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印度 政治文化传统 外交思想
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作为基点。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国家生存和发展受到直接威胁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决策者由国家精英阶层组成，而精英阶层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外部环境长期刺激下形成的，也包含了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因此研究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进程、价值观念，以及更宽泛的文化加以考察。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外交思想深受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二元性特性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既有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的道义观念，也有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激进的“斯瓦拉吉”主义的现实价值取向。独立以来，印度在批判和继承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一、具有二元特性的传统政治文化
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大国。古印度诞生了许多贤哲，这些贤哲的思想是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文明并没有因历史的发展而泯灭，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印度人民的心灵深处。这些思想对当今印度的外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印度人就创造了源于印度河的以哈拉帕文化和摩亨佐达罗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凭借武力进入南亚次大陆，与当地人一起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印度文化。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古代印度社会曾出现过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后来印度强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对印度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考底利耶主义
在历史长河中，次大陆小国林立，各国征伐不断。因此，各国对其周边的事态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有实力的王国进行了诸多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直到公元前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出现才打破这样的局面。孔雀王朝的武力征伐使得周边众多的小国和王朝臣服，而此时孔雀王朝出了位贤能的大臣，名叫考底利耶。为了维护王国地位，他提到“国家的安全对其他社会体和个体公民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条件”。他假定，未来征服者即国王的终极目标是征服整个印度次大陆（Bharatavarsha），然后依据“达摩”（教法）来施行统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致力于扩张的国家与自卫的国家之间会不断发生纷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很难维持现状，因此战争与征服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巩固王国的地位，在对外方面，他提出了“曼荼罗”（类似中国的“远交近攻”）地缘政治思想。
这位被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又称《政事论》）中的治国要义包括内政、外交、民政、军事、经济、法律等内容。考底利耶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国家与国王可以遵循欺骗法则，提出国家可以采取非伦理的方式和伎俩行使其外交，而一国的国王要求得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欲图成为一个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因素，才能遏制外来入侵者。考底利耶的著作及其指导思想成为旃陀罗笈多一世及其后继者的从政指南，成为古代印度政治、外交和治国的重要文献。《政事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套“法令森严”的政治制度。“皇帝，他的军队、他的官吏，出色的各部的组织，在边远省区内拥有副王身份的皇亲，组织良好的侦探制度——所有这些在我们面前显露出一副十分周密而雷厉风行的画面。关于这一切，有一种坦率的现实主义看法。”
（二）“法胜”思想
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的战役中，看到了自己在试图扩大帝国疆域、寻求更多财富、贪图更大的权力之时，所造成的杀戮增加了人们的困苦。阿育王为此感到非常悲痛，他断然提出放弃自己所主张的“赢得正义”的想法。阿育王认为正义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人民需要唤醒从小隐藏在心中的“佛”，即正义。在与佛教高僧长谈后，阿育王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正义、赞扬正义和维护正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育王倡导的“法胜”思想。
在倡导“法胜”思想之后，阿育王宣布帝国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也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把佛教的教义落实到治国理念中来，下令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他倡导的正法，包括以下内容：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阿育王认为“达摩”（虔诚法）之热心遵行极为重要。他对“达摩”的解释是：“父母必须服从；对众生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此点必须坚持；必须说真话。这些就是本分‘法’的美德。”阿育王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在所有场合，并以一切方式对别的教派给予充分的尊重。”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大众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谕”。他的思想经整理，最终写成《论事》。
阿育王创造了与前代君主不同的治国理念。他提倡非暴力，建立正义的帝制机构，宣称对人民的热爱，使用朝觐的方式令天下臣服。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二元政治文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以提拉克和甘地为首的精英阶层提出了关于民族独立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仅对印度的独立起着指导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
（一）提拉克的“斯瓦拉吉主义”
提拉克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深谙印度古代的传统思想，而且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也相当熟悉。他主张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以适应印度独立运动的需要。在实践方面，英国学者伊恩提到，“提拉克通过言语和文章来促进印度‘复兴主义’（revivalism）”。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提拉克于1895年4月在《狮报》上发表文章来纪念17世纪的民族英雄希瓦吉（Shivaji），并为修复希瓦吉墓进行募捐。同年6月，提拉克在《狮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要像希瓦吉那样来争取印度的自治。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Swaraj，即‘自治’）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将拥有它”。提拉克的这一口号迅速在印度次大陆传播开来。从此印度各地的激进派就有了斗争目标，开始在斯瓦拉吉旗帜下，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提拉克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仅仅靠说服是不能成功的。应当用战斗的方式。提拉克说：“没有一个人靠乞求能得到什么东西……当鼻子没有被捏住的时候，嘴巴是不会张开的……温和派认为，政治权力可以靠说服赢得。我们认为‘斯瓦拉吉’只是通过强大的压力获得。”提拉克一方面利用国大党来进行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
提拉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从印度古典文献中寻求依据。他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的教导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号召人们准备积极的斗争。1897年，提拉克发动了纪念甘奈希（Ganesh）节的活动。在此之后，秘密革命组织都很尊崇提拉克，并希望提拉克能指导他们的武装斗争。
（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另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是一位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家。他注重寻求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并提出了“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的论断。甘地认为“好男人或好女人首先要值得信赖”。他同时写道：“我把信神作为唯一真理”。甘地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一书中勾画了自己的理想蓝图。如何才能实现真理呢？甘地提出了非暴力学说。
甘地从人性和印度教本身的特性来阐述他的非暴力主张。他指出，“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非暴力是印度教的特性，是印度文明的传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甘地指出，“没有自身完善，即使把政权夺回来，也不会改变现行社会状况。而印度实现了精神完善，英国就统治不下去了，就会归还印度的政治自。”甘地希望通过印度自身的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统治者。1918年，当获悉罗拉特委员会报告书后，甘地认为：“有自尊心的人决不能屈从这些建议……如果当局不顾人民反对，把这些建议变成法律，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抵抗。”1919年3月，当罗拉特法被通过后，甘地号召群众进行罢工，停止工作。但是，这场活动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暴力冲突，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甘地不仅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行为表示愤慨，也对人民的暴力斗争表示不安。甘地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此后，甘地领导了多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的思想不仅影响着独立运动，而且也对独立后印度的内外政策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尼赫鲁对甘地评价道：“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新鲜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长地松了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黑暗，并拔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像一阵旋风……最重要的是激起了人民运用思想。……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妥协的真理……影响着印度千百万人民。”
三、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二元性”存在的原因及其特点
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历史传承使得印度政治文化既充满自由感又怀有不安全感。种姓制度的等级分层维持了次大陆的稳定。印度与其他大国相比，其政治文化与独立后的外交思想结合并受制于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印度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特性，本文将给出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印度独特的地理特征与悠久的历史传承，使其政治文化中既充满了自豪感，也蕴藏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位于亚洲的南部边缘地带，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屏障，把南亚次大陆与外界隔开。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在历史上，在次大陆内部，王国之间的征伐不断。在征伐中，孔雀王朝战胜列国，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而孔雀王的“法胜”思想更是表明了印度人的自信和自豪。然而，次大陆也在不断遭受外来势力侵袭。从最早的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不断地被外来势力征服。特别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冲击，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笼罩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安详地发展，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性仍相当明显，使印度人充满了自信。印度不断被征服的历史也使得印度人怀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作为有悠久政治文化传承的国家，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的产生有相当的影响，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雷启淮先生指出：“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就是种姓制度的建立。……依社会地位高低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制此后经历了发展、深化，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对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且影响之深，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深深镌刻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孙士海先生指出：“由于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可以在举行人教礼仪后获得‘再生’，即精神上的再生和血统、宗教上的承认，从而成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这样就造成了印度社会的二元对立。“按世袭职业分划等级和强调各自特定社会角色的种姓制度如同一张深不可测、巨大无比的网络，将每一位社会成员包纳在内，无力自拔……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僵化、封闭和停滞。”这种有严格规定且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维系着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性”。
第三，执政者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诞生。执政者一方面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暴力机器并实施权术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在政治文化上体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到阿育王理想主义——“法胜”思想的诞生，是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最明显的例证。宋德星先生指出，“这源于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
