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时空论文范文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公共空间”化是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不争事实，虽然对体育的公共性理论界过去有过一些认识，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和传媒向体育的不断渗透，我们不得不对此作系统的探索和分析。从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出发，对体育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以及“公共空间化”给当代体育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阐释。

关键词：公共空间；批判功能；异化；重新封建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315―02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时不时要涉及“公共空间”问题，但我们始终没有对此做出系统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没有弄清当代体育的空间概念，对体育在空间展开的可能性和限度没有作系统思考，从而缺乏立论基础；另一方面，在当代体育中，与“公共空间”概念相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公共时间、对话、狂欢等问题没有澄清之前，我们很难在整体上对其做出准确的把握。故此，我们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作了相对滞后的处理。由于“公共空间”牵扯到当代体育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形式问题，是体育联系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中介。所以，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体育作为“公共空间”的前提、结构、功能及对体育的负面影响，并对其发生、演变和解体的整个过程给与历史的文化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系统地阐释体育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

1 何谓“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又被称作“公共领域”。1990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nabermas)在《公共空间的结构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它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民众可以自由参与并就涉及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理性的论争的场所和机构。

古老的体育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带有“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在古代希腊，人们营造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时，体育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论及这一点时，哈贝马斯曾指出，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同“家庭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q3 J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古希腊城邦之间动辄兵戎相见，战争成为古希腊人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战争需要强悍的体魄、敏捷的行动，坚强的意志，体育于是就成为了锻炼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水深火热的战争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和平的渴望。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以祭祀宙斯神为主旨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期间，人们必须停止一切战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神圣休战”。从此可以看出，对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亚赛会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塑造的“公共空间”，赛会期间人们不仅可以竞技、竞争，还可以自由交往，发展友谊，自由贸易。它具有了“公共空间”最基本的规定性和功能。

2 体育：社会文化批判的“公共空间”

对于当代体育而言，无论是作为“有形公共空间”，还是作为“无形公共空间”，它的社会文化属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凸现出来。过去，在讨论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时，总是强调体育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女排精神”、“体育产业化”、“姚明现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正面突出体育在外交、民族精神、经济和明星崇拜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对当代体育公共空间性的认识，使我们意识到体育对社会文化建设性作用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特别是对中国的当代体育而言，这种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当代体育所以有这样的批判功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显然是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由于体育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以及体育自身所具有的释放性功能，使得大众传媒在体育这一领域惊奇地发现一块可以自由设置议题的‘飞地’。”也就是说，体育为社会文化的批评行为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公众在体育这一公共空间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木特征。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体育的游戏本质。游戏规则的制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它要体现自由、公平、公正的原则，就要人为地祛除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整合进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任何游戏都带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奥林匹克赛会的相关规定中就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体育所具有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它不能寄予过高希望，因为，体育的游戏本质决定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是在“象征”的层面上实现的，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行为和心理满足，而非客观与现实效果的满足。但不管怎么说，当代体育的“公共空间”性，还是让我们认识到其自身所凝聚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

3 中国当代体育：自由“公共空间”的“彩排”和“预演”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报业独立以后，初期主要从事于交流各种信息的报刊逐渐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地带，公共空间也就体制化了。哈贝马斯归纳出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准则：第一，它无视个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而倡导一种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平等社会交流活动；第二，它是对于理性的公共运用，使此前未受质疑的东西，比如政治和宗教的权威，文化上的特权受到质疑；第三，它对于公众的广泛接纳，不仅是站在普遍的立场上关心共同利益，而且使每一个公众都可以直接参与论争。如果加以概括，“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可以归纳为：人类对“自由”的体认和运用。

哈氏所言虽然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对于体育而言，他的理论总结却颇得要领。

1)在体育中的确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珍爱和尊重。

2)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理性的公共使用”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没有自己的空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事实让我们看到，“公共空间”发育得不够充分，使得“理性的公共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此整个社会付出了发展缓慢的代价。“公共空间”的营造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体育的游戏本质，以及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使得上述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的缓解。就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在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没有充分发育之前，体育作为“公共空间”，无疑起到了“彩排”和“预演”的作用，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摩擦和消耗，其“先发”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4 “公共空间”化给当代体育带来的影响

“公共空间”化虽然增强和丰富了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应起我们的重视。就中国当代体育的现状而言，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在当今时代，作为公共空间的当代体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机构争夺的场所，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使体育自身的价值理念被“异化”，人们参与体育的动机被扭曲，为人们所珍爱的奥林匹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国内外体育界所共同面对的兴奋剂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一种体现。在任何条件下，体育的目的都是“身体”，而一旦成绩成为唯一的目的，金钱决定一切，“身体”必然成为药物作用的中介和手段。

2)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组织，变成了由文化工业来塑造和控制的文化消费场所，传播的内容变得非政治化、人情化和耸人听闻，公众交流被个体化的被动接受所取代。这主要表现在媒介与主体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媒介的制约，而是相反，即主体适应媒介。媒介让人看到了世界，但人却付出了牺牲世界丰富性的惨重代价。大众日益依赖媒体，并从接受的主体变为媒介的附属品。对当代体育而言，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影响极具威胁。在大众传媒上体育在不断被翻新和包装，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而大众对媒体的依附性又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消化和处理。“久而久之，使大众对体育产生了麻木感。大众传媒的这种麻木作用使大众懒于思考，对体育的审美能力萎缩，趣味趋同，使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遭到严重消蚀。”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2篇

需求层次理论的创始人是有“人本心理学之父”之称的第三代心理学开创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 )。他一生当中提出了很多精彩的理论，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是需求层次理论。1943年，马斯洛在论文《人类激励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中第一次提出了需求理论[2〕。1954年，马斯洛出版了著作《动机与人格》(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其中具体解释了需求层次理论，即包括5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如今，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心理学范围，被广泛地应用到教育、管理、医疗等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    

不同于一般简单的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认识，笔者以马斯洛的著作为分析依据，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需求一般按照先后顺序发展。一般来说一个较低的需求得到满足，较高一层的需求会相继产生;但满足程度可以是“相对”“一般”和“主要”的，并不是完全的。第二，人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运行着平行的进程，因此，不同层次的需求可以同时发生支配人的行为，但是在固定的时间段一定有“主导”需求，人脑会识别需求的基本类型和层次，令其按顺序得到满足。第三，所有基本的人类需求是相互关联的，并可能在一个给定时间出现在一个以上的层次需求。低层次需求也不会由于更高层次需求的突显而消失，需求是层叠出现的。最后，需求层次的出现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出现层级的跨越，其变化也可能出现逆转。

2.城市体育空间的内涵    

空间的本质是人类制造出来以承载行为活动，满足需求。城市体育空间属于人文地理学范畴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城市体育空间是体育场地和设施，也有人认为城市体育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还有的学者将体育空间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城市体育空间是指供城市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专门空间，广义是指城市中专门设置的和潜在的一切可以供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空间。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城市体育空间的内涵大致都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空间性。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城市体育空间的呈现需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场地、器材等。第二，服务对象属性。城市体育空间的服务对象是城市居民，无论哪类体育空间都应以城市居民为活动主体。第三，承载具体的体育形式。空间承载体育才是体育空间，体现了人的体育活动才是体育空间。第四，城市体育空间类型繁多，但彼此间既可以相互转换又可以相互融合。总之，从表象看，它是体育的组成要素的组合;从实质看，它是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化状态。

3. 需求层次理论与城市体育空间演变的联系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空间；批判功能；异化；重新封建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315―02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时不时要涉及“公共空间”问题，但我们始终没有对此做出系统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没有弄清当代体育的空间概念，对体育在空间展开的可能性和限度没有作系统思考，从而缺乏立论基础；另一方面，在当代体育中，与“公共空间”概念相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公共时间、对话、狂欢等问题没有澄清之前，我们很难在整体上对其做出准确的把握。故此，我们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作了相对滞后的处理。由于“公共空间”牵扯到当代体育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形式问题，是体育联系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中介。所以，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体育作为“公共空间”的前提、结构、功能及对体育的负面影响，并对其发生、演变和解体的整个过程给与历史的文化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系统地阐释体育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

1　何谓“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又被称作“公共领域”。1990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nabermas)在《公共空间的结构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它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民众可以自由参与并就涉及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理性的论争的场所和机构。

古老的体育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带有“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在古代希腊，人们营造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时，体育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论及这一点时，哈贝马斯曾指出，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同“家庭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q3 J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古希腊城邦之间动辄兵戎相见，战争成为古希腊人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战争需要强悍的体魄、敏捷的行动，坚强的意志，体育于是就成为了锻炼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水深火热的战争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和平的渴望。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以祭祀宙斯神为主旨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期间，人们必须停止一切战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神圣休战”。从此可以看出，对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亚赛会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塑造的“公共空间”，赛会期间人们不仅可以竞技、竞争，还可以自由交往，发展友谊，自由贸易。它具有了“公共空间”最基本的规定性和功能。

2　体育：社会文化批判的“公共空间”

对于当代体育而言，无论是作为“有形公共空间”，还是作为“无形公共空间”，它的社会文化属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凸现出来。过去，在讨论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时，总是强调体育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女排精神”、“体育产业化”、“姚明现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正面突出体育在外交、民族精神、经济和明星崇拜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对当代体育公共空间性的认识，使我们意识到体育对社会文化建设性作用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特别是对中国的当代体育而言，这种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当代体育所以有这样的批判功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显然是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由于体育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以及体育自身所具有的释放，使得大众传媒在体育这一领域惊奇地发现一块可以自由设置议题的‘飞地’。”也就是说，体育为社会文化的批评行为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公众在体育这一公共空间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木特征。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体育的游戏本质。游戏规则的制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它要体现自由、公平、公正的原则，就要人为地祛除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整合进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任何游戏都带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奥林匹克赛会的相关规定中就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体育所具有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它不能寄予过高希望，因为，体育的游戏本质决定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是在“象征”的层面上实现的，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行为和心理满足，而非客观与现实效果的满足。但不管怎么说，当代体育的“公共空间”性，还是让我们认识到其自身所凝聚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

3　中国当代体育：自由“公共空间”的“彩排”和“预演”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报业独立以后，初期主要从事于交流各种信息的报刊逐渐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地带，公共空间也就体制化了。哈贝马斯归纳出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准则：第一，它无视个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而倡导一种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平等社会交流活动；第二，它是对于理性的公共运用，使此前未受质疑的东西，比如政治和宗教的权威，文化上的特权受到质疑；第三，它对于公众的广泛接纳，不仅是站在普遍的立场上关心共同利益，而且使每一个公众都可以直接参与论争。如果加以概括，“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可以归纳为：人类对“自由”的体认和运用。

哈氏所言虽然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对于体育而言，他的理论总结却颇得要领。

1)在体育中的确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珍爱和尊重。

2)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理性的公共使用”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没有自己的空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事实让我们看到，“公共空间”发育得不够充分，使得“理性的公共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此整个社会付出了发展缓慢的代价。“公共空间”的营造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体育的游戏本质，以及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使得上述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的缓解。就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在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没有充分发育之前，体育作为“公共空间”，无疑起到了“彩排”和“预演”的作用，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摩擦和消耗，其“先发”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4　“公共空间”化给当代体育带来的影响

“公共空间”化虽然增强和丰富了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应起我们的重视。就中国当代体育的现状而言，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在当今时代，作为公共空间的当代体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机构争夺的场所，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使体育自身的价值理念被“异化”，人们参与体育的动机被扭曲，为人们所珍爱的奥林匹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国内外体育界所共同面对的兴奋剂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一种体现。在任何条件下，体育的目的都是“身体”，而一旦成绩成为唯一的目的，金钱决定一切，“身体”必然成为药物作用的中介和手段。

