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期货论文范文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期货交易所；法律性质；独占权；比较研究
金融期货交易是在商品期货交易兴起与盛行达100余年之后开始产生的，实际上肇始于在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1972年推出的外汇期货。①[注：1972年5月16日，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CME)开设了国际货币市场(InternationalMonetaryMarket，IMM)作为其属下的一个分支，专门从事金融期货交易，首次推出了英镑､加拿大元､德国马克､日元､瑞士法郎､意大利里拉､墨西哥比索等七种外汇期货(foreigncurrencyfutures)，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融期货交易。外汇期货交易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参见张学森：《国际金融期货市场的法律问题》，载徐冬根主编《国际金融法律与实务研究》第287页。]当时，一整套调整和规制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法律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存在，并趋于完善。金融期货交易产生和兴起后，随即被纳入到期货市场的法律规制体系之中，并根据其特点对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做出若干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各国对商品期货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和规范的法律体系。
可以认为，金融期货交易与商品期货交易在法律规制上是一脉相承的，期货交易所是期货市场的核心和枢纽。本文将探讨金融期货交易的法律含义､法律性质以及交易所对金融期货交易的独占权问题。
一､金融期货交易的法律含义
从国内外著述和立法来看，对金融期货交易含义的概括与对期货交易含义的概括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在期货交易的定义问题上依然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期货交易是指期货交易当事人依法在期货交易所以买卖标准化期货合约的形式买卖实物商品､金融商品和期货选择权的行为。由此出发，金融期货交易是指期货交易当事人依法在金融期货交易所通过买卖金融期货合约的形式买卖金融期货商品的行为。可以认为，期货交易当事人双方以期货交易所提供的标准化金融期货合同为基础达成协议时，该金融期货合同就转化为金融期货交易形式上的对象，即金融期货合约。在形式上买卖金融期货合约的行为，实质上是买卖该合约中载明的金融期货商品的行为。而所谓金融期货商品是指具体的金融工具，如钞票､股票､债券等或其价格指数。从金融期货交易的品种来看，目前主要有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对于外汇期货，到期可以外汇进行实物交收；对于利率期货和股价指数期货，到期无法交收利率和指数，则以现金交收差价。
关于金融期货交易的法律含义，美国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概括和日本《金融期货交易法》的定义，尤其值得借鉴。美国CFTC编制的《派生市场､产品和金融中介的国际管理：共同分析框架和管理规定提要汇总表(1993)》，不仅把期货､期权交易规定为派生产品交易，还认为“派生物是规定以某些基础手段､投资､货币､产品､指数､权利或服务(基础权益)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派生物本身并不授予或转移基础权益；当基础权益到期或履行(这视派生物的种类而定)时，才产生基础权益､权利的转移”。“转移是作为一项单独交易的组成部分而发生的”②[注：InternationalRegulationofDerivativeMarkets，Productsand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mmonFrameworkofAnalysisandCrossReg-ulatorySummaryChart，1994edition，CompiledbyCFTC(U.S.A)。]。这一概括对于现代期货交易，特别是金融期货中的指数期货，涵盖得更加深刻和简明。1988日本《金融期货交易法》第2条第4项规定：“本法所称金融期货交易，是指依循金融期货交易所规定之基准及方法，于金融期货市场中，为下述交易：a．当事人于将来一定时期内，约定接受通货等及其对价之买卖交易，而于转卖或买回该买卖标的之通货等时，得接受差额以为结算之交易。b．当事人约定，就作为金融指标之数值，预先约定之数值(下称约定数值)，与将来一定时期该金融指标实数值之差，而基此差额计算金钱接受之交易。c．当事人授与他人金融选择权，而他方支付对价之交易。”由该规定可以看出，金融期货交易虽在形式上是金融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选择权的买卖，实质上却是通货等及金融指标､金融选择权的交易。
观察我国现有的金融期货交易立法，对理解金融期货交易的含义，亦大有裨益。例如，我国《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本办法所称国债期货交易是指以国债为合约标的物的期货合约买卖。”①[注：该办法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1995年2月23日，参见其中第三条之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国债期货交易是通过国债期货合约买卖的形式以实现买卖国债的最终目的。再如，正在起草中的我国期货交易法，其草案中关于期货交易的规定有：“本法所称期货交易，是指在期货交易所进行的期货合约的买卖。本法所称期货合约，是指按照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条款和方法订立的下列合约：当事人双方约定在将来一定时间交收根据标的物约定价格与当时实际价格之差计算出来的款项的合约。”②[注：参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期货交易法起草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交易法(草案)》(第三稿)第二条之规定。]因此，金融期货交易是指在期货交易所进行的金融期货合约的买卖，而金融期货合约是指按照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条款和方法订立的当事人双方约定在将来一定时间交收根据标的物约定价格与当时实际价格之差计算出来的款项的协议。不难理解，金融期货合约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金融期货交易据以进行的当事人双方按照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条款和方法所订立的合同形式；其二是金融期货交易的形式上的对象，而事先约定的标的物才是实质上的交易对象。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期货交易法》，应对期货交易的法律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以立法形式统一对期货交易的认识，促进我国金融期货交易的规范化发展。
二､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法律性质
深层意义上的金融期货市场是指围绕金融期货合约交易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的总和，它由金融期货交易市场参与者在金融期货合约交易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构成。在一般情况下，将金融期货市场等同于金融期货交易所，虽不全面，却也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凡是经申请被指定为某一金融期货合约市场的交易所，均可称为金融期货交易所。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各国家或地区除专门成立的金融期货交易所外，有的证券交易所和商品期货交易所亦开展某些金融期货交易，它们均属于一般所称的金融期货交易所。
关于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法律性质，一般由法律直接规定，属于重要法律问题。这在实质上又表现为金融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及是否营利的问题。
(一)法人地位
金融期货交易所作为专门进行标准化金融合约买卖的场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具有高度系统性和严密性､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在“三公”原则指导下为市场交易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各国法律普遍赋予金融期货交易所这一经济组织以独立法人地位，我国亦不例外。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原来1999年8月1日颁布的，还是后来2002年5月修订颁布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都予以确认；即使在《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没有直接规定期货交易所的法人资格，但在其第9条第2款中规定“总经理为期货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也可间接反映出期货交易所具有法人地位，因为“法定代表人”与法人资格具有必然联系。因此，期货交易所的法人性并无可争议，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法人地位也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未来《期货交易法》或金融期货交易专门法规中，应对交易所的这一法律地位予以明确规定。
(二)组织形式
交易所在组织形式上有非营利性会员制和营利性公司制两种，而近年来公司制交易所成为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我国正在筹建的金融期货交易所，应当顺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学习与借鉴新加坡交易所(SGX)的先进经验③[注：新加坡交易所(SGX)成立于1999年12月1日，由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ES)合并而成。2000年11月，新加坡交易所改制为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成为亚太地区首家通过公开募股和私募配售方式上市的交易所，注册资本为10亿新元。SGX衍生品种包括利率､股指､外汇和股票等金融期货品种及中东原油､咖啡等商品类期货，其中大多数为外国产品。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SGX通过合并重组与公司制改造使其活力无限，在全球竞争中占尽先机。参见胡俞越､李宏涛：《从SGX的成功看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法发展》，载《期货日报》，2006年6月15日。]，建立一个高起点的有竞争力的公司制交易所。
会员制交易所是由全体会员共同出资组建，缴纳一定会员费作为注册资本的非营利性会员制法人机构。会员制作为一种传统的期货交易所组织形式，已经有150多年历史；截至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期货交易所仍然采取会员制。④[注：例如，日本《商品交易所法》第3条规定，商品交易所应为法人，会员组织，并不可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业务;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法》及CFTC管理规则对期货交易所的性质，虽未作规定，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美国的期货交易所原来都是非营利性组织，但自1999年CME公司化改组以来，形成了公司化改制趋势。参见张学森：《国际金融期货市场若干法律问题初探》，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5月版，第75页。]会员制期货交易所的特点是，会员缴纳会员资格费是取得会员资格的基本条件之一；交易所的建立和营运资本由会员以缴纳会员费的形式筹得；交易所收入有结余时，会员不享有取得回报的权利；而当交易所出现亏空时，会员必须以增加会费的形式承担；交易所会员投票权分配，实行一人一票制，与会员出资多少无关，因而会员相互之间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制交易所是由投资人以入股形式组建并设置场所和设施，以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的经营交易市场的营利性企业法人。⑤[注：如香港期货交易所，根据其组织章程，它可以派发股息。虽然利润记录并不突出，但期货交易所一直以来是作为一家牟利公司运作。一般来讲，英联邦系统的期货交易所多采取公司制;而在美国，只有位于纽约的商品交易所和咖啡､糖､可可交易所以及费城交易所等少数几个是公司制交易所。参见张学森：《国际金融期货市场的法律问题》，载徐冬根主编《国际金融法律与实务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85页。]交易所不参与合约买卖交易，但按规定对参与交易者收取交易费用，投资者从中分享收益。交易所会员是持有交易所股份者，即交易所的股东，而交易会员只是交易商；交易所按会员出资多少分配投票权，实行一股一票制。公司制交易所的主要特点是，在交易中完全中立，其人员也不参与交易；重视营利性，所以注重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经营效率，但忽视公益性，影响市场稳定；成本观念更强，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加大市场投资建设；收取交易费用较多，交易商负担较重。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大型的证券交易所都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公司化成了全球交易所发展的一个新方向。①[注：参见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市场教程》(第二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56页。]股票交易所的公司化浪潮，波及到了期货交易所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交易所的公司化改制与上市频繁发生。②[注：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等先后改制，香港期货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改制合并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后于2000年6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新加坡交易所(SGX)公司化改制后于2000年12月在自己的市场上市。]例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是美国第一家进行公司制改造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所，2000年11月13日从一个非营利的会员制组织成为一个营利性的股份公司，开始将其会员及其权利进行分类管理，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认为，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应该顺应国际趋势，借鉴SGX及CME公司制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采取营利性公司制组织形式。③[注：③据悉，新交易所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5家机构平分股权。中国证监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股权肯定是各占20%。”参见胡天舒：《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五分天下”，上市交易品种待定》，载《南方周末》，2006年3月10日。]
三､对金融期货交易的独占权
现代金融期货市场是一个规范化､有组织的市场，具有高度系统性和严密性的特点。各国法律明确规定，所有的期货交易必须在依法成立的交易所内进行，不允许场外对作交易(bucketing)。例如，按照其1992年修订后的《商品期货交易法》的规定，在美国期货交易所，即期货契约市场(FuturesContractsMarket)，其国内期货契约市场必须经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指定，而指定的方式则是以契约(即合约)为基础。换言之，每一个期货契约市场的指定系个别核准，所以一个期货交易所可能是好几个经核准的期货契约市场。[6]这就是期货交易所对期货交易的独占权，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期货交易必须在依法成立的期货交易所内进行，不得从事场外期货交易；二是某交易所对经监管机构核准并指定的某一特定期货合约产品的交易拥有独占权，其他任何交易所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该期货合约交易。由此可以认为，一个依法成立的交易所要成为某一期货合约的交易市场，需要其在设计该期货合约后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经主管机关核准后予以指定。
