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范文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内在具有三大结构性张力，即“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一充满张力的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有效整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种文化资源，内在的结构形如一颗“智慧之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孕育这颗智慧树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这颗智慧树的“根脉”，马克思主义构成这颗智慧树的“主干”，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则是这颗智慧树的“枝叶”。如上四大基本要素相互依赖，有机统一，并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共同促进智慧树茁壮成长。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结构；智慧树

DOI：10.15938/ki.iper.2016.05.007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31-05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为基本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有效吸取和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种文化资源凝练而成的。然而，学界对如上三种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架构中的位序、作用和功能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关系的界定存在相异甚至相反的论断。比如，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1]，有的学者则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理论基础”[2]；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在实践，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不一而足。因此，笔者在梳理总结学界已有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树状结构”的解释模型，以期能对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结构有所助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土壤”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归根结底都源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实践过程，并反过来规范和引导现实生活过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具体内涵和外延而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正如李星所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且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4]。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自觉和价值导向，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规范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很可能因丧失价值引领而误入歧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丰富、多维和深层的“文化结构”，同样也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深厚的“土壤结构”。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文化结构，有必要对孕育它的“土壤结构”进行剖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由“世界之维”“历史之维”和“国情之维”组成的立体坐标系中展开的：第一，就“世界之维”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全球化”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宏观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既要有民族的主体意识，又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去，用辩证批判的历史理性去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第二，就“历史之维”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发展史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这一历史方位决定了我们必须既要批判吸收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伟大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对之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第三，就“国情之维”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一基本国情使得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任务显得尤为繁重和复杂：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需要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需要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意识和未来眼光去对待资本主义的已有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如上三维向度使得它必须在如下的三大结构性张力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即“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这三大结构性张力也在根本上决定了当下中国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由24个字为基本内容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三大结构性张力中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因为它既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与世界的主流价值理念相呼应；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继承和发扬，又充满时代特色和现代气息；既批判吸收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性成果，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它既没有“照着传统讲”，也没有“照着西方讲”，更没有完全撇开中西方已有的文化成果去“另起炉灶”，而是立足于中国特殊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接着传统讲”，“接着西方讲”，“接着马克思主义讲”。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结构上相契、在功能上相适应、在内容上相匹配，就是因为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体系，后者的多重矛盾及其内在张力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综合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根脉”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成果，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传承和积淀，以各种方式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范导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正如所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当代中华儿女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进行思想文化创作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当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滋养，“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汇聚了儒、释、道、法、墨等于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有利于个体道德修炼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精华。在天人关系的自然观、群己关系的社会观、人我关系的道德观、身心关系的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可以为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曾指出： “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能从人有个家园和从传统中扎了根中产生出来。”[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如此，诸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我们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典籍、诗词佳句、名人典故中找到相应的“根脉”和“因子”。比如：关于富强，早在《尚书》中就有关于“裕民”“惠民”的思想，在《管子・治国》中就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儒家更是直接把“富民”作为“仁政”的重要手段和目标，孔子有“富之”而后“教之”的施政方略（《论语・子路》），孟子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荀子・大略》），可以说是“儒道一以贯之”，历朝的统治者也无不把强国、富民、安民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再以“民主”价值观为例，其与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就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孔子的‘仁政’，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立君为民’，到贾谊的‘民为政本’，最后发展到黄宗羲的‘民主君客’，从而成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8]；此外，诸如 “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坡全集・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 的文明观；“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和谐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篇》）、“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载”（《管子・形势解》）的公平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的法治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业乐群”“人无信不立”“仁者，爱人”等，都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传统文化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时代气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传统文化而更具文化根基和历史厚重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又通过各种物质遗产、制度礼仪、文学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不仅可以在内容上不断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丰富多彩的形式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外显和表达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长河中那些感人肺腑、深入人心的名言典故，深得国人喜爱的各种诗词、戏曲、散文、艺术、绘画等，无疑都是新时期培育、诠释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契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色、彰显民族品格。此外，包括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道德主体意识、内省自律修养方法、知情意行统一的品德结构和心性修养的理念”[9]，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提供方法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之上而在真空中产生的，更不能漂浮在意识形态的空中，而应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10]脱离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必定是“无根的浮萍”，唯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当代中华大地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主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整合了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但它既不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和“主干”，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24个字无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蕴和价值禀赋。

就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言，我们倡导的富强，不是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更不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而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11]；我们倡导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少数有钱人的游戏，而是主体广泛、内容真实、运行高效、内涵丰富的民主；我们倡导的文明，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片面追求价值增殖的文明，也不是道德伪善、精神荒漠化的文明，更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文明，而是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全方位的文明；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以消灭“私有制”这一造成不和谐根源为旨归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个体内在的身与心的全面和谐。

就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言，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的“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因为“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2]。其是在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基础上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自由，是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之后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倡导的平等，不仅是“消灭阶级特权”的平等，而且是“消灭阶级本身”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3]。我们倡导的公正，不是仅限在“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意义上的形式公正，而是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结果平等的有机统一。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简单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11]。

就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言，我们倡导的爱国，不应是对“阶级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14]的维护，而是基于“人民国家”这一“真实共同体”基础上的爱祖国与爱人民的统一；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我们倡导的敬业，不是在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奴隶制”之下带有强制性的“异化劳动”和“谋生劳动”，而是“谋生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统一，是“敬业”与“乐业”的统一。我们倡导的诚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在功利层面迫于市场的契约关系和信用惩戒制度的“信而不诚”的法律意识，而是建立在“诚者，天之道也”这一本体论境界之上的“诚”与“信”相统一的伦理道德精神。我们倡导的友善，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相互排斥和算计，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家庭式的友善；不是资本主义下“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的伪善，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善。

如上所述，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为“主干”才支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厦，使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避免因字面的相同或相近而与传统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相混淆，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得到层次更高、内涵更深、范围更广的诠释。

四、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枝叶”

人类文明总是在累进式的关系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游离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乌托邦”，而是在批判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

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范畴的起源语境而言，其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理论武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一道构成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整体框架，不免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如果剔除其在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阐释”和在现实层面的“选择性实践”，这些有别于古代农耕文明的思想价值观念又确实表征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符合历史进化的总方向，无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政治遗产，是人类近代文明的结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享性，不可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这些口号的批判也不是要否定这些价值本身，而是批判这些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的理想社会。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整个精神气质带有自然经济、宗法血缘和官僚文化的气息。尽管我们也能在传统的典籍文本中找到一些关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的思想材料和价值资源，但就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范式和价值体系而言，这些价值观念本质上是在有别于农耕文明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是在未经资本主义文明充分洗礼的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的，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诸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压制民主、不守信用、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家长制等各种现象仍或隐或现地大量存在。从这一层面而言，我们也需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来肃清我们传统文化之根中大量存在的的“流毒”和“病菌”，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颗智慧之树才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五、余论：结构与功能――四大要素的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宛如一颗“智慧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分别构成这颗“智慧树”的四大基本要素――土壤、根脉、主干、枝叶。此四大要素在这一“智慧树”的整体结构中发挥各自的功能：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孕育这颗智慧树的“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同时，其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根本态度和方法的最终依据与衡量其利弊、得失、成败的检验标准。思想文化及其内在的价值观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引领和规范社会实践，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也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根本标准和评价尺度对它们进行评价、鉴别和取舍，并在实践中不断吸取养分，推动三者向前发展。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滋养这颗智慧树之“根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国特色”的重要标志。“根深”才能“干硕”而“叶茂”，作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枝叶”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唯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衔接好，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化，才不至于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沦为“无根的浮萍”，才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才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土壤”中不断地获取新的营养和源泉而永葆生机。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这颗智慧树的“主干”，是智慧树的灵魂之所在，统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因马克思主义之“主干”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撑起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使命和任务。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枝叶”也因马克思主义之“主干”才能“开花结果”，否则便会沦为悬浮在空中的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

第四、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作为“枝叶”，是这颗智慧树之多姿多彩的体现，也是智慧树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机制。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唯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普世之光”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地从人类文明中汲取阳光和雨露以发展壮大自身，才能既“与时俱进”又“与世偕行”。“叶落”而“归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反过来也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和启发。其最后也将与马克思主义一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熔炉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国学，“民族的”与“世界的”最终将融为一体。

以上四大基本要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颗“智慧树”中得到有机统一，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和功能，共同促进“智慧树”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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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一、野性的思维

正如被公认为最能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所说的，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研究以《忧郁的热带》为中心，沿着三个方向展开，分别是：亲属关系理论、原始分类和神话逻辑。这也正是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其中除专门对神话逻辑进行研究的领域外，原始分类与结构主义神话学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原始分类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超越了亲属制度范畴，从人类思维角度重新审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探索文化产品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思维模式，进而对各类文化事项都有了新的诠释。可以说《图腾制度》和《野性的思维》是对思维原理的阐释，而《神话学》是对这一原理的应用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受“互渗律”的支配，而且这种“前逻辑思维”与现代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并认为，这些思维形式是始终存在、活跃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常常使用这些思维，它们与依赖科学的思维形式是并存的，它们同样也是现代的。∞这种思维是建立在土著居民对自然的分类基础上，而分类本身就是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而具体科学等理论学科也是进行秩序化的活动，因而原始思维和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性的思维”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体性的科学。原始人对客观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宇宙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至少同样也是供思索的对象。”他们会用几百个词去描述植物的各个部分和特性，当语言细化到这个程度去描述周围的世界，那么“它首先是为了满足理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或有益的，正因为它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

其次，野性的思维有将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类的倾向。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世界进行直观的感受，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理解、思考和整理，确定这些信息的属性。但大脑并不是把这些信息融汇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认识，而是把它进行分类，这样，世界就变成了大量的个别事物的集合体。这一过程就使大脑中形成了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分类，当人们去创造文化产品时，这种分类就无意识的被赋予到了文化产品上面，即大脑用已有的对自然界的分类系统来排列分类人工产品，这样就造就了文化秩序与自然秩序的一致性。图腾制度体现的正是这一过程，简单来说：动植物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区分系统，人们通过选取系统中的不同项目使人群产生了对立。氏族的关系是建立在图腾之间的特殊关系上的，图腾制度就是借助自然系统来设立文化系统，进而创建和强化社会区分。

再次，野性的思维在文化产品创造过程的中运作模式——“修补术”。当修补匠面临一项任务时，他就会用手边现有的材料去“修修弄弄”完成任务。在原始人的大脑中，他们的材料就是对自然进行观察而获得的一个分类的形象库，包括动植物及各类事物。当原始人要完成某些“任务”时(如创造文化产品)，他们就会使用“修补术”来安排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通过这一过程就被赋予文化的意义。

二、结构主义神话学综述

可以发现的思维结构，因此就应该选择比较简单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这样比较容易发现思维结构。第三，美洲神话所形成的庞大的体系包含了诸多的主题，使之可以以美洲神话为主线，同时兼顾到欧洲古典神话的分析。

