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保险论文范文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对因医疗意外引起的医疗纠纷，法院依据法律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规定判决由医患双方分担责任。这种风险分配模式存在不足之处，无法达到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果。为此，应当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其理由是：医疗意外可以纳入保险制度所指称的危险范畴；针对医疗意外设立保险制度符合一般保险制度对危险事故所致损失进行补偿的目的；设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应对风险分担模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构建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即：促使全社会形成关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意识；借鉴在交通运输行业实行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的成功经验；设立医疗意外风险保障基金。
一、案情简介
1999年4月13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来到青湖卫生院求医。经当班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按规定没给她打青霉素，而给她开了丁胺卡那霉素进行点滴治疗。但一瓶丁胺卡那霉素还未挂完，时某就脸色青紫，呼吸急促。经医生及时抢救无效后死亡。尸体解剖结果表明，时某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于2002年5月诉至县法院要求赔偿。诉讼中经连云港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为非医疗事故。法庭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时某的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由于时某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一审判决卫生院赔偿原告209460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二、法院判决的依据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医疗意外与医疗事故不同。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由于存在医方的过失，依照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当然应由其承担责任。而在医疗意外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活动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患者出现不良后果的损害事实，但这不是出于医务人员的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由于医方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因此不能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其承担责任。对患方（即患者及其亲属）来说，也不存在他们在医疗意外中的主观过错问题，因而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承担过错责任。由于医患双方均无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法院就此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由本案医患双方当事人对损害后果分担责任。
三、双方分担医疗意外风险模式之不足
法院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医患双方共同对医疗意外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负责，实际上即是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配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这种风险（责任）分配模式在法律上有一定的根据，但就其在实际应用中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而言，尚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从经济效果来看，其一，对患方来说，患方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害后果，意味着他将承受起一定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上的负担非属于家庭计划之中，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会对患方正常的生活造成冲击。对某些患者及其家庭来说，更会使其生活难以为继。而医疗意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造成危害，一旦发生，损害后果通常会比较严重。对此问题，风险分担模式并没有加以考虑。其二，对医方来说，医疗意外是医疗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无法根本克服。如每一次医疗意外都要医方承担一定的责任，作出一定的经济开支，累计起来将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江苏省对医疗纠纷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25％左右的医疗纠纷的真正起因是医疗事故。因此，依据公平责任原则要求医方就医疗意外分担部分责任，尽管不是全部责任，累计起来也将使医院难以承受。如何面对这种状况，风险分担模式也没有触及。
从社会效果来看，其一，对患方来说，如个人及家庭难以消解这种经济负担，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安定，则会增加社会救助的负担。其二，对医方来说，负担难以承受的累计而至的巨大经济开支，必然会影响医疗单位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使医务人员因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实施正常的医疗手段，不敢采用医疗新技术，只得采取自卫性医疗措施。这显然不利于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阻碍整个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患方群体及整个社会都不利。其三，风险分担模式对医患双方所关注的经济负担问题未加考虑，双方间的纠纷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思考
法院依据公平责任原则判决由医患双方分担责任，只是在医患双方间对医疗意外风险的承担作出了划分，尚留有诸多不足亟待完善。必须设计其他解决方案与之配合应用，以期能更好地应对风险，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双方间的纠纷。为此，应当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理由如下：
第一，医疗意外可以纳入保险制度所指称的危险范畴。“无危险则无保险”，危险的存在是构成保险的第一要素。它具有如下四个特征：危险发生存在可能、危险发生时间不能确定、危险所导致的后果不能确定、危险的发生并非故意造成的。医疗意外是医方无法预料和防范的意外事件，在正常的医疗过程中存在着发生的可能；人们并不能确定医疗意外发生的具体时间；医疗意外造成了病人人身损害，但造成多大损害人们事先也无法预料，损害后果不确定；医疗意外也不是患方或医方故意造成的危险。由此可见，医疗意外，作为一种危险，符合保险危险的四个特征，属于保险危险的范畴，可以作为保险制度适用的对象。
第二，针对医疗意外设立保险制度符合一般保险制度对危险事故所致损失进行补偿的目的。“无损失，无保险”，一般保险的机能在于进行损失补偿，保障社会生活的安定。在医疗意外所致的人身伤害事故中，其后果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或健康受到损害，而且由此还必然给本人或他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医疗意外保险制度虽然不能填补前者，却可以填补后者，由此而减轻或消除医患双方的经济负担，维护双方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这符合一般保险制度的目的。
第三，设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地应对风险分担模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保险基本理论认为，任何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因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遭受损失的危险，单个人对付自然力量或者外界力量所造成损失的能力，十分有限，只有集合众人的力量，才能消除单个人抵御自然或者社会风险所存在的不足。在这一保险理念之上建立起来的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散于患方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中，比单纯的医患双方分担风险的模式，自然有更强大的能力来消化医疗意外造成的损失、消除医患双方所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最终，可以起到化解双方间的纠纷，保障患方个人及家庭生活安定，保障医方正常的生存、发展，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四，还需指出的一点是，医疗意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促进医学科学进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动因之一。通过正确面对医疗意外，认真总结分析，推动了医学科学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这些又能使后来的患者和整个社会获益匪浅。因此，充分利用各方和全社会的力量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不仅仅是消极化解式地应对风险，它还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应对意外灾害、保障自身安全、促进自身发展的积极意义。
五、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构建
构建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促使全社会形成关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意识。这是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重要基础。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人类健康，人们对医学的信心和期望、对医者的依赖和要求越来越高，再加上媒体中的一些片面报道，使得人们的思想上有一个误区，即认为医学已经无所不能。事实上，现代医学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所面临的难题依然很多。它并不能根本杜绝医疗意外，因此，有必要纠正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使人们对现代医学的现状有清醒认识，形成“治病存在风险”的普遍观念，为构建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对因医疗意外引起的医疗纠纷，法院依据法律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规定判决由医患双方分担责任。这种风险分配模式存在不足之处，无法达到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果。为此，应当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其理由是：医疗意外可以纳入保险制度所指称的危险范畴；针对医疗意外设立保险制度符合一般保险制度对危险事故所致损失进行补偿的目的；设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应对风险分担模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构建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即：促使全社会形成关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意识；借鉴在交通运输行业实行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的成功经验；设立医疗意外风险保障基金。
一、案情简介
1999年4月13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来到青湖卫生院求医。经当班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按规定没给她打青霉素，而给她开了丁胺卡那霉素进行点滴治疗。但一瓶丁胺卡那霉素还未挂完，时某就脸色青紫，呼吸急促。经医生及时抢救无效后死亡。尸体解剖结果表明，时某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于2002年5月诉至县法院要求赔偿。诉讼中经连云港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为非医疗事故。法庭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时某的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由于时某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一审判决卫生院赔偿原告209460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二、法院判决的依据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医疗意外与医疗事故不同。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由于存在医方的过失，依照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当然应由其承担责任。而在医疗意外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活动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患者出现不良后果的损害事实，但这不是出于医务人员的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由于医方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因此不能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其承担责任。对患方（即患者及其亲属）来说，也不存在他们在医疗意外中的主观过错问题，因而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承担过错责任。由于医患双方均无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法院就此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由本案医患双方当事人对损害后果分担责任。
三、双方分担医疗意外风险模式之不足
法院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医患双方共同对医疗意外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负责，实际上即是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配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这种风险（责任）分配模式在法律上有一定的根据，但就其在实际应用中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而言，尚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从经济效果来看，其一，对患方来说，患方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害后果，意味着他将承受起一定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上的负担非属于家庭计划之中，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会对患方正常的生活造成冲击。对某些患者及其家庭来说，更会使其生活难以为继。而医疗意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造成危害，一旦发生，损害后果通常会比较严重。对此问题，风险分担模式并没有加以考虑。其二，对医方来说，医疗意外是医疗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无法根本克服。如每一次医疗意外都要医方承担一定的责任，作出一定的经济开支，累计起来将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江苏省对医疗纠纷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25％左右的医疗纠纷的真正起因是医疗事故。因此，依据公平责任原则要求医方就医疗意外分担部分责任，尽管不是全部责任，累计起来也将使医院难以承受。如何面对这种状况，风险分担模式也没有触及。
从社会效果来看，其一，对患方来说，如个人及家庭难以消解这种经济负担，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安定，则会增加社会救助的负担。其二，对医方来说，负担难以承受的累计而至的巨大经济开支，必然会影响医疗单位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使医务人员因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实施正常的医疗手段，不敢采用医疗新技术，只得采取自卫性医疗措施。这显然不利于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阻碍整个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患方群体及整个社会都不利。其三，风险分担模式对医患双方所关注的经济负担问题未加考虑，双方间的纠纷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思考
法院依据公平责任原则判决由医患双方分担责任，只是在医患双方间对医疗意外风险的承担作出了划分，尚留有诸多不足亟待完善。必须设计其他解决方案与之配合应用，以期能更好地应对风险，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双方间的纠纷。为此，应当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理由如下：
第一，医疗意外可以纳入保险制度所指称的危险范畴。“无危险则无保险”，危险的存在是构成保险的第一要素。它具有如下四个特征：危险发生存在可能、危险发生时间不能确定、危险所导致的后果不能确定、危险的发生并非故意造成的。医疗意外是医方无法预料和防范的意外事件，在正常的医疗过程中存在着发生的可能；人们并不能确定医疗意外发生的具体时间；医疗意外造成了病人人身损害，但造成多大损害人们事先也无法预料，损害后果不确定；医疗意外也不是患方或医方故意造成的危险。由此可见，医疗意外，作为一种危险，符合保险危险的四个特征，属于保险危险的范畴，可以作为保险制度适用的对象。