我国承认期货交易所对期货交易的独占权，并先后颁布了若干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予以规范和控制。但由于实践中对这一原则坚持不够，对这一制度实施不力，曾经导致金融期货交易重大违规事件发生，教训深刻。我国《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国债期货交易场所是指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批准进行国债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未经批准，任何交易场所不得开展国债期货交易。我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曾于1993年10月25日经财政部同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推出，至1995年5月17日暂停。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惟一经批准的合法的国债期货交易所，对国债期货交易具有独占权。国债期货既不能在未经批准的其他交易所进行，更不能在场外进行。而事实上，继上海证交所正式推出国债期货之后，深圳､武汉､广州､沈阳､海南等地的14家证券､期货交易场所自发地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这不能不说是导致“3．27”重大违规事件④[注：④1995年的“327事件”，直接导致国债期货暂停，这使我国在金融衍生产品上的第一次试点以失败告终。“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主角，是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为240亿，1995年6月到期兑付，利率是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贴补率，但财政部是否对之实行保值贴补，并不确定。1995年2月后，其价格一直在147.80元和148.30元之间徘徊，但随着对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的猜测和分歧，“327”国债期货价格发生大幅变动。以万国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空方主力认为1995年1月起通货膨胀已见顶回落，不会贴息，坚决做空，而其对手方中经开则依据物价翘尾､周边市场“327”品种价格普遍高于上海以及提前了解财政部决策动向等因素，坚决做多，不断推升价位。1995年2月23日，一直在“327”品种上联合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有限公司抢先得知“327”贴息消息，立即由做空改为做多，使得“327”品种在一分钟内上涨2元，十分钟内上涨3.77元。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当时的持仓量和价位，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履行交割义务，其亏损高达60多亿元。为维护自己的利益，“327”合约空方主力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后，在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700万手､价值1400亿元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造成了传媒所称的“中国的巴林事件”。“327”国债交易中的异常情况，震惊了证券市场。事发当日晚上，上交所召集有关各方紧急磋商，最终权衡利弊，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参见罗培新､卢文道：《反思327国债期货事件》，载《南方周末》，2006年3月30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债期货“327”事件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许多专家至今担心金融期货的风险监控问题，对我国当前筹建金融期货及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持保留态度。我们应该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极其重视金融期货交易所对金融期货交易的独占权，即监管机构核准或指定进行某种金融期货合约交易的场所，对该种金融期货交易拥有独占权。一方面，要完善立法，依法确立这一独占权制度，明确规定交易所独占权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实施机构､责任主体等。另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实施环节，确保独占权制度的严格执行，避免类似国债期货“327”事件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姜洋．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系列丛书[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2]张国炎．期货市场法律问题初探[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
[3]李明良．期货运作管理的法律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4]张学森．国际金融期货市场若干法律问题初探[M]．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出版社，1997．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2篇
一、股指期货现金结算价确定的研究意义
学术界对股指期货现金结算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克服引入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发挥其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可以尽量防止市场操作行为。这篇文章研究股指期货现金结算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1、结算机制如果不适当的确定，会使作为股指期货合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金结算价受到操作而导致现货市场稳定遭到股指期货交易的破坏，影响市场各方主体的利益，因此需要谨慎设计。
2、参考海外文献可看出在到期日时，股指期货普遍出现价格效应而导致样本价格数据受到污染。设计适当的现金结算方式能够控制操纵行为和管理指数套利行为，以避免数据因为价格效应而受到污染。
3、股指期货合约设计的主要目标使提高套期保值效果。股指期货套期保值效果与现金结算价确定方式间的联系复杂，应该从更宽广的视角中研究现金结算价的确定。
4、我国有关中国股指期货现金结算价确定的建议以设计现金结算价防范市场操纵行为为目的，具有参考价值但缺乏周全的考虑。
二、股指期货现金结算价估计量研究
随着期货品种的发展，传统上实物交割的结算方式成本高、可割的标的物限制严格等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和期货品种的开发。现金结算方式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期货合约的开发，后来设计的部分期货合约特别是难以实物交割的期货合约采用了低成本、标的物要求较低且便利的金融结算。股指期货就是利用现金结算方式期货合约的一种，合约到期时多方和空方都用现金结算方式以最后价格结算剩余头寸而没有实物交割。虽然现金结算方式比实物交割方式优势多，但在这种结算方式下的到期套期保值效果和现货期货价格的收敛效果受到种种质疑。
海外的股指期货现金结算的估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新加坡、美国、中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将合约的现金结算价定为合约最后交易日的次一营业日指数特别开盘价;第二种是香港、法国和英国等将股指期货合约的现金结算价定为最后交易日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平均数。采取单一结算价格则不必考虑估计技术而只确定采样的时点估计结算价;采取平均结算价则应该确定统计量来确定结算价。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股指期货这样的风险管理工具事关我国金融安全,一旦被他国抢先推出,不仅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造成资源和利润外流,还可能被国际投机机构所利用,从而威胁我国金融体系。本文则分析了股指期货在我国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我国股指期货风险管理研究
一、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股指期货的条件。在制度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由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具有统一的监管体系在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和证券基金的发展,使得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及类型增加;证券市场上的成交量、成交额、上市公司数量、市场换手率等明显增加;在技术上,我国目前已有自己科学合理的股指(如沪深300指数)。
就在我国证券市场统一指数及股指期货等衍生产品迟迟未能推出之际,海外指数编制机构纷纷瞄准这一空缺,编制各自的中国统一指数并投放市场。比如,道琼斯与中国一家媒体合作推出了中国600指数。在去年10月,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以中国铝业、中国人寿、中国电信等16家能代表行业和经济总体格局的中国大企业构成的中国股票指数为标准的,推出中国股指期货。这势必影响我国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不仅使大量国际资金出于对冲国内市场系统风险需要流入他国,而且为国际炒家在他国市场上操纵国内指数产品提供了方便之门,并成为我国难以控制的风险源。
二、股指期货在我国可能面临的风险
1、交易所与其会员之间存在的结算风险。我国的期货交易是在市场不发达、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推出的。其会员(期货经纪公司和自营商)既从事期货的交易业务,又与交易所进行直接的结算业务。而各会员在财务状况、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股指期货的推出可能会面临原有结算制度带来的风险。
结算环节最易出风险的地方就是结算单的送达环节。由于期货公司的分客户是由证券公司营业部介绍过来的,在结算单等单据送达上也需证券公司营业部的配合。如果缺少直接利益安排,证券公司营业部人员可能经常会疏忽这项服务,从而在市场行情大的时候酿成市场风险,最终引发纠纷,损害公司经纪业务。
2、期货经纪公司面临新的风险。股指期货风险与商品期货风险不同。股指期货推出后,期货公司在承受原有风险的同时,还将面对一些股指期货特有的风险。一是管理风险。客户数量特别巨大,通过介绍确定经纪机构(IB)客户身份的真实性难度大;证券市场转过来的客户,思路仍未得以转变,习惯性的满仓操作将给期货公司带来巨大风险。二是交易风险。市场波动剧烈时,期货公司追加客户保证金难度增大。从国外股指期货运行实践看,股指期货风险具有短期性、突发性特征,客户数量增大、中间环节增加及风险紧急性,使得期货公司向客户追加保证金难度增大。
3、我国投资者缺乏投资意识,投机气氛太浓。国内证券投资者缺乏期货投资风险意识。我国证券账户总数目前达到7415万多,按照1%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来计算,就达74万人,按照170家期货公司均摊客户计算,每家也要增加4千多个客户,这无疑为股指期货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们在扩大了期货市场容量的同时也扩大了期货市场的风险规模。而国内投资者却缺乏准备,风险意识不足。缺乏期货交易的常识和风险控制意识,在模拟股指期货交易中就已经出现很多投资者习惯交易现货合约、习惯满仓交易,这将带来交割和保证金方面的风险。
另外,投机气氛太浓。从二级市场极高的换手率和对ST股的疯狂炒作,都可以看出,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少或只是象征性的定期派息,市场中的投机大户,更是对股息不屑一顾,热衷于炒作股票,寄希望于股价大涨。股指交易可以用来规避风险,当然也可以用来投机,由于期指交易的高杠杆性,这种投机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
4、技术风险。股指期货的推出,使期货公司业务的技术依赖大大增强。技术管理疏漏、技术系统设计的缺陷、病毒黑客的恶意攻击、第三方技术服务与支持的不到位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交易中断、通信故障或技术诈骗等情况的发生。一旦发生技术风险,将给期货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5、股指期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是政治因素和政策面的变化、交易所和结算所的突发事件、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突发事件所引起的。
三、股指期货管理的对策
1、交易所对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的防范和控制。(1)实行会员资格审批制度。所有机构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批,获得证监会颁布的股指期货经营许可证才能成为股指期货的会员。考虑到我国证券与期货市场会员结构的现状,可根据会员的注册资本、净资产以及经营范围等,将从事金融期货业务的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分为交易会员和结算会员两种类型。通过吸引实力强的结算会员,实现会员结构的分层化,以便更好地控制和吸收风险,为交易所的财务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2)建立保证金制度、强行平仓制度、限仓制度、涨跌停版制度和风险准备金制度等。交易所可根据合约到期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和对客户资信的分类,制定保证金收取的不同比例。并通过强行平仓及时制止风险的扩大和蔓延。通过限仓制度,对会员、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应分别确定投资限额。限仓制度可以防范股指期货交易的操纵行为,同时也可以防止市场的风险过度集中于少数投资者,导致他们无法承担巨额风险损失,最终把风险蔓延到整个市场。涨跌停板即交易所规定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每日最大价格波动限幅。涨跌停板的设置,有效地减缓或抑制一些影响股指期货市场的突发事件和过度投机行为对股指期货价格的巨大冲击,减缓每一交易日的价格波动。涨跌停板的实施还可以为市场的管理者争取时间,掌握局面,缓冲风险,同时,也给交易者一个理性思考判断的机会,避免市场的过度反映。在风险准备金制度方面,由于股指期货的流动性将明显好于商品期货,高杠杆交易使得风险被放大,加之与证券市场的联动,交易风险具有多样性、广泛性、复杂性。可根据各阶段股指期货面临的市场风险、各标的物自身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的政策意图制定股指期货风险准备金的比例。此外,风险准备金的动用应遵循事先规定的法定程序,只能用于弥补风险损失,并须经交易所理事会批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按规定的用途和程序进行。(3)建立稽查制度。风险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需要交易所实行严格的稽查制度。稽查的对象主要是会员,但在某些情况下,交易所也可以协同相关的经纪会员,一起对交易所及市场监管机构认为有必要详细审核的客户的交易状况进行稽查。通过对期货交易过程中各环节具体的交易程序严格的稽查,可以发现会员的违规违约行为(如借仓、分仓、超仓交易,凭借巨额资金和持仓优势,操纵市场价格,扭曲市场价格等等);另外,通过对会员的财务分析,确定其所面临的风险状况,这样通过对交易所会员的监督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投资者的风险监管。(1)选择经营规范的经纪公司。投资者在进入市场之前,应选择一个具有合法资格、信誉好、资金安全、运作规范和收费比较合理的经纪公司。(2)提高期货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充分掌握各种期货交易的知识和技能,制定正确的投资策略,将风险控制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加强对各类市场因素的分析,提高判断预测能力;控制好资金和持仓的比例,避免被强行平仓的风险;规范自身交易行为,提高风险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保持冷静的头脑。(3)在遇到自身利益受到不公平、不公正侵害的时候,投资者可以向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机构进行投诉,要求对有关事件和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3、监管者的风险控制。(1)立法管理方面。立法机关通过对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以及补充出台一些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管理法规,从根本上规范金融期货市场各类主体的行为,防范市场风险,为股指期货在中国的顺利运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股指期货出台以后,还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时灵活地对现有的法规、条理进行适当调整,以规避或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2)行政管理方面。中国证监会是中国证券期货业的监管部门,对股指期货市场行使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在风险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证监会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规范期货市场各参与者的行为,保证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行。具体包括:一是对交易所的风险监管:其监管主要包括对交易所的组织监管、规则审核、监审风险管理措施与直接监督检查。二是对期货经纪公司的监管:中国证监会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设立有审批权。对不符合规定的期货经纪公司,中国证监会有权责令其停业整顿,或注销其《期货经纪业务许可证》。中国证监会每年对期货经纪公司进行年审,同时随时可对经纪公司进行日常检查,还可不定期进行专项核查。三是对期货投资者的监管:对投资者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信用等级等方面的调查,分析各投资者的风险状况,监督其投资行为。对违规交易、欺诈、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罚。四是对期货从业人员的管理:股指期货推出后,新的从业人员大量涌入,股指期货将面临比商品期货更大的风险。证监会必须对从业人员资格进行更加严格的考核,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置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同时,对从业人员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风险教育和培训,从而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3)建立全国统一的结算与风险监控系统。首先,期货公司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更新现有技术系统,保持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以适应股指期货高容量和高稳定性的要求,确保公司业务运行环境的稳定。其次,在计算机网络方面,建立一套统一股指期货风险监控系统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避免风险的发生或减少损失。最后,进一步开发建立一套能适应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子交易平台,积极开发远程交易系统与网上交易,实现我国金融期货交易与结算的电子化和网络化。
【参考文献】
[1]罗孝玲:期货投资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张惠茹、李海东:金融期货[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杨丹:股指期货投资[M].广州:暨南出版社,2004.