第四，作为思想文化基础的“超自然中心主义”的存在，使得印度教的信徒缺乏对君主的忠诚和拥戴。由于婆罗门教的发展，印度民众开始对超自然神的崇拜。赵建国先生在阐述其影响时指出：“这导致个别神如因陀罗脱开其自然的属性转向了人格化的超自然的性质方面，而个别超自然的神就成了民族宗教最受崇拜的神……”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使得“超自然中心主义”成为印度民众思想文化的基础；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又使得民众缺乏对君主的拥护和爱戴。这种局面的存在导致了执政者在考虑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必须兼顾民众对宗教崇拜的需要。这也是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五，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国家，使得民众缺乏对国家整体的认同。这样，印度本身的分裂性和多元性就相当明显。即使是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有完全改变次大陆的这种局面，从而使得权威中心与普通民众的间隙始终存在，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印度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
在上述五种原因影响下形成的二元性政治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跨时长、连续性强。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体现了印度现实主义取向的政治文化；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体现了印度道义观念的政治文化。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连续性跨越两千余年，即使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和英国殖民者确立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时期，都没有中断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特性。
第二，包容性强，与宗教难以割舍。“印度政治文化的形成源于宗教因素。印度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宗教职责的积累。”印度人非常注重宗教、道德等精神领域的积累。由于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实质的存在，印度为了追求完美的精神目标，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很强，也极具包容性，整体性特征明显。阿育王对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独立后印度也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都体现其包容性。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是在继承和吸收“法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既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也吸收了西方思想。与此同时，印度政治文化二元特性的宗教烙印也比较明显，并塑造了印度中心观。马利克（J.Mohan Malik）指出：“印度人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第三，自豪感与不安全感对立特征明显。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特征与印度独特的文化使得外来的征服者都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使印度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是，来自西北边境的入侵与英国殖民者的海上侵略的历史，使得印度的文明受到极大冲击，导致印度产生明显的不安全感。
第四，融合性强，影响深远。印度政治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其他文化和民族进行融合。当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进入次大陆后，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希腊人在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的影响下，先后皈依了佛教，被印度完全同化。”后来的贵霜王朝的贵霜族人和匈奴人也被同化，成为印度人。即使是后来进入次大陆的穆斯林，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印度既有的政治文化。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能改变印度传统的政治文化特性，反而是印度吸收了英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并把它融合到印度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印度传统政治文化极强的融合性，为其保持政治文化的“二元性”创造了条件。其影响的扩散效应时至今日也相当深远。
四、政治文化传统在印度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其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并因此而产生独特的外交思想。
（一）坚持“印度中心观”不动摇
印度从独立以来就矢志不移地为成为世界大国而奋斗。尼赫鲁曾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而印度的大国抱负的思想源于政治文化传统。早在孔雀王朝时代，考底利耶就认为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实力强弱对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得坚持“实力至上”的理念。考底利耶提出，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抵挡任何侵略者，主张用武力征服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考底利耶《政事论》提出的六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国王应该发展国家，增加实力和资源，一边进行征服战争（不这样做，就是等着被别人征服）”。在考底利耶看来，国力强大的孔雀王朝居于他所描绘的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带。这对后来次大陆的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就指出：“即使是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征服者后来也都以印度中心观来看世界。”与此同时，印度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也为其努力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文化基础。这种观点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来自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的世界观”。印度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可以有重要的东西提供给其他国家，……因而独立后的印度在新兴民族国家中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对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尤其是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内省，孕育了印度的大国观。
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之一的提拉克就以恢复印度昔日的荣光为号召，提出“斯瓦拉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拥有它”。而甘地主张“罗摩统治”，用罗摩规则唤起人们对印度辉煌历史的尊崇。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国观对印度外交影响颇深。尼赫鲁总理指出，“除了美国、苏联和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先进的、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窥测未来，假如一切正常，没有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第四个国家显然是印度。”印度谋求成为世界大国，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印度认为，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为此，印度继1974年进行核试验后，于1998年进行了五次核试爆，成为正式的核国家。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成为大国的标志，印度为此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达特（V.P.DUR）在阐述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大国抱负的关系时指出：“争取印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被看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印度欲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与其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中心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视南亚次大陆为外交关键、不容他国染指的地区外交思想
视南亚为印度化世界的重点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共识，他们认为次大陆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一个整体。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拟建立一个“大印度联邦”。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治下的次大陆”观念影响，但更能在印度文化传承中找到思想渊源。印度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度，外交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南亚的地理环境。科恩指出：“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在自然地理、文化、社会、政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方面都与周边区域相隔离。”在阿育王时代，考底利耶把孔雀王朝和受其影响的周边国家看成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文化整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印度化的世界。考底利耶在描绘这个印度化世界的区域范围时指出，“印度化世界的地理范围是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南部海域，从东到西的距离有上千瑜伽纳斯（yojanas，一种距离测量单位）。”印度古代统治者认为只要确立在南亚的统治即可，到次大陆以外去征服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
独立后，印度把南亚其他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国家染指，而视阿富汗和中国为缓冲区，从而保证印度的安全。中国于1950年解放后，印度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积极拉拢周边小国，试图把邻国的外交政策纳入自己的外交需要中。尼赫鲁对小国的看法是，“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英·甘地指出：“印度将不干涉此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除非被要求这样做，但同时也不能容忍外部大国进行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对付内部的危机，则应首先在区内（即向印度）寻求帮助。”印度积极发展与周边小国的友好关系，难以容忍地区内国家的挑战，谋求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维持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时，防止他国干涉南亚地区事务，从而实现南亚地区是“印度化的世界”。古杰拉尔指出：“印度的力量和规模会被南亚其他国家积极地视为一种财富。”独立以来，印度历届政府的地区政策表明南亚地区仍是印度外交的关键。
（三）形成以防御而非扩张为重点的国家安全外交理念
在孔雀王朝诞生以前，次大陆呈现出的是诸多王朝并立的局面。在阿育王的统治下，次大陆几乎被囊括进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中。在考底利耶看来，孔雀王朝要维护现有的权势就必须增强实力去征服别国，但是他也仅仅限于次大陆的征服，没有制定更宏伟的目标去实现区域外的征服。他提出一国要“始终采取谨慎路线，宁要和平不要战争。”孔雀王朝没有制定出征服更远、更辽阔土地的大战略而是采取防御为主，当阿育王提出以“达摩”思想来维持孔雀王朝的秩序时，这种防御而非扩张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文化的辐射。
纵观印度古代时期的历史，各国间的征战从未停止过，即便像孔雀王朝这样的大帝国，其权力也没有触及整个次大陆。印度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分裂和诸国并立的情势之中。“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次大陆的分裂也是导致其采取防御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异族侵入次大陆时，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以争夺土地、掠夺财富为主，使得掠夺和被掠夺的国家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扩张政策，转而采取防御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侵略者欲图在次大陆建立权势，一旦权势确立后就必须与次大陆的社会文化相融合，最终也被“印度化”了，进而亦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止外来征服，而不是积极向外扩张。阿育王提倡向外宣扬“正法”，使南亚国家和周边地区都深受其影响，但这仅仅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非国家政权的延伸以及国家层面的扩张战略。有印度学者指出：“由于地理、文化、宗教与政务管理的原因，历史上几个具有泛印度特征的帝国从来没有对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过领土征服。他们甚至没有跨越分隔南亚与中亚的兴都库什山脉的意图。次大陆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富使得中亚人到来之后没有理由再去征服其他地区……印度战略思想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独立以来，印度在国家安全观上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尼赫鲁指出：“我们不需要什么国防……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军事威胁，军队应该放弃，警察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随着情势的变迁，印度外交安全观也在适时而变，但是防御性安全理念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坚持“不结盟”外交思想
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方面关于道德、平等的认识以及强调和谐与非暴力的思想使得印度外交思想具有和平、和谐和道义的特征。独立后，印度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就源于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道义观的和谐、非暴力、平等、正义等理念。尼赫鲁曾指出，“我认为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继承下来的方法和哲学——即‘自己生存，也要别人生存’、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惟一可行的办法。”在探究“不结盟”思想渊源时，中国学者马孆指出：“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是宽容，并坚信无人能独占真理，强调用法（达摩）创造和维护和谐，用非暴力求和平。”有学者指出，“就政治层面来讲，不结盟是对印度这一哲学和文化传统的解读。”
印度在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高举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旗帜，与英国殖民者抗争来实现印度民族独立。独立后，印度坚信“非暴力”思想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尼赫鲁认为不结盟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道义法则，主张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战争，争取各国间的谅解，增进各国间的团结与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能使不结盟的思想深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印度等国组织并召开了第一次亚非关系会议。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印度“对这种自我理解角色的彩排，其载体是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承诺和对日益受冷战支配的世界中不结盟概念的依恋”。无论是尼赫鲁的“不结盟”，还是英·甘地政府提出“积极不结盟”，都表明印度秉持个性、坚持和平的理念。时至今天，具有和谐统一、主张用非暴力求和平的“不结盟”思想仍然指导着印度的外交实践。