第二，针对医疗意外设立保险制度符合一般保险制度对危险事故所致损失进行补偿的目的。“无损失，无保险”，一般保险的机能在于进行损失补偿，保障社会生活的安定。在医疗意外所致的人身伤害事故中，其后果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或健康受到损害，而且由此还必然给本人或他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医疗意外保险制度虽然不能填补前者，却可以填补后者，由此而减轻或消除医患双方的经济负担，维护双方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这符合一般保险制度的目的。
第三，设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地应对风险分担模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保险基本理论认为，任何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因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遭受损失的危险，单个人对付自然力量或者外界力量所造成损失的能力，十分有限，只有集合众人的力量，才能消除单个人抵御自然或者社会风险所存在的不足。在这一保险理念之上建立起来的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散于患方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中，比单纯的医患双方分担风险的模式，自然有更强大的能力来消化医疗意外造成的损失、消除医患双方所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最终，可以起到化解双方间的纠纷，保障患方个人及家庭生活安定，保障医方正常的生存、发展，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四，还需指出的一点是，医疗意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促进医学科学进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动因之一。通过正确面对医疗意外，认真总结分析，推动了医学科学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这些又能使后来的患者和整个社会获益匪浅。因此，充分利用各方和全社会的力量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不仅仅是消极化解式地应对风险，它还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应对意外灾害、保障自身安全、促进自身发展的积极意义。
五、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构建
构建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促使全社会形成关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意识。这是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重要基础。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人类健康，人们对医学的信心和期望、对医者的依赖和要求越来越高，再加上媒体中的一些片面报道，使得人们的思想上有一个误区，即认为医学已经无所不能。事实上，现代医学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所面临的难题依然很多。它并不能根本杜绝医疗意外，因此，有必要纠正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使人们对现代医学的现状有清醒认识，形成“治病存在风险”的普遍观念，为构建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资金融通；辩证逻辑；商榷
引言
林宝清教授在《金融研究》04年第9期发表的《论保险功能说研究的若干逻辑起点问题》（以下简称林文）一文中详尽阐述了在研究保险功能等问题时应注意的一些逻辑起点问题，强调建立共同的逻辑平台是研究保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相当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文中所提出的四个议题也颇有兴趣。但仔细拜读后发现林文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和阐述有待商榷。
一、保险的属概念和保险的种概念
正如林文中所指出的，在对保险理论演绎推理时首先应当对保险概念的属种关系进行严格的界定，明确是从保险的属概念还是种概念范畴来阐明保险形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对于保险属概念来说都是种概念。但是在研究保险功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坚持从保险属概念的定义出发，来演和推理保险的功能”，从而得出“保险种概念的功能应多于保险属概念的功能”这一结论呢？
这首先要解决应该采用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来分析的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为思维科学在认识领域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存在着眼界水平的差异，形式逻辑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在反映事物确定的特性和简单的关系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仅仅是认识的初步，要反映现实的矛盾，要反映充满矛盾和运动着的客观世界，要把握具体真理，仅靠形式逻辑这一思维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体现着认识的更高深的阶段。
辩证逻辑要求我们，在认识概念时，要从抽象概念阶段上升到具体概念阶段。在抽象概念阶段，外延与内涵之间呈反比关系，概念所概括的对象范围越大，它所概括对象的内涵就越少，也就是说，作为种概念的财产/人身保险比作为属概念的保险具有更多的属性；但是在具体概念阶段，其情形恰恰相反，概念所概括对象的范围越广，它所反映对象内部本质就越丰富，内涵就越深刻，即保险应当比财产/人身保险具有更多的属性。因为具体概念是从质和量、内涵和外延的对立统一中来反映对象的，因此它克服了抽象概念单纯从量上和形式上考察的局限性。
综上分析，对于保险属概念与保险种概念的探讨，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似乎更为合理，保险属概念的功能应当涵盖保险种概念财产/人身保险的功能。并由此可知，我们说储蓄寿险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那么，保险也就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
二、保险金融说与保险非金融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林文的观点，即保险非金融。但对此结论的某些论证过程存有异议。原文中存在两点值得商榷之处：1.“寿险相对于保险来说是种概念，它是保险与储蓄的嫁接。而在保险的性质中不存在任何的储蓄因素。”2.“保险既非金融，那么，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功能呢？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显然仍应归结到应当运用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的问题上去。寿险是保险的一种，在对寿险及保险概念的认识上升到具体概念阶段后，应当认识到，寿险所具有的属性包含在保险的属性当中。这一点已在前文中作了具体阐述，不再赘述。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保险虽不是金融，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首先，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和外延，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质疑。根据逻辑学的知识，这一命题的逆否命题也为真，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只要有一点不同，这两个概念就不相同。保险和金融显然有种种功能上的区别，所以保险不等同于金融。但是概念的不同不能推出其外延的互不相容。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苹果和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苹果有“甜”这个属性，梨也具有。显然不能因为他们概念的不同而否定他们在所有属性上的共同点。其次，保险和金融不单单是概念的不同，它们本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层次。普遍认为银行、保险、证券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而且从学科划分上来说金融是二级学科而保险是三级学科，金融较保险而言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划分必然是因为保险具有金融的某些特点，单从逻辑意义上讲，由保险不是金融推出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属性这一论证过程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保险功能说与保险公司功能说
将保险功能与保险公司功能区别开来讨论是有必要的。林文将保险的功能总结为“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积蓄保险基金和监督危险”四点，保险公司的功能总结为“组织经济补偿、掌管保险基金、防灾防损、吸收储蓄和融通资金”五点。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保险公司的前四项功能均能与保险的功能对应，唯独“融通资金”一项不能与保险功能形成对应。在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前提下，却将资金融通划为保险公司的基本功能，这一点值得商榷。
保险是保险公司的核心产品和服务。保险公司缘何能融通资金？因为积聚了大量保险费。保险费的积聚是保险发挥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前提，保险公司只需保留一部分保险资金满足一段时间赔偿和给付需求而将大量保险资金进行投资也是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保险资金的积聚和投资是紧密联系的过程，是由保险本质决定的基本功能，因此，将保险从融通资金这一功能上剥离是不太妥当的。同时，保险公司将其核心产品所不具有的功能列为自身的基本功能也是令人费解的。
四、结语
面对关于保险的林林总总的说法，林文及时地提出从研究保险的逻辑起点入手，建立共同的逻辑讨论平台无疑为当前理论界的探讨起到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对于保险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林教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和初衷无可非议。我对于原文提出的“保险功能内源说与保险功能外源说”等观点十分赞同。但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问题上我认为还有商榷的必要，因而在此提出。逻辑是认识真理的工具，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应采用符合逻辑的分析方法，建立共同的逻辑平台才能使学术争论处于同一个起点、具有共同的基础。常以正确的逻辑来规范当前对于保险的讨论对于保险理论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林宝清.论保险功能说研究的若干逻辑起点问题.金融研究，2004年第九期.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委托－理论；道德风险；最优合同设计；
一、引言
1.问题的提出
理论上来说，委托－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委托人和人的效用函数经常不一致。就保险合同来说，保险合同一旦成立后，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监督成本很高，或者根本没有办法监督。保险事故实际上并不完全是由外生的随机因素决定的，并且还受投保人在购买保险以后的行为的影响，即投保人的行为还将改变风险状况(损失概率)。产生了在委托的成本（Agency Costs），委托双方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相关信息在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对称，投保人有其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有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损害保险人的权益，如果投保人对其约束不力，从而会产生一些损人利己的“违约”和败德行为。在保险人不能监督投保人的行动的前提下，一方面，投保人付出努力会对他产生直接的负效用，而其潜在的积极影响是可能会避免损失的发生或减少损失的大小。但是，由投保人努力所导致的积极影响并不会由投保人独享，而是和保险人共享的。所以投保人就会有节省努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是对施加于投保人身上的不可控制又不可确知的外生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提供物资补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人为地使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变大，从而使赔付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所以保险公司就会激励投保人在投保后仍然不放松对所保事件的防范措施。
本文主要讨论委托人在与人签订合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以能够观察到的结果为基础，对人提供激励，即通过设计一份激励合同以诱使人在给定的自然状态下做出对委托人最有利的选择。即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得委托双方互惠互利、彼此制衡。
2.文献综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信息经济学和合同理论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突破，始于科斯、伯利、米恩斯的现代企业委托－理论。其主要结论包括：
（1）解决问题的显性激励方法
由威尔森（1969）、罗斯（1973）、米尔利斯（1974）、霍姆斯特姆（1979）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等人开创的委托－理论和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委托－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提出激励措施是在委托人于与人之间按一定的合同财产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两全分离的公司实行激励经理努力的方法，不同的只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比例。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团队理论，认为企业采取团队模式进行生产使得每一个成员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确度量，这会导致人们“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为此需要设立监督者，并以剩余索取权对监督者进行激励，这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领域扩展到企业内部的现代成本领域。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在《公司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用“成本”的概念，提出了与上述交易费用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以及布卢（1985），仍强调监督的重要性，霍姆斯拉姆和蒂罗尔在《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上的重要性。
（2）解决问题的隐性激励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关系的研究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博弈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法玛（1980）的研究是其代表，他的观点是：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经理也会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1982）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并形成人－声誉模型。伦纳德（1981）和鲁宾斯坦（1982）使用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如果委托人和人之间保持长久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子足够大），那么帕累托一级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就可以实现。
3.主要结论
本文使用委托-理论建立了相应的保险合同分析模型，对信息对称和存在道德风险两种情况下的最优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行了研究。首先证明了信息对称时，最优保险合同要求完全保险，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而且此时最优保险费等于意外事件造成损失的期望值。针对投保人的行为影响所保事件发生，但不影响损失大小的情况，存在道德风险时，出于激励的目的，最优保险合同要求只提供部分保险，最优保险费小于意外事件造成的期望损失，而且随着意外事件造成损失的增大，投保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也应该增大。在两种情况下,最优保险费都与投保财产成反比。
二、正文
1.不存在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保险合同设计
以下分析中，将人替换为投保人，而将委托人替换为保险人。在这里使用基于“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的委托-模型。
假设投保人的初始财富为w0，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为x，x为一个随机变量。因为这里考虑投保人的行动只影响所保事件发生的概率，所以可以假设意外事件不发生时的概率为1-p(a)，而意外事件发生并造成损失为x的概率为p(a)f(x)。显然投保人付出的努力越多，意外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小，即p′(a)＜0。
保险费率为δ，保险金额为π，即投保人应向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为δπ；如果意外事件发生（x＞0），承保人向投保人支付的赔偿费为g(x)满足以下关系：
g(x)=x,称为完全保险；
＜x,称为这完全保险；
=0，称为在免赔额以下；
a)如果g(x)=x，则称为完全保险，即投保人发生的属于保险责任事故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全额赔付；
