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范文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异化劳动；地位；意义
1异化劳动理论的渊源及建立
1.1异化思想的渊源
异化一词最先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卢梭提出，卢梭认为由于私有财产和专业分工的出现，人失去了自然自我，使自我陷于相互冲突，相互疏远的利己主义当中。卢梭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创造的文明但是却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思想家。
异化一词作为哲学术语，指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自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赋予异化概念丰富深刻的内容，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精神、自我意识、思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外化、异化为对象世界（主体、客体），这种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否定；但精神把本身的创造、表现当做外在的、生疏的、与己不适应的东西，最后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一切异化回到自身。
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前人关于异化理论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于1844年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从起源上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既成形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1.2异化劳动理论的建立
（1）劳动者同其本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份工人回到了野蛮劳动，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但表现在劳动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行为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活动。劳动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丧失自己的人性。
（3）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的本质就被贬低为手段。
（4）劳动中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和过程的异化，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2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这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成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及线索和构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仍是不成熟的，在晚年马克思已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
从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来看，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思想最初的一种经济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尝试。
异化劳动理论首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源，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的暂时性，从而揭示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异化劳动理论在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这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另一方面，涉及到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因素或性质的理解及其评价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核心所在；而有的观点则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残迹，是不成熟的一个标志。笔者认为，人本主义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东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遗产，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人本主义只具有价值评判职能，而不具有科学认识和科学分析的职能，即它不能用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人本主义必须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局限性妨碍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因此也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异化劳动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必然使其自身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必然使成熟马克思重建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既蕴含着产生唯物史观的新的思想因素，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的痕迹；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又慢慢失去其基础和其出发点的意义，逐渐地抛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术语和旧观点，保留了异化劳动的某些职能。马克思为了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这种非人化的影响，在晚期仍然使用异化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失去了原来作为认识或方法论的职能，而只保留了其价值评判的职能。
3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及现实意义
3.1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异化劳动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剖析，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利用物质关系来说明精神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使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研究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经济学的解析，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开端。
（2）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揭露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有力武器，揭示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就在于资本家支配和统治劳动者，奴驭压迫劳动者，说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为阶级都争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3.2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及时代价值
当代社会的主题是发展，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实施发展，加速发展，防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异化”现象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的异化”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起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反映到当代社会就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如果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反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那这就是发展的异化社会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与最终目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注重人性的发展。在我们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发展的最高尺度。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与衡量。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与决策者，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
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的。而人的发展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
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现代人在国民素质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内容。
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的必要条件和人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要将人的个性发展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不断地被物化的情况下，对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人本身，重新审视人在当代社会中人的作用，思考人类发展的前途，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和引导作用。
现在，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做到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对于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媒介批评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选用什么样的角度，确立何种标准等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鲜有共识。不是偏执于意识形态判断，而疏离其他价值关怀；就是局限于具体、个案的文本解读、视像分析，因表层的议论而放弃对媒介本质的探究。在这一情境下，重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与这一理论血脉同源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当今的媒介批判而言，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思索视角及理论支撑。
一、“异化/物化理论”与媒介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异化”的帮凶——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正是因为媒介在当今社会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关注媒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进行媒介批判就必须从“扬弃异化”的立场开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异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异化”的表现等，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异化”问题及媒介批判的内容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此，马尔库塞具体从对象化活动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废除他的外化和从他的异化中复归，他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有媒介活动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异化现象；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的“扬弃”与“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随着媒介不断地发展，新的媒介活动、媒介现象产生，媒介异化会有新的内容及新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媒介批判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长期的、不断更新的进程。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应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媒介产品的异化
媒介产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来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媒介产品的异化，指媒介产品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者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与情形。媒介产品，这里我们以新闻作品为例——人们对于新闻的要求是“真实地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现实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假新闻”出现，有的是在传者制造过程中，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传情境及心境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受众自身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媒介产品的这种异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永远只能摹写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传者——传播渠道——受者——环境”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本身的建构与解构模式，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改变“新闻（信息）”本身的走向，这其间就存在着新闻（信息）走向异化的可能。其他媒介产品也具有相同的规律，比如媒介娱乐产品、媒介教育产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种娱乐形式，灌输一种教育宗旨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种娱乐途径，削弱另一类教育主张。而这种“剥夺”与“削弱”并不总能够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
刘建明教授在其专著《媒介批评通论》中曾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新闻作品及新闻活动的评价”。（注：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活动是媒介批判的一个基本范畴。媒介活动，粗略地定义为媒介从事的各类活动——具体来讲，主要是指身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媒介活动的异化，就是指媒介在从事“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过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这些活动脱离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种否定、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负面力量。媒介经济活动的异化，较常见的有，具有企业属性与市场要求的媒介组织进行“经济活动”时一味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市场屈服，致使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份“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会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宣传报道）异化较突出的有“宣传报道的泛意识形态化”及“宣传模式的齐一化处理”等——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夸大阶级倾向；一味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挡多元信息输入，采取“单面灌输”的宣传模式等，这样做往往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对媒介的宣传“充耳不闻”，甚至故意曲解误读。媒介的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动也因此走向了异化的彼岸。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应当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表达民声民意的场所，但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当今却面临着一次新的结构转型。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但是，报刊一旦从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当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相互产生竞争时，一种新的因素——广义上的政治因素——就与原来的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大势，毕希尔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报纸从纯粹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9页，学林出版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组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背离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与政治及市场的妥协与同流过程中，不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过程有时甚至影响了媒介真实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背离“把关人”的传统职责，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政治目的，在新闻的选择取舍时背离新闻标准与新闻价值。比较典型的“有偿新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事实的知晓权被剥夺，新闻的价值让位于新闻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介从业者的信用及“把关人”的权威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此外，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媒介人员“角色扮演”上的错位，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环效应”——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职业原因，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错位”——这里媒介职业本身成为媒介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媒介从业者在这种异化状态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与警醒意识。
（四）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等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参照背景。媒介与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异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大众文化为大众媒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他们二者的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异化：一方面，大众媒介为了取悦受众，取悦市场，大量地传播媚俗文化，迎合受众喜好，从而导致大众文化品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长此以往，这种“低品质”大众文化的大量传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品味与旨趣，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媒介品质的提高。