2)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组织，变成了由文化工业来塑造和控制的文化消费场所，传播的内容变得非政治化、人情化和耸人听闻，公众交流被个体化的被动接受所取代。这主要表现在媒介与主体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媒介的制约，而是相反，即主体适应媒介。媒介让人看到了世界，但人却付出了牺牲世界丰富性的惨重代价。大众日益依赖媒体，并从接受的主体变为媒介的附属品。对当代体育而言，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影响极具威胁。在大众传媒上体育在不断被翻新和包装，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而大众对媒体的依附性又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消化和处理。“久而久之，使大众对体育产生了麻木感。大众传媒的这种麻木作用使大众懒于思考，对体育的审美能力萎缩，趣味趋同，使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遭到严重消蚀。”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空间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建构

[作者简介]邓纯余，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北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75-04

时间与空间是人们思维的总体框架，形成了人们考察和分析事物的重要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一种理论的思辨和思维的抽象。而是受教育者作为生命个体在社会时空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方式。正如西方著名学者吉登斯在阐释社会结构与行动关系的理论时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行动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作为分析和把握社会问题的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径，社会空间理论以一种全新的问题意识和视角转向，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解释框架。

一、空间概念与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在一般的意义上，空间指物体存在的位置和场所，物体与空间的关系是空间分析的基本逻辑。柏拉图认为，空间是一种感觉无法把握的绝对存在，它不朽而永恒，并作为一切生成运动变化的场所。与其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离开物体存在的空间不可思议，空间是确定每个事物的量和量的质料的形式或形状。此后，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容器以及几何学分析的客体化特征被加以理解，形成了人们关于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的争议。物理学家牛顿认为，绝对空间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运动。相对空间是对绝对空间的度量，是可以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结构，可以通过与物体的相对位置感知它。由于人类无法看见绝对空间处所的一部分，只能代之以可感知的测量，测出相对于这些处所的一切运动。

绝对空间观形而上地割裂了事物与运动的关系，引起了近代哲学关于空间思维方式的分化。与远离主体的纯粹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不同。近代哲学将空间讨论的视角切换到主体与空间的关系上，通过将空间放置于主体之中考察其形成与结构，寻求关于人的空间的知识或者关于空间的人的知识，空间与主体的关系展现为“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的理论争鸣。如提出预定和谐学说的莱布尼茨认为，空间概念是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中形成的，处于同样关系的事物居于相同的位置，包括这些位置的东西即为空间。与莱布尼茨不同，崇尚理性的哲学家康德认为，空间并不是从外部经验得来的经验性概念，“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基础的必然的、验前的表象。我们永远不能想象到空间的不存在，虽然我们尽可能想到空间为空无一物”。空间思维方式的转换衍生出人们对于空间意义的关注，空间的属人性逐渐得以彰显，空间分析的基本逻辑嬗变为人与空间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不断发挥“学术想象力”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空间研究的重心由自然空间过渡到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理论的产生成为“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具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在研究城市发展、社会互动、村落终结、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列斐伏尔、西美尔、福柯、布迪厄、哈维、吉登斯等众多学者承扬了以往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空间思想，提出并构建了以“空间生产”、“权力空间”、“场域”、“时空压缩”、“社会网络”为核心概念的社会空间理论。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野中，空间包括“社会群体居住的区域、个人对空间的主观感受或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等宏阔而精微的社会意蕴。空间是人们及其社会活动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人类并不只是空间中的存在者，他们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和建构。由于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与人类行为的构成因素，它包含着丰富的物质特征、主观意义和社会效用，形成了从社会场域、权力关系、符号体系、情感体验等层面去认识空间的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空间维度

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空间的延展规范、引导、制约着人的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由个体人向社会人、由现实自我向理想自我、由社会教育向自我教育、由自在自发向自由自觉的超越发展具有空间建构的意义，它以人际空间的扩展、精神空间的绵延、教育空间的扩容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空间维度。

人际空间的扩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效果的直接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类”存在决定了个体需要以情感、习惯、职业、地域、家庭等为纽带建立群己关系，人的成长发展体现在通过社会互动拥有属于自身的公共空间和共同生活。由自然和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以及从个体的自我认知到人际情境中的社会比较，再到群体内的社会互动以及群际之间的社会建构，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区隔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思想政治教育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任何社会信念系统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改造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人际交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际空间的扩展直接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政治统治、协调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的丰富，社会认同、政治共识的达成提高了人们进行社会沟通、参与社会互动的意识和能力。随着沟通、协商、对话、交流等日常生活与公共活动的展开，受教育者增进着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解和认识，确证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社会人际效应。

精神空间的绵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运作的理论前提和表现形式。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精神空间的绵延充分体现了人的生命和思想的开放性、实践性、超越性。正如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会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在于人有思想。“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却囊括了宇宙”。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知识、情感、意志与行为以其丰富的形态塑造和构成了社会主体的精神空间。人的精神空间可以通过理论教育、实践锤炼、环境熏陶、自我教育得以涵养而变得宽广和深厚。人们关于一定思想观念的认同以及自身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变化，不断涵厚和化育着自我与社会的精神空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积极能动地预设、构想和追求人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通过思想引导、精神劝导、榜样训导和实践指导，提升受教育者思想认识的深度、高度、广度和力度，促进受教育者精神空间的绵延，从而帮助他们积累自我发展的精神势能，培育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时代精神。

教育空间的扩容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效运行的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行为等不同领域，有着“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的多方面要求。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需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充分的理论涵容和实践空间。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有着自身特定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形成了师生共同创造的教学生活及其空间。教学空间是师生在教学、体验、思考与交流中清扫知识疆界，拓展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理论体系的主渠道、主阵地。它能够通过知识传播、学习体验、沟通交流等形式进行学习空间的划分，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眼界、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广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社会集团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促进受教育者个体社会化发展的特殊教育活动。尽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教育形态的固有特征，但又绝不能局限于狭隘的课堂教学空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取向，通过教育资源、教学条件的吸纳、整合和增权，以“全过程、广覆盖”为原则开辟教育场所，实现空间扩容。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空间建构

空间是属人的空间。人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和阐释赋予生活空间以意义，通过社会空间的想象改变现存的、固有的空间安排，通过主体的实践创造完成新的空间的生产和维护，建立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关注空间的多样化、立体化、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和全球化，设计、创造和建构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由此，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特征，把握其空间建构的内在规律、技术路径和实践目标，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聚焦日常生活空间，促进“符号化”向“生活化”的真正回归。社会生活分为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两种形态。其中，日常生活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为认知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为基础的生活领域。非日常生活指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表现形态的精神生产，以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政治、公共事务等为内涵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社会空间由此区隔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类分化聚合的形态。由于个人总是按照一定社群的习惯系统所提供的节奏、秩序和规则融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与社会群体的文化模式、社会习俗紧密联系，日常生活空间构成了人最基本的教育环境。诚如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的，基本真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肤浅恰恰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混日子的人意识不到，尤其是不想意识到部分地受心理制约、部分地受实用制约的各种价值的混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制度结构、社会习俗、文化模式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特性。

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回归和超越关系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构的内在规律。也正如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出的，“在政治教育中应当探讨日常的问题，因为这些才是现实的事物。才能引起兴趣和注意”。受教育者对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接受，具体展现为日常生活中关于教育情境与教育内容的解释、回应和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聚焦受教育者现实的日常生活。充分“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理解、选择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实践需要，彻底改变仅仅被当作知识来加工和灌输的情形。聚焦日常生活空间，就是要赋予日常生活内在而超越的政治关怀和生存理解。引导人们发现和重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认同社会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想性、超越性及其实践价值。这种“符号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向“生活化”的社会实践回归，绝不是对思想教育具有的社会政治本质的消融和消解，而是要充分扬弃日常生活的“肤浅”之处，教育和引导人们实现对自我身份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防止陷入空洞说教，打破形式主义骨鲠，凝练生活化的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参与是思想政治教育聚焦日常生活空间的根本目的。

（二）关注虚拟生活空间，实现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超级链接。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网络以其主体隐匿的虚无性、空间范围的无限性，提供了人们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交流情感、讨论话题、交易商品、评论媒体、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虚拟实践作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桥梁，增进了人们对于网络生活的深刻体验，促进着网络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在网络平台的建构中，网络主体的组合、联系、互动形成了一个基于生活想象的虚拟社会。网络虚拟生存成为人们超越和扬弃现实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人的意义生存和虚拟发展的重要维度。由于虚拟社会不是单个人在虚拟空间中无序的简单的集合，而是在虚拟实践中按照一定的方式彼此发生的各种虚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领域，关注虚拟生活空间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积极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构的一种技术路径。

网络技术条件下的虚拟生存使人能够以现实和想象的双重身份创造生活，它激活了人的生命意识、技术精神和创新品质。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论及机器大工业的革命性时指出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突破，虚拟技术在比特精灵的运思中可能是点亮的“阿拉丁神灯”，也可能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受到现实环境和网络主体素质的限制，虚拟生存始终只能作为一种有限的生存，信息污染、知识贫乏、文化退化、道德失范等网络问题早已暴露出技术化生存的风险和危机。由于网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聚焦人们在虚拟社会中的生活图景，广泛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然选择。由于虚拟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和折射。虚拟生活空间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社会环境、教育载体和丰富内容。把握网络民意、网络舆情、网络话语，建设网络文化，引导网络生存。都必须自觉聚焦虚拟生活空间，通过建立覆盖面广、吸引力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超级链接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工具平台、学科价值、社会环境及其教育要素上的“惊险的一跃”。

（三）认定自我社会空间，力求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中，人的性情、习性以及他们理解社会的思想认识，实际上是对自我社会空间位置的认定和内化。正如社会空间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方式乃是位居此空间的行动者、群体或制度的接近”，“行动者的性情、习性以及他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正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结构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不是存在于教室、街头等物质空间中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由角色、言语、行为、文化等不同要素在互动中构成的社会空间。由于受教育者通常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空间寻找着自身身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空间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差序结构。即便是教学一律性的课堂教学空间，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仍然存在着鲜明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殊。在这一空间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提供各种不同的观点，使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看见自己的生活世界……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并建构一个能够自我决定的或与他人互为主体的美好世界”，就必须充分认定受教育者的自我社会空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力求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相互统一。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传统社会的同构差序格局已彻底地嬗变为领域分离的市场整合模式。异质代替了统一、分化取代了集中，家国同构、个人的集体依附、单位依附都已极大程度地被瓦解。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导致了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加之人类文明的开放与多元，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此外，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快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整个社会空间被越来越多地分割为特定人群的私人空间，社会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形成了两极对峙、复杂多元的鲜明格局。面对我国社会空间建构与发展的新态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带来的社会隔离和社会分层，自觉把握受教育者的自我社会空间的范围及其特性，深入研究自我空间、社会空间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关系，在加强社会参照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调适社会价值体系、缓和思想行为冲突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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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王晓磊，“社会空间”的概念界说与本质特征[J]，理论与现代化，2010，（1）.