[4]叶永刚、黄河、王学群:股票价格指数期货[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5]汤晓青:股指期货交易[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6]张九辉、岳冬立:期货投资实战教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创新 货币 产出
货币与产出关系的本质是讨论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过去的学界对此主要做了分别在长短期中货币是否中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中加入了金融创新的变量因素考量其对于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影响，相关金融创新、货币与产出关系等主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货币是否中性的讨论在国外起源较早。古典经济学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萨伊，他认为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不会对产出水平带来任何影响。随着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经典巨著问世，他倡导政府通过扩张性的政策、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后60年代时期，货币学派、以及卡尔.E.瓦什在《货币政策与通论》中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即短期内货币供应的变化会影响产出水平。
在对于长期货币与产出关系的讨论中、国外的研究者们则存在了较大的分歧。具有代表性的是Mc Candles等（1995）在对于将近30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长期范围内货币供应量和产出水平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和库特纳对于长期内货币供应和产出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长期内货币与产出之间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戴维斯等（1997）使用美国自19世纪以来的月度数据研究发现，货币供应的变化能够对产出水平的变化进行很好的解释。Sims（1972）在《Money，output and causality》中引入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货币供应的变化是长期内产出变化的显著原因。
在国外对于货币与产出长期关系存在争议的基础上，国内对此进行了继续深入的研究。丁佳等（2005）在《我国近年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1994--2004》文中分角度地从M0、M1、M2来分析我国从1994年到2004年十年内货币供给对产出的影响，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M1、M2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而M0与GDP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杨余（2006）在《中国货币政策与产出关系研究--基于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在不同v史阶段不同层次的货币与产出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不一致性，具体来说就是M0、M1、M2与产出的相关性在长期看来具有不一致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在慢慢减弱。李嘉琳（2007）在《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产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构建了一个我国货币供给量、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间的动态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对物价、产出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产出对货币供给具有反馈作用。郑挺国等（2008）在《我国货币--产出非对称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运用平滑迁移向量误差修正（STVEC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同时也依赖于我国所处的不同经济周期表现。肖卫国等（2013）在《中国货币结构与经济产出：基于1952年--2010年宏观数据的实证检验》文中从货币结构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货币体系中的高流动性货币和准货币之间往往难以达成合意比例，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二、金融创新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在金融创新方面，国外的研究多集中在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角度上。例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研究集中在了讨论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以及到90年代后期深入讨论了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具有代表性的有Mayer和Tobin从货币供给方面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说明了货币供给并非能由货币当局所直接控制；Ireland（1995）从货币需求的角度说明了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并且得知了货币需求将与金融创新技术及金融资本存量一起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此外，Kuttner，Mosser（2002）也研究得出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金融资产的替代性和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国内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于金融创新与货币供求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丁东祥、周丽莉（2003）、陈涤非（2006）、尹继志（2007）等人，他们所得出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放大杠杆效应的方式、影响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削弱了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另外，杨向阳、彭超英（2004），杨伟、林海（2006）为代表的学者深入研究了金融创新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且近乎一致地认为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还有学者对于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等课题进行了研究。
三、总结
本文梳理了金融创新以及货币与产出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首先，虽然方法与角度不同，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支持货币与产出之间是存在相关关联的；然后，大多数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的注重点主要是金融创新是否影响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创新是否影响货币供求这两点，而很少有直接对金融创新对货币-产出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因为金融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来就是一个渐进式持续推进过程，而且涉及面过于广泛，这些原因都加剧了对其衡量的困难程度。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5篇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
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二、金融理论的世纪回顾
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
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金融市场的稳定主要指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在对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进行规范之外，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及金融危机的各种恐慌性传播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在21世纪，可以主要考虑以下问题：（1）金融危机的传导模式；（2）短期资本流动机制；（3）区域性金融安全网的构建等。
2.金融工程问题。金融工程，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金融前沿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方法的结合。英国的格利茨教授提出了金融工程的统一定义，即“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可见，金融工程所要解决的是两类问题：一是规避金融机构或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二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中获得收益。金融工程的精髓在于创新，它通过对期货、期权、远期、调期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组合，以使得投资者取得较大收益，筹资者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资本。有学者称，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将会是：（1）金融工程产品的风险估测问题；（2）金融工程产品的定价问题；（3）金融工程产品创新的网络支持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①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②梁小民：《西方当代经济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
③闻岳春：《现代西方金融学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④周延军：《西方金融理论》，中信出版社，1992。
⑤姚勇：《当代金融理论何处去：反思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⑥王维安：《货币银行学的困惑与革命》，《金融参考》1999年第7期。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约束；现金持有行为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参考文献：
[1]祝继高，陆正飞.货币政策、企业成长与现金持有水平变化[J].管理世界，2009，（3）：52-59.
[2]Almeida H. Campello M. and Weisbach M. S.， 2004[J]，“The Sensitivity of Cash”， Journal of Finance， 59， pp.1777～1804.
[3]周伟，谢诗蕾：《中国上市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原因》，《世界经济》，2007，（3）：11-20.
[4]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扩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9-20.
[5]卢庆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5.
[6]张莉.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及效率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5
[7]Allen F，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57-116.
[8]曹永琴，李泽祥. 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形成机理的理论述评[J]. 经济学家， 2007 （4）： 76-82.
[9]Levy ，Hennessy C. Why does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vary with macroec
onomic condition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7， 54（6）： 1545-1564.
