉴西方的模式，通过一百多年来幼儿美术 教育的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笔者在此想就其与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的现况作一些比较研究，以探讨我国幼儿 美术教育改革的可能途径。
一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研究而言，日本采纳的是一种内在引导和外在传授的教育思想。认为孩 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的过程，这种适应具体地表现在外在和内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所谓的内在化和 外在化，只有用综合的方式加以推动引导，儿童才能得到均衡的健康发展。（注三）
所谓外在教育领域，是指环绕在幼儿周围的外部世界。它具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外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 括知识、技能、习惯等等。因为成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无论是制定教学计划，还是进行教学评估都 很容易，传授给幼儿往往也能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这些外在教育内容，在被孩子们接纳为个人经验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充分的想像、丰富的感情 ，幼儿把握的不仅是外在的秩序和法则，更是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这样外在教育就深刻影响了幼儿内在世界 的形成。
感性、洞察力、想象力、欲望等等正是这个性化世界和形象思维领域的内容。在这个内在世界里，无论传 授还是评价都是困难的，而引导也许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方式。
因此，教师只有通过观察幼儿的作品，感受幼儿的欲望和感表，方能窥探其心灵世界的秘密。不管是幼儿 的绘画塑造，还是造型性游戏活动，都可以说是完全以这个内在化世界为中心的活动。
就中国的情况而论，幼儿美术教育后才开始注重“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这类课题 的教学理论研究（注四）。89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 的发展，开始运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规律，来指导教育实践，注重教育过程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和 教师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了对游戏理论的研究。但是，我国在感性教育领域，尚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对幼儿 美术教育的内在化特点及其在幼教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尚缺乏应有的了解和重视。其表现在：
1．在整体上尚缺乏对幼教美术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尽管美术教育在幼教中处于主要地位，但是我 国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只开设幼儿的语言教育、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课程，就是没有美术教育的理论课程，幼 师系统也同样如此没有美术教育的一席之地，这种状况造成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理论薄弱，难以指导教学实践， 把握幼儿美术教育的学科特点。
2．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少数研究者认为幼儿绘画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活动，即一种把感性形象和具有一般 共性的概念融合在一个统一的认识性陈述中的理性活动。因此得出教学指导和评估要用理性分析和计量的方法 来进行，根本忽略了主观情感的作用和内在引导的重要原则与指导方式。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二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教学法来说，日本教育界认为孩子们的绘画表现，制作手工物品的造型能力反映了幼儿 不断成长的过程，并作为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鲜明地反映了孩子的内心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对知识技能、 欣赏习惯等等外在传授的忽视。以为在造型活动上，对于感情、感觉、形象思维、想象的世界，教师是无法教 授的，只能采取引导的方式。倘若说培养能够不断推进的话，那么指的是与知识、技能、欣赏习惯等有关的范 围。
日本的这种教学法可能是受了我国传统的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宣传自性是佛，莫向外求，主张依靠本体 的自力达到开悟成佛。禅宗的法师崇尚引导，他们往往通过讲述公案等旁敲侧击的方式使人开悟，有时甚至在 无语的境界中让弟子感悟道的存在。例如日本传统的能乐大师世阿弥，在他的修道品位思想中就推崇自证自悟 的学习方法。世阿弥套用了佛教中所谓的“色即是空”的观念来形容这一方法。所谓“色”是指凭借感觉捕捉 到有形技能的存在，而“空”则是指依靠自悟自证的方法印验无形的客观规律。（注五）为了具体剖析日本的 这种教学方法，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1．在教学指导原则上，日本十分重视幼儿造形表现过程中的三环节，即形象思维、技能运作和传达内心 活动的环节。具体地来讲：
首先“人是根据形象思维行动的生物”（注六），因此形象思维决定了人们造形表现的意图，意味着教师 在指导上，必须使幼儿鲜明地浮现出这个形象，而后才根据形象进行描绘。
其次，即使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并不等于孩子已将它移到了画面上去。孩子必须借助于各种造形语言 ，材料工具将它转化为绘画或雕塑。例如依靠画纸、彩色铅笔、颜料和绘画材料的共同配合，在二维空间的画 面上表现出三维立体的图式。因而孩子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彩色铅笔、如何调配色彩，如何组织画面的构成等形 式语言，否则绘画就不能“物化”为表现媒介。因此，教师必须仔细观察孩子们的表现活动，在技巧和方法上 给予指导。技
能指导仍然依赖于现场直观的教学和掌握的成功经验。但是如果教师过于强调技术指导，而孩子 们又没有热情，那么表现活动将不再成为孩子满心欢喜期待的东西。因而技能运作环节的指导关键在于让孩子 明确绘画技巧和制作技术，通过反复地实践与改进，达到掌握各种表现方法及其步骤程序。
第三、幼儿的造形活动同时具有本能的表示和主观的表现的特征。正如婴儿的啼哭是本能的表示，演员的 哭泣则是主观有意识的表现那样，后者表现含有传达个人情绪意识的意图，而前者几乎是由本能控制的。无论 在幼儿的涂鸦期，还是前图式期，以及象征期的绘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本能表示和主观表现的因素。孩 子将绘画作为一种与外界沟通的语言，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事物，思考的内容通过绘画表现传达给观众，接受者 观赏之后内心产生感受，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孩子，幼儿从而确认了对自我的认识，并感受到表现的喜悦。因 此对幼儿的这种内心传达，日本的学者认为在指导上要采取亲切和蔼的态度。从幼儿的角度来阅读理解儿童们 在绘画中所传达的内心世界。通过这种传达的心灵沟通与共鸣，就能鼓励和激发幼儿新的表现欲望，从而达到 培养创造力和陶冶情操的目标。
2．在教学指导的要点上，日本着重以下四个方面：
（1）从游戏来看，主要以幼儿自由描绘为主，提供必要的与幼儿心身发育相适应的题材；
（2）根据故事来表现的题材，则不拘泥于真实，让孩子在自由愉快的表现中，选择造型单纯、组合容易 的内容。
（3）从生活体验中引发的表现，在开始构思阶段，就要使形象思维明确化，并把它与自己准备的有关材 料和工具、表现手法联系起来。要求表现的内容能被他人接受，并且有相同感受的理解。
（4）经由观察萌发的表现，重点是突出有关对象物的具体感觉。采用何种观察方法，什么时候来画、画 什么、怎么画，这些都是指导教学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的幼儿教学法而论，认为幼儿的绘画包括观察、想象和表现三个过程。观察是绘画的基本和前提； 想象是幼儿把观察到的对象融进自己的认识、情感、重新加工的过程；表现则是孩子把经过想象后的事物用造 型手法表达出来。此外，在教学指导原则上有以下特点：
（1） 注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通过幼教实践，探索教与学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系统性 ，又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2） 突出了教学过程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强调教师激发、诱导幼儿在活动中的主动性，使孩子们在造 形表现的实际操作中发展各种能力，萌发多方面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 把学前时期基本活动的游戏作为教育的重要形式，突出幼教教学的特点，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4） 强调充分运用生活四周的各种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强调利用乡土材料，由教师发动 幼儿一起制作玩具、学具和教具。这样既有利于启发孩子们的创造性，又符合我国的国情，继承和发扬因地制 宜、勤俭办园的优良传统。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则注重以下几方面：
（1） 着重发挥范画应有的作用，并注意启发性的示范和讲解，用后及时收回范画。
（2） 重视美工教学与生活、节日、游戏和其他学科的教学紧密配合。
（3） 在教学中，要求幼儿坐姿、握笔姿势正确、重视作业常规的训练。
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示范和范画经常出现成人化的偏差。例如所谓“简笔画”，它原本是成人对客观事 物的一种概括的程式表现，将它作为范画和教材，无疑是在禁锢、扼杀儿童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表现。但是 这种有违于启发引导儿童观察表现事物，阻碍幼儿认识事物和情感表达，并违背教育规律的教材，竟然会被定 为电视教材、获教育图书奖而盛行一时，可见科学的教学指导尚待确立。此外，当年陈之佛先生反对的“大人 们常常以自己的趣味加之于儿童，常常以临画为唯一的教画的方法。”（注七）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一些儿 童画大赛，均以临像某家某派程式为能事，背离了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干扰了幼儿美术教育的健全发展。