b)如果g(x)＜x，则称为不完全保险（部分保险），其中x-g(x)称为免赔额或者自负额（Deductible），记为D。
c)如果g(x)=0，则称为投保人发生的损失在免赔额以下，即：x＜D。
人的效用函数为u，且人为风险厌恶的，即u′＞0而u″＜0。委托人为风险中性，因此可以假设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为线性的。
鉴于上述的假设，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保险合同模型：
maxg(x),δf(0)u(w0-δπ)+∫x＞0u(w0+g(x)-x-δπ)f(x)dx（1.1）
s.t.δπ-∫x＞0g(x)f(x)dx≥0（1.2）
进一步，我们假设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竞争使得保险公司不能从保险活动中赚取超额利润，则上述最优化问题中约束条件，即（1.2）中的等号成立。
显然，以上的最优化问题中并没有考虑一般委托-模型中的人参与约束，这是因为模型中已经确保在满足保险人的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最大化投保人参加保险后的期望效用。如果投保人按照此合同（即保险人的利润为零）得到的参保后的期望效用水平仍然不能高于（至少等于）他不参保时的期望效用，那就说明此类风险是不可保的。众所周知，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可保险的风险情况，如一些巨灾风险，战争风险等。另外不可避免的道德风险，造成保险人的监督成本极高，极可能就是造成风险不可保的直接原因。因此，以上模型实际上已经在可保风险的范围内涵盖了投保人的参与约束。
针对以上的最优化问题，可以构造如下的拉格郎日函数：
L(g(x),δ)=f(0)u(w0-δπ)+∫x＞0u(w0+g(x)-x-δπ)f(x)dx+λ[δπ-∫x＞0g(x)f(x)dx]（1.3）
为方便起见，令v1=w0-δπ，v2=w0+g(x)-x-δπ，对于保险赔付金额g(x)的一阶条件为：
u′(v2)-λ=0（1.4）
对于保险费率δ的一阶条件为：
f(0)u′(v1)+∫x＞0u′(v2)f(x)dx=λ(1.5)
根据库恩―塔克条件可知为一个正的常数（因为约束条件的等号成立），由(1.4)式显然可得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将(1.4)式代入(1.5)式可得：u′(v1)-λ=0,因为λ是个正的常数，显然有v1=v2，且为一常数，即可得：
g(x)-x=0（1.6）
将（1.6）代入约束条件就有：
δπ=E(x)，即δ=E(x)π
根据以上证明过程可以推知：在没有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最优保险合同可以实现风险分担的帕累托最优，投保后如果所保意外事件发生，则投保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g(x)-x与x无关，而且最优合同要求完全保险；最优保险费δπ等于所受损失的期望值E(x)。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由于委托人的风险态度为中性的，投保人应付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恰好等于损失变量的期望值。显然上述最优合同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而投保人应支付给承保方的保险费率δ，E(x)的严格单调递增函数，也就是可能遭受损失的期望值越大，保险费率越高；而与总保险财产成反比，总保险财产越大，保险费率则越低。
2.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最优保险合同设计
在上述不存在道德风险最优保险合同模型中，加入投保人的一个行动，即该行动将会对投保人所投保的风险发生事故的概率产生影响。用A表示投保人所有可选择的行动的组合，a表示人的一个特定行动，并且有a∈A。理论上讲，行动可a以是任何维的决策向量，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a是代表防范行动水平的一维变量，即投保人在向保险人投保之后，对保险标的所进行的看护、照管以及所有使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概率降低的防范努力。c(a)为投保人的防范努力负效用，这里假设c(a)为效用化成本，且有c′＞0，c″＞0。
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可以建立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最优保险模型：
maxδ,g(x),a[1-p(a)]u(w0-δπ)+p(a)∫x＞0u(w0+g(x)-x-δπ)f(x)dx-c(a)（2.1）
s.t.δπ-p(a)∫x＞0g(x)f(x)dx≥0（2.2）
maxa[1-p(a)]u(w0-δπ)+p(a)∫x＞0u(w0+g(x)-x-δπ)f(x)dx-c(a)（2.3）
进一步，我们仍然假设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竞争使得保险公司不能从保险活动中赚取超额利润，则上述最优化问题中约束条件，即（2.2）中的等号成立。
显然，以上的最优化问题中同样没有考虑一般委托-模型中的人参与约束，同理，这是因为模型中已经确保在满足保险人的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最大化投保人参加保险后的期望效用。如果投保人按照此合同（即保险人的利润为零）得到的参保后的期望效用水平仍然不能高于（至少等于）他不参保时的期望效用，因此，以上模型实际上已经在可保风险的范围内涵盖了投保人的参与约束。
我们可以用一阶条件来表示如上模型中第二个约束条件（2.3），即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p′(a)u(w0-δπ)+p′(a)∫x＞0u(w0+g(x)-x-δπ)f(x)dx=c′(a)（2.4）
因此，保险合同可以化为由（2.1）、（2.2）和（2.4）式组成的最优化问题，（2.1）式为目标函数，（2.2）式和（2.4）式为约束条件。对以上问题构造拉格朗日函数，为了简便，令v1=w0-δπ，v2=w0+g(x)-x-δπ有：
L(g(x),δ,a)=[1-p(a)]u(v1)+p(a)∫x＞0u(v2)f(x)dx-c(a)+λ[δπ-p(a)∫x＞0g(x)f(x)dx]+μ[-p′(a)u(v1)+p′(a)∫x＞0u(v2)f(x)dx-c′(a)]（2.5）
对于赔偿方案g(x)的一阶条件为：
u′(v2)p(a)-λp(a)+μu′(v2)p′(a)=0（2.6）
引理:以上最优化问题中第二个约束条件的拉格朗日乘子μ＞0。
证明:由（5）式可得对人行动a的一阶条件为：
λp′(a)∫x＞0g(x)f(x)dx+μ[-p″(a)∫x＞0u(v2)f(x)dx-c″(a)]=0（2.7）
上式隐含地给出了参数μ的定义，方括号内的表达式是人
（投保人）激励相容约束的二阶条件，因此肯定小于。而根据假设x＞0时，g(x)＞0，p′＜0，所以上式左边第一项大于，故而有μ＞0。证毕
故（2.6）其中为正的常数，且μ不能为，否则激励相容约束将不起作用。显然有：
u′(v2)=λp(a)p(a)+μp′(a)=λ1+μp′(a)p(a)（2.8）
定理:在投保人的行为只影响所保事件发生概率的情况下，最优保险合同要求部分保险，但投保后如果所保意外事件发生，则投保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g(x)-x与x无关，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
证明:最优赔偿方案表达式（2.8）式右边是一个与损失x无关的常数，显然v2也是与x无关的，投保人所承受的损失g(x)-x也与x无关，即风险厌恶的投保人只承担固定的损失，投保事件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全部由风险中性的承保方承担，所以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
另外，由（2.5）式可得对于保险费率δ的一阶条件为：
-(1-p(a))u′(v1)-p(a)∫x＞0u′(v2)f(x)dx+μ[p′(a)u′(v1)-p′(a)∫x＞0u′(v2)f(x)dx]+λ=0
将（2.8）式代入上式，可得：
u′(v1)=λ(1-p(a))1-p(a)-μp′(a)=λ1-μp′(a)(1-p(a))（2.9）
由上式可见等式右边是一个与x无关的常数，故而保险费δπ也是与x无关的常数，可写作δπ=k，即保险费率与总保险财产成反比。由于μ＞0，p′(a)＜0，比较（2.8）式和（2.9）式可得：u′(v1)＜u′(v2)，而根据投保人风险厌恶（u″＜0）的假设，可知v2＜v1，即g(x)-x＜0，所以最优保险合同要求部分保险。证毕
三、结论
本文就信息对称与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应用委托―理论建立了一种保险产品设计的模型。在信息对称情况下，当保险人为风险中性,被保险人为风险回避型时，最优保险合同是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的，且此时的保单是完全保险形式，损失受到全部赔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且投保人是绝对风险回避时，因为投保人存在道德风险，最优保单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因而在保单设计时必须考虑对被保险人的激励问题。当保险人为风险中性，被保险人为风险回避型时，讨论了最优保单应具有的特征与性质。这时特别要求保险产品必须具有对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进行激励的功能与机制。随着我国保险业对外的全面开放，本文的结论，可以为广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
[1]B. Holmstorm & P. Milgrom (1991）,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 J.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2]C. Shapiro & J. Stiglitz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discipline”， AER 84.
[3]E. Kathleen M.(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1.
[4]E. Simpson (2005) “Technological design and moral hazard”, Economic Quarterly, 91,4.
[5]Holmstrom B.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74-91.
[6]S. Grossman & O. Hart (1983),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 51.
[7]Winter R. “Moral Hazard and Insurance Contracts”. In Contributions to Insurance Economics [C],1991: 61-96.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题目：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一.文献综述
1、蔡印霞撰写的硕士论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法律问题研究》，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法律价值定位、功能、法律性质、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对本文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参考依据。
2、于敏在《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定位与实务探讨》中对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定位以及实务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3、于敏在《海峡两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了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法理，在考察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对两岸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了大陆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中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对本文的写作有参考价值。
4、杨先旺在《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存在弊端进行简要的分析，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5、徐明水在《汽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交错》中对台湾地区现行汽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体系及采行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论及实务运用论上所衍生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本文的写作有较大的帮助。
二.选题背景及意义
随着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对于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呼声越来越强，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效力等级偏低，法律规定过于粗疏，许多具体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存在许多问题。如责任主体不明确、保险费率比较混乱、缺乏监督制度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展，有必要进行规制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
意义在于：基于上述背景的考虑，研究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问题对于建立健全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只有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研究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体系，明确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从而为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提供正确的方向。其次，只有全面考察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到规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定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有所裨益。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相关理论分析
一、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概念分析
(一)交通事故的法律定义分析
(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分析
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特征分析
(一)基本法律特征
(二)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部分 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一)通过考察现状，发现问题来分析必要性
(二)通过分析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价值来予以考察
二、可行性
第三部分 国外立法和借鉴
一、立法比较
二、借鉴经验
第四部分 规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若干建议
一、提高立法位阶，建立专门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
二、完善现行的法律规定
三、协调好相关制度
四、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
四.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以及完善建议上，拟采取的解决方案有：(1)采用文献检索搜集的方法。检索、搜集与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的法律问题、国内外相关著作、学术期刊和网络的学术论文，进行整理、筛选、归纳、分类，为本工作重点与难点的研究奠定基础。(2)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中运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通过充实论文的应用价值来予以解决该难点。(3)比较借鉴。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的立法规定，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立足于本国实践，提出构想。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1)查找、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初步确定选题;(2)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正式确定选题，撰写开题报告;(3)到相关机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4)撰写论文初稿，在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5)听取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士意见，完善论文，最后定稿。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本文以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分析、综合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正在于此。考察法学界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缺陷等理论问题上，很少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面的研究。由于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身包含着众多内容，如果单一研究某一个内容或者其中几个内容，显然不能挖掘其问题的根源。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以及法律特征，以此为基础，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现状进行了考察，目的在于全面发现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运行中的主要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试图寻找若干规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对策，从而为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提供有力的理性支持。
七.完成论文拟阅读的文献
1、祝铭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版.
