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论文范文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泡沫经济，其发端被认为是自广场协定签订之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但是，事实表明日元升值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在日美两国围绕汇率、利率及财政支出的外交博弈中，日本的认识偏差、战略失误以及对美国的一味妥协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是我国在应对与当年日本相似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时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

中国经济这些年来所面对的诸如外贸顺差不断扩大、人民币持续升值、经济过热不断加剧等问题与二十多年前日本经济所面对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当代经济学理论在解释、预测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面缺乏可靠的工具，使得人们更多地想从历史经验中去寻找答案。这样，日本经济自广场协定后的发展轨迹便不断地为人们所提及，以期从中获取可借鉴之处，避免重蹈覆辙。可是，由于时隔二十多年，国内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并不多。论者往往如盲人摸象般各取所需，论述中掺杂了不少的曲解与误解。本文就广场协定后日美两国间的外交交涉、日元汇率及利率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因果关系进行探究，以期为身处复杂多变之国内外环境中的中国经济及外交决策提供借鉴，避免重蹈日本之覆辙。

一、促成日元升值而升息阶段

1985年9月22日达成的广场协定在一些日本人的眼里是继幕府开国与战后占领政策下开国之后的第三次开国。但是，这种观点是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经济出现危机后才有的。事实上，广场协定确定的日元对美元的适度升值最初是符合日本的意愿，并且是在日本的主动要求下进行的。当时日本的态度是，通过各国政府的协同干预促使日元（马克）升值以改善日（德）美贸易不平衡的状况，防止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1985年1月17日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G5会议上，美国极不情愿地同意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美元被高估的状况。[1]而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英镑进一步下跌。里根政府之所以采取强势美元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必须由国外的投机资金购买美国的国债来填补。美元的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机资金流向美国的国债、股票、债券及不动产，而这些资金必须兑换成美元才能进行投机。这样，就推高了美元的汇率。因此，可以说高利率、强势美元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高财政赤字。为了降低贸易赤字就必须改变美元被高估的状况，这可以有两种政策取向。一个是对内：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从而降低利率上升的压力，减小投机美元的动力；另一个是对外：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减税、扩大内需、放松管制，以提高经济增长，从而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实际上选择了第二种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害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1983年春起，日本财界人士便频频向美方示意，要求纠正美元被高估的状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达成的广场协定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日本的意愿。例如，在广场饭店举行的会议中，时任日本大藏大臣的竹下登主动提出，“日元，我们可以接受升值10%至20%的幅度”，让与会者大跌眼镜。[2]

广场协定确定的介入方式与以往迥异。以往的干预是为了阻止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而进行的，而这次的协同干预却是为了迫使美元下跌一定的幅度，且不许回弹。美元的下跌幅度确定为10%-12.3%，干预时期为6周，规模为180亿美元。在干预资金的分配上，日、美、欧的比率大致为3:3:4，使用的货币主要为美元、日元与西德马克。[3]当时，对干预的效果谁都心中没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与会者中除了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之外，普遍认为美元强势难改，使之贬值10%并非易事。事实上最初的干预也的确困难重重。9月24日日本第一天的干预资金就达到了10亿美元，可是也只是让日元上升了1日元，达到230日元。无奈，只得通过暗示（将促使日元升至200比1的水准）来诱导市场。这一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元一度上涨到了216日元。此时西德开始犹豫观望，不愿进一步升值，致使日元也在215一线踏足不前，盘整了三周。这让日本央行总裁澄田焦虑不安。本来日本打算下调法定利率以扩大内需，增加进口从而减少贸易顺差的，而此时如果降息又担心美元恢复强势，前功尽弃。所以，无论如何要先让日元升值到可以放心降息的安全区域才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决定通过提高市场利率来加速日元升值，目标点位200日元。但是升息必定为大藏省所反对。为了显示自身的独立性，日本央行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于10月25日诱导市场利率往上攀升了0.5625%，达到7.125%。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也上升到了6.8125%。得知这一情况后美方大怒，认为日方破坏了广场协定达成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协调。而日本央行的解释是，为了使日元升值的基调确定下来才放任市场利率上升的，这是符合广场协定的精神的。当然，从惯例上讲利率的变动应该事先向美方通报。可是，一旦通报必定招致反对。因为美国最怕日美间的息差缩小，使得本来流向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回流日本。而且美国当时为了提振经济有必要下调法定利率，如果这时日本央行加息，就会让美国想减息却减不下去。生怕一旦减息，美国国债无人购买，美元暴跌。美国虽然希望日元升值，但这是有掌控的升值，绝不是美元失去控制的暴跌。不管怎么说，日本央行的这一战术非常成功。一周后美元下跌至210日元，11月17日跌至202日元。短期利率在高位维持了50天，于12月28日日元上升至200日元后解除。在解除前，无条件隔夜拆借利率上升至8.4%。

为了使日元进一步升值，大藏省及日本央行还频频通过口头干预，暗示日元将上涨至160日元。当时美方有一个计算：在1美元兑190日元的水平上，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减少170亿美元。而1985年的顺差大约是400亿美元，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对日本来说，只要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又不影响财政再建就行。而对美国来说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在为减少贸易逆差而促使美元贬值的同时，又要让填补财政赤字的财政部证券顺利卖出去。如果市场明确知道美元将大幅度贬值的话，就没有哪个国外投资者会把即将大幅升值的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了。[4]区区息差收益将远远弥补不了汇率的巨大损失。所以，贬值必须隐蔽地进行。降息是最好的贬值手段，同时美国当时必须降息的另一大原因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国家债台高筑，连利息都支付不起了。如果不降息，会导致美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增大，引发金融恐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只能走钢丝般小心翼翼地促使美元贬值。为避免市场对美元失去信心，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少动手，让日本为自己火中取栗。

二、恐惧日元升值而降息阶段

在汇率问题告一段落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利率了。为了能够在日元降息的同时不使美元出现反弹，大藏大臣竹下登进行口头干预，暗示日元还将升值。这一招很有效，日元很快突破了200日元的大关，从201日元涨至195日元。于是，日本央行放心大胆地把法定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4.5%。自广场协定达成过去了4个多月，美元对日元贬值了20%左右。但是，日美贸易的不平衡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在1986年2月3日跌破了190日元，2月14日又逼近180日元的关口。这时，日本产业界开始担心日元的过度升值会导致经济出现下滑，要求进一步降息的呼声更加强烈。日本央行开始考虑第二次降息，一致同意若美元跌破180日元关口就降息。就在这时，美国财长贝克发表谈话，暗示美国欢迎美元进一步下跌。于是，美元轻松跌破180日元关口，并且没有止跌的迹象。本来日本预计当美元跌破180日元时美国会出面干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美联储反倒决定降息。为避免息差缩小导致美元进一步下跌，日本央行率先于3月7日降息至4.0%，一天后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至7.0%。结果美元还是跌跌不休，3月17日跌至175日元，日元创下战后最高值。日元暴涨使得降息效果大打折扣，迫使日本央行不得不考虑第三次降息。

当时日本方面有个统计，当1美元兑200日元时，13个出口行业出现赤字；超过190日元时，连汽车、计算机等行业也亏损了。而眼下超过了180日元，产业界的恐慌可想而知。由于面临大选，对自民党来说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成了燃眉之急。于是，日本要求美国合作把汇率维持在180日元一线，却遭到美方的冷落。4月18、19日两天美日各降息50个基点，分别达到6.5%与3.5%。美元还是一路下跌，日本国内一片恐慌。为避免美元无休止地下跌，日本央行在短期内三次下调利率，可是每次下调反而招致日元的进一步上涨。个中原因在于随着法定利率的下调，企业把从出口中赚取的利润不再存入银行，而是转用于外汇投机。另一方面，银行因为宽松的银根而持有大量的货币，短期内也找不到合适的贷款对象，于是也把富余的资金用到外汇投机上去了。1986年3月东京外汇市场上一天的交易额就高达480亿美元，几乎快赶上纽约市场585亿美元的交易额了。1985年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为61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279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当时都被认为是令人吃惊的天文数字，可是与外汇市场的交易金额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美国在日本央行第三次降息后不久又开始压日本降息，遭到了日本央行的抵制。可是面临大选的自民党，以及期望通过汇率及金融调整来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的大藏省却与美国相呼应，要求央行第四次降息。7月10日，美国在没有日本配合的情况下单独降息50个基点后，继续给日本施加降息压力。而日本央行总裁澄田在向中曾根首相汇报时称：“银根已足够宽松，东京中心区域的地价上涨已开始出现向地方上蔓延的迹象。更进一步的放松银根恐怕弊大于利。……降息已接近极限，这次如果继续陪着美国一起降的话，以后再要降息就会缺乏空间，万一经济出现问题时就没有有效的金融手段可用了。”在阻止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央行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1986年4月21日为了死守170日元大关，一天就买入了15亿美元，等于向市场投放了等量的日元基础货币。同时，随着美元的不断降息，由于害怕日美间息差的不断缩小导致日元暴涨，日本央行迫不得已地降息，金融政策为日元汇率所挟持。10月3日日本央行副行长三重野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现在不是降息的时候。目前货币供应量增加，有潜在的通胀萌芽，就好像处于干柴之上。修正贸易不平衡固然重要，但是若因此引发通胀，那什么都没了。”这便是日本经济在泡沫形成之初央行提出的有名的“干柴”说的出处。然而，形势比人强，10月30日日本央行突然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3.0%。这次降息依然是迫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当时要求日本既要增加预算、扩大内需，又要降息。可是日本只是降了息，在补充预算上耍了些花头。三万六千亿日元的补充预算只不过是把下一年度预算的一部分提前拿过来而已，而1987年度的预算实际上是个紧缩预算。这让美国财长贝克大为不满，一怒之下发表了放任美元继续下跌的言论。此时日本政府只能孤军奋战，不惜代价地入市干预。为死守158日元，1月9、10、11日连续三天的干预金额都超过了10亿美元。为干预准备的“外汇资金证券”的发行额1987年度达到了16万亿日元，比1986年度扩大了3万亿。当时政府规定的日元纸币发行限额是26.8万亿日元，可见数额之巨。当时具体投入的干预资金不详，但是，从外汇储备的增加额上可略窥大概。1987年第一季度的外汇储备增加了约161亿美元，而在没有干预的1986年的第四季度只增加了7.83亿美元，其差额可大致认定为干预所致。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挡日元的升势。1月19日日元冲破150大关，一度触及149日元的点位。

在日美的外交博弈中，美国总体上处于强势地位，处处压日本，迫使日本只能时不时地耍些小花招来应付美国。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战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始终从属于美国外，还因为在双边贸易中日本是大量顺差的一方，而贸易顺差又似乎是得了便宜，必须给对方以补偿才行。这样，日本在对美交涉中潜在地认为自己“理亏”，所以，往往是美国压一压，日本就退一退，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就日美贸易摩擦问题来看，更多的责任应在美国身上。可是，由于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错误的认识，[5]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与美国交涉。而这是外交斗争之大忌。

三、卢浮宫协定与黑色星期一

很显然，没有美国的配合，日本自身是无法阻挡日元升值的步伐的。因为降息最合美国的胃口，所以日本把再次降息作为一张要求美国配合的牌来打。从理论上来说，降息可以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同时对缓减本币升值压力也有好处。而美国此时也担心美元贬值过快会影响到预定于2月初进行的10年及30年期国债的招标，于是建议召开G7来共同商讨对策。2月21、22日两天在位于卢浮宫的法国财政部举行了由7国财长参加的会议，商讨稳定汇率的问题。投桃报李，日本央行在美国公开宣布召开这一会议的同时宣布第五次降息，把法定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的2.5%（于23日起执行）。这一利率水平结果维持了2年零3个月，被公认为是造成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日本央行的这一政策失误在泡沫破灭后便不断地被人所诟病。超低利率的实行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1987年2月的货币供应量同比上涨了三倍，但这还只是泡沫经济的开始。卢浮宫会议中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经过讨价还价，对日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在发表的声明中写入了“（各国）为使汇率稳定在当前的水平范围而紧密合作”这句话。可是没过多久，3月中旬公布的美国1986年的贸易收支赤字继续扩大，达到了1478.8亿美元，外债为2635.64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元持续下跌已一年有余，可是贸易赤字却不见缩小，债务更是倍增，这让市场对美元失去了信心，开始试探卢浮宫协定的强度。事实上，美国、西德等国虽然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在会议公报里写入了稳定汇率的字句，但是并不太在意美元的进一步下跌，只要跌势不是太猛就行。当市场慢慢参透这点后，很快冲破了日本央行的防线，4月27日触及137日元的高点。整个4月份日本央行的干预金额高达102亿美元，相当于1986年全年干预资金的三分之一。美国同期也花费了39.64亿美元进行干预，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顺利完成5月上旬的国债招标。

美国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不仅一再要求日本降息，而且还要求日本减税、扩大预算。在法定利率降到2.5%之后，虽然美国还是不断要求日本降息，但是日本再也没有答应。但在扩大预算方面，5月末日本出台了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其实，这时的日本经济已经从日元升值的恐慌中缓过劲来，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扩大开支的经济对策了。所以，这一举措也被学界认为是助长泡沫经济的一大败笔。

