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范文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代；文学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编；分门别类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71?05

作为一种富含批评意义的文学文本，文学选本在逻辑层面上可以被折解为物质外壳和理论内核：物质外壳是指选本赖以存在并承载其功能的文本样态，也就是选本的形态；理论内核则主要指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就选本形态而言，选家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作品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以某种体例将作品编排成集，以某种文本样态正式呈现于读者面前。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选本编排体例和文本样态的考察，我们可以观照此期选本编纂活动的进化程度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宋代文学选本数量繁富、门类广泛、形态多样、特色明晰①，在其编纂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尚无全面、系统之阐论，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以为美芹之献。通过翻检现存宋代文学选本，不难发现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具体而言，可以将其析分为单一形态与复合形态两种 类型②。

一、单一形态：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单一形态具体包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三种文本样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 分体编录

对文体的区分，源于人们对文学自身特质认识的深化，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较早明晰而具体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曹丕《典论・论文》，曹丕在文中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种，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720）此后人们对文体的辨析越来越细密，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及33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文体为59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文体为127类。而随着对文体区分与辨析的深入，文学选本亦将区别不同文体进行选编著录――即分体编录――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编纂体例与文本样态。在古人看来，选文编集，通过分体编录的方式为所收之文正名定份至关重要、无可轻忽，所谓“才量学文，宜正体制”[2]（650）、“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3]（77）。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始于挚虞《文章流别集》，该集之体例即为分体编录，《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4]（1685）

宋代文学选本，采用分体编录方式的非常普遍，一些重要的大型选本多用此法，如《唐文粹》与《皇朝文鉴》。《唐文粹》全书100卷，选录作品两千余篇，分为26种文体，即古赋、古今乐章、乐府辞、古调歌篇、颂、赞、表、书奏、疏、奏状、檄、露布、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一、记、箴、诫、铭二、书、序、传录纪事。《皇朝文鉴》全书150卷，选录作品两千五百余篇，分为59种文体，即赋、律赋、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骚、诏、敕、赦文、册、御、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传、露布。

此外，如江钿《圣宋文海》，《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谓：“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 门。”[5]（卷四下）林之奇编、吕祖谦集注《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选录古今诗文数百篇，分为赋、诗、歌、行、序、引、论、记、书、启、表、疏、传、赞、箴、颂、碑、铭16体。王霆震《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分序、记、书、表、论、铭、封事、疏状、图、解、辩、原、辞、议、问答、设喻等若干体。

总的来看，宋代分体编录的文学选本对文体的划分与归类并无统一之原则，显然是依据各集收文数量及所收之文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归类，所谓“唯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3]（78），故而分类情况显得较为芜杂，如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逻辑层面不统一造成的分类交叉与重叠等，表现出宋代文体区分及选本编纂的一种摸索状态。这种摸索，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一文中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亦即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以类相从’，并为之确立‘类名’……就其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演绎法。正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因此才出现了不同时代文体分类纷繁琐杂的局面。”[6]（24）

（二） 依人系篇

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创作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认识的渐趋明晰。在魏晋以前，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意识的欠缺，作家的创作个性亦往往为群体风格所遮蔽；魏晋以来，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审美的自觉，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凸显，对作家个性的理论认识亦随之明晰，如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正是由于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文章才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才会有不同的成就；作家的个性、气质具有相对的恒定性，非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故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还具体指出了其时建安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1]（720）其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云：“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513）

对作家创作个性之理论认识的明晰，使得选家在确定选本的文本样态时，有了新的选择、新的路数。在最初的分体编录之外，一些选家开始依人系篇，以期在选本中更加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据现有资料，最迟在唐初已经出现了依人系篇的选本，如初唐崔融《珠英学士集》，《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5]（卷四下）据“以官班为次”语，该集当是依人系篇。从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来看，大部分都是依人系篇的，如元结《箧中集》、殷《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为了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些选本还在各家名下附以评语或小传，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在入选诸家姓名下附有对作家的评语，《极玄集》所选诸家名下均系以小传。这样一种依人系篇、兼以作家述评的处理方式，大大强化了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

宋代文学选本中，亦多有依人系篇者，如：《九僧诗集》，录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9人之诗。《圣宋文选全集》，今存32卷，所选皆北宋之文，欧阳永叔（修）2卷，司马君实（光）3卷，范希文（仲淹）1卷，王禹1卷，孙明复（复）2卷，王介甫（安石）2卷，余元度（靖）1卷，曾子固（巩）2卷，石守道（介）3卷，李邦直（清臣）5卷，唐子西（庚）1卷，张文潜（耒）7卷，黄鲁直（庭坚）1卷，陈莹中（）1卷。吕祖谦《古文关键》，原书2卷，上卷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3家，下卷选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5家，共63篇。邵浩《坡门酬唱集》，共23卷，前16卷为苏轼诗，17～20卷为苏辙诗，21～23卷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诗，其他别有继和

者，亦皆附入。陈起《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该集乃陈起编刊之《中兴群公吟稿》的一部分，《吟稿》全集凡48卷，录153人之诗，此乃其残帙，存7卷，卷1～3录戴复古诗141首，卷4～5录高九万诗114首，卷6录姜夔诗49首，卷7录严坦叔诗118首[7]。

从这些选本在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由于采用依人系篇的编排方式，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入选作家的个性特色，对入选作家个体及作家群体名声之传布起到了极大的彰显、推动或巩固、凝定作用，比如《九僧诗集》之于“九僧”、《古文关键》之于“唐宋家”、《坡门酬唱集》之于苏门文人群等。

（三）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选家在编纂选本时，要将所选作品进行区分、编排（组织），也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分门别类的方式。上面论及之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实际上都可以算作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一种形式，因为无论是“体”，还是“人”，当其被选家作为一种编排作品的参照物的时候，它（他、她）就具有了类别属性，只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类，“体”与“人”是两种相对较为特殊的类。此处所论之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乃指“体”与“人”之外的一般类别。

宋代文学选本中，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之法进行编排者甚众，如宋绶、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全书46卷，前42卷依节日次序分类编排（末4卷分咏1～12月），依次为：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春分、春社、寒食、清明、上巳、春尽日、端午、夏至、伏日、立秋、七夕、中元、秋分、秋社、中秋、重阳、立冬、冬至、除夜。孙绍远《声画集》，选家自序云：“择其为画而作者编成一集，分二十六门，为八卷，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也。”[8]（卷首）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共10卷，收文156篇，每两篇立为一格（类），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就题生意格等等，共88格（类）。佚名《策学绳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谓其10卷，有兵、财、政治、儒术等类。佚名《十先生奥论》，共40卷，分历代圣君论、时政论、六经论、性理论、考古论、治道论、进论等若干类。

从上举诸例可以见出，宋代文学选本在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时，虽多以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为分类依据，但也出现了《论学绳尺》这样以作品的写作范式为分类依据者，而且其将试论的写作范式归为88类，分类之细密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反映出宋代选本编纂在分类方法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变化与突破。

二、复合形态：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

除了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这三种单一形态外，宋代文学选本还经常呈现出层垒叠加、更张重组的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又具体表现为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两种情形。

（一） 层级结构

对于某些规模较大的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结构不足以使入选作家作品的编排达到条分缕析、整饬有序的效果，此时选家就会将几种单一结构加以整合，进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现存最早的文学选本萧统《文选》采用的就是层级结构，它首先分体编录，将所选作品纳入39类文体；然后对某些重要的文体，依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加以分门别类，如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诗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军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24类。

宋代文学选本多上承《文选》体例，采用这种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如《文苑英华》，全书1000卷，作者近2 200人，作品近 2万篇，面对如此浩繁的编排对象，选家先将所收作品归入39种文体，即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册文、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然后在各体之下按内容题材分门别类，如赋分为42种，即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祀、行幸、讽谕、儒学、军旅、治道、耕籍、田、农附、乐、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道、射博奕、工艺、器用、服章、画图、室、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由于所收作品数目庞大，选家又对第二层级之类别再次析分，如赋之第一类为天象，天象又分为26小类，即天、日、月、星、星斗、天河、云、风、雨、露、霜、雪、雷、电、霞、雾、虹、天仪、大衍、律管、气、象、空、光、明、骄阳。这样，全书就形成了一个由文体、门类、小类三个层级构成的复合结构。

其他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亦皆采用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

也有选本将《文选》创立的文体、类别二元层级结构加以翻转，转而采用先分类、再分体的编排结构。如《瀛奎律髓》，方回首先按诗歌题材内容、体式等将入选诗歌分为登览、朝省、怀古、庭宇、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49类，然后于各类之下再分五言、七言二体。

与上述二元层级结构不同，有的选本采用的是一元层级结构，即门下分类、类下分目。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宴赏、性适、、仕宦、投献、、庆寿、庆贺、干求、馈送、谢惠、谢馈送26门，然后对各门进行分类，如仕宦门分为朝见、禁直、下直、从驾、赴任、官舍、满替、休致、罢任、贬高、贬谪放还11类，庆贺门分为贺除擢、贺再任、贺功赏、贺致政、贺新娶、贺生子、贺荣居、仕宦杂贺8类。

