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西商、闽商、粤商、鲁商、甬商、江西商帮、洞庭商帮和龙游商帮十大商帮初现于明朝，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清朝达到鼎盛，最后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外来资本的双重冲击下灭亡。明清十大商帮所处的历史时代给其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而这些文化特性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1.文化共性
（1）农商文化和官商文化并存的封建经济文化。明清时期，中国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耕经济发达，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十大商帮所处的地区都是农耕自给不足、农业生产条件基础薄弱的地区，农业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计。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当地农民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脱离农耕经济而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商业活动长期受到主体农耕经济的排挤，社会生活需求遭到压抑，中国社会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中，商业活动比较顺利地取得成功。在初步积累了原始商业资本之后，十大商帮将商业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相结合，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从整体上看，十大商帮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管理体系关系密切，尤其以晋商、徽商最为典型。他们通过与政治管理阶层勾结，获得专营程度相当高的盐业垄断经营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从而成为十大商帮中富裕程度最高的两个商帮。
（2）“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儒家文化。十大商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仁、德、礼、义”等带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特质，并以传统文化的诚信为宗旨，经商成功后以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这对于当时极度缺乏法治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
（3）以地缘为纽带的商帮网络文化。会馆是商业网络的具体物化表现。会馆既为所在地坐商服务，也为途经行商服务，还为途经本地的他人服务（如赶考举人），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商帮开展商务活动和对外扩张[1]。因此，会馆越多的商帮，一般凝聚力、活力也更强。
2.湮灭原因
（1）小农经济文化的局限性。小农经济思想对十大商帮的限制根深蒂固。一是大多商帮都抱着“小富即安”的想法。除龙游商帮涉猎造纸业、采矿业等实业范畴，其他商帮都停留在流通业，采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没有站在产业资本的高度去看待商业。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二是封建商人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满足需求。十大商帮的商人富裕之后主要将财富用于购买土地、盖房子、吃喝玩乐、窖藏，很少有人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难以做大。三是大多数封建商人虽然从商，但其内心却看不起商人，认同“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经商致富后就回归儒家思想中的正途——走仕途。他们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商业精神，但却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区域文化的封闭性。清朝时期，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但区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狭隘的商帮视野，大多数商帮无法主动出击，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把握和创造机遇积极转型。如清政府灭亡之前，曾向山西票号发出邀请试办户部银行，但被山西票号总号拒绝。晋商没有抓住这次转型机会，没有进行积极创新，因而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而宁波商帮积极主动承揽此事情，一步步铸就了中国金融业霸主的地位。
（3）缺乏制度化的企业管理文化。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重视深深渗透于商帮的经营活动之中，十大商帮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作为经商的基本单位，家庭或家族是商帮企业的最初形式。家庭或家族经营企业能够保证企业做大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提高整个家族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家族企业用人监督和管理的难题。但随着家族的分化，一个有实力的大企业可能被分散成几个弱小的企业，使得企业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甚至会衰落。家族企业实行人情化管理，这适用于小企业，但人情化管理所欠缺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制度性都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缺乏制度化管理是明清十大商帮的硬伤，决定了其最终无法产生现代化企业。
二、温州商帮的文化创新对策
明清十大商帮的湮灭告诉我们，保持当代温州商帮的活力，必须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温州政府有责任引导社会舆论，进行温州经济文化大讨论，为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塑造社会氛围；温州企业家也要多学习多思考，拓宽视野和平台，突破自我局限。
1.转变思想意识
（1）尊重商业和实业。当前温州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依靠资金、劳动力投入进行简单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然而，温州商帮并没有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变，仍然停留于家庭作坊的发展方式，注重经济效应的短平快而不注重经济内涵。相比大规模的制造业，温州商帮更偏向商业流通环节，如销售、房地产、煤矿等这些短期内有高回报的行业。即便在本地从事制造业生产，温州商帮也往往立足实际，努力在小产业上做强做精[2]。这种偏好导致温州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应变，创造利润的能力下降。温州企业的成长问题实际上是温州商帮的意识形态和对实体经济的认识问题。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树立“实业即事业，事业即实业”的态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2）树立企业家精神。晋商、徽商经商成功后经常将利润用于购买土地，发展典当业。温州商帮也有类似做法，将利润投在房产和高利贷上，追求资本性收益，满足于物质享受。这些做法是小农意识的现代版本。温州商帮应树立企业家精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社会就业，提高工人福利，依照法律纳税，取之于民又回馈于民。
（3）重视事业的传承。现代社会已摒弃了“士农工商”的门户之见，但第一代温州商帮在取得成功之后，都削尖脑袋将子女送入公务员队伍，以求一个“铁饭碗”，这与徽商成功后送子弟入仕途的做法类似。由于创业的艰辛和劳苦，第二代温州帮商也并不情愿接班，宁愿守着第一代温州商帮积累的财富过安稳的日子。这对于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温州商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统计，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四年，常见的现象是，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突然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3]。许多温州家族企业刚好进入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的阶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变思想意识将事业传承下去，那么温州商帮的衰落将不可避免。#p#分页标题#e#
2.改变交易方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1）改变交易方式。温州商帮擅长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交易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稳定存在，并且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绩效。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是支撑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基础。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4]。温州商帮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等[5]。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过度依赖，使得温州商人倚重内部网络，缺乏接收外部资源的潜质，造成内外“营养不良”，这对于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压力的温州经济是致命伤害，而温州经济近几年表现出的相对停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温州经济应变迁交易方式，使其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和途径。
（2）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对家族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造成了温州商帮过多依赖现有制度安排。许多家族企业仍采用经验管理模式，其所有制为家族成员共有，职业经理人难以参与。由于缺乏对外来管理人员的信任，温州家族企业中的核心部门如财务、销售都由内部人掌握，外来人员始终处于无法真正融入的状态。温州商帮要在管理制度上进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企业内核，从内心尊重、遵守制度，提高制度执行者的胜任力；改变企业管理理念，改变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更新经营管理理念，改革用人制度，超越家族企业文化，树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观，建立适合现代企业的用人机制。
3.建立区域特色文化
（1）突破网络边界。温州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因而温州人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往往抱团行事以争取团体更大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年中，温州商人在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温州城”、“浙江村”，这是明清浙北、皖南、苏南地区“温州厂”、“平阳棚”的现代版。温州商人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或优势，但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其自由流动和移民行为，能够在全世界做生意、办企业[6]。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更新和扩充，就是抱团的雪球效应和群体的不断重组。抱团和重组是以严格的地域作为界限，非温州籍人士根本无法融入其中，明确的群体边界形成了强烈的排他性。同时，温州商帮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时往往圈定地理界线自成一体，不愿意融入当地人的文化和社交圈，处处讲人情又到处破坏规则，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这种模式使得温州在全世界各地产生冲突，如“俄罗斯灰色清关”、“西班牙火烧温州鞋”、“罗马尼亚温商市场强制关闭”等，影响了温州商帮的形象，也对温州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突破现有的网络边界，建立开放文化体系，已成为温州商帮自我提升的重要环节。温州商帮应积极接纳外地人和外来先进文化，接受外来产品和技术，打破温州商帮与温州经济的“路径依赖”，倡导合作文化，融汇自身文化和他域文化，使温州商帮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更新和发展。
（2）建立学习机制。温州商帮的初始创业是生存型创业，现已由被动创业转向主动创业。被动创业时可以借助大无畏的勇气，主动创业时则更需要审时度势的精明和商业经营的能力。目前，温州商人热衷于参加各大高校举办的 MBA、EMBA 班，他们学习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取知识和提升自我，而是进一步扩大社会网络，通过同学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又反证了温州商帮意识形态的短视和局限。温州商帮应认清形势，主动学习。建议由行业协会出面，创办内部学习组织，组织定期的信息交流，进行“头脑风暴”；并组织温州商人与全国各地的商人进行互动。温州商帮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逐步树立新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创业理念。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温州南拳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策略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4）01―0034―03
1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问题，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彰显中国文化特点的重要措施，是传承中华5000年文明，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很多“原生态”的文化，在单一化、标准化的全球商业文化的冲击下迅速衰落，拥有这些文化的人也随之消失。
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艺与技能，以及在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它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既有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竞赛程序、器械制作等身体运动内容，又有与各民族的社会特征、经济生活、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在过去几年中，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曾经陆续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挖掘、搜集和整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保护与推广，对于弘扬、传播中华体育文明，促进传统体育文化为当代体育发展服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3 温州南拳的历史追溯
温州自古武风颇盛，在温州平阳，有“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温州苍南则流传着“李家洋的女儿会划船，李家洋的老鼠会打拳”，在南拳的发祥地之一的永嘉瓯渠，也曾流行过这样的谚语：“瓯渠雄鸡也有三路柴（柴大概指的是棍棒，意思是瓯渠的公鸡也会武功）”，那么老鼠打拳，公鸡舞棍，打的拳就是温州的南拳。温州南拳发源于民间，扎根发展在民间，是浙南地区广大民众历来喜爱的健身运动项目，千百年来盛传不衰，它是产生、发展和流行于浙南地区的主要武术流派。温州南拳的架势和风格顺应历史变化而不断变化，注重生理与实用性，在全国武术拳种中有其独特之处，被列为全国129种优秀拳种之一。
据1985年原国家体委对全国武术工作的普查要求，温州南拳具有“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特点，温州南拳通常指流传于温州地区的南拳拳种统称，主要有三大流派，刚柔拳法、五龟拳法、虎鹤拳法。每个流派中都许多南拳套路、器械、功力、推马等练习技法。据温州市温州南拳协会主席潘挺宇介绍，温州南拳现存拳种400个，如双峰拳、四门拳、三战拳、七步拳、板凳花、丈二棒等，据1985年出版的《浙江省武术拳械录》记载，“南拳刚柔拳法”中记录拳术名称：由徒手套路70个、器械套路34多个、对练套路11个。
4 温州南拳发展现状
温州南拳作为浙南地区特有地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是劳动人民在古代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并广为流传的运动健身娱乐项目。它既有着民族性、地域性和娱乐性特点，又具有技艺性、教育性和健身性作用。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外来文化”和民族自身的“言传身教”等传统观念思想影响，温州南拳这种古老的、优秀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被现代人所忽略，甚至于走向断层和失传的境地，令人痛心。特别是随着农耕文明的逐步解体，现代竞技武术所倡导的“高、难、美、新”等武术发展改革的因素影响，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发展，温州南拳的传承与推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据温州市武术协会与温州市南拳研究会资料记载，2001年温州市武术锦标赛南拳组比赛参加运动员总共8名。2003年温州市武术协会南拳分会成立，首届会员来自我市各县（市、区），共156人，其中女性5人。会员均为各地南拳尖子，多年习武，许多人在重大比赛中获过奖。2006年举办温州市首届南拳精英赛，参赛运动员80余人，大部分都是温州各地区的50周岁以上的南拳老拳师，年轻人数量较少。而温州南拳发展史上有众多的南拳名家，如陈一虎、陈郎青、陈寿喜等相继过世，下一辈没有很好的传承南拳的发展，目前温州南拳主要代表人由潘挺宇、金文平、胡松青等人，其年龄大多也在60岁以上。可喜的是2006年温州市政府把“温州南拳”列入市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温州南拳”被列为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公布了温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南拳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随着温州南拳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温州南拳的发展提供绝佳的发展机遇。
5 传承温州南拳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5.1 以人为本，活态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性是它的“非物质性”，在温州南拳这种技艺被表达出来以前，人们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只能通过南拳练习者演练、讲述来表达。因此，与物质类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度更大，所以保护的重点不应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这些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南拳技艺高超的掌握者）。2012年10月，温州市公布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许多温州南拳拳师名列其中，同时会议还决定文化部门将组织社会力量全力寻找非遗传承人，对掌握独特技艺技能的艺人进行调查、登记，明确落实保护对象，并对其进行适当经济补足政策。
5.2 客观真实，物质化传承
温州南拳属于技能与技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实物收藏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最大优势是保存方式的直观性与客观性、真实性与不可替代性。如组织全市挖掘整理温州南拳古书籍与拳决、编写温州南拳史书，收藏统计温州南拳的武术器械与练功器具等方式进行传承；另外还可组织南拳代表性传承人表演拍摄、录制南拳图片与多媒体影像，通过现代科技技术水平再现温州南拳技术风格、武术套路、练功方式，体现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传承目标。如《中华武藏》就是物质化保护方式的一个代表，全面记载中国武术的百家拳种，传递中国武术文化，表现武德风范，展现武术精髓。温州南拳可以借鉴《中华武藏》成功运作方式与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将一改传统武术言传身教，难于向世界传递的不利局面。
5.3 全面系统，整体性传承
温州南拳传承的整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能技艺体系，二是生存环境体系。任何一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多种技艺和技能共同构成的，如果置其他技艺于不顾，只保护其中的某项技艺，即使保护得再好，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完整的传承下来。温州南拳是建立在温州地域文化基础之上，融会了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集中体现了温州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世界观和人生观，温州南拳不仅包括习练方法、套路种类、技法运用、理论体系等，还包括门派典故、武术轶事、礼节仪式、练习口诀、传承制度等多种形式，它们一起构成了温州南拳文化体系。
5.4 法律保护，制度化传承
2011年颁布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政策。省市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按照《遗产法》开展保护管理工作。由各省市文化与体育行政部门牵头，建立温州南拳项目保护与传承制度，文化行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同时广泛吸纳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开展温州南拳的保护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温州南拳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措施和目标；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温州南拳项目进行资助；建立传承机制，规范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与命名办法，对有代表性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传承单位）授予相应称号，通过扶持、鼓励、命名和资助传承人。
6 温州南拳传承的具体措施
6.1 政府部门大力支持，提高宣传力度
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温州南拳文化资源的价值，加强落实法律制度或者指定规则条列，从政策上与经费上赋予温州南拳文化保护地位，特别是地方文化部门与体育部门要加大温州南拳支持发展力度，每年通过举办的“非遗活动日”、“全民健身日”开展南拳活动，如温州永嘉举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拳表演大会，温州瑞安举办的“南拳全民健身日”等活动，社会影响巨大，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保护和传承温州南拳文化的重要性，鼓励人们积极地去保护和传承温州南拳文化。同时地方宣传部门、社会媒体、南拳民间组织等要加大对温州南拳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方式传播活动，如通过网络、电视、报刊、公益广告、节庆民俗活动等来广泛宣传，使每一个温州人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识保护、传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转变为行动上的积极保护和传承。
6.2 实施“南拳进校园计划”
学校是文化知识传播的摇篮，在国家的现代教育政策下，每个人都会经过学校学习这一阶段。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大力推广温州南拳的教育健身普及活动，鼓励举办各类南拳比赛活动，实行在省市南拳比赛中获奖的中小学生进行运动成绩加分制度。地方大中小学校应该要挖掘整理具有地方特色的南拳文化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各县市区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地域优势、师资优势开展温州南拳教育传承工作，结合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这不仅使学校的体育教学内容多样化，更能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积极实施“南拳进校园”，“南拳进课堂”活动，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培养青少年练习南拳兴趣，也是温州南拳传承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6.3 加强南拳理论文化研究
为防止温州南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造成温州这一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立项南拳研究课题，开展温州南拳文化整理工作，鼓励南拳爱好者组建南拳体育与文化社团，成立温州南拳协会与文化研究会，并积极争取在温州地方高校中建立南拳文化研究机构。组织民间社团与地方高校的专家学者走访温州南拳的民间拳师，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理清温州南拳拳种，使之文字化、图片化、图像化，形成方便收藏和传承的资料，便于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开展对温州南拳文化的研究，使之形成一定理论成果，并将研究成果及时上报给政府部门，积极向政府阐明保护南拳文化的重要性，使政府在保护中加大投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门机构在保护和传承南拳文化时更具科学化、规范化。
6.4 加强南拳文化交流
市级及县（市、区）各级温州南拳协会、分会、俱乐部、基地、中心等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应在当地体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组织南拳爱好者参加各类南拳推广活动，如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举办各类南拳体育赛事，如举办青少年南拳比赛、全市全民运动会南拳比赛、女子南拳比赛、南拳推马比赛等赛事活动。积极组队参加国际级、部级、省级各类武术比赛，如参加世界传统武术节、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香港国际武术节、台湾国际武术比赛等活动争获荣誉，增加温州南拳组织与其他武术南拳组织、温州南拳爱好者与其他武术拳种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进一步提高温州南拳的演练与对抗的技术水平，加强开发温州南拳传统推马技术，制定传统推马竞赛规则，增强温州南拳观赏性、娱乐性、健身性，促进温州南拳活动的开展。
6.5 加强对南拳传承人的保护
温州南拳传承人是一个活宝库，负载着温州南拳的套路演练、招法运用、仪式禁忌等诸多信息，传承人是温州南拳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通过刻苦的学习、练习，潜心揣摩，广览博采，以超人的才智和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温州南拳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保护好传承人就是倡导温州南拳文化延续性的重要措施。温州南拳是由传承而得以延续的。传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以人为载体的，选定好、保护好温州南拳代表性传承人是温州南拳传承与保护的关键环节，乱选、错选传承人会带来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7 结论与建议