2、马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j].法律适用.2003(1).
3、李薇.日本机动车故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蔡印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5、高原.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初探[j].畅行网.2010年1月1日访问.
6、铃木辰纪.保险论[m].成文堂，1992年版.
7、朱丽斯.东莞法院适用新交法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j].人民法院报.2004年10月15日.
8、丁玉娟、张雅光.论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的法律适用[j].行政与法.2007(1).
9、刘晓红.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j].当代法学.2003(1).
10、郑济世着.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之推动[j].保险信息.1997(139).
11、吕玉宝.机动车所有人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的民事责任[j].2003(1-2).
12、王荣.质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j].法易网.2010年1月1日访问.
13、张颖.论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之第三人请求权[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 人身保险 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依保险合同法理，如果保险合同系属损害补偿保险，则当然适用利得禁止原则。但如果是定额保险，因其给付基础并非为填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害，而是以约定方式在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所以无从
判断被保险人是否获致大于实际损害的利得，也就无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余地。但是，如泛指人身保险时，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则应有所审慎，尤其于人身保险中的给付系建立于损害填补的基础上，如伤害保险中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或如死亡时填补被保险人之实际丧葬费用之支付等，由于这些损害均可在经济价值上加以估计，所以有利得禁止原则之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疾病所致损害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一是被保险人死亡；二是被保险人残废人；三是被保险人治愈且无残疾。对于非由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无论何种结果，由于无侵权人存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可能一方面获得保险金，另一方面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而并不产生过分补偿和不当得利，保险人也不应享有代位权。
对于因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情况将有不同。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将保险金支付给其受益人。此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向侵权人依侵权法请求第三人赔偿。此种情形与死亡保险中之被保险人死亡一致，不再赘述。若被保险人残废，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由于人们身体法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即使获得超额补偿，被保险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保险人不应当享有代位权。若被保险人痊愈，则保险人应当停止向其支付医疗费。同时，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不免发生过分补偿。若其放弃权利，则第三人将免于责任。无论请求还是放弃，均不妥当，所以此时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三)意外伤害险保险金给付对象及代位权之适用
意外伤害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残废或者死亡时，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
1．意外伤害险致人死亡。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若意外伤害系因第三人行为所致，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尚可以依照侵权法之规定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基于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无法以金钱衡量，所以不产生不当得利之情形。
2．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在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时，保险人应对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由于意外伤害将给人造成痛苦，通常情形下也不产生代位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外伤害险中，有医疗费用保险。该保险之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其具有十分浓厚的补偿色彩。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补偿之后，依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必然产生不当得利。所以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论何种情形均无代位权；在健康保险中，因外部原因所致疾病且被保险人痊愈时，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权；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保险人应该享有代位权。
我国现行《保险法》相关规定，因立法者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二元
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以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余地。因此，所谓“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规范”之论断，在逻辑上并不精确，有待修正。总而言之，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注释：
①②自樊启荣．“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质疑——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之妥当性评析．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美]约翰·f·道宾著．梁鹏译．美国保险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杨华柏主编．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胡鸿高，李磊．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9（1）．
[6]刘恩媛．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学术交流．2007（7）．
[7]肖和保．人身保险代位权探析——兼评我国《保险法》第68条．湖湘论坛．2007（2）．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7篇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通过部分地方的试点逐步推广建立起来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制度转型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二、论文对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现状，对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建立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第一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包括养老保险制度的涵义及特征、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三部分。第二部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两部分。第三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包括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及其特点和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两部分。第四部分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与基本原则和建立健立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两部分。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具体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2、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特点以及与国外的对比提出完善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三、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论文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将结合的方法：从对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内涵的梳理、意义的分析、制度演进的说明，然后深入到剖析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现存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境，最后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调查法等
四、研究的总体安排与进度： 一、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1、2010年12月10日前：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等工作。
2、2010年12月10日：开题论证 3、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进行修改
4、收集资料，修改论文研究框架，撰写论文。 二、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1、寒假：继续收集完善资料，继续撰写论文，完成初稿。 2、开学：提交初稿，收集资料，反复修改论文。 3、毕业论文定稿
4、答辩阶段(2011年5月22日前)：第一次答辩 5、答辩阶段(2011年6月5日前)：第二次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4-16 [2] 陈长民.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05.9:29-31 [3] 于超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1:77
[4] 汪岳、曲绍旭.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以法国的农业社会保障为例[J].社会保障，2006.10:218
[5] 王昊.部分国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与分析[J].世界农业，2007.11(343):26 [6] 涂玉华、张宝文.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低效运行的原因探析[J] .考试周刊，2007.23:125-126
[7] 李逸波、胡灵红、李一鸣.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路[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6):12044-12045
[8] 张美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缺陷及完善[J] .现代商贸工业，2007.8:19(8)：31-32.
[9] 李长远.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解读及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8:17(4)：105-108
[10] 胡宇飞.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8.12:286 [11] 常晓梅.关于改革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的思考[D].2003.6:1-2
[12] 郑军、张海川.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2008.7:126-129
[13] 王海燕.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D].2004.4:10-11
[14] 凤启龙.创新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探析[J].唯实.社会纵横，2006.7:53-55.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档案安全体系；档案保护；灾害管理；风险管理；信息安全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safety syste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rchival cause development strategy. Facing the shortage of systematic induce in archival safety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point out the source of archival security system theory from these aspects： the archival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risk society theory， risk management theory， disaster management theory，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ory and safety culture management theory.
Keywords：Archives safety system； Archives conserv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1 引言
2010年以恚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提出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说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反思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学界多年来对档案安全问题的不断研究。从最初对档案安全保管、档案安全保护的研究到如今从档案安全体系的层面展开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的系统研究，档案界人士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源流，并将其融入档案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时至今日，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当中缺乏对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系统归纳和科学提炼。因此，厘清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源泉，对于促进档案安全体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2 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阐释
2.1 档案保护与档案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档案安全的理论最初就体现在档案保护之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研究逐渐从各个层面展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学界不仅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还将目光转移到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当中。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所形成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方法，是以纸质档案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例如档案修复技术方法、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档案害虫与微生物的防治等，它们在我国传统档案保护工作以及“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档案保护的范围逐渐拓展到电子文件（档案）的安全保护、备份与长期保存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下，档案安全保护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1]。总之，在档案安全体系理论建构当中，档案保护领域的理论方法不可或缺。
档案管理理论是围绕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科学的档案管理对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看，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档案管理理论的指导。首先，要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除了探讨电子文件信息的安全保密技术与方法外，电子文件的归档、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同样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电子邮件、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新型“文件”的出现，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如何鉴定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如何完整捕获文件内容及其结构和元数据信息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和维护，尤其是新型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策略方法也是需要涉足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文件（电子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周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对文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既要防止重要文件由于没有归档或归档信息不完整造成的丢失，也要防止保管当中的篡改、泄密，以及注意防火、防盗等，当然，还有利用过程的原件保护、信息保密、隐私保护甚至销毁阶段的安全等。
2.2 风险社会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此后，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安东尼・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等人对风险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风险社会进行了完整描述，对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作了阐释，是开展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思想源泉。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分析路径。此外，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对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风险社会视角展开的安全问题研究层出不穷。
对于档案界而言，对档案安全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档案的存在形态、固有特性以及档案保管的场所、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内部发现档案安全风险因素；二是从档案安全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外部分析档案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档案安全风险的防范、规避与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总之，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对档案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档案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切入对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进行透视和反思，剖析产生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对于档案界树立风险意识、培育风险文化有导向作用。此外，有利于档案机构明确风险社会中档案安全的责任担当，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展开，树立“大安全观”，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制定安全应对策略与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机制。
2.3 风险管理理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性，它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种因素构成。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便应运而生。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管理主体通常致力于通过风险的识别、评估等一系列流程矸治瞿谕獠看嬖诘姆缦找蛩兀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措施来应对风险，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在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医疗护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极其深入的应用与理论拓展，并逐步运用到政府管理、信息管理、IT项目管理、自然灾害管理等领域中。
2000年，王健等人翻译了戴维・比尔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比尔曼认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应导入风险概念，进行风险管理。之后，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政务系统中文件管理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了电子文件管理风险及其产生原因[2][3]、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等[5][6]，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电子文件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当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7]，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这些风险不仅出现在收集阶段，还出现在整理、利用等各个阶段，尤其是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阶段[8]以及档案数字化项目外包当中[9]。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已成为我国档案安全管理的重要思想。
2.4 灾害管理理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而形成的、发生于自然界的或突发或缓慢发生的能给人类造成各种损害的事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因此，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逐渐成为应对灾害的重要活动，它通过对灾害的研究、预测、减灾措施实施和灾后恢复等活动，以预防灾害的发生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现代灾害管理理论主要有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GCSP 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防治，风险管理理论更侧重于灾害预防，GCSP管理理论则是综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管理方法。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档案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国家档案局对自然灾害的防治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门发文强调汛期档案安全，此外还出台了《档案馆防治灾害工作指南》，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工作者的灾难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为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在制定灾害管理政策和战略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以便进一步增强档案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确保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妥善处置，把各种灾害对档案馆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10]。针对档案以及档案馆所面临的灾害威胁，灾害管理领域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恢复、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灾害分类与等级划分、防灾减灾对策、灾害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灾害危机管理等）对档案安全管理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有学者对档案灾害预警机制[11]、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12]、档案灾害管理体系[13]、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14]、数字档案灾害[15]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对“档案灾害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6][17]。
2.5 信息安全理论。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永恒的需求。可以说信息安全是信息的影子，哪里有信息哪里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敌对势力的破坏、恶意软件的入侵、黑客攻击、利用计算机犯罪等，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信息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4个层面的内容，而信息安全学科就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如何保障这四个层面安全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信息安全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信息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水印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可信计算技术、RFID技术等安全保护技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管理以及保障体系等层面阐述应对策略。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安全研究不能脱离信息安全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的诸如网络安全机制、隐私保护、设备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技术、PKI安全认证体系、可信计算技术等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档案信息安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6 安全文化与管理理论。安全问题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防御灾害、事件和保障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天灾”和“人祸”相关的安全问题。“天灾”包括地震、台风、洪水、旱灾等。“人祸”就包括战争、环境破坏、恐怖活动、网络黑客事件、大面积停电、交通事故、公共安全等。安全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安全现象中的安全规律，安全科学原理就是安全规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原理当中：安全文化原理、安全伦理原理、安全教育原理、安全法律法规原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原理对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以及档案安全观的形成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此外，从安全管理的层面来看，安全生产管理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体制机制以及管理理念、管理策略方法等同样可以作为档案安全管理的参考。
3 结语
2010年，国家档案局提出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并迅速付诸实践。实践工作的快速推进，亟须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梳理已有的相关成果，分析相关的理论思想来源，提炼档案安全体系理论，为指导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文系统梳理了档案安全问题研究当中所涉及的档案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灾害学、信息安全学以及安全科学等6个领域的7大主要理论思想，其中“档案保护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是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余5种理论则为档案安全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思想源流。然，在各学科理论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后面5种学术理论当中，也存在部分交叉的情况。如灾害管理理论、安全管理理论当中同样借鉴了风险管理理论的思想。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档案安全问题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在档案安全体系研究当中各种理论思想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是可以相互借鉴吸收的，其共同目标是应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指导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赵鹏.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角度看档案保护[J].中国档案，2010（6）：27.