此外，如《宋大诏令集》，先分帝统、皇太后、妃嫔、亲王、皇女、宰相、典礼、政事等17门，门下分类，类下分目，目下又设子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谓其“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9]（134）。《宋朝诸臣奏议》，先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等12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类，共112类。宋赵希《宋朝诸臣奏议序》：“辑我朝之群公先正忠言嘉谋，粹为一编，汇分胪别，冠君道，附边防，而以总论脉络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区别，内外之修攘，刑赏之惩劝，利害之罢行，官民兵财之机括，礼乐刑政之纲目，靡所不载。”[10]（1725）

（二） 区分等次

尊卑有等、亲疏有序是中国古代宗法礼义秩序的基本规范，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社会由此形成一种等次分明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之下，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和规范，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1]（14）

这种尊卑有等、亲疏有序的宗法礼义秩序和等次分明的社会差序格局，对古代文学选本的编纂行为及文本样态也有明显影响。选家编纂选本，一定是受到某种动因的驱动，为了实现这种动因，选家在选编作家作品时，心目中都会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对这些作家作品作出优劣高下的区分并进而作出选择――对实现编纂动因有利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多所青睐，对实现编纂动因不利的作家作品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呈现出来。

在宋代以前，选家一般不直接对作家作品进行等次的划分，而是主要通过入选作品的数量多少来体现，由入选作品的数量差别来间接呈现选家心目中作家作品优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风昌炽，不少选本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淫，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等次划分，并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直接呈现出来，这些选本对所收作家作品的编排既不采用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形态，也不采用多元复合的层级结构，而是将文体、作家、作品类别等打乱重组，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准，对作家作品划分等次、区别对待，形成选本编纂中的一道别样景观。如《诗准・诗翼》，其编纂源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全书采用先分等、再分级的方式，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诗准”、“诗翼”两个等次――“诗准”为上等，乃“诗之根本准则”，“诗翼”为下等，乃诗之“羽翼舆卫”。然后再进一步对“诗准”、“诗翼”进行分级，“诗准”共4卷，即4个级别――古谣歌词（包括诗歌正体、谣体、讴体、诵体、谚体、逸诗、琴操）为第一级别，铭体、祝辞、繇体、韵语为第二级别，陶渊明诗为第三级别，古乐府及其他汉、魏、晋、宋古诗为第四级别；“诗翼”共4卷，亦即4个级别――李白、杜甫所作古风为第一级别，唐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二级别，苏轼、黄庭坚所作古风为第三级别，宋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四级别。按王柏序中所述，“诗准”的4个级别、“诗翼”的4个级别，共8个级别，总体上又可归为3个大的等次――“诗准”为1个等次，“诗翼”中唐人古风和宋人古风各为1个等次。如此，方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作家作品区分等次的选本中也有不受理学牢笼者，如《月泉吟社》，作为一场诗歌竞赛的产物，该集虽亦对所收作品划定名次，依次

排列，但这种编排只是反映文学竞技的结果，并无多少文学之外的附加意义。月泉吟社是宋亡后遗民所立之诗社，创立者吴渭乃浦江（今属浙江）人，字清翁，号潜斋，宋时曾为义乌县令，入元后退居吴溪。吴渭创立诗社后，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皋、吴思齐等主持社事。至元丙戌（1286），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集五、七言律诗，至次年正月望日收卷，共得诗2735卷，选中280名，并将前60名所作之72首诗及其余诸人之佳句汇为一卷，并其事之始末，刻板刊行，名《月泉吟社》。该集卷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60人之诗，按名次排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

总体来看，宋代文学选本的文本形态既有对前代选本的继承，又多有变化、拓新之处。比如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

注释：

① 关于宋代文学选本的产生背景、时代分布、基本概况及发展演进，参邓建《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② 宋代文学选本还出现了新兴的评点形态，即在选本中附加评点（圈点和评注）。评点形态可视为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的衍生形态，因为此类选本对入选作品的编排也无外乎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2种情况，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再附以评点。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情况比较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详参邓建《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形态及其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 曹丕. 典论论文[A]. 萧统. 文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3]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4] 永，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5] 晁公武.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M]. 万有文库本.

[6]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J]. 中山大学学报， 2005， （3）： 24.

[7] 陈起. 宋中兴群公吟稿戊集[M]. 斋藏书本.

[8] 孙绍远. 声画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轼； 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坡”，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词人，被誉为“唐宋家”之一。苏轼的诗、词、文均有极高的成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的文学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丰富的艺术气息：“苏文”的文以通理，把宋代文学引向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的发展道路；“苏诗”的以文为诗，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诗歌的自由性；“苏词”的以诗为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文化境界。他的这些成就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足以确立他“文坛领袖”的地位。

一、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新运动的集大成者。

在苏轼的散文中，无论是议论文还是记叙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许多独到的新见，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随机生发，翻新出奇，既展示其才情，又显示其文采。杂说、书札、序跋一类议论文，也总是善于翻新出奇，而形式则更加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笔势收纵自如，尽显大家风范。

二、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1.以文为诗在苏轼表现为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

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坡诗纵横如古文”，他为文如江流奔注，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他的古体诗也有奔放驰骋不可一世的气象。《王维吴道子画》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正可以作为苏轼诗风的写照。如七古《雪浪石》描写的是作者所欣赏的一块盆石，物体并不大，诗人却以横绝山岳的笔势出之：先从雪浪石的来历写与东岳争雄的太行山，蔽空遮日的飞狐口，上党郡，起笔非常雄伟。以下写其形势、气概、奇峰、崩崖和山石很不平凡的经历。方东树说：“此诗奇横……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姿。

2.吸收古文章法，加以改进创新。

古体长诗由于篇幅恢宏，本来便于才华横溢的诗人驰骋文思，苏轼又惯于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就使他的诗层次严紧而又恣肆、波澜起伏，如《王维吴道子画》，总叙吴、王二子之画一层，专论王维画一层，品第二家之画一层。全诗次第井然有序，旋提旋收，充分体现出东坡长诗吸收散文章法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3.引进散文的句式字法，运用驾驭自如自然妥帖。

苏轼的诗多为散句单行，如《游金山寺》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联是对偶外，通篇都是单行散句。《戏子由》共三十句，只有两面联对偶。不少五七言古体通篇不见对偶。这都是古文的用语习惯。苏轼时常糅进散文的语气词，如：“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问言”——《王维吴道子画》。

4.将议论运用到诗歌当中，既能抒情，也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苏轼诗篇中的议论决不是押韵散文，而是诗的有力表现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多是借助于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而与议论文主要用抽象的概念化的理性语言不同。如《秀州僧本莹照堂》批评僧人本莹一味强调天性，追求静寂无为，开端即发议论“鸟囚不忘飞，马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桎梏其形未必能制服其神。作者以“鸟囚”“马击”为喻，并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

5.在写诗当中因物寓理，带给宋诗全新的手法。

在苏轼的诗中，作者在对富于情趣的自然景物，生活片断的叙写中，往往融入深刻的哲学体悟，即景寄理，意在言外，具体意象与哲思理趣浑然一体，这是苏轼对宋诗的一大贡献。

三、苏轼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

1.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诗道与词道统一。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的恶态。

2.独具新意境和新风格，开拓了词的境界。

突破了晚唐五代男女恋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境。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另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四、苏轼对后世的影响

就苏轼本人的品质而言，他是刚正不阿的代表，他是飘逸洒脱的典范，他是开朗幽默的，他更是超然达观的，这些共同构筑成他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式，为后人景仰、倾慕，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封建士人的精神与心态。苏轼还以和蔼或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苏轼研究》 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

[2]《东坡词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3]《苏轼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4]《中国文学史》 中华书局，1995年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独有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世史书的写作开创了新的道路。《史记》是一部系统性研究中国历史的史书。该书主要是将我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从全社会的角度探寻历史问题，这样能将历史从以往狭小的空间引入到广阔的大千世界里，即让历史从微观走向宏观，建立新型的历史认知系统，为以后的历史编撰奠定坚实基础。作为一部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是其他书籍无法相比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于中国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问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学者的关注，对其的评论不可胜数，本文主要就宋代时期的笔记探究《史记》。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三、结语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独立性 宋代书院 中世纪大学 儒学 基督教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虽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在各自发展中有不少共通之处：两者均是自主办学，促进教育的社会化；均是开放办学和自由讲学，为学校的兴盛奠定基础；均是学术流派与思潮的发源地。宋代书院几度沉浮，至清末已经腐败不堪，最终全部由政府改为学堂，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欧洲中世纪大学却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运动。两者发展的分化在于独立性，研究其不同独立性的走向，对于更清楚地认识世界大学发展历程，探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历史进步性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一、宋代书院独立自主的丧失

五代十国升元时期（937―942年），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办学，称“白鹿国库”，后宋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政府没有接管，于是这所南唐官办学校就成了私学[1]。在北宋前期的80多年，书院还是新出现的教育机构，朝廷没有加以控制。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这些书院多半由私人隐居之所发展而来，最初由“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私人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强调读书，自由讲学，研究学问，推崇修已至诚之道，与当时的官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仁宗朝中期，州县学大批涌现，各地的私人书院迅速衰落。在崇宁三年（1104）到宣和二年（1120），普通人士除非进入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州县学和太学，否则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这种做法断绝了书院学生的上升之路，对书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孝宗朝和光宗朝（1162―1194年），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宋代书院因而得到复兴。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它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私立学院，公私书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期朝廷不赞成理学，各理学家的观点和教学方法也很不相同，朱熹等人重建书院虽属官办却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书院实行自由讨论的教学方式，强调以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究学问，办学风格比较开放，气氛活跃。书院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可应邀开座讲学。