结语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曾纪泽 晚清外交 中俄交涉 中法交涉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83-01
曾纪泽（1839――1890）字赂眨号梦瞻，汉族，湖南双峰荷叶人。曾国藩次子。初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年五十一，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光绪年间曾先后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公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官员。在英国办理订造炮穿事宜；其后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改定《里瓦几亚条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中法战争时，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力与法人争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是晚清进步分子为保家卫国而努力的真实写照，其外交思想、外交手段、外交理论是那个时代是最为杰出的，为清政府的弱国外交争取回相当多的权益。
关于曾纪泽的学术传记，主要有喻岳衡点校的《曾纪泽遗集》，[1]石源华主编的《中国十大外交家》[2]，潘德利、王宇主编的《曾纪泽年谱》[3]，袁南生的《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4]传章的《抗外侮维护祖国尊严――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5]对曾纪泽的的外交生涯、他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为中国民族外交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做了论述。
在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中涉及到较多的关于曾纪泽的外交活动，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6]（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于2014年出简体版），引用了大量的外文资料以及时人日记，高度评价了曾纪泽于晚清内忧外患环境中在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汪衍振的《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7]，此书全面介绍了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在晚清屈辱外交史中让清王朝扬眉吐气。2013年出版的黄小用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8]则通过论述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做了系统性的概括，并将其外交思想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进行对比，是研究曾外交思想的代表作。
对于研究曾纪泽较多的外交思想和西学思想的学术论文主要是杨鹏程、谭扬芳的《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9]认为曾纪泽信奉实力外交。蒋跃波的《试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10]对于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局限和影响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陶亚飞、刘天路的《曾纪泽思想评议》[11]论述了曾纪泽的求富思想和民族思想，也有樊普芳的《曾纪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与困惑》[12]，另辟蹊径，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矛盾出发分析其外交思想。关于曾纪泽的应对各国的外交活动主要有蒋跃波、李育民的《试析曾纪泽伊犁交涉成功的原因》[13]，论述曾纪泽出使俄国改约的背景、原因、过程以及评价。李志亮的《论中法战前曾纪泽对法交涉的得失》[14]采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对曾纪泽与法国之间的交涉进行了探究。梁英华的《试论黄遵宪、曾纪泽、袁世凯在19世纪80年代对朝鲜外交的策略》[15]论述了曾纪泽对朝鲜的一系列主张：加强宗，联亚抗欧等。卢坤霞的《曾纪泽对保护近代海外华侨所做出的努力》[16]中提及曾纪泽在规范华工出国和海外设领护桥起到重大作用。
也有曾纪泽与同时代的人物的比较研究，譬如说：李芸的《曾国藩、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研究》[17]论述两人的外交思想与日本观的比较，张浩的《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18]，贾一叶《左宗棠、李鸿章战和观之比较》[19]等论文都论述了曾纪泽与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外交大势以及对待洋务的态度。
但是现有的学界观点对于曾纪泽的研究更多涉及其外交思想，通过阅读原始一手资料，以及相关的论文，希望能通过论述曾纪泽的驻外活动来突出晚清外交的成长和困境。
参考文献
[1]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出版，1983年7月版。
[2]石源华主编，《中国十大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潘德利、王宇主编，《曾纪泽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4]袁南生，《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楚材摭英？外交篇》《湘潮》2006年第四期。
[5]传章，《抗外侮维护祖国尊严――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党员之友》，1995年。
[6]（台）李恩涵，《外交家曾纪泽》，东方出版社2014年5月版。
[7]汪衍振，《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8]黄小用，《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版。
[10]蒋跃波，《试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 ，广西社会科学.学报，2004（09）。
[11]陶亚飞、刘天路《曾纪泽思想评议》，《东岳论丛》 1986 年第 4 期。
[12]樊普芳，《曾纪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与困惑》，贵州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13]蒋跃波、李育民，《试析曾纪泽伊犁交涉成功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8月版。
[14]李志亮，《论中法战前曾纪泽对法交涉的得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
[15]梁英华，《试论黄遵宪、曾纪泽、袁世凯在19世纪80年代对朝鲜外交的策略》，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版。
[16]卢坤霞，《曾纪泽对保护近代海外华侨所做出的努力》，《兰台世界》，2011年10月。
[17]李芸，《曾国藩、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18]张浩，《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清史研究》1998年03期。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饶银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六年七月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从而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并取得了外交理论的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围绕新中国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来更好地指导对外实践问题，国内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热烈讨论，其中不乏有创造性的成果。由饶银华所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7月出版的《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一书，无疑给以上问题的争论提供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新中国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要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落脚点和归宿。该书立足于新中国外交实践，对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涉及到国际形势的判断、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发展大国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内容，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新进展，也有所涉及。具体来说该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书稿的命题正确。在此前出版的众多同类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外交史等著作的命题中，其中不少冠以“当代”开头的字样。就史学界而言，“当代”一般是指二战结束以后至现在的历史。对中国来说，“当代”是一个不易清晰界定的时段。因为二战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国共两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决战。直到三大战役结束、主力部队被歼灭后，中国共产党仍然以军事力量为主追剿残余势力的同时，才逐步加大了外交等方面的力度。因此，作者不局限于史学界时段的划分，把该书命名为《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这就明确告诉读者该书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尽管对此前中共领导人的外交论述有所提及。
第二，提纲的拟定准确。该书不是就个别内容、而是从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来拟定提纲，像国际形势的判断、外交基本原则、发展大国关系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共领导人都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样的提纲拟定虽然语句不多，却充分展现了中共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活动，有助于读者比较明确地了解和把握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三，理论的归属明确。、邓小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和马列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如何清晰地表述其继承和发展关系，是摆在我国国际关系学者面前的又一重大问题。作者对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时段的表现及归属作了较好的处理。以对外开放思想为例：作者认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虽未明确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们已预见到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展，将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从而为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强调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并为此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从而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探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思想极其相关措施；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对外开放思想，从而使读者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 刘少奇 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同志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他主要参与国务外事活动，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其外交思想不断完善与发展。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其形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共的外交成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传统儒家文化塑造刘少奇的外交品质
刘少奇的性格有些“内向”，有着自身独特的沉稳与严谨。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温良与谦恭的性格。他反思自身的思想发展时说自己“在年幼的时候，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刘少奇思想发展影响之深。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是排斥的。他在七大上阐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时指出：“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和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和不适的东西。”可见，传统文化中“中庸”、“和平”等思想明显为刘少奇所借鉴、吸收，并将其运用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二、马克思主义奠定刘少奇外交理论基石
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结缘，是在十月革命和的指引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刘少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他说，“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当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刘少奇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必然的，是有必要的，而且要长期坚持。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身，锻炼自身外交思想意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将其致力于他外交思想的创新与批判。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务实而准确，拒绝任何空谈、无用之语，他说“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刘少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新中国成立初的外交活动中，并内化于自身外交思想中。
三、复杂的时代局势决定刘少奇的外交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国际上正处于美国与苏联两大帝国冷战对抗的时局。美苏两大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之间，彼此水火不相容，并互相建立阵营，组建了两大阵营的国家同盟。这一时期，整个国际上普遍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参与世界政治，进行国家外交活动。同时，在两大阵营之外，国际上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中间政治力量，美苏两国极力分化争取国际政治中的中间政治力量，构成这一时期世界政治行为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初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决定了时展的主题，也决定了刘少奇外事活动和国务工作的方式，并应用于其外交思想的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同志参与了大量国家外事活动，凭借着其对国际形势的正确把握，以自身切实谈话风格和扎实的理论修养，推动着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刘少奇外交活动和国务主要围绕着如何巩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以及如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一问题而进行。