至此，日元升值总算告一段落。7月8日，时隔三个半月之后日元又回复到150日元一线，国内景气的好转也愈加鲜明。这时日本央行内部开始考虑加息的问题。加息总比减息难：除了政府和财界不欢迎加息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可是，1987年8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飙升到了两万六千点的新高（1986年春是一万三千点，翻了一番），地价也不断高涨，只有加息才能抑制资产泡沫的不断扩大。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都不计入CPI，加上日元升值导致进口品价格下跌，消费者物价指数波澜不惊，批发物价指数甚至还出现了下降。因此，日本央行的加息计划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随后发生的股市“黑色星期一”，使得加息计划最终没能付诸实施，错过了抑制泡沫的时机。可是，9月4日美国却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主持下，为抑制通胀时隔3年零5个月后加息50个基点。西德也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加了息。这让美国财长贝克大为光火，一怒之下在10月17日CNN的采访中说出了“如果西德不答应协调降息的话，就不得不对我们迄今达成的协定进行修正”这样的话。这一发言像一颗重磅炸弹，让市场担心卢浮宫协定以来好不容易维持的美日德三国的协调体制崩溃，导致美元暴跌。当时因为美元贬值招致的汇率损失，仅日本的7家人寿保险公司就达到了1.7万亿日元。据估算，随着日元的加速升值，1986年的汇率损失接近4万亿日元，1987年为6万多亿日元，1988年更是高达9万亿日元。[6]为避免美元暴跌导致汇率损失，外国投资者开始争相抛售美元资产，结果就出现了1月19日（星期一）的美国股市大暴跌。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下跌了508美元，跌幅达26%，史称“黑色星期一”。暴跌迅速蔓延到东京、伦敦、巴黎等世界各大金融市场。暴跌的发生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贝克的轻率言论无疑是导火索。之后，贝克收回了问题言论，加上格林斯潘的及时应对，暴跌没有演变成大的金融风暴。但是，日本央行的加息议题也因此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经过股市的巨大波动之后，市场对美元开始失去了信心。10月28日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出现了全面下跌。29日，日本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短期金融市场注入了2千亿日元的资金，意图是下调市场实际利率以扩大日美间的息差，阻止美元下跌。1987年的货币供应量（M2+CD）从8%增长至12%。其中，基础货币的增长率从1986年的5%上升至1987年的15%。[7]这对于经济增长率5%左右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过高了。为阻止日元升值而急剧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促成泡沫经济的又一大原因。即便如此，美元依然下跌，但已接近尾声。1987年12月31日美元跌至122日元，之后继续下跌，1988年1月4日一度跌至120.45日元后触底回升。日元在1988年11月25日重新到达过120日元这一水平，但是直到泡沫经济破灭为止没有跌破过120日元的大关，与广场协定前相比差不多上涨了一倍。

四、结语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金融市场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与过剩的流动性和正向的经济预期有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设置四组不同流动性条件、分红条件的实验室资本市场,利用实验数据检验了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对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是推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两大要素,但流动性因素对价格泡沫的影响更具有独立性和主导性: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流动性过剩都会带来显著的价格泡沫。此外,在流动性不足和低分红预期的条件下市场会出现负泡沫。结合行为金融理论,我们认为价格泡沫的膨胀来源于交易者固有的认知偏差,流动性过剩为认知偏差转化为市场定价偏差提供了条件,而高分红预期可能会进一步激发过度乐观这类认知偏差。

一、引言

从18世纪的南海公司泡沫,到2000年的网络泡沫,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及其破灭一直是金融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是难以进行事前预测的,人们只有在泡沫破灭之后才认识到泡沫的存在。Kindle2berger(2000)曾对金融历史上的泡沫事件进行总结,他指出这种大众性的癫狂是不能预测的,但是两种因素会使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增大,第一种因素是正的经济预期,第二种是放大的流动性。回顾2006年至2007年的中国股市,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给投资者带来的乐观预期成为股价上涨的动力,而经济系统的流动性过剩将股价的膨胀进一步放大。流动性过剩不仅出现在2007年的中国,研究者认为当时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而且这样的流动性过剩很可能导致了美国、英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过热(Becker,2007;GieseandTuxen,2007)。2007年10月美国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最高收盘价———14164.93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也一举突破了6000点大关。然而,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市场银根收紧、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预期使投资者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包括中国、美国股市在内的全球股市大幅回落。2009年,在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和经济复苏预期的影响下,我国股票市场又开始走出低迷的局面。金融市场的动荡再次证明了流动性条件、经济预期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

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影响通常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第一是资产组合的途径,流动性的变化意味着市场资金供需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利率的变化会影响资产的相对价格,引发投资者对资产组合的调整,从而影响资产价格;第二,流动性的变化通过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资产价格是对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反应,当实体经济发生变化时,资产价格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投资者心理来看,经济预期是对实体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因此经济预期对资产价格也存在密切的影响。传统的金融学、货币学理论探究了流动性条件、经济预期与资产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能够解释当流动性过剩、经济预期高涨时资产价格合理上涨的部分,却无法解释资产价格中的泡沫成分,也就是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决定的基础价值的非理性偏离。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为我们认识资产价格泡沫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途径。

本文的研究旨在资产实验中引入“流动性”与“预期”两个因素,检验在高分红预期和低分红预期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流动性水平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以及在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分红预期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实验设计的目的是使实验市场价格泡沫的膨胀条件与现实更具有一致性。研究的意义在于分析流动性和预期对市场泡沫形成的影响机理,由此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例如,如果实验表明在高经济预期的条件下,流动性是否过剩对资产泡沫没有影响,那么当经济预期高涨时,通过货币政策调节流动性是无法达到控制泡沫的目的的。

本文的结构包括六部分,第二部分是对文献的简单回顾,第三部分介绍理论假设和实验设计,第四部分是实验结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是对实验结果的行为金融学解释,最后是结论和进一步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

对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然方兴未艾。我们认为有关泡沫问题的理论研究大致是沿循着三个方向进行的①:第一是理性泡沫理论,理性泡沫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理论之中,是在标准金融理论的框架内证明人的理也会产生泡沫。例如,Blanchard和Watson(1989),Diba和Grossman(1988)都是通过建立投资者最优投资行为模型,证明了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框架内理性泡沫存在的可能性。第二是非理性泡沫理论,非理性泡沫理论认为泡沫产生的原因是某些交易者的非理,例如,DeLong等(1990)建立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存在理性和噪声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者,解释了为什么交易者不能或者不愿意通过交易把价格回归到基础价值。近年来,非理性泡沫理论更多地从研究个体心理决策过程出发,用投资者学习过程、投资者情绪等因素来解释泡沫问题,构成了新兴的学科———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是泡沫产生的外部因素即市场环境理论,主要关注于市场结构、制度、文化、市场流动性、宏观经济预期等导致泡沫产生的因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结构是导致价格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Allen和Gorton(1993)通过构建模型指出在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泡沫的出现。目前,更多的研究是将第二和第三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讨论外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从而导致市场的价格泡沫。例如,宾斯维杰(2003)指出在非理性决策的框架内,流动性或金融约束的放松对创造“可持续性泡沫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Shiller(2001)则以美国新经济为例,认为在“将来比过去更有前景”这样的经济预期下,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刺激了投机性泡沫的产生。

在资本市场泡沫理论不断发展的同时,如何对理论进行检验得到了持续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验经济学方法成为检验市场泡沫理论的一种重要工具,研究者已经进行了无数次有关资产价格泡沫的实验。在这样的实验市场中实验参与人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参加模拟的资产市场交易,参与人持有的资产在每个周期都可以得到分红,分红的大小是按照实验者事先给定的分布概率随机决定的,实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泡沫会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例如:Sunder,1995;Sonnemansetal.,2004;Hommesetal.,2005)。在这些研究中,Caginalp等(1998,2001)对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现金充裕的市场证券价格显著地高于现金匮乏的市场。Caginalp和Ilieva(2008)继续采用类似的实验设计方法,研究了实验中的个体行为,他们把实验参与人分成基于动量的交易者和基于基础价值的交易者,实验结果表明动量交易者现金的增加是资产泡沫膨胀的原因。在国内的研究中,高鸿桢和林嘉永(2005)利用实验方法证明了信息不对称可能引起市场操纵行为,从而导致价格泡沫的形成。金雪军和杨晓兰(2006)进行了流动性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关系的实验检验,结论表明代表市场资金约束状况的流动性价值与证券价格泡沫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关于经济预期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关系,Ackert等(2002)设计了一组实验,包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证券,它们的分红预期期望值相同,但分红预期的方差存在差异,方差大的证券称为式证券(有较小的概率获得较大的收益),方差小的称为标准式证券(有较大的概率获得较小的收益)。实验结果表明,即使这两种证券具有相同的基础价值,投资者愿意为式证券支付更高的价格,式证券的泡沫量和泡沫持续时间都超过标准证券。

真实资本市场历史数据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的分红预期必然带来更高的资产价格,然而这种高分红预期会带来更大的定价偏差,导致市场更多的价格泡沫吗?在作者所了解的文献中,现有的实验研究尚没有将这种因素纳入对价格泡沫成因的考虑。有鉴于此,本文在经典的资本市场实验研究框架下,同时在市场中引入了流动性因素和分红预期因素,通过观察真实交易者的决策行为,检验这两种因素对交易者定价偏差的影响,分析价格泡沫形成的内在机理。

三、实验设计

根据标准金融理论,在信息完全对称和交易者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交易者能够形成一致的预期,某个资产的均衡价格即基本价值,是其未来收益流的贴现值。若rt和dt分别表示t时的实际利率和资产的收入现金流(一般是指资产的红利),那么t时基础价值的计算公式是:由于资产持有人在未来可以获得的分红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这里的dt是指证券的期望收益。在标准金融理论的框架内,假设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资产价格将收敛于期望红利决定的基础价值,市场流动性的高低不会影响人们对资产价格的评价。然而,在真实的市场中,资产价格会出现偏离基础价值的泡沫现象,资产价格的持续膨胀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并可能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基于Kindleberger(2000)对金融历史上的泡沫事件进行的考察和总结,本文关注于两类导致泡沫产生的因素:流动性与分红预期,将利用实验方法对这两种因素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中的作用进行检验。

本文的实验设计遵循经典的资产价格泡沫实验(参加Smith等,1988)。实验市场中,我们没有考虑利率市场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变化不会影响资产的基本价值,仅会通过影响参与人的行为和心理来作用于资产价格。每次实验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由5人组成,市场参与人全部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①。实验过程应用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开发的实验经济学计算机模拟系统,实验参与人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条件下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发出买卖证券的报价指令,实验系统按照“双向拍卖”的原则自动撮合成交。实验开始时赋予每个参与人一定数量的初始现金和10个单位的资产,这些现金和资产都是虚拟的。每次实验持续10个交易周期,每个周期持续3分钟。每个周期结束时,资产可以获得分红。例如在实验中,我们事先告诉参与人每单位的资产在每个交易周期结束时有80%的概率获得50元虚拟货币(下文中我们直接用“元”来代表实验虚拟货币的单位)的分红,20%的概率获得10元分红,具体分红的数额由计算机按照该概率分布随机决定,并在交易周期结束时通过计算机告知每位参与人,同时将分红计入参与人的账户中。市场的贴现率为零,交易者在各期因持有资产而获得的分红累计计入最后的总资产。在第10个交易周期结束,资产获得分红之后,资产的赎回价值为零。参与人的收益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持有资产获得的分红,二是买卖资产的价差收益。实验结束后参与人在实验中获得的虚拟收益按照一定比率折算成真实的货币报酬。根据实验结果,最终平均每位参与人获得的实际货币收入是14.64元人民币,最高为38.94元人民币。大部分实验经济学家把每小时报酬的平均水平设定在超过校园每小时平均工资的50%—100%(Friedman,Sunder,1994)。浙江大学学生勤工俭学的每小时报酬是10元,学生参加一次本文的实验需要45分钟左右,本文设计的激励方案是基本有效的。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设计了四组实验设置(treatment),这四组实验的流动性水平和预期分红水平如表1所示,我们用HL和HE分别表示高流动性和高分红预期的实验条件,相应地,用LL和LE分别表示低流动性和低分红预期。为了提高实验数据的有效性,同样的环境下每组实验重复3次进行。

根据公式(1)我们可以计算出在不考虑贴现率且风险中性情况下每个交易周期资产的基础价值。在高分红预期条件下(实验1和实验2),第一周期可以获得未来10次分红,基础价值为420元((50×80%+10×20%)×10);第二周期可以获得未来的9次分红,基础价值为378元((50×80%+10×20%)×9),第十周期的基础价值为42元。同理,在低分红预期条件下(实验3和实验4),第一周期的基础价值是180元,第二周期为162元,第十周期为18元。可见,基础价值是一条随着交易周期逐步递减的折线。如果实验市场的成交结果高于按红利分布计算的基础价值,我们就认为市场中存在泡沫,而且这种泡沫不是理性泡沫,因为我们设计的是一个有期限、参与人数目有限的证券市场①。高分红预期组与低分红预期组的资产虽然拥有不同水平的红利期望值,但是红利的分布方差,也就是资产的风险程度是相同的,由此可以排除风险偏好差异对两组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真实的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过剩通常被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经济交易所需要的货币,一些研究者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在我们的实验市场中,资产是唯一的交易对象,因而流动性被定义为参与人拥有的初始现金与市场中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较。在高流动性的实验组中,每位交易者拥有的初始现金是其拥有的初始资产价值的2倍。实验1中,每位交易者拥有初始现金8400元,其拥有的10个资产在第一周期的基础价值之和为4200元(420×10);实验3中,每位交易者拥有的初始现金为3600元,其拥有的所有资产在第一周期的基础价值为1800元(180×10),这两组实验都被定义为流动性过剩组。相应的,实验2每位交易者拥有现金2100元,实验4每位交易者拥有现金900元,这两组实验被定义为流动性不足组。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文献回顾部分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们设计的四组实验排除了理性泡沫的存在,检验在两个外部因素———流动性和分红预期的影响下,投资者是否会出现非理,从而导致市场价格泡沫的出现。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流动性和分红预期作为处理变量,检验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把其他可能对市场价格泡沫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如信息结构、交易机制等作为常数,也就是在实验过程中保持不变。由于其他市场环境是完全相同的,通过对实验数据的计量检验,我们可以将四组实验结果的差异归结为流动性和分红预期的差异。在错综复杂的真实市场中,我们往往难以将这两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区别开,这就是实验研究在可控制性方面的优势。

四、实验结果

在考察结果之前,我们先引入衡量实验室资产价格泡沫程度的指标———每周期价格泡沫和累积价格泡沫。每周期价格泡沫计算方法为:

Pt指第t周期市场平均成交价格,P3t指第t周期的基础价值。

累积价格泡沫是对每周期价格泡沫的加总,衡量了市场平均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总体规模,如果实验持续n个交易周期,那么累积价格泡沫的计算方法为:

(一)实验结果的总体描述

4组实验每组重复进行了3次,我们共获得了120个每周期价格泡沫数据和12次累积价格泡沫数据。12次实验在每个交易周期的平均价格泡沫我们用图1表示出来了,当泡沫为零时,表明成交价格等于理性预期的均衡价格,即资产的基础价值。从图中可以看到,在交易的前三个周期,资产的价格远远低于基础价值,出现了显著的负泡沫;从第四个交易周期起,资产价格泡沫开始膨胀,直至最后的交易周期,价格才收敛于理性预期的均衡价格水平。