但是，列维一斯特劳斯却拒绝为神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任何定义都不足以包含神话的所有意蕴。他试图举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对该问题的答复来诠释神话的定义，这个答复是“尚未区分的故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个定义是很深刻的”，因为人与兽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相互影响、相依相存，但人与兽却不能沟通，这是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所以“神话不愿意将这种可能存在的缺陷视为最初就有的缺陷；神话认为，这种缺陷的产生既创立了人的地位，也削弱了人的地位。”这也就是说，，面对“缺陷”，神话试图给出调解和解答：曾经人与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但某些改变本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破坏了这种关系，文化英雄以这种“沟通”能力为代价，换取了本民族生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解释，无疑对伤心气愤的心理是一种抚慰。这种意义上说，神话是一种自发调解内心矛盾的工具。与此同时，人“得到”文化是以脱离自然为代价的，从自然的脱离确立了人的文化地位，但同时也使人不再属于自然，从曾经是朋友或是敌人的“兽”中脱离，在另一个角度上说，这是人的地位的削弱。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深刻的凝结在思维之中，也必然的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它。结构主义神话学认为：神话的深层结构中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而在表层结构(即内容)中又努力去解释和调解这一对立，只有认识到这两方面的对立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神话。

当然，结构主义神话学并非仅仅“读懂神话”那么简单，它所追求的是揭示隐藏在神话表面之下的深层结构，进而推导思维的普遍模式。人通过大脑认识自然，又通过大脑创造文化产品，这些过程都受到大脑机能限制。通过文化产品来观察和理解人类是如何认识自然的、如何发明和运用分类方法的等等现象，就可以推测人类的思维机制，而神话则是记录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最原始的材料。以往的神话研究，往往针对神话的表层含义去解释神话，运用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理论去解释神话的内容，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读懂神话。结构神话学并不是要读懂一个神话，而是要发现使单个神话文本所以然的普遍规则。其研究思路是：人类制造文化产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脑的某些普遍特征的制约，而这一普遍特征构成了人类文化产品的共同结构，神话也是如此。所以，在神话研究时我们就要透过神话光怪陆离的情节去探寻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结构。神话是大脑对自然素材“修修弄弄”的结果，而且这些“修补术”似乎都“师出同门”，透过其表面差别极大作品，可以发现共同的东西。由于各种文化产品都是大脑的产物。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必定存在着共同的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是创造文化的人类本性的表现。研究神话，就不能局限于对单个神话在具体时空中的功能做出解释，而要挖掘神话背后的深层结构。

三、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关键概念

结构主义神话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就具体剖析一下这些概念：

1.二元对立

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都不相同，但作为人类却要面对一些相同的困惑：生存但必将死亡、年轻但终会衰老、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膜拜着祖先但却发现自己是始祖的后裔，等等。神话的功能就是调解这种永恒对立的矛盾，调解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和焦虑，恢复心理的和谐与平衡。而在所有对立中，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最为突出。

2.深层结构

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深层结构就是要素与要素问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有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特性。首先，它与文化产品的表现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通过对其表层意义的结构分析，以二元对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深层结构才能被发现。其次，这种深层结构是意识结构的一种体现，它不是思维有意识的去把某些目的性的东西隐藏在文化产品中，而是在构造文化产品时无意识地赋予其中；最后，可以通过广泛的对文化产品的结构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结构，这样。就可以发现大脑的运作模式，这对认识论乃至几乎全部的学科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3.神话与语言

许多论述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观就是把神话视为一种语言，然后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去分析神话，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与语言、言语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只能说神话具有语言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既属于言语，又属于语言，同时又在第三个层面上表现出同样的绝对客体的特点。理解这一论述需要参照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语言”是指整个语言系统，它是某一民族语言的整体抽象逻辑及其内部关系共时系统的总和。而“言语”是指在语言系统支配之下，经由个人表达而实现的历时性语言实践。语言赋予言语以意义，而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反观神话，因其自身固有的发展序列，使神话具有历时性的一面，即“言语”的属性；而神话自身又是一套解释系统，诠释当今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原因，神话提供的解释体系就形成了一个共时性的系统，也就使之具有了“语言”的属性。至于第三个层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该层面强调了神话的“通译性”(原文表述为“超语言”)。因为哪怕是对神话所属民族一点也不了解，而且遇到最糟糕的翻译，全世界的读者仍然会把神话当作神话，所以神话的本质不在于文体风格，不在于叙事手法或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总之神话是一种在极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语言行为。

4.神话素

利用尽可能精简的话语反映事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给一个谓语派定一个主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系”，它就是神话素的初级形态。但神话真正的组成单位不是孤立的关系本身，而是一束束的这种关系。所以，真正的“神话素”就是初级形态“关系”的“集束”。列维一斯特劳斯通过对美洲神话的分析，列举了普遍存在的关系束：

(1)亲族地位、友好或敌对、是否被允许、相互依存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关系。

(2)人类、鸟类、兽类、两栖类、昆虫类、超自然生物等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

(3)食物范畴类之间的关系——如和分娩、饮食与排泄之间一再出现的相似性。

(4)、由动物叫声或人类乐器声造成的吵闹与安静的关系。

(5)地形、季节变化、气候、时间变化天体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或者任何这种关系间的组合。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神话素的识别是和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分不开的，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唯一的神话——《神话学》简析

四卷本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裸人》)是集中体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思想的巨著，书中共对813个美洲印第安人神话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出书中所有的神话及其所构成的整体皆有一定的结构特征。这些神话间结成转换关系，并表现出同构性。神话运用不同的代码：感觉的、社会的、美学的和天文的，传递不同的信息，但却展示了同样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说，神话的逻辑结构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心智结构，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结构，正如《神话学》中展示的那样。

1.神话之网

列维一斯特劳斯之所以在《神话学》中运用了813个(且不算异文)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来进行分析、阐释，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神话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神话网，以致于我们不能随意地截取其中的任何片断。

这张网的编制过程即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圆花图案绘制”的过程：首先任意选择一个神话，按照结构主义方法对该神话进行分析，神话会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出一个个序列，比如地理层次上、伦理层次上、空间层次上等等。进而给每个序列都建立起一组转化，转化可发生在该神话的内部，也可发生在同源或邻近民族的神话中。这就使神话向四周扩展延伸，进而形成一个以该神话为圆心的圆，而这个圆上的任意一点皆可重复上述过程，正如[片断]图所示。这使列维——斯特劳斯超越了对特定神话的研究，进到考察沿同一根轴分布的某些指导图式。分析每一个神话都要涉及其它的神话，这种语义的传染是逐渐的朝着若干个方向发展的，“就好像我们到达了一个面向广阔前景的观察点，这些前景又促使我们前往其他的观察点，从这些观察点出发又可以朝着新的方向延伸一样”。对每个神话重复该过程的循环就会形成[横面]图一样的图案。但若像[横面]图那样，无限制的铺张开来，这张神话网将是没有穷尽，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其实每个圆都是向内弯曲的(即每个圆都是类似碗状的立体结构)，最终我们会回到出发点来。这样，最初模糊不清的领域便显示出一个网络立体结构，如[立体图]所示。

上图均为示意图，试图说明《神话学》的分析使得美洲神话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个网络整体，并不是说通过结构分析。神话在被离解之后又重新结晶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立体图]也只是这些神话中央部分组织化的图示，其周边仍然是捉摸不定的，不会像图中一样形成边缘明晰的球形。

2.唯一的神话

《神话学》中每卷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各自都研究了不同的侧面，但同时它们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神话学》开始于南美掏鸟窝者的博罗罗神话，结束于北美最北部的一个神话。虽然研究线路纵贯美洲大陆，但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四卷《神话学》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回归的思想。正如四卷名称所表明的那样：《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这前三卷都是表明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而第四卷《裸人》又回到了出发点，相对于文化而言的“裸人”就相当于相对自然而言的“生食”，而且生与裸，这两个词也是交相呼应的，研究内涵最终又回到了出发点。这正是的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回归。最后一卷《裸人》以“唯一的神话”结尾，对此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解释是：这四卷本的巨著所描述的其实只是一个重大主题的变体，该主题正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

3.《生食与熟食》的方法论特征

首先，《生食与熟食》书中随处可见对二元对立的确立和分析，它不仅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神话中，还存在于相关的一组或多组神话的相关情节中。书中涉及的二元对立很多，比如男与女、生与死、内与外、接受与排斥、沟通与拒绝、节制与放纵、姻亲关系与亲嗣关系等等。正是这些对立的发现与确立，才使得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得以深入，可以说二元对立的确立和研究对发现深层结构和进行神话间的转化都起到基础性作用。

其次，深层结构是《生食与熟食》中结构分析能够成立的最终基础，也是能够把813个神话融入到一个体系中的终极原因。正因为所有文化产品中有着共同的深层结构。所以才能把神话看作是其他神话的转化。由于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不同，神话问的转化呈现出或全盘或部分的区别。如谢伦特人的神话M12就可以视为博罗罗人神话M1的全盘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称性。这是因为M1所属的博罗罗部落是母系制、从母居，而M12的谢伦特人是父系制、从父居。由于M1情节丰富，除与M12对应部分外，仍有诸多情节，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情节正是谢伦特人神话M124的转化。为此，列维——斯特劳斯还创造了相关术语一骨架：在多个神话中保持不变的那些性质的总体；代码：每个神话赋予这些性质的功能的体系；消息：特定的神话内容。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给我们关于骨架和深层结构关系明确的答复，但可以看到，骨架是建立在深层结构之上，是深层结构的外在表现，这些转换和公式均以深层结构为基础。

第三，神话素的确立和在关联神话中的应用。神话之间除了由上文所提及的因相同骨架这种隐性的模式所关联，还更为明显的表露为具有相同神话素的神话间的关联。前面已经分析过，神话素即关系束，在《生食与熟食》中，它成为神话间相互关联分析的枢纽，使得200余个神话得到表层意义上的关联和对应(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内部深层结构的一致性)。若把《神话学》比作一张大网，神话素就是网中的结点。M1神话开始于子对母的行为，更抽象的说，就是发生了不被许可的。这是一个关系；而后M1故事发展为父亲向儿子复仇，而最终自己被杀，神话似乎最终判定父亲的复仇是有罪的，而对行为态度是冷漠的，这又是一个关系。这两个关系相结合，我们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神话素，它是包含两个关系的关系束：的正当性和对不正当的态度。以该神话素为连接点，M1顺利的与M2形成关联，M1、M2都表现了“神话对的漠不关心”。神话间这样的联结在《神话学》中处处可见，它使得神话之网一步步铺陈开来。

第四，历时性共时性表格的应用。对于单一的神话分析，该表格的方法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分析俄狄浦斯神话那样。但当把视野放在整个美洲神话的分析上，该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缺陷在于它不能体现神话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原因，列维——斯特劳斯把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的方法加以改进，使之更适用于整个神话群的研究。他用多个表格的对比来体现两个或多个神话的对应关系，每个表格的横行都是一个神话某一情节的历时性体系，如下面Mx神话的a情节的1、2、3片断，b情节的1、2、3片断，My神话的m情节的1、2、3片断，n情节的1、2、3片断；表格的纵行体系的是共时性的对应关系(以二元对立为基础)，比如Mxa(1)体现的是天上，Mym(1)体现的是陆上，Mxa(2)体现的是男性，Mym(2)体现的是女性等等。根据实际分析的需要，这些表格往往不只两个。