（1）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温州南拳的社会文化价值，加强落实制度管理，进一步提高宣传力度，实现温州南拳的保护和传承。（2）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地方高校要整合社会各类科研人员，加强温州南拳文化的挖掘工作，提高学术理论研究水平。（3）发挥地方学校教育优势，走“体教结合”之路，鼓励“南拳进校园”，“南拳进课堂”，加强青少年人群的培养，实现南拳从娃娃抓起的目标。（4）加强与全国其他武术流派、南拳拳种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温州南拳的健身性、观赏性、娱乐性，适当时机实现南拳的商业化运作。（5）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温州南拳事业的发展，立项专项经费，给予南拳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助。积极努力把温州的南拳项目申报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温州创建温州南拳博物馆，申报建立“中国南拳之乡”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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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第一章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1
一、 关于“文化”的界定…………………………………………………1
二、 文化的经济的作用方式 ……………………………………………. 2
三、 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3
第二章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5
第一节 温州文化的由来…………………………………………………...5
第二节温州地区经济状况概述 …………………………………………….6
第三节温州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精神……………………………….7
第三章 温州文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12
第一节 文化演变促进温州经济发展……………………………………….12
第二节 温州文化开始阻碍温州经济发展…………………………………..13
第四章 总结 ……………………………………………………….…….16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8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地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文化活动无不与经济生活相关，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先将对文化进行一般化的定义，然后结合温州文化分析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一章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文化”的界定
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
在古代中国，汉语中文化一词，似最早可以上溯到《易•彖传》之释贲卦：“小利而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郑玄注说，“贲，文饰也。”又说，“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以上文字就字面义来看，文化是人文化成，其间人处在中心地位。进而视之，则天文、地文、文明成为中国原初文化认知的三个重要范畴，以上下两体刚柔相交为文化的流变之道，以天文和地文刚柔交错为“文明以止”的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由是观之，文化的概念在它最初的萌生阶段，已经包含了精神、物质和制度文明的不同层面的阐释。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 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说，“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我们看到泰勒是将文化和文明混沌不分等而论之，他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比较先时的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文化概念。文化作如是说明不仅涉及到它的性质、范围、内容和意义，而且进化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错综复杂的总体”意味什么？它意味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的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活动，而成为信仰、信念、知识、法令、价值，乃至情感和行为模式的总和。
在20世纪初生产力迅速发展时期，1982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这个定义中文化不再拘泥于艺术，不再拘泥于过去的优秀遗产和当代的优秀思想，而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来。由是观之，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意义和意识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意义和意识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过程。生产概念的引入，证明经济在文化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社会意识的强调，则显示社会关系及政治同样成为文化走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文化既是一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合，特别是精神财富如知识、艺术和文学、教育、科学等，即社会的“高文化”——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物质的文化，又是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非正式制度和人际关系等---无形的的文化，即精神的文化。对于文化的界定实在是众说纷纭，各家自持一言，无论如何定义文化，都可以是正确的，却又难以全面而完整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定义日益复杂。
在本文中，笔者要研究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而不是物质方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也不能包含太多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论述，因此，我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任何一个地方级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往与发展的。正如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所言，“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 以及存在着日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 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足通过本能，而是经过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不论交换规则，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氛围中，人们进行交往和市场博弈，从而行成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中，文化是居于首位的，制度只是第二层次的。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话中可以看出，是文化通过人这个经济主体，使一种制度形成，那么文化通过这个地区所有的经济主体——人，影响了方方面面的制度的形成，从而使这些制度汇成一股推动力，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文化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还可以从图1中看出。图 1 显示了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方式从而分析对经济的作用方式。继承的文化（A）是指当代人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是指受社会结构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继承文化的变迁。结构环境（C）则指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失业、收入下降、资源压迫、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变化等。行为结果（D）是指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首先，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是继承的文化模式（A）和结构环境（C）。个人结果包括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和行为结果（D）。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不同的方式。继承的文化模式可以直接对个人的行为起指导作用，即图中的A→D 过程。当引入环境结构因素（C）时，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发生变化。继承的文化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后，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然后通过更改了的文化影响个人行为（D）。此时文化的作用过程为（A、C）→B→D。当然，社会结构环境（C）的变化也会直接对人的行为（D）产生影响，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不与传统的文化模式相吻合时，便改变继承过来的文化模式（A），即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而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文化作用方式：C→D→B→D。归根到底，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结果→社会结果”这样一条路径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的。
图1 文化模式、结构环境和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①
三、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化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我国部分地区就借助于地区文化优势获得了成功发展，其中温州地区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温州人精神是温州模式的内驱力，而温州人精神是温州人的共同理想、信念追求、价值取向、行为态度、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组合”。精神文化是以其特有方式对特定区域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区域社会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现实也清楚地表明，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生产、管理、营销、分配、消费、投资等一切过程和环节。精神文化这种无处不在的底蕴作用，是经济发展中隐在的深层的推动力，它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
不同的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如吴越文化、永嘉文化、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等各不相同，与之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我国文化资源丰富且地区差异明显，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地区的文化资源，培育并形成具有创新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涵特征的文化，就能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止是在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的‘明天的意义’”，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将发挥长久的影响作用。
第二章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
第一节 温州文化的由来
一、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结合
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的商业特征，与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宁波)同居全国首位。这种情况提供了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贸易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到建国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 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另一方面，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 亩产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企业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二、永嘉学派的发展
谈到温州文化，我们不能不去探究对温州文化起着强化和塑造作用的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这也是目前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密温州模式的一把钥匙。
⑴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南宋淳熙年间，温州这块曾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剪发纹身”的“南蛮瘴气”之地，出现了众多的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宋元学案》对温州当时人才辈出给出了如此嘉许：“温多士，为东南最。”而在温州众多学术派别中，始于薛季宣，形成于陈傅良，集大成于叶适的永嘉学派，也称永嘉事功学派。到南宋中期，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成三足鼎立之势。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为《水心学案》所作的按语中，这样评定永嘉学派在南宋学术界所处的位置：“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期间，遂成鼎足。”
按照学派的一般发展规律，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大致也遵循了上述脉络。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记录了温州太守留茂潜在嘉定七年所说的两段话，其中有这样两句：“故永嘉之学，比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叶适在薛、陈的基础上，一方面比较深入地清算了他们所师承的道学思想，另一方面把永嘉事功哲学系统化，从而集其大成。叶适有破有立，有体有用，既批评了道学的理论基础，又建立了功利之说的理论基础，从而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遂与朱、陆二派鼎足而立。
⑵ 永嘉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的哲学思想，最为集中地表明了永嘉学派的主要哲学观点。
其一，在自然观上，叶适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构成自然界的主要物质形态，就是五行和八卦所标志的各种物质。他提出：“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必应，求之必得。”但他认为五行八卦只是我们感官所接触的物质的表面形态，五行八卦又是由气所构成的，只有气才是统一的物质的根本形态。
其二，在世界观上，叶适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他认为物质是独立的、普遍存在的，不同的现象只是物质表现的不同形态，自然界不同的法则，只是物质具有的不同的理。他提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
其三，在认识论上，叶适肯定人类知识的来源是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的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他提出：“《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他解释《大学》所谓格物就是“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反对以主观代替客观，主张使主观服从客观。师心自用的结果，必然不能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自用则伤物，伤物则己病矣。”
永嘉学派倡导“事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讲求实效功利，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而非“以义抑利”，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这种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的冲撞与融合，经过温州几十代人的历史实践，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地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温州人在生存本能的直接驱使下，在“逼上梁山”的苦难境况中造就了“背叛”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州文化。
第二节 温州地区经济情况概述
温州经济模式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1978年工业产值11亿元，200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319．35亿元；1978年财政收入1．3亿元，2008年达到339．8亿元。
纵观温州经济的发展，其成功有三个最主要的有机联系的因素：民营企业、市场机制以及区域规模，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温州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
目前，温州企业正处于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其经济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并存。这些民营经济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占全市经济实体的85％ 以上，是温州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⑵温州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运行基础的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坚持“小产品，大市场”经过2O多年的培育与完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运行体制，市场延伸到了中国各地甚至全球。
⑶温州经济以规模经济争夺市场
温州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由于生产社会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温州的许多优势产品，如低压电器汽车配件、打火机、眼镜、灯具、服装、鞋类等，其零部件加工均由专业生产的企业承担，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温州企业的竞争力。区域性规模企业群体、区域性规模生产基地、区域性规模品牌效应，产生了区域性规模经济效益，使温州的“中小企业”具备了与大企业相抗衡的实力。
第三节 温州文化与温州人个性
一、温州文化的定义
根据前文关于文化的定义以及温州一贯性的文化特征，笔者尝试着将温州文化定义为，温州人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实用学说的长期的影响下形成的内化在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
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我们定义为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 —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作用，通过指导着人的行为，对经济体产生复杂的影响。文化的存在性，往往表现为该文化下的人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出反映同一价值取向的行为。既然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经济发展，那么温州人的特性就是由温州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可以说温州文化的特性就体现在温州人的特性上。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温州人的行为都反映出相同的文化内涵。
二、温州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精神
温州模式虽以经济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即产生在温州这块社会经济土壤之上的永嘉学派。其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哲学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对温州模式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集中体现于温州模式的创造者——温州人，温州人精神闪耀着永嘉学派事功哲学的光芒。
⑴创新精神——温州人在经济活动中敢为人先的一面，体现了永嘉学派的“求变”辩证思想，为温州经济创新注入活力
据《人民日报》1957年1O月9日报道，早在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至1957年夏季，温州各县共约1000个农业社，包括178000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的15％)参与了这一试验。这在当时是多么新奇而胆大的举动，这项试验，使温州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让他们可以让早已萌芽的商业意识通过依靠世代相传的商业智慧和技巧，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经商，慢慢地走向了市场竞争的舞台。当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下的意识形态略有松动，早已渴望大展身手的温州人便迅速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率先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探索农村工业化的路子；率先实行市场取向改革，探索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途径；率先进行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此外温州人通过犯规行为“吃了第一只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正是这种敢闯敢昌、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温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发优势”，温州人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前沿。
⑵渗透力强——温州人的精明、善于学习、渗透力强等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大海文化的精神
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结合，所以形成了温州人恋乡不恋土的意识。他们敢于四海为家、到处闯荡，善于学习模仿和渗透。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好的赚钱思路，常常会在温州人群中迅速传播。巴黎时装的最新款式和色彩，不出l O多天就会出现在温州企业家的服装生产线上；广州最新潮的家具款式转眼问就会成为温州家具企业的克隆对象。精明又善于学习的温州人，有着开放的思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率先创出了许多的产业，如服装、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通过温州的专业市场与温州人构建的全国流通管道，温州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以群落形态迅速衍生扩张，如水渗透， 并在五金、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许多产业领域占据全国主要市场份额。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
⑶刻苦精神——描述温州人勤奋刻苦的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实干、不怕吃苦的特点
艰难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温州文化鼓励人们吃苦耐劳的特点。“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绝对是温州人刻苦拼搏的最佳诠释。在温州人眼里，贫穷是因为人的懒惰，而不是没有能力，懒惰是温州人最不齿的。人人争当老板的温州人，却是人人都能吃苦的人，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开始，到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厂，他们可以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什么事情都第一个跑上去干，甚至把家都安在工厂里，这在过去的温州是很普遍的。只要有钱赚，温州人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说上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尝尽千辛万苦。这种“四千四万”的精神，就是温州人能吃苦精神的最为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这种刻苦，才使温州的家族企业遍地开花。
⑷重利不轻义——描述温州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重利重义、团结互助等特点
重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每个温州人骨髓里的观念，在外闯荡的温州人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出国销售家中生产的产品，在外又因为重视地缘关系而与同是温州人的同行团结合作，形成了遍布全世界的销售网络。温州人在外经商的数以百万计，形成的是温州商城、温州商会，而不是恶意的竞争，或者孤立的存在，这都是因为他们团结，互帮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在温州企业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生产机制，管理简单有效，促使温州企业迅速发展。这种团结和共赢的精神为温州产品走遍全世界打下了基础。
⑸排外倾向——温州人对待外地人与物质方面的态度。温州文化中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注重使温州人难以融入其他地区的文化