[2]冯惠玲，王健.电子政务建设中的文件管理风险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05（4）：62～66.
[3]冯惠玲.论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J].档案学通讯， 2005（3）：8～11.
[4]徐拥军.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 档案学通讯， 2005（6）：51～55.
[5]张宁.电子文件风险管理：识别与应对[J].电子政务， 2010（6）：24～30.
[6]张宁.思维的“逆行”――电子文件风险管理解析[J].中国档案， 2010（7）：59～61.
[7]向立文，欧阳华.论加强档案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档案学通讯， 2015（4）：68～71.
[8]陈国云.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风险管理[J].北京档案，2008（2）：42～43.
[9]黄丽华.引进风险管理方法构建安全管理策略――档案数字化外包潜在风险分析及安全管理措施研究[N].中国档案报，2015-11-23（03）.
[10]王良城. 自然灾害对档案的侵袭与应对策略[J]. 北京档案，2010（7）：72.
[11]于海燕.档案灾害预警机制研究[J].档案学通讯， 2011（4）：81-84.
[12]吴加琪，周林兴.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研究[J].浙江档案， 2012（6）：16～18.
[13]毛惠芳.预警应急抢救――档案灾害管理体系的构建[D].合肥：安徽大学， 2010.
[14]张新.灾害后的行动与反思――从北川档案抢救看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J].四川档案，2010（3）：21～23.
[15]吴晓红，郭莉珠.数字档案灾害初探[J].档案学通讯，2005（3）：80～83.
[16]吴晓红.档案灾害学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7.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9篇
摘 要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宠物作为一种休闲生活方式。在宠物给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给其他居民和动物造成伤害的赔偿费用，以及动物本身用于医疗健康的费用，都是不小的意外开支。著名明法学家王泽鉴认为，对于危险，侵权法、商业保险、社会保障要同时发展。本文从法学的角度对于家养宠物的商业保险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宠物 责任险 动物地位 动物医疗险
要研究动物首先要定义动物。在各类法律中，人和动物有绝对不同的法律界定，被严格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实体。动物又被分成驯养动物和野生动物，英美普通法有关动物财产权和所有权均基于该分类。驯养动物包括家养动物和圈养动物。家养动物一般指家庭宠物和其它伴侣宠物；圈养动物一般指农业用和食用的牲畜和其他动物、用于科学实验、体育娱乐、动物园和马戏团用途的动物。野生动物是指生活在野外、不被人控制、喂养的动物。野生动物一般属于国家财产。我国现行的动物法侧重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动物保护法对与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驯养动物也立法予以保护，因为这些动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生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人类的态度和行为，也最容易受到伤害。在我国农业保险包含了大部分圈养动物，本文要讨论的是家庭驯养动物，也就是宠物的保险规制。
一、宠物责任险
（一）我国宠物责任险概述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情趣的丰富多彩，很多人将饲养宠物作为一种休闲生活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小宠物们虽然可爱，但是它们仍然具备动物的野性，有时也会伤及到人。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光在北京市2005年1月份，被狗咬伤的人数就达到6086人。作为宠物的主人，一旦自家宠物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损坏他人财物，也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十章规定了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我国家养宠物侵权的事件，华泰保险公司在2004年底推出了一款家庭综合保险，在国内首次以附加险的形式，把宠物纳入保险范围。这款保险不仅包括火灾、盗窃等事故，并且考虑到宠物也可能威胁到家庭财产的安全，因此以附加险的形式将宠物也纳入了保障范围。当时这款保险的价格为20元，保险期为一年。投保后，如果家中的狗“伤”了人，依法应由宠物主人赔偿的，将由保险公司“买单”。其后许多家保险公司也推出了同类业务。此种收费不高的保险产品能够帮助宠物的主人转嫁风险。不难理解我国的“宠物险”的赔偿受益人是宠物的主人，实际上是责任险的一种。
（二）我国宠物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宠物保险市场相比较，我国宠物保险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低，保障范围小。主要表现在：1、国内目前开展宠物保险的保险公司寥寥可数，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推出了可以独立购买的宠物保险险种，大部分保险公司的宠物保险则是作为家庭财产综合保险的附加险种，很不实用。2、投保的门槛过高。按照规定，投保的宠物必须有《养犬许可证》、《宠物健康免疫证》和宠物的《年检合格证》，而在很多地区宠物身份的落实仍然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意味着为宠物上保险的成本大大增加。3、规定了多种责任免除条款，保障范围狭窄，不能有效满足人们对宠物保险的潜在需求。虽然美其名曰是宠物保险，但并非每个宠物都有资格上保险，猫及其他宠物都被排除在外。
（三）宠物责任险的实施完善
鉴于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大的现状，进一步发展宠物保险可以借鉴类似于公共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即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宠物责任险应脱离家庭综合险的形式单独存在，单独的宠物责任险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宠物市场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先行推广试点工程，在现有宠物责任险的基础上降低门槛，增加可保的动物动物种类，最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宠物保险市场。
二、宠物健康医疗保险
（一）建立宠物健康医疗保险的必要性
我国传统民法上，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被看待，我国的法律实践也是遵循此原则处理涉及动物的案件。因此此种宠物保险还是存在局限性，例如宠物死亡、伤病不会得到赔偿。面对宠物医疗居高不下的费用，更多人期望的是保险中能增加医疗保险项目。宠物健康医疗险的推出，是保险公司对市场细分的一种进步，也可以规范宠物饲养并且预防和改善由于高额的医疗费用而产生的遗弃宠物的状况。虽然国内的宠物保险并不成熟，但是随着宠物数量的大幅上升，为宠物投保健康医疗已经成为必要之举。
（二）各国宠物健康医疗保险概述
宠物险在国外已有数十年历史，保障内容不仅包括宠物健康和意外赔付，还延伸至它们的医疗保险领域。
在日本，只要在宠物医院挂号处出示保险证，一半医疗费就由保险公司支付。东京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型犬每天的住院费从500日元至4.2万日元不等，五种混合疫苗预防针的费用也从3000日元至3万日元不等。有了宠物医疗保险，一方面可以减轻客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使客人对医疗费用一目了然，这对顾客和宠物医院双方都非常有利。另外，在未加入该保险组织的宠物医院接受治疗时，除了加入保险时的体检费需要个人负担外，其他医疗费用宠物的主人也可向保险公司申领一半医疗费的保险金。
在美国，宠物保险公司不仅有为猫和狗提供的保险，甚至还为鸟和一些珍奇物种比如南美栗鼠等设立了保险。目前，美国宠物保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综合型保险，包括健康和意外赔付。另一种是类似我们人类的医疗保险，一些以前只有人类才能享有的医疗服务如今在兽医诊所也能找到。最先进的狗癌症治疗，能获赔高达1.5万美元。而为宠物保险的平均花费一年大约是250美元。
中国香港的宠物一揽子保险包含宠物医疗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项目。医疗保障险的对象是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猫和狗。保费包括兽医诊疗费、处方药费和住院费三部分，还有第三者责任险，价格由1680港元到3100港元不等。
（三）我国宠物健康医疗保险的法律基础
在财产法领域，在各国的法律中，动物一般属于人的财产，属于商品或物品。我国传统民法上，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被看待。依照前面的宠物保险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宠物保险应该属于商业保险财产险中的“家庭财产保险”。就是面向城乡居民家庭并以其住宅及存放在固定成所的物质财产作为保险对象，在其遭受保险责任内的自然灾害或则意外事故造成损失后得到经济补偿的保险。如果说动物致人损害保险勉强可以归为财产险，其前提是认为宠物是家庭“财产”。而要解决动物能否作为投保医疗保险的主体，应首先解决动物在民法上的地位问题，因为为一般的“物”投保健康医疗保险显然是不合适的。
大陆法系沿用的是对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人、物二分法”或者“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与行为。时至今天，由于公众环境保护与动物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增强等因素，动物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对与动物的地位，归结起来包括三种，一为动物完全法律人格论，二为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三为动物无法律人格论。
“动物完全法律人格论”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享有同人一样的权利。“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认为动物是权利主体，具有法律人格，但享有权利的动物主体范围存在有限性，只有野生动物与宠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它的动物依然处于法律物格地位，具有法律人格的“动物将不包括农场里的动物或专为人类提供肉、蛋、乳的动物。“动物无法律人格论”坚决反对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对待，反对赋予动物法律人格，认为动物不可能是人类。
无论是动物完全法律人格论者，或是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者，在论证上无一例外地援引德国民法典的修改作为其主要的论据。1990年8月20日依《关于在民事法律中改善动物的法律地位的法律修正案》，德国民法典增加了三个条文，尤其是新增的第90 a条“动物”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第251条“不规定期限以金钱损害赔偿”第2款新增后段：“因救治动物而产生的费用，并不因其大大超过动物本身的价值视为是不相当的”。第903条“所有权人的权限”新增后段：“动物的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应注意有关保护动物的特别规定”，这一规定是奥地利民法典修正时所没有的，为德国民法典首创，对传统的所有权构成新的限制。
笔者认为，这几个国家的民法典的修正或制定并不能充分论证动物已经具有了法律人格，脱离了法律物格的地位。但其中的“因救治动物而产生的费用，并不因其大大超过动物本身的价值视为是不相当的”规定对中国大陆的宠物健康医疗保险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动物作为与一般无生命财产相同的地位，使其很多生命健康权利无法实现。我们不应认为，把动物视为“不是物”意味着动物与人是一回事，它们享有与人完全相同的权利。只是说存在具有道德上的重要利益，平等考虑该存在，该存在不是无生命无感受的物。虽然保护人不受折磨我们没有做到，但至少都有一项权利，那就是动物不会只能被当作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的权利。尤其对于家养宠物来说，它们对于人在精神上的作用肯定远远超过了一般物，法律上对它们没有任何的保护对于主人和它们本身来说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民法中应当确认动物的法律物格地位是最高的或者次最高的，规定对动物的特殊保护措施，尊重它们的生存、生命、健康，使它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之外的最重要的生灵，实现对动物的完善和良好的保护。但是，由于法律人格和法律物格都不是立法表述的语言，无法容纳于具体规范中，对动物法律物格的对应表达只能在民法典总则关于物的体系中，借鉴民法的特殊物的规定予以界定。在物的体系中，除了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原物和孳息等分类之外，还可依物是否具有特殊性为标准，划分为一般物与特殊物。生命的物为特殊物，无生命的物为一般物来加以区分保护。
（四）宠物健康医疗险的完善
在以上的基础上，应逐步扩大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将医疗费用、意外死亡等基本保障先行引入到宠物保险中，满足因宠物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等原因而产生的扩大宠物保险保障范围的需求。当宠物保险的经验数据、数理精算、核保、理赔等技术不断完善，宠物保险保障基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保险公司可以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开发多种多样的保险保障产品，满足人们对宠物保险的个性化需求。
参考文献：
[1]曹菡艾.动物非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杨立新,朱呈义.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法学研究.2004(5).