表2列出了12个实验市场的价格泡沫情况。表2显示,虽然处于不同的流动性和分红预期条件下,每个实验市场都出现了正的价格泡沫现象,其中实验1.1和实验3.2在10个交易周期中有8个周期都出现了价格泡沫,而实验4.3仅出现了一次。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流动性和分红预期对价格泡沫的影响,因此我们取实验中价格泡沫比较频繁的第4至第10个周期的数据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表2显示第4至10周期累积价格泡沫的最大值出现在实验1.2,最小值出现在实验4.3。从平均水平看,流动性过剩且分红预期高的第一组实验的价格泡沫远远高于流动性不足且分红预期低的第四组实验。

图2显示了在不同的流动性水平(市场人均初始现金)和期望分红条件下(每周期单位股票分红的数学期望值)市场累积泡沫(第4至10周期)的大小,表明了高市场流动性和高期望分红对价格泡沫的正向影响。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计量检验来分析这种正向影响。

(二)市场价格泡沫比较的非参数检验

在本文的实验设计中,我们引入了流动性和预期两个因素,将其对实验市场价格泡沫的影响分别称为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在计量分析中,我们以每次实验4—10周期的价格泡沫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流动性高低和分红预期高低作为分组标志,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比较不同实验条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首先,我们将12次实验按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分为两组,两组市场第4—10周期的累积价格泡沫平均值分别显示在图3。利用Mann－Whitney检验,对两组市场(共12个市场)第4至第10周期价格泡沫的序列进行检验,可以得到z=-2.841,p=0.005(N1=42,N2=42)。在1%的显著水平下,流动性过剩组的资产价格泡沫显著地高于流动性不足组。

然后,我们按照分红预期的高低,所有实验市场可以分成高分红预期和低分红预期两组,两组市场第4—10周期的累积价格泡沫平均值分别显示在图4。利用Mann2Whit2ney检验,对两组市场第4至第10周期各组价格泡沫的序列进行检验,可以得z=-2.979,p=0.003(N1=42,N2=42)。在1%的显著水平下,两组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差异。

接下来我们将对四组实验数据进行两两比较,进一步考察流动性和分红预期对价格泡沫的影响。表3列出了对四组实验市场4—10各个周期价格泡沫进行两两比较,Mann－Whitney检验的结果。表3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是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同时作用于市场时,市场的价格泡沫非常显著,而在流动性不足和低分红预期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低估。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处于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高分红预期比低分红预期能带来更多的市场泡沫;然而当市场处于流动性过剩时,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市场价格泡沫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流动性过剩对价格泡沫的影响是独立于分红预期的,而且具有主导型作用,只要市场存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即使市场分红预期较低,仍然会出现价格泡沫膨胀的局面。

五、对实验结果的行为金融学解释

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是推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两大要素;此外,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流动性过剩都会带来显著的价格泡沫。在实验室资本市场中,资产的分红具有不确定性,实验参与人面临的是和真实市场类似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问题。按照标准金融理论,实验参与人具有完全的理性计算能力,市场价格将与资产的基础价值保持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在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的刺激作用下,出现了市场价格持续偏离基础价值的泡沫现象。这表明实验参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锚定、过度交易、羊群行为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对资产价格的定价偏差,而高流动性为这种定价偏差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并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市场价格偏离基础价值①。在这个过程中,高分红预期的资产市场激发了参与人更多的乐观情绪,相应地导致市场价格偏离基础价值。具体而言,我们将实验市场中的认知偏差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锚定效应

所谓锚定效应(anchoringeffect),是指当事人过于依赖旧信息,对新信息反应不足,以至于确定一个特定的初始值进行估计和调整,并将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在真实的资产市场中,大多数泡沫具有的典型特征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前,价格和增值效应通常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使得投资者改变了预期,认为高价格是合理的。由资产定价偏差产生的锚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产生进一步的认知与行为偏差,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我们设计的实验市场中,由于对市场情况尚不熟悉,在交易周期的前几个阶段,市场价格显著低于基础价值。而在学习效应的作用下,参与人对资产的估值逐步收敛于基础价值,此时的市场价格成为后面几个交易周期的初始锚值,导致了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以实验1.2为例,图5显示了每个交易周期平均成交价格的走势,市场价格在第3个交易周期已经非常接近基础价值,但是从第4个交易周期开始,市场价格并没有随基础价值的变化而充分调整,出现了持续的价格泡沫,直至最后的交易周期,价格从重新收敛到基础价值。对高成交价格的锚定成为实验室市场价格泡沫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过度交易

过度交易是投资者非理的典型表现之一。在后悔厌恶的心理偏差下,投资者总是担心错过了赚钱的机会,他们希望永远持有仓位,随时都准备进场。只要有钱,就会尽量运用。在实验室资产市场中,资产是唯一可以进行交易的对象,充裕的初始现金激发了参与人更大的交易热情。如图6所示,我们统计了在四组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每次实验平均的成交量。流动性过剩的两组实验———实验1和实验3的成交量高于流动性不足的实验2和实验4。

(三)过度乐观

Kahneman和Tversky(1979)曾经通过心理学实验提出了前景理论,他们认为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问题的选择时,除了个人主观认定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之外,决策权重通常还会受到与事件相关的其他因素以及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此当投资者处于乐观情绪时,很可能忽视利好的客观概率,而是对利好进行高估,从而导致定价偏差。在高分红预期的实验市场中,每单位资产在每个交易周期获得50元分红的概率是80%,获得20元分红的概率是20%。这种高分红预期很容易引发交易者的乐观情绪,使其为分红50元赋予更高的决策权重,相应地,资产的价格会偏离由客观概率决定的基础价值。

结合实验结果和行为金融学原理,我们可以将实验市场中价格泡沫的形成路径简单地用图7表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认知偏差是参与人固有的,流动性过剩为认知偏差转化为定价偏差提供了条件,最终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引发了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因此,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流动性过剩都容易引发价格泡沫。高分红预期很可能会激发过度乐观这样的认知偏差,若高分红预期与流动性过剩同时存在,市场价格泡沫的程度会更为显著。Kindleberger(2000)记载的人类历史上著名的金融泡沫事件大多来源于流动性过剩和正向经济预期的双重作用,实验室市场为此提供了证据。

六、结论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文章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与危害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2010年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旨在抑制过快增长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障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的住房权利。

一、房地产市场泡沫

所谓泡沫经济，是指由于人们非理性的经济活动，导致某种交易物的价格剧烈增长，这个价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价值。这种突然形成的高价，不能长期维持，按照经济规律，经过一定的时间它必然会下降到符合其价值的水平上，这种现象就像泡沫的破裂一样，所以称作泡沫经济。当这种现象发生在房地产市场时，便形成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

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大规模爆发最早产生于日本。从1985年开始，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鼓励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同时由于美元贬值，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的房地产业，导致房价飞涨，使得国民纷纷投机房地产市场。

二、我国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各地政府对待房地产项目几乎是一路绿灯，在政策与经济上都给予其相当大的扶持力度，这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势头过于强劲，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这种非理性的发展，使得房地产业已经显露出超出国民经济承受范围的苗头，房价一路飙升，许多地区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地王”与“天价”楼盘不断地涌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暴利行业的代名词，其产生的经济泡沫也在不断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居高不下的市场需求导致房价非理性上涨。需求是市场的根本推动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国民对住房的需求量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加之近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住房需求一直居高不下，在这种长期供不应求的状态下，由于没有政策的限制，开发商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在利益的驱动下，房价的上涨逐渐进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并且开始了恶性循环，使得整个房地产市场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房价、高需求的状态，而且房产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的价值，从而促成房地产泡沫。

第二，我国土地的稀缺性导致房价随地价飙升。我国的土地供给尤其是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量十分有限，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利润性，众多的大型企业纷纷介入，大量的国内企业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土地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土地出让金动辄几十亿上下，地价的猛涨导致房地产开发成本的直线上升，开发商为了获得高利润回报，只有不断抬高房价，最终把负担全部转嫁到了购房民众身上。

第三，银行等金融行业支持过度。我国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有超过50％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将资金大量注入房地产市场，间接地促进了地价的飙升；同时，银行本身盲目的扩张信贷规模，忽略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性，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也为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第四，各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追求。由于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性，其在很多地方都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对于房地产行业，各地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导致房地产的政策过于宽松，地方政府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使得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缺乏合理的规划与管理，这也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房地产泡沫的危害

第一，广大民众的住房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房地产泡沫破裂前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房价过高，这使得人民大众无力购房，或者说一旦购房便背上了巨额的银行债务，成为所谓的“房奴”，一方面大量的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人民的住房需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这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利于社会安定与发展。

第二，泡沫破裂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可以看出，无论是银行、企业还是投机者，大量的国民资本投入了房地产行业，一旦泡沫经济破裂，将会引发剧烈的金融危机，企业倒闭，投机者破产，最终银行将会成为最大的买单者，由于银行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银行的亏损对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灾难是难以估量的，不仅如此，这场经济灾难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将会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四、房地产泡沫的对策

第一，银行实行严格的信贷审核机制。由于房地产业的主要资金来自银行，要严格的控制银行的信贷项目，杜绝信贷违规操作，严防不良贷款产生；同时，要严格控制房地产业银行资金的比重，防止控制投机行为，为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条件。

第二，加强管理土地市场。土地交易价格是房价的风向标，因此要对土地市场进行严格规范，出台相应的政策来遏制囤积土地等各种土地投机行为，保证土地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经济；经济泡沫；成因；表现形式；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2-0000-01

一、简析经济泡沫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逐渐出现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市场经济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阶段自由化、价值化、国际化已体现的极为明显，经济泡沫伴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且经济泡沫的产生有着不可预见性，且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从社会和约束机制上分析金融泡沫，其主要是以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形式出现[1]。金融泡沫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过高的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性。

一般情况下，将由于局部投机所引起的资产市场价格与资产内在价值相背离的部分称作经济泡沫，其实质是某特定资产发生了价格膨胀，与此同时，相对宽松的经济监管政策也使得该传导机制使经济泡沫向全局经济泡沫逐渐转变。对于以上定义在这里进行详细解读：首先，局部的经济泡沫是引发全局性泡沫经济的前提，正是由于虚假的市场需求导致局部经济泡沫的产生，与此同时，虚假需求的价格信号也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这就说明了虚假需求是导致经济泡沫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有，局部经济泡沫的出现或者经济泡沫展现出逐渐增多的特征并不能够说明此时国家已经处于经济泡沫之中，经济泡沫要想转变为泡沫经济还需要特定的传导机制，相关经济部门如果在此时没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的失误，那么局部经济泡沫也不会转变成为全局的泡沫经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平时所讲的泡沫经济在本质上讲其实是经济的虚假繁荣现象，这里所讲的虚假繁荣现象是在 泡沫经济时期由于社会的有效需求被很大程度的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中存在着较多的虚假成分，但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是不可能较长时间存在下去的，其不实在的特性本质会导致其最终破灭，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剩余资本稳固增加，投机资本的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不仅如此，伴随着固定资本的老化，折旧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越来越大[2]。折旧的总规模随着固定资产的规模的扩大而越来越大，因此，当总投资出现萎缩或“被萎缩”时，一个国家的净投资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减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局部”的经济现象；后者反映的是“全局”的经济现象，不可混为一谈。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资产规模的增大使得资产泡沫的规模显的相对较小，较小规模的经济泡沫暂时还不会崩溃，相反，相对较大的经济泡沫则会随时崩溃，使原本良好的经济形式急转直下，其结果就是大量的就职者以及投资者遭受巨大的损失，前文已经提过，资产泡沫是经济泡沫的本质根源，其使得资产的原始价值在投机资本的助力下急速上涨，急速上涨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增量（A）超出净投资增量（Ni）部分的异常增值。而资产价格的两种基本形式是有形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或固定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如股票、期货、债券价格等），而经济泡沫的增长与固定资产价格的增长基本上保持一致[3]。

二、当今形式我国经济泡沫的基本特征

下面分别举出现阶段我国经济泡沫的具体特征，首先我国的资产泡沫率从资产泡沫崩溃的临界质量的角度来讲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其次我国经济泡沫的增长速率比资产增长速率以及净投资的增长速率低很多，我国资产泡沫的年增量相对于同期净投资规模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再次，我国资产泡沫现阶段并没有比较明显的缩减，最后，资产泡沫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财政赤字消费所推动的，而资产泡沫量的增加从一定角度上讲是由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所引起的[4]。

三、经济泡沫的利与弊

如今形式下，只要一提起经济泡沫，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对经济极其有害的，但从一定层面上讲，经济泡沫对市场经济存在着一定有利的作用，经济泡沫会使资本变得越开越集中，市场竞争也会随之不断加剧，这就会使经济逐渐发达，而筹集资金方式的多样化会使企业不断的扩大再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股份公司的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股份制公司的迅速发展使得国有企业本身的老旧制度不断更新，这就极大的加快了资本的运行效率，资本运行效率的提升体现在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如土地市场中，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出可以将集中的资金进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这就间接提高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企业间的竞争，适度的经济泡沫催生的优胜劣汰也会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5]，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的适度的经济泡沫对社会经济是有好处的，对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经济泡沫也存在着一些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等消极成分，民对最资产价格的担心会随着资产泡沫的增大而增大，这样就会使得对涨价的预期推起和加速下一轮资产价格的异常上涨；资产价格的增长会使经济泡沫的增速越来越快，这也加速了泡沫的崩溃；所谓的投机心理会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而膨胀，这会加剧资本向投机市场的转移，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在当前国情下，如果资产泡沫一旦崩溃，我国国内的投资信心会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投资者的心理阴影和投资环境的恶化卷入恶性循环；最为严重的一点就是引发经济危机，经济泡沫的崩溃如果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一旦诱发“恐慌性需求萎缩”就会引爆经济危机。因此。在研究经济泡沫时，也应该重视其极的、不利的一面。从整体上看，经济泡沫利大于弊，我们需要辩证的分析经济泡沫的利与弊，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充分利用经济泡沫的积极方面，活跃经济，加速经济增长，也要抑制经济泡沫的消极方面，避免经济泡沫的过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使得经济虚假繁荣，危害社会经济发的展。

四、结语

对待经济泡沫问题要辩证分析，既要认识到经济泡沫积极的一面也要防范其消极面，经济泡沫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泡沫化程度，若不针对这种经济泡沫问题加以合理控制，整个金融经济体系的发展就会被这种经济泡沫所垄断，这对于整个现代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将经济泡沫置于一个可控范围内，利用积极的一面促进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正新.关于泡沫经济及其测度的几个理论问题[J].金融研究，2002.