[4]帕斯卡尔，思想录[M]，何兆武，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5]表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5篇

一、空间布局理论在旅游区规划与城市空间结构设计方面的应用研究

1.空间布局理论在旅游区划研究

郭来喜（1985）、孙大文与吴必虎（1990）等学者主要研究了基于范围框架下的全国性旅游区划范围的旅游空间规划，杨冠雄（1985）进行的是行政区域地理范围视界下大区的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陈传康（1987）保继刚（2000）对省级行政区的旅游区划展开了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以现有旅游资源、交通设施与通达状况为基础，根据某旅游区上一级和次一级旅游规划的相关内容，依据相关原则确定整个区域的旅游开发主次及先后关系，来规划与协调旅游的总体空间结构。这类研究文献主要针对旅游目的地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经济背景等进行综合分析、合理评价，从而对旅游区旅游业的规划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及支撑。

2.空间布局理论在城市旅游空间的研究

跨入21世纪，随着我们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城市空间与规模的扩张，城市旅游空间的研究成为旅游学术界的热点。李蕾蕾（1999）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就构建优化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可操作模式展开研究，卞显红（2003）对城市旅游空间成长及其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秦学（2003）、陶伟（2002）针对具体城市个案提出了空间结构优化的策略，探讨了城市旅游空间整合的基本原则。这类研究对城市旅游空间结构与布局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为城市旅游优化空间结构设计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支持，对现代化城市建设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特色旅游城市的发展与创新极具学术价值。

3.旅游地空间结构形态和空间结构演化的研究

旅游地（区域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旅游系统的构成要素在发展中出现交替转变，导致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出现变化或渐进的过程。许春晓（1995）以湖南省主要旅游资源为例，对旅游地空间布局与结构演化的进程和模式展开调查和分析，不仅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考察与实证研究，而且对旅游资源非优区突变的因素与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并阐述了单一旅游区的空间结构演化进程的机制。另一些学者积极探索旅游资源空间布局与结构演化的理论渊源，汪宇明（2002）基于“核心―边缘”理论分析旅游区域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联系，通过构建模型阐释旅游地区域空间结构和形态变化演变机理；刘锋（2001）、赵亮（2009）借用“点――轴理论”论述了散点的、彼此隔离的、孤立的多个旅游地如何整合资源才能发展成为具备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的有机的相互关联共赢的旅游系统的过程。这些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旅游地空间结构形态和空间结构演化与发展规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积极尝试。

二、区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布局与设计案例实证研究

1.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旅游资源空间布局与设计研究

张洪（2011）在梳理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旅游中心度与旅游经济联系的视角，利用社会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构建引力模型，对安徽17个地市的旅游中心度与旅游经济测定，进一步分析了各地市之间旅游经济的联系度，进行城市旅游中心性确定，认为城市旅游中心性与旅游经济联系量之间并无内在必然联系，提出了“双核”联动发展模式，旅游空间结构主要受地理、交通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具有“南强北弱”的态势，旅游空间布局与设计宜采用双核联动，构建四大旅游经济圈。沈惊宏（2015）和程晓丽（2013）均运用“点轴”理论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展开研究，前者研究了安徽皖北、皖南、皖中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差异，在顶层设计上要考虑旅游发展的轴线的合理规划与建设；后者研究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空间结构体系，研究得出旅游区空间规划与开发要以核心示范区有机串联旅游区域的重要二级和三级旅游节点，形成特色旅游轴线，构建特色旅游区域，从而优化旅游区域空间结构，促进区域旅游业科学、快速发展。

2.水陆交通带区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研究

交通是城市的生命线，交通连接是城市之间资源共享、优化配置、互惠发展或城市群体效应的至关因素，也是影响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陈浩（2011）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应时段发展节点和交通建设指标，通过构建珠江三角区城市群体区域旅游业发展模型，研究城际水陆交通连接率、通达性、交通运载量的变化与城市群体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变由单极格局转变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城市的两极格局，再到城际轨道交通与水陆交通体系连接的完善发展为多格局的“点、线、面”区域旅游立体空间体系，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空间布局趋于平衡，旅游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高铁发展迅速，有研究认为高铁沿线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催化剂”作用和“时空压缩”效应。汪德根（2016）选取“首位度”指标，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和“社会网格”分析法，研究了武广高铁对湖北省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认为高铁有利于强化首位分布态势，对集聚性旅游空间结构发挥出有益的催化效应，同时得出，高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强化了核心区域旅游的极化作用，使得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核心区域旅游的扩散作用，有利于缩小边缘区域旅游差距，但是总体上武广高铁将导致湖北省区域旅游空间发展差异扩大化，建议湖北省在旅游空间设计与开发上注重加强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的连接，充分发挥核心区域旅游的扩散作用，促进旅游空间发展均衡化、最优化。

王录仓、杨志鹏等（2016）和刘丽娟（2008）分别考察了黄河流域的大夏河、洮河、湟水河景区旅游资源与河西走廊旅游资源，分析了景区旅游资源类型、旅游线路设计、旅游空间规划，认为现有旅游空间制约了区域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与利用，限制了现有旅游产品内涵的挖掘与提升，研究指出要改变以往旅游规划设计中的各自为政的现象，积极加强区域旅游空间资源的整合，促进区域旅游资源之间的有机串联，形成规模效应。

三、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与设计研究

1.体育旅游资源结构布局研究

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至少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方面主要表现为体育旅游资源要素的前后演变，空间维度方面主要表现为地理特征、旅游容量、交通连接、配套设施、相关产业、政策与规划等要素。李?W（2013）研究了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高尔夫旅游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同时受政府相关政策影响；在时间序列上，高尔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随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交通区位优势等因素呈由中心城区转向多区多中心发展的特征，中心城区聚集化，城郊区域逐渐密集，但是在场地的空间容量上呈现中心城区低于城郊区域，即高尔夫资源分布密度与空间容量成反比。丁蕾（2015）从空间格局和空间关联度两个方面分析了南京市水体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研究得出规模指数和优越度指数方面主城区明显大于城郊区域，主城区水体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开发与利用，水体连接度和通达性较好，但是南京市水体资源关联度不高，需要加强区域资源空间整合增强规模效应，提升综合竞争力。

许政红（2015）运用“点轴”理论、“斑块――廊道――基质”模式研究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等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组成的海峡西岸城市群体育旅游空间结构与发展，将优越的区位资源、独特的体育旅游资源（海洋、岛屿、港湾及沙滩、区域特色文化与风景名胜）、良好的交通设施、相关产业优势以及政策优势整合利用，多层次、多维度规划发展海峡西岸城市体育旅游。刘晓明（2013）借用增长极布局模式、点轴布局模式、圈层布局模式和网格布局模式规划发展不同时期广东省体育旅游空间与旅游线路设计。轩大岭（2015）运用经济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河南省体育旅游空间结构与布局，认为必须加强区域合作、强化政府政策与市场的切合度、加强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体育旅游资源网络，积极探索多层次多渠道的体育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2.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开发研究

2.1体育旅游资源与体育旅游产品开发

这类研究文献较多，如刘建中（2009）对四川省山区旅游资源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制约山区体育旅游产品开发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四川山区体育旅游发展策略。云学容（2008）将四川省主要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一一分析，分布寻找对应的可开发的体育旅游产品，对充分利用四川现有旅游资源空间，发展体育旅游事业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2.2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省份，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是四川旅游的主要旅游吸引物。学者很重视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研究。钟灵波（2011）分析了四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民族性、文化性、区域性、传统性、适应性、多样性、多元性及功能性等特征，提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体育旅游产品设计要突出其观赏性、参与性、健身性、休闲性、娱乐性、探险猎奇等多种旅游体验。韩勇（2006）等详细考察了凉山州彝族、藏族、苗族、布依族、回族、纳西族等众多少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指出要结合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民俗风情、地域与时节设计特色体育旅游活动产品，包括娱乐表演型、活动参与型、休闲健身型、运动训练型、主题节庆型，开发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用品。

2.3城市（城镇）建设与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体育在城市建设中的独特功能越来越被学者和政府重视，体育是城市名片的观念成为共识。城镇及城市新区建设中，体育及体育旅游资源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胡用岗（2015）分析了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水域体育旅游资源、山地与空中体育旅游资源、冰雪与草地体育旅游资源和体育赛事旅游资源特点与开发情况，指出要“以人为本”来优化配置新区体育旅游资源，建立立体多元的系统化的体育旅游运行机制。

四、结论与建议

1.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开发属于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政府相关决策部门要在政策、规划、组织、协调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改变以往地方政府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相互竞争打压的怪相，才能使资源配置科学优化，发挥出最佳效用。

2.学者、体育旅游的相关技术与职能部门、政府智囊团等对区域体育旅游资源要做好全面细致的摸底调查，归类分析，通过运用旅游地理的相关理论、旅游建设规划理论、旅游产品策划、旅游企业经营与管理、体育旅游学的理论研究，探索区域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和科学设计方案。

3.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产品设计要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相关旅游管理与服务要素、相关行业与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当地民俗文化、传统体育文化、区域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相融合，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民俗活动、体育健身与休闲、赛事策划、会展表演等活动与体育旅游相衔接。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空间思政教学 创新性 互联网云平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强调：“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2010年下半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在全国率先推行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空间教育教学改革，学院党委果断抓住机遇，精心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空间教学改革创新。

思想政治理论课空间教学以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世界大学城”为平台，以增强思政理论课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出发点，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为着力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切入点，以提高思政教学效果为落脚点，有效整合教学资源构建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

空间思政教学包括空间课堂教学、空间交流互动、空间批改作业及考试三项主要内容。空间课堂教学是指教师在空间上按照概念库、原理库、方法库、案例库、视频库、教案库、课件库等框架建立空间资源课程，利用空间资源课程进行授课；空间交流互动是指师生之间通过留言、私信、微博、群组交流、跟帖回复等方式就教学内容及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空间批改作业及考试是指学生在空间上提交作业，在空间上进行考试，教师就学生的作业及考试在空间上进行批改及指导的一种教学过程和活动。空间思政教学方法创新是指依托空间，思政教师灵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教学资源，开展ISAS、PBL、研练式、情景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1 创新性

创新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1 教学理念创新 为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教学效果，落实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在依托云平台空间的基础上，我们在思政教学过程中实现了四个结合，即思政教育和民政文化相结合、思政教育与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思政教育和党团活动相结合、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实现了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

1.2 教学手段创新 空间思政教学方法的应用依托全新的互联网云平台――世界大学城。该平台依托先进的云计算技术，以互助互学、交流分享为理念，为个人及机构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资源共享型交互式教育学习平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为所有师生均配备了世界大学城账号和密码并实行实名制管理，实现了人人有账号，个个有空间。教师利用空间上传课程资料，利用空间进行授课，利用空间布置和批改作业、进行考试；学生利用空间开展自主学习、完成作业、进行交流互动。该平台为创新思政教学方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1.3 课堂管理创新 为了更好的实行ISAS、PBL、研练式、情景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我们在教学管理上进行创新，实行项目制教学管理。教师根据教学方法的不同把每个课程班级进行分组，以组为单位开展项目研究，小组成员和组长一起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小组长每星期向教师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小组成员的表现、团队合作情况等，教师利用云平台空间进行过程指导。最后，以每组完成研究项目的情况来考核学生平时表现及成绩。这种管理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竞争能力，备受学生欢迎。

一是依托先进的云计算技术的交互功能，搭建了功能强大的师生交互式教育学习平台，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是依托先进的云计算技术的存储功能，构建了功能强大的师生共享思政教学课程资源库，丰富了教学资源。

三是依托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多媒体功能，创设了功能强大的图、文、声、画、声情并茂的思政教学体系，活跃了课堂教学气氛，激发了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应用性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思政理论课教师开始尝试运用互联网云平台创新思政教学方法。目前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开发了空间课程资源，出台了一系列围绕空间教学方法改革的体制机制，取得了一些成果。

围绕互联网云平台的空间思政教学方法创新，我们在空间资源课程构建、考核方式、师生互动、效果评价、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目前已经立项的校级课题20 项，省级课题4项，中央财政支持项目1项，发表相关论文15篇。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教学资源开发，并出台了相应的体制机制：

2.1 教学资源开发 ①开发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10余门空间资源课程。②建设了标准库、原理库、概念库、视频库、案例库、试题库、教案库等30000多个资源。③思政部教学团队根据高职特点，突出解决学生问题意识，以专题教学为主要形式，制作了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嵌入式表格化教案。④建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空间资源互动与共享平台。

2.2 保障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 ①健全的规章制度。党委高度重视，经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项目，明确了部长、教研室主任、专兼职教师的职责；颁布了有关空间建设及使用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关于做好思政部职教新干线个人空间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政部信息化建设实施方案》、《思政部教师空间管理办法（暂行）》等；制定了ISAS、PBL式、研练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的实施细则。②多样的项目驱动。为了调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我们实行项目驱动制。开展了教师优秀空间比赛、ISAS教学比赛、空间资源课程建设比赛、说课程说项目比赛等，部分老师参加湖南省和全国信息化教学比赛，获得特等奖、一等奖多项。