[3]陈本寒,周平.动物法律地位之探讨――兼析我国民事立法对动物的应有定位.中国法学.2002(6).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2009年新修正的《保险法》沿袭2002年《保险法》的规定，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在对这一规定的立论基础提出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的观点。最后，对人身保险的各具体类型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予以分析。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 人身保险 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豍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豎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依保险合同法理，如果保险合同系属损害补偿保险，则当然适用利得禁止原则。但如果是定额保险，因其给付基础并非为填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害，而是以约定方式在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所以无从判断被保险人是否获致大于实际损害的利得，也就无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余地。但是，如泛指人身保险时，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则应有所审慎，尤其于人身保险中的给付系建立于损害填补的基础上，如伤害保险中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或如死亡时填补被保险人之实际丧葬费用之支付等，由于这些损害均可在经济价值上加以估计，所以有利得禁止原则之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疾病所致损害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一是被保险人死亡；二是被保险人残废人；三是被保险人治愈且无残疾。对于非由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无论何种结果，由于无侵权人存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可能一方面获得保险金，另一方面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而并不产生过分补偿和不当得利，保险人也不应享有代位权。
对于因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情况将有不同。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将保险金支付给其受益人。此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向侵权人依侵权法请求第三人赔偿。此种情形与死亡保险中之被保险人死亡一致，不再赘述。若被保险人残废，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由于人们身体法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即使获得超额补偿，被保险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保险人不应当享有代位权。若被保险人痊愈，则保险人应当停止向其支付医疗费。同时，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不免发生过分补偿。若其放弃权利，则第三人将免于责任。无论请求还是放弃，均不妥当，所以此时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三)意外伤害险保险金给付对象及代位权之适用
意外伤害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残废或者死亡时，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
1．意外伤害险致人死亡。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若意外伤害系因第三人行为所致，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尚可以依照侵权法之规定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基于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无法以金钱衡量，所以不产生不当得利之情形。
2．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在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时，保险人应对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由于意外伤害将给人造成痛苦，通常情形下也不产生代位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外伤害险中，有医疗费用保险。该保险之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其具有十分浓厚的补偿色彩。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补偿之后，依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必然产生不当得利。所以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论何种情形均无代位权；在健康保险中，因外部原因所致疾病且被保险人痊愈时，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权；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保险人应该享有代位权。
我国现行《保险法》相关规定，因立法者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二元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以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余地。因此，所谓“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规范”之论断，在逻辑上并不精确，有待修正。总而言之，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注释：
①②自樊启荣．“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质疑——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之妥当性评析．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美]约翰·F·道宾著．梁鹏译．美国保险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杨华柏主编．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胡鸿高，李磊．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9（1）．
[6]刘恩媛．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学术交流．2007（7）．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博弈论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 独立性
一、引言
2007年，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使世界经济面临近60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一时间，金融海啸、违约风险、信用危机等词汇受到广泛关注。在这个背景下，在审计领域，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审计风险的控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开始对现行财务报表审计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现行的财务报表审计制度起源于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中的经典“委托―”理论在独立审计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上市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或股东大会）聘请审计师，对公司的经营者（人）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经营者的业绩发表真实、公允的意见。从理论上来说，基于“委托―”理论的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似乎不存在制度缺陷。但是，在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治理层界线模糊，“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面对上市公司的各种财务舞弊行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损，无法真实、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
国内外的若干重大财务造假和舞弊案件均表明，除了上市公司主观动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损是导致舞弊发生的重要原因。2002年，在美国相继爆出安然、世通、施乐等重大财务丑闻之后，美国纽约大学的会计学教授Joshua Ronen指出现行的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中存在固有缺陷，他提出建立财务报表保险制度（Financial Statement Insurance，简称FSI），替换现有的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从根本上增强审计师的独立性。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上市公司不再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而是向保险公司投保财务报表舞弊保险，保险公司根据对上市公司的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承保金额、免赔额和保险费率，再由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投保的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审计。这种制度安排从源头上切断了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二、相关文献回顾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在审计理论领域尚属于新生事物，但有关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制度的设计和推行进行了探讨。国外的研究以Joshua Ronen教授为代表，有关的研究主要是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原理、基本特征和执行的基本程序等的分析。以保险公司对投保上市公司进行风险评估作为起点，Joshua Ronen（2002）将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实施的具体程序细分为七个步骤，包括对上市公司的风险评估、保险公司递交投保建议书、股东大会决定投保金额、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投保公司进行审计、保险公司根据审计结果决定是否承保和承保金额、投保公司披露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根据合同进行赔偿等。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改变了现行审计制度中的委托关系，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针对审计失职和财务舞弊的制度。
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张婷、余玉苗（2005）从契约设计的角度分析了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有效性。王利，张中明（2009）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中的风险评估问题进行了研究。吕先锫等（2007）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进行了博弈分析，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中多元委托关系中各方的行为选择及效用函数作了研究。
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放宽有关博弈的假设，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设计更符合实际情况；同时考虑上市公司、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有限重复博弈，在此基础上分析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在设计上的可行性。
三、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博弈分析
本文博弈分析的思路按照Joshua Ronen教授设计的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程序展开，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四个参与主体：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股东大会、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在保险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风险评估之前，上市公司管理层首先进行策略的选择，即管理层选择对财务报表进行舞弊或者不舞弊，假定管理层进行财务舞弊的概率为P1，则不进行财务舞弊的概论为（1－P1）；接着由保险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风险进行评估。本文认为，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能力不可预计，因此，保险公司的评估也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风险评估符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二是风险评估失败，不符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假设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获得成功的概论为P2，则风险评估失败的概论为（1－P2）。至这一阶段，上市公司管理层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博弈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保险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风险评估之后，将出现四种状态。其中A结点表示保险公司评估出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将拒绝上市公司承保或者降低承保金额、大幅度提高保险费；B结点表示保险公司未能评估出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将与上市公司签订较低的保费合同；C结点表示上市公司未出现财务舞弊，保险公司评估成功，将对投保的上市公司给予较低的保费合同；D结点表示上市公司虽然不存在舞弊行为，但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失败，将拒绝承保或者大幅提高保险费。若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则博弈至此结束，本文重点分析保险公司继续承保的情况。显然，A、C两个结点是较为理想的状态，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能够被保险公司监测到，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上述的四种状态下，假设保险公司均继续承保，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保险公司向投保的上市公司递交投保建议书并由股东大会发表决议，股东大会通过之后，由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假设保险公司制定的低额保费为L，高额保费为H；上市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权益为E；若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舞弊，则管理层获益S，股东相应损失S；若上市公司不舞弊，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均获益为0；上市公司通过保险公司间接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为F；保险公司对应低额保费的赔偿额度为CL，对应高额保费的赔偿额度为CH，显然H>L且CH>CL，而且从保险公司经营的赢利性目的来看，收取的保费差额应大于赔偿额度的差额，即H上式中，将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对P2求导，整理得：
这个结果的含义是保险公司的单位风险评估水平提高之后获得的收益增加值。可见，在合同规定了高额保费、低额保费以及对应的赔偿额度时，保险公司提高其风险评估水平所获得的收益增加就成为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概论P1的函数。当上市公司完全不舞弊时，保险公司获得最大的边际收益增加值，此时保险公司增强自身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的评估能力的动机最强；而当上市公司肯定进行财务舞弊时，保险公司反而获得最小的边际收益增加值，增强自身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评估能力的动机最弱。可见，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并不能对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起到牵制作用。
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后，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审计，虽然在制度设计上，事务所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被切断，事务所的独立性得到增强，但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出发，如果上市公司存在舞弊行为，一旦被审计师发现并向市场上传递有关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信号，那么管理层的声誉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如果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存在舞弊行为并继续投保，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仍然具有与事务所合谋的动机。假设管理层与事务所合谋需向事务所支付T，事务所由于合谋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及其他外部惩戒为R，则在前述博弈的基础上，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期望收益为：
E（Audit）=P1（T+F-R）+（1-P1）F
整理得：E（Audit）=F+P1（T-R）。若会计师事务所不接受与事务所的合谋，真实、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则可以固定地获得大小等于F的审计费用。从事务所期望收益的计算结果可知，要使事务所参与与舞弊上市公司的合谋，则至少要使P1（T-R）>0，这意味着，即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希望在制度上切断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联系，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获得的合谋收入足够大，由此带来的损失足够小而且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概论不等于0，事务所就会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可见，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本身并不足以完全使事务所保持独立，事务所的违规成本不高，使其仍然具有串谋的动机，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同样需要外部监管来解决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合谋的问题。