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媒介的“越权”行为。最常见的莫过于“媒介执法者”现象。当今社会，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社会各方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因而逐渐加强。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与“司法”“立法”“执法”三种权力并行，被称为“第四权力”。其实，如果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这一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监测环境”，作为第三方，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及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越权行为”正在成长为新的异化力量，不但对于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实现“执法”功能方面颇多参与，造成了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一种“变形”期待——此时，媒介在公众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权力机构了。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公众打官司首选媒体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状况，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缠”上媒体，媒介因自己的“越权”行为，将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负荷。媒介的这种“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起来，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实质上，异化理论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与立体的视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脱离平面化的“意识形态判断”及单纯性“文本解读”的境遇；此外，异化理论还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从异化现象出发，找寻“扬弃异化”的方法与途径。我以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关怀的胸襟”，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②孙伯睽《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⑤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⑦马尔库塞《与文明》，重庆出版社。
⑧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
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
⑩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马恩选集》第1卷。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关于异化及异化劳动的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后来它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等不同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中关键的一步。
异化最初是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许多哲学家对之进行研究探讨,马克思从人的劳动出发克服以往异化理论的错误和缺陷,催生了关于异化概念含义根本性的变革,第一次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异化,是指在在一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素质或力量,用以表达主体向客体转化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异化必须是“人自己造成的对自己的否定”。而不是来自外部世界。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这种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由此可见,所谓异化劳动就是指人类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成为了统治和支配人们的一种外在力量[4]。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内容的内在规定
1.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的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占有。于是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相对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造成的结果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5]
2.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由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甚至连工人自己都成为了商品,工人的劳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资本家。于是,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劳动活动的异化是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
3.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通过自己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改造整个自然界。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异化劳动夺走了劳动者的生产对象,从而也就夺走了他的类生活。于是,工人们的劳动就仅仅降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类的类生活失去了意义。因此,异化劳动把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力量。
4.从人与人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因为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对立的时候,也必然地同他人相对立。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从马克思自身理论体系发展的角度看,通过建立异化劳动理论,并从分析劳动异化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明显地标志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从而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已经着重于经济领域,开始立足于对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分析。异化劳动理论也标志着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初见端倪。通过分析异化劳动,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分析已经转向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从而说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活动”。他把工人的劳动实践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萌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1844年,马克思还没有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初步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并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来说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及原因探究
其一,异化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处于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分工与私有制是异化产生的根源。根据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异化的消亡需要依靠生产力的高度的、全面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异化和私有财产一样,都是历史地存在着的。只有私有制消亡,劳动真正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异化现象才会完全消失。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代表全党对中国当前的基本形势做出了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也就是说,在生产关系层面,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生产力层面,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相当的差距。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局部地、某种程度地存在异化形象是不可避免的,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特殊产物。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历了三次大争论,可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船始终破浪前行[6]。1992年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而这一点也决定了异化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它也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人对物的依赖性便在其运行中产生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自然会产生各种异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产品要进行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市场经济崇尚效率,要讲求效率就必须注重激励,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中国逐渐形成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要充分调动要素所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热情,实现“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必须尊重并保护要素所有者的权益,而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异化产生的土壤。其三,中国漫长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体制因素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里主要指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一般而言,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生产性资产,但是面对变革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中某些部分也会变为一种负债。尽管异化是同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紧密相连的,但是目前在中国存在的异化现象又不完全是私有财产、私营经济带来的。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封建思想残余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外国腐朽思想的侵入有关。于是,在山西黑煤窑事件被曝光后,我们看到的是非法煤窑主对矿工所实施的封建式甚至是奴隶式的压榨。同样,生活中出现的官员、拜金主义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密不可分。
三、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我们应持的态度
刘少奇在1950年到天津视察资本家生产活动时,曾经提出所谓的“剥削有理论”:“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7]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刘少奇对于剥削所进行的历史辩证解读。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各个时代扬弃异化的努力,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8]只有在正确理解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异化现象有所警觉,对于异化现象,我们不能讳莫如深,承认它的客观存在有利于我们制定科学的政策。同时,对待异化现象,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来批判地审视它,既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尺度上充分地运用它,又要针对其负面影响做好充分的应对之策。
摘要: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异化和异化劳动是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形式,而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1]于是,传统观点认为,异化及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存在异化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异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盛行、血汗工厂的存在、人际关系功利化倾向等等。显然,保守经典作家的异化劳动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关键词: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谐劳动关系
一般认为,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异化和异化劳动是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形式,而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1]于是,传统观点认为,异化及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存在异化的。但是,自从1992年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们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在分配制度上,“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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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关于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劳动理论，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中第一个规定阐发的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1页。）是一种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的表现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越大，自己占有的产品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越高，他自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成了统治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的产品的力量越大，统治自己的力量就越强，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工人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作为他产品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以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因而工人为了生活，必须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到了双重的丧失，即劳动者自身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说：“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2页。）
马尔库塞在新的条件下提出的异化理论，也阐发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做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注：《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马尔库塞这一番叙述表明了工人和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的关系，工人受消费品的压抑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自由，在强迫性的消费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完全受到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支配，是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奴隶。
由此看出，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论述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阐明的工人与产品的关系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产品而处于奴隶地位，马克思强调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而马尔库塞讲的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关系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是资本家利用他占有的产品强迫工人去消费，推销他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使劳动者成了产品的奴隶，他强调的是强迫工人消费的关系，这的确是马克思那时没有的新现象，马尔库塞指出来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忽视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这相对于马克思是一个倒退。
二、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异化劳动造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主要表现在价值形态的剥削、货币统治和人类的两极化的发展上。
1.关于价值形态的剥削
社会的剥削关系并不是从异化劳动的形成开始的，而是自阶级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它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是在异化劳动的关系下，剥削出现了特殊形态即价值形态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这种剥削体现为人对人的剥削，意味着把人当成一种商品，人遭到了无限的盘剥和残害，这种剥削不仅限于阶级之间，而且还延伸到阶级之内。如劳动力的买卖扩展到人类的一切能力的买卖，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等。
2.关于货币统治
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货币成了市民社会的万能之神，货币把人类的本质化约成抽象的数量，把人的个性和价值变成了一切可交换的价值。货币实现了物性对人的个性的绝对统治，货币具有使物与人的本质倒转的力量，它既是连结人们的扭带，也是离间人们的手段。“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3.关于人类向两极化发展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类向两极化发展。首先，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化，资本家成了财富的集中者，而工人成了贫穷的集中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穷。生活资料出现了两极化，资本家需要的生活资料精细化和多样化，而工人的生活资料粗陋和简单化；智慧上也出现了两极化，工人创造了智慧，却被统治阶级占有，而工人成了“愚钝”的人。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工人被排挤在人类正常生活以外，不成其为人，这种状况工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资产阶级才是出路。
马尔库塞认为，在生产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财富增多了，产品多种多样，任人消费，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矛盾已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体，没有任何反抗力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原因如下：
1.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高度发展使体力劳动者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改变了工人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工人主要是指出卖体力劳动的人，而资本家就是靠买到这种劳动力而起家的，是靠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的，工人也因此落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满意这种地位而起来反抗。但现在不同了，原来的这种状况不存在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注：《单向度的人》，第23页。）但这不意味着从要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地位，而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可以说，过去对工人的肉体的奴役，现在是心灵和灵魂的奴役，这种奴役形式的改变对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受奴役之苦，因而他们的反抗情绪也很少了。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职业分层显示出了同化的趋势。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出了个别劳动过程”。（注：《单向度的人》，第25页。）这种变化使工人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各种职业融合为一体。马尔库塞认为，今天的自动化改变了各行业的差别，也就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的这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今天决定生产力的不是别的产品，而是机器，今天的这种关系不是工人同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而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适应中，个人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人同机器浑为一体，被机器同化了。