经过对表格形式的改造，把运用于单个神话分析的历时性共时性表格，改变成为适用于多个神话或神话群分析个工具。这一工具在《神话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把神话间的关系明晰的表达出来，有利于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以上就是把上文中所阐释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方法，简单结合《生食与熟食》的有关内容进行的应用说明。一方面也体现了《生食与熟食》的主要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可以使这些方法的运用模式更加清晰，这对于阅读《神话学》的四本著作都是有裨益的。

五、对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总体评价

无可否认，结构主义神话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首先，结构神话学批判的继承了之前各理论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模式，深化了神话的研究层次；其次，结构主义方法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要求研究者在把握神话表面意义的同时更要探寻神话的深层结构，透过神话纷繁的现象把握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第三，通过分析神话与思维的关系，揭示出思维具有二元对立的普遍模式，它的发现不仅对神话学，而且对诸多人文学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第四，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分析中运用了科学分析的方法，如神话转化公式等，努力使神话分析更为严谨和科学；第五，一系列神话研究术语的提出，丰富了神话研究的途径。最后，结构主义神话学对整个学界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神话进行分析的典范之作。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 和谐文化 基本结构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方式的文化发展状态。它把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融为一体，构成自身的基本结构。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观念与一般和谐文化的有机结合，具有和谐文化的共性，由于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在一般的和谐文化中增添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又具有其特殊的结构和质的规定性。

一、中外和谐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石

1．中国古代传统的和谐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因

在我国古代，“和谐”的实质，是指尊重差异，注重协调。《尚书·尧典》讲：“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广韵》讲：“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和谐”也指达到某种理想的效果，《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禅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指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协调、平衡，就可以发展；“以同禅同”，“禅”原指辅佐的，即指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不会有新的发展。历史上，“和谐”还被认为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自然人的状态，“和”指符合礼仪法度的社会人状态，中和、和合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和谐”从哲学范畴到后来成为伦理准则，是一种理想化的思想和理想化的过程，其文化意蕴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小康社会的理想层面。《礼记·礼运》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在执者也，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是描绘夏、商、周三代时小康社会的生活状态。第二，大同社会的理想层面。孟子设计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老子设计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谐社会。《礼记·礼运》构建的和谐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按照设想，这应是小康之后或小康之上的和谐社会。第三，近代思想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主要包括：太平天国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和谐社会；康有为描述的“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和谐图景；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和谐思想。

上述和谐观念，在民众心里存在已久，经过发酵、蒸馏、升华，成为今天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了人们向往和追求的价值体系，和谐的文化成了教化后人的文化内容。

2．西方社会的和谐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有益补充

西方“和谐”的本义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数的和谐。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是由数决定的，服从数的和谐。第二，音律和谐。与音节之间的音程具有同样的比例关系时，就会产生和谐与美。第三，社会和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社会契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到思想家格林的“政治和谐”，从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再到德沃金的“平等权利学说”，都体现着和谐社会的理想。到了现代，西方学者又提出了社会均衡论、协和社会论、社会系统论等和谐理论，构成了西方和谐思想的一道风景线。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理论，是西方和谐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中设计的理想社会叫和谐制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规划了未来和谐社会的远景；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并用“新和谐”命名，把和谐思想推向实践；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设计的是“全体和谐”社会，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确定为“和谐、自由和共有共享的制度”。这本书被马克思称为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

西方和谐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多借鉴材料。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和谐主张，尽管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却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增添了很多发挥的余地和想像的空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良好素材。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和谐侧重现实的致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的正义，而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的正义；中国文化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文化重视人际的界分；中国文化侧重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侧重人生目标的实现。中西方和谐文化的路向差异，提供了文化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方文化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补中国文化“有神乏体”之弱，而中国文化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又可以修西方文化“有体乏神”之缺。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智慧，在吸收西方和谐文化的质料后，更有益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3．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深厚底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但是，他们认为，人类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第一，和谐社会消除了对立和差别。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会非常融洽。第二，和谐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精神境界也极大提升。第三，和谐社会的关系协调。因为生产资料已成为社会占有，社会实行了各种社会化生产，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第四，和谐社会是“自由联合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因为没有了国家，没有差别，“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未来和谐社会不仅是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还要有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进而达到文化的和谐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理想目标。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从文化方面看，这个价值体系至少应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指导思想

1．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这是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

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我们惟一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含义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毛泽东同志讲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江泽民同志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作到两条，一是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二是必须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这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靠这个指导思想取得胜利的。这方面，要记取的是苏联和东欧因指导思想的混乱导致剧变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厦的设计方向，是决定大方向、大框框的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改变文化的性质，也许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谐的，但决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和谐文化。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并不否认其他优秀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它表明了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多元化的文化形式的关系，它无意取代其他类型的文化，更不是取消文化的多样化，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显示了和谐文化的结构复杂性。

由于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和社会思潮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问题在于，如何引导多元文化，使之成为和谐文化的有机成分。这关键是增强多元文化与一元指导思想的共性，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思想的新内涵，增强指导思想的现实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用一元化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性思想文化，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使其他优秀文化百花齐放而不是万家墨面，百家争鸣而不是万马齐喑，使指导思想在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平等竞争”。

第二个层次：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

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广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旗帜，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因而也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社会文化和谐了，就能人心凝聚，振奋精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共同的理想能够把亿万人民凝聚在和谐文化的旗帜下，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只是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别。

共同的理想信念是联系各种社会群体、超越具体利益关系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千人千面，众说不一，就不可能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谐。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个人境遇和命运的差异性、多样性、偶然性明显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也明显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共同理想的关注。特别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深化改革、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原有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进一步触及，社会利益关系将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将会加大，不同利益群体差距的扩大已经对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提出挑战。能否始终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精神支撑，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它担负着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柱、思想基础和智力支持的历史使命。先进文化能培养人的信念，锻造人的灵魂，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污染人们的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去占领，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坚决抵制落后的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蚀，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撑。

科技文化教育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想像，一个愚昧无知的社会谈不上任何和谐文化，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也不会有太多的和谐底蕴。科技昌明、教育兴盛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繁荣。科技文化不仅引导人们学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通过科学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但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决不能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只求形式而忽视内容，只求靓丽而忽视灵魂。那些颠倒荣辱的精神文化产品似乎没有政治倾向，只涉及个人情感、日常生活，却容易使人们丧失警惕，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事业起着釜底抽薪的有害作用，它们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腐蚀作用决不能低估。要通过各种道德实践活动和群众性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去。要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坚持“八荣八耻”导向，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八荣”、“八耻”的分野，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第三个层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心声统一起来，把主流文化导向作用与非主流文化的积极成分统一起来。无数事实表明，舆论导向正确，则文化和谐，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则文化不谐，是党和人民之祸。正确的文化导向，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必须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提高引导水平，形成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舆论。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就实现了文化和谐和社会和谐。

引导非主流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正是有了文化上的主次之分，才有文化的和谐相处问题。和谐文化尊重个性文化，它所强调的个性，是与集体性相和谐的个性，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宣扬的那种自私的个性；它所崇尚的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激励和鼓舞每个人在为国家的利益、为美好的理想锐意进取的丰富和完美的个性。各种文化、学说、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批评，争奇斗艳，互比高低，可以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但是，“百家”、“百花”无论怎样“鸣”和“放”，都不应该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抵触。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不是重合或平行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偏移度，甚至会有很大差别。这种“文化偏移”现象，一方面促使主流文化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从非主流文化中吸取新鲜的、合理的成分，从而得以保持一种动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主流文化随之偏离，冲击和动摇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不能忽视非主流文化的影响，要积极引导，为我所用，使之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不能武断地取消或消灭非主流文化，而要积极引导，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尊重文化个性，提倡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力戒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1.1摹仿论的内涵

关于摹仿论﹙Mimesis﹚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是文学批评中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一个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文学批评史是对这些论述的重复，只不过以不同的术语表达而已”［1］。柏拉图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的摹仿，而自然本身是对形式﹙Form﹚的摹仿，所以艺术是对复制品的再复制，摹仿并不能让我们理性地或更好地认识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家不仅仅是摹仿者，还是一个运用理性的创造者。摹仿不是让艺术品像镜子一样再现自然世界，而是通过某种媒介物﹙比如语言或颜料﹚来完善自然世界。因此，摹仿是一门技艺，一种知识，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目标，人类只有通过摹仿才能认识世界。当代学者马修•波托斯基﹙MatthewPotolsky﹚在《摹仿论》一书中认为文学领域有3种摹仿：修辞性的摹仿﹙RhetoricalImitation﹚、戏剧﹙Theatre﹚和现实主义﹙Realism﹚。贝尔西的批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密切，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乐观地相信通过语言和图像，人类能够准确完美地再现外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与现实主义联系最紧密的文学体裁是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它是当时法国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和龚古尔兄弟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则诞生了狄更斯和萨克雷这样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主义认为文学作品要以现实为基础，描写生活、反映生活，文学应该是对现实的典型表现。为此，现实主义注重在细节描写上准确地和外部现实相一致，逼真﹙verisimil-itude﹚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现实主义文学是复杂多样的，它也融合了其他非现实主义体裁，比如传奇和浪漫剧。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一个真花园，里面有虚构的蟾蜍。”［2］但是，不管有多复杂，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遵循一个隐含的前提：小说摹仿现实。这种观点认为现实预先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现实主义建立在一个潜在的共识上：现实存在于语言网络之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实体﹙historicalmateriality﹚，我们对这个实体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拓展和交流这种认识”［3］。

1.2贝尔西对摹仿论的批评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认为摹仿论是错误的。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物”，所以也无从“摹仿”。贝尔西没有这么极端，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没有﹙通常而言﹚怀疑世界的存在，他﹙她﹚们的焦虑是，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能很肯定地宣称自己已经了解了。”［4］71也就是说，问题不是“什么存在”，而是“什么可以说存在”。贝尔西不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也认为，若没有语言，存在亦无法被理解。没有语言，世界只是一块没有固定意义的疆域。它“可能被感知为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而语言将它划分成各个实体，这些实体在人的感知中似乎也成为自然的、各不相同的了”［5］57。也就是说，语言区分或者说划分﹙differentiate﹚了连续统一体，区分﹙differentiation﹚的结果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或者现实。在贝尔西看来，世界是有意义的，而意义只来源于语言，因此没有超越语言的世界。小说摹仿现实﹙世界﹚，等于小说摹仿通过语言建构起的现实﹙世界﹚，就等于小说摹仿了语言。由于小说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所以这种观点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是没有意义的。贝尔西的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能指﹚并不是一个外在事物的系统命名法﹙nomenclature﹚或标签，语言符号没有临摹或反映外部世界，它甚至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自身的否定区分性﹙negativedifferentia-tion﹚对感知进行区分，并由此产生意义。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同一性时举了街道的例子：“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还仍不失为同一条道路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6］也就是说，此街道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和另一街道名称的关系———否定的、相互不同的关系，而不是来源于构成此街道的物质材料。因此意义和物质世界无关，而是来源于语言系统本身。