三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内容而论、日本是根据幼儿绘画发展的不同时期来展开教学内容。
在2—3岁时，采用在物体表面着色；将纸蒙在表面凹凸不平的物体上用铅笔拓印；拼贴布贴画；用粘土 或橡皮泥捏成各种形状等，都属于造形性游戏的教学内容。
在4—5岁时，则运用寓知识于兴趣之中的游戏方法，通过阅读小故事根据体会作画，依据孩子的生活体 验来描绘使自己感动的事物，通过各种角度观察对象，并描绘出自己的感觉。
在5—6岁时，则转变为采用不同纸质或不同形状的纸进行游戏表现，加深幼儿对材料和形状的认识，按 照自己的构思故事作画，扩展游戏范围，并以此作为表达的题材，描绘自己热衷欣赏的事物。
总之，日本选择内容注重幼儿绘画要体现其游戏与生活，从而引发幼儿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可以说这种 安排还具有指导幼儿生活和精神治疗的功能。
就中国选择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着认识、情感和表达，这三个幼儿美术活动的要素而展开。知识化、 艺术化和游戏化是其特点所在，具体而言：
（1）3—4岁时，绘画内容大多安排为添画，将不同的线条与形状，形状与形状等编排成不同的单元， 泥工、折纸课题则着力于基本方法的学习。
（2）4—5岁时，主要以观察、表现、制作生活中的动物、蔬菜、食品等内容。将知觉能力的形成和发 展作为课题编排的内在目的。力求通过美工教育促进幼儿空间思维的发展，丰富幼儿的绘画语言。
（3）5—6岁时，课题内容是与季节特征紧密联系的人物、植物、动物、日常生活用品等系列。鼓励幼 儿积极思维，大胆想象创造性地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情感。
四
以上我们就中日两国幼儿美术教育从理论、教学法和教学内容三方面进行了对照，找出了差距与问题。现 试将其比较研究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在理论研究比较方面，日本借助于对幼儿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即从儿童感知觉的发展，记忆的发展、 想象的发展、思维的发展、智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的发展来探讨儿童美术教育的课题——外在传授和内在引导的 理论构想。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儿童艺术教育“零点计划”主任茄德纳博士所认定的“教师的任务基本上 是为自然出现的那些发展提供支持，对来自儿童的积极性作出赞许和同情的反应。然后，在童年中期和后期就 需要给予更多的积极干预：在学习某种艺术技能和技术时应给予更多的训练指导。”（注八）的那样，日本的 理论研究在教学实践中是卓有成效的。而我国则由于幼教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又缺乏从美术教育这一 感性教育的角度来进行理论探讨，使得目前幼儿美术教育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并结合教学实际，以适应当前 幼教事业发展的需要。
2．就教学法比较来说，日本首先是把提高幼儿的表现欲望放在首位，其次注重应势利导的原则，把握造 型性游戏的内涵，其三则是不断选择适应幼儿心智成长的教学方式。我国则注重利用乡土教材来丰富各种教学 方法，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很有特色。但是因某些临摹示范和简笔画的不当作法，冲击了幼儿在教学过程中的 主导地位，客观上不利于幼儿潜力发挥。
3．就教学内容比较而言，日本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有绘画、摹写、拼贴、堆积和手工制作等，其中包括 集体制作和节日活动制作，还有幼儿的鉴赏活动。这些内容安排还充分考虑到与幼儿发展的各阶段相适应。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高考美术 素描教学 认知水平 艺术修养
近些年,报考美术院校的学生越来越多,美术院校成倍增长的招生诱惑了大批学生加入到美术的学习中来,不论是热爱美术学习的还是不热爱美术学习的。在众多的美术考生中,很多在学校都不是专业学习美术的,由此使得校外的很多培训机构发展迅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我经过多年的教学,对美术的基础部分——素描教学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素描在美术当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它是造型美术的基础。素描可以训练学生的造型能力,现在高考当中,素描是必考的科目,这种基本功的学习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慢慢训练,也没什么捷径可循。下面我就谈谈如何把握好高考美术当中的素描教学。
1.观察认知
就刚刚开始学习美术的学生来说,他们所缺乏的是长期的训练及对事物的观察认知,所以在考试当中应该从整体上下功夫,不能急于求成,只注重局部,没有把握好整体性,而要把整体和局部都很好地衔接起来。学生在素描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部分画得很完整而其它部分还都是空白的状态,所以这种画面的效果就不尽如人意。wwW.133229.cOM学生要想深入观察实物,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学生不能体会到这一点,上来就开始动手画,虽然绘画的数量有了,但是质量并不高,而且养成一种难以纠正的坏毛病,这种习惯养成了,以后如果想改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形式,这种固有观念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教师也要在教学中强调这一点,以达到美术教学的目标和培养人才的目标。
要教会学生将自己的视野放开,看到整个画面,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到某个对象的某一个部分。因为不能把目光聚焦到某一个局部,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印象,这种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体感觉,依托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感受整体的基本特征、结构、比例及虚实关系等,这个时候所有的多余的东西都消失了,只剩下了必要的东西。教师还要教会学生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观察,让学生把整个对象中的每个部分进行比较得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比较的时候,要把图像呈现在自己的大脑当中,也就是“意在笔先”。只要学生能够意识到这点,并且能够运用,那么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这对训练学生的艺术感受及绘画才能也相当重要。
2.着手绘图
我们如果想要把观察到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的画面,就需要在纸上来进行构图,将这些要素合理布局安排组合起来。构图能否在视觉上给人亲切的感觉,与个人选择的角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确定构图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到对象当中形体最突出的部位,然后再根据所观察到的对象来把四个最突出的部位点确定下来,并且以这四个点为基础,考虑下一步的轮廓及如何来调整好比例关系。
因为形体自身体面的起伏不尽相同,所以它转折的边缘线也产生了不同的转折线,这些线可以清晰,也可以是虚线,比如说几何图形正方体,这只是简单的形体,若是复杂的形体就会更加复杂。在定轮廓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整体到局部,根据观察实物的具体感受,在画纸上展现出基本特征,比如说,先确定实物的基本形状,到底是圆形、方形还是三角形的,大动态是如何的,与此同时,也要确定好内部的基本位置和特征,比如鼻子和眉弓,等等。在打轮廓的时候有一些技术问题也需要我们多注意,比如说,我们要选用稍软一些的铅笔,笔尖可以稍微长一些,手在拿笔的时候可以离笔尖稍微远一些,这样比较容易修改,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完成的效果。总之,打轮廓是很关键的步骤,所以教师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严格要求学生,才能保证下一步工作顺利进行下去。
3.塑造大关系
确定好基本的比例和动态关系以后,先把画面放到原处检查检查,因为在眼前我们很难正确辨认所画的比例和动态是否是准确的。在把画面推到远方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所有的局部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眼看到整个画面的比例和动态的关系,忽略局部带来的整体效果。在往远处放置图片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把画放在实物旁边,先用素描第一步观察的方法来观察自己所画的画,然后转移到实物当中,看整体效果,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自己的印象中与所画的实物发生重合,如果捕捉的整体效果不对,那么应该立即修改。用辅助垂直线与水平线的检查方法校正形,在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确定出对象大的基本形后,为了进一步检查校正形的准确性,特别是对一些形的具体位置点能有一种可靠的依据来加以确认,在打轮廓中可以借助用垂直或水平辅助线来进行检查。身体要尽可能坐直,并最好能正视对象,用眼晴假设画出一条垂直或水平的线,用它来在对象与画面的形体比例、动态方面去进行测量校正。
对初学画的同学来说,在打轮廓时虽然应该主要依靠感觉来进行观察比较,着重加强对眼力的训练,使它能比尺子或两脚规更准确地判定距离,但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手中的铅笔来进行形的确定和校正检查工作。它除了可用于垂直或水平检查方法外,还可以运用于确定出对象各部位的形体比例、长短距离等关系。只是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记住: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主要是依赖于感觉而不是理性,因此可以说它所要求的所谓准确是相对于视觉意义上的,而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如果我们过于依赖借用铅笔或其他工具来进行左量右测就好像不是在作画,倒像是在制作测绘图了。
4.结语