讲求地缘关系决定温州文化不易融汇性，温州人可以走向世界，但是难以走出温州文化的圈子。温州文化的不易融汇性，突出表现在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多以集团形式出现，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 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 即使是在温州地区，温州人也对外来人员十分的排斥，他们可以聘用外地人当职员，但绝不会与外地人合作，总是不信任非本地人。这点可以从温州人对婚姻的态度可以看出，不管是呆在温州还是走南闯北的温州人，都少有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只有开放，才能引进和吸收其它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融汇，才能使自身的地域的文化能够在保持特色的情况下，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不易融汇性，使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
⑹胆大性——温州人大胆 、敢担风险的特点，是大海文化赋予的温州文化的开放型特征，如水渗透、无所不在的精神
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在温州3 O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 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 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上世纪7 O年代中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8 O年代以后，温州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又始终翘楚国内，依靠企业制度创新， 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自主组织市场的试验场。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土地有偿转让，第一个建立民营金温铁路，以及建立了中国第一的低压电器城、中国第一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中国第一的商标城、中国第一的鞋都。另外，l 6 O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更是绝无仅有。
⑺务实作风——温州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崇尚实干、少说多做的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讲求实效功利、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朴素哲学观点。
温州的传统文化另一鲜明特征就是务实，既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也不过多理会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自始至终追求“经世致用”。“致用”的目的必然追求效益最大化，随之自然孕育了温州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千万”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不惜千辛万苦，挣得千金万银。古已有之的重商传统，认定了市场是衣食父母，利润是终极目的。
⑻坚强——温州人对待困难的态度
武林门火烧温州皮鞋的事件人尽皆知，温州商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对温州是多么大的打击，还有谁敢买温州的产品。面对危机，温州人表现了坚强的勇气，从奥康的王振滔亲自到柜台卖鞋，到成立国内第一个鞋业协会，企业走上了“质量立市”、“品牌立市”的发展新阶段，温州产品再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打响了名声，据统计，全世界卖出的30条衬衫，就有1条是温州生产的，温州打火机占世界的70%，这是温州人不怕困难的最佳证明。
⑼自力更生——温州人自力自主，凡事依靠自己的特点，由特殊的生存环境形成的自力更生的文化特点
温州人的自力更生的性格是历史“遗留问题”，温州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年年都要发生的灾害连神仙都帮忙不了；温州位置边缘，交通困难，天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皇帝想帮都无能为力。神仙和皇帝都不能帮助温州人，温州人只能靠自己来解决生存问题，所以温州人具有特别强的自力更生精神，这种强烈的自力更生精神与汉民族传统的“等、靠、要”文化截然不同。据史载，南宋年问，有位温州太守看到老百姓日子虽然艰难，但皆勤勉，各忙各的生路，很少有人找到衙门，这位太守就在方志上写道：天下太平，半年无讼事。到了当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也没有受惠于计划体制的好处，更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以至于改革开放前的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1978 年全市生产总值只有13. 22 亿元，国家30年的财政投入也只有5.95亿元。温州人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一种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他们自己跑码头、闯天下,靠手艺活一点一点赚钱,或一家人在自家办的小工厂用汗水换来财富，从不会怕苦怕累、中途放弃，带来了温州总体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话。
第三章 温州文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温州的文化也在随之而变化，有的文化随着潮流的改变，继续促进温州经济的发展，而有的文化无法适应潮流的需求，成为了阻碍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温州文化演变促进温州经济发展
一、泛家族主义影响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近年来，温州家族文化呈现发展变化趋势。早在上世纪9 0年代，王晓毅、朱成堡在温州苍南县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变化大约有两种方向：第一是家族的团体感降低，随着血缘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家庭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第二是家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增加，社会互动频繁。当代的家族制度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即由家族文化传统发展为泛家族文化。所谓泛家族文化，台湾学者杨国枢曾作了简明而准确的描述：在传统社会内，在家族中的生活经验与习惯常是中国人惟一的一套团体或组织生活的经验与习惯，因而在参与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活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概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泛家族文化对温州模式的改良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伴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的社会文化也在向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以家族为中心，以“关系” 为链条的发展方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现实中，温州部分家族企业开始发生变化，典型特征是，一些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公司业主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使这些公司不仅在股权结构上而且在治理结构上都逐渐打破了家族的垄断。温州家族式企业模式的演进目标是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提出的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地控股，业主及部分家族成员仍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家族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企业中很大部分中高层经理人员甚至总经理，都是非家族成员，基本实现了社会化。
二、中间经济组织的兴起成为温州经济新的亮点
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产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其发展形式有“部分分化”、“外包加工” 等虚拟生产方式，特许连锁、销售、网络营销等经营形式的虚拟销售方式，组建战略联盟。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日标，通过各利一协议、契约而结 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温州民营财团的出现就类似于股权式战略联盟，即由联盟成员作为股东共同创立的，拥有独立的资产、人事和管理权限的联盟组织，它一般不包括联盟企业的核心业务。
三、企业上市开始破冰
民营企业家逐步走出过去那种“不必上市”、“不愿上市”、“不敢上市”等思想误区，涌现民企“上市热”。从报喜鸟开始，温州已经有4家企业上市。温州企业上市的出发点与别的企业有很大不同，因为温州企业并没有融资困难的情况，温州的民间资本非常充裕，这些企业想要上市，是希望在上市过程中转变企业自身机制。温州许多的企业都有上市的潜力，只要他们解决好企业内部的股权、财务问题，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的的企业上市。
第二节 温州文化开始阻碍温州经济发展
一、固守传统的家族企业，渐渐制约温州经济的发展
⑴温州文化形成的家族式经营，使得企业间缺乏合作，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管理，外资更是难以进入
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对温州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秉持实利主义观念，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这座城市的人们因为人文精神的稀薄，思维模式的滞后和吸纳意识的匮乏而显得“力不从心”。温州区域文化及其观念意识不但制约吸引和利用外资，也制约了温州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温州，当初合伙做大的企业解体为若干个小企业屡见不鲜，但有相当规模的若干个企业联合组建成一个更大的企业却极为少见，2003年温州锁业的八强企业联合组成企业集团，本属企业正常的、也是当今企业日益普遍的一个合作行为，但却成为温州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特大新闻，就是一个证明。有四家电器公司组成过名副其实的强强集团，但如今也已是分道扬镳。人人争当老板，当然能够激发每个人的创业潜能。但每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每个企业的优势也仅仅局限在某个领域，这也正是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企业兼并不断、强强联合成为主导潮流的原因。而在温州，与数量众多的制造企业相对应的是，单个企业规模小，产品同构，相互之间低价竞争，自相残杀。究其原因，乃是“宁为鸡头，勿为风尾”的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在温州人看来，做个“自己说了算”的小老板比做一个“受制于人”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更有吸引力，哪怕后者为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多得多。本乡本土的企业之间合作尚如此艰难，与自己不熟悉的且比自己更为强大、经验更为老道的“洋鬼子”合作，又谈何容易，尽管对方资金更雄厚，技术更先进，管理更科学。
⑵温州家族式企业属于关系经济，随着经济发展，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温州的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高度注重。在上世纪8 0年代以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温州通过血缘或准血缘网络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温州家族制企业是植根于传统“家文化” 土壤上的具有极强适应性与延伸性的企业制度安排。温州现有的l万多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几十家股份有限公司绝大部分是由股份合作企业和家庭企业改头换面而来的，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或治理结构，与改制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主要是名称改一下，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已。不少企业仍属于“夫妻店”、“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
由于家族企业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信任总是局限在一定的圈子里，与“圈外人” 之间的互不信任感通常极为强烈。随着企业增长，尽管信任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机制，但从前的有弹性的信任可能会被脆弱的信任甚至不信任所取代，使家族企业丧失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资源。按照史晋川的看法，温州家族企业发展出来的经济模式属于关系经济而不是契约经济。从契约经济和关系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在市场半径不大、交易不足很频繁的情况下，关系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可能比契约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还要低(指每笔交易的成本)，但随着市场半径以及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契约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可能比关系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低得多。
⑶家族式经营使得企业主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十年前，因为温州人“求生”的本能，凭借“以血缘筹措资金，以亲缘进行管理”的管理模式，闯出一条“温州模式”的民企发展之路，造就了温州的多数草根农民成了民营企业主，而温州占90％比重的小农经济模式，其企业文化暨老板文化的特点也越发凸显得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文化是以名利为企业第一目标，企业主独裁式地领导企业发展，企业主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素质不高，企业管理不成系统、单凭自身喜好管理。
正因温州的企业主是为了生存才创办企业，所以创办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只是赚钱的工具，而不是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企业主的价值取向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主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当企业面临这种困境时，会因为企业主的决策而走上两个不同的分岔路，一种是企业主没有意识到企业对于社会的应该承担的责任，满足于现状，任其发展或衰败；另一种是，企业主主动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内部员工的责任，从而为自己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企业自身可以走上更高层次乃至实现长盛不衰。
二、土地情结使温州过多的资本投入到土地，制约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
许多学者认为，温州人的经济发展，与过去的晋商、徽商等很相似，许多上榜以后的行为也在温州人身上有所体现，这种商帮“贴近式发展”又让温州模式发展受到一系列阻碍。其主要问题存在于：商帮的土地情结制约温州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商帮的人格化交易特点造成温州经济的相对封闭；固有的商帮狭隘观念与缺乏产业化的文化精神导致温州产业升级受到阻碍。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投资房地产，使得一旦有温州资本进入的地区 ，房价就会疯狂上涨，当地居民望楼兴叹，对温州人更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三、人人争当老板的观念影响了温州产业组织优化。
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使得企业的强强联合难以实现。多数温州人的目标是自己开店办厂。从替人做皮鞋或在市场上摆个摊位，到投资数百万甚至上亿元兴办市场或企业，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的。温州柳市镇，专门生产低压电器的企业集团就有20多家，这20多家企业不但产品种类相同，而且档次也大体相同，可就是不能联合。这就是温州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文化所致，宁当50万元的董事长，不当500万元的副总经理。其它生产钮扣、皮鞋、服装、阀门、打火机的集群也是如此，从而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章 总结
总之，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混和，它携带着强大的家族文化的基因。温州精神必定要从温州文化积淀中寻找与归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传统温州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解决了温州企业制度变迁中众多雄题。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在温州企业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脱胎于家族文化的泛家族文化成为主要路径依赖因素。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依靠传统的家族文化已不能支撑温州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温州家族企业原有文化的不适应性日益露出来。在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影响中，必须注意其消极作用。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除了制度的突破与外在条件的完善外，必须进行文化的重构。温州企业对自身文化的超越必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富有探索精神的温州人必定在自我否定中走向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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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论文已经行将结束，本文从选题的确定，论文的写作、修改到最后定稿我一直都得到指导老师陈伟民老师的悉心指导，经常让我从困惑中茅塞顿开。他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这些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在此谨向陈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综合年鉴；《温州年鉴（2012）》；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
一、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
“《温州年鉴》是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综合性地方年鉴。旨在记载温州市经济、社会概貌和发展情况，为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了解，研究温州提供较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并为温州市积累史料。《温州年鉴》每年出版一部。”（1）即是说：《温州年鉴》是系统记述温州市的经济、社会概貌等情况的逐年编纂出版的资料性文献，旨在提供准确翔实权威的信息资料，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读者了解、研究温州提供服务，并为其积累史料。
《温州年鉴》为地方综合年鉴，其基本属性定位与学界所认定的年鉴的基本属性相近。“年鉴是逐年编纂和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2）“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年鉴性质可概括为：资料性、年度性、工具性（检索性）。资料性为第一属性，年度性、工具性为基本属性。”（3）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从《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下称“地方年鉴”）属性的定位可知：
（一）区域性是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
综合年鉴收录资料的范围是“特定区域”，即国家综合年鉴收录的是整个国家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资料，地方综合年鉴收录的是某一行政区域内的资料。区域性不仅给出年鉴收集的范围，而且对其全面性也作出了规定，即要收集记述“各方面情况”，包括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
（二）年度性是其基本属性之一
综合年鉴收录记述资料的时限一般是以“年”为限的。即上限是年鉴标示年份上年的1月1日，下限为同年的12月31日。“当然也有以财政年度、选举年度或其他统计年度为时限的。年鉴不排除历时性、前瞻性的资料主题，但一般在数量上加以限制，在编辑时通常收入特载、特辑或作附属资料处理。年鉴也不排除稳定性资料和知识性选题，但总是以年度动态信息和相关资料为主，以稳定性资料和知识性选题为辅。年鉴如果不以年度动态信息和相关资料为主要内容，就没有必要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也就不成其为年鉴了。”（4）
（三）资料性文献是综合性年鉴的本质属性
亦是与学界认定的“工具书”属性的实质性区别，二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综合年鉴到底是资料性工具书还是资料性文献的本质属性的差异。“工具书”和“文献”是有区别的，它们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工具书和文献的解释是：工具书是指“专门为读者查考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和各种事实而编纂的书籍，如字典、词典、索引、历史年表、百科全书等。”（5）文献是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6）从上述词条解释中可以看出，“工具书的主要功能是便于读者查考，具有备查性和检索性的特点；文献的主要功能在于存史性和参照性。”（7）如果将年鉴列入工具书序列，因为它不能给读者提供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的查考，那么年鉴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读者查考各种事实提供方便，仔细分析一下，年鉴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是这样的。我国年鉴的服务对象或称作读者群，主要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等院校师生、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编史修志人员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年鉴还不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年鉴的普及程度还非常低，读者不可能像使用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那样使用年鉴，读者使用年鉴的目的不是为了查考各种事实，而是查找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料，以便参考、借鉴。年鉴主要是通过提供具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大量准确翔实权威的信息资料，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年鉴的主要功能是“存史、资政、育人”。（8）
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基本属性的表述，不仅仅是其位价仅次于国家法律、法规，是方志界必须遵照执行的，它将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定位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是准确、科学的。各地方编辑综合年鉴理应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规范，突出其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的基本属性，以此提升综合年鉴的质量。
二、年鉴体例为主，辅以方志体例
（一）框架结构科学合理
《温州年鉴（2012）》（以下简称《温鉴》）卷首设有：编辑说明，阐明其鉴属性、框架、数据与部分资料出处、资料收录范围。编辑说明犹如一鉴之凡例，为《温鉴》编纂作出规范。《温州年鉴》编辑部人员和撰稿人名录。要目。温州市城区图（2010版）、温州市地图（2010版），明其记述空间范围。温州便览设有人口、区域、气象、主要指标、民营经济、交通运输、电信、环境等栏目，用数据简明介绍温州2011年自然与社会之概貌。彩版10面，10帧照片均为2011年中央、省、市领导赴温州视察、调研的动态画面，旨在说明温州地位之重要。中英目录，中文目录标示出类目、分目、条目3个层次，并将图、照、表全部进入目录，为读者用鉴提供方便。特载为2011年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工作报告（摘要）。特辑为2011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录和5个经济调研报告。大事记分为2011年温州大事记和2011年温州综合纪要。
正文为百科，设有：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机构、农村经济、乡镇、工业、特色工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经济开发区、民营经济、商业、对外经济贸易、市场、金融、旅游业、交通运输、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口岸管理、外事侨务涉台事务、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重点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事务、教育、科学、文化、文学艺术、传媒、卫生、体育、中共温州市委员会、中共温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温州市人民政府、政协温州市委员会、派和人民团体、政法、军事、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外地人在温州、温州学者论著、人物、外地媒体报道温州、县（市、区）、地方新事异闻等47个类目，（特载、特辑、大事记不作类目计）、373个分目，收入条目2454条。随文图36幅、表120张，照片412幅。
卷尾设有：2011年重要文件目录。索引和法人单位名实录。索引为主题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方便读者查阅。索引与卷首目录共同构成全鉴检索系统，其中索引3.4万字、目录8.6万字，索引比为2.5：1。其鉴检索系统文字版面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8.3%。
学界认为：“索引对年检内容的揭示程度应当高于目录、深于目录，也就是说年检索引量应当大于目录数量，而不是相反。从所占篇幅看，目录和索引的篇幅以占全书篇幅的8%～10%为宜，其中目录数量较少而版面稍宽松，索引数量较多而排版密度稍大，两者实际篇幅应大致相等，以各占4%～5%为宜。将索引比（目录数与索引数之比）提升到1：1.5至1.2的水平。”（9）按此要求考察，《温鉴》检索系统基本到位，其不足是目录数大于索引数，如果将目录中的图、表内容移至卷尾索引，并在索引中增加随文照片内容，其索引比将更为合理。
《温鉴》由卷首、百科、卷尾三个板块组成，其载、特辑为综合文章体，大事记为编年体，百科类目均为条目体，并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设计，其框架结构科学合理。
（二）以条目体式为主，辅以图、表、述、记、索引