1.3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

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源头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是索绪尔的思想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采纳的故事，尤其是被二战后的法国人”［4］10。同时，她认为后结构主义并非一个思想运动，也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后结构主义被用于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组理论，它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和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践是指意义的生成和再生成。”［4］5从这个角度讲，它首先是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论，然后才是文学和文化批评。索绪尔认为符号由所指和能指组成，所指和能指都是非物质的心理现象，能指是指音响形象﹙soundpattern﹚，所指是一种概念﹙concept﹚；语言则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对索绪尔而言，语言符号是完全非物质性的———尽管他不喜欢用‘抽象’来形容它”［7］。索绪尔认为书写是独立的、次要的和附属的符号系统，和书写相对应的是音响，而不是概念。因此，书写和言语﹙音响﹚的关系就如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德里达的话说，书写是“符号的符号”﹙asignofasign﹚［8］。后结构主义和贝尔西都拓展了能指的范围，认为书写也是一种能指。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说道：“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由一个能指﹙音响形象或书写形状﹚和一个所指﹙概念﹚构成的。”［5］54在《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中，她进一步说道：“索绪尔把符号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能指，声音，单词，短语或者相对应的图像；其二是所指，即符号的意义。”［4］11贝尔西其实是延伸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由此，贝尔西认为语言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所有的表意系统﹙signifyingsystems﹚，除了单词和图像，还包括象征物。相应的，“意义并非只来源于单词，图像、地图、交通信号灯和手势都有意义不管这些指示物是说出的、写下的、画出的或物质的，这些指示物都在表达意义，而我们要学会解读这些意义”［9］44。肯定能指的物质化是贝尔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标志着她的思想属于后结构主义。同时，肯定能指的物质化也为贝尔西后来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打下基础。

2颠覆表现论———语言和主体

2.1表现论的内涵

如果作品的意义不是来源于现实，那么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在作者那里吗？表现论﹙Expres-sivetheory﹚就持此观点。表现论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可靠来源。表现论的兴趣聚焦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从作者到作品。为了了解作品，它常常去了解作者的家庭情况、性取向、婚姻、工作、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阶层等。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的传记批评《英国诗人的个人生活》﹙TheLivesoftheEnglishPoets﹚是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除了传记批评，表现论还包括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和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表现论的出现和“作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缪斯的代言人，灵感来源于缪斯，疯狂的诗人只是诗歌的吟诵者﹙rhapsodist﹚，这种观点当然和古希腊口头文学的传统有关系，这时的作者﹙诗人﹚没有原创性。中世纪的作者主要是指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他们扮演了好几种角色：誊写者﹙scriptor﹚、编辑者﹙com-pilator﹚、评论者﹙commentator﹚和写作者﹙auctor﹚。他们总算获得一些威信，但是这种威信追根溯源是来自于上帝，而非作者本人。因此，中世纪的作者虽然受到尊敬，但也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原创性。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和15世纪末出现的活字印刷有关系。虽然一些作家认为印刷术玷污了手稿书写的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术满足了图书市场发展的需求，给作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为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同时，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导致版权的出现，英国在1710年第一次通过版权保护法，即所谓的安妮法﹙StatuteofAnne﹚，完成了版权从印刷特权到作者权利的变革。版权的发明肯定了一种新思维：作者是书籍这种特殊商品的创作者，因此也是它的所有者。这种思维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声望，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在18世纪晚期终于形成。把“作者”推到巅峰地位的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亦受到洛克﹙Locke﹚经验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的获取只能通过个人对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这决定了浪漫主义诗人对作者，尤其是诗人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因此，我仍如往日，喜爱草原、森林和崇山峻岭，喜爱这绿色世界的百态千姿，喜爱我耳目所及的森罗万象———其中，有仅凭耳目察觉的，也有经过加工再造的。”［10］耳目的功能不仅是“察觉”，而且还能“加工再造”，这凸显出作者﹙诗人﹚的强大力量。“柯尔律治甚至认为‘什么是诗？’和‘什么是诗人？’几乎是相同的问题。”［11］在研究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Abrams﹚认为18世纪英国的文学创作模式不再认为作品是对自然的反映或者对前人的模仿，而是强调作者就像一盏发出光芒的灯，是作品形成的唯一来源。“面对大自然举起的镜变得透明了，让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诗人的思想和心灵。”［12］于是，作者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原创性的天才，甚至神灵。作者﹙author﹚变成权威﹙authority﹚，成为理解作品意义的唯一仲裁人。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作者”这个概念影响了我们如何阅读和评价作品。

2.2贝尔西对表现论的批评

20世纪以来，不少文学理论试图表现论，比如韦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1954年提出的“意图谬误”和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读者批评理论。但是，在贝尔西看来，二者都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她认为只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才真正达到此目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批评了表现论：对语言﹙能指﹚的理解既不能参照客观世界，也不能参照所指﹙概念﹚；意义是能指指向另外一个不同的能指时留下的痕迹﹙trace﹚，而不是来源于作者的意识；由于所指一直被延异，无法触及，所以文本本身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并不是贝尔西关注的重点，1980年出版的《批评的实践》中就没有关于德里达的章节，和德里达相关的章节是在2002年的第2版中才被添加进去。贝尔西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的“主体”理论了表现论，“主体”﹙subject﹚是西方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往往会在某些观点上有极端的一面，但是在这些观点中，关于主体的论述是最令人愤概的﹙scandalous﹚。”［4］65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为了维持这种直接关系而产生的话语、图像和概念，我们生活在这种表象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表象来认识世界。但是这种认识乃是一种误识，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误识了这个意识形态中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无意识里想要这么做。意识形态通过询唤﹙hailorinterpellate﹚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意识形态并非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法语原文“interpeller”有两个意思：第一，召唤，大声叫某人；第二，询问，质询。意识形态既引诱我们又强迫我们。意识形态以主体为基础，二者互相依存。阿尔都塞认为“除非通过主体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13］。而只有意识形态才具有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甘愿选择了他们融入这个社会所必须接受的主体地位，成为主体﹙sub-ject﹚。“subject”这个英文单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第一，自我，主体，主观；第二，臣民，臣服者。主体误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其实主体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支配，是一个臣服者。贝尔西认为作者就是主体，作者貌似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则不是。贝尔西也认同拉康的思想，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个体只有在“象征界”﹙广义的语言﹚中采用了主置———即认为自己是万物之源、是自主的，这个主体才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来源于主体，主体由语言组成，因此，意义来源于语言，而不是主体的意识。由此，贝尔西认为作为主体的作者既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作品本身意义的来源，表现论因此是错的。

2.3贝尔西的“主体”批评观

拉康认为个体一进入象征界﹙语言﹚形成主体，主体就必然是分裂的。贝尔西接受了此观点，她说道：“个体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的分裂。在‘镜像阶段’，婴儿把自身认作别的东西，一个映象，外在于她这个感知的自我，由此造成被感知的我和正在感知的我的必然分裂。进入语言后，又必然出现强化第一种分裂的第二种分裂，即话语中的我、叙述主体与讲话者的我、表述主体之间的分离。这样就有了意识自我（即在话语中出现的自我）和说话者自我（只有部分地在那里表现）之间的矛盾。”［5］85“分裂的主体”这个思想给贝尔西的文学批评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贝尔西偏爱富有分裂的主体的文学。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中有很多分裂的主体，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对统一的主体这种观念心存疑虑，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就成了贝尔西早期研究的重点。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列举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波兹沃斯战役前夜从一个预言他死亡的噩梦中醒来时说的话：“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5］111112贝尔西认为这段独白中的句法将自身既视为主体又视为客体，其中的肯定﹙“我就是我”﹚和矛盾﹙“没有———有”，“我在乱说了；我不是”﹚都表明作为意义和行为来源的主体是分裂的。她的这种思想在1985年出版的《悲剧的主体：文艺复兴戏剧中的同一和差异》一书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论述。第二，贝尔西提出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贝尔西认为读者也是主体，但是她认为读者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轻易地屈从于意识形态和作品内容的蒙蔽。拉康认为主体在被建构的同时，无意识也被建构并存在于主体分裂时形成的缝隙中。无意识是一种破坏意识形态控制的潜在力量，这使作为主体的作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积极的读者”这个概念强调了“具体的个体和构成他们主体性的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5］5。

3阅读的策略：无意识和积极的读者

3.1现实主义的“询唤”

在贝尔西看来，读者在阅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却把读者询唤为主体，排除了让读者直接面对文本中的矛盾的可能性。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一书中以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批评了它的询唤功能，这种询唤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小说中的人物询唤读者，使之产生共鸣。比如阅读完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后，读者会觉得自己像科波菲尔一样是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是自己命运的最终控制者。第二，小说中的叙述者询唤读者。比如在《简•爱》中，叙述者就用“你”直接询唤读者，使之成为主体，读者通过主体的视角消解小说中叙事的矛盾，叙事于是显得合情合理。在贝尔西看来，这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5］89，也就是说，除了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也是主体。主体性是古典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古典现实主义完成了意识形态交付的任务，“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一个作为意义、知识和行动来源的始终如一的主体世界，而且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作为理解和与理解一致的行动的来源的主置”［5］88。

3.2贝尔西的阅读策略

虽然贝尔西强烈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但是她并不认为仅仅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是充满意识形态的、误导的，所以它就是坏的。贝尔西认为读者自己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简单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蒙蔽，这样即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也能产生不同的读法。贝尔西认为积极的读者在阅读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上，就如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病人﹙精神分析对象﹚的谈话﹙utterances﹚时并没有轻信谈话的主题内容一样。因为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谈话的主题内容是精神分析对象无意识里设计好了来误导精神分析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对象自己，以便逃避无意识里待解决的问题，拉康认为这些待解决的问题是无法或者不准满足的欲望。贝尔西认为文学阅读和精神分析一样，积极的读者要去寻找文本中存在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的不完全性，它明显显示但未能描述的省略，尤其是它的矛盾性”［5］137。这些东西无意间暴露出文本未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担忧，即使是古典现实主义，它在企图生产一个连贯的虚构世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不连贯性和矛盾性。因此，即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积极的读者也能读出有意义的内容。贝尔西认为这种阅读法的典型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古典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萨拉西纳》﹙Sarrasine﹚的阅读。

4结语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原型，人文主义，悲剧性

 

《李尔王》是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因其无与伦比的崇高和悲剧美，自20世纪以来被广大莎评家誉为莎翁的四大悲剧之首。布雷德利指出，“《李尔王》历来被公认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最杰出的剧本和最充分表现诗人多才多艺的悲剧，要是只能保留一部戏剧，也许大多数莎士比亚学者会要求保留《李尔王》。”[1]许多评论家认为20世纪《李尔王》已经取代《哈姆雷特》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然而，大多数莎评家们对此剧悲剧价值的鉴定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理想的破灭或君主个人的毁灭。如果仅仅从此层面分析，其悲剧价值就缺少了普世的意味，难以把握其“深度模式”。事实上这一悲剧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家庭的范围，具有更广阔的社会画面，它展现了新旧交替时代人性趋向的迷失和社会伦理的颠覆，它最终消解了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从而引发出对人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和探索，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所揭示的这种最普遍也最深刻的主题思想。