素描训练的每一部都很难,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但是它能够锻炼学生的毅力,教师应该关心学生,引导学生们突破所有的难关,挖掘学生的潜力。对于基础差的学生应该给予鼓励,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关怀,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并取得很大的进步。在高考素描的教学当中,只要善于思考、总结,就一定能教学相长,教师要从实际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艺术修养,这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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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跨入21世纪，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高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国家的整体教育改革。我国所实施的素质教育改革成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这一时期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积极、亲自、热情高涨的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
纵观现代社会，一切的科技、设备、管理制度及方法都是可以引进的，唯有一个国家的人的现代品格、素质、现代化的灵魂是不能引进的。人是我们在各方面谋求发展的先决条件。正如法国学者莫内所说，现代化需先化人而后化物。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世界教育思想的先进代表们共同意识到学生主体性的重要。80年代以来，主体、主体性这些富有内涵的概念开始在教育界生根发芽。这既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时代精神的呼唤。以往，我们的教育不注重学生的主体性，而只重视教师，只把学生当做教育的对象和客体，而忽视其主体性，大大的束缚和限制了学生。如今，弘扬和培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提倡并构建主体性教育，已经成为跨世纪的课题提上了研究日程”。北京教科院副院长文喆同志在课改报告中指出，现代教育一定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以人为本的教育，什么时候都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在取得上述共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区美术教学的实际状况，我们于2001年7月精心选择了以我区青年教师为主，含老、中、青三个年龄段，从我区东片、中片、西片分别抽取不同层次的实验校和部分教师组成了十几人的课题组，将研究、探索“美术学科主体性课堂教学的方法”作为我们进行教学改革的切入点。
为了准确把握我区美术教学课堂现状，课题组全体成员通过对学生状况的了解与座谈精心设计了17个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对全区不同层次的学校、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人数共计780人，从调查结果分析，目前我区美术课的课堂状况和教师的整体水平基本得到认可，但仍突出了诸多不足之处。其中部分数据显示如下：
1.45%的学生认为现行的课堂教学方式、方法不好。
2.50%的学生认为教师仍有“满堂灌”的现象。
3.53%的学生认为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自己的观点不能得到充分的发表。
4.42%的学生认为现行教学活动仍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学生没能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这次问卷调查使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我区现行的美术课堂教学没能很好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渴望活泼、幽默、自由、开放、直观、生动的教学形式，呼唤着能够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好的教学方法。课题组全体成员经过对现状的认识和讨论，确立了我区进行该课题研究的目的、步骤及预期成果。
研究目的：
1.依据学科教学目标，结合我区教学工作的实际状况，以各校课堂教学为本、为主，进行主体性教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力求形成具有美术学科特点的科学而富有实效的主体性教学方法体系。
2.以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为着眼点，兼顾美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课堂教学要力求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投入，自主的学习，从而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初步的审美能力和良好的品德、情操。
3.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2001年6月----10月）
1.成立课题研究小组。
2.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3.收集学习参考资料。
4.进行课题研究的问卷调查。
5.制定美术学科主体性课堂教学评价方案。
（二）初始运行阶段（2001年10月----2002年7月）
1.学习有关资料、理论专著。
2.举办专题讲座。
3.举办教学方法研讨会。
4.教学录像课研讨。
5.外出学习。
（三）完善提高阶段（2002年9月----2003年7月）
1.修订课题研究方案和制定主体性课堂教学建议。
2.组织主体性课堂教学评优课。
3.召开主体性课堂教学研讨会。
（四）成果归结阶段（2003年9月----2003年12月）
经验筛选，理论升华，成果归结。
预期成果：
1.探知美术学科主体性课堂教学的系列方法，以报告、论文、实验教案等形式完成，并期望在全区及全市等范围内得以推广。
2.切实提高美术教师在体现主体性课堂教学上的理论水平、教科研能力及教育技术的应用等。
3.完成有关课件、录像或以其他方式发表。
二.初步的体验与探索
（一）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首先从教学设计入手。
科学的设计是上好课的关键，从本质上讲，主体性教育是以培育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为目的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一点也决定了课程设计要把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置于核心地位。教师则应成为把握、统揽大局的设计者和创造者。我们认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设计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的设计必须有科学的依据。大纲、教材、学生三者缺一不可，在此，我们强调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兴趣。
2.科学的设计要紧紧围绕教学内容展开。我们主张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适度的选择、调整。对重难点的把握要准确，要有预测学生未知问题的能力，做到有的放矢。
3.教学组织形式力求灵活多样，要力求选择适合教学内容的更好的组织形式。注重学生即独立又合作的学习方式。
4.对学生活动的方式与进程，教师要适时加以指导和调控，力求严密而科学。
5、美术教学要从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层面提高到美术文化学习的层面。
（二）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入手，探索主体性教学方法。
1.导入：一节课能否一开始就勾起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导入有非常直接的作用，好的导入好比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颗小石子，使课堂打出一个小的高潮，促使学生在愉快、宽松的氛围中力图寻求更多更。
长辛店三中何代坤老师在讲授《美丽的色彩世界》一课的导入环节时，很好的利用了大家熟悉的广告，一开讲便赢得了学生的满堂笑声：“上课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快速抢答的游戏，好吗？”“好！”“请问草是什么颜色的确？”学生答：“绿色”。“我的衣服呢？”（上课前，何老师特意换了一件蓝色的上衣）“蓝色！”“我的牙齿呢？”教师话音刚落，教室里便传出阵阵愉快的笑声，师生相视一笑，顺风就势，教师导入新课，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实验学校的高英老师在《美术资料册的设计与制作》一课中用实物激励学生直接引入新课。在课前，高老师花费了大量时间设计并制作了多种外观精美而实用的资料册，有单独纹样的动物、植物、人物，还有连续纹样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各种形象简练而又新颖，非常适合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年龄特点，正因如此，当教师每拿出一件作品展示的时候，学生不时表露出羡慕与渴望的心情，跃跃欲试。教师的一句“你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美术资料次吗？”师生双方一拍即合。
游戏、故事、谜语等都会使导入更好地吸引学生。在讲《体会线条的美感》一课时，云岗中学的滕美丽老师采用游戏引入正课，她让学生分组比赛完成一个趣味游戏----画图接龙。游戏规则：一个同学画一笔或几笔成一物，下一个同学接一笔或几笔使之变成另一物。学生情绪高涨，黑板前人头攒动，各组不相上下，他们笔下的物象也发生着千奇百怪的变化，一会儿出现了电视机、小汽车、小房子，一会儿又变成了风筝、机器人、布老虎。。。。。。由于游戏本身就有很强的智力性、趣味性和挑战性，促使每一个学生在短时间内实现脑力游荡。课堂沸腾了。
（三）注重学生的课堂活动，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价值。
对教育而言，学生全面而多样的活动是实现其主体性价值的基础，它能使学生的主体性获得发展，并为学生的个体发展提供满足需要的对象。活动有助于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活动并不是学生在课堂中的单方面行为，在此，活动有两层含义：一是教师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引导、组织和调控学生的学习活动，即教师的主导作用；二是学生在教师有效调控下自主而又合作地学习活动，即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活动指的是师生双边的活动。
基于上述认识，在实验研讨过程中，我们的教师在这些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我们评价课堂活动的宗旨是：
1、美术教学是否注重了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体验、思考、鉴别、判断，努力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2、美术教学是否加强了美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综合探索的能力。
3、教师能否调动全体学生的兴趣，以各种生动有趣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4、教学活动中能否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不同作用。