[10]饶品贵，姜国华. 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 金融研究， 2011 （3）： 51-71.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期货；期权；实践教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11-0078-03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未来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步发展，其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将日益发挥，这将使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因此在金融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增加金融衍生产品的教学内容也是当务之急。目前各高校金融学专业开设的金融衍生产品课程内容差异较大，有的学校开设了金融衍生产品选修课，有的学校开设了金融工程专业课，而且大部分院校讲授的主要是理论性较强的衍生产品定价内容，介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务的实践教学环节则安排的课时较少，或者由于缺少具有业务实践指导能力的“双师型”教师而流于形式。
期货与期权是重要的金融衍生产品工具，目前我国已推出了51种期货品种，其中有46种为商品期货，5种为金融期货，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4月16日同时上市了两个股指期货品种，股指期权的推出也指日可待。随着今年股市“牛市”格局的形成，各机构投资者纷纷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个人投资者也纷纷介入股指期货交易。在2014年底中国证券报对期货行业展开的调查中就提到，近两年期货新品种集中上市，创新业务开展以及员工流失等原因也促使期货公司加快了对外招聘的步伐，高校毕业生成为期货人才重点孵化发展对象。通过对期货公司的招聘条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期货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掌握专业化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对期货市场的分析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期货市场环境。因此，在期货与期权课程中，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践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能够通过模拟交易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提升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
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以往的实践教学环节设计都是在理论课程结束之后，单独安排实践教学周开展实践教学，学生对于部分理论知识点容易出现遗忘的现象，而且在前期的课堂理论教学中，学生缺少对实际市场环境的感性认识而容易渐渐失去学习兴趣。经过改革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期货与期权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纳入到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期货与期权课程共设54学时，其中36学时为理论课时，18学时为实训课时，实训课的具体时间安排可以根据教师的理论课讲授进程灵活安排，学院考虑到证券期货类课程对于实践教学时间的特殊要求（需要在开盘时间上课），允许为其优先安排实验室资源。同时为提升实训课的教学效果，理论课以大班授课，但是在实训课的周次，则拆分成两个自然班进行授课，教师每次实训课指导人数在30人左右，师生互动环节充分开展，使得教师对于每位同学的实践操作进行耐心细致的综合指导成为现实。实验室同时配备了凌波教室等教学软件，教师可以在课前将理论课的课件，案例资料，实训课程要求等文件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可以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在每次实训课结束后，再要求学生将实训作业文件存入指定文件夹并统一收回。这些随理论课进程不断展开的实训环节，强化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并及时将所学知识加以应用。例如在期货市场组织结构这一章，安排学生登陆中国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各期货交易所网站，收集相应的资料、实时了解中国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学生完成对期货市场组织结构分析的同时也了解到我国期货市场最新的发展情况，锻炼了学生资料查找和研究分析的综合能力。
二 模拟交易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文华财经是期货行业的主流软件系统服务商，据统计引入文华软件服务的期货公司数已达到140多家，市场覆盖率超过98%。为了更好地与行业接轨，我院在期货与期权教学过程中使用文华财经赢顺期货模拟交易软件进行实践教学。在实训课开始阶段，教师会指导每位同学登陆文华财经网站，注册模拟交易账号后获取1000万模拟交易资金。很多高校教师都会先讲解软件使用功能，学生利用实验室联网主机跟着逐步学习操作，这种方法的弊端是老师讲授的过程中看不到学生的交易情况，不好把握讲课的进度和节奏；还有部分高校采取的是利用凌波等具有广播功能的教学软件，让学生先看教师演示，然后再进行操作，但由于教师操作环节中，学生机被教师控制无法跟着操作而记不住软件的操作过程。我院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视频教学的方法，在教师端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软件的操作演示视频，教师则在学生中间对个别没有正确进行操作的同学进行纠正，对有疑问的同学及时进行解答并予以实时演示，视频可以反复播放几次，保证每位同学都熟练掌握基本交易方法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按照自己制定的交易策略自由进行模拟交易练习。
软件功能的讲解顺序可以结合理论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编排，逐渐增加交易软件功能的介绍，例如从资讯分析、行情解读、下单交易、技术分析、套利交易、期权市场几个方面安排每次课的实训内容。学生在刚开始进行模拟交易时，往往容易对众多的交易品种感到茫然，缺乏对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能力，这时教师应当利用最新的市场行情变化，向学生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做短线交易的品种，如利用PTA行业生产装置爆炸这一突发事件，判断短期市场供给将受到影响，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从而指导学生进行买多操作，当学生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盈利后自然提升了学习兴趣，也开始自己寻找这样的市场机会，渐渐地学生就可以熟练掌握资讯查找、行情解读、下单交易、技术分析等实训内容。
三 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大部分教科书中对于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的介绍都是以案例分析方式为主，根据现货企业或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价格走势预测，作出相应的套期保值或套利交易方案，并利用交易策略表分析交易最终的盈亏情况。学生虽然能够掌握实际的业务操作方法，但是对于期货市场功能以及具体的交易策略制定过程不甚了解。然而通过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就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掌握从期货知识学习到实践运用的方法，并能够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任务进而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与交际能力，任务驱动模式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工作压力”，提前感受职场环境，为将来就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以期货与期权课程本学期的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为例,学生在开学初即自由组成5~7人的任务组，由组员推选出组长并集体研究一个能代表组员个性的组名，例如“必胜课”、“期货梦之队”等组名体现了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热情；“光华滑溜溜”、“马兔可鲜儿”等组名体现了学生式的幽默；“超能陆战队”、“来自星星的女生”则体现了学生们带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样的组名可以拉近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离，也让学生对于小组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这些都为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的开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套期保值任务模块中，学生需要接受如下任务：①选定一个期货交易品种；②查找一家涉及该品种的上市公司；③分析上市公司的风险因素；④对所选品种的未来价格走势做出分析和预测；⑤根据前述分析为企业设计套期保值交易方案；⑥制作PPT并在实训课上进行汇报。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就要利用文华财经软件查找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分析所选品种的现货和期货市场行情，对于教材中套期保值交易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最终完成套期保值交易方案的设计工作。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各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加以指导，组员也在不断地讨论和修改方案中提高了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培养了期货业务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小组PPT汇报过程中，每个小组都要为其他组进行书面点评并排出名次，在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各组可以通过分享实训成果取长补短，最后教师针对每组完成的套期保值方案存在的问题加以点评，鼓励各组进一步完善方案，学生也在这样的实训环境中真正锻炼了就业技能和职场心态，取得了非常好的实训效果。
在套期保值任务模块开展的过程中，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教与学的要求。教师要转变心态，及时调整授课内容，使实训课任务符合期货行业的发展需要，了解各行业的最新动向，提高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期货业协会和各期货交易所每年都会举办行业大会、期货业大会、分析师论坛等活动，在现代化的网络环境中获得这些行业最前沿的资讯已经成为实践教师必不可少的功课。在实训的过程中，也要让学生定期关注行业协会、和讯期货、期货日报等媒体对于期货市场的最新报道，把这新动态信息融合到实训任务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读写议等方式加深对于财经新闻的解读能力。
四 以赛促学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金融学院设有学生社团――“金融学社”，以组织学科竞赛、开办证书培训、推荐业务实习等方式促进学生融入到金融市场的实际环境中来。在“金融学社”组织的期货投资模拟交易大赛中，刚刚学习了期货交易方法的学生们对于期货市场都跃跃欲试，纷纷报名参赛。这种竞赛的模式，可以激发学生讨论和学习的热情，虽然只是模拟交易资金，但是有的同学通过股指期货的模拟交易体验到日内行情快速波动的心跳和刺激，也尝试过商品期货过山车行情带来的盈亏的快速变化，也有部分同学由于风险承受能力偏差而退出比赛（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有“密集恐惧症”无法看盘）。挑战总是存在于学生的未来社会生活中，用多元化的方式让学生在大学校园中能够提前认识自己，完善自己也很重要。
无论每日的交易结果如何，参赛的学生都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到了期货市场的“杠杆交易”魔力，尤其是“股市”的持续升温，很多同学都是兼而持有股票和期货交易账户，两个市场的实时参与让学生逐渐融入到了动态的金融市场环境中，从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角度来观察和体验市场的变化。也有部分同学经济条件较好，父母也很支持学生参与股市交易，所以有部分同学在上大学的阶段就已成为父母的投资顾问，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也获得了不错的投资收益。当期货市场开通了夜盘交易后，这使得原来学生课上的模拟交易实践得以延伸到课外，部分学生也希望在课外能够与教师及时进行沟通，分享投资交易心得或者寻求交易方面的指导，微信、QQ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使得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便利，学生寝室不再仅是游戏的天堂，又多了几份期货投资盈亏比拼的热情。参赛同学在实训课上也都是活跃分子，他们在课上热切的讨论交易心得，带动了组内其他同学的参与热情，使得平时很少和教师沟通的安静学生也慢慢地开始关注市场行情的变化。教师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通过讲解投资交易技巧并适时加入一些实用软件功能的介绍，让学生由浅入深地熟悉投资交易实务技能。实践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职责就是为学生提高实践能力而服务。
五 产学研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期货公司是小众型的金融机构，无论从经营规模还是营业部数量上看都无法和其它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对于从业人员有专业化的技能要求，而且在期货公司的实习会接触到产业客户的商业资料，为保证信息安全，也无法给高校提供涉及核心业务领域的实习机会，所以目前很多高校的校外实习基地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开展深入的实践教学合作。民办高校中的教师多是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任教，缺少金融行业实际从业经验，而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也使得教师难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求专门的实践业务锻炼机会；期货行业本身的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也难以寻找到能长期从事兼职教学的实务型人才，目前“双师型”教师的匮乏已经成为阻碍民办高校实践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校外实践很难开展起来，但是笔者也曾走访多家期货公司，多位高管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计划的意愿。
高校教师通过与期货公司合作进行课题申报，立项的课题既可以作为教师日后晋升职称的学术成果，同时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参与到期货公司的实际业务领域，如参与产业客户调研，协助期货分析师进行市场数据收集并建立分析模型，发挥自身的科研特长帮助期货公司建立专题研究数据库等工作。笔者曾与吉林省的期货公司合作开展了油脂油料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课题研究，既完成了省级课题和核心论文的科研任务，又通过与期货公司的长期接触了解到期货行业的最新动态，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行业信息和进行期货品种分析的研究资料都成为日后面向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时的重要素材，在实际业务领域的所见所闻也都经过整理做成案例教学的资料，这些来源于实际工作经历的案例讲解起来生动形象，更易为学生所接受。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教师成为连接学生和金融行业的纽带，长期的社会实践使得专业课教师提升了实践指导能力，而学生也借助于这样一条渠道拓宽了对于行业认知的视野。
总之，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更多具备实际业务能力的高学历人才的加入，因此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以迎合未来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是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期货与期权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将改变单纯依靠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实践教学存在的弊端，也将为金融学专业其他课程开展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宏彦.任务型教学模式在经济类实务课程中的应用――以金融理财教学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
[2]孙志娟.实践导向下的高等教育“4S”教学模式研究――以国际金融学为例[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8).