3.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自动化的实现，不仅过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减少了，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消费品，使人们各种需要得到了满足，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舒适、幸福，因而工人失去了他不幸的意识，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工人不仅生活上感到满足，而且意识上也感到愉快。这样，工人从生活到政治意识方面都同资本主义社会融合为一体，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否定方面，只有肯定的方面。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当时的真实关系的揭示，而马尔库塞却是对今天的真实关系的曲解。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上也有明确的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在今天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一些阶层。
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异化世界，把工人阶级降到非人的地位，消除这种异化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这场革命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了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工人受的奴役是最重的、最典型的，它是人类奴役形式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它也是反抗旧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也是人类的奋斗方向，所以，工人阶级是消灭异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马尔库塞则认为，由于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它过去作为革命主体的作用。今天作为革命主体的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亚阶层，因为工人阶级已同资产阶级融合了，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他们不再反抗现行的制度和资产阶级了，所以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因素。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蓝领工人已失去了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那种革命性，工人阶级已变质。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人以外的亚阶层。他指出：“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种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是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注：《单向度的人》，第215-216页。）马尔库塞的这些论述无非是证明这些亚阶层受压迫最深，最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应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从马克思与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比较中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提出的，有不成熟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揭露，这种异化现象至今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明显存在。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尽管晚于马克思一百多年，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现象，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如资本主义新的奴役形成是对工人心理和灵魂的奴役等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中不成熟的因素更多。
1.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被融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是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更是如此。居里说：“科学并无罪，有罪的是不好的利用科学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艺术的进步，它是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强资本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资产阶级重视科学技术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科学技术的基本内容是资本，而资本累积的物质内容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抗加深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使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剩余价值率增大，这便是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提高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如美国1949年是146%，1957年是263%，西德1950年181.4%，1960年236.3%，1976年上升到276%等。
2.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被利用，缩短了必要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对工人生理和心理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自动化使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有所减轻，但紧张程度增加，从而对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的控制更加严格。由此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像马尔库塞说的那样工人被融合到资本家那里去了，而从实际上看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加深了。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务异化；产权主体分化；经济理性；利益平衡；财务共生关系
现代企业的财务造假似乎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小的不谈，著名的案例已经足够我们“消化”，前有“琼民源”，近有“银广夏”：“安然”刚去，“世通”又现。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弄得专家、教授大跌眼镜。表面上看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制度缺失，或者是中介机构缺乏诚信等原因，其实质是现代企业财务已经发生异化。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异化成企业掩盖问题、粉饰太平，甚至是欺骗、坑害投资者的一种工具。
一、企业财务异化的诠释
经典的财务管理教科书把财务管理的目标归结为利润最大化，或是每股盈余最大化，或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些目标尽管有所区别，但基本方向是一致，即都是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而且财务管理的一切活动也以此目标而开始演绎。但现实生活中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却远非如此，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散”就是对国有企业财务现状的最好描述。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各项制度比较先进与完善，财务管理活动也常常背离经典教科书中的“财务管理”，并不能实现财务管理的经典目标。这是否是财务管理的一种没落，尚需时间的考验，但可以肯定企业财务管理已经异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这种财务异化是多形式的。
（一）企业财务被公司大股东左右
在现代股份公司里既然有众多的股东，就有大小股东的分别，而大股东利用其绝对的控制权，弃其他股东利益于不顾，玩弄财务管理这一“工具”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就有ST猴王和三九医药这两个典型。ST猴王，上市7年以来一直扮演着从证券市场中“拿钱”的简单角色，而拿回来的钱都交给了在其上市半年多后才组建的猴王集团，据估算，与ST猴王“浑然一体”的猴王集团近年来从上市公司提款的“额度”在13亿元以上，通过猴王集团之手，猴王股份变成了提款机，并最终被“玩”死。同样，三九医药的大股东三九药业及关联公司占用三九医药资金约25亿元，被占用的资金甚至包括了三九医药未使用的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5亿元欠款相当于三九医药当时26.5亿元净资产的96%，达到了三九医药上市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的1.5倍。通过财务处理，使这些行为得到掩盖，而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小股东，乃至经营者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二）企业财务被经营者左右
现代企业股权要么高度分散，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的股份制企业，要么股权高度集中，像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一股独大。但不管哪种情况，似乎都患了“流行病”，即资本所有者主体地位缺失或控制乏力，从而导致经营者控制企业财务，并“充分”利用财务工具使经营者利益达到最大化。美国世界通信公司把投资者蒙在鼓里，在2001年和2002年的头3个月里，该公司的资本开支分别达到30多亿美元和7.97亿美元，但是这些开支在阶段收入核算中没有反映出来，隐瞒开支从而虚增利润达38亿美元。法国媒体巨子———维旺迪集团企图在该公司2001年的账目上“增加”已经出手的15亿欧元股票交易额，但在这一取巧手段被法国有关财务管理机构及时发现并下令制止后，不得不放弃了“做假帐”的阴谋。而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绩优股”蓝田股份是这样被经营者造出来的：1999主营业务收入年实际是2千4百多万元，虚构为18亿5千多万元，净利润是负的2千2百多万元，虚构为5亿1千多万元，每股收益是负的0.0049元，虚构为1.15元；2000年主营业务收入实际不到4千万元，虚构为18亿4千多万元，净利润实际是负的1千多万元，虚构为4亿3千多万元，每股收益实际为负的0.0239元，虚构为0.97元。通过财务这一灵活工具，蓝田股份在资本市场上大肆圈得巨额资金，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可以说是其双手沾满了投资者的“鲜血”。诸如此类还有：桂林集琦披露的2000年中报包含虚假利润和未披露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ST鑫光公司未予披露存在的大量可能形成呆、坏账损失的应收款项和大量的关联方担保，在审计报告中未作说明与评价。即便在制度非常完备和先进的西方国家，这些事例也不是鲜见。总之，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营者的控制之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使经营者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而股东的利益早已被弃之如敝屣。
（三）企业财务被国有股的者所左右
国有股一般是通过委托人经营的，而人通过控制企业财务来达到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琼民源”的原任董事长马玉和伙同公司聘用会计班文昭欺骗股东和社会公众，通过财务“运作”，在公开披露的1996年年度报告中虚构收入和虚增资本公积共计10余亿元，从而达到操纵其股票涨跌并获取私利的目的。在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中，像“琼民源”把国有企业当成最后的晚餐，一下子把企业搞跨的还不多，更多的是讲究策略的，让国有企业资产细水长流，使大量国有资产神不知鬼不觉的流向个人腰包。
总之，企业财务不管为谁控制，财务管理都已异化，而且已经系统化，这可从ST黎明造假案例中略见一斑：首先，公司的造假系统工程从年初开始启动，造假项目在年初就有了准备，然后再一一推出，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财务造假系统工程的手续齐全，如假购销合同、假货物入库单、假出库单、假保管帐、假成本计算单等原始凭证一应俱全；第三，造假系统工程点多面广，覆盖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各个方面；第四，公司对于会计核算，以假原始凭证为依据，按照规范的核算程序，认真进行核算，假帐真算，一丝不苟；第五，造假系统工程突出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取得显著“成效”。
二、企业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
（一）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分化
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围绕企业财产权出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别，亦即企业财产权主体分化出所有者与经营者。企业财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等，其中剩余索取权是所有权所派生的，经营权与处分权是使用权所派生的，因此，产权的核心内容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产权主体分化之后，所有者掌握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而经营者掌握使用权，包括经营权与处分权等，其实质是二者对企业财产权的分割。当然，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意味必然出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分离，董事长仍然可以兼任总经理，特别在中小企业里，所有者与经营者多为一个人。但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经理阶层的逐步形成，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分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家族型企业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所有者与经营者也不断出现分化。
（二）不同产权主体对企业财务的不同要求
一旦所有者与经营者分化，并且确立了各自对产权分割的内容，各自经营的目标也会出现分化，从而对企业财务的要求也不同。对于所有者，掌握着企业产权的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必然要在财务上体现其对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要求。依据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所有者在财务上要求获得最大的企业剩余，即要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或每股收益最大化。依据经营权和处分权，经营者在财务上要求获得最大的经营和操纵能力，并使经营者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因此，不同的产权主体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
（三）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
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企业的财务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所以企业财务活动必然在财务管理的目标、职能和内容等方面产生分化。在实际经营中，由于无视这种财务分化，要么忽视所有者在财务上的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完全为经营者控制，使得所有者的权益在财务上得不到保障；要么忽视经营者在财务上的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完全为所有者或少数大股东控制，使得小股东和经营者的权益在财务上得不到保证。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导致企业财务的异化。
三、企业财务异化的对策
（一）确认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
现代股份公司的产权结构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财产最终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董事会）结构；第二层次是法人财产权（董事会）与和公司经营权（经营者）结构。在这两个层次中产生三个主体，即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一般条件下，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出资人，因此董事会与出资人都归为所有者，所以产权主体一般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别。但在国有股的经营中，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不构成对国有股的占有，因此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所以就有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的分别。
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这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出资人与董事会之间是委托-关系，而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又是委托-关系，但三者又各自形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者都具有经济理性，有各自的经济目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认识与处理这三者的经济理性和经济目标时往往顾此失彼，这实际是对部分产权主体地位的否定，因而是对产权主体分化的现实的歪曲。由于不能明确这三者的经济利益边界，往往导致产权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侵蚀，财务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因此确认各主体的经济理性和各自的经济目标，从而肯定其经济利益的所在是避免财务管理异化的关键。
（二）寻求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1.所有者利益的调整。在传统条件下，所有者利益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标完全体现于所有者利益。而随产权主体的分化，根据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其利益也必然被分割。继续强调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不可侵犯是无视其它主体的利益，甚至是对其它主体利益的侵犯，其结果是所有者本身的利益也变得不可靠。因此，所有者利益的调整是对产权分割现实的认可。
2.企业家利益的实现。企业家利益是企业家精神在价值上的实现，企业家精神则通过对其经营权和处分权的行使而得到体现。因此，企业家利益的实现是产权主体分化的内在要求。
3.人利益的规范。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等，都可能是人。人和委托人（所有者）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因此解决人利益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规范，才能确保各种主体之间保持合理的利益边界。
（三）建立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关系
由于产权主体出现分化，导致财务管理活动分野，并出现相应的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但这两种财务活动又统一于企业整体财务活动。如果产权主体之间发生权力失衡，财务管理活动就会发生偏差，最终出现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形成相克关系，并出现异化问题。因此，首先要建立和完善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产权主体之间的权力均衡；其次要强化财务管理的外部校正机制、特别是财务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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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成因；媒介权力；大众传播；异化
作为一种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信息传播活动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了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要媒介的大众传播阶段。较之以往，大众传播无论在信息传递的容量与质量或是时间与空间上均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并且将随着电脑技术、社区天线、通讯卫星、雷束电波、显像电话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力与作用力。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疑已成为大众传播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们一旦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接受传播而必然成为大众传播活动得以进行和循环的构成因素。当人们对这种传播形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和作用感到欣喜和接纳的同时，也对其强劲的传播势头和力量剥蚀甚至取代着自己原有的、正常而自然的人际传播等信息交流方式所造成的某些迷失和缺憾而感到几分忧虑和不安。关注和研究大众传播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对此十分重视，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对于大众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日形成也并非一方建构的所谓“异化现象”给予探讨和评述。
所谓“异化”本为德语Entfremdung的意译，属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①客观而论，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是由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主体的大众传播所引发的一种不和谐，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形表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就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个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入手，对此给予一些探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与尴尬