以下介绍几节课，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1.“设计师”的灵感创意----造型奇特的帽子。
十二中（初中）的王率老师在《造型奇特的帽子》一课中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采用集体合作与个人分工的方式组织学生活动。在学生展示积极收集的资料和对造型构成的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她让各组分别抽取一道有关帽子设计的题，如：时装帽、钟表帽、小丑帽等。各组成员分工合作，有负责画的；有负责剪的；有粘贴的；有试戴的。。。。。。一时间课堂成了“设计师”的“工作室”。学生的热情被点燃，他们大胆稚拙地表现着自己的灵感。教师此时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设计构想。一件件作品问世了，伴随着音乐和各组（学生）解说员的解说，看着本组表演的同学戴着他们亲手制作的作品在前面走台展示，同学们开心极了。在有限的课堂上，他们得以将自己创作的灵感与冲动充分展示出来。
2、动物图案与皮影故事。十二中（初中）胡晓瑞老师
同学们已经深深地被故事所吸引，仿佛正在观看一场皮影戏。台前幕后忙得不亦乐乎。该到狐狸上场了，蜗牛与狐狸在对白：“小小蜗牛走天涯”，道出了富有哲理的名言----有志者事竟成。同学们热烈鼓掌。幕后，每个同学拿着本组制作的动物图案模型，随着故事的发展，做着相关的动作，“观众席”上，个个面露兴奋，那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从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龙与凤的特殊寓意，到同学们手中简单而又独特的动物图案造型，再到独具匠心的皮影故事，也许在愉悦的背后，同学们已经能更清楚地领悟到祖国文化的某种韵味了。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的教师尝试着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方式参与美术活动，丰富了学生的审美经验，使得课堂充满了和谐、竞争与欢笑。他们之间、他们与教师之间在以美术的方式传递着思想情感。当学生准备好并渴望与同伴一起工作时，他们的热情为课堂教学营造了一种自由、平等的氛围。很多时候，他们会在教师的指导下，步入一种活泼生动的自我调控的良好状态。
（四）花样小结与评价
以往，小结是教师的“自弹自唱”，是教师在发表最后的“演说”，造成教师不能真正了解学生学习后的真实状况，使学生一言不发，教师一字不落，生怕丢了知识点和重难点。造成小结的单调和乏味。我们认为美术课堂小结的目的在于激励全体学生并能突出展现个人的才华与思想情感，更注重学生在小结过程中的自我认识与体验。借此，我们能更好的了解学生学习的状况、体验、情感及潜能，以便给予针对性的建议与指导。我们给学生以更加广阔的舞台展示自我，让他们谈自己的感受，甚至利用奖励个别而激励全体。我们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学生的观点与看法，而要更多地倾听他们的心声。这才是融洽、开放、自主的教学，才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美术课程评价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进教师的教学，促进美术课程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美术课程评价的依据是《美术课程标准》和北京市基教研中心（试行）〈中小学课堂教学评价方案〉。强化美术评价的诊断、发展功能及内在激励作用，弱化美术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我们首先注重学生的自我评价，其次注重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表现与状况的评价，包括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操作技能、探究能力、知识水平及交流表达的能力等方面。在对作业的评价上我们鼓励不同学生可采取不同表现手段与形式，重视对其个性的发展，而不必建立单一的绘画与设计技能的表现等级。另外，我们主张教师进行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和听取学生的合理建议，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以上是我们初步体验与探索的点滴收获，难免零散和不够系统，但我们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了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并从中感受到主体性教学带给师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愉悦。我们力求将实验过程中体悟到的方式方法得以提高和推广，力求借以推进丰台区的美术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艺术学；美学；分类；标准
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国家学科目录上已经存在多年了，目前具有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士、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也有不少，从数量上看，其增长速度相当快，这也许是“学术成果大发展”的业绩证明。在增长数量的背后自然是大量的研究生，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愈是接近年底论文“开题”的时段，部分准硕士、准博士们愈是对二级学科艺术学研究什么内容，如何研究很是心焦。今年底笔者收到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曾为此“商量”，讨论，并且在检索查看了以往历届“艺术学”博士学位论文，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二级学科的非“艺术学”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是：大家都觉得，艺术学论文很难脱离某一个具体的艺术门类来写，如果脱离具体门类来写，纯粹形而上的东西那就变成美学、哲学了。
这让笔者想起2007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上就有论者在《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前景》论文中提出：“艺术学与美学并无实质性区别，必将消失于美学之中或重新成为美学的一个部门”。再看作者相关的论辨，知道他的意思并非“艺术学科消亡”，而是目前的“性质”“定位”不当：现在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定位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之下，成为“文学”门下，而作者认为应当或将来“必将”要归属于“哲学”门下。wwW.lw881.com笔者认为，哲学、美学自然有纳“艺术学”于其门下的容量，但是这不妨碍“文学”仍保留“艺术学”的空间。理由是从“文学”门下一级学科“艺术学”的角度观察的“艺术”和哲学、美学角度的观察是不一样的，结论也有不同。本文以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对“造型艺术”的分类为例，试释不同之处。
一、艺术学的分类问题
出现上述研究生疑问的原因中，至少有一个是“艺术学”迄今未有成熟的“分类”。“分类”不明，当然研究对象难免交杂不清，研究方向、目标和方法模糊就是必然的了。学术研究，不进则退。我在《艺术学，莫后退》一文中就“分类”问题略作探讨，就是希望证明二级学科“艺术学”还是能“生存”在“文学”门下而已。分类中大概只有“应用艺术学”概念被部分学者采信，其余的都未能引起学人兴趣，没有真正的学术回应。现在则恐怕连“应用艺术学”也不再引起兴趣，因为大概“艺术”一经“应用”，就会被看成不是“理论”的低层次了吧。
我想要探讨问题，先要站稳在“艺术”的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不仅在于对“全部”艺术实践的理论须有所认知，更需要的是对某些门类的艺术实践有所“实践”。正如陆放翁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艺术学”不同于其他纯理论学科的地方就在于“须躬行”，而不是永远的“隔岸观火”。“隔岸观火”可以观其大势，“须躬行”可以避免“隔靴搔痒”的结论。有“切肤之感”，又明其大势，“艺术学”研究才有实质的“莫后退”。
对艺术的分类，不论是对艺术总体内容、还是对某一门类“品种”的分类方面，美学和艺术学的立场不同，标准也不同，结论当然不同。下引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的“造型艺术”分类为例，提出疑惑之处：从这些疑惑之处引入到“艺术学”角度的分类的思考。
在上表中，卡冈把“造型艺术样式”分为5大类：“艺术摄影”和“书画刻印艺术”、“绘画”分为一大类；其他4大类是：“雕刻”、“全景艺术”、“玩具艺术”和“化妆艺术”。他提出：艺术摄影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接近在于，它在平面上、通过对世界的假定的黑白色再现或者彩色再现而描绘世界。因此，摄影艺术仿佛重复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可能性，不过，它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区别不仅在于技术手段，而且在于这些手段所产生的对被再现现实的反映和改造之间不同的——直接对立的——相互关系：艺术摄影总是纪实艺术的，而在书刊刻印艺术和绘画中甚至对模特儿的直接再现，也包含着无法排除的使模特儿发生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按照艺术家对模特儿的看法、感觉和理解而产生。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卡网关于“造型艺术”的某些概念和我们已经有了如下歧义。
先看他分出“造型艺术样式”之一的“书画刻印艺术”，在此样式下含三项“品种”：“书刊的书画刻印艺术”、“版画”和“插图”。他也知道这不是20世纪之前的分类，他说：在20世纪以前理论不把书画刻印艺术划分为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第三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在“三种最著名的艺术”中，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是建筑，而素描仅仅被评价为一切“构造”艺术的基础或者绘画的一个品种。他这里说的“素描”，其实和绘画所说的素描还不是一回事，他说：
素描开始被看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使它与版画相接近的特点，归根到底许可承认在平面上、在素描的所有技术品种(铅笔、炭笔、钢笔、色粉的素描，以及木版画、金属版画、漆布画等)中的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是造型艺术的特殊样式，称之为书画刻印艺术。他说的素描，就是单色画(黑白依然是单色)。可见，对同一个词汇，美学家和艺术家的理解距离有多遥远，双方如有争论、探讨、研究，也许都在“各说各话”，连基本概念都没有统一的对象——除了一个词汇之外。
按照卡冈的“素描”说，如果只要是“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就是“素描”，就是“书画刻印艺术”，那么，对