2.3 解决了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 ①解决了学生不愿学、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传统的思政教学由于教学手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不高，为此，我们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新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图文并茂，视频与讲授、讨论相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②解决了师生见面难、交流难的问题。在空间上，师生之间的交流通过留言、私信、群组讨论、微博、跟帖回复等方式进行，和传统的交流方式相比，空间交流实现了由单维度向多维度、一对一向一对多、单向性向双向性的转变。目前，平均每位思政教师的空间日点击量超过了10人次以上，总访问量达到了100万以上，好友达到了3000人以上，私信留言达到了3000条以上。师生在空间里的交流沟通规范化、常态化，教师利用空间及时解决了学生遇到的各种学习困惑、思想困惑和生活困惑，师生之间的交流于细微处见真情，用真情感动学生。③解决了学生课后学习不方便的问题。目前，每位思政教师均构建了两到三门空间资源课程，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内容时时更新，由于空间不受时空限制，学生可在课后随时登录教师的空间进行自主学习，并就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和教师进行沟通，极大的方便了学生的学习，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④解决了资源无法共享的问题。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该平台实现了校内和校外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通有无，我们还创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空间教学团队，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思政教师提供了资源共享的平台。

总之，该项目目前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突破了师生交流的时空局限，促进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有机结合。有效的整合了课堂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育人功能，促进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有机结合。二是充分调动了师生建空间、用空间的积极性，目前空间已经成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师生的精神家园。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师生交流达到六十多万次，使得思政教学突破了传统时空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思政教学的实效性。三是实现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通过教学模式的创新，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了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依托空间开展思政教学方法改革，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思政课程满堂灌的被动教学模式，实现了学生充满兴趣自主学习，充满快乐协作学习，充满喜悦分享学习，改变了思政课程枯燥无味的现象，大大提升了思政课程的教学效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3 学校给予的条件和保障政策

3.1 组织保障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思政教育教学，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为副组长，思政部、教务处、学生处、宣传部负责人为组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并下发了中共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建设的意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改革保驾护航。

3.2 队伍保障 我们拥有一支专兼结合、年龄结构、学员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优质思政教学团队，现团队高级职称占40%，98%拥有硕士学位，博士和在读博士占15%。目前中青年教师已成为教学科研的主力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团队系学校优秀教学团队。近三年共发表科研论文185篇，主持并完成省级以上课题10项，出版专著及教材10部。

3.3 技术保障 充分利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长期从事资源开发、数据库建设、信息管理工作的技术队伍，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空间平台建设、多媒体制作、素材库建设提供技术上的保障。目前，学院拥有独享1000M出口的第二代最新数字校园网，有线网络信息接入点5400多个，无线接入点1000余个，可同时满足4000用户的无线上网需求；建成现代化交互式多媒体教室256间。由我院探索创建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模式已成为国家教育信息化“三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3.4 资金保障 学校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网络空间平台建设、实践实训基地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2013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团队获得中央财政200多万的专项资助，学校已规划建设1800平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心（含民政文化研究与实践中心、职业道德研修中心、近代史研修室、校园廉洁文化研修与实践中心、党团建设研训室、青年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科学发展观研习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与绩效评估中心），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和良好的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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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洪宇，易希平，李科，唐春霞.运用互联网云平台空间改进和完善优质教学资源管理[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2（13）.

[3]罗珍.构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空间资源课程[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4）.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2013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高职思政教育教学创新研究》ZJA2013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唐召云（1963-），男，教授，现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部长，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空间；情感；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241-02

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其中，美是人们生存方式的内在要素和具体展现，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能满足人们积极情感需要的文化价值。人们对美的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活动构成了审美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正是在审美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发现和创造使自身的生存方式得以提升和优化的积极要素，为人们追求真和善营造美的空间。审美的这一特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是相一致的，审美空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场所。因此，建构审美空间，开展审美活动，发挥审美功能，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有益尝试，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动力。

一、审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从对人的精神文化存在状况的实践改造和提升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其实现过程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知、意、情上追求真、善、美从而使自身得以不断完善，即在追求真理的认识、善良的意志和审美的情感。其中，对美的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之意，培育人的审美的情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形成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人们的审美能力，激励人们不断追求美、创造美的欲望和激情，增强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凝聚力，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价值，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奠定坚实基础”[2]。

从美的本质和特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在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过程中积极彰显人的主体性以及幸福感、快乐感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以及对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情感的塑造来促进人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简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引导和审美塑造的统一。美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的具体体现，审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维度，审美活动是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重要线索，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一种“美化”的过程，所谓“美化”就是以教育和引导人的方式来“美化”人的生存状态、“美化”人的思想观念、“美化”人的行为规范。正是如此，构建审美空间，开展审美体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空间建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与审美体验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审美活动来说，都是特定空间中的人类实践过程，需要积极利用和改造各种空间要素来形成美的活动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就在这种活动空间中构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良性以及审美主体间性互动关系的“美化”的体验。之所以说是体验，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并非一般的知识性、理论性的价值引导，而是更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功能使各种美的因素融入教育实践过程从而使人们对其感知、感觉、感受。“体验则是情感的活动，是主客合一的活动，所以人们通常‘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来解释体验。这意味着它只有将自己置身于对象，化对象为自己、自己为对象，把对象的感觉当作自己的感觉，使人感到他自己与对象是同一的时候，才会进入体验的境界。”[3]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体验，能够充分发挥情感愉悦性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就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中的主体情感体验活动。高校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社会文化空间，是富于美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在实践改造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改造人的精神空间。”[4]这意味着高校可以从实践改造审美的物质空间来“美化”大学生的生存状态、“美化”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美化”大学生的行为规范。同时鉴于审美活动所特有的情感性、主体性、自由性，高校可以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审美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通过审美体验来感知、感觉、感受所要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达到寓教于美和寓教于乐的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空间中的审美体验所发挥的正是一种潜移默化、凝神聚气、怡情养性的隐性教育功能。审美空间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体验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审美体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的情感性认知和领会，有助于使大学生在“美化”了的社会活动空间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正是如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本质特征来看，审美空间不仅是对物质性、外在性的审美环境、场所、要素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通过物质性、外在性的审美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信息转化为精神性、内在性的主体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这实质上也是审美之为审美的特点所在，通过审美体验活动把外在美与内在美沟通起来，既激活了大学生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审美动力和审美情感，又通过审美动力和审美情感使外在美不断渗透到主体意识结构之中，从而实现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相互建构。这实质上就是对大学生的精神空间、精神世界进行审美化的影响和构建，是空间教育法在审美层面上的具体运用，其“根本任务就在于通过利用、延伸和拓宽上述各种维度的社会物质空间来不断地传授和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从而改造大学生的精神空间，使之为更多健康先进的思想价值观念所丰富和填充，在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5]。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空间的建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是实践基础上的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为了让审美主体在审美体验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需要通过多个路径进行建构。

第一，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理念。高校应积极从美、审美、审美空间的视角和维度来思考和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审美活动结合起来，以审美体验的方式来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审美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和形式，用审美理念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实践的理论先导。这种审美理念的实质体现了“教育将被视为师生间和谐人际关系及课堂、学校等环境的诗意氛围的创造。教育内容的传递或内化效率也将因其审美性而得到空前的提高。”[6]树立审美理念的核心在于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寓教于美、寓教于乐。

第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研究。在审美理念的指导下，综合美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探索大学生与审美、思想政治教育与审美的内在关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的基本特点、规律、内容、方法等，总结构建审美空间的具体实践经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的基本原理，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寓教于美、寓教于乐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第三，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凸显人的主体性，使人在主体性的交往和体验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需要构建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大学生之间的主体互动关系以及大学生之间的主体互动关系，即形成审美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超越单一主体论的教育观念，强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为此，既要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体性，强调其价值引导作用，又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注重他们的自我建构。”[7]审美的主体间性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大学生共同参与审美空间的构建、体验和互动。其中，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审美空间构建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大学生是审美空间构建的参与者及其享用者。

第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结构。审美结构是审美空间发挥教育功能的主要形式。从人的情感心理维度上看，审美空间“蕴含着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两个方面，两者结构性地生成审美空间这样一个审美事实和诗性现象”[8]。从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由自然的审美空间、生活的审美空间、技术化的审美空间、艺术的审美空间所构成。其中，自然的审美空间是指原生态的客观世界的空间美态；生活的审美空间是指日常化的社会活动的空间美态；技术的审美空间是指工业化的产品制造的空间美态；艺术的审美空间是指形象化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美态。从具体构成要素看，审美空间是优美的文字、图像、音乐、形象体、文化品以及活动场所和活动过程的综合运用，使得空间“空而不空”，美在其中，更是意在其中。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实质上就是让大学生置于多样化的审美结构之中接受结构化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审美是人们美化自身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促进人美化自身、促进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要积极按照“美”的规律和“审美”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是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在审美空间中的审美体验能够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寓教于美、寓教于乐，使大学生在美的情感和环境中更易于和更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信息，更好地“美化”自己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

[2]周芳.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3]王元骧.美：让人快乐、幸福[J].学术月刊，2010（4）.

[4]卢文忠.发展与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论探究[J].时代教育，2015（17）.

[5]卢文忠，钟文苑.空间教育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J].高教学刊，2016（1）.

[6]檀传宝.德育美学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38.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8篇

近年，我国的城市体育空间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已经无法满足市民需要，城市体育空间与市民诉求的矛盾日渐凸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不仅是学术议题，更上升为社会现实问题。历史是桥梁，呈现了昨天从哪里来，也决定了明天到哪里去。基于需求层次理论，梳理和分析近代中国城市体育空间演变历程，并总结其规律性，才能利用规律，根据当今社会主体需求的层次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体育空间，从而解决现实矛盾，实现城市中人与空间的协调发展。

1 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城市体育空间演变。由于年代的久远，真实的文献资料是最为直接和真实的研究根据，因此利用当时的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报纸期刊、档案、地方志，如《申报》《盛京时报》《上海县志》《清华大学校史》等进行研究。

1.2行为地理学研究法    

20世纪60年代，行为地理学在实证主义地理学过分忽视人的作用的背景下在欧美兴起。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人地关系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行为地理学早期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从正面研究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个人的心理价值和感应都是可以影响空间形式的[8〕。因此行为主义地理学通常是通过大量个体行为的收集和整理分析来对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对过程的归纳得出普遍的结论。本文正是以近代不同时期全国各城市市民的需求引起的体育行为作为研究基础，归纳出市民的体育行为对体育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演变过程产生的影响。

2 近代城市体育空间演化的规律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9篇

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体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体育学和地理学2个学科的制约，但新的研究领域也与此同时被开拓出来。体育学和地理学这2门学科本身都已既属于自然科学，又属于人文科学。因此，体育地理学同样地既包含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例如在体育史学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的，聚落地理学和人类体育文化的起源的探讨是不可分割的。体育地理学的研究涉及自然地理以及人文地理学中的某些领域。体育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地理环境对体育的产生发展的制约作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体育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上，体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即是体育和地理环境之间这种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随着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也逐渐地由宏观向微观侧重，这意味着体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开始从着重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转向人对于环境的反作用，从对物理空间的着重关注转为对空间中的“人”更多研究。

2、体育地理学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2.1、体育地理学的研究形式

（1）绘制地图。地图不仅能表现出地理事物的空间性质，还能直观地表现出地理事物的空间联系和动态过程，因此，地图是地理最直接的表现方式。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当代地图制作不同比例尺的地图的主要制作手段已经变成以航空、卫星照片为基本素材而制。目前我国尚无专业的体育地图，体育信息的分类标准也还未统一，这方面的加强和发展是体育地理学研究所要注意的。（2）调查。田野工作是人文地理学研究者们常常用到的研究手段并且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此类方法应用范围并不广泛，因此可以成为体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意向调查的重点是社会集团，使用这一调查手段时应注意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民众意向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例如，在体育场馆的建设中，应将意向调查作为主要的论证方法，以保证体育场馆是切实根据不同区域民众的需要而建。我国体育地理学研究内容中的体育文化区域研究需要格外重视史籍调查的研究方法。我国有着悠久的体育文化历史，因而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追根溯源，研究体育文化的历史脉络是必然手段，通过研究一些史籍文献中记载的有鲜明地域性的体育文化活动，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及加强对体育活动的地域性特色的了解。（3）实验研究。一些学者已经可以很好地将地理实验应用于对体育地理学的研究中，如高原训练实验就是将地理实验应用到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很好的例子。但今后应更强调研究的规范性。（4）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地理信息系统是一方面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另一方面也是为地理研究服务的技术系统。它是体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实施体育决策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支持，也会为体育地理学的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同时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体育发展状况。