四、中共外交成果构成刘少奇外交思想的历史依据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背景下，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构建了有利于中国革命前进的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经过不断探索与检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对革命利益的强调、对非意识形态化外交的认识和对和平外交的探索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宝贵财富。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外交思想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受外交思想的影响，在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务工作实践，形成自身独特的外交思想。同时其外交思想也构成了外交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少奇同志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这一伟大历史贡献，正是基于中共长期实践获得的外交成果。
刘少奇同志的外交思想准确而务实，并非空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剖析其外交思想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借鉴其外交思想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刘少奇人生纪实（上下册）[M].凤凰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文年谱（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张飞虹.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述评[J].党的文献，2011，（01）.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曾纪泽；局限性；原因
曾纪泽（1839一1890），字?赂眨?琶握埃??搴梢短寥恕M砬濉爸行嗣?肌痹???ぷ樱?俏夜???飞现??耐饨患摇T?驮蟪鍪刮鞣桨四辏?群蟮H巫びⅰ⒎ā⒍砉??梗???す?抑魅ê兔褡謇?孀鞒隽酥卮蟮墓毕住＠?囱?踅缍栽?驮蟮难芯慷嗉?性谧吭降耐饨怀删蜕希?云渫饨凰枷牒屯饨换疃?木窒扌匝芯可形?蛔悖?疚氖宰盘轿龃宋侍狻
一
曾纪泽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杂糅。
曾纪泽的国家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他还不能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曾纪泽就任驻英法公使时，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①可见，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将办理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忠君、报君的一种方式。但是，曾纪泽这种封建王权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后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君” 日益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成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昏君”，阻碍着“忠君”者的爱国行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曾纪泽为清政府四处奔劳、呕心沥血，却最终被当权的投降派排挤出了外交舞台。这正是一个绝对忠于王权的外交家的悲剧。
第二，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交织。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曾纪泽意识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②他主张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曾纪泽又极力论证“西学中源论”，以获得自信心。“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③ “‘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④此理论虽有利于减轻守旧士人学习西学的心理阻力，但这种将西学比附于中学的认识实质上是曾纪泽“天朝上国”虚骄思想的体现，反而会限制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名在传统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曾纪泽思想深处难以避免地存在宗藩体制的根芽。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他依据国家平等的原则，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藩属国，他沉浸在自己的礼义文明和“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言平等二字，仍以宗主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其内政外交。在条约体制下，西方列强无视和肆意破坏宗藩关系，曾纪泽多次呼吁清政府设法加强对藩属国的管理。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是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双重因子的复合体。
在曾国藩以“诚”为宗旨的家庭教育下，早年曾纪泽形成了“诚”、“敬”的人生原则和“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道义外交思想。⑤但在日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曾纪泽的诚信外交在其父辈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阶级外交思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求和平的方法是谨守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曾纪泽的诚信外交主张中西平等友好往来，消除成见与隔阂，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并增强国家实力和战备，进而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相比而言，曾纪泽的诚信外交是更强硬的，也更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斥的国际社会，曾纪泽并没有完全摆脱曾、李妥协思想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视为激怒英人，引发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⑥这显然与英国强行输入鸦片，蓄谋挑起战争的事实不符。从中可见，传统的妥协外交思想在曾纪泽脑海中打下的烙印。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外交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
首先，曾纪
泽对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的认识缺乏科学性。曾纪泽过分地夸大外交的作用，甚至将其置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上。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像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窗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⑦然而，对于弱国而言，在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外交谈判顺利地解决问题。唯有强国御侮，提高综合国力，再辅之以外交，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外交和平商讨、平等互谅、折冲樽俎的作用。
其次，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及某些侵略策略认识不清楚。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联合侵华的本质认识是深刻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认识又显得模糊。例如，对于在近代攫取中国利益甚多的沙皇俄国，他却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⑧另外，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只要给予西方侵略者商务上的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列强的侵华步伐。可事实是，西方国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中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勒索。
最后，曾纪泽外交辞令的不当，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1878 年12月，因在出使途中受到香港总督的热情招待。曾纪泽坦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⑨很显然，他的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德等国的感受。又如在中法越南战争中，法国占领凉山之后，全军欢欣鼓舞，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却在报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惨败与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战役的失败进行比较，其嘲讽之意不言而喻，这也为曾纪泽之后的撤职埋下了祸根。 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曾纪泽思想中“三纲五常”、“女子不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并没有因出使西方的经历而改变。曾纪泽对英国妇女因“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的评价是“甚矣，人心之难餍也”⑩可见他对女子参政的不赞同。
二
曾纪泽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曾纪泽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是“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11}的时期。曾纪泽感叹到：“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12}国际交往中充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常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贫弱国家毫无独立平等可言，尚能被各国用来捍卫国家权益的国际公法，常会被列强随意的附会和解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多置于列强干涉和欺诈之下。这样严峻的国际坏境，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困难重重且成效甚微。
1840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与西方“夷狄”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和不屑。之后西方列强侵华脚步不断加快，中国的和利益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方才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拥有强大的武器，我方无力抗衡的强国。于是，对西方列强的恐惧伴随了整个晚清。面对西方国家，清政府为了力保和局，不是虚以应付，就是妥协求全，并要求官员在外交事务中以“和戎”为基本原则。这样，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便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进一步觉醒。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大胆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但对其政治文明从不问津。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充斥进来，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虚骄，承认西方政教远胜于中国的事实。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击和碰撞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办理洋务以及士大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这样的主客观矛盾注定改革终会失败。
从家庭教育环境来看，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尊崇和恪守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外交上，他提倡儒学的“忠、信、笃、敬”。对子女的教育遵从“传统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符合传统价值观人才，为大清帝国效命”。{13}曾国藩一边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边不忘指导曾纪泽作诗作文，还时常让他来到军营，言传身教。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渐渐形成了对内维护三
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订和约的思想体系。这种自幼接受的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曾纪泽无论日后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其思想深处，从本质上来说都遗留着封建文化思想。{14}
就曾纪泽本人而言，一方面，曾纪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经史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周礼》、《孟子》、《周易》、《阳明传习录》等书的阅读，使曾纪泽头脑中不免包含封建落后思想，轻易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曾纪泽又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曾国藩幕府中多博学广识之士，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曾纪泽在其间，耳濡目染，结交朋友，翻阅书籍，西学知识多有长进。在京城候补期间，曾纪泽阅读大量西方书籍，接触和参与多样的西方事物和活动，西学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878—1885年出使英、法、俄的几年间，曾纪泽直接而深刻地感受了西方文化，他感叹“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窃，始信昆仑别有山。”{15}在这样不断的对外接触中，曾纪泽头脑中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学文化的矛盾和碰撞更为剧烈。这二者在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曾纪泽陷入了两者交织的洪流与矛盾之中。
此外，在出使西方前后，通过阅读和外交活动，曾纪泽对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尝试将近代外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外交中。但是曾纪泽从事外交，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没有接受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了他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晚清外交开的晚，清政府没有积累下任何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供曾纪泽借鉴。所以，曾纪泽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国际公法力挫强敌，最终取得谈判的圆满胜利。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瑕不掩瑜，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熠熠发光，赢得了世人广泛的肯定和赞美，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才干的爱国外交家。
注释：
①《曾慧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②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194.
③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63.
④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7
⑤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3）.
⑥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916，917.
⑦《中国先睡后醒论》，载于《新政真诠》初编附录。
⑧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53.