[2]熊良俊.泡沫经济释义及相关理论问题[J].金融研究，1998.

[3]陈世渊.金融泡沫理论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1.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泡沫;非理性;理性

经济泡沫在人类经济历史上不断出现,尤其是一些大的泡沫的产生和破裂给经济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一方面,带有泡沫的经济中实物资本的回报率较高,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潜在消费能力,因此适当的泡沫对经济具有调节作用,可以化解经济的动态无效性,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当经济泡沫持续发展,越过系统承受的阈值,就可能面临破裂的危险。而经济泡沫的破裂可能传导到整个行业或者其它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或全世界,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冲击。近年来,经济学家围绕经济泡沫理论进行了理论拓展和经验研究,对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取得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含义界定

经济泡沫的界定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至今经济学界还没有统一定义。

Kindleberger C P(1978)曾经试图给泡沫一个经济学的定义:泡沫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一种或一系列的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的徒然上升。开始的价格上升产生进一步价格上升的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投机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利润,而不是它的使用或产生盈利的能力。这个价格上升之后通常伴随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预期逆转和价格的突然下降。《新帕尔格雷夫与金融大辞典》(1992)年的定义:泡沫是指在一个连续的金融运作过程中,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的突然上升,并且随着最初的价格上升,人们产生对远期价格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更多新的买者。同样,这只是一种过程的描述。国内学者也给出了相应的定义。王子明(2002)认为泡沫是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可以定义为某种价格水平相对于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理论价格(一般均衡稳定稳态价格)的非平稳性向上偏移,这种偏移的数学期望可以作为泡沫的度量。

二、产生机制

大量的文献从金融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众多视角对经济泡沫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Keynes J M(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如何影响经济的思路,建立的不确定性模型提供了泡沫产生的理论途径。Minsky H P(1972)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Keynes理论:如果不能维持现金流,金融体系不稳定,就会使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Kindleberger C P(1978)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加以具体运用,将泡沫扩张到金融危机的过程概括为:出现异常变化,资金过剩,过度发放贷款,资产交易过度和资产价格暴涨,利率上升,收回资金和贷款,资产价格暴跌。Fisher I(1933)从金融供给角度出发,解释了泡沫产生的原因:各经济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经济繁荣时期产生“过度负债”,容易滋生经济泡沫,当进入下一个循环时,经济不景气、债务人债务大增,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是泡沫破裂的诱因。后来的经济学家丰富和发展了Fisher的理论。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1)政府在资源供应和税收制定上占据支配性地位,是导致泡沫的重要原因。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上对泡沫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热衷于制定相关政策推进房地产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化和货币虚拟化,加上社会游资和国际热钱的推波助澜,是加速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助推器。Coleman IV M、LaCour-Little M、Vandell K D(2008)实证了美国20个城市从1998-2006年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不规则运作,引起了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是日后泡沫破裂的主要诱因。(2)政策制定对股市泡沫也具有推波助澜的影响。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动性过剩,并没有起到有效防范泡沫的作用,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放纵。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在融资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立法不规范问题,间接地影响了市场投资主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Sarno L、Taylor M P(2003)通过分析6个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系的股票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巨额外资冲击以及新兴市场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造成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了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产生机制。Keynes J M(1936)最早给出了理性泡沫产生机制的信息经济学解释:以市场有效性为基本前提,假定个人可以利用完全信息对市场作出理性预期,通过比较泡沫资本的收益与实物资本的收益进行投资决策。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确认现实世界中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提供了大量的心理实验和解释,对信息经济学解释非理性泡沫产生的微观行为基础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基于市场无效性假说,信息是不完备的,造成投机盛行,滋生不理性泡沫。

三、存在性研究

对于泡沫的存在性问题,一直是泡沫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学者对泡沫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按照研究视角不同,一般从如下两方面展开:(1)按照投资者性质分成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存在性研究;(2)按照市场性质分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

1.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

(1)理性泡沫

迄今为止,理性泡沫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时间型泡沫、内在型泡沫和外在型泡沫。时间型泡沫只与前一期泡沫有关,又称为马尔可夫泡沫。时间泡沫又可以细分为:确定性泡沫、近似随机游走泡沫、爆炸性泡沫。Froot K R、Maurican O(1991)提出了内在型泡沫的概念,内在泡沫仅与决定资产内在价值的基础变量有关。相对于内在泡沫,我们把由于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泡沫称为外在泡沫。

理性泡沫存在多重解,但是并非每一种从理性预期方程中所得到的理性泡沫解的形式都能够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譬如,泡沫存在条件中货币均衡的要求较高,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泡沫将不复存在(Manuel S S、Michael W,1997)。所以,为了更好地运用理论解释现实情况,需要在理性预期方程中加入一些条件,如横截条件,以剔除一部分不符合现实情况的理性泡沫形式(Michel P、Wigniolle B,2003)。

Samuelson P A(1957)最早证明了理性泡沫在理论上的可能性。Tirole J(1982)证明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引理:在个人生存期限无限,市场参加者有限且为风险厌恶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泡沫。Tirole J(1985)放宽了上面的条件,证实了如果市场参与者是风险爱好者且个数无限时,那么泡沫是可能存在的。Blanchard O J、Watson M W(1982)从理性预期方程出发,在套利均衡条件下,利用重复迭代法求解具有理性预期的差分方程,得出理性泡沫解,为投机泡沫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同时,Blanchard O J、Watson M W(1982)还构建了一种新的理性泡沫模型--爆炸性泡沫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在现实中常常出现的价格在长期上涨后突然崩溃的情形。

代际叠代模型是当前研究泡沫存在性理论的主要工具(Venditti A,2005))。许多文献利用代际叠代模型,从连续和离散角度出发,证实了理性泡沫存在的充要条件。Tirole J(1985),Weil P(1987),Michel P、Wigniolle B(2003),Cazzavillan G、Patrick A P(2005),Caballero R J、Krishnamurthy A(2006),Kunieda T(2008)研究了在连续的代际叠代系统中经济泡沫的存在路径,得到了存在经济泡沫的货币均衡路径。Grossman G、Yanagawa N(1993),Tanaka J(2004,2007)等很多学者证明在更严格的条件下使用离散的代际叠代得到理性泡沫的存在性条件。

国内学者史永东、杜两省(2001),史永东、齐鹰飞(2002),王子明(2002),郭济敏(2005)在际叠代模型框架下,分别研究了在期界有限或无限,市场参与者有限或无限的情况下持续性经济泡沫的存在性问题。

(2)非理性泡沫

随着对泡沫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展现的形态不一定对应于由理性预期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泡沫形式,非理性泡沫理论是对理性泡沫理论的一个补充,用以解释那些由于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泡沫现象。Kindleberger C P(1978)、Minsky H P(1974)分别给出非理性泡沫存在的原因。

大量的数学模型模拟了非理性泡沫存在性:代表性的研究有:时尚模型(Shiller R J(1984),Fair R C、Shiller R J(1990))、噪声交易者模型(De Long B(1990))和传染模型(Lux T(1995))等等(Arellano C(2008))。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界的研究人员独辟蹊径,从心理学实验以及神经网络学入手,得到很多数据佐证消费者决策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考虑到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来研究非理性泡沫的存在性问题,它通过大量的心理实验,奠定了探究非理性泡沫存在性的有限理性基础。Bernheim B D、Rangel A(2004,2007,2009)通过磁共振成像、颅磁刺激以及眼睛跟踪等实验手段,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经济决策的神经基础。汪丁丁、叶航、罗卫东等人(2006,2007)开创国内神经元经济学研究先河,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将经济泡沫理论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1)房地产泡沫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探讨了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泡沫的存在性。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方法有大量的前期成果。Wheaton W C、Gleb N(2008)通过分析美国59个房地产市场上1998-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次级贷款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新兴产物,它带来的巨大风险是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Coleman IV M、LaCour- Little M、Vandell K D(2008)研究了美国20个城市1998-2008年的房地产面板数据,结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03年不存在显著的泡沫,之后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是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的主要原因。

国内研究主要从直接、间接以及其它方法对全国市场以及区域市场进行泡沫的测度。直接测度法一般利用房产基本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进行测度(韩冬梅、刘兰娟、曹坤,2008)。间接法一般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测度(李平,2007),还包括因子测度法(王子成、明娟,2007),West模型方法(韩德宗,2005)等。

(2)股市泡沫

当前股市的大幅震荡,将股市泡沫的测度推向了新的研究高潮。国内学者对股票市场泡沫的实证检验可以分成三大类:直接检验、间接检验和其它方法检验。直接法通过计算整个股市的P-E即市盈率,股票市价与每股收益率的比值等来衡量股票市场的泡沫程度(冯祈善、孙晓飞,2005)。间接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泡沫度量指标衡量泡沫程度,譬如建立股票市场指数的收益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比来反映泡沫的增长速度(冯祈善、孙晓飞,2005)。金雪军等人给出了国内外证券市场泡沫实验研究的一个总结(金雪军、杨晓兰,2005)。

此外,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例如:新西兰房地产市场泡沫(Fraser P、Hoesli M、Alevey L Mc,2008),印度房地产市场泡沫(Mahalik M K、Mallick H,2009)等。尽管很多的前期结果都显示,在某些市场都检测出泡沫的存在性,但是,这些实证都是对某些指标进行的检验,Gurkaynak R S(2005)认为一旦改变参数体系,泡沫的存在性将受到质疑。

四、影响以及防范治理

经济泡沫的产生、破裂将在微观和宏观上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上,消费者和生产厂商的财富效应将受到冲击。宏观上,将产生相关的经济动态效应、周期性效用、通货膨胀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用。为了应对经济泡沫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将有所进行调整,从而传导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经济泡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学术界可以分成两种观点:反对派和中立派。前者认为泡沫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的冲击。麦基尔(2002)在《漫步华尔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人类近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经济泡沫,泡沫的出现加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如果治理不当,泡沫的破裂将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中立派的研究显示了泡沫对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用:虽然泡沫的破裂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但是经济泡沫也有其积极的一面。Tirole J(1985)和Weil P(1987)证明了泡沫只可能在一个动态无效率的世代交叠经济中存在,这时候,资本积累过多,超过了黄金增长律。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泡沫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来增加消费,从而使效用增加。宾斯维杰(2003)的研究发现,泡沫可以降低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潜在的经济动态效率,使经济动态地从无效走向有效。对个人的影响表现在,经济泡沫可以提高人们的潜在消费水平,因此它是有益的。史永东、杜两省、齐鹰飞(2001,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时期,适当的资产泡沫对经济发展有益。

因为对经济泡沫的测度和影响还没有定论,所以对它的防范与治理也变得十分困难,是摆在各国学者、央行乃至政府面前一个非常棘手却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经济泡沫历史,大量的研究对泡沫的防范治理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应该采取内外部风险监控同时进行的防范措施(奥村洋彦、余熳宁(2000),谢经荣(2002),徐滇庆(2006))。理论上,刘静岩、韩文秀(2002)研究了房地产投资泡沫的OGY混沌控制策略。OGY控制方法能够有效控制房地产投泡沫产生的混沌效应,在理论上给出了挤出宏观经济中的泡沫成分的内外条件。二是处于不同市场、不同时期的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应该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周建军、鞠芳,2008)。对房地产泡沫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信息机制,建立正确的预期,规范土地供给机制,借助税收方式抑制投机行为,实施有效风险监控(曲世军、张友祥,2008;曹映雪、张再金、廖理,2008;董琦,2008)。对于股市泡沫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市场建设,谨慎对待泡沫破灭之后的治理工作(黄海燕,2007);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在确保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制定相关防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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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泡沫经济；数学模型；数学价值

一、泡沫经济理论

泡沫经济是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易持续膨胀，并日益脱离实物资本增长和实业部门成长的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通俗的说，就是资产在投机预期驱动下，价格加速上升，超出经济系统的承受能力。如果这种趋势不被预控和调整，价格泡沫持续加速膨胀，超出经济系统的最高承受能力，就会引起资产价格短时间急剧下降，进而引起经济崩溃。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泡沫经济有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潮，18世纪的英国南海公司泡沫经济，20世纪的日本泡沫经济、中南美洲泡沫经济、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21世纪的美国为主的全球房地产泡沫经济和金融海啸经济。

经济泡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经济泡沫能促进竞争，活跃市场，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泡沫中有许多虚拟和投机因素。如果泡沫发展超过了一个合理的度，则会引起泡沫经济，给国民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泡沫的测定、判断与预控方案。如果仅利用一般的经济规律，则很难实现，而利用数学方法，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泡沫经济的数学模型

通过泡沫经济的理论分析，估计资产的真实价值是测定泡沫的基准。因此，首先要用资产定价模型估计资产的真实价值。

用于资产定价的模型主要有资产定价模型（CAMP）和FF三因子模型。CAMP模型简明的表达了资本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即风险越高，收益越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多次实例检验中，人们发现传统的CAMP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资产收益率，于是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子模型。在三个风险因素（市场风险、规模以及账面市值比）之间建立线性模型以更好的解释风险收益率差异。

对于泡沫的形成机制以及泡沫的存在性检验，所用的模型主要有有效市场模型、交迭世代资产模型、恶性通货膨胀模型。以上的三个数理模型，从理论上论述了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和可预测性。然后利用加权机理和资产定价的思想，引入宏观经济变量，建立泡沫经济计量模型。

利用以上模型得到资产的真实价值和泡沫的存在性后，根据经济系统中泡沫的演变规律以及资产市场风险因子，提出了泡沫经济临界值确定方法，泡沫经济的判定、预测和预控方案。

虽然预测泡沫经济的难度较大，但只要严格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办事，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及早发现问题的存在，实时监控、预防，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防止泡沫经济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家的宏观调控能有效的预防泡沫经济的产生。

三、数学的价值

克莱因说：“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心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学可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能给予以上的一切。”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数学。数学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有着它特有的魅力和价值。