2.2、体育地理学微观研究构建和设计

（1）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研究。体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人地关系”，其中“地”亦即人类活动发生的空间。本文中的场所主要指空间以及在空间中发生的行为和空间关系，它能把人和地很好地结合起来。城市就是由人们各类行为场所构成的，城市被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行为赋予一定的意义，同样地，体育场所空间的变化和发展也在被公众的体育活动塑造着。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即是城市体育场所的空间结构，它应包括体育场所的密度、布局和形态3个方面。通过对社会上不同群体对体育场所的感知意向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等方面的研究来解释体育场所的城市意义，找出体育场所分布的不合理因素并加以改进进而消灭制约人们的体育活动开展的因素。（2）体育场所空间感知研究。感知是人类行为决策的基础。人要从环境中获得指导行为的方法，必要先认知环境。有学者认为在周边环境的影响下，居民产生的经验认知经其大脑想象可以回忆出来，这便是一种空间感知。场所感是指人们对于特定的地理场所情感联系的多维概念。例如我们平时所说的“恋地情节”“乡愁”就属于场所感知。场所感的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对于体育地理学方面的一个研究热点。体育地理学体育空间感知研究应从场所的可达可入性、适停安全性以及主管满意性等方面评价场所的感知满意度。（3）居民体育活动行为研究。体育地理学微观研究理论探讨吴慧超（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河南平顶山467000）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多属于微观研究，多是从社会角度进行的，主要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购物、通勤即迁居活动等方面进行，而对于居民体育活动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其研究结果很难应用于对于体育地理学学科的体系构建中。笔者认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可以放在对居民日常体育活动的时空特征观察上。通过对行为特征和规律的把握，从多角度尤其是时间、空间方面的因素深入挖掘制约体育活动开展的原因。

3、结语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法学的实践品格与法学教育的旁观者模式

知识的传承往往需要通过教育的路径来实现。大而言之，教育有师道授业一途，更有行万里路之径。法学教育早期是通过人们自觉遵守被内化为自我认同的习惯规则的方式实现的，但后来此种方式由于法律被神秘化而无法继续。人们需要通过读万卷书的方式完成法学教育，以谋求对规则的掌控。读书成为法学教育的最主要，或者说是唯一途径时，法律知识必然是少数阶层的知识，而不再是所有人的知识。与之相应的，是法律被复杂化、程序化，从而形成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学家就此出现。法学教育成为一种专门化的知识传播体系。

从一开始，法学教育就以事件处理为目标，常强调其实践品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学教育又无法脱离行万里路的教育路径。于是，法律教育形成了他人行路学人读书的奇怪模式旁观者模式：即学生读书本上的法律规则，评价和分析他人的行为法律效果。因此，即便是我们采用所谓案例分析的模式，也无法摆脱隔靴搔痒的无奈，学生始终无法体验行为与法律结合的规则效果。多年来，无论我们如何改革，似乎旁观者模式一直是个让人沮丧而无法摆脱的范式。

旁观者模式具有自身的优点，比如旁观者清的心理优势、无利益纠葛的客观评价、事后综合分析的理性思维、规则与行为的逻辑正确、行为模式的类型归纳等等，无一不昭示着旁观者法学教育模式的理性超越。

然而，正是这种理性超越，使得旁观者模式成为书斋里的游戏，难以成为法律实践人才的养成模式。

第一，旁观者难以体验行为人的心理变化，因而就难以明白在法律公布的前提下行为人违法的心理诱因。法律是规制人的行为的，而行为是人的心理指示下的行为。因此，对心理的规制也成为法律的重要任务：法律在评价行为时往往追问行为人：你是故意的吗?你有过失吗?你事先知情吗?由于无法体验行为人的心理，法学理论上就出现了客观过错说与主观过错说理论。但无论我们持有何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去揣度行为人的行为，因而可能犯错。如果以这种错误的结论作为判决或制定法律的基础之一，则判决可能失去正当性，法律可能成为生活的绊脚石而不是指南。

第二，旁观者模式的无利益纠葛使得法律研习成为法律技巧训练的纯粹设定，研习者虽以公平价值为标榜，但无一不以通过法律技巧赢得模拟诉讼为目标。这种训练使得研习者失去了真实的法律环境，研习的结果只与成绩有关，与社会正义无关，因而研习者没有追求正义结果的环境压力。这种教育模式要么培养出只卖弄法律技巧而忽略法律价值的讼棍，要么在实践中被维护正义的社会责任压的无法施展法律技巧，最终不能实现法律目的而放逐了正义。该模式下，培养出既有法律技巧又能够关照社会正义的真正法律人的几率少之又少。这正是因为无利益纠葛时，人们追求正义的动力大大降低所致。

第三，旁观者模式的思维与逻辑训练容易忽略经验与法律的关系。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但旁观者模式强调的是逻辑而非经验。通过逻辑演练，将他人行为归纳整理入某一法律类别，再覆盖上法律的包装，法律产品就跃然呈现。此种模式正是典型的概念法学传统范式。旁观者模式重视法律技巧，虽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不可或缺，但该模式忽略法律价值，因而无法培养出契合社会经验、具有实践理性的法学家，只能培养出法律技巧家。

二、航空法特色教育的实践困境

航空法特色教育同样没有脱离旁观者教育模式。这种传统的书斋教育使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就业上面临的四面楚歌：航空法实践能力不足，航空法教学课时认为与基础法学教学课时导致航空法教学深度不足，本科生的就业堵截与非法学司考人才的比较优势，以及对口就业的压力，使得学生面临各种实践困境。

航空法特色教育需要教授的不仅仅是法律或航空法，而且包括航空运输、航空安全、航空保安等各类基础性航空知识，因此，学生的学习内容非常广泛，用来研究法学、提升法学研究能力的时间就相对有限。这使得他们的航空法学学习时间严重不足。从实践方面来看，本科生应当参与航空法律实践。然而，此类实践往往要求兼备技术与语言双重能力的法律人才，本科生虽学习一定的航空基础知识，掌握了一定的外语能力，但仍然不敷应用。

从就业来看，航空法学人才需求量相对较低，导致其就业难度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官员误，认为我们培养的本科生只懂航空法，不懂其他法律，因而非航空业者不愿意雇佣本科生。同时，学生在求职时未能向意向单位妥当展现其适销对路的专业素养。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本科生就业困难。然而令人尴尬的是，真正高水平航空法人才奇缺，很多航空法律业务为国外律师事务所所抢占。

三、转向自体验教育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国需要大量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航空法高级专门人才，但目前的本科生教育模式存在前述问题，我们所培养的本科生并不符合我国航空业的需求。因此，欲培养符合航空业发展需求的特殊法律人才，就需要改进培养方式，从旁观者模式向其他模式转向。在笔者看来，我国本科生的培养模式要由旁观者教育模式向自体验教育模式转向，方能够符合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与要求。

与旁观者教育模式相反，在法学理论研习时，将自身经历或处理过的案件进行法律模拟评价，以判断自身当初行为的正当性，从而提高法学素养，这种法学教育模式以自身体验与法律再评价模拟为核心，可以称之为自体验法学教育模式(以下简称自体验模式)。自体验模式具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研习者以自身行为无论是合法还是违法行为，是执法、司法还是守法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将法律作为研究对象。旁观者教育模式则以法律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行为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法学教育应当教育学生了解人类行为模式，从而理解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并由此理解规则设定的价值目标、规制程度与设置结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而不那样规定，是与其欲规范的行为模式及其社会意义密切相关。故而，行为是法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法律是对行为进行规范的表现形式。所有法律规则都是要求主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因而自体验法学教育模式的核心是研究行为的法律效果及其相互关系。旁观者教育模式虽然也观察人类的行为模式，但其核心在于法律如何规定，在这个前提下某种行为应当如何评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体验模式是以行为-行为意义-社会关系-法律规则-法律评价为序进行研究;而旁观者法学教育模式则是以法律规则-行为-法律评价为序进行研究。二者的区别反映了不同的法律认识观，前者是行为(社会关系)是法律的基石，是先行为后法律的认识，而后者则是法律先定假设下的行为调整论，是先法律后行为的研究假设。毋庸置疑，自体验模式遵循了法律产生的正常规律，能够使学生明白法条产生的行为基础。因而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教育模式。

第二，自体验法学教育模式研究的是研习者本人亲历行为，而旁观者法学教育模式则研究他人的行为。可能会有人质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法律评价其行为的过程，因而自体验模式是无源之水。特别是对于本科生而言，自体验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人的行为从法的运行视角来看，涉及执法、司法和守法过程，社会每一个主体，都在这三大法律运行系统中承担义务或享有权利。因此，每个人每天的行为都与法律相关，因而都可以通过法律的模拟再评价而获得法律知识的养成。比如早起的同学是否有义务保持静默以保证同舍他人的安静休息权?睡懒觉的同学是否有权限制早起的同学开灯读书?诸如此类均可作为自体验模式研习的对象。

第三，自体验模式以研习者亲历行为为研究对象，因而其法律研究的结果更容易使法律知识内化为研习者的行为。而旁观者模式则犹如论诗评文，评对论错都容易成为过眼云烟，无法对研习者形成心理冲击，因而研习所得法律知识难以内化为研习者的行为。

在自体验模式下，航空法特色教育将以其在生活中涉及的各类与航空运输、空气空间、机场征地拆迁、航空快递等等亲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或者以环境模拟方式提供各类航空活动环境，由参与者对自身行为进行法律模拟评价，从而获得航空法律知识。无论研习者以自身亲历还是环境模拟中的各类行为为对象，都将构成非设定模式下的灵活多变的场景，既有助于法律技巧的训练，也有助于航空法律知识的养成。

四、课程体系的调整

目前，在一级法学学科基础上，本科生的培养模式主要强调三个模块的知识结构：即法学、外语、航空法学及航空知识。比如中国民航大学本科生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应学习一级学科法学及航空法学、航空概论和公共英语、思政等公共课程。这种培养模式显然具有先进性，应当说是一级学科学位点+特色法学教育模式的实践。但此种模式仍然不能满足航空业对高端法律人才的需要。

第一，航空法学课程单一，未形成航空法系统知识课程体系。目前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开设的主要是《航空法原理》、《国际航空运输法》两门课程，以及一门案例训练课程，未从航空法知识体系的角度涉及课程模块。因此，学生学习后尚不能从根本上掌握航空法知识并应对实践问题，不能实现航空法特色教育的目的。事实上，航空法学教育除了通识课《航空法原理》以外，还应当开设《航空运输合同法》、《航空侵权法》、《航空器权利法》、《航空融资法》、《航空行政法》、《通用航空法》、《国际航空公法》和《航空国际私法》等理论课程和相关实践课程，才能够基本涵盖航空法知识、培养具有处理实践问题能力的学生。

第二，航空业是一个涉外性很强的产业，必然要求其法律服务者能够处理涉外法律事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技能就是外语能力。而目前的本科生无论在招生还是培养方面对外语的要求并不高。在汉语还未成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工作语言之前，外语能力的缺失将导致法律服务能力的丧失。然而，目前设置的英语课程主要是为应对四六级考试的公共英语，而不是航空法英语或航空英语，将来在航空法岗位上将面临无法与外国航空法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沟通的窘境。最近的例子是韩亚航空在旧金山机场坠机案，该案机组成员外语能力较低，给美国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带来不便。尽管这不是法律职业中的案例，但的确具有相似性。因此，将航空法英语能力作为基本的教育模块是合理选择。就课程设置而言，增加航空英语、航空法英语、法律英语，缩减公共英语课课时。本科生英语课程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仅仅是普通英语课程的继续，只是多了一些生僻艰涩的词汇、俚语以及书面表达等。这些知识虽然重要，但对本科生而言，并没有多少适用上的意义，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专业交流上来看，均是如此，而且通过航空专业英语也可以培养其沟通与写作能力。所谓懂外语的涉外法律人才，其实质是懂专业外语的法律人才，而不是只会普通外语，不知其从事的航空法律服务中涉及的专业词汇与专业表达的法律人才。因此，该课程应当被体现航空行业特色的专业外语所替代。