从其形式（体裁）考察：有综合性文章“特载、特辑”，计7.3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5.1%。大事记215条。综合纪要28条，计2.26万字，为全鉴142万字的1.5%。百科类目47个，分目373个，条目2454条，计71.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52.8%。其中静态条目“概况”160条；动态条目2294条，计69.1万字，为百科75.8万版面文字的93.5%。百科综述（述体）18个分目，计1.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3%。随文表120张，计21.6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4.5%。随文图36幅，计1.4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随文照片412幅，计27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7%。其中82个企事业单位（部门）形象宣传资料5.6万字，为照片27万版面文字的19.3%，自然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当年举办大型活动和突出事件照片资料23.4万字，为照片27万字版面的80.7%。索引3.4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2.4%。
《温鉴》条目文体为主，辅以图、表、照片、述、文章、记、索引文体，具有图文并茂，文表相辅的审美要求。
《温鉴》以年鉴体例为主，方志体例为辅；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照为辅，二者相得益彰。其编辑法则值得综合年鉴借鉴与学习。
三、基本属性的成功体现
（一）年度性资料为主、历时资料为辅
年鉴姓“年”。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年度性规定了年鉴的现实性。同时说明地方综合年鉴是本行政区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鉴的特点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一年一刊。年鉴之所以需要逐年连续出版，主要是由其内容选择的年度性决定的。所谓年度性，就是选题选材以“年”为限，上限是年鉴标示年上年的元旦，下限为同年12月31日。以年度性资料为主要内容，是年鉴内容常编常新的需要。
《温鉴》特载、特辑、大事记，百科内容的大部分均为年度性资料，在其综合性文章、分目、条目之首均冠以“2011年”字样，反映年度中的特、大、新之人、事、物，其版面文字12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90%。
综合年鉴资料以年度性为主，还需以历时性为辅。现实总是割不断历史发展的，年度性资料与历时性资料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年鉴辅以历时性资料，可使年鉴更加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年度情况，并达到立体化、连续性的要求。在年鉴编纂实践中，许多年鉴都有选择地收入一些历时性（回溯性、背景性）资料，对年度性资料进行衬托；或运用历时性资料与年度性资料进行对比，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
《温鉴》在全面反映年度性资料为主的同时，在其百科的自然环境（气候分目除外）、历史人文（行政区划分目除外）两类目164条目和随文图文相辅的84个企事业单位（部门）的形象宣传资料均为历时资料，计14.2万字版面，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0%。
《温鉴》收录时断范围“以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限”（10），即以年度性资料为主，历时性资料为辅的选题选材原则有益于综合年鉴记录现实、服务现实、明鉴春秋、编鉴存史的价值功能的实现。
（二）区域性资料为本，辅以少许域外资料
区域性是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综合年鉴应以本地信息资料为本。综合年鉴是对应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的基本任务是全面收录对应地域的基本情况和重要资料。各类综合年鉴毫无疑问都应该覆盖本地域的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其栏目设置应该覆盖本地的所有领域，内容选择也应涉及对应地域的所有基本情况和大事要闻。否则，就不能圆满地实现自己的任务。“以本地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还必须有篇幅作保障，一般说，年鉴对应地域信息资料的篇幅比例应占90%以上，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任务。”（11）
《温鉴》的地域收录范围，“以温州市现有行政区划为界”（12）。全鉴除百科中“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学者论著”3个类目外，余则从特载、特辑、大事记到百科均是温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人、事、物。记载温州区域的版面文字137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93.5%。
综合年鉴在以本地域信息资料为本的同时，也应以相关地域信息资料为本区域用。现实世界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综合年鉴用适量的篇幅（以不超过总篇幅的10%为宜）反映相关地域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年鉴相关地域的信息资料汗牛充栋，又有必要以有用性为标准，严格筛选，为我所用。《温鉴・编辑说明》曰：“温州人民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学者论著等类目，主要反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和温州人的学术成就，不受地域限制。”
《温鉴》“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吉林、广西、湖南、江苏、云南、辽宁、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甘肃、澳门、四川、新疆、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肯尼亚、乌克兰、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阿联酋。”（13）以此反映2011年温州人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英国等近20个国家所创造的业绩。“温州学者论著”（14）以“题名、作者、期刊名一期数”为表栏，以表体记载温州人2011年发表在国内重要期刊上的中文自然科学类论文249篇，社会科学类论文230篇，公开出版的中文类出版物235种。以此反映温州深厚的学术背景。“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学者论著”3类目的文字量计5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3.5%。
《温鉴》以温州市地域信息资料为本，以域外反映温州人的信息资料为辅，共同反映温州人的人文精神，值得学界关注。
（三）合理选配一、二、三次文献，提升资料性文献的价值
资料性文献是综合年鉴的本质属性或称“第一属性”。资料性文献的内涵是：资料可靠、有存史价值，内容相对完整、形式多样。“资料可靠，有存史价值”，是指收入年鉴的资料一般都经过认真筛选、反复加工、严格审查和多方核对，因而较为可靠。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辞海》对“资料”一词的释义是：能够直接用做参考或依据的材料。反过来说，不能直接用做参考或依据的材料不能称为资料，而能够直接用做参考资料或依据的材料必须十分可靠。可靠性是年鉴资料区别于其他材料的显著标志。“内容相对完整，形式多样”，是指年鉴资料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满足读者使用的需要。年鉴的基本寻检单元条目一般按既定的内容要素规范编写，内容较为完整，能够为读者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15）
从《温鉴》的体例（见上文）考察：《温鉴》设类目涵盖温州市2011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部事类，所记内容全面翔实。笔者认定《温鉴》是温州市2011年度的百科全书和资料性文献。
从《温鉴》资料类型考察：
一次文献有：卷首的温州便览，特载――中共温州市委工作报告（摘要）、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温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摘要）、政协温州市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特辑――2011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温州市金融形势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城镇居民收支情况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农村居民收支情况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情况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物价变化分析报告。卷尾的重要文件目录、法人单位名实录。计9.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6.9%。其载3.7万字，为一次文献的37.7%，卷末重要文件目录、法人单位名实录2.5万字，为一次文献的25.5%，特辑3.6万字，为一次文献的36.8%。
二次文献有：卷首中英文目录、大事记――2011年温州大事记、2011年温州综合记事，卷末索引，随文表19～112、图15～36、照片412幅。计56.4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39.7%。其中随文表23.6万字，为二次文献版面文字的41.1%；随文图、照片19万字，为二次文献版面文字的33.6%。中英文目录8.46万字，为二次文献的15%，大事记2.3万字，为二次文献的4%。索引3.4万字，为二次文献的6%。
三次文献百科类目均采用条目体，为类目47个、分目373个、条目2454条。计75.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53.4%。
《温鉴》一、二、三次文献所占全鉴版面文字分别为6.9%、39.7%、53.4%。其特点是：
一、特载中的4个工作报告（见上文）均作摘要选辑，重要文件以表体记载其文号、文件标题，有效地压缩了一次文献中无效信息。“年鉴对于一次文献，不可不收，也不可多收。不可不收是因为有的一次文献权威经典，存查价值较高；不可多收是因为一次文献不论多么重要，在年鉴中也只是附属的参考资料，而且年鉴不论部头多么大，篇幅总是有限的，年鉴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密集足够数量的有效信息，不能不合理配置版面资源。那么，如何配置呢？据对国内外30种在版年鉴的调查统计，笔者以为，一次文献占全书的篇幅比例以10%左右为宜。综合性年鉴由于涉及面广，栏目及内容层次较多，篇幅较大，一般不应超过上述指标。”（16）
二、二次文献种类多、面广、容量大，所占篇幅已占全鉴142版面文字的39.7%。综合年鉴应“扩大二次文献规模。二次文献又称线索性文献，通常是在对一次文献进行再加工（概括、压缩、抽象、整理、标识、绘制等）的基础上形成。年鉴中的二次文献形式主要有文摘、目录、名录、大事记、专项年表、解释性资料、统计表、示意图、照片等。其特点是简约概括，内容直观，检索方便，篇幅小信息量大。……二次文献由于经过压缩加工，在同样的篇幅里能容纳更多的有效信息，因此，努力扩大二次文献规模，不但能有效地充实年鉴内容，使年鉴在有限的篇幅里高度密集信息资料，而且能够通过二次文献提供的追踪线索，使年鉴的内容张力得到增强。这对于强化年鉴的资料性，提高编纂质量意义十分重大。从目前地方专业年鉴的编纂实践看，将二次文献的规模扩大到占总篇幅的40%左右，是必要的。”（17）
《温鉴》的编辑实践表明，学界所提出的扩大二次文献规模，将二次文献规模扩大到占总篇幅的40%左右是合理可行的。
三、精选三次文献，《温鉴》以条目文件处理三次文献，其内容为全鉴中篇幅的53.4%，是《温鉴》资料信息的主体。
《温鉴》一、二、三次文献选配科学合理，做到控制一次文献，扩大二次文献、精选三次文献，由此广大信息量，从资料反映的层面看，既收宏观信息资料，又收中观、微观信息资料。
四、资料准确可靠
《温鉴》“所刊数据，除国家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外，均由温州市供稿单位提供，并经供稿单位领导审核。由于来源、统计方法或口径不同，不同部门提供的同项数据或不一致，虽经编辑人员反复核实，仍有一些难以统一，本着如实反映现实的原则予以刊用。如遇同一项目或名称的数字不一致的情况，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地方新事异闻的材料取自本市报刊，限于精力未作考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有中共温州市委警卫局提供。”（18）由此可窥见其资料可靠准确。
笔者认为：《温州年鉴（2012）》年度性资料信息翔实可靠、全面系统，为温州一方的资料性文献，历时性资料信息丰富多彩，域外资料拓展信息渠道，增强读者对温州市自然环境、丰厚人文资源的认识、了解、研究，其编辑体例与法则可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者借鉴、学习。
注释：
（1）（10）（12）（18）《温州年鉴・编辑说明（2012）》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承编
（2）孙关龙：《年鉴的性质和特点》，《年鉴编辑手册》第167页，线装书局，2008年版
（3）（11）（15）（16）（17）许家康：《论年鉴的资料性》，《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3～4期
（4）许家康：《论年鉴的资料性》，《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5～6期
（5）（6）《现代汉语辞典》第5版第469页、第1428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纪晓华、王荣方：《对地方综合年鉴性质的再认识》，《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5～6期
（8）参阅武星斗《试论年鉴定义的表述》，《年鉴论坛（第一辑）》第33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一个缩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温州的地域文化还有没有以往的影响和作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
在温州采访，有个寓言故事颇耐人寻味：一个外星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立即被圈起来进行展览，从中收取不菲的门票收入；在广东，他马上被人解剖了，分析他能不能食用、有没有营养；而在温州，他则竞相被人邀请去吃饭，然后问：“你们那里什么东西最好卖？”
这个故事反映了温州人的特性：不放过任何机会。他们的这种商业头脑，就来自这里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
温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书记叙说：“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在传统的“农本”社会中，这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方人，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因此，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
据史载，北宋中期，温州人口总数已有12万多户。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的土地资源更加缺少，许多人必须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农）轻末（商）”的传统观念，离土离乡，从事工商业。于是，瓯越之地就较早地形成了商业文化，人们“富贵而不务本”，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有史书描写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海育多于地产”。在南宋时期，永嘉县的商业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多。
这种悠远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商业文化，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血液，成为温州人的一种符号。有人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每根头发里都蕴藏着商业智慧。
根植于温州人骨髓里的这种“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就发端于这种“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亲帮亲，邻帮邻，很快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商品经济大潮。温州市的一位经济文化研究专家说，温州经济像一片浩茫的“灌木丛”，是在当地独特的地域环境下自发生长的，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群聚性和生命力。这就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渗透到骨髓的“文化遗传”
谈温州文化，不能不说“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学相对峙的思想流派。出生于温州永嘉县的学者和思想家叶适，集中了“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加以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一种务求实效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重大影响。
永嘉是当时温州的州治所在地。“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表示应“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
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永嘉学派”批判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民，收复中原，实现国家大一统的远大理想。
应该说，“永嘉学派”和“事功之学”，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
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虽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学术流派，但表现的却是当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遗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得到承传和表现。
19世纪末，被称为“东瓯三杰”的陈虬、宋恕、陈黻宸，就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批判“汉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达之方……空谈心性，坐视国家之穷拙”，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头，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提出变法纲领，主张“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发展现代商业，促进商品经济发育。
因此，“永嘉学派”不仅奠定了特质鲜明的瓯越文化精神，同时又为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演进轨迹和制度创新模式，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重视工商的传统文化烙印。
不弃“小土堆”的务实之风
温州的重商文化源于这里的地域环境和生存状态，是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因此，务实又是温州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存哲学，它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非常明确地说：“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他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物质是一切道德思想的载体。因此，明清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对它的是非论争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身处矛盾旋涡的温州人，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生意，鉴别一下哪笔合同“姓社”、哪笔合同“姓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这是“温州模式”不倒的奥秘所在。
然而，与叶适同时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对这种文化不屑一顾，他讥讽“永嘉学派”说：“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朱熹说的固然尖刻，但反映的却是温州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精神。
温州人从不因为“小”而不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温州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纽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开始的。实际上，温州人志在登泰山，但不弃“小土堆”，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泱泱大潮。 适应竞争环境的文化精神
“报喜鸟”西服是在我国服装市场竞争最酷烈的背景下崛起的。在谈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时，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介绍了他们几年来竞争方式的演变：数量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现在进入了设计竞争和文化竞争。
文化是经济竞争的最高形式。就企业而言，是要把企业文化融入产品，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并为广大消费者接受，成为消费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对区域经济来说，它的持久竞争力就来自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温州文化有没有这种特质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从温州人最早“包天”、“包地”和以后的各种制度创新看得出来。
“通世变”，这是“事功之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意思是说，要时时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路径选择，顺势应时，与时俱进，方能求得“真功”、“实效”。这种适应变化、主动调整的文化精神，非常适合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所以具有现实竞争力。
最近几年，有大批温州人冲破地域限制，带着资本和智慧到全国以至全球去办厂。为什么？他们是赶赴一个新历史机遇。
过去，温州有政策相对宽松的小气候，尽管他们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外地，但企业要办在温州，这里较少行政干预，没有政策风险，适宜企业生存。现在，各地都降低了门槛，政策环境已趋同，因而他们就义无反顾，走出原来的狭小空间，要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开拓市场。目前大约有160万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和全球打天下。
现在，温州企业家队伍中有一种时尚：攻读MBA，初略算算就有100多名。这是他们为应对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而作出的一个新选择。温州还流行一个新词汇，叫“幸福创业”，意思是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嫁接现代知识和国际眼光，在轻松愉快中完成“惊险的跳跃”。
“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这是温州人的能耐，也是温州文化精神所在。这种文化已经塑造了新一代温州商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温州将很快形成全新的经济格局和全球竞争的能力。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温州将再度让世界震惊。
文化，现代经济的“发动机”
文化，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现象。现代经济摆脱了资本最初积累时的掠夺竞争状态，逐步发展为融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等为一体的文明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化和知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内涵。
在经济发展动力中，思想观念、人文资源、文化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促进作用空前突出。观念处于文化的核心层，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人文资源比原材料和能源更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文环境决定经济环境、经济效益。我国商品经济发轫较早的温州，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优势，但温州历史上有重商传统的“永嘉学派”，温州人长期延续下来的商业智慧，构成了“温州模式”的文化底蕴。同样，“苏南模式”的形成与吴文化（有人称水文化）流动、开放的传统内涵不无关系。河北省盐山县大力开发“徐福千童文化”，近几年受此影响而签订的合同和外资额占到全县总量的40％左右。
商业文化的内涵有四个方面，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其中起载体作用的是商品文化，它包括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与文化特色———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潢、商标、广告等。以服装业为例，我国和意大利同为服装出口大国，意大利靠先进的服饰文化和名牌，赚取的是高附加值，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每吨服装的换汇额高出我国5．8倍。近年来，我国服饰文化空前活跃，“服装＝面料＋文化＋市场”的公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不仅国内市场成衣率大幅提高，而且出口创汇额增加到年200多亿美元。从产业文化的意义上说，产品价值取决于产品的文化品位，产业的发展取决于产业文化的先导。因此，必须大力提高经济组织的文化品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把智力和知识注入到产品开发之中，提高文化、科技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提高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
在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中，消费文化的比重日趋扩大，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从出行骑自行车、摩托车到租车、买车，从家用电器老三件、旧三件到新六件，此起彼伏的消费文化潮，不断赋予经济形态以现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温州的全国第一
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实践者：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的文章，时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睛一亮，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同年5月，经上级批准，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年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问世。
第一座农民城：1983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苍南县龙港镇。当时，这里只是鳌江边的一个港区，没有居民，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主动请缨，要求到这个新镇工作，得到县委批准。1984年8月，经过一番艰苦的宣传发动，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干部、职工有2000多户，筹集资金1．2亿元。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就此启动了。
第一例行政诉讼案：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苍南县影剧院公开审理“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赔偿损失案”。这是全国第一起农民运用法律手段指控县政府、法院依法受理并公开审判的行政诉讼案。这场官司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