⑨郭嵩焘日记[m].岳麓书社，1984：822.
⑩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3.
{11}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08.
{12}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6.
{13}邓李?.家庭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3）.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研究表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概括，维护领导核心与坚持民主集中制关系的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深入研究等，是公众较为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
完整把握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围绕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何梳理总结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关系到如何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认识的新境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乎中华民族的“根”和“魂”，P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入阐释。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主席在外交场合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反映了党的十以来的外交思想，它既是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是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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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外交思想 和而不同
理想主义概述
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是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形成最早的一个学派，其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理想主义可 以说是在一战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战争中逐步增强的军 事力量为后盾、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以谋求世界主导权为战略导向的话语霸权在国际政 治领域的折射。理想主义在哲学观上主张人性善，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应有的性质是和谐的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的，只是由于某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才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 争。良知一旦被唤醒，误解一旦被消除，人类社会仍旧会恢复到和谐、友善的美好社会。在 政治观上，理想主义崇尚国家和世界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普遍 安全机构，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间的相互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实现一种 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避免世界战争的悲剧重演。[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9]
理想主义作为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 治思想及其纵横阖闾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就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素材。春秋战国时代 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催生了中国早期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的不同流派，形成了儒、墨、道家 为主体的理想主义和以法家、纵横家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外交、国际关系思想。[注： 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时事出版社，2008：5。叶自成 教授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春秋时期理想主 义外交思想及流派有：以管仲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仁义学 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自然学派；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流派有：文仲、范蠡 的超限制外交学派、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谋略学派和韩非子的权力学说。 儒家崇尚 “仁政”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战争在于“以仁伐不仁”，战争 的目的在于“诛其君而吊其民”，天朝朝贡体制下历代王朝对外的怀柔政策，墨家的“兼爱 、非攻”思想，以及老庄以“道”为客观规律的和谐世界思想都与西方的理想主义有思想内 核的契合之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主义的最早雏形。
理想主义的中国传统国家间政治思想比照
各民族文化有其通约性，不同文化所表现的核心特征也有趋于相似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的 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几千年来的外交思想有很多对应点和相似性，[注：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29 ]其 思维模式都是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并且把人本善的哲学道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国家间关系领域，寻求一种使 人类逐步趋于和平、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和世界逐步趋于有序的发展模式。
叶自成教授认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 的观点，但许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2）：114]。如此对照[注： 本文依照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的立论基点和理论要点为基本参照系，从中国传 统政治思想资源中挖掘其理论核心和东方思想渊源，其原因在于：其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从创立到发展一直占支配地位，是其他理论创设的参照系，存在相当大程度的话语霸权；其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观点，但许 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比如，先秦时期 的“霸权”在今天存在，而“王权”便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概念与思想。 ]分析表明：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的国际政 治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 华民族就开始思考并在政治生活中加以运用。这些思想的默契与独到之处足以体现我国古代 政治思想的深邃，是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值得思考和努力的地方。中西方学者应该 在思想上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探索“西方中心”之外的东方世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 对历史资源分析和借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理想主义主要从人性等诸方面提出自己理论的立论要点。在人性的判断上，理想主义认为人 性本善。即使有的认为人性是恶的，也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人类在教育和正确思想的驱 使下，在好的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用下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最终走向文明。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和认识。孟子认为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注：孟子•告子章句上 //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人民出版社，2005：142]。孟子认为 人具 有先天的善行，人性善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四个方面，在性中已具其端，乃性所固有：“恻 隐之心，仁也；丑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人皆有之 ，我故有之也。”[注：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80]孟子还说，性固有善端，未必无恶端，“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几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 禽兽。”（《滕文公》）[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5]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人之性具有向善性，完整的善 性必须经过后天的引导、培养和教育由善之“端”发展而来，培育的方法就是扩充善性。所 以，孟子主张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教化民众，国家要以仁、义、理、智四种善端作为实 施仁政、善政的根源和基础。在这一点上，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如出一辙。
在世界本质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人类世界本质上是和谐的，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 重大的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是可以互相协调、和谐一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占主导地位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 都可以认为是当代“理想主义”中华智慧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有这样的传统思 想，由人际关系来推演国际关系，由自然秩序来创设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是扩大 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应该是合 作与和谐的；自然秩序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同样也可 以普遍适用于社会领域，和谐统一的自然秩序也必将创造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礼记• 礼运》中对“大同”社会作了如下著名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周桂 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4]墨 子在《兼爱中》说，“天下之人皆相爱”，“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而且“强不执弱，众 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注：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 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43]这样，社会就会和谐， 国家间就会和睦。
在国家间秩序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在“民族自决”之上建立国际机制，用集体安全来代 替均势、依靠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公众舆论来保卫世界和平。 [注：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36]国际联盟就是美 国在理想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国际秩序安排的实践尝试。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国际法和国 际公约不仅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还可以起到惩戒和制裁个别国家违法行为的作用。 [注：同上书：3]因而，衡量的标准主要看外交政策是不是符合国际道德。中国古代贤哲大都认为道德是维 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多从道德规范、等级规范等道义的角度论及天下与国家的关系及 秩序。孔子认为用仁的道德规范约束诸侯们的行为，是可以维护国家间秩序的。他说：“克 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注：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 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老子认为道是和平的基础， “天下 有道，却走马以粪，”“道生之，德畜之。”以老子看来，政治领导人有德就能实行道，于 是就能维持国家间秩序。墨子也坚信道义是可以有效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而且认为讲道义就 不应用暴力来维持国家间秩序。[注：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 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
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理想主义承认伦理和道德对于世界秩序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衡量 外交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符不符合国际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国际道德 标准确立之后，如何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得以贯彻执行，国家只有在国际道德的约束下才可能 在对外关系中不损害别国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连 ，推崇道德力量的思想称之为“王道”，过分强调权力的思想称之为“霸道”，由于“仁” 之思想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因而在多数情况下“霸道”只能居于“王道”之下。管 子、老子、孔子、荀子和孟子都认为道德是维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注：同上书：273]孔子提 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将孔 子“仁”之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体系，即“人性善”的理论基础、“民为贵”的 中心思想及“得民心”的基本原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心，斯得民矣。” [注：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3、74]墨子 在《尚贤》中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张。儒学的政治哲学中，只 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故称“王道”。“王道”是“圣王之道”，王道的力量来自道 德教化，依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施政，而霸道的力量则来自武力强制，依靠暴力手段施政。孟 子说：“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也诚服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纪出版 社，2005：96、97]以德服人的统治者是仁者，“ 仁者无敌”， ]以力服人的统治者是暴君，应该“服上刑”， [注：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5]仁者施 以王道，靠义战来维护国家利益，而暴君施以霸道，靠不义之战来作出损人不利己之举。
在国家的安全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集体安全有利于国家安全，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 平，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某种理性中介的调和，使各方都受益后而化解。[注：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从这方面 来看，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维持的东亚朝贡体系可谓殊道同归。东亚朝贡体系的形成过程实 际上也是东亚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模式，对朝贡体系 双方关系的建构起了关键性作用。儒家以“和”为贵，强调“和而不同”，即重视不同事物 、不同意见的调和、综合。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了保持社 会的延续与发展、国家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和谐。这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 的具体运用就是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原则。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鲁定公 十年》)、公羊学派的“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春秋传•卷一》）以及宋代 以来的“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 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 [注：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5：553]都是对自愿结盟的东亚华夷集体安全秩序和体系的有 力见证和形象描述。