理学在理宗朝（1224―1264年）以后，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从景定元年（1260）起，中央政府向每个州派出一名书院山长，规定担任这个职位的务必是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

在南宋后期，理学已经成为朝廷的正统学说，成了国子监、太学和州县学教育的中心内容，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特色。虽然私立书院也有显著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都是隶属于教会。11－13世纪教会处于鼎盛时期，形成庞大的国际神学中心，其势力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文化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有的是学者和热心市民所创办，不是教会所设，但大学一出现，教会便力图加以利用。又因为有了教会的保护，大学可以免受世俗政权的干预，享有很大的自由权力。

13－14世纪的学校重要经院哲学家均属于托钵僧团。如海尔兹的亚历山大、波纳文都那、托马斯阿奎那等。他们既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家，也是精通“七艺”的博学之士，不仅占据了基督教神学的制高点，而且也占据了欧洲各著名大学的讲台[2]。他们在大学里向学生讲授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在本质上是神学，但强调哲学的理性认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基督教的某些真理不必用启示的帮助，单靠理性就可以得到证明。而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不断地批判抗争，其结果是“思想在自身之内发现和认识自身，由此产生了理性和教会学说或信仰之间的对立。”[3]当初罗马教廷和托钵僧团扶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推广教育是对抗异端的有力手段。但是到了13世纪以后，欧洲几乎所有的异端思想都是在大学中茁壮成长。譬如，反抗封建主和教会对教育的控制而进行罢课、迁移。通过斗争，大学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具有了独立性：许多大学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权力；大学教师有参政权，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力；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权力；大学师生享有免除赋税及兵役的特权；大学具有管理自。[4]

三、基督教和儒学――影响两者独立自主性走向差异的根源

西欧封建社会的一般民众和绝大多数骑士、贵族没有受过正统的宗教教育，基督教教会组织为了扩大宗教影响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等，在保护和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保存和传递文化知识。尽管一切学问在中世纪都沦为神学的婢女，但基督教并没有绝对排斥文化知识，作为基督教最重要学术思潮的经院哲学，由于它相信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不自觉地潜藏着理性复苏的因素。

在宋代，儒学主要是理学家继承，他们恪守传统儒学的伦理政治信条。如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列入《白鹿洞书院揭示》[5]。另外，理学也是受到了佛学、道学的影响而著称的。理学家大量吸收了佛教的修养方法，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辩，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中庸》讲到“慎独”，意思是指个人在独处时能够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这与禅法要人安静地“面壁”沉思，无我无他，一心向神的境界是一致的。作为书院的精神核心，理学同时也吸收了乐道家的神学观念，把理学涂上了神学的色彩，同时把忠孝和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给神权披上了理性的外衣。

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导致欧洲中世纪大学和宋代学院的独立性不同的走向分别体现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培养人才的思想倾向和行为上。

1. 办学理念

中世纪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中世纪经济发展需要一批经过很好训练的人，大学热心接受这个挑战。虽然最初的大学是教会控制民众的工具，但在教会大学中的理性的萌发，使人们有了入世的要求。如萨莱诺大学，即是一批有志学医的青年人联合起来，和医师订立合同，规定学生纳费和医师传艺的条件，进行知识交易，从而使萨莱诺医学校发展成为大学。

宋代书院的生员，“最初目的主要是‘避锋镝’，就是为了避免战乱的影响，其次是一些学者为了追求避世隐居的生活。”[6]所谓“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然而科举仕进的吸引力毕竟难以抗拒，一些人所谓寂寞山林，怡情养性，不过是谋取功名的一种终南捷径。不少书院，一有机会便向官学靠拢，如曹诚在复兴应天书院不久就表示愿以学入官，宋真宗“为之嘉叹，面可其奏。”

2. 教学内容

欧洲中世纪大学基础课程通常是七艺，虽然教学内容有浓厚的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敬业钻研的情趣，锻炼了人们思维的严密性，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大学的专业科目，如法学、医学等，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因而也容易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波伦亚大学为例，波伦亚地处意大利北部商业要冲，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另外，为求得地方权力和城市的独立，也特别重视罗马法的研究，民法逐渐成为单独的学科。欧洲中世纪大学走向独立，是与其教学内容与社会要求相呼应的。

反观宋代的书院，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而且多是理学的大本营，以不切世务的理学为重要修习科目。就算是严厉批评理学的陈亮等人，在书院讲习也很少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书院的衰落和为朝廷所控制也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它注重人伦纲常的教育，把理论道德当作人们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疏离。这就使知识分子无法突破儒家思想的单一性，也没有反封建的武器。

3. 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方式，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共同讨论学问，学生可以自由择师。书院受禅林讲学的影响，实行行会制度，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辩论交流。但是，新颖的教学方法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学内容存在着矛盾。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规律来看，在儒家思想的禁锢下，书院学术自由教学民主的形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为儒学学说体系服务的顺向思辨的学术交流，它不可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过朝廷可以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被毁废或屈从权势。

欧洲中世纪大学规定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都能听懂讲课并进行思想、学术和情感的交流，由于欧洲中世纪印刷术落后，书籍缺乏，大学里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通读教科书原文及注释，逐章阐明梗概并举例解释、论说评论，学生笔记，讲课速度很慢。中世纪大学另一重要教学方法是学生论述：通常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或者由一名学生提出问题，并自觉从正反两面阐述论据进行自辩，这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欧洲中世界大学的教育虽然在形式上并不比宋代书院强，但内容具宽广性，使其以后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独立空间。

4. 培养人才的区别

理性自由的精神，不仅使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孕育近代科学的母体，让科学打开反对封建的缺口，而且使人民有了争取自由的砝码，例如法律被认为是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诉讼程序。在基督教哲学引发的理性思维的指导下，人变得积极向上，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欧洲中世纪大学享有的种种自由特权，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而是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

儒家所遵循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教条；惟孔子是非为是非，不注重培养人的求知精神，扼杀个性的独立发展等基本精神随着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渗透到社会人格，使人在精神上更“自觉”沦为统治阶级的奴仆，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拒绝变革的保守性格。另外，隐逸无为、功成身退、与世无争的道佛人生哲学遏制士人进取精神[7]，当统治者严格控制书院的发展时，他们多数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袁征.宋代书院的兴衰――兼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J］.学术研究，1995（6）.

［2］赵林.基督教与欧洲中世纪文化教育［J］.文化，2005（5）.

［3］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4］侯耀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独立自主性及其借鉴意义［J］.高教论坛，2003（3）.

［5］彭岚.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但从整体上看，宋代山水画在差异中又有统一，在个性中又见共性，他们代表了宋代山水画的艺术风格。

北宋是以中原画派和院体山水画为主流，在艺术语言上，北宋山水画经常采用全景式构图，或山峦重迭，或树木繁杂，或者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满错综，或一望无际。笔墨繁而含蓄，爽利而凝重。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深厚的内容感，给予我们以丰满而不确定的感受。[1]

宗白华先生在《论中国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意境”是化实景为虚景，是艺术形象或情景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能够蕴含和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宇宙意识的至高境界，它是主体情感与客观形象的有机统一。“意”，侧重于艺术家情志、理想的主观创造，心与物、情与理的结合；“境”，则侧重于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是形与神的统一。[2]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宋代山画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标准，既是创作原则，也是鉴赏原则。

一、心物统一，情景交融

心与物的统一。“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表现为审美主体，也就是人；“物”是审美的对象，是客体。石涛在《画语录》中主张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这里的统一就是“神遇迹化”。他说：“山川脱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所以归于涤也”。 [3]所谓“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指的就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情思与景物的统一。宋代山水画所描绘的景物、事物是情感的载体，因而是情感化的景物、事物，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同时，艺术家在表达感情时，又必须渗透、融化于景物和事物之中，也就是“化情思为景物”。意境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和“化情思为景物”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郭熙的《林泉高致》这两幅山水作品所呈现的意境，正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体现。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一幅宋代山水画的优秀典范，此画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面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图给人以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层，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的运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和疏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从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者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用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苍莽雄浑的气势。

北宋的山水画主要是沿袭五代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作品主要借助山、石、云、树木等景象来反映画家的审美情趣。因此，当我们在欣赏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时，可以感受到画家们借助各种景物的完美融合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审美情趣和山水画的意境。如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强调了描绘自然山水时，不是只绘制一山一水，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出神入化在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显现出来。一方面，处于四时天气变化环境与近观远望不同景象关系中，山水本身也表现出不同的物象，“真山水之烟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起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真正的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另一方面，要想表现出真山真水的生命活力来，也借助它周围的景物来相互映衬，也就是说，充满生机的意境是通过景物间的相互关系得到的。正所谓“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得亭榭为眉目，以鱼钓为精神。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山无云则不秀，无水则不媚，无道路则不活，无林木则不生”，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等。[4]因此，这种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正是中国古典美学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艺术家隐居山林，追求自然情趣，在审美标准上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巧若拙、天趣大补”。 [5]因此，艺术不可能是单纯客体，也不可能是单纯主体，而应当是主客体的完美融合，主体的表现必须借助于客体，客体的再现必也表现主体，主体的表现必也反映着客体。二者的割裂，必使双方的表达受到损害，二者的结合则使二者相得益彰。