第一个在海外开办商品市场：1998年7月，50多位年轻的温州人飞越千山万水，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开办了一个专业市场——中华商城。这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专业市场，主要销售服装、皮革、眼镜、电器等商品。通过这个市场，使我省的大量名优小商品流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体系。
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1991年春节前夕，常年在外地跑供销的温州人王均瑶和一帮朋友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多公里的漫长路途中，王均瑶的脑袋中颠簸出了一个念头：包飞机。同年7月28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叩开了中国民航局的大门，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飞机的先河。
“永嘉学派”与“事功之学”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认为“利者为义之和”，主张义与利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叶适是“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思想，还吸收了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的事功之学，逐步建立起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体系。
“事功之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事功之学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其二，在政治和教育上，事功之学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实政与实德双修”，认为杰出人物的“实德”是在“实政”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 福州旅游资源丰富，品位较高，但旅游形象不突出，没有形成真正的旅游品牌，使其在旅游 市场 中缺乏竞争力。该文运用旅游学和传播学、电视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对福州“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然后探讨了如何充分运用电视这一 新闻 媒体进行旅游品牌的宣传和推广。
1 福州“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和传播的重要性
1.1“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必要性
福州 历史 悠久， 文化 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 统计 ，福州拥有旅游资源种类约为50种，旅游资源实体数量达到275处。在福州市众多的旅游资源中，一、二级（优、良级）的旅游资源景观就有近40处，三、四级旅游资源景观所占比例较大，等外级资源较少，这说明福州市旅游资源景观资源丰富，品位较高。与之不相称的是，目前福州市旅游业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中仅处于中等水平，这主要和福州市旅游形象模糊，旅游产品间缺乏关联度有关，造成一流的旅游资源优势一直不能直接转化为旅游 经济 优势。
长期以来福州城市形象不够突出，没有形成真正的旅游品牌。福州旅游业一直缺少高起点、可操作的旅游规划，使得目前旅游资源呈现小而分散的开发状态，难以形成整个城市的旅游氛围和旅游精品，即便是福州人引以为豪的四大文化旅游品牌也因缺乏整合，而使得这几大景点的外地游客接待量与它们的实际旅游价值不成正比，“有人流，没客流”是福州旅游发展的尴尬之处。《福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福州旅游形象的现状分析是：(1)旅游品牌缺乏竞争力，旅游形象不突出；(2)多元化的旅游形象塑造，不利于形成整体旅游形象；(3)福州市旅游形象与市场联系不紧密，不易识别和推广。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作为福州旅游品牌的载体 ——“温泉之都”。
1.2“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可行性
温泉旅游作为一种集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温泉旅游开发将会给福州带来巨大的商机和 社会 效益。福州市无论从温泉资源、温泉文化到温泉 管理 ，都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温泉之都”。
1.2.1 温泉资源得天独厚
福州温泉主要分布在市区中心、郊区及所属的永泰、闽侯、闽清、福清、连江等 5县（市），具有埋藏浅、流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特点。在福州市城区的东北部，有一条北起树兜南至王庄，西自五一路、五四路东达六一路晋安河 ，南北长五公里，东西宽 1公里，面积达 5平方公里的温泉带，在市中心拥有这样集中的温泉带，这在在全国大、中城市是罕见的，资源优势具有不可比拟性。
1.2.2 温泉开发利用历史悠久
福州温泉开发利用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传承 lo00多年。清康熙年间，福州已出现了营业性澡堂；1930年代，福州出现了装修华丽，规模宏大，服务齐全的澡堂。福州温泉文化独树一帜，留下许多诗歌、戏曲、散文、摩崖题刻、民间传说等，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3 温泉 管理体制 完善
福州市在全国最早建立了完善的地热动态监测系统，最早成立地热管理委员会，最早颁布了温泉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最早实现温泉的集中供应，在温泉水资源管理和相关技术上都有着相当的优势。
1.3“温泉之都”旅游品牌传播的紧迫性
2003年4月，广东恩平被
受众对品牌概念的接受总是先入为主的，在目前“温泉之都”这个称号还没有形成对某个地方的特指时，如果福州市能以强大的宣传攻势打出“温泉之都——福州”的概念，受众一旦接受了福州是“温泉之都”，那么他心目中的福州就是唯一的“温泉之都”。反之，如果让其他城市抢先一步，那么这小小的一步之差，将来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2 “温泉之都” 旅游 品牌 传播 电视 广告策略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知识”的温州人凭着硬实力赢得了先机；
未来三十年或更久，“没文化”的温州人想在倚重软实力的时代游刃有余，就要把接班人培养成市场经济中的“正规军”
“温州人管理企业真的不怎么样，但他们很会合作，很会赚钱。温州人很讲契约，很讲诚信，但他们不会把这些写到法律上去。”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如此解构“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他将温州模式”文化内涵中的矛盾归结为“新文化和老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被公认为中国最具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温州人，其实很江湖。
然而在温州人近三十年的发迹史中，他们的市场思维和江湖行为似乎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温州经济模式“富有东方色彩”的理由，但这注定是温州人总要比其他人面对更多褒贬的原因。
市场导向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全部历史几乎都在记录贫瘠。南宋年间，一位温州太守曾经说过，温州人一年的收成只相当于湖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而温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只够湖州人吃一顿稀饭。
耕地资源稀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温州穷困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穷困则为温州人造就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重利事功观念。早在南宋时期，以温州本土哲学家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便提出了“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哲人的独立思辨，倒不如说是对永嘉民意的概括总结。
当代温州人几乎集体承袭了永嘉遗风，所以在今日温州人的履历中，“经商”是一个出现几率很高的关键词，而为了赚钱，温州人个个肯于吃苦、敢于冒险且甘于小利。
改革开放之初，十万温州人拎着各式小商品在全国跑市场的故事，如今已被理论界视为温州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有专家说，那些推销员是促成温州经济崛起的第一批能人。
事实上，温州人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早的一批冒险家。一个温州人这样对《小康》讲述他的“发家史”：他曾经穷得一文不名，但是现在已经靠倒房赚得身家千万。他的办法是，用借来的5万元向房主交上定金，并承诺一月内全额付款，随后每平方米加价1000元立即向外出售。在付款期限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将房卖出并获得了十几万元的差价，继而便是投机与财富积累的循环。
温州人经商从来不嫌利小。一位经营打火机配件企业的温州商人说，他的工厂只生产打火机中的弹簧和滑轮，产品的利润薄到“一毛钱卖给你好几个”。但就凭着如此微利的产品，他已经赚得了几亿元。“能卖钱的东西我就做，不管赚多赚少”，温州人如此积累财富，温州因此中小企业遍布。
温州人并没有因“利”舍“义”，在市场观念的引导下，他们很乐意为将“利”、“义”间的关系调和至效能最大化而努力。一位自90年代初开始创业，如今已在全国行业内稳坐第一把交椅的温州老板总结说，“我们留住客户的经验就是义利合一。在做生意的同时，一定要和对方建立感情。客户来到温州，我们一定会不计成本地接待好，把他完全当作朋友来看待。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明知一个客户没有发展潜力却仍然这样做，那就会把自己搞死。”
说白了，义更像手段，利才是目的，“我觉得这是温州人的风格。”这位老板如此概括。
江湖色彩的方法论
对于温州人群体，外界普遍持有的一个积极评价是“抱团”。“温州人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洪振宁说，“现在全国170多个地市级以上的城市都有温州商会，200多万在外温州人就是靠这些商会和亲戚朋友实现的全国化。北京人、上海人出国前要先学好外语，而在国外的温州人，有些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国立足，靠的就是亲帮亲，朋友带朋友。”
据一位熟悉海外温州人生活的温州企业家介绍，在美国的温州人社区里，一个新来的温州人凭一口温州话和一张温州身份证就能创业。他说，刚到美国的温州人如果没有钱生活，那么他可以投奔当地的温州商会，温州同乡会为他凑钱盘下个餐馆或便利店。赚钱之后，他只需每年连本带息还清一个同乡的债务即可。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法律程序，通常没有人催账，更没有人赖账。温州人“抱团”凭的是信任，而信任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本，无疑又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省去了难以计量的经济成本。
“在融资方面，温州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他所指的融资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民间资本。“任何企业都离不开融资，我们在周转不开的时候也会借个一两千万元。只要有熟人介绍，借钱一般是很容易的，留个身份证复印件，担保人再签个字，就这么简单。有时候和朋友借，连利息都不要，纯属帮忙。”
并非所有温州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能达到“义气”的程度，但几乎所有温州人都坚守温州生意圈里的社会规则，在一些人眼里，这种江湖道义甚至比法律更为重要。一位温州市民告诉《小康》记者，他的一个朋友欠了银行50万元贷款，银行多次向他讨要都未能收回。“银行的人说你就是借钱也应该把欠银行的钱还上。我这位朋友说，欠了朋友的钱还不上，我就没有信用了。”宁愿失信于银行，也不能失信于朋友，对于友人此举，这位温州市民用“很有道理”作评。温州人的江湖气质如是。
温州人惯用的体制外手段常有歪门邪道之嫌，但却常收体制不及之功，比如80年代初温州“能人”们教会全国商人的“回扣”策略。“有人认为温州人搞回扣是行贿，但这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温州人就是通过回扣策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堡垒，使温州的商品打入了国营商场。”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尽管市场经济中的草莽路上另有风景，但是当温州人把逐利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时，他们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接受一套通用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市场游戏规则是必须要做的事。
浙江圣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纬，在向《小康》介绍他的企业时，特别说明了他在上海建立分厂的目的。“上海那边的工资、保险、福利等等标准会高一些，但我们还是决定在上海建厂。以后中国的企业会像国外一样越来越正规，法律会越来越健全。企业应该有前瞻性，我们就是要提早走正规化的道路，在上海建厂就是要感受一下正规化的氛围。”
财富中毒病
温州的地方文化多少带点媚富斥穷的狂傲。
温州的狂傲是有“资本”的。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奔驰、路虎、保时捷列队行驶是常有的事。温州市有出租车3300多辆，据说，当地的宝马车与这个数字大致相当。
每一年，在外经商的200余万温州人会源源不断地将赚到的钱汇入温州。据温州市委的一位官员介绍，温州市委相关部门在2006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春节前一个月内，全国各地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温州的资金高达330亿元。
“这些流入温州的钱，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消费方面，所以肯定会对温州的商品成本产生影响。”这位官员分析：“比如温州的房价比一线城市还要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温州有强大的现实购买力支持。”
在距温州滨海园区不远的一片工地上，四座住宅楼正在建设中。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小区的房子设计得“很烂”，所以每平方米只卖2万多元。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区相对好些，那里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售价是4万多元。
在众多有钱人和强大购买力支持下的温州物价，无可避免地成了这座城市“媚富”的象征，而它所具有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对穷人和外人带来的心理打击。
“在温州生活，成本很高，而且压抑感很强，因为到处都是千万富翁，一般人会觉得自己是个小不点，心理压力太大。这是温州独特的城市文化。”圣邦公司董事长姜纬认为。
“温州人很爱显摆，在买房、买车、结婚这些事上喜欢攀比。”一位温州市民坦言，“不过攀比也是挣钱的动力。”
在攀比动力的驱使下，温州人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挣钱，而一些人挣来的钱又成为另一些人挣钱的动力。这个循环，如今已经成了温州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温州的有钱人好像都很忙，除了赚钱没有时间做别的，赚钱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
温州大多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大剧院等等，都集中于新城地区，有些虽然已经投入使用，利用率却相当低，因此始终崭新。
有知识，没文化
“有知识，没文化”是洪振宁总结温州人特点时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温州有大量的制鞋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很多人连小学都没读下来，他们的人文修养确实很差，但是说到做鞋，他们却能讲出很多东西。如果说知识等于信息加思考，那么这些每天研究鞋的人就是制鞋领域里的知识分子。”洪振宁更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总结温州和温州人的成功经验。
“温州人办企业说不出什么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知道应该把长板做得更长，并且借助别人的长板弥补自己短板的不足。温州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商业智慧，总是把新的创意变成新的生意。”
洪振宁的话有温州人的成功和温州经济的繁荣为证。
然而，“温州人的素质普遍比较差”，这是身在温州的外乡人时常提起的一句话。“温州人家家都装修得非常豪华漂亮，但是很多人却在街上乱扔垃圾。”安徽籍的出租车司机小杜说，“可能是因为财大气粗，温州人的脾气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经常被他们骂。”
这种可能会排斥外部人才的人文环境，对于温州的发展来说，显然并不可取。
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小黄把这些问题归因于温州人教育背景的苍白。“最初创业的那一辈温州人学历方面都不是很好，小学毕业已经是不得了了。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大老板，据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文化生活》第四课第一框的内容，具体探讨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基本特征，认识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传统文化的含义。
2．明确传统文化继承的主要内容。
3．把握传统文化的相对稳定性、鲜明民族性和顺应变动性。
4．阐述继承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
（二）能力目标
1．归纳和阐述问题的能力。结合具体情境，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归纳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特征，培养分辨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能力，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2．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追寻温州的传统文化足迹中，感受温州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延续，结合温州传统文化具体事例体会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把理论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追寻温州的传统文化足迹”的自主探究活动，使学生关注、参与文化生活；感悟温州的悠久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自觉性，同时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热爱家乡，主动自觉做家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教学难点：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特征
【教学方法】
1．情境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特定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知识在合作交流中生成。
2．合作探究法：利用小组合作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流，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观点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
二、课堂实录
【导入设计】回忆童谣
播放温州童谣视频《送松糕》：松糕松糕，高又高，我请阿叔吃松糕。松糕厚，送娘舅，松糕薄，有棱角，松糕实，迎大佛，松糕松，送舅公，松糕烫，务好藏，松糕冷，务好打，松糕烂，送阿大，松糕燥，拜镬灶……
师：大约早在五、六千年前，散居于海中的瓯人，便开始在温州这块土地上定居生活。温州先民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繁衍生息，掀开了瓯越历史的第一幕。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温州形成了特色的瓯越文化，遗存历史文化古迹非常丰富。刚才的童谣《送松糕》，耳熟目详，使我们儿时的记忆又慢慢清晰起来。你了解我们家乡的悠久传统文化吗？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追寻温州传统文化的足迹。
（点评：在导入环节中，借助温州《送松糕》童谣视频导入新课，稚嫩熟悉的声音唤起学生儿时的记忆，为追寻温州传统文化足迹打开了一扇门，为这节课的顺利进行铺垫了情感基础。）
【新课教学】
片断一：追寻足迹
活动探究：温州历史文化悠久，四大组同学分别搜寻温州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现状，来见证我们温州传统文化的足迹。
师：现在让我们一起分享交流成果，先请第一大组负责传统习俗的同学来展示。
生1：温州的传统习俗很多。如我们温州人端午时有吃粽子、划龙舟习俗。记得小时候还有撞蛋、抹雄黄酒，清明时吃清明饼、踏青扫坟等习俗。而现在很多传统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消逝，很可惜！
师：刚才同学的介绍又唤起了我们美好的记忆，那么负责传统建筑的同学呢？
生2：我们温州市区，我知道的有鼓楼街、江心屿、朔门古街，还有五马街。不过朔门古街和五马街的商业氛围太浓了。
生3：我来补充一下我们组的，我知道还有东瓯王庙、墨池、池上楼。尤其是对东瓯王庙的修建，为我们提供一个纪念温州始祖东瓯王、追溯家乡历史的场所。
师：看来我们同学知道的还真不少。下面谁来介绍一下温州的传统文艺？
生4：我来说。我上次和我们课题组的同学去参加调查拦街福活动，对温州的传统文艺还是有所了解。有永嘉昆曲、鼓词、瓯绣、平阳木偶戏、乐清黄杨木雕等，许多都被列入部级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生5：温州的传统思想有永嘉学派、叶适的事功学说，还可以从南宋状元王十朋以及刘基、孙诒让等著名人物上得以见证。叶适的思想还是我们温州人精神的源头，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
教师结合学生以上的介绍，归纳分析知识：
1．传统文化的含义。
2．传统文化的继承（表现）：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
（点评：以“追寻温州传统文化的足迹”，作为任务驱动实现合作探究学习。通过学生搜寻介绍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延续，让学生了解文化的继承性。这个问题的设置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促进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片断二：解读传统
活动探究：自西周制《周礼》后，数千年来，凡婚嫁无论议婚步骤或迎娶仪式，都必以“六礼”为基础。古代的温州婚礼习俗，从媒妁、开合、议聘、小定、大定到迎亲，大致也是沿此礼俗。
(1)纳采（男家向女方送礼提亲）
(2)问名(男家问女方的生年月日时辰，卜吉凶）
(3)纳吉（卜得吉兆后与女家订婚）
(4)纳征（男家送聘礼给女家）
(5)请期（商请女方确定婚姻）
(6)亲迎（男子赴女家迎女，举行结婚仪式）
探讨：1．古今温州婚嫁习俗有何异同？
2．我们的婚嫁习俗与西方国家有何差异？
3．从中可看出传统文化在今天具有什么特征？
生1：我们温州现在还保留着有媒人提亲，也要先定亲，送聘礼，再男的到女方家里迎亲。
生2：-些人也要问时辰、卜吉凶。个别地方定亲时还有小定、大定，很繁琐、浪费钱财。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一些繁琐的仪式都省掉，简单多了。
生3：虽然古代和现在都有送聘礼，可现在的聘礼送的很阔绰，最少的都十万左右。现在还要到民政局登记结婚，有结婚证。
生4：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婚嫁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一般是上教堂举办婚礼仪式，还有牧师主持婚礼，感觉很庄重圣洁。而我们的婚嫁礼仪很明显带有中国的特征……
师：从同学们刚才的回答中，可见我们同学对温州习俗的了解。那我们温州现在还保留着西周以来的一些礼仪，这说明传统文化在今天具有什么特征？
生5：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传统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保留着基本特征，同时，它的具体内涵又能够因时而变。
师：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婚嫁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又说明了什么特征？
生6：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师：即使身处海外，也会让我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
温州传统婚嫁习俗随着社会不断变动，不断满足人们的要求，又说明了什么？
生7：传统文化如果一成不变，会起消极作用，必须要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才能起积极作用。
（点评：设置婚嫁习俗情境，以“解读传统文化的特征”这个问题，作为任务驱动实现探究式学习，通过问题层层设置，使学生在探讨中自然而然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有效化解了教学难点。）
片断三：扬弃传统
辩一辩：将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进行辩论。正方观点“温州传统文化是财富”；反方观点“温州传统文化是包袱”。先分小组讨论，准备辩论的事例和观点。选出4位学生进行现场辩论，在允许的情况下，其他同学可以进行场外提示。
观点一温州传统文化是财富
它架起了我们前进的阶梯，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为我们的精神提供了栖息之所。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我们的生活将失去精神家园。
观点二温州传统文化是包袱
它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钳制着我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控制着我们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制约着我们的价值取向。
生1：我方的观点认为温州传统文化是财富。没有传统文化哪有今天的瓯越文化，今天的文化都是由传统文化一步步发展来的。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温州这些丰富的传统建筑和文学艺术，不是财富，那是什么？
生2：我反对正方的观点，我方认为温州传统文化是包袱。一些传统会蒙蔽人的思想，从而得不到发展。如重男轻女思想，还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等。
生3：对方辩友，请注意，我们坚持温州传统文化是财富，是有前提的。传统文化中是有一些消极的不合理的内容，但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说，它更多的是财富。积极的内容是主要的，消极的是次要的。
生4：我想请问正方三辩，如果回到古代的重男轻女思想社会里，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上课吗？恐怕只能呆在家里绣绣花了吧？
生5：古代女子也有读书的。
师：刚才正反两方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其实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什么？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面对传统文化，要分辨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如我们对长辈的孝敬。但对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必须“移风易俗”，自觉地加以改造或剔除，如封建的愚孝思想。
（点评：这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教师采取以“辩论”为载体突破教学重点。课前通过分组、明确角色分工。通过对“温州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的辩论，促使思维碰撞，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继承观，化解认识上的误区，也让学生学会更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培养学生分辨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能力。）