“深度模式”（deep structure）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为基础的、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它是一种在现象底层具有深度的东西。“文学作品的全部表面特征都可以简化为一种本质，一个贯穿作品所有方面的单一的中心意义，这个本质就是‘深度模式’而不再是作者或圣灵的思想。文本实际上是该深度模式的‘副本’。”[2]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是在试图说明在《李尔王》中存在着类似的二元对立，并进而指出这样的二元对立对理解这个悲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尔王》剧中的人物可谓阵线分明，正义和邪恶人物在经过先后亮相和反复站队后，划分为两个阵营。高纳里尔、里根、康华尔、爱德蒙、奥斯华德是邪恶分子。考狄俐娅、爱德伽和肯特是善良的人。高纳里尔和里根在李尔大权在握的时候，花言巧语人文历史论文，极其“孝顺”，而在李尔把国土、王权分给他们以后便开始作威作福，原形毕露，把生身之父看作多余累赘，在暴风之夜将其赶出家门，她们在家中对自己的父亲和同胞姐妹刻薄无情，对自己的丈夫也毫无信义可言，对别人更残酷无情，鞭打残害仆人，迫害大臣，挖掉葛罗斯特的眼珠。两姐妹彼此之间还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免费论文下载。爱德蒙是利己主义的代表，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他先是捏造了一封假信陷害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伽，使轻信的父亲上当受骗，使爱德伽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以乞讨为生，随后，他为了夺取父亲的产业和爵位，向同样野心勃勃、狡诈凶残的康华尔告发父亲暗中帮助李尔联络外国军队的事借以邀功请赏，不惜置父亲于死地，欲壑难填，野心不断膨胀，他既而有意勾引高纳里尔和里根企图进一步夺取皇权。

而考狄俐娅、爱德伽、肯特是仁爱、正直、善良的人，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者。正面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考狄俐娅，她出场次数不多，却是黑暗中的太阳，把人心温暖照亮。她忠厚、仁爱、热诚、质朴，具有高贵的天性和品质。她似温柔的天使，以无限热爱对待曾无情抛弃她的老父亲，以满怀的的仁慈眷顾世上万物。爱德伽忠厚老实，被弟弟陷害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而他对父亲葛罗斯特并无怨恨，当葛罗斯特被剜去双眼绝望自杀之时，他极为耐心地帮助和开导瞎眼的父亲。而李尔在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幡然悔悟，忏悔了自己以往的罪恶，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觉悟到权利和地位纯属幻影，除了真诚的爱，大千世界空无一物。

在剧中正义和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考狄俐娅纯洁崇高与高纳里尔、里根的龌龊情欲，爱德伽的虔诚与爱德蒙的贪婪，肯特的忠诚与奥斯华德的唯利是图，奥本尼的仁慈与康华尔的残暴，李尔清醒时的昏庸和发疯时智人文历史论文，葛罗斯特失明后的幡然悔悟和之前的轻率刚愎，法兰西国王的高尚与勃勆第公爵的卑鄙等等。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运用的二元对立原则并非局限于人物性格方面，整部剧中还贯穿着其他各种二元对立组合模型，如生与死、悲泣与欢笑、得与失、沉默与有声、纯真的爱与强烈的恨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规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为人们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依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德终有回报。而《李尔王》却以善良的考狄俐娅被缢死狱中，李尔也在打死狱吏之后因绝望而死作为全剧的收场。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安排李尔和考狄俐娅失败和死亡的结局呢？

我们可以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来分析这个故事。莎士比亚其实巧妙地重述了一个“灰姑娘”故事或者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变体，它已经不属于某一时代，而属于任何时代。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说到，“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3]事实上，《李尔王》是根据古代不列颠的传说而写成的悲剧，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不仅丰富了他的想象力，而且为其创造提供了广博的素材。《李尔王》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民间故事《盐一样的爱》（Love Like Salt），尤其是开幕的“考爱”一场，在原故事中，国王要三个女儿表明对他的感情，他最宠爱的三女儿说她对他的爱“像盐一样”。这种回答令国王十分失望和恼怒，于是女主人公被逐并饱受磨难。故事中的女儿可视为考狄俐娅的原型，但这一故事最后以父女俩人和解团圆而告终。评论家奈茨曾说过：“《李尔王》是个具有普遍性的寓言剧，该剧的技巧是决定于需要的，他要以最大限度的逼真形象来表达人生造诣的某些永恒的东西。”[4]而莎士比亚将原故事中李尔王重返王位，父死后由考狄俐娅继位改为使父女提前都死在爱德蒙之手。将童话里皆大欢喜的结局变成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结局，这种对原有神话原型的否定可以说是《李尔王》的“深度模式”。通过善与恶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故事最终结局与“灰姑娘”神话原型的相背离，莎士比亚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的悲剧性命运，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人文主义的非终极性，而这种悲剧性的结尾也正是《李尔王》的深层意义所在。

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剧中他塑造了体现他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考狄俐娅，人们常常把她看作莎翁笔下最动人的理想人物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真诚、善良、美丽的化身却不为自己的父亲所容，被迫去国离乡，最后伴随着一抹白绫香消玉殒。莎士比亚就这样把自己的理想与希望生生捏碎，扬弃。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变革、激荡的时代，新旧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冲突，裹挟其中的人们面临着多种选择，进退维谷。伴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更注重自己价值和欲望的实现，但在实现的过程中，难免与他人或社会、国家的利益形成不能克服的矛盾，而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则意味着对他人犯罪。这种利己主义的过度膨胀，则造成罪恶的泛滥免费论文下载。理想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总显得非常脆弱人文历史论文，在欲望和势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人文主义的理想虽然贯穿莎士比亚整个一生，但他对人文主义的倾向性却前后很不一样。早年他对人文主义充满了信心，坚信人文主义有辉煌的前程，认为“只要依靠忠诚于国家的贤明公正的君主就可以实现普破案和谐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国家繁荣富强。”[5]但到17世纪初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特被是詹姆斯一世上台以后，社会更加黑暗，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当时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伏着谋逆；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6]这是一个罪恶丛生的可怕世界。

许多研究表明荒诞派戏剧与莎士比亚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柯特指出《李尔王》一剧具有非常现代的内容，已经具有荒诞戏剧的雏形。”[7]《李尔王》已经传达出约内斯库在《无偿的杀人犯》中的思想：我们都的死，这是唯一的严肃的异化。《等待戈多》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瞎子波，一个是哑巴拉基。弗拉基米尔问：“口袋里装的是什么？”瞎子说：“沙子。”他们都仿佛是从《李尔王》中脱胎而来。如果没有考狄俐娅，那么李尔王的下半部就是一部《等待戈多》，考狄俐娅就是戈多；两部剧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让考狄俐娅上场了，而贝克特没有。可是考狄俐娅仅仅是昙花一现，莎士比亚之所以安排考狄俐娅与李尔王都死去的情节，是表明自己所理解的人的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的人类正在寻找自我的解放，他们面临着许多困惑，李尔的呐喊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究，然而，人追求美好价值的努力总也无法如愿以偿，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乐观主义的、正义的努力是徒然的、艰辛的，往往收效甚微，这也正是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对人类普遍精神悲剧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 布雷德利. 莎士比亚悲剧[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3]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奈茨. 李尔王[A].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吴郎. 外国文学[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英]莎士比亚. 李尔王：英汉对照[M].朱生豪，译. 外文出版社，1998.

[7] Dryden人文历史论文，John. AnEssay of Dramatic Poesy，1688，p.187.

KingLear: A Somber Song of the Humanist

—An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CUIYan

[Abstract] Opinions vary greatly about the overallmeaning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King Lea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interpretit by means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Key words] binary opposition; deep structure; archetype; humanism; tragic

上接（P73）

此外，游博文在回忆自己初到澳大利亚为海边酒店提供设计时，卡斯特罗从旁观者的角度说到，“对于那些在酒店工作的本地人而言，他（游博文）漂泊不定，好多次他们（本地人）冲他大喊，他只不过是个外来者”（卡斯特罗，2003：7）。路易斯死后游博文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则说明了在新的文化中重新建构自我文化属性的成功，如当游站在海边酒店的屋顶下看着自己的建筑作品，他感觉到“自己好像穿过了一道门，在门的那一边，他再没有什么可掩饰了”（卡斯特罗，2003：151）。

由此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在对待个体文化属性的问题上，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在小说的叙述中，卡斯特罗站在文化认同的立场上，强调了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个体与所处文化的不稳定交集，游博文这个个体源自中国的背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和当地文化相混杂，文化的混杂性消除了中澳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属性，从而产生崭新的个体属性，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Castro， Brian.After China [M]. Adelaide: Lythrum Press， 2003.

[2]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访谈录[J]. 译林， 2004，4.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原型，人文主义，悲剧性

 

《李尔王》是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因其无与伦比的崇高和悲剧美，自20世纪以来被广大莎评家誉为莎翁的四大悲剧之首。布雷德利指出，“《李尔王》历来被公认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最杰出的剧本和最充分表现诗人多才多艺的悲剧，要是只能保留一部戏剧，也许大多数莎士比亚学者会要求保留《李尔王》。”[1]许多评论家认为20世纪《李尔王》已经取代《哈姆雷特》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然而，大多数莎评家们对此剧悲剧价值的鉴定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理想的破灭或君主个人的毁灭。如果仅仅从此层面分析，其悲剧价值就缺少了普世的意味，难以把握其“深度模式”。事实上这一悲剧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家庭的范围，具有更广阔的社会画面，它展现了新旧交替时代人性趋向的迷失和社会伦理的颠覆，它最终消解了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从而引发出对人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和探索，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所揭示的这种最普遍也最深刻的主题思想。

“深度模式”（deep structure）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为基础的、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它是一种在现象底层具有深度的东西。“文学作品的全部表面特征都可以简化为一种本质，一个贯穿作品所有方面的单一的中心意义，这个本质就是‘深度模式’而不再是作者或圣灵的思想。文本实际上是该深度模式的‘副本’。”[2]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是在试图说明在《李尔王》中存在着类似的二元对立，并进而指出这样的二元对立对理解这个悲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尔王》剧中的人物可谓阵线分明，正义和邪恶人物在经过先后亮相和反复站队后，划分为两个阵营。高纳里尔、里根、康华尔、爱德蒙、奥斯华德是邪恶分子。考狄俐娅、爱德伽和肯特是善良的人。高纳里尔和里根在李尔大权在握的时候，花言巧语人文历史论文，极其“孝顺”，而在李尔把国土、王权分给他们以后便开始作威作福，原形毕露，把生身之父看作多余累赘，在暴风之夜将其赶出家门，她们在家中对自己的父亲和同胞姐妹刻薄无情，对自己的丈夫也毫无信义可言，对别人更残酷无情，鞭打残害仆人，迫害大臣，挖掉葛罗斯特的眼珠。两姐妹彼此之间还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免费论文下载。爱德蒙是利己主义的代表，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他先是捏造了一封假信陷害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伽，使轻信的父亲上当受骗，使爱德伽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以乞讨为生，随后，他为了夺取父亲的产业和爵位，向同样野心勃勃、狡诈凶残的康华尔告发父亲暗中帮助李尔联络外国军队的事借以邀功请赏，不惜置父亲于死地，欲壑难填，野心不断膨胀，他既而有意勾引高纳里尔和里根企图进一步夺取皇权。