第三，航空知识与法学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学科门类，即使就航空知识而言，也具有多个不同的学科。因此，仅具有法学知识的本科生面对实际问题时，难以用法学知识处理问题。因为航空事件中的事实问题往往使得本科生无法认识其性质，自然难以将其归入某一法律关系之下，处理问题自无从谈起。故此，航空知识与法学的跨学科知识构成是保证本科生成为应用型航空法人才的关键。航空知识模块应当涉及三大块：一是航空运输业务，二是航空安全业务，三是航空管理业务。这三大模块实际上是航空服务业中的核心业务，因而内容纷繁复杂，短时间内难以掌握。但是，本科生需要的是对基础知识的了解，仅要求其对航空活动的基本流程、术语及常见问题有所认识，目的是在研究和实务中能够迅速对接到法律规则上来，而不是要求其深入掌握和研究这些知识。因此，上述航空知识应以概论形式开设相关课程。因此，航空法特色教育应当以法学一级学科核心课程模块、航空法学模块、航空法英语与公共英语模块和航空基础知识模块四个模块组成。改变目前的漏斗状课程分布形态，实现航空法学教育课程体系化。以实现培养复合型与涉外法律人才的目标。

五、问题导向型的实践培养模式

研习者应当在研习航空活动过程中，以权力、权利与义务为核心，提出相关的问题，或者在研习者限于认知水平难以提出问题时由教授提出相关问题，由研习者自行或在教授指导下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并依据其寻法所得，依其理解进行解决。该解决方案应通过其他研习者讨论评价、有时包括航空实践部门的反馈以及教授的评价之后，再由研习者进一步反思，最终提出解决方案。按照自体验模式的理念，研习者应对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感性或更高的理性认识。本科生在航空行为的体验及观察方面不足，直接研习航空特色法律，必然重回旁观者模式的老路。为此，在本科生入学后先集中进行航空知识模块及航空外语的学习，将实践课程推行到航空实务部门进行，进行为期 1 个月的见习，以体验有关航空行为及其社会意义。返校后对其所经历的全部航空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并写出行为模式报告。然后开始航空法英语、法学一级学科课程及航空法特色课程模块的研习。研习应当按照问题导向型与自体验模式进行。在毕业论文撰写之前，再分派本科生到航空实务部门实习 3 个月。通过实习，再次检验其自体验模式及问题导向型模式下的学习效果，并进一步修正和提高。返校后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见习-研习-实习-研究的培养路径是实践-理论学习-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馈理论-理论提高-实践能力提升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对于培养复合型高端航空法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5/201204/134451.html.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杨婧.侵权责任构成之违法性要件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2012.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系统理论；指导；中小学；美育活动

中共中央为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作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这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这句话启示我们：要应用系统科学研究教育问题，把各级、各类、各方面教育视为一个整体，把教育与社会大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视为一个整体，从优化教育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入手，强化教育的育人功能（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工具功能）。

系统论最初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主要目的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与随后产生的控制论和信息论合称系统科学的“老三论”。现代系统论是系统工程的理论，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思想、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结合有关专业知识，对各类具体系统进行设计、组织、实施，以达到最佳效益的管理技术。系统原理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既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又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深化。包括整体性原理、结构性原理、动态性原理、目的性原理、相关性原理、层次性原理、环境适应性原理共七大原理。[1]其中的结构性原理揭示：一切系统都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结构指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的数量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排列组、合方式；功能指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呈现的功用与效能。结构是功能的内部依据，功能是结构的外在表现，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作用于结构。

中小学美育工作既是主体活动，更强调既“活”又“动”。“活”指内容鲜活，贴近学生生活，形式灵活，能把思维激活；“动”指学生自动参与，主动学习，人际互动，身心俱动：动眼观察，动耳倾听，动脑思考，动嘴评论，动手记录，动脚行走，走出小课堂，走进大自然，走入大社会，内心深受感动，产生积极行动。生命在于运动，事业在于活动，中小学美育是全面育人的崇高事业，不但要注重主体性，而且要突出活动性。我国清朝初年的教育家颜元主张“动”：“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还将活动作为“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每天按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来。离开这一点去谈论全面发展，谈论培养素质、爱好和天赋才能，只不过是一些空话而已。”[2]据此看来，中学美育活动继承了中外教育遗产的精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当代中国素质教育理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中小学美育管理活动

“管理的根本属性是它的协调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协调人际关系；二是协调工作关系；三是协调人事关系。”[3]据此看来，学校管理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协调活动，旨在全员配合，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上，我国最早把协调与和谐联系起来。战国时记载商周以前史料的《尚书》（即《书经》）阐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其中的“协和”即协调、和谐。教育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当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我国学校要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贯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协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结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当代中小学美育只有通过管理，达到协调，才能避免文化冲突，构建和谐校园。同时，培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和谐相处的社会成员，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中小学美育作为一个系统，若想强化其功能，必先优化其结构，首要的是通过管理活动，协调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包括领导与领导、领导与教师、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有美育与其他四育之间的工作关系和人事关系。这些关系都需要协调，或者说都需要管理，这样才能使学校教育的各项工作紧密配合，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

二、中小学学科美育活动

系统的空间结构指系统的各个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包括数量的比例和联结的方式，系统论中称之为“序”。系统论认为：各个要素的量不变，序变可以引起质变。如黄砂、水泥、卵石用水组合成混凝土，三者的量未变，却产生了质变，1+1+1﹥3，具备了三者原来没有的整体功能，这是优化结构的结果。

系统论的结构性原理追求系统的整体功能，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是一致的，即：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甚至对立状态下的功能之和。也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和合论”是一致的，其中的“和”指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存，“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其基本精神是：处理系统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时，要着眼于系统的整体，致力于和谐、合作。优化系统的空间结构，就中学教育系统来说，要把“五育”与各门学科视为一个整体。

转贴于 　中小学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是中学教育系统内部的“异质因素”。然而，它们有共同的教育目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是它们可以和谐共存、融会贯通的内在原因。教学活动不能脱离教育目的，教育目的要寓于教学活动之中，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在《德国教师教育指南》中写的那样：“任何真正的教学不仅是提供知识，而且是予学生以教育。”[4]据此看来，学科教学应当而且可以渗透美育：以美养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促劳，从而强化教育教学的整体功能。

三、中小学班团美育活动

系统的时间结构指系统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呈现出来的动态结构，如学校教育中的开学和放假，上课、下课和课间休息。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传统教学论以课堂、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对我国中学美育的影响很大。既使美育与其他四育的课时比例失调，更使美育成为知识和技能的单向传递，削弱了美育的形象性和情感性，压抑了主体性。

美育的主体性是审美活动的主体（审美的人）和客体（审美对象）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包括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审美是一个个性化特征较为突出的过程”，学校美育要“让学生充分地投入到各种审美活动中去，要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提供个性化体验、自由尝试和充分表现自我的条件，并对每个学生的个性予以充分的尊重”，“要改变目前美育中普遍存在的教师讲得多和偏重于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等忽视美育特征的做法，而应该让学生做（动）得多，并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获得审美体验。”[5]

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使大千世界“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中小学班团美育活动是在教师辅导下，由班委会、团委会的学生干部为主组织的美育活动。大多数在课外进行，突破了美育的课时局限，优化了美育的时间结构。并且，发挥了学生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自主组织、自动参与、自觉学习，成为感受美、体验美、评价美、创造美的人。

四、中小学校外美育活动

系统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就是系统的时空结构。任何系统既不能脱离时间而存在，也不能脱离空间而存在，都是时空结构的系统。优化中小学美育的时空结构，要重视校外美育活动，包括家庭美育和社区美育，这样美育的时间延长了，空间也拓宽了。

把教育的空间拓宽到学校之外，古已有之，如“游学”之说：“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礼记·学记》）“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胡瑗：《安定言行录》）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呼吁学校对儿童实行“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大社会中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6]

开展校外美育活动，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开发美育资源，又可以使学生全面地体验自然美、社会美、科学美、艺术美，还可以完善学生的个性。学生一到校外，个个获得自由，“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由此可见，校外美育活动是一种最具个性色彩的活动，能够防止和克服用同一标准规范学生，导致个体被群体同化的弊端。在激活个体思维，发展求异思维的同时，增强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校外美育活动，能够有效地张扬个性，发展特长，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创新人才的需求。

1999年6月1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基。 参考文献

[1]曾广容，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哲学[M].长沙：中南工大出版社，1988．

[2]苏霍姆林斯基著，赵玮，等译.帕夫雷什中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3]韩延明，等.管理学新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4]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5]杜卫.美育与创新教育[J].教育研究，1999，（9）．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网络环境；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负面效应；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96-03

作者简介：王彦（1991-），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方向：现代性问题与人的全面发展。

网络的负面效应一直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备受关注的话题，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也难免于网络空间种种负外部性的侵蚀。在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利用网络资源的过程中，政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领域之一，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核心，揭示其受网络负面影响的客观基础及现实表现，探讨相应之策，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信息时代顺利实施与落实效果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网络环境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产生负面影响的客观基础

网络环境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负面影响根源于其鲜明的特征和其在现实空间的独特角色，是网络空间和爱国主义教育各要素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

就学界关于网络环境之特征的共识而言，网络环境在形式上是虚拟的，在内容上是复杂的。就其形式而言，数字化的存在方式是其虚拟性的首要体现，超时空的信息传播方式构成了网络空间较之于现实空间的突出优势。此外，主体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去身体化”的存在，在匿名的掩护下，网络主体享受着相对的责任真空。就其内容而言，繁杂而分散的信息构成、丰富而多元的思想观念、“去中心化”的主体组织结构，等等，均是其复杂性的直接体现。而“去中心化”的主体自然又反作用于这个复杂空间的发展，更加剧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网络环境的复杂性。网络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而言，是深刻影响着其实施效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可控也不可塑的客观环境，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深刻左右着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爱国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正是网络环境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在现实空间中的独特角色，这也正是网络空间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产生负面影响的客观基础。

1.对现实空间而言，网络环境是作为信息集散地的“信息库”，这使之成为大学生投放和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方面，此“信息库”充当着现实生活的“粘合剂”和“传声带”的角色，以信息的需求和取向将大学生缚于网络，其造成的一个不良后果便是大学生对网络的信息依赖；另一方面，此“信息库”又存在着明显的信息质与量的不对称，各类良莠不齐的信息集聚网络，鱼目混珠，甚至娱乐化、庸俗化信息甚嚣尘上，却往往被趋之若鹜，从而“信息库”致使了大学生在信息海洋中迷失的又一后果。总之，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而言，这样一个纷乱的信息库所带来的信息依赖与信息迷失，不仅会弱化教育中所传递的能量，甚至还会形成与教育内容对抗的后果。

2.网络环境又是现实空间的“减压阀”，转载着现实空间的诸多矛盾与压力。一者，网络作为一个无限容量的空间，对现实的减压从某种程度来说亦是一种对现实的冷却。“人―机”交流对“人―人”交流的挤占，使人际倾听成为沉默的网络独白，人际交往的冷漠正逐渐消遣着大学生对集体的归属感。而归属感正是爱国主义教育所必需的情感基础，网络空间对这份情感的抽除正威胁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再者，过载地承担现实空间的矛盾与冲突，“减压阀”又极有可能致使另一个极端：现实生活中被抑制或剥离的个体主体意识在网络空间被强化，出现反叛现实、解构权威的个人极端言论和“群体极化”行为等，为爱国主义教育设下了又一棘手的难题。不可否认，网络“减压阀”所带来的冷却现实与极化网络的双向悖谬，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基础和预设效果来说，都是直接的威胁。