[3]郝会会.面向市场需求的证券投资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12(1).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中介；金融深度；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2-0003-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背景
金融深化理论从开始提出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背景
国际上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方法的研究时期，从最早的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到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以及后来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一些数量的指标和简单的计量回归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主要使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理论的研究有了微观的基础。并运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多个国家之间的数据进行检验，试图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首次建立了一个研究金融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五个数量化的指标。但是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找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确定的关系。麦金农利用了当时的一些计量分析，在实证检验方面，主要是对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没有特别关注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所用的计量模型也只是用来说明政府的作用，而不是说明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在古典的金融发展理论阶段，计量的检验虽然较多，但却没有集中研究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二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中介效率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给金融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试图为这一理论建立微观基础，也注重讨论金融体系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方面，马尔科・帕加诺(Pagano,1993)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利率的管制必然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方面，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文献是很经典的。通过使用80个国家的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研究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稳定的正相关以及金融中介通过何种渠道与经济增长相关联，通过定义四个金融中介指标(LLY，BANK，PRIVATE，PRIVY)和四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K-物质资本积累率；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EFF-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进行分析，得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种同时期联系，并且金融中介还会对经济增长起着先导作用的结论。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8)的文章中把股票市场也考虑到金融中介中来，回归的结果为：在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的正向相关关系也非常明显，支持了原先的结论。莱文等(Levine Loayza和Beck，2000)主要考察外生因素如政策因素对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发展结果的影响，采用了1960-1995年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对于政策而言，如果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以提高金融中介发展的相关法律发挥和政策改革的紧迫性就大大提高。
然而，国际上学者基本没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国内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但研究结论却各不相同。如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DEPTH指标和季节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张祖香(2002)运用了1994年到2001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回归发现长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银行体系的规模的比例和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关系。
(二)问题的提出
虽然金融深化理论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真正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国外的学者在做东亚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都没有使用中国的数据。国内的一些研究更多的是把金融中介体的内涵扩展为包括银行系统、股票和债券市场在内的广义的资本市场。
而我们只是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也就是把金融中介体限定在狭义的银行体系之内来研究，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分析的方法多参照了金和莱文。本文主要也是采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 1993)的分析方法，参考了谈儒勇(1999)中的分析框架，用1994年到2008年新的季度数据来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针对谈儒勇(1999)中提到的由于数据太少而无法对各变量的8期滞后变量进行估计的不足，我们分别计算了4期和8期的滞后变量，并根据数据的调整状况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这是本文在利用以前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之处。
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需要选取反映金融深度的两个指标，反应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下文将逐一介绍。
(一)金融深度指标DEPTH
本模型中，我们选取两个金融中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证实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DEPTH在数量上等于
(M2／GDP)。这一指标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实证研究中表示为LLY。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这一指标被称作货币化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中国缺乏以前年度M3的统计数据，因此采用与谈儒勇文章中相同的做法，用M2替代。本模型运用1994-2008年M2，GDP的季度数据，两者相除得到当季度的DEPTH，两者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上得到的M2值是已经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而季度GDP数据并没有经过季节调整。为此，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运用Eviews软件，对季度GDP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图1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经过季节调整后的DEPTH季度数据。
从总体规模来看，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度过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中国政府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共持续了六年，直到2003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深度指标(DEPTH)在1994年之后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达到峰值后，才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
(二)金融深度指标BANK
本模型中用到的第二个金融中介指标是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提出的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由于200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货币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所以2002年前后BANK的计算有些小差异。在2002年以前，BANK等于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除以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以及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四个资产类账户(对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2002年以后，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总资产分为六个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政府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和其他资产)。因此，BANK指标中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变成上述六项之和。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图2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BANK的季度数据，BANK值在过去15年内缓慢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资产所占比例逐渐上升，表明近年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经济增长指标
此外我们还需选取一个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首先，我们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6.1)获取了1994-2008年每季度的名义GDP，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其次，运用从Wind咨训数据库取得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计算出以1993年为基期的季度实际GDP；最后运用经过季节调整的季度实际GDP数据，算出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图3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每季度GDP的环比增长率数据。可以看出，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GDP环比增长率有一个较大的下降。
(四)控制变量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在谈儒勇的文章中，加入了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TRADE)。考虑到政府积极(紧缩)财政政策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刺激(收缩)作用，我们选取了另一个变量政府支出(EXPEND)，即政府购买加上转移支付。数据也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http：//db.cei.省略/)。同时，我们也运用X-12-ARIMA方法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政府支出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
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扩大了统计范围，将各商业银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用卡等部门、机构数据并入表中；二是对统计数据项目的设置进行了细化，对有关误差与遗漏作了重新修订。因此，自1997年一季度起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为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规定1996年4季度及以前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从1997年1季度开始都取值为1。
三、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我们先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一次回归以计算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回归结果的相关矩阵表知，BANK和DEPTH的相关系数是0.8416，说明两者存在相关性，但这两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又有所不同的，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金融中介体的发达程度。
我们使用了最小二乘法，运用1994-2008年的各季度数据对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如表1、表2所示。表1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四期(即上年同季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表2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八期变量(前年同季度)之间的关系。
注：被解释变量为GY：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GY4，GY8分别是GY滞后四期和八期的GDP环比增长率。观测值个数为60个。每项后面的两个值分别是系数。T检验值。解释变量注释如下：
DEPTH：金融深度指标，等于每季平均M2除以李度的GDP。DEPTH4，DEPTH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金融深度指标。
BANK：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4，BANK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
TRADE：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TRADE4，TRADE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
EXPEND：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EXPEND4，EXPEND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
REFORM：一个虚拟变量，在1997年前取值为零，从1997年第一季度开始取值为壹。
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深度指标DEPTH较显著地进入模型，这说明本季DEPTH和本季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DEPTH4，DEPTH8的显著性也比较高，这说明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时滞性。并且DEPTH 4，DEPTH8的系数相差很小，这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在两年之内没有太大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货币当局的逆周期操作。在谈儒勇(1999)一文中解释DEPTH及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时，提到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方面的原因――“货币政策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3，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J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DEPTH还是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DEPTH对经济有促进作用。
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或其滞后变量单独进入模型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与谈儒勇的结论相反，但当BANK4和DEPTH4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虽然此时BANK的T检验值还不是特别高)，且此时BANK4，BANK8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如果存款货币银行的相对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一定是负相关关系。但因为T值不是特别大，对此负相关关系的作用我们仍然不能十分确定。 在加入新的变量TRADE,EXPEND后，DEPTH的仍然非常显著，这说明金融深度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进出口总额，政府支出)。此外，BANK及其滞后项的显著性水平也明显提高，如表1第7列显示BANK4的P值达到2.2％，且此时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说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中央银行的拉动。
四、结论
金融深化理论从提出开始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国外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4年至2008年的宏观季度数据对中国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两个金融深度指标在过去15年的变化，都反映了中国金融中介在过去15年里得到了发展。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第二个指标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在过去15年里逐步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
其次，本文运用实证研究，回归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的货币发行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体系内部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货币发行总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同时，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重要性的滞后性指标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中央银行仍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时滞性，在当期表现得并不明显。
最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不但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还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回归结果显示四阶滞后项和八阶滞后项的系数相差很小，在两年之内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_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丹红，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N]，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5]彭兴韵，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金融自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雷达，金融发展与金融自由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7]马君潞，金融自由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8]张荔，金融自由化效应分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9]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11]张祖香，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以中国大陆为例[D]，岭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2.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负债；理性博弈；信息不对称；货币政策
Abstract：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theory illustrates the financial crisis mainly from four perspectives，which experiences the development from emphasizing on macro factors to micro factors，and finally to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factors. However，the impor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ory is different as the theory develops 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changes. This paper mak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onetary policy and makes relevant comment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enterprises’debt，rational game，information asymmetry，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1-0014-05
收稿日期：2013-10-15
本文为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课题（13HZKT125）和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2013C35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雪芬（1982-），山东即墨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供职于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金融危机伴随着世界经济史的发展而时有发生。经济学家针对不同时期各种类型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和治理对策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许多经典的金融危机理论。现有解释金融危机的理论主要基于以下四个不同角度：（1）早期货币经济周期的角度，以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者为代表，明确研究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爆发与预防、应对中的作用。（2）早期经济周期运动中基于企业负债的角度，以金融不稳定理论为代表。（3）金融市场投资者与政府进行理性博弈的角度，以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为代表。（4）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以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为代表。
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理论的演进，经历了“由强调宏观因素到强调微观因素，再到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并重”的发展过程。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重要性也随着理论的发展而有所不同。本文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总结。
一、货币经济周期角度的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
（一）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奥地利学派米泽斯、海克和罗斯巴德（Mises、Hayek和Rothbard）等人提出和发展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成功地预测到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并指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应为信贷扩张以及随后的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而独立承担责任。
海克（1935）在其第一部专著《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中，强调了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货币量的改变永远不可能维持经济的均衡，相反会破坏经济均衡。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利率下降导致了信贷过度增长和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刺激了投资增加和经济繁荣。货币当局得以通过通胀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假繁荣。但是，这种干预扰乱了生产的均衡状态。当实际投资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随投资需求增加而上升、进而投资成本上升并影响到投资者预期利润水平时，一些投资者将撤回投资，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罗斯巴德（1962）在其专著《美国大萧条》中进一步指出，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银行信贷扩张扰乱了自由市场秩序，导致繁荣期间投资过度和扭曲、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一旦银行信贷扩张停止，消费者重新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消费—投资比例，金融危机便随之而来。他认为，信贷扩张持续时间越长、程度越强，经济繁荣期间越长，经济体中积累的错误投资就越多；一旦信贷扩张停止，经济萧条时间也会越长，程度也会越剧烈。
奥地利学派认为，自由放任主义、不干预政策应该是政府应对危机和萧条最彻底的政策措施。他们主张“货币非国有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反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他们认为：中央银行管理下的银行，相比不受管制的私营银行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应任由银行系统破产和清算；美联储应被废除，而不要插手银行系统的管理；通货紧缩下的信贷收缩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恢复，政府对市场干预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会延长和加深危机以及萧条的时间和程度。他们认为政府唯一可以而且应该做的，应是大幅度降低税收和预算开支，从而减少政府行为对储蓄和投资以及整体经济的影响。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周期理论曾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兴趣。但是随着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以及70年代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这一理论最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货币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力量是金融经济周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真正的金融危机必然涉及到基础货币量的变化，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不同于奥地利学派关注所有的货币政策干预，货币主义者更重视的是错误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风险产生和积累，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是维持金融稳定的有力工具，只有将货币供应量稳固在一定水平或者一定增长率时，才能避免经济过热和金融危机的产生。弗里德曼和施瓦兹（Friedman和Schwartz，1963）通过对美国货币政策历史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研究了货币因素在美国货币经济史中的作用，发现错误的货币政策是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他们指出，1929年的金融危机源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20世纪20年代过度的货币供给，那么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危机期间美联储也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导致危机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很长。如果危机期间美联储能够坚定不移地有效行使货币政策权力、充分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抑制货币供应量的下降，那么1929年危机很有可能提前终止，至少在严重程度上会有所下降。