一是学科价值。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研究数量、结构、变化、空间及信息等概念。重在培养人的思维性和严谨性。人们常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学习数学能培养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而思维能力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数学在语言和逻辑关系上有着高度的严谨性，一条条定理的证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数学还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和工具。数学在物理、化学、生物、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设计、军事战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例如物理学中，利用微积分计算变直线做功，不规则物体的质量、磁场强度、磁通量等；在化学中，利用高等数学的方法可以推导热力学的结论；在生物学中，建立种群增长的数学模型；在计算科学领域，傅里叶级数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是社会价值。数学与人类物质生产紧密联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和生a关系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生产力飞跃的三次工业革命都离不开数学的发展与推动。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是运用数学的知识、思想、方法去解决问题。例如经济生产中的需求、供给、成本、单价、利润、库存等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利用函数关系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还有最值、最优问题、边际问题、弹性分析问题等，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决。

三是文化价值。数学文化包括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它们对人类智力和理性精神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数学文化提高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一个人取得成功的过程就是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过程。我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直接的运用到数学，但从学习数学中得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第二，数学精神特别是学习数学过程中培养的思维精神，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精密性、严谨性是数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品质。例如，在数学学习中，不论代数还是几何，概念、有着明确的定义，而结论又是建立在严谨、求实的证明推理的基础上。数学的发展还重视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这也体现了数学思维和精神的严谨性。

总之，数学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数学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数学的进步，人类社会发展将会举步维艰。我们大学生在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之后，更要热爱数学，学好数学，尝试用数学思维将专业问题归纳为数学问题，进而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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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自17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事件以来，资产泡沫事件时有发生且影响深远，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提出一个资产泡沫动态变化模型，并探讨中国防控资产泡沫的必要性，并前文基础上讨论笔者对于资产泡沫防控以及相关政策的看法

资产泡沫 行为金融 动态模型

一、引言

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资产泡沫事件是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之后则有法国密西西比泡沫（1917～1720）和英国南海泡沫事件（1720），近代则有1923～1926年的美国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事件，也是最早有记载的房地产泡沫事件，20世纪80年代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和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等等此起彼伏。这些泡沫过程是极为相似的，资产价格猛涨，形势一片大好，之后突然暴跌，资产价格大幅跳水，很多个体和企业的财富缩水，不良贷款增多，处理不当则诱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失去的20年”。此外泡沫增长过程中，会不断促进过量投资，这意味着本该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因为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不断流向泡沫行业，产业升级和创新被耽误，刘宪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泡沫经济严重损害日本创新能力，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

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旦泡沫产生且不断扩大，则会影响结构升级的进程，随着我国股市前段时间的猛涨猛跌，房地产价格暴涨，如何应对资产泡沫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2016年12月14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防控资产泡沫更是成为工作重点，本文就资产泡沫进行探究，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动态经济学模型，探究泡沫变化过程。

二、资产泡沫定义与泡沫过程

首先是关于资产泡沫定义问题，尽管大多数的学者和实务界人士都承认存在泡沫事件，但目前资产泡沫尚没有令人满意的严格定义。金德尔伯格认为泡沫一般是指资产价格突然上涨，并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吸引新的买主，当资产的价格远超过资产的实际价值时，就产生泡沫，超出资产实际价值的部分就是泡沫。三木谷良一认为，泡沫经济指资产的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暴涨然后暴跌。P者认为资产泡沫意味着资产价格完全脱离真实价值，在人们非理性心理偏差作用下，进入因为上涨―受追捧―上涨的正反馈循环，且资产价格到达一定高位后极易因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向消极预期进入下跌循环，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行为金融学中认为，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偏差，过度自信，证实偏差和羊群效应就是其中的三种。过度自信会使投资者过分信赖自己得到的“小道”信息。证实偏差指的是：一旦形成一个信念较强的预期，人们会不再关注那些与该预期相违背的新信息。羊群行为指投资者在信息不确定情况下，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多依赖舆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拒绝羊群行为则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上述心理偏差所导致群体产生一致，促使资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换句话说促进泡沫的增长并加剧泡沫破灭。本文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建立动态模型。

模型假定：

市场上存在一种难以判断真实价值的资产，价格为Pt，期初价格为P0；

市场上存在这样的预期：当滞后n期的价格变化率超过一定比率A，此时的价格变化就会被人们解读为自己不知道的利好或利空消息，从而刺激市场大部分人，使市场上的人们产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一定有原因，趋势即将继续”的非理性预期，并在之后的上涨或下跌趋势中不断证实自己的想法（证实偏差）产生羊群行为，Pt‘是t时刻价格的变化率，此后的预期与Pt的变化率密切相关，价格的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人们的盲目预期。

αβ>0可知，这是一个发散过程，如果没有相应政策实施，价格会形成正反馈越涨越高，形成泡沫。

第三阶段，因为价格过高引起供求变化，或者引起政府重视实施相关措施等，价格发生下挫，如果刺激适当，使得滞后n期的价格变化率回到A以下，则市场预期回归冷静（μ=0），则可以实现温和减少泡沫，经济软着陆；若多因素相加刺激过猛则市场预期掉头，由上涨正反馈通道直转暴跌，形成价格下降的正反馈，即泡沫破灭经济硬着陆。

三、结论

从上述模型第三阶段可知，如果资产泡沫已经发生，最好的政策调控是适度引导投资，使得市场回归理性预期，如果调节过猛就会直接转向下降通道，日本直接刺破泡沫的过程以及对经济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可印证这一点。

我国抑制资产泡沫政策方面，2010年的“国十条”，2011年的“新国八条”2013年各大城市出台的限购令，这些政策都没能挡住房价上涨的势头；2016年银监会等四部委先后出台多项政策，限制房地产企业借助外部融资到土地市场拿地，住建部等七部委下发首付贷禁令等等，很多人认为这些政策也仅起到了暂时效果，不过笔者以为这些政策整体起到了释放信号的作用，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保持政策连贯性，同时注意政策力度；另一方面规范金融业，将资金引导至新兴发展企业，方能防控泡沫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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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证券时报网快讯http：///2016/1216/12982387.shtml.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泡沫货币稳定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目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稳定，即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类是金融稳定，即保持金融体系的健康。根据历史经验，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但是不能确保金融稳定。近20多年来，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频繁波动是许多国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资产价格泡沫在许多国家均有发生，但是在泡沫产生－膨胀－破裂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其进行干预这一问题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写作论文。

资产价格泡沫中的货币政策干预问题分析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干预的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性的争论。到目前为止，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或者不干预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合理估值，而是取决于资产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内涵，即价格中是否含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的信息。换句话来讲，就是要看资产价格是否能够作为经济预测的领先指标。如果资产价格中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的信息，那么货币政策就应当对泡沫进行干预。

目前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如果资产价格不包含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信息，那么货币政策是否仍旧应该对泡沫进行干预？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资产价格没有信息内涵，即不包含诸如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信息，货币政策仍然应当积极对泡沫进行干预，我们称之为“有为论”。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资产价格没有信息内涵，那么央行应当忽略泡沫的影响，不对其进行干预，我们将其简称为“无为论”。

（一）无为论

Bernanke，Mishkin，Filardo以及Goodfriend等都是“无为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除非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否则货币政策不应该对泡沫进行干预。

BernankeandGertler(1999)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对BGG模型进行扩展，加入泡沫因素。通过对四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泡沫从膨胀到破裂的全过程进行模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采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即仅对通货膨胀反应的货币政策虽然不直接对泡沫做出反应，但是仍然能够取得最小的通货膨胀波动和产出波动，是四种候选货币政策中最好的一种。一些中央银行家也持有“无为论”的观点，如美联储前任主席Greenspan。Greenspan(1999)在众议员战略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论述：“尽管财产价值对经济至关重要，美联储必须对此认真监督和审查，但是其本身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美国经济的最大可持续性增长，而不是资产具体的价格水平。”

（二）有为论

Cecchetti，Genberg以及Wadhwani(2000)等学者明确主张中央银行应该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泡沫。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讲，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即经济稳定)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泡沫崩溃往往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所以，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调控利率等手段，对泡沫进行干预。

持有为论的学者和中央银行家为数也不少，如Smets(1997)、KentandLowe(1997)以及GoodhartandHofmann(2000)等。他们并不是建议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而是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一项，即采取形如第四种情况的货币反应函数。也就是说，有为论并不是要求改变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有为论与无为论之间的主要争论也在于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不同看法。

货币政策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泡沫的局限性

尽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中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果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直接对泡沫进行干预，存在如下的问题：首先，央行必须准确判定资产价格泡沫是否存在以及合理评估泡沫程度大小。但是，要识别正在逐渐发展的泡沫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资产的基础价值本身是无法观测的，而且难以对其进行准确估算。实际上，相于私人部门而言，中央银行并不拥有信息优势以及更强的泡沫预测能力。Greenspan(1998)曾经说：“想通过市场干预来戳破股市泡沫，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你必须比市场本身更了解市场。”事实证明政府并不比市场知道更多信息。如果中央银行在不具备信息优势的情况下错误地对是否存在泡沫做出判断，那么就会导致错误的货币政策。

其次，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泡沫仅具有有限调节能力，许多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这表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控制资产价格的手段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运用货币政策对泡沫进行调控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使用时有一定的政策时滞。

第三，货币政策的成本也需要引起关注。运用货币政策抑制泡沫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比泡沫带来的危害更大。如果央行采取激进的措施，比如大幅度提高利率，即使有可能会成功地抑制泡沫，但是其后果是经济出现下滑，甚至陷入衰退。所以，即使可以识别泡沫，货币政策仍然很难在刺破泡沫的同时不损害实体经济。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BernankeandGertler(1999)提出了基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干预方法：即使在资产价格泡沫对预期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应当直接对泡沫本身进行干预，而是应当对被影响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干预。但是，这种方法需要预测泡沫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这在操作上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论如何，货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抑制泡沫的产生。货币政策只能通过信贷的扩张与收缩，间接影响资产价格泡沫的变动。防治泡沫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完善的会计制度、执行有效的法律体系，高效的监管构架以及投资者理性投资理念的建立。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作用也只能是治标，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发挥局限于事后的“救火”以及防止危机的扩散。

结论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识别方法；预警体系

中图分类号：F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59-02

1 指标法

1.1 房价收入比

房价收入比是房地产价格与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反映了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比值越高，支付能力就越低。当该指标持续增大时，表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超过了居民实际支付能力的上升。当市场中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处在上升状态，且并没有存在市场萎靡的迹象，则说明这个房地产市场中投机需求的程度很高，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计算公式为：

房价收入比=商品住宅平均单套价格/居民平均家庭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面积/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

该指标的临界值可以由首付、利率、贷款期限、每年住房贷款还款金额占收入比重等估算出，但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在1．8~5．5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6之间。

1.2 房地产价格增长率／GDP增长率

该指标是测量房地产相对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动态相对指标，反映房地产泡沫发展的趋势。指标值越大，房地产泡沫的程度就越大。警戒线定为2，超过2时说明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现象。如1987-1990年间，日本存在严重的地产泡沫时，该指标平均值为3。

1.3 空置率

房地产出现泡沫时，会有大量房屋空置，故可采用来反映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程度。国际上通用的计算方法为：空置率=增量房和存量房中的空置量/全社会增量房和存量房总和。一般而言，该指标的判断标准是：空置率不足5%时，表明市场过热，极可能存在泡沫；5%-10%为合理区域；10%-20%为空置危险区；而当空置率大于20%时，则表明存在严重积压。

1.4 租售比价

反映房地产真实价值的是房地产的租金收益，房价变动可暂时偏离租金变动。但若长时间高于租金增长，则存在泡沫的成份。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从理论上说，计算租售比的方法是：假定将租房所需支付的钱以能获得最大利息收益的方式存入银行，算出包括银行利息在内的租房总支出；同时也假定将买房所需支付的钱以能够获得最大利息收益的方式存入银行，再算出买房总支出；以租房总支出除以买房总支出，其结果就是住房的“租售比”。其判断标准可用下表来表示：

另外，还可以从房地产投资增值率和房地产贷款方面来计量房地产泡沫，但是总体而言，这两种方法不如以上四种方法应用广泛。

指标法的突出优点是所用数据通常相对比较容易采集，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在进行房地产泡沫检测时，可以把那些具有充分理论依据的指标，如房价收入比、租售比价等作为重要的辅判别标准；其缺陷是，一些指标的标准多取自国际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对同一个房地产市场进行判断时，不同的指标之间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

2 理论价格法（收益还原法）

理论价格法被誉为最符合房地产泡沫定义的判别方法，其基本原理就是计算出房地产的理论价格，然后与实际的房价相比较，通过观察二者相背离的程度，来判别泡沫是否存在。

以收益还原法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价格法，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发生后，成为日本经济学家用以判定地产泡沫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泡沫是现实资产价格与实体资产价格的差，或是现实资产价格中实体经济不能说明的部分，所以衡量房地产泡沫的关键在于测算出房地产的实体经济价格(理论价格)与现实价格之间的差距。收益还原的本质就是一个未来收益的贴现模型，即将未来的预期纯收益和预期售价按一定的折现率进行贴现，从而得到房地产的理论价格。我们可以通过下图直观地理解理论价格法的精髓：

理论价格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着困难。集中表现为：第一，折现率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第二，收益还原法体现的是把未来的收益折合成现在的收益，通过折现来计算现值。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在当前的试点上难以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收益做出准确的估计。

3 市场修正法

我国学者洪开荣(2001)提出房地产泡沫计量的“市场修正法”，即以物业空置率为基础，从房地产的供求差异出发，通过考虑各种相关系数因素来进行修正，从而估量出房地产泡沫的大小。其公式为：

房地产泡沫系数=物业总空置率 × 经济增长修正系数 × 产业贡献修正系数 ×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其中：空置率是根据年空置量与三年累计物业竣工量的比例；经济增长修正系数=上期的(1+GDP增长率)/本期的(1+GDP增长率)；产业贡献修正系数=上期的(1+房地产业增长率)/本期的(1+房地产业增长率); 交易状况修正系数=上期的(1+个人购房比例)/本期的(1+个人购房比例)。

该方法作为房地产评估标准的基本理由是空置率反映了市场供需的差异，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空置率指标反映了各种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的市场后果。房地产泡沫和物业空置率是对市场失衡的不同角度的描述，但它的实质内涵是一致的。该方法借助了资产评估中的修正方法，但是理论依据不足。