3.网络环境还是现实空间的“透视镜”，方寸之间呈现的却是整个现实世界。当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被压缩至屏幕大小时，有些被看得很远，而有些却被拉至眼前；有些被虚化为背景，而有些却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有些被放大到无以复加，而有些却被湮没到几近无形，这是一个未经选择加工过的世界，也是网络空间为大学生呈现的世界，这便是网络“透视镜”的作用。要甄别网络空间哪些扭曲失真、哪些反映事实，对大学生而言可谓疑雾重重。由此，网络环境再度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设置了一重困境：信息甄别的无力与信息投放价值立场的扭曲。

网络环境作为“信息库”、“减压阀”和“透视镜”，展现了一幅纷繁而生动的现实生活图景，也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引领认知、规范行为、澄清信息的三重难题，构成其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产生负面效应的客观基础。加之现实中爱国主义教育主体、方式、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其对网络空间负面影响的免疫力更显柔弱难当。

二、网络空间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负面效应的具体体现

笔者认为，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状态至少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教育实施的充分展开，其二是教育效果的充分落实。理想的教育实施之核心是教育的受欢迎程度，而理想的教育效果则是高尚的爱国之心（意）、坚定的报国之志（信）和理性的爱国之行（行）的有机统一。网络空间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负面效应在此两方面均有体现。

1.在教育过程实施领域的体现。相对而言，教育内容的“失信”、教育方式的“失灵”和教育主体的“失位”是网络空间负面影响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中的直接体现，也是其“信息库”、“减压阀”和“透视镜”角色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者，由网络“信息库”本身提供的虚假或负面信息，以及经“透视镜”扭曲的信息都会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信度构成冲击。例如，某些标榜“解密档案”的信息经常造成质疑历史的后果，随着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日增，此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形成了不小的挑战。此外，在解构权威的信息时代，在“减压阀”庇护下的个人极端言论或“群体极化”舆论也会造成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刻意反叛。再者，网络“信息库”以超时空、巨流量的方式向大学生进行信息输入，为其展现了一个广阔的视野，网络空间无论是在其信息量上还是在其生动性上都比正式教育活动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同时，难以控制的极化言论更是随时可左右大学生的价值判断。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在时与空、质与量上均面临着网络空间负外部性的压力，从而出现“失灵”之态。最后，网络空间以“信息库”为纽带，粘合众多固定的亚文化圈，和以“减压阀”为契机形成的众多非正式团体，都在不断地解构着教育主体的主导地位，而伴随“失信”与“失灵”，更催生了教育主体的“失位”。

简言之，爱国主义教育的“失信”、“失灵”与“失位”在网络信息环境下相伴而生，对政治教育来说，如芒在背。

2.在教育效果落实领域的体现。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审视，网络环境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意识层面，而且体现在行动实践层面。首先，在“意”的层面，爱国意识消解，“为什么爱”的答案再难统一。对国家的认同是爱国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情感基础。在网络环境“信息库”的统摄下，又加之“减压阀”和“透视镜”的信息重组，世界被缩小到小小荧幕之上，国家边界、民族边界、文化边界都在信息磨合中变得更加模糊。此外，“信息库”就如同一个展台，各路文化在此汇集，大学生亦各取所需、各趋所好，在面对“透视镜”凸显出的各类社会问题时，沿着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心理诉求，大学生群体自然分化为不同的单位群体，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社会的离散化趋势已成事实。在此种作用下，大学生对国家各怀心绪：或是热情依旧、爱意不减，或是妄自菲薄、意志消沉，或是悲观激愤、崇洋。对国家的“爱”与“不爱”变成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难说不是爱国意识的消解。其次，在“信”的层面，爱国主义价值观分裂，爱的情怀在党、国家（政府）与民族之间游走纠缠，“究竟爱谁”变得模糊。网络“信息库”带来了透明的信息社会，也带来了青年对诸如贪腐、弄权、与民争利、对外不强硬等社会现实的失望和谴责。一些大学生不顾国情现状，寄望于在党、政府和民族之间做出区分，探寻所谓纯粹的爱国主义，以网络环境“减压阀”和“透视镜”为掩体，非理性地表达个体和群体言论，不断将爱国主义教育目的庸俗化、狭隘化。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浓缩，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分裂缘于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有选择的呈现，甚至是畸形再现，更缘于社会发展中各类矛盾的丛生。总之，是复杂的现实催生了复杂甚至恙态的爱国观念。最后，在“行”的层面，爱国行为失范，“怎么爱国”难再理性。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失范的爱国行为具体表现为“有心无行”与“有心妄行”的双重悖论。大学生报效祖国的青春激情遭遇“信息库”和“透视镜”展现的各类负面信息，一极则回应以悲观情绪，用精神家园流亡者的姿态选择沉默的“围观”，以此明“恨”；而另一极则用谩骂、讽刺、挖苦、恶搞甚至煽动等偏激行为，为国尽“匹夫之责”，以此泄“愤”。因而，理国的呼声不断响起。此外，爱国主义所发挥的应是建设性的作用而非破坏性的效果，现实中，为防止大学生非理性的爱国行为，因噎废食地关闭了大学生爱国之行的输出渠道，久抑的爱国之情辗转成为破坏、攻讦与仇视，而网络环境此时正为此种非理提供了绝佳的场所。爱国之行的失范在现实与网络环境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脱身。

长此以往，传统教育中培育起来的热烈爱国之心，坚定起来的宏伟爱国之志，激发起来的高昂爱国之行，在网络环境的负面影响之下不断破碎、动摇，甚至遭到阻滞和驱逐。

三、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对网络空间负面影响的对策

化解网络空间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负面影响，必须从矛盾双方的现状入手，明主次、分轻重地展开工作。

1.积极进行“三个重塑”，有机协调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各要素的运作。“三个重塑”即重塑教育内容的信度、重塑教育方式的灵活性以及重塑教育主体的主导地位。较之于网络空间，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运行是一个更具可控性的现实空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化解双方矛盾的首要突破口。在教育内容层面做到与时俱进，用鲜活的事理柔化生硬的教条，将教材融入生活，拉近课堂内外的距离，依靠面向生活的教育内容达到教育效果的引人入胜。在教育方式层面必须灵活多样，切实发挥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转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鼓励其去发现、去思考、去探索。同时科学运用网络同辈群体和亚文化圈的教育功能，形成教育主体和生活环境的教育合力。教育主体的地位不仅取决于教育者个人素质，更取决于教育内容的可信度和受欢迎程度，因此教育者要提升其信息洞察力和敏感度，精进教育艺术，做到与时俱进。面对个性化强烈的大学生群体，教育者更应采取“以退为进”的教育策略，多导少灌，扮演一个聪明的园丁而非揠苗的农夫。

2.努力实现“两个衔接”，为爱国主义教育搭建通往现实的桥梁。“两个衔接”即价值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衔接、信息甄别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衔接。网络空间对大学生的心理、思想和行为都有着重要影响，做到两个衔接，一方面是帮助受教育者生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科学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与代价，提高其信息甄别能力，因此，必须加强教育中的三观引导，积极进行正确的思维方式训练。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落脚于行，一旦其缺少走出教材的途径，爱国之行就难保不以一种以扭曲的姿态步入现实生活空间或者遁入虚拟世界，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所要面对的。所以，另一方面要构建大学生行为表达的场所，为其爱国之行搭建平台，在积极引导中提高其理的能力。

3.不断落实一个“优化”，即整合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和组织资源。优化网络资源是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必要手段。宏观上，规范网站建设和网络舆论，既使不良网络资源和言论得到依法管制，也使一些主题鲜明、教育意义突出的资源得到充分挖掘和发展。微观上，注重开发网络亚文化圈的教育作用，并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人人网、腾讯等虚拟社区同辈群体这一组织资源，发挥其育人功效，抓隐性教育和自我教育，往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信息时代，对信息的需求已是人类需求层次中不可缺少的一阶，优化网络资源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难题，但也是一个不得不迎难而上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刘建华.赛博空间的舆论行为：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宋元林，陈春萍.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3]张再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程新平.互联网负性思想情绪的类型、特征及成因[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2）.

[5]魏雷东.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1，（1）.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情感教育 航空理论 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G712.4 文献标识码：A

情感教育是航空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活动是教员与学员的双边活动，只有通过实施情感教育，才能充分调动学员接收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航空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在现代教学中，学员作为学校的主体，其情感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和质量。现在大多数学员都是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有独生子女特有的情感。航空理论教育所实施的对象都是飞行学员，相对而言，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此，本文讨论如何在航空理论教育中实施情感教育，提高航空理论教学质量。

1情感教育的含义与特征

人类的情感是在教育的促进下发展、成熟的。同时人类的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双边活动，活动的双方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因此，古今中外，教育家们都非常重视情感因素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孔子就非常重视情感教育的作用，其主要思想在《论语》中就有深刻的体现，孔子主要阐述了三个“乐学”的观点。西方很多的学者把情感教育看成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看成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教育形式。

通过情感教育在实际教学内涵中的体现，情感教育具有兴趣性、创造性和成功性的特征。兴趣性是指让学员带着兴趣进课堂，相对于航空理论课程，飞行学员的兴趣相对比较浓厚，因为所学的知识都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学以致用。创造性一方面要求教员在每一堂课上实施不同的情感教育模式；一方面通过情感教育增加学员的创新。成功性是指要让每一个学员都能够感受和分享成功的喜悦。

2制约情感教育实施的原因

一是各高校在情感教育上属于比较随意的状态，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教员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及时掌握学员的情感变化；二是学校对情感教育的认识不足，认为没有必要对学员进行情感教育，往往用理论教育代替情感教育；三是现代大学员学员情感的复杂、丰富，无形中对实施情感教育增加了难度。

3实施情感教育的方法

3.1树立现代情感教育观

正确地树立现代情感教育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教员要转变自身的教育理念，从以往的“以教员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转变为“以学员为中心”的现代情感教育教育观。要满足学员的情感需求，把情感教育与认知教育有效的结合起来，实现情知并重。激发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其产生积极的情感态度，让他们乐于接受教育，从而真正地实现航空理论教育的有效性。

3.2有效实施情感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比信息交流更快更强烈。情感因素对课堂情绪有直接的影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航空理论教学中，教员首先应该以自身的职业道德、人格魅力、教学艺术来感化学员，并根据情感的迁移、扩散和感染的特性，实施情感教学时。其次要依据学员的个性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只有深入了解学员的实际，才能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

在教学过程中，教员应该加强对学员的鼓励性教育。对学员适时地进行鼓励性的评价，是使激发学员情感的关键性措施。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成功和失败。在学员获得成功时，及时进行鼓励性评价，使学员及时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认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并将价值进一步观念化，进而转化为获得进一步成功的动力。相反学员在遭遇失败时，帮助学员寻求失败的原因，并及时进行鼓励性评价，使学员体验到温暖，认识自己的不足，吸取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激励学员的情感，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功。在情感教学中，尊重学员、信任学员、适时鼓励是增强师生情感的桥梁，是激发学员情感的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教员应注意挖掘和利用教学中的德育因素，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和科学素质教育，培养学员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情感。渗透德育应做到有理、有据，以理育情，要用真情感染学员，激起学员以积极情感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去。

教学方法应有梯度。教学中教员应采用多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从而增强学习的信心。

3.3加强航空理论教育中的情感因素

教员是航空理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激发者、管理者和传授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不仅要帮助学员实现认识过程的转化，从不知到知之，还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形成积极的情感。首先求教员有对教育的具有情感，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其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其次，要求教员对教学内容具有情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认同是教育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也是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的前提；最后，教员要对学员具有情感，教员要学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教育过程中，要视学员为独立的个体，充分认识到学员的主体地位，满足学员的情感发展需求，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总之，在航空理论教学中要加强对学员情感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很多，教员应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积极探索和不断创新，达到寓教于情、寓教于乐，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共同探索、相互交流、实现再创造的愉快活动过程。