布伦纳和梅尔泽（Brunner和Meltzer，1972）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思想，指出货币存量增速是导致银行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如果央行对货币供给控制不当，使其出现突发性的大幅紧缩，那么即使在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也会迫使金融机构出售金融资产以维持充分的流动性。这就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和利率水平上升、银行融资成本提高，从而影响到银行偿付能力和存款人信心，最终引起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货币主义者认为金融危机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宽松货币政策期间，经济金融各个环节流动性相对充裕、货币供需矛盾较小、金融系统相对平稳运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小；当货币政策紧缩时，金融系统各个环节都会出现各种流动性问题，货币出现严重的供需缺口，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性增加、金融风险骤然上升，并最终可能引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他们主张央行积极采取反周期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提倡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以避免银行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不稳定。施瓦兹（1986）同时也指出，央行在“伪金融危机”下的干预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一些应该破产的企业得到救助，或者导致过快的货币增长引发通货膨胀，从而使得经济效率下降。
作为自由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奥地利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都明确关注并强调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者主张利用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市场从而预防和干预金融危机，而奥地利学派则坚定地认为不干预政策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最好选择。
二、企业负债角度下的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
（一）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Fisher，1933）最早提出债务—通货紧缩理论，认为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具体来说，费雪认为在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繁荣、投资获利机会增加，企业和个人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投机，诱使负债大量增加，最终金融体系进入过度负债。物价上涨减少了债务的实际价值，抵消了名义债务的增长，刺激了进一步的借款，导致了普遍的过度负债，银行和企业无法按期清偿债务的机会增加。经济一旦进入缓慢上升和衰退阶段，企业将被迫廉价抛售资产，导致价格下跌、实际利率上升，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银行、企业债务负担，使其净值进一步大幅下降，利润水平下降甚至于破产倒闭，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陷入混乱；同时，存款者看到银行不能收回贷款、资产大量损失，将匆忙挤兑提现，由此造成金融危机。费雪（1933）认为，只有等待过度负债消除（破产）或者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提高物价水平，才能使危机得以逆转。
（二）明斯基（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Minsky，1986）在传统凯恩斯分析框架下引入金融制度，将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系统化、完善化，建立了新的“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进一步阐释周期上升阶段过度负债和周期下行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强调了货币金融因素和资产流动性在现代金融稳定和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认为金融危机是客观存在的，繁荣时期的稳定最终将发展为不稳定。
明斯基将微观经济主体融资形式分为套期融资（Hedge finance）、投机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和庞齐融资（Ponzi finance）三种；将经济系统的金融状况分为金融健全和金融脆弱两类 。明斯基认为金融健全和金融脆弱是相互交替转化的两种状态：当债务关系中主要是套期融资时，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可以被货币政策所平抑；当经济进入长波周期扩张阶段，金融机构将放松贷款条件，导致总体货币供应量扩大和银行信用扩张，经济主体会积极通过负债来实现融资，借款企业倾向于采取更高的负债比率，更多的企业倾向于投机融资和庞齐融资；当融资形式逐渐从套期融资向投机融资、庞齐融资发展时，资产价格会随之暴涨，金融体系由健全状态自动转为不稳定状态，最终当金融脆弱发展到某一个转折点上，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发生。明斯基认为，金融危机的转折点往往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转折点附近。当经济繁荣到一定程度，一旦宏观经济体系中发生负面冲击，如具有广泛效应的发明创造、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等，就会导致恐慌性抛售、融资链条断裂、资产价格下跌，整个经济陷入债务—通货紧缩状态，最终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产生。
明斯基反对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需要通过干预解决金融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明斯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引导信贷和投融资活动，从而成功抑制金融不稳定性，也可以预防金融危机的扩散。他认为，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必须确保融资体系的正常运转，避免恐慌引发资金供给的中断，尤其是当投机融资和庞齐融资比例上升时这一职能更为重要。他指出，当套期融资占比较高时，银行资产主要以政府债务为主，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来干预。随着资产负债表中企业债务相对政府债务增加，公开市场操作效用下降，此时需要更多应用贴现工具而不是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银行准备金。明斯基认为，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系统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加强，美联储将不能有效控制货币供给，而且也不应仅专注于货币供给这一层次的职能，应加强对融资活动和金融创新的引导和监管，关注金融不稳定性。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货币主义的兴起，明斯基理论受到的重视逐渐减弱。
总体来看，上述理论主要是基于经济周期运动中企业负债的角度来解释危机，阐释了货币政策在企业和银行投资融资活动、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变化、过度债务负担形成和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货币政策在危机预防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三、投资者预期角度下的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资本自由化趋势加强，货币汇率危机加剧且普遍化；同时，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学中出现了理性预期革命，为理性投机攻击模型的产生准备了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
（一）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的投资者非理
金德尔伯格（1978）基于投资者非理性和不稳定的投资行为，在费雪债务—通缩理论和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危机理论。他认为投资者在经济繁荣时期具有欢欣症（euphoria），而在经济衰退时又从市场夺路而逃，表现为一种“羊群效应”，从而导致危机。
金德尔伯格（1978）把金融危机分为疯狂、恐惧和崩溃三个阶段。他指出：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随着经济的扩张，货币与信用膨胀刺激下投资者行为逐渐变得非理性，经济过热显现，对不动产和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的需求大大增加、资产价格不断攀升。随着市场恐慌情绪发生并蔓延，经济过热阶段的投资品价格也随之崩溃，金融危机由此爆发。
金德尔伯格非常重视货币因素在金融危机疯狂和市场恐慌阶段的作用，认为货币和信用因素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金融危机第一阶段的疯狂投机一般是由货币和信贷扩张推动，货币和信贷扩张加速了经济繁荣阶段的投机，甚至会直接促成投机浪潮。金融危机第二阶段的恐慌往往也是由货币因素引发的，如重新铸造硬币、贵金属发现、利率变动或者货币政策失误等。
金德尔伯格（1978）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能有效降低或者缓解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的程度；当危机发生时，需要央行以最后贷款人身份提供流动性支持。他同时指出：长期来看，即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需求非常适应、即使金融体系仍然存在足够流动性，也可能发生危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消除金融危机。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在对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货币危机分析的基础上，克鲁格曼（Krugman，1979）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一论模型，包含了货币政策可能引致货币危机的观点：认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与固定汇率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及恶化。
克鲁格曼（1979）指出，在一国政府长期推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情况下，本国货币供应量将增加、本币贬值。如果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央行使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干预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必然会使本国外汇储备减少。当外汇储备量下降到一定临界值，就会产生理性投机攻击。由于理性投机的攻击，即使本国初始外汇储备巨大，最终也会被耗尽、固定汇率制度崩溃、货币迅速贬值，货币危机由此而生。弗勒德和加伯（Flood和Garber，1984）在克鲁格曼模型的基础上，修正了模型中的部分假设，认为国内信贷过程是随机的，投机攻击在时间上并不是确定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单的线性分析模型，探究了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投机攻击的冲击，得出了类似结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货币危机，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证实。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在以下方面解释了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一是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最终会导致外汇储备耗尽和货币危机产生；二是货币危机发生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危机产生，或至少减缓危机冲击的程度。
不同于前述两大研究视角，投资者预期角度下的金融危机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微观因素在金融危机中的影响和作用，而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四、不对称信息角度下的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危机表现形式和特征的日益复杂化，一些西方学者以不对称信息理论为基础，将货币主义的金融周期理论和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进行综合，试图解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各种金融危机现象。不对称信息角度下的理论不仅强调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宏观分析视角，同时也强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下微观经济主体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一）信息不对称下紧缩货币政策引致危机理论
明斯基（1991）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贷款大幅下降，最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大多数金融危机始于利率大幅上升、股票市场崩溃和经济衰退引发的不确定性增加，所有这些都始于紧缩性货币政策。
明斯基（1994）提出了引发金融危机的五个影响因素，认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这些因素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这五个影响因素是：利率提高、股票市场下跌、一般价格水平意外下降、不确定性增加和银行恐慌。第一，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了利率水平，一方面高风险投资的投资者将会支付更高的利率水平，从而成为最渴望借款的群体；另一方面高利率水平降低了企业现金流，损坏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市场对其贷款意愿下降，这都加剧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第二，货币紧缩也导致了股票价格下降，降低了企业现值，由此提高了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第三，货币收缩也可能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意外下降，导致以名义利率计价的债务通缩，引起企业净值下降，从而增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第四，紧缩性货币政策下的经济衰退，经常导致债务合同支付的不确定性增加，筛选出良好信用的概率下降，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信用市场的不对称性增加、逆向选择问题恶化。第五，随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加剧，以及经济条件的恶化和银行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储户开始从银行中提取现金，加剧了银行恐慌。最终整个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爆发。
（二）资产泡沫化危机理论
艾伦和盖尔（Allen和Gale）基于金融中介机构委托—视角，提出了资产泡沫化金融危机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自由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信贷过度扩张和委托—问题下的风险过度承担，它们共同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
艾伦和盖尔（2000）将金融危机分为三个阶段，即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破裂及违约产生、危机爆发。他们指出：金融危机往往始于金融自由化、本国宽松货币政策下的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往往伴随着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较长时期的、持续的上涨。此后，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资产价格泡沫会崩溃，这导致许多通过借款购买房地产和股票资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发生大面积违约，并最终演化成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等。
房地产投资经常是债务融资，委托问题由此存在。如果投资成功，借款者偿还贷款，获取资产价值和本金利息之间的差额；如果投资失败，借款人负有限责任，贷款人承担了损失，这就使得投资者存在过度风险承担的倾向。股票大部分是由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持有，资金管理者同样存在着风险过度承担的倾向。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自由化下的信贷扩张降低了利率水平，使得投资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借入尽可能多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者可以支付的价格，刺激了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从动态视角看，信贷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果一个投资者预期未来货币政策宽松、信贷扩张、资产价格会上涨，那么这种对未来的预期会反映在当期的价格水平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
资产泡沫化危机理论指出：货币政策应该在防止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和央行需要尽力避免信贷不必要的扩张以及信贷扩张途径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当危机发生后，实体经济产出水平往往会下降。为了冲销这些负面影响，央行需要迅速干预、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对银行系统进行资产重组。比如，直接注入资金或者对银行系统进行彻底国有化。
五、研究述评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推动了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相关研究。历经几十年的时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和金融危机理论的相应演变，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不断丰富和完善。本文基于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回顾了早期和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有关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不论是早期的金融危机理论，还是现代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也不论其研究视角如何，危机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有着密切关系。这其中既有主流经济学思想，也不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对所有这些理论的正确理解，有利于从一个更全面、广泛的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然而，迄今关于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关于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研究尚没有一个系统而明确的分析框架，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其中某一具体而非全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囿于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变量本身存在量化的难度，实证研究仍相对缺乏，相关实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尚需要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Allen，Franklin & Douglas Gale.2000.Bubbles and crises [J]. Economic Journal， 110.
[2]Fisher，Irving.1933.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J].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1篇
本次论坛是深圳市前海金融创新促进会成立一年多来举办的第二场千人论坛，论坛以“共襄金融创新生态”为主旨，论剑一线城市地产投资趋势与策略，前瞻前海及粤港澳湾区建设投资机遇，把脉金融创新、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课题，共建共享金融创新生态是论坛倡议金融从业的共同使命。
论坛现场汇集业界、学界多位大咖，以专业的角度和高度，解读金融创新趋势，共同探讨金融创新与全球资产配置投资机会和风险，聚焦新趋势下以新思维构建金融新生态的热点话题。论坛现场嘉宾云集，群英荟萃，齐聚一堂，共襄盛会。1000余位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私募、信托、银行、保险界的专业人士、资管领军人物、衍生品交易专家、业界知名企业负责人以及国内主流财经媒体参加。
香港大学特聘教授、平安磐海首席风控官陆晨博士分享华尔街金融从业经历，抽丝剥茧，分析了国际金融在金融创新上走过的经验和惨痛教训，分享大集团风险管理模型，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创新与风控上的应用给出方向与指导，提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专业技术与跨界思维至关重要；中信期货原董事长、阳富教育董事长袁小文从期权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分享商品期货投资新思维，为新形式下期货投资与资产配置提出创新型解决方案；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以货币政策视角从通货膨胀到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品放松方式与传导效果、本国货币与他国货币协同等维度，细致入微分析当前货币政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回答了“什么是我们强调的保守货币政策”与会专家还对共建共享金融新生态各抒己见，给出富有成果的指导性意见。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金融化 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
目前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已经涉及全球。大宗商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宗商品的发展引起了大量金融资本的进入。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及期货市场的发展，使得大宗商品进一步金融化，展现出了大宗商品的另一属性――金融属性。自2002年金融资本大量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加速了商品市场的金融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日益增大，波动的幅度明显脱离了商品供给与需求理论，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一、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界定相关文献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Bulk Commodity Finan- cialization）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国外学者Dore（2012）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这么表述：大宗商品金融化指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大宗商品交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Epstein（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在大宗商品交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期货市场，金融化表现为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定价权逐渐由现货市场转移到期货市场。
吕志平（2013）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大量货币资本介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使得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暴涨暴跌。王劭臻（2015）将农产品金融化定义为：在商品市场中金融性动机、金融市场行为以及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在行业的运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济系统或者金融市场弱化了可交易商品的商品属性或者实际价值并在其中渗入金融因素，使之成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不接触零售环节，主要作为原材料、半成品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方式由现货交易转向期货交易为主，参与人员包含了大量的中介投机者，其商品属性得以弱化，金融属性得以强化，演变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过程或者现象。
二、大宗商品金融化原因相关文献
国外学者Geer（1978）研究中提到商品期货作为一项独特兼保守的资产，相对于普通股而言具有相似的流动性，但是风险更低，为最早涉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研究文献。后期学者Gorton和Rou- wenhorst（200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大宗商品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在持平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标准方差更小；通过大宗商品的的收益率与股票债券收益率相关性较小证实了大宗商品可以作为对冲股票和债券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研究大宗商品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正向相关性，表明大宗商品作为新的投资资产可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
国内学者崔明（2012）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原因。内因主要有：投资者投资大宗商品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同时能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对冲汇率带来的汇率风险，还可以作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替代资产，增加套利机会；外在因素有：低利率政策及货币宽松环境等刺激了投机者在大宗商品市场追求高收益的投机行为，新型金融产品的广泛应用及新的投资机构的加入，商品期货交易机制的完善，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进程。汤珂（2013）在欧盟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不仅仅受供需影响，而十分显著地反应在金融因素引起价格变化上。这个问题和目前中国遇到的定价权有关。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把大宗商品的价格风险进行分摊，而且可以降低对冲成本，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由其内在独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共同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展现的，至于大宗商品更多的属性，将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
三、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相关文献
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石油为例，2003年初价格维持在30美元/桶，2008年7月份涨到147美元/桶，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又回落到32美元/桶左右。大宗商品价格如此剧烈波动不仅反映了商品基本需求的变化，更反映了大量货币资本的投机行为，此种现象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很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经历予以研究。
国外学者Greta（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多的参与者通过金融途径获取利润而不是通过贸易和生产实体经济行为获取利润模式将影响实体经济，短期将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内学者李江鹰（2010）分析了商品金融化的利弊两方面，指出在投资领域和投资策略的拓展与丰富上商品金融化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套期保值却由于增加的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而变得复杂。李书彦（2013）研究发现在市场供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短期内暴涨暴跌，反映了在大宗商品金融化背景下，大量货币资本活跃的投机行为，同时其研究发现大宗商品金融化导致交易主体的金融化和价格形成金融化，价格金融化主要表现在商品的定价机制由传统的定价方式走向金融化定价。
由此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有相关性，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利益，特别是下游的公司和企业。因此，全面分析、掌握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尤其是价格波动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
目前很多学者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都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及探讨，相关理论比较丰富；但关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对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系统研究基本是空白。由此可见，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足够认知和重视。但是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有边界的，其过度金融化将会催生金融风险。因此，本文提出金融化边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Gorton G，G.Rouwenhorst.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commodity future [J].Financial Analysts.journal，62：10-68.