而考狄俐娅、爱德伽、肯特是仁爱、正直、善良的人，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者。正面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考狄俐娅，她出场次数不多，却是黑暗中的太阳，把人心温暖照亮。她忠厚、仁爱、热诚、质朴，具有高贵的天性和品质。她似温柔的天使，以无限热爱对待曾无情抛弃她的老父亲，以满怀的的仁慈眷顾世上万物。爱德伽忠厚老实，被弟弟陷害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而他对父亲葛罗斯特并无怨恨，当葛罗斯特被剜去双眼绝望自杀之时，他极为耐心地帮助和开导瞎眼的父亲。而李尔在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幡然悔悟，忏悔了自己以往的罪恶，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觉悟到权利和地位纯属幻影，除了真诚的爱，大千世界空无一物。

在剧中正义和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考狄俐娅纯洁崇高与高纳里尔、里根的龌龊情欲，爱德伽的虔诚与爱德蒙的贪婪，肯特的忠诚与奥斯华德的唯利是图，奥本尼的仁慈与康华尔的残暴，李尔清醒时的昏庸和发疯时智人文历史论文，葛罗斯特失明后的幡然悔悟和之前的轻率刚愎，法兰西国王的高尚与勃勆第公爵的卑鄙等等。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运用的二元对立原则并非局限于人物性格方面，整部剧中还贯穿着其他各种二元对立组合模型，如生与死、悲泣与欢笑、得与失、沉默与有声、纯真的爱与强烈的恨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规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为人们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依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德终有回报。而《李尔王》却以善良的考狄俐娅被缢死狱中，李尔也在打死狱吏之后因绝望而死作为全剧的收场。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安排李尔和考狄俐娅失败和死亡的结局呢？

我们可以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来分析这个故事。莎士比亚其实巧妙地重述了一个“灰姑娘”故事或者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变体，它已经不属于某一时代，而属于任何时代。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说到，“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3]事实上，《李尔王》是根据古代不列颠的传说而写成的悲剧，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不仅丰富了他的想象力，而且为其创造提供了广博的素材。《李尔王》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民间故事《盐一样的爱》（Love Like Salt），尤其是开幕的“考爱”一场，在原故事中，国王要三个女儿表明对他的感情，他最宠爱的三女儿说她对他的爱“像盐一样”。这种回答令国王十分失望和恼怒，于是女主人公被逐并饱受磨难。故事中的女儿可视为考狄俐娅的原型，但这一故事最后以父女俩人和解团圆而告终。评论家奈茨曾说过：“《李尔王》是个具有普遍性的寓言剧，该剧的技巧是决定于需要的，他要以最大限度的逼真形象来表达人生造诣的某些永恒的东西。”[4]而莎士比亚将原故事中李尔王重返王位，父死后由考狄俐娅继位改为使父女提前都死在爱德蒙之手。将童话里皆大欢喜的结局变成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结局，这种对原有神话原型的否定可以说是《李尔王》的“深度模式”。通过善与恶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故事最终结局与“灰姑娘”神话原型的相背离，莎士比亚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的悲剧性命运，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人文主义的非终极性，而这种悲剧性的结尾也正是《李尔王》的深层意义所在。

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剧中他塑造了体现他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考狄俐娅，人们常常把她看作莎翁笔下最动人的理想人物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真诚、善良、美丽的化身却不为自己的父亲所容，被迫去国离乡，最后伴随着一抹白绫香消玉殒。莎士比亚就这样把自己的理想与希望生生捏碎，扬弃。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变革、激荡的时代，新旧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冲突，裹挟其中的人们面临着多种选择，进退维谷。伴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更注重自己价值和欲望的实现，但在实现的过程中，难免与他人或社会、国家的利益形成不能克服的矛盾，而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则意味着对他人犯罪。这种利己主义的过度膨胀，则造成罪恶的泛滥免费论文下载。理想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总显得非常脆弱人文历史论文，在欲望和势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人文主义的理想虽然贯穿莎士比亚整个一生，但他对人文主义的倾向性却前后很不一样。早年他对人文主义充满了信心，坚信人文主义有辉煌的前程，认为“只要依靠忠诚于国家的贤明公正的君主就可以实现普破案和谐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国家繁荣富强。”[5]但到17世纪初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特被是詹姆斯一世上台以后，社会更加黑暗，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当时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伏着谋逆；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6]这是一个罪恶丛生的可怕世界。

许多研究表明荒诞派戏剧与莎士比亚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柯特指出《李尔王》一剧具有非常现代的内容，已经具有荒诞戏剧的雏形。”[7]《李尔王》已经传达出约内斯库在《无偿的杀人犯》中的思想：我们都的死，这是唯一的严肃的异化。《等待戈多》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瞎子波，一个是哑巴拉基。弗拉基米尔问：“口袋里装的是什么？”瞎子说：“沙子。”他们都仿佛是从《李尔王》中脱胎而来。如果没有考狄俐娅，那么李尔王的下半部就是一部《等待戈多》，考狄俐娅就是戈多；两部剧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让考狄俐娅上场了，而贝克特没有。可是考狄俐娅仅仅是昙花一现，莎士比亚之所以安排考狄俐娅与李尔王都死去的情节，是表明自己所理解的人的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的人类正在寻找自我的解放，他们面临着许多困惑，李尔的呐喊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究，然而，人追求美好价值的努力总也无法如愿以偿，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乐观主义的、正义的努力是徒然的、艰辛的，往往收效甚微，这也正是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对人类普遍精神悲剧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 布雷德利. 莎士比亚悲剧[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3]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奈茨. 李尔王[A].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吴郎. 外国文学[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英]莎士比亚. 李尔王：英汉对照[M].朱生豪，译. 外文出版社，1998.

[7] Dryden人文历史论文，John. AnEssay of Dramatic Poesy，1688，p.187.

KingLear: A Somber Song of the Humanist

—An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CUIYan

[Abstract] Opinions vary greatly about the overallmeaning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King Lea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interpretit by means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Key words] binary opposition; deep structure; archetype; humanism; tragic

上接（P73）

此外，游博文在回忆自己初到澳大利亚为海边酒店提供设计时，卡斯特罗从旁观者的角度说到，“对于那些在酒店工作的本地人而言，他（游博文）漂泊不定，好多次他们（本地人）冲他大喊，他只不过是个外来者”（卡斯特罗，2003：7）。路易斯死后游博文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则说明了在新的文化中重新建构自我文化属性的成功，如当游站在海边酒店的屋顶下看着自己的建筑作品，他感觉到“自己好像穿过了一道门，在门的那一边，他再没有什么可掩饰了”（卡斯特罗，2003：151）。

由此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在对待个体文化属性的问题上，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在小说的叙述中，卡斯特罗站在文化认同的立场上，强调了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个体与所处文化的不稳定交集，游博文这个个体源自中国的背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和当地文化相混杂，文化的混杂性消除了中澳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属性，从而产生崭新的个体属性，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Castro， Brian.After China [M]. Adelaide: Lythrum Press， 2003.

[2]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访谈录[J]. 译林， 2004，4.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长期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现象称为“均势”，在无政府状态下与市场进行类比是均势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过沃尔兹的研究，我们发现，构建一种没有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构造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有关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这和市场经济是非常接近的，国际政治系统在根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也是个人主义的。与国际结构一样，市场的建立与维护也根源于每个单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个单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这种理论利用无形的手来调配市场资源，把国际政治构造比作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沃尔兹的理论假设有一条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系统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种领域当中都可以使用构造的含义。经过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在类似的领域中。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些独立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政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

四、结语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1篇

初中化学由于是化学启蒙阶段，主要是普及性知识介绍，因而学生较易掌握，考试分数也较高。而高中化学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强调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难度与深度增加，部分学生感到化学难学，有一定的学习困难，再加上考试成绩的刺目低分和那作业批改中的可怕的大红“×”，以及在课堂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伤害到学生的学习信心。倘若在课堂上学生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严厉的教师采取的是批评教育，大多数教师比较宽容，会请其他同学回答，而很少去了解是什么原因或提出建议，从而实施了“冷暴力”。从而造成学生兴趣降低，畏难情绪增加，少数同学厌恶化学学习，逐渐放弃化学的学习。足以可见，科学而有针对性的评价的重要性。仔细分析本因，其实是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其一，由教师单一进行评价，不重视评价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没有给予科学的评价；其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简单与粗暴，学生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分数以及“√”与“×”，课堂提问也主要是集中于知识的回顾，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评价只在于结果的对与错，不会考虑学生思维的评价及运用知识能力的评判。这与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构建适合高中化学教学的评价体系很有意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克服畏难情绪，提高教学效果。

二、构建科学的高中化学评价体系

高中化学的评价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过程性，评价体系应是多元化和多主性的。评价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长。

1.评价方式应是多元化的，使评价更真实。

学生是一个群体，个性差异较大，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师的评价切忌千人一面，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评价。（1）评价目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价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因人而宜，实事求是给出每个学生的评价目标，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及表现，要制定学生所能到达的目标，从而激励学生进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所预定的评价目标。（2）评价方法的多样性。目前，评价方法多采用常规作业、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上课提问的方式，这些传统的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方法应更加全面和科学，如自主评价、访谈评价、家长和同学评价、实践评价等。在常规的考试方法上也应改革与创新。教师在考评高中化学知识时，应把知识寓于真实的生活、科研及生产背景中，注重问题与实际的联系，加大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在平常练习中，应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设定多组练习，由学生自主选定完成，在考试时也应设定必做题和选做题，使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评价体系构建的多主性，让评价更全面。

传统评价是由教师单方面进行，这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的评价体系是相悖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参与者为主的，要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家长、同班同学都应参与评价，改变教师单一评价的片面性，使评价更具合理性和全面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的做法是：（1）要求学生自主评价。教师进行完教学单元教学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评价及对教师的教学提出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单元知识点掌握、自我评价、学习目标、完成程度、进步方面、存在问题、改进办法、教学建议等。（2）同学评价和家长建议。每一学期结束都要求学生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上课纪律、作业情况、相互学习等方面，家长应就学生在家庭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

3.评价应注重学习的过程性，建立学生的成长档案。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的评价应贯彻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应密切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的评价应指出学生的进步与不足，应从知识再现、能力提高、知识运用等方面及时给出评价。单元测验后，针对每一个学习单元，应对学生的学心态度、学习方法和技能，给出准确的评价和合理化建议。每一学期及每一学年的结束，教师应对知识点的掌握、方法论的建立、思维能力的提高、学习中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教师应以欣赏的态度鼓励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4.评价的本质在于评价的发展性，激励学生进步。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2篇

初中化学由于是化学启蒙阶段，主要是普及性知识介绍，因而学生较易掌握，考试分数也较高。而高中化学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强调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难度与深度增加，部分学生感到化学难学，有一定的学习困难，再加上考试成绩的刺目低分和那作业批改中的可怕的大红“×”，以及在课堂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伤害到学生的学习信心。倘若在课堂上学生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严厉的教师采取的是批评教育，大多数教师比较宽容，会请其他同学回答，而很少去了解是什么原因或提出建议，从而实施了“冷暴力”。从而造成学生兴趣降低，畏难情绪增加，少数同学厌恶化学学习，逐渐放弃化学的学习。足以可见，科学而有针对性的评价的重要性。仔细分析本因，其实是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其一，由教师单一进行评价，不重视评价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没有给予科学的评价；其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简单与粗暴，学生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分数以及“√”与“×”，课堂提问也主要是集中于知识的回顾，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评价只在于结果的对与错，不会考虑学生思维的评价及运用知识能力的评判。这与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构建适合高中化学教学的评价体系很有意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克服畏难情绪，提高教学效果。