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不确定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②“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③显而易见，大众传播的主旨在于向人们传递信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需求相吻合的一种自觉行为。惟此，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由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人际交流的自然行为转换为“职业传播者”或“专业化群体”凭借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自觉行为。这种转换固然标志着信息传播已趋于社会化与专业化，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伴随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而进入了更为先进的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转换也极大程度地标志着大众传播已从人类最初的、共有的人际交流范畴中分离了出来，从人类信息传播的自然状态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一般意义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于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便完全由职业传播者与传播工具所构成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和垄断，并且渐次融入媒介意志而成为“用以做出决定、用以说服和操纵别人”③的手段。
客观而论，作为现代社会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和连接信息与受众的桥梁，大众传播媒介为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们的思维与视野远远超出己所能及，如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显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的这种并非理想主义幻象的勾勒，对于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给予了客观认证，清晰地昭示出传播媒介与人们之间应有的关系。然而，当人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大多来自大众传媒，人们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大多借助大众传媒，人们对于社会、乃至对于自己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大多依赖大众传媒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传媒极有力的牵引而很大程度地被涂抹上媒介化生存的色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密集的、极为现成并且获取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日甚一日地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依靠大众传媒来排遣内心的寂寞，沉溺于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大众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色彩斑斓而却往往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而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融。此种情形充分印证着威尔佰·施拉姆的观点：“人在大众传播中迅速丢失个性与创造力。”④我们不能不视其为现代社会人际发展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情形确乎如此，大众传媒的处境便显出几分尴尬：一方面大众传媒致力于信息的收集与传播，竭尽全力满足不同受众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受传需求，并且以此作为体现自身社会职能与存在价值的根本基础。同时，人们在赞叹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优势及其带给自己的种种益处之际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和依赖感也随之不断增长，并且会逐渐形成一种公众心理定势，从而决定对于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确信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确信大众传媒给予自己生活以显著影响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上的认定无疑从客观上将大众传媒推到了一个社会整体与社会成员个体均不可或缺的显赫位置。而另一方面，当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经过传媒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强有力地辐射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形中剥夺了人们正常自然的人际交流的快乐，消蚀和损害了人们对于外界事物原有的感知能力与判断标准，迫使人们将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纳入大众传媒的价值系统而明显地丧失了个体思维与创造的自主性时，对这种趋向有所察觉的人们必然会对大众传媒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抨击，甚至对于传媒所传信息以及传媒本身产生某些猜忌、怀疑和排斥。这种处于两个极端的社会态度往往使大众传媒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二、媒介化生存的满足与尴尬
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便可发现大众传媒的这种尴尬实在也是生活在日甚一日地依靠传媒生存的信息社会中的人们的尴尬。
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无论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提出的环境监视、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观点，或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确立的社会需运用于管理、指导和娱乐的学说，他们所诠释的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确实通过大众传媒的长期实践而得以充分体现。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一种信息传递通道，大众传媒在将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融入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容量、方式与频率、范围与时机等过程和程序中时，往往必然地蕴含有确立在某种利益、需要或者愿望之上的大众传媒意志。这种媒介意志通常会外化为特定的生活热点、社会时尚、公众话题、社会观念因素、社会舆论等等，较为显著而深入地影响和作用于接受传播的人们。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媒在体现自身功能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行使着某种权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在赋予大众传媒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无形的权力。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并持有某种权力的大众传播在选择信息、加工处理和传播信息时自然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而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和与日俱增的种种诱惑欲望时已难以保持内心原有的平衡和从容，思维与行为渐趋一种急功近利虚妄浮躁的状态。这种情境中的人们十分容易满足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丰富而现成的信息，无暇甚至无意对媒介所传的信息给予甄别与证实，往往会不加选择地将其作为确定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使个人完全陷入媒介化生存状态而显得极合时宜甚至超前（这种超前大多为媒介所营造），实际上几乎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保有自我的权力与自由。毫无疑问，这种对大众传媒的极大依赖无形中助长了媒介权力的膨胀和扩张。虽然人们的依赖不乏媒介传播优势与渗透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观价值观给予人们深刻影响的结果。
在信息高度密集、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而生存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人们自然地将大众传媒作为获取各类信息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渠道，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调整与修正自己思维和行为以求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注重将自己与大众传媒之间的融合程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一项指标。人们的这种客观需求与主观依赖无疑是大众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难以想象，完全依赖媒介生存，而将人们的生命战车完全纳入大众传媒策划与制作的轨道之中，自觉放弃个性和创造力，放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与权力，人类将陷入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同时我们也难以想象，完全排斥大众传媒，完全堵塞住这一信息主通道，完全回归到人类传播最初阶段的社会将距现代化目标有多遥远。显然任何一种情形都是人类的灾难，出现哪种偏差的社会都不是健全的、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我们应当相信，社会在赋予大众传播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必然具有调整和控制大众传媒的能力。而被大众传媒所包围的人们也会渐趋清醒，必然努力找回自我与保存自我的自由和权力。
三、大众传媒与受众如何不尴尬？
毋庸置疑，大众传媒以其高密度大范围的信息强势覆盖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观念、生存方式、生存质量与目标产生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并且占据着人际交流的绝大空间。然而它不可能也绝不能完全替代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获取真知并依此作为确定生活坐标的根本依据，大众传播也不会成为人类交流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实际上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律，也就是说人们依靠媒介生存的程度并不一律。不可否认受众中不乏闻声即倒的“靶子”，任由大众传媒摆布而放弃自我，最终被自己的迷失所愚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自己与大会传媒间应有的关系，努力将传媒提供的信息作为确定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参考依据之一，而不是惟一的依据；注重有选择地获取，而不会简单地将传媒营造的“意象”当作现实，自觉放弃对生活所拥有的感知权与支配权。
两年前美国曾掀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这场约有500万美国人响应的运动的发起者——“没有电视的美国”这一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拉巴姆认为：“既然人们呼吁提高电视节目质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而情况始终不见明显改善，那么，我们除了不看电视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⑤这种说法表明人们在接受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具有对大众传播的内容以及对大众传媒本身的选择、判定和拒绝的权力。尽管拒绝往往带有“消极抵抗”的色彩，却是人们与大众传媒难以和谐，或者大众传播有悖于人们受传需求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体现着人们对大众传媒的另一种立场和态度。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人们应当具有对大众传媒认同或者排斥的权力以及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虽然传播学家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媒之间并不能够完全契合而是存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大小通常是由受众依据大众传媒的传播质量与水平，依据大众传媒所传信息与自己通过社会实践或其他途径获取的知识经验而形成的真知系统的叠合程度给予测定。如果人们只是将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不是惟一来源，因而也将传媒所传信息作为参考体系而非完全仿照体系，那么这种趋于理性与明智的态度必然会支配人们有选择地面对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各种受传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并且保有对于大众传媒的选择、判定与拒绝的权力。
实际上，当人们保有这种权力并且以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电视台的收视率等形式将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展示在大众传媒面前时，无论从经济效益或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大众传媒都不可能对这种受众权力无动于衷，而仅仅将面向受众、满足受众需要作为一种诱惑性口号或者自定游戏规则时的幌子；不可能不依据时代特征来从根本上合理地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社会职能与社会价值，努力协调与受众的关系，尽量地使大众传播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赢得最大空间。否则就不会有报纸杂志走马灯般的改革和广播电视不断翻新的尝试。显然，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已经明确意识到受众并非一击即中的“靶子”，而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受众不仅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评判着大众传媒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决定着大众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我们探讨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时，不能脱离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复杂原因，切断大众传媒与人际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更不能漠视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将其置于孤立的、甚至是对立的位置来审视，以免评判失于偏颇或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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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和媒介权力的滥用，那么消除和防止这种有悖于大众传播主旨、阻碍其正常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情形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些现实因素：
1.媒介权力的多重性。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
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因而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更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这就必然地使大众传媒在体现或行使媒介权力时不同程度地传递着一定的社会组织（或政治或经济）的意图，诸如政党报纸必然会在信息选择加工传播中融入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而受制于某财团的电台也必然会在传播活动中昭示财团的价值观念或经营理念。此时，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力并非完全归属于媒介本身，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权力，而一定社会组织权力的融入使媒介权力具有了更强的权威性和感召力。
在大多数情形下，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感知与判定通常会直接面对媒介本身，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融入媒介权力之中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看作是媒介的权力（尽管社会组织往往会通过大众传媒行使自己的某种权力）。这种等同与混淆，无形中强化了媒介权力以及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认同感。
由此可见，媒介权力绝非媒介独立生成和拥有的单一特性，而是一种富有多重因素的社会力量。尽管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体现权力的动因有时会较为复杂（有时甚至无法自控），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促动力量，大众传媒在其传播活动中还是应当合理运用媒介权力，特别是在自身所从属的社会组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受众又十分认可媒介权力时尤需如此。
2.媒介运作的复杂性。就我国现状而言，社会转期的全方位改革已将大众传媒从国家财政的盘子里剥离了出来并且推向了市场，逐步建立起一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迫使大众传媒不得不将面向受众、面向市场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这种一改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而将受众因素融入传播过程之中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大众传播活动行为主体的回归与确定，同时也意味着大众传媒必须与受众构建一种供需关系。虽然这种供需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纯商业关系，却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带有几分功利色彩。此时的大众传媒已不再是无须考虑经济因素的超脱的“精神贵族”，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追求发行量与收听收视率，必须去追求广告利润与整体经济效益，这就十分自然地将受众纳入大众传媒以及传播内容的消费群体，使受众成为大众传媒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大众传媒被认定是事业单位无疑体现着它从属于政府或政党的特殊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着它的社会职能。同时它在经营上又具企业化特点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惟此，如何既保有大众传播的本性和精神，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能拥有较为坚厚的经济基础，两者的相互兼顾和促动无疑是大众传媒每日面对的课题。显然，一些传媒在信息传播之前对其进行市场估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性，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的仅在于进行有效传播以满足受众需求，并且坚持真实的客观存在即所传信息的内涵，那么这种做法便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行为而属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的合理性手段。当然，如果大众传媒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信息的本质属性，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随意制造的商品，不惜营造虚假的东西，虽然此举有时确能欺瞒受众，占据一定的传播市场，但由于它彻底背离了大众传播的主旨和精神，自身的异化导致大众传播的异化，最终会彻底毁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失去生存基础便意味着自我毁灭。
3.把关人权力的显著性美国传播学专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这一概念涵盖传播活动中的记者、编辑、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制作人员。就大众传播的过程而言，把关人对于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流向和流量都有十分显著的控制力，并且直接作用于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因此，把关人的这种对信息的控制力必然地成为媒介权力的构成因素，或者说媒介权力往往通过把关人对于信息的控制力来体现。就此而言，如果媒介权力出现滥用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把关人的权力被滥用。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等把关人以“本台记者”、“本报编辑”的身份选择、决定并面向受众传递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媒介整体，受众对此也十分认同。这种情形使得把关人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地存有“我即媒体”的意念，以至极为容易地将自我个体移入媒介集体之中而无形地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譬如把关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和取舍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水准评价信息，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处理信息等等。即使把关人个体出现传播偏差，受众也会首先批评媒介整体，而媒介也往往出于保护和爱护把关人的动机由集体承担责任或做出解释。于是把关人不免会滋生几分自视优越特殊的安全心理，而这种心理则成为他们运用或者滥用权力的构成因素。虽然近年来由于把关人滥用权力而引发的新闻诉讼案迭出，表明着社会对于把关人作为传播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的认定，以及对于把关人传播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但就整体而言，在大众传播过程的具体环节上，把关人仍然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他们通常能够左右信息传递过程并影响受众，而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不可能去核实把关人对于信息行使的控制力是否适度，是否准确与合理。因此，媒介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把关人手里，教育把关人用好这种权力并且建立完善的新闻法规、强化受众与社会对把关人的监督制约作用便显得极为必要。