[2]Krippner，G.R.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merican Economy[j].Socio-Economic，3：160-200.
[3]Domanski，Dietrich，and Alexandra Heath. Financial Investors and Commodity Markets[J].BIS Quarterly Review，March，2007：53-67.
[4]Eisenmann T.，Parker G.and Van Alstyne M.Platform Envelopment.Strategic Man-agrement Journal，2011（10）.
[5]史晨昱.大宗商品金融化.中国金融，2011（7）.
[6]张雪莹，刘洪武.国际大宗商品金融化问题探析.华北金融，2012（4）.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波动性
2010年3月31日，在经历了4年的试点阶段之后，我国正式推出融资融券信用交易业务，这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的作用。时至今日，两年多过去了，融资融券标的股数量已从原来的90只增至300多只，规模越来越大。融资融券信用交易业务的推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无疑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很强的“杠杆效应”，它的推出对证券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稳定市场还是加剧市场的波动性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不少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融资融券与证券市场的发展进行分析验证，却没有统一定论。因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融资融券业务与股市波动的研究相对较多，本文仅选取众多例子中的几个较为有影响的观点。（2005）、（2009）、等（2010）实证分析证明融券卖空业务不会加剧股市的波动，反而会减缓股市的波动。相反地，等（2007）通过研究却发现融券卖空业务会加剧股市的波动。然而，（1969），（1989）等均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和股市波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由于融资融券业务在国内开展的时间相对较晚，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有以下几个：龚红霞（2010），郑丹（2010）等通过对香港证券市场与融券卖空业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融券卖空业务具有抑制股价波动，稳定证券市场的结论；蔡笑（2010），杨德勇、吴琼（2011）等通过对上证证券市场实证研究，也得出了融资融券交易的推出会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以及抑制市场波动性的结论；廖士光（2011）利用沪深证券市场融资融券标的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融资交易有助于提高标的股的市场价格。
二、样本和变量
本文选取2010年3月31日—2012年9月20日的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日融资买入金额（单位：百万元）以及日融券卖出量（单位：百手）作为样本。数据的来源是国泰君安大智慧以及上海证券交所网站并经整理得来，共604组数据。
由于时间序列大多都是非平稳的，引入对数在更容易得到平稳的数据的同时，消除了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现象，且不会影响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本文分别对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融资日买入金额（）、融券日卖出量（）取自然对数，得到、和的时间序列数据。变量的选取如下：
1.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和一阶差分序列（）表达式如下：
2.融资买入金额的变动率（）和一阶差分序列（）表达式如下：
3.融券卖出量的变动率（）和一阶差分序列（）表达式如下：
三、描述性统计
首先，我们从描述性统计上分析融资融券与期货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表1为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融资日买入金额（）、融券日卖出量（）的数据特征值，图1为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融资日买入金额（）、融券日卖出量（）变动趋势，图2为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融资买入金额的变动率（）、融券卖出量的变动率（）的变动趋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研究区间内，融资日买入金额（）、融券日卖出量（）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的特征，这与实际中股指期货市场的规模日渐壮大的事实相符合。
从图1中可以看出，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和融资日买入金额（）、融券日卖出量（）总体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呈现出下低的趋势，这与现阶段国内疲软的实体经济以及低迷的股市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融资日买入金额（）、融券日卖出量（）则呈现出较相似的趋势，反映出我国证券信用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活跃的状况。经过变量之间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得知，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和融资日买入金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为，相关系数的P统计值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和融券日卖出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相关系数的P统计值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从图2中可以看出，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与融资买入金额的变动率（）之间呈现出较为相似的趋势，而融券卖出量的变动率（）与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的变动趋势有所不同，这与我国证券信用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活跃的状况是分不开的。经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得知，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和融资买入金额的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和融券卖出量的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四、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股指期货指数日收盘价（）与融资日买入金额（）和融券日卖出量（）之间的确切性关系，以验证融资融券信用交易与股指期货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对时间序列、和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先建立如下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为时间序列的最佳滞后阶数，和均为未知系数，为扰动项，为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益率，为融资买空交易金额的变动率，为融券卖空交易量的波动率。
（一）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常用方法是（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若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则证明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若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则证明该时间序列是平稳性时间序列。而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经常采用差分法、滤波、卡尔曼滤波、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滤波、滤波去除其趋势成分，获得其随机平稳部分，进而进行研究分析。本文将采用检测来验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并用差分法和滤波进行相互验证。
1.单位根检验
对时间序列、和及其一阶差分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
假设：成立的条件下统计量值；⑤表示一阶差分。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1%置信水平下，、和时间序列的值的绝对值小于1%临界值的绝对值，接受原假设，说明、和的原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对一阶差分、、序列来说，在1%置信水平下，其值的绝对值大于1%临界值的绝对值，拒绝原假设，说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故、和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
2.滤波检验
对去除趋势成分后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检验结果得知，、、序列在1%的置信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即证明时间序列、和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与上面差分法得出的结论相符合。
（二）协整检验
对于存在的两个同阶单整变量，如果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作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来检验一阶单整序列、和之间的协整关系。
首先，建立下列回归方程：
其中，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为残差，为被解释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以为被解释变量，为解释变量huigui2和以为被解释变量huigui2，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获得回归结果如表4：
其次，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回归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
从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置信水平下，回归残差序列和的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置信水平临界值，表明残差序列和均为平稳时间序列，说明和以及和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和以及和之间均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验证了股指期货指数的波动与融资买空、融券卖空之间存在着某种稳定的线性组合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得知，和以及和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和以及和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研究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基于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和以及和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的敏感，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我们先筛选出R和VRZ组合以及R和VRQ组合的最佳滞后期。本文对最佳滞后期的选择根据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信息准则（）来确定。如果两个准则筛选出的最佳滞后期不一致，则要利用似然比检验标准来确定最佳滞后期。最佳滞后期筛选结果如表6：
由筛选结果可以看出，和均是在滞后5阶取得最小值，两者一致，因此最佳滞后期为。基于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最佳滞后期时，是的原因，而不是的原因，即股指期货指数的变动是融资买入金额变动的原因，而融资买入金额的变动不是股指期货指数变动的原因；是的原因，而不是的原因，即股指期货指数的变动是融券卖出量变动的原因，而融券卖出量的变动不是股指期货指数变动的原因。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可知，股指期货的变动是融资融券交易变动的因素，而融资融券交易的变动不是股指期货变动的引导因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说明融资买空和融券卖空不是造成股指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原因，而股指期货指数的波动恰恰是推动融资买空和融券卖空的因素。因此，融资融券交易的推出，短期来看，不会加剧股指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长期来看，具有稳定市场和价格发现的功能。从现实意义角度来讲，股指期货指数的波动会推动融资融券交易的波动，因此股指期货指数可以作为一个衡量融资买空和融券卖空未来变动趋势的先行指标，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4-225.
[2]张世英，樊智，协整理论与波动模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1-133.
[3]张宗新.金融计量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9：31-68，113-194.
[4].金融时间序列分析[M].潘家柱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4.
[5]周爱民，徐辉，田翠杰等.金融计量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
[6]恒.时间序列与金融数据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
[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8]刘巍，陈昭.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6.0建模方法与操作技巧[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9]明晓磊.论融资融券交易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J].金融发展研究，2011（3）：35-38.
[10]开昌平.融资融券业务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J].中国金融，2010（4）：56-58.
[11]李谦.融资融券业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9（5）：72-73.