二、构建科学的高中化学评价体系

高中化学的评价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过程性，评价体系应是多元化和多主性的。评价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长。

1.评价方式应是多元化的，使评价更真实。

学生是一个群体，个性差异较大，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师的评价切忌千人一面，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评价。（1）评价目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价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因人而宜，实事求是给出每个学生的评价目标，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及表现，要制定学生所能到达的目标，从而激励学生进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所预定的评价目标。（2）评价方法的多样性。目前，评价方法多采用常规作业、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上课提问的方式，这些传统的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方法应更加全面和科学，如自主评价、访谈评价、家长和同学评价、实践评价等。在常规的考试方法上也应改革与创新。教师在考评高中化学知识时，应把知识寓于真实的生活、科研及生产背景中，注重问题与实际的联系，加大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在平常练习中，应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设定多组练习，由学生自主选定完成，在考试时也应设定必做题和选做题，使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评价体系构建的多主性，让评价更全面。

传统评价是由教师单方面进行，这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的评价体系是相悖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参与者为主的，要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家长、同班同学都应参与评价，改变教师单一评价的片面性，使评价更具合理性和全面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的做法是：（1）要求学生自主评价。教师进行完教学单元教学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评价及对教师的教学提出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单元知识点掌握、自我评价、学习目标、完成程度、进步方面、存在问题、改进办法、教学建议等。（2）同学评价和家长建议。每一学期结束都要求学生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上课纪律、作业情况、相互学习等方面，家长应就学生在家庭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

3.评价应注重学习的过程性，建立学生的成长档案。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的评价应贯彻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应密切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的评价应指出学生的进步与不足，应从知识再现、能力提高、知识运用等方面及时给出评价。单元测验后，针对每一个学习单元，应对学生的学心态度、学习方法和技能，给出准确的评价和合理化建议。每一学期及每一学年的结束，教师应对知识点的掌握、方法论的建立、思维能力的提高、学习中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教师应以欣赏的态度鼓励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4.评价的本质在于评价的发展性，激励学生进步。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理论体系

近来，思想理论界正在研究和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总的来看，目前的讨论还局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如何编排上，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却关注不够，这使得讨论难以进一步深人下去。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马克思主义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如此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

(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结构的构建为基础。

1．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再现，是理论联系实际、思维把握具体的进程和环节的体现。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理论逻辑结构的建立有几个要素：第一，要找到一个适宜的逻辑起点范畴。这个逻辑起点范畴是反映事物最普遍的、一般的规定的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它是事物历史的和现实的起点，它包含着事物生成发育的胚芽。“第二，要有一个理论主题或理论主线。

这是全部理论所围绕、回答和解决的中心问题。第三，要找到体现理论主线的统治范畴或中心范畴，统治范畴在全部理论范畴和全部理论内容中占有统领性的地位，起统摄性的作用。中心范畴是全部理论范畴和理论内容所围绕的逻辑中心。第四，围绕理论主线和逻辑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逐步递进的理论范畴和基本原理，要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构建起各个理论范畴和原理之间的理论逻辑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了一个以商品范畴为起点，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主线、以资本为统治范畴、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的科学的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树立了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应遵循马克思构建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方法。

2．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都贯彻遵循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理论逻辑结构。由于研究对象、任务、主题的不同，由于揭示的规律不同，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的逻辑结构。初一看，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逻辑结构是大不一样的，但是，在表面上不同的逻辑结构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贯彻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马克思没有来得及阐述他所创立的全部理论所赖以贯彻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但这样一个内在逻辑结构无疑是存在的，它存在-丁马克思的思维之中，存在于马克思用理论把握、再现现实的进程之中。如果我们忠实地考察马克思整个理论研究生涯，认真地、仔细地查寻马克思理论思维发展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有个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一内在逻辑结构的逻辑起点范畴是人的存在，中心范畴是人的发展，主线是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结构用图示如下：

人的存在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人的存在有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个性存在等方面，但其本质在于社会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本质有两方面：一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存在不是静态的凝同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发展着的存在。实现人的自于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逻辑中心和主线。人的发展主要通过两方面途径实现：一是通过人的各方面实践活动，增强和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协调，影响人的发展。人的各方面关系协调状况，尤其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人在实践活动中发展的状态和程度。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还会造成劳动的异化，阻碍着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考察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并着力考察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各类实践活动领域特殊的历史性质、状态、实现程度和水平，其主要的活动领域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

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个组成部分所贯彻遵循的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任何具体的理论体系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为核心和基础，都要贯彻和遵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再现和把握一切客观现实的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体现，它可以包容各方面的科学的理论，可以认识和把握一切客观现实，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不仅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的整体性，而且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思维方式开拓新领域，进行新研究，可以发展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

2．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从理论逻辑结构人手。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并不直接等同于各个专门领域的具体的理论体系，各个专门领域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殊的范畴及特殊的逻辑联系。构建各专门领域的具体理论体系，首先要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特殊的理论范畴，并揭示其内在联系及形成具体领域的、特殊的理论逻辑结构。这就是：(1)从人的存在的现实背景和条件出发，抽象出反映人的存在本质的相应的起点范畴。(2)以人的发展为轴心，揭示出体现人的发展的特殊要求的中心范畴。(3)以人的特殊实践活动和特殊关系为主线，构建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结构。

3．在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扩展为相应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逻辑结构到理论体系还要对从起点范畴到中心范畴、从中心范畴到各个具体范畴的理论环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要进一步提出和阐述各个方面的具体范畴和具体的理论原理，由此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提出了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的理论逻辑结构，而且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和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原理和理论范畴，才得以在《资本论》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伟的理论大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现实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或现实形态，目前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的统一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的理论体系。但从理论逻辑结构来看，三者又不尽相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把三者整台在一起，将三者贯通起来，形成一个中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还应能包括未来新出现的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必须同时满足整体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开放性的总体要求。

2．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内容的中国化，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这就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逻辑结构的确立。“以人为本”提出了要以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体系，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达到了一致。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应当是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相一致的以人为本的逻辑结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构建。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中国化形态的基础之上，即以人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逻辑主线和中心范畴，并据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

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要求，起点范畴应当是标明人的存在的特殊条件、规定或本质的范畴。按照马克思构建理论逻辑结构的有关论述，理论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最一般的抽象的范畴，是研究对象的起点，它包含着研究对象内在矛盾的胚芽。从这些要求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明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与此相应，社会主义本质则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三个层面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这两个范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一般的规定作了最抽象的理论概括，从而也对我国现阶段关于人的存在的最一般的社会条件、社会规定和社会本质作了最抽象的理论概括，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抽象、最简单的起点范畴。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之间的矛盾，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的胚芽。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所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范畴符合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线，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是什么呢?这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心范畴是全部理论所围绕的轴心或核心，是贯彻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和灵魂，是支撑整个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中心范畴明确了，理论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结构、顺序，就好确定了。反之，中心范畴不明确，理论结构和体系必然是混乱无序的。《资本论》正是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才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应当是“以人为本”，下面简称为“人本”。理论界目前只把“以人为本”理解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这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以人为本”即“人本”应当进一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原、根基和根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中心和关键。这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人本”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要建设的共产党，是服务于“人本”的党；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人本”的发展。将“人本”作为中心范畴，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人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将“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以“人本”为轴心就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各个理论范畴、各个原理、各个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从而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和体系奠定基础。

4冲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图示。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为起点范畴，以“人本”为中心范畴，我们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图示如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了我国现阶段人的存在的社会本质，“人本”则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要以人为核心、目的、根基、动力、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就是“人本”的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本”的发展，“人本”的社会主义和“人本”的发展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和发展来体现和实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提要

理论体系是理论逻辑结构的充实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提要如下，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能列出题目和作简短说明。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关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说明。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经济特征和根本目的的论述。

3．“人本”理论(以人为本的理论)。“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灵魂和本质，也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灵魂和本质。“人本”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人本”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人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本”一方面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所增添的新的规定。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增加了“人本”的新规定，所以“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

4经济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

5．政治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6．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7．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8．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

9．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坚持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 视角 英语翻译 等值范式论

随着结构主义的相继出现和发展，其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也逐渐体现，而对于英语翻译来说，由于翻译者对其本体的认知不同，而导致不同英语翻译范式的产生，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翻译等值理论根深蒂固，翻译者坚持以等值理论为指导来进行英语翻译工作，对于结构主义的本质实际是一种思维，将结构主义列入本体范畴，承认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可以并存并互相影响。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的引导者， 索绪尔被誉为现代结构主义之父，他使结构主义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影响了如布拉格和马丁内等地区学者，叶尔姆斯列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观点中体现出语言是价值的系统，研究者应从完整的语言资料出发，在形式，实体，表达以及意义的范畴下，依据组合成分的横向组合关系与关联聚合关系，对话语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得到基本不变的单位语符，而美国的结构主义学者则对结构形式的描写十分重视，他认为结构主义的宗旨就是将某种理念升华为形而上的本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其语义单位应保持不变。

二、结构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

在结构主义之父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诗学和其相关学科不断涌现，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这一研究通常以现代语言学做为基础，以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可译性为理论，从实践的角度，它更关注语音，单词，语法以及段落的转换问题。这种翻译观具有以下特点（1）由于语言本身有存在普遍的共性和自身调节特性，因此不同语言之间具有转换性，从而使语言有可译性。（2）在依照符码转换的前提下，翻译实现对第二种语言的解码和重新编码，可以实现语言的转换。（3）具有确定的意义，它是由研究者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意图的，所以，翻译过程可以获得等值效果。威尔斯认为现代翻译理论界有三 种翻译等值方案，第一： 依据语言学的观点，所有语言都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代码系统，具有明显与其他语言有区别的单词和句法以及社会文化特征，所以无法实现意义上的对等，而是要在克服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的同时求同存异。第二：翻译是一种语际交际，它必须充分考虑交流这个最终目的，才能实现翻译等值。（3）待译材料暗器可译程度可分为几个等级，根据这些等级可制定对应的等值水平标准。针对以上3三种方案，我首先分析源语言的文法，词汇等特点，联系上下文的语境进行翻译，然后进行回译，确保翻译语后的语言与原文等值，也就是说，翻译等值是结构主义翻译家的追求，这种追求已经升华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得等值变成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范式。