下面考虑这个博弈的均衡路径。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上市公司、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保险公司不可能知道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是否进行了财务舞弊，只是了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可能进行舞弊或不舞弊。根据前面的分析，若存在外部监管措施，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合谋所受到的惩罚足够大，使得R远大于合谋收益T，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在博弈中就不会采取与上市公司进行合谋的策略，而选择真实、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发表审计意见之后，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财务舞弊的情况就会成为完全信息，保险公司也可以根据审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来判断自身的风险评估是否正确。在下一次进行重复博弈时，保险公司就可以根据前一次审计师的审计结果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舞弊的动机，从而更合理地对上市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决定是否承保或制定出对应的保险费率。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若在前一次审计中进行了财务舞弊，则这种行为必定会被审计师发现，舞弊行为披露之后，管理层将遭受巨大损失，因此，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管理层会选择不舞弊；若在前一次审计中未进行财务舞弊，则在下一次审计中有进行舞弊的动机，但管理层若进行了财务舞弊，由于上市公司与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是有限重复博弈，继续重复博弈又会使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被审计师发现，管理层会受到惩罚，从而在下一次博弈中选择不舞弊。可见，在会计师事务所保持完全独立、真实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的前提下，经过有限重复博弈，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的上市公司、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可以达到均衡，即上市公司选择不舞弊、保险公司风险评估成功、会计师事务所保持独立，但这个均衡成立有一个外在前提条件，即存在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监管，事务所接受上市公司贿赂的惩戒成本较大。本文采取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分析的结果与吕先锫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实施虽然切断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的联系，但是不能有效阻止两者在审计过程中的合谋。要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有效运行必须从外部监管上采取措施，外部监管要给上市公司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一种进行舞弊则后果严重的信号，事务所的合谋行为一旦被发现，声誉损失和其他惩戒对其而言将是极大的打击，因而事务所的独立性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这三者之间的有限重复博弈才能达到均衡。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的上市公司、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三方博弈，可以看出，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并不能通过制度设计而自发地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如果完全没有外部监管，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出发，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舞弊，会计师事务所倾向于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前面的分析指出，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对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财务舞弊并没有牵制作用，因此，保险公司倾向于拒绝承保或者收取高额保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将逐渐失去作用。可见，外部监管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实施至关重要，尤其在我国。我国证券市场较西方发达国家起步晚、完善程度更低、法制水平较不健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实施更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引导，而不能一开始就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实施进行调节。此外，由于在首次博弈的过程中，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并不能牵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财务舞弊行为，从保险公司利益最大化和提高风险评估水平的角度出发，保险公司可以将首次签订保险合同时的风险评估外包给其他专业风险评估机构，一方面可以提高评估的准确程度，另一方面，因为保险公司缺乏提高风险评估能力的直接动力，保险公司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资金投入。综上所述，本文设计了我国实施的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框架，如图2所示。
在我国推行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应该分阶段，采取渐进式的思路进行推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制度安排，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不能一开始就完全借助市场的力量来推行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因此，在推行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初期，政府设置的外部监管需要发挥监督管制作用，对接受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上市公司和其关联的事务所、保险公司进行政策上的牵制和引导，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真正起到强化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作用。而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存在舞弊动机、财务信息质量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因为可以向证券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反之，存在舞弊动机、财务信息质量低的上市公司若接受制度安排，则会向市场传递消极的信号，在重复博弈中自然被市场淘汰。因此，在外部监管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激发上市公司管理层自觉杜绝舞弊，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内在动机。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对比现行的审计制度，确实具有显著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法律、外部机构监管等措施，使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婷、余玉苗：论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契约设计及其有效性[J].经济评论，2005（3）.
[2] 吕先锫、李明明：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的博弈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2）.
[3] 王利、张中明：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中风险评估问题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1）.
[4] 易琮：财务报表保险制度――解决审计独立性的新思路[A].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研究资料[C].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 谢识予： 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保险受益权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分肯定说和否定说。否定说虽是主流观点但却存在漏洞。无论从法理还是实务、从立法例还是有关司法解释分析，都有证明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且新修订的《保险法》在此问题上已有所松动，已有肯定保险受益权也适用于财产保险的立法倾向。保险受益权制度引入财产保险中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对有关学说的评述
依据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18条、39条的规定，保险受益人仅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受益权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一直以来存在较多争议，分否定说和肯定说，且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支持否定说的学者很多，其理由如江朝国先生认为：人身保险包括人寿死亡保险、健康保险及伤害保险，一般都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的要件，因此除要保人、被保险人之外，仍然需要有受益人存在，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合同的利益即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这是受益人制度产生的由来。［1］另一学者杨仁寿之解释：财产保险合同的性质是“禁止得利”，即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因保险事故而受损害的人不得因为保险人的理赔而获得额外的利益，除被保险人外，就没有所谓的受益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除被保险人自己之外，并没有所谓的受益人。［2］
但是细细分析可以看出前述列举的否定说观点存在漏洞：
对于江朝国的观点，其解释并不能必然得出财产保险中没有受益人的结论。他的论述只是得出人身保险中受益人制度的由来，并没有阐述财产保险中无受益人的原因。他的观点说明了人身保险尤其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必须要有受益人的存在才能解决保险金由谁受领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排除生存保险以及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制度。只是在生存保险以及财产保险中对受益人制度需求的紧迫性没有在死亡保险保险中那样强烈。前者可以选择指定受益人也可以选择不指定受益人而自己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后者就必须指定受益人，才能解决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的受领问题。
杨仁寿的理由也存在漏洞：第一，“禁止得利”原则在财产保险中的适用并不必然得出财产保险中不能存在除被保险之外的第三人受益人。所谓“禁止得利”是指保险合同生效以后因发生保险事故而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范围以弥补其所受损失为限，不能使被保险人因保险理赔而获利。在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并不构成对这一原则的违反。第二，杨先生对保险受益人的概念理解有所偏差。他认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而被保险人一般是因发生保险事故而受损的人，依杨先生的理解，受益人即被保险人，那受益人也是因为发生保险事故而受损的人。很显然，他混淆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概念。
因此否定说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应当肯定财产保险中保险受益权的存在。有关学者如台湾学者郑玉波也支持肯定说，他认为：财产保险中也可以有受益人，例如甲以自己的货物订立水险保险，但指定丙为受益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3］
二、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一）从法理和实务上分析
首先，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法理依据即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自愿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然适用于下位概念的财产保险合同。因为财产保险合同也是一种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约定受益人，是对自己财产权利的自由处分，只要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未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就不应该干涉。尽管我国《保险法》是公法与私法的统一，但保险合同属于私法范畴，据私法原理“法律未禁止的即为许可”，我国《保险法》并未明文规定不得在财产保险中指定受益人，即为允许。其次，从实务上看，存在许多以自己的财产投保而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的实例。在“车贷险”“房贷险”中，保险备注中常有“某某银行为受益人”的情况，此时若否定财产保险中存在受益人，保险金仍将保险金给付给他人，就违背了被保险人的初衷。另外，若被保险人没有继承人，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保险人因没有给付保险金的对象而不给付，会有保险人不当得利之嫌；一是，将保险金作为无主物而收归国有，仍有悖被保险人的意愿。因此在财产保险中吸收保险受益人制度有其必要性。 （二）从立法例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来分析
首先，2002年我国最高人法院的《最高人法院关于审理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保险人，权利人（债权人或受益人）、投保人（合同的债务人、被保证保险人）。”该规定将原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作为了保证保险的受益人来对待。［4］其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条对受益人的定义的规定“本法所称受益人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得为受益人。”中并没有“人身保险”这样的限制。而且从法律逻辑上来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也是采纳了财产保险中可以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倾向。因为前述第5条的规定放在总则部分，总则的规定应该贯穿始终，也就是说该第5条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后面的分则，因此在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中也可以使用受益人的概念。再如台湾《动产担保法》第16、26、33条等的规定，也可以确知财产保险中也可有受益人。国外也有类似的立法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其第930条至932条中也规定了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制度，如第930条第1款规定：“为依据法律、其他法律文件或者合同对投保财产享有利益的人（投保人或受益人）之利益按照保险合同可对该财产投保。”
三、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展望
虽新修订的《保险法》仍将受益人局限于人身保险中，但该法对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权制度已有所松动，已有肯定财产保险中的受益权制度的立法倾向。如该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也就承认了责任保险中可以有直接获益的第三人即受益人。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承认责任保险中的受益人，也就承认了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该条文隐含的立法精神已经完全体现了受益人制度的设置目的。另外，该法第65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人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此条文肯定了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肯定了第三人为受益人时的保险金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受益权。
因此，从立法趋势上来看，肯定财产保险中的受益权制度将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
［2］ 杨仁寿：《从财产保险契约之本质论为他人利益合同》［J］，载《法学月刊》，16（9）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保险法;近因;近因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24 文献标识码:A
近因原则是保险法中的四大原则之一,是判断保险事故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确定保险赔偿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
一、近因原则的概念
海上保险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而近因原则最初来也自于海上保险,是英国海上保险法最早确立的用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基本原则。近因原则现已为许多国家保险法所采用,但我国保险法对近因原则没存作出规定。在保险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近因原则是我国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只是在相关条文中体现了近因原则的精神而无明文规定,我国司法实务界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公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明确了这一概念,认为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但“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比较模糊。
二、保险近因与民法中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
传统的保险近因理论认为,其来源于民法的近因理论,尤其来源于侵权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保险的近因应当以侵权法的因果关系理论为基础。但是它和民法的因果关系还是有联系有区别的。与近因原则联系比较紧密的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有:必然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说主张只有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偶然的事件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直接因果说主张行为人应对其行为或法律规定应由其负责的事件所产生的一切直接后果承担责任。对于非直接后果,不应承担责任。相当关系说认为,造成损害的所有条件均具有同等价值,缺少任何一个条件,损害都不会发生,各种条件都是法律上的原因,具有同等的原因力。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需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构成适当的条件,行为人就应当负责。
其他方面,首先,保险法的近因不涉及合法性和主观性的判断。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只要保险标的发生了损失并在承保范围之内,保险人就应当承担赔付责任,至于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是否在行为人的预见范围内,该行为是否合法,均在所不问。其次,保险由于其业务的复杂性,包涵的风险类别非常多;法律上的近因通常有故意犯罪,但是在保险近因中,故意的行为在责任险中一般是除外的。而不可抗力的事件和意外事件是民法中没有讨论的部分,却是保险法中近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保险近因和民法近因作为商法和民法的不同部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近因原则的探求方法