作者简介：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4篇
金融学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之下，成为经济学众多学科中最出名的学科。在2008年之前，金融学者以及金融行业从业者们都非常满意金融理论在金融行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理论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场冲击了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变，使金融研究者不得不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重新对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仔细的探索研究。
二、早期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看，早期金融理论在演变和研究中心的变化上有不同的理解个概括。在金融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学研究的演变中心为：从关注商品价格波动过渡到对资金价格的研究。在对商品价格进行关注的时候，金融学将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数量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对比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总结出物价变动的规律。早期金融学以对资金价格的关注中，开始进行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即通过对货币的调控进行宏观调控。
早期金融学的真正形成是从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对物价、利率和经济运行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早期货币主要的存在形式为金属铸币，但是货币和信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之后随着银行券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造成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紧张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不兑换银行券流通制度的确立，使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成为一样的过程，因此而出现了金融学这一新范畴。早期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以银行体系作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而存款货币的双层次性是早期金融学的主要体现。在早期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商品价格决定及其波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影响因素。在对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考虑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比较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
三、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金融结构市场的不断推动，现代金融学的轴线发生了变化，即从资金价格慢慢向金融资产价格过渡，从基础资产的定价理论逐渐向衍生品的定价理论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中金融结构变化巨大。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利率，但利率却慢慢淡出经济学界主流的视野。因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根据复杂性的价格理论，也就是资本市场资本价格的变化及其决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幅度增加。
现代金融学开始于《证券组合选择》这篇文章。该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学一直沿用的方式，即使用描述的语言将金融思想表达出来。另外，研究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市场上数不清的证券资产组合选择，在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风险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方差理论，也就是投资者在选择证券资产的时候，一方面考虑资产的收益均值，另一方面还考虑资产的受益方差。但是，当投资者可选择的证券数量增长时，计算证券组合的方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在马珂维茨资产理论的铺垫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这篇文章对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产收益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些列假设的分析研究，退出了投资者在均衡状态下，仅选择无风险证券和市场证券的组合来，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单因素模型。
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金融实践影响深厚，可以说起到根本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在对金融资产中金融衍生品精确定价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起到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实现了金融衍生新品交易规模的爆炸性增长。另外，在对公司金融理论和金融契约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上各种公司筹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繁进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和投资组合业绩的科学评估下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使得资本市场规模出现了空前膨胀的现象。另外，在金融机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并购事件，使得能够提供全套服务的金融机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造成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界限模糊的现象。金融经济活动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并且金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现代金融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实践，还帮助其创始者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论的一劳永逸，现代金融理论的贡献不能够无限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活动。一些耳熟能详的现代金融理论比如MM定理、CAPM模型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些理论决定了现代金融研究者们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所获声誉的高低和好坏。
四、新金融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虽然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巨大挑战比如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挑战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对于新金融理论来说，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并不能对新金融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默顿和博迪曾经指出，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至多能够作为在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的修订，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产价格对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所以，现代金融理论依旧是资本市场定价和公司金融决策的基础模型。
新制度金融学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外生形式为金融活动特定功能，而内生形式为金融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因此，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何选择适宜的金融制度至关重要。但是，新制度金融学只是在现代金融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不是要取代现代金融学的地位和作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新金融经济学在新领域上的研究，其内容为有限套利理论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行为金融学的探索还涉及到两大金融研究的核心领域，即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者们在CAPM的基础之上指出，金融市场上同时存在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和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当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在交易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则为有效市场，当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则为无效市场。除此之外，相关学者对投资者的非理性以及公司管理层理性情况下的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研究。学者谢夫林经过分析得出，决策失误的产生通常情况下来自于公司管理这在认知上的不理性和情感上的影响，但是公司股票偏离本身的基本价值则是由于公司外部投资者和分析者的认知偏差造成。虽然，金融学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有相关学者获得世界级的荣誉，但是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金融期货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仓储 增值服务 金融仓 运作模式
引言
随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何增加基础物流活动中的高附加值成为许多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一般的基础物流活动包括仓储和运输，从目前的仓储物流企业看，大多数仓储业务依旧是提供简单的货物堆存服务。仓库功能单一，盈利模式单一，投资回报率低。当前实践表明，单一的仓储型物流企业是一种低端的、低利润的服务行业，发展前景堪忧。转型创新业务、寻求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是仓储型物流企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仓储型物流企业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这就需要其突破传统功能的局限性，为客户提供多种多样的增值服务。基于此，本文结合金融物流的创新，探究仓储物流企业开展金融仓服务的切入点和运作模式。
金融仓储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仓储的相关理论研究甚少，就目前可查询到的6篇研究文献看，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融仓储的概念及业务种类”等方面。如孙颖、唐春宇认为金融仓储是指专业服务于金融业，为银行信贷提供第三方动产抵质押管理的专业仓储服务（孙颖、唐春宇，2010）。陶永诚（2010）认为金融仓储是指为金融机构相关业务提供第三方动产抵质押管理的专业仓储服务活动。对于金融仓储的具体业务种类，姚星恒（2010）、黄宁（2010）认为金融仓储的核心业务即动产监管和仓单质押。郭延安（2010）认为金融仓储业务模式可以归纳为：仓单质押监管模式、动产监管模式、授信融资监管模式和垫付货款模式四种。吴金旺（2010）认为金融仓储是创新的产物，它为银行提供动产抵质押品的仓储保管、监管、咨询等服务，银行行使抵质押物的占有权，使银行贷款更安全、企业融资更方便。陶永诚（2010）认为金融仓储的具体业务有：一是动产抵质押存放、保管与价值评估；二是动产抵质押价值标准设计；三是动产抵质押品价值动态监控与风险提示；四是受银行及借款企业委托，开展动产抵质押品变现操作，或辅助提供动产抵质押品变现信息和操作建议。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仓储业务是指为金融机构提供仓储方面的技术支持，以保证相关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本文认为典型的金融仓储业务不仅有物流活动中的融资，还应包括动产质押中货物的评估与监管、仓单质押中仓单的开具等。本文旨在讨论金融仓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金融仓的的运营主体、切入点和运营模式。
金融仓理论基础与内涵
（一）金融的核心是等价物的融会贯通
随着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演变成了货币形式，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体现，其本质是替代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传统的金融机构，其最基本的业务是将社会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吸收公众存款），然后出借给急需资金的人（发放贷款），是货币资金供需双方的中介人，其宗旨是促进货币资金的融通。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说“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而由价值理论可知货币只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形式，代表的是商品的价值。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金融意指商品价值的融会贯通，或者是可以代替商品价值的等价物的融会贯通。
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活动被纳入到金融范畴之中，而不再仅局限于货币交易。例如在国际贸易远洋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海运提单，虽然它不是货币，但同样具有金融属性。海运提单是代表在途货物价值的等价物，转让提单便转让了货物的所有权。正因如此，海运提单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流通，发生价值的交换。
（二）仓储是供应链物流整合的基础
供应链物流管理的本质是整合，在货物流通过程中，有效整合其移动、储存等物流作业以及叠加在其上的商流、资金流，可以使供应链物流的价值最大化。位于供应链中的企业，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控制，组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这其中仓储是功能网链的基础（亦或是载体）。通过供应链的整合，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仓储产生新的金融属性。仓储型物流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协助下，可以有效地组织和调剂供应链中货币资金的流动，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保险等服务，为供应链物流的运营提供有效的资金占用转移，实现新的价值交换和流通。这种商流、物流、资金流的有机结合，使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获得了高附加值。
（三）金融仓的内涵
金融仓是具有金融功能的仓库，是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仓储型物流企业。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仓储物流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关的服务，成为某项金融活动的一部分，以保障融资、结算和监管业务的顺利开展；二是仓库自身开具的仓单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扭转。正如海运提单是在途货物的等价物一样，仓单也是仓库中货物的等价物，《合同法》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物权法》则明确定义仓单为一种有价证券，从而在法律上认可了仓单的流通性。
金融仓运作模式分析
（一）仓储物流企业开展金融物流服务的条件
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环境日趋严峻，行业间竞争加剧，单一的仓储业务已经难以支撑仓储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物流服务形态由基础向整合、由粗放向精益的趋势已经成为必然。文章认为传统的仓储企业在开展金融仓服务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经金融机构认可的用于存放质押货物的仓库；对货物具有所有权或占有权；有采购执行或分销执行等形式贸易业务支持，或者有某种商品的权（该商品必须是便于流通，具备透明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或强大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可能面临资金链将断，或资金周转不济的企业，其对资金有需求的渴望；合适的质押物选择，质押物应合法，有较好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仓储物流企业有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和有一定操作经验的业务人员，科学的业务实施流程体系以及严密的合同、业务等管理制度。
（二）仓单增值服务
仓单增值服务是指仓储物流企业接收到货物并检验合格后，为货物所有人开具代表货物价值的仓单，此仓单能够在特定的市场上进行流通或者作为银行进行仓单质押贷款发放的凭证。
1.期货交割库中的金融仓服务。期货交割库中的金融仓服务是利用仓库开具仓单并能够在期货市场上流通交易而获利的一种业务（见图1）。例如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铜的指定交割库有上海国储天威仓储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这些仓储物流企业开具的仓单被称为标准仓单，不仅能够在交易所进行流转交易，还可以在交易所之外的市场上进行融资。交割仓库这一项增值业务可以为仓储物流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还是以铜交割仓库为例，来自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显示，铜交割仓库除收取0.40元/吨*天的仓储租金外，还会收取进库费、出库费、过户费、分检费等一系列其他费用，如表1所示。
2.电子现货交收仓库的金融仓业务。电子现货交收仓库的金融仓业务是指仓库开具的仓单能够在电子现货市场上进行流通交易。电子现货市场是以现货仓单为交易对象，通过计算机网络在相应的电子平台上进行集中竞价买卖，统一撮合成交，统一结算付款。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该交易所上市品种包括原油、PTA、聚酯切片等20多种，每种商品都有若干个交收仓库。如PTA指定交收仓库包括国家物资储备局浙江八三七处、杭州临港物流有限公司等五家交收仓库或交收点。由交收仓库开具并经交易所确认过的仓单——《存货凭证》便可在交易所进行流通转让，实现货物价值的转移。另外，《存货凭证》还可作为凭证向交易所合作的银行申请质押贷款，如“民生银行—渤海商品交易所存货凭证质押融资”产品、“渤海商品中间仓交易商融资”产品等。电子现货交收仓库金融仓业务流程与期货交割仓库金融仓业务流程类似。
（三）动产质押监管服务
动产质押监管服务是指银行在开展物流金融业务之时，需要仓储物流企业对债务人提供的质押物进行监管，以保证货物的安全。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仓主要为银行的物流金融业务提供技术支持，以保障物流金融整个业务的完成。仓储物流企业需要保证货物不出现物理上的损失以及丢失被盗情况的发生，否则将会担负起质押物的赔偿责任。按照是否允许质押物中途替换的不同，又可分为静态质押监管和动态质押监管。前者是指在质押期限内，不允许债务人对货物进行替换，直到债务人归还借款。后者是指允许债务人在质押期限内对质押的动产进行替换，只需保证质押物的总价值维持在额定水平之上。对于动态质押监管业务来说，仓储物流企业不仅需要完善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还需要一定的动产评估能力，以保证对动产价值进行准确的核定，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此类金融仓的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动产质押监管费已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模式，目前监管方主要实行定额费用收取办法，如与工行合作的监管费每笔最低不少于5万元，与中行合作的中远物流每年则不低于20万元。
除上述金融仓服务模式外，还有统一授信模式下的金融仓服务、采购、分销执行的金融仓服务等。仓储物流企业应选择合适的服务种类，增强风险意识，加强信用管理，由内而外，由小及大地做好仓储金融服务转型，以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颖，唐春宇.金融仓储：中小企业发展的“输血器”[J].浙江金融，2010（7）
2.陶永诚.金融仓储的经济效应及其发展的思考[J].浙江金融，2010（3）
3.姚星恒.国外金融仓储的理论与实践[J].浙江金融，2010（3）
4.黄宁.基于金融仓储理论与实践在各国的表现初探[J].金融经济，2010（22）
5.郭延安.金融仓储业务模式及其风险防范探析[J].浙江金融， 2010（3）
6.吴金旺.我国金融仓储业发展的环境分析与对策建议[J].浙江金融，2010（3）
7.王耀球，施先亮等.供应链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8.周凌云，赵钢等.物流中心规划与设计[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9.谢元态，池泽新.货币金融学原理[M].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0.陈秋明.论担保机构的金融属性[J].改革与战略，2007（4）
11.刘迪.从运输和贸易的角度谈提单的属性[J].商业研究，2009
12.白钦先，.国债金融属性的理论分析[J].武汉金融，2008
13.华嘉机构课题研究小组.金融的本质是什么[J].科技智慧，2010
14.徐金丽.论提单的流通性[J].北方经贸，2010
- 上一篇：体操教学论文范文
- 下一篇：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