三、结构主义在英语翻译中的实质

我们对结构主义的本质就行了探究，所谓结构主义就是一种有关世界的思维模式，它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实质上，这种结构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本体论，将结构升华为本体，并因此定格了研究者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结构是指其内在的连贯性，语言能够把多样化的基本句子转化各种新的语句，并将这些话语留存在它本身的结构之下，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实行转换程序，它不向本身以外求援，而且将本系统进行封闭，所有转换的目的在于赞同与维护内在规律，这些内在规律是他们产生的条件，从结构主义的概念里，结构主义者有一种可以完全被认识与再现的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为永恒结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结构主义翻译者将等值作为其必生追求的目标，这种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很深，使翻译学称为一门被认可的独立的学科，不过，从方法论来讲，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过于机械化，没有历史文化背景的烘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忽略了历史意义和经济意义，当然，我们更应该将机构主义视为本体论的范畴而不是方法论的视域，对于后现代学主义学者来说，符号具有很强的本体论意义，导致符号学研究正朝着从方法论回归本体论的方向发展，与其相对应特征就是从结构主义转变到后结构主义的过程，因为片面错误的理解解构主义，使人们误以为解构主义完全是靠是暴力摧毁等方式来破坏一切的结构，从而以为解构主义是结构主义的代替者，将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分离，但实际上，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并没有特别大的分歧，可以同时存在并互相影响，解构主义并是想象中的只以暴力为手段来破坏一切，而是提出所有结构都不会永存，所有结构都一定会逐渐失去活力，最终走向消亡的状态，而不是被暴力等手段强制瓦解，再者解构主义承认结构的功能，所以，我们说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可以共存的，二者同时存在并都对翻译有一定的影响。

四、总结

结构主义坚持以语言为本，实施等值翻译的理论，强调了结构主义在翻译中的影响，将翻译升华到本体论的范畴，使等值变成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范式，从而实现翻译，英语翻译等值范式论的存在推进了翻译行业的发展，为英语翻译提供了有力条件。

参考文献：

[1]李彬.符号透视： 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101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5篇

一、结构主义的概念

(一)结构的含义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席卷了全世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一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特殊作用。要了解结构主义，首先得从“结构”这一概念人手。科学上所用的“结构”一词，指的是事物的构成方式。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成分组成一个整体，都具有某种结构。分析一个事物的结构，有助于发现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所以科学研究常常使用“结构”这一概念。其实，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的“结构”起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系统”。索绪尔提出的“系统”概念就是语言学家们公认的结构，它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同时也开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时代。

(二)结构主义的特征

人们常说，要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形式繁多，没有一个公分母，而且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越来越不同。不过，如果把在当代各种科学中和越来越时髦的流行讨论中的结构主义所具有的不同涵义加以比较，似乎还是有可能来做一次综合的尝试的。虽然结构主义者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不少共同特征。(1)把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简化为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结构主义者们一般都认为，所有社会现象在形式上都和语言相似，都应该用语言学中的方法原则和概念去进行研究并发现其结构。(2)把一切还原为二元对立。结构主义者们相信，结构是由一个系统内部各因素间的关系构成的；深层结构不可见，但组成结构的关系却是可见的；深层结构投射在事物上表现出来的关系就是二元对立关系。(3)用模式接近结构。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事物的结构，即事物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是以人的理智建立的模式去接近、去理解的。这不同于人们常用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到理论的认知方式。(4)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认定整体优先部分。结构系统中的“关系”决定各成分的性质和作用。(5)强调共时态重于历时态。(6)把社会历史的中心从“个人”或“自我”转移到“结构”上来，即采用“主体移心化”。

二、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起源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索绪尔不仅在为历史语言学的探索和传播作贡献，而且在酝酿着一整套新的语言理论，这就是后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潮有着密切联系的，尤其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是分不开的。当时有三位学者对索绪尔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位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克海姆。他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他给“社会事实”下了定义，把它看作是特质的东西，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性质相同。他认为：(1)社会事实是一种行为，不论其是否有固定性质，它对每个人都有外部约束力；(2)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智中的思想；(3)社会事实不受历史发展阶段所限制。德克海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行为。语言行为也有外部制约，那就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这种系统同一切社会惯例一样，是一切成员同意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语言可以不受历史发展因素的限制，而独立地描写和分析。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自始至终体现了这些基本原则。

第二位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一定规范系统所制约。社会的规范在于“集体心智”，语言行为的规范在于语言规则，心理上的规范在于心理组织的机能。这些规范系统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作用于人的行为之中。语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人从不预先考虑自己的语言知识，但他与人交流时，无不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

第三位是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惠特尼关于语言的“符号性”、“惯例性”、“任意性”、“可变性”等概念，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些的章节中都有体现。索绪尔还肯定了惠特尼对欧洲语言学的影响。他在书中说：“(对欧洲语言学)发出第一次冲击的是《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的作者、美国学者惠特尼。”惠特尼对语言学的贡献虽然很大，但是他对语言学的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下去。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系统”的观念，但从未使用今天意义上的“结构”一词。但是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书中解释得十分清楚：“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结构主义者的“结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严密的方法论，他的发展和传播，启发和影响了其它许多学科。于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量术语涌入其他学科，其分析方法也渗透到其他领域。这样，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了一股对社会科学各学科几乎都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潮，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全社会的重视。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所以它对语言学的影响是最早、最深刻的。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的学说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等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以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论文联盟派、以布龙菲尔德等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布拉格学派以音位研究著称。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其结构一功能语言观就是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由多个相互依存的次系统构成。他们建立了音位学说，提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和“句子的实际切分”的学说。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布逊认为，对语言系统中的各种成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而应该明确它们之间共存的关系；要想正确理解语言的演化，就得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演化。布拉格学派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贡献是创建了音位学。

哥本哈根学派以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及这种研究的数学性质而著称。他们接受了索绪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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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2)语言符号是由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所构成的综合体。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姆斯列夫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构成的综合体称为“符号依存关系”，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称为“依存单位(functives)”。他主张区分语言形式平面和内容平面，两者又都区分为形式和实体，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形式平面和内容平面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一般采用假设、演绎的研究方法。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注重语言形式分析，回避语义问题；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代的方法；创造了语言结构分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这个学派的先驱者是博厄斯(也译鲍阿斯)及其学生萨丕尔，主要代表是布龙菲尔德，之后是海里斯和霍凯特。布龙菲尔德在其著作《语言论》中制定了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海里斯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这部著作中规定了语言结构分析的任务及基本程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特点是注重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和分析。

(三)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语言学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有所转移，但索绪尔的理论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索绪尔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为现代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而且还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关于语言学问题中的一些具体细节，而在于他提出来的一系列思想原则。索绪尔最重要的结构主义原则有四点。

其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系统。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应分为“言语”和“语言”。前者是指人们平常表达交流思想的话语活动。它属于个人，是具体的、暂时的。后者是指在个人的说话活动之外、互相关联而又有条理的语法关系总体。它属于社会，是抽象的。语言是强加给某个社会中所有个人的一套规则。索绪尔把它称做“一种社会系统”。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应该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语言。结构主义后来把一切社会现象，文化现象都看作索绪尔所说的这样的语言系统。

其二，语言的结构是共时的。索绪尔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其历史变化，而是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只有共时性的研究才能揭示语言的结构。索绪尔的共时研究原则成了结构主义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三，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把特定的声音印象和特定的概念连结在一起。每个符号由“能指”(声音印象)和“所指”(概念)所组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主要问题就是符号问题；人类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符号学的“总模型”，而且人类的其他活动也是符号系统。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和符号学的一些原则后来全部为结构主义所接受和运用。

其四，语言是由各成分之间关系组成的结构系统。索绪尔指出，语言的发展固然和民族、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等外在条件有关，但语言这个系统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固有秩序。这种秩序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构成的，离开这些外在条件，语言系统仍能独立存在。索绪尔把语言系统比作下国际象棋时各棋之间的规则系统，虽然棋子可用各种材料做成，但其规则系统总是不变的。索绪尔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他提出的系统的内在固有秩序的看法，就相当于“结构”概念。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演变和影响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它波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如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主要应归功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文化史学家富科，文学评论家巴特尔，教育家阿尔都塞等一批法国知名学者。他们的著作大多数都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使结构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法国盛行起来，随后扩展到西欧和美洲。在法国以外最著名结构主义学者应该是瑞论文联盟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著作《结构主义》促进了结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传播。虽然结构主义的生命期并不长久，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位研究者能够忽略结构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一)哲学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对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最主要表现为“反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主张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结构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却把社会和社会历史分割开来，因而是反历史主义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结构主义就是反历史主义。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只是由现存的各种关系所决定，与历史无关；人们认识社会也就是认识社会的结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没有历史的，因而只要发现了某一类社会现象的结构，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古往今来的一切同类社会现象上去。结构主义坚持把结构看作是人的无意识产物。无论在古代和现代，无意识活动都具有同样形式，不受人所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影响，无意识活动产生的结构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社会重新出现。因而，结构是静止的、永恒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试图用他通过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原始社会的各种现象所得出的结构或模式去解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他的研究在哲学上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的表现。在社会历史观上，结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对立的。

(二)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浪潮也波及到文艺学，导致了结构主义文艺学。结构主义文艺学就是以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当时或历史进程中的文艺现象进行批评或评论。结构主义文艺学认为，文学、艺术是独立的社会现象。文艺批评应该是纯文艺的批评，不是社会学的批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注重作品的艺术形式。第二、把一部作品看成是一个系统，然后把系统切分为若干子系统，最后切分为系统的最小的构成成分——元素，而系统就是由元素构造起来的。这种观点是受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的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概括地说，结构主义文艺学是研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具体地说，它研究作品的体式、格局和风格。结构主义文艺学最杰出的两位代表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和叙事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

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本体论的文本派所代表的就是结构主义文艺学。文本派把文学作品本体称为文本，认为文本是文学批评或评论的唯一对象。这一学派与结构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它所运用的释义学是结构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结构主义哲学的变体。

(三)心理学中的结构主义

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两大学派：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格式塔”心理学；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 转贴于论文联盟

格式塔心理学，也称完形心理学。而格式塔学派认为，人的知觉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的联想构成的，人的知觉是一个整体或结构。“格式塔”结构主义者们就是要找出一些他们可以认为是“纯粹”的结构来。“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就是整体性观念。这种整体性观念实际上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念是相吻合的。格式塔心理学不仅认为知觉有整体性，而且这个整体是在运动中形成的。格式塔心理学有三个代表人物：伟特海默、比勒、科夫卡。伟特海默认为思维和理解来自结构的重组和创新，整体结构的动态属性是心理现象的本质。比勒认为一切现象经验都是有意义的整体。科夫卡提出了整体知觉理论。

发生认识论心理学是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解释在历史的和个人生活的过程中，人的认识是怎样发生的，知识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和发展。皮亚杰认为，认识是通过主体的认知结构与客观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他在结构主义的刺激→反应(s→r)的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公式s(at)r，即客体的刺激s同化于(a)认知结构(t)之中，才算是刺激得到的反应(r)。皮亚杰把主体活动对环境的能动适应概括为同化和顺应。在同化和顺应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状态，即平衡。他把认识的发生过程解释为：当人们受到客体的刺激时，就把它纳入原有图式中，试图去同化它；如果把客体同化了，就是认识了客体，人脑的认知结构便达到了平衡；如果原有的图式没有能把客体同化，那么便作出顺应，调整原有图式或创立新图式，使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同化新事物，达到认识上新的平衡。人的认知就是同化与顺应交叉占优势的平衡状态和平衡过程。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对认知结构和发生认识论作了精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