综上所述，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问题，消除这种现象固然需要大众传媒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参与。毕竟大众传播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毕竟我们每个现代人对于大众传播所传信息有着极高的需求。所以克服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建立起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受众之间和谐、合理而互动的关系，应是当今人们的共同愿望。
注释：
①《辞海》哲学分册第2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②《新闻学大辞典》第55页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传播学概论》第20页威尔佰·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就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广告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广告图像符号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本文将通过对香港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的分析，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香港回归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翻译，异化，归化，伦理
1．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 ）美籍意大利学者，首次提出“异化”和“归化”两个概念，并引入翻译学研究中。异化翻译是一种保持原有的“异国情调”和道德伦理价值，风俗或习惯，尽量贴近原作者的写作目的，以及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等。归化翻译是一种为了适应本国的价值取向或本国读者群体，而采用一种符合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观，尽量使用本国的通俗易懂的本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翻译外来作品，往往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或军事上处于霸权地位，导致文化上也处于权利优势。这在20世纪初尤为明显，当时英美国家使用的英语语言处于话语霸权的位置，所以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从外文译成英文书籍数量之少，简直和英语译入外文的书籍无法媲美，只能是望尘莫及。这就体现出翻译中的文化霸权地位和话语权利的问题。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翻译外文时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目的就是体现出本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让英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的目的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就是最好的例证。
2．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伦理何为？“伦理”一词在中西方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从英文词源来看，ethics来自希腊文ethos，是品性、品格以及风俗习惯的意思文学艺术论文，内在意义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和原则等。直到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研究道德品行的学问，称之为伦理学。后来，西方伦理学看作哲学的一个分支，并加以科学化，主要研究探讨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坏的恶的，及关于一个人的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一个道德标准。对于西方的伦理，可以这样理解：“言乎风俗习惯，略近吾国所谓礼，言乎品性气禀，略近吾国所谓性；曰伦理学，曰道德哲学，殆犹吾先哲之互理学道学。” [1]在中国，伦理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伦理思想从先秦开始萌芽，到西周时期中国伦理思想正式诞生，再到秦汉时期伦理思想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以至于后来伦理学又经历了魏晋玄学、儒道佛相争，宋明理学等发展，中国的伦理思想体系进一步深化和系统。
翻译是什么？许多学者曾给出翻译这样的定义。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和查尔斯?R? 奈伯（Charles R. Taber）将翻译定义为原语中的信息在译入语中找到最贴切的自然对等，首先是意思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论文格式范文。[2]奥廷格（Oettinger）把翻译定义为把一些符号或文字表达转换为另一些符号或文字表达的过程。[3]约翰?C?卡特福德（John C. Catford）则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对等文本材料去替代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4] 而这些定义只是从文本层面看待翻译，没有看到翻译的真正本质特征。直到近代，许多学者发现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的转换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翻译不仅承载着文本意义，更多的是一种伦理的价值观的问题。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在社会各个要素的影响下的社会活动。在翻译过程中，承载着不同文化伦理价值的语言文字不仅仅面临着意义的转换，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和融合。[5]既然翻译不是简单、单纯的语言符号转化的过程，而是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本操作的过程，包括译本的选择、译者的心理因素、出版者的干预和读者的接受与否等等因素。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会受到文本内和文本外各种因素的限制。吕俊曾就翻译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认为，翻译活动必定包含着准则和规范，有道德和义务的要求，所以翻译是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翻译活动还是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换活动，由于涉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地位的差异，使翻译需要伦理学的指导，也是翻译活动本身对伦理学的需要。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存在伦理因素，因为在长期使用一种语言过程中，人们的习惯和伦理的关系也必定沉淀在语言当中，既然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活动，那么势必要考虑伦理的因素。[6] 伯曼认为，翻译要回答三个问题，即为什么翻译，翻译什么文学艺术论文，如何翻译，这些问题是翻译理论史最中心的问题。[7]既然翻译是一种在语言信息甚至是文化的交流转换的活动，势必涉及到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翻译采取何种策略，什么决定译者采取何种策略等等问题，上述翻译概念都是无法回答的，只有翻译伦理可以解释和回答。由此可知翻译与伦理学关系密切，而作为翻译中的两种策略方法---异化和归化，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
3．异化和归化翻译中的伦理思想
异化和归化作为翻译的两个策略，译者是翻译实施过程的主体。韦努蒂认为必须把翻译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与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的具体时期相联系，或与本土价值体系相联系，才可以界定“归化”或“异化”（Venuti，1995a:272）早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德国的译坛就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归化派，即路德式翻译传统，注重译语的通俗和流畅，以易于被大众接受为翻译标准；另一派是异化派，即浪漫主义翻译传统，注重艺术的理性探讨，坚持精英主义的立场以“诗化”和艺术化为翻译的最高境界。这个时期有许多的理论家提出的理论都涉及到这两种策略。庞德的自主性翻译论，庞德认为翻译的自主性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阐释型翻译”和“其他类型”，前者是异域文本的“伴随物”，而后者则具有一定美学独立性，这里的“其他类型”是指译者完全创造出了一首新诗，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原创型的写作（Pound，2004:86-96）。又如施莱尔马赫的二元论，1813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发表了“论不同的翻译方法”的演讲，其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翻译只存在两种方法：要不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要不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两种方法可谓完全迥异，译者采用其中之一时必须严格遵守。若将两种混合，则会产生混淆，则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之后果，作者与读者可因此而终不得相见（Venuti，2004a:48）下面主要是讨论译者在这两种翻译方法中的道德伦理反映。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译者除了受到自己的道德伦理价值思考的影响外，还受到中间人（赞助人、出版商等）和译本读者的影响。
译者是文本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环节。一个译者必须能够很好的判断作品；他不仅应该确定原文的文学质量，而且也应该确定它在道德上的严肃性。[8]译者本身采取何种翻译策略也与译者的伦理观息息相关。一方面，译者出于某种政治心理，一味的迎合、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归化，可以说是趋炎附势的表现，导致瓦解和消除了主体性文学艺术论文，以主体性的灭绝为代价，寻求与译入语体系规范的一致。但另一方面，作为归化的主体，译者面临不至于使文化或意识形态冲突表面化的任务。（孙艺凤：《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3～9页）异化翻译就是保留异国情调，但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些异域特色与本族语言、文化及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也不符合本族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以及道德习惯。这样的译者一般是处于文化劣势的地位，属于弱势文化的一方论文格式范文。但是为什么译者还要采取这样的翻译方式呢？而归化翻译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愿望，用一种合乎本族道德伦理价值观和符合本族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原文会做出删除或增加，但是势必不利于本族文化、社会的发展，无法注入新鲜的活力来促进其发展。不论是采用异化的翻译方式还是归化的翻译方式，一定有其目的性。
在我国，翻译出现过三大高潮期，即公元2-7世纪的佛经翻译；16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和19世纪的西方思想的传入。这三次翻译浪潮中都是或是采用异化翻译法或是采用归化翻译法，而译者、中间人和读者都是有什么目的呢？在这之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当属译者和中间人。在这个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采用的是归化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盛力强的时代，对于周边的一些小国无论在军事还是文化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引译佛经完全是统治者为了禁锢百姓思想，奴役百姓意识，为了更加巩固国家的统治，采用归化法把佛经按照本国的伦理价值思想，译者完全也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翻译佛经，达到国家机构统治民众的目的。统治者作为中间人，决定了译者的地位，按照归化的方法翻译译本，按照当时中国的道德伦理规范翻译作品，从而达到译者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后两个时期采用的是异化法，当时的中国处于四分五裂或是处于外忧内患的时代，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存亡，当时的道德伦理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爱国情结激发他们运用手中的笔杆。唤醒人民大众学习西方的反抗精神，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略，促进国家的统一富强，他们采用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本的异国情调，让本族的人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知识，正是引进这些异国的陌生性，让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新中国。又如，当代翻译理论家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对于进化论的理解和诠释明显受制于自己个人的伦理价值影响文学艺术论文，他认为进化论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就会“人定胜天”。他当时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启民智，救国兴邦，所以采用异化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和理解，进行了合理的删减，增添，吸收外来异域文本中积极的精神，鼓励国民学习效仿。类似的还有民国时期的洋务派、维新派的翻译策略等等。无不彰显着不同时期的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伦理价值观。上述举例例证了无论是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我们都无法评论那种是“好”的翻译或“坏”的翻译，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达到一定目的，或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或彰显自己的思想意识，因此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异化或归化翻译的好坏与否。
4．结语
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翻译，当中无不渗透出关于道德伦理的价值规范，译者或是中间人，甚至是读者，都会有不同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现。归化为了维护话语权利，国家统治稳固或文化霸权地位，异化为了彰显“异国情调”，学习外来先进思想，有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规范决定什么样的译者行为规范及翻译策略，由此采用不同的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从而达到不同的目的。所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于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讨论还会继续，相信会有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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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语境理论 高语境 低语境 文化差异
1 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 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 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hen people communicate, they take for granted how much the listener knows about the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In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knows very little and must be tol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n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is already "contexted"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given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 “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 2000:98)
3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 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 身势来暗示对方, 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 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Guo-Ming Chen, William J.Starosta.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沈从文哈代人性乡土文明文化批判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一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也不例外。这两位文学大家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从边城走来的沈从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契合。他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现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犷;翠翠纯真而又温柔;萧萧勤劳而又单纯;天宝和摊送胸襟坦荡，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态。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脚苗族寡妇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释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美、爱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对于扭曲变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和鞭答。《龙朱》、《柏子》、《萧萧》、《丈夫》演绎了在异质文明的挤压下，乡下人灵魂的堕落史。
哈代的“威赛克斯”小说创作始于《绿茵下》，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识地将叙述重点转移到人性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他曾谈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现出坚毅、刚强、勇敢的品格。虽然他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但却始终不向环境和命运低头屈服，为实现人生理想排除万难。随着创作的深人，哈代惊异地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扼杀，也目睹和感受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朴的民情已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取而代之的是以苔丝和裘德为代表的广大的乡村人民在现实与理想、灵与肉的冲突中被压垮、被撕裂。于是，在《绿荫树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苦苦地找寻着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反复吟唱着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来，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赛克斯”王国里人物命运的变迁与完美人性的失落。归根究底，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浸润和滋养这些乡村居民的文化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人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长的文化的变化。所以，通过考察人物命运和关怀生命本真，二人将笔触延伸到了现代文明重压之下急速蜕变、衰败的传统乡土文明与文化。而有特殊的时代语境使两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态: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蜕变时期。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即新兴的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取代之时。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②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及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为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从文构建了“湘西世界”的对立面—“都市世界”。他挥动手中的笔，剥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尽情展露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或是油腔滑调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众。总之，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都市人的种种丑态。在湘西的边城小镇，现代文明的浪潮滚滚袭来，在人们头脑中尊严和耻辱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与“义”之间的天平慢慢倾斜，勤劳、质朴、正直等传统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强力正加速离开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摊送的爱情在“渡船”与“碾坊”的较量中最终是走向了悲剧。因此，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以及为理想人性寻找“诗意”的寄居地就成为了沈从文边城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哈代身为乡土文明的产儿，他的小说敏锐地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给农业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也无比痛心地披露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悲剧命运。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人物都是传统文化的血肉化身。通过他们，哈代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机，使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战得以形象化、具体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二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三不同的选择与出路