参考文献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飞行院校； 转机种； 任职教育

新型空军飞行院校体系确立后，培养适应空军建设转型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需要的飞行指挥人才，是军委、总部赋予飞行学院新的使命任务。我们紧紧围绕这一使命任务，深入研究飞行人才转机种任职教育的特点规律，积极探索航空理论教学改革，把打牢飞行学员任职理论基础作为人才培养的着眼点，近年来，经过不断优化完善，形成了有特色的转机种航理教学创新发展局面。

一、转机种任职教育质量的制约因素

（一）教育理念的滞后性。飞行院校对转机种任职教育本质内涵和特点规律还把握的不够透彻，研究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部分教学管理者、飞行教员和理论教员甚至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这个概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仍然沿用老思路和方法，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转变教育理念，飞行院校转机种任职教育的改革很难落到实处。

（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陈旧性。由于教学理念转变的滞后，在转机种任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大多都还延续了以往学历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思路和办法，不仅在课程名称上没有太大变化，而且在课程结构、内容体系、教学环节等方面也还没有真正体现任职教育的要求。过分强调课程的体系性、完整性，忽视了任职教育教学对象、教学起点和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实用性的特点，存在重理论、轻实践；融入新战法内容不够；以课堂讲授取代外场实习演练等现象。

（三）教员队伍教学能力的差距性。转机种任职教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规律的新内涵，对教员队伍整体教学能力有了新的要求，需要教员加快转型。目前，教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也不适应任职教育的要求，有部队任职经历和岗位实践经验的教员所占的比例很低，懂战术的教员偏少，这些显然与飞行院校任职教育的教学要求有很大差距。

（四）教学装备与教学手段的不适应性。转机种任职教育的特点是针对性、实用性和时效性较强，这就要求飞行院校在内场教学建设、装备器材和教学手段上尽可能的贴近部队、贴近岗位、贴近实战需要。而目前以上方面难以满足飞行人才岗位的需求，一方面是缺乏，另一方面是陈旧。

二、转机种任职教育的特点

一是明确的岗位指向性。飞行学院任职教育主要是利用航空大学基础教育成果，结合飞行部队特点，瞄准空军发展和部队需要，根据飞行院校不同培养对象的岗位任职要求，进行岗位适应性航空理论教育。要求教学紧密结合各机型特点和各专业发展前沿，紧贴岗位需要，紧贴各旅飞行训练实际，紧贴未来作战任务，着力提高飞行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

二是理论指导实践性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飞行学院的理论教育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转机种阶段，第二阶段是高教穿插阶段，在转机种阶段就是要解决好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为飞行学员后期学习飞行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三是教学时间短。转机种阶段任职教育具有人才快速生成的特点，教育时间一月左右，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支撑学员在下一阶段飞行训练所必需的理论课程，又要适当考虑其毕业后的岗位任职需求和知识储备。要解决时间紧与任务重的矛盾，必须精选、重组教学内容，强干弱枝、优化模块、优选优秀教员担任教学工作。

三、积极推进转机种任职教育的教学创新活动

（一）努力打造“双员”型理论教员队伍。为了在和平时期储备飞行人才、提高整体作战能力，世界各主要空军大国都先后采取了飞行教官与作战部队飞行员交流的制度，培养了一批既能教学、又能作战的飞行人才。借鉴一下，我们主要加强几点创新活动：一是选拔确定转机种阶段兼职航理教员。由他学员队区队长，两年来不断研究转机种任职教育特点，现已形成了飞行中队长加理论教员的“双员”型教员队伍结构。在转机种任职教育阶段，各单位安排能力素质过硬的飞行中队长，担任区队长，负责各单位学员管理工作，参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理论研讨等活动，在课堂上，与理论教员互动，形成教学互补的“双员”型课堂教学模式。二是加大理论教员代职和调研力度。积极安排教员到飞行部队代职锻炼，提高对部队和飞机的感性认识、深入了解岗位的任职需求；结合教育训练任务，积极组织教员外出调研，使更多的教员有机会外出深造，让教员队伍的知识结构处于军事科技前沿，增强教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二）精心探索转机种教学与地面准备和飞行训练合拍。“教学内容是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它体现院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反映教育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1]一是在组织《飞行结构与系统》航理教学内容授课时，不仅加大注意对传统教学内容优化组合，还注意针对下步地面准备的内容，加大座舱默画和各设备功能的使用注意事项教学。二是注重打牢战术理论基础。按照学院首长要求，在学员进行毕业论文选题时，注意引导学员选择与空中作战相关的内容进行研究，厚实学员的战术理念基础，并设立网盘工作站，积累战略战术知识资料供学员参考。三是不断探索网络教学。由行训练阶段的特殊性，从事飞行训练的学员与理论教员往往相隔很远，训练中遇到问题要向理论教员请教，或理论教员进行集体辅导、远程论文辅导时，采用面对面教学的方式将受到客观条件的很大限制。利用网络可实现网上辅导、网上答疑、网上测评、网上论文辅导，既提高效率，又提升了学员学习自主性。

（三）强调实践性。飞行员的职业特质决定了飞行院校院校任职教育有着比其他任职教育更为突出的实践性。由行训练的高复杂性、高危险性、高体力消耗性等特点，决定了飞行院校转机种任职教育阶段必须突出实践性原则。这就要求在进行航理学习时，注意突出实践性教学，注重运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手段，降低学习难度、加深知识理解、突破难点内容。在《飞机结构与系统》概述和座舱章节学习中，安排学员到机场实习，在课堂教学中预设空中飞行场景，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又针对空殊情况进行专题教育，将飞行实践映射到课堂中来，更好地满足了飞行训练的需要。加强案例分析与研究，让学员了解所飞机型的失败和成功的事例，分析失败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验，不断丰富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培养特情处置和战场应变能力。结合各单位飞行模拟器材，普遍开展模拟教学和网络教学。强化学科间综合兼容，构建宽口径、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体系。

体育时空论文范文第15篇

摘 要 通过对已有资料的梳理，对于西方学界有关的体育空间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些研究文献之中有两三个人的研究比较突出，一个是约瑟夫・马奎尔以英美等国家的体育研究为例，对体育与空间和地方的联系进行了剖析；另一个是布迪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体育场域真实存在的依据；最后一个是约翰・贝尔，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对地景进行多方位的处理，认为体育地景是整个体育化活动中最基础的部分。通过一代代学者不懈的努力，体育空间研究的问题也逐渐解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如果把空间定义为一种基础、概念性的词汇，说明体育活动的开展对空间有一定的依赖性，那么场域就可以认为是一张无形的社会关系网，地景在现代生活中也有了新的定义。以上提到的一些新的词汇其发展的来源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是围绕着“体育存有”进行分析。所以对于空间、场域或者地景的使用，关注的重心都始终落脚于生活在体育空间里的人。在充分理解体育存有的前提下，体育地理学的概念也就得以慢慢确立了起来，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体育存有进行认知。

关键词 空间 场域 地景 体育空间 体育地理学

一、体育空间

体育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空间的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构成，所处的位置，这些概念的描述都离不开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由于空间和地点的客观存在构成了我们相互沟通的前提。

约瑟夫・马奎尔的主要观点认为，时间和空间这些概念是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产物，并不像必然事件一样因为它们都抽象的概念。我们生活的宇宙就是一个空间，用时间将空间进行分层来不断对周围的事务进行了解并认识自我，这有利于人们对自我的观念以及自身的定位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体育的时空的概念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体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由于所处的空间不同，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

马奎尔指出，20世纪的现代体育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转折点。虽然各种外界的环境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但是若对体育空间的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就可以提出有价值的发展规律。在马奎尔看来，体育可以认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空间展现。因为体育的发展具有群体性，共同的发展才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体育的存在造就一批体育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他们认为体育有着丰富的内涵，就像体育和文化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

二、体育场域

布迪尔认为场域的存在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并通过自己撰写的体育文章将体育场域这个概念提了出来。但是体育场域的自主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以很难进行引导。由于体育场域与整个人类社会相关，因此其也参与到社会的斗争当中去，与不同的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对体育场域的准确定义应该是拥有部分自主性的场域。但是这个部分的概念也很难加以区分，相关的体育研究者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定性，所以在谈论体育的社会发展历程时大都偏向于对体育空间的谈论，而很少涉及到体育场域。

在提出体育场域这个概念之后，布迪尔在这个基础上对“阶层轨迹”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通过时间的概念将阶级的变化进行梳理，将人们生活的特性的历史以阶层人的方式进行体现。“阶层轨迹”影响着人们“喜好”的发展。拿法国来说，中层阶级的人群选择最多的是壁球运动而并非网球，因为壁球的运动体现了经济发展良好并向取得更好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联系，体育观念的不同也就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轨迹以及资本累积方式的不同。所以说阶层轨迹决定着不同人群的行为喜好，不同辈分的人群的个体选择也不尽相同，因为随着思想的转变对体育的理解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体育地景

当体育空间的发展进入到21世纪，对于“空间”与“地方”区分在研究学者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能更好的界定与之相邻的地区，而从空间的分析则认为地方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只是用来表述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存在。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地方就可以概括为一种有着主体性以及经验性群体的聚居。对上面提到的观点进行综合可以认为，“地方”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主观意识，在体育学的认识中，认为体育的践行者将空间的意义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也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到体育事件发生的场地、场景，就可以认为是“体育”的“地方”。

随着研究的加深，地景的概念开始在西方学者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认为地景的形成是体育活动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自主形成的，能通过具体的体育事件得以展现，是社会生活中人们价值、激情以及情感的体现。通过不同的体育运动的形式，例如骑自行车、观看足球、参与跑步运动，这些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构成了地景形成的主要因素。

四、体育地理学：关于体育空间的学科发展

在对体育空间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梳理之后可以发现体育空间的研究的系统性，那存在具体的学科研究能对体育空间的学科发展建立起体系吗？而这也成为了后续研究重视的问题。不同的地理研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体育地理学只可能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没有必要将体育地理学纳入一个大的学科进行分析，无法独立支撑起新学科的建设。

在前期体育地理学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由于各种分歧的存在也使得对体育地理学的研究都被限制在地理学的领域，直到1981年《人文地理学词典》的出版，将体育地理学进行了着重的分析，象征着体育地理学正是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并成为了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体育地景、体育活动的变革影响以及体育形式的变动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约翰・贝尔作为一个地理学的研究者，对地理学的认识有着深入的理解，将相对空间的概念引入到对新地理的研究当中去，对地理学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体育学的相关理论也逐渐建立了起来，作为依附于地理学发展的体育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地理学者认为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例如体育赛事的发生的时间、整体的赛事记录、球员的出生地、比赛当天的天气情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很多能够运用于体育赛事中的体育地理学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体育地理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以前注重于对科学以及具体事件的研究转向到了对社会体育生活、文化以及地景的研究。虽然体育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当中只是处于边缘的地带，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可以参考、借鉴的文献，并且体育地理学的学科框架也开始慢慢进行了搭建。

五、结语

在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了解到，这些文献研究研究的主要方向都围绕着体育空间、体育场域、体育地方以及体育地景的研究，但是使用者们却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以及联系。本文对于西方学界的体育空间研究与地理学的构建理清了脉络与思维，而在这之中三位具体代表性人物的观点提出，对体育空间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体育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定论，它是随着时间与空间的不同变化而变化的，对它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它是依赖现实生活不断发展的。体育体现了社会的一种“秩序”，是和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社会的性质。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学校、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运动的开展能够有效的传播社会主观意识，加强对社会价值的认同，例如增强纪律、团队意识，促进身心和谐发展以及形成良好的品格。在解决体育存有的前提下，空间的问题才有了可以分析的基础，也有助于树立体育地理学学科的创立，帮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现状。

参考文献：

[1] 蔡玉军，邵斌.问题与策略：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集约化发展模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