4 统计检验法

国外的研究文献中，常见这种方法。其使用前提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价格短期波动不是很厉害；二是数据样本要大。实质是利用计量统计学的原理对房地产价格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当房地产市场上无经济泡沫时，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有规律，统计分析可以找到统计规律，而当经济泡沫存在时，由于经济泡沫使得价格大起大落，从而使得统计规律失常。国外的统计检验法根据检验的标准不同，可分为方差上限检验和游程或粗尾检验两种。

方差上限检验法以Blanchard and Watson(1981)为代表，他们认为，经济泡沫的出现会增加价格p的方差，会减弱价格p与市场基础的决定因素X的相关关系。在不存在经济泡沫的零假设下，给定某些条件，就可以求出价格方差的上限。当经济泡沫出现时，这个上界条件会受到破坏。

Blanchard and Watson( 1981)还讨论了价格p的更新值（超额收益)的分布。如果存在经济泡沫，并且经济泡沫会在某个时期破灭，那么在经济泡沫存续期间，经济泡沫更新值为同号；当破裂开始时，变为异号，这样经济泡沫更新值的游程会比纯随机序列的要长，从而会使样本的总游程数变小。经济泡沫成长期间，会产生小的正的超额收益，但随之而来的是会在某个时刻经济泡沫破裂，产生大的负超额收益，这类经济泡沫的更新值的分布会成尖峰或粗尾分布，因此价格更新值的较大峰度系数可能意味着存在经济泡沫。但游程检验与粗尾检验方法的效果不佳。因为经济泡沫游程数并不必然小于随机变量序列的游程数；另外，市场基础价值的分布也可能呈峰态。即使如此，这两种方法还是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的时间很短，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完成的1998年算起，到2008年我国住宅市场化的历史也不过10年时间，可供计量检验的样本数据很少，计量检验的结论可能缺乏可靠性。因此，统计检验法在我国应用并不合适。

5 预警指数法

预警法是一种综合方法，融合了指标法中的各种重要指标，也是目前测度房地产泡沫较为理想的方法。虽然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问题，而且需要收集很多数据，但综合而言，是目前除了收益还原法之外最为完善的测度方法。目前被普遍接受的预警构建方法如下：

（1）选定预警指标。（2）确定预警指标的权重。（3）确定指标临界值。（4）测算地产泡沫发生变化的概率。当某一个判断指标发生预警信号时，地产泡沫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在预警期内，达到临界值的指标越多，地产泡沫变化的概率越大。（5）确定地产泡沫的预警级别。根据地产泡沫变化的概率，房地产泡沫变化的可能性划为几个级别：A级：警戒级，40

其构建还有多种方法，但它们在计算原理上是相同的，关键之处是所选取的代表性指标会因人而异，差别很大。

6 结论与建议

以上房地产泡沫识别方法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即指标法和模型法。不管用何种方法测度房地产泡沫，尤其是指标法中，其逻辑思路都是首先试图建立一个基准指标，然后用实际指标与其对比，实际指标大于或小于基准指标的部分即为泡沫成分，以实际指标偏离基准指标的程度来指示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在实际应用中，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分析，判别是否存在泡沫，而不应该单纯采用一种方法，以免判别结果有失偏颇。真对以上分析，对我国房地产泡沫识别方法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由于我国房地产发展时间较短，房地产统计工作更是滞后于房地产市场，统计资料相当匮乏，所以应该完善我国的房地产统计工作，使之更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发展。

第二，目前我们应该在现有统计资料条件下，根据我国以往的经验和其他类似国家的经验，深入研究适合于我国的量化方法和评判标准。

第三，建立适合于国情的房地产泡沫预警机制，对我国房地产泡沫及时预报和控制，时刻警惕房地产泡沫。

参考文献

［1］周方明. 房地产泡沫测度研究［J］. 经济师,2006，(5):141-144.

［2］洪开荣. 房地产泡沫:形成、吸收与转化［J］. 中国房地产金融,2001，(8)：10-14.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泡沫;房地产泡沫;评价体系

1.国内外关于泡沫研究现状述评

“泡沫”一词最早用来形容如1636－1637年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十八世纪巴黎出现的“密西西比泡沫”及伦敦出现的“南海泡沫”等事件。所有这些现象都如《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泡沫”所做的描述:“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的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又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谋利的投机者，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

对房地产业泡沫状况的评价，国外可供借鉴的理论主要是对房地产泡沫实证检验的研究，Abraham and Hendershott在1993年和1996年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进行的实证检验； Helbing和Terrones(2003)等学者对房地产泡沫的识别、房地产泡沫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以及如何降低房地产泡沫的危害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总体来说，国内外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有所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其中的某些理论，然而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科学构建识别房地产泡沫的理论模型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到目前为止，国内经济学界还没有就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的概念达成一致，多数学者都把经济泡沫(或者简称为泡沫)与泡沫经济的概念混为一谈。崔华伟; 赵莉（2011）认为巨额土地出让金最终转嫁到房价中,这构成了房产泡沫大厦的地基;银行信贷扩张、过剩的流动性,参与了房地产建设、销售的各个环节,它们构成了房产泡沫大厦的主体。杨宽欣，李明（2010）认为，泡沫经济是指某一经济领域出现的交易价格过分异常,交易价格不断上涨,严重偏离正常的合理定价,是社会资源严重畸形配置的一种经济现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泡沫以及泡沫经济的认识，然而，泡沫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因此，仅仅用某一个理论来解释并不能说明泡沫现象的整体。

2.关于房地产泡沫评价的研究

目前对如何衡量房地产泡沫尚无标准。由于房地产的独特性，房产需求和供给及监管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缺少长期的高质量的房产数据时间序列，使得识别房产泡沫的难度加大，房价的波动性及各地价格的差异性，也使得标准的资产定价理论失去了解释的基础。

从学者们已作的研究看，测度房地产泡沫的检测方法主要有统计检验法、指标法、收益还原法市场修正法等。

2.1统计检验法是利用计量统计学原理建立数学模型对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当房地产市场上无经济泡沫时，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有规律，统计分析可以找到统计规律;而当经济泡沫存在时，由于经济泡沫使得价格大起大落，从而使得统计规律失常。统计检验法的基本思路是把市场价格可以用未来预期收入的理性预期贴现值来解释的情况作为零假设。这样，一旦拒绝零假设，就认为可能存在泡沫。统计检验法可以分为四种:方差检验法，单位根与协整检验法，投机度检验法，设定性检验法。

张朝洋（2011）将房地产基础价值看作一种状态变量,借助于协整理论,建立基于房地产供求的SSpace模型,并利用卡尔曼(Kalman)滤波进行参数估计,对中国1995～2007年间的全国性房地产进行了基础价值测度,阐明了全国性房地产泡沫的周期性特征。李丹美（2007）对近17年来中国商品房平均价格和房地产投资进行了协整分析, 实证结果是: 各种因素如投机以及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导致了市场需求的虚增, 从而抵消了房地产投资对于房价的影响。吴地宝（2007）从房地产泡沫的内涵、特征和运行机理分析，选取了理性泡沫模型，采用直接指标法和间接检验法进行实证检验。

2.2指标法是根据某个指标的值来判断房地产试产是否存在泡沫。对于指示指标的选取，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众多指标。尤明（2011）通过选取不同的指数对北京市2003～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的指数由于性质各异,所以可能导致分析所得结论差距较大甚至完全相反,因而影响了这些指数的评价效率。周方明(2006)按照各个指标在显示房地产泡沫中的方式的不同，把所有的指标归为五类:预示指标、指示指标、滞后指标、信贷指标和伴生指标。选取指标主要包括三步:(1)选取指标;(2)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3)泡沫系数的合成。郑子蹼(2004)在袁贤祯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些指标进行了调整，同样也使用了三类指标构造了一个新的指标体系。胡瑾卿、张大亮(2004)利用泡沫评价指标体系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构建了二维的房地产泡沫测评体系，利用1996-2004年杭州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了杭州市1996-2003年的房地产指标数据，认为杭州市房地产的泡沫值介于轻微泡沫和中重泡沫之间。

2.3收益还原法是一种评估收益性房地产价格的基本方法。要度量其大小，一般认可的是用预期未来的房地产收益的现值与房地产现实价格相比较来进行。收益还原法的基本原理是:房地产的价格等于房地产未来净收益的现值之和。其基本评估程序是确定一个折现率，把未来各期的纯收益换算为现值，而这个折现值就代表了房地产正常合理的理论价格。现实价格高于理论价格的部分就代表了房地产泡沫。王雪峰（2005）利用Ramsey模型，采取边际收益法计算房地产的基础价值，将实际价格同基础价值比较，若实际价格超过基础价值即认为存在正泡沫，反之则认为存在负泡沫。

2.4市场修正法，洪开荣(2001)提出了计量经济泡沫的“空置率修正法”，以反映市场供求差异的物业空置率为计量基础，然后考虑宏观经济状况、房地产业状况和市场交易状况进行修正，从而估计出房地产泡沫的数值，采用的计算公式是:

房地产泡沫系数=物业总空置率×经济增长修正系数×产业贡献修正系数×交易状况修正系数

在这里，经济增长修正系数等于上期的(1+GDP增长率)除以本期的(l+GDP增长率)。产业贡献修正系数等于上期的(1+房地产业增长率)除以本期的(1+房地产业增长率)。交易状况修正系数等于上期的(1+个人购房比例)除以本期的(1+个人购房比例)。因此房地产泡沫的度量系数为:

年度泡沫系数=总空置率×{上年度(1+GDP增长率)/本年度(l+GDP增长率)} ×{上年度（1+房地产业增长率）/本年度(l+房地产业增长率)} ×{上年度(l+个人购房比例) /本年度(l+个人购房比例)}

2.5评论：

上述检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泡沫存在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由于对房地产泡沫的理解角度不同，而产生了诸多的检验方法，导致检验结果各异，甚至有些结果大相径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实证分析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总结

国内外经济学家对泡沫的研究较广泛和深入，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然而，房地产泡沫存在性检验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并且理论基础不同检测的方法和结论也有所不同，本论文要在对错误理论的批判以及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有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房地产泡沫评价进行科学的研究。　[科]

【参考文献】

［1］杨宽欣，李明.论泡沫经济的内涵、形成、影响、防范对策[J].经济理论研究,2010，（9）．

［2］载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06．

［3］尤明.基于指数合成法的北京市房地产泡沫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11，05．

［4］崔华伟，赵莉.浅析近年我国房地产泡沫及其成因[J].改革与开放，2011，08．

［5］张朝洋.基于SSpace模型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2010，02．

［6］吴地宝,余小勇.房地产泡沫问题及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2007,(02)．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泡沫经济是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是产生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泡沫一旦破灭,经济危机就有可能随之而来。1990年的日本、1994年的墨西哥、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都留下了泡沫经济破裂的累累伤痕,不仅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股票是泡沫经济的主要载体之一,资产定价泡沫是诱发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不断膨胀的资产定价泡沫是出现泡沫经济的先兆①。因而研究我国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影响,分析资产定价泡沫的动态演变过程,对抑制过度投机、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危机、保持股市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②。国外关于资产定价泡沫的研究按两个方向展开:(1)研究资产定价泡沫的存在性和动态演变过程,并试图给出经验上的证据(AbreuandBrunnermeier,2001等);(2)在一般均衡下,研究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回答资产定价泡沫是否能够存在,如果存在,对经济的效果如何,尤其是对资本存量、消费和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Tirole,1985,1990;Weil,1987等)。在研究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影响的这些文献中,有认为股市泡沫对经济有益的,也有认为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有害的。Tirole(1985,1990)认为如果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则不可能存在正值的资产定价泡沫;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则资产定价泡沫会减少过度积累,增加人均消费,消除经济的无效性。1987年,Weil将Tirole的结果推广到随机的情况,得到了相似的结论。Shleifer和Summers采用噪声交易模型研究了资产定价泡沫的效应,得出结论股市泡沫创造了额外的价格风险,增加了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减少实质资本的投资收益,使经营管理者更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期投资。Yanagawa和Grossman研究了内生增长经济中的资产定价泡沫,他们发现资产定价泡沫(如果存在的话)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减少后代的财富。在我国,关于资产定价泡沫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中基本上都采用第一种路径①,即检验我国证券市场上资产定价泡沫的存在性及确定合理范围等(董贵昕,2001等),而对于第二条研究路径尚未有人涉及。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结果的基础上,采用具有技术进步和随机实质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跨时迭代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推广已有的结果。同时对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我国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效果。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引进具有技术进步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跨时迭代模型,进而给出黄金律和动态无效的概念;第三节讨论具有随机泡沫的跨时迭代模型,分析泡沫存在的条件及资产定价泡沫对资本存量、消费和动态效率的影响;第四节将第三节的结果推广到具有随机实质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情况;第五节实证地研究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并将上文的结果应用于中国的现实经济;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跨时迭代模型、黄金律和动态无效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考虑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有限期界跨时迭代(OLG,overlappinggen-eration)模型(Samuelson,1958等;),其结果如下:1•家庭假设每个人生存两期,第一期年轻时,工作挣得工资,用于消费和储蓄;第二期年老时,退休靠第一期的储蓄生活。这样,在每一时期,经济中都有两代人组成:年轻人和老年人。假设t期出生的个人在t期的消费为C1t,在t+1期的消费为C2t+1,其效用函数为u(c),并且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则t期出生的个人所获得的效用的贴现和为:u(c1t)+(1+θ)-1u(c2t+1),u′(•)>0,u″(•)<0.其中θ>0为主观贴现率。设t期出生的个人无弹性地提供1单位的劳动,得到实际工资wt,消费掉c1t后,剩下的用于储蓄st,供年老时消费,t期出生的年轻人的储蓄用于形成资本的存量,与t+1期的年轻人提供的劳动相结合,得到t+1期的产出。假设t期出生并在t期工作的人数为Nt,其增长率为n,即,Nt+1=Nt(1+n),则t期出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所面临的最大化问题是:maxu(c1t)+(1+θ)-1u(c2t+1)(1)满足下列约束条件:wt=c1t+st(2)c2t+1=(1+rt+1)st其中rt+1是t+1期的利率,0<θ<1为主观贴现率,它是外生给定的参数,每个人都把wt和rt+1视为给定,在(2)式的约束条件下,选择c1t和st来最大化(1)式。从而由优化理论(龚六堂,2000;Ka-mienandSchwartz,1991)得一阶条件为:u′(c1t)-(1+θ)-1(1+rt+1)u′(c2t+1)=0(3)2•企业假设企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函数是具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生产函数:Yt=F(Kt,N^t)(4)其中N^t=AtNt是有效劳动投入,技术进步At是劳动增长(labor-augmenting)型的,且At的增长率为常数μ,即,At+1=At(1+μ),为简单起见,把初始化的技术进步水平A0正规化为1,从而(4)式变为:y^t=f(^kt),f′(•)>0,f″(•)<0(5)其中,y^t=Y/N^t为每个工人的有效产出;^kt=K/N^t为每个工人的有效资本存量;f(y^)=F(y^,1),f(•)满足Inada条件,即f(0)=0,f′(0)=∞,f′(∞)=0。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使得边际产品与要素价格相等,即:YtNt=[f(y^t)-y^tf′(y^t)]At=wtYtKt=f′(y^t)=rt+δ其中δ为折旧率。(6)3•均衡在封闭经济中,家庭的资产等于资本的存量,即总投资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消费:Kt+1-Kt=wtNt+rtKt-c1tNt-c2tNt-1(7)其中,Nt-1是t-1期出生的人口数;c2t是t-1期出生的年轻人,在t期年老时的消费。将(6)式代入(7)式得:Kt+1-Kt=AtNtf(y^t)-Ct-δKt(8)其中Ct=c1tNt+c2tNt-1为总消费,c1tNt为年轻人的消费,c2tNt-1为老年人的消费。将(2)式代入(7)并解差分方程得Kt+1=stNt,即:^kt+1=(1+n)-1(1+μ)-1stA-1t(9)即年轻人的储蓄等于下一期的资本存量。4•黄金律与动态无效将(8)式两边同时除以AtNt得:(1+n)(1+μ)^kt+1-^kt=f(^kt)-^ct-δ^kt其中^ct=Ct/N^t为每个工人的有效消费。在稳态的情况下,^kt+1=^kt=^k*,于是稳态的每个工人的有效消费c*为:c*=f(^k*)-(n+μ+nμ+δ)^k*(10)要使c*最大化,则^k*必须满足下式:f′(^k*g)=n+μ+nμ+δ(11)称(11)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律(goldenrule)(Phelps,1961)。该式表明在经济永远持续(没有最后一代)的情况下,当^k*=^k*g时,每个当期和后代的成员都最大化了消费,即达到了Pareto最优。但是,在经济中,如果^k>^k*g,即在资本的存量超过了黄金律水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增加消费,从而使效用增加,这样,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Pareto最优了,这种过度积累的经济称为动态无效。很容易证明,在这个模型中,若取对数效用函数μ(c)=lnc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f(k)=αkβ(0<β<1)时,黄金律的资本存量为:^kg=αβn+μ+nμ+δ11-β从而动态无效条件为:1-β(1+n)(2+θ)>βn+μ+nμ+δ于是,若时间偏好率θ和人口增长率n很小,折旧率δ和技术进步增长率μ很大,而且资本份额β很小的话,资本过度积累就可能发生,从而经济会出现动态无效。