传统上,我们将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失分为三类加以探寻近因,即多种原因同时发生、多种原因连续发生、多种原因间断发生。每种情况再具体分析何种因素作为近因。但是分析不够详细,不能指导保险赔付的实践。此外,它也未从理论上建立一个逻辑体系。因此梁鹏在传统探求方法的基础上,吸收英美法关于近因的探求方法,提出的新的探求和横向探求。这和张剑提出的比例因果假说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的必要。
(一)纵向探求。纵向是指数个原因在时间上前后继起,形成一个链条,每个原因都是该链条上的一点,最终导致损失产生的情形。
1.前因为承保风险的情形(见图1分析)
图1.前因为承保风险的情形
(1)前因为承保风险,后因是前一原因的自然结果,保险人应当赔付。这里所谓的自然结果,应当做较为广义的解释,包括后因是前因的直接的、必然的结果,后因是前因的合理连续以及后承保风险,无需探求近因。
(2)前因为承保风险,后因是前因的可能结果。此时应当区分后因是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还是除外风险。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后因是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且与前因毫无关系,而是独立介入的风险造成了损失,我国理论认为此种情况后因成为近因,保险人不予赔付。
2.前因为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的情形(见图2分析)。前因为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后因或者是前因的自然结果,或者是前因的可能结果。两种情形下,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也不相同。
图2.前因为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的情形
(1)前因是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后因是前因的自然结果,则除外原因是近因,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不管后因是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还是除外风险。
(2)前因是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后因是前因的可能结果,此时应区分后因是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与除外风险而分别对待。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前一除外风险与后一承保风险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可能的联系,承保风险是新介入的原因,则承保风险就是近因,保险人应当赔付。
(二)横向探求。横向是指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各个原因没有形成一个链条,而是形成横向的平行关系。横向探求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确定哪个原因是近因并应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横向探求因数个原因之间是相互独立关系还是相互依存关系而异。
1.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依存(见图3分析)。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依存的情况是指数个原因同时共同作用以致产生损失,没有另一个原因,任何一个原因都不会单独造成损失的情况。如果数个原因都是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必须承担保险赔付义务,此时无需探求哪个原因作为近因。如果数个原因中既有承保风险,又有除外风险,通常认为除外风险是损失的近因,保险人不予赔偿。如果数个原因中既有承保风险,又有未承保风险,则承保风险作为损失发生的近因,保险人应当赔付。
图3.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依存
2.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独立。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独立是指每个原因都可以独立造成损失,无需依赖于其他原因的情况。如果同时发生的多种原因均属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应负全部赔付责任,多种原因均属近因;如果同时发生的多种原因均属除外风险,则保险人不负赔付责任,多种原因均不属于保险法上的近因,此两种情况已经成为通说。如果多个原因中既有承保风险,又有未承保风险或除外风险,由于每个风险都可以单独造成损失,因此,承保风险就成为保险法上承担法律责任的近因,保险人应当赔付。
这里可以借鉴张剑在论文中提到的比例因果说。即在判定危险事故是否属于近因时,不再简单的认定其是或是不是,而是将各种因素对损伤事实的影响程度按一定标准划分其在所有致损因素中的比例。保险人按照保险责任范围并各致损因素的比例来确定赔偿额度。
四、结语
学者很早之前就提出了立法需要完善这一点,但是在2009年对《保险法》的修改中,近因原则的问题上依然没有进展。纵观国内外对因原则研究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很丰富的观点。我们应充分借鉴英国这种判例法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
通过在保险立法中对于近因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可以使保险理赔案件有章可循,充分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判决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李利,许崇苗.论近因原则在保险理赔中的把握和应用.保险研究,2008,2
[2]梁鹏.保险法近因论.环球法律评论,2006,5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4篇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意外保险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合同；法律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01-02
2013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从征求意见稿到最终的出台经过了一年多各界人士激烈缜密的讨论研究。而其中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问题的解释却从征求意见稿的五条缩减到一条，这一条司法解释条文仅简单地涉及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名义和诉讼时效的问题，而诸多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法律限制问题都未得到解决。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限制
基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考虑，各国对保险代位求偿权都规定了行使对象限制，我国也不例外，《保险法》第62条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做了限制规定，但是“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的具体范围，立法及司法解释都未予以明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1条对“家庭成员”的解释曾提出了两种方案，但是正式出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基于某些原因删除了本条的规定，因此该问题依然是司法实践中的范围较不明确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保险法中所规定的“组成人员”是指家庭组成成员，是在家庭成员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如果被请求的第三人是与被保险人有经济上或生计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应该禁止保险人对其行使代位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应该做狭义解释，防止扩大化[1]。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家庭成员与组成人员区别对待。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较近的血亲或者姻亲亲属，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对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应该作狭义解释，这是指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2]。因为这部分人常是代替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
笔者认为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将经济上的一致性作为判断标准更合理。判断“家庭成员”与“组成人员”的范围，不应过于拘泥于形式，而应着重审查其与被保险人是否有着共同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更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以“共同居住”作为“家庭成员”的绝对标准。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限制
我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金后仍可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但是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一直颇有争议，特别是一些具有补偿性质的保险争论尤为激烈。
（一）人身保险适用代位求偿权的学说
目前对具有人身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适用代位求偿权问题，学界观点主要有否定说、肯定说、相对说。
否定说即传统观点，基于人身无价理论不赞同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具体来说：人身补偿的不确定性，且人身损害是难以度量的，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人身侵权保险事故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的专属性，不宜移转[3]。
肯定说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为财产保险合同所适用，当然也及于同财产保险具有同种属性的填补损失的保险所适用。在保险实践中，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健康医疗保险业务也必须贯彻代位求偿原则，以防止保险人遭受道德风险，投保方因此而获得非法利益[4]。以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作为标的，其所受损失的无法量化作为借口而不考虑这种被保险人的双重请求权在某类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因此可能产生道德风险的做法是有违保险立法宗旨的[5]。
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相对肯定的态度的。相对肯定说认为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这两类保险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要具体分析：在发生被保险人残疾或者死亡时，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因为此时被保险人身体或生命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而若被保险人的损失仅为医疗费等其他费用支出，则除非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另有约定，保险人可在该费用范围内行使代位求偿权。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观点，这种折衷的做法，在考虑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方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至少充分贯彻了保险补偿原则，有可取之处，但缺点是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这个度。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
因立法者持“财产/人身保险”之二元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之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适用之余地。理论上，同时具有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性质的人身保险如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这种损害并非不可以金钱价值计算，可以适用保险代位求偿之规定 [6] 。而在人身保险中引入代位求偿权，强调人身损害的物质性，不等于忽视其精神性，被保险人仍可向第三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赔偿仍不能代位。
目前我国的人身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人寿保险、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除了人寿保险具有投资储蓄的性质，完全不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外，其余两个险种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特征 [7] 。因此在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中保险人用于赔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的支出，一般应当可以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8]。
笔者认为，损害补偿原则是保险法的核心，那么衡量人身保险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的原则也应当是损害补偿原则，即保险人支付的补偿金属于损害补偿性质的，则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属于损害补偿性质的，就不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否定说以人身无价观点否认保险代位求偿权在全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显然已经站不住脚，而肯定说的缺陷在于无法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专属性利益，因此区分情形限制性的肯定适用更为合理。
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害赔偿弃权的限制
《保险法》第61条对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擅自免除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情形作了规定。但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如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约定有免责条款，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情形未作规定。在此有必要对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害赔偿弃权行为分保险合同签订前的弃权行为、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的弃权行为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弃权行为三种情形进行讨论。
（一）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弃权行为的限制
主流观点认为由保险人主动询问，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未如实告知，则按现行《保险法》第16条之规定进行处理。正如2012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就是这样规定的：“保险合同订立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权，保险人对此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向保险人如实告知，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合同订立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权，投保人如实告知后保险人仍同意承保的，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但无权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该规定也具有一定的方向指引作用。
（二）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弃权行为的限制
有的学者认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先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直接损害被保险人依法或者依据保险合同而取得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益，保险人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9]。
而另外有人认为基于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并且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权利的行为就简单地拒绝被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的申请，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北石油公司诉圣保罗火灾海事保险公司一案中，该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没有禁止被保险人订立免除责任的协议的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有权诉请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10]
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可以援引《保险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有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增加报废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备尝保险金责任。订立保险合同后出险前的豁免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应当适用危险显著增加通知规则，因为此时豁免最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特定第三者之责任，对保险人而言，即意味着危险明显增加，被保险人若有违反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11]。
（三）保险事故发生后弃权行为的限制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应当考虑第三人仅仅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保险人未足额赔偿的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弃权范围内的保险金给付责任。因此，为了法条更加严谨，此法条可以相应修改为：“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弃权范围内的保险金责任。”
参考文献：
[1]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5.
[2]霍艳梅.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法律限制[J].河北法学，2006（1）：149.
[3]郭建标.保险代位求偿权若干法律争议问题之探讨[J].法律适用，2011（5）：27-31.
[4]许良根.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18.
[5]谢艳萍.保险代位求偿权之反思[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1-33.
[6]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396-416.
[7]周玉华.保险合同总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
[8]胡鸿高，李磊.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09（1）：117.
[9]胡尚永.免责条款与代位权是否冲突[J].上海保险，199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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