二、虚实相生，像外有像

“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苦不坏，其惟虚空”，钟和耳只有在“实”中保持适当的“虚”才能听其音，闻其声。[4]所谓实境，是指通过客观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而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在宋代山水画

中主要指我们看得见的画面的外在形式；所谓虚境是指艺术作品借助实境的描绘间接地暗示象征而表现出来的形象。它不是直接由感官把握到的，而是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有时并没有直接表露或者抒发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这种虚实相生的特征，给欣赏者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欣赏者可以在对对象的联想中进一步补充、丰富作品的整体意境。

“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老子提出的思想。虚与实是艺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统一体，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我国传统文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具有意境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往往虚实结合，相互转化，以虚为实，以实为虚，构成一种虚虚实实，发人联想的艺术境界。

北宋画家郭熙说：“诗是无声画，画是有形诗。”诗中要有画境，画中要有诗境，可以说，不能给人以想象的诗与画不是好的诗与画。“好”体现的意境就是“虚”与“实”审美关系的统一。[4]“虚”与“实”这一审美关系的统一正是南宋山水画艺术意境的体现，因此，自从宋室南迁之后，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南宋的山水画弃置北宋的全景式的构图，而采用“一角半边”式的构图，所谓“一角半边”就是采用两对角远近对照的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作品中山水往往偏于一边，开阔画面的空白，形成暗示的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取舍地从某个角落、某个局部、某些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诣，在这些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等等，这样的构图使南宋山水画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踏歌图》构图虽然很小，但是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者远水平原，只一角有一点点画，给人们一种“虚实相生”的感觉，这与“意在言外”、“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脉相通。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①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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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②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页。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厂。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人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①。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②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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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第22页。

②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烟卷第1期(1936年)。

③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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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ll-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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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①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②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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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第3、6集。

② 佐竹靖彦：《宋代時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总第30期）1997年第2期。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

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①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②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③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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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②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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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汉型文化》，载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①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②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③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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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②：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④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l期。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

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①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釣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②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

转贴于 三、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特点

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③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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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一183页。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①，"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②。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③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④

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⑤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州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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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引自佐竹靖彦：《宋代时期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④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⑥ 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①。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②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③

四、赘 语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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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南宋文范简编》　学术背景　精华本　阶梯

[分类号]G256

《南宋文范简编》是张相在清庄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精选《南宋文范》中的优秀作品编辑而成的精缩本。全书共1函4册4卷，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之洞《书目答问》和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以《南宋文范》为必读书，但《南宋文范》卷秩浩繁，不便阅读，《南宋文范简编》作为《南宋文范》的精缩本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是，笔者收集该书的有关资料，只看到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校点本序言》一文，此文并未提到《南宋文范简编》；其他介绍《南宋文范简编》的人，目前也只是就编者、出版等方面作一些零星介绍，对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为此，笔者决定撰文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一系统评介。

1.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基础

《南宋文范简编》，既是“简编”，自然不是鸿篇巨制的大部头，但有很好的学术背景，这又为其良好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参编者学术功底深厚

《南宋文范简编》在选编之外，还有选评者张相所加的评论，整部简编由姚汉章阅订过。其选编、点评、阅订者都有很好的学术功底。

原编者庄仲方(1780―1857)，字兴寄，号芝阶，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庆十五年举人。同年，授中书。曾居住在杭州，晚年回乡，他淡于名利，筑映雪楼，藏书近5万卷，闭户著书，善为古文，是清代卓有成就的文章选家、著作家。他编选的诗文选本除此书外，尚有《金文雅》、《碧血录》、《古文练要》等。可见其藏书之多，他对所藏图书的整理也很有贡献，《南宋文范》就是他整理图书的一大杰作。

选评者张相(1877―1945)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廷相，字献之，杭州人。1914年任中华书局编辑，一生致力于诗、词、曲的研究，其《诗词曲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词语，或采用自证的方法，以诗证诗、词证词、曲证曲；或采用互证的方法，诗词曲彼此互证，详证博引，溯其流变，并注释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还著有《古今文综》、《春声集诗文稿》，张相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张相的学术造诣精深，对《南宋文范简编》所选作品的点评精当妥贴，时常有锦上添花之妙，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为文的要旨很有价值。

阅订者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史专家，与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等同为现代著名学者。编著有《古今尺牍大观》、《历代名人尺牍分类选粹》、《古今文综》等。《南宋文范简编》经他阅订，学术上自然更为成熟。

1.2　《南宋文范简编》立意高远

《南宋文范简编》是在《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编成的，而《南宋文范》的立意是高远的。因为《南宋文范》乃是上继吕祖谦《宋文鉴》的学术传统编辑而成的。一方面，《宋文鉴》的编者吕祖谦承袭了宋初很好的学术传统。据郑永晓和孔妮妮的研究，南宋诗歌流变与南宋学术发展有很大关系，作为宋代吕氏家族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吕本中的文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该书的编纂又有很大影响。吕本中是吕祖谦家学渊源的重要源头。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份，他在坚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各家学说，在文艺思想和观念方面也能积极吸取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遍参前人、注重活法、有为而作等特点，这对吕祖谦也有很大影响。同时，吕祖谦的学术和文学创作除有家学渊源外，还有各种学派和师友的交互影响。这两点，使他主编的《宋文鉴》能够遍选诸家作品。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吕本中的儒家思想，使吕祖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选编《宋文鉴》，不仅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非常注重“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敢于批评时政阙失”的作品。这更增加了《宋文鉴》的社会意义。这种追求正是由吕本中所传承的元学术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也使《宋文鉴》更具哲学品质和社会意识。《南宋文范》的编者庄仲方能够师法吕祖谦的《宋文鉴》，这也就十分自然地提升了《南宋文范》学术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就理所当然地为《南宋文范简编》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决定了《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南宋文范》和《南宋文范简编》是高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其他文章选本的。

2.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

《南宋文范简编》虽是前人所编，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精华，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2.1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范》等宋文选本的阶梯

《南宋文范简编》是《南宋文范》的精缩本，《南宋文范》则是为数不多、又有较大影响的南宋诗文总集之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文总集。《南宋文范》是接承《宋文鉴》的力作，而《宋文鉴》的基础则是《宋文海》。从《宋文海》到《宋文鉴》，再到《南宋文范》，这几部选书都十分浩繁。《宋文海》有120卷，“右皇朝江畋编。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门”。《宋文鉴》则有150卷。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分类和编排大致上与《宋文鉴》相同，卷一与卷二收南宋(赋)40篇，卷三与卷四收(骚)、(乐章乐歌)、(四言诗)、(乐府歌行)共110余篇，卷五至卷九收(五、七言古体诗>440余篇，卷十至卷七十收各家文章1100余篇。外编收文40余篇。卷首还有《作者考》列出作者文天祥、陈东、辛弃疾、谢枋得、家铉翁、邓牧、谢翱、王炎午等300余人。整部书共有70卷。而且《南宋文范》引书260余种，取材面较广。可见，即使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也极为浩繁，阅读十分不便。《南宋文范简编》的选编者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苦心选编《南宋文范简编》的。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一定的基础，所以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这就是《南宋文范简编》独具的学术价值。

2.2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献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南宋文范简编》虽“简”，却包含了其他一些史料所未载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古代一些作家的文集已失传，倒是在文选中保留了他们的若干作品，文选反

而成为唯一或重要的资料。所以细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在文选中发现新资料、找到新课题。如《南宋文范简编》“奏疏”类选有杨万里《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对杨万里，我们一般只知其为诗人，不知道他还有这类奏疏。张瑞君《杨万里评传》虽然是一部全面研究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专著，但作者仍然强调“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对杨氏奏疏类政论散文论述不够详细。事实上，杨万里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政论性散文，他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政论文，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奸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杨氏这两篇《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只有《杨万里集》和《杨万里集笺校》、《全宋文》等非常专业的书里面才有，《南宋文范》当然也收了这两篇，但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他的《论选法疏》就是法律界专业研究“选法”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读到。因为一般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读选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反而可能通过《南宋文范简编》读到杨氏的《论选法疏》，从而发现历史上研究选举问题的材料。

2.3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选本

由于南宋特殊的时代原因，南宋文学在宋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作为宋文学的代表，可是，作为重要宋文选本的《宋文鉴》和《宋文海》，都是对宋代文学兼收并蓄，专收南宋作品的只有《南宋文范》。而且就是在这两种选本中，南宋作品的比重也远不如北宋。所以南宋作品有不少是依赖《南宋文范》才得以保存至今，对学习和研究南宋文学而言，作为《南宋文范》精选本的《南宋文范简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虽然《南宋文范简编》在选文标准和体例上与其他文选有异同，但为文典雅、文质兼备则是共有的特点。阅读这些篇章，不仅能增长文学的知识与见解，而且还是一种美的享受，可以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如卷一收有张拭《谒陶唐帝庙词》“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木偃蹇兮枝相，皇何为兮于此留。蔼冠佩兮充庭，洁芳馨兮载陈。纯衣兮在御，东风吹兮物为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时叙兮何言。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其结句“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意境宏大、深远，很有审美情趣。有了《南宋文范简编》，这样的作品就更易为一般大众所欣赏。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选本之一。