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战争不能超出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在国际法和国际 公约的规范下，国家一旦出现侵略行为，国际社会成员就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 对其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进而保证世界的和平。[注：倪世雄.当代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合法性战争在 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是把战争与“礼”、“义”、“仁”等观念联系在一起，亦即“礼战” 和“慎战”。在儒家的学说中，战争需师出有名，而师出有名需以“礼”作为评判标准。孔 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礼乐征讨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申笑梅，王凯旋.诸子百家名言名典.沈阳出版社，2004 ：72]他认为在“天下太平”的时代，只有天子发号施令进行的战争才具有合法 性，“礼 乐征讨自诸侯出”是违背“天道”、有失合法性的的“无道之政”。孟子认为诉诸战争要符 合“仁”，“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周满江 译析.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181]他认为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至仁之师伐至不仁”战争完全是顺天道、应民意的合法性战争，在战 场上一定是所向披靡，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成河以至于飘起棒槌来的战争场面呢。墨子在《 墨子•非攻》中称正义的合法性战争为“诛”，而非正义的、不合法的战争为“攻”，在《 非攻下》中讲到，“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注：刘 继华译注.墨子选译.巴蜀书社，1990：58]他 教育臣民要支持合法性、正义性战争，反对不合法、非正义的战争，所以，“非攻”也。“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则天下治”。此外，中华传统思想中根 深蒂固的“慎战”观念也体现了坚持合法性战争的思想。老子视战争为“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认为从事战争一定要谨慎，“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 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 。[注：沙少海等著.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57]孙子的思想“ 亡国不可以复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不可以怒而兴 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这些慎战思想都体现了先贤哲人的智 慧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在人类前途的态度上，理想主义重视教育与国际组织的功能，认为要维护国际道德，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公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发挥学者和政治家的积极性，这些受过良好教育 的公众可以抵制国家的对外侵略。总之，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中国传统 政治思想别注重“教化”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改变蛮夷的落后 状态，对前途充满希望，笃信“华必统夷”，推行“尊王攘夷”、 “修德来远”和“用夏 变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对于不服从的国家，要以德服人，只有把自己 国家的人民教化得十分文明、社会建设得十份和谐了，其它国家自然就会学习和服从。对此 朱熹也曾说到，“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年代，亦不当勤兵与远”。 （《论语集注•季氏》）“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有这些思想都有 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德化人，都相信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 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从而促进天下统一。
古代政治思想中这些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都是理想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之相呼应的地方。作为理想主义的创始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力图在他执政 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社会大家庭共 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构架。”在威尔逊的理论中，价值的追求是国家行为的目标，一定的原 则是要属于整个世界并由全世界来维护。“这些原则属于获得了自由的整个人类……所有国 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各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拥有同等的利益，都同样有责任对这两者加以维 护”。[注：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26 ]从探求“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期盼世界和平”为主旨的思想来 看，东西方、古今人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主体思想，在儒家“礼之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中 国古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外实行军事殖民主义、横征暴敛与征服掠夺的历史记载。意大利天 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华文明的非侵 略、非扩张本性。他说：“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 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 心”。他还批判一些欧洲学者“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和扩张势力”的不真实性：“我 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 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对于成吉思汗等大范围征服的对外战争，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 的主体部位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中国只是为了守卫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贪求 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注：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 社会科学.2009（5）：48]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等人的“和戎”或称和战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谭嗣同《仁 学》中“以仁求通”的思想和孙中山力争世界和平的民主外交思想，是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毕生向往的崇高理想，就是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他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 恢复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志向，坚决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争端，反对动辄使用 武力。在他看来，国际战争纯粹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 孙中山曾向世人宣告：中国独立富强以后，也不会去侵略别国，“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 道德”。[注：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2//陈金龙.孙中山与外交思想之比较.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22 ]
新中国成立以后，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思想 ，在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探寻和平之路的“大同理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 反霸爱国思想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外交思想从总体来说， 理想主义要超过现实主义。[注：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到邓小平.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4：2]把仁义思想、诚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道德准则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准则，在外交中最早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身体力行付诸 实践。邓小平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世界政治 经济新秩序方面。冷战结束后，以为核心的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多极化、多样 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对外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我国 把传统文化创造性发挥并提升到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来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光辉典范，它将 新中国在国际上所倡导的和平观、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构 建和谐世界，是以遵循“和而不同”为前提的。“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 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 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注： 邓淑华，尹占文.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7（1）：32是人类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应该而且也必然会遵循的真正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
结语
从思想的起源来看，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几乎都要追溯到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及其思想。在 西方，最早论及理想主义的要算是柏拉图了。《理想国》中讨论的基本问题就是“正义”， 从探讨个人正义逐步转到论述城邦正义。在他看来，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或体现了至 高的“善”的伦理共同体，而这种“至善”或“正义”就是社会的和谐有序。自国家体 系形成以来，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所遵循的原则在对外领域的体现。由于各国 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有别，这就导致由外交思想 所体现的判断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利益的方式手段存在差别甚至冲突，也即是说，表达和 诉求人类美好愿望的思想与将这些思想转化成实践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之间存在着类似“条条 大路通罗马”的迥异。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念 和谐社会 和平与发展 体系构建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和谐世界；外交理念；核心内容与意义
一、“和谐世界”思想的核心内容
“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系统观、整体观而提出的全球政治伦理、法律与国际关系建设的伟大理念，不仅解决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也是建立全球国际政治伦理与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是站在全球秩序角度，而非仅仅狭隘地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和谐世界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描绘出一幅理想蓝图，它既是当今时代的需求，也是世界进步的体现。
（一）和谐世界的基本特征
第一，各国之间和平共处，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第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世界各种文明和各国的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并在发展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促进各国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第四，各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本质特征的国际大家庭，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和谐发展相辅相成
构建和谐世界与中国和谐发展之间具有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国内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国际上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构建和谐世界。其次，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和谐的国际环境，构建和谐世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中国将和世界人民一起携手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再次，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也同样有利于增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因此，倡导和构建和谐世界兼顾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与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一脉相承，是对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前提与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对外关系中始终遵守并倡导的、世界各国在发展相互关系时应遵守的一项基本准则。和谐世界，就是指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各国都能和平共处、互相合作、共同繁荣发展的国际社会。因此，构建和谐世界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间就存在着必然逻辑关系。在关于和谐世界的讲话中，也多次提到和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该原则的“平等”、“互利合作”与“和平共处”等核心思想。因此，构建和谐世界必须继续倡导和要求世界各国在处理相互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能够使世界各国和谐相处、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发展的国际机制。
（二）和谐世界思想是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延伸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问题，从而确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时代的主题，形成了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外交战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前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因而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
和谐世界思想，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顺应了时展的潮流，并且用“和谐世界”概念概括和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发展的方向和它的理想境界。和谐世界既是各国和平相处的世界，也是各国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国际社会。和谐世界是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潮流汇合的统一，是和平与发展有机统一后的理性升华。它不仅是世界和平的实现和各国在和平环境中的发展，而且还意味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世界和平大环境中的友好相处、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乃至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因此，和谐世界思想是和平与发展时论的延伸与发展。
三、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重大战略意义
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已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理念和新的战略目标。这一思想无论是在理论领域丰富和发展中国外交战略思想，还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改善和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新体现
中国外交从本质上讲是“和平”外交，这种“和平”外交与中国传统“和为贵”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新中国建立之后即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今天，和谐世界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以往“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外交思想，而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和谐世界”这一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和实现的基本途径，从而使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有了一个以构建“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完整的理论与政策体系。因而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新体现。
（二）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首先，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不仅有利于维护当前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国际大环境。其次，强调“包容”和“合作”精神。提出一种具有“包容与合作”精神、并能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接受的和谐世界理念，引导各国人民通过合作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最后，和谐世界的思想深化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等反华言论的积极回应，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彰显出中国是一个敢于担当、并有能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