片断四：感悟传统
方案设计：在搜集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从追寻温州悠久文化的足迹过程中，同学有何感悟？谈谈你的想法。
并就如何利用家乡的传统文化为家乡服务设计一份方案。（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并利用课外时间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课开展）
附：学生的活动形式：
①编写《温州民间故事》、《家乡风俗习惯》、《温州传统小吃》、《温州名人故事》等小册子，提供给有关文化部门与旅游点。
③为社区群众策划一次温州民间文化艺术表演或传统文艺活动。
④开展题为“追寻温州传统文化的足迹”的讨论交流会，并制作展板进行展示。
【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追寻温州传统文化的足迹，感受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继承。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文化就像血液一样浸润着我们的心田，我们的生活需要文化，我们的成长呼唤文化。而传统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跨过悠悠历史长河依旧指引我们的生活实践，我们有义务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也需要借助先进的传统文化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点评：在课堂结尾部分，设置“感悟传统”环节。让学生谈课堂感悟，在如何利用家乡的传统文化为家乡服务方案的设计中，并利用课外时间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课开展，使学生实现知行合一，强化做家乡优秀文化的传承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不仅仅完成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对课堂来说也是一种情感升华。）
三、教学反思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强化课程资源意识，提高对于课程资源的认识水平，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更好地实现课程改革目标。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社会现实的乡土资源，将其引入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在教学中既能拓展、深化学生已有的知识，又能向学生传递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成为课程开发的重中之重。
1．关注学生生活体验，挖掘地方课程资源。
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充分意识到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意义所在：一方面，超越狭隘的教学内容，让身边的生活和经验进入教学过程，让教学“活”起来，使学生在生活中体味文化，在文化中感悟生活；另一方面，改变了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为知识的共同建构者，也开阔了教师的教育视野，转变教师的教育理念。
2．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培养合作探究能力。
在整节课中，学生自始至终处在探究活动的中心地位，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探究过程，充当一个搭建脚手架的角色。整堂课围绕温州传统文化，设置“追寻足迹”“解读传统”“扬弃传统”“感悟传统”四大环节，教师针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设计探究活动。在此过程中，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指导者和学习伙伴，学生则更充分地参与到课堂，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小组成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从课内到课外交流，共享学习成果，感受与他人讨论、探究的乐趣，体会合作学习带来的成功。
3．把握课堂教学契机，凸显学科德育功能。
在课堂教学中我及时把握契机，有效地发挥了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通过这种充分发掘家乡传统文化资源的自主探究活动，使学生进一步接触和了解社会，加深了学生对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他们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在利用家乡优秀传统文化为家乡服务的方案设计中，并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时间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课开展，使学生实现知行合一，强化做家乡优秀文化的传承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堂课虽然经过充分准备，但在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在学习中，部分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在本课中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个别学生不知所措，学到的内容不能形成完整体系。
【专家点评】（林月周，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政治特级教师）
《传统文化的继承》教学，关注思想政治学科的学科味、生本味，课堂教学中又注意时时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总的来说，本节课有以下几个特点：
1．注重生活化设计，教学思路清晰。本课的教学思路非常清晰，在处理上尽量简化、淡化知识掌握，重在感受。从教学的实际效果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完成了设定的目标。“情境问题”互动教学和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激发了学生热爱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
教学设计力求以生活化为目标，理念新颖，选材恰当，内容充实，很好地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课程理念。在教学过程中采取高效课堂小组探究，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通过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实例，尤其是温州传统文化，摆脱了空洞的思想政治理论说教，使课堂回归到了学生的生活世界，生活主题和课程内容实现了有机结合。另外，在课堂中教师也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通过情景和实例培养学生发现生活、体验社会的兴趣；通过合作探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好的课堂不是教师把学生感动，而是学生把教师感动，课堂给学生机会，学生就会收获一份进步，也会给教师一份感动，这样在课堂中学生就会创设许多生成性问题，也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机智。
2．关注学生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注重生活和知识的结合。文化内容重在感受，本课教学紧扣课标和教材的要求，结合地方特色，引用温州地方传统文化进行教学，对于其他地域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感受不深，但对于本地学生来说触动很大，在实际教学中效果不错。但要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老师对当地文化背景要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在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区域文化；高校；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87-02
一、温州市高校创业教育现状
（一）“物化主义”取向
中国创业教育源于就业压力，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推动，而非主体发展的高层次需要。温州市高校的创业教育也越来越功利化，为了学校特色教育而教育。因此，高校创业教育逐步产生了“物化主义”取向，即注重创业园的建设，以指导学生对微型企业的创办，目的在于培养“速成式”企业家和企业。很多老师和学生对“创业”的理解极为狭隘，认为实体经营是创业的唯一形式。这种将成败定格在实体的物化现象忽视了创业教育所应包含的创业精神、思维和能力。学校的创业教育应该不同于社会上的以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的就业培训，更不是一种“企业家速成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教育，应该是着眼于为未来的几代人设定“创业遗传代码”，以造就具有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1]。
高校创业教育应将实用性和长远性并重。或许“物化”现象是创业教育发展之路的必经节点，它可以让外人在表象上感受到创业教育的成功与否，但是，教育不应有过多的功利性色彩。2010年，教育部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概念，指出要“面向全体学生，结合专业教育，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突出了创新在创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高校创业教育的未来方向。
（二）创业实践机会贫乏
高校创业教育的落脚点是实践性，绝非“理论”取向、“物化”取向。“物化”取向是将创业实践归结于实体企业，而创业实践是将创意、知识等以行为模式展现出来，落脚点是行动，两者不同。目前，温州市高校的创业教育的瓶颈在于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
创业教育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学子走向创业一线，通过亲力亲为的行为模式，将知识学以致用。它给予创业者知识和技能，引导创业者独立兴业提高就业率。而独立兴业并非一蹴而成，前期的大量相关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很多应届毕业生都有自主创业的意向，但不知如何将所学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在大学生自主创业中，缺乏项目资金、目标市场投放不准确、创业经验不足等因素到直接导致大学生创业机会的少之又少。
当今，高校创业教育主要局限于创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创业计划竞赛的指导和就业层面的指导。例如，温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接受着创业教育课程，又如，《温州经济专题》、《中小企业创业实务》等，但是这些纯理论的知识并没有得到学校、老师在实践上的进一步牵引。相反，“挑战杯”创业大赛的氛围及其浓厚。所以，创业教育必须注重过程的实践性。
（三）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
创业教育是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人才需求变化的要求。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在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帮助当代大学生积极树立创业意识，对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现象十分严重。
美国的创业教育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涵盖了从初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的正规教育[2]。而中国的创业教育仅局限于商学院等某个学院而非所有学院，无法将创业教育与各学科建设紧密联系，缺乏系统性。例如，温州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具备较完善的化学理论知识、较强的操作技能和一定的科研潜能，但由于缺乏创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就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如果只注重创业教育而忽视了专业教育的基础性，缺乏专业性和技能性，那么，学生的创业之路也将短暂结束。专业教育凭借自身的深度性和专业性让学生在社会上博得一席之地，因此，创业教育必须建立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许多大学生的目标就是创业，迫于急切的心态，在掠取完善的、系统的专业知识之前，便早早地进入社会锻炼，以至于荒废了学业，如此一来，创业梦想就止步不前了。
二、区域文化对创业教育的影响
（一）区域文化是创业教育的源动力
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多半以“区域文化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认知。区域文化对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更是引领着该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教育。
在实践中，区域文化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整个区域文化的支撑。就温州市来讲，永嘉学派传统中蕴涵着丰沛的创业理念，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背景下，凝结成了新时代的创业文化，从而激发了温州市民众创业致富的创业精神，使得温州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探讨温州市高校的创业教育，必须结合温州市的区域文化。创业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区域，并且总是有来自该区域的人参与。温州民营企业有着异常的活力，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温州的区域文化是创业型文化。而温州市的企业家在创办企业、创造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业过程中又翻过来不断地强化了温州市人民的创业精神，反哺着温州区域的创业文化。
涂又光先生提出著名的“泡菜理论”，即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区域文化好比泡菜汤，它影响和决定了其中的创业教育的精神风貌和发展行为。高校是区域的教育机构，也是区域文化的中心。高校长期浸润在区域文化之中，烙有区域文化的的印痕；同时，高校也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在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且创新、创造是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创业教育又是创新创造最有力最直接的载体。所以，区域文化是高校创业教育的原动力。
（二）区域文化定势创业思维
文化对人的思维定势表现在它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过程，决定着人的思维联想。区域不同，文化不同，由于文化的思维定势作用，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文化差异。
温州精神主要集中在风险承担和行动领先上，使得温州创业之人喜欢创造型创业而非改进型创业。从第一家民营企业到今日被动的金融改革，佐证着温州创业文化的“创新精神”。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改进型创业亦非不可取，“捷径创业”可以给予大学生创业者更多的便利。温州企业主要偏向于制造业，缺乏科技领域的成功企业。这种特定的区域文化氛围，影响着在温学子对于创业项目的选择。缺乏高科技产业和深厚科研能力的氛围，使得温州高校学生的创业项目偏向于最基础的服务或制造领域，如服装店。而温州高校的创业教育在创业方面的引导也偏向于创业竞赛和基础服务业，对于高科技领域的涉猎微乎其微，极少有学生通过专利产品创业。更有些许同学依靠家族企业来创业。
三、对策
（一）课程资源区域化
虽然中国高校创业教育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优秀模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旧缺乏对本土创业教育资源的挖掘和使用，尤其是在结合区域资源方面展开的创业教育研究更显不足。迈克尔波特曾经说，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3]。温州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在全国都极具代表性，浓缩着无数的创业资源，如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及其背后的企业、创业之路。这些极富时代感和说服性的实例是温州特有的、最直接的资源。这些资源是创业教育最直接的载体，所以，课程资源区域化在温州市非常具有可行性，甚至可以将这些企业家聘为客座教授、荣誉教授等，将自己的创业感想和成果在双向交流的方式中传授给学生。
理论研究环境的改善、教育改革的需求和课程本身的发展都驱使我们课程资源区域化。当然不能拒绝外来课程的合理因素，相反必须借鉴外来优秀创业元素，我们只需将其原来的比例下调一些。
（二）细化创业教育目标
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只有一个：培养大学生创办企业，即“物化主义”现象。但随着学科建设的完善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其培养目标已变得不单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创业知识，指学生先要确实地掌握创业的理论基础。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而言，这是一个巩固专业知识，学习实操知识，扎实基础的阶段。对于非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而言，这里的创业知识便不仅仅包含浅层的创业知识与经济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还包括专业知识。二是创业实践，鼓励学生创办企业，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当然，模拟运作（通过相关创业软件）也是提高未来创业成功率的有效途径之一。三是创业创新，通过自己独到的预见性见解从事一个新产业的创业，或者以一种新的模式在现有产业中创业，凭借“人无我有”的创新优势博取市场的青睐。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政策意味着公民在做这些事时，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有政策的保障，避免了诸多不必要的障碍。因此，它对创业教育及大学生创业有着不可估量的正能量。
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对创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直接影响着高校创业教育的质量。温州从永嘉学派始，就有着浓厚的创业文化。政府和社会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如开展创业培训有补贴，自主创业有奖励等，但这些远远不够。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创业启动资金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学校的创业补助最多缓一时之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小额贷款对于大学生创业者基本不现实。同时，大学生在技术、人脉和社会经验等方面严重欠缺。因此，政府只有不断完善创业政策，切实加大创业教育扶持力度，将帮助落实到大学生创业者亟需的地方，惠及到学校学院甚至个人，创业教育事业方能活跃展开。
参考文献：
[1] 向东春，肖云龙.美国百森创业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03，（2）.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温州高校；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在构建创业型的温州社会背景下，温州高校创业教育新思路的探讨
收录日期：2011年12月8日
自从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创业成为大学生选择的重要途径，也是新形势下自主就业的一种选择。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顺势开展创业教育、创业策划大赛和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等创新之举，试图让高校的创业教育成为高校发展战略的特色而作为品牌吸引媒体的关注。为此，温州高校培养大批量创新创业的高素质人才是服务于温州地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温州高校担负着构建创业型温州社会的重要使命。同时，温州高校如何培养创业型人才是高校领导、教师及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温州高校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和创业实际情况的调查
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迄今为止真正谈得上成功的并不多。由于缺乏创业精神、初创企业管理经验、市场运作策划能力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持等因素，大学生创业举步维艰。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本文作者组织了一项对“温州高校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研究”调查，从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设计1，250份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内容，调查显示：1、在对创业认知方面，70%以上的不了解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及创业团队对创业的重要性，低年级学生对创业认知明显不如高年级，女生对创业认知明显不如男生，90%以上的女生认为创业与她们无关；2、在对创业感兴趣或在从事创业实践活动的学生进行访谈，他们认为创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依次是创业能力、社会关系、优秀的创业团队、创业经验、缺乏创业指导师的指导及创业资金；3、温州高校创业教育存在的不足依次是创业培训师、校企结合的培养模式、系统性创业教材、学校创业的文化环境、创业实践基地。
二、温州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及成功创业的新思路
温州高校秉承“温州精神”这种特殊的地域创业文化，在创业教育方面走在全国高校前列，主要从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创业资金、创业团队四个方面着手实现创业教育，从创业理论和创业实践两方面设计创业教育课程和科学评价体系；同时，为了达到较为成功的创业教育，在创业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加大投入，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校企合作及其他合作模式，使温州高校创业教育模式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一）温州高校要创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校园文化。创业教育的校园文化是普及创业教育的有效手段。1、通过教学楼前的条幅、教室走廊的宣传栏的图片、文字等相关创业内容的设计和安排而营造创业氛围；2、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定期举办创业计划书大赛和有关创业内容的辩论赛，进而到系级举办和校级举办各类有关创业大赛；3、定期邀请高校内外的教授、专家、企业家给大学生讲授创业应具备的知识及企业家技能，特别是企业家当年初创企业时积累的经验及草根创业的原动力，邀请温州地区乃至全国成功的创业人士到温州高校组织创业学术沙龙，让学生积极参与；4、参加温州高校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大学生和学校指导师定期举行交流并分析解决面临创业的现实问题；5、以创业文化为主题的励志教育，达到激发创业激情，加强和提升创业意志力。总之，以各种方式营造创业气氛，普及创业知识，提升创业能力。
（二）有完善的创业教学体系
1、有一支富有特色创业型的师资队伍。教师是创业教育运转的主力，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成功实现创业教育的关键。温州高校硕士学位以上的年轻教师占较大的比例，温州高校以较为优惠的政策吸引这些教师并聘为创业指导师，让他们接受国家创业权威培训机构培训，同时让他们到温州创业比较成功的企业挂职锻炼1～2年，高校颁发创业双师型教师的聘书，高校创业双师型教师担任两种职责：一是从事创业理论教学；二是做在学校从事创业的学生的创业指导师（一个创业指导师带3～5位学生），对创业指导师工作纳入教师的业绩考核体系。
另外，温州高校要利用温州优秀企业家比较多的优势，聘请创业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作为客座教授或创业指导师进高校给学生讲课或办讲座，但一定要给相应报酬，而不是虚名或名誉；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年度考核以作为奖励或继续聘任的依据。因为有比较高素质的创业指导师，才能产生创业教育的品牌效应，就会更好地营造创业文化及氛围，更好地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也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温州高校创业基地。
2、各专业要开设创业课程，有较完善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和实施创业课程是成功实现创业教育的重要途径。温州高校在创业教育方面要做到点面结合，点就是抓重点，面就是要全面普及，大学一年级学生要进行创业意识培养，主要方法通过创建创业校园文化，开设创业基础理论课教学，让学生初步了解创业的基础理论和创业精神，激发学生创业激情。大学二年级对学生进行调查分类（需要专家评估），有一部分学生对创业有兴趣，创业动机比较符合现实且具备创业特质（如草根创业的原动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整合资源能力较强、对市场有一定的洞察力，即把握机会能力较强，有一定的冒险精神等）。把这些学生（创业型）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设计科学的培养计划，培养方式是设计5～8门专业创业课程，3～5名学生配上一名创业指导师，并让他们进入高校创业园，参加创业实践活动，让这些重点培养的学生享有更多的高校创业教育资源和机会。其方法有：（1）让大学生直接与校外企业合作创业，可以与中小企业合作，以技术、智力支持，教授参与指导；（2）学生可以利用假期到中小企业实习、实践、积累企业管理和创业经验；（3）学生可以与温州大型企业内部组建创业团队；（4）大学生调查正在创业企业，撰写创业方面的论文。
3、建立科学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目前，温州高校对创业教育只是初步的探索阶段，要进一步发展创业教育，构建和评估大学生创业理论和实践教育教学体系迫在眉睫，建立对创业学习有科学评价的机制，才能建立学生创业的动力和激励机制。
温州高校要建立大学生接受创业理论和实践教育教学评估体系，学生接受创业课程教学、参加各种创业大赛、创业讲座、学术沙龙、加入创业园中创业工作室的创业团队、或利用假期到中小企业实习、实践，积累企业管理和创业经验等，都要纳入专业培养计划（涉及到学分、优秀毕业生、奖学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等荣誉和证书的颁发，以虚实结合激发学生创业激情，提升创业素质），让学生的行为实现更多“自我动力”向更多“超我动力”的转变，从而实现创业教育的成功，达到提升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目的。
（三）校企合作：大学生创业学习与实践的新路径。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有更强的生命力；实践只有理论的指导，才能更好更快地创造奇迹。温州中小企业相当多，正在创业过程中的企业也比较多，它们为温州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温州的高校没有更好的利用温州的资源，为大学生创业实践创造最有价值的创业学习基地。
1、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业教育实践方式。（1）创业教育实践的“引进来”是指高校引进具有创业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企业高层到高校聘为兼职创业指导师或创业教授。他们可以与大学生沙龙互动、办讲座，也可以到大学生创业基地指导以解决创业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甚至上创业课，让他们把宝贵的创业经验、经历与同学们分享，以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激发大学生创业激情，让学生学到更多的创业知识和经验，从而提升创业能力。但兼职创业指导师或创业教授要安排一周两天在高校上班亲临指导并能帮助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及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2）创业教育实践的“走出去”是指派遣大学生到正在创业的企业里去实践，获取创业知识和经验，以提升创业能力。要安排大学生在一周三天到正在创业的企业里去实践，同时企业要为大学生安排创业指导师，在实践中学习创业知识、经验，提升创业能力。大学生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或专业技能。