如果笔者的记述不错的话，这种“全景艺术”，似乎类似“艺术学”角度所说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空间”可以在街头巷尾，可以在市民广场，可以在厅堂、门廊……总之，有足够的“空间”就行。“行为艺术”则除了一定的造型外，也可以有“进行中的情节”，而这个“情节”的参与者可能是行人，也可能是来驱散他们的警察。总之它揉合了一点“时间艺术”的条件。卡冈强调：全景艺术与雕刻和绘画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如果绘画预定于从一个视点出发的完整知觉，而全雕刻作品预定于视线围绕静止的雕刻的运动，那么，围绕观众的全景造型则定向于从内向外的环形知觉。“从一个视点出发”，包含观者只可能有的“一个视点”和绘画本身的“焦点透视”及非焦点透视的构图，“全雕刻作品”显然即“圆雕”。至于“全景艺术”又有“环形知觉”，令人想到一种“全息电影”和“环形电影”。但他又提出：全景艺术的边缘形式是透景画，透景画在它的视知觉的结构和性质上接近于自己的形态学邻居——透视浮雕。卡冈列出“透景画”品种，不能详明何所指。联系他的相关论述，也许指的是博物馆陈列中普遍采用的虚拟“场景”艺术设计。这是借用电脑技术，利用光学原理合成的有真实“三维空间”的艺术设计，用来表现某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诸如族群迁徙过程或某种手工艺工艺操作流程，如“玉作”、“陶瓷作”、“泥人作”等连贯的过程。在特殊的“橱窗空间”里，完全“纪实”的人物、器物都被按比例缩小，俨然如“小人国”般的“表演”，所以也含有相应的“时间艺术”因素。但是这些在“艺术学”角度看来，统统属于“展示设计”的范畴，上述所有具体内容的呈现手段，都只是“展示设计”指 定的某种“技术”的运用，和“雕刻艺术”没有关系。
卡冈把“玩具”列入造型艺术的一个类，下列“静态玩具”、“活动玩具”两个品种，不知道他的“静态”、“活动”是不是指不能“动”的(如泥偶等)和能“动”(如附发条机械或电控的汽车、飞机之类)的两种玩具的意思?这是出乎“艺术学”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倘若凡有“造型”——不论何种手法、形式——皆可为“造型艺术”，那么“绘画”、“雕刻”、“建筑”都是“造型艺术”；“戏剧”、“电影”里也有“造型”，理应也是“造型艺术”，但若在艺术学分类中以呈现主要艺术效果的“手段”为标准的话，其主要艺术效果并非单由“造型”解决，更多的是音乐、表演、语言、灯光、色彩及镜头特技所起的作用，所以只好说它是“时间艺术”类的“综合性艺术”品种。
玩具则不然，首先是“玩具”的涵盖量巨大，既有平面的，也有立面的。既有芭比娃娃、变形金刚一类的“造型”，也有正方几何体拼图游戏一类的“造型”。即如卡冈列出的“静态玩具”而言，它们也不是艺术家个人完成的终端产品，一样要经过工艺制作过程，并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玩”的过程中，“玩具”的艺术功能才彰现出来。从这一点看，分类的标准和前述的“绘画”就不一致了：设定同一种标准应该是“分类”的“游戏规则”，标准不一必然带来逻辑混乱，离分类的要求太远了。
卡冈认为“玩具不仅是独立的艺术现象，而且是儿童的综合创作——艺术游戏——的一种成分。”因此他又提出“造型艺术样式”中还有一项是“化妆艺术”。他说：化妆通过演员的面孔再现完全不同的人——戏剧或者电影的角色——的面孔，从而自己的特殊手段创造类似于造型创作的其他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对于演员，化妆艺术和木偶艺术原来是二者必择其一的；实质上，木偶本身仿佛是演员的一种“化妆”，是演员用来遮盖自己面孔的假面具。从上文可知卡冈的“化妆艺术”仅指戏剧、电影演员的“化妆”而已，但如果就“化妆”，特别是就“化妆”的“假面具”而言，儿童玩具中就有此类“化妆”物。就其形态说，在未使用前是“静态玩具”，一旦使用又是“动态玩具”，虽然它本身并不动，或只有局部动。此外，戏剧演员会有“假面具”，
“绘画”本身的“描绘”技巧可以独立，因而能够成为非“绘画”的一种表现技能，因此对“绘画”还须加以“定义”。我们可以给艺术学的所谓“绘画”设定三个条件：第一是有主题、有情节；第二是有构图范围；第三是在平面上的静态展示。所以不是有“描绘”的技术形式皆可称“绘画”，如先古时代某些“壁画”、器物上的“画”皆不可当作“绘画”讨论，因为前者缺乏第一、二项条件；后者不符第三项条件：所以它们都是“描绘”技法的运用。此外，现代出现的电视画面、电影画面虽在“平面”上展示，但非“静态”形式，故也不符合“绘画”讨论要求。这样就区分开了“青铜器”、“彩陶”以及附属于器物上的一切“图画”，也就是说，那些附丽于器物的“图画”是在器物装饰艺术中运用了“描绘”的技法而已，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绘画”。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2篇
艺术教育有不同于科学教育与思想教育的特殊作用，它不是单纯的艺术知识传授与艺术技能培养，而是一种提高学生智力和智慧，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合作意识和个性，帮助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简而言之，艺术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艺术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方法要有别于其他学科。艺术更为讲究的是情感的投入与心灵的交流，否则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但情感教育是一种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教师如何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让你的学生接受到这种情感教育呢？在我多年的美术教育实践中，比较注意以下几点做法，并小有收获，现简述如下。
1、角色互换，拉近师生距离
努力改变“传道、授业”的模式，把主角的位置让给学生。不要让学生产生“上美术课是一种负担，欣赏理解创作是一项任务”这样的错觉。教师可以把课堂自己坐到学生中间去，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参与实践和讨论。从形式上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营造一个愉快教学的气氛，让学生放松心情，带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去感受，才能得到美的体验。
2、合理评价，获得学生信赖
学生不管是完成作品还是思考问题,总是希望得到教师的肯定。作为教师首先要对学生积极参与的态度表示赞赏，然后对具体的作品要做具体的分析，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帮助他们提高思考分析与实践能力。合理的评价可以建立起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感，同时也传递给学生一种信息——公正、公平的评价方法。评价的方式可以是多种的，可以采用学生自评或互评，再结合教师的点评，最后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确立正确的审美理念。比如在素描课中，大部分学生刚开始作出来的作品看起来实在不怎样，但我首先对学生的学习热情大加鼓励，然后对不同的作品分别给予分析与有选择性的建议，而避免具体教他们怎么做，教师用意见或建议的方式更善于发掘学生的潜力，这样使学生总能保持着自信的学习态度。
3、倾听心声，教学相长
现代教学论指出：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就是师生之间的互动，即相互之间交流、沟通及共同发展。通常在上课结束时，我会抽出几分钟时间，让学生相互之间来畅所欲言。学生可以谈自己对相互之间的作品的看法；可以讨论如何改进等等具体想法。师生间交流对教学的想法，学生会觉得老师的备课中有自己的思路，带着“这是我的课”的想法，更积极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因为得到教师的尊重而增强自信心和对教师的亲近感。作为教师则从中得到了课堂的反馈信息，得以改进自己的教学。
美术教学反思
传统美术教学只重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把学习仅仅局限在书本上，脱离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在这种学习观念下，不仅很难培养出学生的创造精神，而且会泯灭学生学习的兴趣，最终影响学生的发展。
新课改倡导的美术教学，既要重视学生对艺术的感受、表现和创造力的培养，还要注重美术更多地与文化、历史、生活相联系，创建多维互动的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让学生在宽松的氛围中感受美，让学生在活动中学、在玩中学，让学生围绕目标自主选择内容、材料和方法，让学生在知识探索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我在教学中，努力用新的理念来组织教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比如在进行色彩教学时，虽然学生对颜色并不陌生，但对色彩的调配和变化规律却不了解，而且因为学生第一次接触水粉颜料，可以说对每一种物品和色彩都充满了好奇，于是我在教学中充分让学生去自主实践，探索发现。我首先让学生观察教室里都有哪些颜色？你喜欢哪些颜色？教室里挂了很多漂亮的装饰物，有绿色的叶子，红色的国旗，黄色、紫色、粉色等各色的花瓣，还有各种颜色的衣物和文具。同学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我们的教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美丽的颜色，我又让学生观察外面自然界中还有哪些颜色，学生通过观察，发现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是五彩缤纷，也激发了学习色彩的兴趣。我又适时提出问题：这些美丽的颜色能不能用颜料调出来呢？学生齐声回答：能。我没有急于出示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动手调配颜色，学生的积极性特别高，不断地向同伴和老师展示自己的新发现，学生在自主实践中体验着学习的乐趣，并久久回味。看到学生这样快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让我们所谓权威的说教代替了学生的直观体验，扼杀了学生探索的自由，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在教学中我们还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关注学生的情感，改进教学和组织形式，才能实现教学目标，创设教学的新境界。
美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美育、促进智力发展和进行美育、促进智力发展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它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以美为主线，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他们良好的思想品德，发掘教材本身美的因素，根据教育内容进行美育。在绘画教学中要选择造型优色彩协调、明快而富有意义的实物作为教材，来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和追求。还要帮助学生创造一个"审美世界"根据画面内容进行教育，美术作品的欣赏教学，极有利于开阔学生知识面，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我力求改变把自己审美感受直接灌输给学生的简单做法。而是让学生经过完整的审美过程，积极地进行艺术思维的锻炼与发展。现代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同时要开发学生的智力，促进学生才能的发展。