沈从文与哈代都试图找到解除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办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湘西世界”的蜕变还处于最初阶段，仅有沈从文这样的思想先驱才能意识到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面对乡土社会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浸漫而颓然解体的现实，两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不断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从文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气，以完善道德和人性为宗旨建构他的文化故乡。湘西小说就是他这一哲学的艺术再现。他虚构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这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了最高的审美批判标准。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朴、正直，而有意略去了乡村生活的落后、贫困，也忽略了乡民的愚昧、无知、鄙陋。他的力作《边城》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小说不仅展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民情，而且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因为爱而消解，一切都笼罩在友爱和谐的氛围里，爱成为了构筑社会、弥合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人到老边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④，从而“弓}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见，沈从文坚持唯美主义的原则对边城、边民进行了审美化改造，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传达了其以爱与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与美德的愿望。
与沈从文重铸民族品德不同，哈代狠狠地撕碎了温情主义的面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抨击，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他把爱情和婚姻生活作为探索社会的切人点，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去关注人。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人孤独。苔丝作为他塑造的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融坚定、热情、谦卑和刚毅等优秀品质于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女性，被人引诱，受辱后又被当成了伤风败俗的女人。苔丝的毁灭，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厌倦了沉闷的荒原生活的游苔莎，最终死在了逃离荒原的途中;淑大胆地追求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约束的爱情。但当她与裘德同居时，却心生犯罪感和堕落感。在异教和基督的抗争中，她内心万分痛苦，最终为基督殉葬。哈代的作品表明，人是生活于“有毛病的”世界里，无奈、悲愤、绝望的情绪像影子一样跟随左右，而死亡和毁灭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不单如此，在展现人物现实生存困境的基础上，哈代进一步地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他由关注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冲突上升到关注全人类的悲剧性冲突，从个人的迷茫去理解全人类的困惑。他设计了“小时光老人”这一独特艺术形象，并借他来表达对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 本文以Hall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美两国由于不同语境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
关键词：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作文化的载体，它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的使用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1987年莱文等把文化比作海洋中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往往很少，大部分隐藏在水下，露出水面的部分指文化的表层，如语言，饮食，穿着等；隐性部分指观念，价值，交际规则等，这属于文化的深层。［1］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了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而且文化具有民族性。本文从霍尔的高语境和低语境交际理论出发，分析中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
二、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 霍尔( Edward T.Hall ) 在1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 颇有见地地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 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 High Context ) 与低语境(Low Context ) 。霍尔认为［2］:“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 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 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 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 。”也就是说:“高语境( HC) 传播或讯息即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而极少数则处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低语境(LC) 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 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 而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及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 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 而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则主要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霍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 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就具有低语境特性。
三、不同语境文化产生的深层理论和现实根源
每一种语境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系统,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人的思想,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条件反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行为的准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推理模式、评价规范、道德标准,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基石。
1. 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对立面的和谐和相互渗透, 即对立中的统一, 美国文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相互斗争转化, 即统一中的对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后来的董仲舒“以类和之,天人和一”成为“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美国人则将世界万物对立起来:工作对娱乐,成功对失败,好对坏。由于美国人容易对事物作两极化的思考,所以很难使他们接受第三种,而不是用两种范畴思考问题,由此,形成对待事物习惯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重逻辑的
思维模式,以及求精确的言语观。
2. 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以群体和等级为纽带的东方人际关系是一种互补 (complementary) 与垂直 (vertical) 的关系而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人际关系则是一种对称 (Symmetrical) 和水平 (horizontal) 的关系。群体取向还包括他人取向,表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为集体牺牲个人。他人取向表现为“人言可畏”,中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怎么想,在出现冲突和矛盾时,强调“以和为贵”。与中国文化相反,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据说渊源于15 世纪的文艺复兴,由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发扬光大,强调隐私权,自由至上和标新立异等等。
3. 经济发展: 中国属于农业国, 民众安土重迁, 彼此相互熟知, 联系密切, 有着长期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 形成“高语境”文化。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工业国,人口迁徙量大,速度快,加上“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使人们相互之间不易培养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在交流中不得不依靠语言来表达,由此形成“低语境”文化。
四、高低语境引起的中美文化差异
1.间接的表达方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强调“和”的境界,以群体为核心,以家庭为单位,维护群体和睦,注重伦理道德,推崇尊老爱幼。中国人崇尚含蓄品性,是内向的集体性格。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5] 。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的代表,其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综合的基本特征,比较注重从整体方面把握对象,故认识中的模糊色彩比较突出。在表达方式上,则注重含蓄、了解和信任,不依赖于文字或条约。宁波大红鹰经贸有限公司在各杂志上所登广告的广告词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自然流露,引起受众特有的感受和共鸣。给人一种天上人间融于一体的意境。广告内容虽与商品、服务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依赖富含文化内涵的构思,和富有象征哲理的语言编码,展现民族的哲学观与价值观。
2.直接的表达方式。美国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它强调以个体为核心,注重个人作用与利益。美国人体现出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其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倾向于认识的细[6] ,追求确定、精确的认识,排斥思维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依据美国人的认知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信息传播中对文化背景的共融性要求不如中国高,并且文化标识不如高语境传播明显。如美国一家邮递快件公司COLOR DIRECT为其服务推出的广告词“SO ⋯⋯YOU WANT TOMAIL A STRAWBERRY SURBET ?”(想通过邮局邮寄一份草莓冰淇淋吗?) 简洁直白的一个问句将其快速、安全、包罗万象的服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由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时间取向、社会规范等方面差异甚大，跨文化交际始终都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成功的交际笔者认为,首先要了解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其次是要做到相互理解，宽容。在交际时最好能做到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组织语言。最后就是建立信任---依据交际双方之间的言行举止及可信度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更好交流。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Hall, Edward T. 超越文化 [M]. 居延安等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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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阮恒辉. 广告运作实务[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旅游翻译；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策略
一、引言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这是一个良机，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增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中国真正地走向世界。那么，如何既让外国游客更好地对我国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有所了解，又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接受中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诗词典故，景点传说等，就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下的旅游英语翻译。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文化差异给汉英旅游翻译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要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指导，来探讨汉英旅游翻译的原则，提出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准确、生动、形象地译介旅游资料，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文本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跨文化交际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旅游翻译中进行跨文化译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优秀的旅游译本能让祖国大好河山由静态变为动态，使悠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沁入外国读者的心田，唤醒外国游客对中国名胜古迹的深切向往，从而激发他们不辞万里的旅游行为。然而，目前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文军和高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外国游客理解英译旅游文本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汉语旅游文本英译出现的错误有拼写、遗漏、语法、中式英语、用词不当、累赘、文化误解等若干类型。因此，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亟待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根据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的理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翻译是一项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活动，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华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强调客观融入主观，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的道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讲究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使西方哲学保持物我分离，二元对立，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注重模仿和再现，体现了“天人各一”的思想，直面物体本质特点，再现事物原貌。这种趋势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因此，中文旅游资料中极为主观，有关感受的描写，在英译时可以倾向于选择细节。
三、文化差异对旅游翻译的影响
（一）由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造成的汉英翻译的不对应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习俗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以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这些词汇我们称之为“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or culture-bound words）。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象“阴阳”、“五行”、“气功”、“八卦”等词汇，严格来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象“饺子”、“粽子”、“元宵”等食品也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勉强将“饺子”翻译成“dumpling”，此词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种水果馅或肉馅的食品，与中国的饺子并不相同，意思要宽泛得多。再如文化上的缺失，“粽子”可以解释成“a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但是，外国朋友如果不知道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道龙舟节的来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内涵意义仍然没有传递过去。又如“秦始皇”仅仅译成“Qin Shihuang”，可能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如果适当补充历史背景，增译为“Qin Shihuang,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the year B.C. 221”，就更容易被外国游客所理解。因此，许多专家主张以音译加注的方式来保留这类词汇的特殊文化联想意义。译者在翻译时要克服的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有文化障碍，正如王佐良（1989）先生所说的“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归化异化理论 英文电影片名 翻译