2、大学生中“家族企业创二代”的培养模式。温州高校中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浙江省，浙江省大部分企业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家（创业者技能）的培养。浙江大部分家族企业属于传统产业，在新形势下都面临转型升级，故学术界和企业界把“富二代”定性为“创二代”，对在高校的“创二代”进行创业教育和实践有着许多资源优势，能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
建立“家族企业的创二代”的家长委员会，利用其实现校企合作。在大一新生刚进大学时就进行家庭情况调查，确认是“家族企业的创二代”的学生，就与家长联系，要求他们到学校共商建立“创二代的创业班”事宜。一般情况下，家长是非常乐意的，与他们商议“家族企业“创二代”培养模式，其中理论教学开设的课程、企业家和教授的专题讲座，主要在学校进行；实践教学到家族企业实习、锻炼，积累创业经验。
（四）加大创业教育资金投入，建立创业基金，评估创业项目。学校和各学院要加大对创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做大大学生创业教育基金。各学院可设立以赞助企业冠名的大学生创业基金，用于扶持大学生开展各类创业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对温州高校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创业项目，要经过由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高校创业指导师组成的创业项目评估专家委员会对大学生的创业项目进行评估，审议的创业项目可以申请创业基金。
三、小结
构建创业型的温州社会是温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是再造温州模式的战略举措，在积极探索创业教育过程中，温州高校担负着创业教育重要的历史使命，只有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创业型人才，构建创业型的温州社会才有可能。创业教育只有从创业理论和实践教育两方面作为抓手，才能实现成功的创业教育，在创业理论教育方面，关键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创业型师资队伍；在创业实践教育方面，要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同时，温州政府和社会要加大对高校创业教育的支持和关注力度，对高校的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业给予激励和帮助，为创建创业型温州社会集聚更多的资源和智慧，让再造温州模式再出奇迹。
主要参考文献：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一、征文议题
本届年会将以“互联网+时代的管理会计信息化”为主题，同时兼顾其他热点内容，将重点研讨如下议题：
1.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2.政府会计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3.内部控制与IT风险管理研究及应用
4.审计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5.XBRL企业内部运用案例研究
6.“互联网+大会计”时代的会计信息化新发展
7.财政部会计信息化新法规实施与应用
8. 会计信息化技能认证及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研究
以上仅为参考性议题，在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和应用范畴内，作者可根据研究成果自行拟题，欢迎会计信息化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提交相关论文。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将组织评选年会优秀论文。
二、征文事项
1.征文截止日期
2016年6月10日（以论文发出日期为限）。组委会遴选后在2016年7月10日前发出正式的会议论文录用通知和参会邀请函。参会回执请务必于2016年7月20日前发至会务组。
2.征文注意事项
（1）应征论文应当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2）应征论文被会议录用后将在中国会计学会网站、中国会计视野论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版 网站上登载，同时将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并向《会计研究》《中国管理信息化》《财务与会计》《会计之友》等杂志推荐发表。
3.提交论文的内容与格式要求
（1）页面设置A4纸；（2）文章标题（居中，三号黑体，上下各空1行）；（3）文章作者（小四号宋体，居中，作者之间用空格）；（4）单位、邮政编码（小五号宋体，居中，后面空1行）；（5）“摘要”（五号黑体，顶格），摘要内容（小五号宋体）；（6）“关键词”（五号黑体，顶格），关键词（小五号宋体，下空1行）；（7）以上项目的英文内容，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字号与中文部分相同，文题、“Abstract”、“Key Words”加粗；（8）正文（五号宋体，单倍行距），标题（黑体），图表分别按顺序编号；（9）“参考文献”（五号黑体）；（10）作者个人信息单独一页（作者姓名、性别、职称、工作单位、通信方式（联系地址、邮编、电话、传真、E-mail地址））。
4.论文提交要求
通过电子邮件提交word格式论文。电子信箱：。邮件主题为“中国会计学会第十五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征文”。
5.联系人：陈丹妮老师：0577-86596211；15067851757
应里孟老师：0577-86595931；15158550788
孙玉甫老师：0577-86599345；15258683890
6. 通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温州大学城市学院会计分院
邮编：325035。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龙舟文化 传承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9；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76-02
多年来，多数学者从文化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龙舟竞渡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微观方面的探讨，认为无论龙舟文化如何发展变化，它始终继承了鲜明的民族品格，以及纪念屈原并使之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凝聚力的特点。而从宏观层面着手进行整体性的龙舟文化传承与机制研究则不是很多，此文力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把浙江温州区域龙舟竞渡作为现实考证，着重对温州龙舟竞渡文化的历史沿革、受制约的深层动因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传承的机制进行梳理、分析与论述。
一、龙舟文化的传承
（一）关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龙舟文化内涵
学者任国瑞认为：龙舟竞渡的起源是汨罗，同时此为中轴逐渐向周边辐射。而江立中认为：龙舟竞渡的发源时期是在原始萌生，形成传统，逐渐划入时代，大致的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龙舟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商品性质的龙舟竞渡的氛围日渐浓厚。
（二）关于浙江温州区域文化研究
浙江温州处于沿海领域，龙舟也是当地的传统文化。以温州区域文化研究来辐射龙舟在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可操作性。从区域的性质，即在一般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也就是把普遍的、民俗的、民族的有关文化的原则、观点、规律与理论应用到区域文化中来。区域文化行政地理与自然、文化地理的关系，与地方文化、地方情感有关。其中，有学者对温州区域文化现实图景进行过剖析，呈现出温州的基本特征为：稀薄的人文精神和厚重的实利主义、飞奔的运作方式和滞后的思维模式、膨胀的自恋情结和匮乏的吸纳意识”等，相对这一区域的龙舟研究的记载则占少数。
二、龙舟文化传承机制探讨
（一）龙舟竞渡发展状况
1.政府高度重视。温州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所确立的发展体育产业的有关政策措施，温州市政府予以积极贯彻和落实，为发展温州体育产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09年11月9日，浙江省体育局起草了《浙江体育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征求意见），其中谈到工作任务中的运动休闲业指标时明确表示，要充分利用各省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重点在杭嘉湖、宁温舟沿海地区打造以游舰、帆船、高尔夫、海钓、山地户外运动等项目为片区特色的运动休闲基地，带动地市级运动休闲产业的发展，再次为温州发展体育产业创造了政策环境。同时，温州市委市政府在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以发展运动休闲、体育健身服务、竞技表演为重点，努力打造一项品牌赛事、两个知名品牌、三个特色产业圈”。这充分表明温州市委领导在文化强市建设中对体育赛事的重视程度。
温州市政府在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中也明确要大力发展龙舟运动，即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主体赛事；努力申办中华龙舟大赛温州站比赛，举办端午节温瑞塘河龙舟拉力赛等，足以流露出温州市委对温州举办主体赛事的支持与决心，为后期温州主体赛事的运作创造了具有保障性的政策环境。
2.参与主体人员情况。温州龙舟运动的参与者主体主要为其附近县市的居民，其次才是邀请赛，还有省外、境外参赛队；从年龄结构分析，参与龙舟竞渡的人群主要为青壮年；从职业划分上分析，主要是以私人老板为主体，学生、个体经营者、离退休人员、公务员为辅助。温州几乎每个村都有龙舟队，龙舟队中的成员都是本村村民，但是有些请外援去参加龙舟比赛。
3.经费消费与来源情况。龙舟运动相对于其他集体运动项目来说投入成本较多。经济的来源成为阻碍龙舟竞渡长效发展的内在原因。实际的调查显示，龙舟竞渡的开展除了政府短暂的支持外，基本上靠的是爱好者的接济，经济收入的渠道较多，种类繁杂。
龙舟竞渡筹运的资金较多，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造龙舟，在竞渡中，组委会会提供相对应比赛的龙舟，但是参赛者平时还要训练等，也得有几艘自己的龙舟，况且一些沿海地带还有一些延传的龙舟习俗，一些地区还有游船等习俗，这些费用基本上需要龙舟队自理。（2）修龙舟，赛前、赛中、赛后都要对龙舟进行翻修。（3）比赛消耗，包括无形的与有形的实质性的消耗等，这一开销主要包括队员的队服、食品以及比赛中锣鼓的消耗等。
（二）2012中华龙舟大赛（温州站）
2012中华龙舟赛（温州站）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中心、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中国龙舟协会、浙江省体育局、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体育局、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温州市龙舟协会承办。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温州站的比赛中央五套进行了全程的直播，这也是温州在近些年举行的比较大的赛事。
温州站比赛为2012中华龙舟大赛的第五站赛事。有来自广东、湖南、贵州、福建、江苏、吉林、香港、浙江的16支龙舟队参加比赛，其中12支男队，4支女队，共计432名运动员。我市参赛的有温州港澳世界华人龙舟俱乐部队、瓯海飞龙龙舟队和瓯海女子龙舟队3支队伍。
（三）温州龙舟竞渡发展的制约因素
1.“斗”的问题。最初体现出来的是在龙舟竞渡前、竞渡中以及竞渡后的一些管理问题。
2.迷信的原因。龙舟，从我国的伟大诗人屈原殉国为起，龙舟就在百姓生活中作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来相传与学习，相传至今的百姓生活中如摆香案、请“香官神”等代代相传，不时沾染了一些迷信的色彩，龙舟竞渡前的祭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安全的角度分析，这种祭祀也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
3.强制摊派、事主牟利。沿海区域，较多地方借着造龙舟之名来大搞摊派，摊派的金额不定，给当地百姓与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还有的地方甚至用武力威逼村民交造船费、摊派费等。现实生活中，政府的相关管理机构也经常接到举报去调查，但出于安全考虑往往是没有人敢出来作证，因此这种事屡屡发生，也因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而不了了之。一艘龙舟一般造价在1.6万元左右，加上其他的费用总计要8万元左右。这些都是要靠当地企业、村民集资以及摊派得来的，如平阳郑楼有一家企业就曾经被迫出资6000多元“赞助”过4艘龙舟。
三、研究结论
龙舟竞渡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逐渐向着我国体育产业群中一种朝阳产业的形式发展。龙舟竞渡是龙舟文化深入百姓生活中一种形态，而赋予龙舟文化的灵魂应该是龙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龙舟精神。这个赛项在沿海地带拥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每年端午来临前，当地的百姓都会把龙舟竞渡作为一项重要的事情来做，可见，龙舟文化的传承需要在政府正确的指领下，当地政府职责的遵守下，企业、私人爱好者以及一些民间力量的支持下，才能在群众生活中有效、长效、见效地发展。以龙舟为品牌，以龙舟为载体，以龙舟为产业，综合文化、旅游、体育、产业为一体，做温州的山水文章，那么温州的龙舟文化将会前程似锦，更好地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1]倪依克.当代中国“龙舟现象”的社会文化学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27（6）.
[2]温州自治区博物馆 [M].北京：北京文化出版社，1988：28.
[3]卢元镇.希望在于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兼论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向东方运动会转型[J].体育文化导刊，2003（10）：16-19.
[4]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5]王国强.岭南龙舟文化[D].广州：暨南大学，2006.
[6]张建世.中国的龙舟与竞渡[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7]李瑞歧，杨培春.中国龙舟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8]陈丽珠.中国龙舟活动的发展及“龙”文化特征[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1）.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互联网信息错综复杂，到底哪些才是真实的声音？
我们的用户，能否每天都听到最亲切的乡音？
在与海外温州人和华文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温州官员经常听到这样的诉求。
68.89万侨胞，生活在全球131个国家和地区，创办了44家华文媒体、60多家华文学校，餐馆、企业不计其数，文化和商贸之间的往来，架起了温州与世界合作交流的桥梁。
2016世界温州人大会，再一次让世人见证了在海外温州人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世温会，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更好地传播城市形象和文化，如何凝聚在海外温州人的力量、资源，加强情感交流，调动海内外华人的热情和智慧，齐心合力加强温州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的新课题。
我们的成长，让世界惊艳
作为对“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号召的积极响应，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应运而生。这也是以城市文化为载体，打造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尝试。
2016年2月23日，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正式上线，现场与英国普罗派乐（propeller）卫星电视台、欧华传媒集团、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法国“欧洲华人街网站”、法国华人卫视等8家海外华文媒体签订合作协议。
该平台面向温州在海外的所有华文媒体实行信息点对点传播。自上线以来，平台受到广大海外华文媒体的普遍欢迎。海外华文媒体纷纷入驻，覆盖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尼日利亚、捷克、阿联酋等多个国家与地区。在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进程中，这张温州城市的“文化名片”，正逐步扎根全球。共享平台的新生与成长，让世界惊艳！
共享平台由温州市委宣传部牵头建设，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温州广电传媒集团负责内容注入，东海网负责技术研发及运营维护。作为温州市委宣传部2016年度的一项重点创新工程，共享平台的宗旨就是通过高效联动，提升城市文化的全球传播力。其实质，就是一个专业媒资库，通过互联网技术，快速集纳新闻、文化信息，每天定时更新，为海外华文媒体与合作成员免费提供专业、权威的内容，有效提升海内外连通的效率，有力宣传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传播了浙江好声音、温州好声音。
共享平台沟通海内外的运作模式，在全国地级市中尚属首创。
我们的声音，让世界听见
2016年9月16日上午，2016世界温州人大会主旨大会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市委书记徐立毅说，同饮瓯江水，共叙家乡情，温州最大的品牌，就是温州人共同缔造的“中国温州”、“世界温州”；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海内外温州人共同拥有的资本源、信息源、人才源和科技源；最核心的发展动力，就是海内外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和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大会期间，共享平台以专题形式集纳各类世温会报道和温州社会、经济、文化信息，及时向华文媒体统一供稿，共同向世界发出来自温州的声音。
平台中共享的视频内容主要来源于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广播、电视栏目和当天的新闻拆条，图文新闻资讯则主要来源于温州纸媒以及相关网站。除此之外，温州各级政府、各部门网站平台的信息，也是平台获取内容的重要渠道。平台的内容类型，有温州新闻和舆情大事，也有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旅游美食、新人新事等。平台打通了温州各报、网、台、新闻APP之间信息传递的“卡口”。在内容设计、话题引导等方面专业到位，同时在形式上注重渠道整合、资源整合。在语言上分普通话和温州话两种，为海外温州人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有效保障舆论引导的权威性与丰富性。
自浙江省推行“三改一拆”以来，为及时澄清谬误，共享平台马上采写有关稿件，及时向社会和海内外传递客观真实的声音，让海外受众看清了事实真相，凝聚了对“三改一拆”政策的共识。通过此次联动，共享平台确立了权威信息的专业形象，同时与华文媒体之间及时、高效、同步发声，让绝大多数毫无依据的谣言在海内外舆论场上消弭。
我们的温度，在世界传递
“没想到通过西班牙媒体也能看到温州最新的动态信息！”2016年9月26日，在西班牙工作的温籍华侨汪先生打开手机上的西班牙侨网APP，惊喜地看到了“温州文化”的专版内容。这些来自家乡的最新、最有温度的信息，全部来自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
根据统计，目前通过共享平台，华文媒体每月取用图文及视频新闻的数量近百条。相当一部分华人媒体已经建立每天登陆平台下载音视频和图文稿件的机制。此外，欧洲华人街网站、西班牙侨网等，还通过专区汇集和介绍温州文化历史新闻资讯。
2016年7月5日晚餐时间，法国一个家庭的女儿正在家看法国华人卫视的电视节目。“你是温州人，我是温州客，我是阿达，么么哒！”“哦，爸爸妈妈，你们快来，那个会说温州话的非洲小伙又上电视啦。”7月，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门户网站――东海网的自制真人秀节目《阿达么么哒》正式登陆法国，通过法国华人卫视告诉所有华人，这个在温州留学的外国学生的生活、学习、交际方式，鲜活地展现正逐步丰满、多彩的时尚温州都市形像。他皮肤黝黑却会说温州话，会和温州人交流，不停地行走，与不同的温州人相遇，与不同的故事线索交集，与不同的温州环境相融，通过他的镜头你能看见当下正在发生的时尚温州的故事。
平台建立起上传信息人工核验机制，确保上传的信息真实、客观、有价值。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目前城市间营销角力的新领域。共享平台本土化，可鼓励和引导媒体以市场化方式，与海外华文传媒开展合作。传播方式本土化，宜精准定位传播对象，以海外华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声情并茂”地讲述温州故事，展示温州形象。
事实说明，向国际社会传播温州形象，温州的新闻、电视节目、风俗民情等元素构建的温州文化，更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比如电视栏目“天下温州人”、“归雁”、“温州经济报道”等深受海外华人的喜爱，除了《阿达么么哒》，下一步如《百晓茶馆》等富有温州特色的电视节目的播放事宜也在积极磋商中。
我们的探索，依然在路上
共享平台加强与海外华文媒体的日常信息互动，海外华文媒体将海外发生的新闻信息发送至平台，联接起海内外温州人的信息传播热线，进一步凝聚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之情，使温州人在海外商会建设、经贸投资领域的动态信息，在本土媒体上及时，有效提升了海外温州人在内地的影响力。
9月23日，温州市举行“传奇温州・精彩故事”全国媒体看温州分组采访活动。其间，温州市委宣传部向全国媒体介绍了正在建设中的“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经过7个月的运作，截至9月中旬，该平台已陆续与30家华文媒体建立了互动协作。依托专业媒体资源与技术力量，服务全球华文媒体同行，输送温州文化与新闻资讯，共享平台已成为温州市同步国内外信息的桥头堡与舆论阵地。
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得到了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点赞与鼓励。坚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传播温州好声音、温州好故事”的平台宗旨，并以平台为纽带，通过华文媒体等合作机构，把更多的温州故事、温州亮点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温州、爱上温州。
If latest data is correct， there are about 680，890 Wenzhou natives now living as immigrants in 131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world. Altogether， overseas Wenzhou communities operate 44 Chinese media and 60 plus Chinese schools. Restaurants and other businesses set up and operated by overseas Wenzhou natives are numerous. The data may sound dry and boring， but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do overseas are actually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Wenzhou and the world.
In the past， the media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Wenzhou often wondered how they could reach out effectively to the overseas Wenzhou communiti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news on people and events of the hometown. The overseas Wenzhou people also wondered what to read and what to believe in face of overwhelming 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vying to get their attention.
One solution came about on February 23， 2016. On the day， a website was launched in Wenzhou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all the Chinese media to put up their contents for all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general and Wenzhou communities in particular. It is also a media center for overseas Chinese media to visit and access hometown news and events and carry them free of charge to their overseas reader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eight overseas Chinese media in Europe signed up to be part of the platform and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local media in Wenzhou.
Sponsored by the Wenzhou People’s Government， the platform has its daily information input from Wenzhou Daily Group and We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Group， and technically maintained by East China Sea Website. This platform，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is a key projec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t aim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Chinese media and reach out to Wenzhou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 The platform updates news and reports regularly every day and provides overseas Chinese media and other partners with free services. The website is considered a good channel to make hometown voice heard overseas.
Wenzhou Radio & Television Group provides videos for the platform. The videos are from the daily coverage of radios and television studios under its flag. The contents not only cover latest development in news but also glimpse into local lifestyle， culture， history， tourism， food， people and events that appear in media headlines. The audio files that go with the videos are done in two versions： one in standard Chinese mandarin and the other in the Wenzhou dialect，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to-understand regional tongues in the country.