【参考文献】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01）.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纵观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将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安全理论的深化和相互促进、外交安全理论同国内经济社会理论的体系整合、中国外交安全理论在国际上的互动和聚变以及强化实践检验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关系等方面。此外，我们还要提高时政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理论底蕴，加强智库的理论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的应用性和体系性建设方面。展望未来，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实践和理论自信，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持续不断地创新，终将达到实践和理论的光辉顶峰。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拙，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如果从社会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时代，特别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那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晚期，都可以称作‘现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留学兴起、科举制取消、新的文化思想发展等，正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性环境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产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
一、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使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至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找到了长期发展的土壤。
现代文化交流促使“新文化”在中国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定程度上是“愚昧”造成的。但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落后状态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寻求进步的道路，学习西方的要求更加迫切。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为“新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开办是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甚至私塾中也进行新式的教育，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教授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直至“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新文化”地位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成为可能。
现代文化交流形成的开放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化交流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传人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找到了“一席之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论坛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争鸣，使得文化环境相对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创造了客观条件。譬如，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饱安在191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此后，早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启事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著在这里多说了。由此可以肯定，现代文化交流所创造的开放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是以文化交流创造的开放环境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促成了各种思想被引进，也正是现代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现代文化交流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开创了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更显示了国外先进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立志于到国外学习。在国内，更多的民族企业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聚了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大批产业工人的存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代文化交流中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新式农垦企业在1912年为59家，而在1919年已达到100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也达到了1，110，，000人。产业工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代表其力量的壮大，1918年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仅为25次，在192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5次。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下层，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更注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力量，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转贴于
现代文化交流使留洋学习成为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洋学习兴起后，到外国学习的风气一直发展.成为学习接受外国先进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也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留学经历。又譬如，刘少奇曾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张闻天曾经到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学习等。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早年也都在国外勤工俭学。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留学经历，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从深层次的意义看，现代文化交流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使先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种主流思想都必须被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才会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力量。现代文化交流对于开启民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引导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以重要启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关注俄国，关注中国的前途。许多研究俄国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这一时期国内甚至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在现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下逐步认识了中国实际，走上革命道路。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公共外交策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借鉴方法
当今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了十分全面的教育系统。既包括成熟的理论教育，也包括详细的跟踪调查。而公共外交在我国尚处在发展阶段，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成熟的系统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可借鉴的方法。
（一）“润物细无声”公共外交有时具有“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从影响看却大有“润物细无声”的效应。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变得“润物细无声”呢？中国的思想教育有别于西方传统主流的“教会思想教育模式”4,我国的思想教育方法以学校教育为主体，通过对于学生的长期培养与熏陶的方式达到传承与扩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目的。相较于宗教对于人的思想而言，我国的思想教育工作更加强调国民对于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以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首先在政府方面要强化民生建设，与此同时也要保证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的含量。在强调中华民族美德的基础上宣扬马克思主义。使人民在认可政府执政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学识与本民族的文化积累认识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这有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坚持站稳思想理论的高地。
（二）网络自媒体时代下的宣传途径宣传能够影响人们的观念，很早以前就已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5。当今网络自媒体时代是建立在众多独立信息传输终端基础之上的信息社会，对于宣传的管理以掌控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公共外交是的经典含义是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公关行动6，同志也曾要求中国驻外使节“加强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7等政府行为强调了公共外交的作用，由此，网络的作用得到了体现。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网络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可谓五花八门。它们可以包括汉语言和汉文化的网上学习，也可以包括多种网络聊天工具的跨国界交流。更可以是对中国提供外籍学生留学的广告，甚至是商业化行为下的中国文化宣传。公共外交的行为一方面渗透着民族意识的存在，同时也是商业行为的必然体现。同时在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采取教育形式的网络化，网络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应该集中力量与社会道德建设以及舆论导向上。在一个网络“孤岛”时代，只有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保证网络信息社会的稳定。网络作为一个全新的“阵地”，合理的维护网络社区的思想稳定，同时吸纳民众需求，这才是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打开的新局面。
（三）加强我国自身商业文化的建设商业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文化融合的产物在体现各国在全球文化产业市场中的竞争力的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美国好莱坞大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些具有影响的宣传，鉴于此，我们可知一方面振兴生长自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而在另一方面，重拾民族文明自信也成为了我们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国家大力扶植。而在推动商业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面，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艺术作品来弘扬过去的“激情岁月”，也希望有更多的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优秀电影不断出现。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纸上谈兵”模式，我们当充分利用商业文化发展带来的更多渠道进行新时代的有“中国梦”味道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比较及二者间可产生的影响
（一）二者的比较1、政策主体单纯从政治主体而言，思想政治工作与公共外交工作均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同一政治核心主体作用于不同国家工作的政治事务行为，在其行使自身工作权利的同时体现了政治核心的目的、阶级性质、执政能力以及国家实力。思想政治工作与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是政治主体复杂国家行为中的一个部分，同时是为了满足特定政治目的的途径，也是政治核心主体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以及提供保证被统治对象的生存途径的有效方式。同时，随着民众自身意识以及需求的改变，国家政治主体核心的施政理念与方法也会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和公共外交等类似政策的实施过程反映到政治主体的施政理念层面之中。作为起到政治“触角”作用的两种方法是国家机器的功能的外在表现，也是一个具备正常行政能力的健康政府的外在表现。当前改革开放的规模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借助于市场经济实用道路的伟大探索，保证了中华民族继续向前不断发展的可能。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继续寻求复兴中华的有效方法的同时，也同时认识到了在政策改变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国家公民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所发生的改变。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社会越发展，越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不得。”对于国家政治核心主体来说，公共外交工作是将其政治形象宣传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层面。那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便体现在引导与宣传之间，它更是政治核心主体对民众展现自身形象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方法上和内容上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国政府的成长轨迹，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健全、成熟并且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化水平的真实显现。从此可见，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属性上必然存在一致性。2、施政目的公共外交的作用点落实在国家形象这一核心目标上。而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8是通过改善他国人民心目中对于施政国的国家形象，从而实现由下而上的对当地政府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于不同社会阶级所具有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客观现实的统一引领与指导，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其主要任务在于进行统治阶级的思想形态教育。9在教育民众以及引导民众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肩负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向下传承开来的重要使命。在此层面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别与普通教育，是普通知识传授型教育体制的更深一个层次。相较于公共外交的对外公关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包含“对内公关”的效果，但更肩负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开拓的巨大作用。就二者相似性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的均是官方通过特殊的渠道进行群体宣传的过程，其核心目的在于根据不同的群体特征（或文化特征）给予恰当的引导，以达到对大众群体的意识上产生改变与影响之目的。二者工作的开展是国家最高层次创造力的体现。3、客体层面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客体（或大众）作为必然存在的因素，在长期的施政环节中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被动状态，但根据“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观点所说，人民自愿放出手中的政治权利并将其移交政府。所以人民并非完全的政权主宰体，但根据“契约论”的角度来理解人民也不当是完全处于被动的无选择状态的被统治对象。人民基层是本身谋求自身利益的群体，更是牺牲自己部分政治权利来达到获取一定生存的权利群体。可见人民的需求与意愿不容统治者忽视。由此政治学的角度得出一个结论——人民阶层是具备主动性的社会群体。这使得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都不可以是“为所欲为”的。那么究竟人民阶层怎样的特征导致了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施政手法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刨除工作领域所导致的差异）？很明显，公共外交针对的人民大众群体具备更加自由的选择权，而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存在意识形态的过滤作用。这便导致了哪怕是当今民主化浪潮下的两种工作开展难度上的差异，但民主依旧是人类前进的大方向。思想政治工作的提升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进一步的改进与学习新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当然这不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放弃阶级属性并改变自身的工作目的，而是应该进一步尝试新的方法与手段。两种施政方法下的大众群体的共同性还体现在其作用与产出上，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大众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主要来源。是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载体。单纯从国家生产角度来说，大众是农业、工业、经济、技术、劳动力、军事等领域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来源。一切施政方法之后的实质是政府维持自身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目的。故此我们可以导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下，思想水平以及他国对于本国的友好度都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故思想政治工作既有经济价值，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以及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10,消极的国家形象则可能使一国在发展道路上受挫，付出更多的成本。