引言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优秀外国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一门综合艺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让观众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为其了解绚丽多彩的异域文化、人文风俗提供了机会。电影片名能够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地揭示剧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观众接受异域风情的电影，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片片名的翻译若能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与影片内容完美结合起来，吸引译语观众，激发其观看欲望，则对于影片的市场推广与文化传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片名翻译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一部电影的浓缩和精华，由于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和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需要考虑在不同文化中翻译的可接受性和社会需求，传递独特的美学特征，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片名翻译应该按照一定的翻译方法，译者应通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扎实的语言功底来处理源语中独特语言形式和文化传统。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有两种处理方法：归化和异化。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了“归化法”（domestication）和“异化法”（foreignization）两种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策略是指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文化传统习惯来取悦译语观众，而异化翻译策略完全忽略目的语现成的表达方式，以符合源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进行翻译，追求新颖与异国情调。
一、片名的归化翻译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带来了电影片名翻译的不同取向。“归化派”认为译文应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进行翻译，创造目的语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标题，这样增加了本土化因素，符合本土文化特征、审美情趣与接受力，淡化了异国文化带来的理解障碍。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东西方的不同思维方式在语言文化上有所体现。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性的直线思维，崇尚个体，重分析和细节，从局部细节着眼，强调开门见山，具体准确，直截了当。反映在电影上则多以故事情节中的具体人、物、事、地点作为影片片名，如Rain Man，Hamlet，Casablanca等。中国人重共性，重归纳，赋有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曲线思维特质，强调含蓄婉转、迂回曲折。这种审美心理对汉语有巨大影响，中国观众习惯于接受概括影片整体内容的片名，因此，短小精悍、音韵和谐、简洁明快的四字格因其文字美感与音韵的回味无穷而备受青睐，如The Great Waltz《翠堤春晓》、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Bathing Beauty《出水芙蓉》、Moon Light《披星戴月》、Speed《生死时速》、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等归化译名因其满足中国大众的审美心理而极具感染力。
译者除了应发挥中文优势之外，还应常用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的四字结构，不拘泥于片名形式上的对应，用富有意境、概括影片内容、富有美感与情趣的语言进行翻译。如电影Salt of the Earth若是直译，则为“地球的盐”，这样的异化翻译只会让中国观众摸不清头绪。其实这个词组来源于《圣经》：盐非常贵重，并被认为是“尊贵”的象征，Salt of the Earth在西方文化中指代社会的精英，而电影里也讲述了美国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为争取权益与保障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影片按归化策略译为《社会中坚》贴近中国观众的欣赏心理，恰如其分地突出了电影主人公的豪迈勇敢。影片片名翻译如果不顾及文化因素，不顾及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就会直接影响到影片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另一部影片Mission Impossible讲述了中情局特工执行任务时遭遇内奸陷害，经过惊心动魄的交锋后，终于胜利归航的故事。此片名若直译为“不可完成的任务”，除了在文采与音韵方面无任何出彩之处外，影片中扣人心弦的情节也丝毫得不到体现。《碟中谍》的归化译法不仅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而且把环环相扣的紧张悬念充分体现出来。在美国影片Sister Act中，黑人女歌手迪劳丽丝为逃脱杀手追击，躲进修道院成为一名临时修女。她一改修女温顺内敛的形象，活泼好动，并在唱诗班大胆创新，使用通俗的流行曲调吟唱，她的热情开朗逐渐让人们开始接纳并喜爱上这位与众不同的修女。若采用直译法译为“姐妹行动”，就会给中国观众以误解，以为是一部动作片或警匪片。《修女也疯狂》这一译法概括了影片内容，突出了主角个性，当“修女”与“疯狂”联系在一起时，自然而然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很快记住。在影片Speed中，退休警官培恩在电梯内放置炸弹，并以13名人质要挟索要一百万赎金。特警通过机智勇敢排除了炸弹威胁，在关键时刻救出人质，但培恩趁机逃跑，特警跟培恩斗智斗勇，最终经过一番追逐搏斗，正义战胜了邪恶。电影片名被译为《生死时速》，给观众带来无限遐想，激起观众观看电影的强烈欲望。若按照异化翻译策略译为“速度”，则翻译语言就过于平铺直叙，难以引起中国观众心灵上的共鸣与震撼。电影The One是一部科幻片，讲述的是在平行宇宙存在的情况下，富有正义感的警察盖勃瑞不得不挺身而出，阻止邪恶的盖勃瑞称霸宇宙的故事。片名若被译为“这一个”，则会被广大中国观众迷惑不解，《宇宙追缉令》这一译法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电影风格与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归化翻译的译名使原题“本土化”，呈现出了意境美感，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接受力，拉近了影片与观众间的距离，产生了良好的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二、片名的异化翻译
电影片名的归化翻译多于异化翻译，但这并不否定异化翻译理论的可行性。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人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不断提高，使异化翻译的存在变为可能。归化和异化翻译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矛盾共同体，不是相互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异化翻译主张保留源语的风格、特色和文化差异，避免使用目的语的表达方式。追求新颖、具有异国情调的语言，原汁原味地传递原文的异国文化特色，让观众领略到异域风情。
异化策略在片名翻译中的应用比较常见，观众可直接领略片名中所传递的独特西方文化，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如Rain Man《雨人》、The Shaw 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Singing in the Rain《雨中曲》、The Jurassic Park《侏罗纪公园》、Chicago《芝加哥》、Gladiator《角斗士》、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Saving the Private Ryan《拯救大兵瑞恩》、Schindler List《辛德勒的名单》等。
异化策略可以让观众置身于新鲜陌生的异域风格之中，增强文化差异意识。如果译者完全采取归化译法，片名所传递的文化差异就会被掩盖。旧时观众由于与外来文化缺少沟通交流，因此更多地依靠本土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了解外来文化，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现今的中国观众可以更加乐于以开放的姿态认识文化差异，感受源语所承载的异域特色，并坦然接受外来文化以扩展经验视野。随着观众对于外来语言与文化的不断加深与了解，片名翻译会逐渐由归化趋向异化。Bodyguard译为《护花倾情》是典型的归化翻译，但是《保镖》的异化翻译如今也备受欢迎和广为流传。电影Casablanca最早采用的是异化翻译《北非谍影》，此名概括了电影的大意，显得简约、明了。但如今，英语在中国的推广使得年轻人更易记住按照英文语音直接翻译过来的名称《卡萨布兰卡》。
观众欣赏一部影片的目的就是了解文化，外语影片译名应囊括电影的主题和内容，并为观众呈现西方文化的韵味和美感，因为重视文化内涵与差异，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了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有责任让观众体验别样的“洋腔洋调”，将片名中文化信息真实地呈现给观众。因此，异化不失为促进文化交流，扩展文化融合的有效方法。
结语
电影是语言文化的一扇窗口，为丰富人们的生活，拓宽文化视野，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片名是画龙点睛之处。译者在翻译片名过程中应结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灵活合理采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方法，展现各自特有的艺术魅力，传递主题内容，提供审美愉悦，激发观众热情，得到译语观众的接受与喜爱。
参考文献：
[1]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2]杨宇光.黄关福.英汉英美社会生活词典[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3]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文化差异维度理论 国际商务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别，如语言文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差异。它既会给对外贸易和跨国经营带来矛盾和冲突，也会给跨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此，只有有效地探析文化差异，才能针对性地化解跨文化冲突，利用跨文化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目的及促进跨国经营的发展。
一、文化的定义与层次分析
文化有许多定义，著名的管理学者爱德华·霍尔、吉尔特·郝夫斯泰德等都对文化下过定义，并认为文化的层次关系就像是洋葱一样由多层次组成，每一层都影响着更高层次。斯宾塞（Spencer Oatey）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所共有的一系列模糊的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而这些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会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解释”。他对文化层次的横向剖面分析如图一。
其中“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等，具有行为规范性维度，是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告诉了我们某个群体“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做的内在原因。一旦了解了人们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测出对方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可能做出的反应，也就会解释其行为方式了。
二、国内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总结
为了了解和分析文化差异，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分析文化差异的方法。其中“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把文化分解成易于辨识的要素特质，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坐标系”，使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文化维度来认识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处理文化冲突。
1.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回顾与局限性分析
表1按时间顺序总结了国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该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外跨文化管理研究从20世纪50年展至今， 已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层次关联、多维度重叠和多视角整合这样一种网络化、立体化、系统化的发展格局。
虽然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特定群体的文化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建立在空想与假定基础上的，如Edward.T. Hall（1959，1969），Kluckhohn and Strodtbeck （1961）和Condon and Yousef（1975）的理论模型。Eysenck and Eysenck（1969），Inkeles and Levinson（1969）和Peabody （1985）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其维度主要反映了人性性格心理特征，但缺乏实践检验，维度体系较为单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采用实证调研，这种研究导向已成为今天的文化差异研究的主要方向，代表人物有Hofstede(1980， 1991)、Trompenaars & Hampden-Turner（1993，1998）、Schwartz(1997)等。虽然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但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抽样的局限性、文化维度缺少动态和发展性、实证分析缺少充分性和文化差异维度的不足性。Schwartz(1997)则要求调查对象对57种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并将“价值观类型”和“价值观维度”区分开来。该调查减少了情境变量对调查对象的影响，但在进行价值观而非行为结果调查时，调查对象可能会选择更理想化的回答，而非文化现实中反映的真正行为。
GLOBE文化测量模型则试图发现各国家文化之间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各地组织的领导行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分析文化的不同维度，而且考虑了文化的两个层面:“文化现实”(as is)和“文化价值观”(should be)。此外，Triandis(1995)， Terry Clark(1999)， Grondona (2000)， Weaver(2000)， Gesteland (2003)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都在跨文化领域比较有影响，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如许多学者的某些文化差异维度只是对外在文化即行为表象的解释，只反映深层次价值观的某一方面，如Edward Hall的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单向性与多向性时间观，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的“中性-情绪化”，Weaver（2000）的“强调语言-强调非语言”维度，Gannon（2001）的“情感表现”，Gesteland的“正式-非正式文化”、“恪守时间-灵活时间”、“情感外向-情感保守”维度等。
2.国外主要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重叠性比较
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虽各有特点，但在文化差异维度上有许多重叠。表1比较了各主要理论文化差异维度的重复性。例如，GLOBE项目将Hofstede的五大维度扩展到了九个，它保持了“权利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将Hofstede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为“群体集体主义、公共集体主义”，“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分为“性别平等、决断性”，将“长短期导向”改为了“未来取向”。此外“人本取向”与Kluckhohn的“对人性的看法”维度一致。
再如Trompenaars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与Kluckhohn的“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一致；“人与时间的关系”与Hall的“单向性时间观与多向性时间观”非常相似；“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与Hofstede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一致”，“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描述了是偏向规则还是信任关系，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某些方面类似。“注重个人成就-注重社会等级”与Hofstede的“权力距离”有关，至少在人们是否接受地位是天生就有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成就来获得的这方面。“中性-情绪化”描述了人际交往中情绪外露的程度，是其他内在价值观所导致的行为结果，而非价值观本身。
3.国内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现状
Snell等西方学者对我国文化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马列主义、相关的正规理性、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关系4个方面的相互交织，是中国人的主要行为准则。我国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文化崇尚伦理中心主义，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宝贡敏（2000）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7维理论框架，即“竞争导向”，“合作倾向”，“风险态度”，“自然力、社会力与精神力的强调取向”，“理性逻辑倾向与情感倾向”，“机械化与军事化倾向”，“时间倾向”。黎伟（2003）等人基于实地调研也提出了新的分维方法，含“管理导向”、“风险偏好”、“责任主体导向”等六个维度。这些方法虽有创新，但在全面剖析文化深层次方面存在不足。
4.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中国国际商务研究的意义
文化差异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方方面面，如国际商务磋商和谈判、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纠纷和救济、国际直接投资、进出口商品结构等。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1)帮助中国国际商务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文化差异，以便对不同的贸易伙伴采取相应的国际商务磋商方式，国际贸易进入方式，针对不同文化的目标市场采取有效的国际营销活动如产品价格制定策略。如利用Hall的语境理论可以分析谈判对象的思维模式、交际习惯和价值取向等。
（2）将文化类似的贸易国家归类并实施一系列区域性的对外贸易营销及管理策略。如在Hofstede理论下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同属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文化，所以市场营销活动应突出缩小风险的特征，如为消费者提供更长的产品保质期及优先退货权。
（3）使跨国经营管理者认识到在一个国家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不一定对不同文化的国家适用，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建立海外子公司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东道国采取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如在Hofsted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应对美子公司应采取“个人利益”至上的激励机制，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及员工高度参与的决策方式。再如Kluckhohn理论可以用来研究管理组织的文化结构特点，定位管理模式和风格，采用“性善论”或“性恶论”管理风格等。
三、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正是基于各大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的背景，有必要在继承和弥补已有文化差异理论的思想下，结合中国文化特点，构造一个综合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而使中国跨国企业更有效地了解文化差异及提高跨文化优势。这不仅对中国国际商务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中国进行“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商务沟通”等新兴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理论探讨价值。采用特质论实证方法将是今后维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目的是找到最完善的分维方法。此外在研究和应用维度理论中也应注意几点。
1.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核心文化为重点，注意文化动态发展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应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为重点，在核心文化层次进行分维和完善。此外，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动态性”， 与不断更新变化的大众文化和外在文化相比，虽然“基本设想和价值观”等内在文化变化很慢，一些文化定势仍然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利用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时，要注意文化动态发展，配合科学严紧的实证分析方法。
2.根据文化不同纵向层次，灵活调整和应用维度
鉴于文化差异的复杂性，有必要从多维度、多视角对文化差异进行全面检视与归纳，不应拘泥于一种理论工具或流派，综合性地选择合适的理论维度，采用整合性的文化视角。由高到低，可将各维度应用到纵向层次的文化差异中，不仅可以分析国家与民族文化，还可应用于分析超民族文化、商业文化、行业文化、组织文化、群体文化各层次差异中。根据不同层面的文化特点，选择适合分析该文化纵向层面的理论维度。
参考文献
[1]Spencer-Oatey， H..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M]. London: Continuum， 2000.