2.4　《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吸取南宋道德与智慧精华的重要参考

宋朝在军事上虽然较弱，但这是由唐以来特殊的社会动乱使宋统治者不得不削弱军事统帅的兵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另一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这一切最初的根源，则在于宋朝政治的开明。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这几大政策，可说是宋朝的大，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最开明的大。政治的开明，使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包拯在朝堂之上唾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包拯却视而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动世界，万古流芳。到南宋，特殊的时代，又使南宋文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智慧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同时，南宋最后亡于蒙元，这当中也有我们不得不记取的教训。这一切在《南宋文范简编》选录的南宋作品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南宋文范简编》卷一收有袁说友《论养士大夫气节疏》。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袁说友，南宋建州建安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孝宗朝，累官知池州。宁宗嘉泰二年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著有《东塘集》，编著有《成都文类》。又据《宋史翼》，我们知道，袁说友有才识，有胆略，忠于国事，他为官30年，奏疏多切中时弊，发扬正气。淳熙五年曾上疏指出：自绍兴末迄今，宿将多死亡，幸存的也都衰老，新进后生想献身而无门路，朝廷应令内外将帅推举，凡武艺高超、谋略深远、熟悉兵法有志报国者，经考察后予以试用。如所举不实，推举人要重加黜责。宁宗即位，韩胄专权，群小阿附。朱熹、彭龟年等因劾韩胄而获罪，袁说友不畏强横，上书阐说：养正气、励风俗要自朝廷始，所以设台谏给侍之官，就是要凭公议、纠官邪，杜绝奸佞，使天下人怕公议；公议则气节立，气节立则惰者勤、私者公、贪者廉、怯者勇。不久，宁宗御批罢去朱熹。袁说友又上疏指出：朱熹的论奏都是爱君忧国之言，一旦被罢，何以服众?并申明：“臣等区区所论，实以国体有关，非止为一朱熹而已。”由此，我们知道袁说友确有一腔浩然正气，其《论养士大夫气节疏》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他这篇《论养士大夫气节疏》也只有在他的《东塘集》里面才有，一般人是不会去读《东塘集》的，所以有了《南宋文范简编》，我们才更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佳作。

此外，《南宋文范简编》还饱含着南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中有着大量治国、兴邦、为政、抚民、理财、处事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对这些理论批判性地继承，古为今用，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在我们对西方文化引发的现代社会病越来越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发掘和光大古老的东方智慧尤为重要，或许它就是针对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如卷一第三十七页又收有叶适的《论纲纪疏三》，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最后，又说“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乎!”其文气浩荡之中，实有超绝寻常之智。此等文字，对于升华我们今天之“为天下者”的智慧，当然也是很有益处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文范简编》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看，这的确是一部有良好学术背景，立意十分高远，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又能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良好基础的南宋文学的选编本。此书中华书局在1922年(民国11年)又出过铅印本，此后就没有再版过，因此，《南宋文范简编》无疑也是十分珍贵的，甚至可以说她是南宋文选中的精品，她不仅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而且还是我们研究南宋文学、南宋文献史学和南宋道德智慧最重要的文章选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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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宋代华严思想；研究现状；传承谱系；思想融合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1-0012-04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高雄义坚就指出，中国佛教研究应该多关注唐宋以后的中国佛教。不过就宋代华严思想研究而言，起步仍然很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日本学者投入的精力最多，成果最丰富；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对比较滞后。本文仅就笔者所及，将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研究成果概览

学术界对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期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20年。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概述性质，即在佛教史、佛学史、宗派史等论著中概略性地描述宋代华严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例如，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吕激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的《宋元佛教思想史》、镰田茂雄的《简明中国佛教史》、高峰了州的《华严思想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等著作，对宋代华严思想均有详略不同的描述。第二个阶段是专题研究阶段，即对宋代华严宗的传播、著述、人物生平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以吉田刚、王颂等人的成果为代表。

吉田刚自1995年以来，连续在日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与宋代华严思想相关的研究论文，标志着宋代华严思想真正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他的主要成果有：《师会与观复的论争——以该摄门的解释为中心》（1995）、《（明宗记）的著作目的及其同教理解》（1996）、《赵宋华严教学的展开——法华经解释的展开》（1996）、《笑庵观复的著作》（1997）、《北宋华严兴隆之经纬——长水子璇在华严教学史的位置》、《笑庵观复的四义同教说》（1998）、《可堂师会的一义同教说》（1999）、《长水子璇对宗密教学的受容与展开》，等等。2000年3月，他还以《宋代华严教学之研究》为题，取得了驹泽大学佛教学博士学位。从上述论文可知，吉田刚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宋代华严判教思想的开展。王颂先生的最重要成果是《宋代华严思想研究》一书，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以宋代华严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采用思想史研究方法，重视史实的考察、文献的梳理。该书包括宋代华严祖师的传记研究、华严宗传承谱系的确立、教团的展开、修行方式、教理著作的解读、华严与净土的结合、三教融合、忏法仪轨等。其重点是对宋代华严僧传记的梳理，以及江南地区华严教团的考察。

除上述成果外，尚有其他学者发表过与宋代华严思想相关的研究心得。例如，祝尚书的《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发表于《文献》1995年第3期；魏道儒在《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发表的《宗教融合与教化功能——以宋代两种华严净土信仰为例》；释法幢在中华佛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宋代贤首中兴教主净源之生平探讨——兼谈大觉国师义天与慧因高丽寺》；陈永革、邱高兴在第五届吴越佛教研讨会分别提交的《论晋水净源与北宋华严中兴》、《宋代杭州华严思想的流布》，这两篇论文均收入《吴越佛教》第五卷；圣凯法师在《新世纪宗教研究》第7卷第4期发表的《净源研究》；郑云鹏的《宋初杭州华严净行社研究》，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第2期。另外，也有硕士研究生以宋代华严思想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二、关于宋代华严宗传承情况的研究

目前制约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主要因素是资料不足，导致学术界对宋代华严宗的发展状况难以作出清晰的描述。例如，在人物方面，学术界经常提及的有子璇、净源、道亭、义和、师会、观复、善熹、希迪等，他们是推动宋代华严复兴的主要力量。关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著述，由于无详实的资料记载，长期无人详考。在著作方面，宋代华严学僧曾经撰写或编纂了很多华严学章记、注疏，但散失严重，即便是现存的著作，要么残缺不全，要么留存海外，搜集起来颇费周折。近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我们才开始对宋代华严宗的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颂、李国玲等学者对宋代华严僧团、人物传记、华严著述的考察，发现尚有其他在当时有影响的华严学僧，如鉴义佛日、元智、善聪、清雅、智肱、子宁、怀远、清远、遇荣、普观、日新、道通、慧定等。

与宋代华严思想传播情况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严宗在宋代的传承。中国佛教重视宗派传承问题始于唐代，以天台宗和禅宗为主。到了宋代，宗派传承问题成为各个宗派的共同议题，不仅天台宗、禅宗依旧如故，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等纷纷制定本宗的传承谱系，即通常所说的法统。华严宗的传承问题，宗密曾经作过说明，他以杜顺为初祖、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宋代中兴华严的功臣净源分别提出了“五祖说”、“华梵七祖说”。“五祖说”以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五位高僧为华严宗的中土祖师，“华梵七祖说”就是在五祖的基础上增列马鸣、龙树两位印度论师分别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但是净源提出的法统说没有涵盖整个宋代的传承。关于宋代华严宗的传承，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佛教文献记载很多。贤度法师在《华严学讲义》、《华严学专题研究》两部书中列举有7种文献，即《宝通贤首传灯录》、《伯亭大师传记总帙》、《灌顶伯亭大师塔铭》、《宗派律诸宗演派》、《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浅注本序》、《妙法莲华经科拾跋》、《仁王经科疏并序》、《南来堂诗集》。除此之外，明代宋濂的《护法录》，清代仪润的《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也值得重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语焉不详，很多历史细节无法详考。

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华严宗传承进行考察。镰田茂雄认为，宗密以后的华严宗的传承有两条：（1）宗密太原传奥从朗绝观现师五台承迁晋水净源义和佛智师会性宗；（2）宗密……子璇净源，净源以后的传承，与（1）同。这两条路线之所以出现差异，盖在于净源先后从学于五台承迁、子璇。周叔迦先生认为，“宗密传妙元本奥，奥传开明普朗、朗传元显法现、现传灵光洪敏”，洪敏传子璇，子璇传净源。净源以后的传承是：“净源传神莹希冲，冲传道明妙观，观传玉峰师会。”他将镰田茂雄所列谱系没有的希冲列入，又将义和排除在外。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华严宗，宋初有长水子璇，即世所称长水大师是也。自澄观大师传圭峰；圭峰传彻微；彻微传海印；海印传法灯；法灯传长水；华严宗至此，始复兴盛”，长水之后有净源。贤度法师也对宗密后华严宗的传承进行过搜理，并且在《华严宗要义》、《华严学专题研究》两部书中详细列出了华严宗传承序列表，值得参考。