美术教学，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等方面都起着特定的作用，对学生未来的成就有深远的影响。在人们改造世界的所有创造性活动中，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在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让学生联系实际引起联想，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创造出想象中的形象，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而不是直接向学生传授具体形象的内容。美术教育要求通过对具体形象的观察，进行分析、比较、用提炼、概括的艺术手段加以表达，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美术创伤。
美术教学对于发展形象思维促进抽象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美术课教学反思
经常有不同学科的教师羡慕地跟我说，“你们的美术课最好上啦，学生上课积极性很高，上课轻松。”哎！我想想，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就好了。那真可以说明这位美术教师的教学能力很强。
上好美术课，是每个美术教师的追求，也是每个学生的期望。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课堂既活泼又生动呢？在思考的同时，我在一次次实践的检验中寻找答案。一节课要充分利用好，又要学生兴趣能提高，就须让精彩纷呈的艺术有机的与课堂教学互相利用，使各类艺术互相渗化，保持课堂内容的新鲜感，如；预备年级的《豆贴画》，刚开始两节课，他们贴贴很有意思，兴趣也很高，但是这个作业花费的时间很多，要想很好的完成这幅画，需要三至四课时的时间完成，到后面他们就开始有情绪了。中学生对美术还处在简单的认知性审美上。美术学科也有技巧学习，要在审美与兴趣上提高还需有一些方式方法，对此我曾作过以下尝试：
一、美术的相关课外知识的运用，使学生丰富知识的同时提高兴趣。
如在上初二《雕塑》一课，这课的重点是教雕塑的用途，材料，以及如何制作圆雕。为了使学生在学之前能对该课产生兴趣，第一节课我用多媒体展示并介绍了“中国雕塑与外国雕塑”让学生参与，通过欣赏，分析说明不同时代的雕塑的不同之处，再比较得出结论。课堂上同学们观察很仔细，他们对老师出示的一些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雕塑很感兴趣，学生的问题很多，有关心作者的，有关心年代的，甚至还有同学对它现在的处境很关心，整节课气氛比预期的还要好。因此我觉得像这样的课前准备是很有必要的，它在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的同时提高学习的兴趣。
二、实物写生将提高学生兴趣。
也是初二《写生素描》一课，写生是这节课美术学习的关键，让学生知道写生是怎么回事，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去校园写生观察花草植物，通过自己的观察了解植物的结构，和写生的取景构图。最后从学生中找出几位结构特征较明显的同学出来当模特，学生的兴趣一下就提起来了，给模特摆好坐姿，坐好后，以真人为例讲解绘画要点，这时学生的兴趣明显上升，作业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三、欣赏与技法相结合。
初中美术教育以审美教育为主。审美能力的提高仅仅靠学生技巧的提高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只有将欣赏放在技能的前面，让学生在美术教学的基础上，拓展自己的思维，分辩美与丑。按照顺序每节课在黑板上展示范画，并在教师的引导下了解其技法的运用。通过以上的学习最后让学生通过所学的知识完成一张创作画，学以致用。
四、教师给学生的课堂作业给予鼓励和肯定。
美术作业是在课堂中完成的，教师在教学时一方面要下讲台对学生个别指导、指点。对学生的作业，给予一些赞扬，对绘画中有创造性的学生给予肯定，这对提高学生的兴趣起到一定的帮助。
以上是我这段时间的教学反思，谈及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继续探讨研究，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上好每一堂美术课。
研究的回顾于反思
一、意外收获
笔者在长期的专业培养研究中同时获得了学生的管理方法，在这里一并阐述一下：
1、学生的管理
美术专业有其独特性，除和其他术科的专业差异外还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管理不当就会导致学生的自由散漫或阻碍正常的教学活动，因此管理学生一方面要照顾到专业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管理。根据实践和调查研究我认为用“粘贴”方法比较合适。
所谓“粘贴”就是随时随地对学生进行监督管理。这一管理办法是根据美术专业的特点进行实施的。专业辅导不是先上课后练习再讲评这么简单，而是注重在练习过程中进行个别指导。虽然老师不需要每一分钟都在教室里但需要经常在教室里。教师需要化去大量的时间在特长生的身上作个别指导，有时修改一幅画要化去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老师作出一定的牺牲，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上面的三个问题了。教师在安排学生自由消化时也要经常在教室走动以免使学生在老师不在时养成自由散漫的坏习惯，这样一来就象把老师“粘贴”在学生的身上一样。不过要说明一点“粘贴”本身不是完全由老师一手控制学生的所有自由而是要经常关心学生的学习以外的活动和思想动向，课外要经常和学生一起聊聊天有利于建立新的师生关系。
当学生在班级学习文化课时就要进行“粘贴”转移至班级管理，减轻专业教师的负担。但是要解决第三个问题还得要专业教师和班主任时常联系，专业教师要做好上课情况记录及时和班主任取得联系。这样一来就又解决了第一类问题。
2、指导学生处理好专业和文化课的学习关系。
美术特长生在高中三年的学习中和其他学生相比，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学习负担要重一点、经济开支要大许多。他们要多学习一门专业课，而这门专业课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又相当广泛。这一切在无形之中就会给学生增加很大的压力，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学生文化、专业两耽误，进而会引起学生的厌学心理，严重的会造成一无所获。要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是除了关注学生的生活、学习，更重要的是要运用有意义的方法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1）激励方法
所谓“激励”方法主要是依靠老师的指导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或以激发学生自身潜力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是以学生的学习阶段性及其发展过程能动地随时随地的引发学生的激情。只要把学生的激情引发出来，那么其他的事情学生自己会主动的去完成任务。有许多学生认为自己在天赋上的不足而失去信心，结果是不但专业课学不好而且文化课也落下不少。这时候就要鼓励学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是有潜能的，只是自己的潜能没有得到挖掘，而挖掘的时间有长短。老师对学生的这一评价很容易让学生接受的。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色彩个性化材料技法评价
由于成人美术教育的对象是已经具有一定美术基础的成人学员，其教学也更富挑战性，不能简单地重复专业院校的教学模式，要探索出符合成人认知特点的美术教学方法。笔者在多年从事成人美术教育教学的工作中，根据学员的不同能力，实践各种色彩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培训者色彩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
一、色彩教学中的个性化培养
个性差异体现着人类多样因素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又与美术的丰富多样性所一致。也正是学员审美个性上的差异，为我们开展美术教学提供了基础。与此相反，划一的教育却导致美术丰富多样性的缺失，也就失去了美术的真正魅力。个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差异必须被重视和尊重，尤其是在富有情感的色彩表现上。尊重个性差异应该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它要求教师无论在备课、上课、指导、评价等环节中，都要以此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不能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影响甚至干涉学员独特的审美习惯，确保他们在愉悦的环境中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被尊重，使学员自觉地保持和发展这种审美的独特性，而不是趋同于同学和老师的审美感受，最终丧失他们宝贵的人格魅力。例如，讲课时要对色彩作品客观分析，理解不同色彩情感的表现抒发：莫奈《睡莲》《教堂》系列中光影色感的扑朔迷离、欢快丰富的色彩世界；凡·高的《向日葵》《自画像》充满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心理因素，以狂热的色彩语言描绘了痛苦焦灼的心灵，那奔放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以及整个画面的律动感令每个观者能体会到当时作者的绘画激情；蒙克的《呐喊》《生命之舞》中色彩传达的苦难、恐怖等等。
指导写生训练实践时，不应要求每个学生都按老师本人的方法和色彩感受去完成作品，应该允许学生在表现手法和工具材料上有一定的自由，应鼓励学员勇于用个体独特的色彩风格表达自己对事物的审美感受。在色彩表现过程中要调动学员表现对象的激情，强化画面的主观色调，营造强烈的情感氖围，根据需要选择运用写实、夸张、变色、反色、变调、抽象、象征等手法，强调笔势的动力感，如用平涂无痕的色块、长笔触的强烈扭曲的拖摆、细笔触的轻微的颤动、旋涡笔触的绵转，弯曲笔触的起伏等，突现色彩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当学员处于兴奋的状态中，活生生的对象就会融化为生动的线条，鲜活的色彩，写生就不会是冷漠的复制，而是炽热情感生动的表现。教师尊重学生的审美个性，发现、显示、爱惜、培养每个学员的独特的个人才能，便意味着把个性提高到人的尊严充分发展的高度。
在色彩教学中培养学员的审美个性，要求我们从客观心理结构出发，充分意识到教育和环境对审美活动产生的影响，并避免影响其发展的不利因素，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尊重、培养、发展学员独特的审美个性。