[2]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92:1–65
[3]Geert Hofstede. What did GLOBE really measure? Researchers’ minds versus respondents’ mind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 882-896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文化差异维度理论 国际商务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别，如语言文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差异。它既会给对外贸易和跨国经营带来矛盾和冲突，也会给跨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此，只有有效地探析文化差异，才能针对性地化解跨文化冲突，利用跨文化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目的及促进跨国经营的发展。
一、文化的定义与层次分析
文化有许多定义,著名的管理学者爱德华・霍尔、吉尔特・郝夫斯泰德等都对文化下过定义，并认为文化的层次关系就像是洋葱一样由多层次组成，每一层都影响着更高层次。斯宾塞（Spencer Oatey）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所共有的一系列模糊的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而这些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会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解释”。他对文化层次的横向剖面分析如图一。其中“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等，具有行为规范性维度，是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告诉了我们某个群体“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做的内在原因。一旦了解了人们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测出对方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可能做出的反应，也就会解释其行为方式了。
二、国内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总结
为了了解和分析文化差异，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分析文化差异的方法。其中“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把文化分解成易于辨识的要素特质,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坐标系”,使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文化维度来认识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处理文化冲突。
1.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回顾与局限性分析
表1按时间顺序总结了国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该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外跨文化管理研究从20世纪50年展至今, 已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层次关联、多维度重叠和多视角整合这样一种网络化、立体化、系统化的发展格局。
虽然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特定群体的文化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建立在空想与假定基础上的，如Edward.T. Hall（1959，1969），Kluckhohn and Strodtbeck （1961）和Condon and Yousef（1975）的理论模型。Eysenck and Eysenck（1969），Inkeles and Levinson（1969）和Peabody （1985）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其维度主要反映了人性性格心理特征，但缺乏实践检验，维度体系较为单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采用实证调研，这种研究导向已成为今天的文化差异研究的主要方向，代表人物有Hofstede(1980, 1991)、Trompenaars & Hampden-Turner（1993，1998）、Schwartz(1997)等。虽然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但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抽样的局限性、文化维度缺少动态和发展性、实证分析缺少充分性和文化差异维度的不足性。Schwartz(1997)则要求调查对象对57种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并将“价值观类型”和“价值观维度”区分开来。该调查减少了情境变量对调查对象的影响，但在进行价值观而非行为结果调查时，调查对象可能会选择更理想化的回答，而非文化现实中反映的真正行为。
GLOBE文化测量模型则试图发现各国家文化之间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各地组织的领导行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分析文化的不同维度，而且考虑了文化的两个层面:“文化现实”(as is)和“文化价值观”(should be)。此外，Triandis(1995), Terry Clark(1999), Grondona (2000), Weaver(2000), Gesteland (2003)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都在跨文化领域比较有影响，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如许多学者的某些文化差异维度只是对外在文化即行为表象的解释，只反映深层次价值观的某一方面，如Edward Hall的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单向性与多向性时间观，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的“中性-情绪化”，Weaver（2000）的“强调语言-强调非语言”维度，Gannon（2001）的“情感表现”，Gesteland的“正式-非正式文化”、“恪守时间-灵活时间”、“情感外向-情感保守”维度等。
2.国外主要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重叠性比较
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虽各有特点，但在文化差异维度上有许多重叠。表1比较了各主要理论文化差异维度的重复性。例如，GLOBE项目将Hofstede的五大维度扩展到了九个，它保持了“权利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将Hofstede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为“群体集体主义、公共集体主义”，“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分为“性别平等、决断性”，将“长短期导向”改为了“未来取向”。此外“人本取向”与Kluckhohn的“对人性的看法”维度一致。
再如Trompenaars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与Kluckhohn的“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一致；“人与时间的关系”与Hall的“单向性时间观与多向性时间观”非常相似；“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与Hofstede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一致”，“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描述了是偏向规则还是信任关系，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某些方面类似。“注重个人成就-注重社会等级”与Hofstede的“权力距离”有关，至少在人们是否接受地位是天生就有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成就来获得的这方面。“中性-情绪化”描述了人际交往中情绪外露的程度，是其他内在价值观所导致的行为结果，而非价值观本身。
3.国内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现状
Snell等西方学者对我国文化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马列主义、相关的正规理性、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关系4个方面的相互交织，是中国人的主要行为准则。我国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文化崇尚伦理中心主义，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宝贡敏（2000）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7维理论框架，即“竞争导向”，“合作倾向”，“风险态度”，“自然力、社会力与精神力的强调取向”，“理性逻辑倾向与情感倾向”，“机械化与军事化倾向”，“时间倾向”。黎伟（2003）等人基于实地调研也提出了新的分维方法，含“管理导向”、“风险偏好”、“责任主体导向”等六个维度。这些方法虽有创新，但在全面剖析文化深层次方面存在不足。
4.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中国国际商务研究的意义
文化差异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方方面面，如国际商务磋商和谈判、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纠纷和救济、国际直接投资、进出口商品结构等。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1)帮助中国国际商务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文化差异，以便对不同的贸易伙伴采取相应的国际商务磋商方式，国际贸易进入方式，针对不同文化的目标市场采取有效的国际营销活动如产品价格制定策略。如利用Hall的语境理论可以分析谈判对象的思维模式、交际习惯和价值取向等。
（2）将文化类似的贸易国家归类并实施一系列区域性的对外贸易营销及管理策略。如在Hofstede理论下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同属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文化，所以市场营销活动应突出缩小风险的特征，如为消费者提供更长的产品保质期及优先退货权。
（3）使跨国经营管理者认识到在一个国家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不一定对不同文化的国家适用，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建立海外子公司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东道国采取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如在Hofsted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应对美子公司应采取“个人利益”至上的激励机制，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及员工高度参与的决策方式。再如Kluckhohn理论可以用来研究管理组织的文化结构特点,定位管理模式和风格，采用“性善论”或“性恶论”管理风格等。
三、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正是基于各大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的背景，有必要在继承和弥补已有文化差异理论的思想下，结合中国文化特点，构造一个综合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而使中国跨国企业更有效地了解文化差异及提高跨文化优势。这不仅对中国国际商务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中国进行“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商务沟通”等新兴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理论探讨价值。采用特质论实证方法将是今后维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目的是找到最完善的分维方法。此外在研究和应用维度理论中也应注意几点。
1.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核心文化为重点，注意文化动态发展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应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为重点，在核心文化层次进行分维和完善。此外，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动态性”, 与不断更新变化的大众文化和外在文化相比，虽然“基本设想和价值观”等内在文化变化很慢，一些文化定势仍然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利用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时，要注意文化动态发展，配合科学严紧的实证分析方法。
2.根据文化不同纵向层次，灵活调整和应用维度
鉴于文化差异的复杂性，有必要从多维度、多视角对文化差异进行全面检视与归纳，不应拘泥于一种理论工具或流派，综合性地选择合适的理论维度，采用整合性的文化视角。由高到低，可将各维度应用到纵向层次的文化差异中，不仅可以分析国家与民族文化，还可应用于分析超民族文化、商业文化、行业文化、组织文化、群体文化各层次差异中。根据不同层面的文化特点，选择适合分析该文化纵向层面的理论维度。
参考文献:
[1]Spencer-Oatey, H..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M]. London: Continuu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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