三、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

魏道儒先生指出，“会昌（841—846）之后的华严宗历史，既不是有传承法系的严格意义的宗派延续历史，也不是华严教理依据内在逻辑有新发展的历史，而是华严教理的传播史，是它在整体佛学中的运行史和转型变态史。”这一论断相当精辟，也符合宋代华严宗发展的实际。宋代华严思想主要承袭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也受到永明延寿的影响，注重诸宗融合、禅教一致，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例如蒋维乔指出，宗密以后的华严宗近似禅宗。吕潋先生认为，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论》的理论。王颂指出，宋代华严宗最大的思想特色是基于澄观、宗密的学说发挥《圆觉经》、《起信论》等蕴含的如来藏心性学说，形成这种特色的客观原因是三教融合、诸宗会通的历史大背景。

细节方面，学术界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发生在南宋时期的华严判教之争。从整个宋代华严思想史来看，道亭、宗豫、观复、师会、善熹、希迪都是参与判教思想论争的重要人物，涉及的内容很多。魏道儒先生认为，道亭在《义苑疏》要辨明华严宗与天台和禅宗的区别，重点阐明了道亭对顿教的理解。对于南宋时期的思想，则重点论述了师会、观复之间的判教之争。王颂指出宋代华严僧关于判教理论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同教问题而展开，体现了宋代华严学僧对智俨、法藏系统和澄观、宗密系统的华严流派的不同取舍态度。他继而对道亭对“同教”、“别教”的阐释以及观复与师会的论战作了详尽分析。吉田刚先生的论文基本是围绕南宋诸家的判教思想而作，如前所提。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其他方面，学术界也作了一些研究，主要有：

第一、宋代华严与禅宗的交涉。

学术界关注较多的人物是子璇、净源等人的华严禅思想。关于子璇的禅教融合思想，主要成果有高峰了州《华严思想史》、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以及吉田刚的论文《北宋华严兴隆之经纬一长水子璇在华严教学史的位置》、《长水子璇对宗密教学的受容与展开》等。高峰了州认为，子璇的华严学是通过传奥的桥梁作用间接承袭宗密的思想，崇尚禅教融合。魏道儒先生指出，子璇的禅教融合倾向既与子璇的修学经历有关，也与当时佛教的潮流有关。张春波在《论发现的意义》、《肇论校释》等论著中探讨了净源的《肇论》研究与禅思想的关系。他指出，净源是用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解释《肇论》，所以把“妙心”推为最高本体。

第二、宋代华严与天台的交涉。

学术界主要关注宋代华严忏法与天台忏的紧密联系，如圣凯法师的《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净源研究》、王颂《宋代华严思想研究》的第七章“宋代华严宗礼忏仪轨的创建”，吉田刚《宋代华严礼忏仪轨的成立》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华严忏与天台忏的关系。吉田刚的《赵宋华严教学的展开——以解释的展开为中心》、《长水子璇的无情成佛论》等论文中，从《法华经》诠释、佛性论等角度探讨了宋代华严教学与天台学的交融问题。

第三、宋代华严与净土的交涉。

净土思想和信仰在江南地区、北疆地区都很有影响，目前只有江南地区的省常和圆澄义和倡导的贤净融合有文本支持。学者们一致认为，省常、义和代表着宋代华严与净土融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省常在宋初江南地区组织的净土结社偏重于宗教实践层面，而义和主要从理论层面试图将弥陀净土融摄到华严学的架构中。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考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颂的《宋代华严思想研究》。此外，祝尚书的《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郑云鹏的《宋初杭州华严净行社研究》对省常净行社的考察和研究也值得参考。

第四、宋代华严宗的三教融合思想。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专论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共分导论和正文十章，系统考察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国有商业资本；宋代的盐商、粮商、布帛商；以及政府与商人的矛盾和宋代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对此前宋代商业研究中没有探讨或研究不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认真缜密的分析论述。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详细论述了宋代寺院经济的管理制度、经济状况、田产来源及经营模式、内部生产诸关系、寺院及僧人的赋役负担、寺院所经营的手工业及商业与高利贷、地区差异、内部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客观地评价了宋代寺院经济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主要论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海外贸易与宋代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政治和社会生活，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内容，指出中国古代包括宋代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源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超前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发展曲折迟缓的原因却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封建王朝的贸易、华夷观念和重本轻末政策等等。另外对海南岛的开发、东南沿海市镇的兴起及铜钱的外流亦有新的探索。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上下册，分述铸币管理；铜钱的供给、铸行、购买力；铁钱和特殊货币区；纸币的产生、演变及管理与形制；金银的供给、货币职能、形制、购买力、地位等。另外，作者对宋代货币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在1996年版的基础上主要增写了第三章，“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二”专论制度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扩散”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地域经济

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陕西师大学报4)。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对海外贸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历史研究1)。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福建论坛1)。

陈勇勤《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移动引发的思考——两宋定都作为总变化轨迹上一个关键点》认为两宋定都涉及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和东南移。首都与经济中心位移的总变化轨迹反映出，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再至华北，由此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1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2、西北与东南、区域差距；3、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经济中心移动及有关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流动问题(南都学刊4)。魏华仙《北宋东京节日消费》认为宋代东京的节日消费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带动了城市相关行业和饮食、商业、零售业、娱乐业等的发展，同时这种节日消费又具有季节性、短暂性、两极分化和剥削性等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成荫《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述沦》认为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程度较深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活跃开封的城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四川师大学报2)。关于北宋东京的经济问题还有陈晓明的《简论北宋汴京市场的管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等。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西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湖北大学学报3)。李景寿《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沦》认为宋代四大市场中东南市场与西北市场是两类差异明显的市场。西北市场是在大量输入军需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主要依靠发达的贩：匡性商业；东南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则是由当地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及近海市场网络拉动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战线5)。陈国灿《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认为，宋代江南／州县城市的物质供应总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每个系统具体又包括多种途径和形式，而且不同类型城市物资供应的结构和形态是有所差异的。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杨果、陈曦《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认为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重心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水陆交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开发水平的提高。来自北方中原和东面江西、西面四川的农民、商入等，借助便捷的水陆交通进入本区，成为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市镇的发育与成长(．武汉大学学报3)。龙登高《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从不同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论文集)。高荣盛探讨了《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江苏社会科学1)．

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认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史学月刊3)。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认为从元代前期属于腹里中、南部的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元世祖中后期出现的土地价格暴涨，田讼剧增等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河北师大学报4)。乐承耀讨论了《元代浙东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土地制度 农业

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认为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圩田的种种争论是由于江淮、浙西、浙东这些不同地区的圩田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之故。唐末五代圩田系统是一个众多圩田的集合体，它的正常运作与政府的管理和维护分不开，但人宋以后，由于政府管理圩田的公共职能逐渐废弛，整个圩田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圩田随之走向衰败(浙江学刊2)。宋代的租佃制有分成与定额之分，熊燕军《从租佃制形式看宋代租佃契约的订立》认为由于自身特点的原因，宋代租佃关系下是否订立契约、关键不在田地的官私性质上，而在于经营方式的不同上，契约关系应主要存在于定额租制下，宋代大部分的分成制都不存在契约关系(湖北大学学报3)。姜密《宋代“系官田产”释义》指出“官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系官田产”特定称谓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宋代“系官田产”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常平司、转运司及州县管辖的部分“官田”，广义则近于“官田”(厦门大学学报4)。李锡厚《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认为宋金之际，幽蓟富户被强制迁往塞外，北方汉族人民的耕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其最终结果却是封建化范围的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并不是女真国有的家内奴隶制和债务奴隶制发展的结果，而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河北学刊3)。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对新发现的元代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作了考释和说明，以为这项发明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安徽大学学报5)。柴荣《透视宋代的土地兼并问题)对宋代土地兼并现象的相关问题作了再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杨际平<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认为宋朝政府之所以和唐朝一样禁止寺观市民田与接受施舍民田，其动因乃在于抑制寺院兼并土地，而与赋役制度无直接关系(论文集)。

包伟民《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认为：宋代劝农制度分析的典范性意义在于：在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至少就今人看来纯BI形式主义的内容，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应用合适的理论工具去分析这些形式主义内容，解读它们存在的“理由”，有时可能会有颇具启发性的回应(论文集)。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认为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建设，积极劝渝和引导人民群众栽桑种树，使宋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林业体系(中国农史2)。刘旭东<略论两宋时期自然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则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两宋时期我国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其人为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军队屯垦、大兴土木(西南师大学报2)。杜建录(再论西夏的农业》从西夏农业区域、农田水利、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单位面积产量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西夏农业生产发展状况(中国农史1)。刘毕《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认为蒙元定都以后，改变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提出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举措，并注意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利和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河北师大学报5)。