最大限度体现差异，编排合理的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是成人美术教育的重要部分，而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成人学员是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群体，整齐划一的要求和内容对他们肯定是不合适的，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各种层次的学员的身心特点。以终身教育为目标的成人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体现出一种弹性，这种弹性体现在对于表现方式的宽容、工具材料的多样性和教学内容的难易方面。教师在备课时，应该注意适应不同基础学员的审美喜好，在准备要欣赏的艺术作品材料时，应尽量多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又风格迥异的作品，以体现出教材内容对不同审美个性的宽容度。从学员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出发，使学员感受各类作品的不同审美形态，从而引发学生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学员对美术的体验、感受和表现才会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工具，利用各种色彩作品资源开发色彩课程，培养学员的美术素养和人文精神，建构个体对于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人文关怀，从而形成独特的富有民族特点的审美个性。
二、各种绘画材料技法在色彩中的运用
不同绘画材料的运用会形成画面不同的肌理表层，肌理是经过许多艺术家用不同的物质材料，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法不断尝试探索创造出来的。这种效果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并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语言被采用。画面中所出现的肌理，使艺术手段更趋丰富，从而可以充分体现作者的创造性。
同样，在色彩训练之中，也可以运用各种绘画材料产生不同的色彩肌理效果，来拓展学员色彩的表现力。过去的色彩教学中，只是运用水粉、水彩、油画等常用材料，对材料与技法触发的色彩肌理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生不了解画面肌理的功能及其所生发的效应，如可以表现丰富的质感和光感，或传达精致、和谐、微妙、柔和、厚重、粗犷等感觉。重视媒介和手段的研究、增加各种特殊材质的必要的感性认识，即不同材料、技法形成的不同肌理表层，其本身就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情感心理、情感动向及其精神价值取向。色彩肌理本身就会使观者引发不同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反应和变化。同样的肌理表层又会因不同的材料选择，传达出不同的情感信息。
不同材料和技法的选择运用，引发不同的色彩肌理表层效果，同时也会导致不同的审美趋向差异。收集、保护和学习前人优秀的传统技艺，是我们创新的根本和基础。我们在色彩训练中学习传统技法的同时，鼓励学员大胆尝试多种绘画材料技法，如水彩、水粉、丙烯、国画色的综合运用，油画和金属、木、陶、蜡、纤维等各种材料的混合交替使用，还有刀刮、平刷、罩染、浸染、滴洒、划痕、厚堆等方法的运用，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极为丰富的肌理效果，从而启发学员的创造灵感。经过深思熟虑并富有想象地利用工具和技法，以不同媒介来创作美术作品，在表现技法的探索、研究和体验中，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体的审美个性，同时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同绘画材料技法运用可产生不同的肌理，而对肌理的研究与综合运用模糊了画种的界限。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跨画种的技法被广泛运用和借鉴，不同画种材料的综合应用已成趋势，因此，我们尝试在色彩教学中，充分而综合地运用不同画种的材料和技法，从而真正实现色彩教学的五彩缤纷，使学员感受色彩的独特魅力。
三、引入丰富的色彩评价体系
对于成人美术教育学员的色彩作品评价，相对较为理性和成熟，应尊重其自身的思想和体验，在具体的色彩训练中拓宽自己色彩的经验和感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感受体系，形成丰富多样的评价体系。
在成人美术教育中将评价作为色彩教学的重要学习方式，目的是为培养学员色彩评价能力，促进色彩创作和审美能力。美术教育加强学员的色彩评价能力培养，能提高学员的色彩意识，还能培养学员的色彩审美敏感性，发展其感受力和思维力。在色彩作品评价中，可采用学员自评、互评、讨论、阶段性的色彩作品汇报展览等形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热情。也就是说，现代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断自我完善的组织系统。传统的评价都简单地以学员最终的作品来给他们的能力进行定位，可是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特有的生长环境，个性的不同、专业基础、工作环境的不同，表现出来的内在气质也就存在着差异。因此，学员努力的过程就是学员素质能力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从学员参与学习活动和表现作品的过程中，去发现学员学习表现色彩的热情，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学员本质的有个性的东西，培养学员的观察力、想象力，挖掘他们的色彩创造力，保护学员的个性特点。
传统的教学评价比较单一，教师往往以学员画的色彩关系对不对，把眼光总放在美术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等来评价，忽视了学员在其他方面所呈现的闪光点，忽略了学员在色彩表现过程中的自我情感抒发、审美情趣、构思创意、探索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因此，评价不仅要关注学员的学习成绩，更要发现和发展学员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员发展的要求。在学业评价的范围上，不仅应该有美术学科的知识和能力，还要关注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表达、审美情趣、构思创意、综合能力、探索能力等全面的综合评价。只有综合全面的评价才能使学员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提升色彩创作能力。
其实，学员的色彩作品，原本就浸透了个人的各种情感，有些想象的、抽象的作品可能画面效果不是最好，也可能是学员造型能力、构图能力的局限，甚至是因为某些个性的因素使然。所以教师应尽量给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让他们以异于他人的表现方式来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并树立起自我表现的信心。教师必须站在每个学员的角度上，用他们的眼光去理解他们试图表现的内容，做到理解和尊重学员。在色彩呈现中，发现他们的才华，体会他们的情感，教师在评价作品时应抱着一种充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运用平等和恰当的评语谈出自己的体会和对学员的期望，可以起到鼓励学员创造能力和很好地交流的作用。在美术教学中要注重对美术活动表现的评价，评价的核心是促进个体的发展，要通过突出评价的过程性和个体的差异性等，建立发展性的评价体系。
通过培养学员色彩表现的个性化和多种绘画材料技法的尝试，引入丰富的评价体系，改进色彩教学方法，使学员从被动接受知识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与开发潜能个性化的学习环境相适应，探索以自我指导为导向，以个性化学习为中心的新学习模式，形成符合成人学员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规律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方式，培养建立学员色彩创作和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多奈尔.欧洲绘画大师技法和材料.重庆出版社，1996.8.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4篇
摘要：现代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打开了人们观察世界的窗户，各民族创造的艺术经验和理论精华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精神和物质源泉。在创作活动中，我们都可能有过思维冻结的时候，忽然发现脑子不管用了，甚至到了“才思枯竭”的境地。这是因为，当我们的大脑太专注于某一事物时，人的创造性思维反而会受到抑制。此时，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帮助摆脱这种迂回在无效的执着之中的方法，一种逆向思维方式，并回归到充满灵感的创作之中。关键词：逆向思维；美术；创作1.逆向思维的涵义及类型所谓逆向思维法，就是指人们为达到一定目标，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中引导启发思维的方法。[3]在面临新事物、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以求解决问题。逆向思维方式一般分为四类：1.1结构逆向思维：从已有事物的逆向结构形式中去设想，以寻求解决问题新途径的思维方法。一般可以从事物的结构位置、结构材料以及结构类型进行逆向思维。1.2功能逆向思维：从原有事物相反功能方面去设想寻求解决问题新途径的思维方法。1.3状态逆向思维：指人们根据事物某一状态的逆向方面来认识事物，引发创造发明的思维方法。1.3因果逆向思维：从已有的事物的因果关系中，变因为果去发现新的现象和规律，寻找解决问题新途径的思维方法。如在电的发明史上，从奥斯特的电能生磁到法拉第的磁能生电，它们之间就有着因果逆向思维的联系。其他如爱迪生发现送话器听筒音膜有规律的振动到发明留声机，近代的无线电广播的播放与接收，录像机的发明与摄像机的发明，这些都属于因果逆向思维的成果。[3]可见，因果逆向思维也是进行发明的有效方法。2.逆向思维对美术创作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常见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左思右想”，说话时“旁敲侧击”，这就是逆向思维的形式之一。在美术创作思维中，如果只是顺着某一思路思考，往往找不到最佳的感觉而始终不能进入最好的创作状态，这时可以让思维向左右发散，或作逆向推理，便可能得到意外的收获，从而促成美术创作思维的完善和创作的成功。[3]在一定的情况下，逆向思维能够起到拓宽和启发创作思路的重要作用。逆向思维是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之一。当你陷入思维的死角不能自拔时，不妨尝试一下逆向思维法，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反其道而行之，便可开辟新的艺术境界。古希腊神殿中有一个可以同时向两面观看的两面神。无独有偶，我们中国的罗汉堂里也有半个脸笑、半个脸哭的济公和尚。人们从这种形象中引申出“两面神思维”方法。依照辩证统一的规律，我们进行美术创作思维时，可以在常规思路的基础上作一逆向型的思维，将两种相反的事物结合起来，从中找出规律。也可以按照对立统一的原理，置换主客观条件，使美术创作思维达到特殊的效果。如埃夏尔的作品《鸟变鱼》，这个作品打破了思维定势，将天上飞的小鸟经过渐变的处理手法逐渐演变为河水，而白色的天空逐渐过渡为水里的游鱼，鸟和鱼是图地反转的关系，画面自然和谐，耐人寻味。