（二）产生的影响公共外交战略是全世界的各国政府重视的外交措施，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多种国家势力及文化势力的对抗与冲突。中国经济虽然处在不断发展与飞跃的时代，但对于多国公共外交博弈大环境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必然面对着不同于冷战时代或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状态。在穿越了绝对意识形态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冲击时代的今天，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体文化崛起的现实，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应对外来的冲击，同时对内更要注重自身民族文化性和创新性的培养。旧有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在当代民主与法制的时代，思想教育的转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开放性与包容性将出现在思想政治领域范围之内，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构建更加符合新时代的指导思想，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充分发扬党的领导性与前瞻性。当然理论若不能得到很有效的执行也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想象，结合当前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有充足的自信心进一步捍卫国家稳步向前发展的步调。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工作者们也应当进一步深入学习党中央的核心指导思想，以坚定的信念基础来引导和吸纳不同的想法与新鲜的理念。
三、结语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5篇
>> 大国外交理论与国际秩序建设：“三个百年”思考 中国百年“海归”的三个梦 百年辛亥 百年思考 越南大国外交战略的百年变迁 “建院百年”的文化建设实践和思考 辛亥百年再思考 关于五年制高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教学思考 关于考试、分数、百分制三个问题的思考 百年老屋和三个女人 辛亥百年启示:三个“必须”指引民族复兴之路 春和楼 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老店 “三个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考 2015年国际局势的三个特征 关于高校学习型学生党支部建设三个维度的思考 加强档案工作“三个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 关于“三个体系”建设与档案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按照“三个紧贴”要求提升基层文化建设质量的思考 对当前干群关系建设三个问题的思考 大国时速 百年唐车 百年梦圆，大国崛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大国外交理论与国际秩序建设:“三个百年”思考 大国外交理论与国际秩序建设:“三个百年”思考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杨洁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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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不仅仅需要进行学理性和学术性的研究，还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性大国，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更加需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现在我们所具有的一些外交理念，就像一颗一颗散落的珍珠，还没有被系统地串联起来，成为一串珍珠项链，也就是说，还缺少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设。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从“三个100年”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国际体系百年变化看世界的变革
一方面，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比如相继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后冷战体系等。对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如何界定，有多种说法。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国际体系趋向多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是多重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叶江认为是无极时代。我认为，首先从国际体系的百年变化来看，至少有三个特点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力量的对比，但是今天的力量对比跟1918年、1945年和1991年都不一样，更多地是向软实力方向和低政治方向发展。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有一次他到上海来，我问他，软实力这个提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太太让他在厨房干活时，他想出来了这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我想，如果这样的提法是由一个小国的学者提出的，那也许就不会在世界上传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在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呼应。
第二，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伴随着行为体和主要议题的变化。现在的国家行为体比1945年时多了三倍，而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不胜其数。主要议题既有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传统议题，也有更多的非传统的议题。
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之间怎样从无序到有序、从相互抵触到合作共赢、从脱胎于一个日渐消失的旧体系向一个逐步形成的新体系转变，这个过程还是有迹可寻的。我也并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100%无序的世界。无序中是有序的。例如，在安全方面，在巴尔干空袭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全球治理也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实践。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国际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另一方面，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在过去100年中虽然历经曲折，但是总的来说，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还是成为一个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和获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前几个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这使中国得以进入一战战胜国行列。让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满怀悲愤的是，一战以后为什么青岛还要被日本拿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没有成为战胜国的一员，我们所处的地位，肯定更是不堪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战后进入了世界大国行列。中国成为这个体系的获益者，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西方建立的，也是我们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正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遵循从易到难的途径，基本上从经济和发展两个方面逐步走向政治和外交，乃至安全和军事方面。在这些方面现在刚刚起步，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上。
第三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成为全球大国，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外交理论上，都缺乏经验和积累。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与阿拉伯联盟相比，它可以派出一个老牌政治家搞斡旋，而我们只是派出一个中东特使，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很少。过去中印发生边界战争后，锡兰（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而现在我们对南海问题都无法斡旋。这说明我们实战经验不够，人才不够。特别是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上，我们更多的是提出原则口号，而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战略设计和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既是强烈的时代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从百年探索看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按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也是100年的时间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历经曲折之后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10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探索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大致是30年经历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那时候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时中国是在逐步认识和准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特点是一切以苏俄为师，比如像我们去老革命根据地参观时看到的，江西瑞金叫“红色苏维埃”首都等等。第二个阶段是探索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这个阶段到现在还留有历史痕迹，例如中国领导人在一定场合都喜欢提一提胡志明、看一看卡斯特罗等等，这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阶段大体就是1979年到2007年，这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这两项事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理论的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还要几个30年才能成熟，才能走向世界。 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初见端倪。秦亚青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由时代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组成。夏立平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多层次（包括理念、制度和政策）、宽领域、大纵深。曲星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本人认为这一体系包括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等。应该看到，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缺少。这说明我们的任务还很重。
第三，外长是比较早和比较给力地主张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早在2013年夏季，外长在各种重要媒体发表文章，讨论和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提出在继承新中国外交60周年大政方针优良传统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的还只是理念：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理念”到“理论”，我认为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怎样能够让世界理解，有时候还是很难的。这个话语体系的特色和共性是我们学者需要做的。
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的百年使命
这也应该是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一部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至少有三大任务。一是要坚持理论的实践本源，投身于当前丰富多彩且又复杂纷繁的大国外交实践中，感受时代，领悟真理。要能够下接地气，上接天线。
二是必须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真正做到把握和营造趋势，实现从实践到理念、从政策到战略、从理论到思想的无缝连接。
三是确定中国特色大国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学界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假设、基本概念、条件、挑战等，构建起理论，并且接受实践检验。实现“国家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互动发展。强调“中国特色”，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概念。我一直认为，“特色”是历史现象，所以不可能永久不变，它应运而生，也因势而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第二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中国的体量和重要性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还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中国特色”须逐步淡化，“世界意义”要逐步深化。有的学者非常强调“普世价值”，这容易引起争论，我想，是否可以换成“世界利益”这个表述方法？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必将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将会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将更具世界共性。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特色”就会减少，共性就会增加。
“中国特色”要逐步为世界所接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世界的东西也要逐步为我们所接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只有两者相互交替，才可以共同得到发展。
中国要与世界共同建设新理论。只有中国的理论是不够的。对于现有的“理论存量”，我们要去理解和掌握;对于“理论增量”，我们要跟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总结和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新理论，在此基础上还要传承中外所有的优秀文明，夯实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继续筹划国际体系的建设。当前历史赋予中国建设国际体系的使命。要让中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平台上长袖善舞，我们学界不仅要台前观看、台下评论，更要台后给力。第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要有所扬弃。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际秩序观，并不是只会讲“不”，并不是只是讲原则。对追求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讲“前无古人，但启后者”，我们要提出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大国、什么样的政治大国、什么样的文化大国、什么样的军事大国等等，对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我们也一样要提出来，并且版本不断更新，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第二，用理论指导秩序。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国际体系，就要从战略的高度搞清楚我们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我们有理想有目标，但是缺少理论依据。我们有道义有旗帜，但是缺少实施保障。我们有积累的金钱，但是没有积累的经验，更没有积累的理论。我们有恢弘大旨的高论，但是缺少具体策划的方案。知道了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的问题就随之迎刃而解了。
第三，我们还要对国际体系和秩序进行政策研究，而不仅仅是理论探索、战略运筹。不妨根据就近的原则进行分工，比如北京的学者可以多研究亚投行，因为它就在金融街;上海的学者可以多研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因为它就在浦东。新疆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云南学者研究中孟印缅有其历史传承。但是全国的学者都要研究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我的想法也不成熟。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待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央提出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自信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中国又是个新兴大国。作为新兴大国中的一个个体，我们的思想理论又是什么？
中国还是发展国家。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但是我们还坚持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个政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政治基础。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中国应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本世纪末应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到那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中国是亚洲大国。在历史上形成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很多集中在亚洲。我们在外交中应怎样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
中华文明对今后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对中华文明，我认为第一是要扬弃，因为其中有好的因素，有坏的因素，有当时是好的而现在过时了的。第二就是要继承。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中华文明已经没有多少知识，讲起来不超过100句话，就是“和为贵”等等孔子这几句话。
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我一直讲我们的集体精神、学习精神、宽容精神。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讲求宽容，有容乃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思想文明受到了美国人的嘲笑，他们说我们的文明是假的。十年以后，2008年美国就发生了次贷危机。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不会进行总结、包装和推销。我们只会说“润物细无声”，但是人家不知道谁是杜甫，怎么知道什么叫“润物细无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