手工业

杜建录、吴毅《西夏手工工匠考》考述了西夏冶金、兵器制造、马具生产、建筑、造纸业、文具生产、生活用品、丝织生产、毛纺织业、粮油加工、醇酒等39种工匠，认为西夏手工工匠种类齐全，分工细致，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特点(宁夏大学学报4)。王艳云《试探西夏木制家具》认为西夏饮食盛放类的家具多以木制器为主，这与当时以陶瓷为主的中原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在造型、装饰和风格上，无论是西夏饮食盛放类家具，还是坐卧类家具，都与传统和当时的宋朝有传承关系，又鲜明地层现出本民族独有的特色(宁夏社会科学3)。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考察金代金银的来源，金银制造业、金银的应用以及考古发现的金代金银器，认为金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制作技术上，较多运用锤錾刻焊接铸造等技法(社会科学战线4)。胡小鹏《元代的系官匠户》指出元代的系官工匠，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元代系官匠户数庞大，专业化程度高，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西北师大学报2)。刘莉亚、陈鹏《元代私营手工业初探》探讨了私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生产分工及其生产规模，是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存在形态，与家庭副业手工业不同，它的生产主要以盈利为目的(河北师大学报5)。

商业 贸易 交通

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认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人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当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思想战线2)。张锦鹏《北宋时期商税波动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引起北宋商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由此反映出的经济意义是：农业部门对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贡献率高，政府作为最大的商品购买主体，对北宋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思想战线5)。张锦鹏《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宋朝社会，出现了农产品大量商品化的新经济特征，这一新特征的形成是宋朝制度变迁的结果。宋朝自由买卖土地制度，由赋税供给型向政府采购型转变的财政制度、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消费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仅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降低了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易费用，使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小农的农产品供给行为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转化，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性农产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王云裳《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军队从事赢利性经营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回易、房地产、经营酒店、药局、质库、邸店是其赢利性：经营的主要形式。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与宋廷国策、制度多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5)。任仲书《宋代“牙人”的经济活动及影响》认为牙人是封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发育不成熟的滞后的市场条件下寄食于买卖双方的自由群落。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史学集刊3)。

王文成《从输出到输入：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考述》认为北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出大于输入，而南宋中叶以后，海外贸易中白银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总体上出现了以输人为主的迹象。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在宋代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论文集)。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认为元代是继宋之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中国海商活动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伸，海商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成为东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海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渐增长，东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士人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开始对商人与商业大唱赞歌(华南师大学报5)。张雪慧《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利用多种中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资料考论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耿相新《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认为宋元时期的图书牌记，无论名称、形状如何，其性质均属于现代图书版权页的雏形，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具有图书广告性质，从文字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来分类，宋元时期的图书广告，主要分为四类，即条记式广告、谘文式广告、题跋式广告、牒文式广告(中国出版8)。

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传》认为驿与递铺构成邮传网络的联结点。驿对稳固边防，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宋代邮传网络由驿与递铺构成，宋代邮传实行行政区划与军事法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县令为县级行政最高长官，县尉为县级军事主管，二人分工负责，充分显示宋对驿馆邮传的重视(中州学刊4)。

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制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认为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比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也更接近实际，同时对纸币自北宋产生至明代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文史哲1)。叶世昌《论会子》考察了会子的由来、分界、管理以及贬值(论文集)。

讨论宋代商贸的文章还有：郎国华《宋代官吏营商之风的原因及危害》(江苏商论1)、梁仲勋《宋代物价初探》(平顶山师专学报6)、于一贫《两宋的海外贸易与税收管理》(中国财经报01、21)、李增新《元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光明日报02、12、31)。

财政 赋役、征榷

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考察了唐中叶至北宋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北宋中央对地方经费的调控比唐代有明显的加强(南开学报5)。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不同意过去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五道制的说法，而是认为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该文考证了八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中国史研究2)。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指出北宋发运使始于建隆二年，从临时性的多处并设，逐步发展成为江淮和三门白波两处稳定设置，江淮发运使也经历了由在京师分水、陆两司设置、到在淮南合为一司设置的演变过程(厦门大学学报2)。李晓《北宋时期陕西折博务的政府购买职能》认为陕西折博务属于中央派出机构。陕西折博务的出现，反映了北宋在沿边军需粮草的购买补给管理体制上，变革原先主要依靠转运司之旧观，部分地改由中央派出机构来直接管理的制度安排取向(论文集)。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指出唐宋时期，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的转变，确立起了人中法在中国专卖制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影响甚大。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论文集)。林日举《宋代盐业弊政及其引发的地方性暴乱》认为宋代盐政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垄断、掠夺、压迫、剥削的本质，它是引起盐民、食盐者、盐贩子与政府间的矛盾斗争，酿成地方性动乱的根本原因(史学集刊2)。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蔡京的茶法改革最大的特点是由官府垄断收购的专卖制向以引榷茶制度转变，以引榷茶制度成为了南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的基本模式。这一转变也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格局结构转变和强化中央集权等因素促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建丽、铁爱花《论欧阳修的茶利观》认为欧阳修的茶利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反对政府屡更茶法，主张与商共利；二是主张政府降低茶价，确保茶市正常运营；三是正确处理国家、大商人、小商贩三者之间的关系；四是重视茶利，深刻认识到茶利在国防中的重要性(西北师大学报1)。

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认为辽代的赋税制度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而辽代的徭役种类繁多。契丹、汉、渤海等族人民，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北方文物1)。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新史学诞生于20世纪初，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音乐史研究而言，新史学所促成的则是方法论、资料来源及研究对象等的转变。传统的音乐史研究所采用的资料正史乐志，即《宋书乐志》、《文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玉海》，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律调谱器这些传统对象; 而《宋记研究》在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史研究，其资料来源涉及多种音乐文献， 研究对象也涉及音乐人物与专著、音乐文献、音乐机构与制度等多个层面。

下面，我们以新史学对于历史研究要求的几个方面出发，对这部专著进行述评：首先，资料来源突破了传统音乐史研究的限制，将宋记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相比于正史乐志，宋记中与音乐有关的内容比较零散、庞杂， 虽然以往的研究者已经看到后者的价值，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研究者专门就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宋代的笔记中的音乐文献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记录作者亲历目击之事，二是记录父辈音乐活动，三是对当朝或前朝的音乐事象发表评论，四是对宋代常见的某些音乐事像的探究，五是对书中某事进行溯源和考辨。学者一般认为，撰写这些笔的作者大多为达官显贵，所采用的资料多来自本人亲见，且其史学意识和史学修养较高，对于当时音乐的真实情况记录比较准确，对于了解宫廷音乐之外的民间音乐事像有重要价值，其中的许多文献能与史书互证， 有着很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生动性、广博性方面甚至胜于史书。作者在写作之前作了大量的搜集和筛选工作，将所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分为古籍原典和现当代论著两大部分。其中，古籍原典又分为丛书集、单行本。丛书集上至汉魏六朝，下至宋代所有丛书集中的笔记小说共381本;单行本有50本。作者从古籍原典中整理出的零散音乐文献共计20余万字。作者查阅的现当代论著包括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外文与译文三个大类。其中，专著有34本，不仅有古文献史料研究，也有专项研究;学术论文34 篇，既有宋代音乐研究，又有域外音乐研究;学位论文1 5篇，其主要有对宋记的研究，还有宋代音乐研究;外文与译文2篇，很好地补充了国内研究的不足。作者在附录2中收录了一大批虽未直接引用但与该书密切相关的一批宋记文献，这些文献目录的整理，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此外，为了方便说明宋记中音乐史料的价值，作者还对宋代史书乐志中相关的音乐史料进行了查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宋记的整理并没有止步于材料的分门别类，更指出其对于传统研究资料的补充意义，即补史阙。宋记中的耍令、番曲、古代乐器的记载，都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比如作者认为史书中的古琴文献 多集中于宫廷雅乐中的古琴境遇、琴在雅乐登歌中的使用。

而笔记中则有 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渊源、琴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而笔记古琴文献，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间收藏和转让、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题和考辨、琴乐演奏和审美、琴人音乐活动等，他们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宋人生活中的繁荣图景，因而在古代琴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又比如，传统史书《宋史乐志》仅载有宋代乐曲53首， 而宋记《武林旧事》中的卷一、卷八、卷七共记载宋代乐曲94首， 其它如《梦窗稿》、《吹剑录》、《梦梁录》等笔记中记载的共计乐曲170首。由此可知，宋代社会的乐曲是非常丰富的， 官方记载的乐曲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笔记乐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宋代俗乐曲的宝库。

其次，作者在研究的时候使用方法多样且科学，结论也更具可信度。作者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严格遵循新史学的原则，不仅以多重证据进行比较，还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如数据统计)进行资料的分析。作者在进行史料比较的时候采取了多重维度，其中既有横向的比较，又有纵向的比较，既有宏观的比较，也有微观的比较。以此来体现宋记音乐文献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以前面提到的宋代乐曲曲目为例，笔记中记载当时社会流传的乐曲有100多首，而史书中所载甚至连这一半都不到。而在整理与乐人有关的文献时，作者又发现，史书中仅仅记载了参与宫廷雅乐制作的文人及官员，而笔记中所记录的则包括宋代的教坊乐人、瓦子勾栏中的音乐伎艺人和许多文人音乐家。因此，单就乐曲乐人的研究而言，相关的宋记音乐文献， 其学术价值要高于史书乐志。