[4]因此，一切艺术活动都具有“想象创造”的特点，在美术创作中，要使思维扩散，激发起创作激情。如何产生灵感并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关键在于从原有的创作思路中提炼精华，开拓新的思路。3.逆向思维在美术创作中的运用美术创作的目的是确定对象的形式和性质，利用各种手段,创作出符合人的审美目标,并能展示时代特征的产品。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谓日新月异，但是有很多习惯却留在潜意识里。美术创作者应该勇于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常规的观察角度，摆脱习惯的定势，避免被束进框子；[2]要在相对固化的传统的思维模式之外，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则必须打破固定模式，寻找新的突破点，发现新的联系。[1][2][][]我们认为，要创建新图式、新面貌，就必须打破原有的模式。思维方式的改变会产生飞跃性的变化，它可能使你从习惯的思路和无激情的操作中解脱出来，出现新的亮点，启动你的创造力。如何把逆向思维运用在的艺术创新上，以中国画为例，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石涛的观点指的是不同朝代之创作各不相同，而非指那一时代的作品必须符合统一模式标准。又曰：“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5]说具体点，就是手随心动而非受时代左右。中国画走向现代需要具备三方面的胆识，一是继承传统，二是师法自然，三是借鉴创新。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所处正是中西艺术对立、西风东渐的时代，从“五四”前后发端的“美术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美术主流，至50年代西洋画压倒中国画，山水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黄宾虹从未动摇，一直深入研究历代山水画的传统技法并寻求突破。1950年，先生在浙江省人代会上说：“中国千百年来之绘画，虽未尽善尽美，取长补短，可于后来创造突出前人，非可放弃原有而另寻蹊径。”可见，黄宾虹不但不随时代，而且超越时代。黄宾虹的超越时代表现在他实现了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型，成为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带路人。观赏黄宾虹的作品，可以领略到我国河山的自然美，又可以发现大师吸收油画、水彩的某些技法，熔传统于一炉，其独到的风格与某些照搬西画技法的中国画家大不相同，可见黄宾虹更是一位不随时代的创作大师。4.在创作中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想象和联想思维在美术创作思维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是决定艺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美术创作思维的领域中，艺术的创作总是强调标新立异、不落于俗套、不断创新的。想象和联想思维，是艺术家们在美术创作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方法。当艺术家在创作中看到、听到、接触到某个事物的时候，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绪向外拓展，让思维超越常规，找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和思路，赋予其最新的性质和内涵，从而使作品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意境都表现出作者独特的艺术见地。艺术家的想象力除了天赋之外，后天的训练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要让艺术家积极地开动脑筋，针对艺术创作中的主题、类型、手法、思想内涵、形式美感和色彩表现等方面，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艺术创作的想象能力，不拘束于个别的经验和现实的时空，而让自己的思维遨游于无限的未知世界之中。[3]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与科学一样，没有想象力的艺术创作，是不可能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参考文献：[1]李来源.论逆向思维在创意设计中的巧妙运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95-136.[2]林木.美术创作思维训练—侧向与逆向思维训练[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75-200.[3]熊熊.侧向与逆向思维训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98.[4]陆立平.谈美术创作中的创意想象[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33-84.[5]方闻.美术创作思维[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25-86.[][][1][2]
美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5篇
一、钧瓷艺术美
钧瓷艺术，开创了中国陶瓷“窑变”艺术釉的先河，在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传统民族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来，钧瓷生产工艺与水平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提升，不断作为国礼现身国际舞台，而且由原来的宫庭御用，开始迈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切，都源于钧瓷的艺术之美，对众生的诱惑。
1、诞生之美
钧瓷之美，要首提它与众瓷不同的诞生之美———窑变天成，气象万千！钧瓷独特的窑变工艺，依靠严格地控制瓷胎和釉料的化学成分，在烧成过程中受温度、气氛、燃料、气候、冷却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使瓷器表面的釉层颜色和纹路产生千变万化，“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天然窑变出云一样的变幻、多彩、流动，是不同于高手大师人为绘制、设计的艺术效果。人们在欣赏钧瓷之美时，眼观之象会触动心灵世界的阀门，世间万物会从中跃然而出，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叩之声圆悦耳，清脆动听；观之形端庄优美，古朴典雅，阅之釉五彩缤纷，璀璨夺目，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幅神奇的图画，如寒鸦归林，夕阳残照。又如云雾高山，星辰满天，峡谷飞瀑，翠竹生烟。这些釉变画，千变万化，意味无穷，具有千古耐看的魅力，名人曾用“出窑一幅元人画，落叶寒林返暮鸦”“雨过天晴泛红霞，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窑变之妙。
2、颜值之魅
钧瓷除了窑变天成的出身，在造型和施釉方面也独辟蹊径，自成体系。钧瓷之色，可期而不可控，天然窑变而成的最著名的色彩有：玫瑰红、海棠红、胭脂红、鸡血红、朱砂红、茄皮紫、葡萄紫、鹦哥绿、葱翠青、梅子青、天青、月白。造型方面，钧瓷以端庄、浑厚、古朴、文雅为特点。钧瓷器皿，棱角分明，线条优美，文饰简练、雕塑别致。钧瓷传统作品尊、鼎、钵、洗、瓶等陈设品，置之庭室，富丽堂皇，满屋生辉；陈之几案，赏心悦目，雅致韵人。钧瓷胎质，陶冶清纯，坚实细腻，钧瓷的开片声如百乐交响，清脆悦耳。钧瓷的釉质深厚透活，晶莹玉润，有明快的流动感。釉中常常呈现出珍珠点、鱼子纹、菟丝纹、蟹爪纹和蚯蚓走泥纹。古人用“五光十色润如玉”，“钧与玉比，钧比玉美”来赞美钧瓷釉质的纯净和釉色的艳丽。钧瓷的釉色，各不相同，有的一器一色，有的一器多色，但却找不到两件色彩完全相同的产品。这就是人们说的“钧无双”，也是钩瓷独特艺术风格的一个方面。
3、传承之新
钧瓷作为古老的文化艺术，经历了久远的辉煌，曾有官窑的盛誉，入主宫廷；今又跃居国礼，“飞”入寻常百姓之家。钧瓷自身魅力使然。钧瓷是土与火、人与天“合作”的产物，其传统的凝聚和自然之美，超越时空，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群都具有强烈的亲合力。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曾为神垕陶工作诗曰“钧瓷，淡淡含蕴着，夕阳一般的壮丽，和日出一般的光辉。它们每从火中诞生，无论置放在哪里，顿时使万物增辉。……任何一个不懂陶瓷的人，只要见到钧瓷，就会由然而生敬意，顿时变成了一个陶瓷爱好者。”国人生活水平、文化水平、艺术鉴赏水平均有提高，注重精神享受，提高生活质量，有钱而有闲收藏和欣赏。钧瓷艺人传承创新，给古老的钧瓷注入了新的、强盛的生命力。在器型上，不仅吸收其他陶瓷艺术的造型，如人物和动物造型，而且设计创新，如钧瓷壁挂，用钧瓷“作画”，其造型由立体走向平面，既体现了现代陶瓷艺术个性化的特点，也是钧瓷创新的典型代表。在釉色上，采用新的配料，烧制出以前没有的颜色，使钧瓷的色彩更加斑斓。在装饰工艺上，采用了以前钧瓷没有雕塑、雕刻的手法，尽管这种创新还略显雅嫩，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烧造设备和技术上，进行了改良。采用高速练泥机、拉坯机，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废品率。烧造由煤烧改燃气，火力均匀，使釉面洁净，色彩更加丰富。
二、钧瓷市场化研究初探
钧瓷工业是禹州古老的传统工业，只有在生产和管理模式、技术、产品、市场营销和理念等方面具有创新的高度敏感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创新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
禹州传统钧瓷业的创新关键在于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创新，积极做到结合消费市场的社会背景、消费者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来进行钧瓷研究、设计和生产，以提升钧瓷产品在国内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同时，还应引进专业的优秀人才，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要逐渐改变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的传统钧瓷业管理模式，改变分散的家族钧瓷企业生产状况，构建良性且有序的传统钧瓷企业链，使其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要借助政府力量来进行整合，或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在一定的经济补助与就业指导下，改善一部分过小规模的小作坊，进行招商引资，逐步建立于钧瓷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龙头企业。
2、加强区域协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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