Local newspapers and the websites they operate provide text and photo content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websites are also a key source for information for the platform.
The platform has been successful. It is eagerly embraced by overseas Chinese media. When the platform celebrated the first six months， it had 30 overseas Chinese media from US， UK， France， Italy， Spain， Greek， Portuguese， Nigeria， Czech， and UAE to share information on the platform.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经济 文化 发展失衡 温州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本文提出所谓发展失衡，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和文化不能两者兼顾、相携并行，一者明显落后，且差距逐渐扩大，导致一脚轻一脚重的现象。依我国社会的现状，常表现为重经济而轻文化，使得发展缺乏底蕴，而发展可持续无从谈起，最终使发展滞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表露出这中征兆，笔者试就其中较为突出的温州做一浅析，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广泛思考。
一、经济快速发展如轻车快马
温州经济发展有其特色，所谓的“温州模式”即是以“务实肯干、轻装简从、转向快捷”著称，因此其发展速度很快。从1978年到2012年，全市GDP从13.2亿元增加到3650亿元，增长了276倍；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1.1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839亿元，增长了615倍；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14719元，增长了130倍；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81年的422.6元增加到2012年的38601元，增长了91.3倍。收入水平一度列浙江省第一。
与此同时，温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42.2：35.8：22.0转变为2005年的4.1：54.3：41.6。温州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
二、文化徐徐而动如老牛拉车
温州历来有着悠久的耕读文化传承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化底蕴不可谓不深厚，但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发展却被忽略而明显滞后。
（一）文化发展指标落后
2009年，温州在浙江省11个市社会发展相对水平比较中，排名第9位，教育卫生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虽居全省第1位，但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筑面积却排在第10位。
2010年， 温州市社会发展水平在全省11个市中位居第九。相对领先指标6个，其中3个指标发展水平居全省第一；相对落后指标14个。其中，文化方面，教育卫生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继续排在全省首位，但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筑面积却跌至全省最后一名，同居末位的还有每万人口人才资源数。
2011年， 温州市社会发展水平在全省11个市中继续位居第九。相对领先指标4个，相对落后指标14个。除教育卫生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坚持排在省内首位外，每万人口人才资源数、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筑面积同样坚守在末位，而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一项，又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排在了全省第10位。这一年，温州与省内其他主要城市相比，社会发展不仅显出明显的颓势，且差距呈现扩大态势。
（二）文化设施建设落后
文化设施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反映。温州文化设施建设主要指标，即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筑面积，在浙江省也是处于“垫底”位置，且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甚大。见表3。
表3 2011年温州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筑面积在浙江省的排位
（三）文化经费投入不足
虽然，温州的教育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大，但人均教育经费等投入却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农村居民人均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等指标都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分别排在第7、6、11位。
（四）落后的观念与浓厚的宗教迷信
从精神崇拜方面看，温州从古至今都有很浓厚的迷信氛围。瓯越素有 “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的传统。基督教在温州也很有“市场”。今天，在温州的乡村，到处可见各类大大小小的庙宇、教堂。这些庙宇和教堂都是民间自发修建的，每座建筑物的筹集资金都在几十万以上，甚至有上百万元。有的地方，一座宗教建筑物的建设费用可以建设五座希望小学。而温州人宁愿用自己的血汗钱去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以此来求得心灵上的慰籍。这些宗教迷信活动不仅麻痹了温州人了，也阻碍了温州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综上可得出，温州因经济发展较快，在资金投入方面并不落于人后，但由于观念和执行力度的松散，导致文化发展难如人意，其弊端已一一显现。
三、人才资源匮乏如无源之水
（一）人才培养乏力
温州在教育上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总体教育水平还是处于全国和浙江省平均水平之下，这直接体现在其人口文化程度的落后上，见表1。
表1 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温州市人才储备无法保证，2011年，其各项人才相关指数在浙江省排名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率排第9位，专利授权指数排第8位，每万人口人才资源排第11位。
更直观一点，以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中坚力量，即25岁以上人口为考察对象，温州的现有人才力量也是非常薄弱的，见表2。
表2 2010年温州2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从表2中可看出，，温州25岁以上人口的文化素质不高，主要以接受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居多，约占总人口的82.37%，而接受高中（中专）和高等教育的分别只占9.85%和2.61%。
（二）科研人才缺乏
温州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底子很差，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温州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问题主要靠外聘人员来解决，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靠引进人才来解决。但至今，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人力资源不足仍然是温州前进的软腿。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温州居第39位（杭州9，宁波17），但人力资本教育竞争力排名列第50位（杭州15、宁波37），人力资本投入指数排名列第53位（杭州12、宁波19），人力资本素质指数排名列第98位（杭州16、宁波48），不仅在全国范围来看，人才培养力度大大落后于城市整体实力。就是在省内，与杭州、宁波也有较大差距，从近几年来看，比之省内其他主要城市也已有不足。这就直接体现在科研人才的紧缺上。
在浙江省社会发展的评估中，温州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每万人口人才资源、每万人口拥有医生等指标都远离全省平均水平，分别排在第10、11和第10位。
四、经济转型发展如空中楼阁
温州社会的失衡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极为严重的，在人才匮乏的大前提下，所有抓转型、促创新、求发展的努力都如空中楼阁，基础既不稳，干什么都是事倍功半。这一负面效应已经逐步给经济发展造成难以跨越的阻碍。
温州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4月13日的温州，一场央视主办名为“探路温州金融改革”的论坛上，出席人数最多的并非官员、学者，而是温州当地草根中小企业家们。他们中的很多，甚至是站着听完整场论坛。
惊喜，疑虑，乐观，悲观――面对3月28日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消息，企业主们内心五味杂陈。
李建江，温州一家打火机企业负责人坦言，在去年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买原料，他借了300万的高利贷，利息三分。而中小企业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抵押物。
有着同样遭遇的是刘顺峰，去年他的企业建设新厂区，但由于银根收紧，银行压缩了他的信贷规模，最终他借了近亿元的民间资金，平均利息三分，这直接导致财务成本占到企业成本预算的10％左右。刘顺峰说，幸亏自己的企业生产的是光纤通讯核心器件陶瓷插芯，利润比传统行业高出几倍，否则早就吃不消了。“如果银行能解决，我要省掉三千多万资金。”
像李建江、刘顺峰这样热切关注此次金融改革的温州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关心改革能多大程度帮助他们走出困局。
金改，关乎他们的命脉。
2011年9月以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借款，出现企业主“跑路”、跳楼自杀现象，引发民间借贷危机。危机迅速蔓延至浙江、江苏、内蒙古等其他地区。
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缓解温州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举措，但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甚至坊间有消息称，由于支撑温州民间信用的担保体系崩塌，温州民间信贷已基本“冬眠”，无论银行还是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都非常“惜贷”，跑路潮仍在继续，因信贷压力而自杀的事件仍不断见诸报端。
温州银监局的资料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已经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比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了370.27%，达到了十年来的历史高位。
更让温州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开始出现罕见的“订单荒”。据温州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2月温州外贸出口5.14亿美元，同比减少30.87%，环比减少更高达72.05%。其中受欧债危机影响，对欧盟贸易额为1.5亿美元，同比减少44.35%。
所有这些，都在为顶层设计传递一个信号：温州金改，迫在眉睫。
危机推动改革
外界普遍认为，正是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跑路事件，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更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表示，其实早在2010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察觉到温州高利贷问题后，很快就决定以此为契机推动一场金融改革。
“包括省金融办主任、人民银行行长、银监局局长，都找到我们谈了温州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融资难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问题。并委托浙江大学，由我做组长，为温州地方政府起草了四份研究报告。”
史晋川说，一份研究报告，是《温州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总报告》。还有三份分报告分别是《构建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的温州地方金融体系报告》；《构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温州地方金融体系报告》；《关于在温州地区开展利率市场化试点的报告》。
2011年4月，史晋川带领的课题组完成报告，提交给温州市委、市政府。正是浙大的这组报告，成为日后温州上报国务院“综改方案”的蓝本。
据史晋川透露，当时温州市领导带着方案，跑了很多相关部门，“跑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
直到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风险不断积聚爆发。2011年10月4日，总理视察温州后，当地金融改革才得以加速推动与落实。
当日到达温州后，一下飞机，便与部分企业负责人举行座谈。当时，温州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剑平说：首先，希望政府和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其次，对中小企业的税能不能减少一点。另外，温州的民间资本还是雄厚的，问题是找不到投资的渠道，借给别人怕拿不回来，存在银行利息较低。民资和民企之间缺乏一个平台、一座桥梁。叶剑平建议，政府应把温州民间资本由“地下”变成“地上”，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金融体制。
叶剑平的发言，被评价为“把温州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点到了。”
而点到的这些问题，恰是此次温州金改的重点：如何解决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如何打通约8000亿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对接路径。
十年之后的重建
“这是在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后未曾宣布过取消――十年之后的重建。”曾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马津龙如是说。
如马津龙所言，这是时隔近10年，温州再提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5天，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时不仅提到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表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
然而，那一次的改革，却在是与非的种种争论中，无疾而终。
直至2005年，温州市银监分局和温州市体改委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还认为，“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金融环境下，设立民营银行时机尚未成熟”，民营银行“不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温州10年前对改革的推进之所以顾虑重重，或许与民间金融曾经出现的疯狂与混乱有关。
早在戴相龙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设想前，温州就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建立了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一方面，钱庄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至少可以在本区之内大胆地从事金融事务，可另一方面，它却始终得不到上级银行部门的认可，在法律上处于非法的状态。最终由于自身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
1986年，杨嘉兴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纽约时报》曾对此评价：“在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当年，紧随方培林、杨嘉兴之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在温州诞生。而就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却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忆起仍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在温州市的乐清、平阳一带出现的‘抬会’事件，涉及两亿多资金，波及周围十来个县。这次事件曾引起一系列的斗殴绑架，甚至凶杀事件，严重冲击了温州社会的安定。”中国金融学会理事、老银行家曹尔阶这样回忆当年的事件，“由于‘抬会’资金大部分脱离实体经济，无从产生利润，前边的抬会所获的高息，吃掉了后来者的本金，最后因再没有新的资金进入继续抬会，终于倒会。”
更为疯狂的是，当年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所谓的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三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人来入会。
失去理智的金融乱局，必然带来整顿。
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杨嘉兴正是在得知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要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后，全身而退。
曹尔阶在回顾当年的大整顿时表示，“抬会”于民于国于社会都不利，金融监管当局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应对其全面否定，进行打击。“但不应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出去，因取缔‘抬会’而连同‘呈会’、‘标会’也一并取缔。”
至于温州“抬会”造成两亿多损失，曹尔阶引用学者夏小军的说法，任何金融活动都会有呆坏账。用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去衡量，整个温州民间金融活动算上“抬会”造成的损失，其资产优良率仍然出奇的高；而与那些近年被中央银行关闭的金融机构比起来，1985年温州“抬会”所涉及的资金总额也与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后果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重建，映衬的，正是温州在改革路上因恐惧风险而踌躇不前的十年光阴。
时而鲜花，时而毒草
恐惧风险，并非温州人的性情。不然，温州也不会成为中国改革的旗帜，更不会有“温州模式”的产生。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头版头条刊发消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该报还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温州的启示》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对于“温州模式”的昨天，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总结说：温州农民最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束缚，大步闯向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一村一品，专业市场，供销大军，闹活了温州农村经济，也闹富了温州农村经济。温州最后形成了十万家庭工厂、十万供销大军、十大专业市场。
然而，“温州模式”自产生之初，就随着改革大潮潮起潮落。时而被当作鲜花，时而被当作毒草。身处其间的温州人，其个人命运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比如温州柳市镇商人郑元忠，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一直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被当地人称作“机电大王”的他，只因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于“投机倒把”――这个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
与郑元忠命运类似，当年柳市镇还有另外7个“投机倒把”分子。分别被人称作 “五金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当时通称为“王事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获刑7年。郑元忠逃亡一年多后也被抓获。
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
直至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为发展家庭工商业“正名”。1984年，中央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此后，“王”得到了。这一系列事件促进了温州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费孝通提出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广为人知。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
但改革前行者，注定饱受争议。
股份合作制企业出现后，“姓社”、“姓资”的争议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到处有，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89至1991年，中央为此三次派人前来调查。
1992年，邓小平再次巡视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松绑后的“温州模式”在20年间攻城克寨，把市场铺向了全世界。
政府的“有为”与“无为”
进入21世纪后，“温州模式”似乎遇到了比以往更多挑战。
倪云，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的一位小企业主。和他众多的亲族一样，有着不大不小的一家厂子，有十几个工人，以前，倪云生产“磁光片”的原料是6000元/吨，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卖6500元/吨。但现在，原料涨到了8000元/吨，他却只能卖到8300元/吨，毛利整整减少了200元。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他还从信用社贷了20多万元，千分之八的月息算下来，自己几无利润空间。于是，倪云有了关掉厂子的想法。
当类似倪云的故事，越来越多出现在媒体上时，――更多人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温州模式”。
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茶洪旺说起“温州模式”，表示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州区域文化有其突出特点，诸如温州人创业精神强，人人都想当老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般来说，温州老板大多都喜欢单打独斗，独立拼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又会成为致使一些大集团、大企业难以形成的因素，最终影响了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品牌企业成长。”
茶洪旺曾在去往温州的飞机上和一位民营企业家聊天。茶洪旺和企业家讲，温州市政府想要做大企业集团，问他什么看法。企业家说没有兴趣。宁可自己做老板，当总经理，也不愿意当个副总经理。“温州人都希望自己做老板，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的创业文化观念也在慢慢改变。”
在2003年左右，史晋川教授也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温州模式终将“变迁”。在史看来，温州一直是人格化有形市场为主，靠的是人缘、地缘、血缘、同学缘，人格化交易机制的强度太大。温州的出租汽车找第二班的驾驶员，本地人一天交120-130元就可以承包下来，且不用签协议，而外地人至少每天要高出50元左右才能包给你。温州如果走不出人格化交易，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有很大难度。
史晋川还注意到，温州的人格化交易在向政府中渗透。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编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
地方政府，始终是关于“温州模式”讨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模式”发育初期，温州各级政府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个私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年温州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
而随着近些年温州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如何‘有为’”，也成了讨论“温州模式”一个重要分支话题。
今年温州市“两会”是在温州尚未走出由民间借贷引发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期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曾带领有关领导，与委员们就“优化政府服务、壮大实体经济”举行了一场专题座谈。
陈德荣在座谈会上说，走出危机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政府的作为，是职能范围内该做的作为，而不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越俎代庖。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陈一席话，或表明了政府应当坚守“行政”边界的立场。
在史晋川看来，地方政府应构建一个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让企业家能在丰富的、多元化的金融生态里，用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的方法，更好完成企业转型。
“像2011年温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就是倒在了融资问题上。”史晋川说。2008年胡福林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光伏太阳能，而2009年年底，银根开始收紧，胡买设备的钱已经支付，可设备还没有到位。无奈之下，他筹借了高达5亿的民间高利贷。
“实际上他的融资方式不恰当，不太适合银行贷款。”史晋川说，“最好是股权融资，因为这种投资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收回来的。一句话，政府去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区域的转型发展，最好的方法是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在这个环境中，有内在的激励，做出自主的选择。”
如果将目光聚集于这次温州金融改革，“估计温州各级政府官员基本上全面参与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活动。当地有人估计是100%参与，有人则估计为八成或九成不等的参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几次深入温州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一批拥有公权力的人进入民间金融势必给监管造成影响。茶洪旺认为，金融改革是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金融。地方官员利用手中权利获取利益的寻租行为，是要靠法律机制约束解决的。
“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这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在茶洪旺看来，在推进金融改革试验区过程中，政府在市场调节方面不要越位，市场监管方面不要缺位，公共服务方面不要不到位。“尽快出台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实施细则，尽快组织各方专家研究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已是政府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如茶洪旺所言，方案的出台和方案的实践，是两个概念。“‘十二条’如何细化到实践当中去，从某种程度看，这比出台方案还要难。如何科学实施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综合方案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
细则的出台考验的是地方政府市场化的决心与勇气。
曾在发展中迷茫，在艰难中行进的温州模式，可否借助这一次金融改革完成新一次蜕变？
这是一个无人知晓，却万人期待的答案。
（图说）
温州金融改革历程
面对面 2011年10月3日，国务院总理在绍兴县汇金小额贷款公司考察，详细询问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信贷的情况，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链接）
温州模式荣辱史
1982年年中，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柳市镇，由省公安厅负责人亲自带领30多人在温州打击了80余天，将经营低压电器的所谓“王”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逮捕判刑。
1982年底，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表彰个体经济重点户、专业户的千人代表大会。
198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浙江省温州农村几个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情况调查》，肯定温州模式。
1984年初，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宣布“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并通过法律途径对“王”作出了无罪释放并予以的决定。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以及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称赞“温州模式”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这是“温州模式”概念的最早提出。
1986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辅、赵人伟等人赴温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称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1987年2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出版，该书称“温州模式”为“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
1989年8月，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将温州作为典型调查的对象，并先后两次派人来温调查。
1994年，温州市委做出了《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掀开了温州经济发展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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