作者在对宋代音乐史进行个案分析时，并不会根据某一本笔记的内容就做出结论，通常是比较几本笔记，甚至将笔记同史书比较进行相互印证，以此来阐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如作者在对《绿腰》进行个案分析时，就援引了《瓮牖闲评》、《青箱杂记》、《碧鸡漫志》、《琵琶录》、《演繁录》、《说郛》、《齐东野语》七本笔记中的记载，同时还运用了《文献通考乐》和《宋史乐志》两本史书中的记载。在对宋代的笔记中的戏剧文献、歌唱艺术文献、歌舞音乐文献、器乐文献、音乐活动文献、乐曲乐人文献和外域音乐文献进行叙述时，作者往往也是多种资料并用，以探求当时某一音乐事象的具体情况。例如，在第四章 宋记中的音乐体裁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中，在探讨宋代杂剧的状况时，作者除了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这些笔记作为主体， 还引用了《云麓漫钞》、《倦游杂录》、《闲燕常谈》、《程史》、《贵耳集》、《四朝闻见录》等十数本笔记中的相关内容，最后还与《宋史乐志》、《文献通考乐》、《宋会要辑稿乐》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得出笔记中的同类文献比史书中的同类要详尽许多的结论。

再次，作者从新的史料出发进行立论，大大丰富了音乐史的研究结论。在发掘散落于音乐文献之外的笔记资料的过程中，作者不断发现新材料，解决困惑己久的问题,也发现了很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唐代《霓裳羽衣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创作产生过程、表演情况等，一般认为它在宋代的出现，是宋时的音乐家姜夔在湖南长沙乐工的故纸堆中发现的商调《霓裳曲》十八阙，均有谱无词。作者在研究宋记时，发现宋代参与《霓裳羽衣曲》记录和考辨的笔记至少17种。包括李上交《近世会元》、葛立方《韵语秋阳》、欧阳修《六一诗话》、周密《癸辛杂识》、苏轼《渔樵闲话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张唐英《蜀祷杌》、佚名《江南余载》、郑文宝《江表志》、龚明之《中吴纪闻》、周密《武林旧事》等。作者首先对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通过对这些文献真实性的考察，认为《江表志》、《江南余载》、《蜀祷杌》都不约而同记录了《霓裳》在这段时期演出的事实，恰与李煜《昭惠后谏》所述互证。此外，《近世会元》成书与范仲淹的木兰堂观《霓裳》诗产生于同一时期， 两者都叙述尚有《霓裳》的存在。两例文献也可进行互证。 接着， 作者将文献史料与宋记中的《霓裳》文献进行了总的考察，认为 五代十国时期，宫廷和贵族家中仍有《霓裳》的歌唱舞蹈部分流传。北宋时期， 《霓裳》的曲破部分仍存在于宫廷和民间，散序部分则已不存见。南宋时期，民间仍有《霓裳》乐谱，姜白石按谱得《霓裳中序》，而宫廷中依然可唱可奏《霓裳中序》，舞蹈部分则已失。但从北宋中期至晚期，乐人根据遗谱或文学描绘仿制《霓裳》的行为偶有存在，宋代《望瀛》、《献仙音》二曲是《霓裳》遗曲的说法也比较普遍。由于《霓裳》的流传始终在较小的范围内，因此，《演繁露》作者程大昌等人未曾见过《霓裳》的演出，并依据白居易诗歌中提到的《霓裳》少见而判断此曲在宋代失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唐宋诗之争；历史；要点；风格特点；意义影响

一、唐宋诗之争的历史

有关唐宋诗之争的争论从南宋至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南宋时期

唐宋诗之争的起源于南宋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但追其本源，可究到宋初以来诗歌的流变。宋朝初期，诗歌的风格仍旧沿袭唐风，尤其是中晚唐的诗歌风格，宋朝的文人对此不满并进行改革创新，经过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开创了宋诗风气：诗歌的内容包括谈笑、谐谑、人情、物态等；在形式上“以文入诗”，“以议入诗”。坡、黄庭坚在宋诗上更是各成风格，尤其是黄庭坚写诗遵循法度，自创理论，易于被后世学习。他的诗擅长炼字、用体，引经据典，被称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江西派便是苏黄的拥护者，自北宋末60余年，江西派影响极大并发展至极端，这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南宋人对江西派评论，从而引发了唐宋诗之争。出现了永嘉、江西两派的对垒，永嘉派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而严羽则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江西诗派，他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王若虚、元好问也极力贬斥宋诗、苏黄与江西派。但从总个时期来讲，宗宋的思想占主流。

（二）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总体上由宗唐的潮流站主导。先有元朝四大家以唐诗为准，如白朴的《墙头马上》，此剧的素材，便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后有明朝复古尊唐之论，虽然明初有宋濂等支持宋诗的文人，但他们远远不敌于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以致不仅明初主唐音。之中公安派以三袁为代表，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竟陵派也反对七子，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认为他们的主张“救七子学唐之流于肤廓”。只有毛先舒维护七子学说并因此著有《竟陵诗解驳议》。但纵观整个明代宗唐是明显的形势。

（三）清代时期

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简而言之就是有开始的宗唐之风的流布发展到宗宋之风的兴起――及由唐入宋，到最后的唐宋诗融合的发展历程，到晚清宋诗更受尊崇，清诗的唐宋之争以宋诗胜出为结局。从清初到康熙初期，宗唐占优势，大约康熙十年左右，宋诗开始蓬勃发展，到康熙中叶唐音回归直至乾隆初年。乾嘉时期沈德潜的格调说宗唐，袁枚的性灵说力主无分唐宋，融合唐宋，翁方纲的肌理说主宋，这三派三足鼎立，这之后融合唐宋的思潮不断高涨，是乾嘉时期的主导潮流，宗宋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道咸同年间诗风大转，宗宋派为主干力量，其中有桐城派，这引起的湖湘派的不满，唐宋诗之争变得激烈，这一时期依然有融合唐宋的趋势。光宣民初，陈衍的同光体积三元说构建了时代性的宗宋理论体系，河北派与诗界革命派支持融合唐宋，王]运，南社及章氏师徒宗唐，但总的来说宗宋派无可阻挡，导致近代诗坛的宋诗运动。

（四）五四以来的时期

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结对唐宋诗之争进行了一定的评论。

二、唐宋诗之争的要点

（一）唐宋诗之争“非朝野之别，实风格之殊”。

就是说唐宋诗之争争论的不是诗是唐人写好的还是宋人写的好，因为有的唐人如杜甫，所写的诗开创了宋诗的风格，宋人中如陆游等写的诗中也有的具有唐诗风范。唐宋诗之争真正争论的是对于“唐、宋诗风格的不同”的看法。

（二）唐宋诗之争中的“唐”究竟指的是那一段？

唐代的诗歌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并且这四个时期诗歌的风格差异较大。自古至今都有唐诗宋词的说法，这证明唐诗受到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是诗歌的顶峰甚至可以用唐诗来代表整个诗歌，但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盛唐（初唐）时期的赞美。中晚唐时期，尤其是贾岛、姚合等为代表的诗人创造出了苦吟体，而恰恰是宋初诗风沿袭中晚唐，导致的唐宋诗之争的发生。

（三）自南宋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宗唐、宗宋的情况。

如江西、永安两派对垒，明七子与公安、竟陵的对峙，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的共同存在等等。区别在于宗唐、宗宋谁占主导，在研究是要两方面都考虑到。其次在清代有了融合唐宋的潮流。

三、唐宋诗之争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

唐诗的总体特点是尚意兴，相对于宋诗更加的雄浑、雅正、豪放、外向、宽容，唐诗是高亢明暖的色调，诗文形式求新出奇，充满了尚武的精神气息。比如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流动多姿的春江花月夜为明丽的背景，对宇宙人生探索，情、景、理交融，体现了一种意兴。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尤闻侠骨香”，有一种大气、尚武、豪放的积极的气息；还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如《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终南山》中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等，表现了色彩的层次感，体现了心境的空明，有求新出奇之妙。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唐诗风格，是因为唐朝开放的总体风气及唐朝的经济繁荣。唐朝的统治者有鲜卑血统，受胡人文化影响，对外族的文化宽容并能进行吸收。唐朝经济繁荣，唐人的生活形式多样，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都东西杂糅，对女性的束缚也较小。在这种繁荣与开放下唐人对人生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态度，拥有恢宏的胸怀气度，能够对不同文化兼容（比如佛道思想），这些都反映在唐诗上。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也很繁荣，也影响了唐诗。唐代士人喜欢漫游，他们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边塞与通都大邑，唐人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很多士人经历过入幕与贬谪的生活，而这些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唐诗的内涵，构成了唐诗多彩的情思格调。

宋诗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学文化。宋诗相较唐诗，更加的内省精致含蓄，细微浑沉，保守封闭，内倾淡雅。宋诗重文，呈现出一种舒缓的冷色调。在形式内容上，宋诗重议论，以文入诗，以议入诗，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使得宋诗思考性强，娓娓道来，但却少豪气。而宋诗形成这样的风格，有一下几方面原因。宋朝的产生起源于兵变，于是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导致宋人重文的风气。宋朝的理学发展使得宋人宋诗内敛、重思考，而“文、道”的关系的讨论使宋诗更加重议论，有散文化倾向。宋朝文人对国家、对民生的使命感也体现在宋诗中，宋诗中有干预政治的主题。宋朝市井文化的崛起影响了宋诗的雅俗共赏的特性。

四、唐宋诗之争的意义及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通过唐宋诗之争不仅可以了解南宋以来的历代诗坛的风尚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唐宋诗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也对古典诗歌、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总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13（1）

[2]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