三、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模型

以上我们仅仅考虑了投资于实质资本(realcapital)的情况。下面我们假设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除了可以把储蓄投资于实质资本之外,还可以投资于泡沫资本(如股票泡沫),投资于实质资本的收益率为1+f′(^kt+1)。假设泡沫资本的供给M是固定的,从而有Bt=ptM,这里,βt为泡沫的总价值,pt为泡沫的价格,这意味着泡沫大小的变化完全归因于价格的变化,故投资于泡沫资本的收益为pt+1/pt,于是每个工人的泡沫水平为bt=Bt/Nt=ptM/Nt。由此得在跨时迭代模型中,年轻人在时期t满足的预算约束条件(2)变为:wt=c1t+it+btc2t+1=it[1+f′(^kt+1)]+bt+1(1+n)(12)其中it为投资于实质资本的储蓄。代表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12)的条件下,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u′(c1t)-(1+θ)-1[1+f′(^kt+1)]u′(c2t+1)=0u′(c1t)-(1+θ)-1(1+n)bt+1u′(c2t+1)/bt=0(13)由(13)中的两式得:1+f′(^kt+1)=(1+n)bt+1bt=pt+1pt(14)该式为两种资产之间的套利方程,它意味着投资于两种资产具有相同的收益。如果f′(^kt+1)>n,按人均项泡沫将增长。布兰查德和费希尔(BlanchardandFisher,1989)针对没有技术进步的跨时迭代模型,详细论证了确定性泡沫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经济是动态有效的,泡沫不可能存在;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则可以存在具有正值的泡沫稳态,这时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而泡沫将按人口增长率增长且与经济增长率相同,从而泡沫消除了经济的动态无效。对于含有技术进步的跨时迭代模型,具有相似的结论。在现实经济中,泡沫通常并非都是确定性的。现在我们假设泡沫是随机的,不妨设遵循下列过程———突发爆裂的泡沫:bt+1=(απ)1bt+εt+1(具有概率π)=εt+1(具有概率1-π)(15)其中εt+1是一个随机扰动,且E(εt+1)=0。这个过程中泡沫在每一期以1-π的概率爆裂,以π的概率继续存在。此时满足约束条件(12)的情况下,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Et{u′(c1t)-(1+θ)-1[1+f′(^kt+1)]u′(c2t+1)}=0Et{u′(c1t)-(1+θ)-1(1+n)bt+1u′(c2t+1)/bt]=0(16)其中Et表示时期t获得信息集的条件期望。如果泡沫在时期t已经存在,即bt>0,则上述一阶条件为:u′(c1t)-(1+θ)-1[1+f′(^kt+1)][πu′(ce2t+1)+(1-π)u′(cn2t+1)]=0u′(c1t)-(1+θ)-1π(1+n)bt+1u′(ce2t+1)/bt=0(17)其中,ce2t+1=it[1+f′(^kt+1)]+(1+n)bt+1,cn2t+1=it[1+f′(^kt+1)]。由(17)得:π(1+n)bt+1bt=[1+f′(^kt+1)][π+(1-π)u′(cn2t+1)u′(ce2t+1)](18)上式的经济含义为:个人持有泡沫资本需要一定的风险补偿(riskpremium),而且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持有泡沫资本所要求的补偿也越大,因为;u′(cn2t+1)/u′(ce2t+1)通常随着风险厌恶的增加而增加,所以风险厌恶程度越高,(18)式右边最后一项也越大。如果个人是风险中性的,从而有u′(cn2t+1)/u′(ce2t+1)=1,于是有:1+f′(^kt+1)=π(1+n)bt+1bt(19)(19)式可以看作(14)式中随机扰动εt+1=0时的套利条件。对于风险中性的个人来说,持有泡沫资本相对于持有实质资本来说也存在风险补偿,因为泡沫具有1-π的爆裂概率,因此个人对于承担泡沫爆裂的风险需要获得补偿。在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模型的市场均衡中,类似于无泡沫均衡的(7)式和(9)式,我们有:Kt+1-Kt=wtNt+rtKt-Bt-c1tNt-c2tNt-1即^kt+1=(1+n)-1(1+μ)-1(st-bt)A-1t(20)比较(9)式和(20)式知,无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kt+1要大于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kt+1,因此,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实质资本收益率会更高(因为实质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从而其对应的消费比无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消费大。即^kBt+1<^kDt+1f′(^kBt+1)>f′(^kDt+1)CBt>CDt(21)其中,c为个人总寿命期的有效消费,下标D和B分别表示无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和有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由(21)式知,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那么泡沫会提高经济效率,使资配置达到Pareto最优。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在什么条件下,随机性泡沫在跨时迭代经济中持续存在。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提到,布兰查德和费希尔(BlanchardandFisher,1989)证明了泡沫只有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即f′(^k)<n+δ或f′(^k)<n+μ+nμ+δ)才可能持续存在。事实上,在一个动态有效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经济增长率低于实质资本收益率。如果动态有效经济中的个人有可能投资泡沫的话,这将导致资本存量水平下降,从而进一步增加实质资本的收益率。因此,个人越是投资于泡沫资本,实质资本收益率就越高,因而泡沫增长得越快。但是,这种泡沫的增长在长期是不能够持续的,因为它的不断增长将最终大于年轻人的收入,即超过工资w,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而动态有效的跨时迭代经济中不可能存在泡沫。但是,动态无效并不是跨时迭代经济存在稳态泡沫的充分条件,为此,Weil(1987)给出了一个随机稳态泡沫存在所满足的充分条件(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π(1+n)≥1+f′(^kBt+1)(22)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则(22)变为:π(1+n)(1+μ)≥1+f′(^kBt+1)(23)该条件表明,一个随机稳态泡沫的预期收益必须不小于实质资本的收益,而且如果个人是风险厌恶的,前者则更要大。由(21)和(23)得:π(1+n)(1+μ)>1+f′(^kDt+1)(24)这是一个比动态无效更加严格的条件。

四、具有随机实质资本收益率的跨时迭代模型

在上文中我们始终假设t期所有个人都知道实质资本收益率1+f′(^kt+1),因而投资于实质资本是无风险的。然而,现实中投资于实质资本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我们假设f′t+1(^kt+1)遵循以下过程:f′t+1(^kt+1)=f′t(^kt+1)+βt+1(具有概率p)=f′t(^kt+1)(具有概率1-p)(25)其中f′t(^kt+1)+pβt+1为正①,f′t(^kt+1)表示有效资本^kt+1在t期的边际产量,而f′t+1(^kt+1)是有效资本^kt+1在t+1期的实际边际产量。假设βt+1是服从白噪声的随机变量,从而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βt+1的预期值为0。我们假设投资者可以收到关于影响t+1期实质资本收益基本面消息Ω的一个噪声信号σ∈{βt+1,0},该信号满足:Pr(σ=β,Ω=β)=p,Pr{σ=β,Ω=0}=1-p(26)概率p揭示了t+1期实质资本收益率变化βt+1的可能性,当然βt+1可取正值也可取负值。如果βt+1>0,则表示个人是乐观的,预期实质资本收益率将增加,反之,表示个人是悲观的,预期实质资本收益率将减少。由(25)式知,在t期f′t+1(^kt+1)的期望值为Et[f′t+1(^kt+1)]=f′t(^kt+1)+pβt+1,从而实质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是高于还是低于确定的实质资本收益率,完全取决于βt+1是正还是负。在(12)式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代表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u′(c1t)-(1+θ)-1[1+f′t(^kt+1)+βt+1][πpu′(cee2t+1)+1-π)pu′(cne2t+1)]-(1+θ)-1[1+f′t(^kt+1)+βt+1][π(1-p)u′(cen2t+1)+(1-π)(1-p)u′(cnn2t+1)]=0(27)u′(c1t)-(1+θ)-1(1+n)bt+1/bt[πpu′(cee2t+1)+π(1-p)u′(cen2t+1)]=0(28)其中cee2t+1=it[1+f′t(^kt+1)+βt+1]+(1+n)bt+1,cen2t+1=it[1+f′t(^kt+1)]+(1+n)bt+1,cne2t+1=it[1+f′t(^kt+1)+βt+1],cnn2t+1=it[1+f′t(^kt+1)]。对于风险中性的个人来说,(27)式和(28)式变为:1+f′t(^kt+1)+pβt+1=π(1+n)bt+1bt(29)当实质资本的收益率不确定时,与(14)式相比,股市泡沫的收益率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29)式中的实质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比(14)式中的实质资本的收益率是高还是低。对于具有随机实质资本收益率的跨时迭代模型来说,均衡条件(20)式仍然成立。与(24)式类似,稳态随机泡沫存在的条件为:π(1+n)(1+μ)>1+f′(^kDt+1)+pβA-1t(30)

五、现实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吗

跨时迭代模型表明: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不可能存在泡沫;在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如果存在资产定价泡沫,则适当的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有利,会提高经济效率,使资源配置达到Pareto最优,消除经济中的动态无效。那么,实际经济确实会过度积累吗?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会是动态无效的吗?①在经验研究实际经济的动态效率时,由于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方法之一是判断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是否超过了黄金律水平,即是否超过了利率等于经济增长率所确定的资本存量水平。Ibbotson(1987)和Cohen等(Cohen,HassetandKennedy,1995)人采用该方法,分别利用1926—1986和1980—1994年的美国数据,针对不同的基准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前者认为美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而后者却得出美国经济是有效的结论。究其原因,在利用该方法时存在一个问题: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利率?是企业利润率股票收益率,还是短期国债的无风险利率?在战后的美国,平均增长率一直高于平均无风险利率,但明显低于利润率(BlanchardandFish-er,1989)。方法之二是AMSZ准则。1989年,Abel等(Abel,Mankiw,SummersandZeckhauser,1989)人将不确定性引入了跨时迭代模型,提出了一种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的标准,即动态有效的条件为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他们发现自1929年以来,美国和其他6个工业化国家②的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从而说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实际上,在确定性的均衡经济中,这两种检验方法是一致的,此时,资本净收益等于真实利率与资本存量和乘积,投资是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而在不确定性的均衡经济中,二者是不同的,AMSZ准则是前者的推广,在实际中更为适用。下面将该准则应用于我国经济,来判断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

1•AMSZ准则

设Vt是t时期除息后股票市场组合的总市值(或经济中有形资产的总市值),Dt是t时期股票组合的股息(或经济中资本的净收益,即总收益减去总投资)。如果对于所有的时期t和所有的状态,有Dt/Vt≥ε>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如果对于所有的时期t和所有的状态,有Dt/Vt≤ε<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无效的(Abel,Mankiw,SummersandZeckhauser,1989)。该准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商品从公司到投资者是净流出,那么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商品从公司到投资者是净流入,那么均衡经济就是动态无效的。这个准则是1961年Phelps的黄金律的推广,将它应用于实际经济判断其动态效率也非常简单,由于每个时期的Vt通常都是正的,所以只需比较一个国家经济生产部门的现金流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即可。

2•我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实证结果

我们将AMSZ准则应用于我国经济,研究转轨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动态效率。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采用的样本区间仅为1992—1997年的年度数据,其间的国民生产总值、总资本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等如表1所示。其中,总资本收益和净收益按如下方式计算:总资本收益等于国民收入加上折旧再减去劳动者报酬;国民收入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减去间接税减去企业补贴再减去折旧;总投资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存货投资;总资本收益与总投资的差即为净收益D。表1显示从1992—1997年,我国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净收益为负,其绝对值基本上超过了GNP的4%,表明我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但从表1的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总投资与总收益的差额的绝对值对GNP的比例除1992年外,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经济有逐渐向动态有效转化的趋势。因此由上文的结论知:在实质资本收益率确定的情况下,适当的资产定价泡沫(如果存在的话①)对我国经济有益,会增加人均消费,改进我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经济从动态无效向动态有效转化,当然一定要把资产定价泡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其增长率不能超过经济的增长率;在实质资本收益率随机的情况下,资产定价泡沫(如果存在的话)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依赖于个人对未来投资实质资本收益率的预期,因而加强投资者对未来实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持乐观态度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应用AMSZ准则时,其中隐含了两个前提条件:(1)假设我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实际上,我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20余年的奋斗历程,但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可以说仍然处在转轨阶段,还很难说已经处于均衡状态;(2)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具有常数收益率。现实中,由于我国垄断行业的大量存在(如电信和铁路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资本的总收益。另外,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使用的样本过少。以上这些原因可能导致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现实有偏差。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1926年出版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给出的定义是：“任何高度投机的不良商业行为”。1978年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指出投机促成泡沫形成，泡沫可能导致金融危机。1993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指出，“泡沫”一般来讲是指资产价格大幅度偏离经济基础条件而上升的过程。1989年，布兰查德和费希尔（BlanchardandFischer）定义：理性泡沫即市场价格超过其基本价值的部分。1988年，迪巴和格鲁斯曼(DibaandGrossman)将理性泡沫描述为价格中除去内在价值的那一部分价格。总之，虽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对泡沫概念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

二、泡沫研究的发展阶段

从研究的进展来看，可以大致分为有重叠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对泡沫的描述和定性分析为主。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泡沫研究进入数理模型分析阶段。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非线性理论的引入使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描述和定性分析阶段

1688年，约瑟夫.德.拉.维佳(JosephdelaVega)出版了经典之作《困惑之惑》，从投机角度提出了类似于当代“博傻理论”（GreatFoolTheory）的思想。1841年，苏格兰学者查尔斯.马凯(CharlesMarkey)在《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ExtraordinaryPopularandtheMadnessofCrowds)一书中首次对1636年荷兰“郁金香狂热”、1719-1720年法国“密西西比股灾”等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1994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在《泡沫的故事》艺术中描述了包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垃圾债券热以及1987年的股市崩溃等金融事件。

四、数学模型的运用和新理论的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起，数量方法的引入标志着泡沫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之前，1967年哈恩（Hahn）、萨缪尔森(Samuelson)和希尔.斯蒂格利茨(Stiglitz)已经从理性预期出发证明了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系统可能出现泡沫。1979年，布兰查德和沃森(BlanchardandWatson)证明，在投资者理性预期下，资产价格方程的解中仍有可能出现泡沫成分，并将其命名为“理性投机泡沫”（rationalspeculativebubbles）并在1982年提出的爆炸性泡沫模型。1987年，桑托尼（Santoni）认为理性泡沫至少具有连续性、膨胀性和不可能出现负值。此后，格兰杰和斯沃森（GrangerandSwanson）在1994年用“一般化随机鞅”的概念给出了理性泡沫解的集合，几乎可以囊括目前学术文献中常见的所有理性泡沫解。特别地，在部分均衡下，迪巴和格罗斯曼（DibaandGrossman）在1988年证明了，对于有限责任的资产而言，从来不肯能存在负的理性泡沫。夫鲁特和奥博斯特菲尔德（FrootandObstfeld）1991年证明，一种特殊理性泡沫（内生泡沫）的存在性，因为这种泡沫的产生仅仅与基本经济变量（如红利）的变动有关而不依赖于其他别的因素。在一般均衡下，蒂罗尔（Tirole，1985）和韦尔（Weil，1985）证明了，在计划期无限、市场参加者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泡沫。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泡沫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噪音交易者理论（Black，1986）。在这个理论中，布莱克提出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概念。1990年，De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提出了著名的DSSW(1990a)噪音交易者模型，指出当噪音交易者对风险资产未来价格存在认知偏差时，风险资产价格将偏离其基本价值。1989年，Camerer提出信息泡沫的概念，他认为如果交易者有不同的信息或者用不同的模型分析经济现象，使得价格没有反映所有信息，资产价格就有可能偏离其基本价值，出现泡沫。在1990年出现了正反馈交易模型（DSSW3）。指交易者在股价出现上涨后买入，或在股价下跌后抛出，即“追涨杀跌”造成价格波动。1984年，Shiller指出，投资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投资者的行为也会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引发金融市场上的“时尚”现象，从而对资产价格造成影响。West(1986)将时尚称为“近似泡沫”（nearbubble）。1988年，Kraus和Smith证明了“太阳黑子理论”，即使投资者对资产都有完全相同的信念，那么，关于信念的信念（beliefonbeliefs）称为一种类似太阳黑子的不确定性，造成价格对价值的长期偏离，他们称之为“伪泡沫”。另外，关于泡沫的检验与测定，最为著名的检验方法是希勒(Shiller，1981)以及勒鲁瓦和波特(LeroyandPorter，1981)提出超常易变性检验(excessvolatilitytest)，常用的方法还有，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andGranger，1987)的协整检验，韦斯特（West，1987）的EULER方程检验法，怀特的市盈率比较法等。此外，夫卢德和嘉伯(FloodandGarber，1980)通过对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分析，首次给出了确定性泡沫直接检验法，而弗如特和奥布斯菲尔德（FrootandObsfeld，1991）则通过对美国股票价格的分析，进行了一种内在性泡沫的直接检验。

随着研究的发展，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两种因素的融合使理论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

五、进入90年代之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以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部分非线性理论的引入，泡沫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状态，泡沫理论的研究处于第二阶段尚未结束、第三阶段刚刚开始的状态。

六、小结

以上梳理让我们对泡沫理论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金融危机仍在全球肆虐，我们期待泡沫理论研究能够以此为契机，在实践中有更大的飞跃，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葛新权.泡沫经济理论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2.

[2]张晓蓉.资产价格泡沫.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09.

[3]董贵昕.金融泡沫的形成、运行与控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性交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性交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性交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 2007 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 17 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

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 20 世纪 30 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转贴于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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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凤元。资产价格泡沫研究综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潘志刚，李忠民。西方金融监管理论演变文献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6）。

[4] 文彬。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及在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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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爱文，林丹红。金融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2，（3）。

[7] 叶静雅。资产价格泡沫理论综述[J].皖西学院学报，2008，（4）。

[8] Allen，Franklin，Gorton and Gary.Churning Bubbl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4）：813-36.

[9] 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Laura Gardini.Asset Price and Wealth Dynamics in a Financial Market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06，30（9）：1755-1786.

[10] 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Waldmann R.J. Positive Feedback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Destabilizing Rational Expectations[J].Journal of Finance，1990，45（2）： 379－395.

[11] Jones S.，Lee D.，Weis E.Herding and Feedback Trading by Different Types of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for Money[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52（2）：169－210.

[12] Jose A. Scheinkman，Wei Xiong. Overconfidence and Speculative Bubbl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11（6）：118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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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iglitz J. E. and Andrew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3（3）：

393-410.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现代金融经济 经济泡沫 原因 表现形式 分析

0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剧与城市化建设规模持续扩大的推动作用之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经济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现代经济社会在迅猛发展的过程当中诱导包括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伸工具在内的各种金融经济产物融入整个现代经济社会当中，这直接导致整个市场经济开始呈现出自由化、价值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作用之下，一种运行状态类似于泡沫（外在繁荣光鲜，内在破灭的可能性极大）的经济表现形成在金融经济当中的形成可能性逐步加大，经济泡沫的辐射程度更大，影响范围相对来说也变得更广。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现阶段金融经济发展形势的作用之下，经济泡沫问题的应对及处理更加困难与不可预见。作为导致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形成的两大根本性原因——社会原因以及约束机制而言，其致使经济泡沫问题以股票泡沫以及房地产泡沫这两种形式凸显于整个金融经济当中。有关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问题的分析能够深入探寻导致经济泡沫问题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在把握经济泡沫发展蔓延趋势的基础之上找准相应的控制措施，在确保整个现代金融经济稳定且高效运行的同时发挥经济泡沫对于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的促进作用。笔者现从以下几个方面针对这一问题做详细分析与说明。

1 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形成原因分析

依照市场经济发展状态下金融经济所表现出的发展规律来看，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当中过高的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性问题无疑是导致金融经济体系当中经济泡沫问题得以频频出现的最根本原因。在整个金融经济市场中，虚拟经济占据着市场行为的主导型地位，实体经济在该种形势作用之下的发展严重受阻，从而表现出包括挤压、限制以及反弹在内的多种行为。以上行为所导致的最终结构在于金融经济体系当中那部分由虚拟资本而创造的虚拟价值是远远高于同等条件作用之下现实资本所创造现实价值的。整个金融经济市场发展过程当中的良好态势看似繁荣光鲜，实则如同泡沫一般不堪一击。

在经济泡沫问题频频出现的背景作用之下，相关工作人员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方面的问题：为何现代金融市场会如此容易形成经济泡沫并导致泡沫发展蔓延的呢？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由于经济泡沫所涉及的不充分信息、非理性预期收益以及交易费用行为较为复杂，在包括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伸工具的应用过程当中，整个现代金融经济市场的运行发展长期处于同实体经济相背离的发展状态之下。然而对于金融市场当中的实体经济而言，其最根本的决定性基础——成本价格并非金融市场当中预期定价经济模型的参照依据。这一问题最终导致了整个金融经济市场当中的泡沫性经济问题频频产生。我们必须肯定的是：这种经济泡沫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整个现代金融经济的建设发展，同样也促进着整个金融市场当中资本的集中。然而我们更应当认识到的一方面问题在于：无论经济泡沫对于整个现代金融经济的推动作用有多么显著，其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虚拟式经济的一大构成部分，过渡的泡沫经济发展最终毫无疑问会给整个金融经济市场的稳定运行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从上述分析当中我们可以得知社会因素以及约束机制因素对于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问题形成并发展的最根本原因。笔者现对其做详细阐述。

1.1 社会因素。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迅猛的这一阶段当中，整个现代金融经济建设发展较为繁荣且经济建设所处的整个宏观空间也比较宽松。换句话来说，如此宽松且低风险的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资金炒作问题，往往也正是商品经济的周期性萧条时期以及金融市场银行存款利息下调的双重作用。在以上两种方式的作用之下，消费者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整个经济市场当中那部分闲散资金在此种刺激性方式作用之下会全部投入金融市场当中那部分增值保值潜力最优化的资源当中，从而为经济泡沫的发展蔓延提供了社会基础。

1.2 约束机制因素。在现代金融经济发展背景作用之下有关经济泡沫问题形成并发展的约束机制不够健全，相应的调整及控制措施落实不够到位。换句话来说，在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当中，针对整个现代金融经济当中那部分表现出存在引发泡沫经济潜在可能性的投机活动应当加以全面监控与督查，然而这一工作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特别是对于投机活动当中贷款支付问题的监控机制还未能够落实到实处，相关工作人员自然而然的将由投机行为所带来的繁荣虚假影响始终金融经济中的一大构成部分，从而导致经济泡沫蔓延迅猛。

2 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表现形式分析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经济市场而言，经济泡沫最典型的两种表现形式为股票经济泡沫以及房地产经济泡沫。首先，对于股票经济泡沫问题而言，由股票市场价值与内在投资价值之间的差额所构成的股票市场泡沫同经济泡沫在整个现代金融经济中所表现出的金融资产总量、经济总量以及泡沫绝对额指标大小均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价格能够在供求关系的变化作用之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对于金融经济市场当中的股票市场而言同样如此。假定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过于充足，金融经济市场当中股票所反映出的票面价格的大小与股票发行公司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经济泡沫所掩盖，并最终以市盈率的变化趋势表现出来。对于我国的股票市场而言，受到股票投资行为主体迅速掘进因素的影响，这些投资者希望应用金融经济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的社会力量辅助其发展“下线”。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未来金融经济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期的当中，我国股票在经济泡沫问题背景之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确保股票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规范化；其次，对于房地产经济泡沫问题而言，经济泡沫的这种表现形式具备了供求关系失衡以及交易成本低廉等诸多特性。房地产作为现阶段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和心载体之一，其是否存在经济泡沫，经济泡沫的程度如何，应当成为相关工作人员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在于：房地产销售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工薪阶层需要在30~40年的储蓄实践之下购得住宅。与之相对应的是，前几年兴建的住宅或是写字楼至今仍未完成销售指标。从生产要素的构成角度上来说，高度密集的人口与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最终必将导致房地产经济泡沫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3 结束语

对于现代经济社会而言，经济泡沫的复杂性并非单单体现在金融市场资产运行独立性规律的复杂角度之上，其更深层次的蕴含在整个金融系统的内部脆弱性问题当中。这种看似繁荣的现代金融经济发展形势的背后潜藏着整个金融实体发展诉求成为泡沫的可能性。避免并逐步控制现代金融经济当中经济泡沫问题形成与深化的最根本途径在于为金融经济市场提供强而有力的实体经济支撑。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一个方面的问题：对于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态势而言，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泡沫能够起到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然而若不针对这种经济泡沫问题加以合理控制，整个金融经济体系的发展就会被这种经济泡沫所垄断，这对于整个现代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而言是极为不利的。本文针对现代金融经济背景下的经济泡沫这一中心问题做出了简要分析与说明，希望能够为今后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

参考文献：

[1]刘玉峰.张亮.刘丹等.我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形成机理与区域性特征[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26.（04）.96-101.

[2]袁钢明.日本经济泡沫兴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兼论日元升值的正面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7.（04）.53-63.

[3]王光俊.论中国经济泡沫形成的特殊性——以楼市和股市为例[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04）.63-67.

[4]郭沛.21世纪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与经济泡沫度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0.

泡沫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性交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性交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性交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 2007 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 17 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

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 20 世纪 30 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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